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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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范文

一、教學改革的緣起和迫切要求

本著科學發展觀的指導，高校教學改革工作持續進行，文化產業管理作為一門新興的專業和學科，無論是從自身的專業特點、課程特點，還是面對對象的年輕化特點來看，其對教學方式的改革和創新要求更加嚴格。

(一)專業特點

文化產業的發展催生了文化產業學科的發展，同時也對文化產業課程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國傳媒大學范周教授認為，雖然全國大大小小有文化產業專業的學校超過700所，但是我們目前的人才培養也很落后，文化產業發展的現實要求我們必須進行一場學科建設的革命，不能用傳統學科的思維來面對文化產業。信陽師范學院關于文化產業管理專業的培養方案正是結合當前實際情況而不斷完善的。以信陽師范學院文化產業管理專業培養目標來看，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旨在培養掌握文化產業經營管理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能夠在文化產業管理機構、文化事業單位、文化產業經營企業以及文化市場，從事文化管理、文化創意、文化產品營銷、文化經紀、文化活動策劃等工作的應用復合型人才。此外，在培養規格里，提到該專業為應用較強的專業，要求學生掌握文化產業管理、文化市場營銷、會展策劃與管理的原理和方法，熟悉國家文化產業政策法規，了解國際國內文化市場的歷史與現狀及文化產業發展規律，有較強的文化市場公關、調研、開拓、決策能力，科學管理能力和科研能力;專業基礎知識扎實，具備一定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素養，有較強的創新能力。無論是培養目標還是培養規格，作為新興的專業，文化產業管理不僅強調學生要掌握專業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而且還要在了解行業前沿的前提下，具有調查研究、開拓、決策、整合、創新和寫作等較強的應用能力。

(二)課程特點

我校的文化產業管理專業課程結構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兩部分，必修課占總學分的68%，選修課占總學分的32%。其中，選修課又分為專業拓展平臺課和素質拓展平臺課。《河南文化產業研究》這門課，屬于素質拓展平臺課，于第二學年秋季開設。共18周36個課時，課外學時兩周。本門課程是對河南文化產業的全面研究，主要從文化資源、行業分類、地區分布等方面，綜合講述河南文化產業的發生和發展，旨在讓學生了解河南文化產業，具體包括文化政策法規、歷史和現代文化資源、文化產品與服務、文化市場供求與交易，熟悉行業整體概況和代表;分析比較(不)同行業和地區的產業發展現狀，評估預測其發展走勢;結合調查實踐、組織考察、調查，引導創意，具體形成自己的創意或決策。對學生在收集整合資料、調查研究等方面的能力要求較高。不同于通識教育和學科基礎及專業基礎平臺課程，在通過三個學期的通識、專業和學科基礎平臺課程的學習和訓練之后，學生已經初步具備團隊協同學習和研究的素質與能力，該模式的創新開展，更加有利于學生專業素質的拓展提高。

(三)學生的特點

文化產業管理近三年的新生基本都是“90后”一族，“90后”已經成為大學生的主體，了解他們的特點，選擇合適的教學模式和方法，是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基礎和保證。從大二到大三的學生，是大學生活全面發展和深化的時期，這一階段他們思想活躍，興趣愛好廣泛，獨立能力和自我意識能力增強。和之前的學生相比，他們一方面對新生事物具有更大的好奇心和接受能力，喜歡尋求刺激、追求新鮮感，另一方面，他們也更容易產生對落后事物的厭倦和傳統的質疑。他們又是在網絡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普遍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思維活躍、創造性強。經常求新、求變，不能安于現狀。并且善于從網絡上接受新信息、學習新東西。此外，90后大學生又是伴隨著我國教學改革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大學生，她們不喜歡傳統的一對多的教學形式和滿堂灌的課堂教學，但是，對于完全獨立自主的學習又有普遍的惰性。針對以上情況，結合專業、課程和學生三方面的特點，依據國家相關精神和教育政策采取合適的教學方式是本門課程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教學改革的指導思想

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中，高等教學改革始終是主要內容之一。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依據專業培養方案的要求，確保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處于主體地位是本次教學改革的主要指導思想。

(一)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對于高校教學來說，教學方法應該隨著時代和現實條件的發展而不斷創新和提高。《河南文化產業研究》課程屬于文化產業管理專業這一新興事物，它以河南文化產業十幾年來的發生發展為主要研究對象。文化產業本身涉及到傳媒、出版、影視、廣告、網絡、動漫、旅游、會展等眾多領域，學科交叉性非常強，對河南文化產業的研究其實就是對整個文化產業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對學生收集、整合資料、提煉主題、創新觀點、團隊協作等方面的能力要求較高。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方法的開展能夠從以上幾個方面充分訓練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有助于培養目標的實現。

(二)確保以學生為主體的指導思想

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內便有一些學者提出教育“以人為本”的先進理念。課堂教學改革的核心是以學生為本，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方法能夠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發揮主觀能動性。讓學生做學習的主人，體會學習的樂趣，而老師則發揮啟智導學的作用。從世界教學改革成果來看，無論是國外的發展教學法、發現教學法、范例教學法、自治教學法、快樂教學法、參與交學法，還是國內的研究型教學、滲透教學法、三主原則、異步教學論、自學輔導法等都強調學生的主體作用，想方設法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揮學習主人翁的主動作用。從這點來看，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改革與世界教學改革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

(三)具體改革形式以文化產業管理專業培養方案為依據

本次教改活動各個環節的具體細節以本院制定的《文化產業管理專業培養方案》為指導。方案強調該專業應用性較強，要求畢業生應獲得多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如掌握文化學、管理科學、經濟學、社會科學等現代科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熟悉相關法律和政策;有初步的科研和質量評價能力;有從事調研、寫作、文化管理、文化創意、文化產品經營和文化上傳運籌的實際工作能力。從教材的選擇和征訂、教學形式及考試方式的創新，整個教學過程都參照培養方案而來，較為全面地培養了學生的綜合素質。

三、教學改革的內容

本次教學改革面向我院2011級文化產業管理班全體學生，共計128人。他們正處于大二下學期，學習積極性較高。同時作為90后，他們對先進的教學理念和有效的學習方法追求也較高。此次教改工作從教材入手，改變傳統教學中的老師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對師生任務有不同分工。

(一)教材

文化產業今年新興專業，而河南文化產業開始興起至今也不過近10年之事，所以，2011級之前，河南文化產業研究這門課程在教學過程中并沒有征訂教材。教學內容主要依靠教師大量收集相關資料整理而成，以多媒體課件的形式在課堂展示和講授。這種情況下，每周兩節課的時間安排對教學任務的完成來說明顯過于緊湊，所以，不可避免在教學過程中會出現滿堂灌的情況。鑒于對這種情況的改善，我為2011級學生征訂《河南文化解讀》作為參考教材，督促他們以此教材所介紹的內容為基礎，展開對河南文化資源及其相關產業的學習。為課堂互動和討論爭取時間。

(二)師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門課程以往的教學，由于受課堂內容的制約，沒有逃出全程、單純“一對多”的課堂形式。這種形式之下很難貫徹以學生為本的指導思想，不利于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新的教學模式以學生為本，關注學生主體作用的發揮，在全部18周的課程中，教師用時不超過10周，學生用時不少于8周。在時間上充分保證改革的需要。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處于引導地位，其引導作用貫穿整個教學過程。主要任務首先是負責鋪面，鋪河南文化產業之面，包括河南的文化資源、文化產業政策、行業發展情況等。其次是介紹學習和研究文化產業的方法，然后是明確學生需要完成的內容，并負責制定匯報環節的評分標準，并監督評分。在這種教學模式下，學生的主體性得到較好的發揮，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學生自我分組，可以根據興趣愛好、研究專長等自由組建研究團隊。避免了老師按照宿舍或者學號順序硬性分組帶來的弊端，有利于學生充分利用自己的興趣、施展自己的專長。其次，各研究團隊研究內容的選擇不受老師的影響，只要是在河南文化產業的范圍內，無論是資源、政策、融資、行業、區域對比、正反面案例等，什么都可以選。再次，在研究報告形成之后，每組派出一到兩個學生在課堂上向全體師生研究成果，可以采用多媒體互動的形式進行，并接受臺下師生的提問，形成有效互動。最后，每個團隊派出一名組員，組成研究成果展示效果評議小組，依據老師制定的評分標準，對每個團隊的展示效果進行打分，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后相加取平均分為本環節最終成績。

(三)師生在課程中的主要任務

教師方面，如上文所言，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起引導作用，主要任務為鋪面、介紹研究方法和相關理論，組織研究成果的課堂匯報，制定評分標準，監督評分工作等。在不超過10周的時間內，全方面多角度的向學生展示河南文化產業的發生和發展，介紹與學科、行業相關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前沿信息，引導學生對其中的點進行深入的團隊研究。組織學生進行課堂匯報研究成果，并制定評分標準，監督評分過程。學生方面，其主要任務包括分組、選擇研究內容、用研究報告和課堂展示兩種形式研究成果、成立評議小組對匯報效果打分評價。以上諸多任務都要求學生團隊自主完成，充分發揮其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作用。此外，在學期結束階段，老師負責組織卷面考試，學生以個體為單位各自獨立完成試題。以上具體措施，把傳統的“一對多”的課堂教學模式，無形中演化成了“多對多”，其實質則是在教師引導下的學生自我學習和提高。

四、改革效果

本次教學改革，以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等先進理念為指導思想，一切過程以充分發揮學生主體作用為出發點，得到了全體學生的認可。無論是在學生積極性提高方面，還是最終的學習成績以及師生關系方面都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效果。

(一)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普遍提高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學生對選題的主動性和對課堂匯報的積極性都出乎預期。學生對研究內容的選擇充分體現了年輕一代的開放視角，他們不僅對古都、民俗、鈞瓷等傳統文化資源相關產業內容感興趣，而且對演藝行業中的魔術、茶文化產業中的茶藝、及飲食文化中的老字號等也較為關注。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有的學生以清明上河園主題公園和文化產業科技園區為研究內容，能夠抓住旅游及科技與文化產業的結合，思考文化產業升級轉型等較為前沿的學科問題。在課堂匯報階段，同學們更是盡情施展團隊創意，研究茶文化產業的同學會身穿旗袍，把茶藝表演帶進課堂;研究趙莊魔術的組會現場給同學們表演一場魔術;還有的組自己制作一小段視頻輔助課堂內容。聽他們的課真的讓臺下的我們體會到“課堂有限，創意無限”。

(二)學生期末總成績普遍較好

《河南文化產業研究》為考試課，滿分100分。課堂匯報環節占20分，研究報告10分，期末考試試卷70分。三種形式的賦分，不惟試卷論，也不惟表達論，較好地考察出學生的能力和特長。課堂匯報成績總分20分，由學生評議小組自主打分，從結果來看，最低11分，最高18分，分數區別較大。較好的考察了學生的綜合能力，尤其是研究和表達能力。研究報告部分，學生成績區別不大，一般7－9分不等，反映出學生在資料搜集、論文整合、文字表達等方面差距不大。試卷部分，本次考試圍繞《河南文化產業研究》教學大綱和專業實際出題，突出重點，檢驗了學生識記并運用知識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試題設計科學規范，題型多樣，能較好體現對學生基本理論、知識、技能及創新能力的考察。從卷面成績來看，60－69分14人，70－78分29人，79分以上85人占總人數的66%，90分以上26人，經學校試卷分析系統分析，符合各項指標范圍。三項成績匯合總分結果是90分以上有5人，80－89分有73人，70－79分40人，60－69分有10人。對比各項變化數據可以得出，此種教學和考試分值改革方式不僅能考察出學生傳統的識記和書面表達能力，還能更好的考察出他們的實踐和創新能力，成績也比以往的單純卷面成績定乾坤的局面更有說服力，能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學目的。

