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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私募股權；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213
1引言
股權結構作為公司治理的基礎，有兩個維度或兩種度量方法，即股權所有者結構和股權集中度。[1]私募股權投資（Private Equity，PE）通過向具有高成長性的非上市企業(yè)進行權益性投資，獲得其一定比例的股份，對股權所有者結構產(chǎn)生影響。顧寧和孫彥林[2]系統(tǒng)分析了中小企業(yè)股權結構相對集征，PE機構以入股的形式為企業(yè)提供資金支持，稀釋股權，達到股權結構多元化的目的。還有學者指出，PE投資為企業(yè)發(fā)展提供資金支持的同時也為企業(yè)提供增值服務，主動參與被投企業(yè)的管理。熊波和陳柳[3]通過定性分析指出，由于風險投資占高新技術企業(yè)相當比例的股權，使得高新技術企業(yè)具有特殊的公司治理結構。吳斌和黃明峰[4]以2008年深市中小板塊前十大股東中有風險投資持股的73 家企業(yè)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指出風險投資企業(yè)的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呈負相關關系。本文以2013年11月30日境內(nèi)IPO開閘至今在我國主板、中小板和創(chuàng)業(yè)板311家上市企業(yè)為研究樣本，比較分析了我國不同板塊市場中私募股權投資對企業(yè)股權集中度的影響。
2樣本選擇與描述統(tǒng)計
21樣本選擇
本文以2013年11月30日境內(nèi)IPO開閘至2015年6月30日，在我國三個板塊市場上市的311家企業(yè)為樣本企業(yè)，其中包括119家滬市主板上市企業(yè)，65家深市中小板上市企業(yè)，127家深市創(chuàng)業(yè)板上市企業(yè)。整體樣本中有209家具有PE投資機構的支持，占樣本總數(shù)的6592%。本文對是否有PE投資支持的界定參照宋芳秀的做法，IPO招股說明書中披露的前十大股東中含有“股權投資”“創(chuàng)投”等關鍵詞。上市企業(yè)的相關財務數(shù)據(jù)來源于萬德（Wind數(shù)據(jù)庫），與PE投資有關的數(shù)據(jù)是根據(jù)上市公司招股說明書整理而得，且與Wind數(shù)據(jù)庫進行了交叉核對。
22樣本企業(yè)特征比較分析
23有無PE投資與上市企業(yè)股權集中度均值、中位數(shù)的比較分析表2顯示的是在不同板塊市場有無PE投資與企業(yè)股權集中度均值和中位數(shù)的比較分析。數(shù)據(jù)顯示，在中小板和創(chuàng)業(yè)板中，PE投資企業(yè)的股權集中度的均值和中位數(shù)均顯著低于無PE 投資的企業(yè)。主板中，PE投資企業(yè)的股權集中度的均值和中位數(shù)也低于無PE投資的企業(yè)，但差異并不顯著。
3實證檢驗
31模型建立
上文有無PE投資對股權集中度均值和中位數(shù)差異比較，并沒有考慮上市企業(yè)特征、行業(yè)差異，為了準確地衡量有無PE投資對企業(yè)股權集中度的影響，本文選用可以充分反映股權集中度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因變量，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Equityconcen=β0+β1PE+β2SME+β3GME+β4PE×SME+β5PE×GME+β6Ln（Tequity）+β7Firmage+β8Roa+Nature+Ind+ε
其中，Equityconcen為因變量，表示企業(yè)股權集中度，用企業(yè)上市前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表示，PE代表有無PE投資的虛擬變量，有PE投資持股為1，否則為0；SME表示企業(yè)上市地點，企業(yè)上市地點是中小板市場為1，否則為0；GME表示企業(yè)上市地點，企業(yè)上市地點是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為1，否則為0。其他可能影響因變量的指標，綜合現(xiàn)有文獻選取，包括企業(yè)自身特征、財務狀況（Demsetz和Lehn[5]、Thomsen Steen和Torbin Pedersen[6]、Mc Guckin和Sang[7]、馮根福[8]）等：Ln（Tequity）代表企業(yè)規(guī)模，為企業(yè)上市前總股本的自然對數(shù)；Firmage表示企業(yè)從成立到上市的時間年數(shù)；Roa是上市前一年總資產(chǎn)報酬率，為凈利潤與總資產(chǎn)的比率；Nature是代表企業(yè)性質(zhì)，如果企業(yè)為國有性質(zhì)則取1，否則取0；Ind為企業(yè)所在行業(yè)，按證監(jiān)會行業(yè)分類標準，如屬于高新技術行業(y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等）為1，否則為0。
32結果分析
具體實證結果見表3，所有回歸方程中，PE變量系數(shù)均為負數(shù)，這一結論與前文差異性檢驗的結果一致。其中方程1和方程2列示的是基于樣本整體的回歸結果。方程1中僅包括企業(yè)性質(zhì)以及行業(yè)的控制變量，板塊虛擬變量和PE變量的交叉項，PE系數(shù)、PE與創(chuàng)業(yè)板板塊啞變量系數(shù)均不顯著，PE與中小板板塊啞變量在009的水平下顯著小于零。結果表明，有無PE投資企業(yè)的股權集中度差異來自中小板。在中小板中，有PE支持的企業(yè)股權集中度顯著小于無PE支持的企業(yè)，而在主板和創(chuàng)業(yè)板板塊，PE支持對股權集中度的作用并不顯著。方程2中加入了表示企業(yè)自身特征、財務狀況的控制變量，其結果與方程1類似，即有無PE所投資企業(yè)的股權集中度差異來自中小板。方程3（創(chuàng)業(yè)板）、方程4（中小板）和方程5（主板）中列示了分板塊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在中小板和創(chuàng)業(yè)板，有PE投資的企業(yè)，其股權集中度比較低。
33穩(wěn)健性檢驗
一般情況下，PE投資與被投資企業(yè)之間是存在內(nèi)生性關系的（Meggision和Weiss；Lee和Wahal），PE投資機構會按照它們的標準篩選被投資企業(yè)。為了消除自選擇的影響，以上回歸檢驗中對行業(yè)、發(fā)行規(guī)模進行了控制，而沒有采用配對樣本。此外，本文還選用Robust 回歸方法進行了估計。此外，本文還考察了PE投資對前兩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影響。檢驗結果與上文結果基本一致。
4結論
