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的本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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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數字經濟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加值；EVA；資本成本

一、引言

EVA是Economic Value Added的英文縮寫。它是20世紀80年代由美國推出并逐步風行的一種經營業績考核工具，源于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默頓·米勒和弗蘭克·莫迪格萊尼關于公司價值的模型。1982年美國思騰思特公司正式推出EVA體系。EVA是指企業經營產生的稅后凈利潤扣除所有資本成本（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和債權資本成本）后的剩余部分。直接表現為公司稅后凈營業利潤減去所有資本成本的差額。

相比傳統業績評價指標，EVA存在多方面優勢，它考慮了權益資本成本，傳統會計在計算利潤時都只扣除了債務資本成本（利息）；它部分減少了會計信息失真現象；它更加關注企業的長期發展，而不是像會計利潤一樣僅僅著重當期業績，并將股東財富與企業決策聯系在一起。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由于EVA指標的強概括性、單一化、綜合性等特點，越來越受到企業界的關注與青睞。

EVA在我國的使用起步較晚。我國國資委《暫行辦法》規定，從2010年起將EVA作為央企業績評價的重要指標。目前實施的資本成本率不是建立在市場基礎之上，而是行政規定的。統一的資本成本率沒有反映企業之間在風險和融資成本方面的差異，會影響EVA的準確性、在不同行業和不同企業之間的可比性。對于高風險行業和企業，規定的資本成本率有可能偏低，將鼓勵企業無視資本成本，盲目追求高風險項目投資。所以，從長期來看，應該采用合理的方法測算出各個企業的資本成本率，以真實反映企業資產價值管理風險，準確衡量企業管理者的經營業績。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總結國內外確定資本成本的方法并分析其在我國的適用性，最后給出在我國企業如何確定資本成本的建議。

二、資本成本的內涵

《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中給出了西方財務理論界對資本成本一詞的描述：“資本成本是商業資產的投資者要求獲取的預期收益率。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經理把資本成本作為評價投資項目的貼現率或最低回報率。”簡言之，資本成本的本質是一種機會成本，它是投資者因投資于某個企業或項目而喪失了投資于同風險的其他方面獲取收益的機會成本。企業的全部資本成本是不同投資者投入的資本成本所要求的報酬率與其所占全部資本成本比重的乘積之和。在實際業務操作當中，絕大部分企業使用的都是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法（WACC）。

三、國內外學者關于資本成本率確定方法的研究回顧

（一）債權資本成本率的確定方法

債務資本成本是指企業為籌集和使用債務資本而付出的代價，包括籌資過程中發生的費用即籌資費用，以及在使用過程中支付的資本使用費。目前研究將債務資本成本的計算按是否考慮時間價值可以分為兩類：

1.不考慮時間價值的方法

其計算原理是用本年稅后資本使用費除以有效籌資額。不考慮時間價值法適用于各年稅后資本使用費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況，其特點是計算方法簡單，但結果不是很準確，該計量模型計算的結果僅僅是一個近似的資本成本。

2.考慮時間價值的方法

其計算原理是基于資金使用者的角度，利用“未來需支付的現金流量之和等于有效籌資額時的貼現率”為基礎確定。此類計算方法按未來需支付的現金流量是否考慮利用利息節稅又分為兩種：若不考慮利用利息節稅，則稱為利息直接貼現法；若考慮利用利息節稅，則稱為節稅利息貼現法。考慮時間價值法適用于各種籌資方式，其特點是計算結果準確，但計算工作量較大，在實際中應用較少。

（二）權益資本成本率的確認方法及在我國的適用性分析

1.通過債券收益率加股權風險溢價來計算權益資本成本

由于股權投資者比債權投資者承擔了更大的風險，因此股權投資者所要求的必要報酬率高于債權投資者的利息率。所以可以通過在平均債務成本率的基礎上增加一定的風險溢價來估算權益資本成本。這種計算方法難點在于風險溢價較難確定，在我國許多國有企業能以較低的債務成本獲得資金，平均債務成本并不能真實反映債權人所要求的報酬率。

2.利用投資者平均收益率估算權益資本成本率

還可以利用投資者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對公司或行業的投資所取得收益率來估算權益資本成本。這一方法較為簡單，但由于利率、市場等環境因素的影響，利用歷史數據來推測未來收益率的方法存在一定缺陷。另外，在選擇參照企業的時候，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因此通過這種計算方法獲得的權益資本成本不夠精確，參考價值較小。

3.以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下文簡稱CAPM）為典型代表的傳統方法

該方法通過考慮市場風險收益率，尋找影響資本成本的因素，建立模型來計算已實現的資本成本，將平均已實現的收益率作為未來預期收益率的無偏估計。CAPM計算單一證券的資本成本，認為投資者要求的報酬主要取決于市場風險、無風險利率和市場風險補償三個因素，類似的方法還有套利定價模型APM以及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Robert-Hamada 模型等。

CAPM模型有一些關鍵的假設，如所有投資者都是規避風險的；所有投資者對資產收益、風險等的預期是相同的；所有投資者都可以免費的立即得到所有信息等。這些假設的基礎上，其公式為：

其中：為無風險報酬率；為平均風險股票必要報酬率；反映的是股票非系統風險與系統性風險的關系；是市場平均收益率與無風險收益率的差額，反映了市場系統風險。

在使用CAPM模型時，?系數的確定是一個難點，一般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在較長的時間期間內，采集某只股票的每股盈利數和其相對應的股指盈利進行線性回歸而得到；另一種是先對某行業的?平均值除去杠桿，變成只含有行業風險的?，再針對于某企業的負債率對?加上杠桿，由此求得?。

在成熟的市場條件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能較好的反映目標證券的成本，但在我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許多假設并不滿足，主要表現在：首先，我國并不存在完全市場，股權分置使得國有股、法人股無法自由流通，造成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一股獨大”的局面長期存在；其次，是我國證券市場缺少退出機制，并且還一直存在著價格操縱現象，導致市場無法反映證券的所有信息；再次，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較短，不管是機構投資者還是個人投資者都處于學習摸索的階段，資本市場參與各方在財務理念更新方面仍然有待提高，我國的投資者并非都是理性的投資者；最后，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目標公司管理層依仗自身管理企業的優勢，他們對企業的信息掌握得更全面更透徹，可以影響企業績效，從而影響企業所傳遞的信息。

4.以股利折現模型為基礎的確認方法

設定投資者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等于當前價格的貼現率，由股票價格和事前的盈利預測數據倒推預期資本成本，屬于事前估計。此類估算方法更加貼近資本成本的定義。這里主要介紹戈登模型DCF（固定股利增長模型，又稱折現現金流量模型）。

