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質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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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環境質量范文
關鍵詞：能源價格；環保技術；碳排放；DSGE模型；環境質量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5
中圖分類號：F062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7-0116-05
Energy Pr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Based on the DSGE Model Containing Carbon Emissions
WU Xiaoli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DSGE model of dual systems and three departm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ynamic effect of exogenous impact such as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to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ecosyst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energy price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output and energy consumer products， and has the negative effect for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employment and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for carbon emissions is stronger. （2）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prod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But this factor will increase carbon emissions in a long time. （3）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ical level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output， non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also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nd green technology impacts sustainability is stronger for the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than other factors. （4） Energy price only has a shortterm influence on output， b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improve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level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output and investment for a long time，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energy pr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arbon emissions； DSGE model； environment quality
1引言及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同時，包括霧霾在內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以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大量耗竭自然資源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質量的協調發展已成為實務界以及學術界研究的重點課題。能源消費（包括居民能源消費和企業能源消費）以及碳排放作為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重要因素，也必將引起公眾的極大關注。
關于能源價格沖擊方面的研究文獻較多。在研究初期，國外學者主要基于Kydland和Prescoot提出的RBC理論研究能源沖擊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如Rotemberg和Woodford構建多部門RBC模型，將能源作為生產原料引入生產函數，研究能源價格沖擊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等等[1，2]。之后，由于DSGE模型具有顯性建模框架、微觀與宏觀分析的結合、長短期分析的有機整合等優點，使得該方法得到眾多學者的認可，并采用DSGE分析框架研究能源價格沖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如Alina和Roland構建包含石油價格沖擊的DSGE模型研究貨幣政策、生產技術和石油價格等因素對經常賬戶波動的影響，發現石油價格沖擊具有較強的負效應[3]；Radde基于DSGE框架探討石油價格沖擊的傳導機制，發現石油價格沖擊對通脹和產出波動能夠產生內生的權衡機制[4]；Kormilitsina考察能源價格沖擊下宏^經濟的最優貨幣政策選擇等等[5]。
國內的相關研究相對較晚，且研究思路較為相似。如魏巍賢等通過構建三部門的DSGE模型，研究能源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傳導機制，結果顯示各種沖擊源中能源沖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力度最大[6]；然而，孫寧華和江學迪研究發現能源價格沖擊的初始效應大于技術沖擊，但技術沖擊的持續性更強[7]；王云清構建包含能源生產原料的DSGE模型，研究發現能源價格上漲對實體經濟會產生負效應等等[8]。
近年來，一些學者將“污染因素”引入DSGE模型對減排政策進行比較評估。如Fischer和Springborn采用DSGE分析框架比較了碳排放強度、碳排放稅和碳排放配額3種政策的有效性，發現碳排放強度目標為最優政策[9]；Dissou和Karnizova構建DSGE模型比較在技術沖擊下碳排放稅和碳排放配額兩種政策的經濟效果等等[10]。
國內的相關研究考慮到中國特有的經濟環境與制度背景。如鄭麗琳和朱啟貴采用DSGE分析框架，分析了生產技術和環保技術沖擊對最優污染排放量的影響[11]；楊翱和劉紀顯利用包含碳稅的DSGE模型，模擬多種外生沖擊對總產出和環境質量的影響[12]；朱軍利用DSGE模型，模擬比較了“許可證”制度、“庇古稅”和協議規則的環境污染治理效應等等[13]。
可以發現，關于能源沖擊的研究主要是將能源因素以生產原料的形式引入到DSGE框架中，分析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關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是比較碳排放強度、碳排放稅和碳排放配額3種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同時將能源問題與環境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文獻相對很少。鑒于此，本文在武曉利和晁江鋒的研究基礎上，同時考慮能源價格、碳排放及環保技術對經濟和生態系統的動態影響，進而尋找兼顧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的綠色發展路徑[14]。
2模型構建
本文DSGE模型包括3個部門和2個系統，3個部門分別是代表性家庭、廠商和政府，2個系統分別是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代表性廠商利用雇傭勞動、租賃資本和能源類生產原料進行生產，代表性家庭每期均消費能源和非能源消費品，同時向廠商提供勞動和私人資本，以獲得勞動報酬和資本租金，兩部門均產生碳排放。政府部門的收入來自于廠商繳納的產出稅，且假設政府收入全部用于治理環境污染。
21代表性廠商
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廠商均是同質的，且具有相同的技術條件。代表性廠商通過租借私人資本和雇傭勞動，并利用石油原料進行生產。假設廠商生產函數的表達形式為：
Yt=（1-ω0-ω1Xt-ω2X2t）AtKtα1Ntα2（PtQt）α3（1）
其中，ω0，ω1，ω2分別表示二次耗損函數的系數；α1>0，α2>0，α3>0，且α1+α2+α3=1；Yt、Kt與Nt分別表示t期的產出、資本存量與勞動；At表示t期外生的技術水平，假定其服從AR（1）過程：
logAt+1=1-ρAlogA*+ρAlogAt+εAt+1，
εAt+1～N（0，σ2）（2）
其中，A*是穩態值，εAt+1+∞t=0是白噪聲過程。
資本積累方程為：Kt+1=It+1-δKt。其中，δ表示資本的折舊率，It表示t期的投資。
22代表性家庭
假定經濟系統中包含無數個同質的家庭，每個家庭偏好相同且能夠生存無窮期，效用函數采用CRRA效用形式，則代表性家庭在每一期規劃其能源與非能源消費、勞動供給和投資以最大化其一生效用，即：
maxTCt，Nt，St+1E0∑∞t=0βtTCt1-θ11-θ1-Nt1+θ21+θ2-lnXt（3）
其中，E0表示基于0期信息形成的條件期望算子；0
假設家庭每期均消費能源消費品Qt和非能源類消費品Ct，則第t期的總消費可表示為：TCt=CηtQ1-ηt。其中，η表示家庭消費在非能源和能源消費品之間的權衡值。
第t期家庭的預算約束為：Ct+St+1+PtQt=1+rtSt+WtNt+G1t。其中，Pt表示t期的能源類消費品的價格，假定其服從AR（1）過程：
logPt+1=1-ρPlogP*+ρPlogPt+εPt+1，
εPt+1～N（0，σ2）（4）
其中，P*表示穩態值，εPt+1+∞t=0是白噪聲過程。
23政府
假定政府收入來自于每期向廠商征收的產出稅，即Gt=τYt[14]；由于碳排放的負外部性，故對家庭和廠商均會產生負效應。但對于家庭和廠商而言，由于碳排放的邊際損失小于減排的邊際收益，故其不會主動采取減排措施，此時政府必須承擔治污費用，因此假設政府支出用于轉移支付G1t和治污費用G2t兩個部分。
24環境
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由于能源會以能源類消費品和能源類生產原料分別進入家庭的消費和廠商的生產中，所以家庭的消費行為和廠商的生產行為均會形成碳排放副產品。同時政府的治污投入也會影響碳排放量。假設在t期產生的碳排放量為：ΔXt=Qσ1tEPtGσ22t。其中，σ1，σ2分別表示碳排放產出彈性和治污產出彈性；EPt表示環保技術水平，假定其服從AR（1）過程：
logEPt+1=1-ρEPlogEP*+ρEPlogEPt+εEPt+1，εEPt+1～N（0，σ2）（5）
