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發展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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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戰略發展報告范文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要點

一、城際之間、城鄉之間是一個區域系統

在一個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間充填是一個有序的體系。人為的分割，雖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卻與真實的系統行為運行有很大的背離，既不符合幾何原則，也不符合生產原則。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間的城際關系，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城鄉關系，必須如實地看作是一種結構有序、功能互補、具有統一基礎的復雜系統。

從地理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應當符合空間充填原理，它們在宏觀上是可辨識的，在微觀上是隨機的，實際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鄉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級特點的一組空間充填物，共同構成一個區域綜合體，并相應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從社會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社會分布原理，它們在本質上是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和創造能力的差異，產生了在獲取財富、分配財富、消費財富上的差異，但最終它們必須服從一個臨界閾值，即作為區域內社會成員的每一個人，都至少應當獲得作為體面生活標志的最低門檻，滿足基本人權所賦予的“機會平等”。

從產業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產業升級原理，它們在產業鏈形成與產業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聯系與制約，又有內在的聯系與制約。農村作為第一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統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產品、服務及相應供需支持系統，從區域的整體上是互補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應單以“結果平等”的眼光去對待。

從智力結構看，城際之間和城鄉之間符合人口流動原理，鄉村提供了人力資源的豐厚土壤，不同等級的城市對于人才的吸納和創造“生態位”的條件差異，表現出宏觀可識別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闡述，可以發現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區域的整個體系之中，并且始終把農村作為區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對于城市的發展和城鄉統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二、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兩大轉折

世界城市化進程的經驗指出，必須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的兩大基本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相對平衡的區域內，形成大小不等的點狀分布(亦可視為區域增長極)，隨之發生了急劇的人口集聚能力、經濟密度集聚能力、二三產業集聚能力和資本集聚能力的中心。這一個轉折，表現在城市開發度急劇增強，工業化利用土地的規模急劇增強，固定資產投資的集中度急劇增強，科技含量和創新步伐等的急劇增強。這類急劇增強的結果，就在地理區域的空間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級布局的空間充填，使得廣大農村與城市之間在財富創造、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等方面差距擴大，二元結構系數加大，形成了以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農補工”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已經相當不平衡的區域內，在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很高的態勢下，在城市開發度達到中期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狀況時，必須及時地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和實施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主流之中。這一轉折的特點是，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減少貧富差異，推進社會公平，補助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大城市對農村的轉移財政支付力度，從政策導向、物質扶持、資金傾向、項目帶動等對農村實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國在2003年，已經達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業化水平也已經達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已經平均高達1：3．0以上，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都處于較高的數值，因此我國城市化戰略進程進入了第二個轉折期，即必須把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今后時期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流。

三、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國城市化50年的狀況，明確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借鑒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在城市發展中的經驗，探索新時期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的選擇、戰略形態的轉變以及發展動力的提升，由此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體系，尋求引領國家財富臺階式增長的制高點，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戰略機遇期的總任務和發展總方向的把握，必須回答七個嚴肅的問題：

（1）如何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

（2）城市發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傳統式的單極擴大?

（3）如何改變城鄉分離、城際分離、地方保護、惡性競爭的弊病?

（4）如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有效克服二元結構的社會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如何構建生態城市和綠色人居?

（6）如何擴大城市就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

（7）怎樣實現以“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總體目標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以上七大問題的統一解決，只有明確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并通過城市化發展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即由原先的單極式城市擴張轉變為組團式城市群和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培育，一舉克服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取高額“發展紅利”、降低發展總成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才能達到社會公平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四、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狀況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將對全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許多國外學者都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統計數字表明，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城市化程度的明顯加速是一個重大標志，其增長過程與財富積累呈非線形的對應關系。

中國從建國開始的發展戰略中就有“積極推進工業化，相對抑制城市化”的主導思想，加上長期“恐城癥”的制約，中國城市化50年的變遷，一直都在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2％，低收入國家為30％，而中國城市化率尚未達到40％。至2000年底，中國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個百分點，比世界發達國家平均低40個百分點。雖然從1949年全國建市67個增長至目前的600多個，但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過于偏小。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綜合實力提高與國家競爭力增強的“巨大瓶頸”。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大力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尋求城市化戰略的進一步提升，緩解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社會公平的二元結構矛盾，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五、中國城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

為了支撐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城市化率將從現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這就意味著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約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約1000萬—1200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才能滿足現代化進程的總體要求。在急劇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以下的挑戰：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相繼來臨。

（2）城市對能源和資源的超常規利用。

（3）加速城市生態環境“倒U型曲線”向右側移動的良性逆轉。

（4）促進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有機融合與協調發展。

（5）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

（6）加速克服“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之間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進程的急速推進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

（8）城市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決“_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雖然國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從政策到資金，對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就其整體性解決的目標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離。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們認為，中國“三農”問題根本出路的一個要點在于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而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大量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提高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大力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夠最終完成。一旦當農村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25％以下時，農村土地的價值才能達到市場化要求的成本閾值，此時農業土地的集約化生產、規?；a和專業化生產才達到一定水平，農業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和農業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會有明顯的進步，至此，中國“三農”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才能得以徹底解決。

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中國城鄉體系，是解決中國“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經濟不活、小城市實力不強、小城鎮總體不優”的根本戰略舉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七、中國城市化已經走出四大誤區

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健康實施，已經走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必須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下，形成“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范下得到合理的發展，組團式城市群的形成與完善是達到這一要求的正確選擇。

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必須考慮到自然基礎的差異、地理區位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對于城市格局與結構的影響。應充分認識到城市宏觀布局在三維模型中（時間、空間、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必須認識“以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均衡，換取實現社會公平程度的相對均衡”這個基本道理。

誤區之四：認為城市化的結果必然拉大城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貧富差異，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程度。事實上，只要嚴格把握城市發展兩大轉折的要點并實施城市補償農村，工業支持農業，大力推進鄉村的產業化、市場化進程，上述誤區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國應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是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會先進生產力體現的平臺，集中體現了國家的綜合實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新世紀對于中國有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世界銀行認為：國家的GDP達到1萬億美元是一個標志性臺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歷相對照：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年達到1萬億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依照國家規劃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預計GDP再增加1萬億美元。為什么美國用了10年的時間使得GDP增長了1．7萬億美元，日本增長了1．4萬億美元，中國分別比它們少增長0．7萬億至0．4萬億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過64．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6％時，也許可以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社會財富集聚能力的差異。因此，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是發揮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激發新一輪財富充分涌流的載體。

九、中國城市化的高端平臺：三大組團式城市群

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空間鑲嵌體系，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達到最大化，從而分享盡可能高的“發展紅利”，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區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

城市發展的軌跡告訴我們，其空間形態的演進，具有明顯的特征：

城市的點狀表征：0維模式（傳統城市中心，強調集聚性，容易產生城市病）。

城市的線狀表征：1維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帶，強調通達性，腹地相對狹小)。

城市的面狀表征：2維模式（城市群，強調網絡性，功能相對不對稱）。

城市的體狀表征：3維模式（組團式城市群，強調等級、有序、互補和立體協調性，最大限度獲取“發展紅利”）。

而大力培育組團式城市群，既是中國城市化戰略進程的躍升，也是中國新一輪財富涌流的高端載體，更是統籌城鄉發展，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必然舉措。

今后中國必須首先堅持發展三大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組團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力與經濟增長能力的“航母”。國家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城市體系，以尋求資源利用的空間最大“整合交集”為根本出發點，讓發展紅利得到充分體現。

組團式城市群發展模式的戰略突破主要表現為：

（1）避免了城市攤大餅式的單極化擴張。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協調為特征的區域鑲嵌體系。

（3）建立了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空間布局與城際戰略聯盟。

（4）構筑了以產業鏈為核心的城市等級系列集合。

（5）實現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結構在區域中的邏輯充填。

（6）充分協調自然—社會—經濟的城鄉時空耦合。

（7）體現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優良文明典范。

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與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全國的經濟貢獻率有著較大差異，表明了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國家GDP的貢獻率在目前仍比較偏低。

如果按國家首位城市比較：美國紐約的GDP，占全美國的GDP總量的24％，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87倍。日本東京的GDP，占整個日本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2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0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7倍。英國倫敦的GDP，占整個英國GDP總量的22％，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5．5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9．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10．5倍。法國巴黎的GDP，占整個法國GDP總量的18％，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2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7．9倍。韓國漢城的GDP，占整個韓國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1．9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8倍。

上海的GDP總量是美國紐約GDP總量的1／40。

上海的GDP總量是日本東京GDP總量的1／20。

上海的GDP總量是英國倫敦GDP總量的1／6。

上海的GDP總量是法國巴黎GDP總量的1／4。

上海的GDP總量是中國香港GDP總量的1／3。

上海的GDP總量是韓國漢城GDP總量的1／2。

中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和貢獻偏小的現象，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考慮的時候了。

十、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

中國城市化戰略設計必須突出“三維分布”制高點：

（1）培育三大組團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長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京津環渤海組團式城市群。

（2）創建七大城市帶（線）。

沿長江城市帶；

沿京廣鐵路城市帶；

哈長沈大城市帶；

濟青煙威城市帶；

綿德成渝沿線城市帶；

長株潭城市帶；

海峽西岸城市帶。

（3）發展若干中心城市圈（點）。

未來中國城市化戰略制高點一旦成熟與完備后，在國土面積只占全國8％的總面積上，將容納全國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帶的平均人口密度），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這樣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發展壓力”才會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十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是獲取“發展紅利”的最佳載體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整體表現呈現出“點狀拉動”的經濟增長形態。以4個經濟特區為起始，緊接14個沿海開放城市，近50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0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上海浦東、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陜西楊陵等，努力發揮點狀突破的帶動作用，起到了窗口、輻射和示范作用，成為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點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引領國民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5％，經濟總量提前翻兩番，為21世紀整體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平臺，必須注入全新的動力源。十分明顯，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紅利”的支撐，從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生產關系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創新，給經濟的快速成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時，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已經具備了從“發展紅利”中索取的成熟條件。所謂發展紅利是指“一個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間結構、網絡結構、產業結構、人力結構和營銷結構的趨優調整，區域發展在等級、有序、互補、高效的整合中所獲取的額外收益和潛在收益的總和，即區域整合之后所帶來的發展潛力與整合之前的現狀能力之差”。事實證明，當經濟主體從一個低級平臺向一個高級平臺整合時，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趨好、資源配置趨優、專業化分工趨強、發展成本趨低，發展紅利的“自發”獲取將呈非線性增長。例如從地級向省級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倍；但從省級規模向跨省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規律告訴我們：人類長期以來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籌劃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發展紅利，而組團式城市群則是目前得到發展紅利的最有效途徑。

發展紅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類區域優化的綜合結果：

（1）區域整合的規模與程度。

（2）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程度。

（3）產業鏈布局的合理程度。

（4）發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程度。

（6）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

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I．8個百分點，相當于21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于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于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后，所獲，取的發展紅利平均約為6400億元（2001年不變價）。

