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發展的重要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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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土地利用；協調度；協調發展度
一.引言
協調是指系統內各層次、各子系統之間各種參數的和諧、結構和功能的相融、系統與環境之間物質能流運動的穩態。系統的變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系統內部要素之間的關系也必然是一個不斷調整變化的動態過程。為了動態直觀的反映系統內部之間協調狀況的變化，可以建立由一個或一組函數構成的對系統協調程度進行測算的數量模型也就是協調度模型。
復雜的系統可以解析成由各個限制因子通過各種關系組成的網絡，在早期的研究當中，往往簡單的將系統分為多個層次，層次之間聯系沒有進行必要的量化處理，本文在建立協調度模型時，結合了有效的層次分析方法，將系統的各個層次有機的結合起來，而且將系統中明顯和其他限制因子沒有聯系的因子排除，在研究過程中，簡化系統要素，提高系統研究的效率，并且可以更加緊密地將已有的限制因子充分解析，所以基于協調度的系統研究就具有明顯的優越性。
土地資源優化利用就是為達到一定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目標，依據土地的特性，利用一定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手段，通過各種措施和方式對區域土地利用結構在時空尺度上分層次安排、組合和布局，進行土地資源的合理分配，提高土地利用率，從而保證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城市土地利用評價是基于某一發展時期，城市現存土地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對其土地利用現狀和相應取得的社會、經濟、環境的綜合效益偏離最優狀態的程度所進行的綜合分析和評價。土地作為一種資源，其數量的有限性及其供給的稀缺性與社會需求增長量之問的矛盾日益加劇，因此，城市土地利用評價需要在評價方法上有所創新和突破，打破單一的經濟效益評價視角，而且單一的指標加權方法顯然已不再適用。本文對協調度模型加以修正，引入到城市土地利用評價研究中，以解決城市土地利用評價中土地集約利用的問題。
二.土地利用協調度的模型構建
（一）指標體系建立
城市土地利用是為了使城市土地投入產出比和土地利用率達到最佳。本文借鑒國內外研究成果，分析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結合指標數據的可得性，確立城市土地利用系統的序參量為三類，即：經濟效益參量、社會效益參量和環境效益參量。每一類參量又細分為若干子變量，對應著各項統計指標。經濟效益原則的主要指標是：土地所有權的經濟體現度和城市經濟密度，土地所有權的經濟體現度反映土地配置的經濟效益，該值越大說明土地所有權的經濟收益愈高；城市經濟密度反映城市的經濟總體效益，該值越大說明城市密度愈高，土地利用結構愈合理。社會效益原則的主要指標是：城市人口密度、城市交通便捷度、人均居住面積，這些指標反映人民經濟生活方便狀況和經濟活動的效率。環境效益原則的主要指標是各項用地比重，城市綠化覆蓋率、環境質量達標率，這些指標反映土地利用結構與城市生態環境的關系。
（二） 評價指標的評分模型（ 功效函數） 。
上式中，x0為有序參量實際值；x0為有序參量合理值；ai為系統上限，指標量應達到的目標值；bi為系統下限，在實際中，bi一般用評價年份的前若干年的平均值代替。
（三）綜合協調度評價模型
1.發展度模型
發展度是度量系統或要素發展程度的定量指標。發展度用T表示，其數學模型為：
其中
式中，T為城市土地利用綜合評價指數，為城市經濟效益函數，為城市社會效益函數，為城市環境效益函數，為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在城市土地利用綜合評價體系中的重要性（即權重）。為各指標層指標的功效值，為其指標的權重值。
2.協調度模型
協調度是度量系統或要素間協調狀況的定量指標，可分為發展協調度和對比協調度，前者用于度量一個城市或區域在不同發展階段城市土地利用協調狀況，后者則用于度量同一發展階段或同一時期不同城市或區域城市土地利用的協調狀況。本文只對發展協調度進行分析。協調度用C表示：
式中為調節系數，在本文中，根據研究區域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狀況，為增加協調度的區分度取。
3.靜態協調發展度模型
協調發展是一種強調整體性、綜合性和內在性的發展聚合，它不是單個系統或要素的”增長”，而是多系統或要素在協調這一有益的約束和規定之下的綜合發展。協調發展不允許任一系統或要素使整體或綜合發展受影響。而協調度在某些情況下很難反映出兩要素的整體功能或者綜合效益的大小，因此，可采用協調發展度（或協調發展系數）作為各要素發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標。用公式表示為： 式中C，T的含義同前。
（四）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
權重計算是構建協調度模型需要解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合理地制定指標體系的權重向量對評價結果有重大的影響，因為它們包含有評價客體和決策主體的多種因素，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一般難于形式化。確定各因素權重值的方法有許多種，層次分析法（AHP）、灰色關聯度法等。根據本項目的實際情況和要求，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APH法是把復雜系統分解成各個組成因素，又將這些因素按支配關系組成遞階層次結構。通過每一個層次各元素的兩兩比較，對其相對重要性做出判斷，構造判斷矩陣。通過計算，確定決策方案相對重要性的總排序。
本文經過兩輪咨詢南陽市市國土局、統計局和和高校的10位專家的意見，根據層次分析法的原理，通過對前述10位專家的問卷調查構建層次比較矩陣。相對于城市土地利用的綜合協調度（A層）這個目標來講，其3個子系統發展水平可以構造如表2所示的相對重要性判斷矩陣。然后，將判斷矩陣歸一化處理后得到特征向量ωj，再根據特征向量求出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值。最后根據公式計算判斷矩陣一致性比例，其中，隨機一致性指數=0.0048
經濟效益值指標（B1）、社會效益指標（B2）和環境效益指標（B3）的相對重要性權值分別對應的指標項、各因素項層次單排序的判斷矩陣和計算結果見表3～表5。
表3–表5中的隨機一致性檢驗指標CR值均不超過0.10，判斷矩陣的一致性符合要求，上述判斷矩陣是可行的。
1. 南陽簡介經濟數據
南陽地處北緯32°17'-33°48'，東經110°58'-113°49'，本文以南陽市中心城區（中心城區指北至312國道、南至長江路、西至北京路、東至機場路的閉合區域；各種設施均指該范圍內設施）為例進行實例研究。模型中功效性為“+”和“-”的各個序參量指標的下限值主要參照南陽市中心城區各個時期歷史數據，參照南陽市土地利用的最低要求確定，而上限值則參照2004-2008各年各指標發展速度并結合國家和國際有關標準制定出指標的目標值。
而模型中功效性為“±”的各個序參量指標合理值的確定有兩類依據，其中居住用地比例、廣場道路用地比重等指標主要參考《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GBJ137—90》，而城市人口密度、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等指標主要參考城市規劃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2. 模型計算
根據上述協調度與協調發展度的計算公式，在對河南省南陽市的土地利用評價中，將土地利用中的經濟效益指標、社會效益指標和環境效益指標分別作為該評價體系中的三個要素，計算南陽2004～2008年的土地利用程度綜合協調水平，取調節系數k=3，的值根據表2的計算分別為0.5499，0.2098，0.24，相關指標計算結果如表7所示。
3 結論分析
根據上述協調度發展的結果，分析2004-2008年南陽市土地綜合利用的動態發展趨勢可知：南陽市2004—2008年發展度 土地利用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子系統均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土地綜合利用協調發展度數值在0.38～0.47之間，根據協調發展度與協調等級的對應關系，可知南陽市2004～2008年的土地綜合利用協調程度處于中等狀態。
（1）整體上看，2004-2008年，南陽市土地利用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效益持續發展，社會經濟發展的協調度不斷增強。f（u）從0.35增加到0.49，g（u）從0.14增加到0.23，h（u）從0.19增加到0.24。
（2）2004—2008年，南陽市土地利用經濟效益綜合指數大于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綜合指數，說明南陽市經濟發展迅速，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但是環境保護工作面臨嚴峻挑戰，城市經濟發展超前與城市社會和環境之間的差距有持續擴大的趨勢，城市土地利用的社會環境效益亟待與經濟發展協調同步提高。
（3）城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度在2008年小幅降低。主要是受當年政府出讓土地過多造成城市建設
用地增量較大，使其它指標特別是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等出現較大降幅。
（4）根據協調發展度和城市土地利用的特點，可以建立協調發展度與協調等級以及土地利用水平之間的對應。南陽市2004—2008年，發展度D呈現持續上升趨勢， 土地集約利用協調程度其數值在0.4～0.59之間，根據協調發展度與協調等級的對應關系，可知南陽市2004～2008年的土地利用程度和投入產出水平的協調程度處于初級協調狀態，也即南陽市的土地利用基本處于集約利用的起始階段，其水平也在逐漸提高，并有待進一步的發展。
三.結束語
運用協調度模型進行土地集約利用評價時可以對歷年來的集約利用水平以及各子系統的狀況進行縱向對比分析，很好的掌握集約變化的趨勢和主要的限制性因素。該模型合理的關鍵在于，選取的評價指標能夠真實合理的反映城市土地土地利用程度，根據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概念，選取土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三方面的評價指標，利用層次分析法對各指標賦予權重，其評價結果與協調度模型進行評價結果基本吻合，反映了南陽市當前城市土地利用現狀，說明利用協調度模型對目前城市土地利用狀況進行綜合評價的可信度較高、可操作性強，有利于幫助城市制定有針對性的挖掘城市土地利用潛力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參考文獻：
[1] 楊士弘.城市生態環境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114—117.
