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范文

城鄉一體化是新一輪改革的主導傾向

曹鋼（陜西省行政學院副院長、教授）：

一、新一輪改革的主導傾向是城鄉一體化，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的精神，城鄉一體化是解決當前農村問題的重要路徑。

二、一體化的遠景目標就是要在未來使農村“化”到城市中去，是城鎮化的新路徑。傳統城市化模式是工業化早期的模式，使城鄉對立加大，形成嚴格的分工格局，以稅收去保護農民，實質是城市破壞農村，瓦解農村；新的城鎮化路徑，是農村轉變為城市的過程，適合中國的國情，避免了傳統城市化的弊端。當前，我們有四個層次的任務需要關注：強調一體化，加強城鄉聯系，構建城鄉市場體系，形成以城帶鄉，城鄉統籌發展；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環境，提高生產能力，完善農村基本公共設施，縮小城鄉差距；通過加快發展步伐，使部分農村非農化就業人口生活水平、幸福指數達到準城市化水平；一體化通過產業集聚、經濟集中，部分農村直接轉變為城市，超越新農村，進入城鎮化。

三、一體化含有城鎮化要求，新農村建設應該從城鎮化的遠景去把握。在理念上應該堅持統籌，實現對接；在發展方式上應該積極轉變，破除小農經濟，實現農業產業化、產業非農化、生產標準化，實現自我變革；在體制機制上建立長效機制；在管理上實施抓大帶小、抓大化小，實現要素集中，生態優化。

短時間內城鎮化不對也不允許

于建嶸（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城鄉一體化是新一輪農村改革的核心；農村土地股份公司之類的設想是錯誤的，其實質是資金下鄉掠奪農民；農業發展要有保障，土地入股、“股份田”有創新性，西部城鎮化路徑不能和發達地區相比較；城鄉統籌，公共財產應該扮演主力；新農村建設終歸還是在農村，短時間內城鎮化不對也為客觀條件所不允許。

土地流轉能促使農民工有序進入城市

張寶通（陜西省社科院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農村第一輪改革即土地在解決吃飯問題上非常成功，但是現行制度不能解決發展問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農民工成了產業工人的主體，農民工支持了中國的崛起，如何解決農民工問題和三農問題促使了新一輪改革；應城鄉統籌進行改革，否則沒有出路，光在農村解決問題，僅在農村搞改革是不可能的；工業化、城市化不可逆轉，土地流轉能促使農民工有序進入城市，有利于土地集中化、規模化經營。

土地流轉應該給農民足夠的補償

羅久序（陜西省農經學會會長、原陜西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城鄉差別拉大，盲目圈占土地導致“三無農民”增加，是一個很嚴峻的現實；應該保證農民在農村有一份土地，至少能保證農民擁有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流轉應該在健全的市場環境中進行，應該給農民足夠的補償；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就業崗位減少，應鼓勵農民就地創業，帶動一方致富。

新一輪改革的挑戰和必須抓好的工作

史志誠（原陜西省農業廳廳長）：

一、新一輪農村改革將面臨五個挑戰：

――農業資源匱乏約束未來農業的發展。一是耕地，全國耕地面積人均1.2畝，為全球平均水平1/3,陜西耕地面積人均1.4畝。二是水資源，全國水資源總量2.8萬億立方米，人均總量2700立方米，只有全世界人均水平的1/4。陜西水資源總量445億立方米，人均1280立方米，相當于世界均值的1/8，全國均值的一半，目前年缺水23億立方米。由于地表水、地下水開發利用率高，陜西將面臨嚴重缺水。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差距擴大。從全國來看，1997到2002年6年間農民收入增長未超過5%，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突破萬元大關而農村人均收入3587元，收入比3.27∶1。如果考慮到農民收入中40%是實物，再扣除生產性開支，城市人口的隱形福利和補貼等因素，專家估計收入比為6∶1。陜西2007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0763元，列全國第26位，西部第8位，比全國城鎮人均收入低3023元。農村人均純收入2645元，列全國第28位，西部第9位，比全國農村人均收入低1495元。

――農民收入結構中，農民難以從農業中獲益，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全國1995到2000年間農民家庭收入比重從71.4%下降為53.8%，而工資性收入占比重由22.4%增加到38.3%，一方面表明農民收入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反映了農業危機。

――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挑戰與機遇并存。2005年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達2450.31億元，是1978年的16倍，但農業支出占財政的比重僅為7.22%，比1978年的比重13.43%還低。

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陜西省農業的影響，機遇與挑戰并存。國際金融危機對陜西省的影響逐步擴大，2009年省農業、農村發展將迎來極為困難的一年，農業發展將面臨三大問題。一是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根據2008年10月份的數據，國際市場上，小麥、玉米、大米等農產品價格與9月份相比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我國市場上，浙西農產品的價格也在不同程度下降。從目前整體情況來看，國內農產品價格已經高于國際市場。農業的比較效益將會隨著農產品價格下降，逐步走低，由此可能出現新一輪農產品賣難問題，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二是農村就業和增收局面趨于嚴峻，農民工受到的影響首當其沖。目前我國1.3億農民工中，有5%到7%提前返鄉，而春節后，農民工外出就業率將在保持多年高增長的局面下出現拐點，呈下降趨勢。而我國農民的收入結構中，45%為外出務工的非農業收入，農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來自于非農業務工增收，因此農民工外出就業形勢的不利狀況將給2009年農民增收帶來很大困難。三是質量安全事件對農民、農業產業的沖擊不可低估。以奶粉事件為例，農產品質量問題不僅損害人民健康，還造成極壞的社會影響，國家聲譽受到極大損傷。

二、新一輪改革當前應該抓好四項工作：

30年的改革雖然取得了輝煌成就，但是，我們距離農業現代化還很遠。今后仍然面臨改革，而且改革的復雜性和難度更大，更需要勇氣和智慧。

――改革的動力依然在農村，成敗在農民和農村基層干部教育。沒有農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針對90%文盲在農村，一半文盲在西部的現實，要在全國農村實行免費義務教育。2008年中央財政安排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比2007年增加395億元。2006年到2010年中央財政將安排100億元實施農村初中學校的改造。今后農村工作的重點和目標是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民。從調研情況來看，相當一部分基層干部對農村改革精神沒有領會，對農村基本情況不甚了解，是相當可怕的，抓好農村基層干部培訓和省、市、縣農業工作人員的培訓至關重要。

――農村改革的核心仍然是土地問題，關鍵是確權發證。深入學習和宣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正確理解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政策，加強土地經營權流轉問題的研究。當前要做好兩方面的準備工作。一是土地（包括耕地承包、集體林地承包和集體草地承包）的確權發證工作；二是建立中介組織。基層確權發證基本沒有實行，農民容易被欺騙，合法權益也得不到相應的保障。

在完善集體耕地承包的基礎上，繼續推進我省集體林地和集體草地的承包，是進一步解放整個農村生產力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必將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是解決當前林木產權不明晰，經營機制不靈活，利益分配不合理，林木不變現，流轉、流通不暢，造林、育林、護林積極性不高等問題的重要途徑，也是鞏固退耕還林成果的根本措施。

――農業政策的核心目標應當是食品的自供應安全，首要問題仍然是糧食問題。新農村建設中的難點依然是如何保證農產品供給數量上的安全，同時實現農民收入的顯著增長。保護和發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新技術開發和促進農民的就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

陜西要實施五年增產糧食30億斤計劃，力爭糧食總產穩定在260億斤以上，人均350公斤，確保糧食安全。目前，應該抓緊制定具體方案和實施辦法。

根據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結合陜西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急需籌建“陜西省現代農業科學研究院”，解決發展現代農業中良種培育、科技成果轉化和科技推廣等薄弱問題。

――改革的目標之一是發展現代農業，加快發展農民為經濟主體的專業合作社。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我國農村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涌現出來的新生事物，是廣大農民在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基礎上對農村經營體制的創新，是新階段黨和政府指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重要抓手，為國家直接扶持農民找到了全新的載體，提供了嶄新的渠道。農民專業合作社一方面是解決農民難以從農業中獲益、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問題；另一方面，是解決農業企業與農戶互動利益機制薄弱的問題，進一步完善專業合作社法對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歷史意義。

在“一村一品”和農業專業化生產搞得好的地方，加快發展農業專業合作社，各地的經驗表明，建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使農民收入增加20%。

促進糧食生產維護糧食安全

卓然（陜西省農業發展銀行行長）：一、我國糧食安全面臨的問題：糧食安全問題日益凸顯；糧食生產與消費需求的變化加劇了供需矛盾；城鄉居民生活對糧食市場的依賴程度增加；政府宏觀調控糧食市場的重要性日益突顯；農民種糧積極性仍然有待提高。二、對策：落實糧食安全生產管理責任，各級地方政府要把糧食安全和生產放到突出位置，認真落實支農惠農政策，促進糧食增產增收，增強政治敏銳性，切實履行好糧食安全“省長負責制”職能，在保證糧食安全中發揮積極作用，為地區發展做好安全穩定的基礎，為國家宏觀調控服務；支持糧食適度規模生產，提高土地綜合利用效益；支持地方糧食儲備管理體系建設，增強政府調控能力，進一步完善以省級糧食儲備為主的糧食儲備管理體系；完善國有糧食企業改革，加快糧食市場建設，各級政府要完善國有糧食企業改革，支持和鼓勵多種所有制形式的糧食企業發展，培育糧食市場主體，加強糧食市場監管，建立糧食市場緊急情況應急處置預案，對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不法商販要嚴厲打擊，維護糧食市場的穩定。

（此為書面發言）

長安“股份田”的啟示

張寶貴（西安市長安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調研員）：一、長安“股份田”的實質有兩點：有償轉讓土地使用權、農業要適度規模經營，13年前的觀點與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不謀而合；二、“股份田”的核心是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在“股份田”的模式中，農民以承包土地入股并參與勞動經營，收益為土地股金和勞動者報酬；投資者以資金入股進行管理，收益為經營利潤和管理者報酬；科技人員以技術入股參與管理，收益為技術服務指導費。三者連為一體，共擔風險，利益均沾，為解決農業發展技術、資金和規模經營，提供了重要思路。三、長安“股份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是長安農民的偉大創舉，是長安農民對深化農業改革的有益探索，是長安農民對深化農村改革的成功實踐……四、“股份田”源于陜西，卻大規模盛行于江浙、珠三角等發達地區，“墻內開花墻外香”的現象值得深思。

《決定》將促進一系列改革

霍學喜（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教授）：按照中央《決定》精神，將會促進中國一系列改革，改革中將更加注重生態環境；將會加大國民收入初分配的調整，并且會向農民傾斜；資源配置將會大幅調整并向“三農”傾斜。

讓農民獲得和市民同等的發展權利

鄭夢熊（陜西省委研究室副巡視員）：農民收入在增加，但是城鄉差距在進一步擴大，農村目前已到了不改革不發展的階段，核心是讓農民獲得和市民同等的發展權利。

不要“用合法的方式剝奪了農民的基本生存權利”

蔣智能（西安市碑林區古跡嶺社區主任、省人大常委）：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在于土地確權問題，只有當農民的土地神圣不可侵犯才能談，否則就不能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當前的困境是，土地產權并不明晰，農民對土地沒有所有權，很多的土地糾紛問題在情理上明明是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失，可是在法理上農民卻并不占理。因此，當前大量的損害農民的土地征用是“用合法的方式剝奪了農民的基本生存權利”，土地資本家在此過程中獲得了大量的財富，而農民卻貧困依舊。因此，如果不因地制宜進一步在法律的高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最終受益者只能是政府和擁有資本的企業家。

農民的期盼

劉志民（藍田縣林業局黨委書記）：強烈呼喚保護農民合法權益；希望廢除戶籍制度，實行一證制；呼喚加強領導和農民的交流；急盼加大對農村的投資。

相信城鄉差別會因農民的勤勞致富而縮小

趙建平（西安市碑林區何家村主任、書記）：今天聽了各位專家的發言，我很激動。作為在基層工作的同志，我認為新一輪改革是新的時期極為關鍵的改革，改變依靠出讓土地來收益的現狀，相信城鄉差別會因農民的勤勞致富而縮小，同時建議：國家應制定相應法規，防止新一輪圈地運動出現，切實保障農民的權益是關鍵。

