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田地征收補償標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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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田地征收補償標準范文

（1）法律保障不完善。農業生態補償法律依據繁亂混雜，尤其缺乏權威性的法律法規作為保障。中央和國務院在農業生態補償方面只是在政策上予以規定，缺乏具有較高效力的法制保障，地方所制定的農業生態補償法規大都缺乏對本地區的環境的考慮，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在實際運行中，無法適應農業生態保護與生態修復的需求。（2）財稅保障不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存在缺陷，財政補貼和稅收政策不夠完善。我國目前補償資金投融資渠道單一，其中財政轉移支付是最主要的資金來源，缺乏大量的穩定的政府財政投入，在實踐中用于農業生態補償的資金總量嚴重不足，有些地區農業補貼主要采取暗補的間接補貼方式，導致農民沒有成為直接受益者，缺乏利益引導，嚴重影響污染減排的效果。

2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框架構建

2.1目標設定

2.1.1環境維持目標

環境維持目標是指通過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使現有農村中與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耕地、草原、濕地和水體等農業環境資源繼續惡化及掠奪性開發的情況得以全面防止，屬于近期目標。從近期目標來看，以保護農業環境資源存量為目的，不宜訂立過高標準。多體現為履行基本的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義務，通過采取退耕還林、免耕、休耕及其他保護性耕作等合理的農業生產方式，以防止農業生態退化后果，在補償方式的選擇上，主要采取資金補償和實物補償，補償主體主要以政府補償為主，社會補償和自我補償為輔。

2.1.2環境改善目標

環境改善目標是指在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存量的前提下，通過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鼓勵農業生產者自覺遵守環境法律法規，自愿參與各類農業生態補償項目，以達到農田地力提升，增強耕地水土保育水平，防止農業污染，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形成農業生態環境和經濟活動良性互動機制，屬于中長期目標。從中長期目標來看，可在國家合理農業區域布局的基礎上，更多采用政策補償和技術補償方式，依托化肥和農藥減施等生態補償項目有效保護農業生態環境，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態安全。

2.1.3目標實現應注意的問題

環境維持和環境改善目標的實現，應注意以下四點：一是應注意二者的遞進性，要做到二者相結合，環境維持目標是環境改善目標實現的前提和基礎。二是應注意二者的層次差別。實現環境維持目標，應當抓住實施農業生態24補償政策的契機，確立農業環境保護義務，盡快全面實施。環境改善目標層次較高，應根據地方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適時采取合適的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方式，以確保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有效推進和實施。三是二者實現方式不同。環境維持目標層級較低，主要體現為農民強制性義務履行的方式，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農業環境補貼等支付手段加以彌補。環境改善目標層級較高，實現這一目標在采用通常的補償支付模式的基礎上，還需要農民的額外投入，農戶采取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方式，會導致生產成本的上升，這應由政府與消費者共同分擔。四是注意兩種目標與其他農業政策、環境政策目標的協同與整合。實施農業生態補償政策需要建立與其他相關政策的協同機制，如應妥善處理農業生態補償與維護糧食安全政策及與農業環境保護政策之間的互動關系等，以便更好地實現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目標。

2.2體系設計

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體系應由農業生態保護補償政策和農業污染控制補償政策兩部分構成。農業生態保護補償政策主要是為了達到調整農業種植結構、改進農地耕作方式、引導農戶停止破壞并積極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而制定或實施的生態補償政策。應包括退耕生態補償、休耕生態補償、免耕農業生態補償、農產品禁止生產區生態補償等。農業生態保護補償政策是我國農業生態補償實施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性工作，事關生態農業成功示范和順利導入。農業污染控制補償政策是指為控制農業面源污染而實施的生態補償政策。主要是為了解決當下面臨的農藥、化肥、農用薄膜、禽畜糞便等污染源對耕地、水體等環境要素造成的農業污染問題而制定或實施的政策。應包括農業清潔生產方式補償政策、農業污染控制技術研發補償等一系列政策。農業污染控制補償政策是我國農業生態補償實施的核心任務和工作難點，事關生態農業示范工作的推廣和可持續發展，該政策的主要內容應包括限制農業污染行為補償和鼓勵、支持有利于防治農業污染的生產生活行為補償的正反兩方面。

