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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導思想
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和五中全會精神,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樹立“以人為本、服務為先”的理念,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充分發揮社區組織的作用,實現管理與服務的有機統一,不斷提升社區工作科學化水平和人民群眾幸福指數,為“打造千億大雙鳳、晉升國家級開發區”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二、基本原則
一是重心下移,服務基層。通過在已拆遷安置區域和西部農業生產區域實行網格化管理,撤銷村民組,用網格員取代原先的村民組長,體現管理和服務的重心下移,實現管理服務的高效快捷,社區居民反映社情民意的便捷、暢通。
二是責權統一、管理有序。嚴格落實“費隨事轉”、“權隨責走”的原則,建立健全社區管理組織體系,構建管理服務的平臺和載體,明確社區組織管理的職責和權利,切實提高社區管理與服務的能力,增強社區管理的凝聚力和親和力。
三是注重改革、體現創新。通過實行網格化管理和社區管理體制的改革,不斷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對社會管理的新要求,建立城市化社區管理模式,加快我區城市化進程的步伐。
三、組織領導
成立社區網格化管理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工委副書記),副組長:(工委委員、組宣委員),成員::(辦公室主任)、(社管局局長)、(財稅局局長)、社管局副局長)、(鳳霞社居委書記)、(鳳梅社居委書記)、(徐橋社居委書記)
領導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社管局,同志兼任辦公室主任,同志兼任辦公室副主任,同志為辦公室成員。
四、主要內容
(一)實施范圍
社區網格化管理的實施范圍為我區鳳梅家園、鳳霞苑、徐橋苑3個已建成拆遷安置小區和瑞龍花園、潤地星城、金地雅苑、半島一號、北城世紀城、恒泰阿奎利亞、力高共和城、鴻路北辰明珠、豐大金色里程、中澳花園等商品住宅小區以及西部農業生產區域等人口居住密集區。
(二)網格設置
全區暫時劃分為57個網格,其中徐橋居委會轄區劃分為21個網格;鳳梅居委會轄區劃分為20個網格;鳳霞居委會轄區劃分為16個網格,以后隨著商住小區建成后入住人口快速增長等因素變化適時調整網格布局,在大的商住小區如恒泰阿奎利亞、北城世紀城等增設社居委。
(三)網格員選聘
按照1個網格配備1名網格員標準,全區暫需57名網格員,3個社居委兩委成員均兼任網格員、社區工作者輪訓結束后回社區任網格員、商住小區由物業提供人員,統一培訓。
(四)管理機構設置
在各社居委設立工作站,實現社居委“一套班子、三塊牌子”,三塊牌子分別是黨總支、居民委員會和社區工作站,黨總支為核心,主要鞏固基層黨建;居民委員會主要是推進居民自治;社區工作站承擔原先由居民委員會負責的具體性行政事務,社區工作站設立為民服務大廳,受理各項業務,具體工作由社區網格員負責落實。
(五)網格責任人職責、工作程序和崗位要求(附后)
(六)經費和人員管理:社區網格化管理工作經費和人員工資納入年度財政預算,實行專項預算管理。
五、工作要求
(一)此次我區社區管理體制改革,是農村向城市轉型的大跨度的舉措,對我區的未來發展意義深遠。全區各級領導干部和所有參與改革的工作人員,務必要從思想上高度重視,樹立全局觀念,協調配合,措施得當,穩妥推進,確保各項改革工作圓滿完成。
(二)廣泛宣傳改革的重要意義,深入細致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解決好基層干部群眾關心的根本問題,維護好他們的切身利益,合理使用基層干部,充分利用他們管理基層的經驗,充實網格員隊伍,保證各項改革措施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支持和諒解。
網格一詞最初只是作為一種技術載體,將高速互聯網、高性能計算機、大型數據庫、傳感器、遠程設備等融為一體,為科技人員和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資源、功能和交互性。而網格化社會管理則是將這種網格的理念延伸社會管理領域中。所謂網格化社會管理,意指通過地理編碼技術、網格地圖技術以及信息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將不同街道、社區劃分成若干網格,同時將網格單元內的人、事、資源、組織等要素形成多維的信息體系,通過網格單元進行對接,借助一定的反饋系統,一旦發現問題,都能及時傳遞至指揮平臺,通知相應職能部門解決問題,實現城鄉社區的全方位和高效管理。從這可以看出,網格化社會管理顯然不僅僅是信息技術的運用,而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通過資源共享、快捷的反饋和高效的服務來應對傳統管理模式的僵化和低效問題。有媒體報道顯示,近年來,全國有眾多省份的基層單位都嘗試了網格化管理創新,例如北京、浙江舟山、上海、鎮江、四川成都以及南京的仙林等地先后都推行了網格化社會管理,也成為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領域的積極嘗試。網格化管理一出現就受到學者的關注,如童星以南京仙林街道為例,提出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重點在于組織創新,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過網格化組織創新的手段來增強基層社會管理的動力和活力,提升社區服務的水平[1];而文軍則提出網格化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城市社會管理模式,具有規范、清晰、高效、創新、綜合、統一等優點和特征[2];楊宏山、皮定均則提出網格化管理在提升政府回應性、拓展社會協作、改進管理效能方面取得了顯著效果[3]。竺乾威借助于公共管理的無縫隙管理理論,認為網格化管理的意義在于打破了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提供一種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精細的、個性化的全方位覆蓋的公共服務,重塑了公共服務的流程[4]。上述探討無疑是對現實社會管理創新實踐的及時回應,也具有一定的啟示,但卻都偏重案例研究,而對網格化社會管理的歷史背景、運作邏輯以及中國情境下其功能如何演繹加以分析,故本文將在梳理網格化社會管理這種新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求的基礎上,重點分析網格化社會管理何以發生、應具備哪些功能等議題。
二、網格化社會管理創新的歷史背景
應該說,網格化管理創新是在我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嚴重滯后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改革開放30年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統領下,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觀上選擇了正確的制度路徑之外,還得益于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創新。在一些城鄉基層單元,在經濟管理層面都嘗試了不同程度的創新,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導致我國的單位制趨于松解,以前由單位承擔的諸多職能逐步社會化、市場化;而隨著我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城鄉社區格局驟變。然而相比于經濟領域,社會管理層面的變革顯然是滯后和不足的,已遠遠不能適應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也讓傳統的社會管理陷入困境。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市場經濟對傳統社會管理體制的沖擊。戴維•米勒曾指出,市場領域和社會領域遵循不同的場域規則,市場資源配置和機會的公平原則是“應得”。在市場領域,每個人獲得的資源和機會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而確定的,而在社會領域,資源和機會是按照需求原則來配置[5]。顯然市場的場域規則不能替代社會場域的規則。只有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和社會管理可以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甚至能達成一種共贏局面:因為“好的市場經濟”鼓勵公平競爭,社會資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會管理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但我們發現在中國改革以來的轉型階段,兩者并沒有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社會管理的滯后和無序增加了市場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并沒有能通過市場化自動調節的方式來解決,并且很多社會問題恰恰可視為是市場外部性所帶來的;顯然,市場化也并沒有通過“看不見的手”自動破解社會事務的困境問題,除了市場機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帶來市場失靈現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規制包括倫理制約的現行市場體制所遵循的單一經濟理性往往帶來贏家通吃和精英結盟,并不會自發關注弱勢群體;不僅如此,缺少監管機制和價值關懷的市場化邏輯已被貫徹到社會場域中,滋生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尤其容易在城鄉基層的社區結構中顯現,也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挑戰。
其次,人口流動對社會管理的沖擊。隨著單位制的松解,個體的流動性日益增強,包括區域意義上的橫向社會流動和職業意義上的縱向流動開始出現,這些都給基層社會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垂直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原本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在我國轉型期,卻帶來了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階層固化等癥狀,這是很多社會問題發生的背景因素。同時,由于我們正處在信息化時代,因此,這種影響因素也在不斷放大,從而引起民眾的怨恨與不滿;橫向意義上的社會流動則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過一億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進行往返的鐘擺式流動,這不僅給城市的管理和服務帶來挑戰,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一些社會后果,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這就給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挑戰。
另外,行政管控對社會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來,我們一直提倡把社會領域的事務回歸給社會,讓社會組織自我管理,這樣才能讓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務,但事實上在我國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邊界有時很難分清,正如,還有兩個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會事務,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預或影響社會事務。一是對社會組織不放心,認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成長會危及社會的穩定性,或假設社會組織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礎;二是和利益有關。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管理社會事務也意味著能掌控一定的權力,掌握一定的資源,這也是一些部門不愿放棄手中權力和資源的原因。這不僅和我國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響到基層社會管理的自主性:因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區在資源和服務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區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能力,相應的社區資源也很難得到有效的動員和整合。顯然,這種行政社會下的管理忽視了“社會”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會自身應該做的事情,將社會納入行政的控制范圍,并不利于社會的成長[1]。行政管控下的基層社會不僅很難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協調,以及自我服務”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國執政黨多年前提倡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理念。
總之,隨著市場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速,社會結構的轉型,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嚴重滯后,也無法滿足基層社會的需求,更無法應對一些過渡性和增發性的社會問題,因而網格化管理顯然就是對傳統社會基層管理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回應和創新,那么這種社會創新遵循何種邏輯?
