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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型早期:計劃經濟時期(1978年-1991年)1978年黨的制定的經濟轉型方案,轉型以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為起點。路徑是先農村再城市;先針對體制外部再針對體制內部;先對國有企業進行經濟機制的改革,再對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改革。這是我國獨有的改革路徑,后來證明這種漸進式轉型的方式奠定了我國經濟轉型的基礎,為轉型的成功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這一時期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主要內容是轉換企業經營理念和機制,推行承包責任制,以解決兩權分離為核心目的,重新塑造微觀經濟。
(2)轉型中期: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確立(1992年-2001年)1992年黨的十四大會議正式確立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的經濟體制,從此以后,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由計劃經濟體制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轉型取得里程碑意義的成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隨著計劃、外貿、金融、投資、財稅五大體制改革的完成,我國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起來。
(3)轉型深化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時期(2002至今)2002年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第一年,在全球貿易的助力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下,我國經濟轉經進度逐漸加快,形成國際化競爭,國家對企業的發展和定位作出相關調整和要求,主要以國有控股,進行國企法人治理建設和多元化產權改革,擔負起對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使得我國市場經濟進入成熟階段。
二、國有企業管理創新特征
我國企業管理特征比較鮮明,不同地區的企業管理模式差別非常大,而且國家與企業在管理創新上發揮的作用也有差別,總體上講,我國的企業管理創新在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創新過程也大相徑庭,但是我國改革創新的方向始終是以市場經濟作為主導方向
。(一)企業管理創新制度具有多元化特征
企業管理制度創新和改革應該服從市場經濟目標,但是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中管理創新的形式應該向不同的方向發展,這種管理創新多元化會成為我國經濟朝著多元化和多樣化方向發展的體現。
(1)由于我國地大物博,在歷史和自然環境等因素作用下,我國不同的經濟地理區域會形成產業結構上的區別,這樣的差異會帶來生產工藝和資源組成的不同,面對不同產品帶來的市場結構和環境,不同企業對產品組合和產品價格的制定也會有很大差別,導致企業管理的方法和目標不一樣。比如,生產工藝繁瑣的企業都重視技術層面的創新,市場競爭力大的企業會根據收益情況,在節約成本上進行創新。
(2)不同行業根據自身生產規模、技術層面和綜合實力,在管理創新上也有很大差異。概括來講,資本密集的企業把企業管理的中心放在財務管理上,通過提高收益率、降低投資風險實現企業管理制度的改革。勞動力密集的企業通常會以勞動雇傭和規范員工管理制度為核心,通過對員工的規范化和法制化的手段當作企業管理創新的出發點。技術密集的企業會把重點放在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來增加企業實力,與金融業類似但性質不一樣,金融業是以引進先進現代化電子商務平臺來降低投資風險和投資成本。因此,不同行業形成的管理創新的重點都取決于企業自身的成本結構。
(3)企業管理制度創新根據企業的所有制不同,創新方面也有所不同。大中型國企在創新制度過程中注重于處理經營者和所有者間的關系,增強所有者監督力量,以防出現產權虛置,作為國企創新目標,公有產權具有分散性,公有制的企業產權不可分,在這個背景下,產權容易發生虛置的問題,內部人逐步會控制整個企業,所以這個問題是當下創新制度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而民企通常都是依靠家族力量維護和運營,科學化建設不到位,存在權責不清的可能性,所以有限責任很難確立,導致許多民企形成效益低和管理亂的局面。所以,我國家族制企業的管理創新應該以適應我國社會結構、以市場為導向進行改革創新。
(二)企業管理創新具有漸發性特征
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漸進改革和創新。宏觀上,我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很漫長;微觀上,企業管理創新必須存在這樣的內在特質。隨著經濟社會的漸進性發展,我國企業管理創新隨之穩步進行。我國企業管理制度曾經歷過放權讓利改革、承包責任制改革、稅務改革和產權改革等各個階段。在改革開放社會轉型初期階段,國家宏觀提出計劃經濟的概念,承認企業是商品獨立生產者,否定超前經濟理論。隨后,我國企業管理制度由計劃經濟管理模式逐漸轉變為獨立、自負盈虧的經濟管理模式,企業的經營權力依然很小。隨著人們思想認識的逐漸提高,認識到了市場因素的重要性,價格機制成為了經濟轉型的核心問題,怎樣可以將國家統一產品價值轉變為受供求影響配置產品價值成為當時經濟改革的主要問題。緊接著,價格機制逐漸的改變了企業管理模式,內容主要是以收益機制為核心,以市場為主導方向,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國有企業管理改革的新趨勢。為了企業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模式,我國實行承包制和利改稅務的措施,其目的是價格機制和成本收益機制可以對企業的決策產生一定影響,使企業有活力,可以帶動地區進而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發展。現如今,我國的企業管理創新和轉型工作仍然是以企業產權改革為主導,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其核心目標是以產權關系來進行資源配置。
(三)企業管理創新具有自發性的特性
我國的企業管理創新自發性特點比較明顯,所謂的自發性是以個體需要為主體導向,行為上不完全迎合國家法律和政策的一種特性。企業管理模式的創新是我國單獨的企業對國家法律和政策的突破,在改革開發道路上表現的比較突出,我國企業管理創新自發性最好的表述就是先改革,再探究改革方向。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體制不完善,方向也不明確。而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經濟改革當中已經實現社會主義計劃管理模式,并且逐步向市場經濟模式轉變。我國曾經在學術界也討論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因我國企業總是遵循陳舊的教條,當時沒有明確的改革方向,但是在改革發展不斷探索的道路上,我國企業管理人員突破了陳舊的管理模式,進行大膽創新,逐步脫離國家直接進行行政控制,以利潤和價格作為經營方向的杠桿。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在沒有把企業當作獨立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需要重視市場的價格、利潤、供求規律,而不是直接等待上級指令,每次突破原有體制都會給改革增加一份動力。我國企業管理制度創新的內在特色就在于改革過程中管理人員首創主觀上的能動性,在改革過程中不斷的完善和修正,國家在認可的同時也在完善相關的政策。
三、國有企業管理動力機制
企業管理制度的創新首先應當考慮的因素是利潤,因為企業就是將利潤最大化作為目標來運營的經濟組織。我國擁有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歷史背景,導致國企管理創新具有相對復雜的動力機制。國企開展管理創新的動力與市場環境和體制環境息息相關,不同轉型時期的體制環境、市場環境、國家政策影響了企業管理創新的動力機制。
(一)轉型早期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
國企管理創新系統在轉型早期主要由國企改革因素、體制因素、市場調節因素以及國企自身因素等構成。這些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不但形成了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生成機理的基本因素,而且決定了國企管理創新系統在這一時期的基本屬性。這一時期,我國經濟轉型處于起步階段,宏觀經濟體制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這樣的經濟體制決定了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和管理方式,發揮主導作用的還是國家行政力量。在這種體制和格局下,國企在管理創新上主要是典型的以服從和響應為主,從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源考慮,雖然是計劃經濟體制內部改革,畢竟從體制上引入了商品經濟,這在客觀上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向,明確了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目標。先后國企經歷了兩次帶有市場化取向重大意義的改革:承包責任制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這兩個機制形成了國企管理創新機制的雛形,為企業管理創新的啟動和發展奠定了體制基礎。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企的基本屬性是國家行政的附屬物,國企內部的管理創新機制是次要的存在,只能從屬和響應,而存在于國企之上的政府才是支配管理創新重要推動的力量。所以,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的主導是政府的強力推動,這是轉型早期企業管理創新的顯著特征。
(二)轉型中期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的發展
由于這一時期宏觀經濟體制發生質的變化以及國企改革政策的逐漸成熟和深化,國企管理創新系統發生了巨大變化,將市場化管理作為國企管理創新的主要方向。國企管理創新系統在轉型中期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創新系統構成要素和創新系統組成結構。這一時期的國企創新系統由創新環境和創新實施主體兩個部分組成,其中,創新環境的改變主要是初期的計劃經濟體制改為市場經濟體制,國企政策成熟,市場競爭力的出現等;創新實施主體指的是開展管理創新的國企,從創新動力機制上分析,可以細分為多個要素的組合體,這些要素包括開展創新國企的身份、數量、管理水平、經營狀況、未來發展愿景等,與轉型早期比較,企業管理創新系統構成的要素明顯增加了。不僅如此,創新系統構成的性質和組成也產生了質的變化,先經歷了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隨后經過金融、投資、計劃、外貿和財稅五項改革使得我國完善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徹底的改變了國企的生存環境和地位,國企經營活動轉變為以市場交換作為活動方式。經過這次質變的轉型,非公有制經濟迅猛的發展,打破了國企壟斷的格局,出現外資、非公有制和國企三足鼎立的競爭局面,對國企改革的深化起到了促進和推動的作用,為了占據市場影響力在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重大突破。這一時期起,以政府推動和市場驅動雙層導向為主題,是國企為利益越來越自覺的進行管理創新,這種成熟的創新動力機制使市場化管理徹底的進化,成為了現國企的基本范式。
(三)轉型深化期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的突破
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進入了完善和深化階段。雖然國企創立創新環境要素和組成要素沒有太大變化,但還是從內涵上改變了很多,從調查情況來看,新時期的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是外部環境和國企自身相互結合產生的,其發展方向也是互相影響和作用的。首先,國企的創新方式和指導思想明確,并確立了科學發展觀,將發展方式的轉變和追求可持續發展作為創新主要任務。其次,政府極力推進的國企戰略目標很強,管理思想先進,發展理念比較明確,在財力和行政的支撐援助下,為管理機制的創新建立雄厚的力量,促成了國企管理創新由自覺主動創新轉變為自主深度創新。最后,國企在創新過程中,不斷發現自身的矛盾和問題,追趕國際水平的同時展開攻守兼備的理念,盡早解決漏洞也是為了將來不會出現更嚴重的失誤,為企業管理創新的穩步深入奠定基礎,將國企管理創新的愿望演變成管理創新的深化活動。總而言之,國有企業通過管理創新帶來的動力機制,不論是在管理運作特征上,還是組織結構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與變化,這些變化為國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四、結束語
〔釋義〕 本條規定的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目的。
本法的直接目的是反對不正當競爭,與此相對應的是鼓勵與支持正當的競爭,因此,本法的立法目的具體說來是:
(一)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我國實行幾十年計劃經濟的實踐和世界現代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是不適應社會主義各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的,必須對原來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改革的最終選擇。
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行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映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以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是有重大區別的,兩種經濟體制的不同主要是:
