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發展的意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協調發展的意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推進城鄉一體化，是我鎮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
而可持續地推進我鎮城鄉一體化進程，必須要在正確判斷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形勢的基礎上，堅持典型引路，注重以項目為抓手，整合資源，以點帶面，重點突破，采取科學推進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的思路和對策，確保城市支持農村試點工作取得實效。
一、老鷹山鎮城市支持農村工作的現狀
(一)經濟概況和基礎設施
我鎮地處工礦區，境內有水城鋼鐵（集團）金河公司、觀音山礦業分公司、觀音山水泥公司、白云石礦、六盤水市鑫源公司、六盤水市佳聯鉛鋅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小河水泥廠、濫壩油庫等十多家大中型企事業單位。旗盛、昌興、大器、泰隆等招商引資大型企業落戶轄區。，全鎮財稅總收入完成10308.4萬元,為年任務9376萬元的109.94%，同比增長38.49%。成為全區第一家財政總收入突破億元的鄉鎮。
境內有貴昆鐵路、株六復線橫貫東西，水納公路、貴煙公路交叉穿越境內，村村公路相通。天然林植被保護完好，有天然林退耕林6.02萬畝，森林覆蓋率達44%。全鎮95%以上組通路，70%以上組通自來水，電、電話、廣播電視實現組組通。現我鎮已納入六盤水市第三輪城市規劃修編，六盤水市工業園區、煤化工基地建設規劃，發展前景十分可觀。
（二）干部人才的管理和引進
近年來我鎮在各項工作中不斷將民主的理念融入了執政理念，探索多種選任方式，營造廣納群賢的用人氛圍。采取群眾推薦與個人自薦相結合，考試與考核相結合的辦法推選“村官”，把選擇權交給群眾，真正選出有一定能力和技術，組織滿意，群眾放心的人任村干部。現今，走群眾路線、遇事與群眾商量已成為基本的工作方法。同時越來越多的群眾，也把民主的理念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積極監督領導干部工作，用民主的方法解決矛盾問題已成為主流。
為使各項工作能夠更加有效開展，我鎮積極采用招考、調任、聘用等方法不斷吸納各種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的人才到各鎮直部門和村、居委任職工作或進行專業技術指導。現今已擁有碩士生3名，本科畢業生19名，大專畢業生56名，各種專業技術人員41名，同時已有9名大學生在村掛職，為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推進奠定人才基礎。
（三）各種政策措施的實施和推進
借助國家惠農資金政策的大力支持，我鎮救災救濟工作投入資金12098元，實施農村醫療救助29戶。投入供養金38986元，供養五保戶5名。投入資金138.9萬元，實施156戶危房改造。認真做好優撫對象“三難”工作，發放“三難”補助金75000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投入經費2.6萬元，全鎮4887戶16057人參加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89%。認真開展農村低保工作，發放保障金633戶1438人748655元。通過“兩基”迎“國檢”工作，投入“兩基”掃盲工作經費6萬元開展掃盲工作，掃盲650人。投入2萬元邊遠地區貧困學生補助經費，解決邊遠村組貧困學生午餐困難問題。以創“國優”為契機，投入配套資金40多萬元對計生服務站進行擴建，新購置了醫療設備。加強統計工作的信息化管理，認真落實計劃生育獎勵優惠政策。
二、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一）鎮政府管理手段的局限性
現今我區財政實行的是“鄉財縣管”的政策，鎮一級的財政收入無法進行自行分配，同時轄區內的很多部門都屬于上級直管。這就使鎮政府在應對很多實際問題的時候，缺乏有效管理手段和經濟調節手段。在現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企業是以獲取最高利潤為終極目標，而政府規劃是以科學可持續發展為行政指南，同時群眾利益還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國策。這就使各種大型項目在我鎮建設投產之后，往往會無可避免與政府的總體規劃以及一些民眾的個人利益產生沖突。而在這當中，我們鎮政府是首當其沖站在解決各種矛盾糾紛的第一線，在具體的工作過程中，沒有足夠管理運作的權限，很難對城鄉一體化的推進產生實質的影響。
（二）民眾思想觀念的制約性
我鎮村民因長期受農耕文化的制約，求穩怕亂、小富即安、等靠要思想依然嚴重，缺乏經濟發展必需的積極理念和人文精神。雖然物質生活條件比較原來已經改善了很多，但思想意識和行為習慣卻依然如舊。存在決定意識，同時意識也具有很強大的反作用力。隨著物質環境的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會逐漸發生一些轉變，但是由于思想觀念具有很強的頑固性和傳承性，這個轉變的過程會很漫長，往往會由于思想觀念落后于社會現實而阻礙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三）基礎設施不足
雖然我鎮涉農地區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但在路網質量以及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建設上與城市相比差距仍然較大。如我鎮通往外界的水納公路路面段坑洼眾多，致使車輛難以通行；陸家壩村公路洗煤淤泥堆積，無法滿足大型車輛的通行；仁活洞村的三岔地組尚未通自來水，而近期水井多已
干涸，再加上地處偏僻的山間，村名往往要花費數個小時的時間用塑料壺靠人工背水以供家用，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各種基礎設施的不足，致使村民與外界溝通不暢，政府所掌握的信息難以得到及時準確的更新以及各種政策措施在實際工作落實中消耗大量的社會成本。近年來，黨委政府雖然已經在各種政策的扶持下對基礎設施有了大力的投入和完善，但仍然難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要求，也成為制約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障礙。
（四）貧富差異懸殊導致各種矛盾和隱患
我鎮原本是由傳統的粗放型種植業為主導的典型農業經營方式，但近年來經濟總量保持了全區第一的業績，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近些年來煤炭工業發展以及各大型項目的落戶。高速的經濟發展為我鎮帶來各種效益和優勢的同時，巨大的貧富差異也無可避免的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帶來了諸多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一些人因貧富差距引發心理不平衡，再加上自身條件的局限和就業壓力的增大，往往會采取違法犯罪手段來獲取不義之財，或對政府的各種福利措施以及征地賠償等工作采取無賴的方式來獲取更多利益，迫使我鎮的治安維穩工作面臨巨大的壓力。
（五）農村勞動力轉移困難
隨著經濟結構的升級，相當一部分企業隨著技術水平的改進和資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吸納勞動力數量減少，而農村勞動力由于自身素質、勞動技能、就業觀念等因素的限制，特別是我鎮農村勞動力還對工資要求較高，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廣大涉農地區還缺乏有效的產業支撐，對促進經濟發展和吸收農村勞動力的就地轉移上明顯不足。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障礙,制約著農業產業化發展.