計算公式為：

其中：為目標證券的當前價格；為預期的下一年每股股利；g為預期的股利增長率。可以通過多年數據平均值計算得到，也可以通過季度財務報表進行預測，股利增長率的水平則與公司未來盈利水平和股利政策相關。

四、總結與展望

國資委使用EVA作為央企業績評價的重要指標的目的在于為了切實履行企業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責，維護所有者權益，落實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建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而合理的設定資本成本率是能確保該體系能夠發揮作用的關鍵所在。

前文已經分析了各類資本成本計算模型在我國的適用性。關于債權資本成本的計算一般沒有太多異議，采用實際的籌資成本。就權益資本成本的確定方法來說，廣泛采用的以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為典型代表的傳統方法目前在我國也并不適用，不過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不斷完善，其適用性可能會逐漸增強，其他的方法如債券收益率加股權風險溢價、利用投資者平均收益率估算等在我國的適用也有其局限性。

筆者建議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使用固定股利增長模型計算權益資本成本，首先是因為固定股利增長模型從股利回報的角度進行計算權益資本成本，在邏輯上更符合所有者的身份，適合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根據行業平均報酬率來確定公司未來的收益率，確保國有資產不會流失。其次，使用固定股利增長模型計算權益資本成本，有利于克服公司短期盈利水平波動所帶來的影響。最后，在使用固定股利增長模型計算權益資本成本時，由于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作為企業的股東，對企業的盈利能力和股利政策都有比較清晰的了解，因此使用這種計算方式有一定的便利條件。針對我國上市公司分紅不穩定，并且多數上市公司不分紅的情況，可以通過計算多年平均股利或根據財務報表預測的方法來預測未來股利。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完善，越來越多的公司采取現金分紅，因此這種方法的適應范圍將逐步得到擴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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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春立，任偉蓮.我國資本成本理論研究的現狀及其未來展望[J].當代財經，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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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寶春.資產定價模型與套利定價模型的應用比較[J].湖北高等財經專科學校學報，2005（2）：25.

第2篇：數字經濟的本質范文

論文摘要：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原則，是在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實踐中形成的、體現了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客觀規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動必須遵循的準則。數字化技術是支撐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發展的關鍵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應包含人文精神教育。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堅持數字化技術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原則。

本文所說的網絡是指以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為基礎，以實現便捷通訊和資源共享為目的，發展人的本質的虛擬世界。它主要是指互聯網。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認清網絡本質和影響為前提，利用網絡促使網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和信息素養的虛擬實踐活動。in原則是指人們在既定目標和特定條件下，觀察和處理問題時必須遵循的準則和標準。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原則，是在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實踐中形成的、體現了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客觀規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動必須遵循的準則。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堅持數字化技術與人文精神有機統一的原則。

一、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網上和諧發展的可能性

由計算機和信息技術構成的互聯網誘發的數字化及其運用已滲透到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等領域，涌現出數字經濟、數字農業、數字軍事、數字教育等。數字化是網絡的一個主要特征。網絡可以集文字、圖片、音頻、視頻于一體，是地地道道的多媒體。雖然目前仍存在如電視、廣播等遠距離教學的模擬教學手段，但這些都將迅速被數字化電視、廣播等所取代。

數字化技術是支撐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發展的關鍵。數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技術是由數字化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庫、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傳輸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資源檢索瀏覽前端平臺組成的用于人們教學的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數字化將是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技術的核心。離開了數字化，現代與未來的思想政治教育技術將成為無本之木。數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技術無論是在課堂教學還是在課外網絡教學或其他教學活動中都起著重要作用。當然，數字化思想政治教育不純粹是數字化技術在教育領域的簡單應用，它是建立在數字化技術基礎之上的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一整套思想政治教育體系。豐富的數字化教學資源與傳輸快速的通訊網絡和效果良好、操作方便的前端平臺是數字化教育技術發展的核心，而數字化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確立，則是數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技術得以廣泛應用的可靠保證

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運用網絡技術使得其外延有了無限擴展的可能，如果從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內涵角度思考，我們就會發現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養。高科技飛速發展與人文科學被冷落，正是我們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二律背反。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我們沒有處理好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與人文精神的關系。

第一，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多元化并由此帶來人文精神的散亂化。客觀事物形態多樣化帶來人們主觀思維模式的多樣化，這是現實世界網絡信息多元化的必然結果。網絡世界是一個廣裹的虛擬世界，是一個無視國界、無視種族、無視地域、無視權威、無視等級的世界。網絡文化新觀念誘導著人們多角度、多層次、多方位、多側面地審視社會，審視周圍一切環境，而行為方式也表現為千變萬化。網絡新觀念的特點是:非線性的網絡思維、信息傳遞的多感覺通道、時空無限放大或縮小、中心消解的邊緣化、信息無終極的流動、將抽象變為現實的虛擬手段等。在這種觀念支配下，人們的精神世界多了一些散亂，少了一些凝聚，行為就缺少人文精神。

第二，知識資本、數字化技術產業化顯得紅紅火火，人文精神卻變得異常冷落。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價值在于培養特定網民的品格和精神，喚醒他們的心靈良知來支撐自己的一切行動。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數字化技術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它的知識傳播和知識應用功能加大加強，但人文精神欠缺所造成的社會不良后果是不堪設想的。數字化技術競爭式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發展越快，往往越是不能很有效地培育人的真善美，反而把人性中好的因素壓抑了或是扼殺了。我們應該認識到:在充分發揮和利用數字化技術為人類造福的優勢的前提下，必須注意抑制數字化技術發展給人們帶來的負面效應，認真處理好信息技術發展與人文思想教育的矛盾，克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大于內容的劣勢，積極培育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努力創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協調發展模式，把人文精神作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堅持數字化技術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原則

1.網絡的雙刃劍作用要求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堅持數字化技術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原則。數字化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是柄雙刃劍，它在給人類帶來福音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如網絡信息污染等危害人類的不利因素。網絡信息中的黃色信息和黑色信息對沉溺其中的青少年的思想觀念和道德行為會產生極大的影響。至于那些利用網絡從事數字破壞、盜竊、詐騙和洗錢的行為，則會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此觀之，數字化技術必須與人文精神相結合，在提高產品的數字化技術含量的同時必須與高度的人文精神結合起來，即現代社會所追求的人才，不僅僅具有高度的科學素質，而且還必須具備高度的人文素質，是一種科學素質與人文素質的整合類型。