第一,市場和計劃所起的調節作用不同。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發揮的是對經濟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主要是通過市場作用來自行平衡供求,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但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它有種種局限性,因此政府計劃的調節是必要的,政府是起著高層次的調節作用。也就是說凡是市場能解決的由市場來解決,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由政府來解決。計劃經濟體制則是政府通過計劃支配一切,對資源進行直接配置。但由于政府力量還不夠,計劃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無漏。所以還需要市場起著拾遺補缺的作用。
第二,經濟運行方式不同。市場經濟的運行是遵循價值規律,在競爭的環境中進行的,市場機制的核心是競爭。計劃經濟的運行是靠行政命令,通過國家下達的計劃或配額進行的,因此基本不存在競爭。
第三,微觀經濟基礎不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微觀經濟基礎是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企業,企業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微觀經濟基礎是政企不分,沒有經營自主權,不能自負盈虧的企業,企業是政府行政部門的附屬物。
第四,經濟活動的界限不同。市場經濟中的各種經濟活動是以法律作為界限的。只要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企業、個人、政府行政機構按照各自的權利、義務發揮作用。因此,市場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是法制經濟。計劃經濟體制下則是以計劃作為經濟活動的界限,任何違反計劃的行為都是不允許的。
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正在從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實行市場經濟就要遵循商品活動的價值規律,從而實現對社會資源有效、合理的配置。而價值規律的實現是離不開競爭機制的。價值規律這種調節資源和經濟活動的作用是通過競爭來實現的。因此,競爭是市場活動的核心,是市場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最重要的調節器,其作用主要是:
1.資源配置作用。市場經濟對資源的合理配置是通過競爭機制來實現的。在競爭作用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社會資源的配置就會向最有效的領域傾斜。因此,競爭是勞動力和資本的引導者。通過競爭作用不斷地調整著生產要素在總的經濟領域里的流動方向和數額比例,以便提供更多的為消費者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
2.利益分配作用。經營者通過市場競爭,以自己的產品和服務占有市場,才能將產品轉化為商品,實現經營者的利益和對社會的貢獻。只有市場競爭中兌現的效益,才是收入分配及企業盈利狀態的根本尺度,也是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3.發展動力作用。市場競爭給企業以強烈的刺激和壓力,使企業處于不進則退的環境中。競爭雖然給企業以壓力,但這也是一種生存和發展的動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沒有競爭的壓力,因此也就失去了應有的活力和前進的動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斷地面對市場的需求,改進技術,降低成本,提高質量,改善服務,贏得競爭優勢,從而促進和帶動全社會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整個社會的經濟充滿活力。
因此,競爭是市場經濟最活躍、最核心的因素。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運行機制。如果社會經濟生活中競爭遭到排斥或者削弱,那么市場機制就要出現結構性的、全局性的障礙,市場經濟秩序就將發生混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能順利發展。因此,通過制定《反不正當競爭法》,維護和促進競爭,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二)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
競爭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樣具有兩重性。在競爭作用下,可以產生積極的企業行為和社會效果,推動市場經濟健康的發展;同時由于利益動機的影響,同樣也可以產生消極的企業行為和社會效果,使得一些經營者企圖不通過自己的正當努力和商業活動來獲取市場中的競爭優勢。例如,采取假冒他人商品的注冊商標、包裝、裝潢或標記,企業名稱和姓名等行為,采取不正當的有獎銷售行為推銷產品,造成與產品質量、價格、服務毫無關系的競爭優勢。在我國現實生活中,不正當競爭行為不但存在,而且有些已經發展得相當嚴重,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不正當競爭行為相當普遍。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各類市場活動的主體都有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
第二,在各類不正當競爭行為中,制售假冒商品,制作虛假廣告,不正當的有獎銷售,商業賄賂等行為表現特別突出,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幾大“公害”,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經濟秩序,給其他經營者和廣大消費者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第三,在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中,搭售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條件從事市場交易的行為,串通投標行為,地方經濟封鎖和部門壟斷等行為,是我國市場活動中所產生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這些行為排擠競爭對手,限制市場競爭,抑制市場應有的活力,對市場機制的破壞性更為嚴重。
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制定和實施,對市場競爭行為進行了法律規范,對一切公平競爭進行鼓勵和保護,對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要制止和懲罰。法律保障經營者在市場活動中公開、公平地進行競爭,鼓勵誠實的經營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市場優勢,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使市場活動始終保持競爭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使競爭始終成為企業發展的動力,帶動整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
物質產品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人類要生存就必須進行生產,而要進行生產就必須把各種生產要素結合起來。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大體可以分為兩種:直接結合和間接結合。實行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體現于原始社會經濟、個體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在現實經濟討論中主要專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實行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從原始社會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人類在生產中逐漸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又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現代社會化太生產中,分工已相當細化,分工的細化就要求社會生產必須在全社會范圍內共同來進行。生產要素的兩種不同結合方式就是人們在全社會范圍內組織社會生產而采取的兩種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觀點,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消除了通過占有生產資料而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使勞動成果全部歸于勞動者,從而極大地激發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國家還可以在全社會范圍內統一安排生產,從而避免了經濟危機的發生。所以說,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要優于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但是,實踐證明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
在現實世界中,相對于人類需求,各種生產要素總是稀缺的。人類從事社會生產就必須把相對稀缺的各種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以生產出能使人類需求得到最大滿足的產品,這就是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完成的。但是,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并不完美,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如壟斷、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價格機制對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價格形成不完全,使價格產生滯后性和自發性,從而使市場對經濟的調節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經濟波動為代價。正是出于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缺點的認識,提出了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來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就好比是一個城市的交通問題。對市場經濟體制來說,市場上的各種生產要素就相當于一個城市中不停流動的人,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選擇自己的最優路線。在這種情況下,個別街路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人流擁擠的現象,交通可能產生堵塞,嚴重時還可能會使整個城市的交通陷于癱瘓。計劃經濟體制的原理就好比計劃當局為每個在城市中流動的人都設計出各自的通行路線,這樣就可以使整個城市的交通系統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會出現交通堵塞。但是,很明顯,計劃經濟體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個人的個人偏好是不同的,計劃當局設計出的路線對每個人來說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線;其次,要為每個人設計出通行路線,計劃者需要收集和處理大量的信息;最后,為了使計劃得以實施,還需要對每個流動的人進行監督。所以,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即使花費巨大的成本,計劃當局的工作也是很難圓滿完成的。
由此可見,雖然市場經濟體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現有的條件下,發揮它在配置生產要素上的基礎性作用,同時用經濟計劃來克服其缺陷,把兩種生產方式的優勢有效結合起來應該是發展經濟的最佳方式。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
產品生產的方式決定了產品分配的方式,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是通過價格來實現的。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的就是要讓價格形成經濟主體的收入,使追求價格收入成為經濟主體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同時讓價格反映市場的供求狀況,從而使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得到合理配置,促進國民經濟高效協調發展。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通過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認為,各種生產要素在產品生產中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根據它們的貢獻大小進行產品分配應該是既簡單又順理成章的。但是,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具體如何計量呢?邊際主義認為,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決定了它們各自的價格,也決定了它們在生產中的貢獻,從而價格就形成了各種生產要素的收入。其實,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發揮作用,每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體到每種要素做出的貢獻大小是根本無法測量的。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并不具有決定基礎。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有機構成時指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生產過程中各種投入的物質比例關系,商品的社會需求最終會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進而影響到要素的價格和供給。