[2] 廖重斌.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定量評判及其分類體系——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熱帶地理，1999，19（2）：171—177.
[3] GBJ137—90.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指標[s].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1-03-01.
[4] Tschangho John Kim，Gerrit.The spatial dispers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China；1952—1985[J]. A/iDa.Is ofRegional Science，2001，35（1）：39— 57.
第2篇：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傳統農區；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5）10-254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0.064
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傳統農區作為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特殊區域，其重要性越來越明顯[1]。但是隨著資金、土地、勞動力等各種資源的加速外流，制約傳統農區發展的不利因素越來越多，“誰來種地”、“誰來種糧”、“如何種地”等問題愈發突出[2]。在這樣的背景下，客觀評價傳統農區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水平，找出制約二者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進而縮短與全國整體發展水平的差距，實現區域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就具有現實必要性和緊迫性。基于此，本研究以黃淮平原的黃淮4市（河南省商丘、信陽、駐馬店、周口）為例，定量分析評價傳統農區的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水平，并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1 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水平評價體系
1.1 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的框架
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是一個動態綜合的體系和過程[3]。通過對傳統農區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水平的量化評價，不僅可以有效把握二者協調發展的趨勢過程，而且也有利于發現影響協調發展的各個因素所起的作用，科學合理地選擇促進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措施。因而，如何構建一套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對于二者協調發展的情況進行量化評價和分析，使傳統農區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向著實現協調發展的方向轉變就顯得極為重要。
按照科學性、系統性、代表性的原則，結合傳統農區自身的特點，參考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4-7]，建立傳統農區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指標體系框架如圖1所示。
評價指標體系的目標層是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指標體系，系統層是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和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子系統層包括6個方面：經濟發展城鎮化、社會發展城鎮化、人口城鎮化、農業投入和裝備的現代化、農業產出的現代化、農村經濟的現代化。
城鎮化指標體系中[8，9]，經濟城鎮化反映的是經濟結構演變的非農化過程，用人均GDP和人均工業增加值表示；社會城鎮化反映的是城鎮居民實際生活水平的高低，是城鎮化發展的最終結果，用城鎮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來表示；人口城鎮化表現為城鄉人口空間的分布結構，反映的是城鎮人口所占比重的上升，用城鎮常駐人口比率來表示。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中[10，11]，投入裝備的現代化反映的是農業生產手段和投入的水平，用單位耕地機械數量和有效灌溉面積比重來表示；農業產出的現代化反映的是農業投入產出的效率，考慮到傳統農區的實際特點，用單位耕地糧食產量和人均第一產業增加值來表示；農村經濟的現代化反映的是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升，城鄉發展差距逐步縮小，用農民人均純收入來表示。以上城鎮化指標體系和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均為正向指標。
1.2 指標權重的確定
首先對于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所謂指標的標準化就是將所有的指標都轉換為無單位、取值范圍在0～1之間的方法，這樣就可以對不同的數據直接進行核算。由于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中各個指標的含義、核算方法、量綱不同，因而不能進行直接綜合計算，必須首先對指標進行標準化的處理，去除量綱的影響。由于所選指標均為正向指標，其數值越大越好。正向指標的數據標準化處理過程如下所示：
Rij=1，Vij>Vijmax（Vij-Vimin）/（Vijmax-Vijmin），Vijmax>Vij>Vijmin0，Vij
Rij是標準化指標，Vij是原始指標，Vijmax、Vijmin分別為原始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其次是對于標準化之后的數據采用熵值法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所謂熵值法就是通過指標信息熵對于指標的有效性和價值作出判斷，信息熵越小，指標的權重越大。其計算過程如下：
為了使計算的結果具有一定的層次性，城鎮化子系統與農業現代化子系統協調系數計算公式如下：
C為協調系數，P為調節系數，P≥2，取P=2。協調系數反映了在城鎮化子系統和農業現代化子系統綜合效益或者發展水平一定的條件下，即 l（x）和m（y）之和一定的時候，為了使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復合效益或者發展水平最大，也就是l（x）和m（y）最大，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效益或者發展水平進行組合的數量程度。C取值范圍在0到1之間，最大值1就是最佳協調狀態，最小值0就是最差協調狀態，也就是協調系數越大，系統之間越是協調。
盡管協調系數能夠反映出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彼此相互協調的程度，這對于約束二者的發展行為，促進二者健康、合理、有序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協調系數卻不能反映出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綜合效益的高低、整體發展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說具有相同協調系數的不同地區和同一地區的不同時期，其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水平會出現高低不平。按照協調發展的內涵，將衡量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標定義為協調度，公式為：
式中，D代表協調發展度，C為協調系數；T為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數，？琢和？茁為待定權數，本研究認為二者的重要性相同，所以選擇？琢和？茁都是0.5。一般T的取值范圍是（0，1），這樣可以保證D的取值范圍也是（0，1），便于比較分析。
2 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水平的評價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主要是全國、河南省以及黃淮4市歷年的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個別缺失數據采取線性差值方法進行彌補，數據的時間范圍為2003-2012年共10年的數據，通過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相對水平變動趨勢，評價4個農業大市相對于河南省以及全國來說，其協調發展的水平。
2.1 指標權重的確定
對于指標體系中與價格有關的指標數據，比如人均生產總值、人均工業增加值、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以1990年的價格指數為基數進行價格處理，這樣就可以消除物價因素帶來的影響。然后對于原始數據的每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樣不同單位的指標就可以消除單位帶來的影響，然后計算各個指標的信息熵、冗余度、權重，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城鎮化子系統指標體系中，占比重較大的指標主要體現在經濟城鎮化，這說明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是影響城鎮化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對于城鎮化的綜合水平影響較為顯著。單個指標中權重最大的是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其次是人均工業增加值以及人均GDP。農業現代化子系統指標體系中，占比重較大的體現在農業投入和農業裝備方面，這說明農業現代化的水平更多的受到投入和裝備的影響。單個指標中權重最大的指標都是鄉村人均用電量，其次是鄉村人均農業增加值和鄉村人均肉類產量、單位耕地農業機械總動力。
2.2 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系數、協調度得分
在計算出相應指標的權重之后，根據相應的公式計算出全國、河南省和黃淮4市2003-2012年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系數和協調度相對發展水平的得分，結果如表2～表5所示。
2.3 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相對水平的結果與評價
從上述評價結果可以看出，2003-2012年作為傳統農區的黃淮4市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自身的發展水平提升很快，協調狀況一直在好轉。但是相對于全國和河南省來看，該區域的4個農業大市的發展水平依然相對較低、發展依然相對較慢，尤其是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水平方面，與河南省以及全國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1）從城鎮化相對水平發展走勢圖（圖2）可以看出，黃淮4市城鎮化發展水平始終處于上升的階段。但是與河南省、全國同期水平相比，黃淮4市城鎮化發展的相對速度卻越來越慢，導致差距越來越大。如2012年城鎮化綜合水平最高的商丘市為0.457 1，最低的周口市只有0.341 9，河南省的城鎮化水平為0.772 5，而全國城鎮化的水平為0.993 5，這說明黃淮4市城鎮化發展水平落后的狀況相當明顯。
2）從農業現代化相對水平發展走勢圖（圖3）可以看出，黃淮4市農業現代化水平相對較高，甚至在個別時期與全國水平非常接近。但是整體水平依然落后于河南省、全國的平均水平，尤其是2010年以后，發展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2012年發展水平最高的商丘市農業現代化綜合得分為0.674 4，略高于河南省0.661 8的水平，但是依然低于全國0.735 2的水平。
3）從協調度相對水平發展走勢圖（圖4）可以看出，相對于全國、河南省的發展水平，黃淮4市的協調度雖然在上升，但是差距越來越大。在2012年最高的商丘市才達到0.524 8，最低的周口市僅為0.393 2，這說明相對于河南省與全國的發展水平，黃淮4市的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之間很不協調，同時發展的水平也是處于非常低的階段。
3 傳統農區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對策
由于傳統農區城鎮化總體水平較低，城市反哺農村的能力較弱，因而不能提供足夠多的就業崗位，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就業崗位轉移，結果使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較為緩慢，二者處于低水平協調、甚至不協調的狀態。由此可以看出，傳統農區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二者不協調或者協調性差的關鍵問題在于傳統農區的城鎮化水平發展滯后，不能發揮引領帶動作用，阻礙了農業發展水平的提升。因此，作為一類特殊的區域，傳統農區必須結合自身實際，按照國家的總體規劃和功能區定位，在確保糧食生產能力穩步提高、農產品有效供給、生態環境良好和農民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發展的機遇和有利條件，提升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水平，堅決避免工業的發展造成農區環境的破壞和惡化[12]。
