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安全的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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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安全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土地資源；生態安全；河南省；對策

土地資源是一定區域空間內的氣候、基礎地質、地形地貌、土壤和動植物等自然要素與人類勞動成果相結合的一個自然——經濟綜合體。隨著人類活動的加劇和對土地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我國出現了一系列土地資源生態問題。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污染等生態問題直接威脅著我國土地資源生態安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土地資源生態安全成為當前土地資源利用研究的熱點，也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前沿課題。

隨著中原經濟區國家政策的出臺，河南省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對土地的利用和保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河南省又是農業大省，國家的糧倉，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為此，對于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的現狀分析、存在問題與解決對策的相關內容的研究至關重要，關系到國家的戰略安全以及中原 地區的興衰，怎樣協調好土地資源生態安全和經濟快速發展成為河南省宏觀戰略設計的重要問題。

1 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研究的現狀

土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是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的基礎。目前，土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張建新基于P-S-R框架模型，從土地資源生態壓力、土地資源生態狀態和土地資源生態環境響應3方面進行指標篩選，構建了土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1]；劉勇等從土地自然生態安全、土地經濟生態安全、土地社會生態安全等方面選擇了24個評價因子，對土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構建，結合該指標體系對浙江嘉興市的土地生態安全進行了綜合的評估[2]。湯潔等人依據區域生態安全評價一般性指標體系，并從吉林省鎮賚縣土地利用結構及特點的實際情況出發，構建了由目標層、準則層A、準則層B、指標層構成的土地生態環境安全評價指標體系[3]。高志強等采用數字環境模型，對中國土地資源生態環境質量狀況進行了綜合評價。結果表明：東南沿海和四川盆地是中國土地資源生態環境質量最好的區域[4]。張虹波以黃土丘陵區的彭陽縣為例，采用將狀態評價模型和趨勢分析模型相結合的動態評價方法，對區域土地生態安全進行了實證研究[5]。這些研究為中原經濟區核心區土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嘗試。

作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和重要的農業與產糧大省，河南的土地資源生態安全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傅建春等把河南省土地資源生態安全問題歸結為土壤資源人均占有量低、耕地質量差、自然災害頻繁、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等幾個方面；張泊平和吳國璽則從可持續利用的角度討論了河南省土地資源利用模式和途徑[6]。田克明和王國強采用多因素綜合評定和系統聚類相結合的方法，對河南省18個單元農用地生態安全進行了評價[7]。

2 河南省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的現狀

根據2010年河南省國土資源廳的信息，河南省土地總面積16.56萬km2，其中耕地面積808.13萬hm2，占土地總面積的48.8%；林地283.15萬hm2，園地31.03萬hm2，牧草地1.47萬hm2。居民點工礦用地185.57萬hm2，交通用地38.96萬hm2，水域用地122.23萬hm2，未利用土地184.84萬hm2。耕地總面積所占比例為全國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耕地0.0867hm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地關系緊張，土地的承載力較大，對經濟的高速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嚴竣的挑戰。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工業的三廢、農業生產中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給河南省的土地生態環境帶來了極大的危害，直接影響了河南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河南省部分偏遠地區經濟和環境的惡性循環，更加影響了土地資源的生態安全。部分地區水土流失日益嚴重，土壤肥力流失致使土壤朝著貧瘠化荒漠化的趨勢演變，對當地的農業、經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土地生態環境惡化對局部小氣候和植被多樣性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局部降水不均勻，小范圍內氣候異常，河流水系斷流，水庫的防洪抗旱的調劑作用得不到充分利用。礦產資源、林業資源不合理開發，動物棲息地遭到破壞，給生態環境以及生物生態多樣性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生態環境問題成為經濟發展建設的絆腳石，也對和諧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2.1 耕地面積逐漸縮減，人地矛盾突出

從2002年的7262.8千hm2縮減到2004年7177.5千hm2，隨著省政府政策的正確引導，從2005開始回升，到2008年逐漸趨于穩定趨勢。但是耕地形式不容樂觀，由于河南省人口眾多，人均耕地更是逐漸減少，由1954年的0.205hm2，下降到2003年的0.086hm2，再到目前的0.07hm2，這種人均耕地逐漸減少的趨勢發展給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帶來了很大阻礙，人地關系矛盾嚴重，特別是這幾年中更為突出。

2.2 化肥農藥使用量逐漸增加，農業活動造成的污染嚴重

從2002年開始～2011年，化肥使用量年遞增為20.702萬t/年，農藥施用量年遞增為0.254萬t/年。耕地總面積減少的情況下，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保證了土壤的肥力供應和減少了農作物的病蟲害的危害，但是實際情況中，過量使用化肥農藥造成土地資源和河流水庫的富營養化以生態污染，給生態環境帶來巨大的壓力，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土壤板結和農副產品的品質下降，對于農副產品的附加值的增加和有機產品的開發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不利用農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2.3 三廢排放量增加，工業活動造成的污染嚴重

廢水的排放量從2005年的26.3億t增加到2010年的35.9億t，年增加量為1.92億t；廢渣的排放量從2005年的6178.2億t增加到2010年的10714億t，年增加量為907.2億t；廢氣的排放量隨著國家政策中溫室氣體排放的控制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對整個土地生態環境仍然產生巨大的影響。三廢排放量的逐年增加對土地的生態環境以及整個農業的生態環境都產生較大的危害，有些污染物通過食物鏈的循環富集危害人體健康；有些污染物甚至直接危害土地資源，造成了土地資源的廢置；三廢對土壤的污染還會引起大氣、水資源以及人類居住環境的次生環境問題，威脅著土地生態安全和居民的生命健康。

2.4 自然災害影響人次和經濟損失日益嚴重

從2006年到2010年期間，自然災害受災人次最低在1613.06萬人次，最高達到3531.8萬人次，受災人次較多并且范圍廣，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更為明顯。自然災害引起的直接經濟損失從2006年的43.3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202.2億元，經濟損失逐年增加，根據曲線顯示還有加速增加的趨勢。特別是在欠發達地區，經濟進入高速增長通道的過程中，由于原有基礎設施和防災技術措施的陳舊落伍，導致社會經濟在自然災害面前非常脆弱，水土流失嚴重，土地生態環境受到影響，農業活動受到影響，給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土地生態恢復帶來較大的困難。

3 維護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的對策

針對河南省的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現狀，本文主要從以下4個方面對相應對策進行探討。

3.1 控制土地利用類型轉變的方式和思路，提高耕地資源的保護措施

從土地利用類型的轉變方式和思路上尋找對策，加強對基本耕地的保護，特別是對基本農田的保護和管理。堅持節約用地制度，提高非農業經濟建設用地的集約型、高效型，防止用地浪費，控制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間接轉換和開發使用，增強土地資源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能力。以保障城鄉和區域發展的要求出發，優化土地利用類型的結構和空間布局，實現各項經濟建設用地、城鄉基礎設施用地、基本農田和生態用地的相互協調、合理布局，加強耕地資源的政策保護和措施保護。

3.2 控制工業三廢的排放和農藥化肥的過量使用，加強土地的生態環境修復措施

工業三廢的排放造成了土地、水質、生態環境等質量退化和污染，應該嚴格控制工業三廢的排放，加大污染治理的投資和技術研發，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和技術水平，有效消減有害物質的產生和排放。控制農藥和化肥在農業中的過量使用，提高農業的技術含量，大力發展有機農業和生態農業。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在當前土地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加大土地生態環境修復經費的投入和相關技術的研究，提高相應的修復措施的實施，控制土地的生態環境不再進一步惡化，在此基礎上改善土地的生態環境，提高土地的生態效益，在國家生態保護區的基礎上擴展其影響范圍和效益，努力使土地的生態環境朝著良好的方向發展。

3.3 提高基礎設施對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建立土地生態安全監測評價體系

提高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土地生態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夠提高土地資源的綜合生產力，提高對抗自然災害的能力。特別是黃土溝壑地區和高山丘陵地區更應該從土地保護和農林業的基礎保障設施的規劃建設入手，做到科學合理，建設有效，維護有力，功效合一，切實發揮出基礎設施的作用，保障土地的生態安全和農牧業的健康發展。并在全省范圍內建立土地生態安全監測評價系統，全面掌握土地生態安全的現狀、發展規律和潛在威脅，能夠及時有效的對于非正常變化和達到預警狀態的土地生態安全進行監測和預報，保障土地生態安全在可查和可控的范圍內，使得土地生態朝著安全的趨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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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生態安全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土地利用變化；生態安全；糧食主產區；新鄭市；河南省