十二、中國城市化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城市化必須支付社會成本。人口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戶口和身份的轉變，更本質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手段的升級。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億～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200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億—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萬億”16萬億元（相當于1．8萬億—2．0萬億美元，按2000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2000年GDP總量的2倍。在未來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億～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000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發展成本的高低，與城市的經濟實力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城市經濟實力越強，城市規模越大，城市財富集聚能力越強，城市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統籌城鄉發展的城市群引發經濟社會變革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間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以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取“發展紅利”。即從知識互補、人力互補、技術互補、產業互補和設施互補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壁壘，取得協作效益，分散創新風險，形成良性網絡，最終享受發展紅利為區域帶來的整體效益。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過程中，必須逐步實現三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

l.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解決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納入組團式城市群范圍時，土地是作為第一產業（以綠色植物作為初始生產力的存在形態）的載體而存在，其基本屬性是作為資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陽光）和勞動力投入，形成了農業的初始生產力。當土地納入到組團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態和使用價值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從原先以生產農作物為主轉變為高資本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生產。

2.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培育城市發展的第一資源。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城市化進程中一要在數量上將農民轉變為市民，二要將農民的素質與積聚財富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因此將龐大的人口資源迅速轉變為更加有效的人力資本，是建設組團式城市群的本質要務。

3.促進民間儲蓄向民間銀行的轉變：逐步走向擴大“內投”的穩健方向

現在我國的民間儲蓄已經超過10萬億人民幣，與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當，加上固定資產的占有，民間財富已經達到一個十分可觀的地步，如何積極穩妥地將這個龐大的資本釋放出來，轉變為逐漸制衡外部投資額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進程中擴大生產、解決就業、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全面納入市場體系的重要步驟。

十四、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七原則

研究報告擬訂了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七原則：

（1）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規模、等級、互補、共生及其在國土空間布局中表達出的有序充填(空間譜)；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結構、功能、協同、進化及其在時間序列識別上表現出的整體協調系統(時間譜)。

（2）在城市系統的內部結構中，各種自然生態因素、技術物理因素、經濟增長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各種人文因素等構成了城市綜合體的等級性、共軛性、異質性、多樣性。

（3）在城市系統的外部結構中，通過城鄉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資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特別是通過城鄉的物質代謝過程、能量傳遞過程、信息反饋過程和優化配置過程，去培育區域的自組織、自學習、自適應能力。

（4）在系統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中，既要考慮區域承載力對于城市需求的制約，又要考慮城市發展對于外部環境的影響力、擴散力、帶動力。只有當一個城市向鄉村的索取被該城市對鄉村的回饋相平衡時，統籌城鄉發展的運行才是健康的與合理的。

（5）宏觀監控城市發展的“動力表征”、城市內涵的“質量表征”和城市狀態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基本依據。上述三種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質量的統一判別，并以此作為城市化進程健康發展的評價基礎，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6）國家城市化的數量規模與空間布局應當有一個戰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為特征的三大城市區（群）；建立以產業鏈為紐帶的七大城市帶，建立以區域發展中心為特征的幾十個城市圈，分別從“面、線、點”的有機組合，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主力軍，完成中國城市化空間布局的戰略目標。上述的城市化戰略空間布局，將充分發揮城市集群“發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好、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市場競爭力和生產集約能力高、綜合‘成本—收益’指數高、積聚國民財富能力高、能加速實現社會公平等優勢?！?/p>

（7）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國家城市化戰略設計的著力點在于持續培育城市的競爭力，通過產業升級、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積極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經濟全球化已成歷史潮流，我國加入WTO后，中國城市發展已經納入世界城市化進程。這就意味著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戲規則，即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接受全球化國際競爭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更新觀念，積極采取應對措施，迅速提升城市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切實提高我國城市化的整體水平。

十五、關于中國城市樣本選擇的說明

本報告選擇全國一些主要城市作為評價對象（暫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其中包括：

（1）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36個）：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南寧、?？?、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拉薩、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在這36個城市中有：直轄市4個，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副省級城市（包括省會城市）15個，分別是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廈門、濟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級省會城市17個，分別是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鄭州、長沙、南寧、?？?、貴陽、昆明、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

（2）沿海開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個）：秦皇島、連云港、煙臺、威海、汕頭、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2個）：大慶、包頭。

（4）特別選擇的城市（4個）：唐山、無錫、蘇州、溫州。

（5）拉薩由于統計數據缺乏暫未列入統計分析范疇。

（6）本報告由于資料口徑原因暫未包括中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

第2篇：戰略發展報告范文

為積極應對我國主要健康問題和挑戰，推動衛生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科學總結建國60年來我國衛生改革發展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衛生部啟動了“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衛生部陳竺部長代表“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編委會在近日召開的“2012中國衛生論壇”上了《“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健康中國”戰略是一項旨在全面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國家戰略，是在準確判斷世界和中國衛生改革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踐中形成的一項需求牽引型的國民健康發展戰略。據陳竺部長介紹，為實現衛生事業與國民健康的發展目標，“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構建了一個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衛生發展綜合目標體系，將總體目標分解為可操作、可測量的10個具體目標。10個具體目標是：①國民主要健康指標進一步改善，到2020年，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7歲，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到13‰，孕產婦死亡率降低到20/10萬，減少地區間健康狀況的差距；②完善衛生服務體系，提高衛生服務可及性和公平性；③健全醫療保障制度，減少居民疾病經濟風險；④控制危險因素，遏止、扭轉和減少慢性病的蔓延和健康危害；⑤強化傳染病和地方病防控，降低感染性疾病危害；⑥加強監測與監管，保障食品藥品安全；⑦依靠科技進步，適應醫學模式的轉變，實現重點前移、轉化整合戰略；⑧繼承創新中醫藥，發揮中醫藥等我國傳統醫學在保障國民健康中的作用；⑨發展健康產業，滿足多層次、多樣化衛生服務需求；⑩履行政府職責，加大健康投入，到2020年，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達到6.5%～7%，保障“健康中國2020”戰略目標實現。

除此之外，《報告》還提出了推動衛生事業發展的8項政策措施。一是建立促進國民健康的行政管理體制，形成醫療保障與服務統籌一體化的“大衛生”行政管理體制；二是健全法律支撐體系，依法行政；三是適應國民健康需要，轉變衛生事業發展模式，從注重疾病診療向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轉變，實現關口前移；四是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投入政策與機制，通過增加政府衛生投入和社會統籌，將個人現金衛生支出降低到30%以內；五是統籌保障制度發展，提高基本醫療保險籌資標準和補償比例，有序推進城鄉居民醫保制度統一、管理統一；六是實施“人才強衛”戰略，提高衛生人力素質；七是充分發揮中醫藥等我國傳統醫學優勢，促進中醫藥繼承和創新；八是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

陳竺強調，要充分吸收“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的成果，以《報告》的出版為契機，進一步加強和推動衛生事業發展中長期戰略的研究工作。要樹立全局觀念，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立足中國國情，更加注重衛生發展的總體效益；要以增進健康為中心，更加重視轉變服務模式；要堅持中西醫并重，更加注重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要堅持人才優先發展戰略，健全各級各類人才隊伍建設規劃體系。

陳竺要求，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切實把“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成果納入到各項具體工作中，以“健康中國”戰略為導向，積極投身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這一偉大歷史進程，努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發展新局面。

第3篇：戰略發展報告范文

絲寶集團的舒蕾品牌經過六年的市場運作和品牌建設，已經取得了不菲的戰績，無論是市場占有率還是品牌滲透率，舒蕾都已經贏得了與國際洗發水大鶚對話的機會。準確地判斷舒蕾品牌發展狀況，深入地研究舒蕾的品牌世界，對舒蕾品牌未來發展以及構建品牌高度都十分有益。 舒蕾品牌核心價值與品牌世界

關于舒蕾品牌的核心價值問題，我在文章《舒蕾綻放 美麗人生》中有比較詳細的描述。我認為舒蕾品牌核心價值出現的困惑與迷惘主要來自于品牌定位與品牌世界之間的錯位。對于舒蕾來說，功能層面的品牌價值已經被消費者廣泛認同，在這個基礎舒蕾品牌應該走情感承諾之路，讓消費者獲得更高的品牌歸屬感。但舒蕾在這個關鍵時刻卻推出了“好頭發，好護理”的品牌價值觀，繼續在功能層面強化消費者的品牌認知。從而將自己置于一個不利的品牌競爭地位。寶潔在推出五大洗發水品牌時有著相當準確與清晰的品牌定位，在品牌塑造上也著力向這個方向努力，品牌的核心價值始終保持新鮮的活力。寶潔在品牌核心價值上的操作方法值得絲寶企業認真思考與推敲。

根據舒蕾的品牌戰略，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舒蕾希望獲得的品牌世界：“突破，健康，潮流”，以“卓越品牌和全新概念贏得市場”。在品牌塑造的第一階段，我們認為舒蕾基本上實現了自己的品牌目標，舒蕾以“功能卓著”為突破點，將健康，積極的生活形態賦予品牌塑造全過程，獲得了預期的品牌效應。配合舒蕾的市場營銷戰略，絲寶公司在導入期上嶄露頭腳，成績顯著。但面對新的競爭環境，舒蕾的品牌世界由于品牌定位的滯后而顯得模糊，甚至于與公司其它洗發水品牌出現了定位上的重疊。面臨這樣的境況，舒蕾迫切需要界定自己作為國內洗發水知名品牌性格的一面，不要產生與風影、順爽之間的內部定位重合的情形，雖然這不是絲寶集團的本意。下面我們采用比附策略分析法對舒蕾的品牌世界進行梳理。

在絲寶集團的品牌戰略中，舒蕾鎖定的潛在競爭對手是寶潔公司的潘婷洗發水。潘婷的潮流、生活、富足、健康確實給消費者耳目一新的感覺。將潘婷比喻成體貼入微、善解人意、熱愛生活的鄰家大姐絲毫不過，潘婷在廣告調性上表現出的親和力，讓消費者產生了強烈的品牌信任感！娓娓道來、好不做作、細致入微的細節描寫展現了潘婷關心您的生活品質形象。沒有浮躁之氣，更無虛偽表情。相對于潘婷的品牌世界，我們發現舒蕾給我們的品牌感受首先是比較單薄、膚淺，明星的使用偏重于借名出名以及明星生活情境的描述，而潘婷的明星策略偏重于對頭發形態的表達，親切自然，增加了品牌的厚重感；其次是品牌世界的信息傳達顯得紛雜與混亂，舒蕾的幾條廣告片傳遞的品牌信息相對顯得比較龐雜，風格迥異，而潘婷的廣告片風格始終如一表達的信息單一、簡潔、明快，對品牌積累十分有利；最后，舒蕾與順爽品牌的區隔并不明顯，與風影區隔比較明確，這也是我們在分析品牌廣告傳遞風格時應注意的，反觀寶潔公司，飄柔的養護二合一大眾化品牌信息、潘婷的潮流化品牌形象，海飛絲的專業去屑與酷的定位、沙宣的超順職業形象定位、潤妍的養護形象通過廣告風格很好地得到了區分。而舒蕾與順爽在廣告風格上并不能獲得這種比較明快的感覺，因此一個品牌的存在與提升至少在公司內部要形成明確的差異化定位，否則就是品牌資源的嚴重浪費。