t期碳排放存量的積累方程為：Xt=（1-λ）Xt-1+ΔXt。其中，λ表示自然環境對于碳排放的正常分解率。
當市場達到出清狀態時，St=Kt，Ct+It+Gt+PtQt=Yt。
3參數的校準與貝葉斯估計
本文模型中的參數根據其特征分別采用兩種方法進行賦值。關于靜態參數，結合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和已有文獻，采用校準的方法進行賦值；關于動態參數，在模型的基礎上采用貝葉斯（Bayes）估計方法進行估算。
31靜態參數的校準
彈性系數α1、α2與α3。基于張軍的估算方法，根據廠商的生產函數形式，估計出3個產出彈性的取值[15]。同時，參考孫寧華和江學迪，校準為α1=40%、α2=45%、α3=15%[7]。
相對風險規避系數θ1和θ2。關于消費的規避系數θ1，參考黃賾琳的實證結果，校準為θ1=085[16]；關于勞動的規避系數θ2，胡永剛和郭新強基于效用函數估計出θ2的取值為2或3，結合我國宏觀經濟特征，校準為θ2=3[17]。關于權衡值η，參考孫寧華和江學迪，令η=07[7]。
資本折舊率δ與主觀貼現因子β。國外文獻對δ的取值均在01左右，而由于我國宏觀經濟及產業結構的差異性，參考黃勇峰等，校準為011[17]。采用1979～2014年間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估計，β值校準為95%。
其他參數。參考鄭麗琳和朱啟貴，將二次耗損函數的系數校準為ω0=00015、ω1=-065×10-5、ω2=015×10-6，彈性系數σ1、σ2分別設定為02344和01077[11]；同時基于Reilly的研究，把自然環境對于碳排放的正常分解率λ設為00083[19]。
32動態參數的貝葉斯估計
以我國1979～2014年間實際GDP和能源消費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Bayes估計方法對動態參數進行估算。關于先驗均值的選取，根據已有文獻和沖擊源的特征，設定生產技術沖擊和能源價格沖擊的一階自回歸系數的先驗均值均為07，環保技術沖擊的先驗均值為08；對于隨機擾動項，設定生產技術沖擊隨機擾動項的先驗均值為01，能源價格沖擊和環保技術沖擊的先驗均值均為05。關于先驗分布的選取，參考Khan和Tsoukalas，設定一階自回歸參數均服從Beta分布，波動參數均服從逆伽瑪（Inv. Gamma）分布[20]。
4模型動態模擬和效應分析
本節對理論模型進行動態模擬，分別考察能源價格沖擊、生產技術沖擊和環保技術沖擊對各變量的動態效應和傳導機制；最后，研究基于能源價格調整與環保技術更新狀況下的敏感性分析。
41能源價格沖擊的動態效應和傳導機制分析
由圖2可見，給定1%單位正向的能源價格沖擊，非能源類消費和產出在沖擊發生的當期立即負向偏離初始狀態，之后迅速反彈，并在第六期達到正向偏離的峰值，然后緩慢回歸，大約均在第二十期附近回歸到初始狀態；能源消費在沖擊發生的當期立即達到負向偏離的最大值，之后緩慢回歸，大約在第十二期附近回歸到初始狀態；碳排放量在沖擊發生當期立即負向偏離初始狀態，之后持續偏離并在第十期作用達到負向偏離的低谷，之后持續偏離，但有微幅回彈；投資在沖擊發生第二期達到負向偏離的最大值，之后緩慢回彈，并在第十期左右回到初始狀態；就業在沖擊發生的當期立即達到負向偏離的最大值，之后緩慢回彈，約在第十二期左右回到初始狀態。
總之，面對正向的能源價格沖擊，居民的非能源類消費和產出的反應在較長的時間內為正向，能源消費、投資和就業的反應在一段時間內為負向，而碳排放量的反應也為負向，并且持續性較強。產生這些效應的傳導機制可概括為：（1）能源價格上升短期內提升了廠商的采購成本，產出規模必然下滑；但從中長期來看，能源價格上升會從生產端傳導至銷售端，刺激廠商改變已有生產模式，加快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而產出規模在一段時期內會出現回升；（2）能源價格上升使得家庭財富縮水，短期內對非能源消費產生負效應；然而，由于比價效應，使得居民會相應減少能源類消費品的消費，增加對非能源消費品的購買；（3）能源價格上升短期內使得生產規模縮減，碳排放量下降；中L期內刺激廠商的生產方式向資源集約型轉變，使得碳排放量下降；（4）能源價格上升增加廠商的采購成本，必將導致企業投資規模和就業水平的下滑。
42生產技術沖擊的動態效應和傳導機制分析
由圖3可見，給定1%單位正向的生產技術沖擊，非能源消費、能源消費和產出均正向偏離初始狀態，并在第四期達到偏離的峰值，之后緩慢回歸，約在第二十五期左右均回歸到初始狀態；碳排放量逐步正向偏離初始狀態，并在第十八期達到偏離的峰值，之后有微幅回歸。投資和就業均在第二期達到正向偏離的峰值，之后逐步回歸，約在第十期左右均回歸到初始狀態。
總之，面對正向的生產技術沖擊，各變量的反應在較長的時間內均為正向的，且碳排放量的反應持續性較強；產生這些效應的傳導機制可概括為：（1）生產技術改善必將促進企業產出規模的上升，進而促進投資的進一步擴大和就業水平的上升；（2）生產技術在刺激企業盈利水平上升的同時，居民財富也在同步增長，從而使得居民的能源與非能源消費出現上升；另外，技術改善刺激企業的投資規模，從而使得碳排放量持續上升，環境質量下降。
43環保技術沖擊的動態效應和傳導機制分析
由圖4可見，給定1%單位正向的環保技術沖擊，非能源消費、能源消費和產出均正向偏離初始狀態，均在第二十期左右達到偏離的峰值，之后有微幅回歸；碳排放量逐步負向偏離初始狀態，并在第十五期達到偏離的低谷，之后有微幅回彈。投資和就業均在前2期微幅負向偏離，之后均正向偏離初始狀態，約在第十期達到偏離的峰值，之后有微幅回歸。
總之，面對正向的環保技術沖擊，居民的非能源消費、能源消費、產出、投資和就業的反應均為正向的，而碳排放量的反應為負向的，且各變量的響應持續性較強。產生這些效應的傳導機制可概括為：（1）環保技術更新短期內對產出、投資和就業具有一定的負面作用，這體現在新舊設備的更換所產生的成本和時間以及新技術工人的引進和培訓，導致短期內企業難以保持高負荷生產，從而使得企業盈利出現短期回落，居民就業發生波動；而中長期內環保技術更新促進企業規模擴大，帶動投資以及就業的提升；（2）環保技術更新帶動企業盈利水平上升，居民收入增加，能源與非能源消費量持續上升；同時環保技術改善也使得碳排放量顯著下降。
44能源價格的敏感性分析
圖5給出了能源價格上下浮動15%對經濟的影響。可以看出：價格下降15%使得產出短期內快速上升，但一定時期后其回落速率也顯著高于之前水平；價格上升15%時的情形與之相反。這體現出能源價格對產出刺激具有顯著的短期性特征。價格變動對非能源與能源消費的影響較為相似，價格下降刺激能源消費增加，同時通過影響就業與收入間接提升非能源消費。價格波動對碳排放量的影響非常顯著，價格上升15%使得碳排放量快速回落，且長期均保持較低水平，這體現出合理調節能源價格能夠有效削減碳排放。
45環保技術的敏感性分析
圖6給出了環保技術上下浮動15%對經濟的影響。可以看出：技術提高15%使得產出、投資與就業均顯著上升，且在長時間內保持上升趨勢，這體現出技術改善有效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進而刺激投資規模與家庭就業；技術改善刺激能源與非能源消費快速上升，且具有較強的持續性。技術更新使得企業在保持較低碳排放量的情況下擴大投資，并進一步提升社會的整體就業水平；技術改善顯著降低企業的碳排放規模，且下降幅度持續擴大，這體現出技術更新是改善環境質量的重要一環，有效提升環保技術水平是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
5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具有雙系統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能源價格、環保技術等外生變量對我國經濟系統及環境系統的動態影響。研究表明：（1）能源價格短期內對產出具有負效應，但中長期會刺激廠商的增長方式由資源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表現為正效應；同時能源價格上升能夠有效減少碳排放量，提高環境質量；由于比價效應存在，能源價格上升對非能源消費具有正效應，但對能源消費會產生負效應；同時能源價格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投資，影響就業。（2）生產技術提高對產出、非能源與能源消費、投資和就業具有正效應，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碳排放，導致環境質量下降。（3）環保技術改善不僅對產出、非能源與能源消費、投資和就業具有正效應，而且有效減少碳排放，同時環保技術沖擊對各變量的影響持續性較強。（4）能源價格因素對產出、投資及就業的影響具有顯著的短期性特征，而環保技術改善能夠在顯著降低碳排放規模的情況下長期提升產出與投資，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
本文的研究結論為中國經濟實現綠色發展路徑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在本文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降低政府對能源價格的管制力度，遵循市場規律合理定價，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時積極鼓勵企業開發清潔型能源；第二，應加大環保技術研發投入，提高環保技術水平；第三，改變企業的傳統生產方式，促進企業提高生產技術含量，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同時降低企業污染排放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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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生態環境質量范文
【關鍵詞】區域；生態環境；進展
作為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生態環境不僅僅能為人類提供自然資源，還能保障人們的生存環境。但是隨著人口數量的激增，人們想要發展，希望利用環境、改造環境，使環境更好地服務與人類。這樣一來，不可避免地對環境造成了破壞。生態環境的破壞，又會對經濟的發展造成制約，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因此，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提升其質量很有必要。對生態環境的質量進行評價，能夠更好地掌握生態環境的動態變化，從而有效的進行生態環境建設。
1、我國區域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研究現狀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開始，我國展開了環境質量評價工作。八十年代末期，由單純的環境質量評價進一步擴展到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此后，隨著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的理論和方法不斷發展盲目從原來的關注災害和污染逐步轉向了涉及多方面的生態環境質量評價體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區域生態環境預警的原理基礎上，傅伯杰立足于生態破壞、資源枯竭以及環境污染等方面，使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選取我國的主要省區作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等級劃分與排序。1995年，范常忠等對廣東省的是個主要城市進行生態環境質量評價，對省內的生態環境進行分級，并根據其特點總結出面臨的主要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同年，馬玉增等人對我國的山丘生態環境進行評價，并制定出相應的指標體系。2003年，胡會峰等人通過對湖泊生態系統的大量研究，提出了湖泊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以上的各個研究，針對不同區域的生態環境進行質量評價研究，拓展了質量評價的新思路。