三、何以可能: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各地推行的網格化社會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數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組團式服務模式”、上海、鎮江、四川以及南京棲霞等地嘗試的“城鄉一體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網格平臺進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務把空間或地理意義上的網格進行劃分,運用網格地圖技術將某一轄區劃分為若干網格單元,作為最小的管理和服務單位,這些網格既不同于基層的行政劃分區域,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區”單位。網格化管理改變以往的“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實現對管理對象的全面化、無縫化、高效化、節約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種思路下,網格需要對空間范疇再確認。
值得關注的是:網格不同于社區,我國目前社區不僅存在行政化傾向,而且社區之間的異質性大,不少社區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資源共享的層次太低,即社區服務貧乏,居民參與度低,因而社區無法滿足共同體的需求,這也是各社區通過網格劃分實現空間關系重組,應對上述困境的一種嘗試。
下面我們以南京市棲霞區仙林街道為例看看網格是如何劃分的。南京棲霞區仙林街道的行政區域面積23.17平方公里,下轄3個社區居委會,11家商品房小區,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學5所,常住人口2.2萬余人,在校生約12.8萬人。盡管仙林街道下轄三個社區居委會,但由于近年來多所高校的入駐,失地農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開發,入駐人口和流動人口的驟增,三個社區居委會根本無法提供相應的管理和服務。為了應對轄區所發生的變化,在原有區域內進行網格劃分是仙林街道網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圖1展示了整個仙林街道劃分的6個一級網格,46個二級網格,以社區為基本單位設置了1156個三級網格[1]。
網格劃分遵循了“橫向到邊”和“縱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則。所謂“橫向到邊”,是指管理和服務上要將原有科層管理所疏離的地帶納入管轄范圍,做到無遺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帶,這些空間往往既是滋生社會問題的場所;而“縱向到底”,是指網格在層級結構上,“通過網格直接聯結服務對象,使它的觸角延伸到了最底層”。橫向到邊以及縱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條塊分割、政出多門現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網格將資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網格化理論的最初理念,“網格化管理對終端用戶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過多層多渠道協議體系實現網格資源有效利用和業務協同,在動態復雜背景下實現多組織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降低終端用戶使用和組織管理復雜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網格化管理為現代復雜社會經濟管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方案。”[2]在這個意義上,網格劃分是嘗試化解復雜情境、以更好資源服務群眾的一種策略。現實中的網格劃分往往會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務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眾、易于管理”的劃分原則,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異性”的原則,將全區187個社區劃分為589個網絡,根據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況,將網絡劃分為住宅、商務商業、企事業單位、人員密集場所四種類型;在城鄉結合帶,根據農村、城市、工業園區的不同特點,將全區劃分為605個單元網絡,其中社區網絡143個、村莊網絡440個(364個規劃保留村、計劃拆遷村76個)、園區網絡22個;在農村地區,房山區將農村網絡分為“村民住宅區、農業生產區、林地區、坑塘水面區、荒山區、灘涂區“六種類型,密云縣也出現了”社區網絡、村莊網絡、農地網絡、山場網絡、景區網絡、工業區網絡”等[3]。
網格劃分并不止于一種空間關系的重置,而是責權利的再落實。例如北京東城區一共約有1萬平方米,將其化為1539個互相聯接的網格單元,配備350名城市管理監督管理員,這些監督管理員的職能就是對其管轄網格內的城市部件進行監控,所謂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環保、園林綠化、房屋土地等相關設施,這些設置被逐一登記編碼,每一部件按“市轄區代碼-大類代碼-小類代碼-部件名稱-歸屬部門-問題位置-所在網格號“編碼,并納入地理空間數據庫,”從而在21個行政執法部門,6個政府職能部門和10個街道的保潔隊、綠化隊之間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說,網格化管理實際上是一種“無縫隙管理”,即為了解決打破部門、層級以及職能的邊界,解決好部門機構的協調和整合問題,針對官僚體制所帶來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種整體性治理,“無縫隙組織以一種整體的而不是各自為政的方式提供服務。”[4]網格化管理通過網格劃分、責權利的重置,同樣也希望能破解科層固化、部門推諉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網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靜態地將網格劃分,在圖2的簡單網絡示意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網格包括一定的動態結構,這種結構不同于傳統的科層結構,它包含了四個組成部分,即網格化服務對象、網格巡邏人員、指揮中心、服務職能部門,形成了五個渠道,即對象采集渠道(1)巡邏監督信息上報渠道(2)資源調度渠道(3)服務渠道(4)對象主動觸發渠道(5)兩種內部監督機制(職能部門服務質量監督機制、巡邏監督人員監督機制)和一個外部監督機制[5]。通過網格化管理操作層面的流程我們能看出在網格劃分之后,還具備一定的責任落實機制(參圖2)。值得關注的是,網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國基層組織執行過的目標責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標責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稱為是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其顯著的差別是:以前的目標責任制主要是針對經濟、計生工作等硬指標,而網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蓋了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是一種“結果取向”(包括硬指標以及彈性任務),并且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滿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軟指標”,作為考核的依據;而傳統的目標責任制是將上級黨政組織所確立的行政總目標逐次進行分解和細化,形成一套目標和指標體系,以此作為各級組織進行“管理”(如考評、獎懲等)的依據,并以書面形式的責任狀/書在上下級黨政部門之間進行層層簽訂,以期獲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綜合管理方法,因而這種目標責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級之間形成一定的契約關系,有學者稱之為“壓力型體制”[1]。但是在上述的網格化管理的運作邏輯中我們能看出這種目標責任是基層政府推動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訴求和民意評判,因而網格化管理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契約,也是在政府推動下吸納社區基層民眾積極參與的一種新型的目標責任制。
四、何以可為:從管控到服務的功能演繹
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推進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體的日益分化,社會生活的風險明顯增加。為了應對這些風險,近年來,一些基層組織在社會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種“消極的社會管理”,即認為社會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會,“不出事”、“擺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為邏輯,這種管控思維體現的是壓力型體制下政府的政績取向,象北京市東城區初期的網格化管理中曾經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則,即網格助理員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網格,網格管理員定期匯總,一般糾紛不出社區,街道指揮中心定期分析,負責糾紛不出街道。”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盡管網格嵌入了社區,但是網格在扮演具體功能時還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維穩思路,這顯然是壓力型體制的一種延續,只不過將以前的GDP的經濟指標壓力轉化成發生率、上訪率等指標壓力。在這種思路下,人們往往會把社會管理的任務簡約為維護地方社會的“底線”穩定,使網格化管理成為維穩過程中的一種“創新”方式。