(三)師生關系進入新境界

幾年來的教學經驗讓我體會到，在一定程度上，學生對課堂的參與程度影響著師生關系的良性發展。由于之前的課程中沒有征訂教材，課堂上教師一般都是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盡可能多的傳達給學生河南文化產業的信息。課堂上，學生主要在消化老師所講，對課堂內容的參與程度較小。由于沒有教材，不能事先預習，師生之間的互動環節也不甚理想。有限的課下交流也不能彌補課堂上現場互動和參與的不足。新的教學模式下，學生一切自主，全程參與，不僅時刻走在課堂的前面，在匯報環節還能引領課堂。課下交流時間增多，交流的深度和多樣性大大超出之前，師生關系在交流的火花中更加良性。特別是學生在搜集資料和課堂匯報的環節，因為角色的暫時互換，更能體會到老師在平時克服的困難和付出的努力。

五、教改啟示

第2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民族地區；學前教育；本土文化

【中圖分類號】G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17（2014）03-0051-03

【作者簡介】張莉，（1973-），女，安徽固鎮人，華東師范大學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訪問學者， 黔南民族師范學院管理科學系副教授。

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進行，并且受制于整個文化傳統的。迄今為止， 還沒有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學前教育學， 也沒有普適性的學前教育學，不管哪個國家的幼兒教育都是建立在其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上的。因此，進行民族化和本土化的教育研究是建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學前教育的根本路徑。為此，筆者對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學前教育進行了相應的調查與研究。

一、本土文化及其教育價值

貴州黔南地區民族眾多，以布依族、苗族、水族為主，聚居著30多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54%，居住在州境內的水族占全國水族人口的60%以上。黔南各少數民族能歌善舞，民族風情古樸典雅，婚嫁喪葬習俗各具特色，民族文化多姿多彩。這里有苗族的語言、服飾、蘆笙舞，有布依族的山歌、銅鼓、蠟染，還有水族被譽為古文字“活化石”的水書和剪紙等。當地的民族文化產生于少數民族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發展于他們與自然、與社會探索的歷史進程中，其價值不僅是過去的，而且是現在的，更是未來的。在本研究中，本土文化是指貴州黔南地區布依族、苗族、水族的文化。

我們知道，民族地區的幼兒學習主流文化是必要的，吸收并利用他族文化是民族進步的必由之路。然而，只有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幼兒教育才是具有生命力和前途的。本土文化中蘊藏的智慧，不僅對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而且為教育提供了豐富的教育資源。對于生活在民族地區的幼兒來說，在啟蒙教育中融入本土民族文化，這種文化教育將會影響他們成年期文化觀念的生長與建構，為其獨特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情感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民族地區的學前教育應承擔起整合本土文化與教育的任務，讓幼兒逐漸意識到世界上還有許多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培養幼兒愿意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態度，讓他們學會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以寬闊的視野認識自己的民族和別的民族，獲得人類文化具有多樣性和差異性的體驗，樹立對不同民族理解、尊重、平等的態度。

二、民族地區學前教育中本土文化的缺失

民族地區的幼兒教育主要有兩種形態，一種是伴隨民族發展自然形成的隨境式教育，另一種是以幼兒園為主的專業化教育。長期以來，黔南地區的兒童主要是在家庭和社區中感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在各種節日、盛典中體驗和領悟著本民族的文化精髓。這是一種傳統的、不分時間和空間，滲透于兒童日常生活之中的隨境式教育。然而，當前年輕一代的父母對本民族文化傳統了解甚少，在認識上存在偏見，無法在家庭生活中有意識地傳授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致使當地幼兒無法通過家庭教育充分接觸并正確認識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此外，當地幼兒園的活動內容大多依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統編教材，反映的多是漢族城市文化生活，當地民族文化中的許多成分無法在教學中得到體現。而且，不少教師對民族文化教育的理解也僅局限于少數民族的歌舞和服飾。

雖然幼兒學習主流文化是必要的，但融入主流文化和保存民族傳統文化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關系。當前無論是民族地區幼兒園還是家長，在教育內容與方式上未能體現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致使幼兒缺乏接觸和了解傳統民族文化的機會。更為嚴重的是，在當下主流文化沖擊下，民族地區學前教育迷失了前行的方向，脫離了當地民族文化與民族生活的現實，處境堪憂。

三、民族地區學前教育與本土文化整合的路徑

創設文化環境、開展各類活動、進行家園社區協作是世界各國對學前幼兒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經驗，值得民族地區學前教育機構借鑒。

（一）利用本土文化資源創設幼兒園環境

《全球幼兒教育大綱――21世紀國際幼兒教育研討會文件》指出：“應為不同種族、性別、民族或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多樣的學習環境，這個環境應反映當地兒童及家庭的文化背景和傳統。”因此，民族地區學前教育機構在創設環境時，應注意從教育對象出發，將本土文化的教育因子融入其中。環境應滲透于活動，突出文化底蘊和理念，表現文化內涵的獨特性。教師在布置環境時應遵循幼兒身心發展的特點，挖掘和篩選適合幼兒的民族文化內容，創造出富有本地民族文化氣息的教育環境。如，幼兒園的墻面環境可反映布依族、苗族、水族人民的勞動、生活、節日場景；走廊、活動室可采用圖片和實物結合的方式展示各民族的樂器、服飾、建筑等；可以創設布依族、苗族或水族體驗區，讓幼兒在體驗活動中了解當地少數民族。讓幼兒坐在“苗族村寨”里品嘗各種苗族傳統食物，或圍成圓圈一起跳起蘆笙舞……讓幼兒通過親身體驗感受苗族的禮儀風俗、生活風俗和娛樂風俗。此外，在活動開始前，教師應豐富幼兒的經驗，讓幼兒對民族文化活動有所認識和感知，并與他們一起創設環境，支持幼兒的想法和做法。

（二）本土文化與各領域教育活動的整合

布依族、苗族、水族文化各具鮮明的藝術特色，突出表現在服飾、音樂、舞蹈、建筑等方面。如，色彩斑斕、絢麗多姿的苗族服飾被稱為“中國苗族服飾的畫廊”，承載著苗族人民的審美意識，可成為幼兒園藝術活動的重要素材。苗族的飲食習俗不僅反映出他們濃厚的家族、親族觀念，還反映出對和諧人際關系的重視和尊老愛幼的道德觀念，以及對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深入挖掘這些資源對幼兒的社會化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可將其作為幼兒園社會領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布依族、苗族文化都有很多廣為流傳的兒歌、諺語及故事，如苗族蘆笙的故事、布依族銅鼓的故事、水族卯節起源的神話故事等，它們既貼近兒童生活的世界，又充滿生活的情趣，經過改編可成為幼兒園語言活動的內容。當地傳統的民族活動中有一些適合兒童的體育活動，像丟花包、打陀螺、踢毽子、扳手勁等，對幼兒的健康和身體發展有促進作用，可與幼兒園健康領域內容相結合。在開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動中，“各領域的內容應相互滲透，從不同的角度促進幼兒情感、態度、能力、知識、技能等方面的發展”。

（三）幼兒園與社區、家庭結合開展民族文化活動

民族文化若要長久發展，需要文化的繼承者一代代的傳承，一個傳統的“根”若要持久的保存，需要通過家庭、社區把這種“根”的觸須滲透到一代代人的血脈中。因此，對民族地區的學前兒童而言，民族文化教育需要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共同參與，相互合作，共同負責。

1. 走出去，參觀體驗

社區中蘊藏著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對這些資源的合理利用，能夠拓寬兒童學習的空間，提高教育的效果。由于當地各民族在不同時間有自己的“本主節”，形成了“佳節月月有”的祥和氛圍。每逢佳節，不同民族的男女老少穿上本民族的節日盛裝，載歌載舞，共慶佳節。民族舞蹈、民歌對唱、傳統樂器、民族服飾為民族節日增添了光彩。教師可利用當地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環境開展教學活動，如，組織幼兒過水族的端節，布依族、苗族的“三月三”“四月八”等，帶領幼兒參觀水書博物館、苗族服飾博物館和具有民族風格的建筑等。通過這些活動，既可使幼兒感知當地民族風俗，又能讓他們體驗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培養他們相互理解、尊重、平等的態度。

2. 請進來，分享體驗

家長、社區人員是教師進行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應適時地把他們請進幼兒園和幼兒一起活動，請他們分享經歷和體驗。為了充分發揮社區資源在培養兒童民族文化意識中的作用，幼兒園可以請當地苗族、布依族歌手用民族語言教孩子們唱歌，為音樂活動注入民族文化元素。請當地刺繡和剪紙能手入園，教孩子們苗族的刺繡、水族的剪紙等，這樣既豐富了民族文化教育的途徑，又加深了幼兒的民族文化體驗。教師還可利用家長資源，請有特長的家長進入幼兒園向幼兒展示民族技藝，請有職業條件的家長為幼兒介紹當地的民族文化，請爺爺、奶奶給幼兒講述當地的民間傳說，和幼兒一起制作當地的民族傳統食物等。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動，既能增加幼兒對民族文化的興趣及全面體驗，又能使家園共育的效果得到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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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生蘭.幼兒園與家庭、社區合作共育的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第3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范文

論壇開幕式上，貴州民族大學校長張學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學校長趙心愚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張昌東先生分別致辭。張學立首先代表貴州民族大學向與會代表表示熱烈歡迎，并就論壇召開給貴州民族大學相關學科發展帶來的推動意義進行了闡述。趙心愚在致辭中強調，中國民族研究西南論壇已經成為我國民族學人類學界共謀學科理論發展，共同推動學術服務社會現實的一個開放性學術平臺。張昌東指出，本次論壇從區域、社會與文化角度來探討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建構與田野方法，對深化當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另外，中央民族大學楊圣敏教授作了題為“學科興衰的原因”的主旨報告。報告以我國著名民族學家聞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會議記錄為例，回顧并反思了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開幕式由貴州民族大學副校長楊昌儒教授主持。研討會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1.關于民族學與人類學理論與對話。武漢大學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闡述了“主體民族志”的新概念。“主體民族志”以對人類前途的終極關懷為目的，是目的論意義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學瞿明安教授從其主持編寫的《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討論了中國民族學西部學派的問題。重慶大學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溝旅游業為例，反思了旅游人類學的發展。大連民族學院李鴻教授研究了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科技創新的關系，探討了推進民族地區文化科技創新的基本路徑。貴州大學納日碧力戈教授從西江苗族喪葬儀式的元話語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號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羅紅光研究員以大瑤山瑤族的親屬制度與“族內婚”為案例，討論了人類學與民族學的關系問題。《民族研究》編輯部劉海濤博士對二戰后ethnohistory（歷史人類學）在美國學界的表現作了翔實的歷史考察，為研究西方歷史人類學的興起提供了新的視角。

2.關于“藏彝走廊”與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學趙心愚教授探討了《南詔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認為南詔立此碑是在為閣羅鳳歌功頌德，同時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繼續維持與吐蕃結盟而與唐保持對立的政治態度。四川大學石碩教授論述了新時期藏彝走廊研究對認識西南民族格局的啟示與意義。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曉文研究員以藏彝走廊一個人口較少的族群“多續人”為研究對象，指出“多續人”的藏族身份認同是具有歷史淵源的。云南財經大學陳剛教授以瀘沽湖地區落水村為例，討論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與民族飲食文化的變遷。西南民族大學郎維偉教授通過對那曲村落社會的調查，分析了藏北牧民傳統畜牧生計方式的轉變。云南農業大學秦瑩教授就云南藏區維穩建設中比較突出的一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建議。大學平措教授以《格薩爾》為例，從語言學角度研究了藏語中的模擬詞。