2.3內容構想

2.3.1補償主體的確定

農業生態補償主體是指在生態保護建設或活動中能夠直接或間接獲得利益的群體，也可稱為受益方、支付方，主要解決“誰補償的問題”。我國農業生態補償主體主要包括以下三類。（1）國家補償。政府作為社會公眾的代表，應代表受益群體進行補償，成為農業生態保護中的補償主體，包括國家政府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2）社會補償。是指政府之外的對農業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給予資助和援助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等。（3）自我補償。農民作為農業生產的主體和農業生態補償的直接受益者，應該成為自我補償的主體。即農戶等遵循清潔農業生產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自覺改變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采用環境友好型生產技術和模式，同時發展替代產業，促進農業環境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增強農村區域自身“造血能力”，確保農村經濟和農業環境協調發展的長效機制[3]。

2.3.2補償客體的界定

農業生態補償的客體指直接參與農業生態保護活動并產生正外部性效益，或者由于控制農業污染導致利益受損而得到一定補償的單位、組織或個人，主要解決“補償給誰”的問題。關于補償客體的界定具有不確定性和多樣化特點，試概括為以下三種。（1）農民。農民是生態保護微觀層面的最基礎主體。對于參與農業環保建設或采用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方式控制農業污染的農民，可以給予補償。（2）農技推廣者。包括農技推廣站、農技服務合作組織及其農技推廣人員等。很多推廣人員也沒有受到合格、正規的教育和培訓，而且沒有及時更新知識和提高技能，也會影響到先進技術的推廣應用[4]。對農技推廣部門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如對農技推廣人員實行定額補貼，使其不但在技術推廣環節發揮作用，還會在技術服務和后期管理上發揮應有的作用。（3）其他組織。非政府性質的其他組織，包括科研單位、農技中心等。

2.3.3補償范圍的界定

補償范圍是農業生態補償主體和客體所共同指向的對象，解決對什么補償的問題。農業生態補償的范圍是指為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維護、改善或恢復農業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而進行的環境保護行為或活動。（1）農業環保建設項目。在農業生態保護中，建議對農業生態保護工程項目和農業清潔生產建設項目實施補償或加大補償力度。農業生態保護工程包括耕地保護、農業水資源保護的工程或項目。農業清潔生產建設項目包括鄉村清潔生產工程建設、農村沼氣建設及化肥農藥的減量使用、作物秸稈和禽畜糞便等生物能源化處理、農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排放等農業清潔生產補貼項目[5]。（2）污染源的減排行為。由于污染源減排需要一定的成本，應當對污染源的減排處理實施補償。概括來說，污染減排是農民在農業生產中通過采取減少使用化肥、農藥及增施有機肥等農業清潔生產技術或措施控制農業污染。（3）農業生態保護宣傳、教育與技術培訓。實施農村環境保護和農業清潔生產宣傳、教育補貼項目；加大農技推廣體系的財政補貼力度；對采用替代技術的農戶應給予經濟補償。（4）農業污染控制技術研究與開發。對新技術的研發進行資助與補償，利用技術創新來促進控制農業污染。

2.3.4補償方式的選擇

農業生態補償的方式，是指農業生態補償得以運行和實現的形式。主要解決“如何補償”的問題。（1）資金補償。資金補償主要體現在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政府的財政撥款、貸款與補貼)以及無息或低息貸款，加速折舊等。（2）實物補償。實物補償是指補償主體采用農機具、勞力等實物形式給予補償客體所需的部分生產和生活要素，增強其生產生活能力。（3）技術補償。通過農業生物技術創新、農業機械創新等技術革新配合農業生態補償的發展、為其提供幫助是不可或缺的。（4）政策補償。由政府在財政稅收、產業發展和投資項目等方面加大對被補償地區和被補償者的支持和優惠。