農業產業化和中小企業的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王軍旗（西安市軍源畜牧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在農業產業化和中小企業的發展。農業產業化能使農民真正得利。實行產加銷一體化，使農民不僅獲得生產環節的效益，而且能分享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從而使農民富裕起來。實行農業產業化還會使土地產出率和農產品轉化為商品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農業科技貢獻率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農產品的生產與市場流通有效地結合起來，以“龍頭”企業來內聯千家萬戶，外聯兩個市場，從而引導、帶動、輻射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并且建設一批主導產品、“龍頭企業”、服務組織、商品基地。而中小企業提供了中國最多的就業崗位，發展中小企業對增加農民就業、建設新農村具有積極的意義。

希望從根本上確認農民的土地產權

第2篇：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范文

    [論文摘 要]主要論述了農村土地資源資產收益分配的合理性與局限性。首先從有利于引進產業資本,加快城市化、現代化發展;有利于增加對國際產業資本的吸引力;有利于增加國家積累三個方面論述了其合理性。然后根據新的經濟發展環境,指出了現行土地資源資產收益分配的局限性,主要表現為沒有真正反映土地的價格;造成社會不穩定;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三個方面。

    現行農村土地資源資產收益分配格局主要體現在收益主體之間地位不平等,農民普遍居于劣勢地位;分配方式“計劃”色彩濃厚,價格調節機制發揮不充分;分配格局具有很強的“剛性”三個方面。這一格局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發揮了一些積極的推動作用,也產生了一些消極的影響。隨著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目標的提出以及建立和諧社會觀念的普及,其消極因素越來越明顯,對其改革的呼聲也將越來越高。

    一、農村土地資源資產收益的合理性

    現行的農村土地資源資產收益分配格局有其存在的邏輯必然性,對我國經濟發展起過較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在我國實行現代化、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有利于引進產業資本,加快城市化、現代化發展

    產業資本在工業化初期階段是一種稀缺資源。對產業資本的引進、利用、培養的效果將直接影響相關國家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水平。中國的上述農村土地資源資產收益分配政策在客觀上是“以土地換發展”。通過降低土地價格,降低產業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成本,有利于我國調整產業結構、完善產業布局、提高我國工業裝備技術水平、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進而有效的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

    (二)有利于增加對國際產業資本的吸引力

    國際產業資本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現階段新一輪的國際間的產業轉移方興未艾,這對于我國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性的發展機遇期。我國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吸引了超過 5000 億美元的國際產業資本,而且每年吸引的外資還在以兩位數增長,形勢十分喜人。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現階段的國際競爭加劇。東南亞國家、南亞印度等周邊國家與中國就吸引國際產業資本展開競爭;南美地區經濟開始復蘇,依靠其豐富的資源優勢,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與西方的傳統關系,其對國際產業資本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視。我國應該進一步的發揮自己的優勢,降低投資成本,包括土地成本,有利于更好的吸引外資,為我國經濟更上一層樓提供堅實的保障。

    (三)有利于增加國家積累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工業化發展的艱巨的任務。我國現階段雖然已經發展到了工業化的中期,按照理論不應由農業來承擔國家積累,但由于我國的特殊性,現階段還需要農業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做貢獻。首先,占我國經濟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經濟實力還比較脆弱,農業作為國家積累的主要來源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工業化水平,增加國家積累起到積極的作用 。另外,這一分配體系有利于把土地由農業用地轉變為非農用地,從而有利于農民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與以英國“圈地運動”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力轉移過程相比,現階段的這一轉移過程相對痛苦還是最小的。這一過程是對我國工業發展的強有力的支撐。

    二、農村土地資源資產收益的局限性

    上面簡要的論述了這一分配格局對經濟發展所起到的促進作用,但是其局限性、負面影響還是十分明顯的。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其弊端將越來越突出,下面我們將主要從三個方面加以闡述:

    (一)沒有真正反映土地的價格

    在中國農村,土地不僅僅作為一種生產資料而存在,其在農民的眼里是其抵御風險的主要屏障。在社會劇烈動蕩的轉型時期,土地作為農民社會保障這一功能顯得更加明顯,其對農村所起的穩定作用也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也就是說土地這一資源在中國農村社會發揮的作用有極強的正的外部性,在進行農地轉讓時,就應該而且必須把這一外部性內部化,應包含在土地交易價格里面,這樣才能比較真實的反映出土地的“價錢” 。

    (二)造成社會不穩定

    土地資源資產收益分配造成社會不穩定主要是從兩個方面引起的。首先是收益分配中對農民補償不足,農民為了獲得適當的收入不惜采用不恰當的方式,比如阻撓土地流轉的正常進行,集體上訪,甚至發生斗毆事件,對當地的社會穩定造成很壞的影響,而且往往還極大的損害當地的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埋下許多社會隱患;土地流轉發生后,由于補償農民過少,而且又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救助機制,使其生活陷入困境。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為了生存,有些就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這種情況應該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其次是對我國的糧食安全形勢造成影響,進而影響社會穩定。由于種地掙錢很少甚至賠錢。在農民看來,土地不是資產而是負債。由于土地具有的社會保障功能,使其在拋荒土地的同時又盡最大努力保護其對土地的使用權。這樣就造成農民不種地,但同時對土地流轉不積極,據國務院農研中心對1.3萬戶農戶所作的調查,即使對糧食收入僅占家庭收入20%以下的3366戶的調查結果,愿意轉讓土地的也只占4.5%。[1]另外由于農用土地與非農用地之間收益的巨大差距,地方政府依據自身利益考量具有轉變土地用途的沖動,而現階段農村土地制度又給了地方政府低成本獲取土地的便利條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成為向土地市場提供過多土地的主要推動者,從全國各地興建的過多的高爾夫球場、人造景觀,大量閑置的開發區等,就知道這種動力有多強。由于農村土地資源資產收益分配格局是向產業資本傾斜的,他們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的誘惑,有充分的理由推動農地向非農用地轉化。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游說政府。

    (三)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我國走的工業化道路是一條新型工業化的道路,走的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一發展有一個重要的支撐點就是經濟資源必須是可持續利用的。特別是像土地這種稀缺且很難再生的資源。在現行的利益分配格局下,有些地方政府為了眼前的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現任政府用下任政府的土地,現代人用下代人的土地,造成土地資源的極大的浪費。有資料顯示,城市存量土地大量閑置的情況下,大量的耕地仍然轉為非農用地。這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

    在農地市場結構方面國家逐步退出直接的市場交易過程,變市場交易主體為市場監管主體。其中的關鍵是國家角色的轉換。當然,在土地市場上國家行為的轉變將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應該本著循序漸進,積極創造條件的精神逐步推進。

    調整和完善土地分配格局,從根本上說應該從完善農地產權制度方面入手,我國學者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建議。依照張吉清同志的歸納,我國學者大致從“完善土地經營權的改革思路。該思路主張將完善農戶土地經營權作為改革的重點。”[2];“再造土地制度的改革思路。主張重新構建土地制度。”[3];“變革土地集體所有權實現形式的思路。‘土地股份制’是其典型代表。”[4]三個方面提出改革思路。這些思路都有其合理性,都從某種程度上抓住了產權制度某個方面的弊端。農地產權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特別是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應該慎重。

    參考文獻

第3篇：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范文

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財經》雜志以《新成都路徑》為總標題，刊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土地制度改革綜合課題組對成都經驗的調研和總結，提供了系統的觀察和思考。報告認為，成都在城鄉統籌實踐中，探索到一條全面改革城鄉二元結構、重建城鄉一體的財產權利與公民權利體系的新路。在土地制度層面，經“逐步縮小征地范圍”“允許農民依法通過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以及“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可以平穩實現對現行體制的突破。

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經驗不單是農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創新，而且在“逐步縮小征地范圍”、“允許農民依法通過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以及“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等多方面都有重要突破。

概括地說，成都的試驗展示了一幅土地制度改革的路線圖：在農地確權的基礎上，以土地指標交易帶動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加大集體土地流轉，推動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促進城市化。

掛鉤與轉型

為緩解城市建設用地緊張、減少農村建設用地閑置，國土資源部于2004年出臺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鼓勵地方把農村利用不充分的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再把由此產生的建設用地指標用于城鎮建設。由于貫徹得力，成都成為國土部批準的全國首批土地掛鉤項目試點地區之一。此后，成都進一步將掛鉤項目與旨在實現耕地占補平衡的土地整理項目整合起來，在全域范圍開展國土綜合整治，使建設用地的置換在城鄉統籌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截至目前，成都已完成掛鉤項目35個，正在實施120個，累計投入達200億元，新建居民聚居點536個，促進6.8萬戶、21.7萬人集中居住。其中，掛鉤項目還為汶川地震的災后重建籌集了88億元資金，大大加快了災后重建的進度。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在實施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項目時，逐步擴大掛鉤半徑，從最初限于一個行政村的范圍，逐步擴展為跨村、跨鎮乃至跨縣的建設用地置換。掛鉤指標的置換價格也從最初的每畝7萬元，逐步上升到10萬元、15萬元，最高達到近30萬元。經驗表明，擴大掛鉤半徑可以實現在耕地總量不減少、建設用地總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實現更高的土地級差收益，增大以城補鄉的資金量，提高農村新區建設與農戶安置水平，特別是提供較高標準的農村社會保障。同時，幫助農村和農民以更高的比例、更多樣的選擇來分享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

雖然增減掛鉤是一項國土政策，但其實際的貫徹與實施，卻涉及農村拆舊、建新兩類社區的重建，以及城鄉關系的多方面調整，因而具有廣泛的經濟、社會內容。這樣綜合性很強的政策，不可能靠單部門推進，更不能由多個政府職能部門在權責不明晰、協同性薄弱的情況下切實推進。成都的做法是在城鄉統籌實踐中加快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2008年，成都市專門成立了“成都市委統籌城鄉工作委員會”，代表市委市政府協調整合國土、農業、建設和規劃等相關部門的工作。這為政府各部門在城鄉統籌實踐中明晰分工、確立權責、加強協同服務，提供了保障。成都還逐步以農戶和農民集體取代基層政府和部門作為項目申報和實施的主體，在規劃先行的基礎上，通過公開招標，引入社會資金進行項目運作，由農民和社會投資方自主協商確定各方權益分配。政府從掛鉤項目的直接組織者，逐步轉向監管者和服務者，提供立項審批、工程驗收、質量監管以及糾紛協調等服務。這更好地保障了農民和社會資金各方利益，也使政府從財政墊支、項目運作等事務中抽身，專注于提供市場運作所需的配套服務。

成都的經驗說明，土地制度的變革并不是單一的經濟改革。它涉及政府在城鄉統籌中地位和角色的根本性變化，涉及政府從直接控制資源、親自實施項目的“投資公司式的政府”，轉向承擔規劃、第三方監管等公共功能的服務型政府。這勢必牽動利益的調整、權力的重新分配，以及機構、職能和官員作風的轉變，因而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也具有行政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刻內涵。

“蛟龍模式”

根據中國現行土地制度，凡涉及農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的，須由政府先把集體土地征為國有，完成一級開發后，再按用地類型以招標、拍賣、掛牌等方式，一次性出讓較長年期的使用權。相應地，用地方也需要一次性付清地價款。這對于資金緊張的中小企業構成了極難跨越的發展門檻。而對于被占地的農民而言，也難以分享未來的土地增值。

成都蛟龍工業港的做法是：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基礎上，籌資建造廠房提供給中小企業。這種直接利用集體建設用地的模式，降低了中小企業用地的門檻。截至2008年，總占地5平方公里的蛟龍工業港，已發展為500家中小企業入駐、帶動就業10萬人、年創造GDP過10億元、繳稅1.5億元以上的大型民營工業園區。

在“蛟龍模式”中，工業園區與農戶和村組的土地關系，與政府征地模式截然不同。第一，保持土地性質不變，不改變農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第二，當地農民可以永久分享工業化帶來的土地收益增加，按變動的市場租金提高農民收益。當地農戶雖然不再自己使用土地，但有長期分享土地轉讓收益的保障，等于為當地農民保留了土地發展權。

但是，在集體土地上興辦規模如此巨大的工業園區從無先例，加之現有土地制度對于集體經營性用地權利的承認、規范和保障遠不明確，蛟龍工業港也面臨政策法規方面的風險。

成都市政府的處理辦法是，在現行土地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內，主動根據實際情況調規，把蛟龍工業港納入土地、產業和城市建設發展規劃，承認其合法地位。這就顯著降低了農戶、農民集體、園區創辦公司與入園中小企業等各方的風險。

由此，成都探索出一條通過集體土地流轉發展工業園區、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新路。

首創聯建政策

汶川地震后，受災民眾住房重建成為當務之急，巨大的重建資金單靠政府難以負擔。成都正視基層已出現的自發流轉，通過規范引導，及時出臺了“聯建”政策，即合法擁有宅基地使用權的農戶，與有意的社會投資方締約，在確保先為災損農戶修建住房的前提下，允許投資方在集體建設用地上，從事符合規劃的投資、建設和經營活動，并獲得頒證確權。

