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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金融外匯市場啟示
中圖分類號:830.9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6-1770(2006)01-0043-03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間的金融系統越來越密切,國際外匯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中最活躍、最開放的組成部分,在開放經濟的背景下,包括新興國家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外匯市場自身在傳統交易日趨活躍的同時,不斷創新的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為外匯市場的深入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國際外匯市場的最新發展
對國際外匯市場發展現狀及趨勢進行最全面、最權威考察的,是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每三年進行一次的,對各國中央銀行就外匯市場和衍生品市場發展所進行的調查。根據調查結果,當前國際外匯市場呈現出如下特點。
1、全球外匯日交易量巨大,并呈大幅回升之勢
自1995年以來,全球外匯市場各外匯交易工具的日均交易量都在一萬億美元以上,2004年4月創出20180億美元日均交易量的歷史記錄。除2001年前期相比有所下降外,其他調查年份均呈現增長勢頭,其中尤以2004年增幅較大,比2001年4月的日均12670億美元增長59%。在各交易工具中,貨幣互換的增長幅度最大,從2001年4月的日均70億美元躍升到2004年4月的210億美元,增幅為200%;期權的增長幅度位居其次,增長近一倍。(見表1)
2、外匯衍生品交易占絕對優勢,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自1995年以來,衍生品交易一直高于即期交易量,并處于穩步上升之中。衍生品占全部外匯交易量的比重,從1995年4月的58%,上升到2004年的68%,其交易量已達同期即期交易量的兩倍之多。各交易工具中,外匯互換衍生品的交易最活躍,占到全部外匯交易的49%。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目前其市場地位已趨于穩定,市場比重保持在近三分之一的水平,而且在所有外匯交易工具中,仍居第二的位置。(見表2)
3、外匯交易對手以報告交易商為主,其他金融機構的地位趨于上升。
在國際外匯市場各交易主體中,報告交易商占據主導地位,這主要是指活躍在外匯市場上的大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他們既從事外匯的自營業務,也從事業務,交易通常經由諸如EBS或路透的電子交易系統實現。盡管報告交易商的交易量比重自1995年以來呈下降之勢,但其市場份額均在一半以上,2004年4月為53%。除報告交易商以外的其他金融機構,這主要指小型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政券公司,及各種基金、保險公司、中央銀行等,其市場地位正在穩步上升,交易量比重從1995年4月的20%提高到2004年4月的33%。此外,非金融類最終客戶也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他們主要是公司和政府等,其交易量比重2004年4月為14%。(見表3)
4、外匯交易主要集中于歐洲和美國,亞洲也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
全球外匯交易的地理分布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集中在歐洲、美洲和亞洲,交易量最大的前六個國家和地區,其交易量合計占全球的比重自1995年以來,一直穩定在72%左右,2004年4月該數據為73.1%。全球四大外匯交易中心的地位十分穩固,分別為倫敦、紐約、東京和新加坡。(見表4)
5、外匯交易的集中化程度不斷提高,大銀行的市場地位越來越強。
外匯交易的機構分布呈現集中化的趨勢,少數大銀行的市場份額在不斷提升,這可以通過各個國家和地區中,擁有市場75%份額的銀行家數呈不斷下降趨勢中看出。例如,在英國,占有市場75%份額的銀行個數,從1998年的24家,減少到2004年的16家;美國同期的銀行家數則由20家減少到11家;香港的集中化趨勢更明顯,由1998年的26家降到2004年的11家;德國的集中化程度可稱得上最高,2004年4家銀行壟斷了國內75%的外匯交易,而1995年的數字是10家銀行(見表5
二、對上海外匯市場發展的啟示
以上對國際外匯市場的考察,為我們準確把握國際外匯市場的發展過程及趨勢,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上海的發展目標是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外匯是市場應該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目前人民幣還不是自由兌換貨幣,我國外匯市場的完全開放與上海成為完全自由的國際外匯市場尚有待一定時日,但浦東政府應該積極利用綜合改革試點的有利時機,大力進行金融生態環境的改造,為未來建成開放型的外匯市場準備條件。為此,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 外匯市場建設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程,政府在市場發展初期的推動作用十分重要,政府應在其中積極發揮主導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外匯市場發展是一個與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協調一致的循環漸進過程,應積極、穩健、妥善地推進。
(二) 積極準備條件支持推出外匯衍生產品。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之際,于1972年率先進行外匯期貨交易,成為國際衍生品交易所的領頭羊。我國目前僅有外匯遠期衍生品種,這顯然不能適應人民幣匯率不斷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上海應充分發揮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自身的優勢,適時推出其他外匯衍生品,培育出我們自己的、能與國際同行競爭的衍生品交易所。
(三) 引入更多實力雄厚的外資金融機構入駐上海。實力雄厚的外資金融機構,是國際外匯市場上的活躍份子,將其引入上海,則上海的外匯資金來源與對外聯系網絡將擴大,這對活躍上海的外匯交易十分有利。
(四) 增加金融機構類型,為市場提供更多服務。國際外匯市場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市場地位呈上升趨勢。我國也應積極引入更多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進入外匯市場,并可考慮設立新型的專業性金融機構,目前首先可作的是,盡早推出中外合資的貨幣經濟公司,利用國際著名貨幣經濟公司的管理經驗與服務手段,為金融機構的外匯買賣等業務提供世界一流的中介服務。
(五) 加快國內金融機構運行機制改革,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國內金融機構在開放過程中競爭力的提高,對我國金融命脈的掌控意義重大,應該充分利用上海有利的經濟、金融環境,加快國內金融機構的股份制改造與公司治理,使上海的金融機構能成為全國金融機構的排頭兵,并著力培育幾個能與國際同行抗衡的中堅力量,應對國際市場上不斷兼并、強者恒強的競爭勢態。
(六) 加強上海在國內貿易口岸中的地位,把上海建成國際貿易中心。貿易往來與資金往來相輔相成,國際貿易的活躍必然帶來大量的資金交易及與之配套的服務系統。我國目前已躋身世界貿易大國之列,上海應成為中國國際貿易的重要口岸,以發揮國際貿易對國際金融發展的帶動作用,這在我國目前實現資本管制的背景下,意義尤其顯得重要。
(七) 大力培養上海的金融人才隊伍,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智力支持。未來的國際外匯市場,是一個參與國際競爭的開放性平臺,需要高素質的人才隊伍。上海應積極進行人才儲備,建立包括衍生品研發與交易方面的專業人才、交易系統開發與維護方面的技術人才、信息管理與財務管理等方面的決策人才庫。
一、2011年5月份外貿景氣指數呈小幅下滑走勢。
1、國際市場變數增加,訂單轉移逐步增加。當前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還未結束,接踵而來的是地緣政治的動蕩,紡織業如同石油業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價格波動。在此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下,加之中國的變化,給西歐時尚品牌供應采購商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使其處于兩難境地。今年以來中國勞工成本增加價格上漲,中國的工廠重點轉向國內市場,擴大內需。紡織服裝國際采購商們將部分歐洲訂單轉向孟加拉、巴基斯坦、老撾和印尼等國。阿拉伯國家的變革使發包人轉向土耳其,該國紡織產業完整,是發包人大舉進入的市場,但又存在市場飽和的危險。目前地中海和其他歐洲國家的部分訂單已轉向東歐部分國家和地區。
2、客商觀望增加,棉織品外單下降。自春節后棉花價格開始回落,同時全國各地紡織及服裝出口企業的訂單減少,在經歷了暴漲暴跌之后,許多客戶選擇觀望市場,暫緩采購。雖然真正的需求客戶還是要下單,但是近期棉花價格持續下跌的背景下,多是一些小單,急單。近期服裝加工企業簽單情況不妙,訂單數量減少且多為短單,大量積壓的庫存使得外向型棉紡織企業不堪重負。部分紡織服裝外貿公司的棉織品訂單與棉價穩定時環比下降了8―10%左右。
