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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專家的這一報告已非新聞,去年9月28日,住建部副部長齊驥就曾公開宣稱,到2008年年底,中國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28平方米以上,是1978年人均住房面積的4.2倍。我國是一個擁有超6億城鎮人口的大國,人均資源不豐,如果這個統計數字里無水分,能使公民在三十年后真正地做到每人擁有28平方米的住房,這的確算是一大奇跡??涩F在的光景卻是,不少參與平均統計的公民,并不能真正成為住房擁有者,只是又“被住房”了一次。
所以,網友跟帖評論紛紛表達自己對“被住房”的怨意。有人跟帖稱:“好,我承認專家所言的驕人業績,那請你們把‘被平均’的那點房子還給我,行不?”別認為網友的這種情感發泄無厘頭,若他們能像原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戴國森那樣,一人獨擁10多套住房,若能像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管委會規劃建設處原處長陶建國那樣,有29套房產,并將28套房出租獲暴利,那么,網友也一樣會對專家的“統計數字”表示贊許的。
擁有這么多房子的人,絕非居住所用,而是伸著比鵝頸還要長的下巴期望著“持房待漲”。而作為以號準蒼生脈搏為己任的學者,拋出此類報告,怎么看都像是對房控行動攪渾水,甚至還有給多占房者打氣的味道?!爱嬐庖簟辈煌夂踹€是中國房價不高,百姓能承受,房市調控的動作不必搞得那么大,甚至可以鳴鑼收兵。事實并非如此,近日,《人民日報》網絡中心開展“2010年網上萬人房價問卷大調查”,參與網友超4.6萬人。調查顯示,九成多網友對現在房價不滿意,認為房價很高。
【關鍵詞】傳媒經濟;范式;進路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3)04-0027-2
一、傳媒經濟研究的范式
傳媒產業經濟學它以經濟學為主導,以產業經濟學和系統經濟學為理論支持,并輔以傳播學。傳媒產業經濟學可以借助一般產業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但也有其特有的規律,因為提供信息產品的傳媒產業具有與其他產業所沒有的特殊性。傳媒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整個傳媒業及其相關的產業政策和總體經濟。這里有一點要特別提出,傳統經濟學是無法對傳媒經濟進行準確描述和深入研究的。因為在傳統經濟學里有一個很重要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但對傳媒經濟卻不適用,如對信息產品的消費是不符合這一規律的,它是可以反復使用并且邊際效用往往是遞增的。況且,傳媒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傳媒經濟系統,而傳媒經濟系統的構成是由以傳播過程為載體相伴發生的一些經濟過程或者經濟增值活動。所以我們只能運用系統經濟學理論來研究它。系統科學中的老三論(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和新三論(突變論、協同論和耗散結構)都可以在傳媒經濟研究中大展拳腳。它還可細分為報業經濟學、電視經濟學、廣播經濟學、網絡經濟學等多個分支學科。目前,這些學科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
傳媒管理經濟學它以管理學為主導,以管理學和微觀經濟學為理論支持,并輔以傳播學,研究對象為媒介實體以及消費者。管理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是經濟學理論與企業管理決策的橋梁。傳媒管理經濟學是媒介經營管理研究的經濟學基礎,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經營管理中。由于經濟管理一詞的使用頻率非常高,所以許多人誤以為經濟學和管理學大同小異。事實上經濟學和管理學是有很大區別的兩門學科。它們對行為主體的基本傾向、行為主體的關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區別。經濟學理論的系統性、科學性、統一性較強;管理學的權變性、藝術性、多樣性較強。認識兩者的區別有助于兩門學科的相互借鑒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兩門學科的交叉或邊緣學科的研究?,F在我國許多新聞院校都開設這門課程,但名稱五花八門,有些叫媒介經營,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經營管理,筆者認為叫媒介經營管理較合適,而且這門課在新聞學本科開設較為適宜,傳媒產業經濟學則應設為研究生課程。媒介經營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的翻版,在西方,傳媒就是企業,可以直接移植企業管理這一套較為成熟的理論。當然,在我國則不一樣,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中國傳媒必然面臨更復雜的問題。
傳播政治經濟學它以傳播學為主導,融合新聞傳播、文化批判、政治經濟等多學科理論,研究對象為傳媒制度、文化影響和政府政策等。這一學科有更多的意識形態屬性,經濟學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對前面兩個學科理論的批判與修正。這里有兩個概念需要澄清,傳媒經濟中的傳媒兩字包括三層含義:作為產品的傳媒、作為企業的傳媒和作為產業的傳媒。而產品、企業和產業都是經濟問題,因此,傳媒經濟本質上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如果把傳媒作為產品、企業和產業,新聞傳播學解決的是傳媒的意識形態問題,而經濟學解決的是傳媒的經濟問題,兩者分工明確,涇渭分明。因此,傳媒經濟學就不是一門交叉科學。說傳媒經濟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實際上是混淆了傳媒和傳播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經濟屬性的傳媒理解成傳播,從而把傳媒經濟學當成了傳播經濟學。綜上所述,以經濟學為主導的傳媒經濟學研究范疇實際上僅限于傳媒產業經濟學和傳媒管理經濟學這兩個學科。傳播政治經濟學,從嚴格的意義來說,它不能算是傳媒經濟學,它只是傳媒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校正器。這里讓我們再回到周鴻鐸的觀點傳媒經濟不是經濟學科,他理解的傳媒經濟實際上是以傳播學為主導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盡管周鴻鐸是我國較早提出傳媒經濟的學者,但我們認為:無論是誰創立了所謂的傳媒經濟學科,無論一個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樣的視角和方法來從事研究工作,都不影響別人借鑒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傳媒經濟現象。至此,我們可以把杭敏和羅伯特·皮卡特的劃分作了進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范式限定在傳媒產業經濟學和媒介經營管理學這兩個學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二、傳媒經濟研究的進路
在明確傳媒經濟研究的范式之后,我們還必須選擇研究的進路。那么,該如何選擇有力推進傳媒經濟研究和學科發展的最佳進路呢?目前,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門,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幾種:
1.致力傳媒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如吳克宇的電視媒介經濟學,金碚的報業經濟學等,以周鴻鐸編著的傳媒經濟系列、媒介經營與管理系列叢書(共2部)最為龐大。這些系統性的研究盡管還稍顯粗糙,但其開拓性是值得稱道的。