這種模式在歷史的特殊階段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新時期的社會管理創新中,如果我們把“維穩”視為“唯穩”,這實際上是一種機械的、片面的維穩觀[2]。有學者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會矛盾的增加,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現象。然而,面對利益關系復雜化和社會矛盾增加的趨勢,關鍵在于正確定位和判斷矛盾與沖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沒有一套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規則和程序,矛盾積累起來,得不到及時化解,就會導致嚴重后果,整個社會也必將付出巨大代價[3]。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沒有基層民眾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并不會自動實現社會公益目標,即管控和維穩思維下的這種網格化管理往往會掩蓋一些真實問題,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源,也沒有帶來制度化的利益協商機制,正如下圖中我們例出的網格化兩種功能的差異。
盡管管控和維穩思路下的網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網格,通過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來及時發現問題、協調問題,也有利于快速處置問題,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歷史時刻,這種網格化管理確實能發揮積極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國家和社會正常轉型期,仍然一味強調這種網格化管理的這種單一功能是有悖于網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網格理論最初提倡的是一種需求導向的“服務、效率以及資源共享”,通過網格化提供積極的服務,除了網格中的資源共享之外,還要借助網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協調機制,網格化管理的最終目的可以通過民意表達機制自下而上地理順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和基層群眾的紐帶關系,即走向積極的服務型的網格化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目前的網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網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績約束。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關注“上訪率”和的“不出事”邏輯。因為“地方社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組織網絡,正式的政治領導角色應該是去識別這些網絡,協同處理地方政策問題或者建設新的網絡,以解決特定政策問題的意愿和能力。他們的政治角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引導和控制,而是通過協調和建立合作去保證他們應該負責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說,如果從管控型網格化管理能演繹至服務型網格化管理,勢必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從壓力型政府真正過渡至服務型政府。
我們認為,網格化管理從管控到服務功能的轉變能帶來一些“意外后果”:即通過“服務”化解管理甚至管控中的一些疑難雜癥。上述的南京棲霞仙林街道就是個例證。網格化管理推行后,仙林街道機關除保留少量機動人員外,其余人員全部下沉到一級二級網格,形成了一種“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的機制。街道將安全生產、公共衛生、穩定、社區管理等社會管理內容納入網格化城市管理平臺,網格化管理實施短短的一年多后,街道社會管理與服務水平顯著提升,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評中由過去的20多位一躍成為排頭兵,被列入2010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創新項目。走訪中我們看到:隨著網格化的實踐,黨群干群關系日益融洽,一些“釘子、上訪戶”也不再是“刁民”了。第三方的民調顯示:群眾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幸福感持續提升。這是提升服務解決難題的一個例證。
(一)宣傳發動階段(年7月-8月)。區、街道人口計生部門成立以局長為組長、分管領導和科室負責人為組員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建設年活動”領導小組,制定活動實施意見。通過會議、文件、簡報等多種形式,深入宣傳“人口和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建設年活動”的指導思想、目的意義、活動內容、方法步驟和工作要求,讓全區上下都知曉活動內容和具體要求,努力構建人人主動參與的良好局面。
(二)全面實施階段(年9月-12月)。各街道要結合“爭先創優”活動,圍繞“兩項管理”和“四項建設”,全面開展“人口和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建設年活動”,逐步實現工作規范化、陣地建設標準化和隊伍建設職業化的目標。
(三)深入推進階段(2013年1月-4月)。各街道要認真開展自查,查找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及時進行整改。區人口計生局將組成工作指導組對各街道活動開展情況進行檢查、指導,確保工作取得實效。
(四)考核評比階段(2013年5月-6月)。對全區人口計生系統“人口和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建設年活動”開展情況和活動成效進行考核、評比。同時,“人口和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建設年活動”考核結果將作為全區人口計生系統年度評先評優的重要依據。
具體內容
(一)開展基礎信息大清查,切實提高統計質量。1、開展基層基礎信息核查。年7月-年10月,對轄區戶籍人口、常住人口、流動人口中的已婚育齡婦女的婚孕、生育(收養)、節育措施落實、流動人口計生管理服務和違法生育處理等情況進行信息核查,進一步摸清人口底數。2、加大統計檢查和暗訪力度。區、街道兩級要加強對社區基礎工作指導,及時發現問題,盡早落實整改,加強對重點人群的動態監測與跟蹤服務,社區發現計劃外懷孕或生育的,第一時間把信息通報給街道,共同做好工作。狠抓基層統計工作作風,加強統計信息的采集、變更、核定和上報工作,嚴肅統計上報紀律,提高基礎信息上報的及時率、完整率和準確率。3、加強統計質量監督。統計誤差率控制在1.5%以內,不出現突擊補報計劃外異常現象。核查未納入管理的育齡婦女,以WIS系統信息為基礎,利用公安戶籍、民政婚姻登記等渠道的育齡婦女信息,全面核查育齡婦女管理底數,對核查出的漏管、不明去向等重點對象,千方百計核實其基本信息,及時建立檔案,納入WIS系統,落實管理責任。核查過程中,全面掌握育齡婦女孕情,對核查出的政策外懷孕的育齡婦女,耐心細致地做好說服教育工作,及時采取補救措施,防止出現違法生育。及時掌握空掛戶、集體戶、拆遷戶信息,提高WIS系統的覆蓋率和準確率。4、出生上報及時率達到95%以上。要對近10年以來的人口出生,特別是違法生育統計情況進行全面核查,充分利用公安落戶、衛生預防接種、醫院接生、幼兒入園、小學入學等渠道的個案信息,逐人核對,對核查出的出生漏報、錯報及時進行補報;及時修改和補充WIS系統基礎信息與實際情況不一致的信息。在信息核查過程中,各單位和社區居委會要公開張貼《關于對違法生育瞞漏報現象實行有獎舉報的公開信》,廣泛發動群眾舉報,對群眾的舉報要認真調查落實,一查到底。
(二)推行網格化模式,實現ABC分類管理。1、網格化管理模式。我區網格化管理分為三級:一是一級網格。即街道級網格。組建成立網格化管理領導小組,主要對“三級網格”建設及運行提出意見,對重大事項進行綜合協調、辦理和處置,對下級網格進行考核、評估、監督與管理,并做好與區級的對接工作。二是二級網格。即社區網格。每個社區居委會為一個網格,共91個網格。各社區書記、主任為該區域網格建設的第一責任人,根據工作需要,配備相應的工作人員,具體負責本區域網格化管理的指導、監督和考評等日常工作。三是三級網格。即居民小組網格。按照“網格區劃、整體覆蓋、精細管理”的原則,以社區所轄范圍為基礎,綜合合理布局、道路走向、工作量等因素,以300戶左右為標準設置居民小組網格,配備居民小組網格管理組,內配2名以上小組長。居民小組內的每個樓棟選出一名樓棟長,形成居民委員會——網格管理小組——樓棟長為線條,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積極參與,以社區黨總支為核心的條塊結合的社區管理模式。做到網格間有機銜接、不留空白。2、實行分類管理。以網格化管理方式為基礎,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分類管理。一是劃分管理人群。以社區為單位,在準確掌握現居住地人口計生信息、數據有基礎上,按ABC分類登記。A類為重點對象。主要為:再生育意愿強烈、戶在人不在、無業待業、自由職業、個體私營,以及當年結婚、懷孕、生育、四項手術者。B類為一般對象。主要為:只生一個孩子,計劃生育思想穩定的廣大群眾。C類為放心對象。主要為:是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黨員、干部、職工等。二是實行分類管理服務。A類對象要求重點管理服務。通過網格網點,確定每一位A類對象的聯系人,定期見面隨訪,及時了解情況,掌握動態,如果發現孕情,第一時間上報,第一時間做思想動員工作,及時采取補救措施。落實知情選擇避孕方法,要求每半年一次B超等生殖健康檢查。B類對象要求一般管理服務。參加每年一次B超生殖健康檢查,落實知情選擇避孕方法,發送避孕藥具。經常參加社區組織宣傳活動、知識講座,滿足需求服務。C類對象可以松散型管理服務。以滿足需求為主的管理服務(由單位提供每年生殖健康檢查和發放藥具)