3.關于民族認同與宗教。四川大學張澤洪教授介紹了其對西南少數民族《指路經》研究的部分成果，認為《指路經》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嶺走廊遷徙的真實歷史。中央民族大學邢莉教授討論了民族民間節日的價值體系與保護問題。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楊福泉教授以東巴教“還樹債”儀式和同名口誦經為對象，研究少數民族文字經書與口誦經之間的關系。云南大學高志英教授通過對傈僳族以王驥崇拜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儀式的考查，探討其多重認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及其動因。廈門大學王平副教授以甘肅臨夏八坊回族聚居區為個案，分析了城鎮回族聚居區傳統與現代社區的互動與整合。西南民族大學李玉琴教授對安多藏區山神信仰進行了考察，探討了山神崇拜所呈現的人與自然、社會、神靈、宗教之間的關系。

4.關于民族地區的流動人口與中國的民族識別。中央民族大學潘蛟教授討論的是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問題，分析了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多態性”的成因；樸光星副教授基于對朝鮮族城市化進程的考察，探討了“壓縮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體的“離散危機”與“重構運動”；張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崍市油榨鄉直臺村移民問題；關凱副教授作了題為《制度與理性的選擇：不流動的草原牧民》的發言，關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動問題。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從社會性別視角研究了民族識別問題，認為民族國家的民族識別工程實質上是歸屬政治的建構，歸屬的性別政治重新確定了少數民族女性與民族國家的關系。西南民族大學秦和平教授通過對云南“民族識別”工作的再認識，指出56個民族的來歷并非源于民族識別。海南師范大學王獻軍教授將貴州黎族與海南黎族進行了對比。

5.關于民族走廊與貴州民族研究。中國人民大學趙旭東教授探討了道路與族群關系的一體多元問題。中央民族大學楊筑慧教授從環境人類學視角探討了西南民族糯文化變遷的政策因素。貴州民族大學陳玉平教授將國家通道的路線與儺文化傳播的路徑聯系在一起進行了思考。吉首大學羅康隆教授以貴州黎平黃崗村為田野點，討論了國家控制與地方互動中的普適性規律。華東師范大學徐贛麗教授從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區養老生活幸福指數高的表現和原因。廣東民族宗教研究院陳曉毅研究員重點探討了西南民族地區都市外來少數民族的文化適應問題。

第4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學習環境;文化哲學;取向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09)07―0011―05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1]。“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2]。這是古代哲人對人與環境之間關系的樸素認識。進入21世紀,人類已經進入創建學習科學的新紀元,一場徹底改變人類學習的理念與方式的革命已經興起。隨著學習科學研究的勃興,“學習為本”已成為教育與課程的基本價值取向,其核心在于建構學習環境。當前,學習環境研究已成為當代教育與課程研究的熱點話題。對“什么是學習環境”、“學習環境是怎樣的”這些關鍵問題的追尋,是學習環境研究關注的重點。

文化哲學,作為一種獨特邏輯和思維方式的方法論,將文化的本質規定為人的自我生命存在及其優化活動,亦即將文化與人的發展關系視為同一整合的。這一新的方法論,為我們探究“學習環境的本質”開辟了一條通達體悟的道路。文化哲學強調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續性,對學習環境本質問題的探尋也應當以此為深層的致思方式。借助于文化哲學的理路,本文深入考察與探析學習環境研究的不同取向,以此深化對學習環境的實質與特性的認識,并就開辟新的研究取向發表一管之見。

縱觀歷史的演變,學習環境研究形成了四種不同研究取向,即聚焦于“個體外部或內部”的心理學取向、聚焦于“實踐共同體”的人類學取向、聚焦于“個體發展與環境關系”的生態學取向和聚焦于“技術與工具”的科技哲學取向。

一 聚焦于“個體外部或內部”的心理學取向

學習環境研究的心理學取向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心理學關于學習的研究。自19世紀末馮特(Wundt,W.)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開始,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心理學領域中學習心理學研究飛速發展,積累起學習環境研究的心理學根基。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知主義心理學和建構主義心理學。由于這三種心理學流派所持的觀點各異,所以,其對學習環境本質的認識也存在差異。其中,可以大致細分為如下三種取向:

1 聚焦于“外部刺激”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取向

行為主義心理學重視外部環境的刺激和強化作用。有學者認為[3],行為也受環境的控制。某些行為比其他行為更適宜于某種環境,同時,人們能夠學會做出適宜于環境的行為。如果個體的行為與環境相適宜,那么此行為很可能得到獎勵;如果個體的行為與環境不相適宜,那么此行為很可能受到懲罰。因此,人們不僅能夠迅速地學會做出某一確定的行為,而且能夠迅速地學會在什么時候與什么場合做出這一行為。在行為主義看來,學習環境就是引發學習者的行為的一種外部刺激。20世紀60年代早期,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筑研究實驗室主持、福特基金會等機構贊助了一項“學校環境研究”(School Environment Research,簡稱SER)項目,目的在于: (1)探討環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2)具體研究學校環境(尤其是學校環境中的“客觀”成分,即學校的建筑空間、溫度、光線、聲音等物理因素)對學生學習行為的影響。

2 聚焦于“內部心理”的認知主義心理學取向

認知主義心理學的出現,尤其是勒溫(Lewin,K.)關于心理動力場的研究,將學習環境研究從“外部”觀照走向了“內部”透視。他提出“心理場”的概念,認為一個人的行為(B)取決于個人(P)和他的環境(E)的相互作用,并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行為公式:B=f(P•E)。[4]在勒溫看來,“場”就是環境,它不僅是指客觀的物理環境,而是指“心理環境”,并將其定義為實際影響一個人發生某一行為的心理事實。這一取向在學習者對學習環境的知覺與學習關系方面已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瑞安和帕特里克(Ryan,M. & Patriek,H.)考察了8年級學生對數學課堂學習環境的知覺與學生從7年級到8年級動機與課堂卷入(engagement)變化的關系。結果發現,課堂學習環境的4個不同維度對解釋學生動機和課堂卷人各種指標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學生對教師支持、教師促進互動和相互尊重的知覺與學生的動機和卷入的變化呈正相關;學生對促進表現為目標的教師的知覺與學生的動機和卷入的變化呈負相關。[5]

3 聚焦于“外部互動”的建構主義心理學取向

建構主義心理學的興起,再次將學習環境研究從“內部”透視走向“外部”觀照。這一“外部”觀照似乎是對行為主義心理學關于環境認識階段的回歸,而實質是一種超越和提升。建構主義是一種斑駁陸離的思潮,內容駁雜,流派紛呈,至少可以分為激進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和“折中”建構主義,它們都各執一詞地強調“建構”與“互動”是建構主義的核心要素。在建構主義看來,學習實質上是知識及其意義或價值的建構過程。“建構是以某種形式進行互動”[6],而互動不是簡單的活動,“作為主動建構過程的學習,涉及兩種類型的互動”“第一種互動類型可以被解釋為個體―環境的互動……第二種互動類型涉及個體與自身的互動”。[7]實際上,“個體―環境”互動,關注的是教育、教學及學習過程中的那些社會性的發展及其事件,包括“物―物”“人―物”以及“人―人”之間的互動。在這個意義上,學習環境是支持學習者實現知識建構的一種外部事件,不僅包括外部的“物”,更重要的是包括外部的“人”(即人際互動氛圍)。

二 聚焦于“實踐共同體”的人類學取向

“人類的知識和互動不能與這個世界分割開來……情境和人們從事的活動是真正重要的。我們不能只看到情境,或者環境,也不能只看到個人:這樣就破壞了恰恰是重要的現象。畢竟,真正重要的是人和環境的相互協調……”[8]鑒于此,研究者不滿足僅僅從心理學的視角對學習環境進行探究,開始對學習環境進行人類學的觀照。互動傳遞模式(transaction models),亦稱交互文化傳遞模式,是人類學研究的一個理論分析框架。它非常強調群體成員在交互作用中對文化內涵的獲得,認為只有在實際交往和實踐文化規則中才可能真正理解和獲得這些文化規則,而且這種獲得是整體性的。可見,這種模式強調文化是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實踐中實現傳遞的,但是,這種文化傳遞又受到社會文化認同的制約。這一制約性體現在身份(identity)上,身份是凝聚著社會等級、人種、財富、宗教、職業以及多重社會關系的文化名片,對交往者和交往過程發生著重大影響。在這樣的視角下,人類學家不把“個體作為學習者”(the individual as learner),學習再也不是學習者個人的“私事”,而是把個體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文化的背景中,以“學習作為社會參與”(learning as social participation)來審視學習。

人類學家萊夫(Lave,J.)和溫格(Wenger,E.)以“合法的邊緣性參與”(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這一概念,提出了“學習社會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并構建了“學習作為社會參與”的過程模型(如圖1所示),來闡明學習是一種個體成員在取得合法參與機會的情況下,得以從邊緣逐漸進入實踐共同體(Community of Practice,簡稱CoP),走向中心,并建構與這些共同體有關的身份(identity)的過程。

圖1 “學習作為社會參與”的過程模型[9]

在這個模型中,意義(Meaning)、實踐(Practice)、共同體(Community)與身份(Identity)是“學習作為社會參與”過程的四個基本核心要素。意義,指體驗世界的豐富意義,在這一維度上,可以說學習即體驗(learning as experience);實踐,指通過活動,投入有意義的世界之中,共享歷史的與社會的資源,以及行動中人們相互約定以維持的結構與觀點,在這一維度上,可以說學習即行動(learning as doing);共同體,指一種社會結構,它有著三個特性[10]:第一“相互的參與”(mutual engagement),即“共同體”并非一種抽象意義的存在,而是人們參與特定活動的存在形式,參與共同體的成員可以具有不同的社會背景;第二“共同的事業”(joint enterprise),即“共同體”不是去追求給定的目標以及任務,而是由個體成員在參與過程中通過協商形成共享的目標和理解,建立相互的責任;第三“共享的事實”(shared repertoire),即在“共同體”中,個體成員都共享著一些事實,如規范、語言、工具、符號、做事的方式、創造或采納的概念等。在這一維度上,可以說學習即獲得歸屬(learning as belonging);身份,指學習改變人們的身份,在這一維度上,可以說學習即身份變化(learning as becoming)。這四個要素是相互聯系,又是相互界定的。每一個要素都可以看作是學習的屬性,但同時它們又是一個整體,相互之作用,使得學習過程由“邊緣化”向“中心化”靠近。

在這個意義上,“實踐共同體”就是一種“學習環境”,是促使個體從比較邊緣的參與發展到核心的實質性參與的“環境”,也是個體確立與共同體的相互關系,以及形成自己在共同體中“合法”地位的“環境”。可見,人類學所理解的“環境”并不是一種客觀可見的物理環境,更大范圍內,它是一種“人際”環境,且具有動態性。

三 聚焦于“個體發展與環境關系”的生態學取向

學習環境研究的生態學取向將學習環境看作是一個生態系統。依據生態學思想,巴卡首次(Bark,G)提出了“行為環境理論”(Theory of Behavior Setting)。該理論認為,一種行為脫離其形成的環境就無法理解,因而要把行為與該行為產生的環境作為一個整體去理解。一個行為環境是一個生態環境,它由物理環境(包括空間范圍、器械設備等)和行為程序(包括行為的標準模式、行為方式和行為過程等)組成。