3、人民幣升值使外需增長造成負面影響。紡織企業外單仍顯不足,中短單比較多,長單相對較少,人民幣升值對行業存在較大影響。2010年6月人民幣重啟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持續升值,目前匯率已跌破6.50關口,至5月31日1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為6,4845元。由于部分中小企業議價能力不強,人民幣升值一定程度上壓低紡織服裝出口利潤,對于外需增長勢必造成負面影響。與前兩年不同的是,目前不愿簽長單的不再是采購商而是變成了供貨商。一家外貿企業負責人表示,現在公司不讓接長單,尤其是出口歐美的長單,而是要多接一些短期訂單,因為企業擔憂匯率兌換結算后造成損失。
4、中小紡企資金鏈多顯緊張。從5月18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央行年內第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錢荒”成為影響紡織業的又一影響因素,在經濟通脹的影響下,準備金率,加息等宏觀手段逐漸被應用,99%的中小企業得不到銀行信貸支持。近期大部分紡織企業均表示資金鏈多顯緊張。
5、部分紡織品出口下降。本期棉及其混紡面料、化纖長絲面料、化學短纖面料、刺繡品、窗簾帳幔外貿景氣指數不等量下跌,拉動總類外貿景氣指數環比下滑。
二、2011年5月份外貿價格指數環比下滑。
1、外單利潤壓縮,棉類外單價格下降。人民幣升值不斷,讓中小紡織服裝企業現在的日子很不好過。企業的利潤非但沒有改善,還變得日益稀薄。利潤明顯萎縮,我國勞動密集型紡織服裝出口企業面臨著鳳凰涅磐的痛苦過程。近期棉價跌勢不定,中小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在棉花降價的情況下,規模型紡織服裝企業調低產品價格,進而吸引訂單。一般而言,貿易紡織印染企業都會囤積3個月以上的坯布以保證原料的供應,而棉價一下跌,棉紗、棉坯布的價格也跟著跌,部分中小企業虧本自然難以避免。面對棉價持續下跌,國外服裝采購商已有迅速反應。紹興縣錢清鎮一家出口服裝企業近日接到了美國客戶對棉類服裝降價3%--5%的要求,雙方并達成協議。
關鍵詞:外匯衍生品;外匯市場;匯率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5-000-01
一、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情況
我國外匯衍生品交易最早于1982年開始試點。后來伴隨中國金融市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金融機構和企業法人經監管部門批準可在一定范圍內按照規定條件,開展特定的衍生交易。中國金融市場起步較晚,外匯衍生品交易市場的發展更為緩慢。對于外匯衍生品,我國監管部門始終保持謹慎監管的政策取向。
二、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相對發達國家比較滯后,并且由于我國外匯市場有限的開放性和匯率制度的原因,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還處于起步不久的階段。具體而言我國境內外匯衍生品市場主要存在以下問題:(1)交易品種較少。目前,我國外匯衍生品種主要包括:人民幣與外匯間的衍生品即遠期結售匯交易、外匯間衍生品交易、離岸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匯率交易(NDF)、銀行間遠期交易和掉期交易。目前仍以遠期結售匯交易為主,這一品種的交易量也不大,市場化程度不高,交易量較小。2011年4月,銀行對客戶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正式開展期權交易。而國際上普遍存在的外匯期貨至今未推出。(2)交易規模較小。由于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還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各品種的交易量都不大。2011年,銀行間遠期外匯衍生品市場累計成交2146億美元、日均成交8.8億美元,不足全球交易額的2‰。(3)市場參與主體少。目前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進行交易的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及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等銀行類金融機構,很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大型機構投資者和大型企業都未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4)商業銀行職能受到抑制。由于目前我國銀行在外匯業務中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商業銀行只能定位在保障政府結售匯制度順利實施、協助官方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上。就外匯衍生品交易者來說,我國交易主體均是在銀行與企業或個人之間進行的,商業銀行扮演屬于零售、的角色,這與國際金融市場上商業銀行的主導地位相去甚遠。
三、國際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特點
目前,外匯市場是全球最大而且最活躍的金融市場。從國際清算銀行對外匯與衍生品的調查報告結果可以看出,國際外匯衍生品市場有以下特點:(1)外匯衍生品市場國際化趨勢明顯。2010年4月的統計數據表明跨境交易占外匯衍生品市場份額的65%,而35%的本地區交易量是歷史水平最低的。(2)場外市場交易占絕大比重。2001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的場外衍生品交易量分別占全部外匯衍生品交易量的99%、98%、97%、93%。(3)在外匯交易的主體構成上,“其他金融機構”交易量增長迅速①,根據2007和2010年的統計數據,“其他金融機構”的交易額從2007年4月的1.3萬億發展到2010年4月的1.9萬億,增長率為42%。
四、國際外匯衍生品市場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目前的現狀,由于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應利用自己的后發優勢,促成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具體來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繼續完善“傳統”外匯衍生產品
從國際經驗來看,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是遵循著遠期、掉期、期貨和期權這樣的步驟向前推進的。其中,外匯遠期和掉期是市場的主體,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進行統計2010年外匯遠期和外匯掉期交易量在OTC市場的比重為91%。完善人民幣遠期市場對于其他人民幣匯率衍生品市場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完善、協調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場內和場外交易
從國際經驗來看,與商品衍生品等市場主要采取場內交易不同,外匯衍生品市場主要采取場外交易方式,因該交易方式更靈活,可以滿足更多企業客戶非標準化的需求。我國處于人民幣匯率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人民幣遠期和掉期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將是匯率衍生品市場上的主導產品,場外交易的組織形式是一個必然的現實選擇。但是結合我國國情,在外匯管制以及外匯市場全球化程度非常有限的條件下,當前的任務依然是完善場內市場。
(三)擴大市場交易主體,完善商業銀行職能
在歐美成熟金融市場上,機構投資者是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參與主體,多元化的市場參與主體可以平衡市場供求,有利于均衡價格的形成。我國目前銀行間遠期市場施行會員制度,市場參與主體僅為中外資商業銀行,參與主體需求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導致市場交易不活躍。應鼓勵各種機構投資者參與市場,培育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和大型財務公司等多元化的交易主體,提高市場活躍性。
注釋:
①其他金融機構包括對沖基金、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險公司和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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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為加快開拓國際市場,我省加大了對舉辦和支持展會的扶持力度,從2009年到2011年底,我省省級層面共舉辦和支持了289個境外展會,包括7個自辦類境外展、52個重點類境外展、230個一般類境外展。對舉辦和支持的展會按其重要性,進行不同程度的扶持,其中對境外自辦類展會的展位費給予100%資助;對境外重點類展會的展位費給予不高于70%的資助;對境外一般類展會的展位費給予不高于50%的資助,并對企業推薦了一批較好的境外展。根據浙江省國際會議展覽業協會統計,2009—2011年,我省企業出境參展面積70?郾7萬平方米,合計標準展位7?郾86萬個,其中2011年,我省出境參展面積25?郾9萬平方米,合計標準展位2?郾88萬個。另初步統計,2011年,省級層面直接扶持參展企業數5500多家,境外展會展位總數達到8000多個,占全部出展展位總數的27?郾8%。