2.網絡人文精神所具有的獨特時代意蘊要求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堅持數字化技術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原則。人文精神，是人文文化的核心。人文文化一般而言是在一定時代一個民族認識人、對待人的思想觀念、文化藝術、倫理道德，以及關于人的學說，這使人文精神帶有時代的印記、民族的特色。但在網絡時代，人文精神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時代的意蘊、普遍的價值。網絡技術第一次使人文精神的傳播獲得了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網絡的開放性、互動性，為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人文精神的交流，奠定了廣泛的基礎。網絡的即時性和共享性，為人文科學的研究，為共享人類思想文化成果提供了普遍現實的條件。但是，我們站在網絡時代，發掘網絡人文精神的時代意蘊，并不否認網絡給人文精神帶來的消極影響。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在看到網絡給人文精神弘揚造成消極影響的同時，要采取各種手段和方法，弘揚人文精神，提升人文精神的境界。網絡為人的主體性的發展、科學人文精神的弘揚提供了史無前例的廣闊舞臺。我們要在“網絡世界”的新舞臺上，清掃各種思想垃圾，清除各種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因素，以技術與知識的創新促進網絡人文精神，以網絡道德與網絡法的建設保障網絡人文精神，從一個境界走向一個更高的境界。IZl網絡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虛擬空間，沒有人文精神支持的網絡虛擬空間恐怕要變成虛無空間。思想政治教育要沉重地思考這些問題，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能夠在協調發展科學技術精神與人文精神方面邁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會顯示出不可估量的價值。[3]

我們要立足于數字化技術時代，倡導人文精神。如果只在網絡上生活，人就會被工具化、數字化，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引導上網者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質。但如果只講人文精神，就會忽視隱含在網絡里的科學精神，忽視教育手段的進步。因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要把人文精神融人到網絡里面去。f41 3.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堅持數字化技術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原則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是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所謂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就是把發展信息技術及其集中表現的數字化，作為加快我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重大抉擇，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與其他國家相區別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的新路子。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核心是實現數字化，其中的關鍵是要把數字化與人文精神結合起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既是一個經濟目標，也是一個政治、文化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包括人文精神及其指導下的各項制度。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中，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以及生活更加殷實，無不包含著人文精神，即使是經濟更加發展，科技更加進步等，也包含著豐富的人文內容，所以關鍵是要把人文精神與數字化結合起來。!習因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要發揮人文精神在數字化中的作用，在現代化中實現人文精神與數字化的結合，也就是說，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在時間上要把時代性和傳統性結合起來;在空間上要把引進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先進的東西與本土化結合起來;在時間和空間的關系上要把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合起來。

三、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堅持科學素質教育與人文素質教育的有機統一的主要途徑

第一，對學生網民實現人文關懷。在現實物理空間，思想政治教育是直觀的，它的有效性幾乎全依賴于熱情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圍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關懷情結。到了陌生的網絡虛擬空間，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能否保持有效性的關鍵在于能否使受教育者在冷冰冰的網絡空間感受到彼端傳來的溫暖和人文的關懷。在許多網絡交流比較發達的高校中，流傳一種網友現象，其重要程度超過了10年以前人們津津樂道的筆友。在網友圈中形成的相互關懷要比許多現實生活中的朋友關系還要凝重得多。許多網絡愛好者認為純粹的網友之間交流并沒有特殊之處，其交往形式和程度幾乎雷同物理空間的知己好友。不少網友認為在網絡空間得到的關懷和幫助并不亞于在現實空間得到的一切，兩者之間沒有什么差異。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他們認為在網友圈中更容易得到關懷和幫助。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敏銳地抓住這些細枝末節，構筑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圍。I61

網絡生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在網絡時代到來的時候，遨游在“虛擬化”的網絡空間中又生活在真實的物理空間的上網學生，既需要網絡技術給他們帶來物的福扯，同時也需要獲得一種人文的關懷，讓他們尋找到一個精神上的家園。在網絡時代，對上網學生進行人文關懷的方式多種多樣，其內容主要著眼于提高上網學生的網絡素質，使上網學生在思想、技術、道德、法制和心理上有承受、控制網絡的能力，能適應虛擬社會并能安全地回到真實社會中來。要教育他們用一種非常健康的心態來進行網絡活動，教育他們既能上網也能下網。陰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清醒地認識到自然的浩大和精妙，看到網絡領域人類太多的空白和無知，要教育網民學會謙虛，學會自律。

第二，構建具有人文精神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養模式。首先，人文精神應作為檢測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否有效的準則。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目的就是運用信息多媒體傳播人文知識，通過學習者的解讀、領悟、思考，培養學習者的人文精神。比如電腦網絡傳播出來的精美畫面、音樂、文字、語言、圖表等都是代表著一定思想意識觀念的物質載體，能使學習者的情感熏陶和體驗鍛煉得到有效升華，喚醒他們的善意心理良知，變為他們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動力。

第3篇：數字經濟的本質范文

金融經濟與數字經濟，同是與符號打交道，具有虛擬化特征，但在與真實世界的關系上，方向卻相反：前者關系日益迂回，日益疏離；后者關系日益直接，日益趨近。站在數字經濟立場反思這場金融危機，也許會得出這樣一個不同于傳統立場的獨特判斷：信息市場將成為金融市場的有力競爭者，數字經濟將成為金融經濟的有力競爭者。

貨幣是假的，信息是真的

如果高度概括眼前這場金融危機的本質，可以說：貨幣是假的，信息是真的。或者說，貨幣是多的，信息是少的。

貨幣是假的，第一層含義是指，在這場金融危機中，貨幣市場(含金融市場)沒有真實反映實體市場，沒有優化配置實體資源，背離了真實世界。第二層含義是，貨幣市場占用的交易費用，相對于它節省的交易費用，多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果把實體市場視為委托人，貨幣市場視為人，這次金融危機的實質，是人背離委托人，手段背離目的，自我膨脹，發生異化。這是典型的工業病，是傳統工業化局限的大暴露。

按照正常情況，實體市場“委托”貨幣市場，通過貨幣形式，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原則應該是：市場所耗費的交易費用，不應超過委托市場自己配置資源時所耗費的交易費用，也就是說，有金融市場，應該比沒有金融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消耗的交易費用少。

現在的實際情況是：貨幣市場，在幫助實體市場配置資源時，發展出越來越復雜的手段(如衍生金融工具)，這些手段開始父生子，子生孫，無限繁衍，到后來背離了目標的初衷，最后“忘記”了自身作為工具的身份，把手段的利益當作了目的的利益，實體市場這個委托人，反而成了華爾街發財致富的手段。不是華爾街為真實世界服務，而成了真實世界為華爾街服務。華爾街的錢，本質上是一種交易費用，當這種交易費用遠遠超過華爾街提供的服務所給真實世界節省的交易費用時，危機爆發了。

