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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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兩型社會；現狀；設想

一、引言

近年來，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發展以低能耗、低排放為標志的“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河北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的長期經濟高速增長后，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任務。近年來，中央強調“以人為本”走科學發展之路，建設和諧社會和兩型社會，其實是在中國強勁增長動力之上增加一個平衡器。對于過分依賴煤炭、工業偏重、環境容量有限、環繞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就必須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改變唯GDP論的驅動模式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來抓。發展低碳經濟，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二、國外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

（一）英國。低碳經濟的先驅英國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2005年英國建立了3，500萬英鎊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國頒布了《氣候變化法案》，承諾到2050年將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的長期目標。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將“碳預算”納入政府預算框架，使之應用于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并在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追加了104億英鎊的投資，英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布“碳預算”的國家。2009年7月15日，英國政府公布了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戰略。

（二）歐盟。歐盟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整體水平較高。歐盟碳市場（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交易體系，該市場目前不同類別的碳價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最具參考價值的碳交易市場價格。歐盟通過碳交易實現兩個目標：一是促進私營經濟參與低碳轉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為歐盟發展世界領先的碳技術籌措資金。歐盟還實施經濟與技術援助在內的項目目標式戰略，如積極支持清潔能源項目建設。2010年11月10日歐盟委員會出臺一份新的能源戰略——《能源2020》，擬在重點能源領域實施更加細化的行動計劃。

（三）美國。美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發力。美國政府的舉措可分為節能增效、開發新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美國在新能源、低碳技術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為亞洲低碳經濟的倡導者，也在不斷堅定著低碳發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制定《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確定了綜合推進低碳社會、循環型社會和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建設目標。2008年5月，日本環境省全球環境研究基金項目組了《面向低碳社會的12大行動》，其中對住宅、工業、交通、能源轉換等都提出了預期減排目標，并提出了相應的技術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氣候變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藍圖”，這是日本低碳戰略形成的正式標志。2009年4月，《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出臺，旨在通過實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強化日本的低碳經濟。

（五）韓國。韓國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綠色增長的國家戰略》，明確了2009～2050年的低碳綠色增長總目標。以此為主軸，立法機構負責描繪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綠色增長基本法》；行政部門制定了階段計劃，韓國環境部新設“溫室氣體綜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項旨在到2012年前達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計劃；科研部門發展綠色技術及其產業，外匯部門發展“旅游”等貨幣資產項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項目大國。印度在《京都議定書》還未生效的時候，就看好并著手CDM項目，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管理CDM項目開發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支持企業和中介服務機構發展CDM項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機制方面走在了發展中國家的前列。此外，印度還通過各種途徑致力于國內的減排行動，包括對煤炭征收碳稅為清潔能源提供資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熱帶雨林為出發點，結合農業和能源產業發展新能源替代產業。如，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總統府牽頭、14個政府部門參加，負責研究和制定有關生物柴油生產與推廣的政策與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內27個州，有23個州建立了研發生物柴油的技術網絡。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項拳頭措施。國家銀行推出各種信貸優惠政策，為生物柴油企業提供融資；央行設立專項信貸資金，鼓勵農戶種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滿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還大力號召和推動國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經濟發展現狀

河北發展低碳經濟具有明顯的優勢：

（一）地理位置優越。河北省處于我國第三經濟增長極“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構成了聞名遐邇的“金三角”。借勢京津輻射優勢，構建河北低碳經濟區，具有獲得國家戰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資源稟賦良好。河北省蘊藏著豐富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資源，是改善能源結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資源基礎。

（三）前期基礎堅實。為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努力構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河北自2007年開始實施“雙三十”工程以來，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不斷取得新突破。在發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經投產的風電裝機規模居內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國第三；在光伏發電領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國前列；保定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集群，構成了建設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礎，2010年7月國家發改委確定保定市為首批開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試點之一；以“生態科技”、“創新”為理念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目前已經進入全面開發建設階段，作為當今世界四種類型的低碳生態城市之一，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的建設同樣有助于低碳經濟在全省范圍內的崛起；河北在建筑節能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達標，唐山市新建建筑100%達到節能標準；在“節能減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基本實現了“十一五”規劃目標；2009年河北省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快建設唐山新能源汽車、張承千萬千瓦級風電、保定中國電谷、寧晉晶龍等新能源產業基地作為2010年重要經濟工作之一，為河北省的經濟低碳化發展確定了方向。

但是，發展低碳經濟是一項動態的、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仍面臨許多現實挑戰。一是缺乏有效激勵機制，政策支持體系還不完善，尚未形成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和金融系統支持機制；二是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重要階段，對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長態勢，碳增長是剛性的，短期內跨越資源、能源瓶頸約束是主要難題；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將是長期制約因素；四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約；五是河北工業特別是鋼鐵、裝備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比重偏高，“高碳”產業特征明顯，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業眾多，單位能耗偏高，要徹底淘汰這些落后產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時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礎設施、機器設備以及個人大件耐用消費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內改造很難，從而導致高碳排放鎖定，構成潛在風險；八是人們低碳消費意識尚未普遍形成。

四、發展河北低碳經濟的設想

借鑒與參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立足河北現狀，積極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對河北今后實現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第一，明確低碳發展戰略。戰略是行動的指南，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行動的總體安排。將低碳經濟發展作為重點納入全省總體發展規劃，制定低碳經濟的全面方案和行動路線，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同時，將二氧化碳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中，以制度形式來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努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低碳轉型。

第二，細化低碳支持政策。細化政策支持是落實戰略目標的關鍵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因此，需要省人大專門委員會、省有關經濟、環境保護和稅務等部門密切協作，探索建立適應河北省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制度體系，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為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科學合理的制度支撐。

第三，開發低碳居住空間。加強建筑節能技術和標準的推廣，開發低碳住宅已勢在必行。建議引入能效標準和標識制度；提高建筑節能標準，加大標準的檢查、執行力度；鼓勵能源服務公司對既有高耗能建筑進行節能改造；推進建筑節能材料的產業化發展。

第四，構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城鎮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系統，提高公共交通分擔率，控制私人轎車無節制增長；加快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和城際高速鐵路，形成立體化交通體系；不斷提高強制性的汽車燃油效率標準，促進汽車改善燃油效率；同時，大力發展混合燃料汽車、電動汽車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積極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培養居民“碳中和”理念。通過對“碳中和”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分解和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們深刻了解到生活中習慣和細節的改變可以起到減少碳排放、促進碳中和的作用，擁有越來越重要的環保意義。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電小到玩具、書籍和擺設，都有無窮的改進空間，投入智慧就意味著減少每一個環節的碳排放。個人的積極行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匯聚為行為減碳的威力，對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意義重大。

第六，先行試點示范，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在低碳轉型的方向下，為了改革過程不可逆轉，同時使改革不確定性所引起的風險是可承擔的，應當堅持漸進式改革的路徑，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路徑。可以選擇一個或者幾個特定的地區或行業來先期試點，先在局部取得經驗，再逐步擴大，最后在全省范圍內推廣改革經驗。

五、結語

沒有人會反對增長，因為這是繁榮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調整的是增長方式。置身在一個有限的世界，告別“竭澤而漁”的野蠻增長，倡導低碳轉型，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對我們過往所保持的唯經濟發展單一維度評價體系的深刻反思，也是為了邁向更為人道和可持續的增長軌道，必將成為影響未來若干年河北增長后勁的重要因素。

主要參考文獻：

[1]如明.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策略[J].中國科技投資，2006.7.

第2篇：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 出口貿易 外貿出口模式 碳關稅 碳交易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8-0136-05

一、低碳經濟概述

（一）低碳經濟內涵

“低碳經濟”一詞最早出現于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的能源白皮書《我們的能源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

“低碳經濟”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其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潔能源開發。“低碳經濟”的核心是通過新型清潔能源技術、能效提高技術、降耗減排等能效創新技術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各行業的廣泛推廣和大規模運用，建立清潔能源利用機制，由此促進現代工業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降低社會生活耗能，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即摒棄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建立新型可持續循環發展的無污染經濟增長模式，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二）各國低碳經濟舉措

“低碳經濟”是在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產生嚴重威脅的背景下興起的，隨之“低碳貿易”“低碳社會”“碳關稅”等概念也被相繼提出，同時各國各種低碳經濟措施應運而生。

2003年，英國政府在能源白皮書中提出了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計劃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建立成低碳社會。2007年6月，英國公布了《氣候變化法案》草案，明確承諾到2020年，削減26%-32%的溫室氣體排放，到2050年，實現降低溫室氣體排量60%的長遠目標。

2007年12月，聯合國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制訂了世人關注的“巴厘島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40%，而對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無具體要求。

2008年1月歐盟委員會提出《氣候變化行動與可再生能源一攬子計劃》，旨在帶動歐盟經濟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轉型，并以此引領全球進入“后工業革命”時代。根據該計劃，歐盟承諾到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總量的比例提高到20%，將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減少20%，將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

2009年3月，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表示，如果其他國家沒有實施溫室氣體強制減排措施，美國將征收碳關稅。同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除提出美國未來幾十年碳減排的框架目標，還規定從2020年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未實施碳排放限額的國家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

二、我國傳統的外貿出口模式——“高碳經濟”

低碳經濟的興起促使國際貿易的低碳化趨勢，與之相對的卻是我國以“高碳經濟”為特征的傳統外貿出口模式。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得到了飛速發展。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中國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占全球出口產品比例接近10%。對外貿易的持續快速發展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國對外貿易長期實行比較優勢戰略，具有“高碳”的特征，隨著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傳統的“高碳”出口模式暴露出自身存在的嚴重缺陷。

