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鄉村治理方案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基層鄉村治理方案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基層鄉村治理方案范文

關鍵詞：轉型期；案件特殊性；司法職能；司法策略

中圖分類號：DF82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在我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中，鄉村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制度命題。自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結構轉變為開端的全面的社會結構轉型，引發了鄉村社會原有內向、封閉結構的逐漸崩解，致使鄉村社會治理的法治化面臨著新的時代背景。在從鄉村社會向公民社會、從長期的人治向現代法治的轉型期背景下，鄉村社會治理中糾紛主體意識所具有的傳統鄉土社會特色、案件客體所反映的“利益糾葛”紛繁復雜、糾紛處置中“權威無序”等特征，構成對人民法院司法實踐工作的巨大挑戰。對偏遠地區的基層法院而言，由于制度轉變的外源性特征更加顯著，其工作中所面臨的矛盾沖突也更加劇烈、直觀。

在偏遠地區基層法院的視角下，細致入微而又無所不在的轉型期鄉村社會的特殊性既是基層司法工作中必須適應的微觀環境，也是我國法治化進程中應當直面的宏觀問題。人民法院只有正確地認識到這些特殊性，才能真正明晰當前司法所承擔的時代使命，優化深入到基層的鄉村司法策略，在參與轉型期鄉村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二、認識：轉型期鄉村案件的特殊性從筆者所在地區基層法院司法統計的案件收結存數量上看，近年來，案件呈現出持續的高速增長態勢。這直觀地反映了筆者所在的鄉村地區社會矛盾糾紛的增長態勢，以及基層法院在辦案數量上不斷增加的工作壓力。但從司法策略的優化角度看，對基層司法更具挑戰意義的并不是案件的數量，而是在轉型期鄉村社會特有的生態環境下，各種案件在爭議主體和客體上所表現出的特殊性。

（一）爭議主體的特殊性

案件的爭議主體，即訴訟程序中的當事人。從司法普適主義的角度看，任何主體參與訴訟的目的都是獲得司法裁判的支持，其生活居住的地點是否為鄉村，并不影響這一司法基本命題的成立。但從司法特殊主義司法特殊主義，在本文指認為規則在適用中存在大量例外的司法理念，而不是指認可規則之外的特權或特殊待遇的司法理念。 的角度看，盡管參與訴訟的行為目的并無特殊之處，但因所處大環境的不同，鄉村糾紛主體行為本身——或者說其行動策略和方式——卻在現代法治視野下顯現出與眾不同的特殊性。

1.以“議事”方式參與案件訴訟

轉型期鄉村社會的所在地區通常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后進地區，往往也是具有我國傳統鄉土社會特點的典型地區。當地群眾對訴訟、調解等社會解紛機制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擺事實”、“講道理”的鄉村“議事”層面。由于這一認識上的偏誤，當事人在參與訴訟或調解時，通常會反復地描述案件所涉糾紛在發生和流變上的各種細節問題，再結合鄉土“義理”展開說理，其內在邏輯的精致程度并不亞于現代法治的邏輯體系。尤其在微觀事實的認知層面，“議事”方式下的事實描述往往比司法程序下的事實認定更加精細入微。然而，“議事”方式的事實描述恰因如此精細，甚至于瑣碎，往往會存在舉證不能的問題。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賀少鋒，陳庚：人民法院參與轉型期鄉村社會治理的思考——以偏遠地區基層法院為視角在傳統鄉土社會中，“議事”仲裁者基于熟人社會關系下對糾紛中雙方或多方當事人個性、品格以及處事方式等多方面的長期了解，通常可以綜合性地判斷、還原糾紛全過程的精細事實。即使事實判斷和還原上出現了偏誤，由于傳統鄉土社會人員流動性極低，熟人社會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會自行評價“說謊者”的行為，使之在被發現后處于社會輿論上的弱勢地位，難以在當地正常地開展社會交際生活。從這個意義上看，舉證不能的問題并不會真正地對傳統鄉土社會中的“議事”仲裁者形成困擾。但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鄉村人員流動性逐步增大，熟人社會的大環境逐漸轉變，半熟人社會的人際交往關系已經無法對“說謊”行為形成有效的內在約束[1]；另一方面作為仲裁者的法官對現代法治理念的認同逐步增加，對傳統的“議事”方式逐步揚棄，導致當事人與辦案法官之間的交流障礙日漸凸顯。特別是在青年法官的身上，甚至會表現出一種以法治精神為信仰，欲與傳統鄉土社會的人情世故相割裂的內心沖動。因此，在鄉村司法實踐中，習慣于“議事”方式的當事人，常會處于舉證不能的現實困境和與青年法官的交流沖突之中。

2.以實質合理看待程序規范

同樣是基于傳統鄉土社會對爭議主體的意識影響，鄉村群眾在面對應當如何看待程序規范的問題時，常常會表現出一種茫然。在不少當事人心中，難以理解的程序規范，不僅不能幫助其維護正當的權利，反而是導致其權利喪失的“組織壓迫”。一種制度陰謀論的氣氛，彌散于不了解法律的相對弱勢的當事人群體中。因此，當事人對法律程序，常會因自身訴求未得到充分實現而表現出較大的不滿情緒和抵制心態。在鄉村社會中，這種不滿和抵制往往會導致當事人請求家族勢力介入司法程序，或者是請求行政部門干預司法程序。而其說服家族勢力或行政部門的理由，則是碎片化的具體事實以及實質合理的鄉土“義理”。后者，尤其能獲得作為案外“權威”的家族勢力成員或行政部門人員的心理共鳴，甚至可能獲得辦案法官一定的內心認同。

這樣，在部分鄉村案件的處理過程中，就會形成一個以當事人主觀的實質合理性為基礎的案件評價系統。以這種主觀的合理性為分析工具，當事人以及案外“權威”對程序規范的價值定位就只會是實現當事人訴求的手段——當司法程序不能滿足訴求時，就換行政程序試試。換言之，對認同實質合理性的當事人、家族勢力、行政人員等而言，只要能夠滿足實質合理性，那么變更程序，甚至破壞程序，都是可以接受的必要手段。因此，在鄉村司法實踐中，以實質合理為根本追求的案件處理過程常常會出現“申請——上訪——訴訟——上訪”的程序反復，或者已經息訴的案件因為另一相似案件結果的不同而“舊事重提”，或者采取越級上訪、靜坐示威等非正常的訴求表達方式[2]。這些非程序的行為策略，從根本上否定了程序的存在價值，完全悖離于現代法治所要求的程序公正。可以說，在向現代法治的轉型中，實質合理對程序公正的否定是鄉村社會與現代法治相沖突的最激烈之處。

3.小結

綜上所述，轉型期鄉村案件的主體特征在于，鄉土意識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當地群眾的訴訟參與行為和程序規范意識。案件的處理實際上仍處于一個法治程序的規范意義，缺少認同；“義理”式的實質合理性占據競勝地位的社會生態環境之中。“重實體，輕程序”，請求法官細致“查案”，“循義理而斷案”的當事人以及案外人依然是轉型期鄉村基層法官所必須面對的司法產品輸出的主要群體。

（二）爭議客體的特殊性

案件的爭議客體，即個案處理中的具體糾紛。從司法普適主義的角度看，這些糾紛，無論其是否發生在轉型時期的鄉村地區，只要依循具體的案由分類，即可由法官依據專門的實體法律和程序法規予以審理解決。但從司法特殊主義的角度看，當前案件所涉及的在糾紛發生和流變過程中對案件處理有巨大影響的轉型期特點，卻是基層司法實踐中不得不專門了解和高度重視的糾紛特殊性。

1.熟人社會式微是糾紛增加的重要根源

從糾紛發生的影響因素上看，熟人社會的逐漸式微是導致轉型期鄉村社會糾紛數量迅速增加的重要根源。從筆者所在地區人民法院的司法統計數據上看，轉型期鄉村社會中最為典型的糾紛類型，主要包括：承包土地的流轉、宅基地的轉讓、外出打工群體的婚姻家庭糾紛，以及因現實利益沖擊而引發的鄰里糾紛。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這些糾紛幾乎是不可能“成訟”的。因為在基于熟人關系的傳統鄉土社會中，這些糾紛有的屬于現實利益不大，可以協商處理的財產糾紛；有的屬于社會流動性極低情況下，禮教倫理直接調整的家庭糾紛；還有的屬于人際關系和諧情結下，應當“息訟”處理的鄰里糾紛。但在轉型期的鄉村社會中，一是經濟迅猛發展所帶來的現實利益——包括國家補償等——非常巨大，在原有的自發協商方式中缺少與之相適應的利益平衡方案；二是社會制度對男女婚姻權益的保護受到普遍認同，傳統倫理對家庭關系的穩定作用正在逐步消解；三是人際關系的半熟人化人際關系的半熟人化，是指傳統鄉土社會中熟人關系出現崩解，社會人際關系由熟人關系的典型形態向熟人關系與陌生人關系的混雜形態演進的發展趨勢。（參見：楊力.新農民階層與鄉村司法理論的反證[J].中國法學，2007，（6）：161.） ，自利觀點相較于互利觀點處于優勢地位，對長期和諧鄰里關系的價值認同逐漸下降。