“聯建”政策大大推動了成都災后重建。據不完全統計，成都四個重災縣市區共有聯建項目1500余項，涉及農戶3000余戶，流轉建設用地1000多畝，引入社會資金量高達數十億元。僅在最早試行聯建政策的都江堰市大觀鎮茶坪村，聯建項目引入的社會資金就超過1億元。聯建引入的社會資金大大緩解了災后重建的壓力，也改善了農村的居住環境，還通過集體建設用地的經營性流轉，為鄉村旅游產業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開拓了一條農戶與社會資本相結合建設災后新農村的通道。

事實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自發流轉是普遍存在的。對此，簡單粗暴的否認和強行禁止，除了搭上政府的威信，不可能收到普遍的效果。成都的做法是在堅持耕地保護和用途管制、保障農戶自住需要的基本前提下，承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權利，鼓勵城鄉居民聯合建設、共同發展。這種積極穩健、尊重基層實踐和經濟邏輯的做法值得肯定。它不僅體現了“堵不如疏”的智慧，而且也抑制了屢禁不止的違規行為。

成都聯建政策積累的經驗，對于解決全國不少地方存在的類似問題，具有借鑒意義。

首創集體建設用地“招、拍、掛”

2008年10月，成都錦江區用出讓國有土地的方式，掛牌出讓兩宗集體建設用地。這兩宗使用期40年的商用土地，以每畝80萬元價格，由一家民營公司競得，并獲頒“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證”。這是自1987年中國法律允許國有土地使用權“招、拍、掛”以來，首次經由公開競價實現的集體建設用地轉讓。此后，錦江又進行了數次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出讓，價格也從每畝80萬元增加到130萬元、160萬元，直到突破200萬元。

錦江區集體建設用地的出讓方是“農錦集體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該公司由多個擁有土地的集體經濟組織合股組成。這樣，農民及村組就以農錦公司股東的身份，按公司章程規定，分享土地出讓收益。“錦江模式”便于規模化集中建設用地，實現土地級差收益最大化，同時使收益分配相對均衡，更易為農民接受。成都錦江區公開出讓的集體土地，尚不具備抵押融資等權能，其價格仍然低于周圍同類國有土地地價的30%~50%。隨后，成都市擬定方案，讓進入市場的集體建設用地獲得抵押功能。

成都的農戶和村組集體經濟組織，已逐步成為主動、平等的出讓方，而不再被動接受國家征地。這是 “錦江模式”最有價值的歷史意義。

搭建土地交易平臺

為了保障集體建設用地在更大范圍內規范流轉，成都市搭建了統一的農村產權交易平臺。2008年10月13日，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依托原成都聯合產權交易所成立，成為全國首家農村產權綜合性市場平臺。2010年7月7日，成都市國土資源局、市房管局、市林業園林局、市農委下屬機構分別按50%、25%、12.5%和12.5%的比例出資，按有限責任公司法律架構，成立了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對外掛牌“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借助產權交易所，進一步探索和發展土地指標的市場化交易。

在全域國土綜合整治的背景下，農戶搬遷補償、社會資本進入、指標落地利用等各方利益的平衡，需要更靈活、便利的交易和定價機制。成都的思路是：成立農村產權交易所搭建土地指標交易平臺，把掛鉤涉及的拆舊、建新兩階段分開處理，取消對指標出讓方和受讓方的事先行政配對，將拆舊產生的用地權利高度抽象為標準的土地指標，通過“招、拍、掛”公開競價，由市場機制來決定指標價格，以此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國土綜合整治。在此過程中，政府主管部門逐步退出土地整治運作，轉變為向土地整治和指標交易提供公共服務。截至目前，成都通過市場交易平臺，共流轉26216.8畝建設用地指標和10000畝耕地占補平衡指標，成交金額總計40.2895億元。

2010年8月12日，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還以土地整治項目預計可節約的土地指標為投資標的，舉辦了“蒲江縣農村土地綜合整治項目掛牌融資交易會”，為49109.1畝的農村土地整治項目融得投資1.246億元，所節約的土地指標則用于城市發展所需的建設用地。通過建立規范可靠的交易平臺，成都土地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正逐步形成。

概括起來，成都經驗的要點在于，逐步松動征地制度，收縮以行政方式配置土地資源的范圍，轉而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而探索出一條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流轉的可行路徑。

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經驗也表明，從增加現存征地制度的彈性入手，逐步提高農民分享城市化收益，擴大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可以穩步實現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土地制度改革戰略，在推進城市化與保護農民利益之間找到現實的平衡點。

對于成都的這場改革，一直關注成都綜改的中國社科院課題組給予了肯定，認為這是“試驗區”為全社會提供的具有時代特色、意義重大的“公共產品”。

相關鏈接

第4篇：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范文

一、三市統籌城鄉發展的主要做法

（一）注重規劃引領

三市十分注重編制城鄉總體規劃，通過規劃指導，促進城鄉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相協調。蘇州市按照城鄉一體化全覆蓋的要求，推動工業、農業、居住、生態、水系等重大專項規劃實現城鄉對接，全市初步形成以蘇州市區中心區中心城市為核心，5個縣級衛星城市為樞紐、10多個中心鎮為基礎，以及1200個農村新型社區的四級城鎮規劃體系，23個先導區初步形成城鎮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產業發展規劃和生態建設規劃“四規融合”的規劃體系。嘉興市以“大嘉興”理念全力推進“1+X”村鎮規劃布局，并將“1”和“X”作為“1640”現代化網絡型大城市基礎性節點來培育。2011年，按照“1640”網絡型大城市發展要求和功能定位，強化“1+X”鎮村規劃布局與“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市域總體規劃和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等的有機銜接，進一步優化完善，基本形成了“44+309”的現代新市鎮和城鄉一體新社區布局。杭州市堅持“城鄉一張圖、全市一盤棋”，完善城鄉區域規劃體系，著力培育5個中等城市、以中心鎮為基礎培育20個小城市、以規模較大的行政村為基礎培育200個左右中心村。

（二）統籌城鄉產業發展

三市把提升農村產業發展水平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內容。蘇州市一直把“富民強村”、增加農民的收入作為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現代農業“生產、生活、生態、生物”的基本功能定位，創新農業發展載體，加快現代農業“園區化、合作化、農場化”建設，全市建成萬畝以上現代農業園區23個，千畝以上現代農業園區78個，高效農業面積199萬畝，設施農業面積40萬畝，建設國家、省級、市級農業龍頭企業143家，年銷售總額1600億元。嘉興市一方面注重加強城鎮工業、商業功能區建設，著力發展開放型經濟；另一方面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大力發展生態高效都市型現代農業。杭州市通過加大對農業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范化建設，積極培育新型現代農業經營組織，帶動農民增收致富。通過打造風情小鎮、美麗鄉村精品村、現代農業綜合園區等平臺，注重從經營農業到經營村莊的轉換，積極發展鄉村旅游、農家樂、農業旅游等農村新的經濟業態。

（三）統籌城鄉土地利用

推進城鄉土地制度創新是三市城鄉良性發展的關鍵。蘇州市推動土地“三集中”，努力促進工業企業向規劃區集中，因地制宜，推進“退二進三”、“騰籠換鳥”；農業用地向規模經營集中，鼓勵農戶間規范自由流轉，推動土地股份合作社建設，發展規模現代農業；農民居住向新型社區集中，換房進城進鎮，或就地集中居住。實行“三置換”，集體資產所有權、分配權置換社區股份合作社股權；土地承包權、經營權通過征地置換基本社會保障或入股換股權；宅基地使用權置換城鎮住房，或者直接進行貨幣化置換。通過置換機制，建立土地資源增值收益共享效益，實現“資源資產化、資產資本化、資本股份化”，最終保障了農民的長期收益。近年來，通過“三集中”、“三置換”，蘇州全市可置換出發展用地70多萬畝，存量土地挖潛將會為轉型發展帶來巨大的活力。嘉興市著力開展了“兩分兩換”工作，按照“土地節約集約有增量，農民安居樂業有保障”的總體要求，將“宅基地與承包地分開，搬遷與土地流轉分開，以承包地換股、換租、換保障，推進集約經營，以宅基地換錢、換房、換地方，推進集中居住，轉換生活方式”。通過“兩分兩換”改革試點，目前嘉興市土地節約集約效果明顯，以姚莊鎮為例，公寓房安置可使戶均節約土地0.8—0.86畝，節約率達到了74.2%；杭州市根據規劃目標明確小城市、中心鎮、中心村的建設用地范圍，制訂人均用地標準，提高土地利用率。堅持“盤活存量土地”原則，加大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力度，推動集體非農建設用地流轉，探索土地承包權入股參與城鎮建設項目的新路子。

（四）統籌城鄉公共服務建設

三市在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走在全國前列。蘇州市立足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切實加強了農村教育、衛生、人口、文化、體育等方面社會事業的建設提升。2012年，蘇州在城鄉低保已完全實現城鄉并軌的基礎上，實現了城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城鄉并軌。嘉興市在加快推進“兩分兩換”的同時，聯動推進就業、社會保障、戶籍制度、新居民管理、涉農體制、村鎮建設、金融體系、公共服務、規劃統籌九項改革，加強城鄉發展的綜合配套與良性互動。嘉興市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從制度層面構建了“全民社保”體系，2007年，市政府印發了《嘉興市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暫行辦法》，把城鄉居民全部納入多層次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實現了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到2011年底，全市共有211.25萬城鄉居民參加合作醫療保險，其中參保農民數154.90萬人，參保率98.77%；人均籌資標準達到416元，其中各級政府補助240元，統籌區域政策范圍內住院補償率64.32%。杭州市按照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求，大力發展社會事業，統籌城鄉管理和社會治理，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成果、品質生活和現代文明。

二、三市統籌城鄉發展的啟示

（一）思想解放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先導

思想解放的程度，決定工作的力度。三市都始終運用好解放思想這個制勝法寶，為改革創新營造寬松的環境。蘇州市在耕地保護、糧食生產、生態環保、群眾利益保護等方面劃定底線，支持區、縣在底線之上探索、實驗；對基層在底線原則之上的改革創新不定調、不干預、不設障、不打壓，鼓勵創新，寬容失敗。蘇州緊緊抓住農村改革的機遇，跨出了經濟社會發展“農轉工”、“內轉外”、“量轉質”三大步，創造了“張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園區經驗”三大法寶，實現了鄉鎮企業、對外開放、民營經濟發展三大跨越。嘉興市在全國率先實現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全國率先組建農村經濟組織聯合會，在全省率先建立農村產權交易中心。同時，鼓勵各鎮因地制宜，大膽改革、多模式推進，形成了“七星模式”、“姚莊模式”、“大橋模式”等形式多樣、各具特色的試點格局。統籌城鄉發展是前無古人、造福人民的偉大事業，沒有現成的成熟先例可借鑒，可以說，如果沒有敢為人先、敢闖敢試、敢破敢立、大膽探索的精神，三市統籌城鄉發展不可能取得如此好的成效。

（二）體制創新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動力

統籌城鄉發展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三市都十分注意體制機制創新。蘇州在村鎮規劃布局改革、農村土地流轉和產權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統籌就業改革、農村新社區管理服務等方面，加快體制機制創新，改革的整體效應明顯。實施“三置換”，促進資源資產化、資產資本化、資本股份化、股份市場化，走出一條富民強村之路。嘉興創新實施以“兩分兩換”推進“兩新”工程（推進現代新市鎮和城鄉一體新社區建設）的同時，堅持“十改聯動”，包括充分就業、社會保障、戶籍制度、新居民服務、涉農管理、村鎮建設、金融體系、公共服務、區域統籌等，著力把嘉興建設成為體制機制較活、統籌水平較高、帶動作用較強的統籌城鄉發展先行區。杭州市圍繞區縣（市）協作、產業發展、中心鎮建設、美麗鄉村建設、土地綜合整治、“三江兩岸”生態景觀保護與建設、農村文化建設七項重點工作，細化和出臺了41個配套的政策性文件，在財政體制、盤活建設用地、培育新型產業、強化區縣合作等方面做了大膽探索。可以說，體制機制創新為三市城鄉統籌發展贏得了廣闊的空間，加快了三市城鄉一體的步伐。