所謂的假，就是指異化。就是對于目的來說，手段變假了，變得不真實了，也就是說，不再以真實符合目的作為手段的本份了。

信息是真的，第一層含義是指，從兩房貸款開始，來自真實世界的供求信息一直是客觀存在的，它不以衍生工具的復雜化為轉移。第二層含義是指這種真實世界的信息，又是不透明的，因此真實的信息又是少的。

真實信息少，只是現象。本質是沒有形成真實信息的產業化，特別是沒有形成信息配置資源的統一市場。信息被掌握在了少數利益集團手中。真實信息一旦產業化，將對利益集團不利。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利益集團會以市場自發調節達到均衡為行為目標，但實際是華爾街只不過是一個利益集團。

貨幣市場的競爭者正在出現

中間人無限膨脹，是王業社會不可克眼的局限。僅在中間人內部調控，不能解決中間人體制自身造成的問題。如果考慮到中間人已形成利益集團，要維護既得利益，情況就更是如此。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反映了工業化不能適應全球化信息化條件下資源配置的要求。以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和美國國家利益集團為代表的中間人勢力惡性膨脹，代表了全球性的工業病。

根本性的問題是貨幣市場本身存在合理性受到了挑戰。當前，出現了一種新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用信息直接配置資源的方式，與貨幣配置資源的方式相競爭。

電子商務交易市場，正在發展成為獨立于貨幣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信息市場。在電子商務形成的信息市場中，人們通過信息交換，匹配供求，撮合交易，實現了不通過一般等價物的、直接基于使用價值和具體價值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

我們在實踐中觀察到，許多全球化公司和跨國公司配置資源的時候，首先依靠的，不是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獲得的經常是扭曲過時的價格信號，而是直接利用供應鏈和社會網絡，進行復雜系統條件下一對一的實薊蹺錆頭務的信息匹配。只有需要進行宏觀判斷和長期判斷時，才會優先考慮貨幣市場的信號。一個集團企業的老板，如果在下午3點前，就可以把公司當天所有的資源變化情況、市場變化情況搞清楚，他為什么還要繞彎到華爾街去求證該怎么進行響應市場的決策呢?

我們說，貨幣是假的，信息是真的。如果信息是假的怎么辦?可以援引第一條，“信息是真的”來解決。這是什么意思呢?在用信息配置資源時，任何一條具體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假的。但信息市場作為一個整體，與貨幣市場相比，誰更加真實――更符合真實世界――呢?

當我們說信息是真的時，意思并不是指每一條信息必定是真實的，而是指信息市場作為一個整體，比貨幣市場更加接近真實世界；是指信息的機制。這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說，信息市場比貨幣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貨幣市場要經過一般等價物的迂回，不僅流通速度慢，而且會造成系統性的信號失真；而信息市場在互聯網和數字化條件下，可以進行高速復雜的信息匹配。另一方面是說，信息市場比貨幣市場配置資源的成本更低。因此信息市場在總體上來說，可以比貨幣市場更有效地配置實體資源。

貨幣市場與信息市場在配置資源上的實質區別在于，前者是一般等價的迂回調節，后者是個性化的直接調節，這也反映了兩種虛擬經濟的本質不同。

兩化融合下虛擬經濟的新選擇

第4篇：數字經濟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數字鴻溝特征屬性

一、數字鴻溝概念界定

數字鴻溝一詞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但是，追溯其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相關理論，則是最早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產生的知識溝理論。

數字鴻溝本身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跨學科性。數字鴻溝涉及了傳播學、社會學、經濟學、信息學和政治學等多個學科范疇；（2）動態性。數字鴻溝研究的ICT隨著經濟和技術發展而不斷變化，從傳統的電報、電話到互聯網，從撥號網絡到發達國家的寬帶上網，數字鴻溝的范疇在不斷發生變化；（3）綜合性。人們必須從多個視角來描述數字鴻溝，因為數字鴻溝的水平和發展趨勢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因素之間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為數字鴻溝的研究造成一定的難度。

因此，針對數字鴻溝具有的特征，本文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來界定數字鴻溝的概念。從狹義上來講，所謂的數字鴻溝就是不同主體之間在互聯網為代基于經濟視角的國際數字鴻溝研究表的新興ICT普及和擴散中的不均衡狀態；從廣義上來講，數字鴻溝是ICT在各個國家、地區、行業之間存在的差距的集合體，表現為個人和企業在ICT接入、使用、生產和應用創新上的差距，以及在此基礎上對知識與信息的創造、理解、應用和吸收能力的差距。其中，狹義的概念強調時效性，主要針對目前互聯網這種新興的通信技術在各個主體之間普及和擴散問題，強調數字鴻溝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不均衡，表現為各個主體在信息通信技術擁有數量上的差異，強調“硬”鴻溝；廣義的概念則將數字鴻溝的范疇擴大化，將“數字”泛指信息通信技術，從信息化的廣度來理解數字鴻溝的動態性和綜合性，強調“硬”鴻溝和“軟”鴻溝兩方面的內容。

二、數字鴻溝的屬性

透過現象看本質，在界定了數字鴻溝的概念后，本文歸納數字鴻溝具有如下的基本屬性。

1.技術屬性

不同的技術在各個主體之間的差距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從早期的電報、電話、傳真等基礎技術，到目前國際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ICT，在應用和普及方面的不平衡狀態呈現出不同的變化趨勢。傳統的技術差距隨著技術的成熟和普及而不斷縮小，但是新的技術差距又不斷出現，說明數字鴻溝的研究范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術的不斷創新造成的。就像20世紀80年代強調電話接入的差距一樣，當前的數字鴻溝主要針對互聯網接入，關注不同地區、種族、年齡、收入之間在互聯網接入水平上的差距，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更多地關注互聯網寬帶接入上的差距。

因此說，只要客體目標在變動，技術水平的差距持續存在，數字鴻溝的技術屬性使數字鴻溝同時存在著量變和質變的發展形態。不同的信息通信技術發展和普及都遵循S型增長曲線，其中美國已經基本完成傳統ICT的普及過程，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新興ICT正處在快速增長期。這種技術擴散的變化趨勢對數字鴻溝的廣度和深度都存在很大的影響。