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下,關于個體發展與環境關系又出現了幾個新學派,包括習性學、發展心理生物學和布朗芬布倫納(Bronfenbrenner,U.)的人類發展生態學模型。習性學強調環境在行為發展中的作用,強調對自然情境中個體行為的觀察,認為對行為的研究要以“自然行為”,即發生在個體日常環境中的行為為基礎。發展心理生物學是從習性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個學科分支。它認為個體的行為是由個體的經驗過程和生物過程的相互作用決定的,強調必須把有機體及其行為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在習性學和發展心理生物學的基礎上,布朗芬布倫納提出了人類發展生態學模型,強調“環境中的發展”的重要意義。“生態”在這里是指有機體或個人正在經歷著的,或者與個體有著直接或間接聯系的環境,“發展”則是指逐步成熟的個人與其所處的直接環境(包括家庭、學校、同伴等)的互動的發展過程。他把兒童發展的生態環境分為四大系統(如圖2所示),從內到外分別是:微系統(microsystem)、中間系統(mesosystem)、外層系統(exosystem)和宏系統(macrosystem)[11]。微系統是兒童個人在環境中直接體驗著的環境,包括家庭環境和學校環境;中間系統是指兒童直接參與的微系統之間的聯系與相互影響,例如家庭與學校之間的聯系;外層系統是指那些兒童并未直接參與但對個人有著影響的環境,例如父母的工作環境等,外層系統對兒童的影響是間接的;宏系統是指兒童所處的社會或亞文化中的社會機構的組織或意識形態,包括支配性價值觀、信念、習俗以及一個文化或亞文化的社會與經濟系統。該模型表明,宏系統的變化會影響到外層系統,并進而影響兒童的微系統和中間系統。

圖2 人類發展生態學模型

可見,在生態學視角下,學習環境是一個影響個體發展的“大環境”,不僅包括與個體直接相互作用的“微觀環境”(如學校、家庭),而且包括更為廣闊的“宏觀環境”(如政府決策、文化背景等)。它們對個體的發展都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因此,生態學取向的學習環境研究就存在微觀層面與宏觀層面的研究。其中,前者主要是集中在學校環境的研究,例如,20世紀70年代沃爾伯格(Walberg,J.)在哈佛大學開展一個名為“哈佛物理學項目”(Harvard Project Physics)中,編制與開發了一份課堂學習環境調查問卷(Learning Environment Inventory,簡稱LEI),認為學習環境包括一個結構維度和一個情感維度。結構維度指學生在班級內的角色組織、角色期待以及共同的行為規范和約束機制,而情感維度指個體人格需要的獨特滿足方式 [12]。后者則主要集中在社會環境的研究,例如,穆斯(Moos,R.)在斯坦福大學創立社會生態學實驗室(Social Ecology Laboratory),開展“人類環境研究”。他的研究不僅僅局限于教育環境,而是涉及到九類社會組織或結構,如大學人群、醫院病房、社區的治療機構,青少年和成人的管教改造機構(如監獄),軍隊中的人群、家庭、社交和治療團體,以及工廠車間等。

四 聚焦于“技術與工具”的科技哲學取向

學習環境研究的科技哲學取向的理論基礎主要受科技理性思想的影響。泰勒士(Thales)從探索宇宙元素出發,提出了“水是萬物之本原”,開創了以理性方式探尋萬物之原的思路。德謨克利特(Demokritos)通過原子論確立了宇宙中的機械結構,主張萬物是根據邏各斯(logos)而生成的。除了對物理世界的理性探求,古希臘的智者思想家也通過詰問人生倫理,開始了對人及人類社會的理性探索。蘇格拉底(Sokrate)提出“認識你自己”,深入究問人的本質、生活的目的和道德的根據,相信理性是解決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善與惡的唯一指南。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強調要通過理性思維去把握現實世界,用理智適度控制情感和欲望去謀求幸福和美德,用理性去指引人類的政治事務。

20世紀40年代初法蘭克福學派代表霍克海姆(Horkheimer,M.)和阿多爾諾(Adorno,T.W.)以“天人之分”的對象性思維方式為前提,借助于邏輯的、數學的和實驗的手段,把自然當作對象性的存在分析、認知和改造。他們堅信:依靠物質性、器具性、技藝性的工具可以實現對自然世界的成功改造。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理性主義逐步走上科技理性的道路并彰顯出巨大神奇的威力。理性主義嬗變成為科技理性,且在西方文化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它是由科技活動體現出來并實際地支配著科技活動的最基本的思維形式。基于科學技術發展的無限潛力,人們相信:憑借科學技術手段,人們不僅能夠無限地控制自然,而且人對自然的理性把握和科技征服的必然結果是實現人的解放、幸福、自由和完滿。在科技理性支配下,許多人認為科學技術是純粹客觀的,科技的運用就是保證其規則和標準的客觀性,它不受主體的主觀因素的影響,也不反映主體的精神需要和價值追求。隨著科學技術的巨大威力不斷顯露,人們對科技理性力量的信心逐漸走向對科技理性力量的頂禮膜拜和絕對敬仰,甚至達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于是乎,崇尚科技萬能的理念日益成為現代信息時代社會的思想傾向,技術霸權的格局逐漸形成。

在這一科技理性濫觴的思潮中,學習環境的研究呈現出明顯的技術取向。尤其進入信息時代,學習環境的“技術性”愈發凸顯。各種新興的技術,為學習環境的開發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出現了分布式虛擬環境(Distributed Virtual Environment,簡稱DVE)、基于Agent的學習環境、基于教學管理平臺的學習環境(如Blackboard平臺、Moodle平臺、Wiki平臺)、基于交流技術的協作學習環境(如CSILE、CoVis、KIE)等不同類型技術支持的學習環境,同時也出現了Blog(博客)、Webquest(網絡探究)、BBS、Mindmanager(思維導圖)等技術工具。“學習環境是技術與工具”這樣一種工具論的研究范式悄然而生。有人認為,技術的發展是衡量學習環境有效性的價值尺度。這一技術取向典型地體現了學習環境作為技術工具代碼的角色地位;技術被置于學習環境的決定性、關鍵性位置。

五 四種學習環境研究取向的意義和局限

在教育與課程的特殊情境中,人追求和表現出的特質,是人所特有的學習生命存在及其優化活動。所以,教育與課程作為特殊的文化,“其實質就是人的學習生命存在及其優化活動”[13]。由此,在文化哲學的意義上,學習環境實質上是影響人的學習生命存在及其優化活動的各種文化因素,具有“文化性”。學習環境的價值在于實現人的學習生命優化,體現“學習化”。學習環境與人的發展不是割裂的,而是整合同一的。以此為觀照,上述四種學習環境研究取向都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

聚焦于“個體外部或內部”的心理學取向,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個體行為與環境的關系,包括外部的物理環境,也包括內部的心理環境。但是,這一取向局限于實驗的科學研究范疇,企圖以嚴格的條件控制建立起個體行為變化與環境的聯系。米勒(Miller,J.)曾指出“在心理學領域,心理學應該是更為重視文化的解釋力量……但發展心理學中占支配地位的傾向卻在解釋發展變化時給了文化因素以極少的關注”[14]。學生個體的發展是一個對社會文化的適應過程,任何發展都處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不可能離開文化而發現一個普遍性的發展規律。所以,在自然的學校學習實踐中,學習環境的開發遭遇方法論的限定和挑戰。

聚焦于“實踐共同體”的人類學取向,改變了人們對知識(文化)獲取方式的看法,著力于關注學習環境的社會性,即學習是個體參與、融合到共同體的過程,這一過程建立在知識分布于人們所存在的歷史和文化之中這一假設的基礎之上。但是,這一取向沒有解釋知識(文化)是如何選擇,乃至這些知識(文化)是如何轉化為學生的學習經驗。而且,“實踐共同體”的提出是源于對日常工作情景中從業者(如裁縫、產婆、航海家等)學習的研究,深深滲透著日常工作實踐的文化特性。然而,文化是有差異性的,學校學習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必須注意到學校文化的適應性。如何開發出適合學校特有文化的“學習共同體”,是我們必須重視并加以解決的難題。

聚焦于“個體發展與環境關系”的生態學取向,將學習環境置于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從學校、家庭延伸到社會,從與同伴的關系、與父母的關系延展到與社會價值觀、社會信仰信念的關系。但是,這一取向卻把環境對教育情境中人的學習的作用給遮蔽了,從而將學習環境與人的學者分離開了。

聚焦于“技術與工具”的科技哲學取向,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信息時代學習環境開發的技術問題,幫助我們更好地關注技術對學習環境開發的支持作用。但是,這一取向具有明顯的中介性、附屬性特點。學習環境被賦予了技術依附與技術主導的邏輯與使命,學習者被要求無條件地束縛于這種技術主宰之中,造成在學習環境中人的“異化”,乃至“人的缺席”和“人的不在場”。學習環境的內在文化價值――促進學生的心靈成長與學習生命提升的價值也遭到無情地漠視。

綜上所述,上述四種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學習環境的基本內涵。但是,由于缺乏明確的“文化”意識,缺乏人與文化同一的思維,這些取向沒有深入到教育情境中人的學習與環境的同一性層面,沒能揭示和把握住環境與人的學習之間的內在關系。由此,我們應該確立“整合”的理念,在深化和完善現有四種取向的基礎上,厘清它們對學習環境研究的意義,開辟學習環境研究的新取向――文化哲學取向,建構文化學習環境,以滿足教育和課程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發展的需要,從而創建學習環境研究的新范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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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歷史文化傳揚；“蝴蝶效應”；三江地區

三江地區，也稱三江平原，地處黑龍江省東北部，與俄羅斯遠東地區接壤，是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三大水系沖擊而形成的平原。三江地區有著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它最原始居民是肅慎人，漢魏時期的主人是邑婁人，它更是滿清的發源地，女真人的故鄉，也是昔日的“北大荒”，今日的“北大倉”，有“東北小延安”之稱，更是中國六小民族之一――赫哲族的故鄉。

“蝴蝶效應”，是指在一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引起整個系統長期而巨大的連鎖反應。此效應說明，事物發展的結果，對初始條件具有極為敏感的依賴性，初始條件的極小偏差，將會引起結果的極大差異。

大學生對三江地區歷史文化的認知程度就是這個初始條件下的微小變化。如果大學生對三江地區歷史文化有所了解，并有極強的歸屬感，而且隨著自己的學習和工作軌跡而傳揚出去，不僅起到了宣傳作用，也會為三江地區未來的發展帶來機遇，即初始條件下的微小變化帶來的巨大連鎖反應。從這一點來說大學生就是三江地區未來發展的人才后備軍和潛在動力。

一、“蝴蝶效應”產生的原動力――大學生的流動性

“蝴蝶效應”的產生依賴的是大學生的流動性。大學生的流動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地域流動性和文化流動性。地域流動指的是大學生大多來自全國各地，大部分畢業后都將離開母校及其所在的城市回到原籍或是尋找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每一年都會在本地區和其他地域之間相互流動，但也有一些只是單一的流向其他城市；文化的流動性則是一個地區的發達程度并不是僅僅看這個城市的消費水平，更注重整個城市的文化內涵。而這個文化內涵往往是通過學校的發展來詮釋，組成學校的靈魂又是學生這個團體，一個地區的文化氛圍形成可以說與該地區學校學生對該地區歷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密切相關，當這名學生離開這座城市后，帶走的不僅僅是在學校受到的高等教育，更是這種地域性的特別的文化，進而使各種文化進行融合和交流，從而產生文化的流動性。大學生的“流動性”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如果不能夠認真的對待它，就會產生很多負面影響，不利于該地區城市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地，若有關部門對此加以重視和利用，它將會產生一系列好的“蝴蝶效應”。

二、佳木斯大學學生對三江地區歷史文化的認知調查分析

佳木斯大學學生對三江地區歷史文化的傳揚能否為佳木斯大學和該地的發展產生一系列的蝴蝶效應，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文化建設兩大方面。雖然這一效應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顯現，但是我們現在做這樣的工作還為時不晚。為此，我們對佳木斯大學的所有在校生（包括留學生），在不同學院、年級、專業之間進行一定數量的抽樣調查，主要是通過問卷調查和小組課后調查的方式進行，共完成了1000余份問卷。并得出了以下結論：