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難區分各個要素具體做出的貢獻大小,更不可能根據其貢獻大小來決定它們的價格。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如果某種生產要素供過于求,其價格就下降;供不應求,其價格就上升。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某種生產要素供求平衡時,它的價格又由什么來決定呢?例如,某種生產要素在供求平衡時價格為3,為什么不會是5呢?這是由于各種生產要素在商品生產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這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定為5,社會對這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就會下降,它的價格就會降低;與此同時,其它要素的社會需求量會上升,價格會提高。由此,各種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都會發生變化,相對價格會做出進一步調整,從理論上講,最后的價格將會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在一定時點上,我們假設社會對每種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設社會的物質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則社會對每種生產要素的需求也將是一定的,相對于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不變的生產要素的供給,生產要素就會具有一個不變的價格向量。根據宏觀經濟學的國民經濟統計原理,貨幣需求量乘以貨幣流通速度應該正好等于社會商品的貨幣價值總額。如果貨幣供給量比貨幣需求量大,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就會上升,上例中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可能就會變成5,而不是3。按照比較靜態理論的觀點,貨幣供給量的大小只會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價格和商品價格的數值變化,而不會對市場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相對價格將不會改變。但是,按照動態經濟學的觀點,各種生產要素對價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據價格的變化進行調整所需要的時間千差萬別,貨幣供給量的非正常變化必然會扭曲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從而引起經濟的波動。不過,從長期來看,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還是會趨向于達到一個穩定的向量,這個向量是作為趨勢而存在的,各種生產要素通過這一價格向量進行產品的分配。
三、市場經濟發展與貧富分化
在市場經濟中,產品的分配是通過生產要素的價格來實現的,由于每個人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數量不同,所分得的產品數量必然就會不相等,從而會出現貧富分化,這是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其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同樣會出現貧富分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分配的對象是個人消費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就是根據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參加勞動就不能參與分配。對于每個勞動者,由于個人的自然稟賦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較遠,他們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必然不相同。“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個人分得消費品的數量必然不相等,從而在社會中會出現貧富差距。不過,也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激勵每個勞動者努力從事生產活動。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沒有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國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認為當時的GINI系數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當時并沒有實行真正的按勞分配。在我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準確計量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存在著極大的困難,按勞分配中的“勞”無法得到體現,所以當時執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每個人所分得的消費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會中當然沒有明顯的貧富差距。從另一方面講,即使假設信息技術高度發達,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可以計量,按勞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據是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每個勞動者的自然天賦、個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統一認為是取決于個人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特點決定其本身是很難迅速積累的,并且也很難進行代際之間的遺贈,所以按人力資本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不會太大。與此相反,在市場經濟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特別是資本參與分配,所導致的貧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資本參與收入分配使資本可以進行自我積累;其次,資本可以通過資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壯大;再次,資本可以在代際之間進行遺贈。所以,每個經濟個體之間在資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從而在產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差距還有可能越來越大。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尼茨(Kuznets,1955)對市場經濟中的貧富分化現象進行了數理統計分析,認為貧富差距的趨勢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倒U型。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會逐漸變小。庫茲尼茨認為,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個因素是農村地區分配的平等程度要遠高于城市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會在整體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個因素是社會的積累和儲蓄主要集中在少數高收入者手中。這些儲蓄又成為高收入者獲得收入的手段,導致下一個時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沒有抑制因素,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會越來越大。但是,庫茲尼茨認為,社會中的確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擴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預。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政府產生壓力。政府會通過收取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以及采取多種形式的轉移支付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其次,由于城市中農村移民后代對都市經濟更強的適應能力以及維護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階層政治力量的壯大,城市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漸下降,抑制了整個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再次,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由于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新興產業不斷出現并高速增長,新興產業資產的持有者所獲得收入的增長速度要遠遠高于舊產業資產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使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擴大后緩和呈現出倒U型。
關鍵詞: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市場導向;運行框架
中圖分類號:F304.7文獻標識碼:A
1 農業技術推廣者轉變角色
近些年來,隨著農業技術不斷推廣,推廣者、運用者處于特定環境中,按照農業生產、互動過程,有機平衡農業需求、技術。隨著農業技術不斷推廣,不同主體、客體的關系也不同,主要分為市場經濟、計劃經濟體系兩種推廣模式。
1.1 處于計劃經濟體系下,推廣者作為技術推廣主體
技術運用者是農民,處于一種客體地位,推廣者承擔主導角色,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推廣形式。而按照這種形式,政府為滿足農業發展需求,會增加土地生產力,為消除農村貧困,確保糧食安全,政府承擔所有推廣成本,然而政府農業技術推廣成本投入較少,對農業技術推廣造成嚴重阻礙。同時,農業技術推廣缺乏激勵機制,而農業技術作為農村稀缺資源,政府推廣部門選擇效率優先方法,將有限資源推廣給農民技術員、示范戶、社區領導等技術能人。
1.2 隨著計劃經濟逐漸轉向市場經濟體系,主體與客體需轉換角色 處于市場經濟體制中,農業屬于農業技術最終用戶,農民應處于主體地位,農民掌握了農業技術,獲取預期效益,方可真正發揮農業技術價值。在我國諸多農村地區,受到計劃經濟體系影響,無法適應市場經濟體系,隨著農業技術推廣逐漸改革,卻未涉及機制、體制等問題,未發生根本性轉變。處于市場經濟體制中,若我們尊重農民主體地位,推廣者轉變為客體地位,在推廣過程中,以農民技術需求為導向,圍繞農業發展為核心,使農業技術商品化,推廣者作為技術銷售者,采取各種方式,使農民成為技術用戶,構建新型共同利益體系,促進技術推廣有償化,與市場運行模式、運行機制相適應。
2 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農民主體地位
目前,以市場為導向,促進農業技術推廣市場化,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市場化作為農業技術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推廣體系改革的既定方向。
2.1 推廣體系發展、運行整體框架
在農業技術推廣過程中,可采取“研究、推廣、應用”模式。處于市場經濟體系下,農業技術應用作為農業技術研究的決定性因素,推廣作為農業技術研究、應用的紐帶,推廣、消費與應用三者是一種三角關系,屬于一種互動過程。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農業生產不再是單純產量追求,更加注重質量、效率、產量與效果的綜合目標,而該種生產目標呈整體性、多元性特點,需依靠生產利益機制,實現三者有機結合。
2.2 提升農民技術應用水平
處于市場經濟體制中,農民作為技術應用者,隨著市場經濟水平不斷提升,農業技術需求隨之增加,卻缺乏技術應用、技術提升途徑,對技術有效需求不足。在農業推廣過程中,農民主體地位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在推廣互動過程中,農民仍然是一種弱勢地位,嚴重阻礙了農業技術推廣。所以,需采取有效措施,不斷提升農民技術應用水平,提高農民的技術需求,進而提升農民農業技術應用水平。
2.3 提升推廣者推廣能力
在農業技術推廣過程中,因機制、體制原因,推廣者缺乏市場推廣能力,無法實現農業技術市場化與商品化,缺乏市場競爭、市場服務意識,不管是個體還是群體,農業技術推廣效率不高,主要是因為推廣者能力不高。所以,隨著計劃經濟體系不斷改革,在新型市場推廣體系中,需保證推廣者自由度,不斷提升推廣者推廣能力。
3 農業技術推廣應用環境整體性
處于市場經濟體制中,農業技術體系運行呈現開放性、多元化特點,主要有農業市場導向,與消費者食物需求行管。所以,建立農業生產目標,需綜合產量、質量與效益。農業技術應用、農業生產是一種互動關系,兩者之間存在整體性,主要包含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因素。
3.1 自然環境
可以說,農業技術推廣與應用,需依靠自然環境,且受到自然環境制約。所以,處于不同自然環境內,適應性開發農業技術,加強推廣者、技術研究者的合作。在資金投入、物資投入前提下,農業技術應用具有一定自然風險,特別是旱澇、風雪等自然災害,必然影響農業技術應用。因此,在自然風險抵御能力較強區域,方可大范圍推廣農業技術。
3.2 社會環境
立足社會環境角度,農業技術應用需依靠人與人的關系,我國諸多農村地區,農民社區地位高低,決定了農業技術應用能力。所以,技術能力獲取技術資源,也獲得相應資源,擴大了技術應用兩極化,進而擴大了農村貧富差距。因此,立足社會環境角度,需確保農戶技術應用的市場競爭格局,面對復雜、激勵的農業市場,需協調農村人與人的關系。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現階段,我國農業技術經費不足、推廣者素質不高,技術研究不合理,導致農業技術推廣效率較低,嚴重阻礙了農業經濟發展。因此,在市場經濟體系下,需立足整體框架角度,平衡推廣者、研究者、應用者的關系,使其連接成一個有機整體,不斷提升推廣者推廣能力,使農民技術應用水平得以明顯提高。
參考文獻
[1]簡小鷹.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以市場為導向的運行框架[J].科學管理研究,2006,24(03):79-82.