有效幫助企業應對金融危機,穩定外貿出口,消化工業產能。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參加各類境外展成為我省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提高國際市場份額的最主要方式,為我省穩定外貿出口,消化工業產能,促進經濟發展作出了較大貢獻。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近幾年來我省對外貿易出現較大波動,2009年一度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降幅,省商務廳在國際市場開拓方面提出了“能展盡展、全力促展”的工作方針。在開拓國際市場資金放大效應的引導下,浙江企業參加的境外展展位數約占全國總數的40%以上,從而使2009年金融危機時期我省出口降幅低于全國平均降幅2?郾2個百分點。同時,我省出口額占全國出口額的比重不降反升,從2008年的10?郾8%提高到了2011年的11?郾4%,提高了0?郾6個百分點。據“浙江省外經貿運行監測系統”統計,2011年我省企業下單的新客戶中通過展會結識達成成交意向的占59?郾4%,通過境外展會獲得的訂單占企業新接訂單的比例為30?郾3%,據此測算,我省企業通過境外展會獲得的新訂單金額約為108?郾8億美元,折合705?郾8億元人民幣,拉動我省出口增長6個百分點,真正達到了扶持政策“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鞏固傳統市場,開拓新興市場,有力地推動了出口多元化戰略的實施。有針對性地組織我省不同層次的企業參加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展會,引導企業拓展重點地區、重點國別的市場,提高了我省產品的全球市場占有率。近年來,在鞏固歐美日等傳統出口市場的同時,根據國際經濟形勢,積極開拓新興市場。作為我省傳統出口市場的歐盟、美國、日本一直是我省舉辦和支持境外展的重點,2009—2011年,舉辦和支持的境外展有66個分布在歐盟,33個分布在美國,19個分布在日本,分別占總數的22?郾8%、11?郾4%和6?郾6%。在鞏固傳統出口市場支持項目的基礎上,大力拓展新興市場的支持項目,2009—2011年,共在拉美、非洲、中東、東盟等新興市舉辦和支持了101個境外展,占總數的34?郾9%,其中拉美30個、非洲16個、中東32個、東盟23個,為我省對新興市場的出口繼續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省對中東、拉美、非洲、東盟等新興市場均實現快速增長,出口份額由2008年底的20?郾7%上升到2011年底的31?郾5%,切實推動了我省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的實施。
培育了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境外自主性展會品牌。我省積極在境外打造自主性展會,轉危為機,主動建立平臺,努力幫助企業開拓市場。從2008年開始,我省已經連續四年在日本大阪舉辦“浙江出口商品(大阪)交易會”,這是全國各省市中在境外自主辦展規模最大的一個展會,共組織903家企業參展,展位1324個,涉及紡織服裝、日用消費品等570余種商品。2008年以來,“浙江出口商品(大阪)交易會”共到會客商近2萬人,成交2?郾1億美元。2011年,抓住日本震后市場變化的機遇,堅持舉辦第四屆大阪展,有力地推動了我省相關產品對日出口。2011年我省對日出口133?郾4億美元,同比增長26?郾4%,超過全省平均增速6?郾5個百分點,在傳統市場中表現十分突出。
[關鍵詞] 外匯衍生品市場遠期結售匯外匯期貨外匯期權
中國匯率改革成功推行一周年之際,美國的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正式推出了人民幣/美元(RMB)、人民幣/歐元(RME)、人民幣/日元(RMY)的期貨和期權交易。本文認為,美國要趁中國匯改后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飆升之機,有步驟地將人民幣納入其所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之中,利用強勢匯率政策以解其國內經濟燃眉之急。因此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趁美國人民幣離岸市場尚不發達之時,盡快完善我國的匯率衍生品市場,包括加速推進遠期外匯市場發展,以及建立外匯期貨市場,將人民幣匯率定價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1.發展和完善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必要性
我國加入WTO以后,國內市場日益開放,經濟全球化對我國企業的影響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多的企業涉足國際業務,客觀上需要包括套期保值、風險控制、外匯理財、外匯投機等在內的一系列金融服務。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幅度擴大,國內經濟主體要求外匯市場提供更多、更好的匯率避險工具。商業銀行以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進程不斷加快,其風險敞口管理的目標也需要外匯衍生品來實現。由此可見,大力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顯得非常有必要。
2.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可行性
第一,相應的法律法規開始建立和完善。1997年1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暫行管理辦法》后,遠期結售匯業務便開始操辦;2003年11月,銀監會制訂了《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已于2004年2月4日實施;2004年10月13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擴大遠期結售匯業務試點的通知》,進一步擴大了遠期結售匯試點銀行的范圍;2005年8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擴大外匯指定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發(2005)201號);2005年8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加快發展外匯市場有關問題通知》(銀發(2005)202號),正式提出要擴大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增加外匯市場詢價交易方式和開辦銀行間遠期交易。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我國外匯衍生產品市場的規范和健康發展;第二,具有一定外匯衍生產品交易能力的機構投資者已經出現,市場參與者分析風險、識別風險和承擔風險的能力明顯增強。我國部分銀行通過開展國際外匯衍生產品交易和推出多樣化的外匯理財服務,無論在衍生產品的定價、風險管理,還是內控制度等方面都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已具備了開辦衍生品業務的能力;第三,我國利率、匯率市場化的程度不斷提高。雖然目前我國利率、匯率還未完全實現市場化,但經過多年的改革,它們的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特別是近幾年利率、匯率市場化的步伐逐步加快,相信它們不會阻礙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
二、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存在的問題
與國際上成熟發達的外匯市場相比,中國外匯市場發展尚不充分,突出表現在外匯市場深度和廣度有限,市場功能未能充分發揮,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為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的不成熟和不完善。
1.交易品種不斷增加,但還不夠完善
目前,我國外匯衍生品種主要包括:人民幣與外匯間的衍生品即遠期結售匯交易、外匯間衍生品交易、離岸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匯率交易(NDF)、銀行間遠期交易和掉期交易。遠期結售匯交易主要表現為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交易,是最先開展的一項外匯衍生產品業務,于1997年4月由中國銀行首先進行,之后其他三家國有銀行加入進來,2004年又吸收了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和中信銀行,發展到現在已具有一定的規模,但該項業務產品基本上還是寡頭壟斷,供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該項業務的發展。同時,由于國內銀行報價的不合理,其買賣點差大大超過境外NDF的買賣點差,從而讓企業覺得利用遠期結售匯套期保值的成本太高,導致需求也不足。總之,遠期結售匯市場的市場化化程度不高,交易量較小;外匯間衍生品交易主要表現為銀行對個人和企業的零售、交易,銀行提供外匯衍生品交易的服務主要是通過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運作來完成的; NDF是從1996年開始出現于新加坡,目前新加坡和我國香港是人民幣NDF交易的主要市場,主要的交易者是那些在中國有大量人民幣收入的跨國公司,他們通過NDF來規避人民幣收入和利潤的匯率風險,國內一般的企業和機構是不可能進行NDF交易的;銀行間遠期交易和掉期交易于2005年8月開始,交易還不活躍。國際外匯市場上普遍存在的外匯期貨及外匯期權等交易品種缺乏,不能為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提供有效的市場保障。
2.交易量還不夠大
由于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還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各品種的交易量都不夠大。如遠期結售匯交易,歷經幾年發展已具有一定規模,但我國境內人民幣遠期的成交金額在2003年時仍不足90億美元,僅為貿易總額的1.06%,2004、2005年不足貿易總額的1.3%,而國際上相應的比例則高達150%。以最早開展遠期結售匯交易且交易量最大的中國銀行為例,2000年、2001年和2002年遠期結售匯交易額分別為115億美元、86億美元和43億美元,而對應年份的即期結售匯交易額分別為1315億美元、1521億美元和1918億美元,遠期結售匯交易量不足即期結售匯交易量的十分之一。再如2005年8月15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正式推出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品種,當天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只成交了2筆美元/人民幣遠期交易,期限分別為1個月和1年,當天再無其他銀行達成交易;發展近一年后,也仍然沒有大的起色,2006年前兩季度成交金額分別相當于4.3億美元和9億美元,而境外NDF2005年交易金額已高達2500億美元。