（一）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以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為主

我國傳統的對外貿易發展模式是出口導向型，出口商品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為主（如表1），具有“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特點。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每年出口的高能耗產品的能源消耗占國內能源消耗總量的1/5左右，我國出口產品的單位能耗比發達國家高出25%，機電、化工、有色金屬等出口貿易重點行業，單位產品能耗高出世界先進平均水平40%以上。

隨著對外經貿的不斷發展，生產出口商品依賴傳統能源支撐所引起的污染也越來越嚴重，在國內和國際節能減排的雙重壓力下，為謀求經濟可持續發展，積極促進能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迫在眉睫。

（二）出口貿易方式以加工貿易為主，“低技術、高能耗、高污染”

長期以來，我國出口貿易方式以加工貿易為主，所占比例高達50%左右。表2顯示我國從2007年開始，加工貿易占年度出口貿易總額比例雖然逐年下降，但總體上降幅不大，2012年加工貿易比例仍然高達42.11%。

由于我國長期積極引進外資，實行優惠的外資政策，這使得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資項目被引進國內東部和中部地區。這些項目在推動地方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的同時，也以跨國投資形式將大量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環境污染密集型、能源耗費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這些產業都是發達國家的夕陽產業或高技術產業的低端加工環節，不僅使得我國目前能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低技術、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產品也使得我國處在國際貿易鏈條的低端位置，產品附加值低，并經常遭遇各種綠色貿易壁壘。

（三）出口貿易以貨物貿易為主，服務貿易總體水平不高

與飛速發展的貨物貿易相比，我國服務貿易仍然處于發展初期。從表3可以看到，2003年至2010年間，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與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對比懸殊。2010年，我國貨物輸出達到15779.3億美元，而服務輸出僅為1702億美元，相差14077.3億美元；在2005年與2006年間，貨物出口和服務出口的比例更是分別達到10.60：1和10.01：1。同時，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新型工業化國家相比較，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份額都是相當低的。2007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3.29萬億美元的比例僅為3.65%，相當于美國的24.5%，德國的48.4%。①

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長短腳”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短板”，不僅制約了商品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同時，還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低碳化發展的阻礙因素之一。

三、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分析

“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各國“低碳經濟”措施的施行，對我國出口貿易來說，勢必產生重大影響。征收“碳關稅”，施行“碳標準”等措施，對于具有“高碳經濟”特征的我國對外經濟來說，都將帶來諸多負面影響。但是，不可否認，“低碳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它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將為我國低碳產業發展，實行出口貿易綠色化從而實現我國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產生推動作用。

（一）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

1.碳關稅成為新型的綠色貿易壁壘

2009年6月22日，美國眾議院通過的《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授權了美國政府從2020年開始，可以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實施減排限額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懲罰性的碳關稅，即對進口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電解鋁、鋼鐵、水泥、化工產品和機電產品等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而實際上，這是一種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新型的綠色貿易壁壘。

所謂“碳關稅”（Carbon Tariffs），是指對高耗能的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稅，主要針對進口產品中的碳排放密集型產品而進行的關稅稅收。

高耗能產品在我國出口總額中占據了很大的份額，其中包括電解鋁、電解銅、各類機電產品、化工產品、鋼鐵產品、家電產品等各類產品。以中美貿易產品中的機電產品為例：2008年我國對美國出口機電產品1528.6億美元，約占我國對美國出口總額的60.6%。而機電產品恰恰是“碳關稅”中所指的主要“高碳產品”之一。由此，可以預見，一旦碳關稅開征，我國的對外貿易將受到巨大的沖擊。

其次，我國當前的出口企業大部分仍然以勞動力的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而這些出口企業中不少是高耗能高排放企業，因此，一旦開征碳關稅，環境成本就會抵消勞動力成本優勢，從而使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減弱，國際市場份額不斷減少，出口企業整體受到打擊的同時，也會使對外依賴度較大的我國整體經濟受到重創。

然而，盡管“碳關稅”看起來那么冠冕堂皇，卻無法掩飾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不公平性。

首先，征收“碳關稅”違背了WTO的“自由貿易”原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WTO的宗旨在于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實現貿易自由化。自由貿易的本質在于在WTO規則框架下，盡可能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措施，擴大成員之間的貨物、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而“碳關稅”則是采取了關稅手段限制他國產品進入本國，與WTO提倡的“自由貿易”原則相背離。同時，“碳關稅”也違反了“最惠國待遇”原則，即一成員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給予任何其他國家（不論是否是WTO成員國）的優惠待遇（包括利益、特權、豁免等），應立即和無條件給予其他各成員國。而征收“碳關稅”，各國環境政策和環保措施都不同，對各國產品征收額度也必然存在很大差異，這就會直接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必然造成國際貿易秩序混亂，導致各種國際貿易戰。

其次，征收“碳關稅”違反了《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展中國家暫不承擔排放額度。在歷史和現實上，發達國家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應該承當更大的責任。而征收“碳關稅”則意味著實施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以相同的減排標準，這違背了《京都議定書》中的對發展中國家的“區別責任”原則。在全球經濟貿易發展中，讓發展中國家背負“污染環境”的責任，給發展中國家增加壓力是顯失公平的。

2.低碳主義可能滋生各種技術性貿易壁壘

技術性貿易壁壘是指由于各個不同國家的產品標準、法規及合格評定程序對國際貿易造成的阻礙，或者一國有針對性的指定某種標準和法規，將國外競爭者置于成本劣勢。技術性貿易壁壘作為非關稅壁壘，具有隱蔽性、可操作性和針對性的特點，因此常常被發達國家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

WTO反對非關稅貿易壁壘，并為減少和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技術性壁壘，制訂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然而，協議同時規定為實現“維護國家基本安全，保護人類生命、健康或安全，保護動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護環境，保證出口產品質量，防止欺詐行為等”合法目標，可以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這就為某些打著“保護環境”口號的低碳主義者實施各種技術性貿易壁壘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低碳經濟”的興起和“金融海嘯”過后的經濟復蘇可能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契機。以歐盟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一旦開始設置市場準入的“碳標準”認證，我國的大部分“高碳”產品可能因達不到標準而被排除在市場之外。此外，為使出口產品達到相關技術標準，必然會牽涉到從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監督與檢驗從而建立更為嚴格的管理體系，同時生產商必須將大量的資金人力投入到西方標準的認證工作，因此大大增加了產品成本，降低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3.低碳經濟將導致世界政治的博弈和國際經濟關系的調整

歷史實踐證明，兩國政治經濟關系改善，能夠促進兩國國際貿易；而兩國政治經濟關系惡化，則會阻礙兩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作為國際貿易的晴雨表和指向標，世界政治格局的改變將影響著我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關系。

而低碳經濟下，全球氣候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已經演變成當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議題之一。歐盟將氣候變化問題作為重大的外交政策，并以應對氣候變化的施壓者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改原布什政府的政策，高調宣布要加入世界氣候談判并成為領導清潔能源發展的國家；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則既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又由于經濟發展必將增加能源消費，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面對這場激烈的國際政治博弈，各國爭論最多的是，誰應該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

實際上，低碳經濟是一個關于國際政治經濟話語權重組爭奪的問題，是發達國家在其世界主導地位遭受新興國家挑戰后，試圖利用科技話語和法律話語來繼續領導世界的新方式，是約束新興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工具。

然而，中國的崛起和“高碳經濟”與之形成了對應關系。由于中國在最近的30年里是以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不斷崛起的，并且伴隨著能源的高消耗，使得中國成為“低碳經濟”中西方各國爭論的指向矛頭。

中國如不積極參與到全球氣候問題的協商談判中，在這場政治博弈中取得有利于我國的一席地位，我們將面臨的不僅是碳關稅和其他碳壁壘，還可能面臨著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惡化，進而給我國的出口貿易造成嚴重阻礙。

（二）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正面影響

1.推動我國出口貿易綠色化，減輕環境和能源壓力

“低碳經濟”的興起將引起國際社會向“低碳消費文化”發展，以及各國積極實施各種“碳關稅”“碳準入”等措施。這將會使眾多“高碳”出口企業為保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生產適銷對路的“低碳產品”而更加注重節能減排問題，將其作為其經營工作中重要的一環，并努力使企業向低碳企業發展。也就是說“低碳經濟”作為一種外力也會反過來促使國內企業不斷進行轉型升級，節能減排。這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減少我國煤炭資源利用、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的作用，從而推動我國出口貿易綠色化，減輕國內的能源和環境壓力。

2.推動我國低碳產業的發展，增強出口競爭力

“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對中國的對外貿易有著較大的沖擊，但同時，它也對我國低碳產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隨著國際消費者環保節能意識的提高和各進口國對碳排放要求的日益嚴格，我國一些“低碳”出口產品開始在國際上走俏。以中國制造的電動自行車為例，由于符合環保節能的時尚，近年來中國制造的電動自行車在歐美市場上廣受歡迎。而隨著中國政府踐行哥本哈根會議上提出的“碳減排”承諾和中國政府對新能源汽車的政策支持，中國汽車產業將不僅在勞動力成本上擁有后發優勢，而且也能夠在節能環保技術上擁有占先優勢。“低碳經濟”的興起給我國低碳產業出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應該對這些產業給予更多力度支持，促使出口產品低碳化，增強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