我們假定舒蕾的品牌核心價值為正向定位，以舒蕾的品牌世界為清晰評判標準來觀照2002年舒蕾品牌發展狀況，分析在2002年度舒蕾品牌獲得的品牌積累，供專業人士參考。 舒蕾品牌2002年發展狀況

舒蕾品牌在2002年動作并不是很多，品牌的積累主要還是依靠過去的品牌慣性，因此，我們分析的品牌狀況使用的是靜態的資料。相對于寶潔的一系列品牌，舒蕾在品牌維護上顯得比較沉悶與守舊，我們通常說的品牌維護工作上困惑實際上已經在絲寶集團舒蕾品牌產生。第二，舒蕾品牌對戰術的成功有著一種本能的迷戀，在絲寶集團中國總部，我曾經走訪了四種不同形態的絲寶產品終端，分別是大賣場、專業店、高檔商場、連鎖方便店，舒蕾的終端戰略在這里得到了極致的演繹。我不否認這種人海戰術對銷售的現實拉動力，至于品牌的塑造力如何便難以肯定。絲寶集團現有員工為2萬2000人，以絲寶集團22億的營業額來看，這樣龐大的隊伍主要是品牌影響力明顯弱于營銷影響力。作一個簡單的對比，我們就可以見到差距了。2000年寶潔全球的營業額為392.44億元（美元）。折合人民幣約為4000億元人民幣左右，寶潔的雇員總數為11萬人，兩者的比例關系不言而喻。目前，中國人力資源成本的確有優勢，但這決不是長久戰略性資源。第三，舒蕾今年的品牌資源比較多地集中在華南地區，并且在華南地區舒蕾依然采取了終端制勝的策略，但遺憾的是，我們發現舒蕾的華南之行并不理想，為什么？主要是面對本地品牌的靈活多變，貼合消費者心理的市場策略，舒蕾難以發揮其作為大品牌的品牌影響力，而用近身肉搏斗的方法舒蕾遠不如本地虎嫻熟。現對舒蕾的品牌發展指數進行細致分析，觀察舒蕾品牌2002年度的成長軌跡。

品牌滲透率指某城市居民總體中，洗發水各品牌的使用者人數所占的比例，從上述的分布圖可以看出，舒蕾目前的主流消費群集中在武漢附近、此方區域、并且以二、三級城市為主，一級主流消費市場舒蕾品牌滲透率都低于其全國平均值，而全國五大直轄市中只有重慶的品牌滲透率高于平均值。反映出舒蕾的成功不是依靠品牌價值實現拉動式銷售，更多地是依靠營銷技巧的推動。品牌滲透率低于品牌平均滲透率的多為品牌消費的重度城市，從這張表中我們不難發現，舒蕾的品牌成功極其有限。

品牌購買指數是指某城市某品牌洗發水最經常使用者的人數占該洗發水使用者總數的百分比加上該城市該品牌洗發水購買人數占該城市各品牌洗發水購買人數之和的百分比的平均值。這個指標是對城市重度洗發水消費人群測評的一個重要數據。

判斷一個品牌的價值指標方向只能是最終銷售業績。如果一個品牌擁有強大的提升銷售和利潤的能力，那么這個品牌的價值也就越高。具體地講，每個品牌刺激銷售的能力，這種刺激力預計持續的時間，還有就是把這些品牌未來刺激銷售的能力折算回今天的價值。我們看舒蕾品牌對重度消費群的影響指數低于舒蕾全國平均指數的城市明顯比品牌滲透率為多，反映出品牌拉動重度消費的能力較低，品牌處于相對比較動蕩不安的階段之中。

品牌最經常使用比例指某城市某品牌洗發水的最經常使用者人數占該城市洗發水的使用者總數的百分比，從上表的指數指標上去看舒蕾的局部市場特征更加明顯，品牌消費特征日趨淡化，以武漢（本地），長春，太原，南昌四地為集中度較高的城市：除武漢外，另外三個城市均為品牌消費不明顯的城市，品牌意識不強，品牌變化相對較為容易，而作為品牌消費重度城市只有南京，杭州，大連名列其中，因此，對品牌直接拉動銷售能力，舒蕾要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品牌忠誠度指城市某品牌洗發水的最經常使用者人數占該城市該品牌洗發水使用者人數的百分比。品牌忠誠度是影響一個品牌重復購買行為發生的最重要參數，也是評判一個品牌在市場中價值最重要參數之一，統觀舒蕾品牌忠誠度，在全國的平均值并不低（32.8%位于第5位）。但當我們分析構成這種品牌忠誠度數據，我們會發現其高品牌忠誠度是依靠四個中小城市來拉動的，甚至于在武漢本地，舒蕾的品牌忠誠度也并不高（38.2%，略高于平均值），這告誡我們，戰術運動對構建品牌價值的成效十分有限。

如果將絲寶集團舒蕾品牌2002年的一系列指數與2001年想比較，我們會驚訝的發現，舒蕾品牌在經過一年的運作后品牌處于基本停滯狀態，部分品牌指標有下降的趨勢，這不能不引起品牌管理人員的警惕。

2002年度是國內洗發水品牌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區域性強勢品牌逐鹿全國市場趨勢更加明顯，廣東軍團洗發水品牌對全國市場的沖擊不可小視，在今后的洗發水品牌系列文章中，我將有比較深入的論述，舒蕾品牌的成功與成就并不是一種高度而是一種虛胖，舒蕾要做的是減肥與增強體質。 舒蕾品牌2002年度品牌動作與市場推廣

2002年，舒蕾品牌動作主要是“舒蕾世紀星”的繼續舉辦，傳統的廣告投放，市場促銷推廣與局部市場公關活動，現對2002年的舒蕾品牌動作進行例舉。

第三屆舒蕾世紀星全國評選活動在北京舉行，光線媒體策劃公司全程參與了項目的策劃與執行。

清涼一夏全國性促銷活動（清涼好禮大放送）。

啟動《流星花園》影視中的錢韋衫（即藤堂靜）作為舒蕾新的形象代言人，并在局部區域舉辦了新聞會。

終端戰略強化改革及培訓策略推進。

目前，舒蕾見諸于媒體與市場的公開品牌活動大約有以上四個方面，配合密集的媒體投放形成2002年舒蕾品牌的主線，就舒蕾的今年市場動作而言全無新意，只是在原來的基礎上深化，而舒蕾的直接競爭對手潘婷卻動作頻頻。

2002年8月5日，潘婷在湖南舉行了“體驗十次轉變，我為秀發代言”的階段性總結會議，推出了普通消費互動參與的“秀發代言人”征集活動獲得熱烈的市場反應。

潘婷錦上添花，演繹醉人秀發的活動延續到今年，繼續獲得市場追捧。

“名模信潘婷　美發無煩惱”的潘婷名人俱樂部成立則將明星資源進行深度利用，體現了潘婷獨具的市場眼光。

不僅如此，寶潔在母品牌層面還推出了一系列的公關活動，姐妹品牌個性鮮明的市場品牌活動對潘婷品牌起到有益的補充作用，潘婷品牌在這種良性互動中收獲頗豐。

縱觀2002年舒蕾的品牌活動，我們見到的是一個仿佛江郎才盡的品牌背影，對于舒蕾這樣一個還比較年輕的品牌而言，過早來臨的老成使我們見到了舒蕾不妙的未來。不是機制問題就是人才的問題，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舒蕾如果繼續這種品牌個性，她還能走多遠？

關于舒蕾世紀星活動。據絲寶洗滌用品總公司胡躍總經理說，舒蕾世紀星每期策劃及執行費用大約1000萬元人民幣，以舒蕾世紀星的影響力以及對品牌的影響我覺得需要重新分析這種大型公關活動舉辦的必要性。舒蕾世紀星經過三屆的運作，已經出現精英意識太明顯的缺陷，資源的投入與實際的品牌效應出現不良效果，建議對這種活動進行評判與評估。作為一種快速消費品，在品牌導入期這種大規模的品牌活動對建立品牌知名度很有好處，但隨著品牌維護期的來臨，快速消費品需要的是短平快的把握消費潮流，品牌要做到與時俱進。模塊化的品牌活動是很難得到這樣的品牌建設與維護的目標效果。

關于促銷活動。清涼好禮大放送，從品牌角度這完全是一個負分的品牌行為，清涼好禮在季節性上抓住了消費者關注的心理，但在品牌屬性上幾乎是全無品牌世界的痕跡，如果這種促銷活動只能取得階段性成果，并且對品牌建設無特別的建樹，我們只能說這種促銷活動成效至多只能打40分，因此，市場活動要考慮市場與品牌雙重收獲就要加強活動策劃的水平。

關于起用藤堂靜作為舒蕾新的形象代言人。我個人認為是舒蕾本年度比較有亮點的品牌活動，但明顯的問題是對騰堂靜的資源利用不夠充分，顯得囫圇吞棗。

關于傳統的廣告投放，舒蕾的廣告投放還是十分有效的，策略上也是比較有特色，至少我認為比廣東版塊的洗發水品牌更有計謀，因此，舒蕾的媒體投放技巧值得借鑒。

如果我們用一個坐標軸來描述舒蕾2002年度品牌活動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品牌活動的有效性不強，品牌活動的正向效應有限。不多的品牌資源與品牌活動更要講究效率比，以舒蕾目前的品牌活動來比照，舒蕾的品牌夢想會顯得越來越遙遠！ 舒蕾品牌綜合評價

在對舒蕾洗發水進行行業劃類時，我曾經對舒蕾品牌作出兩種歸類，一類是將舒蕾作為全國性品牌處理，因為確實以舒蕾目前的市場占有率與品牌知名度而言，舒蕾已經具備全國性品牌特征。但同時，另一種劃分類我是將舒蕾作為武漢版塊的區域性強勢品牌，為什么這樣去劃分，因為舒蕾在洗發水重度品牌消費市場的前景并不樂觀，舒蕾目前較好的排名是依靠二三線市場來拉動的，在廣州市場，舒蕾品牌無一次（項）指標進入前20名，因此我們有理由說舒蕾只是區域性強勢品牌，那么舒蕾品牌究竟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地位呢？

較高的知名度。由于戰術運用的成功，從目前的市調資料來看，舒蕾品牌有著較高的品牌知名度?？蛻舻膰L試性購買比較踴躍，并且由于重視終端建設，導向性購買現象也比較明顯。

一定的品牌忠誠度。從調查資料來看，舒蕾品牌建設風格較易被二、三級市場消費者接受，在這些市場上擁有一定的品牌忠誠度，品牌依賴性消費較弱的城市容易接納接受舒蕾品牌。

有限的品牌美譽度。在中國主流品牌消費大城市，舒蕾的品牌影響力明顯弱于競爭對手，特別是寶潔公司的產品在大城市市場高度的品牌忠誠度與品牌美譽度更是舒蕾難望其項背！甚至于聯合利華、日本花王雖然在銷量上不一定有舒蕾大，但品牌美譽度上舒蕾仍然難以與之媲美。因此舒蕾需要擺脫鄉下姑娘的命運，在大城市著力將自己塑造成為廣大市民接受的大家閨秀。