（三）維護農民利益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歷史的創造者。在統籌城鄉發展中，三市都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增強全體市民的主人翁意識，動員群眾積極參與。如蘇州、杭州市通過媒體發動群眾獻言、獻策，向全市人民征集意見和建議。一些政策的出臺、城市建設規劃的實施等，也首先征求群眾的意見。這一系列活動使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工作深入人心，提高了全市干部群眾參與改革、發展的積極性。嘉興市在發展農村經濟中注意依靠群眾，始終讓農民唱主角。七星鎮在“兩分兩換”過程中堅持農民自愿，自我選擇，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利益。七星鎮江南新家園社區農民集中住居，集中管理，通過“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和社情民意“雙聽”互動會制度等相關工作，不斷提升社區管理和服務水平。一切為了群眾，維護農民利益使三市城鄉統籌發展工作贏得主動，也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第5篇：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范文

關鍵詞：縣域金融制度創新

1當前縣域金融在支持地方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變革和金融創新的強有力推動下，我國金融的市場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金融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從縣域金融發展的角度看，一些體制因素制約著金融業在縣域范圍內更大的作用。

1.1商業銀行對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作用減弱

1.1.1商業銀行自身加強管理與縣域金融需求之間的矛盾。1988年以來，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從降低管理成本、增強盈利能力、優化資產質量的角度出發，較大規模地收縮基層網點，上收管理和審貸權限，實行扁平化管理，這在客觀上帶來了縣域金融服務的消弱。

1.1.2商業銀行管理模式與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矛盾。縣域中小企業雖然規模小，但轉型快、效益好，因此發展趨勢較好，對整個縣域地區的經濟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但是，這些中小企業所在地大部分在農村鄉鎮，并采用租用土地和廠房的方式進行生產。這些土地和廠房有的屬當地村民委員會集體所有制，無法辦理兩證抵押，而中小企業的設備抵押則存在按年限折舊后抵押率低的問題，無法達到商業銀行提供流動資金需要抵押的要求，雖然現行信貸政策允許由專業擔保公司對中小企業擔保，但需要企業支付擔保費，綜合計算后的貸款費用達到10%的年息，企業負擔過重。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信貸管理體制實行了比較集中的管理模式，對基層支行采取授權授信的經營方式，對信貸客戶有著嚴格的客戶評定條件和抵押擔保條件，從目前情況看，商業銀行信貸在縣域范圍的投放比較集中在大項目、規模企業、非生產性基礎建設項目上，限制了部分中小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同時，商業銀行在信貸方式上比較單一，主要采取抵押和票據貼現兩種方式貸款，而中小企業又無法滿足抵押條件，以上原因造成一方面中小企業融資難，一方面商業銀行放貸難的局面。

1.1.3商業銀行經營方針與新農村建設的矛盾。從三農經濟的特點來看，這是一個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兩種風險影響的生產過程。也必然造成影響農業收入的不確定因素較多，眾多小農戶或種植戶的生產相對分散，地域分布廣，收益性又較低，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多屬長期性投資，風險高，收回時間較長，這些特點導致了農村經濟的交易成本和資金的使用都較高，從商業銀行的角度來看，遵循的原則只能是商業銀行原則，為了應對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帶來的更激烈的競爭，為了降低管理和監督成本，控制信貸風險，商業銀行對支持“三農”經濟只能是避而遠之。

1.2農發行、農信社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心有余而力不足

作為政策性銀行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信貸業務主要為糧棉油收購資金的供應與管理，雖然在農業龍頭企業和農業開發方面的業務有所拓展，但其在支持縣域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仍受到很大限制，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生態環境建設、扶持重點地區和行業方面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農村信用社是我國金融體系的一支重要力量，與“三農”有著天然的聯系，尤其是近幾年農村信用社實行管理體制改革以后，信用社在地方政府和廣大農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支持“三農”的主力軍地位凸顯，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但是，由于農村信用社多年來積累的歷史問題較多，自身發展水平不高。對于龐大的縣域資金需求也是獨木難支，加上農信社在貸款定價方向擁有的單身決定權，利率普遍偏高，和現在農民、中小企業需求相對比較低成本的信用服務是不相吻合的。

1.3配套金融服務跟不上縣域經濟發展的需求

縣域金融的發展還迫切需要擔保、抵押、保險等配套金融服務，在抵押方面，一些中小企業、農戶所能提供的抵押物品（沒有房地產證的房屋，小企業廠房設施等），商業銀行普遍不愿接受。而且雙方在估價上差別很大，即使銀行能夠接受這些抵押品，到時也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抵押品拍賣市場去處理，在擔保方面，目前縣域經濟的擔保公司存在商業化趨勢，他們從商業角度出發，更愿意為一些有規模的企業進行擔保，縣域內欠缺為中小企業、農產品生產等提供小額擔保的機構，在保險方面，我國的農業保險經過20世紀90年代初期短暫的快速發展后，一直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目前全國僅有幾家成立不久的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尚不足全國財險保費收入的1%，遠遠不適應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2縣域金融制度創新研究

縣域金融的發展既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導和支持，還需要著力打造政策性金融機構、商業性金融機構、合作性金融機構和民營金融機構等多種形式金融機構并存，進一步深化縣域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才能不斷滿足縣域經濟發展的需要，為城鄉統籌建設提供必須的金融組織保證和金融制度保證。

2.1人民銀行應發揮“窗口指導”作用

一是積極協調和督促指導基層金融機構加大對縣域經濟的支持力度，引導基層銀行、農發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認真貫徹執行國家貨幣信貸政策，增加對縣域經濟的有效信貸投入，切實改進縣域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二是加強與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聯系，協調好政、銀、企之間的關系，幫助銀行和企業構筑信貸、項目交流平臺，推動銀企之間的交流和合作。三是強化政策引導，鼓勵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各市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向縣域提供以增加信貸投入為主的金融服務，適當擴大農村利率市場化改革試點范圍，逐步放松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控制，調動銀行支持縣域經濟的積極性。四是靈活運用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對縣域企業的信貸投入。五是實施信用工程。完善銀行登記咨詢系統，建立企業和個人的信用檔案，結合創建金融安全區，廣泛開展創建信用企業、信用鄉鎮活動，加大對守信企業、村鎮和個人的信貸傾斜，以增強全社會信用意識，在縣域努力營造誠信觀念和信用文化。

第6篇：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范文

【關鍵詞】農產品電子商務 新動力 新挑戰 新舉措

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是一個重大課題。吉林省是農業大省，通榆縣發展定位是基礎在農業。為實現農業的穩步快速發展和農產品相關市場的繁榮發展，通榆縣大力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促進農產品流通和農民持續增收。經過近兩年的實踐，通榆縣農產品電商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也面臨一些新的挑戰，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和修正。

一、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對通榆創新發展的重要影響

農產品電子商務是指在農產品生產加工與銷售配送過程中全面導入電子商務系統，利用信息技術與網絡技術，在網上進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傳遞與，同時依托生產基地與物流配送系統，在網上完成產品或服務的購買、銷售和電子支付等業務的過程。農產品電子商務是對傳統交易模式的變革，是一種全新的商務活動模式，也是一種新的農產品交易制度安排。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有利于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村全面進步，對通榆縣新一輪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產品電子商務成為農民增收的新動力

農產品電子商務是農產品交易模式的重大創新。傳統的農產品流通環節比較長，一般要經歷生產者――產地批發市場――銷地批發市場――農貿市場（超市）――消費者等五個流通環節。利益被中間環節截留，農民增產不增收。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發展是生產和銷售之間的直接溝通成為現實。原產地直供，使農產品從生產者直接到消費者，不僅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提高了效率。

（二）有利于認清農業資源優勢，樹立發展自信

通榆縣作為農業大縣素來就有“葵花之鄉”、“綠豆之鄉”的美譽，并盛產雜糧雜豆、打瓜、牛羊肉等特色優質農產品。通榆縣依托優良的生態環境及豐富的農畜產品資源優勢，全面啟動實施了“農產品原產地直供計劃”，本是吉林省西北部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借助電子商務，如今已經成為與浙江遂昌齊名的“淘寶縣”。這讓通榆農民有了積極開拓農村市場的決心和信心。

（三）有利于提升農村信息化水平，增強農民適應市場的能力

全國首創的以原產地直供為核心理念，以“電子商務+基地化種植+科技支撐+深加工”為運作模式，即“通榆模式”已初步形成。截至目前，通榆縣依托電子商務已在互聯網上銷售了450萬斤的農產品，銷售額突破5000萬元。電子商務為農民、企業等提供準確、及時的市場信息，解決農業生產和流通中信息閉塞、滯后、分散經營等問題。同時解決了傳統農產品交易手段單一、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的問題，為農產品生產流通要素的重新組合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為農民收入的增長創造了新的條件。網上交易公開、公平、透明，成交價格真實地反映了市場中的供求，以此引導廣大農戶科學安排生產，以銷訂產，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

二、通榆縣推動農產品電子商務面臨新的挑戰

（一）信息流是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第一個挑戰

農村信息化程度較低，很難適應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的需要。通榆縣網絡設施建設相對滯后，光纖只通達到縣城附近的幾個鄉鎮，大多村屯農戶無網可觸。農村上網費用高，多數農民買不起電腦，阻礙了農產品電子商務的推廣和應用。信息流最為重要，它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實現對流通過程的有效監控，能有效減少庫存，縮短生產周期，提高流通效益。

（二）資金流是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第二個挑戰

由于農產品附加值低、利潤空間小，做農產品上線運營短期內很難看到資金回報。同時，完善農產品電子商務產業鏈建設，無論是從基礎設施、邊際產業發展、人才培訓、支持第三方運營商等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撐。

（三）物流體系是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第三個挑戰

通榆目前只有一家同城快遞，絕大多數快遞企業考慮當前經濟效益，布點只是停留到縣城周邊的大鄉鎮，沒有向較遠的鄉鎮和村屯延伸。同時，基層百姓網絡知識相對貧乏，對網上購物信任度低，加之受到傳統思想的束縛，不適應電子支付和電子結算，很難讓農民自主融入到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發展中去。

（四）誠信安全交易是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第四個挑戰

農產品電子商務的運作依托誠信，更應關注農產品安全問題。由于國家嚴管食品安全，當前網上銷售農產品大多需經QS等質量認證，且認證程序繁瑣復雜，農民的自產產品、土特產品產量低、體量小，不可能辦理質量認證等手續，因此很難實現上線銷售，限制了小微電商的發展。

（五）專業人才是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第五個挑戰

農產品電子商務網站的建設和維護，信息采集和，市場行情分析和反饋，都需要專門的人才。農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對計算機網絡缺乏基本認識，認為產品賣出去就行；許多涉農企業沒有充分認識到電子商務的巨大商機，認為風險大、投資周期長，維護難，持觀望和懷疑態度。

三、通榆縣農產品電子商務實現進一步發展要有新舉措

（一）健全信息化體系，完善信息流

加大財政投入，整合現有信息基礎設施資源，構建覆蓋鄉村的多級農業信息網絡。全面實現光纖到樓、進村、入戶，構建覆蓋城鄉、有線無線相結合的帶寬接入網。

（二）健全金融支持體系，完善資金流

利用現有農村金融網點，逐步擴大農民支付寶、余額寶、信任寶的使用范圍，積極發展農民小額貸款。推動中國開發扶貧協會產業扶貧投資基金注資通榆縣物權融資公司，增加農村土地收益保證貸款針對農村電子商務的貸款品類，解決小微電商融資難問題。

（三）整合信息資源，完善物流配送

在與郵政速遞充分合作基礎上，整合現有工業、商業、倉儲和運輸等物流信息資源，大力發展第三方物流，推進第四方物流。推動快遞企業向較遠鄉鎮和村屯布點，構建現代物流配送體系。

（四）提高對社會的信譽，依靠誠信發展

做到保證網絡環境安全，加強市場監管，使農產品電子商務健康有序發展。上網產品做到無虛假宣傳，保證質量。

（五）加強培訓，壯大電商人才隊伍

著力培養掌握現代農業知識、商務知識和網絡技術的現代農民，是農產品電子商務得以推廣的前提。首先要逐步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和農業技術水平，對農民進行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培訓。其次，加強農產品電子商務人才培養，提高農村信息人員素質。

前景展望：農產品電子商務已成為縣域發展農業的大趨勢，為農業大縣的發展創造了新的發展機遇。今后，通榆縣將積極培育打造電商集群，利用5年時間，形成“三千禾聯合社”、“農村淘寶購銷商”、“墨寶園文化網商”、“興東網上商都”及“通榆小微電商”五大集群。

參考文獻

[1]中農網《關于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的思考》2010.