本文檢驗了現(xiàn)階段PE投資對企業(yè)股權集中度所具有的影響，結果發(fā)現(xiàn)，PE投資可以造成股權集中度的降低。這可能是因為PE投資機構不僅可以為企業(yè)提供資金，使企業(yè)股權結構更加多元化，還可以通過介入企業(yè)管理，缺乏管理經(jīng)驗的控制人傾向于向具有職業(yè)化公司治理能力的PE投資讓渡部分股權，從而造成股權集中度的降低。
本文還發(fā)現(xiàn)在不同板塊市場，PE投資對企業(yè)的股權集中度的影響并不相同。研究結果表明，在中小板市場和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有PE投資的企業(yè)股權集中度顯著低于無PE投資的企業(yè)。這與我國中小板和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多為中小規(guī)模企業(yè)的現(xiàn)狀相符，中小企業(yè)更加認可PE投資作為職業(yè)化公司治理方面帶來的價值，其控股股東更愿意向PE投資機構轉(zhuǎn)讓股權，因此PE投資對企業(yè)股權集中度的影響在中小板和創(chuàng)業(yè)板更加顯著。我國主板市場的上市企業(yè)成立時間長、規(guī)模大，PE投資介入后其控制人對PE投資的認可度并不高，PE投資參與企業(yè)治理時，控股股東不會選擇對其讓渡股權，因此PE投資對主板企業(yè)的股權集中度的影響不顯著。
參考文獻：
[1]苑德軍，郭春麗股權集中度與上市公司價值關系的實證研究[J].財貿(mào)經(jīng)濟，2005（9）：62
[2]顧寧，孫彥林私募股權基金與中小企業(yè)股權結構優(yōu)化研究[J].經(jīng)濟視角旬刊，2014（9）：62-66
[3]熊波，陳柳論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企業(yè)公司治理結構[J].當代財經(jīng)，2006（4）：65-69
[4]吳斌，黃明峰股權集中度與風險投資企業(yè)績效相關性研究――來自深市中小板市場的經(jīng)驗證據(jù)[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1（18）：62-71
[5]Demsetz H，Lehn K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Cause and Conseque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85（93）： 1155-1177
爛熳（màn） 緋（fēi）紅 油光可鑒（jiàn）
蘆薈（huì） 不遜（xùn） 匿（nì）名
詰（jié）責 抑揚頓挫(cuò) 深惡(wù)痛疾
磨磨蹭蹭（mócèng） 迢迢（tiáo） 文縐縐（zhōu）
寬?。╯hù） 庶(shù) 黝黑（yǒu）
禁錮（gù） 侏儒（zhūrú） 尷尬（gān‘gà）
熾熱（chì） 粗制濫（làn）造 藏污納垢（gòu）
正襟（jīn）危坐 頷（hàn）首低眉 黯（àn）然失色
廣袤（mào） 無垠（yín） 髭(zī)
鬈(quán) 锃(zèng) 滯(zhì)留
酒肆(sì) 搓捻（cuō niǎn ） 繁衍（yǎn）
遷徙（xǐ） 覓食（mì） 郁郁寡(guǎ)歡
花團錦簇（cù） 小憩（qì） 冥（míng）思遐想
奩（lián） 朔(shuò)方 胭脂（yān zhī）
褪（tuì）盡 粘（zhān）連 凜冽（lǐnliè）
灼灼（zhuó） 慷慨（kāngkǎi） 佇立（zhù）
睥睨（pìnì） 污穢（huì） 咆哮（páoxiào）
鞺鞺鞳鞳（tāngtà） 迸（bèng）射 播弄（nòng）
虐待（nüè） 雷霆（tíng） 鞭撻（tà）
躊躇（chóuchú） 祈禱（qídǎo） 彷徨(pánghuáng)
罪孽（niè） 霽(jì) 眷(juàn)念
荷戟(jǐ) 稽(qí)首 旸（yáng）谷
一撮（cuō） 翡翠（fěicuì） 蜿蜒（wānyán）
膽怯(qiè) 執(zhí)拗（niù） 饋贈（kuì）
真諦（dì） 璀璨（cuǐcàn） 鑲嵌（qiàn）
酷肖（xiào） 長吁（xū）短嘆 千山萬壑（hè）
心扉（fēi） 憔(qiáo)悴(cuì) 饋(kuì)贈
蓬蒿（hāo） 咫（zhǐ）尺 美味佳肴（yáo）
蕭瑟（xiāosè） 和煦（héxù） 干涸（hé）
吞噬（shì） 裸露 （luǒlù） 媲（pì）美
挑釁（xìn） 相形見絀（chù） 緘（jiān）默
窺探（kuī） 凋（diāo）零 哂( shěn)笑
香蒲(pú) 嚙(niè)齒類 狩（shòu）獵
牟(móu)取 蹲（dūn）踞（jù） 酬和（hè）
即物起興（xìng） 譬（pì）喻 熹（xī）微
淳（chún）樸 龍吟鳳噦（huì） 呈貢（gòng）
咂（z?。┟?門楣（méi） 莧（xiàn）菜
囊（náng）螢映雪 車胤（yìn） 籍（jí）貫
腌（yān） 喧囂（xuānxiāo） 招徠（lái）
鐵鉉（xuàn） 鉑（bó） 荸（bí）薺（qí）
馬趴（pā） 合轍（zhé）押韻 囿（yòu）于
餑餑（bō） 秫（shú）秸（jiē）桿 鈸（bó）
家醅（pēi） 如法炮（páo）制 挑剔（tī）
枸杞（gǒuqǐ） 薏（yì）米仁 橄欖（gǎnlǎn）
蔫（niān） 怵（chù） 摳（kōu）
縹(piǎo)碧 軒(xuān)邈(miǎo) 嚶嚶(yīng)
鳶( yuān )飛戾( lì )天 橫柯上蔽(bì) 疏(shū)條交映
短褐(hè)穿結 簞(dān)瓢屢空 晏(yàn)如
銜(xián)觴(shāng)賦詩 碩(shuò)師 叱(chì)咄(duō)
俟(sì) 負篋(qiè)曳(yè)屣(xǐ) 皸(jūn)裂
衾(qīn) 珮(pèi)環(huán) 篁(huáng)竹
坻(chí) 清冽(liè) 蒙絡搖綴(zhuì)
參(cēn)差(cī)披拂(fú) 斗(dǒu)折蛇行 犬牙差(cī)互
浩浩湯湯(shāng) 霏霏(fēi) 悄(qiǎo)愴(chuàng)幽邃(suì)
山岳潛(qián)行 隱曜(yào) 檣(qiáng)傾楫(jí)摧
憂讒(chán)畏譏 瑯(láng)琊(yá) 暝(míng)
繁陰(yīn)弈(yì) 觥(gōng)籌交錯 陰翳(yì)
淺鬣(liè) 紅裝而蹇(jiǎn) 者 汗流浹(jiā)背
曝(pù)沙之鳥 呷(xiā)浪之鱗（二）： 文學常識
1《藤野先生》作者魯迅，選自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魯迅是我國現(xiàn)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其日本老師全名是藤野嚴九郎。本學期我們還學過他的一首散文詩《雪》，選自他的詩歌集《野草》。
2《雷電頌》選歷史劇《屈原》，作者郭沫若，我國文學家、歷史學家
3《海燕》選自《高爾基全集》，作者高爾基，前蘇聯(lián)作家，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母親》，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和劇本《小市民》等。
4《五柳先生傳》選自《陶淵明集》，作者陶淵明，東晉詩人。