關鍵詞:體制機制;資產經營;自負盈虧;利潤;國民經濟核算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1-0015-06
我國當前經濟體制仍然處在不斷變化和改革的過程當中。整個經濟體制模式在發展中出現和形成了一些帶有階段性標志的特征。計劃與市場經過兼容、結合和過渡,形成了特定的經濟模態。分析計劃與市場的構成和結構,可以客觀認識當前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有利于確定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的走向和政策的制定。
一、計劃體制特點及其與市場體制的關系
當前對我國經濟體制在認識上的差別還是非常大的,這其中的原因是對計劃與市場觀念理解的差距。認為計劃經濟已經從當前經濟體制中消退的觀點的主要根據是指令性計劃的退出,這個觀點是不全面的,因為計劃經濟不等于一個單純的經濟計劃,計劃是一個體制概念。計劃體制包括四個構成方面:指令性計劃、經濟行政體制、公有制制度、地域管理[1]。因而,為了客觀分析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完全有必要對當前經濟體制類型的構成要素作出更為確切的分析,從而分清其體制要素的構成成份。
(一)作為指令的宏觀經濟計劃
從1980-1994年指令性生產計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4.5%[2],可見計劃指令性生產已經接近消失。有人據此認為我國當前經濟體制中計劃經濟已經退出,目前實行的基本是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認為計劃指令已經不存在的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觀念:計劃經濟體制對整個經濟的指導和管理包括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宏觀層次指的是整個國民經濟,微觀層次指的是經濟實體。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所謂指令性計劃已經不存在,實際上指的是對微觀企業實體的指令性控制已經不存在,而作為我國五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國民經濟宏觀指導和管理仍然存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率仍然是政府經濟管理能力和任務的主要指標,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按照一定速度增長仍然是各級政府的經濟責任。各級政府仍然按照國民經濟總體發展要求提出本地區符合總體增長要求的計劃速度,有的甚至在本地區行政區域內實行經濟增長末位淘汰制,凡是當年不能實現增長目標的,要追究行政責任。因而,政府部門為了實現經濟發展計劃目標,對國有經濟和投資進行過度干預,要求地區或行業性生產總值的增長達到指標要求,催促生產總值的擴大累計是不可避免的。
(二)計劃體制行政架構
計劃經濟不止是政府對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作出的計劃要求,它還擁有為貫徹這種要求所必備的經濟組織結構和運作方式。這種經濟組織模式特點與市場體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一切經濟單位必須附屬于政府的行政機構,或者說就是經濟機構的行政化隸屬關系,而不是像市場體制那樣經濟機構是無行政隸屬關系的獨立機構。雖然目前政府已經減少了相當一部分對口各個行業的行政管理部門,但經濟機構在名義上的隸屬關系仍然存在,基本的架構仍然是單位行政歸屬和行業歸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機構要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作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作為組織機構的自是虛擲的。同時,經濟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實體經濟機構上面,事業單位體制改革還沒有作為正式的題目,因而目前的事業單位就是更典型的行政機構附屬物。由于計劃體制下事業單位性質的行業范圍歸屬得過大過寬,許多本來在市場體制下不屬于公益事業的行業也都劃分到了事業性質里面,造成許多行業至今實行事業單位的政府附屬體制,一直不能夠按照市場機制運作,致使整個行業發展緩慢。
(三)財產所有權制度仍然是公有制占據主導地位
所有制既是經濟體制的基礎構成,同時也反過來折射出經濟體制的構成模式。目前雖然實行多種經濟成份所有制同時并存,私有制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國有制經過了承包制特別是股份制改造之后,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有制。但是,這些變化并不能說明我國所有制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更不能說明公有制已經不是主導性所有制形式。
1. 主要自然資源仍然屬于國有制。按照我國《憲法》和《物權法》規定[3,4],包括土地、礦藏、海洋、森林等主要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同時,一些重要的能源開發領域只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私人資本原則是禁止進入的。一些自然資源如土地等,即使允許私人資本介入開發,國家也要收取高額使用費。一切生產都離不開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如果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那么這種所有制體制就仍然是公有制體制。這與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的在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必須實行公有制,雖然有一部分不相吻合,但是它把一切生產都必須依賴的自然資源實行了公有體制,所以,我個人認為整個社會經濟仍然是公有制占據主導地位。
2. 國有制經濟并沒有發生真正的產權變革。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對公有制的理論批評莫過于指出國有制產權主體缺位和所有者模糊不清,但這個批評并沒有導致國有制財產的變賣和有計劃的私有化過程,而是產生了一個改造國有制形式的所有權模式發明,就是將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允許把公有制財產交給私人去經營,進行所謂“虛擬私有制”運作。在吸收私有制運行效率的同時,又不改變公有制性質,而是將這兩者相互結合形成國有制經濟的改革模式,稱之為“公有制實現形式”[5]。目前國有制改造中實行最多的股份制就屬于公有制實現形式之一。但是,從所有權轉移規律來說,股份是將集團性資本變成個人資本的方式,任何實體或著國家不能繼續擁有已經出售資本的股份。同時,西方國家普遍把股份制和發行股票當作出售國有制企業實體從而實現國有經濟私有化的方式和手段。這一切說明,股份制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虛擬私有制”一樣,是脫不了私有化和私有制嫌疑的。但是我國一些人不承認已經出售給個人的股份屬于私人資本所有權,認為股份制公司仍然是國有企業而不是私有化企業。這種不符合產權轉移規律的含混股份所有權說明,把股份制當作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初衷,不僅是對股份制在概念上的誤解,而且說明不能放棄公有制才是所有制形式改革的最大前提。
(四)地域管理與國際市場
計劃體制的地域管理在國際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由于經濟行政體制的不同,計劃體制國家與國際市場經濟組織存在很大的溝通障礙。2001年我國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身份加入世貿組織(WTO)[6]。這就很容易產生一個問題,這個時期我國已經進行了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并且已經有了足夠的廣度和深度,但在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中卻仍然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仍不能成為市場經濟國家間國際經濟組織的準會員國。筆者認為,確認一國經濟體制類型是否屬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標準,應當是國際公認的共同市場條約,單純國內自行理解的市場標準實際上帶有很大的片面性。
二、體制效率與體制機制和經濟規律
顯然,目前我國實行的仍然是計劃與市場各占一部分的混合經濟體制。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不僅構成要素不同,而且運作方式和運作效率也不相同。雖然至今實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已經有30年,但對于兩種體制效率不同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有必要通過對運作機制及其產生效率的方式分析來弄清這一點。
(一)計劃體制與經濟效率
計劃體制的主要優越性之一是能夠指導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實現良好的經濟效益[7],但計劃體制的運行結果卻與理論上的設想和要求有相當大的差距。
1. 投資效率低。投資失敗率高、資金浪費嚴重是體制效率低的第一表現。計劃體制時期投資虧損損失是長期的和巨大的(見表1)。
表1的統計數據說明,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六個五年計劃長達30年的時間里,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建設失敗率是非常高的。在建設投資總規模中交付使用的固定資產約在60%~80%,不能形成固定資產的失敗浪費投資占總投資額的20%~40%。也就是說,有相當一部分建設工程根本就沒有按照計劃形成生產能力就宣告失敗而“胎死腹中”,還有的長期滯留在建設過程中長達10多年形成“爛尾”工程,與建設失敗幾乎沒有區別。顯然,計劃體制并不能保證任何經濟投資能夠全部成功,政府投資同私人投資一樣具有盲目性和失算率,事實上甚至失敗率還要高于自由投資的體制。建設投資虧損巨大和失敗率高必然會導致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緩慢。
2. 經營效率低。經營業績不佳是效率低的又一表現。國有企業長期面臨經營虧損問題,說明了計劃體制的經營效率處于低下狀態。1961年國營工業企業虧損總額相當于全部工業利稅總額的1/3,到1976年國營工業虧損超過1/3的水平[8]。1978年實行放權讓利和市場化改革之后,在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的虧損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在一定時期內有所擴大,甚至相當嚴重(見表2)。
表2數據中虧損最嚴重的年份是1991年,虧損率為91.2%。如果虧損率為100%,也就是虧損總額=利潤總額,那么就是整個國有工業利潤與虧損相抵之后,利潤等于0。這種情況下,在上繳稅收之后,國有工業將是無利潤生產或經營。國有工業企業虧損問題說明,計劃體制或者國有化并不能避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是在任何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實體都有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經濟部門或者生產經營機構在完全按照計劃指令生產和運作的情況下,也不能避免虧損的發生。因為,很多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偶然事件或者意外情況,是在制定計劃的時候所不能提前預料的。當開始執行計劃的時候,企業實體的經營環境和條件,產品供求狀況等各種因素,很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而造成企業實體不能按期完成計劃任務,形成經營損失。
3. 產值產出效率相對低下。在國有與私營經濟在同一個體制內共同競爭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效率相對低下的情況表現得更加突出和明顯(見表3)。
表3數據顯示1978-1995年17年間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77.63%下降到的33.99%。產值比重下降說明即使在放權讓利和一定程度的自主經營的體制下,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和靈活性、適應性也明顯不如私營或者混合制企業,國有企業的價值產出效率不能避免逐漸下降,甚至在整個國民經濟價值產出當中退居次要地位。
(二)國民經濟核算和經濟規律
計劃體制下企業出現長期虧損從而造成效率低的原因應當有兩個:
1. 國民經濟的核算方法問題。計劃指導下的高速度增長經常是指社會總產品或者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其中并沒有將投資虧損和經營虧損在社會總產品中加以扣除。這就造成了國有企業虧損的難以核銷和長期掛賬,致使虧損長期存在,甚至越拖越大。這種不計虧損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在短時期內可能不影響產值的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對速度不產生影響是不可能的。
2. 對經濟規律的認識問題。計劃體制的經濟規律論認為,社會經濟體系由一系列的經濟規律構成,包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價值規律、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勞動生產率增長規律等各個規律。在這些經濟規律系統中,最重要的經濟規律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規律[9]。這樣,均衡發展就勢必放在經濟體制的第一位,而國民經濟全面及時的核算方式只能退居次要地位。這也是虧損不能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及時得以扣除的重要原因。
(三)經濟體制與經濟運作機制
顯然,虧損損失是造成整個國有經濟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非計劃體制的經濟制度下企業實體同樣發生虧損,經濟效率反而相對更高。這其中的原因不僅在于國民經濟的核算體制不同,更重要的在于不同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運作方式不同。