3.碳交易或成為我國國際貿易的新領域

所謂“碳交易”，是指碳排放權交易，即在量化了各個國家碳排放量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體系，買賣碳排放量配額，企業減少碳排放量，其減排指標可在國際市場出售，其他企業則可以買進碳排放量配額。而實質是，一方面讓生產企業為了將本企業得到的碳排放配額出售獲利，從而采取更清潔的技術和生產能源；另一方面，碳排放量較大的企業在保證正常生產的情況下，為了節省購買碳排放配額的資金，而選擇其他可替代的清潔能源，從而使社會總的碳排放量降低。目前，碳交易有三種主要形式：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 ET）。

碳交易是低碳經濟下，世界各國為促進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取的市場機制。歷史經驗證明，如果沒有市場機制的引導和介入，僅僅通過企業和個人的自愿或者強制是無法達到減排目標的。而碳交易則能夠將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聯通起來，通過金融資本的力量引導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碳交易本質上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動力機制和運行機制，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有機結合，成為國際貿易的新領域，是未來低碳經濟的“制高點”，代表了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

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通過碳交易取得了顯著的環境和經濟效益，如美國堪薩斯州的農民通過農田碳交易，獲得了新的農業收入來源；日本則把碳排放權交易看做是“21世紀第一個巨大商機”，近年來通過在世界各地大量購買和銷售碳排放權，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入。

作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資源國，中國被認為是最有潛力的碳交易市場。目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正積極參與碳交易。例如，2005年10月，中國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東省東岳化工集團與日本最大的鋼鐵公司新日鐵和三菱商事合作，展開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業務，成為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項目。

隨著國際社會積極倡導“低碳經濟”，碳交易的大力興起，碳交易將成為我國國際貿易的新領域，為我國帶來環境與經濟的雙重效益。

四、我國出口貿易應對低碳經濟的措施

（一）創造有利的貿易環境

1.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中有利于我國的機制

WTO應該成為低碳經濟下我國防止和抵制西方國家“碳關稅”和其他碳壁壘的機制。中國要始終堅持世界貿易組織的“自由貿易”和“最惠國待遇”原則，通過加強與國際社會在“碳關稅”和碳排放問題上的溝通、協商和談判，反對各種碳壁壘，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將氣候問題和“碳關稅”作為不同領域的問題分別加以解決，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爭取更為有利的發展時機和發展空間，使我國在國際經濟規則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

此外，面對其他國家強行實施的對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的措施，我國可以參照美國、英國、日本、丹麥、瑞典等國的措施，在國內開征“碳稅”，即通過對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收來實現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因為從WTO框架來看，對未達到碳排放標準的外國產品征收懲罰性的“碳關稅”是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歧視性做法。但在氣候變化協議框架下，又是可采用的。如果中國自己先征收“碳稅”，就可以通過WTO禁止雙重征稅原則阻斷西方經濟大國的碳壁壘意圖。故而，我國可盡快開征碳稅以防范中國產品出口將面臨的全球性懲罰性碳關稅的要挾，減少我國與其他貿易國的貿易摩擦。

2.實施積極的“環境外交”戰略

低碳經濟下，中國應該進行外交戰略的轉變，即變被動的“環境外交”為主動的“環境外交”。

首先，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要積極參與到國際多邊及雙邊合作，一方面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的國家利益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向國際社會展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決心，從而為我國出口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我國政府要積極主動承擔環境保護責任，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如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中，中國向世界提出碳自主減排的承諾，為我國低碳之路的發展爭取了主動權。

其次，由于目前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碳排放量參照標準，給某些企圖通過“碳壁壘”進行貿易保護的進口國以可乘之機，因此，中國應當積極聯合各個國家，推動和參與制定合理的國際碳排放量參照標準，樹立良好的大國形象。

再者，我國應與國際社會積極協作，加強同各國的技術合作和技術貿易，致力于發展清潔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為國際社會低碳化、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保護人類的共同利益作出應有的貢獻。

最后，我國要認真研究和分析國際氣候變化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識別和分析新的利益集團及其相互的博弈和制衡關系，以及其對中國整體國際政治和外交關系定位的影響，從而識別并應對低碳經濟給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帶來的影響。

3.企業自身加強國際貿易規則的學習，抵制國際貿易保護主義

在國際社會低碳化的進程中，出口企業要提防某些打著“綠色主義”口號的國家通過制定各種“碳壁壘”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就要加強自身的學習，了解各國法律法規，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熟知國際貿易法規，變被動為主動，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

（二）積極響應“低碳經濟”，推行綠色貿易

1.出口企業自主創新，節能減排，促進產業低碳化

從企業自身來說，出口企業應當樹立良好的綠色環保意識和長遠的發展目光，積極參與到企業生產經營的轉型與升級。企業應當重視技術改造與技術革新，加大研發的投入，開發擁有自主產權、具特征化和品牌化的產品參與到國際市場的競爭。

從國家層面上，政府應該制定相關產業政策，給予較大的力度支持和引導，鼓勵和支持發展先進技術，限制和淘汰落后生產能力，逐步改變我國出口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為主的現狀，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通過開展低碳產品認證制度，限制高碳產品的出口，促使企業節能減排，增強出口競爭力。

2.調整出口貿易結構，創造服務貿易新增長點

一方面，由于我國出口產業中，“高碳”產業居多，比如加工產業、造紙業、化工業和鋼鐵業等，為了應對碳關稅等貿易壁壘，我國應加大對低碳產業的扶持力度，使競爭優勢向低碳產業集中，增加低碳產品在出口貿易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低碳經濟下，服務貿易將成為中國對外貿易新的增長點，因此要進一步推動服務貿易的發展，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為服務貿易注入更多的高科技含量，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的整體競爭力，使我國的對外服務貿易從規模到水平上都得到根本的提升。

3.積極響應國際低碳化號召，推行出口行業能源結構改革

“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條件，決定了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有限，這就加重了我國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為主的出口產品的“高碳”特征。因此，我國要推動出口產業低碳化，就要推動以再生能源為核心的能源革命，大力發展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和核電等新能源，改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提高能源效率，節約能源，加強能源技術領域的研發力度與國際合作。這不僅符合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根本轉變的需要，而且有利于降低經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成為我國積極響應國際低碳化號召，實行“綠色貿易”最有效的低碳路徑。

（三）建立擁有話語權的碳交易機制，積極參與國際碳交易

作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資源國，我國是最有潛力的碳交易市場。但是，由于國際碳交易規則基本上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我國缺乏話語權。例如，CDM項目是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碳排放權交易的主要形式。2008年中國CDM項目產生的核證減排量的成交量，占世界總成交量的84%。但是，由于我國缺乏與國際碳市場二級市場直接交易的平臺，我國這些核證減排量只能以低廉的價格賣給發達國家，從而使國外的交易機構獲得暴利，而我國淪為發達國家廉價減排的工具。

因此，低碳經濟下，我國要建立擁有中國話語權的碳市場體系，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到國際交易市場中，通過市場機制的方式來調動全社會發展和利用清潔能源的積極性，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節能減排，以最低的成本降低我國碳排放量，推動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從而使我國以高附加值的清潔產品參與國際競爭，提高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最終實現環境與經濟的雙重效益。

注釋：

①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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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立中.中國將積極迎戰碳關稅[J].大經貿，2009：82-83.

第3篇：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綠色金融；商業銀行；比較性研究

近年來，日益嚴峻的環境形勢下，如何更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仍然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經過多年的行政效果還不是很顯著的情況下，人們開始轉向銀行信貸預計信貸審查過程中的環境風險評估，以實現對環境的高污染，高能耗和消除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2020年單位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40%到45%，隨著全球在環境保護、氣侯變化、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上不斷形成的共識，以“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問題。

對促進低碳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商業銀行是主要金融中介機構的引導綠色金融服務。在低碳經濟得到全社會廣泛關注的時代大背景下，“綠色金融”這一全新的理念也逐漸被提上了我國銀行業發展的日常議程。

2007年7月，國家環保總局與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等聯合發出“落實環保政策法規上防止信貸風險的意見”要求，從信貸方面對節能減排不力的企業進行宏觀調控。

2007年11月，銀監會頒發的“節能信貸”指導意見，引導綠色信貸的行為，這是中國綠色貨幣政策開始的標志。

國際上“赤道原則”對綠色金融的界定很廣泛。赤道原則的概念是用以確定、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過程所涉及社會和環境風險的金融界指標，它要求銀行和企業在信貸活動的各個階段中，都要遵守環保標準，進而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綠色金融在我國起步較晚。目前尚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界定和具體實施方案。從我國商業銀行近年來實施綠色金融的具體途徑來看，大體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綠色操作。辦公建筑和室內裝修節能材料，安裝節能節水設施，推動網絡，電子交易渠道，推動無紙化辦公，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金融服務。

2、綠色信貸。建立嚴格的信貸審批制度，具體目標加強信用企業環境風險評估，優先支持十大重點節能工程，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信貸計劃。

3、綠色金融創新。開發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包括傳統的碳-碳金融業務等。

一、我國商業銀行實施綠色金融的概況

商業銀行在開展綠色金融方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政府和中國銀行監督管理部門連續出臺發展低碳經濟的法規和政策，促進節能減排，為中國綠色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了綠色信貸補貼政策，支持發展綠色經濟。其中的各項政策和法規，以促進和指導，許多外國商業銀行都在積極探索綠色金融服務和方法。目前，我國部分商業銀行已經在綠色金融發展方面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制訂綠色信貸長效機制。國內一些商業銀行也在嘗試探索如何從簡單的支持低碳企業轉為向低碳減排項目提供融資服務。直接介入碳排放交易市場，提供全面和更有利的金融支持。從國內十余家主要商業銀行的2010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看，國內商業銀行在綠色金融方面的實踐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