第7篇：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范文

廣義的經濟轉型涉及到經濟領域和政治形態的方方面面，是整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升級；狹義的經濟轉型也稱產業升級換代，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過程和一個質的飛躍。通常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對應于不同的經濟結構，經濟結構的轉換也就成為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的標志，由低一級轉入高一級便構成升級換代，進而推動經濟轉型。及時的、合理的經濟轉型能促進經濟的穩步高速發展；而落后的、不合時宜的經濟結構如果不能適時轉型，將制約經濟發展，延誤發展的時機。本文側重從狹義的層面分析思考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和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問題，對*新一輪經濟發展和轉型的背景，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對經濟與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對未來*經濟轉型與發展進行思考。

一、推動*新一輪經濟轉型的背景

不論是從全國區域發展戰略的歷史演變，還是從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發展戰略的實踐來看，新一輪經濟發展與轉型都有其必然性。

一是經濟增長模式發生明顯變化。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直接依托于大規模且日益擴展的市場、低成本而素質較高的勞動力、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開放條件下國外資本、技術、管理和其他中國短缺要素的引入以及穩定的國內政治社會環境等要素的一種所謂“低成本競爭”的增長模式。在經濟快速增長中，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環境約束壓力的顯著加大，新增長點引致的外延擴張空間縮小，金融風險增加，收入差距對增長的負面影響加強，“低成本競爭”增長模式受到很大沖擊，維持了20多年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要改變。隨著經濟發展環境和條件的變化，中國將進入新一輪經濟轉型期。

二是區域經濟競爭日益激烈。上世紀70年代末期集中資源重點發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期傾力打造長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點建設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帶，90年代末期實施西部大開發，*3年提出了振興東北的大規劃，*4年又提出中部崛起的戰略。東部地區經過20多年的大開發，成功地構建了珠三角、長三角和渤海經濟圈三大增長極，經濟增長迅猛。西部在大開發的帶動下，奮起直追，增長速度后來居上。東北、中部在振興、崛起的戰略規劃帶動下，區域經濟蓬勃發展。雖然*是最早進行改革開放試點的兩個省份之一，但由于當時的經濟基礎非常薄弱，我省區域經濟發展長時期處在邊緣化狀態，近年來在東部經濟板塊整體快速上升中更是陷入逐漸“下沉”的態勢。*4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構想，“海峽西岸”被寫入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建議》、六中全會《決議》，并列入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如何拓展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與發展空間，探尋快速崛起的路徑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6年1月，總書記來閩視察，希望*緊緊抓住國家繼續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支持海峽西岸經濟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切實做好“六個扎實”，推動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作為海峽西岸主體的*，面對“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快速發展和迅速崛起，更需要深入地分析和研究經濟發展特征與規律，跟上全國發展與轉型的步伐，引導我省經濟運行質量和產業結構由低水平逐步向較高水平發展。

二、*新一輪經濟轉型的有利條件和面臨的挑戰

正是在全國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和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這樣雙重背景下，我省經濟發展與轉型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牢牢把握好發展機遇，充分發揮自身有利條件，加快發展，增強實力。

1.發展空間和潛力巨大。《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綱要》指出：海峽西岸經濟區以*省為主體，涵蓋浙南、贛南、贛東、粵東地區，是位于海峽西岸一個不同于行政區劃的具有地緣經濟利益的區域經濟共同體。初步測算：行政區域面積占全國行政區劃面積的3%，常住人口占全國的7%，人口密度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的1.3倍，經濟規模約占全國的7.5%。目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GDP相當于長三角的46%，珠三角的90%，臺灣省的49%。但是，財政總收入、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進出口總額、實際利用外資等指標僅分別相當于長三角的12%、33%、17%和26%，相當于珠三角的75%、79%、17%和38%，規模處于劣勢。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經濟密度僅分別相當于長、珠三角洲的15%和17%，相當于臺灣省的5%。人均生產總值相當于長、珠三角洲的41%和27%，相當于臺灣省的10%;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額、進出口總額、實際利用外資額與財政收入分別相當于長三角的30%、16%、23%、11%，相當于珠三角的24%、5%、12%和23%。這些數據表明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后發態勢，但同時也蘊涵著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和發展空間，*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這就要求我們要抓住機遇，積極參與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拓展跨省區域合作，為建設一批各具特色的區域共同市場，打破地區封鎖創造條件，加快對接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推進與周邊省份各生產要素的集聚和發展合作。另一方面，要促進*成為海峽兩岸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的結合部、先行區和重要通道，推動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爭取增設直接往來貨運口岸，推動直接往來貨運航線延伸到東岸，推動閩臺空中直航，增強*作為兩岸交流交往的通道功能。再經過10-15年的努力，使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走在全國的前列，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區域，成為祖國統一大業的前沿平臺。

2.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戰略積極效應明顯。海峽西岸經濟區寫入中央文件后，已有30多個國家有關部委從規劃布局、項目安排、資金支持、政策措施等方面明確了對*的大力支持；海外華人華僑、臺港澳同胞、國際友人、閩籍鄉親、各地閩商積極呼應，周邊地區在產業、交通、市場、口岸通關等方面主動融入與密切協作，“海西”效應正在日益擴大。對*來說，中央支持海峽西岸經濟發展，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極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凝聚了發展的合力。

3.獨特的人文和自然資源稟賦。*有著獨特的人文資源和獨具的人文魅力，是我國著名的僑鄉和臺胞祖籍地。閩籍華人、華僑達1088萬人，足跡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港澳同胞有123萬人祖籍在*，而臺灣同胞中80%以上祖籍在*，老一代華僑對*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如何發揮新一代華僑的優勢為*發展服務還值得研究。*森林覆蓋率達62.96%，居全國第一，海岸線長度居全國第二位，水資源總量1168.7億立方米，占全國4.2%，水利資源理論蘊藏量1168萬千瓦，年可發電量916億千瓦時，這些優勢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具有較大的潛力。

4.良好的發展環境。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環境的快速改善，有效聚集生產要素、激發經濟發展活力，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經濟發展的軟環境不斷優化，政府的職能向服務、為民、效率和責任的方向轉變，以開放、公正、透明、效率為主要特征的依法行政體系不斷完善，各級政府的規范管理的水平和辦事效率明顯提高，公務員隊伍總體素質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明顯增強，法律、法規和政策環境不斷得到改善，社會風氣明顯好轉。經濟發展的硬環境得到明顯改善。海、陸、空運輸銜接與配套能力明顯增強，高速公路覆蓋全省大部分地區，正在努力建設“三縱八橫”高速公路網，基本實現各縣（市）一小時內通達高速公路，大大緩解了交通運輸能力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全省加大能源生產投資力度，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開發風能、沼氣、地熱能、太陽能、垃圾發電、潮汐能等新能源建設，促進能源生產適度超前發展。經濟發展軟、硬環境的改善，激發了經濟活力，促進了經濟發展。從“九五”和“十五”期間*價格運行的軌跡，居民消費價格的波動幅度控制在5%以內。*6年，居民消費價格低位上漲0.8%；工業品出廠價格小幅下降0.8%；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3.9%；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漲0.9%。煤電油運緊張狀況繼續改善。電力供應和運輸能力基本滿足生產生活需要，油品市場和煤炭供應基本正常。金融支持力度較大，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基本滿足。人民幣存貸款均保持較高增長，*6年末存貸款余額與上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21%和25.3%。

在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中，我們面臨這樣一些挑戰：

1.經濟實力偏弱。*6年*的經濟總量只占全國總量不到3.5%，與經濟總量各占全國的10%左右的廣東、江蘇、山東等省相比，差距較大，這種較弱的經濟基礎束縛了區域優勢的發揮。實力不足影響了投資增長后勁，投資增長后勁不足又制約著經濟的發展。與沿海發達省份江蘇、浙江、廣東平均水平相比，*省年均GDP增速與投資增速比低7個百分點，加上產業配套能力較弱，大項目投資增長后勁不足。進一步開拓國內外市場的難題仍突出，省內市場，閩貨只占40％左右;國內市場，大部分產品的閩貨占有率都偏低，特別是工業產品國內市場所占份額不足3％；國際市場，受到日益增強的貿易壁壘制約，開拓國外市場難度加大。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主體，我省人均GDP于1997年突破1000美元大關、經濟總量于1998年突破3000億元之后，經濟攀升的勢頭逐步趨緩。經濟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幅度逐步縮小，由“八五”時期高6.9個百分、“九五”時期高3.6個百分點縮小至“十五”時期高2個百分點；經濟增速緩慢降低，“八五”期間經濟增長率達到18.9%之后，開始下降，“九五”年均增長11.8%，“十五”年均增長10.6%；經濟增量在全國的貢獻率下降，從*2年對全國增量貢獻的4.0%下降到*5年的2.3%；經濟增速在全國位次后移，由*0年的第10位，后移到*5年的25位。

2.產業結構不盡合理。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三產業比重穩步上升。全省三次產業結構由1978年的36.0：42.5：21.5演進為*6年的11.8：49.8：38.4，一產下降24.2個百分點，二、三產分別上升7.3和16.9個百分點。“十五”期間，第一產業中糧食生產得到明顯加強，主要農產品優質品率和多種經營比重不斷提高。第二產業中傳統工業向現代加工制造業轉化步伐加快，高新技術產業不斷發展，汽車、能源原材料、工程機械、農產品深加工等優勢行業主導作用突出。第三產業中運輸郵電及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等傳統行業穩步發展，新興服務領域不斷拓寬，旅游、房地產、信息咨詢、文化衛生等行業比重逐步提高。在政府主導下，三次產業結構水平趨于進步。但隨著項目帶動戰略和工業化進程的逐步加快，近年來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慢于第二產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6年僅為38.4%，與發達國家60%-70%的比重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三次產業內部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農業方面，全省農業產業化與規模化，集約化水平仍不高，生態農業和優質農業比重較低，農業的生產效率較低，農業的比較優勢發揮不夠充分，農業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不夠強，農業支柱產業、特色產業的不夠明顯；工業方面，全省的工業化水平和新型工業化程度不高。工業總體競爭力優勢沒有形成，支柱和重點產業尚未形成比較完善、頗具規模的產業鏈和產業群，難以通過產業協作配套和上下游延伸拉動產業升級。現代物流、軟件、各種中介等現代第三產業方面，發展的水平較低，教育、體育、衛生等基礎性、公益性事業面臨產業化發展問題。

3.消費需求偏弱，消費對經濟拉動不力。從“五五”時期開始，我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從“五五”到“十五”各個計劃時期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9%、16.1%、16.7%、25.5%、15.4%和12.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978年的30.56億元增長到*6年的2704.23億元。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消費能力不斷增強的同時，最終消費率指標卻一直呈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79.9%下降為*5年的50.2%。在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中，投資需求逐漸成為促進我省經濟持續發展的主動力。*5年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最終消費36.0％、投資62.5％、凈調出1.5％。從資本形成率來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在不斷提高，*5年資本形成率為44.8%，比最低（1981年）高17.8個百分點，比最高（1998年）低1.1個百分點。雖然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顯著，但一直以來我省的投資效率不高。從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即一年中每增加1元GDP產出，需要投資多少元）的計算來看，1978-1995年的大多數年份，都在2以下。近年來有不斷攀升的趨勢，1998-*6年我省ICOR平均高達3.3，最高的1999年達4.1，*6年為3.5，即每增加1元GDP，需要3.5元的投資。*4-*6年我省GDP增速分別為11.8%、11.6%和13.4%，相應地投資增速分別為25.9%、23.4%和38%，*6年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提高到41.5%。高投入低消費，與工資的增長持續低于GDP的增長速度有關。*4-*6年我省城鎮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增速分別為9%、9.9%和12.7%，分別低于GDP增速2.8個、1.7個和0.7個百分點。居民收入水平不高，造成我省最終消費率不斷回落，從而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也逐漸趨弱。