中圖分類號：X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14-3451-05

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地資源作為其重要的支撐載體，其生態安全事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以來，人類經濟活動的加劇和對土地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導致自然土地覆被格局劇烈改變，對區域及全球生態環境都產生了重大影響[1-6]。中國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普遍地面臨著生態問題。土地生態安全已逐漸成為當前生態學、地理學以及資源與環境科學研究領域的前沿任務和重要課題，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并投入力量研究，已取得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2-4，7-10]。國內張軍以等[3]探討了PSR框架評價體系及權重的確定方法；李明月等[7]借鑒歷史數據運用BP神經網絡方法評價城市土地生態安全；陳彩虹等[8]基于PSR模型利用層次分析和模糊數學方法對湖南省長沙市生態安全進行評價分析；蒙吉軍等[9]以GIS和計量手段研究典型區域生態安全狀況；楊志等[10]探討基于PSR模型土地生態狀況評價的問題及思路；許聯芳[11]將3S和計量技術匹配，測算縣域生態資產并分析了區域生態狀況及其驅動因素。

上述研究者近年來的關注焦點主要在土地生態安全的指標體系構建和對生態安全閾值的確定上，這對于揭示土地生態環境演變及其內在影響機制作出了貢獻。但結合LUCC來評價的研究還相對較少[12]，且僅有的研究對象多集中在指定區域。由于中國國土面積廣袤，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環境迥異。在某一類型區域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其他區域則不盡適合。如山東省棲霞市山區的生態安全整體變化幅度較小，生態環境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土壤養分與水土流失等[13]。而在北京市近郊區生態安全變化加劇且與中心城區距離呈逆向變化，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等人文社會因素則為生態安全構成的主要來源[14]。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農村地區，地理環境因素、土地利用類型與結構在土地生態安全中發揮著較大作用[15，16]。因此，從土地利用變化的視角研究特殊類型區域的土地生態環境及其影響因素具有重要意義。

河南省作為中國的農業大省，糧食優勢突出（2011年糧食產量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9.7%，僅次于黑龍江省的9.75%），生態保障功能全面，在國內占有重要地位[15]。而新鄭市是鄭州市的遠郊型縣級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屬糧食主產區，境內地貌類型多樣，為豫西山區的向東過渡地帶，山地、丘陵、崗地和平原兼有，土地的利用形式多種多樣，有“河南縮影”之稱。近年來，新鄭市的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快，土地生態安全格局面臨著較大挑戰。發展中的經濟增長階段、快速城鎮化背景、特殊的政策區域和有代表性的土地利用結構，使其在研究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安全的影響中具有典型意義。

1 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研究采用的原始數據為2005年和2011年兩個時段的遙感影像、土地利用現狀圖、實地調查與采樣數據以及研究時段內各年度的統計年鑒報表等。遙感影像的行政界線、地貌資料和幾何糾正參照2005年的新鄭市1∶10萬土地利用現狀圖；土地利用數據按照中國通用的土地利用現狀分類標準，運用ERDAS IMAGE 9.2，進行人機交互影像解譯，結合實地調查數據，在Arcmap中進行屬性數據與空間數據的關聯，形成基礎數據庫。由于新鄭市部分統計數據經數量檢驗后發現異常，經與相關部門協調并結合實地調查進行了核實修正。

2 研究方法

3 結果分析

3.1 土地利用變化分析

3.1.1 土地利用數量變化分析 2005～2011年，河南省新鄭市土地利用變化規模整體較大、類型差異明顯，基礎設施用地擴張顯著，功能性景觀用地增減不均，其他類型用地略有增加。具體看，草地面積變化最大，無論是絕對量還是相對值，減少量均居第一，分別達4 091.98 hm2、87.46%，而同具景觀功能的園地亦趨減，達2 268.77 hm2。隨著退耕還林及基本農田保護制度等政策的實施，林地及耕地面積穩增，同樣連續性的政策支持使得水域及水利設施的用地量攀升。隨著縣域經濟發展和城鎮建設加快，建設用地漸增，其中城鎮村及工礦用地微增237.15 hm2，遠小于交通運輸用地增加的1 146.81 hm2，這也體現了新鄭市作為河南航空港區的特殊地位和區位優勢，見表1。

3.1.3 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空間分析 2005～2011年新鄭市土地利用結構溫和變化，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綜合動態度年均為6.10%。從空間變化看，無論是總體或是局部差異均不明顯，由快速城鎮化區域引領結構演變，高通道、高增長區域相對劇烈，平均幅度超過5.56%，整體呈現點狀引導、“Y”型支撐、交錯散布土地利用變化空間格局。與全市的平均值相比，15個（鄉鎮街）道土地利用結構變化高低參半。土地利用結構變化最大的為龍湖鎮，達8.08%，主因為近年大學城在龍湖鎮集聚發展，新村鎮則因經濟快速增長以7.54%的動態度緊隨其后，二者以中心—特征點狀散布。孟莊鎮、薛店鎮、和莊鎮、新煙街道辦事處屬高通道、高增長區域，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居第二梯隊，以新鄭市中心城區為支點呈現“Y”字型空間分布。動態度最小的是新建街道辦事處為3.18%，主要因其是老城區，建設用地比重較大，逆轉困難。

3.2 土地生態安全評價

3.2.1 建立評價指標體系 通過查閱文獻、咨詢專家，并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結合新鄭市土地生態現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數據的可獲取性，從生態環境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和環境污染因素三個方面構建新鄭市的土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AHP）確定指標權重，詳見表2。為了消除評價指標量綱不同帶來不可評價性[9]，采用極差標準化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10]。

參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將新鄭市的土地生態安全評價標準分為5個等級[3，14，18]（表3），土地生態綜合指數值的取值范圍為[0，1]，越接近于1，生態安全度越高。

3.2.2 新鄭市生態安全演變 利用ArcGIS軟件將新鄭市經處理過的兩期土地利用矢量圖各自與當年的土地生態安全等級圖進行疊置分析，得出新鄭市各地類在不同土地生態安全等級分布情況。從整體上來看，新鄭市土地生態狀況較好，但2011年較2005年稍有減弱，不過沒有處于不安全狀態的區域，主要是安全狀態和較安全狀態區域。變化的區域是郭店鎮、城關鄉、觀音寺鎮、梨河鎮和八千鄉，由安全狀態退化為較安全狀態。

從土地安全等級類別演變看，2005年Ⅳ較安全狀態的區域略大于安全狀態的區域，2011年Ⅳ較安全狀態明顯高于其他各種狀態。Ⅲ臨界安全狀態和Ⅱ較不安全狀態的面積在這兩年中大體不變，變化主要集中在Ⅴ安全狀態向Ⅳ較安全狀態的轉變上，在這兩種狀態中，正向維持生態功能的地類中草地和園地均有所減少，耕地和林地均有所增加；負向維持生態功能的地類中，交通運輸用地的增加較為明顯。

3.3 土地利用變化與生態安全的疊加分析

從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空間分布與土地生態安全的擬合看出，新鄭市位于交通要道沿線、毗鄰鄭州市區、經濟高增長等特點使類型區土地利用調整顯著影響著土地生態安全狀況。相關分析表明，在α=0.05顯著水平，土地利用結構綜合變化動態度與生態安全變化率的Spearman相關系數為-0.37，表明土地利用幅度與生態安全呈反向關系，土地利用變化實質影響生態安全。

作為驅動土地利用變化的主導因素，城鎮化、工業化對新鄭市而言，其對土地生態環境的作用有所不同。利用上述數據，對土地生態安全綜合指數與城鎮化水平、工業化率分別作相關分析檢驗得知，在α=0.01顯著水平，Spearman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1、-0.196，說明城鎮化水平與土地生態安全呈強負相關關系，而工業化的負面影響遠低于城鎮化。進一步研究發現，新鄭市整體處于城鎮化快速增長階段（2006年以來年均城鎮化速度高達1.72%），工業化率高達65.57%，為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也就是說對于地區發展而言，在快速城鎮化、工業化成熟的階段，城鎮化是驅動土地生態安全減弱的主因，工業化的負面作用則相對弱化。

4 結論和討論

基于河南省新鄭市土地利用及生態變化的數據分析表明，土地利用與生態安全水平密切相關，區域類型、經濟發展階段影響區域生態安全。通過研究得出如下結論：①2005～2011年，新鄭市土地利用變化規模整體較大、類型差異明顯，各地類均出現增、減雙向轉移，基礎設施用地擴張顯著，高景觀生態用地內部轉移加劇，達82.89%，熱點地類占流動主導地位；②遠郊型縣域與市轄區相比[14]，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較為溫和，僅為6.1%。快速城鎮化區域引領著結構演變，高通道、高增長區域的變化相對劇烈，平均幅度超過5.56%，整體呈現點狀引導、“Y”型支撐、交錯散布土地利用變化的空間格局；③土地生態安全水平處于微弱退化中。臨界安全狀態和較不安全狀態面積大體平衡，變化主要集中在安全狀態向較安全狀態的轉變上。沿交通要道、“涓滴效應”顯著、高增長等類型區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安全影響更顯著；④土地利用變化實質影響著生態安全，土地利用的變化幅度與生態安全呈反向關系，相關系數達-0.37。且表現出各區域同向退化、整體均衡趨勢；⑤發展中區域，城鎮化、工業化主導土地利用變化，進而影響生態環境，城鎮化水平與土地生態安全呈強負相關的關系，而工業化的負面影響遠低于城鎮化，二者與生態安全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1、-0.196。