第2篇：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內容摘要：作為經濟落后與生態脆弱的重疊性區域，西部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將面臨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重建的巨大矛盾和沖突。如何推動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推進生態環境重建，是西部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必須解決的兩大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在發展中重建、在重建中發展是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良性互動的必由之路。實踐中，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以人為本，以科學發展為根本、以科技進步為核心、以西部地區協作為關鍵點、以法制建設為保障，全面推進經濟、社會與生態的持續協調發展。
關鍵詞：經濟發展；生態重建；科學發展觀
西部地區既是國土廣袤、資源富集的地區，又是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既是大江大河水源涵養地、流域生態屏障區，又是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生態脆弱區。作為經濟落后與生態脆弱的重疊性區域，西部在一定時期內將面臨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重建的巨大矛盾和沖突。如何推動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推進生態環境重建，是西部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進程中必須解決的兩大富有挑戰性的問題。
一、西部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兩大難題：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
西部開發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加快欠發達地區發展的經濟社會開發，也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可持續開發。五年來，西部大開發取得了階段性的重要進展，但在實施可持續道路上，西部地區仍然面臨著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兩大難題。在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中，必須將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惟有如此，才能實現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1.屬于經濟落后地區，經濟發展壓力大
由于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西部地區發展相對落后，中國絕大多數的貧困人口都生活在西部。實施西部大開發的五年間，西部12個省市區經濟發展速度都超過了自己的歷史最高水平，各省經濟在絕對量上都有所增長，盡管如此，東西部差距仍在繼續擴大，西部地區仍然面臨著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從gdp增長率差距看，1998-2002年4年間，西部與東部的增長率都有很大提高，但西部與東部增長率的差距卻由2.54個百分點擴大到8.39個百分點。從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2002年比1998年增長33%。而同期東部人均gdp卻增長41%。從外貿和吸引外資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后，盡管西部地區實際吸收外資連續4年保持平穩增長，但與1999年相比，2003年西部地區在全國進出口和實際吸收外資中的比重分別下降了0.5個和1.4個百分點。
西部地區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和難點地區，加快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對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促進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都具有重大意義。西部地區惟有加快經濟發展步伐，才能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才能為其他社會事業的發展提供經濟支撐。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將地區差距擴大的幅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并促使其朝不斷縮小的方向轉變，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
2.屬于生態脆弱地區，生態重建責任重
西部地區大多處于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的源頭，是國家生態安全的關鍵地區，既是生態脆弱地區、生態敏感地區、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區，也是國家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建設的重點地區。在西部這樣一個生態環境脆弱區內進行開發，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新的環境破壞，使生態環境更為惡化。從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現狀看，已面臨著一系列的生態破壞及退化問題：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鹽漬化等土地退化現象嚴重；植被稀少、森林草原大面積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西北地區水資源短缺而惡化；生態景觀單一、缺少生態屏障，沙塵暴發生的次數逐年增加、影響范圍逐年擴大等。
日趨惡化的生態環境，是制約西部地區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它不僅大大降低了環境容量，縮小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空間，而且增加了生產成本，限制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同時，西部地區處于我國的江河源區及其上游地區、西北季風的發源地或上風口，對我國其他地區的生態環境有著極大的跨區域性影響。因此，加強西部地區生態重建，不僅是西部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全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在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中，西部地區仍然面臨著生態重建和環境保護的巨大壓力，必須將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作為根本和切入點，努力將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有機的結合起來。
二、“在發展中重建、在重建中發展”是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良性互動的必由之路
發展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科學發展觀體現了人類社會關于發展問題認識的最新成果。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無論是全面、協調還是可持續，都要落腳到發展上，沒有發展，其他一切都談不上。科學發展觀，是要以新的發展思路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只有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我們才能正確處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社會其他各個領域共同發展的關系，處理當前發展與長遠發展的關系，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實現人與自然相互協調發展，實現人與社會相互協調發展，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相互協調發展。
西部地區面臨著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的雙重重任，如何實現二者的協調、有序和共同發展，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對西部地區來說，要解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重建過程中的矛盾，實現二者的協調、有序和共同發展，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可持續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
從科學的發展觀出發，就必須樹立“在發展中重建、在重建中發展”的思想。“在發展中重建”要求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和支撐，通過經濟發展帶動生態環境重建；“在重建中發展”要求以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為切入點，通過生態環境重建促進經濟發展。“在發展中重建、在重建中發展”深刻的把握了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互相制約、互相影響的關系，體現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想，是西部地區真正意義上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堅實根基，也是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良性互動的必由之路。
三、以科學的發展觀促西部地區發展與重建良性互動的對策建議
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良性互動，促進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是一項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實踐中，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以人為本，以科學發展為根本、以科技進步為核心、以西部地區協作為關鍵點、以法制建設為保障，全面推進經濟、社會與生態的持續協調發展。
其一，科學發展是根本
科學發展是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良性互動的根本。科學發展的基本著眼點是要用新的發展思路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可持續發展本質出發，轉變需要以下幾方面的努力：一是從片面強調數量和規模轉到強調質量和效益上來，注重經濟發展的內涵和質量；二是從依賴資源、資金、人力的投入轉向依靠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高的軌道上來，注重發展循環經濟，創建學習型社會；三是由資源高耗型向資源節約型轉變,最大限度實現資源的良性循環和高效利用，注重發展循環經濟，創建資源節約型社會。增長方式轉變體現著新形式下工業化道路和城鎮化道路的重新選擇，增長方式的在轉變將從發展模式、運行機制上為西部地區可持續發展開辟道路。
其二，科技進步是核心
依靠科技進步，是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良性互動的核心內容。西部地區要實現經濟的高效、快速發展，要提高勞動力的素質以及解決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問題都需要依靠科技進步。一方面，依靠科技的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進步解決生態環境保護中碰到的各種問題，如提高植被的成活率，植被恢復的免灌技術，植被恢復中的蟲害、鼠害防治等，以提高生態建設的效果。因此，西部地區要鼓勵科技創新，推動科研成果的轉化，提高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中的科技含量和水平。具體而言：應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形成從基礎研究、發展研究到應用研究的多層次的科研網絡，為大量科技成果的脫穎而出，從組織上、制度上提供保證。同時要重視人才資源開發，重視全體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形成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科技、尊重創造的良好社會環境。
其三，西部地區的協作是關鍵
西部各省區的協作，是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重建良性互動的關鍵環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是西部地區向現代化建設目標推進過程中的兩大基本問題，也是一個各方面都看重和敏感的問題。在戰略開發和產業發展中，必須先解決好這些問題，尤其要處理好不同地區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做到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并進。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歷史上的客觀原因、地方觀念的差異以及行政區劃分的割裂，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和生態重建的協作上還有諸多矛盾。在實踐中，因為利益分割、市場競爭而引發對資源包括礦產資源、水資源和生物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從而造成資源浪費和破壞的例子并不鮮見，不僅導致了資源的浪費，也使得經濟發展缺乏后勁。為此，在未來的發展中，西部各省區要從自身的比較優勢出發，加強分工與協作，擺脫狹小的局部利己意識，特別是不同行政區劃內的毗鄰地區，在資源的共同開發、環境資源的保護利用上要從大局出發，搞好協調、謀求共同發展，以促進西部整體可持續發展。
第3篇：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本質；農村規劃建設；問題；協調發展
一、城鄉一體化的本質
城市化首先就是城市人口的積聚。但城市人口規模并非越大越好，即城市化率也不是越高越好。受土地、飲用水、能源、住宅、交通、垃圾處理、環境等諸多因素的限制，城市有一個人口適度承載量的問題。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75-80%，但他們的農業人口比重只有1一4%，通常低于5%。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在完成“逆城市化”過程之后，通常會有約20%的非農產業人口居住和生活在鄉村。因為城鄉一體化使鄉村、小城鎮的交通、水、電、信息等設施非常完善，加之鄉村的清新空氣和自然風光，吸引了久在城市中面對渾濁空氣、噪聲的大城市居民到鄉村、小城鎮定居。所以，實現城鄉一體化是一個比城市化率更重要的反應城市化質量與水平的指標。
城鄉一體化是一種相對于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狀態。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途徑一般有兩種：一是地域城市化，即一個地區的土地、居住環境、產業設置等要素逐漸向城市靠攏；二是人口城市化，即一個地區居民在公共服務、收入水平、文化素質與思維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居民靠攏。兩種途徑中，人口城市化的最終目標是城鄉一樣化，即城鄉居民在公共服務、收人水平、文化素質等方面實現均等化，而地域城市化的最終目標不是城鄉一樣化，而要實現城鄉差別化協調發展的模式。城鄉差異化協調發展的思路是基于城市和鄉村本身具有不同的發展規律。從生產角度來講，農村農業是以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經營為主；城市工業是以企業為主。從景觀特征來講，農村農業是一種自然的、寬曠的產業；城市工業是一種自動化的、緊湊的產業。從空間關系來講，農村農業是生產的空間、生活的空間和生態的空間三者合一；城市是工業區、居住區、商業區等功能的分區和空間的分離。因此，城鄉協調發展就要承認和利用這些差別的存在。典型的例子是法國和日本，法國及日本的農村人口高度集聚在歷史形成的村落之中，并伴有開闊的原野和田園風光，同時把歷史的積淀和帶有地理標志的優質特色農產品生產等結合在一起。如法國香檳地區的農村都是古色古香的，成為迷人的旅游勝地。日本的情況類似，日本每年有千分之一的人被農村高質量的生活所吸引，回到農村定居。
二、當前我市農村規劃建設存在的問題
1.隨意撤并村莊
我市部分涉農區市縣為了獲取建設土地指標，仿照其他地區促進農村人口轉移、村莊變化的做法，驅使農民向城鎮、中心村集中居住，把村莊村落簡單合并，將農民趕上樓，以為可以節約很多耕地。但是調查發現，部分農民雖已上樓，但還在務農，上樓后農機具、糧食、種子和肥料等沒有地方堆放，只能堆在樓下綠地中。這種違背農民意愿、農民“被動上樓”、耕地“占優補劣”等現象，就會極大損害農民利益。“土地城市化”出現熱潮，更多是反映了土地財政的強大刺激，而不是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的真實需求。
2.隨意對農居進行改造
全域城市化、新型工業化為農業現代化提供環境與技術支撐，都市型農業發展往往伴隨著農村旅游產業的快速發展，而且旅游業是當地農民最大的財富分配機會之一。如果盲目對農居進行改造，忽視了傳統民居的“個性”，在改造過程中一旦被破壞，大量歷史文化遺產就永遠消失了，當地農民就失去了分享這些財富的新機會。
3.顛倒安排村莊整治的時序
比如村里的路還是土的，而農田里卻鋪上了水泥路，這是因為基本農田改造有標準、有補貼，使得水泥路鋪到農田里去了。村民的飲水還很困難，玉米地里卻有了自來水管，因為要推廣噴灌技術。村里的小學校舍屬于危房，活動室卻一個挨一個蓋起來了，因為政府對農村文化事業建設有資金投人。
4.輕視小城鎮建設
在國外生活條件最好的、風景最優美的、多次被列為全球最佳居住環境的地方，一般都是小鎮，而我市恰恰相反，農村集鎮生活條件是比較差的。原因在于城市與小城鎮公共投資嚴重不公平，據統計，目前我市還有極個別的小城鎮無集中供水，30%左右的小城鎮無污水處理設施，小城鎮的人均市政公用設施投人僅為中心城區的20%，這些小城鎮居住環境就很難與中心城區競爭。
三、促進城鄉差異化協調發展的對策措施
1.要尊重與保護自然
自然泛指自然界。大自然是人類的生活場所，人們離不開自然，必須保護自然。鄉村規劃建設應盡可能保留鄉村原有的自然地理形態、生物多樣性。農業和生態用地的保護（特別是基本農田、濕地、水源地、生態用地的保護）應成為鄉村規劃管理的重點，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系統地加以保護和利用。鄉村自然美景、生態敏感區、風景名勝區都是最珍貴的城市和農村共享的大自然財富。
2.要尊重與保護文化
在鄉村規劃建設中要尊重與保護村莊文化遺產，下大氣力保護具有較高文化價值的文物古跡與農居，嚴禁亂拆亂建。注意保留地域文化特征及其自然特征的混合布局，不僅應成為村莊規劃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吸引國內外游客、發展農村旅游業的主要資源。靠近海岸線，要利用海洋文化底蘊深厚的有力條件，大力發展海洋文化旅游。
3.要加快小城鎮建設
小城鎮對于有效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為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提供規范化服務，提高農村地區現代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繼續推進重點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水、電、信息、垃圾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要逐步實現與中心城區均等化。小城鎮要圍繞主導產業發展產業鏈，培育和促進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發展，著力打造一批特色鮮明的工業重鎮、旅游名鎮、商貿強鎮和都市型現代農業大鎮，提升城鎮整體功能和綜合承載力。
4.要走集約發展之路
我國土地單位面積的產出和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如城鎮化水平相當高的深圳，包括居住面積在內的建設用地每平方公里單位產出是4億人民幣，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是14億人民幣，新加坡則是18億人民幣。這從另一個角度也說明，即使不再擴大現有城市的面積，僅通過更加合理地利用存量空間，經濟增長也還有非常巨大的潛力。城鎮面積增長幅度大大超過人口的增長幅度，城鎮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土地資源浪費嚴重。要嚴格控制農村土地的征用，在節約利用土地上下功夫，盤活現有城鎮存量土地資源，提高土地單位面積的產出。
5.要走低碳發展之路
隨著世界工業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劇增、人類欲望的無限上升和生產生活方式的無節制，世界氣候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二氧化碳排放量越來越大，地球臭氧層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機，全球災難性氣候變化屢屢出現，已經嚴重危害到人類的生存環境和健康安全。要盡快推進資源能源的價格改革，使其能合理反映資源能源的稀缺程度。要通過大力發展節能環保新興產業，鼓勵引導農民形成循環利用資源、節約使用能源的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要加快節能建筑發展、推動新能源在農村的普及應用，使我市農村、小城鎮建設盡快走上綠色、低碳的健康發展之路，保護好農村的生態環境。
參考文獻：
[1]趙燕菁. 理論與實踐：城鄉一體化規劃若干問題[J]. 城市規劃，2001，01：23-29.