2.3.5補償標準的確定

農業生態補償標準指補償主體對補償客體所應支付的補償額度。補償標準主要解決“補償多少”的問題。（1）農業生態補償標準確定應考慮的因素。一是成本因素。是指被補償對象為提供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保護生態環境而付出的成本（包括為農業生態保護、控制農業污染而進行的一系列正外部或減少負外部等所花費的成本和受到的損失）。二是機會成本的損失核算。是指被補償對象為提供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而喪失的機會成本，這種補償是相對于損失而言的。補償標準應該基于成本因素，連同部分或全部機會成本補償給生態受損方，則生態受損方（即補償對象）就能主動參與農業生態保護和建設。三是受償意愿和支付能力等因素。包括農業生態補償的主體的補償意愿和地方財政能力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2）農業生態補償標準的測算方法。國內外已經對生態補償標準評估方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未形成統一的生態補償標準確定方法，具體應用到農業生態補償中，理論界多數贊同選用成本核算法、收益法、直接市場法、意愿調查法等測算方法。根據上述的農業生態補償的測算方法，可以分別給出不同的補償標準。在已有的農業生態補償核算方法中，大多數學者主張采用意愿調查法，這種方法在目前來說是研究較多且相對成熟的方法，但也存在很大的主觀性，受個體差異的影響明顯，且存在著問卷調研的結果與真實情況有一定差距，調研內容存在依賴性等問題。也有學者主張應用收益法和成本核算法，其他方法的應用很少。而單純根據收益法和成本核算法也需考慮一些特殊情況。在計算過程中，存在一些可變因素，如所在地區的農作物種植類型、所實施的環境友好農業技術手段和方式等因素可使補償金額有所變化。

2.3.6補償支付模式的選擇

農業生態補償支付模式是指農業生態補償得以實現的具體運作方式和手段。主要解決“如何補償”的問題。我國農業生態補償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財政轉移支付。財政轉移支付是政府實行的一種財政資金或財政平衡制度。財政轉移支付包括縱向財政轉移支付和地方同級政府間的橫向財政轉移支付。（2）區域政策。該政策是指在上下級政府之間運用行政權力設置補償政策。即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農業生態補償制定特殊支持政策，加大對下級區域的開發性補償。（3）生態項目補貼。在生態環境建設中，國家優先設立一些扶持項目，并提供政策傾斜。（4）生態稅費。此種稅費在征收后成為環保建設的專項資金，以強制手段征收可使參與主體減輕對環境的破壞并增強意識；同時將這些資金投放在農業生態補償上，還可引導農民從事有利環境保護的農業生產活動。（5）生態補償基金。生態補償基金制度是一項以國家投入和地方財政統籌為主，社會參與為補充，多層次、多渠道籌集補償資金的資金管理制度。（6）生態標記。一方面消費者通過生態認證標志所傳遞出來的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以較高的價格購買、消費質量安全型農產品，包括有機產品及綠色農產品等，從而使農業生產者間接獲得經濟補償；另一方面農業生產者通過消費者選擇和消費質量安全型農產品的行為，并依托市場價格機制，獲得了較高的補償或回報，在此引導下，農業生產者自覺采用環境友好農業生產方式，進而提高農業生產環境效益。（7）價格補償。價格補償主要包括對綠色農產品價格補償和環保型農資產品的補貼。可以對商業有機肥生產者實行補貼，以使其降低有機肥單位產量的生產成本；可以針對綠色農產品推行高價收購政策；可以對農民購買綠色有機肥和生物農藥等行為實行一定的價格補貼。