品牌資產的積累。最近我們已經見到舒蕾品牌在品類上的延伸，但舒蕾的品牌資產我認為還不足以用來進行品類延伸，我在見到健康護士、滋潤伴侶、清涼天使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將其作為洗發產品的功能延伸，直到購置回來才意識到我所購買的是沐浴露，這種錯覺對消費者而言絕不是美妙的感受！

因此客觀地說，舒蕾品牌維護與建設需要更多的才華與銳氣，需要更高的立意與視野，需要更廣闊的思維與空間，任何自滿與盲目的自信都會葬送一個品牌的美好未來！ 舒蕾品牌未來發展的策略建議

根據舒蕾目前的品牌發展狀況，我們建議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舒蕾品牌維護之路應該走一條智慧之路，我們的策略點可以概括十個字：小巧、靈活、密少、零散、整合。

小巧。基于中國消費文化的復雜性，大統一的方案在中國市場很難收到統一的效果，特別是在品牌建設上，雖然人類有同樣的心理情感，但人類在接受這種情感時所選擇的方式卻千差萬別，小巧的市場方案能夠有效地減少大一統帶來的水土不服。

靈活。主要基于迅速變化的市場環境，市場始終是動態的，我們的計劃往往很難趕上變化，靈活的品牌推廣計劃應運而生，靈活同樣地體現了洗發水品牌與消費者的高度互動，這一點在大城市尤為重要，靈活還同時肩負著塑造活躍品牌形象的任務，靈活對策劃部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密少。加大活動的密度，減少大型活動，因為中國的市場環境是如此之復雜，大型的活動基本上很難做到全面覆蓋。相反，較少大型活動的資源用到小活動但很有創意的市場中，會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

第4篇：戰略發展報告范文

中圖分類號：F746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知識產權制度是創新驅動發展的有力保障，高新技術產業更需要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文章選取我國高新技術貿易額為被解釋變量，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解釋變量，引入IPP指數，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新技術貿易的關系做出了實證分析，得出了知識產權保護與我國高新技術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的結論。最后，提出了有利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及促進我國高新技術貿易健康發展的知識產權戰略。

關鍵詞：創新驅動 知識產權保護 高新技術貿易 知識產權戰略

當前，創新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驅動力，創新能力已成為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同時，伴隨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及實施，將有助于提升我國創新能力，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有力保障。因此，創新驅動是建立在體系完善并不斷優化的知識產權制度基礎之上的，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將促進我國經濟創新驅動發展。

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高新技術貿易在我國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需要完善、高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傳統產業相比，高新技術產業中的核心技術具有高度復雜的特點，對其進行司法保護的要求更高。同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的簽訂標志著知識產權的保護進入了高標準、高水平的階段，知識產權由傳統文化領域向國際貿易領域滲透。我國己經簽署了包括TRIPS協議在內的一系列協議，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知識產權制度起步較晚，加入WTO后，我國的國際高新技術貿易必須沿著TRIPS設定的軌道運行，這將對我國的高新技術貿易帶來巨大的沖擊。因此，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時代背景下，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影響的研究，不僅能夠促進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進一步發展，還為未來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更好地服務于創新驅動發展提供理論和現實依據。

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影響

（一）有利于推動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并提高高新技術貿易競爭力

知識產權是人們對其創造性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具有專有性、地域性、時間性等特點。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根本出發點在于給予創新者短期的壟斷權利，為創新提供激勵和保障，促進技術進步，從而在根本上促進高新技術貿易的發展。另外，從經濟發展的社會實踐來看，激勵創新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促進科技、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必然的制度選擇。由于知識產權制度可以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成果給予保護，使其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可以激勵高新技術企業繼續進行創新，增加R&D投資，形成良性循環，推動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提高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二）有利于引進高端技術并提高我國高新技術貿易質量

知識產權制度存在的初衷是促進技術的擴散，我國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即發達國家向我國的技術擴散。高新技術產業具有高技術、高投資、高風險和高回報等特點，其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高低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對于這些技術容易被模仿復制的高新技術產業，發達國家在我國的這些產業進行投資時，就會擔心其經濟利益受到侵害，因此會影響其投資的積極性。為使我國順利引進外國的高端技術，提高我國高新技術貿易質量，提高我國高新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失為一個比較好的途徑。

（三）有利于減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高新技術貿易摩擦

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缺陷和不足，導致與發達國家高新技術貿易摩擦頻現。TRIPS協議的實施，意味著強制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實施充分保護，否則就會受到發達國家實施的貿易報復。我國企業必須從根本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只有這樣才能減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

（四）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消極影響

由于我國在高新技術貿易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方面處于起步階段，知識產權保護很大程度上還是處于被動接受階段，在短期內要先承受其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消極影響：一方面，我國進行高新技術知識產權保護需要支付大量的管理和實施成本；另一方面，在國際高新技術貿易領域，我國目前的自主創新能力還較弱，對國外的高新技術具有較強的依賴性，因此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我國必須支付高額的國際租金，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貿易領域的壟斷地位會進一步加強，這必然會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度量

對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必然涉及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度量。Rapp和Rozek最早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進行度量，他們把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劃分為五個不同的等級，分別用0到5來表示，稱為RR指數。Ginarte和Park在RR指數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入的度量方法，他們把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度量指標劃分為五類，即覆蓋范圍、是否為國際條約的成員、權利喪失的保護、執法措施和保護期限。同時，他們還給出了五類指標的詳細構成，每個類別中各指標的得分之和除以指標個數即為該類指標的得分，五類指標的得分之和即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被稱為GP指數。

西方發達國家的司法制度比較健全，而我國司法體系正處于完善轉型期，由于知識產權立法與司法尚沒有完全同步，采用靜態指標所度量出來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實際水平可能并不一致。我國學者韓玉雄、李懷祖（2005）對GP指數進行了修正，加入了“執法力度”指標，設F（t）表示一個國家在t時刻的執法力度， G（t）表示t時刻Ginarte-Park方法計算出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那么修正后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P（t）可表示為：

P（t）=F（t）*G（t） （1）

其中執法力度F（t）值介于0到1之間，其影響因素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即：社會法制化程度、法律體系的完備程度、經濟發展水平、國際社會的監督與制衡機制。

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為了定量分析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新技術貿易的關系，本文主要運用修正的GP指數來衡量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經實證檢驗這樣更符合中國司法體系轉型期的實際，用IPP表示。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水平自2001年之后沒有太大變化，執法力度的計算參考了“人均GDP”、“律師比例”、“成人識字率”、“立法時間”和“是否加入WTO”五個指標，取加權平均數。我國高新技術貿易額為被解釋變量，用TRADE表示，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為了消除時間序列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而且時間序列數據取對數后不會影響其時序性質，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對時間序列數據TRADE和IPP均作了取對數處理，分別用 LNTRADE和LNIPP 表示。

（二）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 Eviews6.0 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法，分別對時間序列數據LNTRADE和LNIPP及其一階差分形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1。DLNTRADE和DLNIPP分別代表LNTRADE和LNIPP的一階差分；檢驗形式（C，T，L）中的C、T和L分別表示ADF檢驗模型中的常數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ADF檢驗采用麥金農臨界值，經檢驗兩個原始變量均存在單位根，而經過一階差分后在一定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具有平穩性，即兩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三）協整檢驗

本文運用Johansen和Juselius（1995）提出的基于VAR的協整系統檢驗，即Johansen方法進行協整關系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

當零假設為存在0個協整方差時，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都分別大于其對應的0.0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所以拒絕存在0個協整方差的原假設；當零假設為存在至多1個方程時，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都分別小于其對應的0.0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協整方程為：

LNTRADE=4.883 LNIPP+4.745C （2）

（0.38578） （0.35219）

從中可以看出兩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說明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每增加1單位，會使我國的高新技術貿易額增加4.883單位。因此，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總額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

（四）誤差修正模型

上述檢驗結果表明時間序列LNTRADE與LNIPP之間存在著唯一的協整關系，下面在協整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LNTRADE與LNIPP的短期不均衡動態結構。利用Eviews6.0軟件的計算結果，得到誤差修正模型：

D（LNEXIM）= -0.411616EC（-1）

[-3.72816]

-0.240590 D（LNEXIM（-1））+

[-0.91969]

0.026941D（LNEXIM（-2））-1.130452D

[ 0.08780] [-1.40564]

（LNIPP（-1）） -0.448591D（LNIPP（-2））

[-0.94871]

+ 0.345067 （3）

[ 3.49165]

在（3）式中，括號內為對應的標準差，EC（-1）的系數為短期調整系數，系數越接近1，則表明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總額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當年的均衡誤差幾乎在下一年就可以得到調整。從短期調整系數（-0.411616）來看，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0.411616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這說明短期內滯后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高新技術貿易總額的變動有較為顯著的影響，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短期內可能阻礙高新技術貿易的增長。

（五）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采用Granger（1969）和Sims（1972）的因果關系檢驗法，進一步驗證我國高新技術貿易總額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IPP之間的均衡關系中是否同時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的方向。當原假設為LNIPP不是LNTRADE的格蘭杰原因時，概率值P值在滯后期分別為1、2、3的情況下均小于0.0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拒絕原假設，LNIPP是LNGRADE的格蘭杰原因；原假設為LNTRADE不是LNIPP的格蘭杰原因時，P值在滯后期分別為1、2、3的情況下均大于0.0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接受原假設，LNTRADE不是LNIPP的格蘭杰原因。

結論

為促進我國高新技術貿易健康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創新驅動發展，我國應積極深入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提升高新技術創新能力和貿易競爭力；加快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加強知識產權執法維權、運用、審查、服務及人才體系建設，使之能夠更好地為高新技術貿易健康發展保駕護航；全方位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減少高新技術流失。

參考文獻：

1.韓玉雄，李祖懷.關于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5（3）

第5篇：戰略發展報告范文

論文摘 要：提高教育質量是當前高等教育發展的首要任務，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必須構建一套整體持久的質量保證體系用以指導，控制和調整教育過程。本文針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存在的問題，提出將質量管理的各個階段、環節、學校各部門控制質量的職能和活動有機地組織起來，而形成的一個任務、職責、權限明確，互相促進的體系，以應對我國教育在培養人才的過程中出現的困境。 

 