與現有的土地生態評價的相關討論相聯系，本研究結果有以下啟迪：①保護性政策或制度因素，盡管短期會引致土地利用格局變化，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微弱；②區位條件中經濟社會因素如經濟增長階段、城鎮化背景、特殊區域政策，正緩步替代地理環境因素影響力，城鎮化與工業化對中部糧食主產區土地生態狀況差異正是例證之一；③在快速城鎮化、工業化成熟階段，城鎮化是驅動土地生態安全減弱的主因，工業化對土地生態安全的負面作用已大大弱化；④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安全的影響力度與研究尺度、研究對象相關聯，如對大尺度區域的年際影響更為平穩，縣域比市轄區更易保持生態平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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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態安全的現狀范文

    1研究區概況

    綏化市位于松嫩高平原中部,東經124°13′—128°30′,北緯45°03′—48°02′,地勢東北高、西南低,是松嫩高平原黑土區內具有很強代表性的區域,也是黑龍江省13個地級市(區)之一,下轄1個區、3個縣級市和6個縣。2009年末,綏化市土地總面積34854km2,其中耕地面積165.74萬hm2,占土地總面積的47.55%,年末總人口580.2萬人,其中農業人口比重達到73.2%;地區生產總值由2001年的339.6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05.9億元,其中,第一產業總產值由98.7億元增加到208.7億元。綏化市地勢平坦,土質優良肥力較高,日照時間長且雨量充沛,適于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生長,是國家儲備糧大區之一。2000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正式批準綏化市為全國生態示范區建設試點,其綠色產業的發展進入了正規化,2001—2009年,糧食商品率由60%提高到80%以上,糧食總產量由467.1萬t增加到1119.43萬t,占黑龍江省糧食總產量的1/4。

    2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目前,國內外關于構建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還沒有共識。本文在選取評價指標時,從研究區人與環境系統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出發,考慮了耕地資源承受的壓力及其對耕地質量的影響,以及社會對這些變化的影響,在綜合國內外相關的研究成果基礎上[15-17],結合研究區實際情況,從壓力、狀態、響應三個準則層選取了20個評價指標構建研究區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詳見表1。

    3研究區耕地生態安全評價

    3.1數據來源

    本文基礎數據來源于2001—2009年綏化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黑龍江統計年鑒》(2002—2010),部分指標數據由原始數據整理計算得到,限于篇幅原因不一一列出。

    3.2數據的標準化處理

    生態安全評價是多指標綜合評價,指標間缺乏統一的度量標準[18]。為了消除不同量綱對評價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極差變換法對所選指標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便于進行指標值對比和綜合測評分析。

    3.3權重的確定

    本文采用主客觀綜合賦權法確定指標權重,將層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結合,綜合考慮主觀意向和客觀數學理論,突破單一方法確定權重的局限,客觀地反映各指標層對目標層的影響度(表2)。(1)層次分析法確定的指標權重向量為W1=(W1W2…W20);熵值法確定的指標權重向量值為W2=(W*1W*2…W*20)T;(2)確定組合權重向量WC=(WC1WC2…WC20)T,令:WC=θ1W1+θ2W2,其中θ1、θ2為組合權系數向量的線性表出系數,θ1,θ2≥0,且滿足單位化約束條件:θ21+θ22=1。對原始數據作無量綱化處理以及對θ1、θ2進行歸一化處理,按照上述確定組合權重方法計算得出生態安全評價指標的組合權重值。

    3.4綜合評價值的確定

    根據標準化后數據和指標層的權重,計算指標層中各因素的綜合評價值,通過指標層中各因素的評價值和對目標層的權重,計算得出2001—2009年綏化市耕地生態安全的最終評價值。Di(ω)=∑nj=1Xij×Wji=1,2,…,m;j=1,2,…,n式中:Di(ω)———綜合評價值;Wj———第j個指標的權重;Xij———第i個指標的標準值;n———指標個數。綜合評價值的大小反映了各年份耕地生態安全的高低程度。評價值越大,安全性越高;評價值越小,安全性越低(表3)。

    3.5評價標準的確定

    目前,對于耕地生態安全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本文根據研究區耕地生態環境現狀,參考有關文獻[19-23],將耕地生態安全評價值劃分為5個等級:惡劣級、風險級、敏感級、良好級和安全級(表4)。

    3.6評價結果分析

    評價結果表明(表3—4),2001年綏化市耕地生態安全評價值為0.3859,生態安全等級為Ⅴ級,安全程度處于惡劣級,生態環境受到很大破壞,生態功能低下,生態災害嚴重;2002—2004年生態安全評價值由0.4703增長到0.5807,生態安全等級為Ⅳ級,安全程度處于風險級,隨著政府對環境治理力度的加強,生態環境有所改善,但是生態問題仍然突出,環境破壞較為嚴重,災害較多;2005—2009年生態安全評價值均處于0.6~0.8,生態安全等級有所提高,處于評價等級中Ⅲ級,安全程度為敏感級,生態環境受到一定破壞,但可以維持基本功能。由評價結果可以看出,雖然2001—2009年以來,綏化市耕地生態安全評價值呈總體上升趨勢,但綏化市耕地生態安全問題仍然突出,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有所退化,生態環境受到一定破壞,但尚可維持基本功能,容易受到外界干擾而惡化,產生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有:

    (1)自然災害嚴重,2001—2009年間,綏化市耕地受災面積累積達到1005萬hm2,洪澇災害、龍卷風侵襲都給綏化市耕地生態安全帶來很大威脅;(2)工業廢水過量排放,2003年綏化市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為71.24%,達9a間最低點,工業廢水的過量排放,使得綏化市本來就少的水資源受到嚴重污染,地表水質不斷惡化,耕地生態環境惡化;(3)2001—2009年間,綏化市固體廢物排放量增長1.45倍,空氣質量惡化,但2003年后,由于洪澇災害成災率及其直接經濟損失大幅度下降,生態環境質量又有所改善;(4)人口不斷增長和耕地面積不斷減少,雖然綏化市的人口控制工作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人口增長的趨勢仍未得到控制,綏化市現仍然是黑龍江省的人口大市,2001—2009年間,綏化市人口平均增長7.11‰,人口對耕地的壓力呈上升態勢;(5)農藥化肥大量施用,根據統計資料可知,2001—2009年綏化市的化肥、農藥使用強度逐年都在增加,農業生產中濫施化肥和農藥,在很大程度上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

    4耕地生態安全驅動力分析

    因耕地生態環境的變化情況主要取決于耕地利用的壓力因素、狀態因素和響應因素的綜合變化情況,而各因素又最終受到指標層各因子的影響。要對耕地生態安全情況進行把握,對耕地生態安全影響因子(驅動力)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而影響耕地生態安全的因子錯綜復雜,相互之間耦合關聯,給研究帶來困難。因此,本文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區域性和可操作性原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將若干個自變量壓縮成幾個獨立成分,以此來減弱自變量之間的相互干擾,并以上文指標體系中2001—2009年各指標序列資料作為基礎數據,利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樣本進行計算,分析對綏化市耕地生態安全產生影響的驅動力。

    4.1結果總體分析

    通過對相關系數矩陣進行分析,發現耕地生態安全與農作物播種面積、耕地墾殖率、人均耕地面積、人口密度、農村人均純收入、人均糧食產量、第一產業比重、耕地用電量以及廢水排放達標率有較大的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達到0.926,0.920,0.920,0.871,0.813,0.800,0.748,0.754,0.708;耕地生態安全壓力與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積和單位耕地用電量的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932,0.904,0.843;與耕地生態安全狀態相關性較高的指標有廢水排放達標率、單位耕地面積建設機械動力以及耕地墾殖率,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800,0.720,0.644;另外,農作物播種面積、人均糧食產量、人均GDP以及固體廢物綜合利用量與耕地生態安全響應相關性較高,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954,0.919,0.846,0.794。

第4篇：生態安全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 出口榨菜；現狀；技術壁壘；綜合措施；重慶豐都

中圖分類號 F326.1；F752.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7）05-0287-02

莖瘤芥（Brassica juncea var.tumida Tsen et Lee）是我國重要的鮮食和加工蔬菜，以其瘤莖為原料經腌制加工而成的榨菜，也是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因榨菜具有色、香、味俱佳的特點，其不僅在國內暢銷，在國外也一樣受歡迎。隨著豐都縣出口榨菜在國外的銷售量日益增長，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開始制造貿易技術壁壘。為此，筆者基于豐都縣出口榨菜現狀，從應對貿易技術壁壘出發，針對榨菜原料莖瘤芥種植過程中影響質量安全的關鍵環節提出控制措施。