3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運行路徑設計

實施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實質就是為完善和確保農業生態補償順利運行所進行的政策安排。它是解決農業生態補償中補償主體與被補償對象利益矛盾沖突的，是對農業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的基本要求。因此，應明確農業生態補償政策實施的運行途徑，以實現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目標。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運行途徑應包括基本決策層、標準決策層、執行層、效果評價層和目標層五個步驟。農業生態補償政策運行中，首先應明確三個關系主體。即補償主體、補償對象和監督主體。（1）補償主體，也可稱作支付方、受益方。即指在農業生態保護（或農業生態服務）建設或活動中，直接或間接獲得農業生態保護成果的受益方。包括國家政府、企業組織和個體經營者、其他社會組織等。農民也應該成為自覺補償主體[6]。（2）補償對象，也可稱為受償方、受損方。即指直接參加農業生態保護活動而利益受損的一方。包括農民、其他非政府組織、個人等。（3）監督主體，也可稱為監督方。監督主體，即補償中無利害關系的監督方。監督主體是指在生態補償機制中具有一定評估和監督權力且與補償主體沒有利害關系的組織或部門。可由政府部門、組織、專家和公眾等組成。

3.1基本決策層

該階段應包括五部分內容：一是農業生態補償實施所需的相關理論研究工作。二是為實施農業生態補償政策所需要進行的調查研究數據的統計、整理、分類、匯總、分析等工作。三是由監督方對補償實施的可行性進行評估。四是制定農業生態補償條件。設置一些強制性條件，把農民遵守農業環境保護的規定作為獲得農業生態補償的前提。五是在以上四項基礎上，確定補償機制各構成要素。

3.2標準決策層

該階段主要是在支付方與受償者的相互博弈和監督方的評估下確定補償標準、方式、期限及資金來源等。一是在補償標準方面，需對比討論結果和監督方報告結果。二是在補償方式方面，應采取多樣化。應盡量選擇現金補償以外的其他補償方式。三是在補償期限方面，可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原則上不贊成使用一次性補償方式，可采取連續補償與一次性補償相結合。四是在補償資金來源方面，應采取補償資金來源的多樣化。

3.3執行層

補償主體（支付方）依據確定的補償標準、補償方式，在補償時間和補償范圍內對補償對象（受償方）實施補償。一是農業生態補償項目的相關信息，包括補償標準、補償期限、補償方式以及項目實施目和規模、對申請者的要求等信息。二是農業生態補償合同（計劃）的簽訂。三是獎懲和評估監督措施的制定與執行，包括獎勵措施、懲罰措施和評估監督措施。

3.4效果評價層

該階段主要是對農業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過程以及運行效果進行評價，即對生態補償實施過程中各個環節的實施情況和生態補償可以達到的預期效果的評價，為以后其他生態補償制度的設計做鋪墊。一是評價依據。對生態補償實施效果的評價依據應以生態補償的目的和價值為依托來確立。二是評價內容。主要包括生態補償主體、補償對象等狀況，生態補償實施過程中采用的補償方式和補償標準等，生態補償資金到位情況，非資金形式及實施情況，補償對地區居民生活狀況的改善情況，生態補償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及政策制定過程中群眾的參與配合情況，補償機制運行的效率，生態補償實施后取得的生態效益和環境改善情況等[7]。三是評價結果。對生態補償實施的評價結果可根據評價情況可以分為若干等級。

3.5目標層

第2篇：農村田地征收補償標準范文

在調研座談的過程中，大家一致認為，構建和諧社會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按照中央、省、市委精神，立足區情實際，建設和諧××，是全區各級黨委和政府一項長期而緊迫的重要任務。許多基層的同志都談到，近年來，××跨入了加快發展的新時期，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社會事業全面進步，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提高，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大幅改善，全區人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但是，××的發展現狀，××的和諧程度，與中央提出的和諧社會的要求相比，與發達地區和諧水平相比，與城鄉人民群眾企盼和諧的愿望相比，還有較大差距，還存在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從典型調查的情況和全區層面的分析來看，影響××和諧的突出問題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拉大

20__年，我區農民人均純收入2580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520元，收入差由“九五”末的4886元擴大為6940元。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口徑差別、社會保障、福利補貼、基礎設施等因素綜合考慮，差距則更大。