1.同學普遍擁有了解當地文化的熱情，但對三江地區歷史文化了解程度不高

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學生對三江地區歷史文化了解不多，但卻希望借此機會對三江地區歷史有更多的了解，同學們包括留學生都有很高的熱情。但從不同專業來看，文科專業比理科專業的學生了解的程度要高，就問卷整體結果來看，文科類學生的正確率在52.3%左右，理工科類學生的正確率約為30.5%。其中，歷史、旅游專業的同學尤其突出，正確率高達90%，因為在其專業內容上有關于黑龍江地方史的相關內容。而藝術生同學出現了極端現象，認識層次參差不齊，這與他們的專業學科內容和已形成的知識體系可能有一定關系。

2.生源地不同了解程度不同

在問卷調查過程中，我們首先對學生生源地進行了區分，希望從生源地異同上了解分析其差異。然而在中文問卷中我們發現生源地無論是省內還是省外，對其文化的了解程度都不是很高，但還是有所區別，外省學生要比本省學生了解的多，外省的正確率是49.5%，而本省的正確率在43%左右。外省同學85%愿意去更多了解三江歷史文化知識，本省僅為70%。這可能是由于外省同學在來佳木斯上學前都會在網上查閱關于佳木斯這座城市的相關信息，而本省同學卻很少有主動去查詢本省的歷史文化的。這也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大多數本省學生缺乏對該地區歷史文化的認同度和歸屬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使本地的歷史文化的繼承與傳揚產生一定的局限，因此擴大本省學生視野，增強本省學生“家鄉文化歸屬感的”意識，將會使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傳播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3.學生年級不同了解熱情和程度也不同

從入學年份來看，在2011級學生中，有99%的本省同學在入學前不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有89%的外省同學不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有33%的本省同學想多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有22%的外省同學想多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在2013級學生中，有56%的本省同學在入學前不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有89%的外省同學不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有77%的本省同學想多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有55%的外省同學想多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說明絕大部分的同學在入學前不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歷史文化，而新生對佳木斯地區歷史文化的感興趣程度要高于老生。新生更有意愿了解，比老生了解的意愿高3%。加強對新入學學生歷史文化認同感的培養，迫在眉睫。

從回答的內容上看，大多數同學都知道三江地區有赫哲族和滿族，但對其具體文化比如赫哲族的說唱文學、滿族的薩滿教、八旗制度具體指哪八旗并不了解。對于三江地區的歷史發展過程知道的也很少。

4.留學生了解佳木斯地區歷史文化程度低

佳木斯大學的留學生主要來自尼泊爾、印度、也門等國，他們主要攻讀自然科學。我們采用的是英文問卷，發現留學生們態度不僅友好，而且愿意做問卷，對佳木斯地區歷史文化也非常感興趣。調查發現，他們在來之前對三江地區的歷史文化基本沒什么了解，只有5%的人有少量的了解。他們只知道中國的幾個大都市，如北京、上海等。當被問到有“東北小延安”之稱的問題時，他們出現“不知道延安，延安是西安嗎？”這類的疑問。他們知道佛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但是不知道薩滿教。他們不知道滿族、赫哲族等少數民族，但他們知道漢族。從問卷回答的正確率看僅為15%，95%的留學生想要進一步了解佳木斯地區的文化。事實上，外國留學生想要了解更多的中國文化、當地的歷史文化但是卻缺乏途徑和平臺。

三、宣傳措施與建議

為了更好地宣揚三江歷史文化，使更多的大學生了解佳木斯，了解三江地區，進而擴大宣傳，為佳木斯地區的旅游和開發做好輿論準備，我們課題小組做了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議。

1.制作宣傳網頁

將三江地區的歷史文化和文化名人制作成一個單獨的網絡展示系統，和現在的佳木斯大學網站制作相結合，使想要了解我們學校的新生及其家長可以在登陸大學網頁后可以直接了解佳木斯歷史文化。為此，我們小組成員分別對三江地區的歷史文化、娛樂景點、特色小吃、特色民族文化、美麗的風景圖片等進行系統的整理，作為建成該網站的基本資料，并將于不日在佳木斯大學相關網站上進行展示，以此倡導和希望更多的同學來了解三江地區，把它當做自己真正的“第二個家”，推動三江地區更好更快的發展。

2.制作宣傳手冊

我們把三江地區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特色民族和旅游等資料以中英文雙版形式，制成宣傳手冊，并隨機在校內發放，重點向外國留學生進行了宣傳。

總之，通過調查實踐，已經部分的普及了相關知識，使學生有了了解三江地區歷史文化的想法和激情，雖然范圍小，就當前而言效果不會很明顯，但若長久的堅持下去，將會在不久產生一系列有利于學校發展和三江地區發展的巨大的“蝴蝶效應”。

參考資料：

[1]姜波，李思英.閔志慧.略論高校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及建議.重慶工學院學報，2002（02）

[2]徐志英.大學文化與其所在地的連帶效應--淺談遼東學院成立對當地經濟文化的影響..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10（03）

[3]夏建剛.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研究.兵團教育學院學報，2004（01）

第6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范文

廣泛開展東海區域島嶼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學院充分發揮學校地處東海、熟悉舟山群島的優勢，對浙江及舟山海洋文化開發多方面研究，廣泛整理東海區域海洋文化資料，準確把握海島海洋文化特點，尤其是探索浙江海洋文化發展軌跡、深入研究海島民俗、積極發掘海洋文化資源等，取得了一批成果。柳和勇教授承擔了“舟山群島海洋文化說”及“浙江海洋文化發展軌跡”等省級課題，海洋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員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地域海洋文化的力作《舟山群島海洋文化論》和《浙山越水普陀潮》《慈航慧炬化絲路》《吳方言與東海文化》等著作。

海洋文化研究所外聘特約的專家，也取得了豐碩研究成果，如方長生主編的《海洋文化研究叢書》內容廣，影響大；金濤撰寫的《舟山龍文化》和《東海島嶼文化與民俗》內容豐富，頗受學界關注；還有《舟山漁業史話》史料豐厚，廣受好評。《普陀山史話》和《舟山民俗大觀》資料齊全，研究深入。

開展海洋漁、鹽文化研究。側重于對漁歌、漁業和鹽業民俗及漁業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承擔了“浙江漁業史”“岱山東沙古漁鎮史”“浙江鹽業民俗研究”和“浙江漁俗文化的語言學研究”等省級課題，并協助浙江省漁業局完成了“浙江省振興漁文化工程對策研究”報告，發表了《舟山群島漁滲的語言特色與文化內涵》《東海漁歌語言的韻律美》《浙江鹽業民俗初探》和《我國非物質海洋漁捕文化資源的價值研究》等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我國對某一方面海洋文化研究的開拓之作，有一定影響。

開展海島歷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開展海島歷史文化著作整理及研究。張方淌凇⒊碳毯旖淌諍駝慚竊敖淌詰確直鴣械A恕啊端目餿書》中的舟山歷史文化研究資源匯編”“黃以周著作整理”“黃式三集”等省級課題，韓偉表教授承擔了“金性堯著作整理”省級課題。

側重海洋文學研究和創作，涌現出一批海洋文學作品。王學淵教授出版了《遠去的帆影》詩集，倪濃水教授創作了《螞蟻蕩漾》《開一扇門，望見觀音》等海洋小說、散文，其中《螞蟻蕩漾》獲2002年全國海洋文學大賽二等獎。李松岳副教授創作《沙器》《大海作證》和《內心的尺度》等海洋詩歌和散文，《內心的尺度》獲2007年舟山市“五個一工程獎”。海洋文化研究所還編輯出版了《中國古代海洋文學作品選》，承擔了“中國古代海洋小說和文化”和“中國海洋文學研究――以浙江為焦點”等省級課題，發表了《西北和東海：“精衛填海”里的南北文化隱喻》《中國古代海洋小說中“人魚”敘事的歷史變遷和文化蘊涵》和《中國海洋詩歌的審美高度》等海洋文學研究文章。

根據自身特點，積極開展海洋文化教育。培育學生的海洋文化素養，形成具有豐富海洋文化內涵的辦學特色，撰寫海洋文化教材，開設“海洋文化概論”課題；經常性地舉辦海洋文化講座，普及海洋文化知識，提高海洋文化基礎理論修養；支持學生辦好海洋文化研究會社團，組織學生參與海洋文化田野調查；積極探索海洋文化特色教育與漢語言文學專業知識和能力提高的相互促進；鼓勵學生開展海洋文學創作和海洋文化研究，支持學生走出校門，走向社會，參加舟山市系列海洋文化節慶活動，增加海洋文化的具體感受。2002年以來，人文學院學生發表海洋文學題材作品近60篇，撰寫海洋文化科研論文30余篇，其中5篇有關漁民畫的論文收入《中國現代民間繪畫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篇文章收入《第二屆中國海洋文化節研討會論文集》；還撰寫了18篇有關海島海洋文化的調查報告。周鳳平等同學創作的海洋文學作品入選《人民文學》主辦的中國校園文學新人優秀作品選。徐方成同學畢業后因創辦海洋文化旅游企業而被評為“首屆浙江省大學生創業之星”。

第7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 互聯網；外國文學研究；數字化；自動化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英國學者 C.P.Snow 就在發表的文章“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中指出，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這兩種互不溝通的文化必將導致這兩個領域的人隔閡日深， 最終會阻礙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 并因此會成為解決世界性問題的巨大路障。1963 年，Snow又發表《再論兩種文化》，進一步深化了自己的思想，對造成這兩種文化分離的英國教育制度和社會提出批判。實際情況并沒有snow預料的那么糟糕，隨著電子信息技術應用的普及和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科學與人文科學分道揚鑣的情況并沒有出現，反而互相融合。以外國文學為例，形式各樣的網站、博客和電子布告欄系統因為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而相繼問世，并逐漸成為外國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預言，科學與人文科學不是分離，而是逐步融為一體。面對日益普及的互聯網技術，外國文學的學術研究已經不可能脫離科學而獨立在。因此，重新審視、看待和使用作為先進技術代表的互聯網絡促進外國文學作品研究的現代化，是每個學者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互聯網時代下文獻保存格式的變革對外國文學研究的巨大推動作用

以文本為固定形態的存在的模式是數千年來我們閱讀相關文學作品或者學術論文的固定格式，它們是由紙張裝訂而成，信息量有限，而且不易保存。今天，由于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進步，越來越多的人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來確定他們要的閱讀方式，最常見的便是數字文本，例如數字處理軟件word和wps。數字文本因其可以長時間保存，而且能夠承載更為豐富的信息量而被形象的稱之為超文本，需要指出的是，超文本并不局限于這word和wps這兩種格式，但可以說數字文本是超文本的基礎。

對于超文本（hypertext），Andleigh和Thakrar曾經闡述過它對互聯網的技術意義，指出它“將信息用更自然的方法連接在一起，而不和紙寫文書那樣將結構簡單機械的分層歸類，進而以這種方式實現對無序數據的管理”。網絡化時代超文本文件格式最大的優勢體現在，超文本不僅能在internet上傳播而且具有超級鏈接功能，這項功能使文檔中的各個部分通過關鍵字得以建立關聯，信息以用相互交叉的方式進行搜索，形成了一種全局性的全新結構。現行的互聯網代碼里，中英文的網頁大多數均采用采用超文本的格式，這種格式不僅為各個網站設計者所通用，而且轉換為超文本格式以用于各種文本編輯軟件平臺也十分簡單。更讓諸位文學研究者欣喜的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超文本在保存文學研究的功能并不是首屈一指的，超媒體的出現使得文學研究資料更加多樣化，從技術的角度解釋，超媒體（Hypermedia）和超文本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非線性的信息連接，除此之外，超媒體還包含有（Image）、聲音（Audio）、視頻（Movie）、動畫（Animation）等離散或連續的多媒體信息（Steinmetz258-259）。得益于超媒體的龐大功能，我們在研究外國文學時才能夠更快捷的獲取所需要的資料，不僅僅是文本資料，更包含了各類音頻和視頻資料，而這在過去完全是不可能發生的天方夜譚。