[2]王改弟，趙繼新. 發展小城鎮與實現城鄉一體化[J].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1， 06：78-82.
[3]洪銀興，陳雯. 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3，04：5-11.
第4篇：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總的來講，中國加工貿易從東南沿海地區開始發展，目前主要集中在廣東、江蘇、上海、山東、福建、浙江等沿海開放省市。以廣東為例， 2003年廣東省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1991.6億美元，占全省進出口貿易的70.2%，占全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的49.2%。其中加工貿易出口1182.4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值的77.3%，占全國加工貿易出口的48.9%。2003年加工貿易出口帶動廣東配套產業實現產值1500億元人民幣以上，全省7萬多家加工貿易企業吸收就業人員1300多萬人。2004年上述六省市加工貿易總額占全國加工貿易總額的86.4%，而加工貿易總額位于后10位的省市自治區占全國加工貿易比重不到6%，區域分布嚴重失衡。
二、內陸地區在加工貿易中的優勢與劣勢
1.內陸地區的優勢
內陸地區的主要優勢表現在土地、廠房、勞動力等要素的成本上。從土地成本看，2005年按照國家國土部門的基準價比較，東部地區的廠房租賃費用平均是中西部地區的1.44倍。根據2002年對我國主要城市經營成本指數的排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寧波、青島等六城市的平均經營成本指數為0.87，而中西部地區南昌、武漢、長沙、昆明、合肥等五城市平均只有0.67，兩者之間的差距有30%，這是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優勢所在。
除此之外，在個別高新技術產業上，中西部還具有一些技術優勢，例如武漢的光電子信息產業和成都、西安的飛機制造業。武漢的“中國光谷”已經建設成為了國內最大的光纖光纜、光電器件生產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術研發基地，最大的激光產業基地。光纖光纜的生產規模居全球第二，國內市場占有率達50%，國際市場占有率達12%；光電器件、激光產品的國內市場占有率達40%，在全球產業分工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成都和西安分別是我國設計、研制和成批生產殲擊機和支線民用客機的重要基地，也雙雙具有生產大型客機零部件的能力。成都研發生產的殲10戰斗機結束了中國不能自主研發生產第三代戰斗機的歷史。
2.內陸地區的劣勢
一是中西部地區產品的物流成本高。物流是整個生產鏈的重要環節，物流成本是加工貿易成本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經過綜合比較，只有加工貿易的產品其交通物流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不足5%時，中西部地區才具有發展這種產品的加工貿易的潛力。
二是硬環境和軟環境建設有待加強。硬環境方面，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還是相對落后，鐵路、公路密度與東部沿海省份相比有較大差距，通訊設施等也有待完善。軟環境方面，內陸不少地區依然存在不按市場規律辦事的現象，破環了當地的招商引資形象。
三是工業技術落后，能耗高。據統計，西部地區企業能源、原材料消耗平均占產品成本的65%，每萬元工業產值綜合能耗比東部發達省市高出40%。企業關鍵生產設備達到國內先進水平的僅15%，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僅3%。
四是人才匱乏。內陸地區人才流失嚴重，大批畢業生不愿回內陸地區工作。沒有良好的人力資源作保障，研發和技術革新就無法進行，內陸地區的產業升級更無從談起。
三、實現加工貿易的地區間轉移和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從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轉移看，中西部地區易發展勞動密集型、運輸成本低廉的產業，貼近內陸市場銷售的產業，就地采購原材料的產業，這是中國內陸地區發展加工貿易的承接點。成功的典范就是臺灣正林瓜子，甘肅民勤縣出產的黑瓜子片大、皮薄、肉厚，并且產量大，正林瓜子索性就將生產基地設在了這里，現在甘肅生產的正林瓜子暢銷海內外，既發展了當地經濟又解決了不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
從培育新業務增長點來看，應該利用中西部地區成都、重慶、武漢、西安等部分重點城市的技術優勢，承接對傳統運輸領域依賴性非常低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外包業務。成飛、西飛為波音客機生產零部件，英特爾在成都設立芯片測試工廠等都是這方面的成功先例。服務業領域諸如金融服務業、設計產業、咨詢業等同樣值得中西部關注。
除此之外，中西部地區還應該充分利用國家出臺的相關扶持政策。例如2007年8月23日起正式實施的商務部、海關總署2007年第44號公告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紡織紗線、布匹、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共計1853個十位商品稅號。東部企業在進行限制類商品加工貿易時，將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資金成本將大大增加；而中西部企業卻可以繼續享受銀行保證金空轉的優惠，取得加工貿易的成本優勢。
參考文獻:
[1]曲 建:促進加工貿易向中西部轉移的思考[J].國際貿易，2006（10）
[2]涂 娟:論西部高新技術加工貿易的發展[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增刊
[3]王 莉:廣東省加工貿易的發展狀況與對策[J].經濟師，2005（7）
[4]隆國強:加工貿易發展問題研究[J].國際貿易，2006（9）
第5篇：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一、京津冀一體化是邯鄲發展難得的契機
長久以來，河北省一直處于為北京做好服務的地位，自身發展嚴重滯后于其他相鄰省份。省委書記周本順強調說，北京是13億中國人民的首都，河北環繞首都，為首都服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我們應該有為首都服務的政治覺悟。京津冀一體化發展，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們就演好什么角色，絕不以河北一地之小私損京津冀三地之大公。根據今年3月26日河北省出臺的《河北省委、省政府關于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意見》，邯鄲被明確定位為“極化在晉冀魯豫接壤地區中心城市地位”。
就邯鄲在京津冀一體化的地理位置來說，我市是首都經濟圈、中原經濟區和山東藍色經濟區的交匯地帶，在資源、資金、市場、技術、人才等要素方面，有較強的差異性和互補性，是承接產業轉移和外部投資的理想之地。多年來，我市致力實施新型工業化，推進農業產業化、新型城鎮化，打造交通立體化，為極化中心城市地位奠定了堅實的設施基礎。目前，邯鄲已經形成鐵路交叉、國道交匯、高速縱橫和空港通航的“四位一體”的立體交通網絡，為參與京津冀一體化區域分工合作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但是我市處于整個京津冀一體化規劃的最南端，看起來處于邊緣地帶，在大北京，環首都經濟圈等提法中處于較遠的位置，雖然在接受京津輻射方面能級較低，但處在中原經濟區中心，邯鄲距離京津最遠，但承接工業企業轉移的半徑比較合理。按照經濟規律和首都的功能定位，100公里半徑以內應該重點轉移服務業，裝備制造等工業企業應轉移到400公里左右，以避免今天轉近了明天還要轉的尷尬。在今年，京津冀一體化已經啟動，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藥碳酸氫鈉項目整體搬遷轉移到河北省邯鄲武安市，注冊成立新興凌云醫藥化工有限公司。這是開展京津冀一體化以來北京首家外遷企業落戶邯鄲。
京津冀一體化對于邯鄲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總體來說機遇大于挑戰。在轉變發展方式過程中，首都經濟圈成為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互動的先行區。河北省“十二五”規劃明確了邯鄲作為冀中南區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并提出把冀南新區建設作為河北省三大重點發展地區之一，為邯鄲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平臺。
首都經濟圈是探索頂層設計的重點地區。此次京津冀一體化的發展戰略，為邯鄲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開放，積極探索轉變政府職能、完善體制機制、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能力和增強經濟活力，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邯鄲是老工業城市，“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伴隨了許多年。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對邯鄲來講，可以承接北京、天津的高新技術企業，迎來一批“高端、高質、高效”的新三高企業，有利于邯鄲的產業升級與優化。
二、京津冀一體化切合邯鄲未來發展方向
邯鄲是老工業基地，產業結構單一，技術含量有限，并且多數為“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三高企業，也為環境保護帶來許多壓力。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對邯鄲來講，可以承接北京、天津的高新技術企業，迎來一批“高端、高質、高效”的新三高企業，有利于邯鄲整體的產業結構升級與優化。比如在京津冀一體化中首家遷出北京的企業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藥碳酸氫鈉項目就整體搬遷轉移到河北省邯鄲武安市，注冊成立新興凌云醫藥化工有限公司。據項目負責人介紹，年產6萬噸的原料藥碳酸氫鈉研發基地、生產基地落戶武安之后，將充分利用當地新興鑄管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氣和余熱循環的發展條件，通過利用新興鑄管排放的廢棄二氧化碳（在北京用原煤生產），可以減少煤炭。項目建成后，將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實現廢氣、廢水、廢渣的零排放。以前，由于河北重化工業占比過大，新興產業基礎薄弱，加上毗鄰的北京和天津基礎更好，不少人對河北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心存疑慮，覺得“易想出點子，難干出樣子”。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改變看法。