作為生態環境質量綜合評價的基礎，指標體系需要遵循可操作性、穩定性的原則。不同指標構建側重于不同的屬性與功能。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基礎建設，諸如道路、綠化、景觀等，二是社會經濟和文化，如教育、消費等，三是自然條件，包括地質、水文等。評價方法主要使用的是層次分析法、專家打分法、投影追蹤法等。
2、我國區域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研究方法
2.1層次分析法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運籌學家T.L.Saaty提出了層次分析法，該方法主要是講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從而實現多目標決策。層次分析方法不僅能夠減少主觀因素對分析結果造成的影響，還能夠檢驗是否正確，因此逐漸獲得了廣泛的應用。層次分析法首先需要建立起遞階層次結構，然后在對矩陣標度進行判斷，然后再計算權重并排序，最后進行一致性檢驗。該方法在復雜的系統評價中獨具優勢，能夠很好地將定性與定量分析結合起來。
2.2指數評價法
作為一種特定的相對數，指數主要是對食物或是現象的動態變化進行反應。當指數不變的情況下，可以觀察其他指標的變動。在我國廣泛使用的是綜合指數法。該方法可以對多個因素指標進行分析，保持一個或多個因素不變，可以用于觀察其他因素的變化程度。
2.3人工神經網絡評價法
該模式是建立在人工神經網絡的基礎上，應用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建立起神經網絡結構，增強該結構的自適應能力，從而能夠以更加貼近人類的思維模式對生態環境質量進行評價。通過神經網絡可以模擬人工對環境質量進行定量的評價，相比與人工更加準確、高效。首先需要確定評價指標集，并將BP網絡中輸入節點的個數作為指標個數。其次還要確定BP網絡的層數，確保具有三層網絡模型結構。另外，還需要通過對指標值進行標準化的處理，以進一步明確評價結果。最后確定正確的評價。
2.4生態足跡法
城市生態環境質量評價主要使用生態足跡法，以衡量某地區的生態承載力。首先需要對各項主要的消費項目人均年消費量值進行計算，其次計算人均占用的土地面積，最后計算出生態盈余。該方法缺乏對自然系統提供更自然功能的完全描述。
3、我國區域生態環境質量評價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策略
由于人們的生活、工作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來越深遠，對于生態環境的質量進行評價的相關研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雖然區域生態環境質量評價已經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由于生態環境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各種情況十分復雜，都會對評價的結果造成影響，再加上生態環境一直處于一個動態的過程，對于其中某一個環節的質量進行評價有一定的困難性。其次，在評價指標層面，由于缺乏針對特殊指標、常用指標的系統、定量的研究，得出的結論缺乏全面性。在評價手段層面上，雖然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在我國發展越來越迅速，但是在區域生態環境質量評價領域，仍然沒有得到很好地利用。作為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的輔助手段，遙感能夠及時地提供信息，但是卻不能及時地解譯信息，及時獲得了很多信息也不能對其有一個綜合的利用。在評價方法層面上，雖然對方法的應用效果有一定的研究，但是缺少各種方法之間的比較。在評價對象方面，普遍還是將視角放在了省、市、工礦區等宏觀層面，很少有獎區域內的組織結構和區域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對象，這樣得出的結果卻少了量化的分析內容。最后，缺少了對影響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結果的因素的范圍的研究。人在生態環境系統中，既是感受著，也會對環境造成影響。而對于生態環境指標因素的影響也是兩個方面的，需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
針對以上問題，首先應當逐步對生態環境影響、響應機制不斷完善，讓各個指標因素的影響效果更佳明確。其次還應當關注遙感分類提取的評價指標因素，并不斷對其進行規范。此外，還需要不斷對遙感獲取的信息進行分類，通過模型化和規范化，使得評價的模型不斷完善，從而確保評價的準確、高效。還可以通過各因素影響程度評價模型的鋼構件，明確評價對象存在的問題。最后，使用多個不同層面的尺度對評價對象的結構進行評價，能夠使區域生態環境質量評價體系更加完善。
4、結束語
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對于環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由此很多人開始關注生態環境的保護。對于生態環境的質量進行評價，能夠為生態環境的保護提供參考依據。雖然我國區域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研究已經有了四十多年的歷史，但是在實際情況中還是存在了一定的問題。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研究從理論上保障了質量評價工作的正常進行，因此很有必要。本文就在分析了區域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的相關內容的基礎上，對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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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態環境質量范文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Deyang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study area， Landsat satellite image as data source， select the land cover，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elevation of three evaluation index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 Deyang city in 2015，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Deyang city was divided into excellent， good， medium， poor in four gra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of woodland and grassland， arable land， human engineering activities and geological disaster are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s poor，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actual situation， indicating factors and model selection objective and reasonable.
【關鍵詞】3S；生態環境質量評價；德陽市
【Keywords】3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evaluation； Dengyang city
【中圖分類號】X8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1069（2017）03-0146-03
1 概述
我國的環境評價始于20世紀70年代，最初Τ鞘謝肪澄廴鞠腫醋齙韃椴⒔行評價，80年代開始對工程建設項目的影響做評價。80年代末以來，主要對城市環境質量做綜合評價，并開始對縣級區域的生態環境質量做綜合評價。隨著RS和GIS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對空間數據進行獲取、處理、分析技術方法的不斷改進，使得RS和GIS在調查、監測、評價等方面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使得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由單一因子的調查與監測，逐步發展到多種數據綜合評價，且用數值分析方法描述生態環境狀況[1-3]。
目前國內外已經有許多關于生態環境脆弱性方法的研究，例如人工神經網絡方法[4]、模糊判定分析方法[5]、綜合評價方法[6]、景觀生態學方法[7]、ES方法[8]、層次分析方法[9]、P-S-R模型方法[10]、ESA方法[11]、灰色評判法[12]等，但是目前并未形成一種大家一致認可的評價方法，而且上述方法基本均局限于定性的、定量的、靜態評價方法，并且專家的意見占較大比重，研究結果的客觀性不夠好且實際應用價值不夠高[13]。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生態環境脆弱性動態評價的方法，在此之前，也有人應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進行了生態環境脆弱性的評價，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14-16]。
德陽市位于四川省中部是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的過渡地帶。近年來隨著德陽市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圍繞資源環境的競爭更加激烈，使其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為推進德陽市生態文明建設，積極探索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之路，對德陽市的生態環境質量做出有效的評價，具有重要的意義。
2 生態環境評價
2.1 研究區概況
德陽市位于四川盆地東北部，東經103°45′-105°15′，北緯30°31′-31°42′之間。西鄰阿壩，東接遂寧，南靠成都，北臨綿陽。全市面積5818km2，現轄綿竹市、什邡市、廣漢市、旌陽區、羅江縣和中江縣。德陽市境狹長，南北長約162km，東西寬約65km，整體地勢西北高東南低。1983年8月經國務院批準成為省轄地級市，是四川省重點建設的九大城市之一，也是成都周邊旅游圈的重要組成部分。
2.2 生態環境評價指標
2.2.1 指標選取原則
建立科學、完善、可行的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是進行危險性評價的關鍵，合理有效的指標選擇是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的必要過程。