互聯網超文本、超媒體在外國文學研究現代化的巨大助力主要體現在：快捷、全面地獲取進行研究的各類信息。通過互聯網這個載體，可在世界范圍內不同的資源站點之間搜索到不同國家文學巨匠在不同時期創作的文學作品、手稿、學術作品甚至通信記錄，真正做到全方位的資源共享；迅速搜索到研究所需要的音頻、視頻等非文本類信息。許多膾炙人口的文學名著經過技術處理被改變為戲劇、電影，這些影像資料以超媒體形式存在網上并可以下載傳播，給外國文學研究者提供多元的參考資料。

二、互聯網時代下龐大網絡專題資源對外國文學研究的無限資源支持

信息承載量巨大的超文本、超媒體固然對外國文學研究著有著不可抗拒的推力，然而個體分散的大量資源若在短時間內找到并且有順序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計算機技術對于外國文學研究來說，更突出的貢獻體現在它存在的各類智能型多媒體數據庫上面。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多樣豐富的數據庫，學術研究者們才能有效、快捷的對所需文檔進行搜集、整合。網絡數據庫的存在形式主要以囊括電子期刊、專題網站的數字圖書館以及網絡論壇兩種形式存在。

數字圖書館（DigitalLibrary）是用數字技術處理和存儲各種圖文并茂文獻的圖書館，它的優勢在于能把各種不同載體、不同區域位置的信息資源用數字技術存貯，以便于跨越區域、面向對象的網絡查詢和傳播。數字圖書館涉及信息資源加工、存儲、檢索、傳輸和利用的全過程。換句話說，數字圖書館就是基于網絡環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擴展的知識網絡系統，是超大規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沒有時空限制的、可以實現跨庫無縫鏈接與智能檢索的知識中心。就外國文學研究來說，數字圖書館的出現為全世界的研究者跨域研究有限學術資源提供了便捷的條件。如我國運行相對成熟的數字圖書館有超星圖書館、維普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有圖書、期刊、報紙、論文、古籍、影視等一系列優秀的學術資源可供學術研究者查詢。相對于數字圖書館這類比較成熟的網站運營模式，專題的文學網站也是外國文學研究者搜索資料的一大助手。外語網站和中文網站內置多樣的文學分類，作家從屬流派、作品歸類、文學性質等一應俱全，這些細致入微的分類為文學研究者找尋相應信息起到了導航的作用，是讀者很快就能進入自己所想要找到的信息分支，從而獲取需要的信息。

三、結語

網絡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們對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性更多的融入了技術成分，在進行外國文學研究的過程中，不斷更新的文獻研究資料和文獻格式都成為了獲得、研究外國文學的技術的媒介，以往需要紛繁復雜的人工操作得到了極大的簡化，對于外國文學研究的方向正朝著信息化和自動化發展。在對研究結果的處理上也逐步發展為計算機自動化。外國文學研究學者開始利用網絡進行網上研討，甚至建立專門的個人主頁、制作網絡課件，新技術的使用提高了學術交流效率改變了交流手段，學術研究網絡系統化的進程得到前所未有的加速。由此可見，互聯網時代下，信息技術可以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研究工具，它改變了人們的一直以來的思維習慣和工作方法，使得現代學者對西方文學研究如虎添翼。也正因為如此，在如今的信息化時代大潮中，把互聯網絡技術同外國文學研究結合起來是外國文學學術研究現代化的不二法門。但需要注意的是，計算機技術與互連網技術只是我們獲取知識、去的研究成果的輔助手段，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只能由人的大腦進行分析、探究。對于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不是依靠互聯網以及與之相關的技術手段，并希望借此技術實現學術研究的一勞永逸，增加學術研究方法的創新性，站在高新技術的平臺上，使學術研究的方法逐步走向現代化才是進行外國文學研究現代化的正途。

參考文獻：

[1]金燕.淺談網絡傳播對當代文學創作的影響[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12（04）：45-46.

[2]樂俊蓉.英美文學研究現代化發展對我國文學的啟示[J].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3）：12-13.

[3]王喆.基于“以人為本”的英美文學教學研究[J].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學報.2011（01）：34-35

[4]申玲，黃鑫.外國文學的多元化批評[J].飛天.2011（16）：33-34.

第8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范文

比較文學的主體意識往往指的是比較文學研究者個體的學科主體意識,研究者的個體意識因受到經歷、愛好和研究方向的制約,往往注重比較文學學科本身的性質和學理結構,而忽視了比較文學研究中必須面對的民族和國家主體意識。實際上,民族和國家主體意識的構建,對于厘清比較文學學科理念中的主體性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就比較文學學科定位來看,比較文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它就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緊密相關,也必然與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國家立場和態度緊密相關,它企圖通過比較文學的學理基礎、學科性質和科研成果達到某一國家特定的文化交流和傳播目的,因而其國家觀念要遠遠大于其學科觀念。本文基于上述思考,試圖從民族和國家主體意識的立場來探討當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意識的基礎和性質,以期對中國比較文學的未來發展作出一個較切合實際的探尋。

一、法國學派、美國學派、俄蘇學派中的國家主體意識

從國外已有的比較文學學派的發展歷程來看,法國學派、美國學派、俄蘇學派的建構過程都與自己國家的發展需要緊密相關,表現出很強的國家意識,它們的學科內涵都蘊含著濃厚的國家主體意識和使命意識;這些學派之間轉換的頻繁性和研究范圍的暫時性從根本上來說也是由于比較學者的國家觀念的影響所導致的。法國學派的誕生與當時法國文化在歐洲國家的文化傳送者的地位密切相關,法國學者意在通過比較研究以突顯他們在歐洲文化上的優越感,因而提出影響研究來確立他們的文化在歐洲的中心地位。而德國學者比如歌德則提出世界文學的理論來對抗法國文化中心論,德國浪漫主義也以其強烈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統一的理念來消解法國文化對德國文化的壓抑;但德國學者提出世界文學理論卻不能由此構建起一個有影響力的比較文學學派,主要是因為它當時還沒有法國那樣的文化影響,但德國學者提出的世界文學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他們的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主性,使得德國文學的國家意識進一步突顯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的國家力量在歐洲各列強中崛起,伴隨著美國政治霸權主義和軍事力量的擴張,其文化上的擴張性也日益突顯出來。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派提出平行研究理論來反對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這種理論的提出雖然有拓展比較文學學科研究范圍的合理性因素,但在這種合理的學科理論背后卻蘊含著美國文化擴張的國家意識,因為像美國這樣的歷史短暫的國家只有回避歷史短暫的不利因素才能確立自己在歐美乃至整個世界文化上的優越地位。而美國學者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的方式就是通過比較文學理論的創新來顛覆原有的學科理論。理論創新具有前瞻性,其文化吸引力和統帥力與向歷史回溯尋求優勢的方式可以起到同樣的效果。俄蘇學派的誕生同樣也是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他們提出以歷史詩學為俄蘇學派的基本學科理論,同時大力倡導研究東方學和斯拉夫學為這個學派的主要研究內容。這是由于前蘇聯時期,西方國家在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諸領域都與其形成全面的對抗關系,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體系,蘇聯學術界先后嚴厲批判了形式主義理論和世界主義傾向,從而使前蘇聯的比較文學變成了純粹的文學關系或聯系的研究,其目的就是為了對抗美國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所推行的非民族化擴張策略;另一方面,從前蘇聯自身的意識形態來說,為了確立自己在世界反資本主義中心的地位,同時也是為了樹立自己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心地位,他們特別強調俄國)蘇聯文化與東歐及東方國家文化的聯系和它的輻射作用,因而大力倡導研究東方學和斯拉夫學。這種研究雖然也是在比較文學學科范圍內的專業研究,但這種研究的學科理念在客觀上張揚了俄國)蘇聯文化在社會主義國家,至少是在其加盟共和國的中心地位,這與俄國)蘇聯的國家利益無疑也是密切相關的。這些學派對比較文學學科研究范圍的規定和學科理論的探討,從其本身來說是清晰明確的,也具備系統性,但從比較文學的發展過程來看,則每一種學科理論都是為自身學派而設的,因而具有暫時性和功利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國比較文學(包括大陸、港澳臺和海外華人從事的比較文學)的繁榮,歐洲和美國比較文學在近期世界比較文學影響力的減弱,各種“危機說”、“死亡說”和各種類型的文化研究、翻譯研究、區域研究、全球化研究以及最近的星球化研究理論相繼出現。這種不斷變化的研究范圍和學科理論雖然有拓展比較文學研究空間、推進比較文學研究內容的不斷更新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其背后卻蘊涵著西方學者們對當前國際比較文學的態度,并企圖從各自的國家利益出發掌握比較文學發展方向的潛在話語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即使真的存在所謂的比較文學“危機”和“死亡”,那也是那些學者站在他們國家或者民族文化角度發表的見解,也許這些見解適應于他們國家的比較文學實際情況,但卻未必適應當前其他國家比較文學的實際情況,如果簡單地照搬西方學者的理論和見解,并強行把它運用于其他國家比較文學的研究實踐,那就勢必造成其他國家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死亡”。因此,如果沿用這樣的思維方式去思考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總是以西方的比較文學理論前沿為準繩,跟在他們的理論后面走,不僅不能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理論,而且還會葬送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前景。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確立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國家觀念,使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狀況相適應。

二、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國家主體意識的確立

有自覺意識的中國比較文學實踐是從晚清學者開始,一直發展至今天。其學科發展的基本形態可描述為: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一種以影響研究、接受研究和闡發研究為特征的學科理念和方法論體系。這一學科體系與中國自以來受西方文化強勢沖擊的影響和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主動向西方文化學習的歷史過程相一致,因而產生出與西方文化相對應的中西文學和文化的影響研究、接受研究和闡發研究(雙向闡發也是這種學科趨勢的一種延伸),應該說,這種研究狀況真實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積弱貧困的歷史狀況,向西方學習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優秀成份客觀上也有利于中國社會努力與西方文化的學習、交流和接軌。但是,這種研究不能算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方法論的主要標志,它實際上是中國比較文學走向自立的一個階段而已。但有學者就以此為據設想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我認為這是言之過早。隨著中國國家力量的逐漸增強和中國國家主體意識的逐漸強化,這種總是向西方國家學習,以西方思想或理論來闡釋中國本土文化的狀況并不符合當今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從根本上說,這個時期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的國家主體意識仍然沒有確立起來,它還只是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下進行的學科研究活動,雖然最近30年有許多學者如范存忠等先生發掘出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以期通過這種研究提振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但其背后仍然受到西方強勢文化的心理壓制。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設,最根本的是要確立該學科的國家主體意識和使命意識,因為比較文學學科在建立的時候起就沒有自己獨立和恒定的學理基礎和研究范圍,它是通過比較研究的具體實踐來確立自己的學科性質和身份地位的。因此,中國比較文學的關鍵就在于研究主體要樹立國家主體意識的地位,只有明確比較文學研究主體是在為誰服務的,文學及其他一切文化的比較研究才有意義,否則,只能在比較過程中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從1985年中國大陸比較文學學會成立以來,中國大陸、港澳臺以及海外華人學者雖然都在尋求和試圖確立自己的主體身份和地位,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國比較文學學者較多地關注學科理論和方法論的建設,而缺乏明確的國家主體意識和能夠反映獨立國家主體意識的研究成果。缺少鮮明的國家意識和國家觀念的比較文學,只能在時代的浪潮中隨波逐流,對西方學者的理論亦步亦趨。殊不知西方學者是從他們的立場和他們的比較文學研究現狀得出的結論,他們也是從自身的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去探索比較文學的未來走向的。如果我們一味地跟著西方的理論走,這不但不符合我們國家比較文學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更重要的是這種傾向將會喪失中國比較文學在國際比較文學中的身份和應有的地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必須立足于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當前國家文化發展的需要和未來發展方向,這樣才能確保中國比較文學這一相對特殊的學科具有自己的存在意義。其實,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過程中的國家觀念的樹立,早在20世紀70、80年代就已經萌芽,海外學者李達三、余國藩等人提出的中國學派的建議,就具有國家觀念的萌芽。李達三首先確立了民族性在構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重要性,他說:“(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首先從民族性的自我認同出發,逐漸進入更為廣闊的文化自覺;然后與受人忽視或方興未艾的文學聯合,形成文學的-第三世界.;進而包含世界各種文學成為一個整體;最后)))盡管這種理想是多么難以企及)))將世界所有的文學,在彼此復雜的關系上,作整體性的統合。中國學派并非試圖擅居領導地位,或另起爐灶,成立東方的文學集團,以吸收對美國學派及法國學派產生幻滅的學者加入陣容。相反地,中國學派只是在提供自身的經驗與見解,以作為有助于形成個人比較文學觀的一種可能范例。”¹老一代學者楊周翰、季羨林和現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等前輩在表述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性質時都有較強的國家意識,如季先生說:“總之,我們研究比較文學,不要怕人說-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干一件事情有時候必須考慮一下實用、考慮一下功利。”º當國內外有些學者提出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時,他除了對此表示肯定外,還提出了他的意見,他說:“我完全同意這個呼吁。但什么叫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呢?這個學派的特點何在呢?,,我個人認為,我們目前先不要忙著下定義,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做些切切實實的工作。”»樂黛云先生也提出過比較文學要有使命意識,她甚至認為比較文學研究可以與社會實際相結合,達到影響現實社會走向的目的,“如果比較文學定位于跨文化與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它就居于文化溝通的最前鋒。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進文化溝通,避免災難性的文化沖突以致武裝沖突,改進人類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這種21世紀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來比較文學的靈魂。”¼雖然這些前輩學者的語意指向性有少許差別,但他們都非常明白地闡述了中國比較文學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緊密關系,因而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具有指導性意義。所有這些表明,前輩學者已經意識到中國比較文學中樹立國家觀念的重要性,這些學者的努力和號召昭示著中國比較文學國家意識確立的先聲。當前,在比較文學界普遍討論“死亡”、“危機”和“轉向”的時刻,我們從國家意識出發思考中國比較文學的未來發展,應該是思考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本身存在價值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三、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國家主體意識的基本設想