從政府部門來講，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誠信意識、依法依規辦事的意識，樹立環境就是發展的意識，進一步克服官本位思想。作為市場主體要誠信經營，依法經營，公平競爭。打造有利于發展的經濟環境，打造優于京津的發展環境，打造適合市場主體生存、發展的環境，使京津的市場主體、周邊的市場主體愿意選擇邯鄲，愿意在邯鄲發展，愿意落戶邯鄲。只要如此，才能營造環境競爭力，用環境增強吸引力，成為高端要素“棲息”的“良木”。在現有資源和環境特點的條件下，注重發揮如行業、環境、地理、人口、文化等方面的現有優勢和特點，相關部門推進信息交流與溝通，加快構建信息平臺，創造融入機會，加大融入交流機會。結合邯鄲的特點，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策略，在做好科學調研的基礎上，對能夠引進的要素、單位、企業等下實功夫創造條件，增強可能性，增強信息交流與聯絡，建立戰略關系。必須加快改革，加快體制機制創新，運用市場機制的開放性特點，放寬視野，著眼高端，從邯鄲和京津冀的實際出發，采取多種方式、多種途徑、多種環節、多種形態靈活多樣的的合作、聯系、引進，通過項目、技術、人才、管理、理念的合作、交流、選擇增強聯系，互利雙贏，互利多贏。
三、京津冀一體化考驗邯鄲對發展機遇的把握
第6篇：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關 鍵 詞:協調發展原則,利益與責任公平原則,市場機制,環境保護
在市場經濟制度的社會,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環境保護問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然而在環境的立法上,主要還是行使國家的職能,加大環境的治理和預防的力度,同時適當的收取與此有關的責任人的相關費用。然而,在市場經濟下,適當的經濟手段也可在此此處使用,讓市場來引導一定的環境保護。
協調發展原則,即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原則,指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統籌規則、同步實施、協調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這一原則,正確的反映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指出了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他們之間的關系。
利益與責任公平原則,即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的原則。1996年8月3日國務院的《關于環境保護的若干問題的決定》對上述的各項都進行了法律意義上的確立。
在市場經濟的社會,環境立法的趨勢似乎不僅僅在行政方面,同時根協調發展原則與利益與責任公平原則,經濟手段的介入環境立法,是環境立法的趨勢。
協調發展原則的貫徹,主要體現在3點,第一,加強環境與發展的綜合決策;第二,把環境保護切實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第三,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前兩方面主要是政府的管理社會公共事務職能的體現,即運用行政權力進行發展策劃。而最后一個方面,除了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環境經濟的政策,進行獎勵、優惠或者征收之外,個人和企業也可以在生產過程中,對環境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有利于其的經濟或技術的措施。如何使得企業個人投入進采取這方面之中呢?這就需要市場機制的引入進行引導。環境立法需要引入市場機制的引導功能,而不是單方的一些獎勵或優惠政策。根據社會的發展,這樣的政策未必起到真正很有效率的作用。
利益與責任公平原則的貫徹,也主要在以下4個方面。第一,建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第二,對超標的排放污染物的單位,加大限期治理的力度;第三,運用經濟手段,促使污染、破壞者積極治理環境污染和生態的破壞;第四,強化環境保護監督管理。這個原則的貫徹和本文的命題有最重大的關系。
于此,我們得出,社會發展兼顧環境的保護是當代環境的要求,同時市場機制是引導發展趨勢的最好的調節器。根據以上兩個原則,對于社會,可持續的發展和資源的利用是這種經濟手段介入的背景。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環境問題主要是一個經濟問題。企業的環境保護活動(如采用防治環境污染的技術等)在很大程度上由企業的經濟利益或利潤所決定,另一個方面,環境退化主要是各種不適當的經濟活動的產物,機制失靈(又譯為制度失靈)是環境資源退化和發展不可持續性的原因。在美國的法學家波斯納創設的法律經濟學中,核心概念是“效益”,即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同樣多的效果或用同樣多的資源消耗取得較大的效果,這里的“資源”包括通常意義上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和法律權利等人為資源。我們這里可以從環境資源的角度理解引入市場機制的基礎。
下面,我將根據這兩個原則以市場機制的引入淺談一下我的理解。
首先,我們現在采取的手段可以分為經濟手段和非經濟手段,非經濟手段主要是政府職能的體現,例如政府的治理和規劃。經濟手段主要是獎勵、懲罰、征收稅務等等手段。
再者,以上談到的經濟手段都是將個人或企業的責任放在征收治理費用的角度上的,或者低效率的防止他們過渡的破壞環境。這樣而來,企業需要減低他們的成本不會在環境的角度。因為無論怎樣,他們對環境的負責是一樣的,不存在一個可以節約成本增加利潤的空間。如果,引進一個量化的交易權的話,就有可能將環境問題與成本掛鉤。例如排污交易權,即排污權交易主要是通過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權利,并允許這種權利像商品那樣買入和賣出來進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設定某區域內的總量調控,對該地域或空間內可容納的最大污染物總量面向企業進行分配,在初始分配后允許企業進行交易排污權,這樣通過市場手段將排污權從治理成本低的企業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業,最終實現社會以最低成本減少排污染物,從而使環境資源得到最有效利用。從這個角度上看,我們還可以借鑒一個環境押金的制度。押金制度是指通過強制性的措施,使消費者在玻璃或塑料等容器(包裝物)上存款或押金,以促進消費者退回或循環使用這些容器或包裝物。一般作法是:在消費者購買飲料等商品的同時,為包裝或裝有這些飲料或商品的容器或包裝物支付一定數額的費用,如果消費者將使用過的這些容器或包裝物退回給原銷售者,則銷售者根據其退回的容器或包裝物的數量,退還消費者預先為這些容器或包裝物所支付的押金。如果消費者不退回其已經付過押金的容器或包裝物,則其所支付的押金將不能退還。這是一種強制性的市場機制。除了這兩種制度之外,還存在生產和治理結合的方法。早段時間,新聞上報道了關于計算機廢物的問題。主要是在現在,計算機的更新很快,同時引起了很大的計算機垃圾的問題。然而這樣專業的垃圾,具有巨大的污染性,也不是一個普通人具有處理這樣的垃圾的能力的。于是,美國的電腦公司引進了一種制度,即在計算機的成本中加上了之后處理的費用,用戶可以將被淘汰的計算機交回購買的公司,公司進行免費的接受和專業的處理。這樣一方面,減少了使用者對電腦垃圾的處理的困難,另一方面,電腦公司減低了其對計算機垃圾存在的污染責任,因為其負責了主要的處理任務,且費用方面已
經加入到成本內,由消費者支付了,其實也就是節省了對環境問題的經濟投入,減低了成本。同時,這樣幫消費者分擔了處理廢物的擔憂,也贏得了消費者的青睞,增加了公司的銷售額度。而在處理廢物的同時,公司因為需要降低成本,不斷地提升其處理廢物的技術和消費以增加利潤減低成本。以上公司的行為,其實在追逐其最高的利潤,但是在客觀上對環境的保護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也是現代社會所最需要的效果。 然后,在征收稅的方面,雖然稅收是我們處理環境問題的最主要經濟來源。但是我們往往在稅收方面很少貫徹利益與責任公平原則。即不同的行業對環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貫徹公平原則,應該根據不同的影響程度來進行不同的征收。很多國家,如美國、歐盟國家都有對環境保護稅收的相關的立法。美國已著手對每噸碳征收6 至30美元的碳稅,并開始征收交通稅,每次行程收稅1~4美元。比利時、德國、英國、丹麥、意大利等國也制定各種生態稅收法,分別針對能源、三廢、產品包裝等征收稅收。
最后,在財政上,我們可以設立更多的輔助制度來引導環境的保護。很多國家有環境保護資金的設立。歐盟國家通常采用的經濟手段包括環境保護稅收、收費、低息貸款、保險手段、環境標志、環保撥款、補助金、押金、加速折舊、排污許可及排污交易等。美國《環境反應、補償和責任法》(1980年)規定設立危險廢物基金和關閉后的責任基金。其中,低息貸款是一個很值得借鑒的方法。例如,一個對重視環境保護的企業,必定在成本上有關于環境方面的投入,因此會提高環境成本,與其追逐利潤的目的相違背。若進行對其的低息貸款制度,在貸款上對其進行幫助。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獎勵的行為,獎勵和鼓勵這種對環境的關注的企業,另一方面,在客觀上,促進了環境保護的進程。設想,進行此種財政上的幫助與對一個不注重環境保護的企業的環境治理所花費的費用相比較,節省了很多費用,符合雙方的行為目的。根據波斯納的經濟法學的理論,法律的作用便是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在此處環境立法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綜上所述,根據協調發展的原則和利益與責任公平原則,客觀上需要在環境立法上引進市場機制的理論,符合現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并根據市場機制與環境保護的特點,我提出了一些國外實踐證明可用的主要經濟的手段來引導社會對環境保護的投入。
總結下來,主要是四項主要的措施:第一是收費和收稅;第二是可交易的許可證;第三是押金制度;
第7篇：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區域協調；經濟；發展。
一、區域協調發展的區域經濟政策。
區域經濟政策是政府調節和控制區域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是區域經濟管理的重要內容。區域政策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優化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區域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區域協調發展，即效率目標和公平目標。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政策就是要解決區域發展的公平問題。