2.社會屬性

數字鴻溝同時表現出社會性。不同年齡、種族、性別和地理位置的個人和群體是否能夠訪問和使用互聯網等信息通信技術，表現出社會的公平性，體現了社會包容和數字民主，數字鴻溝的存在無疑導致部分弱勢群體的邊緣化。ICT的普及和使用已經深深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傳統道德、傳統家庭的看法，決定了人們在數字化時代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著名的美國未來學家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所說的：“計算機不再與計算有關，它將決定我們的生存……。我們經由電腦網絡相連時，民族、國家的許多價值觀將會改變，讓位于大大小小的電子社區的價值觀”。數字鴻溝的存在，無疑將產生傳統價值觀和現代網絡生存觀的并存與沖突。

3.經濟屬性

數字鴻溝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傳統的技術差距在信息經濟時代的延伸，這些差距與信息經濟特征與規律的融合和發展，將對微觀個體的經濟效益提高與國民經濟的總體發展產生作用，從而很大程度上凸顯出它的經濟意義。在2002年世界電信發展報告中，研究者就曾經直接將數字鴻溝等同為經濟鴻溝。

從ICT本身的經濟特征來看，互聯網為代表的ICT具有不同于傳統經濟的規律和特征，表現出網絡外部性、知識溢出以及報酬遞增等特點，對于各國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從經濟視角考慮，消除數字鴻溝的實質就在于如何利用互聯網為主的ICT來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實現商業模式創新，宏觀上促進經濟增長、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經濟的全面進步。數字鴻溝的特殊性正在于將工業化中的物質財富差距延伸到信息化時代中的數字財富差距，又進一步影響到國民經濟總體水平的差距。

4.知識屬性

從狹義概念上看，數字鴻溝表現為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ICT在不同主體中的普及和使用水平的差異。數字鴻溝溯源于知識溝和信息溝理論的基本思想，也就是網絡經濟時代的知識溝現象。信息通信技術只是承載知識的工具，數字鴻溝的存在更多地表現為對知識發現、獲取、理解、吸收和應用上的差距。在新經濟形態中，知識已經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內生變量。發達國家利用其在信息通信技術上的優勢，不斷擴展知識的邊界，導致發展中國家所追趕的始終是不斷變動的目標。因此，數字鴻溝更多地表現為創建知識、理解知識、獲取知識、吸收知識和應用知識等能力上的差距。

綜上所述，數字鴻溝是一種綜合性的現象，從技術層面來看，數字鴻溝是技術鴻溝，信息通信技術本身的特點影響其普及和擴散；從社會層面看，數字鴻溝就是社會鴻溝，是傳統社會分化現象在信息網絡時代的延續；從經濟層面看，數字鴻溝是經濟鴻溝，不僅僅是各主體之間經濟水平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在網絡經濟中的體現，同時也造成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惡化；從知識層面看，數字鴻溝是知識鴻溝，是不同群體在獲取和利用知識的能力上存在的差距。

參考文獻：

[1]盧斯夏諾•弗蘭克：數字帝國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J].與現實，2003,（5）

第5篇：數字經濟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信息內容產業 創意產業 文化

一、信息內容產業的概念

根據國外學者的觀點,信息產業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以數字內容、網絡內容為標志的信息內容產業,它負責提供信息內容,并把內容作為商品。二是以數字通信、網絡通信為代表的信息通信產業,它負責傳輸信息內容,并把傳輸作為商品。經過重新定義的信息產業就是以IT(信息技術)產業為基礎、以IS(信息服務)產業為保障的信息內容(IC)產業。由此可見,信息內容產業已成為信息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8年世界經合組織在專題報告《作為新增長產業的內容》中將其界定為:“由主導生產內容的信息和娛樂業所提供的新型服務產業。包括出版印刷、音樂、電影、廣播和影視傳播等行業。” 國內學者的界定是:信息內容產業是進行信息的生產和營銷的產業,是通過信息的生產、交換、流通和銷售來獲取資本增值和利潤效益的產業。”

澳大利亞將信息內容產業稱為創意性內容產業,其所包含的所謂數字內容與應用需展現信息交流的特色,內容本身需全部或部分具有知識產權,或呈現為數字化的產品。 創意產業則直接針對知識創新帶來的財富創造和經濟增長,它多以分散的狀態存在于各行各業中,強調的是人的創造力對經濟的貢獻,更具有動態的游離性和復合性。除了普遍存在于文化產業中,創意產業也滲透到了其他產業或行業。

歐美等發達國家提及文化產業的并不多,因為它們的創意產業已指代或包含了文化產業。例如,凱夫斯對創意產業給出的定義就是:“創意產業是提供我們寬范地與文化的、藝術的或僅僅是娛樂的價值相聯系的產品和服務。它們包含書刊出版、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錄音制品、電影電視,甚至時尚、玩具和游戲。”在我國,信息內容產業又稱為文化產業或文化創意產業。

二、信息內容產業的文化特征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又是創意經濟的時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積極發展創意經濟。文化是人類獨有的生存方式,創新是文化的本質特征;正因為此,才有了文學創作、藝術創作的概念。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可以提升生活品質,而創造性則是文化的真正精神,更加可以激發人們革新生產方式和經濟理念,甚至革新人類的生存方式和發展理念,從而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更新發展,闖出一條經濟與文化、人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嶄新道路;正因為此,才有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題為《我們創造力的多樣性》的世界文化發展報告。新的世紀,應當是創意世紀;從創意產業的蓬勃發展到創意經濟的乘勢崛起直到創意社會的應運而生,正在為我們的世紀帶來新的文化視野。當代中國應當是創意中國;從中國制作到中國創作,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正在為當代中國帶來新的精神面貌。

1.文化產業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文化產業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集中表現在:推動知識經濟和經濟現代化,提升產業結構水平;推進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和消耗;促進文化產業自身的發展;擴大全球的經濟不平等;影響世界經濟的秩序和格局。

廣義的文化既是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方式,又是改造世界的成果;既表現為有形的物質載體,又表現為精神和內在的心態。文化是人類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取得的物質和精神成果。有的是有形的,有具體的事物作為文化的載體,有的是無形的屬于精神方面的,如科學、藝術、審美觀、道德情操、價值觀念等。物質與精神相互聯系,精神的創造通過具體的事物得以表現。人是社會動物,是指人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中,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塑造人的功效。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發展本國的文化產業,但不同國家文化的先進性是不同的,它們的國際影響和世界市場不同,市場價值的大小也不同,文化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戰略產業,不僅產生財富和就業,而且傳播價值觀、思想和知識。強勢文化和全球市場的結合,將會產生文化產業的世界強國。這些文化產業強國,不僅占領了全球文化市場的大片領域,獲取高額利潤,而且將自己的強勢文化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觀念,影響其他國家的發展,影響世界未來的走向。在21世紀,文化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戰略產業,文化產業的世界強國將影響整個世界,影響人類的生活、知識和觀念。