（一）倡導綠色運營、環保公益等活動

國內商業銀行普遍將綠色運營作為實施綠色金融的起步，倡導日常辦公，節約能源，加強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為代表的電子交易渠道體系。金融服務，以減少碳排放。綠色辦公，商業銀行提出了相應的評價指標和量化管理，如人均電耗，水耗，耗氣，燃料消耗和其他公務用車，建行還列出了視頻會議的數量。此外，銀行還積極參與植樹，“地球一小時”等環保活動。

（二）完善綠色信貸制度

這個概念源于綠色綠色信貸融資，來自綠色文明和綠色金融。文明是一種追求綠色環境和人類的和諧文明的生存和發展。造福人類，經濟和自然的協調發展，人們建立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推廣綠色文化，并在政策，輿論對環保產業和綠色經濟傾斜。

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已初步建立了“綠色信貸”機制，制定實施細節，實施環境標志分類，監督企業的環境信息作為信貸營銷調查，審批，實行一票否決的重要進程。例如，銀行制定了31項具體子行業的行業綠色信貸管理和操作要求。工行還建立了綠色信貸分類。整個企業的貸款是按照“綠色”分為42大類。貸款是基于投資的企業或項目，其影響所面臨的貸款規模，環境風險，相應的規定的原則和管理要求。恰逢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銀行也積極響應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指導，提出要加快優化信貸結構調整。優先支持新能源，環保和綜合利用資源，如綠色信貸項目。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在2008年金融服務方案的基礎上。整合近年來對外合作和自主創新的成果，于2010年推出《綠色信貸綜合服務方案2.0版》，包括5個綠色信貸板塊和10種特色產品，最終形成了全方位的“服務方案”與“特色產品”并行的雙緯度金融服務。根據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9月，四大國有銀行向綠色產業投放的信貸余額已最少達到10970億元。

（三）創新綠色金融產品

除了節能項目，銀行也正在積極開發新的綠色金融產品。如招商銀行推出的綠色設備買方信貸，排污權抵押貸款，法國開發署綠色能源轉讓收入的按揭貸款，綠色融資租賃，清潔發展機制融資綜合解決方案6個新產品，初步建成綠色金融產品體系。

興業銀行作為中國首家“赤道銀行”，綠色金融業務進行更系統的節能融資服務，已經形成了兩個排放的金融服務產品。目前，興業銀行的所有分行圍繞主要經濟區開展綠色金融業務項目，涉及能源效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污水處理和水資源管理，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固體廢物回收和等六個方面，涵蓋了“十大重點節能工程。”二、國外銀行的綠色金融業務介紹世界一流的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一直積極倡導或符合赤道原則，環境署金融倡議，“碳披露計劃”和其他有關規定，結合自己的經營特色，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創新綠色金融的實施例。除了積極踐行作為國內銀行的綠色業務相同，參加公益活動，在綠色的最鮮明的特點是善于開發各種金融服務在金融業務的外資銀行。

二、幾種信貸產品簡介

（一）傳統綠色信貸產品

1.項目融資

指貸款人向特定的工程項目提供貸款協議融資，對于該項目所產生的現金流量享有償債請求權，并以該項目資產作為附屬擔保的融資類型。它是一種以項目的未來收益和資產作為償還貸款的資金來源和安全保障的融資方式。

2.個人綠色消費信貸

這個概念源于綠色綠色信貸融資，來自綠色文明和綠色金融。文明是一種追求綠色環境和人類的和諧文明的生存和發展。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工業文明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面對環境污染，自然資源枯竭，生態失衡等全球性環境問題，人們普遍認識到對環境，人類過去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造福人類，經濟和自然的協調發展，人們建立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推廣綠色文化，并在政策，輿論對環保產業和綠色經濟傾斜。通常被稱為綠色信貸可持續融資或融資環境。

3.購房按揭項目

指購房者以所購住房做抵押并由其所購買住房的房地產企業提供階段性擔保的個人住房貸款業務。花旗集團針對中低收入階層顧客推出結構化節能抵押產品，將省電等節能指標納入貸款申請人的信用評分體系。

（二）支持減排項目公司的上市融資

這類金融服務主要是對節能減排項目為主業的公司提供上市融資的一系列綜合金融服務支持。006年，花旗集團是世界上第二個風電業務 - 葡萄牙能源公司收購美國地平線風能公司提供財務顧問服務，同時也為巴西的生物柴油上市承銷。 2007年，美國銀行潮汐能源技術公司海洋動力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個性化的解決方案，以支持其市場，并提高他們的貿易能力，幫助客戶通過現有的和新興的市場機制的碳交易市場機制的碳信用額的能力增強。

（三）推出相關衍生產品，參與全球碳金融市場

2007年，美國銀行宣布正式成為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的成員，但也與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和歐洲氣候交易所氣候控制股東對公司組建了合資公司交易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發展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相關的碳排放量。匯豐推出匯豐環球氣候變化基準指數基金，還推出四個投資的全球氣候變化指數組成的一組指數系列。

三、國內外銀行比較性分析

（一）綠色金融發展程度不同

目前全球已有60多家金融機構承諾采用赤道原則，其項目評審嚴格遵守赤道原則，提供的項目融資總額占全球項目融資市場總額的85%以上，同時，通過“碳交易”等金融產品的創新服務，將金融服務、金融產品創新與環境保護有機結合，形成完善的綠色金融服務體系。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加快了綠色金融建設步伐，綠色金融市場前景十分廣闊。但目前我國僅有興業銀行一家赤道銀行，同時，國內碳金融市場建設不健全，導致銀行開展綠色信貸不能化解風險的有效轉移，增加銀行的管理成本。

（二）綠色信貸產品不同

綠色外資銀行廣泛的信貸產品。從消費信貸，商業辦公樓等大型項目，幾乎是普通信貸與綠色信貸領域涉足，但也積極開發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

在中國，各類金融服務子行業國內金融部門監管制度的限制。除了興業銀行發行了國內第一家碳信用額，國內銀行一般會專注于綠色產業項目，太固定化和建模缺乏個人消費領域的深入挖掘。

（三）實施綠色金融的法律環境不同

除了采納赤道原則的外資銀行，也有比較健全的國家環境保護規劃和完善的綠色金融機構，但也建立了合理的內部環保局。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具體的國內銀行綠色金融和環境風險評級標準，指導目錄，銀行很難掌握具體的信貸政策和實施細則，在使用過程中對環境的原則，盡可能開展業務，如綠色信貸政策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限制或禁止“兩高一左”行業貸款。

四、結論

通過比較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商業銀行綠色金融業務的發展還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法律和法規的基礎上，從商業銀行的工作人員的建議，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包括建立綠色信貸業務實施指南，規范碳交易市場，加強信息共享平臺建設。在此基礎上，每個商業銀行都要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逐步提高自身的風險管理水平，同時，我國的商業銀行要積極借鑒國際上的成功經驗，創新產品和、服務，才能真正使“低碳”、“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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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 Kaya碳排放恒等式 可持續發展

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工業文明發展模式，導致了越來越嚴重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大氣中二氧化碳（CO2）濃度不斷增加，使全球氣侯變暖。使用化石燃料這種高碳能源是產生這種生態環境災難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地球生態系統自凈CO2的能力每年只有30億噸，全世界每年約剩下200多億噸殘留在大氣層中，使地球生態系統不堪重負。長此下去，氣候將更為反復無常，氣象災害范圍更大、更頻繁和更嚴重，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因此，控制大氣中CO2濃度增加，緩解全球氣侯變暖，是現代人類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目前山東省的經濟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為主體，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的比重一般為80%左右。這種典型的碳基能源經濟，使山東經濟和能源結構的“高碳”特征十分突出，CO2排放強度相對較高，節能減排形勢非常嚴峻。由此，發展低碳經濟，建設低碳社會，推動山東省經濟發展由高碳能源經濟向低碳與無碳能源經濟的根本轉變，是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綠色發展、低代價發展的迫切要求和戰略選擇。

影響山東省低碳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分析

國內外對碳排放量的計算一般采用日本學者茅陽一的Kaya碳排放恒等式，恒等式通過一種簡單的數學公式將經濟、政策和人口等因子與人類活動產生的CO2 建立起聯系，具體可以表述如下：

CO2=（CO2/PE）×（PE/GDP）×（GDP/POP）×POP

在這里，CO2、PE、GDP 和POP 分別代表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國內人口總量。其中，CO2/ PE、PE/ GDP、GDP/ POP 又可以分別被稱為能源結構碳強度、單位GDP 能源強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數（i）見表1。

根據以上公式，四個影響碳排放量的變數為：能源結構因素、單位GDP能源強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總人口。

山東省碳排放因素數據來源于《山東統計年鑒》（1989-2009），《山東能源年鑒2009》，部分數據來源于宏觀數據挖掘系統。具體數據見表2和表3。

根據Kaya碳排放恒等式的四個影響因素和山東的具體數據可以看出：

（一）能源結構不合理制約了山東低碳經濟發展

能源結構指能源總生產量或總消費量中各類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能源結構分為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從表2和表3數據看，山東省早期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以煤和石油為主，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演變成以煤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據統計，2006年山東一次能源消費量是28158.5萬噸標準煤，其中消耗原煤有22442.3萬噸標準煤，占79.7%。2007年，全省共消費原煤24000萬噸；到了2008年，全省煤炭消耗量就增加到27000萬噸，煤炭年消耗量大幅度遞增。山東煤炭消耗占一 次能源的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0個百分點。隨著國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資源約束矛盾越來越突出，山東能源結構不合理，消費方式較為落后等問題凸顯出來，能源保障任務越來越嚴峻。石油、天然氣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所占比例在20%左右，所占比例和增長率均低于現在國家平均水平，而新能源在能源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則更少。根據表1可知：Fi（碳排放強度）煤炭>Fi石油>Fi天然氣>Fi電力，煤炭的碳排放強度最大，且遠超過了石油和天然氣，電力的碳排放強度為0，因此四者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例將是在不同時空范圍碳排放量不同的重要因素。計算表明，單位標準煤炭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是等標量石油排放的1.23倍，是等標量天然氣排放的1.75倍。以煤為主的消費結構制約了山東低碳經濟的發展。