2.將新經濟理論如注意力經濟、競爭力經濟引入傳媒經濟研究中,提出傳媒競爭力、傳媒影響力等概念。這些研究往往從國外經典案例出發,有很大的借鑒和啟示。
3.通過對傳媒產業的數字化定量描述,試圖作出對傳媒產業走勢的判斷。近年來數百種傳媒市場實證調查研究報告問世。以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清華大學崔保國、中央電視臺張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為我國傳媒產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持。
4.對跨國傳媒與國外傳媒經濟的介紹和研究。主要是對國外傳媒經濟個案研究和國外傳媒經濟學專著的翻譯。這些研究充分說明了我國傳媒經濟研究仍處于春秋戰國時代:一方面不同學術專業、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紛紛轉到這個新興領域里來,另一方面大多數學者的經濟學訓練明顯不足,因此也不難理解如皮卡特所說的理論性不足。從學科建設與發展的角度來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們還要解決研究的路徑,即進路問題。
“這太難為情了?!钡郎瓕Α都~約時報》說,“我過去經常抱怨政府養了一群寄生蟲,沒想到現在我自己也需要救濟了?!?/p>
截至2009年12月,像道森這樣領取政府“食品券”的美國人,已經超過3600萬人,并且以每天2萬人的速度迅速增加。從佛羅里達溫暖的海邊。到冰雪漫天的阿拉斯加,成千上萬的人們拿著政府發放的塑料卡片換取牛奶、面包和奶酪等食品。在他們身后,是頹廢的城市。和一棟棟掛著“出售”牌子的房屋。
還有1500萬以上的人將加入救濟大軍
美國“食品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由農業部出面向低收入家庭折價或免費發放這種特殊的憑證,窮人們可以用它來換取某些特定的食品。進入20世紀90年代,部分國會議員曾認為食品券與其他的社會福利重疊,建議將其取消。他們當時不會想到,這種看似無用的扶貧措施竟然會在十幾年后創下歷史最高發放紀錄,養活著八分之一的美國人口和四分之一的美國兒童。
根據《紐約時報》統計的數據,美國有239個縣中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使用食品券。在750多個縣中,有三分之一的黑人使用食品券;在800多個縣中,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接受食品券救濟。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圣路易斯、孟菲斯、新奧爾良等城市,至少有一半兒童使用食品券,在伊利諾伊州皮奧利亞市,兒童中使用食品券的比例也接近40%。
食品券領取率較高的幾個州,一般是貧困人口集中的地區。但是。自從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一些富裕州縣反倒成了食品券的重災區。例如人口稠密的加州地區,甚至包括鳳凰城、拉斯維加斯等,以及亞特蘭大周邊各縣和佛羅里這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食品券可被視作經濟健康程度的指標:在俄亥俄州西北部,當地賴以生存的汽車零部件行業衰落后,食品券申請率飆升,有些縣已經這到80%以上;在佛羅里達東南部,隨著次貸危機摧毀了當地的房地產行業,申領食品券的比例已經增加了1倍。
然而,目前在符合條件的家庭中,實際領取食品券的只占三分之二。農業部正敦促那些領取率較低的州加快登記速度,因為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挨餓的人口正迅速增加。
“我知道食品券發放的規模已經非常龐大了,”農業部官員凱文?康卡農表示,“但可能還有1500到1600萬人需要加入這一計劃?!?/p>
麻木的羞恥感
在美國大眾心目中,領取食品券一直是貧窮和懶惰的代名詞。為了減弱民間抵觸情緒,政府甚至特意將食品券項目命名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以淡化其施舍性質。《紐約時報》刊出一系列食品券領取數據后,被點名的各州縣都深感尷尬。食品券領取率最高的密蘇里州立刻向農業部申訴,稱該數字因“錯誤的統計方法”而被高估。
然而,有些人憂慮地指出,最近這一年來人們對食品券的看法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加入貧困行列(在美國,一個四口之家的貧困線是年收入2.2萬美元),食品券不再是下等人的專有名詞,人們也漸漸習以為常?!靶邜u感慢慢削弱了,”一位主張廢止食品券的人士說,“這很危險,很快人們就會習慣這種生活方式。只想著索取,而不愿努力工作。”
在俄亥俄州第二富裕的沃倫縣,一個年輕女子開奔馳車來領取食品券,她把自己稱為窮人的理由是“欠銀行30N美元的房貸”。一位發放食品券的工作人員表示: “我到這里工作之前,以為食品券就是幫助窮人的措施。然而很快我驚奇地發現,前來領取食品券的大部分是衣冠楚楚的上班族或失業白領。我想他們從前做夢都不會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淪落至此?!?/p>
每個月的食品券發放日成為各大超市最繁忙的一天,成千上萬的人們手持這種免費的小卡片,前來換購生活必需品。然而,也有人用它來購買其他東西:就在前不久,佛羅里達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他用食品券購買了12瓶兩升裝氨水和4盒發酵粉,他承認這些東西將被用來制造炸彈。“世道太亂,我只是想保護自己?!彼f。
捂緊錢袋不消費
根據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所2002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食品券的發放數量主要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第一是家庭收入的變化,第二是食品券本身的因素,如申請難易程度等,第三是人們對未來經濟的期待。如果社會普遍認為經濟將處于上升階段,那么食品券的發放率將下降;反之,如果人們對未來灰心失望,就會捂緊錢袋子不肯消費,這樣食品券的發放率就會上升。
2009年9月10日,美國人口統計局公布報告,美國貧困率在2008年達到11年來的最高點,這到13.2%,家庭平均收入也減少了3.6%。窮人越來越多,難怪領取食品券的隊伍越來越長。
美國政府的鼓勵態度也是現在食品券泛濫的原因之一。2009年11月,農業部官員發表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公開信,譴責某些州在發放食品券時人為設置障礙。盡管沒有明確指出是哪幾個州,但加利福尼亞顯然是其中之一。在美國其他地區,一般要求食品券申請者每隔半年報告一次家庭收入狀況,加州卻要求每三個月報告一次,而且申請時還要留下指紋記錄,很多符合條件的家庭因為羞愧感或是怕麻煩而放棄申請。
然而加州也有自己的難處,盡管食品券項目由農業部負責管理,但資金卻需要各州政府自行解決。從2009年初開始,加州政府就陷入了破產的邊緣,而申請食品券的人數卻以每月13%的速度遞增。據估計,如果加州的食品券申請手續像其他地區一樣簡便,那么加州政府至少還需要37億美元的外部援助。
免費福利能走多遠?
除了收入減少和政府鼓勵之外,食品券發放率飆升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信心的喪失。根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ABC)和華爾街日報于2009年12月共同舉辦的調查,美國人對經濟的信心已經滑落到一年來的最低點,有559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經濟正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僅有2698的受訪者看好經濟復蘇的前景。
貧窮的民眾、政策的鼓勵,加上失去的信心,看來美國的食品券還要盛行很長一段時間。但是,隨著政府的財政問題不斷惡化,這種免費的福利又能走多遠呢?