我國的文化產業是建構在具有中國特色的信息內容產業中文化資源形態之上的,并努力去獲得世界認同和接受。寶貴的傳統文化資源 、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既是我國文化產業的重要資源 ,更是建設中國特色網絡文化的精神底蘊 ,也是民族發展的新型資源形態 。因此 ,文化產業資源形態,首先是滿足本國本民族的精神消費需求 ,這里 ,就有著無限的市場和發展空間。現代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信息內容產業。

2. 軟實力是國家競爭力的保證

從目前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國際競爭力提升看,軟競爭力是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根本所在。我國的硬競爭力表現出很高的水平,如我國的經濟實力一直保持在最強的國際競爭力隊伍之中,最為突出的是增長速度世界最快。但是,在軟競爭力方面,我國卻呈現出弱勢,如市場競爭效率、法制環境、金融效率、企業管理結構和能力、健康與環境基礎、教育基礎和能力等。這些方面直接影響我國整體國際競爭力的水平,影響到競爭力排名。發展信息內容產業可以廣泛傳播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價值觀,增強我國的 “ 軟實力” 。發展中國信息內容產業的過程就是一個傳播中華文化和價值觀的過程,是一個增強中國 “ 軟實力”的過程。

3. 信息內容產業能展示本國文化的認同性

信息內容產業 ,是一個高度依賴文化內容資源的產業 ,它的繁榮與發展是建立在對文化資源的占有和開發的 基礎上。信息內容產業的發展 ,改變著世界文化產業的發展環境 ,將不可避免的加劇歐美強勢文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沖擊 如果不采取發展本土信息 內容產業的政策 ,就不能維護本國文化認同性 ,這實際是一個問題 。因此,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紛紛制定了信息內容產業發展規劃和發展戰 略。因此,我們要借助本土優勢,結合我國的文化藝術特點,聯合文化界人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數字內容產業,即運用數字載體的 特點, 賦予中國傳統文化更豐富的表現力。創新是數字內容產業發展的源動力,要大膽創新,勇于開拓,牢牢把握本土文化市場,逐步實現 “走出去”。信息內容產業以強力的發展支持了新經濟的復蘇 ,為 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應營造著良好的競爭環境。 同樣 ,中國的文化資源不再為中國文化產業所獨有 ,國際化的生產 方式使傳統上對物質資源的爭奪轉變為對文化資源的爭 奪。文化生態是人們生存的文化環境 、文化行為和文化成 果的總和 ,是一個比自然生態更為復雜的系統。信息內容產業重塑文化產業的資源形態重要標志是民族精神的新發展。信息內容產業是由強大的民族傳統文化作后盾的。

4.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區別

其實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到現在沒有很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分清文化產業和創意產業的本質區別。文化產業是指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和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所有產品按大眾需求統一生產,依照資本力量按市場規律自發成長。而創意產業是源于個體創意、技巧和才干,通過知識產權自由生成及利用的產業,具有全球化、多樣化及地方風格。創意是在對文化進行深層挖掘后的升華,對文化修改后形成的一種更加優質的文化,是一種符合時展的文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文化創意產業包含文化產品、文化服務與智能產權三項內容,具有高智能化、高附加值且具有強融合性特征,是經濟、文化、技術等相互融合的產物。

參考文獻:

第6篇：數字經濟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數字化；信息化；測繪技術；聯系；區別

中圖分類號： P2 文獻標識碼： A

測繪工作作為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項前期性和基礎性工作，在礦山測量、濕地測量、水利工程和精準農業等領域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對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地理信息，是國家經濟信息和其他行業專業信息的三維空間信息載體。為了能夠掌握更準確、更全面、更系統的地理信息，使其更好地服務于社會與經濟，對我國測繪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盡管我國測繪技術已經實現了由傳統測繪技術向數字化測繪技術的轉變，可是為了符合我國不斷進步與發展的社會與經濟，測繪技術由數字化向信息化轉變已經成為必然。雖然，信息化測繪體系目前尚未成熟，但是已經顯示出其強大的優越性和生命力。本文就依附于數字化誕生的信息化測繪技術，與數字化測繪技術之間聯系做了詳細的闡述，以證明信息化測繪技術并不是數字化測繪技術的重復，有特獨特的優勢。

一、我國測繪技術發展的歷史

自測繪技術在我國誕生那日直至今天，以改革開放為分割點可分為兩個階段。改革開放前，在計劃經濟市場體制的指導下，我國獨立創立和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傳統測繪體系。改革開放后，為符合我國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在全世界技術革命的推動下，測繪事業開始由傳統體系向現代測繪體系轉變階段。其中，在這段轉變階段，我國的測繪技術發生了兩次根本性的改革浪潮。一是，在計算機技術的推動下，完成了由傳統測繪技術向數字化測繪技術的轉變；二是，在數字化的基礎上，開始向信息化測繪技術新階段過渡。目前，我國正在積極促進信息化測繪技術的發展，以形成比較成熟的信息化測繪體系為目標。從而，使測繪工作能夠為國家各項經濟建設活動和社會發展提供更加豐富的地理信息，做好各項建筑工程的前期準備工作。

二、數字化測繪技術與信息化測繪技術

（一）數字化測繪技術

數字化就是將許多復雜多變的信息轉變為可以度量的數字、數據，再以這些數字、數據建立起適當的數字化模型，把它們轉變為一系列二進制代碼，引入計算機內部，進行統一處理，這就是數字化的基本過程。從數字化的定義可以看出，數字化測繪技術是利用計算機技術，將測繪生產過程中結果數字化的過程，是針對傳統非數字化測繪技術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信息化測繪技術發展的基礎。

（二）信息化測繪技術

信息化是指培養、發展以計算機為主的智能化工具為代表的新生產力，并使之造福于社會的歷史過程。盡管目前我國對信息化測繪技術的定義沒有明確的規定，可是依附于數字化測繪技術誕生的它，除了擁有數字化測繪技術的優勢外也具有其他特征優勢。通過信息化的定義不難看出，信息化測繪體系，已經覆蓋了地理空間信息獲取、處理、管理、服務和應用的全過程，尤其注重對社會和經濟的服務。

三、數字化測繪技術與信息化測繪技術的關系

（一）數字化測繪技術與信息化測繪技術的聯系

信息化測繪技術的發展離不開數字化測繪技術。信息化測繪技術的出現，本是社會經濟信息化的要求，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可是，要使生產力不斷地發展，需要先進的技術支持。數字化正是信息化發展的技術基礎。因此，信息化測繪技術，才會依附于數字化測繪技術誕生和發展起來，數字化測繪技術則是它發展的基礎。