當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國家意識的確立要把握兩方面的基本形勢,第一,從近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發展脈絡:14至16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是意大利,在那里意大利人掀起了持續幾個世紀,影響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人文主義思想的傳播是其主要貢獻;17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轉移至荷蘭,在那里荷蘭人思考并制定了有秩序和有尊嚴的現代資本主義經營模式和經濟制度;18、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中心移至英國,在那里英國人進行了以機械工業為基礎的工業革命;2”世紀資本主義的中心轉移至美國,美國人對世界的貢獻則是促進了世界性的信息革命;從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來看,21世紀的中國是否能夠成為新的世界市場和經濟中心?21世紀的中國及其財富的增長又能夠為世界貢獻出什么樣的先進文化?我覺得在確立中國比較文學學科觀念時必須考慮這些問題,這樣才能夠為未來的中國比較文學發展提出明確的方向。第二,從中國比較文學近30年發展和國際比較文學的處境來看,中國比較文學從接受和模仿西方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歷史詩學理論,到跨越西方中心論開始的中西文學與文化比較,再到中國、印度和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比較學者呼吁回歸東方文化,都給我們重要的啟示,這就是國際比較文學的中心已經逐漸轉移至東方,而從中國比較文學在東方的實際狀況和發展態勢來看,它具有成為東方比較文學中心的天然優勢,也就是說,中國比較文學實際上已經成為國際比較文學的中心。中國當代也有著名學者如王向遠先生曾經提出過比較文學中心在中國的觀點,我是非常贊同他們具有前瞻性的聲音的。因此,中國比較文學只有站在這樣的高度,對自己國家所處的地位有一個清醒而自信的認識,才能夠提出明確的國家觀念和未來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方向。中國比較文學的國家觀念的形成要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既要從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中發掘文化大國的內在動力,又要從近百年的中國比較文學實踐中總結經驗,還要進行大膽的創新以彰顯當代中國文化的巨大力量和吸引力。在這些基本原則的指導下,中國比較文學的國家觀念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思考:第一要從當前及今后較長時間的國家利益出發,建構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和發展方向。當今中國比較文學界最應該解決的問題就是學科方向的迷失,方向的確立首先要有價值座標,而中國的國家利益則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最根本的價值座標,確立了這樣一個價值座標,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和內容就有清晰的方向;當自己有一個明確的大方向以后,任何人的“焦慮”論、“危機”論和“死亡”論都不會動搖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科基礎,任何的翻譯理論、全球化理論和星球化理論都只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中的理論參考。在確立國家利益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學科研究范圍才能是切實可行的。第二是要重新發掘、整合和發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為建設中國的文化大國戰略發揮比較文學學科的獨特優勢。從西方現代化的歷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與西方學者努力進行宗教改革和從古希臘和基督教文化傳統中獲得精神動力密切相關,因而很值得中國當代學者作為域外之借鑒。我覺得我們主要應該從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的比較研究中,發掘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進的輝煌事跡,突顯中華民族文化那種“文化”天下的強大力量和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巨大向心力,而這種力量的根源就在于中華文化傳統中的核心價值。這種核心價值既包括哲學層面的,又包括社會實踐層面的,哲學層面的核心價值觀已經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和理解,但社會實踐層面的價值應該進行更細致深入的研究。我們知道,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不僅有漢族統治者采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力量統治的事實,還有元朝和清朝等幾個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的局面,但站在長遠的歷史長河角度來看,不管是漢族統治者還是少數民族統治者,他們都是以“文化”天下的治國手段來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贏得長治久安,都對漢民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作出了巨大貢獻。季羨林先生提出要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也納入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就具有很強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中國比較文學現任會長樂黛云也非常支持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和中國多民族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這些著名學者的指點無疑是富有遠見卓識的,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出現了許多優秀科研成果,但站在大國地位進行研究的目的性不夠明確。我認為這方面的研究應該從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與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相互關系的研究中突顯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巨大“文化”力量和內在魅力,尤其要對中國歷代政權中形成的“德治”傳統進行深入研究,總結并提取這種傳統力量,以期對當代中國文化的強盛產生激勵和促進作用,并努力使這種文化力量在全球化過程中產生影響。第三是從中華民族文化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各文明主體的交流中,吸收他們的優秀文化因素,總結交流經驗,為建設“文化大國”積蓄力量。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個大的方向,一是總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吸收和消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的基本經驗和特點;中華民族文化在吸收和融合這些宗教文化時是如何進行中國化的?在把這些宗教文化進行中國化的過程中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主導地位的?二是總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對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的文化影響,尤其是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對中華文化的傳播及中華文化對其他國家文化的影響值得深入研究;三是總結自宋朝以來的海外華人與所在國居民友好相處,傳播中國優秀文化,實現與所在國文化有機融合的經驗,并進行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更多著眼于海外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較少研究海外華人在異域環境中傳播中華文化,與所在國文化進行融合的艱苦歷程和巨大貢獻。當前,我們正在用國家的力量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傳播漢語和中華文化,但我們也不該忽視已經在海外生活的華人對傳播中華文化,實現與所在國文化進行融合的有利條件和不可取代的優勢,因此,我們應該大力提倡用海外華人的力量去傳播中華文化,且應樹立無論人種、膚色,只要他認同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中華文化最好的傳承者的基本理念。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中國大陸與港澳臺文化和文學關系研究;其次是中國主體文化和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化和文學的互動關系研究;再次是中國主體文化和文學與歐美華文文化和文學的互動關系研究,等等。這些設想僅僅反映了筆者從國家意識的立場進行的一種較粗淺的學術規劃,還遠遠不能體現其涵蓋的全部內容,它所起的作用也僅僅是拋磚引玉。總之,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應該改變用單純學科理論去思考學科問題的思路,而應該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去提出和解決當前及未來中國比較文學的問題。比較文學的價值不在于維護其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存在價值,而是要從國家利益出發,提出有現實意義和長遠文化價值的理論和觀點,而在此基礎上創建起來的學科理論和具體的比較文學實踐才是構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最堅實的學科體系。

第9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山地；區域特征；貴州小說

一

新世紀以來，無論省內外，從人類學、民俗學、旅游文化等層面挖掘貴州文化資源的研究日漸趨熱，相比之下貴州文學的研究似乎一直沒有突破，甚至有沉落寂寞的狀態。原因自然是復雜的，比如從大背景來說，在大眾文化消費的時代、讀圖的時代，文學整體相對邊緣化。不過對貴州文學研究而言，更有其自身的瓶頸。以20世紀文學的中心文體小說為例，一直以來我們的研究都是以全國文學主流話語為重要參照，我們一直欣喜地去發掘偏遠之地的貴州小說如何在積極回應中心的呼喚。到上個世紀末，這一模式的研究有一批可觀的收獲。貴州新文學大系的小說卷、何光渝先生的力作《20世紀貴州小說史》等都將貴州小說發展及成就放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空間里進行敘述，特別是后面這部專著，“作者在論述20世紀貴州各個時期的小說時，并非孤立地就事論事，而是把它放在全國小說發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與同時期省外小說家的作品進行橫向比較。”[1]此后的小說研究在這種模式下已難超越這部專著的成績。這是新時期以來貴州小說研究相對沉寂的一個重要原因。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相反促進了地方文化研究的興起，對多元的地方文化的關注，應該說也能給貴州小說研究帶來一些新思路。貴州小說有沒有值得去發掘和總結的獨特現象，有沒有自我的個性特點，帶著這樣的問題重新審視貴州小說的發展史是頗有意思的一件事。

蹇先艾堪稱貴州小說第一人，也是貴州鄉土小說的先驅。然而探究貴州之于蹇先艾的意義，絕不同于湘西之于沈從文、川北之于沙汀、山西農村之于趙樹理那樣深刻和飽滿。14歲，蹇先艾就被父親送到北京讀書，得以進入到新文學的中心地。從童年的人生體驗是很難看到蹇先艾與貴州的深度聯系的。被魯迅選入《新文學大系》的《水葬》被評價為“最能代表他的貴州鄉土題材特色”[2]的作品，然而這部作品鄉土的內容并不厚實，對水葬這一習俗的關注度也不如王魯彥對浙東民俗的細致，這篇作品之受重視，不過是因為作品表現了當時代表中國的鄉土的落后、閉塞和人性的冷酷。正好符合了五四在現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立場下對中國鄉村（傳統）文明的反思與批判，這部作品無論創作者還是接受者都并沒有把“貴州”作為一個獨有的元素。無論從主題取向上還是從語言風格上《水葬》明顯的可以看出《阿Q正傳》的影子。五四之后，中國文學隨著社會變革潮流主流話語幾經轉向，在階級斗爭、民族矛盾的背景下，小說的批判風向，而中國小說也走向繁復和發展，而有意思的是貴州小說卻出現了長時期的空白。抗戰時期，蹇先艾返黔，文化重心向西南方向轉移，貴州的文學創作活動與文學出版物出現從未有過的活躍，但是此期無論是貴州作家的創作還是以貴州為題材的創作，也未見新的起色。相反蹇先艾在抗戰時期的作品，“中心話語”成為全部述說的內容，所謂的“貴州”符號只非常表層的停留在對方言的零星運用上。沙汀的返鄉讓他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創作題材，有了《在其香居茶館》這樣充滿地域風情的作品的出現，何以蹇先艾真正回歸到這塊土地之后卻喪失了對這塊土地的述說呢？