日前有消息稱,高盛亞洲中國經濟學家梁紅已辭職,新東家很可能是中金公司。一位高盛發言人表示,梁紅已于8月中旬辭職。她此前在高盛的職位是駐香港亞太經濟研究業務部門執行董事。
梁紅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專業,獲學士學位,后獲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年6月起供職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亞太部任經濟學家,2003年9月進入高盛公司。由于她側重于研究中國大陸的宏觀經濟,因此其研究報告一直被內地所關注。
另悉,不知是否與報告引起的多方壓力有關,處于“風暴眼”的摩根大通經濟學家龔方雄已開始大休假。8月19日,龔方雄拋出一份國家“救市”報告,稱有關方面正在考慮的激勵計劃規模至少達2000億至4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采取措施穩定國內資本市場。次日,上證指數受此消息刺激,漲幅創近4個月最高,但之后又急劇回跌。
對此,中國政府并未給予任何官方評論。但來自多方的意見則對該方案提出了質疑。花旗銀行報告稱激勵方案是不可能出臺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國際投行則不愿意對龔的言論作出評價。而在國內,一些證券公司及專家甚至表示,龔是在掩護一些外資機構出逃。由于美元反彈和人民幣振蕩格局的形成,熱錢正準備逃離中國,而QFII此時唱多,正是逼迫管理層出臺利好,準備聯手在高位“勝利大逃亡”。
商務部新“三定”成立反壟斷局
根據國務院剛剛批準的商務部新“三定”(定機構、定職能、定人員)方案,商務部將設立反壟斷局。至此,在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協調下具體開展反壟斷工作的“三駕馬車”―商務部(反壟斷局)、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司)、國家工商總局(反壟斷與不正當競爭執法局)并駕齊驅的組織模式最終成形。另悉,曾參與《反壟斷法》制定的商務部條法司司長尚明將出任反壟斷局局長,不過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的確認。
針對外資爭相并購境內企業的行為,新“三定”方案指出,今后由國家發改委、商務部會同有關部門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部際聯席會議。商務部負責統一受理并答復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申請。其中屬于安全審查范圍內的并購行為,由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部際聯席會議進行安全審查;涉及新增固定資產投資的按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管理規定辦理;重大安全事項則需召開部際聯席會議研究。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LLP駐北京律師Michael Han表示,這可能與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類似,涉及到政府多個部門。他說:“對于國家安全審查將如何操作,我們還未看到任何規定。”他希望政府能夠闡明其計劃。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跨國公司仍繼續擴大對華投資。截至7月底,中國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45%,達607億美元。
支付平臺神州付獲IDGVC500萬美元投資
首家研發并運營神州行充值卡網上支付平臺的北京神州付科技有限公司日前宣布,獲得IDG技術創投基金數額達500萬美元的投資。
據悉,在使用神州行充值卡進行代繳費這一新型的網上支付領域,神州付公司憑借首發的優勢目前已經占據了明顯的市場優勢,并且憑借技術和服務上的領先,在充值成功率、地區和卡種覆蓋率方面具有領先優勢。這也是IDGVC此次選擇神州付作為投資對象所看重的重要因素。
神州付運營總監吳雨航表示:“通過三年多的運營,神州付支付系統在運營模式、市場占有情況、產品技術上獲得了領先的地位。電子支付領域正在以蓬勃的態勢發展,消費者的網上購物需求不斷增加,在這種大的市場環境下,我們公司的產品將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談到此輪融資的用途,神州付的創始人、首席執行官魏中華表示:“我看好使用互聯網服務于廣闊中國的小額金融業務,這筆錢應該會在這個領域進行有效的嘗試?!睂τ谖褐腥A來說,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創業了,早在2006年,他所創辦的時代科技有限公司被中華網科技公司收購,也正是由于這些原因,IDGVC看重其的成功經驗和持續創新的能力。
安徽出版集團獲Spark Ventures1000萬美元投資
文化傳媒出版企業―安徽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近日獲得Spark Ventures1000萬美元投資。安徽出版集團將借助資本平臺,通過收購兼并、業務轉型等方式加快發展。
安徽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裁王亞非表示:“安徽出版集團在獲得融資的同時,企業的運作將更加規范,對資源的聚集整合能力也會更強。上市后,安徽出版集團將利用中科大的教育資源配置,繼續將其新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同時轉型往新媒體方向發展?!卑不粘霭婕瘓F此前推出了多項服務,包括手機閱讀、語音閱讀等等。就在8月,安徽傳媒出版集團與中國移動合作,推出了動漫圖書,目前已有約200萬用戶。
這一次,王小魯擴大了調查的樣本范圍,對2008年的灰色收入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過去三年中灰色收入以比GDP增速更快的速度在增長,國民收入分配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富人們拿走了越來越多的財富。
今年,國家高層紛紛公開表達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改革的決心,而王小魯的研究報告,則為觀察國民收入的真實狀況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1 2008年,隱性收入占GDP的30%。
推算出的2008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23.2萬億元,比官方統計的城鄉住戶收入統計數據14.0萬億元高出9.26萬億元,占GDP的30%,其中定義為灰色收入的部分為5.4萬億。
2 2005-2008年,隱性收入的增長比GDP增速更快。
如果按9.26萬億元計算,2008年隱性收入比按同一方法計算的2005年的隱性收入增長了91%,而同期名義GDP只增長了71.4%。
3 隱性收入中,最高收入的人拿走了其中的62.5%。(見圖表一)
4 隱性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正常收入的增長速度。
在各自包括了隱性收入后,2008年比2005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增長了69.3%,與名義GDP的增長幅度接近于同步。而按官方統計數據計算(不包括隱性收入),這一數字只上升了57.4%,遠遠滯后于GDP的增長。
顯然,隱性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正常收入的增長速度。
5 加上隱性收入后,最高收入家庭與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遠大于官方統計數據,基尼系數會顯著高于近年來國內外有關專家計算的0.47-0.50的水平。(見圖表二)
如果將各收入層家庭按10%分組,2008年城鎮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家庭的實際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而按官方統計則只有9倍。
按城鄉居民家庭10%分組,最高10%與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按官方統計只有23倍。
將這一因素考慮在內,全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會顯著高于近年來國內外有關專家計算的0.47-0.50的水平。
6 非正常收入的增長,尤其是最高收入居民的非正常收入大幅度增加,意味著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見圖表三)
這并不是一個值得樂觀的結果。調整后的居民收入比重雖然顯著高于原來的統計,但高出的部分是非正常收入,尤其是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這意味著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進一步下降。
必須注意到,灰色收入也不同于正常的資本回報,對鼓勵競爭、改善效率不會有任何積極作用。相反,其相當部分可能來自企業收入和政府收入的疏漏,或者是對正常的居民收入及財產的侵蝕和掠奪。這種狀況不僅不利于公平,同時也損害了經濟效率,并成為導致社會沖突、加劇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7 對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的推算仍然可能偏低。
這里的推算只解決了統計收入低報的問題,并沒有解決統計數據遺漏高收入樣本的問題,因此實際上這里對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的推算仍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偏低。