1 豐都縣出口榨菜現狀

豐都地處三峽庫區腹地，位于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域，其所包含的沿江河谷丘陵區域具有海拔偏低、冬無嚴寒的氣候特點，不僅可以滿足莖瘤芥的生長，而且是莖瘤芥生長的最適生態區。該縣20世紀30年代即普遍種植莖瘤芥并加工成全形榨菜，用土陶壇包裝出口東南亞。作為傳統農業的優勢產業，迄今，全縣莖瘤芥種植面積常年穩定在1.3萬hm2，每年產瘤莖45萬t，加工榨菜8.6萬t，其中年出口2.5萬t，出口量己連續3年居重慶市第一。2016年國家質檢總局批準豐都縣為國家級出口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示范區。

2 面臨的貿易技術壁壘

豐都縣的榨菜主要出口日本，但日本《食品中殘留農業化學品肯定列表制度》（簡稱《肯定列表制度》）規定，將定期抽樣檢查的對象設定為目前出現的全部農藥品種，并對這些農藥均設定了殘留限量標準，而這些農藥涵蓋幾乎世界上現有的1 000多種農藥，堪稱“世界上最苛刻的農殘比”，其實質是構筑貿易技術壁壘[1]。在此大背景下，豐都縣榨菜出口面臨兩大挑戰，一是農產品如何與人們快速增長的優質安全消費需求相適應；二是農產品如何突破貿易技術壁壘。筆者認為，要應對以上挑戰，從源頭上為榨菜輸送清潔、無污染的原料是基礎和關鍵。

3 應對措施

3.1 生產環境控制

環境危害性是指在植物生產過程中大氣、土壤、灌溉水質等生態環境污染帶來的危害。隨著工礦業、交通運輸業的迅速發展，空氣污染情況日益嚴重，其中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以及塵土、煙霧等指標出現嚴重超標的現象，威脅著莖瘤芥的質量安全。同時，由于環境污染的治理難度比較大，而且費時費力，為有效控制莖瘤芥種植的生態環境，目前豐都縣主要采取回避的措施，即選擇符合無公害要求的生產環境進行生產。為確保生產環境達到《農產品安全質量無公害蔬菜產地環境要求》（GB/T 18407.1―2001）國家標準，在選擇莖瘤芥的種植基地時，要求遠離污染源，并對擬建基地區域的環境條件進行全面檢測和監控，包括大氣、土壤、地下水、灌溉水源等環境條件的指標都要滿足要求[1]。

3.2 優化生產布局

根據莖瘤芥的生物學特性和對生態環境的要求，結合豐都縣的氣候特征，對生產基地進行合理布局，促進規模化、專業化生產。同時，發展農業龍頭企業、家庭農場等多種新型經營主體，突破傳統“小而全”的生產模式。利用區域氣候優勢建立高標準、規模化的莖瘤芥生產基地，將豐（都）墊（江）公路、豐（都）忠（縣）公路沿線的分散種植轉變為連續成片種植，形成優勢產區種植帶，促進生產規模化并提高種植效率。

3.3 規范生產過程

一是選用良種。根據豐都縣的氣候條件，因地制宜選擇優質、加工性能優良的莖瘤芥品種，如涪雜2號、涪雜5號、永安小葉等。二是適時播種。莖瘤芥是秋冬作物，早播易抽薹和空心，晚播則不能形成瘤莖，考慮其適宜生長發育的氣溫為7～27 ℃，確定9月上中旬為其最佳播種期。三是m度密植。要想將瘤莖單重控制在300～500 g，合理密植是關鍵。綜合考慮豐都縣氣候條件、土壤肥力狀況和種植水平、品種特性等因素，株行距宜控制在30～36 cm，最佳種植密度為9.0萬～10.5萬株/hm2。同時，還要考慮播種時間，盡量做到：早播，土肥宜稀；晚播，土瘦宜密。

3.4 加強質量安全控制

一是灌溉水源安全的控制。目前，危害莖瘤芥生產安全的污染水源較多，其中危害最嚴重的水體是受重金屬汞、砷、鎘、鉛、鉻等污染的水體和氧化物、氯化物含量超標污染的水體。同時，醫院排出的廢水和垃圾場的浸出液也是危害比較嚴重的污染水體。此外，危害莖瘤芥生產安全的污染水源還包括農村居民生活污水和養殖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的污水[2]。因此，在莖瘤芥生產中，嚴禁使用上述污水灌溉。為了確保灌溉水質符合《農田灌溉水質標準》（GB 5084―2005）的要求，建議在莖瘤芥生產中使用蓄集雨水、清潔水源進行灌溉。二是施肥量和施肥種類的安全控制。由于莖瘤芥生物產量高，所以在其生產過程中需要供給較多的營養元素，一般要及時補充必需的營養元素，包括氮、磷、鉀等大量元素，還要合理配搭鎂、鋅、鈣等中微量元素。在莖瘤芥生產過程中，施肥造成的質量安全危害主要是硝酸鹽含量超標，這是偏施氮肥造成的；其次是重金屬含量超標，這是因為施用無“三證”企業生產的劣質化肥造成的；再者是土壤化學污染，這是單一施用化肥造成的；最后還有有害微生物、有害微生物次生代謝產物產生的污染，這是農家肥沒有充分腐熟造成的。因此，在莖瘤芥肥料管理上，提倡測土配方平衡施肥，結合在全縣普遍推廣的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根據各產區土壤肥力水平、莖瘤芥葉片的營養分析及莖瘤芥生長發育規律與需肥特性進行配方施肥和平衡施肥，以有機肥為主、化肥為輔[3]。同時，還要正確把握施肥時間，按照“前期輕施，中期重施，后期看苗補施”的原則，分別在苗期、旺盛生長期、瘤莖膨大期施入，對應具體時間為10月、11月、12月。三是病蟲害防治安全的控制。農藥可以對莖瘤芥產生直接和潛在的危害，直接的危害主要表現為農藥殘留超標，這是使用高毒高殘留農藥造成的，不僅危害消費者的健康，還會影響榨菜出口的經濟效益。而潛在的危害主要是破壞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這些是因為含有機氯、有機磷的農藥造成的。因此，在病蟲害預防和控制上，要堅持預防為主的指導思想和安全、有效的原則，盡可能選用生物、物理、農業措施及其他有效生態手段進行防控。如果病蟲害情況嚴重而必須使用農藥時，則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農藥管理條例》和《綠色食品農藥使用準則》的規定，同時參考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采用最小有效劑量和必須達到的間隔期、安全期，把病蟲的危害控制在經濟閾值以下[4]。四是采收質量安全的控制。保證莖瘤芥采收質量安全的主要途徑是防止污染。在采收時間上，除了要求在莖瘤芥最佳收獲期內采收外，還要注意天氣條件，以睛天采收為佳。采收后，為防止瘤莖被污染，應將其堆放于清潔、通風處，并配有防鼠、防禽畜踐踏設施，由專人看管。同時，為了防止被雨淋而霉爛，要準備好避雨設施。最后，剔除破損、病蟲瘤莖以及雜物，經技術員檢驗合格后，包裝并及時銷售。要求包裝材料清潔、無污染、無破損，一般及時銷售給榨菜加工企業。

3.5 推廣全程化服

一是建立健全多元化農技推廣服務體系。按照“政府推動、市場引導、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原則，以縣農技站、農環站、農廣校等部門為依托，以種植基地各鄉鎮農業綜合服務中心為基礎，涉農企業和農村合作組織等為骨干參與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對莖瘤芥從種到收全過程提供技術指導、培訓等系統服務。同時，針對豐都縣大多數青壯年外出務工，勞動力嚴重不足的現狀，采取政府補貼的方式，積極扶持農機、植保、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服務組織，開展代耕代種、代防代治等全程化服務。二是大力推行“五統一”的標準化生產模式，以提高莖瘤芥生產的組織化程度。所謂“五統一”，就是統一技術標準、統一整地播種、統一肥水管理、統一病蟲防治、統一收獲運輸。

3.6 強化檢測與監管

質量檢測和監管是確保質量安全的有效措施[5]。但是，目前豐都縣的莖瘤芥種植以農戶小規模生產為主，約占85%的比例，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等較大規模種植約占15%的比例，種植者沒有配置相應的儀器設備，并且基本上不具備環境檢測、農藥殘留檢測的技能。因此，要充分利用縣農產品質量安全中心現有的檢測儀器設備及技術力量，通過固定檢測與流動檢測、定樣檢測與抽樣檢測等多種方式的有機結合，加大檢測力度，提高檢測能力，為榨菜原料質量安全服務。同時，加快出口榨菜所必需的檢測設施建設，確保檢測項目種類與精度達到出口目標國的標準和要求。縣農業職能部門和基地鄉鎮農業綜合服務中心應指導生產者建立生產記錄檔案、農業投入品使用檔案，從而形成源頭能控制、過程可追溯、質量有保證的質量安全與監管體系[6]。

4 參考文獻

[1] 馬凌.綠色貿易壁壘表現及對中國的影響[J].科技信息，2012（34）：62-63.