區域經濟政策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應當依據以下幾個條件來判斷：一是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與經濟發展階段之間存在一個倒“U”形相關規律。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區域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到經濟發展的中期階段，差距趨于穩定；到經濟發展的后期階段，差距則趨于縮小。因此，在經濟不發達階段，區域經濟政策應該選擇經濟效率為主要目標，在經濟發達階段，應選擇社會公平為主要目標。二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倘若一個國家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太大，已構成經濟近一步發展的障礙，甚至有觸發經濟、社會、政治危機的可能，區域經濟政策就應選擇社會公平為主要目標；反之則應把效率目標放在重要地位。三是社會資金積累能力和政府可用于開發的財力。因為公平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可運用的財力、物力。區域經濟政策目標選擇效率導向型還是公平導向型，必須依具體情況而定。
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開始的。由于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實行不均衡的經濟發展方式，國家的經濟重心主要放在了東部沿海地區，這對于我國當時的國情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集中財力、物力發展經濟，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東西部的矛盾愈來愈明顯，已經開始成為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了，這時就要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西部大開發應運而生。國家在西部大開發期間給予西部最主要的就是政策扶持，政策帶來了地區發展巨大的優惠優勢，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向西部加大投入力度和財政轉移支付，通過產業政策向西部地區優先投產許多的建設項目，通過投融資政策不斷改變西部投資軟環境和提供優惠信貸等等。政策措施帶來了西部地區經濟的增長，同時更重要的是協調了東西部發展的差距，有利于我國整體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和諧共處、人民的安居樂業。
轉貼于
二、西部大開發中的主要政策分析。
資金是地方發展的血液，國家為了解決地方財力不足的問題，制定了一系列的財政政策來解決西部大開發過程中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如提高中央財政性建設資金用于西部地區的比例。國家政策性銀行貸款、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優惠貸款，在按貸款原則投放的條件下，盡可能多安排西部地區的項目。
另外在解決由于長期地方財政枯竭造成的社會生活發展遲滯的問題上，國家采取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的方式來解決，如隨著中央財力的增加，逐步加大中央對西部地區一般性轉移支付的規模。在農業、社會保障、教育、科技、衛生、計劃生育、文化、環保等專項補助資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區傾斜。中央財政扶貧資金的安排，重點用于西部貧困地區。對國家批準實施的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糧食、種苗補助資金及現金補助，主要由中央財政支付。對因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等工程而受影響的地方財政收入，由中央財政適當給予補助。
產業政策是地方經濟建設方向性的重要指導性方針，主要目的和方法是針對不同區域功能的區域設置不同的產業發展方向，優先發展優勢產業，鼓勵發展潛力產業，限制發展落后產業，禁止發展淘汰產業。對于西部大開發首要解決的產業問題是基礎設施的落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和產業發展的不規范，因此國家在西部地區優先安排建設項目。包括：水利、公路、鐵路、機場、管道、電信等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特色農業發展，水電、優質煤炭、石油、天然氣、銅、鋁、鉀、磷等優勢能源、礦產資源開發和利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特色旅游業發展，特色高新技術及軍轉民技術產業化。加強西部地區建設項目法人責任制、項目資本金制、工程招投標制、工程質量監督管理制、項目環境監督管理制等制度的建設和建設項目的前期工作。
國家除了要利用好宏觀調控的職能外，還要積極使用市場這把利刃來推進西部大開發的進程，因此國家制定了相關的投融資政策鼓勵企業在西部加大投資力度，用金融信貸的優惠措施吸引企業提高在西部投資的比重。
首先是大力改善投資的軟環境。深化西部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搞好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加大對西部地區國有企業減負脫困、改組改造的支持力度。加強西部地區商品和要素市場的培育和建設。積極引導西部地區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凡對外商開放的投資領域，原則上允許國內各種所有制企業進入。加快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和中小企業服務機構。除國家重大項目和有特殊規定的項目以外，凡是企業用自有資金或利用銀行貸款投資于國家鼓勵和允許類產業的項目，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合并一道按規定程序報批，初步設計、開工報告不再報政府審批，相應簡化外商投資項目審批程序。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減少審批事項，簡化辦事程序，強化服務意識，消除行政壟斷、地區封鎖和保護，加強依法行政，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加強環境保護，防止盲目重復建設，依法關閉產品質量低劣、浪費資源、污染嚴重、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廠礦企業。
另外加大金融信貸支持。銀行根據商業信貸自主原則，加大對西部地區基礎產業建設的信貸投入，重點支持鐵路、主干線公路、電力、石油、天然氣等大中型能源項目建設。加快國債配套貸款項目的評估審貸，根據建設進度保證貸款及早到位。對投資大、建設期長的基礎設施項目，根據項目建設周期和還貸能力，適當延長貸款期限。
參考文獻
[1]杜肯堂。區域經濟管理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
第8篇：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城市-工業體系；農村金融深化；農村金融抑制
中圖分類號：F832.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3）03-0021-007
一、引 言
自計劃經濟時期以來，國家對農村金融體系的安排顯著地受到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農村金融機構基本上扮演了動員農村儲蓄并為城市工業戰略輸送資金的角色。改革以后，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并未完全脫離早期經濟發展戰略的固有邏輯。同時，在分權框架下，經濟增長的壓力被分解到各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績效，不約而同地采取加快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城鎮化）的方法。在資金短缺時期，這依舊需要借助于金融體系。然而與改革前由中央政府控制金融體系的情況不同，由于1984年的投融資體制改革，地方政府開始積極干預地方金融。金融機構原先秉承的主要追求社會收益的經營方式，也迅速且明顯地商業化了。中央、地方和金融機構三種利益也在改革過程中相互沖突、相互協調（張杰，1996）。激勵的改變對農村金融深化產生了諸多方面的不利影響。[1]
首先，政府積極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資，這在短期內僅憑工業部門和城市內部的資金積累無法滿足。為了彌補資金缺口，一是以吸引外商投資的方式擴大投資渠道，二是從農村汲取資金。章奇和黃季焜（2004）指出，按照可比價格計算，1978—2000年，經各種渠道流出農村的資金達2.84萬億元，其中通過金融體系流出的資金占農村外流資金總額的40.4%，是農村資金外流的最主要渠道。從90年代中期到2000年，農村資金外流速度加快，1994—2000年，通過金融體系流出的農村資金占同期農村外流資金總額的49%，占到1978—2000年間通過金融體系農村外流資金總額的79%。蔡昉等（2008）估算，從90年代中期開始，通過價格機制轉移的農村資金量大幅縮減。但是從1994至2006年，通過金融體系（農信社、農業銀行、農村郵政儲蓄）外流的農村資金從2910.8億元上升到31483.9億元。而從90年代開始到2006年，累計資金凈流出量超過15萬億元。[2]
其次，日益商業化的經營目標驅使農村金融機構主動地將資金配置到收益更高的城市部門。城市工業和商業的資金收益率相對于農業部門較高，帶動了農村金融機構的非農化經營傾向。周立、周向陽（2009）認為，從1996年開始，我國出現總體上的資金過剩局面，人民幣存款開始大于貸款，金融體系內部的流動性不斷積累，但是城市的流動性過剩和農村的流動性嚴重不足共存，流動性過剩局面極不平衡。
我國農村資金的外流現象具有深刻的經濟發展階段特征。但是，過去30多年間，通過金融體系的、持續且有不斷加大趨勢的農村資金外流卻也是非正常的。尤其是，自1996年大力開展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以來，為什么農村資金外流依舊嚴重，農村金融抑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本文擬從改革以來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發展中尋找解答。
二、城市-工業體系非協調發展的成因與
農村金融抑制
學術界對工業化、城市化的非效率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而對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發展及其影響論及不深。通過觀察工業化和城市化非效率性的聯系，本文指出工業化和城市化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并解釋城市-工業體系非協調發展阻礙農村金融深化的傳導機制。[3]
對工業效率的討論主要圍繞所有制類型展開。林毅夫和劉明興（2004）指出改革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農村工業化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他們認為中國農村工業化的成功源自鄉鎮企業在發展中遵循了農村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城市（國有）工業由于承擔了政府的趕超戰略目標和社會政策負擔，效率提升空間受到限制。利用1995年工業普查數據，劉小玄（2000）發現，在所有制變量上，國有企業效率最低；在隸屬等級變量上，隸屬等級較低的非國有企業效率超過等級較高的國有企業，并導致后者喪失規模優勢（效率）。姚洋和章奇（2001）發現在技術效率上，非國有企業也比國有企業更高。[4]