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應遵循以下原則。①科學性，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要遵循科學規律，所選取的評價指標應能客觀真實地反映生態環境的特征、揭示生態環境的內在特征和外部觸發原因。同時要考慮指標數據獲取的難易程度、數據精度如何、是否可定量化。②全面性，生態環境質量是在環境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多重作用下的狀態，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應該綜合考慮。同時評價指標體系必須要全面分析生態環境要素及其相互關系。③動態性，不同的地區地質環境和生態環境有一定的差異，對不同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評價，在選取評價指標時，需結合研究區的情況作調整。
2.2.2 指標選取
針對德陽市的環境狀況，在參考了已有研究并多次聽取專家意見基礎上。本文選取土地覆蓋、植被覆蓋度和海拔高程三個評價因子。①土地覆蓋：結合相關資料，確定研究區的土地覆蓋類型：耕地、有林地、居民地、草地和水域；②植被覆蓋度：根據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提取德陽市植被覆蓋度；③海拔高程（DEM）。德陽市低海拔處高程310m，高海拔處高程4950m，海拔高度差異較大。
2.2.3 數據源
遙感影像數據：本文采用2015年Landsat影像，空間分辨率為30m，影像來自地理空間數據云，成像質量良好。德陽市區域跨軌道號129/038和129/039兩幅影像，采用WGS-84坐標系，UTM投影，影像均已完成了輻射校正和幾何糾正。
數字高程模型數據：采用空間分辨率為30m的DEM數據，數據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
2.3 生態環境評價模型
根據前人的研究，為保證評價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本文選取了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方法，即空間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空間主成分分析的步驟如下：①原始數據標準化；②建立每個變量的協方差矩陣R；③計算矩陣R的特征值以及每個特征值的特征向量；④通過對特征向量的線性組合進行分類提取主成分；⑤根據主成分分析結果，利用數學模型計算式（1）研究區生態環境質量；⑥利用自然斷點法，將計算結果分為4個等級，分別為優、良、中、差。
式中，Fi是第i個主成分，Wi是它的相應的貢獻。結合每個主成分及其對應權值，進行代數計算得到綜合評價指標，來表示區域生態環境脆弱情況。EVI的值越大，表示其生態環境越脆弱。
2.4 評價結果
根據德陽市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結果，得出以下結論：德陽市生態環境質量為良的區域占35.32%，質量為中等的區域占31.39%，質量為優等的區域占20.02%，質量為差等的區域占13.27%。與德陽市2015年土地利用類型相比，得到林地和草地的生態環境質量較好，耕地次之，人類工程用地和汶川地震后造成的地質災害區域生態環境質量最差。生態環境質量優和差等主要分布在德陽市的西北部，該區域植被覆蓋度較高，森林系統的生物多樣性、抵抗力穩定性等因素使得該區域的生態環境質量整體上好于其他地區。草地的生態環境質量多為中等，草地生態系統由于物種單一，抵抗力穩定性較差，但恢復力穩定性很強。耕地受人類影響較大，但作為一個生態系統，有一定的自我修復能力。除地質災害區域外，德陽市生態環境質量為差等的區域還廣泛分布于人類工程活動集中的地區，該地區由于工程活動造成了地下水下沉、破壞了該區域的生物多樣性、降低了該區的恢復力，使得該區域生態環境質量惡化。
3 討論
正確認識生態環境現狀是維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條件，通過對特定地區生態環境質量進行評價，可以了解生態環境質量的整體情況，追尋生態環境質量退化的原因，是提高生態環境質量的方法與途徑。德陽市自1999年10月實施退耕還林工程，截至目前，研究區完成退耕還林17.75萬畝（1畝≈666.67m2），其中生態林16.3萬畝，經濟林1.45萬畝。退耕還林工程建設成就顯著，取得了生態、經濟和社會建設的綜合效益。
為進一步提升德陽市生態環境|量，可采取以下措施：
①對研究區西部山區生態環境質量較差的地區治理的可行方法主要是在一些地勢比較平緩或不適合農作物生長的區域建立多功能混合生態林、農業經濟林以及規范化牧場等混合生態系統；②加強環境質量監管力度，引進新技術，鼓勵引導企業轉型升級，改善全市環境質量；③提升全民環保意識，積極保護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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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生態環境質量范文
關鍵詞：黃河三角洲；改進的ahp；生態環境質量評價
1672-1683（2011）01-0099-03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using the improved ahp method
chen shuang，yang guo-fan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86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hp,the index system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was built in this study.the improved ahp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appraisal index,and consequently to determine the main factors,secondary factors,and general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s on the eco-environment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od regulation function of the delta had been highly emphasized by the sectors concerned while the climate regulation function of the delta had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landscape planning,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key words:yellow river delta；improved ahp；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濕地生態系統是陸地與水域之間水陸相互作用形成的特殊的自然綜合體，被譽為“自然之腎”。人類對濕地的關注和研究隨著20世紀50、60年代全球環境退化、濕地喪失及由此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而開始。目前，濕地的保護與持續利用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由于歷史原因和認識偏差，中國在過去較長時間過分強調對濕地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而忽視了對其的保護。隨著科學發展觀的不斷深入人心，人們日益認識到保護濕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傳統的層次分析法(簡稱ahp)［8］是對一些較為復雜、較為模糊的問題做出判定的簡易方法，特別適用于那些難于完全定量分析的問題，為解決多目標決策問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目前已在世界各國得到迅速普及和發展，并在社會、經濟、軍事、管理中得到了廣泛應用。例如，戴新等［1］利用傳統的ahp對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質量進行評價，使得難以定量化的濕地生態質量指標定量化，為黃河三角洲濕地景觀規劃、管理和保護提供決策依據。然而，傳統的ahp方法在分析和處理問題的時候，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傳統的ahp中的判斷矩陣一般不滿足一致性，此時說明決策者對被比較的元素所賦的值，有些是不準確的［2］。石建等［3］指出，t.l.saaty等人提出的層次分析法采用“1-9”標度構造成比較矩陣,其一致性效果不理想。傳統的ahp沒有充分利用已有定量信息，認為傳統的ahp是研究專門的定性指標問題，對于既有定性指標也有定量指標的問題討論得不夠［4］。傳統的ahp提出對判斷矩陣的一致性討論得較多，而對判斷矩陣的合理性考慮得不夠，這是因為對標度專家的數量和質量重視不夠［5-6］。基于此，本文以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系統為例，將傳統的ahp方法中由“1-9”標度，改進為ahp層次分析法的“9/9-9/1”的新標度，構造成比較判斷矩陣，對黃河三角洲濕地的生態環境質量進行進一步的評價，以得到更加科學、精確的結果，并將所得結果與戴新等［1］的評價結果進行對比。
1 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系統簡介
黃河三角洲是我國三大三角洲之一，地理位置位于東經118°07′-119°18′，北緯36°55′-38°12′之間，處于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環抱的渤海灣南岸中心地帶，處于京津唐經濟區與山東半島經濟區的結合部，同時又是環渤海經濟區與沿黃經濟帶的交匯點。三角洲屬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區，海岸線全長約590 km，濕地總面積約4 150 km2，是全國最大的三角洲，也是我國溫帶最廣闊、最完整、最年輕的濕地，是國際重要濕地之一。黃河三角洲各類濕地面積如表1所示［7］。
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包括油田開采和石油加工業等所產生的工業廢氣，給其帶來很多負面影響。例如黃河三角洲9條入海河流的河口水質均受到污染。潮河、挑河、溢洪河、廣利河、神仙溝等河口污染嚴重,致使魚、蝦、貝類數量減少，鳥類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和食物條件。淺海、灘涂水質均受到了石油類污染，影響了淺海灘涂生物的多樣性。因而，對黃河三角洲濕地的生態環境質量進行綜合分析，維護該區域內生態平衡、保護生物多樣性已經刻不容緩。
2 改進的層次分析法（ahp）的基本原理
最初由美國運籌學家t.l.saaty教授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它是將半定性、半定量問題轉化為定量問題的有效途徑，將各種因素層次化，并逐層比較多種關聯因素，為分析和預測事物的發展提供可定量依據。
2.1 層次分析法的標度改進
傳統的ahp在應用中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如使用“1-9”的原始標度準確率會降低；各層次之間聯系設立混亂；數據處理過程繁瑣等；這些問題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進一步完善。本文對傳統的“1-9”標度進行了優化改進，采用新的標度“9/9-9/1”，詳見表2。