3.市場參與主體較少
目前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進行交易的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及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等銀行類金融機構,很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大型機構投資者和大型企業都未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比如遠期結售匯業務在2005年前只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三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能做,從而導致該項業務產品處于寡頭壟斷的狀態,供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此項業務的發展。市場主體種類的缺乏和數量的微小,導致了市場交易的不活躍。
4.未形成有一定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地區定價中心
在我國外匯間衍生品交易中,銀行是客戶在國際金融市場進行交易,對于銀行自身的外匯資產,也是通過國際金融市場進行風險管理,我國銀行在世界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只是扮演參與者的角色,中國未形成有一定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地區定價中心,這與中國經濟規模和影響力是不相符合的。
三、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對策
為充分發揮外匯市場在匯率發現、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中的作用,我們應采取一系列措施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以加大市場深度,擴展市場廣度,增加透明度,提高流動性。
1.建立健全法律法規
要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法律法規是不可缺少的。目前,相關部門已出臺一些,但還不夠完善,需要不斷健全和完善;另外,要及時調整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中需要的配套政策,逐步健全對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監管法律框架體系,避免出現市場缺乏效率,或者市場缺乏穩定性的結果。銀行同業協會或主要的交易商應發起制定適合中國法律環境的類似國際互換及衍生工具協會(ISDA)所制定的標準化法律文本協議,避免衍生交易的法律風險。
2.在交易品種方面,要不斷完善即期外匯市場, 重點發展人民幣與外匯間的遠期交易,適時推出人民幣與外匯期貨、期權交易
第一,不斷完善即期外匯市場,為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即期外匯市場是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基礎,即期外匯市場發展是否完善,直接影響到外匯衍生品市場的運行狀況。要進一步完善即期外匯市場,應在以下方面進行改進:首先,逐步放松對銀行即期外匯交易的頭寸限額等各種限制,使其能夠根據自身需要決定持有外匯頭寸的規模,以及進行保值或投資的行為;其次,逐步放松對市場主體參與即期外匯交易的限制,從“真實需求”原則過度到“自由”原則,逐步允許投資目的參與即期外匯交易,從而擴大市場交易規模,提高市場流動性。
第二,重點發展人民幣與外匯間的遠期交易,特別要積極發展掉期交易。在人民幣與外匯間的遠期交易中,在不斷完善遠期結售匯交易的基礎上,要重視銀行與銀行間及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遠期交易,以增加市場的交易規模和市場化程度。在遠期外匯交易中,掉期交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掉期交易可以看作一筆即期(或近期)與一筆遠期交易的組合,其交易成本低,是銀行常用的對敞口頭寸進行套期保值的一種方式,并且也可使用掉期交易進行拋補套利活動(即期買入收益率較高的貨幣賣出收益率較低的貨幣,同時賣出收益率較高貨幣的遠期買入收益率較低貨幣的遠期),這對于促使利率與匯率保持利率平價關系具有積極作用,對遠期外匯的定價具有指導作用。要積極發展掉期交易,可首先允許銀行利用掉期交易進行拋補套利活動,在增加銀行利用外匯市場獲利機會的同時能夠促進即期匯率、遠期匯率和國內外利率間的合理性;另外要盡快引入掉期交易的做市商制度,增加市場流動性。因為掉期交易承擔風險較低,做市商可以持有比即期市場做市商更高的頭寸水平,因而掉期交易的做市商不必頻繁的入市交易沖抵頭寸來回避所持頭寸的匯率風險,相應地交易成本就比較低,做市商的報價相對于即期市場做市商來說對客戶更具有吸引力。
第三,適時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期權交易。在匯率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匯率形成機制更加趨于市場化的情況下,適時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期權,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已于2006年8月28日正式推出了人民幣/美元、人民幣/歐元、人民幣/日元的期貨和期權交易,現在已到了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的時機,從而較好地掌握人民幣的定價權。
3.探索增加新的交易主體和擴大交易主體數量
應不斷吸收更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信托投資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財務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和大型非金融企業進入外匯市場,同時研究允許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QFII)參與,從而為市場注入新鮮的血液,活躍外匯市場上的交易。
4.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為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
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放松資本管制,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加快商業銀行改革,進一步深化企業改革,為外匯衍生產品市場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我們一定要利用外匯衍生品市場與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開放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和進一步增強匯率的彈性來促進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和資本項目的開放。
關鍵詞:外匯風險暴露資本市場作用機制不對稱性
資本市場外匯風險暴露及其作用機制
資本市場外匯風險暴露是指資本市場價值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它與一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宏觀經濟環境和上市公司的套期保值行為密切相關。外匯風險暴露的不對稱性是指資本市場在匯率變動中做出不同的反應,這種不對稱性是匯率對資本市場的各種傳遞機制與宏觀經濟形勢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作用機制表現如下:
貿易機制。根據馬歇爾-勒納條件,在國民收入不變、貿易品供給具有完全彈性的條件下,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的絕對值之和大于1時,本幣貶值會改善該國的貿易收支,提高國外對該國產品的凈需求,對經濟有擴張效應,帶動本國資本市場盈利水平的上升;反之,本幣升值會降低國外對該國產品的凈需求,對經濟有緊縮效應,導致資本市場盈利水平的下降。當然,由于J曲線效應的存在,貿易機制作用的發揮會存在時滯。
利率機制。利率平價理論認為套利資金的存在使得匯率與利率呈反向變動關系,本幣的遠期貼(升)水等于本國利率高于(低于)外國利率的差額。同時,利率對資本市場有負向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三條途徑實現:一是投資途徑。當利率下降時,投資成本降低,預期投資收益提高,資本市場利潤水平的上升;反之則下降。二是消費途徑。利率下降將使企業銷售規模擴大;利率上升則抑制消費,減少有效需求。三是資金結構途徑。利率變化會改變不同市場的資金供求狀況,進而對資本市場價格形成產生影響。
生產率機制。長期來看,本幣的適度升值能夠促使企業改善管理、進行產品改進和產業升級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其獲利能力,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進而提高資本市場的盈利能力。但生產率的提升受本幣升值幅度的限制,本幣的小幅度升值會帶來生產率的溫和提升,中等幅度升值會通過倒逼機制進一步提高生產率,過度升值將導致要素利用率和生產率的下降。