從技術層面來講，其實兩者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信息化測繪體系的技術基礎是計算機數字化技術，這與數字化測繪體系的技術基礎是一樣。只是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人們對實時有效地理信息綜合服務的要求進一步提高。為了能夠滿足人們及經濟發展的要求，需要實現地理空間信息的社會化，才出現了信息化測繪技術。因此，兩者在技術層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數字化測繪技術與信息化測繪技術的區別

1、目標區別——從“生產”到“服務”

數字化測繪體系注重以測繪生產產品為主，將生產結果數字化；信息化測繪體系更加注重在數字化測繪的基礎上，實現地理信息實時服務于社會與經濟。要求測繪體系中的數據采集獲取、數據處理生產和數據應用服務三個特征面向信息化，使地理信息更加具有社會化和網絡化等特性，更好地服務于社會與經濟。

2、信息“狀態”區別——從“靜態”到“動態”

數字化測繪體系對地理信息的獲取和數據庫的建設，只是數字化的過程，不具有實時更新等流動性變化；信息化測繪體系對地理信息的獲取和數據庫的建設，講究的是實時監測動態變化，并進行不斷的更新。因此，由此開始了測繪體系由靜態向動態的轉變。并且，信息化測繪技術將地理信息的實時更新作為最基本的任務。

3、操作運行環境的區別——從“局域”到“廣域”

操作運行環境，即數據傳輸和信息交流的網絡運行環境。

數字化測繪技術測繪生產的數據和信息的運行網絡以局域網為主；信息化測繪技術，由于需要進行實時監測、實時更新地理信息，才能為社會和經濟提供綜合服務。因此其測繪生產的數據和信息，需要依靠國際互聯網，從而實現數據傳輸和信息交流網絡化和社會化。

4、服務對象的區別——“專用”到“公用”

數字化測繪技術，測繪生產的數據和信息所形成的數據庫系統，在一般的情況，只服務于本行業；信息化測繪技術獲取的地理三維空間信息和數據，通過廣域的互聯網渠道將信息傳遞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無論什么人，在什么地點，只要想知道就能夠知道。既滿足了社會的需求，又擴大了服務范圍。

5、信息服務社會化——“封閉”到“開放”

信息化測繪技術的出現，使中國地理空間信息通過廣域的網絡環境，實現了實時監測、實時更新。改變了數字化測繪系統以測繪產品生產為主的體系，逐漸向以社會服務為主的信息化測繪系統轉變。同時，實現了地理空間信息的網絡化和社會化，也使得測繪系統由內部擴展到了其他領域，完成了信息服務于社會的宗旨。

四、測繪技術的發展方向

目前來看，積極發展信息化測繪技術以構建成熟的信息化測繪體系，是當前測繪事業最主要的發展目標。信息化測繪體系的構建，可依據其主要特征和信息化測繪技術發展水平的實際情況，提出具體的基本組成部分或系統分支，再通過真正的工程項目來進行不斷地完善和優化。盡管看起來簡單，但是這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可能需要一代或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五、總結

通過本文對數字化測繪技術與信息化測繪技術之間關系的詳細闡述，使人們了解到兩者在技術層面上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信息化測繪技術在一些方面比數字化測繪技術具有明顯的優勢。信息化測繪技術的出現，既滿足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高需求，也實現了地理空間信息的網絡化、社會化。同時，積極構建成熟的信息化測繪體系，不僅能夠促進測繪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也有利于測繪事業的蓬勃發展。

參考文獻

[1] 馬保軍. 測繪新技術在工程測量中的應用分析[J]. 黑龍江科技信息，2009，（27）

第7篇：數字經濟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Benford法則；統計數據；χ2擬合優度檢驗；準確性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第一大經濟體，我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加強，進出口貿易額不斷攀升。在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的同時，我國統計數據的質量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其中不乏有人對我國統計數據提出質疑，首當其沖的便是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統計數據。作為宏觀經濟統計數據的重中之重，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是指一個國家內的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并提供給社會最終使用的貨物和服務的價值，它綜合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與經濟實力。

統計數據是經濟分析的一個重要基礎，對統計數據的基本要求是：準確性、及時性和完整性。其中，最本質的是準確性，準確性是指統計調查提供的資料應該如實反映客觀事實、真實可靠。本文即基于Benford法則，運用非參數統計方法中的χ2開方擬合優度檢驗，對我國GDP統計數據的準確性進行研究。

一、Benford法則及檢驗方法

1881年，美國天文學家Simon Newcomb在圖書管理查閱對數手冊時，發現前面的頁碼磨損程度比后面的頁碼更加嚴重，由此他推斷出人們處理首位數字小的數據要比首位數字大的數據在頻率上要高。到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研究中心的物理學家Frank Benford再次發現這種現象。為了證明該現象的存在，Benford用了7年時間，收集了20229個數字，包括湖泊的面積、河流的長度、不同城市的人口總量、不同元素的原子質量等等，經過整理分析，得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Benford法則：在大量自然數據中，首位數字（左邊第一位有效數字）d1出現的概率符合對數規律，

其中，Oi和Ei分別指數據的首位或第二位數字出現的實際次數和期望次數。χ2統計量越大，說明統計數據越不符合Benford法則，數據準確性越值得懷疑。

二、數據選取

由于1949年建國以來，我國實行了不同的經濟體制，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于1984年和1993年做出了相應的調整，為了保證數據的一致性和代表性，本文選取了1993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的GDP季度數據作為基礎數據來研究我國GDP統計數據的準確性。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

三、基于Benford法則檢驗GDP統計數據準確性的實證研究

筆者認為，如果我國GDP統計數據是準確的，不存在人為改動，那么數據的首位和第二位數字的分布規律應該和Benford法則的期望分布相符。對于首位數字提出如下檢驗假設：

H0：季度GDP統計數據的首位數字中，各自然數的實際出現次數和Benford法則的期望出現次數沒有顯著差別；

H1：季度GDP統計數據的首位數字中，各自然數的實際出現次數和Benford法則的期望出現次數有顯著差別；

首位數字分布情況見表1。

顯著性水平為0.05，自由度為8的χ2分布臨界值為15.507，大于首位數字的χ2統計值4.846，故不能拒絕原假設。即認為季度GDP統計數據的首位數字分布規律與Benford法則期望分布規律相符合。

對于首位數字提出如下檢驗假設：

H0：季度GDP統計數據的第二位數字中，各自然數的實際出現次數和Benford法則的期望出現次數沒有顯著差別；

H1：季度GDP統計數據的第二位數字中，各自然數的實際出現次數和Benford法則的期望出現次數有顯著差別；

第二位數字分布情況見表2。

顯著性水平為0.05，自由度為9的χ2分布臨界值為16.919，大于第二位數字的χ2統計值1.088，故不能拒絕原假設。即認為季度GDP統計數據的第二位數字分布規律與Benford法則期望分布規律相符合。

四、結論

本文基于Benford法則，運用非參數統計方法中的擬合優度檢驗，對我國1993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的GDP統計數據的準確性進行研究。從實證研究來看，不論是首位數字還是第二位數字，我國GDP數據與Benford法則相符合，準確性較高，存在人為改動的可能性較低。

參考文獻：

[1]向蓉美，楊作廩，王青華編著.國民經濟核算及分析[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3.