比如,按分組比較法對調查樣本分組之后,在這次的有效樣本中,有76個高收入樣本被排除在外,他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40萬元以上,平均收入為66萬元。他們的平均恩格爾系數只有0.224,而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戶樣本中最高收入組的平均恩格爾系數為0.292。這似乎說明,在統計部門的城鎮住戶樣本中,可能很少包括人均收入40萬元以上的住戶。因此,還有一些更高收入的居民沒有包括在內。
在這次調查樣本中,收入最高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6萬元,比這收入更高的樣本還是沒有包括在內。而且,我們無法知道被遺漏的高收入人群在全部城鎮居民家庭中占有多大比重。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對“最高收入組”人均收入的推算仍然是偏低的,不過其可靠程度還是遠遠高于目前的統計數據。(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8月5日《南方周末》)
官方統計數據存在重大失真
目前關于居民收入的統計調查數據存在重大失真,尤其是關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失真嚴重。這并不是指統計調查方法或計算的錯誤,而是統計調查有系統性偏差,無法真實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狀況。這是因為:
一、目前的城鎮和農村居民住戶調查樣本,是根據統計學的隨機抽樣方法確定的。這是基于自愿原則確定的,但高收入居民中有相當大比例不愿意接受調查,導致在抽樣過程中被迫更換樣本,更換過程中發生了對高收入居民的遺漏。
二、高收入居民中有許多人不愿意提供他們的真實收入信息。在他們報告的收入中,工資性收入的真實程度較高,而其他收入可能偏低;特別是其中一些人有大量不愿暴露、來源不明的灰色收入。這部分收入基本上不可能反映在收入調查數據中。
灰色收入來源及解決之道
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出現如此巨額的隱性收入,而且分布高度集中,顯然是不能簡單地用統計遺漏來解釋的。中高收入階層以上居民的隱性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別是最高收入居民的實際收入高達統計收入的幾倍,說明存在深刻的制度性原因。隱性收入的最主要部分為灰色收入,無法用正常收入的統計遺漏來解釋。
灰色收入,通常是指兩種情況: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界定其合法與否的收入部分;另一種情況是實際為非法收入但缺乏足夠證據來認定為非法的收入。
灰色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圍繞權力產生的貪污、瀆職、尋租等腐敗行為。
在當前的情況下,灰色收入往往與下列現象密切相關:
這一事件實際始于4月上旬,對沖基金交易員們向記者抱怨“倫敦鯨”在CDS市場的大規模交易違反了沃克爾規則。沃克爾規則是2010年通過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中的一章,其征求意見草案于去年10月。
沃克爾規則旨在禁止銀行的自營交易,但有一長串的豁免條款,如做市業務、特定的對沖交易,以及對國債、兩房債券和市政債券的自營交易。銀行業一直在游說反對沃克爾規則,其最終版本尚未獲得通過。
場外CDS衍生品的交易極不透明,可能只有專業交易員和風險管理專員才能明白市場是如何運作的。幸好有一些警覺的記者,如《金融時報》博客網站的麗薩·波洛克(Lisa Pollack),這一交易迷霧才被慢慢揭開,在摩根大通不得不公布其巨額虧損前,一直未被主要的印刷媒體曝光。
但對沖基金向媒體爆料, “倫敦鯨”在CDS指數上的大規模頭寸扭曲了市場,會使摩根大通面臨損失,而且這樣的交易違反了沃克爾規則的精神。
事實上,在4月,摩根大通首席財務總監曾回應說這些頭寸是與銀行總體風險策略一致的對沖交易。對沖是一種防范自身損失的常用做法,通常是在一個市場建立相反的頭寸,以抵消在某一特定投資持倉的風險。如果銀行恰巧持有一個債券投資組合,通常的做法是買入信用違約掉期(CDS)來對沖這些債券的信用風險或通過賣出遠期做空債券。當然,對沖總是有成本的。
有經驗的風險專員都清楚沒有所謂的完美對沖。采取對沖可以降低持有特定資產的風險,但這也同時帶來了交易對手風險。換而言之,如果交易對手沒能履行他的合約責任,你也就失去了對沖。而且,對沖工具的表現可能偏離預期的風險。如果對沖價值與其對沖的風險朝一個方向變動,你最后可能要遭受兩倍的損失,而無法用對沖的收益來抵消損失。
對沖交易在什么時候才會演變成自營交易(定義為銀行用自身資產從事的交易)呢?如果一家銀行是擔任交易的人,它雖然沒有持倉風險,但有委托人的交易對手風險。但如果對沖手段不起作用,銀行用了新的對沖交易來對沖原來的對沖頭寸,這就進入了自營交易的灰色地帶。
毫無疑問,摩根大通虧損20億美元的對沖策略,用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自己的話說,是“有缺陷的、復雜的,是糟糕的審查、糟糕的執行和糟糕的管理”。如果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堅如堡壘”,這一虧損對銀行的持續盈利能力一點都不成問題。
但這一巨虧發生的可能性引出一個重大問題:如果最好的風險管理經理,出于最好的意愿,都會犯這些錯誤,那么其他人有能力管理好這些衍生交易嗎?我們身處的困境不就是“復雜到不能管理”,而不是“大而不倒”嗎?
我通過不同市場參與者在博客上對這些復雜交易的破譯,認識了CDS市場只有一小圈參與者而有明顯流動性不足的情況。如果其中一個參與者的頭寸變得過于龐大,其他參與者可以選擇跟隨這一勢頭,而一旦他們知道這一“巨鯨”被陷入難以處理的大量頭寸時,他們就會加入圍捕大賺一筆。非常符合達爾文主義。
一旦官方數據公布后,這一謎團將很快被破解。但有三個問題仍然存在。第一是透明度問題:是否應該讓所有的場外交易更加透明,以保證對所有市場參與者公平?對沖基金最先希望交易在場外進行且透明度更低、監管更少,因此他們不能向監管者抱怨任何的“巨鯨”行為,所以就向媒體抱怨。第二,正如麗薩·波洛克提出的,即使不是所有的交易,大多數交易都是在美國存管信托和結算公司結算的,其信息是可以被監管者掌握的,但當時他們在哪里?第三,沃克爾規則能阻止這樣的惡劣行徑嗎?
盡管難以統計它的具體規模,也不完全了解它的潛入途徑、隱形之體及逃逸軌跡,但顯然,我們常是隱隱感到它――“熱錢”就在身邊。
這種來去迅捷的逐利性投機資金,正越來越引起中國貨幣管理及經濟管理當局的警覺。
據官方研究機構人士透露,4月末,國務院召集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及國家外匯管理局等相關部門,就“熱錢”問題及相關監管進行討論研究,雖然會上僅是聽取各部委意見,并未對“熱錢”問題給出明確政策意見,仍可看出當前形勢的嚴峻性。
今年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增加1539億美元,而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FDI)僅為688億美元。按此數據粗略估算,今年首季不可解釋的資金流入達到約851億美元。
這一單季的不明原因資金數,甚至超過了以往一些年份的年度數據?!盁徨X”的龐大體積已經浮出。
“熱錢”幾多
流入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有多少?目前業界普遍使用的測算方法,是用外匯儲備增加額減去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如果以這種簡單方法來計算,2003年至2007年的“熱錢”流入分別為378億美元、1141億美元、466億美元、6億美元和1170億美元。
但這一計算的基礎顯然過于粗略,作為判斷的依據,這個公式三個主要指標量的確定本身就存在一定爭議。2007年,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值官方數據為4619億美元,而同樣在2007年,財政部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外匯儲備,完成了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司)注資2000億美元,但具體操作過程并未公布于眾。
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為,如果轉到中司的這筆外匯,是因平倉2005年和2006年的外匯掉期交易而來,那么2007年實際外匯資產的增加可能就沒有想像中那么多,但2005年和2006年的實際增加值則會高于目前官方儲備所顯示的規模。
由于外匯掉期操作過程、對中司注資方式、外匯儲備具體成分、記賬頻率、結算匯率價格、會計口徑等一系列細節均不明確,這給“熱錢”的估算帶來很大困難。國家外匯管理局肯定是最了解這一數字的機構,但這些數據并不為外人所知。
“究竟什么樣的錢才被界定為‘熱錢’,目前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張明博士表示,“比如,長期滯留在中國股市中的外國資本,或者是短期套利即離開的游資,以何種標準界定‘熱錢’本身就十分模糊?!?/p>
而對于上述測算公式的后兩項來說,其界定則更加模糊。首先,中國并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商務部和外管局所公布的FDI數據會出現偏差;其次,如果以這一簡單公式計算“熱錢”的流入量,實際上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即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中沒有“熱錢”。但實際上,“熱錢”既可以通過轉移定價和虛假貿易等方式,也可以通過虛假投資或資本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在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這兩種渠道下流入中國。
從數據來看,2002年至2004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分別為304億美元、255億美元和321億美元,但自2005年匯改以后,貿易順差卻開始快速飆升,2005年至2007年,貿易順差分別達到1020億美元、1775億美元和2621億美元。