盡管從90年代后期開始的對城市國有企業的大舉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扭轉國有企業低效率的難度相當大。利用1998—2003年全國工業企業的大樣本面板數據，白重恩等（2006）認為，改制后的國有企業在提高生產效率、節約生產成本方面仍需要努力。劉瑞明和石磊（2010）利用1985—2004年的省級面板數據提供了以下證據：國有企業具有雙重效率損失，不僅城市（國有）工業本身效率較低，還拖累了整體工業效率。進一步，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尤其值得關注，軟約束既是國有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又是銀行體系巨額不良資產積累的原因。除了從所有制角度分析，對工業企業高投入高消耗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唐玲和楊正林（2009）以工業行業作為觀測單位，利用1998—2007年的數據實證發現，我國的工業能源效率總體水平偏低，那些開放程度低、壟斷程度高的行業能源效率水平相對更低。[5]
以上討論均表明，我國工業化效率在提升，但仍未進入高效率區段，這在城市（國有）工業部門中尤為顯著。那么工業化過程的非效率是否影響到城市化過程？如果城市化本身也是非效率的，則這兩個過程必然是非協調的。依據發達國家經驗，城市化進程與一國的產業結構變遷密切相關。在工業化起步和發展階段，城市化和工業化亦步亦趨、相互促進。由于工業生產過程與資本使用方式密切相關，當工業化進入成熟期后，工業部門提供就業崗位，特別是低技能崗位的能力逐漸飽和，城市化進程此時轉而與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步起來。于是，在工業化開始后的較長時期里，城市化應與工業化同步協調發展，伴隨工業化過程，工業人口逐步增加，農業人口逐漸減少。
然而，我國的情況卻非如此。從時間緯度來觀察，伍曉鷹（1986）認為從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只有“城市發展”意義上的、沒有“人口城市化”意義上的城市化，主要表現為這一階段的城市化是在城鄉二元分割條件下進行的，以人為地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動為前提；城市發展以擴大市鎮建制、有計劃的農轉非和依托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來實現。為了工業發展而犧牲農業利益的特殊工業積累模式以及相應的經濟體制人為地切斷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協同性。[6]
80年代中期以后，城鄉勞動力流動限制不斷松弛，城市化進入加速發展時期。圖1顯示，1949年我國城市化率為10.64%，1981年首次超過20%，隨后在1996年和2003年分別跨過30%和40%的整數門檻，到2010年末，幾乎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從1981—2010的30年間，城市化率上升了30個百分點。
鑒于我國在改革初期就已經達到了較高的工業比重（1980年為43.92%），對于我國城市化的實際發展程度，有低度城市化、淺度城市化等說法。低度城市化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同等人均收入國家，或落后于我國的工業化。淺度城市化關心的則是離開土地的準城市人口如何實現市民化的問題（左學金，2010）。2003年之前，工業比重確實高于城市化比率，但這是否就能支持低度城市化一說？郭克莎（2002）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判斷依據是我國的工業化比重出現了偏差，屬于偏離了經濟發展階段的過度工業化，是實施趕超戰略的必然結果。因此，我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跟工業的就業比重或工業的產值比重相聯系，而是與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相聯系，由于非效率的工業化過程中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所以不能帶動整個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較快增長。由此，即使從改革算起，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雖然聯系緊密，卻并非協調。[7]
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性主要與勞動力市場和就業機制有關聯。從非農就業比重角度出發，還能解釋2003年以后數據上顯示的城市化率高于工業比重的特征。由于城市（國有）工業企業的非效率，過早地使得城市工業吸納勞動力的機能減退。國有企業對于勞動力戶籍資格的嚴格要求，使得外來勞動力根本無法進入體制內企業。即使許多年輕的外來勞動力進入了制造業部門，也大多從事一些低端工作，容易受到各種沖擊引起的工業生產波動影響。農村勞動力轉而更多地選擇了建筑行業。由于工業化過程中的服務業發展滯后，所以服務業勞動市場最早向城市或城郊居民開放，最后向外來勞動力開放，并且在工作內容、等級、收入及福利等方面向城市居民傾斜。最終，雖然城市化率高過了工業比重，但卻落入了淺度城市化陷阱。淺度城市化和工業非效率無法有效地創造價值和收入來支持它們本身。[8]
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對于農村金融體系的直接影響便是農村金融抑制。從一般邏輯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卻忽視了技術約束，進而不僅兩者效率改進有限，同時也彼此不協調。從具體機制上看，在技術進步有限的情況下，資本的邊際報酬會趨于遞減。起初，工業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資金，由于工業和城市的資金收益率相對農業較高，資金通過農村金融體系流入城市。如果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資金利用是集約的，即相同數量的資金能夠生產出更多的工業產品和公共服務，則在資金不斷涌入的情況下，資金價格從而收益率會降低。這樣，部分資金會流向其他地方，或者流回農村。但是，如果工業和城市的資金使用是非效率的，則工業化和城市化對資金的需求就會不斷增加，資金價格從而收益率就會提高。高收益率吸引的大量資金會首先留在城市金融體系，資金出借者既要花費更多的成本來識別風險，又要為這些資金尋找回報率更高的機會，如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其他重要的商品市場。如此，城市的流動性出現了過剩，而農村在面對流動性缺失的困難時，卻總是處于資金回流的最后一站。因此，要緩解農村的金融抑制問題，不僅要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效率，而且必須提高兩者的協調性。[9]
三、數據指標、計量模型和實證結果
本文首次嘗試用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水平之差來度量兩者之間的非協調性，稱其為工業化偏差值（GAP=GDP中的工業比重-非農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我國的實際經濟發展內力看，本文認為如果工業化偏差值是正的，表明過度工業化造成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非協調性；如果工業化偏差值是負的，則體現的是淺度城市化背后工業的非效率，是工業化帶動城市服務業的發展存在困難，城市化缺乏技術效率。限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整理了我國大陸地區29個省份（不含自治區）的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以來的變化趨勢，基本情況是：
第一，絕大部分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以來都出現了下降。改革之初所有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都為正數。目前一些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出現了負值，但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以來一直為正值的省份在29個樣本中占到了55%，其中不少省份是農業大省。在出現過負值的省份中，負值也比較接近于零。除了京津滬三個直轄市和海南之外，工業化偏差值為正或接近于零的省份共有25個。[10]
第二，在京津滬，工業化偏差在改革后出現快速下降，并且工業產值比重大大小于城市化率，除了海南（2009年為-0.21）之外，三個直轄市目前的工業化偏差值為全國最低，主要原因是京津滬的農業比重較小，第三產業發展迅速，第三產業的GDP占比在2010年分別為北京75.1%、天津46.0%、上海57.3%。海南的特點是改革以來第一和第三產業比重始終較第二產業高，2010年第三產業比重也達到了46.2%。這說明，初始的產業結構會影響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
第三，改革初期工業化偏差值較大的（超過中值0.22）省份中，包含了較多有較好工業基礎的東部沿海地區。到2009年，工業化偏差值較大省份（超過中值0.10）中，除了浙江、山東和河北之外，其余全部為中西部地區省份。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的工業化偏差調整速度較快。當前，東、中部地區的工業化偏差值處在全國中值水平之下，西部地區仍然高于全國水平。
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非協調性發展對農村金融體系的影響，我們使用中國1988—200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用所有貸款中農業貸款的比重作為農村金融發展的度量指標。這個指標在其他的相關研究中被廣泛采用。圖2顯示了農業貸款比重（RLOAN）和工業化偏差值（GAP）之間的散點圖，剔除了京津滬的數據，可以看到農業貸款比重和工業化偏差值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但似乎存在二次項關系。[11]
本文采用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固定或隨機效應方法來估計工業化和城市化非協調發展對農村金融深化的影響，將回歸模型設定為：
下標i和t（i=1，……，29，t=1988，……，2009）代表省份和年，在中國內地的31個省（市、自治區）中，由于自治區的數據相對不全，未將其納入樣本，對重慶市的數據與四川省的數據做了合并，樣本最終涵蓋29個截面。除了農業貸款比重（RLOAN）之外，還使用農村存貸比（DIFF=農戶存款/農業貸款）作為被解釋變量，一般認為農村存貸比越高，農村金融抑制問題就越嚴重；工業化偏差值（GAP）與其二次項是關鍵解釋變量，是擾動項；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了：
（1）經濟增長（GRTH=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會隨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這會推動金融體系的運轉效率，從而收入增長對農村金融體系具有正面影響。不過，農村金融深化對于提高經濟效率，從而增加收入也會起到作用。為了控制變量的內生性，在估計過程中對收入增長指標取一階滯后值。此外，收入增長對金融體系的效率推動可能并不那樣直接，或者即使存在，其影響也是比較小的，這種情形在低收入國家或地區尤為明顯。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就表明，只有經濟發展水平躍過一定門檻之后，更多的人口才能獲取金融服務。[12]