5《馬說》選自《韓愈文集》，作者韓愈，唐朝文學家。
6《送東陽馬生序》選自《宋學士文集》，作者宋濂，明初文學家。
7《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選自《劉禹錫集》，作者劉禹錫，唐朝詩人哲學家，著有《劉賓客集》。
8《赤壁》選自《樊川詩集》，作者杜牧，唐朝詩人，和李商隱并稱“小李杜”。
9《過零丁洋》選自《文山先生全集》，作者文天祥，南宋愛國詩人。
10《水調(diào)歌頭》選自《東坡樂府集》，作者蘇軾，號東坡居士，北宋的文學家、政治家。
11《山坡羊*潼關懷古》選自《全元散曲》，作者張養(yǎng)浩，元代散曲作家。
12《小石潭記》選自《柳河東集》，作者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文學家，“唐宋家”之一。
13《岳陽樓記》選自《范文正公集》，作者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政治家、文學家。
14《醉翁亭記》選自《歐陽修散文選集》，作者歐陽修，字永叔，自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北宋文學家。
15《滿井游記》選自《袁中郎集箋?！?。作者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明代文學家。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被稱為“公安三袁”。
16《行路難》選自《李太白全集》。作者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朝大詩人。
17《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選自《杜詩詳注》。作者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杜陵布衣”，唐代大詩人。
一、以作者的本名為集名，如《杜審言集》。
二、以作者的字或號為集名，如曹植(字子建)的《曹子建集》。
三、以作者的籍貫為集名，如唐代張九齡是曲江人，其集名為《曲江集》。
四、以作者曾經(jīng)居住過的地名為集名，如杜牧曾在樊川居住過，其集名為《樊川文集》。
五、以作者的官名為集名的，有的是用作者曾任官職中最高的官銜為集名，有的是用作者詩文創(chuàng)作較多或成名時的官銜為集名，如杜甫曾任檢校工部員外郎，其集名為《杜工部集》。
六、以作者的封號、謚號為集名，如北宋司馬光封溫國公，謚號文正，其集名為《溫國文正司馬公集》。
七、以作者讀書或藏書的處所名為集名，如明代湯顯祖家有玉茗堂，其集名為《玉茗堂全集》；清代袁牧居處有隨園，其集名為《隨園詩話》。
八、以成書的年代為集名，如唐代白居易和元縝的詩文集均編于穆宗長慶年間，故其集名分別為《白氏長厭集》、《元氏長慶集》。
除了以上幾種命名方法以外，有些作者的文集還有其他一些含意，如唐代文學家皮日休的《皮子文藪》，其意取自“文稿繁若藪澤”。遇到這類情況，同學們不妨顧名思義。
(王彤供稿)
男子也可稱“佳人”
如今，提到“佳人”一詞，人們都會理解為年輕貌美的女子。但在古時，“佳人”是個中性稱謂，對相貌俊美或有才華的男子同樣可以“佳人”稱贊。東漢初年，有個叫陸閎的尚書令，學問和品德都好，而且“美姿容”?；实蹌⑿愠醮我姷剿麜r，曾失聲贊揚：“南方固多佳人!”
此外，對于才干出眾的男子，包括武將在內(nèi)，也以“佳人”相稱。三國時，魏國大將軍曹真，韜略嫻熟，作戰(zhàn)勇猛，戰(zhàn)績不凡。他曾多次率軍打敗劉備、孫權的軍隊。著名的街亭之戰(zhàn)，他親臨前線指揮作戰(zhàn)，并取得了至勝。桓范曾稱贊：“曹子丹(曹真字子丹)。佳人……”
序和跋的含義
放在書的正文之前的是“序”，主要是介紹書的內(nèi)容以及與之有關的問題。請別人寫的稱為“代序”，作者自己寫的稱為“自序”。
放在書的正文后面的是“跋”，以敘述書的內(nèi)容或作補充說明為主。“跋”實際上就是“后序”，一般都由該書作者撰寫。
為文章或書籍作序，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已經(jīng)開始?！靶颉?，開始多是放在正文的后面，到了兩晉南北朝時期，才逐漸被移至正文的前面，并沿用至今。
(東日供稿)
對聯(lián)中的數(shù)學
宋朝有個叫梁灝的人，參加科舉考試，屢試不中，但他并不灰心，堅持不懈地發(fā)奮讀書，終于在八十二歲高齡時中了狀元。于是寫了一副對聯(lián)“白首窮經(jīng)，少伏生八歲；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鄙下?lián)中的伏生，九十歲才成名，自己得中時比他少了八歲；下聯(lián)中的太公，即姜子牙，八十歲才被周文王拜為丞相，自己得中時比他多了兩歲。對聯(lián)不僅對仗工整，且上下聯(lián)均暗示了自己的年齡。
一次，唐伯虎和祝枝山一同出游，來到蘇州一處叫“山塘”的地方，有一段風景絕性的路，約有七里長，中間有個地方叫“半塘”。于是祝枝山據(jù)此吟出一個上聯(lián)：“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鄙教凉财呃铮胩羷偤迷谥虚g，也就是三里半的地方。唐伯虎一時對不出來，直到后來走到一個叫“九溪洞”的地方，才突發(fā)靈感，對出下聯(lián)：“九溪蠻洞，經(jīng)過中洞五溪中。”九溪的一半剛好是“五溪中”。
關鍵詞：幼兒 經(jīng)典閱讀 教育 探討
中圖分類號：G2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5）01（b）-0000-00
目前，國內(nèi)外眾多專家對幼兒經(jīng)典閱讀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非凡成果，經(jīng)典閱讀已在國內(nèi)外教育界引起了高度重視。“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闭Z言是思維與傳達信息的重要工具，而閱讀能力的強弱直接決定著幼兒的發(fā)展，幼兒的閱讀開始越早，閱讀時思維過程越復雜，對智力的發(fā)展就越好。中文經(jīng)典，是流傳千年，包含中華民族精神核心內(nèi)容，蘊藏豐富的人生哲理的中華經(jīng)典，熟讀熟背中華古文經(jīng)典，能陶冶情操，心地趨善，性格溫和，舉止文雅，中文經(jīng)典包括《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等，早期經(jīng)典閱讀能培養(yǎng)幼兒從小愛書、看書、讀書的良好閱讀習慣，對幼兒發(fā)展終身有益。國學大師季羨林對兒童經(jīng)典誦讀意義的評價，認為兒童經(jīng)典誦讀正在將文化的種子撒播在孩子的心里，撒播在希望的田野上，春華秋實，它的作用在不久的將來必會凸現(xiàn)。為這項工程所作出的任何努力，都會使安放我們靈魂的精神家園更加美好。
1 經(jīng)典閱讀促進幼兒身心健康發(fā)展