（二）單位產值能耗大限制了山東低碳經濟的發展

單位GDP能源強度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部門或行業單位產值一定時間內消耗的能源量，單位一般為：噸標煤/萬元。可以體現能源的經濟效率。亦稱單位產值能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能源強度，通常以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耗能量來表示。它反映經濟對能源的依賴程度，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包括經濟結構、經濟體制、技術水平、能源結構、人口等。通過表4的數據可以看到中國的能耗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較還有相當長的差距，就是和印度比，差距也不小。“十一五”期間山東單位GDP能耗要降低22% ，1978年，山東萬元GDP能耗為4.19噸標準煤，1984、1992、2002年分別下降到2.76、1.91和1.19噸標準煤。2007年，山東萬元GDP能耗為1.18噸標準煤，比1978年下降3.0噸標準煤，年均下降4.29%。2008年比2007年下降6.47%，從縱向比能源利用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的先進水平比較，山東省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2007年，山東工業能耗為23082萬噸標準煤，比2002年增長98.7%，年均增長14.7%；占全省能耗總量的80.8%，比全國工業能耗比重高4.7個百分點；占全國工業能耗的11.7%，比重提高0.6個百分點。山東能源消費的對外依存度加快上升。2007年，山東能耗總量是能源生產總量的2.0倍，能源消費的對外依存度上升到48.8%，比2002年提高39.4個百分點。其中，煤炭凈調入17368萬噸，對外依存度升至54.8%，提高37.7個百分點；原油由凈調出變為凈調入1290萬噸，對外依存度為31.7%。

（三）碳排放量增加進而抑制了山東低碳經濟的發展

“能源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經濟增長需能源作動力。在一定技術發展水平上，經濟規模越大，能源需求越多，碳排放量也就越高”。 經濟規模增長，導致經濟活動副產品（碳排放）增加。從表2來看，山東省人均GDP不斷增長，從1988年的1395元增長到2008年的33083元，增長了23.7倍。但山東的GDP增長是靠高耗能行業來支撐拉動的。2006年山東水泥、化肥產量都位居全國第一，鋼鐵產量位居全國第三，火力發電位居全國第二，全省耗煤量以每年2000至3000萬噸遞增，2007年山東省耗煤2.4億噸，2008年耗煤2.7億噸，生產了全國5%的產量，卻消耗了全國總產量10%的煤。預計自2010年之后山東省耗煤將達到3億噸以上，每年需要從外省凈調入2億噸以上煤炭，并且對外省煤的依賴度越來越高。山東省實有經濟可采儲量不足40億噸。產煤大省、耗煤大省、資源小省矛盾日益突出，為全省提供能源保障的壓力越來越大。

（四）人口基數大且質量較低使得山東低碳經濟發展壓力大

人口增長對溫室氣體排放產生影響存在兩種方式：一是較多的人口對能源需求會越來越多，因此能源消費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也越來越多；二是快速的人口增長導致了森林破壞，改變了土地利用方式等，這些都導致了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費形式和內容更加多元化，在某些方面也增加了碳排放量。人口因素在CO2排放貢獻中，始終占據一定的份額（累計約14 %），山東省人口基數大，2011年總人口為9579萬人。是全國人口總量第二大省，人口基數大的同時人口密度值也位居全國前列，人口越多排出的二氧化碳勢必也越多。

以上是根據Kaya碳排放恒等式得出的四個山東發展低碳經濟的不利因素，除此之外，山東省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也不利于低碳經濟的發展。

（五）山東省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不利于低碳經濟的發展

山東工業結構重型化特征以及傳統高能耗產業在工業經濟中的比重較大，造成山東資源短缺環境壓力大。在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對碳排放的貢獻小，而第二產業對碳排放的貢獻大。山東省的產業結構2008年第一、二、三產業占產業中的比例分別為：9.6%、57%、33.4%，第二產業比重偏高。山東省礦產資源總量潛在總值人均占有量僅為全國人均值的50%左右，屬于人均資源偏少的省份，能源消費的對外依存度上升到50%左右。全省多年平均水資源量為303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占有量322立方米，僅相當全國人均水平的1/6，居全國各省倒數第三位；對礦產資源的過度消耗導致一系列環境問題的產生。2008年全省工業廢水排放量17.70億噸，工業廢氣排放量33505億標立方米，隨著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索取不斷增加，從而導致了森林破壞、濕地萎縮、河道斷流等一系列生態問題的出現，使得生態碳匯能力降低。

山東省發展低碳經濟的有利因素

國際研究表明，實現碳減排有三種途徑：一是改變能源結構，發展新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能源；二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即節能減排；三是回收化石能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并加以封存隔離，即碳的捕捉封存。山東省在前兩個方面都具有比較好的條件。

（一）山東省新能源資源稟賦豐富，發展低碳經濟的產業基礎初步具備

豐富多彩的新能源賦存是山東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的基礎。新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核能、地熱能和海洋能等。山東半島三面環海，海岸線長達3121公里，海洋能資源豐富。

山東擁有雄厚的風能資源，據測算，山東風能資源技術可開發量居全國沿海省份第一位，且山東電網消化能力較強，風電本地化消納條件良好。山東是農業大省，農業資源較為豐富，為生物質能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山東省17市皆有地熱資源賦存，熱能資源量相當于1236.64億噸標準煤，地熱資源儲量僅次于天然氣資源儲量，大多分布在魯西和魯西北平原區。清潔能源的合理開發并轉化為新能源產業是合理展開能源產業發展布局的重要舉措。近年來，山東省新能源產業呈現出健康持續快速發展的態勢。2008年，山東省新能源產業生產總值突破30億元，擁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產企業百余家。風電產業、太陽能光熱光伏產業、新能源汽車、核電設備制造和生物質能產業等新能源產業不斷成長。目前，風電是山東發展最快的新能源產業。截止到2010年2月，全省已經投運風電場共24個，裝機容量約為101萬千瓦。另外，山東太陽能光熱光伏產業優勢明顯。2009年，山東省太陽能熱水器生產產量超過400萬臺，面積有1300萬平方米，其比重達到國內總產量的30%左右，居全國第一位。其中，僅皇明、力諾和桑樂三家企業太陽能熱水器產量就達到880萬平方米，占山東總產量的67.7%，占全國總產量的21%左右。除此之外，山東在生物質能、核能、海洋能、地熱能等新能源開發方面成果顯著。山東的生物質能發電項目已走在全國前列。據統計，截止2009年底，山東已投運生物質能發電項目25個，裝機容量達42.5萬千瓦。山東省17市均有地熱資源，地熱能資源量相當于1236.64億噸標準煤。目前，山東地熱資源的開發利用已經應用于洗浴、供暖、游泳和水產養殖等領域。2009年動工的海洋核電項目采用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AP1000三代核電技術。總容量8臺125萬千瓦的AP1000核電機組全部投運后，將以其“零”排放的優勢，每年比同類裝機規模火電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5000多萬噸，減少氮氧化物排放約15萬噸、減少煙塵排放約12萬噸。2010年5月，榮成市成為山東首個低碳經濟示范城市。低碳經濟示范城市的確立以及山東較強的經濟實力和先進的科技實力為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山東近年來節能減排成效顯著，能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山東省委省政府把節能減排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確定了到“十一五”末萬元GDP能耗降低22%左右、CO2排放量削減20%、COD排放量削減18%的任務目標，節能減排工作力度進一步加大，并取得了明顯成效。2011年，山東省萬元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3.46%；省重點考核的千戶企業49項單位能耗指標同比下降的占91.8%，節能334萬噸標準煤；綜合利用工業固體廢棄物3763萬噸；建成水污染治理項目408個，形成COD削減能力4.4萬噸；燃煤電廠現役機組建設脫硫的裝機容量達到6377mw；SO2、COD排放量分別比上年削減2.1%和1.6%，實現了兩項指標的“雙下降”。2012年山東省建筑節能的三項重點工作是：城鎮新建建筑執行節能強制性標準的比例達到95%以上；年內完成既有居住建筑供熱計量及節能改造800萬平方米，確保按時保質保量地完成“十一五”期間1900萬平方米的改造任務；太陽能光熱系統建筑一體化應用面積達到1200萬平方米。

山東發展低碳經濟的可行性措施

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促進低碳經濟發展。運用法律、經濟、行政等綜合手段，強制淘汰一批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發展循環經濟，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重視低碳技術研發提高能效降低能耗。鼓勵重點用能工業企業的節能技改和低碳技術研發，加強新建建筑執行節能強制性標準和新型墻體材料推廣工作；優化能源結構，加快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

參考文獻：

1.張坤民，潘家華，崔大鵬主編.低碳經濟論.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8

2.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主編.中國低碳生態城市發展戰略.中國城市出版社，2009

第5篇：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碳排放權國際貿易；CDM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200108-02