資產組合機制。匯率變動會通過預期機制引起投資者資產組合的調整,從而對資本市場的供求關系產生影響。本幣升值時,國內資產的吸引力增強,外國投資者持有本國的資產份額上升,資本流入,從而推高該國資產價格;隨著外國投資者持有的該國資產份額的上升,外國投資者為減小外匯風險暴露會選擇賣出本國資產,從而導致資本流出,對該國資本市場造成負向沖擊。
我國資本市場外匯風險暴露的實證分析
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我國資本市場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狀態,這對傳統的本幣升值會促進資本市場繁榮的觀點提出了挑戰。筆者對兩種市場狀態下資本市場的外匯風險暴露是否存在差異進行了驗證。
(一)模型設定
根據TimothyK.Chueetal(2008)提出的發展中國家外匯風險暴露的估計模型,資本市場收益率受匯率和國際市場的共同影響。筆者對Chue-Cook模型進行了擴展,在匯率和國際股票市場收益率的基礎上,將股權分置改革以后限售股解禁對盤面的影響以及市場基準利率引入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Rc=β0+β1S+β2RUS(-1)+β3X+β4I+ε
其中Rc是指我國股市收益率,選擇的是滬市收盤收益率;β0是常數項,S是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變化率,Rus(-1)是前一日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收益率,X是滬市流通股變化率,I是市場基準利率,系數β1、β2、β3、β4分別表示股票市場收益對匯率、美國股市收益、市場流通股數和利率變化的彈性。以上變量數據均為日度數據,源自CSMAR財經數據庫。
(二)實證分析
本文分別利用2005年7月21日-2007年10月16日和2007年10月17日-2008年11月4日期間的數據對模型進行了檢驗,為了避免數據的不平穩,模型中所使用的數據采用的是收益率形式。如表1所示通過EVIEWS5軟件對模型進行檢驗發現:在第一階段,市場收益率對匯率變化的彈性為負,為-2.0967,人民幣升值對股價水平具有提升作用;股票市場流通股數對市場收益率有負向影響,但彈性較小,為-0.1087;美國股票市場對滬市影響不顯著,說明該階段股票市場更多的由本地因素解釋。在第二階段,人民幣升值對股票市場的作用發生了方向上的變化,但在統計上不再顯著;美國股市對我國資本市場有顯著正向影響,系數為0.2628;股票市場流通股數對市場收益率有顯著負向影響,彈性變大,為-0.4389。說明該階段股票市場的變化受本地因素和國際因素的共同影響。
由以上分析可見,兩個階段中我國資本市場外匯風險暴露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具有不對稱性。
我國資本市場外匯風險暴露具有不對稱性的成因
(一)貿易機制的滯后效應
由于我國出口商品多采取美元定價,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產品結構相似,企業通過提價來轉嫁風險的能力較弱,因而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負向影響較大。由于J曲線效應的存在,這種負向影響在經歷一定的時滯之后才會顯現,這也是2008年之前上市公司總體利潤水平未受影響的原因之一。此外,美國次貸危機造成國外企業資金運轉困難,造成了我國出口公司的貨款拖欠或回收問題,也對上市公司利潤產生負向影響。
(二)利率機制的累積效應
目前人民幣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利率與匯率的關系與利率平價理論相悖,在人民幣升值的同時,為防止宏觀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利率不降反升,這一方面加劇短期資本通過非法渠道流入國內,另一方面也對上市公司的利潤造成負向影響,使得資本市場價格形成的不確定性增加,這也是樣本期內利率對資本市場影響不顯著的原因。但經歷了數次加息以后,利率對上市公司和投資者行為的累計影響已經開始顯現,投資者對上市公司利潤預期降低并引發儲蓄對股市投資的替代,給資本市場造成負向影響。
(三)生產率的提升具有長期性
從生產率機制而言,長期來看,人民幣的逐步升值,會促進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企業會通過改善管理等手段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進行產品改進和產業升級,從而有利于上市公司的質量提高和產業整合。但是產品更新、產業升級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經過長期的沉淀和積累之后其效應才能顯現。
(四)資產組合調整引發資本流動
當然,我國資本市場的外匯風險暴露系數還很小,這與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管制、國內基礎能源價格的扭曲以及資本市場自身的不完善是息息相關的。隨著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基礎能源價格與國際接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將不斷加深。因此,加強資本市場制度建設,提高其抵御國際風險的能力,具有現實的緊迫性。
目前人民幣仍是不可自由兌換貨幣,除了QFII等機構資金外,通過正規渠道流入資本市場的資金有限。但是在弱勢美元背景下,人民幣升值預期會吸引國際游資通過各種非正規渠道流入,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發達國家銀行業信貸緊縮,為彌補其國內資金缺口,大量短期資本從我國資本市場回流,引發資本市場動蕩。
參考文獻:
關鍵詞:結構性產品 金融衍生品市場 外幣理財產品 啟示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3-056-04
結構性產品(structured product)1,又稱結構性票據(structurednotes)2、聯動債券、合成債券等,Das(2001)把此產品定義為由固定收益證券和衍生合約結合而成的產品。其中的衍生合約包括遠期合約、期權合約、互換合約,衍生合約的標的資產包括外匯、利率、股價(股指)、商品(指數)、信用等。因此,結構性產品是隱含衍生金融產品的證券,常見的產品形式包括股價聯動債券、信用聯動債券、結構性存款、投資聯接保單、商品聯動債券、奇異期權嵌入債券等。
結構性產品基本結構和原理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說明。1986年8月所羅門兄弟公司發行了S&P 500指數聯動次級債券 (簡稱SPIN),投資者以票面金額購買債券,到期除獲得本金和利息(2%年息,半年支付一次)外,還可以獲得3.6985×(到期日S&P 500指數-發行日S&P 500指數)的收益。可以看出,SPIN由債券和買入期權兩部分組成,債券為投資者提供基本的本金和利息收入保證,買入期權使投資者在市場指數發生有利變化時獲得更多收益。
福布斯雜志最近把結構性產品稱為“自己設計的衍生品”,充分說明了這種金融衍生品的靈活性、多樣性、復雜性特點。
一、 現代結構性產品的產生與發展
結構性產品市場的發展,可以分為傳統型產品和現代型產品兩個階段。傳統型產品包括可轉換證券(convertible securities)、可交換證券(exchangeable securities)、含有股權認股權證的債務(debt with equity warrants)等。產品結構、交易機制都相對簡單。現代結構性產品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90年代出現爆炸性成長,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場利率持續走低,“微利時代”的來臨使投資者尋找既能在市場發生不利變化時能夠保證最低收益,又能分享市場上升收益的產品,結構型產品應運而生。
近年來,結構性產品市場隨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而發展,產品不斷多樣化,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根據Bloomberg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10月底,全球前十大私人銀行發行在外的結構性票據總額高達3,280億美元,可見市場規模之大。
1. 歐美市場的發展
現代結構性產品市場首先在美國市場興起,初期較著名的產品包括1986年8月所羅門兄弟公司發行的S&P 500指數連動次級債券 (SPIN)、1987年3月大通銀行發行的市場指數連動存單 (MICD)、1987年10月美林證券發行的指數流動收益選擇權債券 (LYON)、1991年1月奧地利共和國政府發行,高盛證券設計的股價指數成長債券(SIGN)、1991年8月聯合科技公司發行,高盛證券設計的化學制藥交換債券(PEN)等。90年代,銀行推出的結構性存單成為市場主角。如花旗銀行的股價指數保險賬戶、信孚銀行的90%保本市場聯動存款等。由于結構性產品保本的特點比較符合歐洲投資者的投資傳統,其隨后在歐洲市場有了較大發展。
結構性產品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產品形式日趨多樣化,結構日趨靈活、復雜,目前國際市場成熟的結構性產品如下表所示。
投資習慣和傳統的差異使結構性產品在不同國家、地區有不同產品形式和規模。以英國市場為例,股票聯動定期存單有很大的市場規模。下表綜合反映了英國市場的狀況。
由于結構性票據基本上在場外市場進行交易,很難精確統計其市場規模。據倫敦的一家結構性產品咨詢公司Arete 咨詢公司估計,2003年歐洲市場結構性產品銷售規模大約是1000億歐元,比上年增加約10%。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結構性產品“量身定做”的優勢,以及金融工程技術的發展,使衍生品的定價技術和風險管理技術的不斷成熟,其市場規模是十分巨大的,并有很大的發展前景和空間。歐洲市場結構性產品目前的類型和規模可以從表3窺得一二。
2.亞洲市場
90年代結構性產品進入亞洲市場,在日本、新加坡、韓國、臺灣地區發展較快,亞洲市場的產品以零售市場為主,產品結構比歐洲市場更加多樣、復雜。過去十幾年的利率谷底和低迷的股市使臺灣、日本、韓國的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轉向結構性產品和其他合成衍生工具。據估計,2005年,亞洲地區結構性產品市場規模已達到250億美元。設計結構性產品并為其提供套期保值已成為投資銀行最興旺的業務之一。據大多數銀行家的保守估計,過去三年,進入結構性產品領域的私人銀行指數增加了兩倍。法國興業私人銀行(亞太區)管理的資產在2002-2003年,平均每年增加25%,其中30%-40%投資于結構性產品。