3.1 以農業產業化為主線，夯實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基礎
這需要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健全財政支農惠農政策，加大糧食生產的財政補助[13]；建立糧食生產核心區，通過增加農民種糧收入的方式來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和自覺性；拓展拉長農業產業鏈條，進行產業鏈的縱向和橫向延伸，通過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組織等的發展，實現工農結合、農企結合、產銷結合、促進農業發展的商品化、市場化、產業化。通過土地的適度流轉，推動農業的規?；洜I，提升農業的生產率和競爭力[14]。
3.2 以產業城鎮融化為基礎，推動城鎮化持續快速發展
產業是城鎮化發展的基礎，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過程就是非農產業帶動的過程。對于傳統農區來說，城鎮化發展滯后主要是非農產業發展的滯后，因此只有產業興旺發達了，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城鎮化的發展水平，提升農民的收入水平。以人為本，因地制宜，通過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通過就地發展小城鎮，可以實現農民的就地轉移，提高農民的非農收入，這需要重點發展縣城和中心鎮，提升其公共服務能力，產業積聚能力、人口集中能力。由于傳統農區城鎮化和非農產業滯后，必須合理地引導部分農業勞動力異地城鎮化，尤其是引導轉移人口進入城市群來實現異地的城鎮化。這就要求通過制度的改革，真正地為外來人口解決就業、入學、就醫等問題，使其真正地享受市民化待遇。
3.3 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實現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必須進行體制改革，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根據城鄉人口流動加快的實際，逐步放開城鄉戶籍制度，為農民進城、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掃清障礙；以維護農民的利益為出發點，解決城鄉要素不平等交換的現實，尤其是通過農地制度的改革，實現城鄉土地市場的“同權同利”。通過資源配置的均等化，實現新農村和城鎮化的同步均衡發展，讓農村和城鎮都成為農民安居樂業之地。
參考文獻：
[1] 韓長賦.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努力實現“三化”同步發展[J].農業經濟問題，2011（1）：1-3.
[2] 王發曾.中原經濟區的“三化”協調發展之路[J].人文地理，2012（3）：55-59.
[3] 魏厚凱.走好“雙加速”下的“三化”協調之路[J].經濟經緯，2012（1）：1-2.
[4] 夏春萍.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工業化協調發展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計量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2（5）：18-23.
[5] 伍國勇.基于現代多功能農業的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協調發展研究[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1（7）：54-61.
[6] 吳文倩.農村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關系探析[J].商業時代，2007（17）：42-47.
[7] LIN G. Chinese 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A study of new urbanism in Dongguan[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6（47）：294-306.
[8] 歐向軍，甄 峰，秦永東.區域城市化水平綜合測度及其理想動力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地理研究，2008（9）：24-30.
[9] 宣國富，徐建剛，趙 靜.安徽省區域城市化水平綜合測度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5（6）：47-51.
[10] 辛 嶺，蔣和平.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測算[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10（11）：46-50.
[11] 曾福生，吳雄周，劉 輝.論我國目前城鄉統籌發展的實現形式――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發展[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0（1）：19-23.
[12] 祝洪章.傳統農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分析[J].求是學刊，2010（9）：18-25.
第3篇：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和專家訪談法及邏輯分析法，在對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的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探討了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之間的相互關系，從“教育社會化，社會教育化”的大教育觀、終身體育和全民健身等視角探討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及制約因素，并針對學校體育與社區體育協調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試圖為全民健身的理論和實踐，為實現體育的“教育社會化，社會教育化”，構建終身體育和體育社會化模式提供理論參考。
學校體育在我國已有百年的發展歷史，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教育部門對學校體育的投入亦是逐漸增多，學校體育資源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迅速發展。而社區體育則是剛剛起步，還處于摸索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講，學校體育和社區體育是實現終身體育目標的兩種重要途徑。它們是大眾體育發展的基礎和重要載體，它們之間存在著有機的內在聯系，找出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使之協調發展，對大眾體育的發展和終身體育的實現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和良好的社會效益。因此，探討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協調發展是當前學校體育和社會體育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
一、 學校體育與社區體育互動研究的意義
（1）有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實現。學校體育和社區體育的良性互動發展可以切實而有效地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質，構建比較完善和諧的全民健身體系，它們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全面推進小康社會的重要載體和具體實現途徑，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2）可以有效推動《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實施。學校體育和社區體育都是實施全民健身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體育是實施全民健身計劃的基礎，是我國國民體質和健康整體水平提高的關鍵，社區體育是落實全民健身計劃的基本途徑。
（3）是推動終身體育發展的必然要求。終身體育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體育發展的戰略目標，在貫徹終身體育思想方面，學校體育和社區體育之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學校體育是終身體育的入門期和基礎階段，社區體育是終身體育的發展和延伸。
二、 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的相互關系
（1）概念的界定。學校體育是以身體練習為基本手段，以增強學生體質，促進學生身心全面實踐，培養學生終身體育的意識、興趣、習慣和能力為主要目標的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文化教育活動。社區體育是指在街道辦事處的轄區內，以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物質基礎，以全體社區成員為主要對象，為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增進社區成員的身心健康，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群眾體育。
（2）學校體育對社區體育的作用。①學校體育對社區體育的影響。社區體育是社會體育的組成部分，社區體育的主體是社區內所有成員，包括學校的大、中、小學生。因此，學校體育是我國社區體育的基礎。這種基礎作用，主要表現在：現代社會中，從事社區體育活動的主體都必須經歷學校體育的教育過程。②學校體育能為社區體育開展提供人才資源。當前社區體育缺少專門的體育人才，而學校里擁有大量的專職的體育教師，這些體育教師具有開展體育競賽、組織體育活動的豐富經驗和知識，能解決社區體育專門人才缺乏的問題。 轉貼于
（3）社區體育對學校體育的作用。①學校、家庭、社會一體化。社區體育是學生體育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和學校體育的補充。學生不但要參加校內的各種體育活動，而且要參加校外的體育活動，是社區成員之一。因此，社區體育是學生參加校外體育活動的重要內容。②社區體育加強了學校與社會的聯系，有利于樹立教育社會一體化的觀念，有利于形成學校、家庭、社會共同關心學生身心健康的新格局；社區體育的開展有助于充分發揮學校人才、知識、信息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的格局；學生個體最終要走出校園，成為社區的一分子，良好的社區體育活動對于保持和延伸學校體育有著重要的作用。
三、 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協調發展存在的問題
①社區體育功能的研究中，還停留在從體育本身中分析，而缺少從教育的角度進行深層次的研究和探討，這是社區體育理論研究的缺陷。②在傳統的觀念中，研究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的相互作用時，缺少全局性和系統性的角度。③我國目前社區體育的發展狀況不容樂觀，教育化特征不明顯。社區體育總體發展水平不高，效能低下，與學校體育的發展需要不協調，導致社區體育對學校體育的作用沒有充分體現出來。
四、 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的協調發展的對策
（1）加強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協調發展的理論研究。從可持續性發展的角度來看，事物的發展需要理論的研究作強有力支撐。從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不協調現象來看，理論研究未能結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是比較突出的。就目前而言，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協調發展理論研究比較滯后，特別是社區體育未能審時度勢地意識到自身體系在教育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功能的發揮以及目的的實現。
（2）加強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之間的聯系，促進學校體育的社會化和社區體育的教育化建設。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是體育體系和教育體系下的兩個子系統，由于目前兩者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自為陣，不相往來，沒有實現優勢上互補的現象，所以加強兩者的聯系是協調發展的基礎。
在大教育觀和終身教育的要求下，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的關系必須是一種相互聯系、相互結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即社區體育要與學校體育協調發展。在這個時代，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的協調發展是社會發展對社區和學校在體育事業中的必然要求，是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刻不容緩的任務。而在體育過程中，學校已經不再是教育的全部，社區體育應該是學校體育的拓展和延續。學校體育和社區體育都應該在體育過程中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盡可能地承擔自己的任務。所以，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是互為基礎、相互促進的，社區體育和學校體育的協調發展有利于我國體育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郁建亞.學校體育與社區體育的互補效應[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02(2).