2.2 改進的ahp在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質量評價中的應用
2.2.1 明確問題并建立層次模型
為便于成果引用和結果比較,參照文獻［1］，本文選取的評價指標也依據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結構、特征、社會發展現狀和規劃，篩選出形成和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3類，共計13個主要特征因子，如圖1所示。總目標層a，在濕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標體系建立的總目標就是黃河三角洲濕地ahp綜合評價；要素層b，根據濕地生態功能及濕地影響因素從濕地生態環境、濕地功能、濕地環境質量指標3個方面分析，用這幾個方面特性的非線性相加來反映總目標的價值；指標層c，具體反映要素層的多項指標，根據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系統與生態過程所形成及所維持的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條件與效用。
在上表中取b13=9/5，其含義表示在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質量評價中濕地生態環境指標相對于濕地環境質量指標而言，屬于稍微重要；b31=5/9表示濕地環境質量指標相對于濕地生態環境指標，屬于較不重要。依據文獻［8］的相關公式計算，求得最大特征值λmax=3.000 8，一致性檢驗系數cr=0000 7，cr<0.1，建立判斷矩陣具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按照上述方法，以此類推可得要素層對指標層的最大特征值、歸一化特征向量，并對特征矩陣進行一致性分析，結果均滿足要求。要素層對于相應各評價層的計算結果，見表4。
2.2.3 層次總排序
利用上面層次單排序的結果，綜合得出本層次各因素對更上一層的優劣，最終得到指標層對總目標層的優劣順序。對求出的各間接判斷矩陣的向量進行權重計算，并進行排序得出表5。根據文獻［8］計算公式所得，層次總排序隨機一致性比例cr=0.0050，cr<0.1，層次總排 根據歸一化后各指標權重值排序結果，可以把13個指標劃分為重要指標(≥0.12)、次要指標(0.07～0.12)和一般指標(≤0.07)3類，結果見圖2。
2.2.4 結果分析
從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質量評價因子指標劃分圖可以看出13項評價因子中，指標 c1、c6為重要指標；指標c3、c5、c10、c12、c13為次要指標，共計5項指標；c2、c4、c7、c8、c9、c11為一般指標，共計6項指標。
3 結論
經分析，得到以下初步結論：重要指標c6（權重極大值）與一般指標中權重最低的指標c7（權重極小值）二者之間的權重相差比較懸殊，差值達到0.1225。說明在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質量評價中，相關部門在三角洲的洪水調節功能（指標c6）這方面，重視程度相對較高，投入力度也比較大；然而，在氣候調節功能（指標c7）方面，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此外，顯示結果中，一般指標里面的其他幾個指標的權重也相對較小，都應當引起相關部門的注意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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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態環境質量范文
1.綏化市地處黑龍江省中部，其頭朝東北，尾在西南，斜臥在塞北的松嫩平原上。具體地理位置是東經124°13′至128°30'，北緯45°3′至48°02'。綏化市的地勢東北高，西南低，即由低丘陵、高平原過渡為河谷平原。全市地貌按其形態特征可分為低山丘陵、崗丘狀高平原、崗阜狀高平原、微傾斜高平原、一級階地、高漫灘和低漫灘。地貌特征“二山一水七分田”，耕地2854.9萬畝，森林660萬畝，草原557.2萬畝，濕地530萬畝。
2.綏化市位于北半球中溫帶。四季分明，雨熱同期。冬季冰雪覆蓋。夏季降雨集中，氣候溫熱濕潤。春、秋兩季氣候宜人。
全市年平均氣溫在1.3℃至4.0℃之間，≥10℃積溫2 400℃至2 700℃，無霜期120至140天，日照時數2 600至2 900小時。全市平均降水量483毫米， 7至8月份降水量約占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呼蘭河、通肯河、泥河等河流控制區。以呼蘭河、通肯河和克音河等多條河流將綏化市北林區和望奎縣分成三大塊。東北部為丘陵高河漫灘區，中部為雙河沖積平原區和西南部的河川低崗河漫灘區。
3.綏化市有兩大水系，即松花江水系和呼蘭河水系。水資源總量為47.82億立方米。理論水利資源蘊藏量為500千瓦以上的河流18條。地表水資源量為25. 4億立方米，地下水資源量為22.2億立方米。
松花江在市南部，流經肇東市；呼蘭河干流在慶安縣發展鄉柴德福屯東南入境，在蘭西縣長江鄉律家店南流入呼蘭縣，在綏化市流長345公里，流域面積27 600平方公里。呼蘭河在綏化市境內共有流長超過15公里，流域面積大于50平方公里的一、二、三級支流共36條，河流總長2 933公里。主要支流有安邦河、拉林清河、格木克河、泥河、依吉密河、歐根河、尼爾根河、諾敏河、通肯河等。
二、 生態環境狀況分析
生態環境質量指標是在前一年度Landsat8 TM遙感數據基礎上完成的，反應前一年生態環境質量，因此用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數測算分析數據的實際獲取年份來表示年度。
2013年、2014年、2015年，綏化市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數分別為57.91、60.80、61.54，三年指標持續上升，生態環境質量類型三年均為良。
基本情況
綏化市生態環境質量評價主要基于遙感（RS）、地理信息系統（GIS）和全球定位系統（GPS）相結合的“3S”技術，通過人機交互解譯，獲取土地利用/覆被數據信息。
1、數據來源
生態環境質量狀況評價數據由三部分組成：遙感解譯數據、
其它基礎數據和規范參數。
（1）遙感數據
生態環境狀況評價遙感數據為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提供的資源衛星及高分衛星影像，分辨率為10M。
（2）其它基礎數據
生態環境狀況評價的其他基礎數據包括水土流失數據、河流長度、水資源量、降水量及SO2、COD和固體廢物年排放量。其中水土流失數據是黑龍江省水利廳提供的全國第二次水土流失遙感調查數據；河流長度數據是從全國2000年1：25數字線劃圖數據庫（DLG）中提取的，來自黑龍江第二測繪工程院；水資源量和降雨量數據源自2013年、2014年、2015年的統計年鑒；SO2、COD和固體廢物年排放量數據來自綏化市環境保護局2013年、2014年、2015年環境統計數據庫。
（3）規范參數
在計算生物豐度指數、植被覆蓋指數、水網密度指數、土地退化指數和環境質量指數時，多個歸一化系數均由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提供。
2、評價體系
依據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生態環境狀況評價技術規范（試行）》（HJ/T91-2006），對綏化市生態環境質量狀況進行評價。
（1）評價指標體系
生態環境狀況評價指標體系結構層次多，相互關聯，相互依托。
評價指標分為四級：一級評價指標為生態環境狀況指數；二級評價指標包括生物豐度指數、植被覆蓋指數、水網密度指數、土地退化指數、土地協迫指數、污染負荷指數和環境質量指數；三級評價指標包括林地、草地、水域濕地、耕地、建設用地、未利用地等的面積以及河流長度、湖庫面積、水資源量、土地輕度侵蝕面積、土地中度侵蝕面積、土地重度侵蝕面積、SO2、COD和固體廢物年排放量等指標；四級評價指標包括評價區域內土地利用/覆被21種二級土地類型的面積。
（2）指數計算方法及分級標準
生態環境狀況評價指標體系中，下一級評價指標經過加權計算得出上一級評價指標。四級評價指標通過算術加和得到相應的三級評價指標，依此類推，最終得到生態環境狀況指數（EI）的數值，將生態環境狀況分為五級，即優、良、一般、較差和差。
3、評價結果
2013年生物豐度指數、植被覆蓋指數、水網密度指數、土地退化指數和環境質量指數分別為55.2、60.37、18.13、25.16、89.59，生態環境狀況指數為57.91，評價等級為“良”。
2014年生物豐度指數、植被覆蓋指數、水網密度指數、土地協迫指數和污染負荷指數分別為39.28、84.81、17.23、11.34、0.36，生態環境狀況指數為60.80，評價等級為“良”。
2015年生物豐度指數、植被覆蓋指數、水網密度指數、土地協迫指數和污染負荷指數分別為39.29、88.35、16.17、11.34、0.28，生態環境狀況指數為61.54，評價等級為“良”。
2013-2015年度各項指標情況見下表：
三、加強生態環境監測建設的感想
加強對重點生態系統的科學研究，開展生態系統脆弱區和敏感區的監測，提高監測技術水平與完善專業監測設備，建立長效生態監測和預警網絡，有利于提高生態系統監測能力建設、對生態環境質量進行細分項目評價。
參考文獻：
[1]2014年《黑龍江省生態環境質量報告》
[2]2015年《黑龍江省生態環境質量報告》
[3]2016年《黑江省生態環境質量報告》
第6篇：生態環境質量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金融生態；優質競爭
文章編號：1003－4625（2009）03－0061－03中圖分類號：F830.33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了要“提高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競爭力”的具體要求。截至2008年6月，銀行貸款占非金融部門融資總額的88.6%，商業銀行資產占金融業總資產的比重達到73.1%左右。主要商業銀行先后完成上市后，上市銀行流通市值和總市值占我國股票市場A股流通市值和總市值的比例也上升到10%和28%。可以看出，商業銀行是我國金融業的主體，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維系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和安全。而保持商業銀行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在市場經濟中，競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永恒的競爭推動著市場經濟的繁榮。市場競爭機制不僅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減少社會交易成本和權利尋租行為，而且可以弱化社會外部監管成本、有效降低商業銀行的自身風險。十七大報告對提高銀行業競爭力的具體要求意味著我國金融行業和銀行業以國家信用作擔保、只發“出生證”、罕發“死亡證”時代的徹底結束，我國銀行業必將進入一個更加迅速、更加健康、更加完善的發展時期。
怎樣規劃我國商業銀行優質競爭的市場框架是目前亟待解決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影響商業銀行優質競爭市場框架構建的最重要因素是其所處的金融生態環境。按照金融生態系統論的觀點，金融生態是指各種金融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及內部金融組織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這個系統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競爭性。所以，作為金融生態環境最重要主體之一的商業銀行，其優質競爭均衡的制度安排，必將依賴于商業銀行所處的金融生態環境。構建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始終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在長期發展規劃中需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構建完善的金融生態系統自我調節機制，強化商業銀行競爭、效率的正向互動