“這種外貿順差激增的真實性令人懷疑?!睆埫鞅硎?。
雖然目前對于“熱錢”流入中國的方式存在很多理論上的假設,但在監控過程中,由于很難獲得準確的統計數據,因此,“熱錢”規模究竟多大一直存有爭議。
張明認為,簡單根據外匯儲備減貿易順差與FDI的方法,計算得出的2003年至2007年的“熱錢”流入總規模為3161億美元;如果考慮到外匯掉期、外匯準備金和中司等因素,那么,這五年來的“熱錢”流入總規模將會上升到4767億美元。而如果進一步考慮到虛假貿易的可能,這一數字將可能超過8000億美元。
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則認為,最近一段時期“熱錢”流入速度加快,自然有人民幣升值影響在內,但與境外市場的劇烈震蕩也有重要聯系。
“‘熱錢’的問題只是在最近幾個月隨著環境的變化顯得比較突出,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香港渠道進來的?!蓖鯌c認為,對于“熱錢”的判定不應草率地估算貿易和直接投資有多少虛假額,因為這種命題本身就難以判斷真偽。
“熱錢”去向
“熱錢”流入,一方面,享受人民幣升值收益;另一方面,在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獲得回報。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約6.6%,而A股市場上證指數也從不到3000點升至6000余點,翻了一番。今年一季度,即使中國股市暴跌35%左右,不可解釋的資金流入也再次創下記錄,達到851億美元。
“熱錢”的規模雖然無法準確估算,但可以從不同角度去觀察。中國銀行全球金融市場部高級研究員譚雅玲認為,從中國的角度看,如果宏觀經濟環境、人民幣升值狀況和預期沒有變,上市公司運行情況和競爭力也未發生重大變化,則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可能就與“熱錢”有較大的關聯度。
在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看來,“熱錢”可能更多地流入實體經濟,特別是房地產開發領域。“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鏈開始吃緊,但投資增速仍然很快,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另外,自去年年末開始,信貸收緊,加之國內利率水平不斷提高,企業從銀行貸款難度加大。對于這些企業來說,可能會考慮從其他途徑來借錢,而與此同時,國際上利率水平持續下降,流動性增多,因此也存在借款的意愿?!?/p>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認為,除了股市和房市,“熱錢”的流入同樣可能出于生產、交易活動增長中需要的資金需求。在去年,隨著通貨膨脹因素愈發明顯,實體經濟的生產和交換活動,對應的名義經濟增長率非常高。按高善文估計,今年一季度經濟名義增長率應該在20%以上,比2004年最高時的18%要高。這意味著實體經濟生產和交換需要更多的資金。但信貸方面控制很緊,資金的供應趕不上資金的需求。
高善文表示,企業資金鏈緊繃的后果就是民間高利貸盛行和“熱錢”需求加大,江浙地區民間高利貸的月息已經到了5厘,遠遠超出以往的2厘-3厘的水平。張明則認為,控制“熱錢”不能僅僅從“堵”的角度考慮,更要有“疏”的考慮,控制“熱錢”流入,除了對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加強監管,更要考慮如何打消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
而在具體措施方面,張明表示,外管局應考慮加強和海關的合作與數據共享,以判斷是否存在轉移定價的情況;地方政府和外管局應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未分配利潤和對外負債的資金使用與流向的監管;同時,還應積極加強打擊地下錢莊和加強對違規操作的商業銀行的監管。
《財經》雜志特約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在當前高通脹背景下,要治理“熱錢”必須將通脹因素考慮進去,中國必須將存款利率提升至通脹率水平之上,以保護公眾的銀行存款;對弱勢群體加大財政轉移力度;并避免價格控制。
他提出,具體操作過程中,應強化對資本賬戶的控制并提高長期儲蓄利率水平,比如,可以在兩年或更長期的存款利率中加上通脹率,其效果類似于通脹保值債券。由于“熱錢”少有長期滯留的耐性,這種方式不僅可以抑制通脹,還可以降低市場預期。
人民幣的未來
大量“熱錢”流入,押賭的前提是人民幣升值繼續。
采用什么樣的人民幣匯率策略,學界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隨著去年以來美元加速貶值,國際商品市場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價格快速沖高,從能源到農產品,關乎國計民生的基礎產品價格屢創新高。
基于這一背景,有經濟學家指出,應加快人民幣升值幅度,以快速升值來抑制輸入型通脹的負面影響。2008年前三個月,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超過4%,但進入4月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明顯放緩。
隨著“熱錢”流入問題日益嚴重,決策層也開始重新考量升值策略及應對方式。特別在“熱錢”觸警后,人民幣未來的升值道路應如何走下去,成了新的難題。
麥格理證券中國經濟研究主管許保羅(Paul Cavey)認為,由于最近幾年人民幣一直在加速升值,政府已經很難讓國際投機資金相信人民幣放緩升值速度能夠持續相當長時間。而一旦國際資金認定人民幣匯率采用漸進式升值是一種常態,那么,中國政府希望控制人民幣升值速度的難度將越來越大。
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是造成“熱錢”流入的最大動力,在一些專家看來,一次性大幅升值的政策有助于打消這種預期,阻擋資本進一步流入。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究竟要一步升值多少才可以打消這種預期?即使一步升值到位后,升值預期又是否真的就此消失,這些同樣困擾著決策者。
哈繼銘認為,對于匯率政策來說,如果被預測到,那么效果就會減弱。只有出其不意的政策,才能達到想要的效果。比如一次性大幅升值10%-15%,之后再宣布停止升值,這樣抵制“熱錢”和控制通脹方面的政策效果會更明顯。
另外,哈繼銘還指出,一次性大幅升值對于出口企業來說也有好處?!耙驗橐淮涡缘脑挘瑢σ荒旰竺涝獏R價就可以大致估計,在訂立合同時就可以按照這一匯率來操作,而在漸進模式下,結算匯率很難確定,如果采用近期匯率,匯兌造成的虧損可能會相當嚴重?!?/p>
雖然一次性調整并不可能讓人民幣匯率達到合理的水平,但可能有助于減輕貨幣政策執行在資本涌入方面的壓力,更有余地與其他宏觀政策和不可或缺的結構性政策一起,實現平衡發展、抑制通脹的目的。汪濤持此觀點。
一、跨國公司對我國投資的新發展
近年來,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不斷加大;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重點,也逐漸由吸引小規模投資轉向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在1998年《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除了少部分公司因為中國政策限制外貿進入某些行業而不能投資外,幾乎都在中國進行了投資。(注:王允貴:“跨國公司全球擴張與中國的政策選擇”,《經濟研究參考》,2001年第4期。)歸結起來,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特點至少有三方面特點。
一是隨著對中國市場環境的逐漸熟悉,以及對中國市場潛力和重要性認識的加深,跨國公司開始在華大規模系統化的投資。這種大規模系統化投資,一方面表現為跨國公司不僅僅向單個的企業進行投資,而且對一個產業的上、中、下游各個階段的產品進行整個產業鏈條的大規模投資;另一方面還表現為跨國公司不僅僅把生產基地設在中國,而且對研究開發、采購、生產、銷售和售后服務等各個運營環節進行全方位系統的大規模投資,使中國成為支撐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的運營中心之一。近一二年眾多跨國公司不斷追加在華投資,擴大生產線和投資領域,拓展經營職能。例如,為增強企業科技創新和新產品開發的能力,上海貝爾公司追加投資達1.1億美元;英特爾科技(中國)有限公司自在浦東建立第一個生產企業以來,已先后兩度增資,投資規模由0.951億美元擴大到1.98億美元;摩托羅拉公司已經提出要在中國推行“3個100億”戰略,即未來5年在中國的三個“百億美元計劃”——產值實現100億美元,累計投資額100億美元,本地采購量達到100億美元。(注:陳佳貴等:“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新動向”,《經濟管理》,2001年第2期。)另外,很多一直把中國作為生產基地的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近年來已有通用、大眾、IBM、微軟、杜邦、拜耳、愛立信、摩托羅拉、朗訊、惠普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據初步統計,目前這類研發中心已近150個。(注:李海艦:《引進外資的形式與結構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報告,2002年。)中國加入WTO后,許多跨國公司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經營目標。據《2001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報告》,世界最大的汽車制造商美國通用公司認為,中國“入世”將為通用公司提供變成中國當地企業的好機會,計劃5年后在華經營達到30億美元的規模。(注:轉引自冀文海:“WTO時代:跨國公司要做‘領頭羊’”,《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1月7日。)