第4篇：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旅游業的發展需要依托自然生態環境，同時對環境具有一定的輸出作用，主要是旅游者在旅游的過程中對環境造成一定的壓力，同時旅游能為一個地方的經濟創收，反補地方的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兩者具有對立統一的關系。如何實現旅游經濟發展與區域生態建設的共贏發展，是近年來旅游學界關注的熱點，是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判斷條件。宋進喜探討了旅游經濟開發對城市環境的影響效應，對西安舉行了實證研究①。崔峰和王輝等分別以上海市、大連市為例探究了旅游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況② ③。龐聞，馬耀峰等以西安市為例對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耦合關系及協調發展進行了研究④。但針對新疆的旅游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鮮有報道，而新疆的地域生態環境獨特，生態承載閾值較低，同時新疆的旅游業發展勢頭強勁，本文針對旅游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協調狀況及演進歷程進行分析，為新疆的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能夠達到協調狀態提供借鑒依據。
一、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一）指標體系的建立
本文根據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各自發展的特點，根據數據的易得性、連續性和指標的可操作性，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標，構建了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二者耦合協調度指標體系（見表1），數據摘自2005—2011年《新疆統計年鑒》。
（二）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及協調發展度評價模型
本文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系數模型，推動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互相作用耦合模型④，即：
，上式中，c 為兩個系統的耦合度，c ∈［0，1］。a為生態環境綜合指標，b為旅游經濟綜合指標。c 值越小，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相關聯系越小，趨向于向無序混亂方向發展，處于不協調狀態； c值越大，系統之間相關聯系越大，趨向于向有序良性方向發展。但是，為了更精確的反應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相關性，本文借鑒相應研究成果進一步提出協調發展度d，進行實證分析，見下式。
， t=ma+mb本文由收集整理
上式中，d為耦合協調度，c是耦合度，t是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綜合發展指數，m和n是待定系數，經討論，我們將m，n均取值為0.5。為了方便判定新疆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程度，本文特引用協調發展度級別及劃分標準如表2⑥。（以t代表旅游經濟系統，e代表生態環境系統）
二、結果分析
由計算可得2005—2010年新疆生態環境與旅游經濟綜合發展指數a、b及耦合協調度d，劃分標準如下：在d值為0.1—0.19時為嚴重失調衰退類；在0.2—0.29時為中度失調衰退類，在0.3—0.39時為輕度失調衰退類，在0.4—0.49時為瀕臨失調衰退類，各分三種情況：①a＞b為t損益型；②a＝b為t和e共損型；③a＜b為e損益型。在d值為0.5—0.59時為勉強協調發展類，在0.6—0.69時為初級協調發展類，在0.7—0.79時中級協調發展類，在0.8—0.89時為良好協調發展類，在0.9—1.0時為優質協調發展類，各分三種情況：①a＞b為t滯后型；②a＝b為t和e同步型；③a＜b為e滯后型。
下文對新疆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現狀及關系的具體分析。
（一）新疆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綜合發展水平
從旅游方面看：從表2可以看出，新疆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旅游經濟評價指數 b由2005年的 0.04上升到 2010年的 0.60，旅游經濟的 5項指標中，都實現了正增長，國際旅游人數由最初的331145人增長到1065261人，年均增長率為36.95% ； 國際旅游收入由 10008.9萬美元增長到36844萬美元； 新疆的旅游社總數由378個上升到462個。旅游經濟發展的總體情況良好，同時旅游業的基礎產業發展也都取得了較大進展。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旅游在2005—2010六年的發展中發生過兩次重大衰退，分別由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2009年新疆的“七五”事件所引發。 說明危機事件對旅游經濟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對其發展有較大的抑制作用。但是， 由于旅游經濟發展的彈性系數較大，旅游經濟的恢復力很強。從2010年旅游經濟評價指數b的快速反彈可以看出，“七五”解決后， 旅游經濟又呈現一個增長勢頭。同時，我們還須清醒的認識到，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旅游資源對經濟來說是把雙刃劍，利用好旅游資源，發展旅游業可以帶動以旅游為時尚引領的新型經濟， 但是， 如果忽視了環境的重要性則會適得其反， 環境的破壞必然會造成相應程度的經濟損失。
從生態環境方面看：新疆生態環境總體呈上升趨勢，環境綜合發展指數a由2005年的0.38增長到2010年的0.59。但是，2006年，2008年，2010年這三年有所下降。這是由于經濟的發展，城市的擴容，能耗的增加，環境治理設施投入的不足，使得我區城區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兩項指標的排放較前一年有所增加。但是政府做出的一些實質性措施明顯的改善了新疆的環境質量。例如：烏魯木齊的“藍天計劃”讓烏魯木齊擁有更多的晴天天數；新疆跨國界河流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在烏魯木齊召開進一步強調了河流保護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新疆環保和交通部門聯手，杜絕公路施工破壞生態能更好的防止人為破壞生態行為的發生；學習貫徹十精神，為做好我區排污費征收工作等環?；顒拥拈_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新疆生態環境與旅游經濟的耦合協調發展評價
由表2可知， 2005—2010年d由中度失調晉升為勉強協調， 同時c的持續上升說明新疆生態環境與旅游經濟之間有密切的耦合互動關系，兩大系統趨向于向良性狀態發展。由于城市旅游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各自發展水平等級的不同， 可將每個耦合協調度類別再分為 3 種類型：a< b， e滯后型；a= b， t與e同步型； a> b，t滯后型。由表2可以看出， 新疆旅游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協調度出現轉變， 大致分為 3個階段：（ 2005—2006年）中度失調衰退類經濟損益型， t滯后；（ 2007—2009 年） 輕度失調衰退類經濟損益型，t滯后；2010年勉強協調發展類環境滯后型，e滯后。說明早期新疆經濟落后對于旅游資源的開發力度不大，相比較而言，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很少。但從2009年開始，新疆旅游經濟收入得到很大提高，旅游業的井噴式發展對新疆脆弱的生態環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壞，導致環境的滯后。
第5篇：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內容摘要:綜觀世界各大城市群發展的經驗,城市群的合作發展離不開法律的建設和支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近年來我國城市群建設的重要性凸顯。本文總結和借鑒了國外先進立法經驗,提出長三角城市群經濟合作發展法制化的構想。
關鍵詞:城市群 經濟合作 法制化
我國城市群經濟合作法制化的必要性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近年來我國城市群建設的重要性凸顯。十七大報告及“十一五”規劃綱要均明確指出:要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2008年國務院先后了《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長三角指導意見》)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以下簡稱《珠三角規劃綱要》),表明欲將上述兩個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建設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國家政策已指明城市群的發展方向,但促進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具體工作涉及社會的各個領域,需要多層面的合作與協調?！堕L三角指導意見》和《珠三角規劃綱要》的文末均指出要完善城市群的合作機制,卻并未提出具體的完善措施。因此,如何完善合作機制,保障城市群經濟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城市群經濟合作的相關制度,實踐中長三角和珠三角雖已形成了自己的合作機制,但均為城市自發“倡導”或稱“聯誼”的磋商模式,這種非正式的合作模式缺乏必要的約束力,往往因城市個體利益導致磋商無果或事后無效,從而損害城市群的整體發展利益,無法達到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高要求。
城市群的建設發展是一個長期復雜過程,需要協調多方利益關系。在我國現今的行政區劃模式中,城市首先是省(直轄市)的組成單位,然后才是城市群中的成員,一種是上下級的行政隸屬關系,一種是平等的合作關系,兩種身份利益產生沖突的情況下必然優先滿足前者。這就阻礙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經濟的自由交流。要實現各方利益的均衡發展,必須建立相對穩定和強有力的合作制度,只有法律的穩定性和強制性才能滿足這一要求,因此須盡快將長三角城市群經濟合作發展政策通過立法上升為國家意志并強制執行。
國外城市群經濟合作法制化的經驗
綜觀世界各大城市群發展的經驗,城市群的合作發展離不開法律的建設和支持。各國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制在立法結構上主要由縱向調控法律制度、橫向合作法律制度和特別區域促進法律制度三部分構成;立法內容主要包括城市群開發建設、合作組織、產業政策、公共服務制度等方面。具體而言,以下幾個方面可供我國借鑒:
其一,世界級城市群所在國家大都制定了區域合作發展方面的基本法。這種基本法又分為兩種立法模式。一是制定綜合的國土開發法,在其中規定城市群合作發展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制度。如日本的《國土綜合開發法》、法國的《領土整治與開發指導法》、英國的《城鄉規劃法》等。二是制定專門的城市群合作發展法,如美國的《示范城市和大都市發展法》、德國的《改善區域經濟結構(共同任務)法》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國土綜合開發法》的基礎上,2003年又實施了一部《構造改革特別區域法》,也是專門的城市群合作發展法,可見兩種立法模式在日本并存。在這些基本法中一般均對城市群合作發展的基本任務、組織、管理進行界定,作為編制城市群建設和發展規劃的依據,并在實施中制定相關的具體法律制度作為保障。
其二,一些世界級城市群所在的國家或地區還制定了某個特定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專門法律。這些特定區域有些是經濟發達的城市群,有些是經濟欠發達的貧困地區。如日本的《首都圈整治法》,英國的《新城法》、《內城法》等。這類法律往往是城市群經濟合作發展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規定了城市群合作發展的各項制度,內容廣泛而具體,是城市群協調發展最直接的法律依據。
其三,很多國家都建立了專門的城市群經濟合作組織。如法國的巴黎城市群建立了“地區整頓委員會”,英國的倫敦城市群則創建了“大倫敦管理局”,北美五大湖區城市群也成立了“五湖聯盟”等。這些機構都是依法設立的專門性獨立機構,就城市群內部的開發建設、產業競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等重大合作問題協調各方利益,確保各方實現共贏,促進城市群整體經濟的發展。
長三角城市群經濟合作法制化構想
首先,完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法律雖然我國已制定《國土管理法》和《城鄉規劃法》等國土開發建設方面的基本法,但在這些法律中沒有體現區域(城市群)協調發展的任務、組織、管理等基本制度,應盡快修改補充。在條件成熟時,制定專門的“區域(或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將更加有利于城市群的發展。
第6篇：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城市資源；基礎設施；評價指標
中圖分類號 F062.9 獻標識碼 A 章編號 1002-2104(2007)04-0149-05
城市是一個由自然環境、經濟社會諸要素構成并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復雜系統，城市可持續發展是以建設生態城市為目標, 通過規劃、監測和調控等手段引導城市生態復合系統向更加協調、平穩、均衡發展的動態過程［1］。而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構成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市的命脈和基礎，它作為經濟社會活動的重要支撐系統和承載體，其承載能力必須與城市經濟社會活動所產生的需求壓力相適應，才能保證城市活動有條不紊地進行和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2］。通過建立評價指標體系來分析城市資源、基礎設施與其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協調性，可以衡量前者是否適應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并能把握彼此的協調發展趨勢，對指導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的開發和建設，增強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經濟社會效益，促進城市可持續、全面、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研究背景