第8篇：數字經濟的本質范文

工業時代的到來使得物質生產資料越來越豐富，但是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生態環境的污染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物質資源、自然資源不再用之不盡，而生態環境問題更是給人類接二連三的帶來新挑戰，全球的經濟法發展所依賴的自然物質處于危險之中。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遭到破壞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人類社會以及經濟的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瓶頸時刻，經濟和環境的發展問題引起學者們的關注。1971年，比蒙斯在《會計學月刊》上發表了《控制污染的社會成本轉換研究》；1973年，馬林在《會計學月刊》第2期上發表了《污染的會計問題》；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國家首腦會議通過了保護世界環境的四個綱領性文件；1999年，聯合國討論通過了《環境會計和報告的立場公告》；我國于2001年3月成立了“綠色會計委員會”，同年6月中國會計學會成立了環境會計專業委員會，我國綠色會計研究進入新階段。①

二、綠色會計與經濟法基本原則的關系

（一）綠色會計與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聯系

1、二者目標一致。綠色會計（即環境會計），主要形式是以數字計量表現，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規定，對環境的污染成本、治理恢復成本以及對環境的開發使用、保護所帶來的效益進行數字化記錄，并最終反映在會計報表中，通過會計報告將環境成本――效益進行有形的量化分析。最終達到優化資源利用，減少生態環境的污染，使得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得以緩解，綠色會計作為居間調節工具，追求經濟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平衡。而對于經濟法來說，其本身就是為了解決飛速發展的經濟和環境矛盾而產生的，早期不顧生態環境，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掠奪式發展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現行的經濟法也在隨著不斷出現的新經濟、生態問題進行自我改革、完善，如將可持續發展歸為經濟法基本原則之一，保證達到經濟持續發展和環境、資源循環使用的一種動態平衡狀態。

2、二者服務對象相同。綠色會計很顯然是傳統會計的發展和完善，其本質上還是通過核算、計量等專門的會計核算方法對生產經營活動的記錄、報告，只不過相對于傳統會計而言，其彌補了傳統會計對資源、環境等未納入會計核算體系的不足，將對資源、環境的使用、破壞、保護和收益不反應在會計的成本、收益體系中，單純的忽視自然資源環境的價值、消耗，而進行看似無償的使用，是傳統會計核算的一大缺陷，而綠色會計將環境使用成本、破壞費用等納入會計核算體系，既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亦更好的服務于經濟發展。經濟法的主要原則有協調經濟原則、效率公平原則、利益兼顧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從每一個原則都不難看出經濟法為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協調經濟的長遠、穩定、可持續的發展。將經濟的發展作為經濟法的服務對象是經濟法的使命，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更是經濟法孜孜追求的目標。

（二）綠色會計與經濟法基本原則的區別

雖然綠色會計和經濟法都是為經濟發展、生態環境服務，但二者亦有各自的不足之處，既相互聯系又彼此有區別。綠色會計很顯然其主要是通過專門的會計核算方法對生產經營過程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進行確認、計量、報告、披露，這整個過程是一個化無形為有形，非量化到量化的過程，綠色會計為經濟服務更為具體細致，其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納入到規范經濟行為和考核經濟績效中去，使資源環境和生態環境的使用不再“無償化”，不再僅僅存在于人們的想象當中，而是切切實實的在會計報表中得以反映，使經濟發展的成本效益核算更完整。相較之下，經濟法則完全是另一種景象，其為經濟發展、生態環境服務就相對更概括化、非量化。經濟法更關注于從宏觀角度協調經濟，追求效率公平、利益兼顧以及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其為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為經濟發展指引方向，進行科學指導，但是實行起來就較為空泛，實際實行過程中容易產生流于形式的現象。

三、將綠色會計引入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意義

（一）創新經濟法機制

綠色會計的引入給經濟法的制度創新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切入點，為經濟法服務經濟發展、資源的有效配置、生態環境的改善開辟了新的道路。在經濟發展的起始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以及衰退階段均會不同程度的受到資源利用率低、浪費嚴重的影響，同時生態環境的惡化更是人類發展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而我國目前的經濟法制主要是以法律為依托，以經濟發展為關注點，尋求經濟發展和資源利用、生態環境可持續的平衡，著眼于可持續發展戰略，實行“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的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政策，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只顧追求經濟效益而忽略環境效益的現象，但治標不治本，畢竟環境污染的過程是不可逆的，一旦污染不僅需要耗費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治理，而且治理的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且這種先污染再治理的思維觀念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二）量化環境成本、收益

經濟法主要是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發展，為環境保護提供法律保障，而對于生態環境開發、使用、破壞、治理等成本和相對的收益卻無法具體的用數字量化的表示。本身環境價值的犧牲、環境成本的產生、環境的收益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短期內難以平衡，這就會使得人類為了看得見的經濟利益而盲目發展經濟，對社會、生態環境造成破壞，不利于人類社會的長遠發展。而綠色會計視自然及社會環境為有價值并能計量的經濟資源，把環境效益、環境污染的社會成本以及環境治理效應等作定量測定、分析和公布，將整個社會生產、消費和相應的生態循環都納入會計核算，從而衡量和解釋會計主體的活動給社會帶來的全面影響。②綠色會計引入經濟法基本原則可以促使經濟法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施行從無形轉為有形，將長遠的短期不可見的環境成本、效益分解成各個小段，數字的量化表示更是將環境成本的投入與收益的細微變化通過數字擴大化，更有利于政府、社會發揮監管功能，以彌補開發者、破壞者投機取巧，保護環境流于形式的不足。

四、小結

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人類世界賴以生存的基礎，而由于人類進入工業化之后，盲目的發展經濟，忽視社會和生態環境，造成了目前人類“向未來借債而生活”的局面，為了改變這一局面就要發揮經濟法守護者的作用，通過對經濟法去陳納新，為之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有能力迎接目前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從而促進人類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平衡，達到社會整體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單位：武漢工程大學）

注解：

第9篇：數字經濟的本質范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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