將這些原因歸納起來，即是由于熟人社會的逐漸式微，在現實利益的刺激下，人際交往過程中互動行為的短期自利現象逐漸增多——在自我利益實現的過程中，不惜以可能的長期的人際關系為代價。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轉型過程中，必須支付的制度成本。制度成本，特指制度變遷過程中改變過去制度穩定性時所需要的社會轉型成本。（參見：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杭行，譯.韋森，譯審.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114-115.） 只有在新的制度逐漸確立之后，即便不再是原有的熟人社會，自利行為的短期策略也會逐漸被更加穩定的長期策略所取代。這意味著，人民法院在面對這樣的糾紛時，或許只能以盡可能穩定的司法策略向社會成員傳遞社會法治體系正在逐漸確立的制度信號，然后等待社會成員的行為認同。

2.權威無序是沖突升級的主要原因

從糾紛流變的影響因素上看，轉型期鄉村社會的權威無序應是沖突升級——尤其是升級到司法程序難以控制程度——的主要原因。在轉型期鄉村社會的治理語境中，一方面是傳統鄉土社會中家族勢力、行政部門等案外“權威”對鄉村社會秩序的影響力之大，常常是與直接處理糾紛的鄉村司法權威處于平行地位，甚至是在某些特定語境中占據優先地位的[3]；另一方面是家族勢力、行政部門等依靠傳統倫理和政治秩序所形成的權威都已無法“一錘定音”地處置糾紛而不得不在司法場域中，通過在具體案件處理過程中直接的權威對抗，嘗試構建新的符合自身利益的解紛路徑。因此，即使是在司法場域中，案外“權威”對司法權威的尊重也非常有限。轉型期鄉村社會的糾紛解決實際上處于一個權威無序——或者說權威真空——的狀態。當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案外“權威”出現在一個具體的案件處理過程中時，一是糾紛處理方式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偏離人民法院控制的趨勢，二是糾紛內在的沖突程度會表現出顯著的增長態勢。比如：在一起普通的離婚案件中，一旦出現雙方家族勢力的介入，那么對案件處理結果的預估評價就需要從優先避免引發雙方家族勢力的暴力沖突上予以考慮。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人民法院僅以糾紛解決為中心展開對此類案件的處理，那么，一方面是案件的處理結果很可能為了迎合民眾口味的“合乎情理”——包括實質合理的“義理”等——而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悖離；另一方面是可能引發更多的案外“權威”對司法過程的粗涉，導致司法獨立品格的喪失。從這個意義上看，人民法院是應當堅決抵制案外“權威”對司法過程的介入的。但是，在權威無序的狀態下，人民法院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也很難保持理論上所應具有的優先地位，反而是政府等行政力量更易獲得較高的話語權。基于這一現實，在面對案外“權威”可能介入或糾紛沖突可能升級的轉型期鄉村地區的案件時，基層法院對基層行政部門力量的依賴性反而是不斷加大的。

3.小結

綜上所述，轉型期鄉村案件的客體特征在于，涉訴糾紛的發生和流變，常常受到人民法院的控制范疇之外因素的巨大影響。無論是熟人社會的式微，還是解紛權威的無序，人民法院在面對和處理相關案件時，都處于一種司法權威不彰、社會效果不大的尷尬之中。這一方面是因為基層法院所秉持的司法規律本身的局限，不能過于主動地介入到具體糾紛的處理和行為策略的引導之中；另一方面是因為基層法院的司法權威受到各種外部力量的挑戰，對沖突較大——特別是涉及不同群體結構性利益沖突——的糾紛的處理不得不依靠基層政府以及相關部門、乃至地方行業協會等組織機構的積極協助。

三、思考：轉型期鄉村司法的職能使命鄉村社會爭議主體和客體的特殊性，以及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是人民法院——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基層法院——當前所必需面對的巨大挑戰。面對這一挑戰，每一個基層法官都應當明確，作為一個司法工作者，自己和自己的行為所應承擔的社會職能使命——在個案處理中，定分止爭，形塑社會關系，營造一個穩定、公平的社會法治環境；在司法策略上，傳播法治，助力社會轉型，積極推動國家法治建設的現代化進程。

（一）定分止爭，形塑社會關系

在現代法治理論中，糾紛解決功能是人民法院所承擔的基本社會職能。在社會發展的任何時期，以及糾紛發生的任何地區，人民法院都應當依據國家法律法規，通過對具體個案的審判，明晰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確定個案處理的具體結果，進而解決具化于個案中的矛盾糾紛[4]。同時，人民法院對個案的處理，對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明晰，也是對處于混亂狀態、爭議狀態的社會關系的梳理、調整。個案的處理結果，代表的是原有社會關系狀態被司法行為形塑后的結果。即使是在一些裁判結果為“確認”、“維持”的案件中，經過司法程序的原有社會關系也是全新的，因為其不再處于混亂或爭議的狀態之中。從這個意義上看，定分止爭，形塑社會關系，是司法行為的基本職能——解決糾紛——的具體內涵。

處于鄉村地區的基層法院，當然應為轉型期鄉村社會的發展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職責。并且，針對相關案件爭議主體、客體的特殊性，基層法院在個案處理的過程中，應當尤其注重對社會關系的形塑。這是因為近十年來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轉變，一方面是原有鄉土社會格局逐漸崩解，鄉村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沖突處于較為混亂的矛盾多發時期，需要鄉村基層法院在定分止爭的同時，更多地考量案件處理后的社會效果；另一方面是新的社會秩序尚不穩定，鄉村案件所涉及的爭議群體表現出對新的社會秩序，以及法律規范的不適應，需要當地基層法院通過個案處理，不斷形塑應有的社會關系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這絕不等同于對過去社會關系的修復和還原，而是對新的社會關系的把握和形塑。即，鄉村地區基層法院需要在法律規范的體系下，通過適用法律，按法治理論中權利義務關系的應然狀態，形塑抽象于具體案件的鄉村社會關系。

（二）傳播法治，助力社會轉型

鄉村社會的變遷對鄉村基層司法提出了新的需要，使得鄉村社會原有的鄉土特征與國家法律的規范特征越來越具有親和性。這主要體現在鄉村案件爭議客體的特殊性上。這些案件糾紛無論因熟人社會式微而出現，還是因解紛權威無序而擴大，都反映出當事人依靠法律武器保護自身權益意識的提升。盡管當事人并不總是信賴法律規范，有時甚至會為了自身權益的實現而抵制法律規范，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是尚不熟悉法律程序的當事人，也會以自己的方式——如“議事”方式等——積極參與到訴訟程序中，積極主張自己的合法權益。這種權利意識，尤其是財產權利意識的提升，本身就是經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社會進步。

究其根源，經濟社會的轉型，并非社會經濟結構的單一轉變，而是涵蓋社會政治、法律等諸多領域的社會整體轉變。從傳統的鄉土社會轉變為現代的市民社會，也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社會的發展應當與全國經濟社會轉型保持步調一致。所以，將法治理念傳播給尚不熟悉法律的鄉村群眾，以構建良好的鄉村法治環境，助力鄉村經濟社會的轉型，是鄉村司法策略所應承擔的時代使命。在傳播法治理念的道路上，鄉村基層法院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傳統鄉土社會在普通群眾心智習慣上留下的深刻烙印。無論是解紛方式的“議事”形態，還是實質合理的“義理”觀念，都需要基層法官通過自己的言行、司法的策略逐步糾正。引導鄉村當事人了解訴訟程序，提高其對程序規范價值的認同，則是現階段傳播法治理念和助力社會轉型的職能使命中具有“破冰”意義的重要一步。