1、農民增收緩慢。以××鎮為例，1996年該鎮農村經濟總收入110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487元；20__年，該鎮農村經濟總收入1818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315元。8年間，農民收入僅增長828元，雖然穩中有升，但增幅不大。調查表明，農業自然條件差、耕地面積少、結構調整不到位、農民素質低是影響當前農民增收的主要原因。經調查，1996年×××保護區管理局人均耕地面積為0.9畝，退耕還林后，人均耕地減少到20__年的0.43畝；1996年時，農民林特收入比較穩定，占農村經濟收入的59.1；20__年由于實施了保護管理，以木材采伐、竹木銷售，發展香菇、木耳為主的林特收入急劇減少，林特收入在農村經濟收入中的比重降為20，而城郊生態旅游業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農民增收穩定但很緩慢。

2、農村插花貧困問題比較突出。全區37個村中有20個屬邊遠貧困村（已列入重點建設的7個），有6個屬嚴重失地村。到20__年底，全區農村人均年收入在882元以下不得溫飽的貧困人口有822戶2553人,882—1200元之間的低收入人口為2318戶8119人，兩類人口11002人。其中鰥寡孤獨及癡呆傻殘等特困群眾639人，每年因災造成的臨時救助群體1500人。這類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一些自然條件較差的偏遠鄉村。同時，部分已脫貧群眾由于缺乏穩定的增收項目，極易因災、因病返貧返困。

3、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街辦××社區為例，止20__年5月底共有5720戶15700人，比20__年3840戶120__人增加了1880戶3700人。其中機關事業單位人員7000余人，20__年人均收入在1.3萬元左右；企業職工8000余人，20__年人均收入為0.8萬元；下崗失業人員104人，20__年人均收入為0.4萬元；從未就業人員74人。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人均年收入最高，是下崗失業人員人均年收入的3.25倍。

4、弱勢群體較多存在。截止20__年6月底，全區仍有低保人口有3856戶9796人。這些低保人群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在黑暗、潮濕、破舊的危房中生活。約有三分之一的低保家庭子女上學存在嚴重困難，無法籌集學雜費、書本費等入學費用。低保對象中的鰥、寡、孤、獨人員2412人，政府發放的低保金僅能維持基本生存。這些生活在發達城市中的不發達群體，居住條件之差，生活條件之苦，與和諧社會的愿景構成巨大的反差。全區因下崗、失業、拖欠工資、意外災害、家庭成員重大疾病等原因導致生活困難的職工中，特困職工達647人，這647個特困職工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全市最低生活保障線，已全部納入低保。

5、半邊戶家庭生活狀況堪憂。在調查中，我們了解到許××是戶口落在濱河社區的一個半邊戶，一家三口租房住，本人患有癌癥，小孩仍在讀書，全家靠妻子擦皮鞋維持生活，處于極度貧困邊緣。象他這樣的半邊戶，濱河社區共有10戶，其中有6戶已將另一方戶口遷移落戶到社區，辦理了低保，有3戶因老家有田地不愿遷戶口，有1戶無法取得聯系。這些半邊戶家庭，大都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加之有些有勞動能力的家庭成員沒有相對固定的工作，有的家庭成員長年有病以及子女就學等原因，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全區538戶半邊戶中，134戶半邊戶遷轉了戶籍，其中符合政策的132戶已納入了低保；有131戶正在辦理之中；有273戶因種種原因未遷移戶籍。

二、社區現有服務功能滿足不了居民日益增長的需求

1、社區經濟發展緩慢。經調查，社區經濟收入的主要途徑是富余房屋出租，辦小商業網點等。全區31個社區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有6個，年收入在5—10萬元的有8個，年收入不足5萬元的有17個，其中，9個社區除市區財政撥付資金外沒有其他收入渠道，運轉十分困難。以××社區為例，社區有在職干部8名，退休3名，20__年，社區總收入10.24萬元，其中收到市區支持社區的各類經費2.24萬元，社區自有經濟收入8萬元；總支出費用12.2萬元，其中，工資7.2萬元、交納養老、醫療

保險3萬元，辦公費用支出2萬元，仍有近2萬元的缺口。社區干部的許多精力和時間都用在怎樣彌補經費缺口上，真正用于解決社區服務中的問題，為居民辦好事、辦實事，考慮社區發展的時間過少。