一、國外的教育質量保證制度 

開放式培養是西方世界最為常見的教育模式，有無有效的質量保證制度是開放式培養模式能否得以順利實施的第一關。在美國，教育機構質量保證涉及三種(級)評估，一是機構注冊評估，二是機構質量保證制度，三是專業質量評估。機構的注冊，如同商業機構一樣，只是申請辦學許可，不反映辦學的質量。能夠表明高等教育機構辦學質量的主要是質量保證資格及資格等級。何為質量保證，簡而言之，就是以相互約定的質量標準為準繩，以自我評估和同行評估為特點，以質量的連續性提高為最終目的(質量保證手段之一)。也有學者認為，保證的目的是使學校取得校外人士的信心和信任，并進而贏得更好的聲譽。美國教育的質量保證對象是所有從事教育培養的機構，負責保證的機構為全美教育學院聯合會組成的保證理事會。質量保證又可細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專業單純型，比如由全美教育學院聯合會的質量保證；二是政府撥款進行的相關質量保證。后者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政府組織的質量保證(在美國很少見)；二是政府委托質量保證機構進行的質量保證。政府通過對質量保證機構的保證標準、程序及工作規范加以認可從而獲得對質量保證的間接干預權。通過保證的結果來最終確定政府對教育的撥款額度。美國聯邦教育部對教育的政府補貼多數是通過這一手段而實現的。 

與美國相比，歐洲很多國家教育機構質量保證系統稍有不同，多數是通過中介機構來實施質量保證。機構質量保證分為機構(學校)質量評估和專業質量評估。目前的發展趨勢是將兩種質量評估合二為一。英國于1997年成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署，該署于1999年11月首次公布質量評估新框架。2000年開始對42種學科進行質量評估。評估的主要目的是(1)在質量監控與質量改善上求得平衡；(2)在質量保證的各個側面維持平衡，直言之，要在依賴外部質量監控手段和依靠自我質量保證之間維持平衡；(3)追求效率；(4)與其它高等教育政策相協調。教育作為一個專業，也必將受到英國質量評估新框架的影響。 

二、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國自從1992年開始新一輪高等教育改革以來，體制改革、教學改革和教育觀念改革全面展開，質量意識明顯增強，高等教育規模和質量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有關質量保證的研究迅速被提，以質量保證為目的的教育評估廣泛開展，1995年國家教委開展了全國高校本科教學合格、評優與“211工程”建設等工作。但總體而言，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建設尚處于探索和借鑒外國經驗的階段，仍然存在著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有： 

1、質量監控主體單一化。建國以來，我國對高等教育進行質量控制是政府，他們既是高等學校的興辦者，又是高等學校的管理者，還是高等學校的評價者。在我國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的情況下，面對近2000所高校的質量監控全部由政府來完成，其結果必然是周期長，時效性差，質量不能保證。 

2、質量控制外部化。在我國現行的質量保證制度中，質量控制主要來自外部，政府在高等教育質量管理和保證方面有絕對的權威，其結果是學校本身高度重視外部評價，而忽視自身內部的自我評價，高校普遍缺乏加強質量管理的內部動力。從管理學理論角度看，高校內部全體員工自覺的質量控制才是持久的，僅依靠外部的質量監控是很難保證其教育質量的。 

3、質量觀念片面化。在評價高等教育質量過程中，往往只根據人才培養的數量和規格這一因素來評價高等教育的整體質量，忽視了高等教育是否滿足人們的受教育需求，以及高等教育是否促進現代化這個根本的內容。高等教育是否促進當地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是否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受教育需要，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這些本來應該是評判高等教育質量高低的因素，卻被忽略了。在質量標準方面，用精英階段高等教育的學術取向和質量標準來規范大眾化高等教育，結果又造成了質量標準的同一化。 

三、新時期完善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的取向與對策 

教育質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的主題，高校能否保質保量的滿足社會對大學的全面要求，不僅影響到社會的進程，而且也決定了大學自身能否從社會換取資源的能力及其生存發展狀態。因此，高等教育的質量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制度是質量的保證，要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必須完善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 

1、政府部門的質量監控制度。 

（1）制定質量保證法律、法規，規范高校行為。 政府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教育立法，規范高等教育教學質量行為。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主要以《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為政策依據，由于該《規定》制定較早，其基本框架已不適應當前形勢發展的需要。為此，國家應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師法》等為法律依據，并吸收歐美發達國家高等教育保證的經驗，制定有關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的法律、法規，對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的目的、組織、程序、周期、結果公布、保證對象及類別、保證結果的使用等做出明確規定。各省教育行政部門也要結合本省的實際對所管轄的高校制定必要的教育質量保證政策，使高等學校有法可依，并加大執法力度，使質量保證活動規范化、制度化。

（2）建立多層次、各種類型的高校質量標準。多層次、各種類型的高等教育質量標準的建立是由人才培養目標的多樣性和高等學校不同的層次、類型、結構和功能決定的，同時，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在投資主體、辦學模式、體系結構、培養目標等方面，越來越向多元化、多層次發展，因此，難以用一個統一的質量標準來衡量，也不可能用一個統一的機制來保證。正如1998年在巴黎召開的首屆世界高等教育大會通過的《21世紀高等教育展望與行動宣言》中指出的，考慮多樣性和避免用一個統一的尺度來衡量高等教育質量。如果我們用統一的質量標準來衡量不同的高等學校教育質量，那是不現實的，也是不能奏效的。必須區分類型，并以此施行不同的管理辦法，建立分層次的多元化質量評估標準。如研究型院校、理工科院校、師范類院校、藝術類院校、高職高專等，使各級各類高校找到合理的定位和發展空間，在相應的平臺上與其他高校展開競爭。 

 （3）分類保證。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高校結構性的合并調整、招生并軌、大規模地擴招等改革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使我國的高等教育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學習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歷程中的經驗，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已初見端倪的今天，應盡快建立起高等教育的保證制度，制訂公正客觀的評價標準，對多樣化、多層次、不同區域的高等教育進行保證評估，保證的目的是要保證最低的質量要求，以確保高等學校提供的教育學生是合格的，可以被社會接受，從而證明學校是有效率的。以確保各類高校的教學質量符合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要求。 

2、高校內部施行全面質量管理制度 

隨著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發展，高校的主體地位將隨著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而變得越來越突出，高校在質量保證中的作用也將變得越來越重要。高校在獲得辦學自主權的同時，應當建立嚴格的自律機制，通過自我控制、自我調節、自我完善，保障高等教育健康發展。 

（1）強化質量意識，建立校內質量控制體系。全面質量管理是教育質量保證體系的重要理論基礎，基本核心就是提高教職員工的素質，增強質量意識，做到“質量第一，人人有責”，人人做好本職工作，人人抓教育質量，通過抓好教學、科研等工作質量來保證和提高教育質量。:建立校、院（系）兩級教學質量監控和管理體系；完善教學督導制度和教師教學評估制度；學校內部的教學質量由校、（院）系承擔，對專業的規劃、設置、監控嚴格把關，并實行審查。學校設立質量監控中心、學術委員會，（院）系也設立也設立相應的職能結構，目標分解，層層把關，及時糾正出現的問題，確保教育質量。 

（2）建立定期的教學質量自我評估制度。建立定期的教學質量自我評估制度就是在校內形成教學質量管理網，使教學的每一環節都有相對穩定的管理標準和質量要求。學校教學質量自我評估分兩個維度進行，一是院系對人才培養的自我評估，主要評估專業培養目標是否符合社會需要；教學質量是否達到培養目標要求。二是對教師教學質量的自我評估，主要對教師教學態度、教學技能、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效果進行評估。學校實施教學質量自我評估就是把質量管理的思想和理念要反映和滲透在各個考評項目中，包括教學管理工作效率、試卷建設、課程建設、教師教學紀律、教師教學質量、教研活動、聽課、教材、學生紀律、省級以上統考課程、師資水平、實驗設備、學生科研和實習工作等評估項目，以達到以評促改，以評促建的要求。為保證評估目標的實現，學校建立教育質量評價與診斷系統，由分管校長負責，聘請教學經驗豐富、教學水平高的教師組成質量監控中心，中心的人員經常參加聽課和評課活動，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學生和其他方面對教學的意見和建議，以便對學校教學質量管理進行評價，診斷質量管理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的改革意見。 

（3）建立畢業生信息反饋制度。畢業生就業狀況和對社會的貢獻度如何，直接反映高校的教學質量，是高校質量保證的重要環節。學?？梢越厴I生就業狀況檔案，了解畢業生就業狀況。這樣做一方面能夠完整地了解畢業生走向社會的反饋情況，另一方面又能夠為學校提供專業的需求狀況，及時修正人才培養工作的偏差，同時也為學校及時調整專業起導向作用，是高校質量保證工作的重要環節。 

 

參考文獻 

[1]楊德廣.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多樣性和質量保證.東南學術，2002（2）：24-28 

第6篇：戰略發展報告范文

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圍繞“建強創佳”奔小康和“四化”發展目標，分析研究我市經濟與社會發展總體及各重點領域科學技術的發展現狀、趨勢、戰略重點及對科技的需求，提出總體及各領域今后5—15年科技發展的思路、戰略目標、重點任務和政策措施，為制定“十一五”規劃和“規劃綱要”奠定良好基礎。

二、研究目標和主要內容

（一）戰略研究的目標

通過戰略研究，力爭實現“三個突破”。

一是在科技發展的總體戰略上有所突破。提出未來5-15年我市科技發展的總體戰略、指導方針和切實可行的戰略目標。

二是在重大科技發展任務上有所突破。根據市長遠發展和近期需求，提出我市科技發展的戰略重點、優先領域和關鍵技術等，力爭能凝練出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科技發展任務和項目。三是在科技環境、科技政策上有所突破。根據科技發展需要，提出科技發展的保障機制和政策措施等，以確保規劃任務的順利完成。

（二）戰略研究的主要內容

戰略研究的內容包含12個專題。

1、市中長期科技發展總體戰略研究。

研究國內外科技發展的現狀與趨勢，客觀評價我市科技競爭力和自主知識產權的創造能力。結合實際，研究如何通過科技體制創新提高我市持續創新與自主創新能力。根據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和“四化”發展理念對科技的總體需求，確定未來5－15年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的總體框架、發展目標、指導方針、基本任務、重點布局和戰略途徑。

2、農業與農業產業化科技發展戰略研究。

在客觀分析世界農業及農業產業化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研究分析我市農業（包括種植業、養殖業、農產品深加工、農村第三產業）與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技術瓶頸和對科技的需求，明確我市農業與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戰略重點、關鍵技術和重大項目，提出加速農業和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對策和思路。

3、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戰略研究。

分析我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狀，確定我市基礎應用研究的重點與方向，提出加強成果轉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的對策；研究分析世界性產業與技術轉移的趨勢和我市現有條件與優勢，提出應對策略、發展方向、目標任務和重大專項；提出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節能環保、光機電一體化等領域發展的戰略目標與重點，確定優先發展的重大關鍵技術、系統成套技術和重大科技專項。

4、科技人力資源發展戰略研究。

分析我市科技人力資源的現狀及主要問題，研究科技進步與創新對科技人才和教育的需求，明確我市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科技人才的類型及數量，比較我市與國外和國內其他城市人才政策，研究提出加強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的戰略思路、目標任務及政策措施。