20世紀90年代，國外在基于城市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城市可持續、協調發展評價模型，并應用于實踐中，取得了較大的進展［3］。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CSD)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它建立了“經濟、社會、環境和機構制度四個二級指標，提出了驅動力（Driving force）―狀態(State)―響應(Response)的DSR 概念模型, 并結合《21世紀議程》中的有關章節制定了可持續發展核心指標框架［4］；英國政府于1994年了該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并在明確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目的和功能基礎上, 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整的指標體系［5］ 。另外，世界銀行、國際科學聯合會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都提出了相應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6］。近年來國際上又最新提出了一些直觀的、較易操作的指標體系及其定量評價的計算方法，如可持續性的晴雨表（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7］、真實發展指標指數（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8］等評價模型。
國內對城市可持續、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的研究起步較晚，但也取得了一些進展［3］。如1997 年，海熱提等以烏魯木齊市為例建立的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9］；1999年，黃思銘等按發展度、承載力及環境容量設計了省級、市級、縣級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 并對昆明市的18個具體指標進行了評價［10］；2000 年，凌亢等以城市可持續發展特征分析為理論基礎，采用理論分析、經驗選擇和專家咨詢相結合的方法，建立了城市可持續發展定量評價指標體系［11］；2002年，曹慧運用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以及線性隸屬方法對南京市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程度進行的評價［12］等等。
目前國內外雖然提出了諸多評價模型，但指標體系往往是從整個國家和區域出發，從綜合和整體入手，涉及到的關鍵指標數目很多,面很廣，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CSD) 的指標體系有147個指標［13］；鄧宏海所列的環境質量指標達300個［14］；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指標體系有近1 500項［15］。數目、層次太多限制了評價體系的實用程度，而且不容易區分和清晰地辨別各個重要系統的相互關系和對整個區域或城市發展的貢獻與作用；特別是圍繞城市可持續發展，從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入手，構建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合理地評估和衡量城市資源、基礎設施和經濟社會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的研究還較少見。因此，在當前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基礎上，針對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狀況, 設計出一套指標體系, 定量地評價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關系是很有必要的。
青島是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城市之一。2002-2004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5.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3 000美元；青島以占全國0.11%的土地和0.56%的人口，創造出占全國1.59%的生產總值和1.85%的財政收入，其經濟總量已進入全國大中城市前十位。然而，青島市經濟發展的資源和環境支撐條件還較薄弱，化石燃料和礦產資源貧乏，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3％，可利用建設土地資源稀缺；生態環境狀況不容樂觀，主要污染物已達到控制指標的上限。另外，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滯后發展的狀態。青島和國內大多數城市一樣，面臨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是以土地、能源、水資源等要素資源和基礎設施供給約束所引發的結構性矛盾便是當前乃至較長一段時期內制約全市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2 城市資源、基礎設施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
經分析和參照相關文獻，并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建立了城市資源、基礎設施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三項指標下面又分幾項能夠體現該指標特性的分指標，構成多層次的指標體系(見表1、表2)。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青島市統計年鑒及統計公報，另外一部分取自建設部公布的全國城市統計年報、國家環?？偩窒掳l的“生態城市建設指標”、青島市十五規劃以及廈門、大連、寧波和杭州四個城市的統計年鑒。
3 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
由于整個青島市的城市資源、基礎設施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所涉及的因素范圍廣、數量大，對各個層次上的因素進行相對重要性的比較具有一定的復雜性，為了能科學地確定出各個指標的權重,我們采用了美國學者薩蒂（T. L. Saaty）教授提出的層次分析法(AHP) 來計算各指標的權重。應用該方法, 將專家和決策者的分散意見整理成判斷矩陣, 再利用判斷矩陣的特征向量確定下層指標對上層準指標的貢獻程度, 從而得到基層指標對總體目標或綜合評價目標重要性的排列結果［16］。
各指標權重見表3、表4、表5
4 定量評價
4.1 青島市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
4.2 青島市城市資源、基礎設施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協調關系
城市資源、基礎設施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指在一定的資源約束下，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在不斷建設和發展中所形成的承載能力，在時間和空間上，在數量和質量上，能夠滿足城市經濟社會活動的需要［2］。
本文參照這個標準，對青島市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進行綜合評價：由表6數據可知，2001-2004年期間，青島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呈現持續增長的勢頭，而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則呈現波浪型，除了2002年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的發展超前于經濟社會發展以外，大多數年份都是滯后的。從表7數據可以看出，青島市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和經濟社會各年的協調發展度均大于0.8，并保持增長的態勢；同時，從協調發展趨勢指數來看，衰退和增長型兼有，青島市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協調發展的動態趨勢還不穩定和明朗。
5 結 論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可持續利用的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我們通過構建城市資源、基礎設施與經濟社會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統計和分析了城市資源、基礎設施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發展程度和趨勢。結果顯示，近年來，青島市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保持了穩定增長的態勢，但與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相比，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也存在著滯后發展的狀態，青島市總體上屬于協調發展、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滯后增長型。因此，青島市在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應加大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開發和建設力度，進一步促進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系統的可持續利用和發展，在城市的發展實踐中不斷去彌補和完善該系統，使其真正成為青島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保障，共同支撐青島市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市。我們以青島市為例的研究，同樣適用于其它城市，這對指導城市資源與基礎設施的開發和建設，增強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經濟社會效益，促進城市可持續、全面、協調發展，具有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秦耀辰,張二勛,劉道芳.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系統評價――以開封市為例［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03,(6):1～8. ［Qin Yaochen,Zhang Erxun,Liu Daofang. On the System Assessment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Kaifeng City for Example［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2003,(6):1～8.］
［2］ 申金山，宋建民，關柯.城市基礎設施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定量評價方法與應用［J］.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2000，13（5）:10～12. ［Shen Jinshan,Song Jianmin,Guan K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J］. Urban Environment & Urban Ecology, 2000，13（5）:10～12.］
［3］ 牛海鵬,齊永安,袁占良.城市生態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方法［J］.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 2005,24（2）:292～294.［Niu Haipeng,Qi Yongan,Yuan Zhanlia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and Ways of Urban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5,24（2）:292～294.］
［4］ 葉文虎,仝川.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評述［J］.中國人口? 資源與環境,1997 ,7(3): 83～87. ［Ye Wenhu,Tong Chuan. Reviews on the U.N.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1997,7(3): 83～87.］
［5］ 王朝科. 英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評介［J］.山西統計,1997,(7):41～43.［Wang Chaoke. Reviews on the English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Shanxi Statistics, 1997,(7):41～43.］
［6］ 邱茂慧,暖,蔡霞. 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及綜合評價研究評述［J］.熱帶地理，2002，22（3)：222～225.［Qin Maohui,Chen Zhongnuan,Cai Xia. Review of the Study on Indicator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Tropical Geography, 2002，22（3）：222～225.］
［7］ PrecottAllen. The 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 a method of assessing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societies［A］. Gland, Switzerland and Victoria, BC: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PADATA［C］. Switzerland: IUCN, 1995.