四、建議：轉型期鄉村基層法院的司法策略司法策略是人民法院履行職能使命的具體做法和工作機制。明確現階段的司法工作職能使命，固然能從根本上認清司法工作的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但如果缺少必要且正確的司法策略，也是無法真正實現司法職能使命的。針對轉型期鄉村案件的特殊性，筆者認為，當前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司法策略的構建工作。

（一）加強訴調聯動，優化解決糾紛的司法路徑

加強訴調聯動，一方面可以使不熟悉鄉土社會的基層法官逐漸了解鄉土社會中的解紛機制，以糾紛的合理解決為優先考量，而不偏執于訴訟程序或者判決形式的實現；另一方面可以使當事人先以“議事”方式參加調解，在熟悉基層司法的基本程序后再參加訴訟。這樣，鄉村案件的當事人和人民法院的基層法官，因各自成長經歷的不同，以及受現代法治教育影響的不同而形成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智結構在面對糾紛、解決糾紛時所發生的沖突、碰撞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緩沖，從機制上降低當事人與基層法官發生直接沖突的風險。

從現代法治的角度看，基層法官對糾紛的處理方式一般更為符合法治的程序性要求。但是，這并不能當然否定傳統鄉土社會的解紛方式的合理性。現代司法所強調的法治合理性與鄉土司法所論述的治理合理性，在當前社會中，應當是能夠相互并存的。（參見：陳柏峰，董磊明.治理論還是法治論——當代中國鄉村司法的理論構建[J].法學研究，2010，（5）：45.） 鄉村基層法院在解決糾紛、推進法治的過程中，并不應當生硬地以現代法治的程序規范替代或者否定鄉土社會的解紛機制。被譽為“東方經驗”的調解，在具體案件的推進過程中既能夠滿足當事人以鄉土“義理”展開糾紛“議事”的需要，也能夠滿足基層法官以程序規范推進案件審理的需要。從現代法治與鄉土解紛的互動上看，調解或許是最適合基層法官與當事人表達各自觀點、訴求的“緩沖之地”。同時，就因權威無序而可能擴大的糾紛而言，政府的行政力量也可以在調解的場域中以政策平衡的方式直接參與具體的案件解紛。而與之聯動的訴訟程序，則是為這個“緩沖之地”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參考的針對具體糾紛的現代性解紛方案，使糾紛當事人——包括政府等行政部門——對糾紛中權利的自行平衡結果在參考、對比中產生趨近于訴訟程序結果的傾向。從推進法治、解決糾紛的角度上看，加強訴調聯動的一個關鍵點即是引導當事人認識到現代性解紛方案的存在，提高其在調解失敗時接受訴訟程序調整的可接受性。

（二）加強司法釋明，傳播程序規范的價值理念

加強司法釋明，其重點在于加強對法律條文所蘊含的程序規范價值的釋明。從解決糾紛的角度看，其作用在于提高當事人對敗訴風險的認識，使之能夠接受程序調整的結果——即使這個結果存在實質上的不合理。這當然是對一線辦案法官的巨大挑戰。因為就當前階段而言，部分基層法官自身也是更認同實質合理性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加強司法釋明，不僅僅是對當事人的認知引導，也是對部分法官自身的再教育。從推進法治的角度看，加強司法釋明的作用在于切實有效地傳播程序規范的價值理念，從而提高以形式合理性為分析工具的現代解紛機制的可接受性。這與加強訴調聯動的作用有一點殊途同歸的意味。

程序規范的價值，根本點在于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即：以形式合理性為分析工具，程序規范的結果具有合理性。在馬克斯·韋伯看來，“形式合理性是關于不同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判斷，主要被歸之于手段和程序的可計算性，因而是一種客觀的合理性。而實質合理性或價值合理性則是關于不同價值之間的邏輯關系判斷，主要被歸之于目的和后果的價值，因而是一種主觀的合理性。”[5]因此，符合形式合理性的結果，從個案角度上看，的確可能出現實質性的不合理，但從系統角度上看，其結果符合實質合理的可能性遠大于出現結果悖離實質合理的可能性。比如：在符合形式合理性要求的舉證規則之下，因舉證不能承擔不利后果的一方當事人，一般在實質合理性上也是應當承受不利后果的一方。鄉村基層法官很有必要向遭遇舉證不能困境的當事人釋明，“我不清楚你是不是屬于例外，你很有可能就是特殊的那一個。但是，我只能依據大多數人對這類案子一般情況的理解，確定你這個案子的結果。”這其中，也涉及到司法釋明的技巧問題——熟悉法言法語的基層法官有必要以鄉村案件當事人能夠理解的語言形式開展司法釋明。

（三）加強審判公開，提升基層司法的公信權威

加強審判公開，一是加強審判程序的公開，其代表性做法是巡回審判的形式多樣化；二是加強審判結果的公開，其代表性做法是裁判文書在互聯網公開。后者，應當是當前鄉村地區基層法院加強審判公開工作的重點所在。其原因是，伴隨鄉村社會流動性的增加——例如：農民工的“外出”、“返鄉”，大學生村官的“進村”、“駐村”等，鄉村社會的信息傳播渠道日益開放。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介已經實現了對鄉村地區的地域覆蓋，手機、電腦等上網工具也逐漸成為鄉村群眾了解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巡回審判已經很難具有在傳統鄉土社會背景下“審理一案，教育一片”的巨大影響力，對行政部門的影響則更加微弱。這就意味著，鄉村地區基層法院在巡回審判工作上的司法資源投入與社會效果收益，正逐漸失衡。盡管如此，審判程序公開依然在傳播法治精神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比如對具有特別重大影響——受到社會輿論專門關注——的案件的庭審直播，就具有在更大范圍上宣揚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的重要意義。

但是，由于具有特別重大影響的案件資源的稀缺，以及案外人對值得關注案件的偏好選擇，決定了裁判文書上網等審判結果的公開，能夠更加穩定和持續地推動鄉村社會治理的法治化進程。具體而言，由于權利意識的提升，在當前的鄉村資訊條件下，處于特定糾紛中的當事人，無論是否已經參與到訴訟中，都會自發地關注曾經的相關或相似案件的裁判結果，進而預判自身所面臨的糾紛結果。行政部門雖然可以更為直接地向法院咨詢具體案件的解紛路徑，但一般也不會放棄從外部信息中獲知更有利于自身政策穩定的解紛路徑的可能性。因此，糾紛的當事人和糾紛涉及的行政部門對糾紛結果的預判，都不是以個案為參考依據的心理預期，而是在多個案件的比較中得到的自身最為認可的可能性結果——預判的可能性結果通常不止一個。從這個意義上看，加強審判結果的公開，一方面是方便了當事人獲知多個相似案件的具體結果，使之在案件比較的過程中感性地了解特定類型的案件裁判邏輯；另一方面是降低了個案結果對當事人和行政部門的“誤導”，多個案件所形成的系統性特征更有利于當事人和行政部門直觀地感受到司法行為所具有的公信權威。從這個意義上看，加強審判結果公開的具體要點，就在于以盡可能方便的形式盡可能多地公開案件的審判結果。JS

參考文獻：

[1]陳柏峰，董磊明.治理論還是法治論——當代中國鄉村司法的理論構建[J].法學研究，2010，（5）：36.

[2]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三峽庫區和諧發展與社會矛盾糾紛化解問題研究[EB/OL].[2012-11-29]http：//149.0.0.150/Information/InformationDisplay.asp？rootid=&NewsID=23486.

[3]楊力.新農民階層與鄉村司法理論的反證[J].中國法學，2007，（6）：159.