諾基亞是全球三大通信工具制造企業之一,為了加快與中國信息產業的融合,計劃100億元建立北京星網工業園,該工業園的銷售額將達到500億元,將創造1萬個就業崗位。韓國三星提出,如果中國具備配套的環境,只要中國允許,就進入中國相關領域,包括三星的一些業務中心也將轉移到中國,特別是電子領域的一些業務。日本索尼公司的戰略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性戰略,除制造業,索尼其他業務(包括電影、唱片和游戲在內的娛樂產品和網絡產品)也要進入中國。世界著名的連鎖餐飲企業麥當勞公司,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2001年整體利潤大幅度下降,不久前還不得不做出了在全球關閉250家連鎖店的決定,但同時麥當勞公司卻宣布,從現在到2003年,每年確保要在中國新開100家店。此外,包括柯達、聯合利華在內的14家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企業目前已完成了股份制的改造工作,有的則已完成了上市前的輔導期,同時上海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還在受理十多家知名外商投資企業的上市申請。不久以后,這些世界著名企業的子公司很可能會成為在我國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中國證券市場的現有格局將發生歷史性的改變??鐕驹谥袊拇笠幠O到y化投資戰略表明,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和未來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另一方面也表明跨國公司認識到能否在中國市場占有一定的地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他們在21世紀的命運。
二是隨著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規模的逐漸擴大,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戰略上逐漸開始強化協調控制機制,以確保其投資收益和公司的未來發展。這種強化協調控制的管理戰略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開始將亞太地區總部移到中國,或者建立中國地區總部??鐕镜貐^總部,是跨國公司經營戰略地區化和全球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地區組織機構,它的權限是處理不能由國家或地區一級的公司機構處理、而必須由總部決定和協調的問題。近年來,一大批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具有管理中心性質的地區總部,包括國際商業機器(中國)有限公司(IBM)、北電網絡(中國)有限公司、康柏(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朗訊科技(中國)有限公司、三星(中國)有限公司等著名跨國公司。初步統計,在北京,具有跨國公司總部性質的投資性公司已經達到110多家;在上海,已有25家公司建立了地區總部,有14家企業建立了具有總部性質的投資性公司?,F在上海的外商辦事處已有1500多家,一旦條件成熟,許多辦事處會馬上升級為地區總部。(注:黃群慧:“400洋巨頭升級‘中國攻略’”,《經濟日報》,2002年5月9日。)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地區總部,說明跨國公司開始著眼于在中國市場的整體投資和戰略投資,并對在中國分散的單個投資項目進行協調控制,優化組合,以期產生整體效益。
三是伴隨著西部大開發的啟動,大型跨國公司加大了對中國西部地區的投資。1999年底,西門子投資50萬馬克設立的重慶大學自動化培訓中心落成。該公司進入重慶3年來,在這里參加或促成的工程及銷售項目金額達2000多萬美元。世界500強企業中,已有60多家在成都、重慶落戶,有30多家在西安落戶,其中多數駐足高科技領域。更多的跨國公司開始把新產品研發和實驗機構直接建在西部,僅2000年4~6月,就有10多家電子信息行業的跨國巨頭相繼到西安建立新產品研究開發基地,如美國IBM公司投資2000萬美元與西安軟件產業園合作搭建了全球最大的軟件網上發行站。此前不久,摩托羅拉公司在成都投資建立網絡系統研發中心的計劃開始實施;荷蘭飛利浦公司投巨資將中國總部的基礎實驗室也建在了西安。(注:陳佳貴等:“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新動向”,《經濟管理》,2001年第2期。)跨國公司西部區位戰略表明,利用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管理優勢促進我國西部大開發是可行的。今后,結合國家對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取向,借鑒東部成功的經驗,制定新的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前來西部投資,無疑是促進西部發展的重要措施。
二、跨國公司對我國企業并購的特點
跨國投資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所謂的“綠地投資”,即新建企業(包括合資和獨資);另一種是跨國并購。由于受到政策的限制和我國國內資本市場成熟程度的影響,在我國吸引的直接投資中外資一直以“綠地投資”為主,跨國并購較少。近年來“綠地投資”這種形式在繼續采用,但是外方獨資和外方控股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1992年外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有50%用于合資企業中,而2000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30%。據調查,2000年,500強在天津投資企業共有120個,其中,外商獨資企業48個,占40%;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有51個,占42.5%;雙方股權相等的12個,占10%;中方控股的合資企業9個,占7.5%。外商獨資和外方控股企業合計占82.5%,外方有控制力的企業比例較大。即使在投資時由我方控股的企業,在以后增資擴股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增加了外方的份額。例如,天津120家500強投資項目中,約有40%是通過增資擴股實現控股的。上海對48家增資的外商投資企業作過統計,其中20家發生了股權份額的變化,外方股份在增資中比例上升的有14家。深圳的中外合資企業,在設立之初,中方與外方的股權比例一般差距不大,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外方不斷增資擴股,所占股權比例不斷增加,目前500強在深圳的合資企業中,大多數已經是外方控股企業。(注:陳佳貴等:“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新動向”,《經濟管理》,2001年第2期。)
除“綠地投資”以外,1998年以來,受國際跨國并購浪潮的影響和我國即將加入WTO的預期驅動,跨國并購逐漸增多,外資進入中國已經開始從建立三資企業向并購本地企業發展。表1為2000~2001年國外跨國公司并購中國企業的案例。由于并購可以縮短投資時間、能夠迅速擴大規模、迅速地“吃掉”國際競爭對手、從而獲得市場份額,可以預計在WTO規則下,越來越多的國際知名企業及跨國公司將通過并購方式搶占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
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的并購雖然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許多因素的制約,它的比重還較低。據統計,外商通過并購方式進行直接投資的比重還不到全部直接投資的10%。因此,它仍然表現出某些初始階段的特征。
從并購的行業看,主要集中在原先已經進入的制造業行業;從其發展看,都有一個從制造業向服務業延伸的過程。有關資料顯示,全球跨國性投資超過50%的投資是服務業,而且多數是采用并購方式實現的??鐕緦χ袊髽I的并購目前多發生在制造業,一方面,說明它們比較早地進入了我國的制造業,對這個行業比較熟悉;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制造業的重組任務還很重,它們在這個行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隨著制造業重組的深化,競爭的激烈和我國服務業的逐步開放,跨國并購必將向服務業發展,我們必須有這個思想準備,未雨綢繆。
從并購的方式看,還主要是以間接并購為主。通常采用整體或部分購買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或控股企業,從而通過迂回的方式間接控股上市公司。在上述案例中,法國的阿爾卡特公司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完成對上海貝爾的并購的。當然除此之外,也有采取直接并購方式的。但是,由于中國A股市場尚未對外資開放,直接并購主要以協議收購方式實現,如通過協議方式獲得國有股和不流通的法人股的轉讓等等。
表12000~2001年國外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并購行為例舉
并購時間并購內容
2000年9月11日荷蘭皇家殼牌集團與中國石化正式簽署了戰略聯
盟協議,出資4.3億美元購買中石化的股票,并
與中石化合作,聯手收購國內的500個加油站。
2000年10月4日全球最大的專業性移動電話運營商沃達豐宣布成
功購得中國移動電話2%的股權,終于使一向堅冰
覆蓋的中國電信市場開了一條小縫。
2000年10月18日中石化在海外上市,美孚以10億美元的認購,成
為中石化的第一大海外股東。
2000年10月28日美孚與中海油簽訂協議,投資20億美元,在廣東
大亞灣建造一個石化公司;同時斥資購買了中海
油公司價值4億美元的股票。
2000年12月6日、7日上海梅林、海虹股份先后有關股權變動的公
告,一條中等規模的國際并購大鱷——法國達能
終于浮出中國水面。這次并購涉及的金額只有1.