4.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十五”期間，我省高新技術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發展速度較快。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從*0年的772.74億元，增至*5年2500.20億元，增長2.24倍，年均增長26.5%。企業越來越注重對自主創新的人員投入。*5年，我省高新技術產業投入科技活動人員有4.02萬人，投入R&D活動人員有2.52萬人，與*0年比，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0.6%和13.3%。高新技術產業對自主創新投入的力度加大。*5年，全省高新技術產業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投入達70.18億元，R&D活動經費內部支出達37.66億元，與*0年比，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29.72%和29.65%。從“十五”期間看，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省經濟發展成效相當明顯。首先創造了24.38萬個就業崗位。“十五”期間，*省高新技術產業吸納的從業人員逐年在增加，*0年，*省高新技術產業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為22.92萬人，到*5年達47.30萬人，為*省勞動就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其次高新技術產業促進對外競爭力的提高。*省高新技術產業出口額占外貿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從*0年的25.5%，提高到*5年的39.5%，外貿出口增量219.37億美元中高新技術產業出口占到47.7%，接近一半。高新技術產業的不斷壯大，有力地提高了*省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最后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省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從*0年的5.9%，提高到*5年的9.8%；*5年*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2.9%，比*0年提高了7.6個百分點。工業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0年的14.3%，迅速上升到*5年的24.6%。電子及通信設備、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迅速成長，以及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速度的加快，大大提高了*省產業技術的層次，培育了一批充滿活力的私營中小高新技術產業單位，建立了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基地。“十五”期間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依然嚴峻。一是研發能力相對偏弱，技術創新能力不強。根據經濟增長理論和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技術進步可以節約資源、降低能耗、提高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以較少的資源投入帶來較多的產出效益，是提高要素質量和綜合生產率、促進規模收益遞增的關鍵，對長期經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國際經驗顯示，R&D經費占GDP的比重小于1%的國家，基本處于技術引進與應用層次；具有較強引進、消化、吸收能力的中等發達國家，一般在1.5%以上；自主創新能力較強的發達國家都在2%以上。*0－*5年，全省R&D經費占GDP的比重平均為0.7%，與中等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全省在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消化吸收創新的能力都有待加強。二是缺少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品牌產品。特色經濟與經濟中的創新成份不足，在全國占有影響力的產品不多，特別是高科技產品不多；三是人才培育與科技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

5.經濟對外依賴度增大，孕育的經濟風險也趨大。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發展，我省經濟外向度水平不斷提高，凈出口對我省GDP的拉動作用也隨之提高。據測算，1981-*1年全省新增出口額占全省同期GDP增加額的比重為29%左右，在GDP年均增長13%中，出口拉動全省GDP增速3.3個百分點。*6年全省累計完成進出口總額626.63億美元，與上年相比增長15.2%，比*1年增加400.33億美元。其中，進口213.98億美元，出口412.65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增長9.3%和18.4%，比*1年增加126.94億美元和273.39億美元。尤其出口自*2年以來已連續第五年保持兩位數增長。*5年我省外貿依存度達到67.9%，比1990年的43.4%增加了24.5個百分點。對外依存度過高使我省相關產業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加，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加大，增大了產業安全風險。當然，從世界范圍看，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全球外貿依存度也在持續增長。據WTO和IMF的數據測算，1960年全球外貿依存度為25.4%，1970年為27.9%，1990年升至38.7%，*0年升至41.7%，*3年已接近45%。從各國的發展實際來看，一些新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經濟起飛階段外貿依存度普遍存在大幅提高的現象。從1970年到1988年，在亞洲“四小龍”中，韓國外貿依存度從38%上升到68%，新加坡從232%上升到407%，香港從182%上升到257%；八十年代以來，亞洲“四小虎”等外貿依存度也大幅度提高，到1997年，泰國外貿依存度從55%升至102%，馬來西亞從111%升至218%，菲律賓也從52%升到111%。雖然發達國家和地區如美、日、歐盟的外貿依存度一般在20-30%左右，與之相比，我們的經濟外向度偏大，但這也是后發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

6.城鄉收入差距和消費水平差距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我省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6年我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53元，比1978年增長37倍，人均消費支出9808元，比1978年增長34.4倍。*6年我省農民人均純收入4833元，比1978年增長35倍，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3598元，比1978年增長30.5倍。但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拉大。一是收入差距繼續拉大。*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增長2.24倍，1998-*6年平均增長8.4%。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74倍，1998-*6年年均增長5.7%，增速低于城鎮居民2.7個百分點。城鄉收入差額由1997年的3358元，擴大為*6年的8920元，差額擴大2.66倍，城鄉收入比由1997年的2.21：1擴大到*6年的2.85：1。扣除生活消費支出后收入余額差距進一步擴大。1997年城鎮居民收入減去消費支出后的余額為1208元，*6年則增加到3945元，10年間增加2737元；而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減去消費支出后的余額為666元，到*6年只增加到1235元，10年間只增加了569元。二是消費水平差距擴大。*6年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食品消費占消費支出的比重）為39.3%，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劃分的標準，已步入富裕階段。農民恩格爾系數為40.9%，兩者相差1.6個百分點。

7.資源環境矛盾突出。在我省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資源、環境與發展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表現為：一是土地供需矛盾突出。*5年*耕地面積比*0年減少了5.8萬公頃，下降幅度達到4.9%，人均耕地面積下降到0.48畝，下降了7.7%。在工業化、城市化建設進程中，建設用地需求與耕地后備資源不足的矛盾比較突出；二是能源消耗增長快。*5年*萬元GDP能耗達0.94噸標準煤，比*0年（0.92）多0.02噸標準煤/萬元，全社會用電量*5年達到756.47億千瓦時，比*0年增長88.4%。“十五”期間，全省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平均達到1.3，經濟增長對電力等能源的依賴較強、需求較大；三是環境污染的代價加重。*5年，全省工業廢水排放總量達13.09億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達6264.91億標立方米，分別比*0年增長1.3倍和1.2倍，表明全省每生產1億元工業增加值需排放45.62萬噸廢水、排放2.18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氣；四是環境污染治理費用支出不斷加大。隨著環境污染的加劇，治理環境污染的費用也在加大。*5年全省用于環保投入總額達145.10億元，占GDP的2.2%，其中，用于污染源治理費用達到52.01億元，占環保投入的35.8%。

此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開始凸顯出來，貧富差距擴大，失業問題等較為突出，社會安全與穩定、社會保障與救助等社會問題在局部還表現得比較突出等。

三、促進*經濟發展與轉型的建議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改變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大、經濟效益低下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是生產發展與資源環境協調的要求，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加速發展服務業對于擴大規模、提升水平、增加就業、節約能源，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15年來，中央為發展服務業已經3次發文：1992年《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1年出臺《“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最近國務院又下發《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建立公開、平等、規范的服務業準入制度。鼓勵社會資金投入服務業，大力發展非公有制服務企業，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在服務業中的比重。凡是法律法規沒有明令禁入的服務領域，都要向社會資本開放；凡是向外資開放的領域，都要向內資開放。從*的產業結構看，重化工業的比重較大，按照“十一五”規劃中單位GDP能耗的下降目標，任務相當艱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一是優化服務業結構。發展生活業，積極拓展新型服務領域；發展生產業，促進現代制造業與服務業加快融合、互動發展。二是科學調整服務業布局。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服務業資源優化配置。有條件的大中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三是積極發展農村服務業。加快構建和完善包括生產銷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務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加快發展農村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四是深化服務業改革。加快服務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公開、平等、規范的服務業準入制度，鼓勵社會資金投入服務業，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在服務業中的比重。五是創造有利于發展服務業的良好環境。加大政策扶持，完善財稅、信貸、土地和價格等相關政策措施，加快服務業標準化，規范市場秩序。

（二）繼續扶持主導產業，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0年，*省政府確立電子信息、機械裝備、石油化工作為我省“十五”期間三大主導產業，予以重點扶持，優先發展。在*0年我省確立三大主導產業的前10年間，我省電子信息、機械裝備、石油化工這三大產業發展已具備一定的基礎，但總體規模小、集中度低、產業配套差、發展緩慢。如：1999年我省三大產業完成產值(當年價)948.69億元，1989-1999年的10年間，年均增加產值81.22億元。*6年，全省三大主導產業實現產值4259.50億元，比1999年增加3310.81億元，年均增加產值472.97億元。三大主導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額強勁增長，已成為我省經濟的重要增長極。根據我省投入產出表模型提供的結構系數計算結果有關研究顯示：在我省經濟產業中，金屬礦采選業、批發和零售貿易業受消費需求誘發程度最高，它們的消費誘發系數達到0.35以上；批發零售貿易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受積累需求誘發程度最高，達0.39以上；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造業受總流出需求誘發程度最為突出，誘發系數高達0.52。綜合三種需求誘發系數情況，從需求角度看，我省應大力發展以下產業：金屬礦采選業，批發和零售貿易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造業，化學工業，紡織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因為這些行業每增加一單位最終需求，將帶來比其他產業更多的誘發額，也即能夠帶來更多的經濟總量。培育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以省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載體，組織實施高新技術產業化示范工程，培育高新技術企業，形成更多新增長點。集成電路產業要著力提高集成電路設計能力和水平，壯大集成電路產業集群。軟件產業重點發展動漫產品和各類應用軟件，積極推動信息服務，集中力量培育發展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優秀軟件產品和軟件企業集團。光電子產業要加快項目建設，發展光電子應用產品，建設新型傳感器、監視器、特種光學鏡頭和半導體芯片及封裝等項目。生物醫藥產業要培育發展基因工程藥物、現代中藥、現代醫療器械和化學原料藥等產業集群。新材料產業要重點發展信息、特種功能、納米、高性能金屬和環境友好等材料、技術和產品，建設光電子硅材料、氨合成釕催化劑等項目。環保產業要加強重點環保產業基地建設，積極發展防治環境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設備和產品，開發重點行業清潔生產技術、環境自動監測儀器及設備，培育壯大環保產業集群。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方面，應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推進技術裝備更新、工藝優化和產品升級換代，培育國內外知名品牌。紡織服裝鞋業要積極開發時裝、休閑裝、針織服裝和制鞋等產品，壯大服裝鞋業品牌企業，重點建設一批骨干項目，形成集研發、設計、制造和貿易等為一體的我國紡織服裝鞋業中心。建筑業要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做大做強總承包企業，做專做精專業企業。建材工業要發展壯大具有區域特色的石材、建筑陶瓷和水暖器材等優勢產業，加快水泥工業結構調整，提高*建材產品市場占有率。冶金工業要調整優化鋼鐵工業結構，積極推動省內骨干鋼鐵企業聯合重組和國內外大企業合作，爭取國家在沿海布點建設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林產工業要大力推進林漿紙和林板一體化，加快發展速生豐產林，重點推進臨港大型林漿紙項目，建設一批資源綜合利用的木竹加工骨干項目。食品工業要大力發展綠色天然食品、方便食品、功能食品、休閑食品和果蔬飲料等，提高精深加工能力。工藝美術行業要圍繞石雕、木雕和陶瓷、樹脂、藤鐵工藝品等重點產業，加快優勢產業集群建設，積極應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開發高質量花色品種，提升產業競爭力。

（三）推進節約型社會建設，促進自然資源合理利用與保護。強化節約意識，加強政策引導，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節約型增長方式。鼓勵生產和使用節能節水產品、節能環保型汽車，大力發展節能省地型建筑，形成健康文明、節約資源的消費模式。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逐步提高資源性產品價格水平，理順比價關系，促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結構調整。采取綜合措施，強化計量管理，在生產、建設、流通、消費各領域節約資源，減少損失浪費，保持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節能方面，按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類型企業落實節能目標。堅持源頭控制與存量挖潛、依法管理與政策激勵相結合，落實差別電價，強化工業節能，加強節能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推廣應用，實施熱電聯產、余熱利用、建筑節能、綠色照明等節能工程，突出抓好冶金、電力、建材等重點耗能行業和企業的節能。做好公共機關、公共場所的節能工作，積極引導商業和民用節能，加強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節能。大力發展節能型交通工具，優先發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優化用能結構，優先調度可再生能源、熱電聯產和綜合利用、低能耗的機組發電，積極扶持農村可再生能源開發。加強節能標準和節能產品標識制度建設。節水方面，積極推廣節水設備和器具，加快供水管網改造，降低漏失率。抓好農業節水灌溉，發展旱作節水農業，擴大節水作物種植面積。大力實施高耗水行業節水技術改造，推進沿海缺水地區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節地方面，建立節約集約用地的內在機制，嚴格實施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引導和促進工業向開發區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住宅向社區集中，提高區域公共設施共享程度。推廣節地建筑技術，科學利用城市地下空間。按照工業項目投資強度與用地規劃控制指標，嚴格控制用地規模，提高工業項目用地投入產出率。優先使用存量土地，及時處置和盤活閑置土地。節材方面，加強重點行業原材料的消耗管理，嚴格設計、施工、生產等技術標準和材料消耗核算制度，推廣使用再生材料，提高原材料利用率。推行木材節約代用，節約包裝材料，防止過度包裝，積極發展和推廣散裝水泥。