第2篇：基層鄉村治理方案范文

一、總體目標

結合煙草行業特點和單位工作實際，通過深化“法律進企業、進機關、進基層、進鄉村、進社區、進客戶”活動，努力達到以下兩個目標：一是通過開展憲法等國家基本法律法規“進企業、進機關、進基層”宣傳教育活動，進一步強化干部職工對憲法的學習，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企業法治文化建設營造良好氛圍。二是通過開展煙草專賣法律法規“進鄉村、進社區、進客戶”宣傳教育活動，進一步提高全民參與卷煙打假維權的意識和能力，加強零售客戶誠信經營意識教育，營造有利于煙草專賣執法的良好輿論氛圍和規范有序放心消費的卷煙市場環境。

二、活動時間

2013年6月至12月。

三、活動內容

（一）深化“進企業”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組織一次法律知識競賽。

法規科要對照年度法規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點，督促指導各單位（部門）制定年度法律法規學習計劃，將法律法規學習列入到日常學習中；建立完善全體干部職工法律學習制度，不斷提高企業“三個依法”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將法律“進企業”法制宣傳教育活動與今年行業組織的商業企業營銷和物流經營管理人員法律知識統一培訓考試相結合，在企業內部組織一次法律知識競賽，達到以賽促學的目的，切實提高全員的法律素質和知識水平。

責任分工：法規科牽頭組織，機關各部門（含專賣監督管理科、內管派駐辦、卷煙營銷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各縣級局、煙草綜合管理部負責落實。

(二)深化“進機關”法律宣傳教育活動，組織一次機關法制講座。

要認真落實并不斷完善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法制度，堅持每季度組織一次集中法制宣傳教育活動，進一步提高領導干部依法決策、依法管理的能力。通過舉辦一場機關法制講座，進一步強化機關人員對憲法等國家基礎法律法規的學習，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企業法治文化建設奠定良好基礎。不斷完善機關人員學法制度，加強機關學法陣地建設，定期開展法律知識培訓和考核工作，切實做到有組織、有計劃、有陣地、有考核。

責任分工：法規科牽頭組織，機關各部門負責落實。

(三)深化“進基層”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組織一次基層法律培訓。

各縣級煙草專賣局、煙草綜合管理部兼職法規員要充分發揮組織和指導作用，結合工作實際，定期組織基層員工開展法律知識培訓。特別是要加強客戶經理、稽查員等一線員工對煙草專賣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和理解，從而更好地對客戶進行宣傳和講解，為客戶開展日常簡單的法律咨詢和服務；另一方面，通過深入培訓，進一步規范專賣人員執法行為，樹立煙草良好社會形象。

責任分工：各縣級局、煙草綜合管理部負責落實。

（四）深化“進鄉村”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組織一次鄉村普法宣傳。

在農網客戶比較密集的鄉村組織一場鄉村普法宣傳，進一步加強對煙草專賣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并在鄉村開展法制宣傳和法律服務，公示舉報電話，幫助農網客戶了解煙草專賣制度及相關政策，切實提高農網客戶的法律素質和維權意識，在鄉村營造出更加規范有序的卷煙消費環境。

責任分工：各縣級局、煙草綜合管理部負責落實。

（五）深化“進社區”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組織一次社區法律咨詢。

各縣級局、煙草綜合管理部要建立流動社區法律服務咨詢平臺，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務。利用社區櫥窗、宣傳板等多種形式，加強社區日常法制宣傳教育的力度，并通過“12.4”等活動日的集中宣傳教育，定期在社區開展煙草專賣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社區居民煙草法制觀念，營造出有利于煙草專賣執法的良好輿論氛圍。

責任分工：各縣級局、煙草綜合管理部負責落實。

（六）深化“進客戶”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組織一次客戶普法培訓。

各縣級局、煙草綜合管理部要利用信息化等現代技術手段，按需求、有針對地對客戶進行一次普法培訓，切實加強零售客戶誠信經營意識教育。要通過客戶經理、稽查員等一線員工的日常宣貫，進一步強化客戶對煙草專賣相關法律法規及制度政策的了解，一方面爭取客戶對煙草專賣工作的理解和認同，另一方面切實營造規范有序、放心消費的卷煙市場環境。

責任分工：各縣級局、煙草綜合管理部負責落實。

四、工作步驟和安排

此次“法律六進”宣傳教育主題活動分三個階段進行：

（一）動員階段（6月中上旬）。各單位（部門）要根據方案要求，將“法律六進”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納入月度工作計劃，采取多種形式進行動員安排。

第3篇：基層鄉村治理方案范文

以“深化‘法律七進’，推進法治建設”為主題，通過深入開展法律進機關、進鄉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單位、進景區活動，大力推進“六五”普法規劃的全面實施，進一步擴大法制宣傳教育的覆蓋面，提高全體公民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憲法意識和法制觀念，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在全社會形成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促進法治建設，為加速建設首善之區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二、主要內容

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圍繞《百部重點普法目錄》，突出抓好憲法的學習宣傳；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國家基本法律的學習宣傳；深入開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宣傳；深入開展與維護社會穩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學習宣傳；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

三、工作措施

（一）精心設計活動載體。在全區普遍開展“七個一”活動，即：法律進機關（牽頭單位：區直工委），舉辦一場機關法制講座；法律進鄉村（牽頭單位：區農委），組織一場農村普法大集；法律進社區（牽頭單位：區民政局），舉辦一場社區法制文藝演出；法律進學校（牽頭單位：區教育局），舉辦一次法制主題班會；法律進企業（牽頭單位：區經信委），舉辦一場法律知識競賽；法律進單位（牽頭單位：區總工會），舉辦一場法律宣講活動；法律進景區（牽頭單位：區旅游委），舉辦一次法制宣傳活動。各地各部門各單位要結合實際，在組織好“七個一”活動的同時，精心設計有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特色的活動，推進主題活動不斷深入。

（二）加大工作指導力度。各地各部門各單位結合自身特點，確定主題活動每一“進”的內容、途徑和方法。法律進機關按照職責分工，落實每一“進”的責任單位，明確職責，量化指標，完善標準，推進主題活動順利進行。要結合中期督查，加強對主題活動的監督檢查和考評，推進“法律七進”工作制度化、規范化。認真總結推廣好的經驗，探索建立“法律七進”活動示范點，以點帶面，全面推進。

（三）擴大覆蓋面和滲透力。堅持從群眾需要出發，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動員和吸引廣大群眾參與，不斷擴大主題活動的覆蓋畫和滲透力。大力開展群眾喜聞樂見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推動主題活動向基層延伸，尤其是向偏遠鄉村、新建社區、城鄉接邊、集貿區場、流動人口聚居區等區域延伸，使主題活動覆蓋基層社會的各個方面。

四、時間安排

（一）啟動階段（4月）

4月中旬前，區司法局、區依法治區領導小組辦公室制定活動方案，進行部署。4月底前，各地各部門各單位結合實際制定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實施方案，進行再動員。

（二）實施階段（5-10月）

1．各地各部門各單位結合實際，采取多種方式開展“深化‘法律七進’，推進法治建設”法制宣傳教育主題活動。區依法治區辦會同區直“法律七進”牽頭部門開展“法律七進”現場活動。

2．組織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者、普法講師團成員、普法志愿者深入基層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活動。

3．開展“法律七進”活動示范點創建活動。

4．出臺全區“法律七進”工作制度。

5．利用普法網、政府網開設專欄、設置專題開展網上主題教育活動。

（三）總結階段（11月）

各地各部門對“深化‘法律七進’，推進法治建設”法制宣傳教育主題活動進行總結，寫出書面材料報區依法治區辦，區依法治區辦結合“六五”普法中期督查總結，對主題活動進行全面總結。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強領導，明確職責。開展“深化‘法律七進’推進法治建設”法制宣傳教育主題活動，是推進“六五”普法規劃全面實施的一項重要舉措，全區各地各部門各單位要結合實際，加強領導，明確職責，制定活動方案，落實各項保障措施，確保活動順利進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機構要切實履行職責，加強與“法律七進”牽頭單位的協作，做好動員發動、組織指導、跟蹤督導工作，推動主題活動不斷取得新成效。

第4篇：基層鄉村治理方案范文

高血壓防治在農村和城市中存在巨大差別，農村高血壓防治情況嚴峻[1]，鄉村醫生作為最基線的高血壓管理者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2009～2012年連續對云南多個縣的鄉村醫生進行了現狀調查及高血壓培訓，試圖總結出較為有效的鄉村高血壓培訓模式，現將結果總結如下。

 

資料與方法

2009年開始對西盟佤族自治縣、龍陵縣、云縣、滄源佤族自治縣、馬龍縣、勐海傣族自治縣全縣鄉村醫師進行高血壓調查及培訓。由當地衛生局或縣、鄉政府負責通知轄內所有鄉村醫師參加。由昆明市選派高血壓方面專家下鄉進行培訓。

 