［8］ Clifford Cobb. If the Economy is up, why is America Down［J］.the Atlantic Monthly,1995. 276(4): 65～71.
［9］ 海熱提?涂爾遜,王華東,王立紅,彭應登.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綜合評價［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7,7(2):47～50. ［Hairet Tursun,Wang Huadong,Wang Lihong,Peng Yingdeng.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7,7(2):47～50.］
［10］ 黃思銘.云南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研究［J］.中國軟科學,1999,（2）:93～96. ［Huang Siming. Researches on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Yuannan［J］. China Soft Science, 1999,（2）:93～96.］
［11］ 凌亢,趙旭,姚學峰. 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與方法研究［J］.中國軟科學,1999 , (12):106～110.［Ling Kang,Zhao Xu,Yao Xuefeng. Studies on the Index System and Method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China Soft Science,1999, (12):106～110.］
［12］ 曹慧,胡鋒,李輝信,梁鎮海,王昭昭.南京市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評價研究［J］. 生態學報,2002,22(5):787～792.［Cao Hui,Hu Feng,Li Huixin,Liang Zhenhai,Wang Zhaozhao.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system in Nanjing City［J］. Acta Ecologica Sinica,2002,22(5):787～792.］
［13］ 范柏乃,馬慶國. 國際可持續發展理論綜述［J］.經濟學動態,1998,(8): 65～68.［Fan Bainai,Ma Qinggu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J］. Economics Information, 1998,(8): 65～68.］
［14］ 毛鋒,米紅.可持續發展研究態勢評析［J］.地域研究與開發,1998,17(1):20～25.［Mao Feng ,Mi Hong. A Commentary on the Stud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8,17(1):20～25.］
［15］ 劉傳祥,承繼承,李琦.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1996,6(2):3～7.［Liu Chuanxiang,Cheng Jicheng,Li Qi.Basic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ustain Able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6,6(2):3～7.］
［16］ 羅守貴，曾尊固.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研究述評［J］.人文地理，1999，（12）：54～59.［Luo Shougui,Zeng Zungu. Reviews of Researches on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Human Geography, 1999，（12）：54～59.］
［17］ 廖重斌.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定量評判及其分類體系［J］.熱帶地理,1999，(2):171～177.［Liao Chongbin. Quantitative Judgement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y［J］. Tropical Geography, 1999，(2):171～177.］
［18］李孝坤，韋杰.重慶都市區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演進分析及對策探討［J］.經濟地理，2005，25（3）：387～390. ［Li Xiaokun, Wei Jie. The Evolution Analysis and Probing into Strategy of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Chongqing Ci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05，25（3）：387～390.］
第7篇：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 四化兩型；環境管理會計；三重評價；熵權模糊評價；物元分析
[基金項目] 湖南省科技廳科技計劃項目（2012GK3083），湖南省教育廳科研項目（12C0646），衡陽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3B（Ⅱ）28），衡陽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3B（Ⅱ）30）。
【中圖分類號】 F27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3-001-2
一、緒論
近年來，生態環境狀況正日漸惡化，因而世界各國都積極發展循環經濟，這種宏觀經濟背景對工業企業與區域環境協調發展的模式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針對循環經濟發展的趨勢，省委省政府立足湖南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集中全省人民的智慧，做出了推進“四化兩型”的戰略抉擇。“四化兩型”是指推進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四化兩型”戰略的宏觀背景下，區域發展必須轉變思路，尋求新的發展模式，以綠色經營來適應“四化兩型”戰略的發展模式要求。
工業企業與區域環境的協調發展績效應該是一個系統性的發展概念，是特定區域內各經營主體集聚內外資源，既包括通過提品和服務來獲得競爭優勢的能力，也是區域經濟、社會、科技、環境等綜合發展能力的集中體現。因此，科學合理的工業企業經營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應當包括經濟績效、社會績效、環境績效等三類指標，才能較為全面地反映出特定區域內工業企業與區域環境協調發展的水平和潛力。
據此，本文遵循“四化兩型”的戰略思路，并依據環境管理會計的先進理念，首先從經營績效、設計績效和環境績效三個方面構建出分層次的工業企業經營績效三重評價指標體系；接著引入合理的量化分析工具，最后選擇了衡陽市10家工業企業為樣本，對“四化兩型”視域和環境管理會計理念下衡陽市工業企業經營績效評價模式的應用方式進行了實證研究。
二、工業企業經營績效三重評價指標構建
確定科學的工業企業經營績效三重評價指標，對“四化兩型”視域下的工業企業和區域環境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八幕瘍尚汀币曈蚝铜h境管理會計理念下工業企業經營績效評價指標較為復雜，其構成要素與環境系統以不同形式存在且處于不同維度與層次之上，具體而言可以劃分為如下三個維度的指標群，列示于如下表1中：
（表1）工業企業經營績效三重評價指標體系
三、工業企業經營績效三重評價方法的選擇
為了對工業企業經營績效的實際狀況進行合理的量化分析，本文選取了兩個量化分析工具，其中物元分析用于確定經營工業企業經營績效評價指標的權重，熵權模糊評價方法用于評價工業企業與區域環境的整體區域協調發展狀況。
物元分析方法實施步驟：第一，收集評價專家對同一層次評估因素的兩兩比較值，結合層次分析的原理計算得出它們的特征向量，并將各專家對評估因素值的權重值構造成復合物元矩陣。第二，確定n維物元和節域物元。第三，確定關聯函數物元。第四，確定各專家的效度矩陣，計算第i個專家的效度系數。第五，在得出專家效度的基礎上對原權重復合物元矩陣進行修正。第六，根據修正后的各指標的權重物元Rω的大小得出區域協調發展能力評價指標的重要程度。
熵權模糊評價分析方法實施步驟：第一，首先對評價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第二，將坐標進行平移。指標值經過坐標平移之后變為。式中，K為坐標平移的幅度（k>0）。第三，計算指標的的比重。第四，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第五，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性系數，當差異性系數值越大，則指標在綜合評價中的重要性就越強。
四、實例分析
此處我們選擇了衡陽市的10家工業企業為樣本，評價時間維度為2007-2011年度，運用物元分析方法對所有指標進行處理以得出其權重值；然后根據上述指標體系和權重值，采用熵權模糊評價分析方法評價所選取樣本企業在“四化兩型”視域和環境管理會計理念下的經營績效，也即樣本企業與區域環境的協調發展狀況。本文研究過程中的樣本區域協調發展能力水平如下表2所示：
（表2）2009-2013年度衡陽市10家工業企業經營績效狀況比較
五、結論性述評
本文依據“四化兩型”戰略和環境管理會計理念，從經濟績效指標群、社會績效指標群、環境績效指標群三個維度方面構建了一套系統的、多層次的工業企業經營績效三重評價指標體系；并將這套評價指標體系應用到工業企業與區域環境協調發展的評價中，測定了衡陽市10家工業企業與區域環境協調發展的整體狀況。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在指標的選取上，其數據還需要借助于定性研究和調查研究的方法加以獲得和處理；在熵權模糊評價的過程中，指標權重賦權時難免會受到主觀因素的制約?？傊疚哪壳暗难芯窟€處于嘗試階段，以上提出的種種問題還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蔡吉躍，蔡振.再生資源產業發展的國際經驗與啟示[J].經濟地理，2010，30（12）：2044-2049.
[2]劉霞.基于循環經濟的企業綜合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D].南京：南京工業大學，2005.
[3]黃梅，甘德欣，唐常春等.“兩型社會”背景下長株潭生態工業網絡構建研究[J].經濟地理，2011，31（2）：271-276.