(三)強化計生宣傳教育,增強群眾國策自覺性。1、要深入開展“主題宣傳月”活動。大力宣傳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繼續開展人口文化進校園、婚育新風進萬家主題宣傳活動,廣泛開展關愛女孩、出生性別比治理的宣傳活動,扎實推進優生優育優教“三優”促進工作,為提高家庭品質生活、提升家庭發展能力、促進家庭成員全面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2、要繼續建立健全街道、社區兩級計生宣傳教育陣地。設立人口計生圖書角、閱報欄、宣傳欄、政務公開欄等。開通咨詢熱線電話,利用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網絡系統開展遠程宣傳教育等形式,逐步建立多元化、立體式的宣傳教育網絡。3、要結合典型案例開展宣傳教育。加大依法行政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對有能力但拒不交納社會撫養費的,發現一例曝光一例,就案講法,教育一片。4、要加強對重點人群宣傳培訓。充分利用人口學校等設施,加強對重點人員法律法規、避孕節育知識的宣傳指導和對新婚、現孕人員生殖健康和優生優育的知識宣傳培訓,提高重點育齡人群的自我保護能力和實行計劃生育的自覺性。
(一)社區管理需求的增長
自2005年至2013年,安徽省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47.86%,將近一半的人口實現了城鎮化,年平均增長率達到0.044%,如表1所示。隨著戶籍制度的進一步放開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居民生活區域———社區的數量也必然增加,對社區管理的需求也相應增加,而社區信息化則是應對這一需求的有效手段,無論是原有的社區還是城市化進程中新建立的社區都傾向于接受對社區的信息化改造。從社區治理效率上來講,信息化之前的社區由于需要承接大量上級政府的行政事務,缺乏對社區服務與自治的引導,導致社區治理缺乏人文關懷,治理效率偏低,再者政府與居民之間信息的不對稱也妨礙了政府透明度目標的實現。社區信息化建立以后,眾多信息平臺的建立方便了居民對政策信息的查詢、了解,提升了政府的透明度,由電子政務、電子商務等信息化系統的應用帶來的效率紅利也使得更多的資源能夠下沉到社區服務與自治中去,從而帶來社區管理效率的提升。
(二)提升治理水平
首先是從管理走向服務的治理方式的轉變。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不是掌舵;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強調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建設服務型政府。社區信息化通過將向上承接行政職能的電子政務和以服務社會為目的的社區信息平臺融為一體而后加以流程再造的方式,使得社區事務辦理流程化,方便居民的同時提升了基層行政效能,而行政效能的提升使得社區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為居民提供服務上。其次,從被管理到自我管理的轉變,社區信息化注重居民的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如黃山市通過完善金融社保卡在社區的使用環境,以及對居民應用信息化能力的培訓,讓社區居民通過終端查詢自己的社保信息以及辦理相關業務。再者,社區信息化也有力地提升了社區管理的治理水平與治理能力,尤其體現在社區治安上,社區警務通過采集“人、地、物、事、組織”等的基本信息,建成網格化信息平臺,并通過信息的動態更新實時掌控社區的基本情況,使得破案率大幅度提升,社區信息渠道的暢通還使得社區能夠建立矛盾基層化解機制,通過將居民之間的矛盾化解在基層、消融在基層,形成危機管理的有效手段。
(三)政府購買服務助推經濟增長
社區信息化是應用現代通信技術ICT,尤其是互聯網技術,構筑社區政務、社區管理、社區服務、小區及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的信息技術應用平臺和通道,并與現實社區系統有機地聯系起來,使與社區有關的各個成員在溝通信息時更加充分有效地開發、共享和利用社區信息資源。[1]1-3社區信息化是信息技術在社區層面的應用,因此必然離不開信息技術的支持,無論從財政支持還是總體規劃上看,政府都是當前社區信息化建設的主導者,但由于實踐中政府缺乏信息技術以及信息人才的局限性使得政府在信息化建設過程中必須與企業合作,這就無形中使得政府成為企業的顧客,政府通過購買服務與企業合作推動社區信息化建設產業化,以此來帶動經濟增長與就業。
二、社區信息化建設的問題分析
社區信息化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長久有效的財政支持、高效率的信息采集與共享機制、充足的人力資源保障以及配套實施的社區綜合管理體制改革都是信息化建設順利進行的保證。安徽省在社區信息化的建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時也積累了一些經驗與教訓,對其建設過程中存在問題的研究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信息化建設,同時還能獲取一些借鑒性意義。
(一)頂層設計不足
首先,在思想認識上,各信息化的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和居民,對社區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一,有的甚至阻撓信息化的建設工作,給具體建設工作增添了阻力;其次,權力配置不夠清晰,體現在社區信息化建設主體上,建設主體應該全權負責信息化建設并且承擔信息化建設的責任,但是由于各種原因,信息化建設的主體并不明朗,從安徽省來看,各地的建設主體分別有綜合治理委員會、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民政局、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建設主體不一不僅帶來建設風格差異而且也不利于后期的行政問責;再者,由于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要做到公平地實現各市、各社區的信息化建設,首先就要在資源分配上做到公允、公正,目前來看,政府對于各地區信息化建設的財力與物力分配,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文件,這就有可能導致信息化建設各地區良莠不齊的格局,進一步加劇了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
(二)財政支持機制不夠完善
科學的財政體制是國家治理的基石,長效的財力支持是社區信息化建設與有效運作的保障,目前安徽省的社區信息化建設投入幾乎是由政府包辦,資金主要來自省市以及區的統籌供給。但是社區信息化建設的真正意義在于它的持續性運作,讓建設的成果真正惠及全社區的居民,其運作資本不能單靠財政的轉移支付,依照國外來看,雖然在建設初期主要由政府出資進行倡導并支持,但建成以后的運作主要靠企業與社區力量的參與。目前,國內的社區信息化在運行上還缺乏企業與社區力量的參與,急需改善。
(三)信息難以共享
信息不能共享,也就失去了信息的價值,完善的信息采集與共享機制是社區信息化建設的有效保障。社區信息化一般的做法是建立一個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社區網格化管理信息平臺,它是采用城市網格化管理理念,劃分社區網格單元,通過信息技術應用,實現對社區“人、地、物、事”等要素的精細化、主動式管理。如圖1所示,阻礙信息共享的因素來自于各個方面,但各單位應用系統相互獨立,自成體系,不同的系統開發技術、接口標準、兼容度都不一致,阻礙了信息的采集與共享。省市之間,部門之間的條條框框是導致信息不能共享的另一重要因素,特別是涉及到企業辦事項的工商、稅務、國土、人口、計生等部門的信息庫都集中在省里,導致省市之間信息共享不足,有的縣區、部門甚至提出構建自己的信息中心,這又將加劇信息共享的難度。另外,信息安全與信息法治環境的缺乏也是信息缺乏共享的原因,各部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擔心公開信息會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損失或責任,不愿意主動公開信息。社區數據中心的建立要求收集到每一住戶每一個人的生活狀況,身份特征以及社區的人員流動、甚至是社會關系等狀況,對個人隱私來說帶來很大的挑戰。
(四)人力資源結構性短缺
社區信息化的運作不僅需要資金上的支持而且需要人力資源的配套,社區信息化產生了對信息技術人才及社區管理服務人才的極大需求,但是原有社區人力資源在數量上和結構上均與社區的需求相矛盾。社區工作人員的來源主要有兩條渠道,一是撤銷街道辦過后部分人員下沉到社區,如安徽黃山市、銅陵市的做法;二是原兩委成員到社區兼職,如宿州市由兩委成員兼任網格員的做法。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人力資源的成本,但由于原有管理人員缺乏信息化的意識、能力以及從管理轉變為服務的意識,難以做好社區信息化工作,導致人力冗余而無所用的結構性困境。另一方面,由于社區并不是以營利為目的且又從屬于基層的緣故,導致社區工作人員普遍工資不高,福利短缺,省市政府每年招錄到社區工作的大學生,只是把社區當作進一步晉升的跳板,很多人在工作一定年限后,就會通過報考公務員、研究生、進企業的方式離開工作崗位,人才流失使得社區信息化建設的基礎設施成為擺設。
(五)行政任務擠占社區自治空間
朱健剛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基層已逐漸形成政社分離的趨勢,他認為:“社區自組織的蓬勃發展以及基層社區中公民行動主體的積極參與構成了當代基層社會政社分離的趨勢,但是基層行政體制還尚未有完善的制度來應對這一趨勢[2]39-42”。可見基層的政社分離進程并不是一帆風順,其中政府行政職能的行使嚴重依賴社區的現狀便是當前阻礙社區自治的一大詬病,由于社區資源的有限性,社區自治的空間也是有限的,國家行政權力的滲透必然擠占社區自治的空間,如圖2所示。社區信息化在兩個方面增加了社區自治的空間,一是信息化帶來了行政效能的提升;二是信息化帶來組織結構形式從垂直性到扁平化的變遷,這就使得區里的資源可以直接下放到社區,為社區自治空間的培育提供了物質保障。但是,以上兩者的實現依賴于社區職能的科學合理定位,即社區行政任務與自我管理應嚴格劃分,行政任務不可占用社區的資源與人力,如此社區才能致力于自治。目前,安徽省各地對街道和社區的職能尚缺乏合理科學劃分,社區工作任務過于繁重,許多部門為圖自我方便,將大部分工作下放社區,極大地占用了社區的人力與物力,使得社區角色錯位,無暇開展自治活動。
(六)體制改革滯后