研究方法：以武陽豐主編的中華醫學電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高血壓防治基層實用規范》為教材[2]，先對培訓教師以此教材為標準進行培訓。對參加培訓的鄉村醫師先以調查問卷進行基本情況調查，然后進行6～7學時的《高血壓防治基層實用規范》培訓，在培訓時免費發放基層常用的氫氯噻嗪、尼群地平、卡托普利、倍他樂，并在培訓前后分別接受不記名的培訓教材內置“高血壓基層防治規范培訓問卷”測試。并對調查問卷及測試進行綜合整理。培訓問卷包括了高血壓診斷標準、生活方式改善、常用降壓藥分類和高血壓治療原則等19個問題。發試卷1224份，回收1224份。回收率100%。

 

統計學處理：各部分數據均使用EXCEL進行數據錄入，并建立數據庫。應用SPSS11.5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率的比較用χ2檢驗，兩組間均數比較用t檢驗，P<0.05為顯著性水平。

 

結 果

基本情況：1224名鄉村醫生中，男843人（68.9%），女381人（31.1%），平均年齡38.6±18.8歲，學歷以中專或高中為主（62.4%）、行醫方式以中西醫結合（42.5%）和西醫為主（41.7%）。

 

鄉村醫生培訓前最常開具降壓藥結果是復方降壓藥排在第1位，其次是西藥中的鈣離子拮抗劑、利尿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類、β受體阻滯劑，詳見表1。

 

培訓前，鄉村醫師對高血壓的發病趨勢增高有了解，但在如何處理上存在欠缺，尤其是繼發性高血壓處理、老年高血壓處理等特殊情況的處理回答準確率較低，經培訓，鄉村醫生在高血壓防治理論上均有明顯提高，較培訓前差異顯著，見表2。

 

通過調查問卷，鄉村醫師獲得高血壓防治新知識、新方法的主要渠道是專題講座（56.6%）。開具高血壓藥物選擇藥物的主要根據是教科書（48.5%）和藥品專題講座（24.6%）。實際工作中最需要哪方面知識中以高血壓的藥物治療（84.6%）和特殊高血壓的診治（56.9%）最為需要。

 

討 論

高血壓治療的群體達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已有資料顯示[3]，在城鄉高血壓控制方面有明顯的差異，城市高血壓防治步向優化管理，而鄉村高血壓防治一方面是高血壓患病人數的劇增，另一方面卻是高血壓知曉率、治療率、達標率的明顯偏低。這種情況除了和農民本身不重視高血壓外，也很大程度上和直接與農民接觸的一線鄉村醫師高血壓防治水平有關。本文研究顯示，鄉村醫師以高中、中專學歷為主，在高血壓防控知識方面欠缺，藥物選擇也已短效、價廉的降壓藥為主，和劉莉等在遼寧農村調查結果相符[4]，也證實了鄉村醫師對高血壓管理的不足。

 

在如何提高農村高血壓防控水平上，不同研究也探討了各種模式，山東于保榮試行了農村高血壓糖尿病患者實施免費藥物補償的做法[5]，結果顯示存在用藥方案科學性欠缺、工作經費和管理不到位問題，建議對高血壓實行個性化管理，而培訓基層醫生是對廣大農村高血壓提高高血壓防治水平的重要途徑[6]，本研究也顯示在1～2天的集中培訓中，鄉村醫師對高血壓的防控理論水平明顯提高，北京王馨的研究更是顯示了社區和農村醫師在社區使用《高血壓防治基層實用規范》能有效提高社區醫生對高血壓的診治水平，并顯著降低相關醫療費用，提示《規范》對改善我國高血壓防治狀況具有重要推廣價值。通過本研究再次顯示加強對鄉村醫師高血壓的規范化培訓迫在眉睫。建議各級政府應加大對農村社區高血壓防治的投入，提供多種機會對一線醫師進行培訓，強化村醫對高血壓綜合防控意識，使農村高血壓的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盡快得到較大提高。

 

參考文獻

1 李易，盧競前.農村高血壓調查及防治[J].嶺南心血管病雜志，2012，18（1）：94-96.

2 武陽豐.高血壓防治基礎實用規范[M].北京：中華醫學電子音像出版社，2007：1.

3 卓郎，韓令才，陳娟.農村社區高血壓防治策略的研究[J].中國農村衛生事業管理，2005，25（3）：35-36.

4 劉莉，于麗婭，穆慧娟，等.遼寧省鄉村醫生抗高血壓藥物開具習慣現況調查[J].中華醫學科研管理雜志，2012，25（5）：331-333.

5 于保榮，馬吉祥，張小娟.農村高血壓、糖尿病患者實施免費藥物補償的做法及效果研究[J].衛生經濟研究，2010，9（278）：31-33.

第5篇：基層鄉村治理方案范文

關鍵詞：城市設計；設計管理；村莊整治規劃；社會管理；機制創新；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J20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傳統農村的本質特點是以血緣宗親維系的社會自治管理系統、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系統，以及低成本的資源環境消費循環系統，并以此構筑起鄉村生命體自我發展的能力和機制。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要求把人力、財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層，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明確了鄉村社區同城市社區一道，共同構成社會發展的基礎，也體現了尊重、發展鄉村社會的意圖。在當前各地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如何以“社會管理創新”為切入點，創造性地開展村莊整治和新農村建設，恢復鄉村生命力，實現鄉村復興，這里值得關注和探討的。

一、問題：村莊整治面向社會管理創新的三點不足

（一）農民主體性缺失在20世紀30年代末即指出，鄉村自治是一種高效的治理方式。《鄉土重建》寫到：“和人民直接有關的公務，有地方自治團體負責，而地方自治團體是人民自己經營的具體有關生活和生存的事的，所以效率是不能低的。”[1]但是當前村莊整治過程中，普遍存在政府代替農民成為主體的現象，公眾參與即便有也往往浮于表面。當前新農村建設為什么成效不佳，根本原因是“政府主導易，農民主體難”。廣大的農戶，由于“分散的原始化”組織形態，無法實現通過群體談判形成真正維護“契約”的可能[2]。農民發展主體地位的缺失，導致兩個結果：一個是建設中的消極性和無效率，甚至一個良好的整體方案最終因為個別農戶的反對而流產；另外一個是必然產生“花錢矩陣”中的低效率，甚至產生部門權力的“尋租”。（二）形式主義傾向村莊整治普遍存在重外觀、輕內涵，重眼前、輕長遠的問題。由于村莊環境整治沒有立足村民自治和長效管理，因此各級政府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外觀好看上。有些地方要求所有新舊房屋全部刷白，老房舊屋全部拆除，甚至還建設同城市一模一樣的歐式建筑。有些地方明確要求農民門前屋后不準養雞養豬，不準堆柴晾衣，脫離了農村實際，農民很不適應。這樣的“涂脂抹粉”、“穿衣戴帽”并非農民的真正需求，無法真正得到廣大百姓的認同。（三）有形物質傾向村莊整治還普遍存在重物質、輕制度，重建設、輕管理的問題。整治工作更多地體現在物質與有形，而忽視了村莊優良環境存在的制度基礎。傳統的村莊具有農民自我管理、服務、教育的制度基礎，“五老”（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老退伍軍人、老勞模）等具有公信力和號召力的人士的存在，有利于制定村規民約，強化衛生管理意識，弘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形成共同關心公共事務的氛圍[3]。但是這幾輪的村莊環境綜合整治，主要的工作全部放在物質系統的完善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程的建設上，而沒有借新農村建設這樣一個社會活動重新喚回農村社區管理的自治氛圍。