1. 處置損失的機制。經濟目標不同,處置虧損損失的方式也就不同。私有制實體的投資和經營目標是為了獲取利潤。如果投資或經營的結果不是利潤而是虧損,那么建設或經營活動會及時停止,虧損不會繼續擴大。公有財產的資產所有者是政府,而政府的經濟發展目的是如何擴大生產規模和實現計劃目標,如果企業破產將減少產值,進而影響到整個計劃目標的實現。因而,規模擴大的繼續生產從表面上看總量和規模得到了擴大和增長,但投資和經營虧損隨之也跟著擴大。
2. 盈虧自負機制。對經濟規律的不同認識,也同樣會形成不同體制的虧損處理機制。市場體制的第一規律就是投資者自負盈虧規律,而計劃體制遵循的第一規律是計劃目標的實現,并不是資產盈虧責任。私有制體制承擔經營后果的是投資人個人,如果發生虧損受到損失的同樣是具體的個人,不存在無人償付債務或承擔損失的問題,實體完全可以按照自負盈虧的機制運作,不涉及政府的責任。而公有制企業實體的投資人和資產所有者是政府,企業實體只有產品生產責任,并無資產經營責任,企業不需要按照自負盈虧的機制去運作,是否發生虧損與企業利益無關,完全是政府的責任。因而,國有實體經常出現無人愿意償付債務或制止虧損的問題。[10]
3. 宏觀國民經濟的運作機制。計劃體制在設計之初就不是制止虧損而是補貼虧損。政府彌補虧損的制度只能使得實體虧損持續下去,甚至越積越大。政府用以彌補虧損的資金,只能是其它實體上繳的利潤。這樣,就造成了國有經濟在一定時期里和一定范圍內低利潤甚至無利潤狀態下持續簡單循環生產。而私有制下的虧損實體由于及時進行破產處理,不會存在資產虧損越積越大的問題,因而具有更高的價值生產效率。宏觀經濟的投入資金,只能出自微觀經濟的積累。如果國民經濟的產值增長,并沒有帶來可利用利潤的增加,那么整個國民經濟的再投入資金就沒有來源,整個經濟就只能停留在原有規模水平上進行重復生產。這就是計劃體制效率低下和國民經濟處于停滯狀態的機制原因。
三、實現經濟體制和國民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變
不難看出,不同的經濟體制伴生不同的經濟運作機制,從而有不同的經濟效率。對效率而言,計劃體制的最終標準是產品和產值的總量增長,而對市場體制而言是有效利潤的產出。因而,要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高效發展,就必須把實現效益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目標,推動經濟體制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轉化。
(一)變單一制政府投資為多元化投資體制
1986年我國頒布《破產法》,標志著對國有企業資產進行清算和市場化改造的開始。從1994-2008年,部分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通過實施政策性破產,關閉項目6 000戶,核銷壞賬5 000億元人民幣,破產下崗人員超過1 000萬人[11]。目前,國有企業仍然占有約1/2工業資產,占用工業貸款的2/3,但創造的產值卻只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約1/3[12]。可見,破產只是減少了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并不能解決國有制經濟運作機制效率低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如果要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增加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有的比重,改變國有經濟已經不在國民經濟活躍因素當中占據主要地位的狀況,并不會取得好的效果。因而,單純依靠政府投資來帶動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經濟構成狀況。所以,要采取多元化投資體制來實現經濟增長,尤其是要放開目前仍然不允許私人和外資進入的自然資源、交通、金融、文化等產業領域,保證投資的增長而產生的持續帶動效應。
(二)改革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實現科學計劃和科學發展
國民生產總值是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范疇,又是制定經濟計劃的目標和基礎。因而,科學合理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是產生客觀國民生產總值的模式依據。市場體制與計劃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是不同的,產生的國民生產總值也不同。計劃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以產值為目標,其中并不包含資產核算的因素。因而,無利潤甚至虧損企業的產值是可以計入國民生產總值的。而在市場體制下,虧損企業會及時自動破產關閉,其產值幾乎沒有可能計入國民生產總值。這樣,由于體制不同,計入國民生產總值的內涵也不同,兩種產值沒有可比性。推行市場體制后,國有工業產值占整個工產值的比重逐漸縮小,與大量虧損國有企業破產關閉,產值不再計入總產值,使得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占有的比重大幅度縮水有直接關系,這是不同體制因素產生的結果,也是對國有經濟狀況更加真實的核算和反映。因而,要把經濟計劃建立在適應當前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要求上,更多地采用市場體制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客觀反映國民經濟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應當采取消費法國民經濟核算方式,與國際國民生產總值核算方式接軌,才能使得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與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有更為客觀的可比性。在相同國民經濟核算方式產生的客觀國民生產總值下制定出來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增長速度,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才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從而避免過快的或盲目的引導。[13]
(三)建立符合多種所有制產權規則的財產所有權制度
目前我國所有制體制和財產所有權制度已經非常落后于當前的財產占有關系的實際情況。由于長期在公有制下生活,人們對不同所有制之間財產體制的規律缺乏基本的觀念化認識。在公有制體制下,全部財產轉移和使用權關系變動都在行政體制內部進行,不存在財產易主的改變,當然更不存在所有者之間的產權矛盾。而在多種所有制體制下,財產轉移必須通過易主的方式來進行,同一個財產實體在不同財產所有者之間是排斥關系,同一筆財產不可以同時有兩個主人。這一點是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之間財產權利規律的基本不同點。這個規律從改革之初就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和重視,房產市場多次發生一套房賣給兩個主人的產權矛盾直到2008年還在發生[14],足以說明對市場體制財產規律缺乏觀念化認識的狀況至今沒有太大的改善。個人消費品私有化是我國近年來國民生活發生的重要變化之一。從1998年全面房改到2008年,全國可售公房的80%已經出售給城市居民,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達到70%[15]。變賣公有房產給個人的住宅私有化,是啟動我國房地產業市場化進程的必經步驟,應當成為國有資產股份化等啟動市場化進程的經驗和典范。現在亟需解決的問題是,是否應當在法律上明確已經出售給個人的公產,不再歸政府所有,以避免政府與私人之間發生產權矛盾,致使市場化成為虛假的形式。2007年我國頒布的建國以來第一部《物權法》,雖然對私人財產的合法地位給予了強化,但作為體制化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單純的局部經驗,還有相當長的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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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ception of System, Structure Model and Operating Pattern
Wang Xiangcheng
(Periodical Office, Shandong Finance College, Jinan 250014, China)
在我國,研究公共財政問題是近年來的事情,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在我國是否適用,也成為廣大財政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筆者擬就公共財政的一些理論問題談些自己粗淺的認識。
一、對公共財政概念的重新認識
討論公共財政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公共財政的概念。筆者認為:
(一)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對應的概念,是對政府財政的客觀要求
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財政)對應的概念,它是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廣大民眾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財政行為目的的社會公共性,是公共財政與私人財務的區別所在。從行為特征上看,公共財政是一種收入和支出活動,這構成公共財政與其他公共行為的本質區別。
顯然,我們這里對公共財政概念的定義與傳統說法有一定差異。按照傳統觀點,公共財政就是公共經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由于政府的職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公共財政幾乎成了政府的同義詞,這顯然是不準確的。在這里,我們將公共財政表述為一種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是強調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收支活動的行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財政作為政府實現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與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區別。
公共財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會公共利益和這種利益的載體棗公共需要的存在,這是公共財政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公共財政作為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共需要的實現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動,其實施主體是一定時期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條件下,主體的責任自然應該由國家和政府來承擔。因此,國家財政必然是公共財政。
國家財政的社會公共性首先是由國家和政府的社會職責和功能決定的。國家及代表國家的政府是社會管理者,當然也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體現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實現,是國家和政府的一項最為重要的職責,因此,國家財政必須是公共財政。不體現和實現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財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公共財政是對政府財政的一種客觀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
按照傳統觀點,公共財政是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它的產生和存在是市場機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說,由于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有一些自身無法彌補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來對市場缺陷加以彌補。顯然,這里是將市場經濟當作公共財政存在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表現形式。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公共財政不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特殊性質,而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因為體現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財政的共同出發點和歸屬,不論任何社會形態的政府財政都是如此,在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產力水平差異決定的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層次,以及由生產關系決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圍。