何穎在其對政府職能轉變原因的分析中指出:“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是政府職能發展變化的主要原因[3]327”。社區的信息化要求社區管理體制變革范圍和程度要與社區的信息化建設相匹配。信息化是推進社區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手段,但若沒有社區管理體制變革的配套實施,信息化便只能體現工具性價值,而不能展現其以人為本的自我服務與自我治理的公共價值。就安徽省信息化建設情況來看,如何處理街道與社區的關系,如何解決8小時之外的居民服務需求,部門間相互扯皮、推諉如何解決,干部懶政、惰政等這些行政缺位、越位、錯位問題,都急需創新社區管理體制來解決。安徽省各地大多把社區信息化建設的重點放在數據中心建設以及信息化平臺搭建上,對于社區管理體制的配套改革尚缺乏足夠的認識。
三、對安徽省社區信息化建設的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安徽省社區信息化建設雖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諸多問題與困境。社區信息化是一項系統工程,為此需從頂層設計做起,統籌推進完善與社區信息化建設相關的各項工作,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完善頂層設計
社區信息化的運作是一個由財政支持機制、人力資源保障機制、信息采集共享機制以及后期的績效評估共同組成的一個協作系統,只有系統的各要素相互合作,相輔相成,才能形成社區信息化的合力。因此,頂層設計至關重要。如圖3所示,政府應以頂層設計環節為契機,統籌好與信息化建設有關的資金、人才、信息共享、體制創新等方面的工作。具體來看,在信息化建設的初期,應加強信息化建設的宣傳力度,統一意見,消除觀念上的障礙。全省應做好統一規劃,確定好各部門的權責體系,確定好信息化建設的主體及其承擔的責任,在權力配置、人力配置以及資金配給上做好統一安排。另外,資源的分配要做到公平、公正,實現全省均衡發展。針對落后地區,政府應該給予更多的資金支持與資源配置,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讓信息化建設的成果公平地惠及到每一個人。
(二)充分調動多主體資源
社區是一個蘊含無限商機的地方,尤其是家政服務這一塊。社區信息化產業鏈非常豐富,對于軟件開發商、設備供應商、服務提供商、系統開發單位以及系統建設與運營單位等主體來說,社區信息化建設都是一次機遇。孫宇、王金祥從三維視角透析社區信息化建設,認為“政府組織是社區公共服務信息化的主導者,企業組織是社區商業服務信息化的提供商,自治組織是社區自治服務信息化的生力軍。公共服務、商業服務和自治服務的信息化構成社區信息化建設的三大支柱”[4]58-60。因此,安徽省信息化建設,完全可以采取政府搭臺、企業運作的方式,通過系統招標、服務外包等方式引入企業的競爭機制,只要企業能夠提供的就交予企業來運作,這樣不僅可以提升效率,同時也減輕了政府的負擔。社會組織是指政府之外的公益性的非營利組織實體,具有非營利性、非政府性、自治性等特征,其基本特性決定了其可以彌補政府與企業的缺陷,據統計,安徽省青年社會組織共有337個,其中就有260多個青年組織活躍在社區,極大地促進了社區服務與管理水平的提升。社會組織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已經被理論與實踐證明,在社區信息化建設中,應通過建立準入機制,鼓勵企業進入市場化運作或者引導除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方組織等社會力量來興辦諸如社區教育、養老、休閑、娛樂、日常管理等服務,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特別是大學生志愿者組織的功效,減輕信息化建設的負擔,以此來保證社區信息化的長久運作。
(三)依托法律破除信息共享障礙
信息共享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觀念和體制上的障礙,居民擔心公開信息對自己不安全,不愿配合信息的采集,政府部門條塊分割嚴重,擔心給本部門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而又沒有外部的硬性制約,自然不愿意公開自己的信息。通過加強立法與執法,對上下級部門與同級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實行硬性約束,對公開信息和非公開信息進行法律上的界定,保障公民的合法隱私權,另外還要加強信息化建設的宣傳,減輕部門與居民對于信息公開的心理負擔。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信息共享機制,使信息共享得以規范化運作則是當前的主要目標,可以逐步借鑒推廣實施效果好的地區的做法,比如蕪湖市通過在省轄市建一個綜合數據中心,搭建一個信息化平臺,然后各部門、各縣、各鄉鎮、各鄉村配套建設自己的平臺來共享省轄市的數據,這種做法不僅避免了“信息孤島”現象的形成,而且避免了下級各單位的重復建設。
(四)加大引進人才力度
解決好此類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通過公開招聘,引進信息化專業人才。建立健全社區工作者的薪酬制度,逐步提高社區工作者的工資福利待遇,將人力資源保障機制納入財政預算,吸引專業人才的加盟。二是加強對原有社區工作人員的培訓,增強他們的信息應用能力。三是要加強對社區公益性組織與社區志愿者的培育,如黃山市通過降低門檻,實施備案制度、提供服務場所的方式積極鼓勵社區組織到社區開展活動,宿州市通過建立志愿者服務工作站,吸引大批志愿者投入到對社區弱勢群體的照顧以及信息采集工作中等,這樣既培育了社區組織的自治能力,而且為社區輸入了大量的人力資源,極大地助推了社區的信息化建設。最后要合理劃分網格,再造政府工作流程,提高辦事效率,避免人浮于事。
(五)協調社區行政與自治
在政府職能轉型的大背景下,社區自治并不是對政府的排斥,兩者之間應是新型合作關系而不是對立關系,社區行政與社區自治應該相互協作,相互促進。我國目前政府職能轉型不能跟上社區自治的步伐依然是長期的階段性特征,政府行政對社區依然有一定的依賴性,完全撇開政府行政,單純搞社區自治還不太現實,因此當前應當明確疏堵結合的主導思想,對于政府管不過來、需要社區協助的行政事務,比如對社區花草樹木、基礎設施的養護、協助城管、環衛部門對社區環境衛生的管理等,可以交予社區社會組織或居民幫助施行,這樣不僅可以減輕政府行政負擔,還可以間接培養社會組織與居民的自治能力。另外,過多的行政任務必然會損害社區的自治,需要建立并且嚴格執行社區行政工作準入制度,嚴禁政府部門的隨意攤派。
(六)配套創制新型社區管理體制
智慧城市是現代城市的一個重要形態,是X實現跨越發展的重要抓手,對突破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制約瓶頸,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效能和城鄉居民生活品質具有重要意義。
一、基本情況
市政府及相關部門以推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綜合改革試點為統領,加大工作力度,推進電子政務、產業發展、城市管理及民生服務等工作,并不斷取得新的成效。
(一)智慧產業穩步發展。
一是農業信息化建設取得進展。市及市(區)全部建成農業信息網站,開通“X”三農熱線和惠農手機短信服務。建成覆蓋全市鄉鎮、生產基地的X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追溯信息平臺。
二是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取得實效。全市共有X港核心港區等X個園區被認定為省“兩化融合”示范區,省“兩化融合”示范企業和試點企業分別達X個和X個。
三是電子商務發展成效初顯。截至X年底,X通過阿里巴巴、京東等第三方知名平臺開展電子商務的商家達X家,在淘寶和天貓店注冊的網絡零售商家超過X家,全市電子商務交易額達X億元。
(二)電子政務建設成效明顯。
一是項目建設實現扎口管理。研究出臺了《X市電子政務管理辦法》,明確了政府部門年度電子政務建設項目實行年初申報,由市電子政務聯席會議集中審核,未經審核的財政部門不予安排預算資金。
二是資源整合穩步推進。制定出臺《關于加強電子政務基礎資源整合共享工作的實施意見》、《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管理辦法》,從基礎平臺資源、基礎信息數據庫等四個方面,規范整合政府部門電子政務基礎資源。
三是設施建設不斷完善。市政府累計投資X萬元,啟動建設政務數據中心,已有社保、民政、經信等X個部門的X項應用系統入駐中心。
(三)信息基礎設施及民生應用建設取得實效。
一是教育惠民走在全國前列。市政府累計投入X.X億元,推進教育信息化建設。我市借助網絡信息化技術,錄制成X
萬余條教學微視頻,全市近X萬中小學生可隨時通過電腦或手機免費學習。
二是“三網融合”工作扎實推進。市政府以入選國家“三網融合”試點市為契機,推進實施光網城市、無線城市、高清城市工程。截至X年底,全市寬帶互聯網用戶達X.X萬戶,光纖到戶達X.X萬戶,寬帶互聯網接入端口X萬個。
三是公交出行更加智慧。公交基礎數據、業務數據實現統一儲存、統一管理,通過X掌上公交及公交站臺實時信息顯示,使乘客能隨時隨地獲知X公交各種靜動態營運信息。
(四)城市建設管理更加優化。
一是地理空間數據庫完成建設。市政府與國家及省測繪局共同推動包括X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庫、典型示范應用等內容的“數字城市”、“天地圖·X”工程建設,其成果廣泛應用于公安、交通等多個部門。
二是數字化城管成效顯著。市有關部門借助市場機制,通過數字化形式,明確城市管理的范圍、機制、責任,使城市管理問題的發現率由以前的不到X%上升到現在的X%以上。
三是城建項目管理效能提升。由政府投資X萬元在全省率先建成的“X數字城建指揮中心”于去年X月投入使用。該中心通過大量城建數字信息資源整合,實現對住建系統項目建設及管理的統一監控指揮。
二、存在問題
X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盡管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對照信息化發展趨勢、周邊城市發展態勢及群眾的美好期待,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信息資源共享程度偏低。
目前,政府相關部門所建的信息化項目已包含了部分與智慧城市建設相關的應用系統,各部門在信息化應用過程中也積累了大量的數據信息,但由于上下不貫通、左右不銜接,部門之間缺乏業務協同,各系統不具備信息自動抓取、實時服務等功能,導致數據多卻用不上、有信息但找不到。
同時,各部門應用系統數據格式不一,缺乏統一的數據接口標準,形成眾多的信息“孤島”。
(二)重視程度及統籌推進力度不夠。
X智慧城市建設見事早,政府部門行動快、有亮點,但受市政府人員變動及牽頭部門調整等因素的影響,統籌推進緩慢,特別是智慧城市建設總體規劃編制、標準體系制定等主要任務尚未完成,有的仍處于啟動階段。