二、策略：村莊整治面向社會管理創新的三項舉措

要糾正村莊環境整治的理念錯誤、目標偏差、重心錯位，根本的出路在于重新確立農民的主體地位，從而激發農民建設自己家園的主人翁意識和首創精神；必須矯正新農村建設的內涵，促進鄉村區域科學發展，實現鄉村“經濟、社會、環境”三大系統的當代重構；必須實現村莊環境整治的鄉土回歸，重構鄉村聚落“生產、生活、生態”三位一體可持續發展的空間機理。（一）主體回歸――進一步明確鄉村治理的農民主體地位，激發主體創造性在規劃設計上，須在調研―制定―實施―維護的全過程逐步恢復農村原有的自治機制。普及基本的營建知識，逐步建立和完善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以及村級財務管理制度。在管理維護中，要借整治行動系統性地制定后續政策，建立全體村民共同保護環境衛生的責任機制，經常性地開展“衛生庭院”、“文明戶”等群眾性的活動，促進新農村建設走上規范自治的軌道。在強村富民上，要立足農民自愿發展“城需型”產業，促進“產村相融”。充分發揮蘇南地區城鄉一體化的優勢，鼓勵鄉村提供多元化的休閑消費產品，成立能為村集體增加經濟能力、為農戶增加收入的多種合作社。這樣不僅可以緩沖“靠天吃飯”的農產品生產風險，并且也可以避免城市工業進村所引發的環境污染和市場風險。（二）內涵矯正――進一步明確鄉村綜合發展的長期思路，激活整體生命力農村的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精神文化是一個整體系統，不能人為割裂。人、自然、建筑、精神、文化、經濟本是一個生命體，只有獨立的規劃和建設，系統就不存在，新農村建設也就很難做得有完整性，也就談不上新農村建設的生命力。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新農村建設，應當立足于鄉村文化價值傳統，實現“經濟、社會、環境”三大系統的當代重構，實現經濟特色發展、社會自治管理、環境鄉土宜人的綜合目標。從而真正實現“鄉村是城市的夢想，是城市最后的心靈家園”的美好愿景，以此激發出蓬勃持久的生命力。（三）鄉土重建――進一步明確鄉村環境整治的根本特點，激發聚落歸屬感務必扭轉當下鄉村建設都市化、景區化的傾向，尊重和體現鄉村“生產、生活、生態”三位一體的特征，實現鄉土回歸。首先，應該充分尊重現有的居民點布局特征，切忌通過拆并村莊來建立規模較大的居民集中區[4]。其次，建設與整治進程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曾經講過，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工作，要用30至50年時間，這是實事求是的科學判斷。再次，必須尊重鄉村資源環境特征和鄉土文化特點。要做到“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河里有魚、樹上有鳥、地上有蟲”的目標[5]。在建設中盡量選用鄉土材料、植物，杜絕非功能性造景。施工隊伍和勞力也盡量從本地籌集，這樣不但有利節約，還能提高村民的主人翁意識。

三、實踐：無錫市陽山鎮朱村整治全過程的規劃設計探索在無錫市陽山鎮朱村等村莊環境整治試點中，由規劃設計單位、大學研究人員合作，以“深入鄉村地區的社區工作方法和互動式的社區規劃過程”，在“村莊整治中實施農村社會管理機制創新的規劃融入”這一課題上作出了積極的嘗試和探索。（一）創新整治工作組織體系1.自主與規范的工作組織村莊整治由鎮村兩級推動實施，牽涉到鎮長、建設站長、所在村村民主任（支書）、村民代表，以及全體村民的工作，客觀上存在“決策協調”（鎮長―村干部）、“實施協調”（站長―村干部）、“利益協調”（村民―村干部）三重主要的協調關系，村干部是一切工作的“中樞”。“以村干部為中樞”的工作機制，有利于工作計劃部署、溝通協調、定案決策。人、財、物的使用調度都依托村干部及其領導的村委會班子而開展，責任與信任既是壓力也是動力，這個過程本身也提升了村一級自治組織的凝聚力，同時也加強了基層組織與村民的溝通與信任。設計單位則成為這一機制中的信息匯總和方案會診的平臺，起到了“輔助決策”的作用。

2.科學與民主的編制工作組織一是實現了多專業力量的融合（見表1）。二是在方案決策上，通過不下十輪的多類型方案論證程序，充分吸納了各層次各方面意見，使得整治工作更加科學合理。三是規劃設計、研究人員以及鎮相關專業人員駐村工作，使得所有問題能夠在現場協商解決，并且整個過程置于群眾監督之下，更能滿足群眾意愿。

（二）整治中的規劃技術支持1.推動促進有效的公眾參與具體搭建了一個“村莊整治交流平臺”，落實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的成員包括村委會、規劃設計團隊、有文化的長者和建設單位，是整個村莊整治的組織者；第二層次的成員主要包括村民小組組長和村內黨員，負責向上反映村民意見、向下傳達整治工作方案；第三層次成員是全村各戶村民代表。工作中他們還充分利用了QQ等信息交流工具與平臺。根據工作深度和工程推進情況，在各個層次的平臺有序進行交流，既能夠有效采集村民的意見和建議，減少無謂的爭執和反復，提高工作效率。

表1 村莊整治工作機構分工概況

機構人員作用

總指揮鎮、村相關領導，黨政聯席會總體調度與決策

總設計師規劃院技術負責人方案技術上總體把關

規劃設計院規劃項目組組員設計與全過程溝通協調

大學機構相關專業教授、碩士生關鍵環節的咨詢

文化組地方文史專業人員地方文化內涵挖掘

建設組鎮建設管理部門整個建設整治過程組織

基層工作組村委會人員及村民代表全過程組織、參與、監督

2.GIS信息庫建設輔助各項決策以“村民主體”為導向，細化現狀調研，繪制“一庫一圖一表”。以戶為基本單元，開展問卷調研，并結合訪談等形式，對各農戶的生活情況進行詳實的調研，并借助GIS軟件，建立每家每戶的“村民信息檔案庫”。詳細標識房屋、圍墻、場地、樹木、菜地、彩鋼棚、家禽養殖區等空間的位置和尺寸以及實際使用農戶，明確各類“空間要素”的現狀實際權屬分布情況，這有利于整治中對相關產權問題的處置和補償政策上的綜合協調，也能形象化地反映各家各戶對規劃目標的現實需求。3.當好鄉土景觀的專業宣傳隊一是在踏勘調研中挖掘特色、構思方案。如在陽山鎮朱村整治中項目組不但摸清了每一棵樹、一眼井、一方菜園的情況，還掌握了村民全日生活作息情況。并通過與文化站、村干部、村內長者和普通村民的訪談，理解農村產業經濟、文化習俗、生活習慣的特點，盡量避免方案“水土不服”的問題。二是廣泛發動村民參與整治工作以保持村莊特色。如家前屋后、排水溝渠環境清理，自家違建拆除和房屋修繕。比如在村莊內部留下“微田園”，房前屋后、前庭后院，栽瓜種菜，雞犬之聲相聞，既具有實用價值，又保有農村特色和鄉村生活的情趣。三是材料工藝的鄉土保持。盡量利用好村莊拆除中大量的建筑材料和農村自有的材料。（三）整治后續長效管理1.整治中實現后續治理機構和章程的完善圍繞規劃實施搭班子、定章程。在具體實施中，明確劃定權責清晰的管理范圍邊界，明晰界定村莊內農戶“私有空間”、“半公共空間”和“公共空間”的界限。重點對“半公共空間”的使用進行明確的界定，激發農戶對該區域的自我管理熱情。同時又明確了各類空間的整治內容、責任主體，區分村集體統一整治和各家各戶自行整治的內容，并明確整治結束后長效管理的責任主體，使村民在村莊整治工作一開始就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這種劃定空間整治責任的“包干區”方法得到了當地媒體的大力宣傳。2.村民自治管理機制的建立和完善為了后續長效管理，配合規劃實施和后續維護出臺了“整治與管理責任書”，明確村集體統一整治的內容包括墻面粉刷、空調外機包裝、儲物輔房整治、屋前平臺鋪地整理、籬笆安裝等；住戶自行整治的內容包括屋邊雜物清理、配合拆除彩鋼棚、轉移家禽養殖地點、菜園和場地長效管理等。在這次村莊整治活動中，廣大村民還接受了一次村鎮建設知識、鄉村旅游知識、集體議事知識等相關內容的學習，掌握了新的信息，提升了審美情趣；通過鎮政府組織的先進樣板村考察不但開闊了眼界，而且激發了自我發展、自我治理的熱情。3.村莊經濟、社會、環境的持續發展在村莊整治進程后期，不少農戶看到了環境改善后帶來的農家休閑經濟機遇，同時借“靠近城鎮、緊鄰度假區”的區位優勢，開始籌劃發展農家樂和林果采摘旅游。村委組織全面規劃鄉村旅游發展，并將產業發展、隊伍建設、村民培訓與村莊規范化管理系統考慮，這為今后鄉村產業發展擺脫傳統的工業企業依賴，全面改善農村大環境，提高農村居民現代化意識，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四、總結基于無錫市陽山鎮朱村案例的實踐，筆者系統思考了“村莊整治中實施農村社會管理機制創新的規劃融入”這一命題，解析了三個問題，提出了三項對策，又推動了整治工作中三方面的實踐。朱村實踐也收獲了三點經驗，一是組織主體回歸和責任區管理誘致了鄉村自治意識和凝聚力的重構，有利于促進鄉村自治恢復。二是農戶經濟發展和村級公務恢復誘致了鄉村自主發展生命力的重構，有利于促進鄉村經濟恢復。三是鄉土文化保護和現代人居環境營造誘致了鄉村社區歸屬感的重構，有利于促進鄉村聚落恢復。（責任編輯：帥慧芳）

參考文獻：

[1]主編.鄉土重建[M].長沙：岳麓書社，1948.