[2] 楊文友，陶玉翔，吳躍進，等.基于GB/T26407的出口涪陵榨菜質量安全示范區管理體系研究[J].現代農業科技，2016（8）：282-284.

[3] 楊文友，陶玉翔，秦智勇，等.出口榨菜及類似產品風險預警特征研究[J].植物檢疫，2015（5）：44-49.

[4] 龔久平，楊曉霞，李必全，等.重慶市出口蔬菜基地安全生產投入品調查[J].南方農業，2016（13）：69-73.

第5篇：生態安全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 技術生態化 武漢城市圈 農產品安全 社會管理

一、引言

武漢城市圈是湖北省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同時也是該省重要的農產品生產與加工基地。因此，該地區農產品的安全狀況直接關系著全省農產品的整體安全狀況乃至食品安全的狀況，也關系著圈內千家萬戶的健康。同時，武漢城市圈的發展重點是加快“兩型社會”建設，重在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的同時大力搞好生態文明建設，著力推進技術生態化，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農產品安全和技術生態化對于武漢城市圈發展和兩型社會建設成敗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二者在一定層面上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技術生態化”是使技術發展朝著遵循生態學規律方向轉變或轉化。它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技術應用要遵循生態學規律，即不能超過自然生態系統的承受力，不能破壞生態平衡。這是自然生態系統給人類變革自然的活動設定的最低限度。二是技術系統本身應按生態學原理組織起來，即模仿自然生態系統，優化技術系統的內部結構，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拓展和深化人工自然。王子彥、陳昌曙（1997）詳細探討了技術生態化的層次，劉怫翔、張欣（2001）分析了工業技術生態化的實現方式，羅天強等（2006）認為技術生態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通過多層次的技術生態化系統地實現，其系統構成包括宏觀層次的國家技術體系生態化、中觀層次的區域技術系統生態化和微觀層次的企業技術生態化三個層次。

從社會管理創新的角度，技術生態化的社會系統控制需要通過如下四種途徑實現：一是政府管理。包括完善促進技術生態化的政策法規體系；制定和實施生態科技和生態產業發展規劃；強化政府監管、示范和引導工作。二是生態消費。社會的生態消費一旦形成將對企業技術創新生態化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三是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技術生態化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應有之義，將會推動企業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中更好地履行生態責任。四是社會生態倫理價值觀內化。通過大力宣傳和內化，全社會形成倡導綠色、崇尚生態、主張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生態倫理價值觀，并使之成為政府決策者、企業決策者、公眾及消費者的自覺行動，推動技術的生態化發展。

技術生態在“綠色產品”的生產計劃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武漢城市圈農產品安全與技術生態化密切相關。我國在農藥用量上居世界第一，化學肥料的運用每5年翻番增長，因淋濕揮發損失有50%以上進入周圍環境，造成水體富營養化、赤潮、地下水污染，使蔬菜、飼料及生物受到危害，同時也會降低水產，造成稀有水生動物的滅絕，而且誘發人類消化系統癌癥。一些地方為了片面追求商業利潤，將色素、甜味劑、發酵劑、漂白劑、防腐劑，甚至連激素都加入所謂人工種植或養殖的農產品中，因此，倡導和實施技術生態化，生產“綠色農產品”成為當下農產品安全最迫切的任務。

二、武漢城市圈農產品安全的現狀分析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安以質為本，質以誠為根。食品安全是武漢城市圈最大的基本民生問題，而農產品質量安全又是食品安全的源頭和基礎。2013年武漢城市圈農產品安全管理的亮點不少，成效顯著。湖北省自2010年起實施產地準出制度，自2012年1月起，對凡在本省內農產品市場銷售的所有農產品全部實行市場準入。自2012年10月1日起，實行以有標準化生產記錄、有產品自檢或委托檢驗檢疫合格證、有包裝（鮮活畜禽、水產品除外）、有標識為門檻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產地準出制度；對從事農產品購銷的單位或者個人銷售的農業“三品”實行以有包裝、其他食用農產品以有標識為門檻的經營場所準出制度。自2013年5月1日起，全省所有食用農產品生產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全面實行“四有”要求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產地準出制度。

武漢市政府常務會議決定從2013年7月1日起率先實行全新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將原先屬于質監、工商的食品安全監管職能，統一劃歸食品藥品監督局。食品藥品監督局各區分局下放區政府直管，設立街（鄉、鎮）食品藥品監督所，實行新的全鏈條食品監管模式。這種新體制打破食品安全監管“分段治水”格局，完整鎖定食品安全監管的責任主體。農業部門負責種植養殖環節監管，食品藥品監督部門負責食品生產、流通和餐飲等環節監管，共同承擔全鏈條食品安全監管職責。此舉在全國副省級以上城市中尚屬首例，杜絕了以往多頂“大蓋帽”，管不了一棵“毒豆芽”多頭管理、相互推誘，導致監管失效的現象。

第6篇：生態安全的現狀范文

知識管理尚無統一的定義，不同學者對知識管理的定義不完全相同。通常認為，知識管理指個人、組織或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對知識和知識流動的過程、知識組織機構、知識資產、知識人員進行全方位和全過程的管理，以期實現知識的共享、創新和增值，從而促進知識的價值增值。因此，筆者認為，高校知識管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為實現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規律，運用知識管理相關理論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內、外部知識資源，充分發揮師生員工的潛能，建立知識庫，實現知識的共享和創新，從而達到最佳的知識產出、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的功效管理過程。對于生態安全來說，狹義的生態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即生態系統完整性和健康的整體水映。結合狹義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生態安全是一種宏觀層面的安全，生態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權、生存權、健康享樂權、必要資源權、社會次序和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脅的狀態，包括自然生態安全、經濟生態安全和社會（或人文）生態安全，組成一個復合系統工程，它是環境、經濟、社會三大系統的協調配合，共同作用的結果。結合以上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高校的生態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態安全、人文生態安全、社會生態系統安全三個方面，即能為師生員工生活、學習、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時高校自身運行良好，具有良好社會影響力，能為地方經濟的振興和科研服務的一種良好的狀態。

二、高校生態安全的知識性分析

1.系統性。

高校是以知識作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幾乎所有的活動都跟知識有關。高校自然生態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態環境的建設，樹木花草的種植，自然環境的綠化，校園整體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態學相關的知識作為積累。而高校人文生態安全更需要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精彩紛呈的學術講座和探訪神奇的科學研究，這一切都是在知識的應用和創新中體現知識系統性的魅力。高校的社會生態安全是社會對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和高校社會聲譽的綜合反映和系統的寫照，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體現了其知識的傳遞、升值過程，也正體現了知識的系統性和綜合性。

2.動態性。

高校的生態安全正如知識的學習和提高一樣，不是一個固定不變、一勞永逸的事情，它會受到經濟、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一所高校受其綜合實力、科研水平、師生的生態環保意識、文明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其生態安全狀況呈現動態性，這跟知識的學習一樣，常用常新。

3.艱巨性。

高校生態安全一旦出現問題后進行整治和治理，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超出了前期的投入，所以高校生態安全又具有艱巨性。知識也如是，一旦用在了錯誤的地方，就會產生驚人的后果。例如，攜帶核彈頭的原子彈用在戰爭上，會對人類產生毀滅性后果。當然，對于知識的學習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要達到較高的專業水準更需要經過專業的熏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具有一定的艱巨性。

三、影響高校生態安全的要素分析

高校生態安全包括自然、文化、社會三個方面的影響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是直接影響因素，因為自然因素出現問題，生態安全問題就會直接表現出來。文化因素、社會因素是間接影響因素，它們主要是通過自然因素這一中介變量對生態安全產生間接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把自然因素作為文化、社會這兩個變量的中介變量來研究生態安全。從該模型可知：要想解決高校生態安全問題，可以從自然、文化和社會這三個因素入手進行研究。把這三個方面作為影響生態安全的3個一級指標，而自然因素又分為高校環境綠化、高校空氣狀況、高校植被情況、高校物種多樣性、高校土地資源、師生居住情況6個二級指標來進行分析；文化經濟因素可分為高校教育教學、高校的科學研究、高校的人才培養、高校的文化傳承4個二級指標來判斷；社會因素分為高校的生態安全意識、高校的生態宣傳力度、高校師生數量、國家對高校的政策、高校規模擴張程度、高校擁有生態技術、高校科技教育經費、高校汽車數量8個二級指標來分析。這樣我們可以從18個二級指標來判斷生態安全的破壞程度，每一個指標有一個合格或良好的經驗值（標準值），用管理學上的專家打分法對高校的生態安全進行評估，邀請專家對這3個一級指標和18個二級指標進行打分，打分結果的平均值作為這個指標最終得分，再根據指標的相應權重，得出總的得分與相應的經驗值比較，判斷高校生態系統的安全程度。