這里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即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財務的事務,它是否具有公共財政的性質,如有例外,如何解釋公共性作為政府財政一般性質的論點。筆者認為,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仍然是公共財政。在這里,主要的問題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私人的個別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狹小的范圍內,相當部分個別需要被異化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實現的形式,正是這種私人需要的個別性與其實現形式公共性的不協調,才導致了計劃經濟體制在提供私人產品,滿足個別需要方面的低效率,這種低效率正好從另一角度說明了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公共屬性。我們不能因為某種機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認機制本身的存在,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能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代行了許多私人財務的職能而否認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
(三)公共財政的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強調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是因為公共財政對政府財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確了政府財政的職責范圍和主要功能,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則將政府與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劃分。公共財政強調納入政府財政范圍的應該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務,對那些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政府只能為其正常實現提供外部條件,而不必直接參與其實現過程。因為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有其自身的實現機制,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的實現具備了充足的微觀動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實現過程;同時,個別需要所體現出的千差萬別的個體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參與其實現過程;此外,個別需要的實現完全可以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在個人之間進行,這種等價交換的過程一方面滿足了購買者對商品物質形態的個別需要,另一方面則滿足了售賣者對商品價值實現的追求。與此不同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社會公共需要的滿足很難按照等價交換原則來實現,其實現的責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擔。可見,社會成員的個別需要的滿足和實現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財政來實現,而社會公共需要則應該主要通過政府渠道得到滿足,政府財政實質上是為滿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財政。公共財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資源的范圍,即政府財政直接配置資源的范圍應該在公共需要的領域內,其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強調政府財政的社會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將政府財政與私人財務區別開來。
二、公共財政論與國家分配論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公共財政理論在我國的傳播和發展,公共財政論與在我國有廣泛影響的國家分配論之間的分歧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有些堅持國家分配論的人認為,公共財政否定了財政分配的國家主體性,是對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縮小和肢解。堅持公共財政論的人則將國家分配論當作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種落后的、過時的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是公共財政,國家分配論已經不再適應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對以上兩種觀點,筆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任何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背景,社會科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更要受特定時期、特定社會條件的制約,因此,我們很難說什么理論是先進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對社會經濟發展有一定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就值得去學習和研究,況且,國家分配論曾經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有著最為廣泛的影響,它對指導我國特定時期的財政實踐發揮過積極的作用,盡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導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實踐的管理原則和理論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內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卻仍然反映了財政活動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沒有過時。這里必須澄清對國家分配論的兩種誤解:一是將傳統理論當作國家分配論的全部;二是將國家分配論誤解為由國家統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其實,在傳統體制時期產生的國家分配論的理論觀點只是其在特定時期,根據特定的實踐背景提出的理論,而不是國家分配論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國家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繼續研究和提出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分配理論;國家分配論也不是由國家統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它只是強調財政分配中的國家主體性和主導性,在這種主體性和主導性的基礎上,國家分配的范圍是由一定時期國家職能范圍決定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國家分配論也沒有過時。
在我們看來,國家分配論和公共財政論兩者的主要觀點并沒有本質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強調的側重點,比如國家分配論強調財政行為主體,公共財政論強調財政行為的目的和范圍;國家分配論突出財政產生與國家產生的本質聯系,公共財政則突出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與私人財務在活動范圍和原則上的區別。在這種外在形式差異的背后,兩者的基本立足點卻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現為,摬普之所以成為公共財政是因為它是一種代表公共利益、實現公共需要的財政活動,在國家存在的條件下,這種財政活動的主體當然只能是國家和政府,因為國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當然代表,公共財政實質上是對政府財政職能的定位,是從另外的角度對國家財政的定義。可見,公共財政論也是以國家主體為基本立足點的,這一立足點構成公共財政論和國家分配論最本質、最關鍵的共同點。在這一共同的基本點上,公共財政并不會縮小國家財政的范圍,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的職能,因為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變化是圍繞國家職能范圍的變化而變化的,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定時期的經濟體制及由之決定的國家職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財政本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政府承擔的私人需要的實現歸位于市場,使社會公共需要和個別需要都有其穩定的、更有效率的實現機制,并建立以彌補市場缺陷,為市場機制正常運作提供外部條件的公共財政運行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對政府職能轉化的要求,也是對政府財政職能所作的合理定位,這并沒有否定財政的國家主體性,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而是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范圍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圍調整了傳統體制下政府財政職能越位和缺位的狀況,將政府財政的職責和功能規范在公共服務領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國建立公共財政理論體系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尊重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的特性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我國財政應該是一種公共財政的結論,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更應該重視政府財政的這種公共特性。對這種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取得了很多科學反映公共財政運行一般規律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因而也是我們在研究公共財政理論時應該盡量去學習和借鑒的。但是,筆者不贊同目前學術界普遍存在的一種傾向,即過分強調不同時期、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而忽視其特殊性的傾向。我們認為,由于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不同,公共財政理論所參照的實踐基礎也不相同,因而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公共財政理論也會有一些差異。我國是一個正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較低,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尚不完善,市場機制也正在發育過程中,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互補關系和相應的機制也遠未理順和形成,由此決定了我國的公共財政理論研究應該體現自己的特點。那種過分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忽視和否定其不同的實踐基礎,在理論研究上局限于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簡單傳播,甚至在表達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財政學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科學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同時,本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精神,以我國的基本國情為實踐基礎,探討和創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理論,并以此為我國的公共財政實踐提供指導,這才是目前我國財政理論工作者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
(二)重視對轉軌時期公共財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來,我國財政理論界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實踐起點選擇上的誤區,即往往將目標體制作為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按照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的一般原理,設計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管理模式,并試圖照搬這種模式去解決特殊體制時期的特殊問題,其結果當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們認為,對目標體制下公共財政管理模式的理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遠不是當前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任務的全部。目前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這種轉軌的實踐是中國所特有的,轉軌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矛盾及其表現形式既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也不同于目標體制時期,具有很多特殊規律。因此,在舊的運行系統及其管理規則正逐漸失效,新的體系及其規則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特殊歷史時期,政府財政應該實行怎樣的管理模式,面對經濟運行機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財政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政府如何應用財政手段來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在建立目標體制的過程中政府財政如何發揮積極作用等等,這些實踐問題是西方現成的公共財政理論所無法解決的,需要我們在理論上進行開創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針對性的、系統的理論,為解決實踐問題提供正確的指導。這就要求我們正確選擇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重視對轉軌時期社會經濟規律和公共財政規律的研究,使政府財政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能發揮更好的作用。