[4]羅黎平.“四化兩型”的科學內涵和理論闡釋[J].企業家天地，2011，（5）：11-12.
[5]吳志軍.生態工業園區產業共生關系分析――以南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例[J].經濟地理，2010，30（7）：1148-1153.
黃賢金.循環經濟：產業模式與政策體系[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6]謝家平，陳榮秋.工業產品綠色設計的三維模糊評價模型[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自科版），2003，（6）：47-50.
第8篇：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如今房地產經濟占我國國民經濟相當大的比重，為了使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國民經濟得到好的調控，就必須處理好市場經濟與房地產經濟之間的關系，接下來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為了發展市場經濟，房地產經濟的重要性。
（一）促進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
2000-2009年，我國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從6279.9元躍升至17175元，年均增達10.9%，大多數年份都保持兩位數的增長。房地產開發投資總額從2000年的4901.7億元快速增長至2009年的36232億元，年均增長率23.08%，房地產投資成為我國國民家庭經濟的重要推動力。
（二）促進社會的進步以及國民收入的增加
2000年-2009年，我國GDP總量從99214.6億元躍升至335352.9億元，年均增達15.99%，房地產開發投資總額從2000年的4901.73億元快速增長至2009年的36232億元，年均增長率28.89%，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重要力量。
（三）迅速拉動市場需求
在面對大范圍的金融危機時，由于貨幣行業和金融業務的持續崩盤，造成市場經濟的劇烈波動，這時穩定的房地產市場就能夠有效的將大批的家庭資金洗盡過來，從而達到緩和和抵御通貨膨脹等危機的目的，穩定了市場經濟的震蕩，進而維護經濟的平穩推進。
（四）有效帶動周邊行業的興起
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帶動了相關行業的興起，如電器、裝修、家具、建材等一系列產業。由于它涉及范圍較廣，像旅游、金融業等第三產業也得到了好的發展。因此，這一系列周邊行業的經濟效益得到極大的增大，促進了市場經濟的活躍。
二、房地產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不相協調的原因分析
（一）房地產價格與價值相背離
近幾年，我國房地產價格一路飆升，按理來說，價格是圍繞價值進行波動的。但房地產價格飆升這一現象，完全偏離了自身的價值，這對市場經濟的秩序是有一定影響的。諸如房地產開發商的不合理占地，以及房地產經濟過快增長而導致的泡沫經濟產生，不但加大了房地產經濟的風險性運行，而且會出現銀行信貸中的資金鏈嚴重斷裂。
（二）政府干預過度
2013年2月20日出臺的“國五條”雖然對炒房投機的現象進行了抑制，但對市場的剛性需求影響不大，雖然使二手房的交易成本提高，但對一手房的影響卻相對較小。雖然政府使用一系列手段對炒房現象進行控制，但并不能影響到一手房的交易。
（三）資源利用缺乏合理性
當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建設中，低碳環保型住宅和智能化住宅十分有限，所以要想更好的發展房地產行業，就必須在房地產行業和建設中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融入環保和節能的思想。
（四）房產泡沫使市場經濟改變巨大
目前，房地產行業的信貸數額，占據各銀行信貸業務較多的比例。因此，一旦發生房產泡沫，勢必會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其他與房地產相關的行業也必定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從而導致市場經濟受到巨大的混亂，對維持經濟穩定發展造成重大的影響。
三、促進房地產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對策
（一）對房地產價格進行調控
為了房地產經濟良好發展，房地產價格因控制得當，政府部門應做好調控，在對市場經濟進行調查研究之后，正確判斷該如何使房地產經濟與市場經濟協調發展，制定出有效的政策。
（二）對房地產經濟加大金融監管力度
為了保障市場經濟與房地產經濟的協調發展，政府部門應加大金融監管力度。在房地產企業的貸款規模、償債能力、開發進程等實行全面深入的監督，調節銀行的資產結構，推動信貸資金向市場經濟發展的朝陽行業流動。
（三）促進房地產經濟的轉型
根據我國目前房地產行業的現狀，各地政府必須要積極進行市場經濟的調控。政府可通過貸款利率調整的方式來對傳統的能源浪費與環境污染現象進行改善，以此來保障房地產行業的長遠發展。
四、結束語
第9篇：協調發展的重要性范文
一、前言
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與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全面成型。隨后眾多發展中國家貨幣金融改革的實踐都深受這一理論的影響。從金融深化理論看，金融體制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相互推動和相互制約的關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體制能夠有效地動員儲蓄資金，并將其引導至生產性投資上，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發展良好的經濟同樣也可通過國民收入的提高和經濟活動主體對金融服務需求的增加來刺激金融業的發展，由此形成金融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而在此過程中，有三個關鍵的動態因素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金融體系規模的擴大，二是金融機構的不斷優化，三是金融市場的秩序逐步健全。通過這三個因素的不斷優化，并不斷加深其與經濟增長的交互作用關系，就會產生金融體系本身的不斷正向演進，同時增強經濟發展動力。按照這一邏輯，后續出現了大量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文獻，主要觀點有如下三個方面：一是“供給導向”型（Levine. etc[1]，Shan. etc[2]，Antal. etc[3]），即金融發展引領經濟增長；二是“需求跟隨”型（Lucas[4]，Horváthová[5]，Greenwood. etc[6]），即實體經濟的增長帶動金融的發展；三是“雙向”因果型（King. etc[7]，Levine[8]，Johnson N. etc[9]），即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互促的。
近年來，國內有關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亦相當活躍，研究大都遵循了上述范式。談儒勇發現我國金融中介體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這意味著金融中介的發展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10]；趙振全等認為我國信貸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比較顯著，而股票市場的作用并不明顯[11]；冉光和等基于我國東西部的省級面板數據，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與誤差糾正模型，對東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長短期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東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差異明顯，因此認為在不同的條件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可能并不穩定[12]；楊誼主張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制度，通過金融體制改革促進金融功能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13]；徐景峰，華桂宏等強調要注重金融結構的優化和平衡，這樣有助于經濟發展的穩定[14-15]。
從已有研究看，雖然多視角、多方法討論二者關系的實證分析已較為普遍，但大都集中于金融主體與經濟增長抑或是金融環境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單獨討論。而如能將這兩類分析置于一個統一的體系中加以綜合研究，從而能夠以一個更為全面的視角審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演化規律，將有可能得出一些更為全面而新穎的結論。
基于此，本文引入“系統耦合”概念，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具有代表意義的山東省的金融主體、金融環境與經濟增長三系統為例展開分析。首先，基于山東省地市級數據，對其金融主體―經濟增長、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協調發展程度以及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對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做出初步的判斷，并進一步解析山東省金融發展作用下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特征；其次，基于半參數可加模型，從線性和非線性兩個方面揭示山東省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和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影響的時序變動規律。
二、研究方法
（一）耦合模型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學術語，是對兩個及以上系統相互依賴于對方的一個量度，可以從“協調”和“發展”兩個層面定義。協調是一個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時點上，兩系統間的相互配合程度；發展是一個時序概念，考察隨著時間的延續，兩系統共同變化的過程，具體表現為系統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演進[16]。耦合則是上述兩方面的綜合，全面考察兩系統在保證自身發展的同時兼顧彼此、協調一致的程度。耦合度的大小標志著系統之間相互協調程度的強弱，具體判斷標準如表1所示[17]。
有關兩系統耦合值的計算方法較為統一，一般的求解過程見公式（1）―（3）[18]。
假設存在兩個交互關聯的系統，各自的發展水平由綜合指數 X、Z 分別標識，則有
式中，為兩系統協調度；為兩個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也稱為發展度，、分別代表兩系統對綜合發展水平的重要性（權重），以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兩系統為例，筆者認為兩個系統同等重要，因此，可設定==1/2；D為兩系統耦合度。
以二元系統耦合解析為基礎，并對其加以改造，可以對三元系統耦合的機理做出新穎的解析。設定系統離差系數為
（二）可加模型
自1990年以來，可加模型（Additive Model）作為一種全新的實證方法在國外被逐步應用于各個領域。其相對于一般非參數模型適用面更廣，即使在因變量的分布不易判定或者不符合正態分布假設的情況下，該模型依然適用[20]。相對于一般的參數線性回歸模型，可加模型可以依據研究問題的具體情況分別設定為參數、半參數以及非參數三類模型。這一模型除可以得出各變量間的線性關系，更為重要的是，還可以描繪出各變量之間在一般情況下難以被捕獲的非線性關系。此外，可加模型還具有一般非參數模型由數據驅動而非模型驅動的優點，從而可以避免一般非參數回歸中當維數過高時容易出現的“維數災難”問題[21]。因此，本文選擇可以描述變量間非線性關系的可加模型?ο喙乇淞恐?間的關系進行擬合。