雖然市政府成立了智慧城市建設領導小組,但相關工作機制尚未健全。作為牽頭及主管部門的市政府辦及市經信委具體負責該項工作的人員不足X人,力量明顯不足。
(三)智慧城市建設人才匱乏。
由于信息產業發展滯后,軟件開發、系統集成等方面的技術研發人才儲備不足,能夠適應智慧城市建設研究分析需要并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的高級人才和團隊缺乏。
應用型信息技術人才尤其是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復合型人才極為缺乏,導致信息化建設與管理銜接不緊甚至脫節。受區位環境及薪酬等因素的制約,高級專業技術人才難以引進,各地普遍缺乏完善的人才培養及激勵機制。
(四)信息應用及智慧產業發展滯后。
有統計數據顯示,X年,X信息化水平總指數為X.X、工業信息化水平指數為X.X,低于X.X、X.X的全省平均水平。部分企業對實施“兩化融合”,促進企業轉型升級、跨越發展的意識不強。
與臨近的X市相比,X國家及省級“兩化融合”管理體系貫標試點企業為X家,X市有X家;軟件企業為X家,年業務收入僅X.X億元,低于X市的X家、X.X億元。
三、對策建議
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事關X長遠發展。市有關部門要從區域和全局的高度。
緊緊抓住新一輪信息科技和產業變革機遇,加快智慧城市建設步伐,努力實現政務更加高效、產業更加優化、民生更加幸福、城市更加宜居。
(一)以提升政府管理效能為抓手,加速資源整合,推進政務管理不斷優化。
一是完善政府網上服務體系。進一步完善政府門戶網站群的信息公開、在線辦理、公眾參與三大功能,構建為企業和公眾服務的“一站式”、并聯審批門戶網站平臺。要盡快建立政府監督平臺,制定電子政務監察標準,通過政務服務中心辦事大廳與電子政務虛擬大廳的融合,推進政務服務中心與相關部門協同辦理和并聯運行,為社會大眾提供無接觸式管理與服務。
二是提升政務信息共享水平。適應大數據時代的特點,加大改革和創新力度,建立跨部門、跨行業、跨地域的行政資源數據庫和信息交換平臺,形成統一管理系統下的信息共享運行機制。要以大數據、云平臺建設為突破口,加快人口、法人、地理信息、宏觀經濟數據、社會信用等基礎數據庫的建設。
三是創新推進城市管理。按照省政府《智慧X行動方案(X-X)》的要求,創新城鄉規劃、建設、管理運行模式,在現有數字化城管的基礎上,將市區范圍內的街道、社區一并納入數字城管網格化管理范疇,拓展建立城鄉一體的大城管格局。加快建立可視化、協同化城鄉建設管理智慧應用系統和網格化管理平臺,實現城鄉建設管理的數字化、精細化和智能化。
(二)以推進轉型升級、跨越發展為目標,加強規劃統籌,引領智慧城市科學發展。
一是強化規劃及統籌推進力度。智慧城市建設涉及范圍廣、周期長、投資大,各試點城市無一不從規劃入手,發揮其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引領作用。要圍繞“優政、強企、惠民、美城”的總體目標,將智慧城市建設作為重要內容列入“十三五”規劃,加快編制涵蓋全市各部門、醫藥園區、經濟開發區、數據產業園區及各市(區)的智慧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及各專項規劃和標準體系,統籌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布局、產業轉型升級、民生服務、社會治理和信息安全等體系架構。
二是增強工作緊迫感。要圍繞省政府X年建設沿江智慧城市群的目標,進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識,立足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構筑區域競爭新優勢的高度來認識,作為市委、市政府思想再解放、項目大突破、城建新提升“三大主題工作”的重要內容來謀劃,作為譜寫“邁上新臺階、建設新X”X
篇章的重要舉措來推進,把智慧城市建設工作擺上應有的位置。
三是建立健全工作體系。進一步發揮智慧城市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的高位協調作用,按照人事相宜、人崗匹配的原則,盡快建立有職、有權、有責、有人的專職工作機構或專業團隊,形成有人決策、有人協調、有人督查的協調推進體系。要建立有本地專家參加的決策咨詢機構,對智慧城市發展戰略、總體規劃和行動計劃的推進實施開展咨詢評估,為決策和指導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三)以打造惠民工程為重點,拓展信息應用,促進民生更加幸福。
一是加強智慧社區建設。盡快建立全市統一的社區公共服務信息系統,拓展社會管理和服務功能。建議參照蕪湖市做法,實施街道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整合公安、社保、民政等基層力量,推動政府管理服務由“被動式”轉變為“主動式”,實現讓共享信息幫助百姓去“跑腿”的社區精細化治理和精準化服務。
二是加快市民卡建設步伐。建議學習嘉興市依托社保卡、建設“多卡合一”市民卡的成功做法,把市民卡建設作為信息惠民的突破口。通過大數據支撐下的部門業務協同,整合各項服務應用,推進社保卡、交通卡、借書卡、診療卡、旅游卡、銀聯卡等的功能疊加、集成合一,使市民卡“記錄一生、管理一生、服務一生”變為現實,讓市民切實享受“一卡在手、方便無憂”的便捷生活。
三是打造智慧民生服務平臺。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廣大群眾提供多樣化、個性化、自助化的智能服務。重點建設基于居民電子健康檔案和電子病歷的區域醫療衛生信息服務平臺,為市民提供專家咨詢、報告查閱及醫療信息跨醫院共享利用等服務。以滿足養老服務需求為目標,建設智慧養老服務平臺,形成社區居家養老、醫療護理機構、養老服務機構等網絡互聯互通,信息資源共享。
(四)以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為動力,加快“兩化融合”,不斷提升產業智慧化水平。
一是推進智慧農業持續發展。以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建設為載體,以農業物聯網建設為突破口,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土地產出率和資源利用率的進一步提高。要準確把握現代農業發展方向,以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為目標,加快信息技術在畜禽養殖、溫室大棚、露天作物栽培和農產品銷售等領域的示范應用,推動傳統農業向智能農業、感知農業和現代農業轉變。
二是加快推進互聯網與制造業的融合創新。要搶抓“互聯網+”和“中國制造X”帶來的發展機遇,大力營造有利于“互聯網+”發展的良好氛圍,動員引導行業、企業以互聯網思維推進“機聯網”、“廠聯網”等生產模式創新,推動“互聯網+”戰略在
X落地生根。要依托醫藥高新區(數據產業園),加快打造具有X特色、全國有影響的大健康數據平臺和云中心,推進互聯網與大健康產業的融合發展,著力形成高端的“醫、藥、養、游”產業鏈和集聚效應。
三是全力推進現代服務業發展。要優化電子商務發展環境,盡快出臺《X市電子商務發展行動計劃》。深入推進電子商務普及應用,探索MXC(生產廠家對消費者)、OXO(線上對線下)等新型商業模式。要著力推進生產業加快發展,引導制造業企業樹立制造與服務融合發展理念,以拓展產品功能、提升交易效率、增強集成能力為重點,為客戶提供個性化產品設計和整體解決方案,實現企業由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
(五)以完善體制機制為關鍵,加快人才培養引進,努力營造全民參與氛圍。
一是加強人才隊伍建設。要全面梳理分析智慧城市建設重點需求的人才類型和數量,研究制定智慧化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要堅持人才為本、引進與培養并重的原則,完善專業人才培養、使用、引進和激勵機制,依托高等院校、龍頭企業,加快培育領軍型、創新型行業精英和復合型、實用型信息技術人才。
二是創新工作理念。以政府統籌、市場運作為建設運營管理的基本原則,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創新創優財政資金使用辦法和投融資機制,按照市場化模式,建立全市統一的智慧產業投資引導資金,吸引投資實力強、技術先進、經驗豐富、市場公認的專業化投資管理團隊或運營商,定向支持X智慧產業發展。要出臺相應的配套政策,通過產業化運作的方式,實現智慧城市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深圳市是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五部委授牌的首個政務信息共享國家示范城市。兩年來,通過“織網工程”的建設有效地提高了政府業務數據的共享水平,推動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機關從粗放管理向精細化管理轉型、政府工作從被動服務向主動服務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深圳進入業務數據共享新階段
建設服務型政府建設、精細化城市管理都需要更精準的信息,如何向信息共享要效益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反復思考的問題。傳統的信息共享重點放在為領導決策服務,注重統計分析、數據挖掘,這些信息共享依然十分重要,但是這些措施對于政府部門的基層業務操作幫助不大,精細化管理與服務急需的是具體的業務數據共享,直接提高基層工作人員的操作效率的數據共享越來越重要。深圳正在進入業務數據共享新階段。
本文將為領導服務的信息共享稱為“決策信息共享”,簡稱“信息共享”,這種共享強調對數據分析研究,需要提取信息輔助領導決策。而將為基層業務服務的數據共享稱為“業務數據共享”,簡稱“數據共享”,具體業務操作人員直接依據數據辦事,沒有信息提取過程故稱為數據共享更為準確。
1. 精細化服務和管理成為引爆點
沒有準確的數據已經成為深圳市實現精細化服務和管理的一個攔路虎,人口管理就是一例。深圳是全國流動人口占比例最高的城市,目前實際管理人口已達1800萬,而戶籍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流動人口比例那么高使得城市管理十分困難,不同部門的人口統計數據有時竟然能夠相差二、三百萬。沒有準確的人口信息使很多事情很難有效服務和管理,如公安、社保、計生、醫療、教育等,準確的人口信息成為改善城市服務和管理的關鍵,也是促使市領導下決心推動“織網工程”的一個引爆點。
2. 公眾對政府服務質量的新要求
隨著政府公共服務越做越多,對政府現有的業務辦理模式和流程,公眾的意見也越來越多,例如辦一個老年證要經市、區、街道、社區四個環節,耗時兩、三個月;孩子申請入學家長先要跑七個部門開具各種證明,再到教育部門審原件、留復印件等等,有時因證照文件準備不齊而枉跑的事例很多。既然所有的批件、證照都存在相關政府部門的數據庫里,為什么不通過數據共享,讓老百姓少跑腿呢?