(三)重視對我國公共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
我國傳統財政學研究重點更多地局限在對財政的產生和發展、財政的本質、職能和體系等基礎理論問題上,過去形成的一些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流派也主要側重于在以上基礎理論問題上獨樹一幟,并沒有形成與其基本理論相配套的應用理論體系,使財政學這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總帶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為解決實際問題所應有的作用。近年來這種現象有所改觀,但遠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目前我們在財政應用理論研究方面存在許多問題:一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體系;二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在時間上往往滯后于實踐,缺乏必要的超前性,僅僅成為國家政策出臺后一種撚皵性詮釋;三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側重于對現行制度和體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論的創造性和客觀性;四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脫離中國的客觀實際,在理論體系和政策措施上側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財政應用理論的成果缺乏針對性。以上財政應用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直接影響了我國財政理論的正常發展,也成為我國財政改革往往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對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中必須加強對社會經濟實踐有直接指導意義的應用理論的研究,使我國財政理論體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國財政理論研究能真正發揮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應有作用。
(四)實現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由于我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向市場經濟模式轉化,因此,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管理理論和經驗成為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于,我們在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學習和借鑒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盲目和盲從的非理性現象,將正常的學習和借鑒引入歧途。這里有兩種傾向尤其應該擯棄:一是重傳播,輕研究,在自己的理論著述中往往肆無忌憚地抄襲西方理論,這不但對理論研究沒有意義,而且敗壞了理論研究的風氣;二是重形式,輕內容,僅僅將西方財政經濟理論作為一種時尚,作為一種標榜自己學識的工具,不論是否有針對性,是否適用,盲目套用西方經濟學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一些理論著述文字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讓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財政理論真正發揮其應有作用,必須強調其本土化問題,這是由公共財政理論作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特點決定的。我們要廣泛學習和吸收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但對這些理論的學習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簡單傳播,更不是將西方理論當作一種裝飾外表的花環。在這里,學習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為我所用;是與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公共財政理論。我們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并不是對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的簡單排斥,而是強調以我國的具體情況為理論研究的出發點,以解決我國的財政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體現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規律的公共財政理論體系和觀點。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首先是其實踐基礎的本土化,這一點在前面已多次強調,也就是說我們進行公共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不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經濟實踐,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實現過程。我們的研究必須考慮中國現實的生產力水平及其對公共財政的承受能力;考慮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趨勢可能對公共財政制度帶來的影響;考慮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求范圍與西方國家的差異;考慮我國的政體及其決定的政府機構規模和結構;考慮中國特有的復雜的政企關系及其對公共財政體制形成和完善的影響等等。毫無疑問,實踐基礎的本土化,是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最重要的含義,是我們在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中最應該重視的問題。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義是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本土化,這是一個容易被人忽視而又十分重要的問題。在前面我們曾經談到,目前我國經濟理論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經濟理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其著述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這不僅影響學習和研究的質量,而且也是一種不健康的文風。我們提倡在理論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漢語言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來傳導自己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寫出中國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對西方理論的翻譯介紹也應該盡可能地符合漢語言的表達方式。這實際上是對我們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財政經濟理論,并對中國國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語言來準確地表達異國的理論,也才可能在此基礎上將西方理論消化吸收為自己的東西,并發展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見,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不但是一個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技術問題,也是提高研究人員素質、端正研究作風、提高研究質量的問題。
在既定的正式制度框架下,非正式制度將對實際的制度創新進程具有重要影響,最終的制度創新過程實際上是正式制度變化與非正式制度變化的統一和互動過程。非正式制度(如、社會習俗、文化觀念)對經濟增長或者發展的影響,并不在于其與正式制度摩擦費用的高低,而在于其是否降低了、增加了人均資本投入與運用的實際的或潛在的費用和成本,還是保持原來的水平催萬田,2008)。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非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的剛性,這種剛性的強度受計劃經濟影響的深度與人們容納市場經濟觀念的程度有直接關系。計劃經濟存在時間越長,剛性越強,思想轉變越困難,新的非正式制度就越難以形成。
一、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也稱之為軟約束,是指人們在長期交往中自發形成并被人們無意識地接受的行為規范,而這種規范對行為的約束也就成為非正式約束。非正式制度從何而來?它們來自于社會傳遞的信息,并且是我們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2008)。非正式制度由于是長期演化而來的,生命力相對持久。當然,非正式制度具有兩面性,有時可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有時卻阻礙經濟和社會的進步。一般來講,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三種類型:價值觀念與道德規范、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
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如諾斯所言,“兩者都是人類互動規則,構成了一個連續過程:從禁忌、習俗、傳統到成文憲法。”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一是非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演化性,相對正式制度變遷緩慢。非正式約束解決協調問題時采用的慣例習俗等因素受文化影響較大,因而當正式約束變化時,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非正式約束并不直接隨之改變,而是具有一定的漸進性和滯后性。“從變革的速度看,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比正式制度變遷過程更長。從制度的可移植性來看,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國際慣例性質的正式制度,是可以從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的。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內含著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杜威漩,2007)二是在特定的條件下,非正式制度有時在交易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從歷史上看,在正式制度建立之前,人們之間的關系主要依靠非正式制度來維持。即使在現代社會,正式制度也只占很小的比例,人們生活的大部分行為仍然由非正式制度來約束。例如并非所有糾紛都是通過正式法律程序解決的,有時就是依靠一種獲得廣泛認同的非正式約束結構來解決;三是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之間具有形式上的可轉換性。一方面,正式制度在產生和執行的過程中可以世俗化、習俗化,成為新的非正式制度;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也可轉化為正式制度。當某一非正式制度被認可的人數超過一個臨界點時,為了避免其模糊的闡述導致實踐應用中的不當,官方往往會將該非正式制度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予以公布實施,非正式制度就成為了正式制度。
二、東北地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非正式制度障礙
對東北地區來講,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有意識形態、傳統、倫理規范、道德習慣等文化因素。這主要包括兩部分,其一是源于計劃經濟體制而形成的以意識形態為主的文化,另一部分是固有的區域文化中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價值觀念與道德規范和風俗習慣。
1 濃厚的計劃經濟意識