可加模型最早由Stone[22]提出，在Stone設定的模型中，因變量是由個自變量，，…，的任意函數相加而構成的，數學表達式為
其中，為截距項，為非參數函數，誤差項不僅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2的獨立同分布，且與因變量獨立。為了估計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因此，標準可加模型也可表示為
為了有效解析自變量和因變量間的內在關系，并且與傳統線性模型的結果進行比較，可以在保留非線性信息的基礎上，加入線性部分，構成半參數可加模型
其中，為模型中因變量可由自變量表示的線性部分的回歸參數。其余部分的含義與式（10）相同。
三、指標與數據說明
（一）指標體系
借鑒已有研究成果[23]，以數據可得性為指針，本文設定了指標體系，主要包括約束層與指標層兩類，而指標層又具體涵蓋3級指標（見表2）。
（二）數據說明
本文將研究時序限定為2001―2012年，依據前述指標體系構建了山東省17個地級市12年的面板數據。文中所用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山東省統計年鑒。這一時期恰為我國及山東省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主體、金融環境優化的有效期，因此具有較強的研究意義。對于部分缺失數據，本文統一采用線性擬合法估算得到。
（三）數據標準化處理
由于三系統各指標數據的量級和量綱差異較大，因此實證分析之前需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本文采用組間極值法展開標準化處理。依據指標的正負特征，首先找出各指標數據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爾后依據下式進行核算。
（四）指標權重的確定
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就可確定各三級因子的權重值。為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權法確定各因子的權重。限于篇幅，權重值不再列出。
（五）綜合指數的核算
綜合指數可測算單個系統的整體發展情況，其計算公式為
式（13）中，Xn、Yn、Zn分別為金融主體、金融環境與經濟增長三系統的綜合指數；Wi、Wj、Wk分別為各因子的指標權重；Iin、Ijn、Ikn分別表示各因子的標準化數值。以此為基礎，可進一步計算二元和三元系統的耦合度。
四、實證分析
（一）耦合分析
運用式（1）（2）和（7）（8）分別計算兩系統和三系統的協調度和發展度，然后進一步運用式（3）（9）計算兩系統和三系統的耦合度D，部分年度山東省及省內兩大區域三類系統耦合值見表3①。三類耦合度的變動趨勢見圖1。限于篇幅，協調度和發展度不再列出。
根據表3及圖1可知：
首先，從全省整體看（表3最后一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以及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耦合度由0.23、0.27變動到0.52、0.51，均由中度失調衰退型提升為勉強協調發展型；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耦合度的變動亦出現了完全類似的情況，由中度失調衰退的0.24變動到勉強協調發展的0.52。由此可知各類系統均保持著耦合水平的不斷優化，且各系統耦合度發展水平相近。這說明兩類二元系統與三系統整體上保持了耦合變動的一致性。
其次，從兩大區域看，分別計算兩大區域三類系統耦合度的年度均值（見表3各區域橫向均值），可以發現，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主體―經濟增長二元系統耦合度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3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3，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則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3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0；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二元系統耦合度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7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3，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則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6提高為瀕臨失調衰退的0.49；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耦合度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4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3，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則從中度失調衰退的0.25提高為勉強協調發展的0.50。因此，兩大區域三系統與兩類二元系統耦合度具有相似的變動趨勢與變動層次，且均呈現出穩步上升的態勢，而這一點與全省的整體變動趨勢是完全類似的。
綜上可知，整體上三系統與兩類二系統耦合度水平均呈現為平穩發展態勢，但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性，呈現出半島藍色經濟區高于非半島藍色經濟區。此外還可以初步推斷，三系統的耦合度與兩類二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因此要提高三系統的整體耦合水平，實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高效協調互促，可以從兩類二元系統出發，先促進兩類二元系統的耦合發展，進而借此推動三系統的協調發展水平。
上述結果雖然可以有效揭示金融主體、金融環境以及經濟增長三者之間形成的三類耦合協同共進的過程與演化特征，但無法知曉二元系統耦合對三系統耦合的作用強度，下文將對此做進一步分析。
（二）可加模型分析
1.實證模型假定
借?b有關研究[24-25]，為解析金融主體―經濟增長耦合度（BE）、金融環境―經濟增長耦合度（FE）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耦合度（AE）的影響，本文建立半參數可加模型
其中，是常數項，是自變量的回歸系數，是殘差項。式（14）的右側前兩部分即為常規的線性回歸項，后兩部分是非參數可加項。非參數可加項并沒有明確而先驗的模型形式，但可以擬合二者對因變量的非線性影響。該模型可以通過分析線性部分兩自變量的參數估計值以及非線性部分中兩自變量的函數形狀，全面考察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的影響，進而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協調關系的非線性特征做出分析。同時，為消除變量間存在的時間趨勢，本文在進行回歸時皆采用的是各變量的增長率，但仍分別用BE、FE、AE表示。為實證結果的分析方便，BE和FE分別定義為自變量1和自變量2。
2.共曲線性檢驗
在運用半參數可加模型進行回歸之前，需要對自變量之間的共曲線性（Concurvity）進行檢驗。常用的檢驗方法是，檢驗模型中所關心的某項與懷疑和它有共曲線關系的非參數項擬合值的相關系數R（即決定系數R2）。依據經驗，當R的絕對值大于0.5，即判定系數R2大于0.25時，需關注模型的共曲線性；反之，如果R的絕對值小于0.5，則可近似忽略它們可能存在的共曲線性。對式（14）中兩自變量之間的共曲線性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兩變量之間的擬合相關系數小于0.5，因此可知式（14）滿足可加模型的各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共曲線性的要求，即模型的構建較為合理。
3.模型擬合
（1）線性特征分析
依據式（14），以各地級市數據為基礎，分別對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兩大區域進行線性特征估計，結果見表4。
模型中線性部分的參數是不隨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本文認為該參數即為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長期穩定性影響部分。由表4可知，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兩大區域線性結果基本都在較高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分區域來看，半島藍色經濟區自變量2系數為0.25628，而自變量1的系數為-0.19965。這表明，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具有正向的線性作用，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三系統的協調發展存在負向線性作用；非半島藍色經濟區自變量2系數為0.36457，而自變量1的系數為-0.11037。亦表明，非半島藍色經濟區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也具有正向的線性作用，而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協調發展對三系統的協調發展同樣表現為負向線性作用。
分析其原因，筆者認為，從當前形勢看，我國金融體系中依舊存在諸多問題，對實體經濟有效支撐遠未達到預想的程度，而這些問題在山東省同樣存在。首先，金融資源的配置能力不高，銀行信貸、財政資金以及資本市場三方面資金的轉化效率不高，銀行信貸仍然是企業籌措資金的主要途徑；同時仍有大量的資金沉淀在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并未有效轉化為生產性資金。而國內儲蓄過剩與外資大量涌入并存，也意味著國內金融資源的浪費。其次，金融機構的融資結構明顯扭曲，金融體系風險向銀行集中。我國當前的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嚴重失衡，間接融資比例過高，增加了銀行貸款風險，制約了經濟持續協調健康發展，并蘊藏著潛在的金融風險。再次，我國整體金融體系所具有的國有銀行業一方獨大、銀行傳統業務占據主導的金融發展模式，無法有效地對市場產生足夠的激勵機制，并導致了金融業產出的低效。此外，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現代新興金融模式，提供了遠超傳統金融業生產效率的金融服務，但目前傳統金融業并沒有完全跟進與有效利用這一新興模式，這可能導致未來以銀行為主的中國金融業遭受強烈的沖擊。這些問題無不表現出金融主體運行的低效?？偫▉砜?，山東省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主體的滯后發展，從而拉低了二者協調發展程度，進而影響了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的協調發展。
（2）非線性特征分析
模型中各解釋變量的非線性部分是隨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這恰好表明了由于外部影響、政策因素等對其造成的短期波動和不能用線性部分來說明的長期影響[24]。由表5可知，兩大區域非線性結果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如此，結合上述可知，兩區域自變量1、2對因變量的影響在長期內主要以線性作用為主，短期的非線性波動作用并不明顯。
五、結論
本文運用耦合模型，以山東省17個地級市數據為基礎，實證分析了2001―2012年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并對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非半島藍色經濟區兩大區域協調發展程度差異性做出了解析。以此為基礎，從線性和非線性兩個方面進一步揭示了山東省金融主體―經濟增長和金融環境―經濟增長兩類二元系統的協調發展對金融主體―金融環境―經濟增長三系統協調發展影響的時序變動規律。具體結論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