2、社區基礎設施相對滯后。以×××社區為例，社區5名工作人員至今擠在借用的省汽鄖陽公司的一間18m2房間里。轄區6家改制企業近1200戶、4000多居民的戶籍管理，因添置檔案柜無處放而無法承接，300多名黨員的組織關系也沒有轉到社區。調查統計，全區31個社區中，辦公用房100m2以上的有6個；辦公用房50—100m2的有7個；辦公用房50m2以下的有5個，無辦公用房的有13個。此外，社區內道路破損、居民出行不便，配套文化體育設施不足，人均公共綠地面積低等也是影響社區服務功能提升的主要因素。以××社區為例，社區內有出行道路6條，其暉路、江西路年久失修，環境衛生臟亂差、周邊亂擺攤位、出店經營等現象嚴重；社區11556人，人均公共綠地面積不到0.5m2，僅有文化體育設施3處，市民學校1所，露天活動場所1處，遠遠不能滿足居民需求。這里面，有社區資源開發利用不足的問題，也有共駐共建落實不夠的問題。調查中我們發現，一方面，社區居民對生活服務和文體活動的需求在增加，目前社會上提供的服務設施和活動場所數量有限，供不應求。但與此同時，轄區一些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政府投入建成的設施卻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公共服務設施利用率很低，資源閑置和供不應求的矛盾較為突出。

3、社區服務網絡不健全。隨著大量單位人變成社會人，社區工作除了繼續保持傳統的計劃生育、社區治安、居民調解、門前三包等工作內容外，社區服務、社會就業、扶貧幫困、社會保障和大量流動人口登記管理工作構成了當前社區工作的新主線。而現有的社區服務志愿者隊伍建設、社區就業安置和治安防范及綜合協調能力等等，已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社區管理要求。如××社區，目前僅有理發店、干洗店、液化氣配送等幾項便民服務，社區服務的領域和項目都受到局限；轄區僅有2支志愿者隊伍，活動開展不經常，局限于不定期的義務咨詢和治安巡邏；社區有物業管理公司3家，但大多物業費收繳難，運轉不暢，服務跟上不；社區在與駐區單位間的協調、招商引資發展社區經濟、化解居民矛盾、社區文明創建、流動人口監測管理等方面，還不能滿足居民需要。

三、經濟工作形勢比較嚴峻

1、汽車主導工業經濟運行形勢不容樂觀，存在企業外遷傾向。在近期連續的生產原材料價格上漲和汽車整車市場陷入疲軟等不利因素的擠壓下，工業運行形勢一路走低。上半年，我區工業生產累計增長了36.8，雖然保持了快速增長的勢頭，但工業月產不均衡，“高開低走”態勢明顯。分月度看，生產增幅分別為69.3、27.8、69.2、42.7、28.5、-8.9。進入二季度，生產形勢一路下滑，到六月份達到極點，月度產值同比下降了8.9。今年以來，重點企業中有17家產值同比下滑，掉度最大的××掉產67.2；26家利潤下滑企業中有15家出現虧損，虧損額達419.9萬元，其中×××等9家企業虧損嚴重。因可利用土地資源不足，企業發展擴大規模受限，部分企業被迫搬遷到武漢、上海等地，對全區工業經濟總量有較大影響。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以來，全區共有15家左右企業遷出，其中規模以上企業6家，分別是××、××、××、×××、××、××；同時，另還有近10家左右企業即將外遷，分別是學世和重慶路沿線的××、××等9家企業。據統計，已遷出和即將遷出企業20__年產值3億多元。