幼兒經(jīng)典誦讀，就是在幼兒0一13歲之間，在他記憶力發(fā)展的黃金階段，去朗讀、背誦、熏習古今中外的經(jīng)典名篇，從而達到開啟幼兒智慧、激發(fā)幼兒潛能、提升幼兒人格和語言學習的目的。心理學專家研究證明，在幼兒能力發(fā)展中，不同能力的獲得存在關鍵期，抓住這一時期就能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3歲是幼兒口頭語言發(fā)展的關鍵期，4-5歲是幼兒書面語言發(fā)展的關鍵期。幼兒閱讀的興趣直接影響閱讀的行為。法國教育與社會心理學學院前院長科恩撰文提出：“兒童在6歲前較之6歲后更容易學習閱讀。早期經(jīng)典閱讀是有助于幼兒智力發(fā)展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對促進幼兒全面和諧發(fā)展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2 構建目標是幼兒經(jīng)典閱讀教育的關鍵
要使幼兒獲得經(jīng)典閱讀的經(jīng)驗，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目標是教師和家長教育的方向和準則，有了明確的目標，才能有教育過程中對幼兒進行有效的培養(yǎng)，取得好的教育效果。幼兒早期閱讀目標為“激發(fā)幼兒閱讀的興趣和對書面語言的敏感性，幫助幼兒認識語言符號和圖畫符號的對應轉(zhuǎn)換關系，掌握早期閱讀的方法，培養(yǎng)幼兒將早期閱讀經(jīng)驗遷移到其他活動的能力，養(yǎng)成良好習慣，提高幼兒語言思維、觀察、想象等綜合素質(zhì)”。幼兒經(jīng)典閱讀是早期閱讀教育的一個組成部份，早期閱讀目標的確立，使幼兒早期經(jīng)典閱讀教育實施更具有針對性。
3 有效開展幼兒經(jīng)典閱讀的措施與策略
3.1 培養(yǎng)幼兒對經(jīng)典閱讀的興趣
根據(jù)幼兒注意力集中時間短，思維具體形象的年齡特點，可以引導幼兒選擇選擇畫面形像清晰、主體突出、色彩鮮艷，情節(jié)發(fā)展符合幼兒想象和思維特點的圖畫書。許多經(jīng)典故事都具備這些特點，適合用來培養(yǎng)幼兒的閱讀興趣。我們可以在教室或家中為幼兒創(chuàng)設一個專門的閱讀區(qū)，準備一個書架，將選擇好的經(jīng)典故事書擺放在幼兒伸手就夠得到的地方，這對培養(yǎng)孩子閱讀興趣是大有好處的。在經(jīng)典閱讀教育中，要引導幼兒獨立自主地學習，使幼兒將客觀要求變成自己的主觀需要，注重引發(fā)幼兒的學習興趣，尊重幼兒的意愿，通過點撥、引導、鼓勵，幫助幼兒掌握閱讀方法，培養(yǎng)幼兒獨立閱讀的能力。幼兒有了閱讀能力，就像插上超越時空的翅膀，他們讀童話、讀動物故事、讀經(jīng)典，讀各類幼兒書籍，他們由人生最初幾年開始認識人類花了幾千年才積累的成果，增強了認知、思維、想象力，閱讀成了幼兒的主觀需要，幼兒成為學習活動的主人。經(jīng)典閱讀在激發(fā)孩子的閱讀興趣的同時也培養(yǎng)兒童熱愛閱讀的好習慣，使孩子終身受益。
3.2 開展幼兒經(jīng)典閱讀活動要做到因材施教
北京師范大學梁志黿淌諶銜：“每個兒童都是獨特的個體，發(fā)展水平和速度不同，興趣和愛好不同，不可能以年齡或班級為標準來武斷地劃一?！庇變航逃康氖谴龠M人的全面和諧發(fā)展，而經(jīng)典誦讀更多的關注傳統(tǒng)文化對幼兒的道德養(yǎng)成和教化功能，相對忽視個體發(fā)展的差異性，不是一種令人十分滿意的教學方式。如幼兒經(jīng)典誦讀實行的教學法則只是讓小朋友跟著成人念。如果聽一遍，不懂，再來聽，如此反復。其實，幼兒經(jīng)典誦讀活動可多采用必要的現(xiàn)代教育技術，將所學內(nèi)容豐富多樣、生動形象地展現(xiàn)給幼兒，多媒體技術將聲音、圖畫、動畫形象等多種表現(xiàn)方式結合在一起，以鮮艷的色彩、多變的動畫、美妙的聲音，給幼兒直觀、形象、立體的感受，符合幼兒的認知特點，能吸引幼兒的注意力，增加幼兒的興趣，因此應該多多利用。
3.3 以適宜的經(jīng)典繪本為閱讀載體
幼兒經(jīng)典閱讀的選材應是思想健康、由淺到深、圖文并茂，所選名篇必須家喻戶曉。幼兒期幼兒以具體形象思維為主，抽象思維還沒有形成，經(jīng)典繪本以其圖文并重，相輔共存的故事架構方式，非常符合幼兒閱讀。開展經(jīng)典閱讀活動時，教師和家長要為幼兒準備好幼兒經(jīng)典童話、幼兒生活故事、寓言、彩色繪本等圖書。如《弟子規(guī)》《三字經(jīng)》《千字文》等，還可以選擇唐詩宋詞等古詩詞作為輔助教材。
3.4 開展大圖書閱讀與小圖書閱讀活動
大圖書閱讀就是教師根據(jù)幼兒年齡特點、教育目的、內(nèi)容處自制大型經(jīng)典圖畫故事書組織幼兒開展閱讀活動，在集體和分組活動中引導幼兒學習按序仔細觀察畫面生將前后畫頁聯(lián)系起來閱讀理解。而小圖書閱讀主要是讓幼兒人手一冊同一內(nèi)容的經(jīng)典圖畫故事書開展閱讀活動，幫助幼兒在看書過程中自己感受、體會，不斷獲得獨立閱讀的經(jīng)驗。
3.5 結合開展文化活動進行幼兒經(jīng)典閱讀
教育始終是與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文化通過教育而傳承，教育通過文化而生動。教師可根據(jù)四季節(jié)氣變化，通過在幼兒園開展端午節(jié)、中秋節(jié)、春節(jié)等系列民族節(jié)日活動，如在春天來臨之際，教師和幼兒一起朗誦唐代詩人孟浩然的詩《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在清明節(jié)，讓幼兒誦讀唐代詩人杜牧的詩《清明》；在中秋節(jié)的時候，還可以讓幼兒跟著老師誦讀宋代詞人蘇軾的《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這樣不但有利于幼兒學習經(jīng)典，更能將傳統(tǒng)文化潛移默化給幼兒。同時，每年以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為契機，在幼兒園舉辦經(jīng)典閱讀節(jié)和讀書會活動等活動，為幼兒開展經(jīng)典閱讀創(chuàng)設良好的讀書氛圍，例如，肇慶市圖書館每年都與肇慶市實驗幼兒園共同舉行“幼兒經(jīng)典誦讀競賽活動”，引導幼兒誦讀《三字經(jīng)》、《弟子規(guī)》等童蒙養(yǎng)正的國學經(jīng)典，教育幼兒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3.6 讓幼典閱讀走進幼兒家庭
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環(huán)境的熏陶對孩子的成長起著重要的作用，培養(yǎng)孩子對誦讀古詩文的興趣，必須有家長的參與和支持，否則，孩子們對本來就不太懂的東西很難堅持學習下去。家長可在幼兒每天晚上睡覺前堅持給幼兒講一至兩個經(jīng)典故事，使親子經(jīng)典閱讀活動成為家庭生活的一項重要活動。在寒暑假鼓勵幼兒與家長共同誦讀，家長以陪讀來與幼兒共度假期。公共圖書館每年組織開展經(jīng)典誦讀“書香家庭”評比活動也不失為推動幼兒經(jīng)典閱讀活動開展的很好途經(jīng)和方法。