[2]溫鐵軍.中國新農村建設報告[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3]仇保興.生態文明時代的村鎮規劃與建設（摘錄）[J].小城鎮建設，2009，（07）：10-17.

第6篇：基層鄉村治理方案范文

城鄉一體化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的集中決策和處理機構必然為承擔著行政管理職能的各級城鄉政府，那么，政府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如何分配權力，政府的權力又如何運行，城鄉政府之間的分權與統權問題如何協調等一系列問題直接影響著城鄉一體化的進程。

一、我國城鄉一體化管理中的政府功能分析

（一）我國城鄉一體化管理中的政府失靈現象

1.管不了，即政府管理跟不上時代的變遷（中國城市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該管的沒有管。官僚制政府職能轉變與城市不斷提速，城市品位要求的提高，經營城市范圍的擴大，構成了尖銳的矛盾。

2.管不好，即城市管理有效果卻無效率，造成公共資源的稀缺、政府財政的困頓和資源的浪費、管理成本高昂。許多城市在計劃體制內形成部門分割，造成管理多頭、信息分割。

3.管錯了，即不該由政府管的，政府管了。管理職能過大，權限畸形膨脹，政企、政事不分；職能重疊，部門利益造成九龍治水。

我國現有城市管理實踐的局限性根源于城市思維存在兩個局限性：一是將發展理解為主要是經濟增長和物質性擴張，二是將管理理解為政府單一的行政。將可持續發展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整合成的新城市發展思想，試圖將城市發展理解為可持續發展，把城市管理理解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城市治理過程，建立起整體性和源頭性的城市可持續發展模式。

（二）完善中國城鄉一體化政府治理結構的關鍵

1.政府職能從生產性向調控性轉變

它要求：政府管理能力從全部公共事務向公共事務中的基礎部分轉變；政府管理職能從公共產品的直接提供者（劃槳的政府）向公共管理的協調者（掌舵的政府）轉變。政府應從具體的微觀領域退出，引入市場機制，鼓勵更多的參與者。城市治理結構和建立的根本問題是收縮政府直接管理和范圍，提高城市管理的客觀調控能力。

（1）收縮直接管理范圍。一方面城市管理中市場機制的引入，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競爭方案，政企分開得到了重視；但另一方面，目前對“政事分離”，服務提供多元化主體不夠重視，政府職能要強化社會公共服務職能，如城市發展的總體規劃，產業政策的制定，基礎性公共物品的供給，社保體系的建立，對市場體制消極因素的抑制，加強政風、政紀建設和提高商人的素質。

（2）提高宏觀管理能力。要在引入私營部門管理方法提高效率的同時，把公共部門的利益性融入其中，實現效率和公共的協調。把管理手段改進作為一個重要課題進行研究。退出直接管理的微觀領域，發揮好監督的作用。同時把弱化了的職能交由社會中介來完成，也即將缺位、錯位轉化為正位。

2.培育參與城鄉一體化管理的多元化主體

（1）從社區基層組織看，中國主要是街道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街道委員會是區政府的派出機構，所以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組織。這樣，居民委員會成了中國特色的社區，但是，居委會成立的過程十分粗糙，居民不重視，居委會工作人員素質低，因此，需要挖掘其功能，改革選舉程序，充實高素質人才，提高對居委會的認識。

（2）在行業性中介組織方面，現實情況是許多社團和協會實質上是政府的派出體或與政府藕斷絲連，工作人員享受公務員待遇，財政上也和政府連在一起，難以發揮其社會和政府間的中介作用，因此，需要培養真正獨立功能的中介組織。

（3）公眾參與城鄉一體化管理，關鍵在于培養一個信息流。首先，要培養公民參與管理和意識；其次，要有信息流動的渠道，如通過媒體、上網、聽證會、電話、信件等形式收集公眾的意見；最后，要有信息反饋機制，讓公眾知道政府是否采納了他們的意見？為什么沒采納？

二、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正確建立城鄉政府權力治理結構

（一）政府間關系的調整

1.簡化政府組織間的層級結構是一種改革趨勢。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推進，縣、市、區在經濟實力、城鎮規模等方面將大大增強，縣隸屬于市的關系反而會限制縣的發展并使中心城市的輻射功能失去意義，可選擇性地將市、縣納入一個層級進行管理，共同降為基層地方政府。鄉、鎮目前階段還可保留，但隨著國家還權于市場、社會，鄉、鎮一級完全可以轉化成獨立的自治單位。

2.加強基層政府間的橫向合作。當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地方保護主義依然困擾著基層政府間關系的正常發展。這也是有悖于統籌城鄉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在傳統的行政關系中，強調鄉鎮一級政府執行功能的較多，忽視了其參與角色，“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理解”。地方保護主義在基層政府中依然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嚴重制約了地方政府間橫向合作的開展。在很多領域以及政績方面，基層政府之間的競爭是非良性的，它只能使基層政府陷入“囚徒困境”。實踐表明城鄉一體化下，縣域經濟里的基層政府間的合作不僅僅是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它更是基層政府的理性選擇，在相互依賴的網絡世界中，只有采取合作的策略才能實現各方的共贏。

3.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權。即三種資源：財政、人事以及事務管理權限的合理分配問題。在事務的管理權限的劃分中，關鍵性的問題是地方性“公共事務”的最終決策權問題。地方性“公共事務”應主要由地方政府做出最終決策，這是衡量政府體制是否是分權體制的基本標準。隨著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基層政府的事務管理權限必然需要擴大。

（二）基層政府的治理

現代國家在處理政府與市場、企業和社會的關系的實踐中，將其作用和行為模式概括為五種角色：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宏觀經濟的調控者，外在效應的消除者，收入及財產的再分配者，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基層政府更要著重強調公共物品的提供，外在效應的清除以及市場秩序的維護。若基層政府回避責任，無所作為，只會成為城鄉一體化的被動者，而不可能提高執政能力，進行有效的治理，實現地方的繁榮。面對市場固有的缺陷，基層政府更應充當“政府替代”的角色。具體到基層政府就是要科學執政，依法行政，在縣域經濟的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

第7篇：基層鄉村治理方案范文

主要問題

一是基層公共安全形勢嚴峻。據統計，2011―2015年，全國發生各類重大以上安全事故258起，而涉及道路交通、鐵路交通、水上運輸等交通運輸領域，油氣輸送管道、城鎮燃氣、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運輸等泄漏燃爆，大型活動踩踏，鄉村企業、集貿市場、娛樂場所、風景區、居民區、養老院等公共場所火災，開發區企業粉塵爆炸、農村建筑施工倒塌等的公共安全重大事故151起，占總起數的58.91%。其別重大安全事故20起，屬于公共安全范疇的特別重大事故15起，占總起數的75%。

二是公共安全事故隱患點多量大。危險物品裝載運輸違法違規，“兩客一危”（旅游包車客車、三類以上班線客車和危險貨物運輸車輛）營運車輛駕駛違章違法；油氣輸送管道違章占壓嚴重，且不時被占壓單位或施工單位挖破捅漏；居民及中小賓館飯店用氣用電不符合安全要求，城鎮燃氣管道服役時間較長且老化嚴重；公共場所電梯扶梯、大型游樂設施等特種設備帶病運行；危險物品生產儲存無視規劃要求、周邊安全防護距離不能保障，生產儲存管理過程也不落實危險物品安全管理規定；城市建筑垃圾堆場毗鄰廠礦重要設施和居民生活區，且無限制堆高，致使交通、泄漏、爆炸、火災、滑坡等事故接連發生。

三是企業安全生產主體責任不落實。有些鄉鎮企業使用國家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藝設備，或應退役報廢老舊設備；有些鄉村企業和公用設施為省錢，違反設計要求使用可燃易燃材料埋下隱患。有些煙花爆竹生產企業取得許可證照后或被責令停產進行改造提升過程中，超定員、超藥量、超范圍和改變工房用途生產，甚至將生產場地或廢棄場院違法轉包非法組織生產。