1　國際碳排放權市場的現狀

碳排放權是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興的貿易產品，它的目的在于以較低成本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碳排放權國際貿易以溫室氣體排放許可證或減排信用額為主要商品形式。企業是這一貿易主要的參與實體，在特定范圍的交易規則和交易框架進行貿易。

按照《京都協議書》對發達國家的強制減排要求，2012年前發達國家需要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在50億噸至55億噸，其中一半減排量由發達國家內部完成，余下超過25億噸則需要通過通過國際市場，主要與發展中國家進行CDM項目合作以實現減排目標。而據2007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統計，全球范圍已簽約的減排量還不到3億噸。在今后五年的時間內，可以預計，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將會有一個爆炸式的增長。盡管《京都議定書》在美國并未獲得批準，但碳排放交易市場已經止式啟動，并獲得蓬勃發展，潛力巨大。據世界銀行估計，2008年～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為7～13億噸，交易值可為每年140～650億美元。另據歐洲氣候交易所稱，一旦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交易在期貨期權市場展開，僅歐洲市場每年的規模就將達到580億美元。

從目前的情況看，隨著碳排放權國際交易的迅速增長，附件一中的發達國家是碳排放權的主要買家，用以充抵在《京都議定書》下的減排責任，或者作為一種投機手段在今后出售來獲利。而非附件一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該商品的主要賣家，與發達國家進行CDM項目的合作，并將產生的CERs通過合同規定的方式出售給發達國家。

2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的影響分析

在發展CDM項目，進行碳權貿易上，我國有較強的稟賦資源。我國能源消費結構表現出以煤炭為主，能源利用率較低。中國每創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因此我國減排潛力很大。另外，設備及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且具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較好的政策環境與經濟發展潛力，所以減排成本相對較低。相對而言，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本一般高于我國，如美國減少1噸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大約是100美元，而在中國只有20美元。

因此，我國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大的溫室氣體減排信用額提供者。根據聯合國CDM項目執行理事會(EB)的統計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已經注冊成功的CDM項目總數為890個，其中我國已注冊成功的項目數量為147個，占項目總數的16.52％，僅次于印度(33.82％)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國已注冊項目的減排量規模普遍較大，因此在總減排量上，我國以90.956，948噸二氧化碳當量雄居榜首，占全球預期年減排量的48.38％。根據亞行環境專家預計，在未來幾年內中國每年將提供近1.5到2.5億噸的CO2當量。市場份額約占全球一半。

2.1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碳權貿易對我國的意義不僅僅是我國又找到一種新的貿易商品。根據聯合國的定義，CDM項目應遵循以下可持續發展原則：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優先領域相一致；促進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先進、高效、環境友好的技術轉讓，特別是能源技術的轉讓；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有助于發展中國家區域環境的改善等。

因此，通過清潔發展機制，積極參與國際碳排放權貿易，有助于我國獲得發達國家提供的資金和先進技術，特別是能源技術的轉讓，開發由于存在技術或資金障礙而僅憑借自身的能力難以實施的項目，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2.2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相關制度的影響

我國的排污權交易制度尚處于探索階段，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碳排放權貿易作為排污權交易的一種方式，參與其中無疑對國內排污權交易市場的形成、排污交易制度的建設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通過CDM項目的國際合作，我國在引進先進的技術同時，也可以積累寶貴的碳減排項目合作經驗，這對我國在日后不得不承擔起減排責任時無疑有著非常大的幫助作用。CDM項目的監督、審核、減排量監測等，都有一系列嚴格的程序和方法，以保證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不造成新的環境破壞，對我國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下進行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而且，CDM項目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其監測制度和第三方審核等體制，也為我國進一步治理國內環境污染，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2.3　碳排放權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作用

《京都議定書》所產生的碳排放貿易機制在短期內除給我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正在向世界傳輸這樣一個市場信號：利用大氣資源是有償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除美國外都已基本加入京都體系，而且即使美國沒有加人，其在國內也正在建立類似的體系。雖然《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碳減排三種靈活的履約體制，但畢竟還是會產生成本。而聰明的西方人選擇了一種一箭雙雕的方式：進行產業轉移。發達國家把高污染、高能耗及資源型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從這些國家進口低附加值產品或半成品，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發達國家自己的排放量，實現他們單個的排放目標，而且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量，使得發展中國家一直指責發達國家高消耗的聲音減弱，并且揮舞起政治和經濟的大棒，強烈要求碳排放量日益增多的發展中國家承擔起減排的責任。

無疑，中國正面臨這樣一種情形。西方消費需求加劇了中國碳排放增長。近年來中國能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的快速增長，不僅是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膨脹的結果，更是國外市場的消費需求拉動所引起的貨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與此同時，隨著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迅速增長，1990年至2003年間，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億噸，增幅超過73％。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總排放量的13.5％，并且很有可能在2010年左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在《京都議定書》下一個履約期的談判中，我國將面臨著國際上極大的壓力要求承擔起減排責任，再想如第一期中逍遙自在恐怕不再可得。

而我國人均GDP剛過1000美元，國家開始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階段，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長時期――高樓、高速路、鐵路、機場、電廠這些基礎設施需要大量水泥、鋼鐵、有色金屬等原材料。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且由于技術和設備相對陳舊落后，能源消費強度太，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比較高，而技術和

設備并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和更新的。一旦在這個時期承擔起減排責任，這無疑是給高速行駛的經濟列車踩下了剎車，將會對我國經濟的增長產生很強的負面作用，影響經濟的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迅速增長和粗放式地生產方式還會給中國帶來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京都議定書》的簽約國已經占據了大部分國際市場，并在這個市場上建立了保護環境的游戲規則，只有節能、低污染的產品，才能夠在這個市場上站住腳。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國際貿易競爭中，國際競爭對手可能會利用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限額設定“綠色”貿易壁壘，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會成為貿易保護主義者手中的武器。中國高排放、低產出獲得的產品，可能成為新的國際貿易爭端因子，引發一些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

2.4　碳排放權貿易的局限性

令人憂心的是，迄今為止，國際上仍然沒有一個統一流通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碳權交易市場流動性差，發展不完善，被各種交易類別分割成了多個封閉的市場，各市場間缺乏流動性。其中最典型的是CDM項目的交易市場和國際其他交易市場之間的流動性問題。CDM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合作實施的碳減排項目，發展中國家只能將減排額度出售給發達國家的中介機構，卻不能拿到國際市場去進行出售，導致這成為一個明顯的買方市場。相反，國際買家卻可以將在發展中國家購買的減排額度拿到國際市場去出售，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發展中國家在減排交易中的利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不可能期望用自己的CDM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來抵扣自己的份額，并且也無法從中獲取較大收益。

第6篇：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江蘇省；綠色經濟；SWOT分析法

一、引言

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水體污染、大氣污染等全球化難題在中國日益突出。全國內有近八成河段不宜作為飲用水水源，五成地下水被污染，每年僅水體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就已多達400億元。近年來，我國有三成的國土籠罩在霧霾天氣之中，眾多城市空氣污染問題顯著，唐山、邢臺等城市更是達到了重污染級別。此外，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改善，機動車數量不斷增加，大大加劇了大氣污染的程度，北上廣等地甚至出現過光化學煙霧現象。與此同時，酸雨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長沙、贛州等城市中心區年降酸雨的頻率大于90%，其中長沙降雨的平均PH值已達到3.54，嚴重影響了人們正常生活。發展綠色經濟已成為21世紀各國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從高污染、高增長的傳統經濟向低污染、高效率轉變的必然選擇。本文從區域的角度入手，研究江蘇省綠色經濟發展，希望能夠在這個問題上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研究綜述

綠色經濟的概念最初是由大衛皮爾斯（1989）在《綠色經濟藍圖》中提出的。他認為，經濟發展要在自然生態環境和人類自身可承受的范圍內，既不能因自然資源及能源的耗盡而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也不能因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而給自然生態環境帶來破壞。國內學者李正圖指出當前世界發展綠色經濟的趨勢導致中國必然發展綠色經濟，指出目前中國發展綠色經濟的主客觀條件。梁爽針對中國綠色經濟發展方式的構建研究進行了闡述，并提出實現綠色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要進行科學調整。彭斯震、孫新章指出，中國傳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處于不斷下降的過程中，中國面臨著巨大的轉型壓力。曹東、趙學濤、楊威杉指出，通過制度創新提高轉型成本效率以及體制機制保障和法律法規質量，實現中國綠色轉型成為一大難題。國外學者TimothyG.Ehresman和Chuk-wumerijeOkereke以2012年6月在巴西召開的“里約+20”峰會為背景，他們對于綠色經濟的解釋系統，填補了學術領域一個重要的空隙，為未來分析不同綠色經濟概念與不同正義概念之間如何聯系提供了背景。RosarioTurvey報道了奧里利亞和安大略北部灣兩個城市的綠色經濟發展狀況和自然生態環境狀況，以“可持續性社會發展模式”作為框架，追求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三、江蘇綠色經濟發展現狀分析