2、土地利用成本較高，工業發展空間十分有限。據統計，在我區征用1畝菜地用于工業開發，在不含土地出讓金的情況下，就需三筆大的費用，畝平合計10.05萬元。一是向群眾兌現的各類補償共有3項，分別是土地補償費、失地人口安置費、青苗補償費畝平共計4.4萬元。二是向省里交的費用也有3項，分別是土地管理費、土地有償使用費、耕地開墾費，畝平共計1.9萬元。三是向市里交的費用共有6項，分別是菜地開發基金、土地管理費、有償使用費等，畝平共計3.75萬元。若再加上土地出讓金，一般工業企業就很難承受如此高昂的土地成本。近年來，我區先后有××道、××路、××路、××高速公路等省市重大項目建設，共征占用我區土地1306畝，其中××大道448畝，××路220畝，××路320畝，××路318畝，若再加上沿線的預留置換地，全區土地共被征占用近5000畝，極大地制約了新項目的進入和原有項目的規模擴展。使全區工業發展僅限于前幾年搶抓機遇搶占的××、××、××、××等地，土地資源不足已成為制約全區工業發展的最大瓶頸。

3、政府依法依規拆遷和涉遷群眾的過高要求相互沖突，建設發展中安置群眾的壓力較大。據調查，××社區的××園房地產開發公司開發建設的金地廣場項目，開發面積2.2萬m2，拆遷涉及××××、×××、×××、××建筑 設計院等多家單位及84戶居民拆遷，拆除面積7000余m2。在開發商已經承諾以高于國家規定的城市拆遷政策標準給予補償的情況下，仍有××建筑設計院整棟樓的20余戶拆遷戶從自己利益出發，開口要天價，大套房屋要求補償60萬，小套補償50萬，導致平均補償標準提高到近6000元/m2，否則堅決不簽拆遷協議。在僵持大半年，社區居委會多方協調無果的情況下，開發商為了工程進度被迫做了讓步，全部答應了這部分居民的條件。在××大道、××路、××路、××高速公路和工業園區等“四路一園”重大項目建設中，××路拆遷69戶、××路一期拆遷568戶、××路117戶、××大道82戶，××、××、××、××工業園區拆遷群眾136戶，共計972戶，失地群眾安置壓力較大。截止目前，××路尚有107戶未拆遷，××、××各有1戶未拆遷，××工業園尚有2戶未拆遷，還有大量的群眾工作需要做。此外，因政策性的補償標準不統一，也增加了拆遷的難度。如×××村共涉及到××大道、××路、工業園三個項目拆遷，同一村同一組鄰近的房子卻享受不同標準的補償，特別是磚混結構每平方米相差320元，造成部分群眾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影響了拆遷工作進度。

四、財力增長滯后于公共事業建設需求的增長

1、財政總收入增幅大，可用財力增幅小。因為區里沒有獨立的國稅、地稅征收機構，長期存在一個稅務分局同時負責市直和各區的稅收征管，加之市區之間、區區之間的稅源交叉、稅基不清，導致收入混庫的現象時有發生。另外市對區財政體制不僅沒有稅收增量返還的政策，而且實行限收、調庫等年限幅增長措施。20__年調庫__3萬元，20__、20__年12月實行收入封庫。20__年××區地稅增量經費上交191萬元，20__年又新增上交地稅增量經費182萬元。在新體制實行以前，市財政每年安排給每個區的固定補助大概在100至300萬元之間，新體制實行后，里外算帳，照顧性的補貼每年的損失在300至500萬元間。我區財政總收入20__年比20__年增加了22594萬元，平均增幅達到了34.8；而區級一般預算收入只增加了399萬元，平均增幅1.9；可用財力只增長了3040萬元，平均增幅只有16.2。收入塊頭大，本級留用少，可用財力的增長速度遠遠低于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

2、有限的區級財力與承擔的繁重工作任務不相稱。××擔負著城區大部分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計劃生育、城市環境衛生維護、社區建設等公共職能、職責。優撫救濟、城市居民最低保障、安置就業等剛性支出多，支出壓力大。但由于財力有限，不僅個人、公用支出標準低，而且各單位事業發展經費需要的擴張與收入的有限增長成為矛盾，財政供給能力明顯不足。如20__年我區城鎮17所中小學在校班級265個、在校學生1.18萬人；到20__年末達到了286個班級、在校學生1.31萬人，增加了21個班級、0.13萬名在校生。為了保障教育事業正常發展，我區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除保證按時發放教師工資外，將教師生活補貼標準由人均75元/月提高到150元/月，將學生公用經費標準由8-12.5元/人提高到15元/人，同時消除危房面積3313平方米，累計化解教育債務400多萬元。區財政對教育的撥款由20__年的1635萬元增加到20__年的2489萬元，年均增長15。但教育費附加一直維持20__年以前老基數。在城市維護方面，我區近4年改造城市泥巴路22條約50公里，植樹57萬余株，城市綠化3萬平方米，擺花30余萬盆，并負責轄區的108條背街小巷的衛生保潔工作，但城維費也一直維持體制上劃時的老基數。