四、高校生態安全教育的現狀分析

1.生態安全教育重視程度不夠。

在一些沒有設立生態、環境資源等專業的高校，其生態安全教育體系尚未形成，如教學大綱、教學計劃、教材編寫、師資配備都不完善，要真正開展非生態專業大學生的生態安全教育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即使開設了相關專業的一些大學，主要是進行專業課教學，非本專業的大學生也是不可能得到相關的教育熏陶。從全國高校來看，每年招收的環境類專業學生不到普通學校招生總人數的0.5%，非生態專業學生占絕大多數，而在非生態專業開設與生態相關選修課的院校僅占全國高校總數的10%左右。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學生沒有選修或必修過生態安全教育相關課程，沒有接受過生態安全教育，這勢必導致大學生對生態安全和生態環境缺乏應有的敬畏之心、尊重之情，更不能主動參與環保公益活動。

2.生態安全教學設置不夠合理。

在教學體系方面，許多高校只重視生態專業或是環境專業學生的課程設置，但是在非生態專業或環境專業的學生中，把生態安全教育作為必修課或選修課的非常少。在人才培養規格方面，高校大學畢業生應該是具有生態意識、懂得生態文明、有專業技術的現代人，因此在大學教育教學的培養方案中，就應該含有生態世界觀和生態倫理道德觀的內容；在專業設置方面，對非生態專業的學生來說，雖然不是其專業課，但是高校的課程設置應該包括生態意識、生態的重要性、生態安全危害性及生態安全的基本技能技術等內容，并且有相應的學分。

3.缺乏長遠通識生態安全意識。

生態意識是開展生態安全教育深入開展的前提條件，沒有生態學的相關知識，就不可能對生態安全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認識。以下三種情況都是因為生態安全意識的缺乏導致的生態安全：一是過度開采帶來的生態安全；二是盲目引進外資帶來的生態安全；三是忽視森林資源保護帶來的生態安全。我國的高校生態環境教育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目前雖有幾百所大學開設了環境專業，但在專業學生中的生態環境專業教育不能代替在非專業學生中的生態普識教育，更不能替代生態文明教育。生態安全意識，事關21世紀我國能否順利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構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遠景目標。

五、實施高校生態教育的對策

1.加強高校生態環境建設。

要推進高校生態安全教育，就必須把高校生態安全教育與生態環境建設結合起來。而加強高校的生態環境建設，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加強高校自然生態環境建設。高校要加強綠化，植樹種花，注重校園美化，保護物種的多樣性，維護高校生態平衡，讓人在一個芳香宜人、綠樹成蔭的環境里學習和從事科學研究。二是加強高校人文生態環境構建。如先賢感悟、節能降耗、低碳出行等的生態文明行為，這些均能激發師生踐行生態文明的意識，也能自覺地內化自身素質，提升師生員工內在人文素養，表現為自覺的生態文明行動。三是強化師生的生態環境意識的構建。即讓師生員工樹立良好生態觀，積極主動地投身到高校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生態環境的建設中。反過來，參與又提升了其主體意識，強化了責任。因此，要提升師生的生態環境意識，讓其主動關心生態安全建設，從而慢慢地固化為其行為，養成生態文明習慣。

2.深化高校生態教育改革。

生態學是一門學問，更是一種理念。課堂教育是高等生態安全教育的主陣地，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對高校生態課堂教育模式的改革：一是改革高校的生態課程設置。高校可以在非生態專業、非環境專業的學生中開設生態安全教育選修課，課題內容涉及生態觀、生態建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論述、生態建設的不可逆性等生態安全的特性介紹，以及生態環境破壞帶來的嚴重后果，讓大學生深刻體會到生態安全和生態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二是注重生態環境師資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重點大學或研究生院培養生態教育師資力量，為生態環境教育的開展奠定堅實的師資基礎；另一方面，加強師資對生態安全教育定期培訓，提高高校現有師資對生態安全的教學能力和生態意識。三是寓教于樂，把生態理論教育融于社會實踐中。例如，可以將生態理論融于大學生畢業實踐的調查和學習中，讓他們有針對性地對高校所在的地區的山川河流、廠礦企業、生態環境、物種情況進行實地調查，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這既讓學生了解社會自然環境和生態狀況，又得到相應的科學鍛煉，也為地方政府正確有效地規劃環境治理與城市發展提供科學的方案和依據。

3.加強高校生態實踐教育。

高校應視生態文明素養與人格素質、學術品質和職業素養一樣重要。高校學生處、團委、學生社團等組織是推進生態實踐教育的重要力量，在高校團組織生活會、院校活動中將引進生態環境保護的議題，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能給廣大學生帶來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作用。高校還可以利用校園網、電視臺、廣播站、校報等，開設生態教育專欄，倡導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知識，并且邀請專家作環保講座，交流生態環保的經驗和體會。

4.建立高校生態安全知識庫。

高校的活動是以知識作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高校的教學、科研、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均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因此，高校應該建立一個核心的生態安全知識庫，集中高校的生態安全的理論知識、教學講義、科學研究、生態歷史資料、環境保護、畢業生生態論文、學術交流等知識組成的知識庫。其核心知識庫由校學術委員會作為最高的領導層，任命由校長和學術帶頭人為主的知識主管（CKO）決定其知識共享機制和范圍，下設知識管理辦公室，辦公室由學校的科研處、教務處、校長辦公室、信息中心組成，統一知識庫的日常管理，保證生態安全知識的共享、創新和增值。同時，可以建立校園生態安全知識庫的知識共享機制和知識激勵機制。

5.建立高校生態安全知識鏈。

高等教育是聯系社會的紐帶，具有較高的自由度與開放性。生態意識的形成，生態習慣的培養既可以在高校也可以在社會組織中獲得。因此，高校生態安全教育應該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不能拘泥于某一組織或者范圍內，應該與其他社會組織機構開展合作，把生態安全知識的節點（高校、政府、居民社區、社會民間組織）連接起來，組成一個開放的生態安全知識鏈，讓生態安全知識在整個知識鏈中流動起來，從而在知識流動的過程中，實現知識的共享、傳播與創新。在實踐上，高校可以加強與地方政府、居民社區以及敬老院、中小學等機構的合作。開放的高校生態安全知識鏈，可以有效地運用知識管理的相關理論，讓高校生態安全知識高效運行。

六、結語

第7篇：生態安全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化工園區；區域安全規劃；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中圖分類號：F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6-0214-03

一、概述

指標體系是描述和評價某種事物的可量度參數的集合，化工園區安全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是描述和確定某一區域涉及化學品企業發展規劃的內容、規模、范圍，并體現安全防護的方向和重點的可度量參數的集合。化工園區安全水平的安全目標要以指標體系為依據，按規劃期確定各單項指標的控制水平以及可控制的程度。

二、化工園區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區域的化工園區安全規劃和評價指標的內容比較復雜，首先要考慮的是區域企業安全生產狀況與影響（A），以及區域規劃狀況（B）、環境、生態質量狀況（C）、應急資源利用能力（D）和社會經濟狀況（E）等方面。

（一）區域企業安全生產狀況與影響指標的選取

企業設計、投產之前的安全規劃首先要考慮的當然是企業自身所固有的危險、有害因素對外界環境的影響。區域的安全生產狀況首先要根據該區域的涉及安全的企業的生產狀況來表征。企業的安全則主要與企業自身的危險有害因素相關。

固有危險是指物質生產過程的必要條件（客觀的要求）所衍生出來的危險性。它一般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使用、加工、生產出危險的物料，二是可能采用具有危險性的工藝過程，三是可能采用危險的裝置、單元操作。

1.物料危險性。根據《危險貨物分類和品名編號》（GB6944-

2012），危險物質分析時要考慮：是否劇毒物質；是否易燃物質；是否可燃物質；是否不穩定、震敏性、或自燃性物質；是否形成蒸汽云；是否監控物質。以及危險物料可能導致的危險性：急性中毒；火災；爆炸；化學性灼傷及腐蝕等。

2.生產過程危害性。企業的生產從廠址選擇，總平面布置，廠房生產火災危險性、耐火等級。廠址對周邊最近環境敏感點（集中居住區、學校、醫院、機關或事業單位、文化古跡、風景名勝區、二類飲用水保護區等）的危害程度都與安全十分相關。

3.企業安全防護、管理。企業所采取的安全防護措施和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對企業的安全也是非常關鍵的環節。依據《安全生產法》要求：“生產經營單位對重大危險源應當登記建檔，進行定期檢測、評估、監控”。以及“生產經營單位應加強安全生產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產責任制”。