5、高新技術提升改造傳統產業科技問題研究。

研究分析我市傳統產業發展現狀，明確我市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的戰略重點、關鍵技術和重大項目，確定技術引進、二次開發的重點領域和重點任務；應對世界產業轉移趨勢，明確加速我市先進制造業發展的關鍵技術和重大項目，確定發展戰略、目標，提出促進先進制造業發展的對策和思路；研究分析幾年內有望成為10個年產值過百億的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對科技的需求，提出促進企業發展的重大科技項目。

6、軍民融合科技發展問題研究。

分析我市軍民融合科技發展現狀，研究我市軍民融合科技創新體系和推進機制，明確軍工科技資源與地方經濟密切融合的切入點，確定軍工技術民品化和民用技術軍品化的重點領域和重點產品，提出加快軍民融合的發展思路、重點任務及對策建議。

7、旅游、商貿業發展科技問題研究。

分析我市旅游、商貿業發展現狀與趨勢，研究旅游、商貿業發展對科技的需求，提出依靠科技手段提升和樹立我市旅游品牌，加快商貿業發展的重大專項，研究加速旅游、商貿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8、城市公共管理科技問題研究。

為打造“國際化、市場化、生態化、人文化”的新，提升政府管理城市的綜合水平，在分析我市城市安全管理、智能交通、公共衛生、重大突發事件應對等城市公共管理能力的現狀與趨勢基礎上，提出相關重大科技問題，篩選出重大關鍵技術和重大工程項目，并提出對策與思路。

9、現代服務業發展科技問題研究。

研究分析基于電子化、網絡化的商務、教育、文化娛樂、金融、社區服務等領域的信息化發展和技術創新現狀與趨勢，提煉出影響現代服務業的重大科技問題，篩選出重大關鍵技術和重大工程項目，并提出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對策與思路。

10、基于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的循環經濟科技問題研究。

分析我市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的現狀及主要問題，根據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研究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與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對科技的總體需求，明確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的發展戰略、發展目標及重大科技任務，并提出對策建議。針對水資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城市垃圾的科學處置中需要科技解決的關鍵問題，提出發展循環經濟的思路及對策建議。

11、科技資源共享平臺建設問題研究。

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上分析我市科技資源現狀，根據我市經濟與科技發展的總體布局，明確發揮科技資源優勢和科技資源共享平臺建設的發展目標、重大任務，提出為科技企業提供研發服務平臺以及建立科技資源共享機制的措施。

12、科學普及與提高公眾科學素養問題研究。

根據我市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結果，分析科普工作現狀，研究提出未來我市科普工作的目標、重點任務和對策建議。研究創新文化對科技發展的重要作用，分析我市創新文化發展的主要問題，提出弘揚科學精神，加強創新文化建設的對策。

三、組織設置與工作方式

戰略研究工作由規劃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多部門共同協作，并充分發揮科技、經濟、社會、管理等各方面專家的作用，尤其注重發揮一線優秀專家的作用，確保戰略研究全過程的開放。要動員我市有戰略思維能力和戰略眼光的優秀專家參與，調動各有關部門和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體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保證戰略研究工作取得有效成果。

（一）組織設置

市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和規劃研究總體戰略組共同負責戰略研究的組織實施。

總體戰略組主要負責規劃研究的頂層設計，包括制定規劃總體架構，確定戰略研究專題設置及研究內容，對各戰略研究專題組進行指導等，同時負責總體戰略研究報告的起草工作。

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下設聯絡組、文件組。聯絡組主要負責具體協調工作，包括規劃戰略研究各專題組的協調，辦公室與領導小組成員單位、總體戰略組及專家顧問組之間的溝通協調，負責戰略課題研討會、論證會的召開及資料準備和整理等。文件組主要負責有關文件的起草，工作方案的起草及文檔管理等工作。

（二）工作方式

戰略規劃研究采取公開招標的方式確定承擔單位和專題組長，市級相關部門參與協作，其負責同志作為專題組副組長。專題組長根據規劃領導小組的工作部署全面負責本專題的研究工作。在組長和規劃辦公室簽訂戰略研究計劃任務書后，專題研究的具體部署，研究人員的組織、資料收集和調研、研究報告的撰寫等由專題組負責組織完成。

四、對戰略研究工作的要求

規劃的戰略研究是規劃制定的核心和基礎，直接服務于“十一五”規劃和“規劃綱要”的編制。

（一）戰略研究的方法

在對我市科技發展現狀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方式充分了解國內外科技發展的趨勢，把握科技發展的前沿，做好技術預測，對未來科技發展的全局做出前瞻性安排。

對我市科技發展經驗進行總結，注意廣泛調研，聽取意見，從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瓶頸問題分析入手，找準科技發展的切入點與突破口，逐漸深入，不斷總結和凝練，提出科技發展的優先領域、關鍵技術、重大項目與課題等。

對典型的案例進行解剖分析，并與其他省市有關情況進行對比研究，客觀評價我市科技發展的地位與差距。

加強研究的開放性，提倡大跨度、多視角考慮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等問題。利用多種多樣的渠道，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多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研究過程中，發揚民主、鼓勵爭鳴，使各種觀點相互交鋒，允許不同的觀點存在。注意加強專題之間的交流，對于領域比較寬的專題，尤其是要注意系統研究和交叉融合。

注重專題研究的頂層設計和綜合，使專題研究工作做到宏觀有序，并根據專題研究的整體部署和要求，制定出科學的、合理的、可操作的專題研究方案和專題任務分解方案，精心組織，深入研究。同時，在專題設計與研究過程中，允許專題之間的合理交叉，但要加強專題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協調溝通，以減少專題間不必要的重復，保持整個專題研究的完整性。

專題研究應特別強調要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創新性的思維，力爭為制定出一個有新意的規劃奠定堅定基礎。

（二）專題研究的基本內容

根據規劃制定的總體要求，專題研究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以下5個方面：

1、發展趨勢分析：系統分析國內外的經濟、政治、社會等的背景，以及本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和特點。

2、現狀分析：在系統研究我市實情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本研究領域我市發展的現狀、優勢及問題，并與國內省市相對比提出我市的主要差距、階段特點，以及未來發展的重大需求。必要的統計數據要求詳實，統計分析方法科學合理。

3、發展思路研究：根據形勢和現狀，研究本領域未來發展的總體思路，包括指導思想、方針原則、發展途徑等，提出未來15年本領域科技發展的總體目標以及未來5年的階段目標。4個戰略研究專題要重點提出未來15年發展目標，同時提出未來5年階段目標；8個問題研究專題以提出未來5年目標為主，同時展望未來15年發展目標。

4、戰略重點和主要任務研究：根據目標和需求，研究本領域發展的戰略重點和總體布局與部署，提出優先發展關鍵技術和重點、以及重大項目等。

5、政策措施研究：研究為實施上述目標和任務而采取的對策和措施，包括政策、保障、條件、環境等建議。

（三）專題研究報告形式

各專題研究任務完成后，須提交專題研究報告，主要包括：

1、專題主要研究成果與總報告摘要；

2、專題研究總報告；

3、關于重大科技專項或重大任務的建議說明；

4、相關研究成果與資料。

五、時間進度安排

戰略研究時間進度安排分為三個階段。

啟動階段（3月底前）：確定戰略研究專題，通過公開招標，確定戰略研究專題承擔單位和課題組組長，成立專題組，組建研究隊伍，落實研究任務。召開各專題開題報告會，下達任務書，啟動研究工作。

第7篇：戰略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整合報告理論 價值創造 演進

一、引言

近年來，國際經濟形勢日益復雜，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已進入后全球金融危機時代，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下，會計學界已經認識到，企業應披露綜合信息，以整合報告的觀點來看待企業利益如何與相關者利益乃至整個社會的利益相一致的問題。2010年8月2日，全球報告倡議組織與英國威爾士王子可持續會計項目聯合成立了一個稱為“國際整合報告委員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IIRC）的國際機構，試圖推動全球建立統一的整合報告框架。IIRC已在2011年9月12日整合報告討論稿，并將在2011年11月G20巴黎峰會上正式公布這一框架，以求得到G20的支持，這一舉動將對統一的報告標準的創立和推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此項倡議還得到了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以及發展和促進金融市場國際監管標準的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的支持。以上跡象表明，編制企業整合報告將成為一種發展趨勢，并將對傳統財務報告制度形成很大的沖擊。所以，研究整合報告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發展趨勢，對在當前新形勢下推動我國企業整合報告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僅是后金融危機時代會計變革的熱點議題之一，而且有助于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二、整合報告理論的演進

（ 一 ）企業報告理論的整合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企業價值與傳統財務報告的嚴重背離促使人們把專注的焦點投向企業的報告模式，對傳統財務報告模式進行改進的呼聲甚囂塵上。無疑，在環保意識逐漸增強和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現代社會里，單純依靠基于企業價值創造已有成果的財務報告披露企業財務信息是難以滿足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也無法反映企業的長期價值，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一些關于企業價值創造過程的非財務信息。從（圖1）中可見，傳統財務報告開始包含公司治理等非財務信息，但這些非財務信息主要是一些敘述性信息，使其陷入信息含量有限和有用性不足的雙重尷尬境地。1994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下設的財務報告特別委員會發表了題為《改進企業報告――著眼于用戶》的研究報告，進一步將財務報告概念擴展到企業報告的范疇，并提出改進和擴大財務報告內容，非財務信息由此得到極大的豐富，企業報告發展迅速。為此，從主要向資本提供者服務的財務報告出發，在利益相關者理論、環境保護理論和社會責任理論等主導下，逐漸衍生出各種需要為政府、社會及利益相關者服務的非財務報告，如雇員報告、環境報告、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等。20世紀80年代后期，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壓力促使更多的企業開始關注企業行為對社會環境產生的影響。如（圖1）所示。20世紀90年代，可持續發展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獨立的環境報告出現，成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下簡稱CSR）真正興起的基本標志。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地球峰會”之后，原本更多強調的環境、健康和安全的非財務報告開始涵蓋更多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內容，試圖全面反映企業經濟、環境和社會三方面業績的“可持續發展報告”（Sustainable Reporting，以下簡稱SR）開始出現，并在實務中得到一定的應用。

（ 二 ）企業報告模式的延伸及與應用 近年來，“非財務信息”正越來越頻繁地被使用，但其仍然缺乏一個被達成共識或者被普遍接受的定義，致使承載非財務信息的非財務報告也形式多異。顯然，非財務報告的發展，一方面完善了企業報告的理論和實踐；另一方面，也由于非財務報告的形式多樣，且缺乏編制規范，嚴重影響了企業報告的有效性。在社會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支配下，逐漸地，非財務信息被整合在環境、社會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這三個方面，形成了所謂的企業“三重底線報告”（triple bottom line reporting），也稱ESG報告。目前，企業ESG報告也大有取代單獨的環境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的趨勢。2002年，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的《SR指引》表明，一般情況下，SR可以與財務報告同時，或者作為財務報告整體的一部分，其演化思想在（圖1）中也得到充分體現。至此，企業可持續發展信息的披露包括財務報告體系內的信息披露和獨立于財務報告體系的可持續發展發展信息披露。