四是基層公共安全監管缺位與行業監管不盡責。基層安全監管存在鄉（鎮）無機構、村（社區）無人管等問題，對轄區內存在哪些單位及其安全狀況底數不清，對危險危害因素和不安全問題沒有能力解決；一些基層監管執法人員履職盡責不力、工作不負責任甚至失職瀆職，導致安全監管層層失守。在現行法律法規不夠完善的情況下，行業部門有的只負責監管經過批準或有許可證的單位，而不查處無證開采、亂采濫挖等非法行為；有的只負責監管規定參數以上或登記在冊的特種設備，卻不監管非法、自制、規定參數以下和沒有登記注冊的特種設備；有的只負責監管規模以上或城鎮建設項目，而不查處規模小和鄉村違法違規建設行為，致使應依法查處的問題和非法違法行為得不到及時查處。需檢測檢驗和培訓發證的，有些部門或機構爭著管；出現問題或發生事故時，有關部門或機構互相推諉都說不歸自己管。

原因分析

一是歷史遺留問題較多。由于過去法律法規欠缺、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規范，造成城鎮發展過去是無規劃，后來是有規劃也不落實。

二是基層執法人員業務素質普遍較低。一些基層監管執法監察機構人員編制少，能干事的人又補充到部門機關科室，干不了事的反而留下執法，致使執法監察工作不能正常開展；有些地方的安全監管執法監察機構成了安置辦，現有人員多是領導干部家屬、子女或其他親屬，且大部分人員無專業院校學歷，屬于工人身份，連行政執法資格都無法取得；還有部分安全監管執法人員不思進取，工作很長時間仍不熟悉監管執法業務。

三是相關公共安全法律法規不完善，基層安全監管執法缺乏機制和手段。由于長期以來“部門立法”利益現象嚴重，國家關于基層公共安全特別是鄉村公共安全和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及規章嚴重欠缺。即使制訂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也存在相關規定不銜接、不適用甚至相互矛盾現象，致使基層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工作職責、監管范圍、行政許可、行政處罰、業務培訓、認定鑒定、事故查處、統計報告等事項存在著不少交叉、漏洞和盲區。省轄市、縣（市、區）政府各有關部門雖有法律賦予的行政執法權，但缺乏合執法工作機制，特別是行政執法與司法執法、紀檢監察執法的協調機制，未形成嚴處非法違法、失職瀆職行為的合力；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和開發區管理機構除新修訂的相關安全生產、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規章賦予的監督檢查和協助上級有關部門履行監管職責外，只有發現后報告上級有關部門的責任和義務。

四是基層安全監管面臨不愿管不敢管局面。當前的事故責任追究和事故隱患排查治理問責存在誤區，對企業或管理單位直接責任者和主要責任者追究力度不夠大，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領導干部的責任追究過多過重過濫，致使基層公共安全監管執法人員思想不穩定、工作不安心，導致政府分管領導不愿分管，各級政府對安全生產、環保等的領導分工，普遍遵循末位負責制。

對策建議

一是完善公共安全法律法規，加強公共安全宣傳教育培訓。在進一步修訂現有公共安全和安全生產法律法規，建立和完善基層公共安全監管執法機制的基礎上，盡快制定農村建筑市場安全、農村交通運輸安全、居民群眾用電用氣安全、油氣輸送管道保護、公共場所特種設備和大型游樂設施安全、人員聚集場所消防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依法賦予鄉鎮、街道辦事處和開發區管理機構公共安全監管執法職權，為保障基層公共安全提供可靠可行有效的法律保證。各級政府應保障公共安全知識和應急技能宣傳教育培訓費用，依托各類媒體，經常宣傳報道安全知識和應急措施；適時組織事故現場會和事故案例分析會，強化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提高全民公共安全法律素質。

第8篇：基層鄉村治理方案范文

如果你側耳傾聽，你是否聽到了那田間蛙鳴和大漠中的駝鈴?

俯瞰中國鄉村的上空，田間依舊的蛙鳴見證了美麗鄉村的嬗變。中華有詩云：“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從關注“三農”到精準扶貧，時代的巨輪飛速向前時，鄉村不曾被拋下。它以非凡的活力實現了自身的蛻變，呈現出一幅山水美、人情美的淳樸畫卷。

從微觀層面上，無數致力于美麗鄉村建設的人們成為時代的先鋒。耶魯大學村官秦玥飛帶領鄉村率先走上信息化的軌道;三十年支教女教師以芳蘭振蕙葉之姿，使“支月英”這個名字鐫刻在兩代人的記憶之中。魯迅曾說：“無窮的遠方，無盡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正是懷著對鄉村大地最深沉的眷戀和責任，無數人與曾經的這方土地有了再難分割的羈絆。從宏觀層面上，國家的發展從未遺忘農村，從頂層設計再到基層探索，湘西十八洞村的扶貧經驗至今還在傳播，三權分置體現的對農民的關懷也仍是人們感念的對象。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知止而后有定，激蕩之中而后有靜。

放眼宏觀的國際，新絲路上又響起的陣陣駝鈴，傳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集體鄉愁。西方有諺云“獨木不成林”，非洲朋友也說“水漲荷花高”，一帶一路的“傳奇”構想是古老中國全球擔當的表征，它不是以中國霸權睥睨一切，而是以開放的懷抱包容世界。

當普惠互利共贏成為全球治理的共同呼聲，中國成為最勇敢的弄潮兒。當“逆全球化”的言論甚囂塵上，當地球村的樂觀之幕徐徐降下，有人發出“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憂患之問。一帶一路成為全球對于中國治理方案的共同期待。中國人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凝聚成責任擔當，古老的絲綢之路是養分之源，全新的發展理念又為其注入了不竭的活力。

當蛙聲伴著田間的風傳遍廣闊的美麗鄉村，當駝鈴載著國際的夢奏響一帶一路之歌，你會看見古老中國日益崛起的身姿，它化為一聲厚重的龍吟，泅渡了歷史的重洋，激蕩在七大洲的上空。

我所站立的地方，就是我的中國，我是什么，中國便是什么。我怎么樣，中國便怎么樣。

第9篇：基層鄉村治理方案范文

為開好局、起好步，今年是實施“十二.五”規劃的起步之年。創優發展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市委決定開展“環境創優年”工作，按照市、縣委有關部署及要求，**鄉黨委、政府高度重視，精心組織，健全機構，建立方案，加強領導，重抓“四個結合”扎實推進了環境創優年”各項工作。

加強干部教育管理，一是將“環境創優年”工作的開展與干部作風建設相結合。轉變作風，提高效能。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干部管理及考核長效機制，加大力度，強化督查和考核；著重樹立正反兩方面典型，開展警示教育，規范干部行為，轉變作風；從源頭抓起，預防和懲治腐敗，提高機關干部服務項目建設、服務基層、服務群眾的能力和水平。

確保城鄉面貌煥然一新，二是將“環境創優年”工作的開展與城鄉環境綜合治理相結合。扎實推動新農村建設。鄉主要領導帶頭親自參加環境治理責任區域的五亂”治理，同時，加大力度對場鎮衛生死角、建筑垃圾、鄉村公路及周邊環境等重點區域不定期進行督查，發現問題，及時通報，限期整改，將督查通報結果納入年度目標進行考核，確保環境治理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

確保文明鄉鎮、文明村創建取得新成效。今年，三是將“環境創優年”工作的開展與文明創建相結合。鄉已向上級申報創建縣級文明鄉鎮和一個縣級文明村，鄉黨委、政府抓住開展“公民道德建設宣傳教育月”活動之機，采取領導作輔導報告、設宣傳站、印發宣傳資料、上法制宣講課等方法，教育全鄉干部群眾和中小學生倡導文明、講正氣、樹新風，講文明話，辦文明事，做文明人，切實創優發展環境。

推動各項工作，四是將“環境創優年”工作的開展與“創先爭優”活動相結合。確保提速升位。為實現“開門紅”目標，鄉黨委、政府搶抓機遇、攻堅破難，真抓實干，突擊抓好招商引資、項目建設、農業產業化發展、民生工程等重點工作。通過努力，全鄉招商引資初見成效；鄉政府辦公樓建設、鄉文化站建設、智尚苑開發、智永大橋建設、第二輪村級活動場所建設等項目建設有序推進；已發展小米辣種植2000畝。富士康”員工招募等工作名列全縣前茅。同時，不放松基層組織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全體黨員、干部分別對照上級要求和年度工作目標采取不同方式進行了創先爭優”公開承諾、年度工作目標承諾和廉政承諾。自覺接受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