3.7 提升教師和家長自身的兒童文學素養(yǎng)
80年代，葉圣陶先生在重印《經(jīng)典常談》一書時，進一步指出：“經(jīng)典訓練不限于學校教育的范圍而推廣到整個社會，是很有必要的。歷史不能割斷，文化遺產(chǎn)跟當今各條戰(zhàn)線上的工作有直接或間接的牽連，所以誰都一樣，能夠跟經(jīng)典有所接觸總比完全不接觸好?！苯處熀图议L都要能夠與書為友，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吸取最新的教育理念，進一步提升語言素質(zhì)和對兒童文學的素養(yǎng)，對閱讀有更新的認識，給孩子一個成長的起點、一個讀書的空間、一種閱讀經(jīng)典兒童文學的氛圍，關注和扶助幼兒經(jīng)典閱讀，做幼兒經(jīng)典閱讀的“專業(yè)推廣師”。
綜上所述，中華經(jīng)典走進幼兒，讓幼兒誦讀中華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將為其奠定終身的精神財富，受益的不止是幼兒，作為家長、教師，甚至在整個社會都會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使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優(yōu)良傳統(tǒng)道德得以傳承延續(xù)。然而，幼兒早期經(jīng)典閱讀是需要教師和家長針對幼兒的年齡特點，采取專門與非專門途徑，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幼兒閱讀能力進行系統(tǒng)培養(yǎng)，落實閱讀目標，從而提高幼兒經(jīng)典閱讀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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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史實考證；寓考證于注釋；詩歌注釋
中圖分類號： K2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55X（2012）05-0128-07
馮應榴（1740一1800），字詒曾，號星實，晚號踵息居士，浙江桐鄉(xiāng)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歷官至鴻臚寺卿。著有《蘇文忠公詩合注》（以下簡稱“《合注》”）、《學語稿》等?！逗献ⅰ烦蓵谇∥迨四辏?793），最早刻本為乾隆六十年（1795）的踵息齋刻本，后有馮應榴之孫寶圻的同治七年（1870）重刻本?！逗献ⅰ窞槲迨砭幠瓯?，匯集了馮應榴能看到的蘇詩歷代舊注，其中包括：（1）宋刊五家《集注東坡先生詩后集》；（2）題名王十朋所編《集百家分類注東坡先生詩》（以下簡稱“類注本”）；（3）施元之、顧禧、施宿《注東坡先生詩》（以下簡稱“施顧注本”）；（4）邵長蘅、李必恒、馮景刪補施顧注本而成的《施注蘇詩》；（5）查慎行的《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以下簡稱“查注本”）；（6）翁方綱的《蘇詩補注》，最后加上馮應榴自己的補注，稱為“榴案”。
《合注》以精于文獻考訂與史實考證而受到歷代研究者的好評。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指出：“竊謂王本長于征引故實，施本長于臧否人倫，查本詳于考證地理，先生則匯三家之長，而于古典之沿訛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核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當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慎也?！菚龆x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盵1]2636吳錫麒則認為：“人皆稱其詮釋之學精，余獨嘆其兼總之功大?！?[1]2638本文擬重點探討在乾嘉時期重視考證的學風的影響下，《合注》對“以史證詩”方法拓展升華而成的“寓考證于注釋”的方法。
一、《蘇文忠公詩合注》的注釋學背景
清代學術的根本是重視實證，反對宋明理學一昧用“心解”的方法追求“義理”。清代學術的核心是古典的考證學，無論經(jīng)、史、子、集，清代學者一律先視作歷史文獻，治學基礎包括： 1、文獻學：版本、校勘、輯佚、辨?zhèn)危?、語言學：文字、音韻、訓詁； 3、歷史學：名物、地理、職官、典制、史實等的考證。
在這種學術背景之下，清代詩歌注釋者普遍認為，前代詩歌不僅僅是一種文學作品，而且是一種歷史文獻，甚至首先將前代詩歌看作歷史文獻，其次才兼及文學作品的屬性。對于清代詩歌注釋者來說，理解詩歌的意義，不能單純依靠“以意逆志”式的“心解”，最先應該考慮的是突破注者、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歷史隔閡，知其人而論其世，才能接近作者的本意。于是，清代詩歌注釋者將重點放在“知人論世”方面，解釋詩意普遍采用“以史證詩”的方法，務求以史實為根據(jù)。這種解釋思路，在清初康熙年間就已經(jīng)深入人心。例如，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序》認為：“爰是校理舊文，芟柞浮蔓。搜遺補逸，不欲為空謬之談，亦不敢為深文之說，總期無失作者本來之旨而已?！盵2]趙殿成認為解釋詩意必須以史料為憑據(jù)，并且對詩歌的意旨不敢挖掘太深，以免膠柱鼓瑟，甚至于求深反淺。朱鶴齡《李義山詩集注自序》亦云：“學者不察其本末，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為帷房暱媒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予故博考時事，推求至隱，因箋成而發(fā)之。”[3]對李商隱詩這類托意深遠的作品，要推求其意旨，更強調(diào)以史實為依據(jù)。此外，錢謙益的《錢注杜詩》等注釋作品也普遍使用了“以史證詩”方法以考釋時事。
因此，詩歌中凡是具有歷史考證意義的各種因素，包括詩歌編年、人物生平、歷史事件、地理、職官、典制、名物、風俗在內(nèi)，成為注釋工作花費精力最多的環(huán)節(jié)。這類因素，清代詩歌注釋者一般統(tǒng)稱為“時事”，如《讀杜心解》的作者浦起龍指出：“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語，曰時事?！盵4]所謂“古事”與“古語”，一指前代書籍中的故事，一指前人詩文作品中的語詞，合起來就是詩歌研究者常說的“典故”。而“時事”則是相對于作者而言的，指作者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與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具體的歷史事件。