建國后，1950年代貴州涌現了一批本地作家和作品，這是貴州小說第一次顯示出自己的規模，一方面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文化活動的積淀，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建國后與國家意識形態相扣合的農村小說成為小說的主脈之一，農村和社會改造給貴州帶來了很多變化，為作家們提供了可以回應的文學材料。如較有代表性的石果的《風波》《鐵馬鄉躍進曲》。此后貴州小說幾乎是以一種更加自覺地服從地姿態追求“中心”話語。1980年代初，貴州小說迎來了再次輝煌。1980年代初，何士光的兩部小說《鄉場上》《種包谷的老人》相繼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這是貴州文壇又一次在全國舞臺的綻放。貴州是新時期的的先行者，作家很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巨大的歷史變革。人們便都在這樣的背景下解讀其中人物的意義——“展現農村更多的新人物”[3]。但隨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洪流裹挾下，全國文學迅速恢復元氣，貴州文學很快又鴉雀無聲了。

從中國20世紀小說的文化批判氣質、城鄉對立格局、政治文化的書寫等方面審視，貴州體驗提供給作家的寫作資源顯得似乎并不豐厚。其實從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多重角度來看，貴州都是一塊資源寶貴豐富的地方，故有“民族文化千島”之美譽，但是，“我們發現，貴州作家對本土文化的認知和挖掘，遠不如人類學家們來得深入和地道。”“他們幾乎都是從鄉土文學民間敘事中走出來的，遺憾的是這種民間敘事幾乎都不是本土化的敘事”。[4]原因何在？

二

何光渝先生在《20世紀貴州小說史·導言》中呼吁“就20世紀的貴州文學特別是小說而言，除地貌、氣候等自然因素外，貴州建省以來近600年歷史，因這歷史而形成的人文環境、特別是文化生態環境，不僅影響了貴州人民的性格、氣質、審美趣味和藝術思維方式，而且也深刻的影響著貴州作家作品特別是小說的人生內容、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5]。這是期待貴州文學研究能有一個更開闊的歷史文化視野，但是我認為貴州文化及文學的特點的地域根性依然是在自然地理條件上。一個區域概念，不外乎指涉這樣幾個因素：政治、經濟、文化、自然。而其中自然地理的因素是最根本的。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正如列寧曾經指出：“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又決定著經濟關系的以及隨在經濟關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會關系的發展……在看來，地理環境是通過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的生產力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生產關系來影響人的，而生產力的發展的首要條件就是這種地理環境的特性……”[6]。對于文化而言，自然地理的意義就更加重大了“自然生境與文化有著密切的互為影響的關系，自然生境對人的影響尤其大，這些影響會滲透到人的精神和性格中，從而構成不同區域的人在性格上的異同，這些異同就展現了不同的豐富多樣的文化模式。”[7]雖然丹納的環境決定論被后人不斷修正，但作為地域文學或文化的研究，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啟示意義。“貴州”是一個行政區域概念，我們的研究自然要關注到貴州建省600年來政治文化的因素，但也要明白，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和阻隔，歷史上貴州政治一直處于相對封閉的狀態。貴州幾百年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更倚賴于貴州作為一個地理區位的特點。

貴州最突出的地理特征就是“山地”。貴州地處中國西南，是云貴高原的組成部分，地形上處于從青藏高原向江南丘陵、平原過渡的地帶，在貴州境內，山地面積占據了87%，丘陵占據10%，剩下的平地僅占3%。貴州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像這樣一個幾乎完全由山地和丘陵組成的地理觀景在國內絕無僅有，在世界范圍內也只有瑞士與之相似。云貴高原的另一組成部分云南也沒有貴州如此密集的山地。明朝正德年間，王陽明貶謫貴州，途徑黃平，驚嘆“天下之山，萃于云貴，連亙萬里，際天無極”，當年一句“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也是對婁山關的真實感受。大山的阻隔把貴州掩藏在歷史的褶皺里，與中原一帶的較大的溝通在元、明、清三代才逐漸實現。大山的封閉使貴州長期處于政治經濟發展的落后，也產生安足凝滯的民族性格。

有學者這樣描述巴蜀之地：“‘闊大’與‘封閉’也是一組有趣的矛盾，封閉帶來了它的保守，造成了它與中原地區的某些差異，但腹地的闊大和千里沃野又賦予它勃勃的生機”[8]。這千里腹地成就了巴蜀之地的盆地文明與天賦氣質。相比之下，貴州地理空間的特點應該是“封閉”與“破碎”。貴州在群山圍困之中，腹地則由于喀斯特發育過程造成地形破碎，地貌復雜，呈現出“立體多樣，縱橫分割”的特點，“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也十里不同俗，這些立體排列的狹促而復雜多樣的山地生態環境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或“又雜居又聚居”等復雜的碎片似的民族聚落結構，與中原的交流困難，長期以來處于自在的發展狀態，在內部，彼此間有交融卻同樣由于地勢的阻隔而保持民族文化、聚落文化相對的獨立性。碎片似的的空間布局，形成了貴州文化雜的特點，因雜而無法更進一步整合成既有內部凝聚力又有輻射度的文化體系，因雜而現個性模糊，因個性模糊而帶來文化自信心的不足。貴州既有文化孤島，又有五方雜處的包容之地，前者是由于地理的先天屏障，后者的包容里則顯示了自身文化的柔弱性，所以包容多于創造，追尋他者多于自我的創新。在這種地域文化心態下，我們自然理解了為什么貴州小說對自身文化資源利用不足的問題。這里為貴州文學的創新力度的不足找到隱約的依據可以說，貴州小說環環相扣的地域特征起始于貴州獨特的山地自然生境。

首先，貴州作家的區域布局是非常不平衡的，很多作家出身于遵義。這塊黔北土地以喀斯特丘陵和盆地為主體，是貴州境內最為平坦、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也是貴州接受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巴蜀文化最深厚的地方。這些相對的開放的丘陵壩子，有著主動向外獲取的積極性，向往遠方、追逐“中心”的文化姿態，遠遠強過對本土的關注和理解。

翻閱貴州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還能發現，他們對自身民族文化歷史民俗的關注是較表層的。作家對自身民族身份的認同不是非常強烈或者說自覺。當下創作用力最深的作家王華的經歷很有代表性。“雖說我是仡佬族，但在很小的時候，我并沒有感覺到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區別。后來，人家聽說我是仡佬族作家，總是問我有關仡佬族的問題，我卻答不上來，總覺得很不好意思。從那時起，我開始有了追溯民族根的欲望。”[9]這才有了她的帶有仡佬族符號的《儺賜》。這種身份追認在貴州作家身上比較突出的，這同樣是貴州喀斯特自然生境在貴州小說創作中打下的印記由于身份認同的距離感，貴州鄉土小說最常見的是外來者敘述視角，由外來者撥開大山的迷霧，審視山間人的生存現狀。開創這種敘述的便是蹇先艾。

《鹽巴客》和《貴州道上》是蹇先艾兩部重要的“歸鄉”模式的敘述，正是多年以后的歸鄉使蹇先艾發現一個實體的貴州，這種發現里有以往的研究者已經多次書寫過的對貴州兵匪成災的社會現狀的揭示，還有不容忽視的對貴州地理環境與人的生存及性格的關系的新奇發現。這兩部作品的第一重發現就是貴州險峻的地勢。“多年不回貴州，這次還鄉才知道川黔道上的形勢的險惡，真夠得上崎嶇鳥道，懸崖絕壁。”[10]正是在這難于蜀道的黔道上，才有了鹽巴客、轎夫的粗糲與。到1980年代，在尋根小說紛紛問世之時，貴州小說依然在延續這樣的敘述。如陳學書的《山國女子》《遠山》及以葉辛的《蹉跎歲月》為代表的知青小說。這些外視點的敘述都是從自然空間的發現開始的。

由地理空間而及人使貴州小說有了與20世紀中國小說文化批評性格中略有不同的述說。反思批判封閉保守的民族惰性是自魯迅以降中國小說的主流話題，但魯迅們的反思核心指向歷史文化。于貴州而言，儒家形成的歷史惰性不如大山的包圍造成的壓抑更為觸目。對于貴州的地理環境與人物精神氣質的關系，清人陳法有過精當的描述：“黔處天末，崇山復嶺，鳥道羊腸，舟車不通，地狹民貧，無論仕宦者視為畏途，即生長于黔而仕宦于外者，習見中土之廣大繁富，亦多不愿歸鄉里。吾以為黔人有五病，而居黔有八便。何謂五病？曰陋、曰隘、曰傲、曰暗、曰呆。”[11]而貴州小說對此作了更為豐富的詮釋。類似的描寫隨時可見，如蹇先艾《山城的風波》：“全縣是一座圓湖似的小城，被四圍筆鋒似的的高山環抱著，儼然是被所謂大時代遺棄下的古老鎮市。因為重巒天塹的恩惠，造成一種風氣的閉塞，人們的眼光渺小得喂雛雞的黃米。大多數的人是老死也沒有跨出過這古城的長垣”[12]。苗族作家伍略的《麻栗溝》小說的背景是深陷在黔西北大山中的一個小小的村莊。“沿溝而上，兩岸偏坡，滿眼是巴茅和蕨草，灌木叢叢，間或也有一些青岡，更多的則是那麻栗樹。越進溝里，越顯得荒僻、冷落……”[13]這是作家追問人性晦暗的起點，作家展示了山溝中的令人戰栗的貧窮而來的蠻荒與孱弱。

何士光的《種包谷的老人》是一部值得重新品味的小說。青山屏障下的壩子，依然是偏遠寂靜，但作家并不峻急，而以少有的悠緩述說人與自然的那份和諧寧靜，述說種包谷老人那份久遠的日子。《種包谷的老人》花費了大量筆墨描寫的卻是一個孤寂的老人和一片孤寂的包谷林的故事，人與自然的既和諧又對峙的復雜關系，這部作品頗有些《邊城》筆法。但這種書寫在貴州這塊土地上難成氣候。

險峻的群山、堅硬的巖石、隱藏在大山深處的礦區、山間的犄角旮旯地構成了貴州言說的主體空間，傳遞出與江南的溫潤、塞外的蒼涼完全不同的粗糲、滯重感，并成為作家感知世界、理解人物、發掘主題的起點，從山地文化出發重新審視貴州小說創作特點，挖掘貴州小說獨特的文學話語，是可以拓展貴州小說研究新的話語空間的。同時我們也期待這樣的研究能給貴州小說創作帶來更多當代自信。

地域、文化、經濟發展都相對邊緣化的貴州，在追隨時代共時性話語中，其文學資源是相對匱乏的。貴州文學要真正有所發展，必須要尋找到屬于自己的文學話語，體現自身文化個性的創作。就這點而眼，貴州文學資源不是說匱乏，而應該是相當豐富。1980年代《中國青年報》記者羅強烈曾撰文展望：“貴州高原從文學的角度看，那里有眾多的民族，美麗的山川河流，詩歌如海，傳說如山，撳動幾代歷史沉淀的時代變化……這些，都決定了貴州的生活和文學是迷人的。有如地理條件類似的美國南部，只要出現了自己的‘福克納’，便會在高原上開出文學的奇葩。這一點，許多人和我都是堅信的。”[14]

（作者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釋：

[1]顧樸光：《一部厚積薄發的力作——評何光渝》,《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5年5期。

[2]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7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顧敏：《展現農村更多的新人物》，《人民文學》1983,03期。

[4]《堅守與創新——貴州小說創作研討會散記》，《貴州日報》2010年8月11日。

[5]何光渝：《20世紀貴州小說史·序》，2頁，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6]列寧：《列寧選集》第38卷459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7]游建西：《近代貴州苗族社會的文化變遷》1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李怡：《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7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9]周靜：《固守在故土與鄉情里》，《貴州日報》09年1月16日

[10][12]蹇先艾：《貴州道上》《山城的風波》，《蹇先艾文集一·小說卷》，134頁，175頁，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陳法：《黔論》，轉引自錢理群、戴明賢、封孝倫主編《貴州讀本》493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伍略：《麻栗溝》，《民族文學》198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