3、重點項目建設債務包袱過重。由于××區這幾年來項目建設、招商引資、培植財源的前期投入成本大，而項目投產后區級獲得的回報少，導致區財政背上了很大的債務包袱，陷入了“越發展越困難、大發展大困難”的窘境。在推進××工業園建設過程中已形成了3.3億元的巨額建設資金缺口和0.7億元的債務包袱，以××、××兩個項目為例，前期建設占地905畝，土地征用費18135萬元，減去業主協議承擔的3083萬元，缺口資金15052萬元，而20__年××工業園區實現的稅收為1758萬元，本級留用僅172萬元，與巨額的債務包袱形成強烈反差，此外，我區歷年在市財政累計超調資金3000多萬元，政府基建、教育“普九”和鄉村兩級負債累計高達7000多萬元，這些歷史債務包袱已經超出了本級財力的承受范圍。

五、不穩定因素仍然突出

1、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滿意度不高。近年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各類生活用品的價格也較大幅度上漲，直接影響了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滿意度。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更影響了他們對社會的態度和信心。據我們隨機調查，有近80市民最為關注的問題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導致收入差距擴大。

2、社會治安形勢不容樂觀。××作為十堰中心城區，流動人口多，社情復雜，長期以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壓力較大。尤其是今年以來，刑事發案形勢比較嚴峻，上升趨勢明顯。元至5月，全區共立刑事案件604件，與去年同期比上升30.3。特別是搶劫、盜竊、詐騙等多發財犯罪案件頻發，故意殺人傷害致死、重大搶劫等惡性案件屢屢發生，較嚴重影響了群眾的安全感。元至5月，全區共立盜竊案件414件，占刑事立案總數的64.7，與去年同期比上升23.9；搶劫立案84件，占刑事立案總數的13.l；詐騙立案69件，占刑事立案總數的10.8，與去年同期比上升46.8。流竄作案時有發生。近三年，外來人口犯罪占全部犯罪人員的比率都在60以上。青壯年犯罪呈上升趨勢，區檢察院批捕的犯罪嫌疑人中，年齡在20到30歲的占75以上。

3、案件呈上升趨勢。20__年，全區共發生群眾315批次，比20__年上升47。集體訪34批、597人，分別比20__年上升70和77。其中，群眾上訪反映問題主要集在企業改制、城鎮拆遷、就業安置和涉法涉訴等方面，分別占總量的50、30、15和5。上訪中一個顯著特點是越級上訪較過去有上升趨勢，20__年全區共發生赴市級以上上訪10批36人次，同比增長10。

六、執政能力建設亟待進一步加強

1、經濟成份的多元化導致思想觀念的獨立性、選擇性、多樣性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加劇。在調研中，基層的同志普遍反映如今的群眾思想很活躍，群眾工作不好做了，不那么“聽話”了。這表明，處于經濟社會多樣化的變革時期，處于不同經濟地位，與不同經濟成份有著內在聯系的不同社會成員，對改革發展必然會持不同的觀念態度。在物質利益的原則下，人們的思想認識問題總是同切身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如企業改革中的部分下崗失業工人有可能對改革的前途信心不足，對政府和社會不滿；在各種社會思潮碰撞下的一些人會對社會的認識和對人生價值的追求產生困惑和扭曲；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的少數黨政 機關公務人員，有可能喪失原來美好的理想信念。所有這些，都給我們的宣傳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