在這種學術思維的影響下，康熙年間的蘇詩注釋者查慎行，盡管本人是著名詩人，但其補注蘇詩，卻較少探討蘇詩的文學屬性，而將重點放在地理、職官、人物生平與史實的考證方面。
至乾嘉時期，考據(jù)之學發(fā)展到頂峰。乾嘉詩歌注釋者的視野中，前代詩歌的歷史文獻屬性進一步凸顯，文學屬性進一步弱化。乾嘉學者注詩，往往更加慎言意義，而專注于考證故實。相對于康熙年間的詩歌注釋而言，乾嘉的詩歌注釋者仍然偏重于用“以史證詩”的方法解釋時事，但在方法上進一步考證化，加強了對歷史名詞與歷史事件的考證，形成“以考證為注釋”的特點，務求在嚴密考證的基礎上探究作者的原意。如馮應榴之弟馮集梧在《樊川詩注自序》中指出：“自孟子有‘知人論世’及‘以意逆志’之說，而奉以從事者，不無求之過深。夫吾人發(fā)言，豈必動關時事？牧之語多直達，以視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為辭晦者，迥乎不侔。……茲故第詮事實，以相參驗，而意義所在，略而不道?！盵5]馮集梧甚至不追求對意義的解釋，只重視對地理、職官、典制、史實等的考證。
乾嘉時期另一位蘇詩注釋者沈欽韓長于經(jīng)、史考證，注詩亦強調(diào)考證故實，他在《王荊公詩集注序》中指出：“夫讀一代之文章，必曉然于一代之故實，而俯仰揖讓于其間，庶幾冥契作者之心。”[6]。沈氏所說的“故實”，就是地理、職官、典制等歷史名詞與各類歷史事件。沈氏所著《蘇詩查注補正》，在地理、職官、史實等方面作了嚴謹?shù)目紦?jù)，糾正了查注的不少錯誤。
除了時代的學術風氣之外，馮應榴的家學淵源對《合注》的注釋方法也產(chǎn)生了明顯的影響。馮應榴之父馮浩（1719一1801）精于詩文箋注，著有《玉溪生詩箋注》三卷、《樊南文集詳注》八卷。其中《玉溪生詩箋注》頗得后代好評，該書在吸取朱鶴齡等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重點對李商隱詩中的典故、史實、典章制度等作出解釋與引證，并能在此基礎上探索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在《玉溪生箋注發(fā)凡》中，馮浩認為：“說詩最忌穿鑿，然獨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論世’之法求之，言外隱衷，似鑿而非鑿也?！盵7]馮應榴之弟馮集梧亦嘗撰《樊川詩集注》四卷，上文已述，該書注釋的重點在于名物、地理、典章、史實，頗為精審。
在上述學術背景的影響下，《合注》將乾嘉時期重考證的學術思維與清代詩歌注釋者普遍采用的“以史證詩”方法相結合，形成了“寓考證于注釋”的方法，并體現(xiàn)了自身的特點。
《合注》的“寓考證于注釋”的方法，建立在文獻考訂的基礎上，體現(xiàn)了文獻學與歷史學的交融。馮應榴從文獻學的角度對舊注進行了全面整理，這是由以下兩個因素決定的：（1）乾嘉學風本身就很重視所引用文獻的真實可靠性；（2）合注這種體例也決定必須對舊注作全面的整理。于是，馮應榴對各家注文作了適當?shù)奈恢谜{(diào)整，刪除了一些冗注，并重點糾正舊注在引用文獻方面的錯誤，如引書不標書名、引書弄錯作者、引文弄錯出處、引文與原文不符、引文非所引之書所有等。馮應榴全面地將舊注注文與原書文字加以詳細核對，一一改正上述錯誤，并匯成《蘇文忠詩舊注辨訂》一卷，附在《合注》之后?？偠灾逗献ⅰ返奈墨I考訂工作，即使在乾嘉時期也是首屈一指的。
在文獻考訂的基礎上，馮應榴致力于歷史考證，在編年、史實、人物、地理、職官等方面對各家舊注進行詳盡地補正。
二、《合注》的編年考證
詩集的編年注本，始于宋代。宋代是編年史修撰的鼎盛時期，代表作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與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宋代編年史書開啟了年譜的編撰，年譜實為微觀的個人生活“編年史”?，F(xiàn)存最早的年譜，是一批詩人年譜，包括北宋呂大防的《韓吏部文公集年譜》與《杜工部詩年譜》。宋代編年體史書還影響了文集的編纂，產(chǎn)生了編年本這一新的文集編排體例。如果說年譜是個人事跡的編年史，那編年文集則是文學作品的編年史。注釋者以編年本為底本加以注釋，從而形成編年注本，其優(yōu)點在于能夠隨作品產(chǎn)生的年代逐篇注釋，將作品與注釋置于當代史事的背景之下，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寓意。自宋代注家采用編年注以來，這種注釋體例就一直為歷代注家所喜愛，成為中國古典詩歌注釋的主流。
宋代刊行的《東坡集》即為編年，施、顧注本就是在《東坡集》的基礎上形成的編年注本。到了清代，蘇詩注釋者進一步討論蘇詩的編年問題，考證前代編年的錯漏。如查慎行認為：“蘇詩宜編年固矣，惟是先生升沉中外，時地屢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從游，疇能定之。施元之、顧景繁生南渡時，去先生之世未遠，排纂尚有舛錯。”[1]2723他認為施、顧注本的編年亦存在錯誤，于是以邵長蘅整理的《施注蘇詩》為藍本，對其編年作了調(diào)整。馮應榴首先對蘇詩的最初編年者作了考辨。馮云：“今所稱《東坡七集》……其《前集》卷首以《辛丑十一月初赴鳳翔》詩為冠，而《南行集》中詩皆在《續(xù)集》內(nèi)，則《前》、《后》二集之詩必系先生及子由所編定，其《續(xù)集》諸詩皆經(jīng)刪削。是以宋刊施、顧注本亦照《前》、《后》集次序。”[1]1馮應榴指出了《東坡集》的真正編年者應為蘇軾本人及蘇轍，并進一步對舊注的編年作了嚴密的考證。
（一）針對類注本的編年考證
王十朋所編類注本，體例雖為分類，但其前身的蘇詩集注本皆為編年。上文已述，最早無注的《東坡集》即為編年本，注家一仍其例進行注釋，從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發(fā)展為百家注本。王十朋集百家注文之后，詩篇仍按編年排列，后來由著名學者呂祖謙將全書分為七十八類。
類注本的注家中，任居實比較重視探討編年問題，但也存在一些錯誤，為馮應榴所糾正。例如《沈諫議召游湖不赴明日得雙蓮于北山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用其韻》：
任居實注：熙寧五年壬子十二月作。
馮注：蓮花開于十二月者絕少，況后《和沈留別》詩公自注云：“去時余在試院，而放榜在八月十七日”，則其誤尤顯然矣。[1]338
任居實斷定本詩作于熙寧五年壬子十二月，卻沒有提出任何根據(jù)。馮應榴根據(jù)事物的常理，指出蓮花開于十二月者極其罕見，對任注先是提出了質(zhì)疑，后來又提出了佐證：蘇軾與沈諫議同時唱和的另一首《和沈留別》詩保存了蘇軾的自注，記錄作詩時間為八月。兩相參證，便可顛覆任居實的結論。
又如《和王晉卿》：
任居實注：元祐四年己巳作。
馮注：先生敘中先云元豐二年貶謫，又云不相聞者七年，則此詩決非元祐四年作矣。原注誤。[1]1461
馮應榴根據(jù)蘇軾此詩的自敘，指出任居實注的錯誤。《施注蘇詩》、查注本皆將此詩編入元祐二年（丁卯）。
（二）針對查注本的編年考證