根據金融生態理論，金融密度，即金融機構的數量和規模與金融機構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密切相關。一般而言，金融密度和金融機構的出生率成正比，與金融機構的死亡率成反比。一個完善的金融生態內在調節系統，能通過自我調節保持適宜的金融生態主體數量。商業銀行競爭和效率關系理論告訴我們，一定區域內適宜的群密度下，通過商業銀行的競爭能夠提高其運作效率，從而提高社會福利。但是當市場處于過度競爭時，由于商業銀行所處的間接融資市場具有高固定成本的寡頭壟斷結構特征，會導致退出壁壘成本較高的市場上商業銀行的數目過多，進一步導致金融產品過度供給。而商業銀行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竭盡一切競爭手段將金融產品價格降低到接近或者低于平均成本的水平，從而使產業中的資金、勞動力等潛在可流動資源限于只能獲得低于社會平均回報和工資水平的窘境和虧損狀態，而又無法順利退出。1996-2005年期間，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金融生態狀況是個很好的例證。中國臺灣地區銀行密度過大，致使銀行業整體競爭程度較高，但是過度的開放導致商業銀行的競爭與效率逐漸成負相關走勢。由于政府的長期直接干預和自由化中的監管缺失，韓國商業銀行業在東南亞經濟危機中受到重創，大規模重建后，商業銀行壟斷趨勢明顯，競爭與效率的關系由負相關轉向正相關。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業的開放度較低，金融生態中商業銀行的群密度也較低，競爭與效率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們金融體系沖擊較小與我國銀行業開放度較低有密切關系；但我們對銀行業開放、促進競爭既不能因噎廢食，又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是要未雨綢繆、科學規劃，進一步完善我國金融生態系統的內在調節機制――控制合理的商業銀行群密度、建立有效的價格機制、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市場準入和退出制度，始終把商業銀行的競爭規治在促進效率提高的范圍內。
二、構建有效的金融生態系統外部監管機制，探索基于金融安全的商業銀行競爭模式
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論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論基礎，由此拉開了發展中國家以金融自由化和商業銀行競爭為核心的金融改革的序幕。金融自由化和競爭在解除金融壓抑、帶來經濟增長和金融體系效率提高的同時，往往伴隨著對資本管制的解除，使得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增強，金融危機頻發。一份權威調查顯示，最近2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81個成員國中銀行發生嚴重問題的就有133個。而重大的國際金融危機幾乎都發生在東亞和拉美等新型市場國家和地區。這些危機的破壞性和國際傳遞性空前嚴重，有些甚至演變成經濟、社會的全面危機。我們熟知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年東南亞經濟危機、1998年俄羅斯和巴西金融危機、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機，無不和其金融生態中監管職能的弱化有關；金融監管體制未能跟上金融創新步伐更是我們當前所面臨金融、經濟危機失控的關鍵因素。所以，在金融化日益成為全球主導力量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生態系統外部監管機制、探索金融安全下的商業銀行競爭模式，成為尚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商業銀行的競爭，所面臨和可能引發的主要金融風險包括：由流動性風險引起的系統性倒閉、加劇的金融市場風險、違約和操作風險、過度競爭的風險和監管性風險。所以根據美、 英、德等成熟市場國家監管體制演變的經驗和新興市場國家由于監管弱化引致金融失敗的教訓，我國有效的金融監管框架，必須建立在所有者即股東有效履行職責、行駛完整所有權的基礎上。否則，監管將是隔靴搔癢，不會有預期的反應和效果。因此，有效監管的核心是如何把一切所有者的成本與收益內化到所有者身上。基于此，一個有效金融監管制度的核心原則應包含以下基本內容：首先，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嚴格審核商業銀行資本和風險的真實性，由出資者對資本的真實性負刑事和無限責任，由經營者或董事對風險的真實性負刑事和無限責任。這是監管制度最重要的基本原則。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鑒新西蘭商業銀行監管制度的改革經驗。其次，金融監管當局應對未能及時、準確、全面識別、評估商業銀行風險和執行及時矯正措施負責。思考當前所面臨的危機，我們認為應當強化監管部門對創新產品的主觀判斷和裁量的權利，同時采取相關技術手段盡量保證這種裁量的科學性及防范風險的有效性。實行監管專職人員的刑事責任和領導層的問責制，如委托中介審查，則由中介負刑事和個人無限責任。最后，營造一個動態的、與金融市場發展水平和風險狀況相匹配的有效金融監管制度環境，以適應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高杠桿率、高關聯度、高不對稱性之特性。
三、構建健全的金融生態系統宏觀環境，降低商業銀行業競爭支付的社會成本
以金融法制、社會征信制度建設為基礎的金融生態宏觀環境質量，是決定商業銀行競爭支付社會成本的關鍵因素。金融法制建設的內容主要包括金融產權法律建設和破產清算法律的完善。確立健全的金融產權法律制度才能真正杜絕商業銀行轉嫁競爭失敗和違背預算硬約束的成本、實現產權結構競爭與合作的和諧統一；而完善的破產清算制度可以通過有效保護債權人的有關權利為商業銀行提供規范有序的競爭環境。不僅如此，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還能夠改變金融生態系統中包括商業銀行和借款人在內的微觀主體預期、形成穩定的規則，提高金融生態系統中微觀主體競爭的違約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和惡意違約行為發生的概率，從而降低商業銀行競爭支付的社會成本。金融法制建設的第二個層面是提高金融執法效率，加大執法力度。金融案件執行時間長、程序復雜、執行費用高、抵債回收資產效果差，仍然是當前維護金融債權面臨的突出問題。司法部門在處理涉及金融糾紛的案件時，其執法效力軟弱、缺乏應有的司法保障作用。總而言之，金融法制建設通過完整保護產權的實現，保障各產權主體的地位平等和公平交易，降低商業銀行競爭支付的社會成本。
金融的本質是社會信用，商業銀行競爭的基礎和基本特征是大量負債的運作，所以，沒有社會信用的支持其競爭就會舉步維艱。一份商務部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企業因信用問題造成的損失已超過6000億元，相當于中國年財政收入的37%，其中每年因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了2000億元，由于合同欺詐造成的損失約為60億元，由于產品質量低劣或造假造成的各種損失約2200億元，由于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的財務費用也超過了2000億元。由于我國信用體系的缺失，國內生產總值的10%-20%為無效成本。從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看，金融生態最重要宏觀環境之一的信用體系是商業銀行競爭時不可或缺的“劑”，能有效減少優勝劣汰的無效“摩擦”成本。歐美國家市場信用體系的建立經歷了100多年的時間，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和競爭規律的推動下，在守信與失信的矛盾制衡中，逐漸確立了守信的經濟市場地位。然而信用的建立和征信體系的完善要靠“無形的手”――市場競爭規則和“有形的手”――對失信的嚴厲懲處的法律和制度，兩方面的共同維系。所以，保障商業銀行優質競爭的信用體系的構建是一項迫在眉睫而又極為艱巨的工作。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建立征信體系主要應注意解決信息分散和建立信用征信業務的專業中介機構兩方面的問題。具體工作包括建立全面的征信立法和監管、發揮人行在金融信用建設初始階段的主導作用、發揮政府的協調和整合作用盡快實現信用信息互通共享、加快專業信用評定中介機構市場的建設等。
四、構建全國均衡的金融生態系統環境，弱化商業銀行業競爭的區域差異
受經濟水平、政策偏好、資源稟賦和制度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區域金融生態系統呈現嚴重非均衡狀況。實體經濟對銀行貸款利率、貼現率的承受能力受利潤率的制約，利潤率較高的實體經濟能夠支付較高的資金價格(利息率、貼現率)，即有相對較強的資金需求，利潤率較低的實體經濟只能支付較低的資金價格。在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貼現率水平區域間幾乎無差別的既定條件下，一方面，利潤率較高的實體經濟消化資金的能力較強，對資金的需求旺盛，另一方面，較高的利潤率能夠有效保障信貸資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所以，以銀行信貸業務為重要競爭內容的我國商業銀行，在密度和空間的分布上區域差異明顯。從商業銀行的區域結構看，占全國GDP一半以上的東部地區聚集了我國60%以上的銀行業金融資產。這表明，目前我國東部較發達地區商業銀行競爭的深度和激烈程度都遠遠超過了中西部的欠發達地區。商業銀行競爭的區域差異一方面加劇了金融資金流向的“馬太效應”，即急需資金支持的欠發達地區資金越少、發達地區資金越多的資金單向聚流狀況；另一方面，這種區域差異也加劇了商業銀行競爭的風險積累。
全國均衡的金融生態系統環境形成的預期過程包括區域金融生態改善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方面。一方面，欠發達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促進區域外金融資源凈流入從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降低區域間金融生態系統環境的差別程度。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發展能吸引更多的區域外金融資源流入滿足產業項目的資金需求，從而引起區域產出增加和區域金融資源配置的總量增加，弱化金融資源配置的區域非均衡現狀。而建設一個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環境、社會信用狀況良好、銀企關系融洽、中介機構健全、金融債權得到切實保護的區域良好金融生態環境，是包含這兩方面預期過程實現的關鍵所在。而對于欠發達地區而言，區域發展缺少啟動資金，這就需要國家在財政、政策性金融、優惠政策等方面給予支持。這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區域和諧、公平發展上的優越性，也是商業銀行競爭要構建全國統一均衡市場的需要。
參考文獻：
[1]劉朝明等.區域金融生態系統基本性狀模型研究[J].金融研究,2008,(4).