促進自然資源合理利用與保護。以提高資源保障能力為目標，實行有限開發、有序開發、有償利用，構建供需平衡、結構優化、集約高效的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新格局。土地資源方面，加強土地管理，實施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切實保護基本農田。積極推進耕地開發、土地整理、舊宅基地復墾，實施沿海灘涂圍墾工程，促進耕地占補平衡。強化耕地質量意識，建立耕地地力和環境質量監測預警、預報系統，發展精準農業，提高耕地綜合生產能力。水資源方面，加強水資源管理，完善取水許可和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加強水資源總量控制和定額管理，健全流域管理和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制，有序開展跨區域調水工程。統籌生活、生產、生態用水，提高農業用水效率和工業、服務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做好上下游、地表地下水調配，加強庫區水資源合理調度，控制地下水開采。實施重要水源地保護工程。森林資源方面，深化林業分類經營改革，提升資源培育和林產加工水平，強化生態公益林保護與建設。提高林地保護和管理能力。加強森林資源的撫育更新，保持森林覆蓋率居全國前列。優化森林資源結構，提高森林資源質量，強化森林資源的生態功能。嚴格執行森林采伐限額制度，堅決制止濫伐森林行為。完善林業行政執法管理和森林資源綜合監測體系，提高資源管理、保護和監測評價水平。礦產資源方面，加強煤炭等重要礦產資源的地質勘查，鼓勵地勘單位、礦山企業出省、出境進行礦產勘查開發，建設礦產資源后備基地，實現資源供應渠道多樣化。整頓和規范礦產開發秩序，完善資源開發利用補償機制。

第8篇：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范文

據報道，天津市探索的“宅基地換房”試點，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贊揚的，主要是行政機關，例如，國家發改委認為，天津用宅基地換房建設小城鎮，富有新意，符合我國保護耕地基本國策，有利于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方面探索出一條新路子。國土資源部把天津列為全國土地掛鉤試點城市。持批評態度的，不滿意的，主要是一些資深媒體記者采訪的一部分當事農民。批評意見主要有：改革試點過程中工作粗糙，沒有廣泛征求意見，有的出現強迫命令；名目是宅基地換房，實際上換的是農民宅基地上的房子，城鎮房屋補償面積太小，以市場化比較的土地增值被政府和開發商拿去太多；多數農民進城后沒有工作可干，收人比過去種水稻時有較大減少；農民集中居住之后，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以及土地增值收益怎么分配、農民如何入股等尚無具體辦法；搬遷到城鎮的農民如何參與原住地復墾項目的收益分配仍不明朗，如此等等。這些批評意見非常中肯，非常重要，說明了改革方案還有繼續完善的必要，值得天津市領導認真吸取。

筆者完全贊同批評者的意見，如果天津市不把這些意見當成一回事，那么一個出發點好的改革就有可能釀成大錯。當然如果放在全國農村改革的全局中考察，天津市“宅基地換城鎮房”的改革試點，確實具有歷史性的重大意義。

一、可以復制成功的農村城鎮化模式

城鎮化是衡量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標志。所謂城鎮化，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第

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使城鎮數量增加，城鎮規模擴大的一種歷史過程。這種過程是以工業、服務業為主體的非農產業集聚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農村社會演進并通往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過程；是傳統農村向現代城市文明的一種變遷；是統籌城鄉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

農村城鎮化可以有多種方式和途徑，但在各地城鎮化實踐中，許多地方都出現過依靠行政力量大力發展小城鎮而不成功的案例。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央決策層肯定了著名社會學家先生的“小城鎮，大戰略”后，許多地方聞風而動，把鄉鎮政府所在地規劃為小城鎮，企圖利用行政中心的政治優勢，啟動經濟發展。作為行政中心的政府所在地，要成為經濟中心，就必須要有一定的企業作為基礎。筆者在中西部農村調研時，許多鄉鎮政府所在地的規劃確實很宏偉，錢花了不少，房子也蓋了不少，交易中心、信息中心、服務中心一應俱全，但除了少數發達地區外，幾乎所有的鄉鎮政府駐在地都沒有成為經濟上的小城鎮，原因就在于沒有經濟作為基礎，沒有企業給予拉動與支撐。

與政府規劃所不同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現過的農民辦鄉鎮企業、集聚村民成小城鎮的模式，這一模式被學者們總結為“有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但是，這一道路受到了兩個因素的制約：一是政策規定鄉鎮企業不準占城鎮土地，于是出現了“村村冒煙”現象；另一個是國家整頓“五小企業”時，許多企業或因污染環境、或因技術含量低下而被關閉，有的則是因與國有大企業大集團公司爭原料、搶市場，而被“勒令停產”。發展得好的僅僅是個別地區，例如“華西村模式”，華西村通過城鎮化戰略成功轉型為城市，那顯然歸功于有一個有頭腦的“當家人”，不過其經驗沒有推廣價值。再如“模式”，由于是依靠從中國農業銀行累計貸款17億多元，大辦村辦企業，也成為了一個小城鎮，脫離了“村”的外殼和實質，但這種單純依靠銀行貸款發展村辦企業從而完成城鎮化的作法完全沒有推廣價值。

天津市“宅基地換房”的試點是一個全新的小城鎮建設模式。在原有的小城鎮里建蓋生活設施齊全的住宅區，安置讓出自己宅基地的村民，從而擴充了小城鎮的人口，提升了人氣，具有了外部復制的可能性。

但是，天津市試驗的美中不足是，所建造的新城鎮沒有考慮進城農民的工作問題。事實早就證明，沒有產業、企業作為基礎，小城鎮是“站立”不起來的。據報道，華明鎮政府在規劃中早就提到，未來安置區會有工業園區，這將是村民謀求新職業的主要場所。當然，從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來看，凡是有人群生活的地方，老百姓都會自發形成自己的服務體系。但是自我服務畢竟容納就業人數不多。政府應該加快建設規劃中的“工業園區”。

二、農民市民化的一條捷徑

農民市民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一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規律。當前，農民市民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按照學者們一致的看法，農民市民化對于“三農”來說，是快速減少農民數量，直接提高農民收入的必由之路；是促進土地的流轉和規模經營、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的不可少的手段；是提高農民素質，促進農民全面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是拉動對農產品的有效需求，改變農產品價格疲軟狀態，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措施；是促進人口、資源和生產向城市集聚，促進農業和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條件。農民市民化對于城鎮來說，是快速增加人口、刺激需求、活躍市場的途徑；是提供穩定勞動力、盡量滿足社會需求的需要。對于整個國家與社會來看，是順應歷史潮流、國家繁榮昌盛的必由之路；是體現社會公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

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的新一輪城市化浪潮，并沒有按“農民市民化”的模式推進，而是在“離土不離鄉”的理論指導、“盲流”口號指責和戶籍制度的嚴格控制下，以犧牲農民工的勞動權、收益權、城市城鎮居住權、社會保險權、家庭生活權等為代價的。這一“中國特色的農民工”模式。帶來的是社會的極大不公平。

天津市的試驗，為農民市民化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一方面，農民們整村搬遷到小城鎮，仍然保留了“村集體”的建制；另一方面，據報道，天津市政府還從社會保障人手，多渠道解決搬遷村民的就業問題，通過增加農民的“薪金”、“養老金”、“租金”、“股金”，使農民真正安居、樂業、有保障。政府將土地增值收益用于搬遷農民的社會保險，搬遷農民達到規定的年齡(男60周歲、女55周歲)，可以享受到每月400元至500元不等的社會保障金，不但解決了后顧之憂，而且還為在城市扎根創造了條件。

但是，天津市的試點也還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據報道，華明家園的村民身份至今并沒有改變，仍然是“農業戶口”。由此，生活在城鎮中的華明鎮村民，只能叫做“準居民”。而在全國其他地方，已經開始對農民工的歧視(包含制度歧視和社會歧視兩方面)進行比較徹底的改革，例如從稱謂上把“農民工”改稱“新市民”。從最初排斥、歧視“農民工”，到現在逐步認可、接納“農民工”為“新市民”，凸顯社會態度的轉變。天津市的村“宅基地換房”改革，如若不能在對待“新市民”的理念、態度和政策上有一個脫胎換骨的轉變，則是沒有抓住改革的真正要義。

三、國家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的有力保障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耕地較少的大國，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決策層制定了一系列被稱為“硬”的措施，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就是其中之一。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18億畝耕地紅線正式成為土地管理與宏觀調控的國策。

堅守18億畝耕地，無外乎兩種辦法：一是減慢現有耕地改作非農用地的步伐。這一直是中央政府嚴格要求的，并就此出臺了許多措施，例如大力壓縮開發區數量、打擊以租代征、土地執法百日行動等，不過實踐中收效甚微：二是新增耕地面積，問題是現實中沒有那么多可開墾的土地。因為荒地被列入林業部門嚴格管理的范疇，農民開荒是被嚴格禁止的。所以，許多專家對能不能堅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持懷疑態度。用“十一五規劃”起草者之

一、中國社科院經濟學所前所長張卓元教授的話來說：地方政府違法用地行為屢禁不止，如果不做出變革，18億畝紅線將很快失守。經測算，按照每年新增建設用地五六百萬畝計算，如果要守住18億畝這一底線，2006年底全國尚存的183100萬畝耕地只能支撐五六年時間。盡管建設用地和耕地均還有潛力可挖，但面對城市化高速發展的特殊時期，有可能發生“撞線”。一旦撞線，將導致相當程度的社會沖突與震蕩，對和諧社會建設不利。

現在，天津市宅基地換房，找到了一條增加耕地的有效渠道，讓人鼓舞。在天津市的試點期間，國土資源部發文要求，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將若干擬復墾為耕地的農村建設用地(即拆舊地塊)和擬用于城鎮建設的地塊(即建新地塊)共同組成“建新拆1日”項目區，通過“建新拆舊”和土地復墾，最終實現項目區內建設用地總量不增加，耕地面積不減少。2006年4月14日，天津等五省市獲得國土資源部批準成為第一批試點，“宅基地換房”項目由此獲得政策支持。正如關注天津市改革的專家所說，能否真正把農民宅基地復墾成耕地，實現耕地總量不減，質量不降，動態平衡，是宅基地換房成敗的關鍵。天津市的有關官員也承認，復墾需要時間，因為舊宅基地是生土，要變成熟土至少需要三年。只有復墾成功了，才能說換房換出了效益最大化。

據有關資料統計，中國農村有建設用地24800萬畝，其中80％(約2億畝)是農民的宅基地。在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農村土地流轉的原則思路后，農民的宅基地正在成為各方力量爭食的“金礦”。在此有三種思路：一是把2億畝宅基地的一部分復墾成耕地。二是2億畝宅基地商品化或者流轉，可以成為農民增收的渠道。三是象天津市那樣把農民騰出的宅基地作為城市擴張的空間。據報道，天津市宅基地換房模式是：一塊宅基地征為國有，1／3的土地給農民蓋樓，1／3的土地給開發商商業開發，以此收益為農民蓋房，剩下的1／3政府自用，比如建開發區招商引資等等。在此，根本沒有宅基地復墾的任何計劃，這不能不讓人大失所望。

第9篇：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范文

在全省深入開展抗震救災，全力抓好受災群眾安置和災后恢復重建的關鍵時刻，內江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省政府“重災區盡力挽回損失，輕災區盡力多作貢獻”的要求，堅持一手抓抗震救災，一手抓經濟發展，及時召開加快現代畜牧業發展大會，把工作動員部署到鄉鎮，既體現了內江市委、市政府對建設現代畜牧業的高度重視，更表明了內江市委、市政府加快建設現代畜牧經濟強市的堅定決心，必將有力地促進全省畜牧業重災之年不減產不減收目標的實現，推動內江畜牧業加快發展、科學發展、又好又快發展。近年來，內江市高度重視畜牧業發展，努力探索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跨越的新路子，取得了明顯成效。去年內江出欄生豬425萬頭，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54.3%，為農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貢獻。每次到內江調研，我都能看到內江畜牧業的新變化、新進展。在此，我代表省畜牧食品局衷心感謝內江市各級黨委、政府對發展現代畜牧業的關心重視和付出的艱苦努力。借此機會，我就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業談四點意見。

一、客觀分析畜牧業發展面臨的新形勢

近年來，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視支持下，通過全省畜牧系統廣大干部職工和廣大農民群眾的共同努力，我省畜牧業保持了又好又快發展的良好勢頭。2007年，肉、蛋、奶產量分別達到1092萬噸（其中豬肉產量741萬噸，增長5.16%）、186萬噸和65萬噸，同比增長6.06%、8.62%和5.45%。畜牧業總產值1942億元，占農業總產值比重55.3%；農民人均畜牧業增收131.5元，是繼我省勞務經濟后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畜牧業在我省農業農村經濟中的支柱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