“十二五”期間，江蘇綠色經濟發展情況良好，尤其是工業方面，取得了不錯成績，不過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下面我們將使用SWOT分析法進行分析，從而提出適合江蘇發展綠色經濟的對策建議（資料來源于：江蘇省人民政府網頁，2016年江蘇省統計年鑒）。（一）江蘇綠色經濟發展的優勢1.產業結構優化。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產業結構處于優化升級，趨于合理化和高級化的過程中，如今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江蘇2000~2015年三次產業對GDP貢獻率由高到低依次為第二、第三、第一產業。如圖1所示，江蘇產業結構優化進度不斷加快，第三產業最具發展潛力。2015年，江蘇省三次產業增加值的比例調整至5.7：45.7：48.6，實現產業結構的標志性轉變。2.高新技術產業較快發展。“十二五”期間，江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態勢較好，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保持平穩增長。江蘇高新技術產業結構處于不斷優化過程中，內資高新技術企業仍是主力軍，其主體作用突出，產業產值為39741億元，同比增長10.6%，占總產值的59.2%；江蘇省區域協調性不斷增強，蘇中與蘇北的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同比分別增長12.1%、11.5%，占總產值的44.9%。3.服務業（第三產業）水平較高。從圖2可以看出，江蘇服務業發展較為緩慢，不過增長率仍在GDP增長速度之上。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江蘇省服務業增加值占江蘇省GDP的50.1%，占比首次過半，成為2015年服務業占比首次超越第二產業后又一次具有趨勢性變化意義的歷史性突破。江蘇服務業整體呈現出較好的發展勢頭，總體規模處于擴張過程中，帶來的經濟效益增加。服務業作為重點產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領先優勢也逐漸顯露。（二）江蘇綠色經濟發展的劣勢1.江蘇省是全國人口密度最大，人均環境容量最小的省份。同時，江蘇省作為工業大省，單位國土面積工業負荷全國最高。2.江蘇一直以來都是能源嚴重匱乏，2015年江蘇一次能源自給率僅為9.57%，能源消費總量持續低速增長，能源供應同經濟發展、自然生態保護間的矛盾日趨突出。3.江蘇省煤炭消費量比重偏大，供應困難，目前除了徐州可以生產2000余萬噸煤炭以外，其余的煤炭有四成來自山西省，其余來自山東省、陜西省等省份，還有少量進口自印尼、俄羅斯、南非、菲律賓等國家。4.江蘇省用電總量總體呈增長趨勢，雖然發電總量也在持續低速增長，但仍然無法打破目前電力供應的緊張局面。（三）江蘇綠色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江蘇人口眾多，市場廣闊，體系較完善，給綠色經濟在江蘇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2012年，黨的十提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2013年，江蘇省明確提出要加快綠色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綠色產業能夠成為新一輪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及支柱產業。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五大發展理念。近年來，江蘇省與綠色經濟相關的產業領域已經開始發展，公眾的節能環保意識也在不斷增強，社會各方面也愈加重視綠色發展，使得產業轉型升級的范圍不斷擴大，技術創新能力不斷提升，節能減排激勵機制不斷完善，這些都是綠色經濟在江蘇省得以發展的堅實基礎。此外，中國綜合國力提高，國際地位上升，使得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占有率和主動權也不斷擴大，更有利于推進江蘇省綠色經濟的全面發展。2015年11月16日，綠色經濟行動合作伙伴（PAGE）中國項目在江蘇南京市正式啟動，該項目在江蘇開展了省一級綠色經濟研究，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新的助力，更是對全球市場起到一定的輻射影響作用，帶動了其他國家的綠色經濟發展，推進更大范圍的綠色轉型。（四）江蘇綠色經濟發展面臨的威脅“十三五”期間，江蘇省發展綠色經濟是大勢所趨，面臨錯綜復雜的發展形勢，對于江蘇省綠色經濟的發展而言存在著諸多威脅。從國際背景來看，發展綠色經濟是世界各國的必然選擇，隨著中國占世界GDP比重的上升，消耗的世界能源較多，給自然生態環境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既不利于中國的可持續性發展，也推動了“中國環境”的傳播。從國內背景來看，中國為了解決經濟發展與能源、資源約束矛盾的問題，實施能源消費強度和能源消費總量“雙控制”措施，加強了對碳排放指標控制。而江蘇省作為工業經濟大省，這無疑對節能降耗工作又提出了新要求，也形成了倒逼壓力。從省內背景來看，江蘇省作為經濟大省，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消費結構的轉變升級使得江蘇省能源需求不斷增長，但由于能源總量和自身環境容量限制，江蘇資源約束問題更加突出，已成為江蘇綠色經濟發展的瓶頸。江蘇省必須正確認識和對待江蘇省綠色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的機遇和威脅，直面威脅，把握機遇，把節能環保、綠色發展作為江蘇省全局發展、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

第7篇：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貿易增長方式；轉變

一、引言

隨著全球變暖，氣候惡化，二氧化碳排放成為人類越來越關注的問題。2003年，英國在《我們能源的未來：創造低碳經濟》這一能源白皮書中，首次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該白皮書指出，低碳經濟是為了緩解氣候變化，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通過能源革命建立起來的一種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作為一種從高碳能源消耗時代過渡到低碳能源消費時代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低碳經濟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三高三低”，這里的“三高”區別于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是“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的“三高”，“三低”則為經濟發展過程的“低污染、低耗能、低排放”，實質在于能源利用上實現高效、清潔和環保。

可見，以“三高三低”為特征的低碳經濟，歸根結底是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和諧共生，這與我國奉行的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的目標相一致，也與我國提倡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相符合。

二、低碳經濟下我國貿易增長方式轉變面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貿易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至2009年的2.2億美元，世界排名從第32位上升到第2位，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與第一大出口國，貿易大國地位已然確立。與此同時，我國“獎出限入”的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面臨著低碳經濟的挑戰。長期以來我國實行出口導向以及“獎出限入”的貿易戰略，國內經濟增長與就業嚴重依賴于對外貿易增長。隨著時間推移，這種非均衡式的貿易發展戰略的局限性和問題也不斷暴露出來，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之間的不協調性越來越突出，經濟發展與社會環境矛盾越來越明顯，國際摩擦越來越明顯。

（一）出口商品“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

從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上看，長期以來礦物燃料、化學產品、原料制成品、高耗能金屬制品、低端機械設備所占比重較大，近幾年鋼鐵等能源密集型產品出口大幅增加。2009年，盡管國內節能減排措施力度加大，我國能源密集型產品出口仍高達1298億美元。其中，就出口額而言，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的出口額最高，分別為325億美元和364億美元；就增長率而言，耗能強度最大的石油加工及煉焦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的出口增長最為快速。高耗能主要表現為能源消費總量高的同時，能源利用率較低。早在2002年，我國能源消費僅次于美國，位列世界第二，2009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國。而能源使用效率方面，我國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在能源供給上，我國需求量大的石油、鐵礦、錳、硌、銅、鋁等礦藏儲量明顯不足，能源供需缺口不斷擴大，能源供求關系全面緊張。在利用外部資源方面，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和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60%，對外部資源的嚴重依賴。

高能耗往往就伴隨著高污染。目前我國森林覆蓋率為18.21%，遠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70%能源仍由火力發電廠提供，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僅有93%。據統計我國環境污染帶來的直接損失占年均GDP8-12%。巨大的貿易順差背后是沉重的環境代價。伴隨著外貿飛速發展，我國碳排放總量也在不斷攀升，尤其是2002年以后表現出高增長的趨勢。1990年，我國碳排放占世界總排放量的11%，到2004年，我國碳排放量4847.33MT，占世界總排放的17.66%，2007年達到5788MT，比重19.9%，居世界第一位。這與我國入世后對外貿易發展速度提高，出口數量激增關系密切。因此，發達國家不斷向我國施壓，要求包括我國在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盡早參與二氧化碳的減排行動，直接承擔減排義務。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環境庫茲涅茲曲線處于上升階段，環境污染，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處于上升狀態。能源與環境的硬約束決定了我國無法支撐起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轉變貿易增長方式，發展低碳經濟，關系到我國能夠全面建設和諧社會的大課題。

（二）外貿增長“低效率、低效益”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工業制成品已經取代初級產品，成為中國出口貿易的主力軍。目前，我國制造業出口已占外貿總額的90%以上，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業大國。但是我國目前出口的制造業產品主要集中于低端產業，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為主，特別是服裝、玩具、鞋帽、機電。這些產品大多處于產品成熟階段，同質性替代性強，市場供過于求競爭激烈，因此產品出口效益低下；包括我國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絕大部分是工廠產品的終端產品，國內主要從事最后的加工組裝這一勞動密集型環節，研發和精密部件制造這兩環節基本不涉及。跨國公司一方面掌握著核心技術與關鍵部件，另一方面操控著銷售渠道，只將低增值中間環節分包或者轉移到中國進行，在這樣“兩頭在外”的市場里，獲得巨大利益的永遠是跨國公司。

長期以來，我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在促進出口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激勵機制和措施，如低估名義匯率、出口退稅、減免稅收，降低環保、職工福利和土地成本等，這些做法在壓低出口企業實際運營成本的同時，扭曲了要素價格，造成福利大量的輸出。以中美貿易為例，美國消費者每年因購買中國產品就能節約下1000多億美元。可見，中國生產并出口的低價商品，為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本身獲利甚少。這種依靠規模與數量的擴張進行的對外貿易，出口成本的競爭力主要來自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環保成本，而同時這些產品往往容易造成“量的泛濫”和“價的低廉”。加之我國出口產品市場過度集中，往往成為反傾銷的“重災區”。

（三）出口不斷遭遇綠色貿易壁壘

低碳經濟的概念自提出后，得到世界各主要國家的認同與推行，受其影響，我國出口不斷遭遇綠色貿易壁壘的制約。目前，我國對美、日、歐三大貿易伙伴的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一半左右，而這三個國家和地區大多是“貿易與環境委員會”的成員國，環境限制極其嚴格。2007年8月，歐盟推出《用能產品生態設計指令》，要求我國出口的用能產品必須提供包括原材料和能耗等指標的“生態學檔案”，2008年第一批實施細則涉及辦公設備、空調、冰箱、機電和音像五類產品，2009年擴大到家庭照明、電視機、熱水器、洗衣機、家用冰箱和風扇等產品，而這些都是我國出口歐盟的傳統優勢產品。