3. 傳統信息共享手段跟不上新需求
深圳市委市政府意識到在新的形勢下,深圳電子政務信息共享需求呈現出四點新變化:
(1) 服務方向改變:過去的信息共享的重點是為領導層提供信息,數據使用主要是統計分析,這類需求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而以提高基層服務操作效率的業務數據共享需求急劇增長,過去的措施不能適應。
(2) 數據必須準確:為決策服務的數據著眼于宏觀結論,主要是統計分析,統計分析能夠平衡誤差,數據只需要規范而不需要每筆都準確;但業務處理是為用戶辦事,作為辦事依據的微觀數據必須每筆都準確。
(3) 數據要精確整合:業務數據應用必須要準確整合,按照調查的主體如人、企業、房屋、建設項目等等整合不同部門的業務數據,數據整合定位必須精準,不能張冠李戴,精確定位是業務數據整合關鍵。
(4) 共享要流程化:決策信息共享的應用效果取決于人的感悟力;而業務數據共享是系統對系統的共享,是規范化的流程,共享效果與操作者態度無關,數據共享需要設計成規范的服務流程才能發揮作用。
4. “織網工程”開寫業務數據共享新篇章
深圳市的信息共享需求已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的特點是基層操作型業務數據共享的需求飛速增長,為領導決策服務的信息共享要以提高信息分析研究質量為中心,數量上的增長有限,而為實現精細化服務管理、面向業務操作人員的業務數據共享需求將隨著政府服務內容日益豐富而迅速膨脹。十多年來,深圳市政府各部門電子政務建設日益完善,各政府部門積累了大量信息技術處理能力及大量業務數據,為實現政府業務的精細服務管理創造了有利條件。深圳已經具備了加快發展業務數據共享的內外條件。
深圳市領導意識到傳統的信息共享措施已經不能覆蓋業務數據共享的新要求,政府業務精細化服務管理需要更準確的微觀數據、更精細的數據整合,主要面向宏觀的信息共享措施不能適應新需求,深圳的信息共享措施必須創新,”織網工程“是面對新需求提出的新舉措,深圳市進入了業務數據共享新階段,”織網工程“開寫了業務數據共享新篇章。
“織網工程”創新措施分析
深圳于2012年7月開始了名為“織網工程”的政府業務數據整合工程,并于2012年底在南山區開始了“織網工程”試點,2013年5月在坪山區開展試點,并在2014年6月全市合攏。織網工程包括推動政府基礎數據集中采集、部門業務數據集中整合、共享應用服務化、以數據開放促數據共享、以信息安全提升數據共享的可持續性等五項措施。
“織網工程”創新措施(一):集中數據采集
1. 集中基礎數據收集
深圳的“織網工程”從城市管理最急需的問題入手,即從流動人口管理開始。第一步是規范整合數據收集渠道,盡可能地實現集中的統一地采集,集中采集不僅能減少重復勞動降低調查成本,更重要的是集中采集本身就是一項有效的數據整合措施。“織網工程”將能夠統一采集的數據如人口、就業、住址、家庭等相關數據盡量地集中采集,顯著提升了數據的整合度。
2. 整合數據收集隊伍
過去深圳有關部門,如綜治、計生、民政、公安、勞動、城管、安監等,為了各自業務的需要都在通過自己的管理渠道要求基層成立采集隊伍,采集相關數據,這種小而全的做法造成基層采集隊伍總量不斷膨脹,重復工作很多,擾民現象嚴重,且采集的數據質量也很差。“織網工程”首先是將數據采集工作與城市的網格化管理結合起來,全市共劃分了1.6萬個網格,按照“一格一員”的模式統一了基層數據采集隊伍,總人數遠少于各部門分別采集時所需要的人數。“織網工程”的數據采集隊伍成為一支專業化隊伍,每一個采集員按規定的周期動態采集網格內的人口、法人、房屋、城市部件以及矛盾糾紛、問題隱患等數據,提高了數據的規范性、及時性。
3. 采用PDA收集數據
為提高數據收集效率,采集員采用PDA收集數據,采用PDA收集數據有很多好處,一是效率高,能夠實時將采集數據發往市數據中心;二是有更多智能,能夠減少人工錯誤,同時能夠對采集對象進行GPS定位和照相;三是有助于采集員的管理,可以核查采集員的采集路徑,提高采集數據質量。
4. 補充地理數據
為提高數據的質量,“織網工程”將地理數據整合到數據內容之中,大大提高了數據的準確性。住宅、出租屋、營業場所的位置是非常穩定的數據,與地理數據(包括照片)的鏈接對于提高整體數據的質量很重要,提升了數據的可核查性,同時提升了數據的可靠性。
“織網工程”創新措施(二):整合部門業務數據
深圳“織網工程”不僅僅是基礎數據的統一采集,將各不同部門的業務數據整合形成完整的微觀服務和管理數據也是工作的一部分。統一收集的數據集中于深圳市電子政務資源中心,資源中心還將實現政府各部門相關業務數據的鏈接,業務數據按實體編碼的鏈接大大提升了數據的整體價值,為政府的精細化服務和管理創造了有利條件。
1. 將基礎數據匯集到資源中心
深圳“織網工程”的數據統一匯集到市電子政務資源中心,由資源中心建立統一的資源庫,部門業務工作積累的基礎數據也要送資源中心,部門的專業數據還是由部門自己管理,如社保業務的參保人數據要上報,但各單位買了多少社保數額不必上報。電子政務資源中心將組織數據的整合,按數據的實體標識鏈接,組織數據質量比對維護,提升數據質量與可用性。
2. 統一編碼是基礎
深圳電子政務資源中心要整合不同部門上報的基礎性業務數據,業務數據整合在邏輯上必須準確定位,數據編碼必須準確,不能有一點含糊。不同部門的數據整合中需要以實體標識碼為錨點,實體標識碼如人口身份證、企業的組織機構代碼等,凡沒有明確編碼的都要設計好編碼,如出租屋等,一致性的編碼是業務數據整合的基礎。
在實際應用中,有些實體標識碼(如組織機構代碼)用戶往往并不熟悉,如用戶只記得企業名記不住組織機構代碼,因此還必須開發俗稱與標準碼的自動識別系統,來清洗數據,使編碼規范化。
3. 向鏈接要信息
在具體業務處理時,了解服務對象的更多信息有助于提高服務質量與效率,共享其它部門掌握的數據會有幫助,因此不同部門的數據的對位鏈接非常重要,鏈接反映了數據間的關系,鏈接也是信息的表現方式,鏈接提升了數據價值。
精細化管理依賴于管理對象數據的完整性,實體數據的完整性可以通過集中建庫實現,也可以通過鏈接實現,不同部門的數據采用規范統一的邏輯編碼就是一種重要的鏈接,當系統查詢能力足夠強時,鏈接與集中建庫的效果是一樣的。標準編碼與鏈接查詢是整合數據資源的有效工具。
4. 用清洗和比對來提高數據質量
只要是由人填報的數據就會出錯,有時會錯的離譜。數據清洗是一種規范化處理,利用一些規則、人們的習慣以及數據填報的冗余來將數據規范化、合理化而不影響進一步的處理。這對于數據的整合非常重要,例如用戶填寫地址數據就常常不標準,人能看懂,計算機卻不會處理,這就可以采用智能軟件來規范化,資源中心請華傲公司來幫助進行數據清洗工作大大提高的數據的可用性。
不同的部門、不同業務收集的數據不可能都是一致的,都會有差錯,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比對能夠幫助我們核對數據,提高準確率。
5. 數據反饋與基層業務改進
城市管理的精細化主要將通過基層機構來執行,但數據的共享管理在市級機構(資源中心),基層部門特別是區縣級部門非常需要整合后的數據,如何向基層部門及時反饋整合后的數據資源是幫助基層政府改進工作的關鍵,及時向基層部門反饋數據也保護基層數據收集工作的積極性的重要措施。
“織網工程”創新措施(三):把數據共享服務化
信息共享本質上是一個經濟效率問題,不是所有的共享都是有效益的,業務數據共享成本很高,必須要應用價值導向。以往數據共享更多關注的是政府自己工作的方便,市領導強調數據共享要對改善政府公共服務發揮作用,要讓公眾看得到服務效果,沒有社會效果的數據共享意義不大,而數據共享必須做成一項明確的服務才有效益,以服務為導向推動業務數據共享是深圳“織網工程”提出的一項有效措施。
1. 數據共享效益要靠服務流程自動化
數據共享是系統對系統的共享,其效益必須體現在系統的效率上。通常分析研究用的信息共享是由分析研究人員獨立操作的,目的是為領導決策提供參考,效益主要來決策者的智慧。但業務數據共享不同,數據共享主要是為基層操作服務,共享是業務流程的一部分,操作人員按流程辦事,效益是由系統決定的,要使大量業務人員工作有效率,數據共享必須設計配套流程,通過自動化系統提高效率。
業務數據共享需要設計成為業務鏈才能產生效益,深圳數據共享強調服務導向,要把數據共享應用設計成為類似于APP模式,這樣才能產生應用規模,形成讓公眾看得見的社會效益,從這一原則出發,深圳著手建設了一些有效的社會應用。 如“深圳交通在手”等。又如過去老年證辦理采取的是審批制,而現在民政部門改為自動搜索65歲的老人名單,在其生日時自動送上老年證改善服務。