第7篇：生態環境質量范文
近日，國務院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布修訂后的《農藥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日前，國務院法制辦、農業部負責人就《條例》有關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
問：為什么要修改《條例》？
答：農藥是重要的農業投入品，農藥的使用直接關系到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和生態環境，因此，加強農藥管理十分必要。現行《條例》是1997年公布施行的，已經不適應新形勢下農藥管理工作的需要，亟須修改完善：一是臨時登記門檻低，導致低水平、同質化農藥供給多，安全、經濟、高效農藥供給少，需要依法促進農藥產業轉型升級，提高農藥質量水平。二是農藥生產管理存在重復審批、管理分散等問題，需要調整管理職責，優化監管方式。三是農藥經營主體規模小、布局散、秩序亂，有的制假售假甚至銷售禁用農藥，需要依法推動轉變經營管理方式，完善經營管理制度。四是農藥使用中存在擅自加大劑量、超范圍使用以及不按照安全間隔期采收農產品的現象，需要依法加強農藥使用監管，促進科學使用農藥。五是現行《條例》的法律責任處罰力度不夠，需要綜合運用民事、行政等多種措施，對違法生產經營者實行嚴厲處罰，提高違法成本。
為了切實解決上述問題，加強農藥管理，保證農藥質量，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和人畜安全，保護農業、林業生產和生態環境，有必要修訂《條例》。
問：《條例》在農藥登記方面做了哪些修改？
答：《條例》對農藥登記制度主要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取消臨時登記，明確在我國生產和向我國出口的農藥需申請登記，經登記試驗、登記評審，符合條件的，由農業部核發農藥登記證并公告。二是規定農業部組織成立農藥登記評審委員會，負責農藥登記評審，并明確了登記評審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三是規定申請農藥登記，首先要進行登記試驗，登記試驗報所在地省級農業部門備案，新農藥的登記試驗須經農業部批準。四是規定登記試驗由農業部認定的登記試驗單位按照規定進行，登記試驗單位對登記試驗報告的真實性負責。五是規定了登記試驗結束后，申請人應當提交的資料以及農藥登記機關的審批時限等。六是規定了農藥登記證應當載明的內容和有效期，以及農藥登記證的延續、變更程序。
問：《條例》在農藥生產管理制度方面做了哪些修改完善？
答：針對農藥生產管理存在的重復審批、管理分散等問題，按照國務院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精神，《條例》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實行農藥生產許可制度，明確農藥生產企業應當具備的條件，并規定由省級農業部門核發農藥生產許可證。二是規定委托加工、分裝農藥的，委托人應當取得相應的農藥登記證，受托人應當取得農藥生產許可證，并明確委托人應當對委托加工、分裝的農藥質量負責。三是要求生產企業建立原材料進貨記錄制度，采購原材料要查驗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和有關許可證明文件并如實記錄。四是規定農藥生產企業應當嚴格按照產品質量標準進行生產，農藥出廠銷售應當經質量檢驗合格、附具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并建立出廠銷售記錄制度。五是規定農藥包裝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印制或者貼有標簽，并明確了標簽應當標注的具體內容，特別要求用于食用農產品的農藥的標簽標注安全間隔期。
問：《條例》在農藥經營方面做了哪些規定？
答：針對農藥經營主體規模小、布局散、秩序亂，有的制假售假甚至銷售禁用農藥等問題，《條例》做了以下規定：一是取消農藥經營主體僅限于供銷社、農技推廣站等主體的規定，實行農藥經營許可制度，對高毒等限制使用農藥實行定點經營制度，明確了農藥經營者應當具備農藥和病蟲害防治專業知識、能夠指導安全合理使用農藥、經營場所應當與飲用水水源和生活區域有效隔離等條件，以及申請農藥經營許可的程序。二是要求農藥經營者建立采購臺賬，采購農藥時查驗產品包裝、標簽、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以及有關許可證明文件，并如實記錄，不得向未取得農藥生產許可證的農藥生產企業或者未取得農藥經營許可證的其他農藥經營者采購農藥。三是要求農藥經營者建立銷售臺賬，如實記錄銷售農藥的名稱、規格、數量、生產企業、購買人、銷售日期等內容，并正確說明農藥的使用范圍、使用方法和劑量、使用技術要求和注意事項。四是規定農藥經營者不得加工、分裝農藥，不得在農藥中添加物質，不得采購、銷售包裝和標簽不符合規定，以及未附具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未取得有關許可證明文件的農藥。
問：農藥的使用直接影響到農產品質量安全，《條例》在農藥使用管理方面做了哪些規定？
答：針對農藥使用中存在的擅自加大劑量、超范圍使用以及不按照安全間隔期采收農產品等問題，《條例》主要做了以下規定：一是要求各級農業部門加強農藥使用指導、服務工作，組織推廣農藥科學使用技術，提供免費技術培訓，提高農藥安全、合理使用水平。二是通過推廣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先進施藥器械等措施，逐步減少農藥使用量，要求縣級政府制定并組織實施農藥減量計劃，對實施農藥減量計劃、自愿減少農藥使用量的給予鼓勵和扶持。三是要求農藥使用者遵守農藥使用規定，妥善保管農藥，并在配藥、用藥過程中采取防護措施，避免發生農藥使用事故。四是要求農藥使用者嚴格按照標簽標注的使用范圍、使用方法和劑量、使用技術要求等注意事項使用農藥，不得擴大使用范圍、加大用藥劑量或者改變使用方法，不得使用禁用的農藥；標簽標注安全間隔期的農藥，在農產品收獲前應當按照安全間隔期的要求停止使用；劇毒、高毒農藥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葉、菌類、中草藥材的生產。五是要求農產品生產企業、食品和食用農產品倉儲企業、專業化病蟲害防治服務組織和從事農產品生產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建立農藥使用記錄，如實記錄使用農藥的時間、地點、對象以及農藥名稱、用量、生產企業等。
第8篇：生態環境質量范文
【關鍵詞】西酞普蘭;慢性精神分裂癥;臨床癥狀;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R74905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6729(2007)02-0132-03
慢性精神分裂癥療效欠佳,有人試用SSRIs合并抗精神病藥物治療慢性精神分裂癥取得效果［1-3］。作者在臨床實踐中用SSRIs時也發現其對女性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癥狀有一定的改善。為證實此類藥中的西酞普蘭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是否有效, 作者設計了該項針對女性患者的研究,現報告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選取2003年6月～2005年9月在我院（精神專科醫院）門診就診，能保證按時服藥的女性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52例為研究對象。入組標準：（1）符合CCMD3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2）病程超過5年，呈連續性病程；（3）排除有器質性精神障礙和其它精神障礙。在自愿的原則下，對符合標準的對象依就診順序以“1、2”隨機分組，1 組在原藥物治療基礎上同時加用西酞普蘭（10-20mg/d）作為研究組，2組在原藥物治療基礎上加用安慰劑作為對照組。療程12周。當研究組收錄30例時, 同期收錄對照組22例。研究組平均年齡42±13歲，平均病程14±7年；對照組平均年齡43±12歲，平均病程14±7年，兩組差異無統計學顯著性（P＞0.05）。涉及本研究用藥的平均劑量：利培酮3.3±0.8mg/d，喹硫平308±66 mg /d，舒必利395±139 mg /d，氯氮平232±99mg/d。
1.2 評定方法用PANSS［4］量表和臨床療效總評量表（CGI-SI）評定療效；用生活質量綜合評定問卷（GQOLI74）［5］評估患者的生活質量，GQOLI74含軀體功能、心理功能、社會功能、物質生活四個維度，共74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1-5級評分，評分越高，生活質量越好。 研究開始對參加研究人員(包括作者)進行量表培訓，取得較好一致性(Kappa值＞0.82)。采用PANSS、GQOLI74、 CGISI于治療前及治療后第12周各評定一次。按PANSS減分率判定療效，減分率≥75%痊愈，≥50%且
1.3 統計方法采用χ2檢驗和t檢驗。
2結果
2.1臨床療效比較治療后第12周， 兩組痊愈均為0，研究組顯進2例，進步21例，無效7例，有效率76.7%；對照組進步6例，無效6例，有效率27.3%。研究組療效優于對照組(χ2 = 12.55，P＜0.01)。治療前兩組CGI-SI評分、PANSS總分及各量表分、因子分差異均無顯著性(均P＞0.05)，經12周治療后，研究組PANSS陰性因子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總分及反應缺乏因子、抑郁因子分、CGI-SI評分均小于對照組(P
2.2 生活質量比較治療前兩組GQOLI總分及各維度分差異均無顯著性，治療后，研究組GQOLI總分及各維度評分均大于對照組（見表1）。
3討論