東北老工業基地是原有計劃體制存在時間最長,根基最深厚的地區,計劃經濟意識形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也極為深刻,有強大的主導作用和慣性,特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價值體系根深蒂固。在這些因素影響下,政府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的干預在較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同時,企業對政府的依賴心理仍然沒有徹底根除,傳統計劃經濟的“等、靠、要”的思維依然存在。這種政府與企業之間過度的依存關系導致東北人對現代市場經濟文明的接納能力較差,在誠信、公平競爭等市場經濟理念方面與發達國家甚至東部沿海地區都有不小的差距。“克服東北人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刻板守舊的思維慣性,難度在于已成為‘集體無意識’的文化心理的潛意識層面。如果不著力沖破已成氣候的‘集體無意識’文化氛圍,是煥發不出生機勃勃的創造力和活力的,這也是不少東北人在本地無所作為,而一旦到了開放地區卻可以大展宏圖的根源所在。”(王雅林,1996)
2 長期的文化惰性
東北地區的早期文化是由農耕和游牧文化融合而成,移民又使文化自南而北嵌入,具有分散性和自發性。持續多年的移民浪潮,加上原有的游牧文化,錯雜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不同于中原農耕社會的獨特文化結構:(1)生產方式粗獷。游牧文化以粗獷豪放著稱,東北人早期屬游牧民族,生活生產方式外延性明顯,缺乏中原地區精耕細作的農業方式。這加重了東北地區粗放式經濟發展的傾向,盡管這種生產方式早已不再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21生活方式悠閑。東北地廣人稀,莊稼一年一季,農民常忙半年閑半年。優越的自然環境和稀少的人口使東北人養成了靠天吃飯的農業意識,農耕文化始終未能有效轉化為商業文化;(3)家族性弱化。東北移民往往不是以家族方式遷徙的,而是以個人或小家庭方式遷徙的。所以,東北的血緣關系和家族統治比中原地區要薄弱。這些特點與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相結合形成了東北地區文化的惰性特征,思維方式趨向于不思進取,怕變求穩。文化惰性的不斷強化,客觀上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起著消極作用。
建立遵循正當程序政府,體現平等、公開、公正原則
建立責任政府,實現人治行政向政府行政轉變
行政權是憲法和法律賦予國家行政機關管理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最重要的國家權力。由于行政權具有管理領域廣、自由裁量度大、以國家強制力保證行使等特點,決定了它既是與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關的一種國家權力,又是最動態、最容易違法或濫用的一項國家權力,如不對其進行強有力的制約和監督,就有可能膨脹為恣意妄為的權杖。因此,制約和監督權力的核心,首先是制約和監督行政權。
一、我國在體制轉軌過程中尤其需要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我國由于正處于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對行政權的依賴和對行政權的制約成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既缺一不可,又呈現一種復雜的態勢。
1、體制轉軌產生行政權力真空。我國目前進行的改革開放是一個舊體制和新體制彼消此長的漸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兩種體制都在發揮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的現象。一方面,舊體制的權力格局和體系被打破,但其運轉的慣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新體制的權力格局和體系正在形成,但還很不完善。新舊體制共生共存的局面,既會產生很大的摩擦和沖突,又會在權力設定和運行上造成新的空隙,使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呈現出暫時和局部的管理無序狀態。
2、體制轉軌容易引發行政道德失去規范。在體制轉軌和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發展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全體公民、包括國家公務員價值觀念的巨大轉換,即從計劃經濟下的權力經濟、無償調撥、集權、人治、官本位等觀念向市場經濟下的公平競爭、等價有償、民主、法治、效率等觀念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絕大部分國家公務員完成了從舊觀念向新觀念的升華,但也確有少數公務員被新舊體制交錯所提供的腐敗機會擊倒,引起行政道德嚴重失范。如果我們不對少數公務員行政道德失范引發的嚴重消極腐敗現象予以高度重視,不堅決鏟除造成公務員腐敗的體制性土壤,就有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的嚴重腐敗和嚴重動蕩。
3、體制轉軌造成行政權力濫用。防止行政權力的濫用依賴于編制嚴密的監控制度之網,這是關鍵。在體制轉軌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監控制度已經大部分失效,建立在相應基礎上的行政道德也已不完全適用;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監控制度和行政道德還沒有完全建立;這就為行政權力濫用提供了條件、便利和借口。
4、體制轉軌容易導致行政責任缺失。沒有法律責任規定的法律不是法律,不承擔責任的行政機關不是一個負責的行政機關。但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從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轉變的過程中,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導致一些行政機關只享有權力,不承擔責任。
二、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行政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
建立和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行政權制約和監督機制,是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依法行政過程中面臨的一項重大而又緊迫的任務。
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以來乃至國家和政府產生以來制約行政權的全部經驗,要最大限度地遏制和防止行政權力的濫用與腐敗,就必須全面、徹底地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有限權力政府;就必須毫不動搖地推進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轉變,建立遵循正當程序和責任的政府;就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1、要建立有限權力政府。我們必須摒棄神話政府模式,代之建立社會主義的新型有限權力政府模式;即真正確立人民的權力主體地位和公民的權利主體地位,真正建立法律控制行政權、人大監督行政權、司法審查行政權的立體權力制約體制,真正形成政府……行業中介組織和社會自治組織……市場和社會的三元社會結構;從而在權力的源頭上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權的唯我獨尊,切斷行政權的無處不在,限制行政權的無所不管,轉化行政權的無所不能。
2、要建立遵循正當程序政府。行政權不僅要受到外部的限制和控制,還要受到內部行使和運行過程中的制約和監督,這就是要遵循正當程序。正當程序原則表現為以下3個子原則:一是平等原則,二是公開原則,三是公正原則。
【關鍵詞】社會轉型;法治變遷;權利本位
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完善,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社會進入快速轉型期。社會經歷著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政治變革、經濟轉型和社會變遷迫切要求法治建設作出回應,即通過分析社會轉型時期法治建設的悖離及其根源來重構新時期法治建設
一、法治建設與社會轉型的悖離
中國的改革一直以政府推動市場、政策推動法律為主角,目標是尋求短預期性和效率公平的關系。雖然保證了改革在一條平緩、靈活、追求立竿見影、機會主義和以社會穩定為前提的道路上發展,但也阻礙了“依法治國”和普遍性的游戲規則的施行。新舊體制的轉換和更替必然發生一種“傳統”與“現代”兩種體制并存和交織的二元社會結構,法治與人治的深層次矛盾變得更加明顯。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是通過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實現的。充分發揮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形成一個在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與引導下的各省市區競爭發展,從而推動全國大發展的格局。兩條路徑反映了兩種動因,一個是資源配置效率的內在要求,一個是經濟實體的利益驅動。
首先,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深層次的是利益的調整。新的利益主體和新的利益結構期盼法律規則合理、可行,執法公正、權威。然而,法治建設的話語權又往往傾向于對既得利益的認同和保障,加之,法治變遷中,既有的法律制度與價值觀念難免被懷疑、否定或被嚴重破壞,而新的法律制度和價值觀念又尚未被普遍接受,對社會成員尚不具有引導、調節和約束的力量,從而出現私權遭侵、公權擴張、價值混亂、法律沖突、人治大于法治現象時有發生。
其次,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使個人的利益得到尊重與張揚,允許和鼓勵人們在法定范圍內自由決定自己的行為、追求最大化的合法利益,同時市民社會的本質天然的要求民主和權利保障,排斥政治國家的限制與約束。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但法治建設的特點決定了法律與市場的不同步性,法律制度難以適應千變萬化的市場,法治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錯位,導致法律內在價值對市場經濟的保障效用降低。市場出現道德下滑、惡性競爭、急功近利等弊端。
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初步形成,并不等于結構的內在緊張已經消除,更不等于建設法治國家的任務已經大功告成。完善法律體系既指立法作業依然重要,也意味著法制改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另外,法治制度化的重點轉移到法律實施方面,首先是要求政府自身嚴格守法,并且防止政府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濫用裁量權。運用法律規則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保障公民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日,便是深層次法制改革啟動之時。大量的法律不斷產生,再加上這些法律為適應經濟、社會變化發展的需要,還要適時地進行修改,架構與建構的互動亟待普法建設的同步,送法下鄉、普法入戶成為時下最受歡迎的建設措施。
最后,社會轉型經歷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深刻變動,而意識形態的轉型較之于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轉型,乃是更為根本、更為艱難的部分。它支配和調節社會成員的行為,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舊的法律觀念的影響,人治觀念、權力至上等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悖的落后思想,潛移默化地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人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進而形成義務本位,無視自身權利的傳統觀念。
二、法律體系的建構與解構
西方社會走的是一條由弱勢政府到有限政府的道路,實現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有效干預,實行社會防衛主義,限制私權,放棄私權神圣的觀念,在經濟和其他社會活動中強調政府的作用。法律體系的建構是在一個自然發生學意義上的進路中實現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經歷了自由經濟狀態下的主體意志自治到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主體相對意志自由的過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在從中央高度集權的大一統計劃經濟體制,生產資料公共占有成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重要組成部分的情況下開始建構,這就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發展模式。
同時,從計劃社會向市場社會轉變,社會政策走向、社會規范與制度都以市場化為軸心轉變。市場社會的特征日益表現為社會競爭機制逐步替代少數人決定機制,審批型政府逐步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市民社會的逐步形成本質上要求由政策之治邁向民主之治、法治之治,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社會利益本位成為政府干預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價值取向,并使法治成為社會轉型期改革的戰略抉擇。
中國迄今為止的法治進程是沿著政府主導型的進路展開,自上而下地通過政府自我約束自己的權力,是一個直接導致權力資源再分配的進程,法律體系的建構與解構具體表現為多樣化制度設計的并存和互動,以及規范結構的柔性化、隨機化。這種建構模式在轉型時期能迅速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但也客觀上造成法律變動過快,穩定性不強,法律體系呈現平面化、缺乏明顯的效力等級,容易造成法律適用紊亂。
三、法治重構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