今年，我省多災頻發，繼年初遭受雨雪冰凍災害后，又遭受“5.12”汶川8級特大地震災害。面對特大自然災害，全省畜牧獸醫系統特別是災區廣大干部職工，出超常之力、盡超常之責，扎實工作，推動了全省畜牧經濟保持穩定發展。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省肉、蛋、奶產量同比分別增長4.10%、7.10%和5.9%；畜牧業產值835億元，同比增長2.2%；農民人均牧業現金收入增加97.47元，同比增長20%。

當前，我省正處于由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跨越的關鍵時期。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推動和長期積蓄的內在力量驅動下，我省農業農村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經歷廣泛而復雜的變革，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一是隨著人口增長特別是城鎮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和加工用途不斷拓展，農產品需求總量較快增加、消費結構加快升級，但受資源短缺加劇、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加深、農業比較效益下降等制約，主要農產品供求趨緊的格局正在形成，保障農產品供求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質量安全的壓力越來越大。二是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農村人口結構加劇變化、社會結構深刻變動，一些地方農業兼業化、農村空心化、農民老齡化的現象日趨明顯，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的問題逐漸突出，農村勞動力總量過剩與結構性短缺同時并存的特征逐步顯現，發展現代農業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三是隨著統籌城鄉力度加大，城鄉關系和利益格局正進行重大調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任務十分緊迫而艱巨。四是隨著國內外農產品市場融合不斷加快和相互影響日益加深，影響國內農產品市場和價格穩定的因素復雜多變，這對我們在新形勢下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農業生產穩定發展和保障市場供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些重大變化，既給我省農業農村發展創造了大好機遇，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搶抓發展機遇，積極應對挑戰，必須從我省實際出發，堅持把建設現代畜牧業作為切入點和發力點，堅持走一條符合省情的現代畜牧業發展道路。

二、把畜牧業作為建設現代農業的突破口

黨的十七大在反復強調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明確提出了與之配套的“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等五條具體道路。遵循農業現代化建設的一般規律，省委、省政府作出“要把發展現代畜牧業作為突破口，努力實現畜牧業在推進現代農業建設中率先跨越，在全省掀起一場畜牧業現代化革命”的重大部署，并在眉山、資陽、遂寧三市先行試點，以推動我省由畜牧業大省向畜牧強省跨越。

（一）把畜牧業作為突破口是建設現代農業的普遍規律。發達的畜牧業作為現代農業建設的先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農業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在種植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優先發展產業關聯度高、比較效益好的養殖業，是一個帶普遍性的規律。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現代農業的必要條件主要有三個：一是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要達到70%左右；二是農產品加工產值與農業產值的比例在3∶1以上；三是農產品的商品率在50％以上。我省是農業大省，也是畜產品產銷大省。經過近30年的改革與發展，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超過50％，畜產品加工產值和生豬等主要畜產品商品率不斷提高，我省已進入由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轉變的關鍵時期。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業是農業發展新階段的戰略任務。

（二）我省人多地少、資源緊缺必然選擇畜牧業作為建設現代農業突破口。人多地少是我省的基本省情，也是我省建設現代農業的現實條件和最大制約因素。加之我省自然災害頻繁，農業抗災減災能力弱，農業現代化受資源、環境等約束的問題十分突出。與種植業相比，畜牧業具有較強的可控性，對土地規模、土地質量等因素的依賴程度較低，單位土地面積產出率高。同時，畜牧業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可吸納大量勞動力就業，可有效緩解人增地減的矛盾，提高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因此，在建設現代農業過程中推進畜牧業率先實現現代化是我省的必然選擇。

（三）建設西部經濟高地、統籌城鄉發展迫切要求建設現代畜牧業。我省是畜牧業大省。長期以來，生豬和水禽存出欄、肉兔出欄、蜜蜂存欄及肉類產量均居全國第一。建設西部經濟高地、統籌城鄉發展，必須發揮我省畜牧資源豐富的優勢，著力建設全國一流的畜牧資源開發基地。充分利用畜牧業承農啟工，產業鏈長、關聯度高、帶動輻射城鄉經濟能力強的特點，建立現代化的畜產品加工及飼料、獸藥生產企業群，打造畜產品深加工基地，帶動飼料、獸藥、皮革、食品、儲運、冷藏等眾多相關產業的發展，有利于實施工業強縣戰略，促進縣域工業發展和增強縣域經濟實力，實現城鄉經濟的互動互補，推動西部經濟高地建設和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

（四）做大做強畜牧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迫切要求建設現代畜牧業。在堅持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應對千變萬化的大市場，引導千家萬戶分散農戶進入現代畜牧業，實現持續增收，是一項現實而緊迫的任務。我們既要利用我省氣候溫和、草山草坡資源豐富、適宜發展畜禽養殖的自然條件，又要發揮畜牧業自身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的獨特優勢。一是畜牧業覆蓋面廣，不同地域的廣大農戶都可以通過發展畜牧業增加收入；二是畜牧業投資少、見效快、商品率高，是農民現金收入的主要來源；三是畜牧業與種植業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既可以使糧食轉化增值，又可以利用畜禽排泄物還田培肥地力，提高農產品品質，實現降本增效，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因此，大力建設現代畜牧業，加速畜牧產業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實現由數量擴張向數量與質量效益并舉的轉型，成為我省做大做強畜牧業產業、促進農民增收的必然選擇。

（五）日益激烈的農產品國際競爭，提高畜產品質量安全水平迫切要求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業。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實質上是農業現代化水平的競爭。隨著入世的五年保護期結束，我國已成為世界上農產品關稅水平最低和市場開放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目前，發達國家更多地運用技術壁壘限制我國畜禽產品的出口，日本、歐盟對進口豬肉的檢測指標已從過去的25個大幅增加到410個。巴西等新興生豬生產國也悄然崛起，以每年出欄增加20%以上的速度大力發展生豬養殖，并將俄羅斯等我國傳統市場作為其主要出口國。我省年出欄生豬總量約占全國的1/8、世界的1/20，豬肉平均價格比國際市場低30-50%，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但由于畜禽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和附加值不高，在完全開放的市場條件下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因此，發展現代畜牧業，提高畜牧生產的現代化程度和畜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已經成為四川畜產品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緊迫任務。

三、準確把握現代畜牧業的內涵和特點

現代畜牧業是以布局區域化、養殖規模化、生產標準化、經營產業化、服務社會化為特征，管理科學、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效益顯著的產業。與傳統畜牧業相比，現代畜牧業在內涵、功能和定位上均有新的變化。一是內涵的變化。由傳統的養殖生產環節變為按國內外大市場要求配置生產要素的畜牧業，是商品經濟的畜牧業，包括產前、產中、產后的一體化過程。二是功能的變化。由滿足溫飽變為適應生活質量的提高，符合營養、生態和安全的要求。三是定位的變化。由家庭副業變為支撐農業經濟、保障農民增收、推動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產業。準確把握現代畜牧業的內涵和特點，立足我省農村人多地少、居住分散、山地丘陵為主、農民增收問題突出的基本省情，結合我省畜牧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我省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業，走分散飼養為主的傳統養殖方式是不行的，照搬發達國家、發達地區在高度工業化和城市化基礎上的大規模工廠化畜牧業的路子也是行不通的，根本的努力方向在于加大對傳統畜牧業改造力度，轉變畜牧業發展方式，堅持走科技驅動型、內涵提升型、市場開拓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現代畜牧經濟發展之路。在發展理念上，用抓工業的理念抓畜牧經濟發展，以抓市場的理念促進畜產品流通；生產方式上，大力發展以農戶標準化養殖為基礎、適度規模為主導、種養結合的生態循環養殖模式；發展方向上，面向國內外兩個市場，堅持走外向型畜牧經濟之路；產業結構上，走龍頭企業做強做大、基地發展規范有序、產業經營形式創新的發展路子。

四、發展現代畜牧業應堅持的原則

（一）堅持規劃先行。科學的規劃是最大的節約，落后的規劃是最大的浪費。規劃的投入只是整個生產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從整體效益來講，意義卻非常重大。規劃要著重考慮兩個因素：一是科學布局。根據《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結合城市發展規劃、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確定畜牧業發展禁養區、限養區、適養區。二是合理規劃區域載畜量。對適養區開展區域環境影響評價，根據水環境容量和耕地消納畜禽糞污的能力，確定區域畜禽養殖數量，科學規劃布點養殖小區（場）。通過實行統一規劃、統一防疫、統一管理、統一服務，在發展養殖小區和推進一村一品的建設中，推進環境整治，改善村容村貌；在穩定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不斷改善村民的生活質量，推進鄉村兩個文明建設。

（二）堅持適度規模。規模化養殖是現代畜牧業發展的方向，畜牧業效益在規模。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對農業農村經濟運行和社會管理帶來深刻影響，要提高畜牧業比較效益，保障有效供給，加快推進飼養方式的轉變勢在必行，必須大力發展標準化規模養殖。規模養殖是指單個場（戶）或一定地域的畜禽養殖量實現規模化生產。當前的規模養殖無外乎兩種方式：一是由業主投資的單個飼養場的大規模養殖。二是在一定區域內實行統一標準下的基地式分戶飼養。從四川農村人多地少、居住分散、山地丘陵為主的基本省情出發，第二種方式的規模養殖，更易在全省推行，更能讓千家萬戶農民受益，能真正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目標。建設畜禽養殖小區，必須按照企業和農戶的經濟承受能力和管理水平，根據當地生產條件、生態環境、周邊農作物和土地對畜禽廢棄物的消納能力，力求適度規模而避免盲目貪大求洋。盲目貪大，則會帶來環保隱患；盲目“求洋”，則投入大，運行費用高。只有標準化適度規模養殖，才能走上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三）堅持種養結合。推進現代畜牧業，發展養殖小區，普遍面臨用地緊張，動物疫病控制和養殖排泄物污染等難題。走農牧結合、動植物互惠的發展路徑，是妥善處理和解決畜牧業發展難題，建立農業生態平衡體系，實現農牧雙贏的最佳途徑。一是有利于解決養殖用地問題。相對于種植業而言，畜禽養殖受土地質量約束較小，發展規模養殖，各地可根據規劃，充分利用豐富的荒山荒坡資源建養殖小區（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解決規模養殖用地緊張的問題。二是有利于防控重大動物疫病。生態養殖小區利用山地丘陵，加之自繁自育，就地就近供應仔畜禽苗，能起到自然防疫的屏障作用，防止外來有害生物的擴散。三是有利于提高畜牧業生產水平。種養結合的畜牧業發展模式，農牧結合的空間相對比較大，有利于種植業減少化肥投入，保護和提高土壤肥力，發展糧—經—飼三元種植結構；有利于養殖業充分利用農作物，用青綠飼料喂養畜禽，改善飼料結構、豐富飼料營養，增加鮮味，降低養殖成本。四是有利于消納養殖場的排泄物。把養殖業融入農、林業中，形成豬—沼—果（林、草、菜）等多種綜合利用模式，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

（四）堅持發展與保護并重。畜牧業發展成敗在防疫，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始終是畜牧業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現代畜牧業必須是可以被控制的，控制的重點首先在于對疫病的控制。疫情風險是畜牧業最大的風險，一旦發生疫情，就會嚴重威脅人的健康，嚴重影響生產者和消費者信心，帶來嚴重而持久的打擊。有效防控重大動物疫病，已經由生產性、技術性問題演變成為社會性、政治性問題，甚至是全球性的問題。發展現代畜牧業必須堅持發展與保護兩手抓，牢固樹立抓動物防疫工作，就是抓畜牧業發展、抓農民增收的觀念，把防控工作作為一項長期任務來常抓不懈。既要重視突發疫情的控制，更要重視平穩時期的預防；既要做好季節性集中防疫，更要注重建立長效防控機制。

（五）堅持產業化經營。畜牧業產業化的實質是畜牧業工業化。實踐證明，沒有具有強大帶動能力的龍頭企業就沒有發達的畜牧業，沒有畜牧產業化，就沒有畜牧業現代化。在生產總量增長到一定階段，轉變畜牧業發展方式，必須創新生產組織方式，加快產業化經營步伐。一是搶抓新一輪產業轉移機遇，建設畜產品生產和深加工基地。最大限度吸引承接省外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要素轉移畜牧業，吸引省內二、三產業社會資本向畜牧業規模養殖和加工業轉移，發展壯大畜牧業龍頭企業。二是大力發展畜牧業專業合作組織，提高農戶組織化程度。三是創新體制機制，建立完善龍頭企業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積極引導龍頭企業通過合同訂單、“寄養”方式、二次返利等形式，與農戶建立更為緊密的利益聯結新機制，努力實現家庭生產與現代化大生產、千家萬戶生產與千變萬化市場、培育龍頭企業與農戶發展致富的有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