因此需要確定其相關的指標為：A10安全監控防護措施的完善程度；A11安全制度、管理的完善程度。

（二）區域規劃狀況指標的選取

工業區安全規劃是公眾安全和區域安全的獨立規劃，也是工業區規劃的組成部分，它與工業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和建設規劃是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的。

參照《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標準》（GB50137-2011），城市功能分區為將城市中各種物質要素，如住宅、工廠、公共設施、道路、綠地等按不同功能進行分區布置組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

以《中國城市災害管理的現狀分析》所提出的采用定量化的可接受風險基準作為安全功能區劃分的依據。在結合國外個人風險可接受基準研究的基礎上，并結合中國城市規劃的實際情況，確定城市不同類型功能區的最大可接受風險基準范圍及其確定的依據（如下頁表1所示）。

根據下頁表1中的結果，按照城市不同類型功能區對風險要求的相似性，將城市安全功能區劃分為四類：一類風險控制區、二類風險控制區、三類風險控制區、四類風險控制區，具體劃分標準（如表2 所示）。

可接受風險水平是根據歷史的統計數據推斷出來的，作衡量系統風險的準則。而中國目前在這方面的資料比較匱乏，所以可以借鑒國外的規定閾值，并以此為基礎來衡量國內的公共安全水平。

因此可以用風險控制區的劃分來確定區域規劃的相關指標即：B1規劃區功能定位符合性。

規劃區的人口密度可以表征人文社會對生態環境狀態的對策響應即人文社會壓力，因此確定指標：B2人口密度。

其次是規劃區的交通狀況可以影響規劃區的發展以及公共安全的服務便捷程度，可以確定指標：B3區域交通。

（三）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狀況指標的選取

區域的環境質量狀況，也是反應當前區域的規劃情況。也即與區域的生態安全相關。生態安全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處于不受威脅與破壞的狀態，滿足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必備條件。

根據區域生態安全評價的一些相關資料，生態安全與化工園區的公共安全關系密切的指標可以選擇為：C1區域環境質量現狀等級；C2生態安全等級（森林覆蓋率）；C3水土流失等級（水土流失率）。

（四）區域應急資源利用能力指標的選取

應急資源反應了公共安全及救援、救護可利用資源的完備情況。城市公共安全主要指社會公眾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財產以及城市公共生產、生活的安全。也就是城市公民從事和進行正常的生活、學習、工作、娛樂、交往所必需的穩定的外部環境和秩序。它包括經濟安全、環境安全、衛生安全、政治安全、社會安全和信息安全等。

化工園區的公共安全首先就是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場所的生命、財產安全。對生命起救援作用的公共機構有醫療衛生、消防公共設施；保護財產安全的公共機構有公安，此外還涉及到自然災害對人們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如洪水、地震等。

因此對于應急資源方面需要確定的指標為：D1消防應急資源；D2公安應急資源；D3醫療應急資源；D4應急組織機構的配套完善狀況。

（五）區域社會經濟狀況指標的選取

影響城市化學災害的社會環境因素有人口分布和人口密集程度、城市規劃與工業布局、居民防護意識和自救互救水平等。災害源周圍存在居民區和密集人口是使事故危害擴大的重要因素。對于老的工業城鎮，可以將危險性較大的化學品生產與儲存單位遷出城鎮，或者動員居住在周圍的居民搬遷。

不同城市遭受化學災害打擊的破壞程度各不相同；同一城市中不同的區域和部位，災害易損度也各不相同，它是衡量承載體的重要指標。因而城市或區域的不同發展水平，直接關系到社會公共服務設施的配套與完善。其中社會經濟與安全較相關的指標可以確定為：E1區域經濟承載力（可以采用單位土地面積的萬元產值，萬元/hm2）；E2區域人均GDP；E3公共服務設施投資比重；E4環保投資比重；E5科技投入比重。

（六）化工企業安全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確定

根據以上的綜合分析，對化工園區進行安全水平評價可以選擇的指標體系（見表3）。

三、小結

化工園區安全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本文選取區域企業安全生產狀況與影響、區域規劃狀況、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狀況、區域應急資源利用能力、區域社會經濟狀況指標五個方面共26個安全評價指標。

化工園區安全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主要以城市、城鎮區域范圍內的與化工相關企業的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方法作為一種探討。其次對于該區域范圍內為危險化學品企業的選址建設提供外部綜合評價的一個指標體系，可以實際為區域重大安全決策、安全規劃和現狀安全水平狀況改善提供參考依據和決策指導。

參考文獻：

[1] 張明順，鐘杰青.層次分析法在城市環境規劃指標體系研究中的應用[J].環境科學研究，1995，（5）：9.

[2] 曾珍香，顧培亮.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分析與評價[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96-114.

[3]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全國生態示范區建設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生態環境考核標準選編[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社，1999：3-37.

第8篇：生態安全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 流域生態系統；評價指標；安全評價；管理；補償

中圖分類號 X8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7）02-0164-01

Research Progress on Watershed Ecosystem

ZHOU Hao YU Xiao-ying LI Jing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Harbin Heilongjiang 150056）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watershed ecosystem，and restore its proper function，scholars tried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watershed ecosystem assessment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so as to find a suitable way of recovery，compensation and management.Research on watershed ecosystem assessment such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health assessment and safety assessment，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related researches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were carried on，which played a positive role on positive recover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shed ecosystem.

Key words watershed ecosystem；evaluation index；safety evaluation；management；compensation

流域生B系統是其生命系統與環境系統在特定空間的結合，是一個集社會、經濟、自然的特殊復合生態系統[1]。長期以來，人們對流域的開發、利用給流域生態帶來了影響和破壞，造成了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水體污染等，諸多因素已嚴重影響了流域生態系統的穩定性，為使流域生態系統正向發展，恢復其應有的功能。流域生態系統作為一種特殊的復合生態系統，對人類社會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為使流域生態系統正向發展，恢復其應有的功能，學者們嘗試對流域生態系統從多方面進行評估分析、管理，尋找適合的恢復、補償及管理方式，對流域生態系統的評估指標體系、健康評價、安全評價、生態系統管理及生態系統補償等開展了相關研究，為促進流域生態系統的正向恢復及穩定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 流域生態系統評價指標體系研究進展

為了解流域生態系統的現狀水平，眾多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和實例對流域生態系統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楊樹華[2]對高原湖泊流域生態系統進行了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建立了高原湖泊流域生態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提出了分析指標、綜合評價兩大類共24個指標，形成了高原湖泊流域的生態評價指標體系及其測定方法。徐義軍等[3]對中國南方小流域生態現狀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構建，提出了3個層次（包括目標層、準則層和指標層）的中國南方小流域生態現狀評價指標體系，其以南方的小流域現狀狀態作為評價目標即為目標層，設立3個準則層包括自然條件影響指標、經濟社會影響指標和人文影響指標，對南方小流域的生態現狀評價體系進行了探討性的研究。郭 瀟等[4]提出了跨流域調水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針對水源、輸水和受水3個區，從跨流域調水產生的生態環境影響出發，構建了包含物理化學、生物、社會經濟3個系統跨流域調水的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在跨流域調水生態評價體系研究方面初步構建了一套普遍適用的指標體系。

在流域生態系統方面，學者除了進行基本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外，還進行了流域生態健康評價、安全評價等方面的研究，為生態評價指標體系建立后對流域生態系統的現狀評估提供了參考依據。

2 流域生態系統健康及安全評價進展

李浩宇等[5]在分析河流及流域生態健康基礎上，回顧了國內外河流與流域健康評價的研究、實踐，指出目前河流與流域健康研究存在的問題和研究趨勢。根據李浩宇等對河流―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的研究，我國自2004年，學者開始對國內河流生態系統進行健康評價，首先對長江、珠江、黃河等較大及知名江河流域建立了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相對于單純河流而在流域的健康評價方面，劉國彬在1999年提出了流域生態健康診斷研究，之后國內學者從各角度選取不同指標，對小流域生態系統健康亦進行了評價，如戴全厚等針對侵蝕環境的小流域生態經濟系統進行了健康定量的評價研究。龍 笛等[6]以流域為單元進行了生態系統的健康評價，總結了國內外關于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的研究進展及評價方法，對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體系的理論基礎、基本框架、指標選擇等進行了研究，構建了包含20余項自然及人類影響因子等評價指標的評價函數，對灤河山區及北四河平原進行了實例評價。在研究美國流域生態健康評價現狀及方法的基礎上，張 華等[7]提出了我國流域生態健康評價研究及實踐中應解決的一些問題。針對黃土丘陵溝壑區小流域的生態特征，王 樂等[8]參照PSR模型，從環境資源、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狀況3個方面、4個層次提出了黃土丘陵溝壑區小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李春暉等[9]對流域生態健康評價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回顧，總結了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的主要方法及包含生物、水質、水文、棲息地、社會經濟和人類健康等六方面的指標體系，為流域規劃、管理、保護等提供了決策和依據。