8億元。此前,中國飲用水領域的冠亞軍娃哈哈、
樂百氏已經歸居達能門下。
2000年12月通用汽車年底與中國第7大汽車公司柳州五菱達
成協議。根據此項協議,柳州五菱將在2001年第
一季度通過B股上市,屆時通用將會收購該公司3
4%的股份。此外,沃爾瑪、福特、豐田、聯合利
華等許多世界500強企業都制訂了雄心勃勃的收購
計劃,待中國加入WTO,A股市場對外資解禁,將
在中國水域展開大規模的捕撈行動。
2001年2月艾默生收購安圣電氣。華為集團與艾默生電氣簽
署并購協議,華為集團將其電氣業務部門——現
在的安圣電氣有限公司作價7.5億美元現金,出
售給美國最老牌公司之一艾默生電氣。愛默生此
次收購的目的是利用中國的生產和分銷資源來降
低企業的運營成本,同時提高公司全球網絡動力
服務。
2001年4月17日美國IDT并購新濤科技。全球領先的通信集成電路
供應商IDT公司以8500萬美元并購國內一家電信
集成電路供應商新濤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此
次合并是通過現金購買股票的方式進行的。新濤
半導體公司將成為IDT公司的一家分公司,這將
有助于IDT公司進一步發展全球網絡統一的語言
數據解決方案。新濤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風
險投資在中國參股投資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2001年10月23日阿爾卡特控股上海貝爾。上海貝爾公司與法國阿
爾卡特公司達成協議,阿爾卡特將從中方股東收
購上海貝爾10%加1股的股份,同時買斷比利時擁
有的上海貝爾8.35%的全部股份。兩筆交易結束
后,阿爾卡特擁有上海貝爾的股份從31.65%升至
50%加1股,中方占50%減1股。作為世界上著名的
電信跨國企業之一的阿爾卡特,此次通過3億美
元現金收購上海貝爾股份,成為中國電信領域首
家成立股份制公司的國際企業。
資源來源:根據以下資料整理:(1)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1)》,第378~379頁,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2)曹建海:《企業競爭行為的新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報告,2002年。
三、積極應對國外跨國公司對我國企業的并購
一是應該科學分析跨國公司的跨國并購行為對我國經濟環境的影響。從總體上分析,跨國公司對我國企業的并購行為對我國經濟環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注:屠正鋒:“并購式外國直接投資的趨勢和影響”,《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2期。)從國際收支角度看,由于外國直接投資大量的持續流入,外資企業交易對國際收支的直接效應是正的,但由于需要進口大量資本品以及原材料,再加上利潤匯回,對于經常項目的影響仍然是負的。從市場結構變化看,歐美跨國公司運用資本、技術、管理優勢,通過對重點行業、產業的企業進行兼并與收購,會使其對我國市場份額占有范圍明顯擴大,必然會引起市場集中程度的提高。從產業發展角度看,一方面,外國并購的直接投資,帶來了比以往更多的高新技術,這有利于我國的產業升級;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國并購、直接投資著眼于國內市場,無意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可能影響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從對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重組的影響角度分析,跨國兼并帶來的大量外資流入,有利于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和國有經濟戰略重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國有企業技術落后、缺乏市場和管理不善問題。但外資并購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國有經濟的地位,這一點對于處于戰略性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而言,尤其應該引起注意。
二是在分析環境變化的基礎上,我國企業要明確自己面對國外跨國公司并購行為的戰略基點。從國民經濟發展角度看,我國既要使外資并購有利于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市場有序競爭和國有資產重組,又要免于受跨國并購造成壟斷、產業滲透、國有經濟戰略性地位的喪失等的不良影響。從企業自身發展角度看,面對國外巨型公司對我國企業的并購戰略和行為,我國企業的戰略基點是:“以我為主,尋求互補”。所謂“以我為主”,就是要堅持自己的發展和成長戰略,圍繞自己的發展戰略和戰略目標選擇是否允許跨國公司實施并購活動,跨國公司并購活動的介入程度以不損害我國企業的成長發育為限,對于涉及到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產業,如能源、化工、電子、鋼鐵、信息、生物、新材料等產業,在并購中力求中方的多數股權以及技術的控制權。(注:劉超然:“中國企業參與跨國并購的利弊分析”,《國際經濟合作》,2000年第2期。)所謂“尋求互補”,就是在具體的并購談判過程中,努力做到優勢互補,通過引進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資金和優秀管理技能,使跨國公司的并購行為能夠促進我國公司的成長,符合我國公司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要盡量避免并購后的企業停留在跨國公司全球價值增值鏈條中的低水平層次這種情況發生。
三是面對跨國公司的國際并購,在剛剛加入WTO的幾年內,我國企業的基本戰略選擇應該是建立戰略聯盟。戰略聯盟(strategicalliances),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為了實現自己在某個時期的戰略目標,通過合作協議方式所結成的松散聯合體,以達到資源互補、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它是介于市場和企業之間的一種交易方式,企業之間“超出了正常的交易關系又沒有達到兼并的地步?!保ㄗⅲ恨D引自曾忠祿:《公司戰略聯盟組織與運作》,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戰略聯盟與企業并購不同,戰略聯盟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資本關聯,加盟企業地位平等,各企業保留自己的獨立運作。由于操作復雜、交易成本高以及股權約束的特點,并購比戰略聯盟更注重長期的利益,而戰略聯盟中有很多屬于機會性的戰略聯盟。根據麥肯錫、瑪莎管理資詢公司等咨詢機構以及波特等人的實證研究,約有一半的兼并以損失價值而告終。而戰略聯盟的成功率要高一些,哈賓森和派科對過去15年大量案例的研究表明,實施戰略聯盟成功率比較高的企業可以達到90%。成功率低的企業也可以達到37%。(注:程兆謙、徐金發:“并購與戰略聯盟的比較研究”,《決策借鑒》,2001年第2期。)
我國企業面對跨國公司的國際兼并,應注意聯盟戰略的運用。這種聯盟包括兩類,一類是中國企業和國外跨國公司的聯盟;另一類是國內企業間的聯盟。如果能夠與國外跨國公司建立戰略聯盟,既可以有效地防止由于跨國公司的并購而產生的負面影響,又可以通過聯盟提高管理水平,學習國際慣例,積累國際經驗。由于跨國公司急需了解中國市場的實際情況,本身就有一種聯盟的需求,當并購戰略遇到強硬的抵抗后,它們就會退而求其次,與我國國內企業進行戰略聯盟就成為跨國公司的一個現實選擇。關于第二類戰略聯盟——中國企業間的聯盟,其意義不僅在于重新整合企業資源,擴大企業的外延,更在于利用團隊聯盟的強大資源,使聯盟成員在資源整合后的新平臺中資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進步,進而構成了國外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巨大障礙,提高了國外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進行并購的成本。實際上,如果中國大企業能夠有效地運用這兩類戰略聯盟,對于國外跨國公司的對我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就大可不必有過多的擔心。