2. 減少用戶辦事攜帶原件
過去公眾到政府辦事不能使用業務數據庫,特別是不能使用其它部門的數據庫存檔資料,辦事人需要帶原件來復印,辦事人經常因資料不齊無功而返,浪費很多時間。深圳市領導要求凡是本市政府部門發的證照、批件都應當實現辦事時可通過數據庫查詢來減少公眾辦事的麻煩,目前深圳市很多部門已經做到了,還有一些部門正在流程改造中。深圳市這項數據共享工程受到公眾熱烈歡迎。
3. 減少公眾辦事資料的重復填報
公眾的時間、精力是一個城市的財富,節約公眾的時間精力不僅體現了政府對居民的尊重,也是在增加社會的財富。深圳為民辦事系統正在努力促進辦事人填報數據的共享,減少重復填報,提高辦事效率。
4. 建立證照庫方便用戶查詢
為方便城市居民對證照資料的查詢,深圳市正在建立公開的證照數據庫綜合查詢系統,不僅方便政府辦事業務的查詢,也方便公眾自己的查詢,這項工作既是數據開放也是數據資源共享,證照數據資料分布在政府許多部門,用戶查詢很不方便,建立統一的查詢系統力求解決這一問題。
“織網工程”創新措施(四):以數據開放提升數據共享質量
深圳的數據共享是與數據開放共同推進的,數據開放是社會范圍的數據共享,政府數據開放是國家的政策,開放是原則,不開放是例外。將政府數據開放與業務數據共享結合起來推動能夠提高政府業務數據共享建設的效率。
1. 開放政府數據促進社會共享
數據共享與數據開放都是電子政務建設的難題,尤其是在不增加數據維護經費的情況下,部門常以信息安全為由為數據開放設障,信息安全障礙可通過適當屏蔽來回避。政府以開放促進部門數據共享,并適當考慮增加數據整合維護經費,業務數據共享經常對參與合作的部門有利,以數據開放開路使業務數據共享進展順利。
2. 以數據開放提升數據質量
數據開放與數據質量有密切關系,部門不愿意開放數據的重要原因是對數據質量沒有信心,信息安全并不是關鍵,不宜開放的數據可以屏蔽掉,但如果將質量很差的數據開放出去對部門形象將是一大損失,由此產生的數據質量投訴、修改會給部門帶來很多麻煩與工作量,數據開放是對部門數據質量的挑戰。
數據開放能夠提升數據質量來自以下原因:
(1) 在部門數據收集開始前提出數據開放的要求,會使部門收集數據時加強管理、加強審核從而提高數據質量。
(2) 數據開放有助于促進數據的整合,整合會推動不同部門間的數據進行比對,比對暴露出的問題促使部門對數據及時維護,提高數據質量。
(3) 有些數據允許當事人(人、企業)查詢與核對,如有與事實不符,當事人有權要求修改,公眾能夠監督的數據質量必然更好。
3. 數據開放助力績效考核
績效考核是推動電子政務工作的有效措施,但是信息共享很難考核,業務有效的信息共享涉及效益問題,效益問題的復雜性是簡單的績效考核方法無法勝任的,而數據開放是容易考核的,數據開放是數據共享的基礎,作為電子政務的績效考核以數據開放為主比較適宜。
4. 以數據開放樹立服務型政府形象
政府數據開放是樹立開放型政府的重要措施,政府數據開放不僅有助于公眾利用政府數據資源開展更多的增值服務,還有助于公眾與政府的合作、公眾對政府的監督,提升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織網工程”需要廣大市民的配合,政府數據開放是增加社會關注與支持的重要措施。
“織網工程”創新措施(五):以信息安全提升數據共享的可持續性
“織網工程”是政府對公眾信息的全面調查及對政府服務辦事數據的深度整合,這些數據尤其是整合后的數據將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居民的隱私與企業的商業秘密,如何保護公眾隱私與企業的商業秘密成為信息安全的重要問題。過去政府的信息安全是從政府保密的角度考慮得多,從維護公眾利益上考慮得少,如何加強對公眾的信息安全保護是信息安全建設的重點。
1. 完善已有的信息安全措施
“織網工程”是一項新的電子政務工程,涉及面廣、時間長、與各業務部門數據聯系多,確保數據安全工作很重要,數據資源中心首先要堅持做好現有系統規定的各項信息安全措施,與各業務部門的信息安全要求協調同步,減少相關的沖突與矛盾,以獲得業務部門更好的支持與合作。
2. 注重隱私權與商密保護
“織網工程”意識到政府的信息安全與公眾的信息安全同樣重要,只有保護了公眾的信息安全數據共享才能夠持續,政府的很多數據收集如統計局、稅務局等等在向公眾收集數據時已經做了保護公眾隱私與商業秘密的承諾,當數據開放與共享時,必須進行隱私與商密內容的屏蔽,除非是涉及公共安全與國家安全的需要,政府部門不能隨意使用涉及公眾隱私與商密的數據。
“織網工程”還意識到分散數據整合形成的結果數據更需要進行信息安全保護,零星的數據看不出什么問題,但是整合起來就會泄露個人隱私與商業秘密,所以資源中心在這方面正在探索有效的整合數據資源的管理辦法。
3. 重視新一代終端設備應用安全
在工信部信息化司的積極支持下,深圳市與北京市率先開始了《安全政務本》的應用試點,《安全政務本》是利用平板電腦開展移動辦公的集成系統,集成了平板電腦、通信渠道、數字證書、移動終端安全管理軟件(MDM)等四大組成部分的系統,由華為、中興、聯想、一人一本等平板生產商與聯通、電信等電信運營商、與國家信息中心、中國軟件評測中心、網秦公司等單位按照信息安全等保三級的標準共同設計的一套信息安全標準。
目前深圳、北京的初步試點已經成功,現在正在進行等保三級的測試,下一步還將進行電子政務領域的APP平臺標準的設計。《安全政務本》不僅能夠提高政府電子政務移動應用的信息安全水平,還能提高政府工作人員使用數據的方便性,也是對數據共享的有力推動。
深圳業務數據共享的經驗體會
“織網工程”從試點開始,已經推行了近兩年,受到基層(街道)政府部門的歡迎,顯著減少了數據的重復收集,街道對數據的綜合管理能力有明顯提高,特別是數據收集工作與網格化管理結合起來對城市管理非常有益。專職化的數據調查隊伍對于開展新的調查很方便,統計局的全國經濟普查的部分工作已委托他們完成。為保證數據收集的質量,“織網工程”采取了數據收集與現場處理分離的制度,目前深圳市的基層數據質量已經有了明顯提高,對于城市的精細化管理發揮了作用。
1. 實現精細化服務和管理是電子政務的重點
經過十多年的電子政務建設,深圳市政府各部門的業務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了電子化,現在已進入到推動政府實現精細化服務和管理的時期。提升政府業務數據的質量與綜合應用的水平是實現政府精細化服務和管理的關鍵。前幾年政府信息共享應用重點是為領導宏觀決策服務,現在電子政務數據共享的重點要放在為提高具體業務操作效率服務,讓公眾從政府高效服務中受益。
2. 業務數據整合是提升政府效率的關鍵
政府為公眾提供服務的質量依賴于準確的數據處理,工作人員對服務對象信息的把握度對服務的質量與效率有很大影響,政府服務效率的提高是一項系統建設,一方面要提高業務部門數據收集的準確性,另一方面要共享其它部門的數據資源,有效的數據整合是提高政府服務效率的關鍵,“織網工程”推動全市數據的大鏈接、大整合,將為政府各項業務的精細化管理創造良好的基礎。
3. 服務導向帶動數據共享
業務數據共享是系統對系統的合作,業務人員都要按同樣的模式、同樣的標準操作,必須要開發一個應用系統來提高執行的效率,業務數據共享的效率由配套服務完善程度決定。
不是所有的數據共享都是有必要、有價值的,深圳業務數據共享以用戶價值為導向,共享的成果要讓公眾能夠看得到,建立應用服務配套環境很重要,要讓大眾能夠真正從政府服務效率提高中收益。
4. 以數據開放促數據共享
深圳市電子政務采取以開放促數據共享的策略,數據開放是國家的基本政策,各部門執行數據開放的政策沒有疑義,數據開放的管理能見度好,便于檢查與督促,以開放促共享能提高“織網工程”的效率。
5. 推動信息安全管理的升級
織網工程提升了全市數據資源的組織化程度,提升了政府對微觀數據的掌控能力,有利于政府的精細化服務與管理,但也提升了政府系統泄露公眾隱私權與商業秘密的風險,保護公眾隱私與商密是“織網工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措施。
6. 業務數據整合比大數據應用更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