Goldman等報導加用SSRIs治療精神分裂癥的開放性研究，結果陰性癥狀和陽性癥狀均有改善［1］；王立偉對60例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隨機雙盲對照研究發現氟西汀合并氯氮平能明顯改善患者的陰性癥狀，并能提高氯氮平及其代謝產物N去甲基氯氮平血濃度［6］；王定省的研究也支持其觀點［7］；徐俊冕等用舍曲林聯合舒必利治療精神分裂癥29例，對陰性癥狀取得較為滿意的療效［3］。本研究結果也顯示西酞普蘭對陰性癥狀有改善作用。Carpenter認為有些陰性癥狀并非精神病理的直接結果，而是繼發的，因素之一可能是抑郁的心境煩悶作用(缺失、動力減少)［8］ ；楊永信等認為精神分裂癥的陰性癥狀與抑郁癥狀呈顯著正相關［9］。精神分裂癥抑郁癥狀發生率為20%～70%［10］，疾病本身和藥物及心理社會因素等都會引發抑郁，使患者的心理自我調節能力降低、對自身能力消極的評價、主動性下降，加重患者的陰性癥狀，嚴重影響認知功能，加用選擇性5HT再攝取抑制劑西酞普蘭可能有助于改善抑郁情緒，提高患者內動力、增加思維活性，改善認知，這可能是西酞普蘭進一步提高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療效，改善生活質量的原因之一。有認為SSRIs加不典型抗精神病藥對精神病性抑郁特別有效［11］。本文可見西酞普蘭對反應缺乏和抑郁同樣有效。SSRIs和某些抗精神病藥合用會升高其血藥濃度，在治療上已證明有一定的應用價值［12］。有人認為陰性癥狀與5HT功能不足有關，直接服用5HT前體L色胺酸能增加腦內5HT合成,并可能改善陰性癥狀［13］,西酞普蘭可能通過調節5HT起效。多研究證明西酞普蘭有不損害認知功能和精神運動的優點［14］。本研究對象均為女性，較為局限，且樣本量較小，是本文欠缺之處；在臨床實踐中，有時對陰性癥狀、抑郁癥狀和嚴重錐體外系反應很難區分，它們彼此之間也有一定程度的重疊，在評價工具方面，未作抑郁癥狀和EPS的量表評定，也是本文的不足之處，上述可能影響結果，故僅作臨床參考。
第9篇：生態環境質量范文
[中圖分類號] R473.7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6）34-0142-03
Effect of targe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ostoperativ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rcinoma under laparoscopy
LOU Yafei ZHUO Zhiho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Ningbo， Ningbo 31501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ostoperativ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rcinoma under laparoscopy. Methods A total of 64 patients with laparoscopic endometrial carcinoma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6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32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egular nursing care，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targe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scores of function and symptom domai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befor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i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Endometrial carcinoma； Laparoscopic surgery； Psychological nursing； Negative mentality； Quality of life
子宮內膜癌是女性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好發于絕經的女性群體，近年來子宮內膜癌的發病率越來越高，且日趨年輕化[1]。子宮內膜癌傳統治療方法是開腹手術，但開腹手術創傷大、并發癥多、患者術后恢復慢。近年來， 隨著腹腔鏡技術的廣泛應用， 腹腔鏡手術成為子宮內膜癌臨床治療的首選術式。腹腔鏡手術具有創傷小、患者痛苦少、術后并發癥少、恢復快等優點，患者易接受，但腹腔鏡手術實施過程復雜，難度較高，手術過程需要護理人員的有效配合，才能顯著提高手術成功率，縮短手術時間[2]。子宮內膜癌患者面對疾病常存在焦慮、緊張、害怕等負性心理，影響患者的治療與護理進程，導致生活質量顯著下降。因此，在對子宮內膜癌患者實施腹腔鏡手術治療的同時給予良好的心理護理干預，對緩解患者的焦慮心理、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具有重要作用[3，4]。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我院2013年1月～2016年1月收治的腹腔鏡子宮內膜癌患者64例，均通過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確診。年齡42～70歲，平均（56.2±11.2）歲，64例患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心理護理干預組和對照組，每組各32例。其中心理護理干預組的年齡42～68歲，平均（55.5±8.4）歲；學歷：初中及以下10例，高中、中專11例，大專及以上11例，對照組的年齡41～70歲，平均（57.9±9.2）歲；學歷：初中及以下9例，高中、中專10例，大專及以上13例，兩組患者的基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兩組患者均采用全麻，手術方式為腹腔鏡次廣泛全子宮雙附件切除術加盆腔淋巴結清掃術及腹主動脈旁淋巴結清掃術。
對照組患者采用常規護理，如術前各項實驗室檢查、備皮、術前12 h 禁食、8 h 禁水，術晨排空大便，留置尿管及靜脈留置針。術后密切觀察患者生命體征的變化，做好腹部及陰道的手術護理工作。
心理護理干預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采用有針對性的心理護理干預措施，包括情感支持、社會支持、認知重建、適應性技能訓練[5]。患者入院后，與患者進行親切地交流，了解其文化程度、經濟狀況、家庭狀況等基本情況，針對不同患者的心理特點進行心理護理。由于許多患者對腹腔鏡手術缺乏相關了解，多產生緊張、害怕、焦慮等負性心理。耐心傾聽患者的傾訴，向患者詳細介紹手術的目的和注意事項及腹腔鏡手術的優點，以緩解患者的緊張、焦慮心理，同時鼓勵患者家屬共同配合對患者進行心理安慰，使手術能夠順利進行，使其積極配合治療與護理工作。
1.3 心理狀態評價
應用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DS）對患者的心理狀態進行評價[6]，各包括20個條目，各條目分值評定分為4級，A、B、C、D分別計1、2、3、4分，將所有得分相加，再乘以1.25，取整數即可得到標準分值。焦慮、抑郁判斷標準以標準分50分為界，分值越小越好。
1.4 生活質量評價
參照生活質量核心量表（EORTC-QLQ-C30）V3.0標準對患者的生活質量進行評價，EORTC的QLQ-C30是面向所有癌癥患者的核心量表，共30個條目。其中，條目29、30分為七個等級，根據其回答選項，計為1～7分；其他條目分為4個等級：從沒有、有一點、較多至很多，評分時，直接評分為1～4分。該量表可分為5個功能領域（軀體、角色、認知、情緒和社會功能）、3個癥狀領域（疲勞、疼痛、惡心嘔吐）、功能領域得分越高，說明功能狀況和生活質量越好；?Y狀領域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質量越差[7]。
1.5 統計學分析
本研究數據分析均采用SPSS 12.0 統計學軟件，其中計量資料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心理狀態比較
兩組通過采用配對t檢驗，結果顯示，心理護理干預組干預前的SAS評分、SDS評分分別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干預后，心理護理干預組和對照組的SAS評分、SDS評分分別較干預前明顯降低，且心理護理干預組干預后的SAS評分、SDS評分分別顯著低于對照組（P
2.2兩組患者干預前后生活質量評分比較
兩組通過采用配對t檢驗，結果顯示，心理護理干預組干預前的生活質量功能領域評分、癥狀領域評分分別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干預后，心理護理干預組和對照組的生活質量功能領域評分與干預前比較顯著升高，癥狀領域評分與干預前比較顯著降低，且心理護理干預組干預后生活質量各項評分較對照組改善更顯著（P
3 討論
腹腔鏡下子宮內膜癌根治術具有損傷小、并發癥少、術后恢復快、手術根治徹底等優點。與開腹手術相比較，可以顯著減輕患者痛苦，促進疾病的快速恢復。但腹腔鏡手術難度較大，患者常存在焦慮、緊張、抑郁等負性心理，因此積極有效的護理干預，尤其是心理護理干預，加強腹腔鏡手術術前、術后的護理，對提高手術成功率及患者術后的康復起到重要作用[8-11]。
對于行腹腔鏡手術的患者來說，術前存在復雜的心理變化和應激過程，進入手術室后此種心理應激達到高峰，且此類患者多發生于絕經后的婦女，面臨退休或已經退休婦女，在精神上有較強的失落感，對手術耐受性差[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