四是采取積極的防御策略,防止跨國公司的惡意收購。目前雖沒有外資公司在中國A股上市,但外資通過受讓股權,或戰略投資人絕對控股的方式與國內企業合作,而間接進入中國股市的做法已屢見不鮮,如美國通用與上海汽車、江鈴汽車與福特汽車、東方通信與摩托羅拉、大唐電信與朗訊等。(注:謝mín@①:“中國未來10年上演西方百年并購史”,《中國經營報》,2001年12月18日。)雖然在我國加入WTO后的2~3年內,我國在很多環節上(如迄今為止有關外資并購操作的法律和政策基本還處于真空狀態)還制約著外資并購在我國A股市場中的發展。但是,根據跨國并購投資的國際主導趨勢以及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特征,可以預見在將來,我國A股市場將成為發生外資并購的重要場所。外資并購國內上市公司雖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但同時將又可能產生很多問題,如惡意收購問題,市場壟斷問題,并購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外資突然撤離而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問題,等等。這一方面要求國家完善法規建設,包括應制定收購和兼并法、反壟斷法,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規范和強化證券市場的監管,建立和完善并購前國有企業資產評估制度等;另一方面,要求企業學習和借鑒國外企業的防御并購的策略,防止惡意收購。在國外,企業的并購防御策略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并購要約前的并購防御策略,具體有董事輪換制、絕對多數條款、雙重資本重組、“毒丸”計劃等;另一類是并購要約后的并購防御策略,包括特定目標的股票回購、訴諸法律、資產收購與剝離、邀請“白衣騎士”等。(注:參閱干春輝:《管理經濟學》,立信會計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467頁。)這些策略值得我國企業研究和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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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干春輝:《管理經濟學》,立信會計出版社,1998年版。
11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1)》,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關鍵詞] 價格戰國際比較宏觀經濟環境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價格戰在我國硝煙四起。進入2000年后,價格戰呈現越演越烈之勢,而且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 然而,從西方發達國家目前的情況來看,大幅度的降價活動已經很少,而且持續時間較短,遠遠沒有中國價格戰激烈。
為什么價格戰在中國和在西方發達國家發生的頻度、激烈程度、持續時間有如此大的差別?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情況進行比較。
一、各國當前的宏觀經濟環境的比較
我國企業頻繁爆發價格戰,絕不是一種偶然現象,是由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環境所決定的,有其發生的歷史必然性。中國最近一輪經濟增長的上升周期開始于2000年,2003年呈現出加速增長的勢頭,同時國民經濟運行也出現了“虛熱”的狀況。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在2003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超過了30%。2004年政府加大了宏觀經濟調控力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26.6%。2005年這一數字為25.7%。過度投資所導致的后果是生產能力超出市場預期需求,產品結構不合理,產能大量過剩,物價不斷下跌。2006年是經濟過熱后果影響最深的一年,一方面,由于局部產能過剩,形成投資需求下降,雇傭工人也隨之減少,工資增長就下降,消費需求也跟著下降;另一方面,產能過剩產生供大于求,供大于求的壓力會造成商品價格下降,促使利潤空間緊縮,企業出現虧損甚至倒閉,形成過剩行業失業率上升和工人收入下降,進而造成社會總需求下降。在此綜合因素上,價格的降低成了必然。
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環境與我國不同。它們的市場經濟已經發展了多年,相對來說比較成熟和完善,市場調節過程已經相對合理,在宏觀資源配置方面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而且發達國家形成了良好的政府監督機制與行業協調和自律,進一步避免了價格戰的大規模爆發。
通過表1和圖1對中國和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物價增長率的比較,可以對此有更清晰的認識。從中可以看出,美國和英國十年來居民消費價格基本呈穩定增長趨勢,十個散點均分布于1.5~3.4之間。由此可見這兩個發達國家居民消費品物價穩定上漲,且上漲幅度較大,年平均漲幅為2.4%。中國的居民消費物價雖然總體上也是上升的,但是增長率較低,個別年份如1998年、1999年和2002年出現了負增長。可以看出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居民消費品價格上漲緩慢。
二、企業所處競爭階段的比較
企業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企業的起步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衰退階段。企業競爭可以分為產品競爭、市場競爭、管理競爭及人才競爭。國外企業大多已經處于成長階段和成熟階段,它們已經度過了降價競爭的階段。而對我國來說,很多產業要么處于起步階段,要么處于成長階段,還沒有形成合理的市場格局。各個企業為了爭奪市場,激烈的價格戰就不可避免。
對汽車業進行具體分析。美國三大汽車公司通用、福特和戴姆勒―克萊斯勒一直占據市場主要份額,2004年這三個公司占據了美國汽車市場61.5%的份額。其中通用27.5%,福特19.7%,戴姆勒―克萊斯勒14.3%,它們的年生產能力都在700萬輛以上。美國的汽車生產廠家不過30多家。我國汽車生產廠家卻是極度分散,整車生產廠家仍然多達120多家,汽車改裝廠家多達500多家,汽車生產廠家的數目超過了美國、西歐和日本汽車生產廠家數的總和,居世界第一位,但生產規模卻非常小。我國年產量超過20萬輛的只有一汽集團、上汽集團和東風集團三家,與世界上大汽車公司的年產量都在100萬輛以上規模形成鮮明的對照。
三、產品銷售價虛高成分的比較
國外產品的銷售價虛高成分較少。同樣以汽車業為例,在英國,監管機構一旦發現有大公司壟斷價格的情況發生,就會出臺相應的措施使價格回落,這樣既保證了汽車市場的健康發展,又維護了消費者的權益。
中國的情況則不同。拿中國汽車業來說,目前我國經濟型轎車降價幾乎已經到了底線,而中高檔汽車仍存在較大的降幅空間。以2003年進入市場的寶馬325為例,在美國的市場建議零售價為30050美元,按當時8.3的匯率計算,再加上中國34%的關稅,總價也只有36萬元。而在中國銷售的進口組裝寶馬325的售價是47萬元,相差了11萬元。所以中國的汽車價格一直往下降,是把汽車的不合理利潤擠出來。
四、品牌比較
品牌是企業的金字招牌,是市場暢銷的通行證,最好的營銷策略。當市場競爭逐步從局部的產品競爭、質量競爭、價格競爭等向品牌競爭發展時,塑造消費者信賴和忠誠的品牌就成為眾多企業經營者夢寐以求的事情了。
2004年1月世界品牌實驗室編制的《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0個品牌》報告揭曉,排在前十位的分別是Coca-Cola(可口可樂)、McDonald(麥當勞)、Nokia(諾基亞)、Pepsi(百事可樂)、Apple(蘋果)、SONY(索尼)、Microsoft(微軟)、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 Benz(奔馳)、BMW(寶馬)。名牌產品有強大的品牌號召力和消費者很高的忠誠度,成為其他企業很難超越的無形屏障。
中國品牌與國際品牌差距還很遠?!妒澜缱罹哂绊懥Φ?00個品牌》報告中,中國海爾排在第95位,是惟一入選的中國企業。中國缺少國際品牌的現狀決定了我們現在的產品競爭還停留在低級的價格競爭上。
五、消費者類型的比較
消費者可以分為價格驅動型、質量驅動型、品牌驅動型等。很多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更為注重產品的質量和品牌。80%的西方消費者表現出對某些品牌很強的忠誠度。因此價格戰在國外的效果并不顯著。
按當前8.0082的匯率計算,中國當前的人均國民收入約為美國的3%,按照購買力平價方法,是美國的16%。中國的消費者平均收入較低,決定了中國的消費者對價格敏感度高,或者說,價格敏感型的消費群在中國的比重大。對價格敏感的特征使零售促銷的相對作用更大;使沖動購買的可能性增大;也使得在中國各種零售業態的競爭中,商品價格較低的大賣場在中國適者生存的優勢特別明顯,相比之下,在歐美市場,百貨店(品牌商品,價格更高)的空間顯然比在中國大(中國的百貨店只在沿海發達城市較易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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