（2）政府干預能力（GOVN=財政支出/GDP），越高的指標值代表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越大。在當前農村金融體制下，政府干預金融流量至少包括兩種可能的效應：第一，市場失靈，政策有效。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干預能力越大，就越容易調配信貸資金，不過由于農業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處理市場失靈問題上具有一定能力，政府總是會保證一部分信貸資金流向農業，促進農業生產。第二，市場失靈，政策無效。指導性信貸配置方式可能是低效率的，它忽視了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對稱的負面影響，因而對金融體系具有破壞性。因此，政府干預具有雙重影響，它對維持農業信貸量具有正面影響，但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產生了不利影響。
（3）財政支農（AGRI=財政支出中用于農業的比重）。財政支出對農業的資金支持往往投向扶貧、醫療衛生、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因此，財政對于農業的支持對于農村金融來說是一種補充。它可能會對農村金融深化起作用，如改善農村金融機構的經營環境，不過由于財政支農偏向的是公共服務，其收益難以在短期內體現。
（4）民營化（RPV=全部職工人數中不在國有部門工作的人數占全部職工人數的比率）。在改革過程中民營企業數量不斷增加，它們更加遵循市場法則，對改善市場環境具有重要作用。這對于政府干預力量來講是一種制約因素。民營經濟也是工業化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支力量，它對于資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回歸方程的被解釋變量是農業貸款在所有貸款中的比重，沒有包含鄉鎮企業獲得的貸款，所以，民營經濟的發展會對農業貸款產生擠出效應。總體上，民營化指標的最終影響也是不定的。[13]
（5）對外開放（OPEN=進出口總額/GDP）。對外開放引入了外部資金來補充國內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資金不足問題。一些研究認為引入外資可以對金融抑制下的國內市場起到補充作用，甚至成為眾多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但是，我國的對外開放具有顯著的發展戰略特性，具有明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傾向，政府通過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外部資金，也對地方財政支出形成壓力。此外，一些研究還把對外開放指標作為市場環境改善的一種度量，市場環境的改善對農村金融發展有促進效應。由于對外開放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傾向效應比較顯著，改善市場環境的效應難以在短期中顯現，所以該指標可能對農村金融深化不利。
（6）產業結構（TER=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產業結構指標控制了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變化趨勢。如果農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在逐漸減少，并且農業經營具有效率，那么農業對貨幣資金的相對需求就會降低，配置到農業上的相對信貸資源就會減少。
（7）通貨膨脹率（INFL=以CPI指數計算的通脹率）。通貨膨脹對金融體系的深化有害無益。
首先對解釋變量為農業貸款比重的模型進行估計。由于京津滬具有異常值的特征，樣本截面縮減到26個，面板數據的特征為26省份22年。除工業化偏差值（GAP）及其二次項之外，其他解釋變量都采用一階滯后值。
結果（1）顯示，工業化偏差值對農業貸款比重的影響呈現倒“U”型。鑒于絕大多數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以來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工業化偏差值的下降對農村金融深化具有正面影響。但同時也看到，當前城市化超過工業化的發展趨勢對農村金融深化具有負面影響。在其他的解釋變量中，收入增長指標、財政支農指標、民營化指標、開放度指標都沒有顯著的影響；政府干預能力表現出顯著的正面影響、第三產業比重指標和通貨膨脹指標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與預期一致。
由于在具有較長時間序列的宏觀面板數據中橫截面相關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需要進行橫截面相關檢驗。根據Pesaran（2004），對個體間的殘差進行檢驗，原假設是殘差之間不存在相關性，但結果拒絕了原假設，因此存在橫截面相關。按照Driscoll和Kraay（1998）的建議，使用Driscoll-Kraay穩健標準差。結果（2）與結果（1）基本沒有差異。需要注意的是，開放度指標可能對農村金融深化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對外開放也主要地為城市-工業體系服務。
結果（1）與（2）僅控制了隨省份變動但不隨時間變動的不可觀察因素，但是，從我國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過程看，自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出臺了大量針對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政策，在較大程度上，這些政策主導了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對農村金融深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忽略這些因素會對導致估計結果出現偏差。為此，就有必要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加入隨時間變動但不隨省份變動的不可觀察因素，從而使模型成為雙向誤差因子模型。對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選擇，依然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而定。
根據F檢驗的結果，引入隨時間變動但不隨省份變動的不可觀察因素是必要的。Hausman檢驗結果建議采用雙向隨機效應。進一步檢驗不支持橫截面相關性。結果（3）顯示，工業化偏差值對農業貸款比重影響的倒“U”型特征依舊顯著。一些差異體現在，政府干預能力指標不顯著，而民營化指標具有較為顯著的負面影響。由于本文用以度量農村金融深化的指標是農業貸款在總貸款中的比重，未包括發放給鄉鎮企業的貸款，而鄉鎮企業是民營化過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對信貸資金有較高的需求。因此，民營化指標的負面影響可以解釋為鄉鎮企業對信貸資金的需求排擠了對農業信貸的發放。[14]
結果⑷中，被解釋變量為農村存貸比，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此時工業化偏差值對農村存貸比的影響是正“U”型的，鑒于絕大多數省份的工業化偏差值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不同程度下降，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協調發展對降低農村存貸比有顯著的作用，但是當前階段城市化超過工業化比重的趨勢可能對農村金融深化有負面效應。綜合結果⑴和⑷的結果，兩者提供了一致的分析結果，即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協調發展對促進農村金融深化有積極作用。最后，為了控制內生性問題，模型⑸中使用了所有解釋變量的滯后值來進行估計，結果與前面一致，工業化偏差值對農業貸款比重的影響呈現倒“U”型特征。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對改革以來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發展與農村金融深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上的討論，認為城市-工業體系的非協調發展對農村金融產生了抑制效應，進而借助1988—2009年29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工業化和城市化相互協調發展對農村金融深化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在城市-工業體系相互磨合的過程中，當前部分地區存在著過度城市化的傾向。一個例子是，許多長期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在戶籍上卻擁有城鎮戶口。這種統計意義上的城市化既偏離工業化發展要求，也偏離產業結構高級化要求的城市化過程，導致了過度城市化和淺度城市化并存的現象。本文的實證結果同時說明，過度城市化對農村金融深化具有負面影響。這一結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在逐漸去除過度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城市-工業體系的發展逐漸契合，但是，如何避免過度城市化帶來的潛在風險是今后較長一段時間里完善城市治理、協調城市-農村-工業體系、促進農村金融深化改革的難題所在。
參考文獻：
[1] Driscoll. J. C. and A. C. Kraay.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4）： 549-560.
[2]白重恩， 路江涌， 陶志剛. 國有企業改制效果的實證研究[J]. 經濟研究， 2006， （8）： 4-13.
[3]蔡昉， 王德文， 都陽. 中國農村改革與變遷[M].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4]莫易嫻.金融創新相關理論的綜述[J] . 江淮論壇，2012，（1）：39-43.
[5]郭克莎. 工業化與城市化關系的經濟學分析[J]. 中國社會科學， 2002， （2）： 44-55.
[6]林毅夫， 劉明興. 經濟發展戰略與中國的工業化[J]. 經濟研究， 2004， （7）： 48-58.
[7]劉瑞明， 石磊. 國有企業的雙重效率損失與經濟增長[J]. 經濟研究， 2010， （1）： 127-137.
[8]劉小玄. 中國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對效率差異的影響——1995年全國工業企業普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 經濟研究， 2000， （2）： 17-25.
[9]唐玲， 楊正林. 能源效率與工業經濟轉型——基于中國1998—2007年行業數據的實證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09， （10）： 34-48.
[10]劉勇，葉永剛.負面沖擊與中國宏觀金融系統的穩定性[J].經濟管理，2012，（7）：123-134.