美林集團(亞太區)戰略總監John Robson估計,五年前,結構性產品對私人銀行的收益的貢獻為0,到2005年已經達到15%-20%。
香港地區的結構性產品從2003年有了較大發展,據估計,2004年至2005年期間,發行量達30億美元(通常以港幣或美元發行)。2004年全年香港市場發行的結構性產品是65個。2005年1-8月發行70個。面向零售市場的股票聯動產品發展較為迅速,成為股票衍生品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SFC)的調查,股票聯動產品占整個結構性產品市場的60%。像其他股票衍生品一樣,內地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是重要的聯動股票(或稱標的股票),在前十位聯動股票發行公司中占三個:依次為中石油、中國移動、中國人壽。
二、 結構性產品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功能
1. 使金融衍生品市場更加完備
所謂完備市場(complete market),指在任何市場狀況下,投資人均可以用現存不同投資工具的組合,來復制任一既存有價證券的風險及報酬的市場。完備市場的條件必須是市場存在獨立證券的數目等于未來可能發生的經濟狀態的數目,使人們可以創造未來任何的報酬形態。靈活的設計特點使結構性產品對資本市場的完備具有重要作用。
以股價聯動債券為例,讓股票和債券置于光譜(spectrum)的兩端,則通過對股價變動參與比率的設計,股價聯動債券可以是在光譜中的任何一點,當股價連動債券的參與比率超過1時,其還會溢出光譜,落于股票之外。股價連動債券之此一特性對市場的完備有極大幫助。
2.深化了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風險配置功能
結構性產品的靈活設計使其能夠產生多樣的風險報酬形態,吸引有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增加了衍生品市場的風險分散和配置功能。
結構性產品的風險配置功能更主要表現在現代結構性產品的諸多創新之中。
(1)使發行者和嵌入的衍生合約部分風險相隔離。
雖然有繁多的形式,結構性產品本質上是債券加期權(或其他形式的衍生交易)。傳統結構性產品中,發行者承擔期權部分的風險,比如,可贖回債券中,發行者購買了買權,承擔流動性風險和利率風險;可轉債中,發行者賣出買權,承擔內在股票價格風險。而在現代結構性產品中,發行者通常完全和所嵌入的期權部分風險相隔離。這種保護是通過衍生產品交易進行套期保值來實現的。發行者通過和投資銀行或衍生品交易所市場的交易,對沖掉結構性產品的期權部分,鎖定融資成本。承擔的唯一的風險是在對結構性產品進行套期保值時,來自于衍生產品交易者的違約風險(信用風險)。
(2)對于投資者實現了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相隔離。
傳統結構性產品的發行者并非都是信用等級較高的,投資者承擔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現代結構性產品的顯著特點是使兩種風險分離,一方面,現代結構性產品的發行者都限制于高信用等級者(國際市場上結構性產品的發行者信用等級都在AA以上,最低是A)。另一方面,結構性產品提供了一種便利機制,使所有的履約責任都轉移到發行者一邊(發行者一般信用較高,可以認為不存在信用或違約風險)。如上下限浮動利率票據(cap/floor FRN),上限期權由投資者出售給發行者:當所參照的基準利率(如USlibor)超過上限時,發行者獲得差價。一般情況下,投資者有履約責任,在上限被超過時付現金給發行者。發行人需要承擔投資者的信用風險。然而,此產品結構有效消除了這種責任,發行者也承擔最低風險,機制如下:
第一,投資者出售給發行人的上限期權是由FRN的面值作為現金質押的,投資者通過購買產品投資了這個金額。
第二,發行者也沒有履約義務,套期保值中的交易對手承擔這一義務。
結構性產品的這種產品設計機制和交易機制,反映了投資者把兩種風險分開管理的意愿,市場上出現的信用衍生產品交易和工具表明了同樣的邏輯。
3.對基礎資產市場和期權市場產生重要影響
結構性產品是對市場現有產品的分解、組合,對各組成部分市場如債券市場、期權市場都將產生重要影響。一般來說,對結構性產品套期保值的需求將增加衍生品市場的交易,增加了衍生品市場的流動性,另外,一些結構性產品還會降低標的資產市場價格的波動性。這些還有待于進一步的實證分析來檢驗。
三、 結構性產品在我國的發展狀況
在我國,結構性產品是以外匯結構性存款的形式首先出現的。外資銀行在2003年開始推出一些外匯結構理財產品。2004年3月《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頒布實施,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分別推出了“匯聚寶”、“匯得盈”、“匯利通”、“匯利豐”理財產品, 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等股份制商業銀行也紛紛推出了“得利寶”等理財產品, 一些境內外資商業銀行也相繼推出了“優利賬戶”、“匯利賬戶”等理財產品。按產品的收益特點, 可分為固定利率型和浮動利率型;按產品的期限, 可分為短期、中期和長期, 對應的存款最長期限為一年及以下、一到三年、三年及以上;按產品掛鉤條件(聯動), 可分為與利率掛鉤、與匯率掛鉤、與商品掛鉤、與信用掛鉤四大類。渣打銀行2005年8月推出了國內首個掛鉤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的外匯產品。
從結構型理財產品最核心的因素--收益率看,我國銀行推出的理財產品要遠遠高于同期儲蓄存款利率,從目前推出的產品情況看,外幣理財產品的收益率一般都遠遠高于同期外幣(一般指美元)定期存款利率。
人民幣理財產品啟動始于2004年9月。2004年9-12月,人民幣理財產品的市場規模達到300億元。2005年2月1日,建設銀行推出20億規模的“利得盈”人民幣理財產品,全國僅3個小時即完成發行。業內人士估計,人民幣理財市場可望達到1000億人民幣的市場規模。
四、 啟示與建議
1.結構性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產生背景是市場利率低迷,我國資本市場目前也正處于同樣的狀況,個人理財產品的熱銷正是我國投資者缺乏適當投資工具、投資渠道的寫照。同時,我國目前還沒有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交易,投資者(特別是個人投資者)缺乏投資及風險管理手段、途徑,通過外匯理財產品,可以在不進行大范圍、根本性制度調整的情況下,使投資者進入全球資本市場,參與全球收益、風險分享。同時,結構性產品對于發行者(主要是銀行)也是一個重要的融資工具,對于豐富銀行的產品線,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增加銀行的競爭力有重要作用。因此,鼓勵類似結構性產品的發展和不斷創新應是制定相關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
2.結構性產品的發展對監管及其他相關制度提出挑戰。結構性產品對于我國的市場監管提出了新的課題。目前我國證券市場、外匯市場、貨幣市場都分別有單獨的監管機構。結構性產品往往是不同市場的產品的組合。如何對這一市場進行監管是面臨的問題之一。
結構性產品產生的驅動因素之一就是規避管制(也稱管制套利)。目前,國內居民向境外投資需經有關部門批準,外幣理財產品以境內外匯存款的形式出現,暗含遠期、期權和互換等衍生交易,使擁有外匯的個人可以間接進入境外投資中最具風險的投資領域--衍生交易。據報道稱境內保險公司及一些國有外貿公司、財務公司已經開始將自己的外匯收入投入外匯結構性存款中。在目前的外匯管理法規框架下,企業可以自由進入作為存款的外匯結構性存款市場。銀行外匯結構性票據的下一個銷售目標將轉向企業存款。從單筆存款規模看,企業存款更具高端的特點。所以,對企業外匯存款的外匯管理將面臨與個人一樣的沖擊。
更為深遠的影響還包括部分真實性審核被“繞過”、交易轉移到國際收支平衡表“表外”等,這些都要求外匯監管也要隨之“創新”。
結構性產品對會計制度和稅收制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對結構性產品中的固定收益證券和衍生品兩個組成因素進行會計處理、稅收上應如何調整等,都是結構性產品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3.結構性產品的發展要求我國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交易的加速發展。首先,結構性產品的定價需要場內衍生品交易提供定價參數。比如,和股指聯動的結構性產品是國際市場上較成熟、流行的一種產品。國內如果推出和上海、深圳股指聯動的結構性產品,在國內尚沒有股指期貨期權交易的情況下,芝加哥期權交易所(CBOE)的中國指數期貨,新加坡交易所的中國A股股票指數期貨的交易數據和信息,自然成為此類產品定價的重要參考。這也是所謂金融產品定價權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次,交易所衍生品交易使結構性產品的套期保值更易于實現。對于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來說,在對外幣理財產品的套期保值上,相對外資銀行就存在一定的劣勢(期貨市場上所謂“主場優勢”問題)。人民幣理財產品不論是定價還是套期保值,都要求交易所市場的快速發展。
注:
1國際上通常把資產支持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y,ABS)也稱為結構性產品(structured products),本文中的結構性產品或結構性票據指沒有資產做抵押的聯動式證券。國際通常的叫法是structured notes。
2 對這一產品名稱的翻譯尚不統一,包括結構性票據、結構性債券、結構性票券等。
作者簡介:
關鍵詞:外匯風險 防范規避
一、外匯風險及其分類
外匯風險,又稱為貨幣風險,指源于匯率變動而帶來的風險。是在不同貨幣的相互兌換或折算中,因匯率在一定時間內發生始料未及的變動,致使有關國家金融主體實際收益或實際成本與預期成本發生背離,從而蒙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
一般來說,公司因匯率變動而必須承擔的風險有三種:一是折算風險;二是交易風險;三是營運風險。