查慎行的《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亦為編年注本，全書50卷，第1～45卷為編年詩，編年順序以邵長蘅《施注蘇詩》為基礎。施顧注宋本流傳到清代，已闕十二卷，但全書目錄尚存，邵長蘅在補充這十二卷時仍以原目錄的編年順序為準。但查慎行認為《施注蘇詩》的編年存在不少的問題，因此根據(jù)自已的考證改動了原本的編年。事實上，宋代施顧注本的編年者并非注者，而是蘇軾本人與蘇轍，施元之與顧禧只不過是利用已編年的《東坡全集》進行箋注而已。此外，施、顧注本不收而見于明人所編《東坡外集》及邵長蘅所編《蘇詩續(xù)補遺》者，凡是能確定編年的，查慎行亦將其移入編年的各卷之中。查慎行致力于蘇詩的重新編年，成就雖高，失誤亦多。尤其是施顧注本的編年只根據(jù)年份撮其大綱，并沒有盡量根據(jù)月、日逐首細分，查注則細分年月。馮應榴肯定施注的做法而否定查注，并從以下方面糾正查慎行編年之誤。
1.根據(jù)地理。例如《入峽》：
查注：《吳船錄》：發(fā)泥碚村，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础稒璩羌?，《入峽》詩在《巫山廟》之前，蓋誤以瞿塘為入峽也，今依《吳船錄》附編《渝州》詩后。
馮注：余視學蜀中，自成都水程至夔州，凡過涪、忠諸險地，皆不稱峽，至夔府以下方入三峽。《欒城集》編次并不誤，查說非也。[1]15
嘉祐四年，蘇軾、蘇轍兄弟陪侍蘇洵由長江水路出川，沿途二人有許多同題詩，《入峽》就是其中一首。關于這組詩，蘇轍《欒城集》的編次與蘇軾集中是一致的。馮應榴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證明了《欒城集》編次無誤，亦即東坡《入峽》詩原編次無誤。查慎行沒有親歷二蘇的行程，僅憑范成大《吳船錄》中的記載而誤判。
2.根據(jù)人際活動常理。例如《次韻子由除日見寄》，查慎行編入頭一年即嘉祐六年辛丑卷中。馮注云：“汴京與鳳翔相隔，子由于京都除日所寄，則和章必在下年?！盵1]103馮應榴的意見無疑是符合事理的。
3.根據(jù)東坡的生平活動。例如《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查注：此二首施氏原本訛編丙子重九詩后，今改正。
馮注：題曰“欲成”，則尚未成也。新居成于四年二月，此詩編于三年九月之后，甚為愜當，《七集》本亦然，并不訛也，查說非。[1]2091
蘇軾貶謫惠州時，在白鶴峰西建造新居，于紹圣四年二月落成。本詩題曰“新居欲成”，則施顧注本原先編在紹圣三年（丙子）九月重陽詩之后，并無太大的問題。查慎行顯然持論過苛。
4.根據(jù)東坡文。例如《蘇州姚氏三瑞堂》：
查注：此詩施氏本訛編密州卷中，今據(jù)《外集》改正。
馮注：先生《答水陸通長老書》云：《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是蒙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又云：棗子兩罨，不足為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玩書語，意似為棗為密州特產(chǎn)，則此詩竟似在密州作。施氏原編不誤，王本注轉(zhuǎn)不確，查氏改編亦誤也。今姑從之，而附辨于此。[1]541
蘇軾的《答水陸通長老書》一文提到了《三瑞堂》一詩的創(chuàng)作已畢，又提到了密州的特產(chǎn)棗子，《三瑞堂》作于熙寧八年密州任上的可能性很大，加上施顧注本原先就編于密州卷中，因此馮應榴傾向于認為查慎行改編到熙寧六年杭州通判任上是錯誤的。但馮應榴治學態(tài)度非常嚴謹，在缺乏更確鑿的材料的前提下，沒有輕易地改動查注本的編次，只是將自己的意見附于注文之后，以俟后人補充。
5.根據(jù)《烏臺詩案》。例如《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施、顧注本、查注本二本皆將此詩編在《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陪歐陽公宴西湖》二詩之前。
馮注：在潁州與子由同訪歐陽，陪燕賦詩。則相別在后，不應轉(zhuǎn)編下二首之前。查氏似亦失詳細也。況《詩案》云：“后十一月到杭州本任，作《初別子由》詩?！庇葹榭勺C。今以相隔不殊，姑仍其舊。[1]249
蘇軾與蘇轍在潁州拜訪歐陽修，根據(jù)人際交往的常理，應當先有在歐陽修處陪宴賦詩等活動，然后才有兄弟分別，尤其是《烏臺詩案》記錄了《初別子由》的作詩時間?！稙跖_詩案》是蘇軾本人在御史臺的自供狀，可信度高，因此可以馮應榴的結論是有根據(jù)的。
6.根據(jù)他人的生平事跡。例如《滕達道挽詞二首》，施顧注本、查注本編入元祐七年。馮注云：“元發(fā)既卒于元祐五年，則先生挽詞不應入于七年?！盵1]1794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四十九“元祐五年冬十月”條云：“乙卯，新知青州、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滕元發(fā)卒?！盵8]根據(jù)滕元發(fā)（字達道）的卒年，施顧注本、查注本的編次顯然是錯誤的。
馮應榴尤其著重于查注本編年的幾類問題：
1.指出查慎行未辨別東坡原編年的錯誤。例如《和致仕張郎中春晝》，施顧注本、查注本編入熙寧五年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
馮注：先生于冬至后往湖州，此詩有“東風屈指無多日”句，當是在湖所作。至下首《再寄莘老詩》有“泥中相從豈得久，今我不往行恐遲”句，當是在鹽官督役，未至湖以前作。原編似稍失次，查氏并未更正，今亦不另移矣。[1]376
熙寧五年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曾連續(xù)被差遣于外，先是十月之后督開運鹽河至鹽官，十二月運司又差往湖州相度堤岸，與詩中的“東風屈指無多日”正相符。而本詩的下一首《再寄莘老詩》有“泥中相從豈得久，今我不往行恐遲”之句，與蘇軾督役之舉相符，應作于督開運鹽河之時，兩首先后次序應互換。查慎行未能辨別出施顧注本編次的錯誤。
2.指出查不知年代而強分。例如《和陶詩》，馮應榴《蘇詩舊注辨訂》云：“《和陶詩》除《飲酒二十首》外固皆在嶺南作，但年月有難細分者，不如諸本各自為卷之善?！盵1]2670《和陶詩》是蘇軾晚年的力作，非一時一地之作，很難斷定具體的作詩年月，施顧注本將其單獨列為二卷，放在全書之末，本來是最謹慎的處理方式。查慎行強行編入某年某月中，查云：“《和陶詩》一百三十六首，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細考之，惟《飲酒》二十章和于揚州官舍，余悉紹圣甲戌后自惠遷儋七年中作也，歲月大略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編年之例。其間亦有未能確指年月者，則慎以意推之，要難遷就他所也?！?[1]2728《和陶詩》的大多數(shù)詩篇未能確指年月，查慎行“以意推之”，過于武斷。
3.本可編年而不入編年。例如《出局偶書》：查本此詩編入卷四十八《補編詩》中。馮注云：“此詩王本所有，在“書事”類，舊王本在“雜賦”類。并據(jù)自題年月，應編于元祐戊辰冬卷，查氏不入編年，何也？”[1]2451此詩有蘇軾自注，寫明了作詩年月，未入編年詩部分，顯然是查慎行的遺漏。
三、《合注》的時事考證