[11]伍曉鷹. 人口城市化： 歷史、現實和選擇[J]. 經濟研究， 1986， （11）： 25-30.
[12]章奇， 黃季焜. 中國農村金融現狀與政策分析（之二）[R].林毅夫發展論壇， http：///article/article.asp？id=257， 2004-12-13.
第9篇：協調發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高職教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十二五”期間，寧夏將逐步形成以高新技術為主導、先進制造業為主體、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產業發展新格局。面對新一輪區域經濟發展和競爭，寧夏各高職院校如何圍繞自治區經濟發展的要求調整優化專業結構，培養經濟發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如何前瞻性地構建適應寧夏地區經濟發展的高職教育體系，對推動寧夏地區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十分必要。
一、寧夏目前的經濟發展現狀
近年來，隨著國家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寧夏經濟呈持續較快的發展態勢，2010年寧夏地區生產總值實現1690億元，增長13%以上，人均生產總值25080億元，增加3303億元，全年新增就業崗位6.89萬人，就業形勢基本穩定，三次產業結構比重為9.4：49.0：41.6，產業結構明顯優化。如表1、表2所示
寧夏“十二五”期間經濟的發展目標是，在未來五年中，作為西部內陸省區，寧夏將繼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產業高端化、低碳化、高技術化、高效化為發展方向，加大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比重，提高優勢特色農業的增加值，推進工業強區戰略，優化產業結構和布局，進一步推進與阿拉伯國家的交流與合作，把寧夏打造成為西部現代產業集聚區，向西開放內陸實驗區。
二、寧夏高職教育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目前，寧夏共有各類職業院校46所，高職院校8所，形成了以2所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學院、12所國家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5所自治區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為主體的辦學體系。
各高職院校緊緊圍繞自治區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方向，針對少數民族區位優勢調整優化教育專業結構，開設了回族商貿、數控機床、回族烹飪、現代物流、阿拉伯語等與市場需求相適應的特色專業100多個，在校生規模達到2.3萬人。近三年，共向社會輸送高職畢業生17905人，就業率達到93.8%。如表3所示。
下大力氣加強高職院校師資隊伍建設，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有力地提升了高職院校的教學質量。針對高職教育培養模式的特點，改革用人制度，完善高職教育專、兼職教師聘用政策，聘請企事業單位經驗豐富和實踐經歷的科技人員到高職院校擔任兼職教師，做學生實訓的“師傅”。目前，全區高等職業院校專業教師中，專科以上學歷的教師占93%以上，“雙師型”教師占40%以上。無論是學歷層次還是專業技術職稱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支持學校和企業、行業聯合辦學，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目前已經逐步形成以政府為主導，行業參與、利用企業的資金或技術人才與高職院校合作辦學的模式。各高職院校在培養人才和企業用工等方面與企業建立長期密切合作，推進了校際合作、校企共建、校企共贏，加快了共建實驗實訓基地的進程。相繼與長城須崎、小巨人、共享集團、佳通輪胎、吳忠儀表、多維藥業、星翰集團、蒙牛等區內外大型企業簽定合作辦學協議。有力地推進了高職教育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服務，促進了地方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為寧夏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由于歷史、經濟、環境、體制等方面的原因，特別是隨著寧夏經濟快速發展以及科技進步、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高職教育作為寧夏教育事業中的薄弱環節，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社會對高職教育的鄙視，嚴重影響高職教育的生源，制約高職教育的發展
職業教育要發展，離不開社會的認同和支持。據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學生家長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我國的職業教育并沒有得到全社會認同和支持，主要原因是家長認為職業教育比普通高等教育低一個檔次，學生就業后收入和社會地位太低，只能做一線的技術工人，未來的發展空間十分有限。
（二）高職院校發展缺乏核心競爭力，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不強
高等職業教育的目標是為國家經濟發展培養技術型、實用型人才，對教師隊伍建設也有著特殊的要求。寧夏的高職院校多由原來的中專升格和合并而成，師資隊伍素質良莠不齊。市場急需的、專業性強的專業教師缺乏，教學任務繁重，也沒有時間通過學習、深造等方式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基礎學科的師資過剩，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大部分教師都是從本科院校畢業后直接進校，從企業或社會其他行業引進的人才太少，一線的實踐經驗缺乏；高職院校中教學科研的骨干力量大多為中青年教師，學術帶頭人年齡老化問題已經開始有所改變，但是高級職稱和高學歷教師的比例過少，學歷職稱結構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師資緊缺，大部分教師忙于授課，沒有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和企業掛職鍛煉，缺乏高職教育教學所需要的實踐經驗。
（三）高職院校布局失衡、不合理，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從地區布局上看，寧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高職院校地區分布極不合理，大多集中在首府銀川，占寧夏高職院校的80%以上。寧南山區只有一所師范院校，嚴重影響了當地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和輸送。寧夏北部是我區工業發展的先行區，也是老工業基地，各類技能型人才需求量大，然而，職業教育發展遠不能滿足當地用人需要。因此，大力發展和改善北部及寧南地區高職教育，是寧夏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長期和艱巨的任務。
（四）高職教育直接服務寧夏區域經濟的效果不明顯
隨著寧夏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今后急需現代農、林、牧、漁等專業技術人才，目前寧夏各高職院校開設的涉農專業較少，加之，在校的學生大多來自于村鎮，畢業后多數不愿回原地就業，遠遠不能滿足未來市場對現代涉農類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五）高職教育的辦學機制尚不完善，企業參與辦學的積極性不高
高職教育應以政府為主導，鼓勵社會多層次多形式辦學。目前高職院校與企業合作因為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不夠，企業主動參與高職教育教學的積極性不高，不能有效地參與到學校的教學培養過程中。學生接觸社會、認識企業的機會過少，企業不能給學生提供親自動手實踐的平臺，造成學生就業后不能很快地適應和勝任就業崗位。
三、寧夏高職教育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對策
（一）轉變觀念，拓寬渠道，提高對職業教育的認同感
針對長期以來社會普遍對高職教育鄙視的現狀，一方面要大力宣傳高職教育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社會上形成人人重視和尊重高職教育、大力發展高職教育的社會氛圍；另一方面應逐步提高生產服務一線技能型人才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經常組織一些高水平的職業技能大賽，利用新聞媒體擴大社會對技能人才的關注度。
（二）完善政策、創新機制，提高社會力量參與高職辦學的積極性
創新和健全高職教育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機制，積極引導鼓勵企業、社會團體興辦高職教育，形成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參與，多層次、多形式發展高職教育的機制，充分依托、聯合企業利用其生產和經營場地，使高職教育走出課堂，走出校園，培養和鍛煉學生實際操作能力，讓企業得到實惠，共同推進高職教育的發展。
加快高職教育發展、努力改善辦學條件，要進一步制定和完善教育教學經費投入的扶持政策，保障高職教育教學經費充足，使得越來越多的高職貧困學生享受到國家在資金和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在積極引導和解決學生充分就業的同時，創新機制，研究制定鼓勵學生自主創業的支持辦法，如建立自主創業基金等形式，幫助和解決高職學生自主創業資金短缺等問題。
（三）優化布局，突出特色，提升各類專業技能人才的綜合素質
規模分散、辦學成本大、結構布局不合理、辦學特色不鮮明一直是影響和制約我區職業教育發展的瓶頸。要拓寬高職教育的辦學區域、提高辦學質量，就必須進一步整合資源，優化布局，突出地域發展特色，推動高職教育走集團化、規模化、連鎖化的辦學道路，形成布局結構合理、規范運行、特色鮮明、形式多樣的辦學格局。高職院校專業設置要樹立“專業品牌”意識，強化骨干專業，適度開發新專業，大力辦好特色專業，增強專業針對性和實效性，將職業院校辦成行業特色鮮明、社會信譽度高的職業院校。
（四）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加強高職院校師資隊伍建設
教師是高職院校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因素。高職院校的學生畢業后直接步入生產、管理、經營一線的崗位工作，需要從事高等職業教育的教師不但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還要有很強的實踐操作的指導和培訓能力，應該是一個既具備學校教師職務任職資格，又具備相應技術人員職務任職資格的“雙師型”教師。學校通過定期安排專業教師到企業進行頂崗實踐，積累實際工作經驗，提高實踐教學能力；鼓勵教師為企業進行科研開發服務，創造條件并鼓勵教師參評第二職稱評定等途徑，加強“雙師型”職教師資隊伍建設。
當前寧夏各高職院校教學骨干還是以有教學經驗的專科和本科學歷的中青年教師居多，高學歷教師引進方面依然存在問題。各高職院校應根據每一個教師的實際情況和學院的教學需要，通過不同的途徑提高教師的學歷，提高學院的競爭力。
目前，寧夏正處在結構大調整、產業大轉移、經濟大發展的時代。高職教育也要緊緊抓住這個大好時機，進一步整合資源，以就業為導向，面向市場，調整專業結構，培養市場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為寧夏區域經濟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唐燕萍.產業結構調整對職業教育的影響[J].職教論壇，2000（12）.
2.馬樹超.關于我國高職教育發展的戰略及對策思考[J].職教論壇，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