(一)折算風險又稱為會計風險。它是因每會計年度結算時,公司必須編列合并財務報表,如果一家公司有子公司在國外,就得承受折算風險,就得先將子公司以外幣編制的財務報表轉換成以母公司所在地貨幣編制財務報表,再進行合并。由于合并報表的編制涉及到匯率的折算,因此報表上的利潤會因為匯率的變動而產生變化。由于折算風險是因會計處理而產生,因此同一公司在不同會計準則下,有可能承擔不同程度的折算風險。目前,世界各主要國家會計折算上基本上以現行匯率法與時點法并用。
(二)交易風險是指公司以外幣計價的合約現金流的本國貨幣價值可能會因匯率變化而產生變動。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必定經常會與貿易伙伴或金融機構簽訂各種合約,不論簽訂的是哪一種合約,只要以外幣作計價單位,則此合約就會帶給公司額外的交易風險。也就是說,只要公司有以外幣計價的合約現金流,就要承擔交易風險。
比如,企業與外國貿易伙伴進行賒銷或賒購,從報價開始一直到貨款收齊,其間經歷三個階段的風險,報價風險(賣方以外幣報出單價,到雙方簽約為止);訂貨風險(從簽約開始,到交貨為止);收款風險(從交貨開始,到貨款收齊為止)。公司真正承受交易風險是從簽約開始,一直到貨款收齊為止。而且交易風險的原因,還包括以外幣計價的借款或投資,簽訂外匯遠期合約等。如以外幣計價的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以外幣計價的長期投資的應付利息和應收利息、尚沒有列入財務報表中的以外幣計價的銷貨承諾和購買承諾、尚未交割的外匯遠期合約等,都構成了公司交易風險的原因。
(三)營運風險是指公司非合約現金流的本國貨幣價值有可能因非預期的實質匯率變化而產生變化,因而影響公司整體的價值。一家公司所承受營運風險的程度則是衡量實質匯率變化會影響公司整體價值到何種程度。營運風險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兩國經濟因素的相對變化而引起實質匯率變化。進而影響到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情勢,因此營運風險又稱競爭性風險。營運風險與交易風險合稱為經濟風險。
實質匯率的改變會引起產品相對價格變化,因而會改變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相對競爭力。公司在面對本國貨幣實質升值時,就得判斷這種升值是長期或短期的,以此來決定是保住價格以維持利潤還是以犧牲利潤來保住市場占有率。如何來管理因實質匯率變動所帶來的營運風險,一般來說是采取多元化策略。如產品市場多元化、生產地點多元化、原料來源多元化等。其中,還有自然避險、外幣轉換及外匯交換等多種方式。
二、當前我國企業面臨的外匯風險現狀
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是國際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在金融自由化發展,放松外匯管制、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前提下,金融國界逐步消失,金融風險日趨增大,加之美國次債危機的后果逐步蔓延,致使全球外匯市場中累計的金融風險更加突出。這些潛在的匯率變化,對已經國際化、市場化的企業來說,無疑充滿了考驗,需要在變化中尋求規避風險的辦法。
由于我國企業外匯風險管理尚處于一個發展過程中,所以,盡管許多企業已經感受到外匯風險所帶來的種種影響,外匯風險管理對于許多企業來說依然是一個陌生的問題。目前,在我國只有極少數大型公司認識到外匯風險規避問題的重要性,但對于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由于受人力、財力等方面的限制,在外匯風險防范中采取“隨波逐流”的態度。因此,由于外匯變動帶來的損失的情況在一些企業中是較為普遍的。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變動所造成經營上的不利影響常常讓一些企業感到束手無策。我國企業在外匯風險管理方面存在以下問題:
(一)企業匯率風險意識淡薄
國內企業的外債風險管理意識普遍較弱。由于一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企業在涉外合同談判和收付匯環節上幾乎不考慮匯率風險,往往認為匯率的變動及其帶來的損失是天經地義的事,管理層和財務人員缺乏專業外匯知識,認為沒有必要采取專門的外債風險管理,對將來的生產經營產生不利影響。
(二)專業外匯管理人才不足
由于企業缺乏外匯專門知識和外匯理財技巧,談不上對匯率風險的預測,更談不上有效地運用金融工具來化解風險,引導企業成長、壯大和向外向型企業轉變。
(三)金融服務配套機制不健全
我國目前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工具單一,人民幣對外匯交易還沒有期貨、期權等套期保值工具,唯一能利用的遠期結售匯目前還處于初步階段,還沒有大規模加以展開,可供選擇的避險工具有限。
三、加強企業外匯風險管理的對策
(一)完善企業外匯風險管理的外部配套設施
為應對瞬息萬變的國際金融形勢,企業越來越迫切希望能享有更多的用匯自。我國應該學習國際上風險管理的先進管理模式,以助于企業進行外匯風險管理。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完善企業外匯風險的管理:1,深化我國項目結售匯制度改革,擴大企業用匯自12,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培養企業的風險意識,促使企業形成對人民幣匯率的理性預期,主動參與外匯市場的套期保值,提高企業的風險管理水平;3,發展外匯交易市場,積極推出新的外匯交易品種。
(二)加強企業外匯風險管理的內部建設,提高外匯風險管理意識
如何利用外部有利條件,發揮自身優勢,提高風險管理能力,合理規避外匯風險,是企業當前急需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具體來說,企業應從以下幾方面加強外匯風險內部管理體系的建設:
1,提高外匯風險管理意識。只有把外匯風險管理列為企業日常工作的一項重要日程,并把外匯風險管理戰略納入企業的整體經營戰略系統中,才有可能有效地防范和規避外匯風險;
2,設立專門的外匯風險管理機構,培養和儲備相應的專業人才。要設立專門的外匯風險管理機構,配置相應的管理人員。同時,也要不斷加強培養和儲備專業的外匯風險管理人才;
3,借鑒國際上成功的外匯風險管理經驗。由于中國目前尚不存在完備的國際外匯市場、期貨市場和期權市場,我國
企業的現實選擇就是在海外的國際金融市場上對這些避險工具加以利用,并建立適合自己的外匯風險管理系統;
4,建立健全外匯風險綜合管理體系。它主要包括外匯風險的識別和測量體系、防范和規避體系及事后評估系統。
四、借用科學工具規避風險
風險處理保值是處理交易風險和換算風險的核心。所謂保值是指可以部分或全面地抵補匯率變動風險的各種交易和行為。任何保值交易和行為一般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或代價,因而保值實質意味著以現時已知的成本來置換未來的風險。
(一)市場保值
遠期市場保值是指如果預期匯率將發生變動,根據外幣應收賬款或應付賬款的貨幣種類、數額和日期,通過遠期合同買賣或進行借貸款活動,用同等金額的同一貨幣實現在同一時點上的反向流動,達到消除風險的目的。
(二)調整貨幣資產負債
如果跨國公司通過分析與預測,認為某一國貨幣將貶值,則可盡量減少這種貨幣資產,同時擴大這種貨幣的負債,這是由于幣值下降有利于凈借方而不利于凈貸方;反之,如果認為某一國貨幣將升值,則可盡量擴大這種貨幣資產,同時減少這種貨幣的負債,因為幣值提高有利于凈貸方而不利于凈借方。企業亦可采取措施,使某種匯率不穩的貨幣資產(如現金、可賣出的股票、應收賬款等)與貨幣負債(如應付賬款、貸款等)保持等額,以便一旦匯率變化發生,貨幣資產和貨幣負債的影響總和為零,企業不致蒙受損失。
(三)提前或延遲收付法
跨國公司經營活動中產生的應收應付款項和債權債務直接暴露在匯率變動風險下,實施提前或延遲收付法可直接改變公司的風險地位。提前收回或延遲付出貶值貨幣賬款,延遲收回或提前付出升值貨幣賬款。對于提前收回的貶值貨幣,應迅速兌換為升值貨幣。
(四)分散風險法
最常見的是“一籃子”貨幣保值法。具體做法是企業在一些長期合同項目中,在簽訂合同時,按照當時的市場匯率使用多種貨幣計價并規定各種貨幣占總額的比例。付款時按付款當時各種貨幣變動后的市場匯率折合成合同成交時的貨幣進行支付。公司在款項收付時,若一籃子貨幣中有一種貶值,則因風險分散而不致遭到很大損失。若計價貨幣中部分貨幣升值、部分貨幣貶值,則升值貨幣所帶來的收益可以抵消貶值貨幣所帶來的損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消除外匯風險的目的。
關鍵詞:管理浮動;外匯市場;干預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6)02-0047-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2.10
管理浮動匯率制國家為了防止外匯資金集中流入或流出本國導致匯率大幅波動,往往采取措施干預外匯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13年采用管理浮動匯率制的國家和地區達到82個,占全球的比率為43%。本文對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墨西哥、秘魯、烏拉圭、委內瑞拉、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俄羅斯、馬來西亞、泰國、以色列、土耳其等目前或曾經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國家外匯干預的措施與效果進行研究。
一、外匯干預的手段與措施
管理浮動匯率制國家頻繁進行外匯干預,巴西和烏拉圭干預頻率最高,三分之二的交易日都會進行干預,即使是宣稱外匯市場非干預者的墨西哥和智利也分別在2010年2月和2008年4月宣布了購買外匯儲備計劃[1]。實施管理浮動匯率制國家通常在即期和衍生品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一般采取宏觀審慎管理政策應對外匯流動風險,緊急情況下,也會進行資本管制。大多數國家都避免公布外匯干預的信息,傾向于實施透明度較低的干預措施。
(一)在即期外匯市場進行干預
智利、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秘魯和烏拉圭等拉丁美洲國家中央銀行往往在即期外匯市場進行外匯干預。為了減少貨幣投機,中央銀行更多地使用即期外匯市場干預,在即期市場進行干預有助于減少外匯市場大幅波動。
(二)通過外匯衍生品市場進行干預