（下轉第171頁）

（上接第164頁）

程 瑤等[10]對流域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研究，探討了流域生態安全的評價對象、評價模型，建立了流域生態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對流域的生態保護可起到一定的參考。

諸多學者對流域生態系統健康及安全評價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對我國流域生態的正向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確定河流及其流域的評價指標、管理方法和模式起到一定的參考價值，為流域生態系統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礎。

3 流域生態系統管理研究進展

陳能汪[11]對國內外有關流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評估和特點等研究進展進行了總結闡述，在流域生態系統服務研究基礎上進行了流域生態系統管理的研究，為流域的生態補償、綜合管理等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參考。趙慶建等[12]對流域生態系統管理現狀、存在的問題、研究進展等進行了研究分析，針對相關過程管理、綜合管理等多方面提出了流域生態系統的管理途徑，構建了流域生態系統模型。陳曉景[13]對流域生態系統管理相關立法進行了研究，流域的整體性特征要求考慮各要素對流域生態系統的影響，且應以維護整個流域生態系統的健康和安全來進行綜合管理，并提出了中國流域管理的法律制度架構，其中的制度結構之一就是流域生態補償制度；另外陳曉景[14]對生態保護基本法中相關生態系統管理范式進行了研究，鑒于我國國情應以流域樽勻壞ピ來實施流域生態系統管理。

4 流域生態系統補償研究進展

陳利頂等[15]在2002年研究了流域生態系統管理和生態補償的意義，分析了流域生態補償的基礎、方法及步驟，提出確定一種合理、適宜的生態補償的機制。朱丹[16]對我國的生態補償模式、思路及存在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推進我國生態補償機制建設的“三個相結合”的路徑探索。張志強等[17]總結了國內外流域生態補償的研究進展及當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探討了流域生態補償確定方法和補償途徑等關鍵性問題，展望了流域生態補償未來的研究趨勢。當前我國已經實施了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的設計、補償制度的構建、各地出臺了補償辦法，并在實踐中逐步完善機制建設。

5 結語

流域生態系統作為一種特殊復合生態系統，其功能決定了其地位的重要性，長期以來人類的開發和利用影響了流域生態系統，為使流域生態系統正向發展，恢復其應有的功能，學者們對流域生態系統從評估指標體系、健康評價、安全評價、生態系統管理及生態系統補償等開展了研究，為流域生態系統的正向恢復及穩定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6 參考文獻

[1] 楊華.基于遙感和GIS的皇甫川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2005.

[2] 楊樹華.高原湖泊流域生態系統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云南大學學報，1999，21（2）：149-152.

[3] 徐義軍，李桂元.中國南方小流域生態現狀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C]//中國水利學會.中國水利學會2008學術年會論文集：上冊，2008.

[4] 郭瀟，方國華，章哲愷.跨流域調水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水利學報，2008（9）：1125-1130.

[5] 李浩宇，顏宏亮，孟令超，等.河流―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研究進展[J].水利科技與經濟，2013（9）：1-4.

[6] 龍笛，張思聰，樊朝宇.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研究[J].資源科學，2006（4）：38-44.

[7] 張華，駱永明.美國流域生態健康評價體系的發展和實踐[J].應用生態學報，2013（7）：2063-2072.

[8] 王樂，，閻培潔，等.黃土丘陵溝壑區小流域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構建[J].四川農業大學學報，2012（1）：50-55.

[9] 李春暉，崔嵬，龐愛萍，等.流域生態健康評價理論與方法研究進展[J].地理科學進展，2008（1）：9-17.

[10] 程瑤，馬放，杜大眾，等.流域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研究[C]//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中國環境科學學會2009年學術年會論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學會，2009.

[11] 陳能汪.流域生態系統服務研究進展與展望[J].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2012，28（2）：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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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陳曉景.流域生態系統管理立法研究[J].中州學刊，2006，154（4）：87-89.

[14] 陳曉景.中國環境法立法模式的變革：流域生態系統管理范式選擇[J].甘肅社會科學，2011（1）：19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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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態安全的現狀范文

一、項目申報單位概括

包括姓名申報單位的主營業務、經營年限、資產負債、股東構成、主要投資項目、現有生產能力等內容。

二、項目概括

包括擬建項目的建設背景、建設地點、主要建設內容和規模、產品和工程技術方案、主要設備選型和配套工程、投資規模和資金籌措方案等內容。

第二章 發展規劃、產業政策和行業準入分析

一、發展規劃分析

擬建項目是否符合有關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等要求，項目目標與規劃內容是否銜接和協調。

二、產業政策分析

擬建項目是否符合有關產業政策的要求。

三、行業準入分析

項目建設單位和擬建項目是否符合相關行業準入標準的規定。

第三章 資源開發及綜合利用分析

一、資源開發方案

資源開發類項目，包括對金屬礦、煤礦、石油天然氣礦、建材礦以及水(力)、森林等資源的開發，應分析擬開發資源的開發量、自然品質、賦存條件、開發價值等，評價是否符合資源綜合利用的要求。

二、資源利用方案

包括項目需要占用的重要資源品種、數量及來源情況;多金屬、多用途化學元素共生壙、伴生礦以及油氣混合礦等的資源綜合利用方案;通過對單位生產能力主要資源消耗量指標的對比分析，評價資源利用效率的先進程度;分析評價項目建設是否會對地表(下)水等其它資源造成不利影響。

三、資源節約措施

闡述項目方案中作為原材料的各類金屬礦、非金屬礦及水資源節約的主要措施方案。對擬建項目的資源消耗指標進行分析，闡述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資源消耗等方面的主要措施，論證是否符合資源節約和有效利用的相關要求。

第四章 節能方案分析

一、用能標準和節能規范

闡述擬建項目所遵循的國家和地方的合理用能標準及節能設計規范。

二、能耗狀況和能耗指標分析

闡述項目所在地的能源供應狀況，分析擬建項目的能源消耗種類和數量。根據項目特點選擇計算各類能耗指標，與國際國內先進水平進行對比分析，闡述是否符合能源準入標準的要求。

三、節能措施和節能效果分析

闡述擬建項目為了優化用能結構、滿足相關技術政策和設計標準而采用的主要節能降耗措施，對節能效果進行分析論證。

第五章 建設用地、征地拆遷及移民安置分析

一、項目選址及用地方案

包括項目建設地點、占地面積、土地利用狀況、占用耕地情況等內容。分析項目選址是否會造成相關不利影響，如是否壓覆礦床和文物，是否有利于防洪和防澇，是否影響通航及軍事設施等。

二、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

分析擬建項目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規劃要求，占地規模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集約和有效使用土地的要求，耕地占用補充方案是否可行等。

三、征地拆遷和移民安置規劃方案

對擬建項目的征地拆遷影響進行調查分析，依法提出拆遷補償的原則、范圍和方式，制定移民安置規劃方案，并對是否符合保障移民合法權益、滿足移民生存及發展需要等要求進行分析論證。

第六章 環境和生態影響分析

一、環境和生態現狀

包括項目場址的自然環境條件、現有污染物情況、生態環境條件和環境容量狀況等。

二、生態環境影響分析

包括排放污染物類型、排放量情況分析，水土流失預測，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因素和影響程度，對流域和區域環境及生態系統的綜合影響。

三、生態環境保護措施

按照有關環境保護、水土保持的政策法規要求，對可能造成的生態環境的影響因素和影響程度，對治理方案的可行性、治理效果進行分析論證。

四、地址災害影響分析

在地質災害易發區建設的項目和易誘發地質災害的項目，要闡述項目建設所在地的地質災害情況，分析擬建項目誘發地質災害的風險，提出防御的對策和措施。

五、特殊環境影響

分析擬建項目對歷史文化遺產、自然遺產、風景名勝和自然景觀等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并提出保護措施。

第七章 經濟影響分析

一、經濟費用效益或費用效果分析

從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角度，通過經濟費用效益或費用效果分析，評價擬建項目的經濟合理性。

二、行業影響分析

闡述行業現狀的基本情況以及企業在行業中所處地位，分析擬建項目對所在行業及關聯產業發展的影響，并對是否可能導致壟斷等進行論證。

三、區域經濟影響分析

對于區域經濟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項目，應從區域經濟發展、產業空間布局、當地財政收入、社會收入分配、市場競爭結構等角度進行分析論證。

四、宏觀經濟影響分析

投資規模巨大、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的項目，應進行宏觀經濟影響分析。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項目，應分析擬建項目對經濟安全的影響，提出維護經濟安全的措施。

第八章 社會影響分析

一、社會影響效果分析

闡述擬建項目的建設及運營活動對項目所在地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和社會效益。

二、社會適應性分析

分析擬建項目能否為當地的社會環境、人文條件所接納，評價該項目與當地社會環境的相互適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