（ 三 ）企業報告整合的推動與發展 在這一背景下，非財務報告的形式多樣化以及內容的多維化就成為向整合報告的發展的趨勢。本文認為，ESG報告不僅包含環境報告和社會責任報告的信息，還包含了企業背景信息（如公司戰略、企業經營概況及市場環境等）、治理信息和經濟業績、管理信息等，它是環境報告和社會責任報告的綜合和發展，其核心理念是披露一切對企業“可持續發展”有影響的信息。然而，以上報告如果與企業財務報告各自獨立，那么便無法使一些關鍵信息得到有效的整合，并且有些信息可能存在著重疊，從而增加了報告編制成本，也可能會對社會形成一定程度信息超載，反而使信息使用者忽視重要問題。即僅非財務信息的整合還是不夠的，非財務信息還需要進一步與經濟或財務的信息作進一步整合。為此，企業需要設計并編制一份更為綜合及簡明的整合報告，即在原有ESG報告的基礎上，融入傳統財務報告中的經濟及財務信息，形成新的FESG報告。應當講，整合報告考慮的主要因素是戰略地整合并披露所有影響企業未來財務業績以及企業風險評級活動的ESG因素。整合報告體系對于真正把可持續發展理念整合進企業戰略至關重要，它使報告信息使用者更加關注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價值創造能力，增強報告的可讀性，提升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的認可。

三、整合報告理論的發展趨勢

（一）利益相關者導向的報告模式將成主導 當前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敗德”行為，這使得一味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的企業遭受公眾的批評。從理論上講，任何有利益關聯的團體和個人都有權要求企業提供其所需要的財務和非財務信息。因此，在企業利益多元化的當代，企業應屬于眾多的利益相關者。顯然，應提供一套能基本滿足各利益相關者信息需求的報告體系。鑒于此，企業目標應定位于承擔社會責任，企業報告應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服務于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從目前發展狀況看，利益相關者報告模式尚處于非主流地位。因此，企業需要在分析和整理現有各類財務報告與非財務報告的基礎上，設計并編制一份更為綜合及精要的基本顧及各利益相關者需求的整合報告。為此，整合報告應更好地體現企業基于社會責任所制定的可持續戰略將對全體利益相關者所處的可持續社會所做出的貢獻，從而使各利益相關者能夠更為關注企業可持續發展、價值創造能力、未來發展戰略以及公司治理與社會治理等問題，成為企業與利益相關方溝通的重要橋梁。如前述及，創建利益相關者導向的整合報告體系，有利于相關數據和信息建立關聯，使得信息質量得到顯著提高，實現股東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到良性互動，從而提升了企業價值，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決策有用性”的整合報告目標將成主流 整合報告尚屬新生事物，目前，理論界對企業整合報告目標的認識主要存在兩種觀點，即“決策有用觀”和“價值創造觀”。GRI主席莫文?金（2010）認為，企業整合報告以可持續性作為決策基礎，涵蓋了財務報告及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報告。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執行總裁伊恩?鮑爾（2010）指出，整合報告是幫助企業及其利益相關者做出更合理的資源配置決策。2010年11月，在馬來西亞召開的第十八屆世界會計師大會上，A4 項目執委會主席Charkham（2010）指出，應由傳統的財務視角轉向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的整合視角，報告應著眼于信息價值鏈，著眼于未來，注重靈活性、戰略性及其公正性。為此，編制企業整合報告目標首次被提到有助于企業價值創造的高度。IIRC的成立是企業報告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IIRC要求企業在未來整合報告，這比單純財務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等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IIRC在2011年9月12日的整合報告討論稿中表明，企業整合報告的目標主要體現為：一是提供使用者決策有用的信息；二是反映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金融危機已經證明，企業報告應更好地反映為企業創造長期價值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執行情況。我國“十二五”規劃強調發展循環經濟，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堅定不移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無疑，在社會性可持續發展理念支配下，整合報告的，將對企業長期的價值創造產生重要的影響。企業整合報告是企業實施的一種“整合戰略”，是體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價值創造最好的報告方式，也是進行對外溝通的有效手段。如前述及，筆者認為，“決策有用性”包含了評價企業“價值創造”的相關內容。具體而言，“決策有用觀”要求企業提供一切決策有用的信息，自然包括能最有效反映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企業價值創造等信息，其信息含量顯然廣于“價值創造觀”。目前，我國資本市場已初具規模，多數投資者及債權人追求資金使用效果，需要評價企業的整體價值，其關注的視角也由經理人市場轉向資本市場，企業價值創造只是其中一項影響因素。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逐漸成熟，整合報告使用者信息需求也將發生變化，促成了我國整合報告構建目標應定位于“決策有用觀”，更有效地反映各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從而方便他們合理地估計報告主體的價值，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使更廣泛、更易于理解的信息，能夠滿足可持續的、全球性的經濟發展模式的需要。

（三）層次化的整合報告信息質量特征將被采納 企業整合報告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人們紛紛發出降低報告復雜性的呼吁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因此，既要保證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又要對有關的信息作出高度的整合，綜合性、明晰性、可讀性等都可以成為評價整合報告信息的質量特征。無疑，整合報告信息質量特征是整合報告目標的具體化，回答了什么樣的信息才有助于有效的決策。IIRC曾在2010年8月創建時將整合報告的目標定位為清晰性、簡明性、綜合性和可比性。IASB咨詢委員會在一份為IFRS公開會議準備的討論稿 中曾提出整合報告的三個質量特征：相關性、可靠性和簡明性。此外，IIRC在2011年9月12日的整合報告討論稿描述整合報告的質量特征時也曾提出簡明性、可靠性和重要性等方面。論及整合報告的質量特征，結合“目標―信息質量特征”之間存在的內在邏輯關系，本文主要參考IASB咨詢委員會在2011年6月10日為IFRS公開會議準備的討論稿、美國的第8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SFAC8）以及IIRC的相關觀點。與一般的財務或非財務信息所要求的相關性、可靠性、可比性及可理解性相比，本文認為，整合報告信息還應強調并增加綜合性這一個特殊的質量特征，同時參照SFAC8的最新研究成果，將整合報告的質量特征層次化，從而更加明確了各個不同質量特征的重要級別，即基本質量特征、強化質量特征及信息約束條件。基本質量特征包含綜合性（概括性、簡要性及明細性）、相關性（預測價值及證實價值）和可靠性（完整性、中立性及避免重大錯誤）；強化質量特征包含可比性和可讀性；此外，是否將信息約束包括“成本效益原則”和“重要性原則”仍然值得商榷。

（四）整合報告的內容框架及編報標準的確立 IIRC關于整合報告框架的推出是一個里程碑，也是下一步會計發展的方向。我國應積極參與IIRC全球統一整合報告框架的制定，使其充分考慮我國和新興經濟體的特殊情況，為此，本文認為，我國應在框架之前以征求意見的方式，向全球具有代表性的企業發出調查問卷，廣泛吸取反饋意見，以求推動所制定框架的科學性和適用性，降低企業信息的不對稱性，從而為更好地提升整合報告質量和透明度做出積極的貢獻。此外，企業應將“可持續價值增量”作為整合報告的出發點，拓展了傳統財務報告的視角，所構建的整合報告框架應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并且清晰、完整地解釋了企業的財務與非財務表現間以及FESG信息與企業價值間的因果關系?；谖覈慕洕h境背景，筆者提倡我國上市公司整合報告內容框架的構建應逐漸增強價值創造過程和風險報告的披露，應將財務、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這四個維度的信息同時整合在一份整合報告中，形成一份新的FESG四維信息報告。然而，該報告的框架體系該如何設計，每一個維度的信息披露該設置哪些關鍵指標等仍然值得思考。在報告的標準上，筆者建議著手制定出一套高質量的整合報告準則，為整合報告制度形成、體系構建與執行做好準備，做到準則制定過程的公開性，提高透明度。如前述及，整合報告以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為出發點，相比單一的財務報告應具有更高的綜合性、相關性、可靠性、可比性以及可讀性的質量特征。此外，本文研究過程中也發現非財務信息披露存在定量信息不足、范圍不一致和隨意性等問題。相比國際財務報告報告準則（IFRS），整合報告準則也應對非財務信息進行統一規范。非財務信息的量化也是整合報告在技術處理上的最大挑戰，我國應推廣XBRL（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和Web 2.0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滿足其要求，由此提高了非財務信息的可比性和可信度，減少現有的定量信息不足和隨意性等問題。

四、結語

整合報告理論研究為整合報告相關準則的制定和實施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而這些準則的制定和完善能夠為整合報告的實務提供行動指南。整合報告是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橋梁，本文對整合報告理論的歷史演進及發展趨勢作了深入地探討。當前我國經濟環境尚屬非理想狀態，各種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為此，我國企業整合報告體系的構建既需要努力與國際趨同，同時還應該從中國的特殊國情出發，兼顧準則經濟后果和實用性的顧慮。筆者認為，探索一套適合我國企業發展的整合報告體系仍然“長路漫漫”。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廳課題科研項目“企業整合報告構建研究――基于可持續發展視角”（項目編號：Y201119621）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會計變革與中國趨同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0YJA790176）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郭道揚：《郭道揚文集》，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2］郭道揚：《論中國會計改革三十年》，《會計研究》2008年第11期。

第8篇：戰略發展報告范文

摘 要 本文在分析情報調研工作流程的基礎上，討論了科技情報調研的過程控制，并根據情報研究成果的特點，提出了科技情報調研成果的質量評價指標，闡述了科技情報調研成果的質量評價方法。

關鍵詞 情報調研 過程控制 質量評價

中國石化揚子石化研究院系中國石化的科研開發機構，研究領域包括聚烯烴新產品開發與塑料加工應用、聚烯烴與高分子材料合成、有機化工工藝、催化劑及產品開發、油品加工應用、分析測試與物性表征、石化信息技術與計算機模擬應用等。建有中文期刊數據庫和計算機國際聯機信息檢索系統。擁有教授級高工、博士及博士后等高學歷人才，同時還有中國石化突出貢獻專家，中國石化學術技術帶頭人，中國石化優秀青年知識分子。承擔課題涉及國家“七五”“八五”“十五”“十一五”攻關項目、國家“863”“973”項目、江蘇省和南京市項目，其研究成果多次榮獲國家級科技成果獎，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科技成果獎，江蘇省、南京市科技成果獎。獲發明專利授權70余項。

一、以服務企業發展為目標的戰略競爭情報體系的構建與實施產生的背景

建立戰略競爭情報體系是企業實施戰略管理和戰略發展的需要。正確的競爭戰略，能使組織提高對環境的應變能力，獲得發展和壯大;反之，失誤的競爭戰略，會使組織在競爭中喪失競爭優勢，乃至倒閉和破產。戰略研究的關鍵是在對競爭環境、競爭對手和組織自身調研的基礎上，分析并識別未來的機遇與威脅，分析和識別自身的優勢與劣勢，從而形成自己的戰略思想和目標。而研究和制定一個組織的發展戰略和競爭策略，贏得和發展競爭優勢正是戰略競爭情報體系的重要內容和工作目標。