隨著外匯衍生品市場的不斷豐富,管理浮動匯率制國家逐漸增加使用外匯遠期、期權和掉期等衍生品工具干預外匯市場。巴西主要在遠期和掉期市場進行干預;印度尼西亞、印度、南非等國會在貨幣掉期市場進行外匯干預。哥倫比亞、墨西哥、危地馬拉等國的中央銀行主要用外匯期權干預外匯市場。
(三)對外匯交易征稅
為緩解資本大規模流動造成的匯率波動,部分國家對外匯交易直接征稅。因面臨本幣升值加快和資本流入不斷增加的雙重壓力,2009年10月,巴西針對流入本國進行證券和債務投資的資金征收2%的金融操作稅(IOF),并于2010年10月將稅率提高到6%,征稅范圍擴大到衍生品交易[2]。2010年10月,泰國恢復征收預扣稅,對國外機構投資者和居民投資者購買債券分別征收15%和14%的預扣稅。為了抑制大量投機性外匯流入,韓國于2011年1月恢復對外國投資者購買國債和貨幣穩定債券征收14%的預扣稅。此外,還于2011年下半年征收宏觀謹慎穩定稅,征稅對象是國內和國外銀行持有的非存款外幣負債。
(四)無息準備金
無息準備金制度要求境內借款人或境外投資者按流入資本的一定比例以規定的幣種在中央銀行存放一定日期,但不支付利息。2009年,巴西中央銀行要求商業銀行持有短期即期外匯頭寸的存款準備金應多于10億美元,2010年12月,將定期存款的無息準備金率從15%提高到20%,2011年1月,對銀行在現金市場上對美元的短期頭寸征收準備金。哥倫比亞為了降低杠桿,對流入國內進行證券投資的資本征收50%的準備金,對從外國獲得的借款征收40%的準備金。阿根廷規定,資本流入的無息存款的準備金率為30%(金融業和非金融私營部門的金融負債)。從2010年12月開始,印度尼西亞將外匯存款的準備金率從1%逐步提高到8%。以色列也對與非本地居民進行外匯衍生品交易的銀行征收存款準備金。
(五)其他宏觀審慎措施
一些國家采取直接限制銀行外匯頭寸、擴大本國資金投資于海外的比例、對外匯資金投資于本國證券的規模設置上限等其他宏觀審慎措施(見表1)。以韓國為例,2009年推出了嚴格的外匯流動性標準,以減少銀行外幣資產和負債的期限錯配,提高流動資產的質量;還限制外資銀行貸款規模,規定企業遠期合約與潛在出口收入比例上限,避免企業部門過度的外匯杠桿。2010年,韓國規定了銀行外匯衍生品頭寸與其資本比率上限,進而減少銀行向企業提供遠期合約而產生的短期外債,從而降低銀行杠桿,防范資本突然撤離帶來的沖擊[3]。
(六)直接進行資本管制
在面臨大規模資本流動沖擊的情況下,管理浮動匯率制國家更多是選擇資本管制(見表2)而較少選擇宏觀審慎管理工具[4]。大規模資本流出往往意味著本幣急劇貶值、經濟形勢惡化和金融市場動蕩,市場調控機制趨于失靈,主要基于市場化機制進行間接調控、相對溫和的宏觀審慎政策可能根本無法抑制資本流出相關風險。在市場失靈情況下,只有采取直接阻止資本流出、凍結外匯市場交易等管制措施,才能確保宏觀經濟金融穩定不受到更大沖擊,簡單的、覆蓋面廣的、直接的資本管制在危機時刻最為有效。
二、外匯干預的效果
(一)外匯市場干預會影響匯率水平,且在封閉的市場效果更好
Gustavo Adler,Noemie Lisack and Rui C. Mano通過收集52個國家1996―2013年月度數據的研究表明,外匯市場干預會影響匯率水平,外匯市場干預是應對本幣升值或貶值壓力有力的工具,購買GDP 1%數量的外匯將使名義和實際匯率分別貶值1.7~2%和1.4~1.7%[5]。當一國貨幣被高估時,外匯干預更有效,這一現象在拉丁美洲更為明顯。此外,外匯干預措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與其他國家的金融一體化程度,金融一體化程度越高,外匯干預的有效性越低,即在封閉的市場干預效果更好。
(二)限制銀行外匯頭寸的宏觀審慎政策效果明顯
限制銀行外匯頭寸的宏觀審慎政策可以有效減少貨幣錯配風險。如韓國針對銀行系統漏洞采取的措施成功地防止了銀行外債大幅增加,特別是規定企業遠期合約與潛在出口收入的比例上限,以及外匯衍生品頭寸與其資本比率的上限,使得韓國短期外債占比明顯下降。截至2013年6月末,韓國短期外債占比29.1%,創1999年9月以來的最低值,遠低于金融危機時期最高點的51.9%(2008年9月),從而減少了韓國對外負債的延續和宏觀金融對外部沖擊的脆弱性。
(三)征稅對匯率走勢的長期影響不大
巴西實行的金融操作稅只能在短期內使本幣貶值,無法對匯率形成長期持續影響。由于資本流入獲得的較高收益抵消了稅收成本,金融操作稅無法使非本地居民在期貨市場的外匯頭寸大幅減少,反而會影響外匯利率掉期市場的流動性,金融操作稅真正的影響是鼓勵國外資金流入期貨市場進行套利。泰國征收的預扣稅減緩了短期資金流入,但只是暫時的,資金很快就恢復流入。國外短期資金流入減少源于征收預扣稅的不確定性,而非增加債券投資者的交易成本。此外,韓國征收的預扣稅和宏觀審慎穩定稅對資本流入的影響也是微不足道的。
(四)外匯衍生品市場提供了重要的套期保值渠道
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金磚國家的外匯期貨市場發展快速,發揮了較好的套期保值功能,為企業提供了更加豐富的控制匯率風險的工具,交易量已經占全球外匯期貨市場的79%左右。以俄羅斯為例,在2014年12月的盧布危機中,盧布外匯現貨市場交易額急劇萎縮,許多銀行停止報價,盧布外匯遠期的交易成本增加10倍以上,市場恐慌情緒蔓延。但盧布外匯期貨市場仍然保持連續的雙邊報價,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市場恐慌,且交易量大幅上升,成為危機中市場參與者重要的套期保值渠道。
(五)提高匯率彈性與宏觀經濟穩定并不沖突
大多數中央銀行外匯干預的主要目的是維持貨幣和金融穩定,金融危機后,外匯干預更加強調降低本國經濟風險,如降低貨幣投機壓力、減少通脹風險和抑制資本流動的大幅波動。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匯率彈性有所提高,韓國和新加坡貨幣當局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傾向于燙平外匯市場波動性而非抑制本幣升值。韓國更富彈性的匯率政策有助其實行更為獨立的貨幣政策,匯率波動性增大也并沒有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6]。
(六)調整利率無法阻止本幣升值或貶值
為了防止更多資本流入本國,發展中國家往往實施低利率政策,即使通脹水平日益上升,政策制定者也不愿提高利率,這段時期的政策利率明顯低于過去同一通貨膨脹率時的正常水平。2009年,南非和土耳其下調利率應對國外資本流入,土耳其將政策利率下調75個基點,至歷史最低,并大幅降低隔夜拆借利率,以阻止資本流入。但從實際效果來看,較低的政策利率無法阻止本幣升值。2014年,為阻止盧布下跌,俄羅斯央行將基準利率上調至17%,以吸引交易者買入盧布,但這不僅沒有阻止盧布貶值,反而抬高了借貸成本,進一步打壓俄羅斯疲弱的經濟。
三、對我國匯率改革的建議
(一)實施宏觀審慎政策,控制外匯杠桿水平
強化對金融機構的宏觀審慎監管,增強我國金融體系與金融機構應對跨境資本流動沖擊的彈性,包括調整外匯存款準備金率、限制銀行未平倉的外匯頭寸、限制銀行對外匯資產的投資、限制銀行的外匯貸款、對本幣與外匯債務實施差別準備金率;對貸款/價值比率(LTV)設置上限、限制國內信貸增長、對貸款集中度設置行業限制等。同時,進行壓力測試,衡量一定幅度人民幣兌美元貶值會在多大程度上增加舉借外幣負債企業的債務負擔,對企業的融資需求進行限制和管理,從而間接影響國際資本流動。
(二)扭轉人民幣貶值預期
一是打擊離岸人民幣市場做空人民幣勢力,抬高做空成本,而非直接在離岸市場進行干預。持續干預離岸人民幣市場不但難以實現穩定匯率預期的目標,還會造成外匯儲備的不斷流失,從而形成外匯儲備降低――離岸人民幣匯率下跌――進一步拋售外匯儲備穩定人民幣匯率――離岸人民幣匯率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二是促進實體經濟加速回升,扭轉人民幣貶值預期,讓當前中國的各項經濟政策由被動轉化為主動。三是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讓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和交易媒介,擴大對人民幣的需求,從而增強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預期。四是強化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變動,引導市場轉變對人民幣的看法,不再視其為與美元掛鉤的貨幣。
(三)防范資本短期內大幅流出中國
2014年以來,在24種交易最為廣泛的新興經濟體貨幣中,有20種呈現不同程度的貶值,這些國家的經常項目并未出現大規模赤字,資本項目下的資金外流是貨幣貶值的主要原因。應密切關注資本和金融賬戶,建立國際資本流動監測預警機制,防止頻繁和大規模的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在大規模資本流出等危機狀態下,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更強,可通過對跨境資本征收托賓稅、規定流入資本最低存放期限等措施進行暫時性資本管制來抑制短期資本異常流動,減少市場波動。
(四)完善外匯衍生品市場
印度、南非、巴西和韓國在推出外匯期貨產品時都實行外匯管制政策,這些經驗表明,外匯管制下推出外匯期貨產品是可行的,外匯期貨市場并沒有影響場外外匯市場的穩定發展,并且逐漸形成場內和場外兩種外匯市場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我國應豐富匯率套期保值工具,引入外匯期貨、期權等衍生品交易,增強外匯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鼓勵更多交易者參與國內外匯衍生品市場,拓展外匯市場的廣度與深度,增強在岸人民幣市場定價權,同時為企業提供更加豐富的控制匯率風險的工具。
(五)提高外匯干預透明度
盡量提高外匯干預透明度,以免讓市場感到意外,產生大幅波動,使干預行為不至于影響到資產價格,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助推人民幣國際化。同時,向市場傳遞匯率政策的未來方向,確保干預結果使市場匯率更接近其由實體經濟所決定的均衡水平。
(六)加強各項政策的協調配合
為了應對資本流動大幅波動帶來的風險,必須靈活運用所有政策工具,進一步加強宏觀審慎監管與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財政政策的有效協調。增加國內貨幣的有效供給,緩解經濟主體面臨的收入約束,實現貨幣供給向貨幣支出的轉化,發展國內金融市場,減少經濟發展對國際市場的依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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