蘇詩有“以議論為詩”的特點，許多詩篇與時事相關，蘇軾在《乞郡劄子》中說過：“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圣意?！盵9]甚至可以說蘇詩是繼杜詩之后的又一部“詩史”。解釋蘇詩的意旨，“以史證詩”是重要的方法，即考證蘇軾及與其和答唱酬之人的相關事跡，并聯(lián)系當時的重大事件，由此使讀者置身于具體的歷史背景之中來理解蘇詩。宋代施宿所作的《注東坡先生詩》題下注，就運用“以史證詩”的方法，從題中的人物與事件出發(fā)，援引了大量宋代國史、實錄、墓志、筆記、詩話、方志、文集中的材料，對與蘇軾本人及與之唱酬寄贈之人的生平事跡作了翔實的介紹，展示與蘇詩有關的時代背景，在熙寧變法與元祐黨爭的背景下解釋詩意，由此揭示了該詩的寫作背景與詩篇的寓意，并且以時事為依據(jù)解釋相關的句意。這時的“以史證詩”方法，本質(zhì)上還是“以史釋詩”的思路，重在“印證”，即將蘇詩的詩題或詩句與時事相互對照、印證，用各種文獻材料中的史實解釋說明、佐證詩意。查注本沿著這一思路對施宿注作了有力的補充。但僅僅繼承是不夠的，因為清代注釋者離作者蘇軾已有六七百年的時間間隔，清人能接觸到的各種與宋代相關的史料，在歷史的長河中泥沙俱下，必須通過嚴密的考證，去偽存真。乾嘉時期的“以史證詩”，除了“印證”之外，更強調(diào)“考證”?！逗献ⅰ份^之施宿注、查注的突破之處在于，馮應榴以主要的精力對諸家舊注所援引的史料進行嚴密的考證，糾正其中的不少錯誤，保證了“以史證詩”方法的有效實施，形成了“寓考證于注釋”的方法。
（一）補正解題
在類注本中，趙夔是對題中人物生平最著力的注家，但同時錯誤也不少，其錯誤包括弄錯人物身份的多個方面，包括姓名、字號、籍貫、世系、官職、卒年、卒地等。題中人物的生平，是理解詩意的重要背景材料。趙夔作為距蘇軾不遠的宋代注釋者，犯下如此多的錯誤，令人遺憾，幸得馮應榴一一補正。如《京師哭任遵圣》：
趙夔注：遵圣嘗為寺丞，卒于京師。
馮注：玩詩中“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歸見累累葬，望哭國西門”等句，當卒于蜀中平泉官舍。堯卿云：“卒于京師”，誤也。先生必于京師聞信哭之，故題云然。[1]690
本詩為蘇軾悼念亡友任遵圣所作，趙夔未細品詩意，只是望文生義，從而想當然地認為任卒于京師，亦可能誤導讀者。
查注對人物生平與事件的錯誤敘述亦復不少。如《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查注：《宋史》：王古，懿敏公素從子靖之子，第進士，歷遷戶部侍郎……墮黨籍，責衡州別駕。獨不載北使事。
馮注：《宋史》本傳明載“奉使契丹”，即北使也，查氏誤甚。[1]1880
在這首送別詩中，“王敏仲北使”是其中的關鍵字眼，而查注重點指出“獨不載北使事”，顯然對詩題提出了不正確的質(zhì)疑。馮應榴指出“《宋史》本傳明載‘奉使契丹’”，避免了混淆視聽。
除了辨正舊注中的錯誤之外，馮應榴還補充了舊注中的疏漏，特別是一些歷代舊注全都失注之處。馮應榴的補注善于使用南宋李燾所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這一類的編年體史書，當紀傳體史書闕載某人的傳記時，馮應榴可以從《續(xù)通鑒長編》中抽取該人數(shù)年的行跡匯合在一處，起傳記的作用。例如《送沈逵赴廣南》，施顧注、查注都沒有注沈逵。
馮注：《續(xù)通鑒長編》：熙寧六年十二月，詔新知永嘉縣沈逵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九年十一月，詔大理寺丞沈逵改一官，與堂除，論前任信州推官興置銀坑之勞。當即此人也。其戰(zhàn)西羌事，無可考。[1]1209
從而交待了沈逵的來龍去脈。
（二）補正句意
1.直陳其事、與史實密切相關的句意。
如《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聯(lián)翩閱三守”：
查注：子由初到陳州，時張安道留守南都，至熙寧七年，陳述古自杭州移知應天府。其一人無可考。
馮注：《續(xù)通鑒長編》：熙寧七年十一月，張方平為宣徽北院使，判應天府。方平辭，乃命與知青州滕甫易任。方平卒不行，歸院供職。八年十月，張方平判應天府，是則方平于八年始繼滕甫判應天也。至陳述古判應天，年月已見前《和拒霜花》詩注。合計三守中先陳襄，次滕甫，次張方平。查云子由初到陳州，張安平留守南都，非也。至安道于嘉祐中兩知應天，其時子由并未相隨，與此無涉。[1]902
蘇軾此詩作于元豐二年，“聯(lián)翩閱三守”指的是蘇轍在熙寧至元豐年間陳州教授、齊州掌書記、南京判官等任上受應天（南京）知府管轄，前后歷三任。查慎行的考證功力顯然有所欠缺，只能列出兩人，而且其中的張安道還是誤入者。馮應榴綜合《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數(shù)年的相關記載指出，張安道任應天知府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間，與蘇轍并無關系。蘇轍所閱“三守”是陳襄（字述古）、滕甫、張方平等三人，從而正確地解釋了詩意。
2.與地理、職官相關的句意。
地理、職官、典制一類的歷史名詞，是注釋中的難點。這一類名詞，作者在使用時未必有深意，但因為官制歷代更易，地理屢朝變遷，后代注者與讀者往往難以準確把握，從而導致誤讀詩意。
查注本把地理作為重點，但其中錯誤也不少，為馮應榴指正。例如《南都妙峰亭》“孤云抱商丘，芳草連杏山?！?/p>
查注：杏山，歷代地志俱不載，惟《一統(tǒng)志》云：開封府鈞州，后改禹州，杏山在城北二十里?！堵尻栍洝吩疲合扇藙⒏鶉L隱于此。
馮注：查注所引杏山在開封鈞州，斷非先生詩所指。今考《一統(tǒng)志》：歸德府有幸山，在府城南三里。雖據(jù)明李嵩詩“最是翠華臨馭地，上人今作幸山呼”，似因宋高宗即位于此始得名，而《欒城集》《次韻文務光游南湖》詩自注：湖前小山，曰杏山?？寄虾谀隙迹瑒t必南宋時方改“杏”為“幸”也。先生詩即指此。[1]1256
查注所引杏山在開封，而蘇軾詩題中有“南都”，前句又有“商丘”，二者必非同一處。如查注所云，必然干擾讀者對詩意的判斷。馮應榴不僅指出了查注的錯誤，還且還考證出南都（即商丘、歸德府）確有杏山，后改為“幸山”。
馮應榴亦善于補正舊注中職官典制方面的問題。例如《初到黃州》“尚廢官家壓酒囊”：
蘇軾自注：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馮注：《文獻通考》：文臣料錢，一分見錢，二分折支。陸錫熊曰：自注所云折支者，謂以他物代錢也。退酒袋者，官法酒用余之廢袋也。蓋宋時俸料，每以他物折抵，退酒袋即折抵之物耳。又榴案：《通考》載楊億言：半俸三分之內(nèi)，其二分以他物給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三。今先生云檢校例折支，并當一分見錢亦不得也。[1]994
蘇軾自注所云，尚屬簡略。馮應榴引用《文獻通考》的多處相關記載，詳細地解釋了折支制度的來龍去脈，對句意作出詳盡的拓展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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