建立競爭情報體系是企業快速適應環境變化的需要，是企業創新與發展的需要，創新是企業發展和保持競爭優勢的源動力。因此，要以戰略的眼光看待企業競爭情報系統的建設，把獲取有效情報放在企業戰略發展的高度上。建立企業戰略競爭情報體系，為企業提供強有力的信息支持和情報保障，為企業領導集團在發展戰略的決策過程中提供有效支撐。

二、以服務企業發展為目標的競爭情報體系的構建與實施的內涵和主要特點

一個企業的戰略競爭情報體系必須與本企業的發展戰略相結合，在企業的總體戰略框架內開展工作。體系的構建與實施要符合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需要，同時要注意緊密結合國家戰略和國內外宏觀經濟政策及法律法規。

人才、流程與技術是構成競爭情報體系的三個關鍵要素，三者的有機結合是競爭情報體系高效運作的決定性因素。戰略競爭情報體系強調人、流程與技術的有機結合，培養具有強烈競爭情報意識、具備熟練的競爭情報信息處理技能的專業情報人員隊伍;流程，以企業戰略發展為導向，對整個競爭情報調研過程實施動態管理;技術，包括高效的支撐競爭情報收集、處理、存儲和傳遞的計算機軟硬件平臺，情報搜索、分析處理工具和方法，信息資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組織等。

三、以服務企業發展為目標的競爭情報體系的構建與實施的主要做法

（一）以企業戰略發展為導向的競爭情報人才的建設與培養

以服務企業發展為目標的戰略競爭情報體系是以企業的戰略發展、戰略決策和科技創新為主要服務對象，對調研人員實施專業分工，按照各自的研究方向、領域進行情報搜集，對有關國內外信息連續地、系統地、全面地監測;以競爭情報團隊建設為切入點，培養具有強烈的競爭情報意識、開闊的視野、廣博的知識面的競爭情報專業人才，培養具備競爭情報基本素養的技術隊伍，有效支撐企業的戰略發展。

企業戰略競爭情報體系需要既懂專業、又關注競爭情報收集、分析并積極應用于工作中的復合型人才，需要敏銳的信息捕捉能力和對所收集的情報準確篩選、分析的能力。因此，體系建設以戰略競爭為導向，不斷強化調研人員的戰略競爭意識，增強對競爭情報的敏感度。

（二）以服務企業發展為目標的戰略競爭情報平臺的建設

開展競爭對手的情報監測分析，建立競爭情報研究人員專項數據庫。

對國內外主要競爭對手，開展競爭情報的監測分析和研究，對國內外同類裝置實施技術跟蹤，將收集到的以上各類數據資料分類整理，將各種類型的信息文件轉換為統一的數據格式，建立競爭情報研究人員專項數據庫，并與其它電子信息資源數據庫建立數據關聯，為戰略調研提供數據支撐，為企業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三）以企業戰略發展為導向的競爭情報調研過程的動態管理

1.緊密圍繞企業的戰略發展方向，制定競爭情報報告調研計劃及提綱。定題是競爭情報調研關鍵的一步，關系到調研的方向和效果。選題要立足于企業的戰略發展方向，定題之后，接著要按照專業分工組織人員制定調研計劃，明確完成日期。例如，《公司生產裝置技術跟蹤調研》就是根據揚子石化公司生產裝置的實際需要定下的調研課題，經過組織討論、專業分工，自2002年以來，陸續對乙烯、聚乙烯、聚丙烯、PTA、芳烴重整、二甲苯、加氫裂化、乙二醇、聚烯烴專用料的開發與應用等進行了跟蹤調研。在明確了《公司生產裝置技術跟蹤調研》課題的計劃之后，組織大家對該課題進行了一系列詳細的提綱策劃，從工藝、三劑、設備、自控儀表、技術經濟、生產廠商、市場、安全與環保、公用工程等方面對報告提綱進行了分析制定，確保了技術跟蹤內容及調研報告的完整性和質量，該系列跟蹤報告為公司領導決策、科技發展規劃提供了參考服務，獲得了公司各級領導的好評。

2.全面、準確、快速地收集競爭情報，為企業戰略發展服務。

（1）廣泛收集。量和質是事物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沒有一定的量，就不可能拿出高質量的調研成果。在試查的基礎上確定課題的核心科技期刊與核心檢索期刊的種類及查找范圍;同時注意搜集其它各類情報源，包括難得的會議文獻、內部資料、專利文獻、學位論文等，其中重點是國內外的專利文獻【1-2】。

（2）采用直接檢索與間接檢索相結合的方法。直接查找原始文獻可以獲得更深、更精確、更新的情報內容，間接查找二次文獻可以獲得更多、更廣的情報線索。

（3）機檢和手檢相配合。手工檢索和聯機情報檢索相結合，才能獲得全面國內外情報，特別是國外的大量的、最新的戰略情報。

（4）輔之以必要的實地調研和專家咨詢。調研人員參加一些專業會議、展覽會、或者主動向參加會議者了解有關信息，或者去實地參觀都能獲取一些文獻中無法查到的最新情報線索。例如通過參加乙烯專業年會，獲取了很多有價值的乙烯行業方面的技術信息，對開展乙烯裝置調研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3-4】。

3.在競爭情報的加工分析過程中不斷強化戰略競爭意識。

競爭情報分析研究的深度、廣度、準確度和精確度，直接關系到競爭情報研究的質量和水平的高低，影響到企業的戰略決策。因此，在競爭情報的加工分析過程中，對情報研究人員要不斷強化戰略競爭意識、服務企業發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要按照可靠性、先進性、適用性的原則，對收集到的各種數據資料仔細鑒別與篩選，得出戰略競爭情報調研的結論性意見、觀點、建議或方案，同時回答該項調研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4.建立量化指標，強化競爭情報調研體系的質量控制。

根據競爭情報研究成果的特點，制定了篩選率、信息量、準確度、新穎性、預見性、加工度、邏輯性、針對性、時間性和效果10項質量評價指標，每項指標滿分10分【5-7】。

總分獲90分以上的報告為優秀;75分以上的為良好;60分以上的為合格;60分以下的為不合格。實際工作中，在每項情報課題完成以后，都及時進行質量評價，發現問題，在以后的工作中及時改正。

四、以服務企業發展為目標的戰略競爭情報體系的實施效果

通過開展戰略競爭情報體系的構建與實施，企業情報人員的戰略競爭情報分析處理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競爭情報服務的工作質量和效率也得到逐步提升，為企業戰略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促進了企業可持續發展，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獲得了各級領導的肯定。

一方面，通過建立量化指標，開展競爭情報成果的質量控制，報告質量逐年提升，大大提高了情報數據的準確率。另一方面，通過戰略競爭情報體系的建設，為企業戰略發展的服務力度得到很大加強，近年來，涌現了一批高質量的戰略競爭調研報告，很多戰略建議、技術方案都得到了采納。為公司發展煤化工、天然氣化工提供了決策支持，2012年開展的《C1-C5產業鏈調研》為公司十二五發展規劃提供了有力支持。

揚子石化可持續發展調研、C1-C9產業鏈調研、揚子石化精細化工發展調研、公司精細化工產品發展項目調研、乙烯下游產品開發利用、丙烯下游產品開發利用、乙烯裝置C5餾份分離和利用調研及產品方案建議、乙烯裝置C9餾份油分離和利用調研及產品方案建議、C4綜合利用調研、C9、C10重芳烴資源綜合利用調研、醋酸及其衍生物的生產技術與市場調研、乙醛及其衍生物的生產技術與市場為公司的戰略發展及C2、C3、C4 C5、C9、C10等餾分的衍生加工利用及產品發展提供了決策參考。

在新能源方面，天然氣化工方面調研為公司發展煤化工、天然氣化工等提供了具體建議在新工藝方面，生物法制丁二酸技術調研等報告為公司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提供支持。

在新材料方面，生物高分子材料調研等十來份調研報告為公司開發新材料提供了支持。

參考文獻：

[1] 劉昭東，陳久庚，韓莉等.信息工作理論與實踐[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5.

[2] 魏小梅，劉敏榕.競爭情報質量評估模型[J].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10.22（1）：115-117.

[3] 蓋敏慧，康敏.淺談科技精報的質量管理[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19（18）：101-103.

[4] 馮維揚.競爭情報質量評價方法研究[J].情報理論與實踐，2008.31（5）：649-653.

[5] 王文哲.論企業競爭情報的質量需求及人才需求[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19（32）：195-196.

第9篇：戰略發展報告范文

一、戰略管控型模式的理論基礎

國有企業集團是指大型國有企業為了適應市場經營環境和內部組織的變化，根據國資委的部署，通過產權安排、人事控制、商務協作等紐帶，與眾多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企事業法人共同組成的多層次經濟聯合體。集團管控模式是指集團總部對下屬企業或部門實施的管理控制和資源協調分配采用的方式，由于組織規模、發展戰略、業務特點和領導風格的影響，主要分為戰略管控型、財務管控型和操作管控型三種模式。戰略管控型模式是指集團根據外部環境和現有資源能力，制定集團整體發展戰略，通過控制子公司的核心管理層，核準下屬公司經營計劃或預算，使子公司的業務活動服從于集團整體戰略活動。下屬公司根據自身特點，制定公司的戰略規劃，掌控公司經營活動的節奏。使用戰略管控型模式的企業集團，集團總部規模一般不大，下屬企業經營活動相關性比較高。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入，做強做優的要求促使國有企業集團逐漸從與主業不相關的行業退出，強調經營范圍的相關性，集中資源或并購重組做大做強主業。同時，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員工持股機制的引入，民企優勢、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需要國有企業集團分權，所以戰略管控型模式成為國有企業集團管控的首選模式。

二、戰略管控型模式下財務分析框架構建

由于下屬企業財務報告是企業集團獲取頻率最高和最及時的資料，財務分析為企業集團控制下屬企業提供重要的決策依據。在戰略管控型模式下，集團總部的管控關注點放在對戰略、計劃、預算、資產等多個方面，對下屬企業經營活動的關鍵環節進行重點控制，所以財務分析框架側重于戰略分析、財務分析和前景分析三個部分，并且對于三個部分分析在報告頻率上也有所側重。

三、戰略管控型模式下財務分析報告框架構建

財務分析報告是財務分析體系的核心，出發點和落腳點定位在為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股東價值的最大化目標服務。在戰略管控型模式下，財務分析報告重點關注戰略目標的實現，尤其是經營業績的實現。因此，筆者以F國有企業集團（簡稱F集團）為例來討論如何設計財務分析報告框架（如表2），以滿足國資委和集團決策者的根本需求。F集團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國有獨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所屬全資、控股和參股各級企業85家，業務范圍涵蓋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儀器儀表制造業等多個方面，戰略定位于做大做強電子信息產業，通過選派董事和產權代表、核準預算、重大投資備案、簽訂年度經營業績責任書、報送財務報告等方式控制子公司，其中財務分析報告是控制子公司經營活動的決策依據之一。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