2009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潔能源安全法案》，這些法案不但設置了未來幾十年內美國減少碳排放的目標和方案，同時授權美國可以對包括來自中國在內的，沒有實施減排限額的國家進程的產品征收碳關稅。所謂碳關稅主要是針對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鋼鐵、水泥、鋁、部分化工產品等征收的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一旦美國正式征收碳關稅，我國水泥、鋼鐵及玻璃行業的出口將受到重創。在清潔法案被通過的十多天內，美國連續對我國無縫鋼管、鋼格柵板、油井管、銅版紙等多種高碳排放產品發起貿易救濟調查。這一方面說明發達國家利用環境保護，“碳關稅”之名增加我國出口商品的成本，打壓我國低端出口產業，削弱我國國際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說明以能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二氧化碳高排放的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既不符合我國實際國情，也不順應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發展低碳經濟勢在必行。

三、低碳經濟下我國貿易增長方式的途徑

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造低碳經濟》中提到，低碳經濟的實現，需要依靠技術創新，政策措施的引導，以及能源革命的開展。我們就根據這一思路尋求我國發展低碳經濟，轉變貿易增長方式的途徑。

（一）制定靈活有效的政策措施，強化政府引導

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全面布局和統籌規劃。各級政府將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與經濟發展的總體部署相結合，確定低碳經濟發展方向，制定發展的規劃，并在政策與資金方面，給予大力支持與傾斜；逐步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并完善各個行業和各種主要工業產品的能源效率標準，建立各行業和企業碳排放標準；通過將環境成本的內部化，資源價格的市場化，使企業和個人有意識地減少污染，尋找最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以最小的社會成本實現資源的最大利用和污染的最小排放；通過制定差別出口退稅政策，鼓勵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產品的出口，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產品的進口，從而減少出口商品對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制定加工貿易升級的中長期規劃，延長加工貿易產業鏈，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從而提升我國加工貿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二）提升技術水平，加強自主創新

發展低碳經濟，技術創新是核心。技術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要素的生產率，以有限的資源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技術的創新既包括對現有能源技術的改造，也包括對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以及對二氧化碳的捕獲與存埋等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新技術等。應加大對技術創新資金的投入，促進生產和消費領域高能效低排放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學習國外成功經驗與做法，在積極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做到“產學研”相結合，形成多元化的低碳技術體系，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和貿易增長方式轉變提供有利的技術支撐。

（三）大力開展能源革命

針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能源約束的問題，一方面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將降低能耗與節約能源貫穿于生產的始終。根據國家的22項工業產品能耗限額標準，嚴格要求企業從改進整個生產鏈開始，最大限度地使用節能材料，逐步淘汰高耗能的產業和生產工藝，優化生產流程；另一方面積極開發新能源和替代品。按照國家出臺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可再生能源法》，地方和企業在積極優化和調整現有能源結構的同時，積極開發利用清潔能源，推進核能，水電設施建設，降低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加大清潔風力發電和高效率發電機組的投資，發展風力發電；積極開發氫能，生物燃料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全面展開太陽能、地熱能、海洋能等其他新能源的利用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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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貴辰.試析低碳經濟與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J].中國市場，2011（23）.

第8篇：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城市；規劃

【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y, population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of incontinence, the world climate face more and more serious problem, has serious harm to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and safety. In this development background, the low consumption low carbon emissions "the low carbo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This article from th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the and so on several aspect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 key words 】 a low carbon economy; The city; planning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前言

“低碳經濟”最早見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 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 :創建低碳經濟》。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和資源并不豐富的島國，英國充分意識到了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它正從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能源白皮書》指出，低碳經濟是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 ;低碳經濟是創造更高的生活標準和更好的生活質量的途徑和機會，也為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了機會，同時也能創造新的商機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由于城市布局、土地利用、空間形態、產業結構、交通模式、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鎖定效應，城市規劃對城市低碳發展有著長期的、結構性的影響。城市規劃本身在很多方面可以作為低碳技術應用，同時還是統籌各項低碳技術、產品和政策應用的空間平臺。本文主要從交通模式、用地模式、生態環境幾個方面探討了低碳經濟下的城市規劃問題。

2 水環境規劃

在雨水充沛的地區，地下水資源豐富，地表水資源也是可以利用的重要資源。在場地的豎向設計和雨水收集利用及地表水的綜合利用中應充分考慮這一特點。

2.1 運用雨水收集技術

雨水利用的主要流程是:收集――貯存――凈化水質――利用。通過安裝雨水收集和利用設施，雨水通過這些設施收集到一起，經過簡單的過濾處理，就可以用來建設觀賞水景、澆灌城市內綠地、沖刷路面或供城市居民洗車和沖馬桶，這樣不但節約了大量的自來水還可以

為居民節省大量的水費。

2.2 運用中水回用技術

“中水”主要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污水經處理后達到一定的水質標準，可在一定范圍內重復使用的非飲用水。在美國、日本、以色列等國，廁所沖洗、園林和農田灌溉、道路保潔、洗車、城市噴泉、冷卻設備補充用水等，都大量地使用中水。將中水引入城市，實現雙路供水是建設節水型城市的重要體現。城市中的沖廁用水、綠化用水、洗車等方面都可以用中水替代，實現了水資源的多次重復利用，極大地節約了水資源。中水回用可以增加水資源的可利用總量，從而增強水資源對經濟、社會、生態的保障作用，為經濟、社會、生態的可持續

發展拓展空間。

2.3 打造人工生態濕地系統

人工濕地污水處理技術是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一項污水處理技術，它通過模仿自然濕地生態系統中的物理、化學、生物的協調技術來處理污水，一般有人工基石和生長在其上的水生植物組成。水生植物在人工濕地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吸收、吸附污染物，為水體提供氧氣，為衛生生物提供附著場所，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等等。人工濕地對于城市生態建設具有多種優點 : 可有效處理多種廢水，如日常生活污水、工業廢水、垃圾滲濾液和地面徑流雨水等;能高效去除有機污染物、氮磷等營養物、重金屬和病原微生物等多種污染物 ; 是一項投資及運行費用低，運用維護方便，但出水水質好，去除污染物效果強的理想項目。同時，人工濕地可在景觀設計中將水景、綠化、人文景觀相結合，取得景觀與凈化兼得的效果。

2.4 應用透水性地面

針對不透水地面引發的多種不良影響，透水地面為生態環境帶來了一系列的好處。首先，有良好的透水、透氣性能，可使雨水迅速滲入地下，補充土壤水和地下水，保持土壤濕度，改善城市地面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的生存條件 ;其次，可吸收水分與熱量，調節地表局部空間的溫濕度，對調節城市小氣候、緩解城市熱島效應有較大的作用，可減少空調使用帶來的碳排放 ; 第三，可減輕城市排水和防洪壓力、對防止公共水域的污染和處理污水具有良好的效果 ; 第四，雨后不積水，雪后不打滑，方便市民出行;第五，表面呈微小凹凸，防止路面反光，吸收車輛行使時產生的噪音，可提高車輛通行的舒適度和安全性。

3 用地布局與空間形態

3.1 構建功能混合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

功能布局是城市規劃的重要內容，短路徑的城市只有通過功能的多樣性和多種功能的混合才能實現。在歐洲傳統城市中，居住、商業與工作場所往往是相互支持的，并通過以街道為主的公共空間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高密度、小街坊以及公共空間的混和使用的城市空間結構。而在當前城市建設中，人們卻信奉著現代主義的基本原則，過分強調城市的功能分區，造成城市商業區和居住區彼此分離，商業區、居住區成為“孤島”。因此，為了重塑城市生活的魅力，找回正在失去的城市文脈，必須改變現代主義這種僵化的功能分區的做法，強調多種功能的混合。

基于低碳理念的生態城市的土地集約利用評價需特別關注城市內部擁擠成本、生態景觀、社會效益等問題。其主要依據為 : 適度的人口規模和建筑密度可確保基礎設施利用的高效率;適度的人口規模和混合使用使工作和家庭之間的路程變短，這使污染和能量消耗減少。混合的土地利用政策在生態城市中的具體規劃措施包括 :

(1)、城市建設堅持混合使用土地，避免建設大面積單一功能區域。

(2)、增強城市內部各相關產業和服務機構的聯系，促進多樣性的成長，促進居住與就業崗位的均衡分布，減少鐘擺式交通帶來的能耗與污染。

(3)、合理安排開發時序，強調開發計劃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經開發的土地和基礎設施，避免在城市建設中貪大求全，減低建設效率。

(4)、城市分期開發中首先要建立并保持一個初期的混合使用意向，并在后續開發中進行適應性調節。建立詳盡的分期開發計劃，明確每一個階段的開發目標，減少上一階段的延誤

和問題對下一階段開發的經濟和物質影響。

(5)、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反對“巨型居住區”無序蔓延，鼓勵對現有城市的填充式發展，即所謂垂直加厚法，增加基礎設施利用效率。

(6)、提倡城市空間立體化建設，鼓勵發展城市地下空間，以減少對新區環境的大氣、噪音、景觀的影響程度。提高新區土地集約利用，降低能源損耗。

3.2 構建適度緊湊的城市空間形態

我國土地資源匾乏、人口眾多，這一矛盾在城市中尤為突出。低碳生態城市應采用緊湊式布局，盡可能節約占地，適當提高容積率和建筑密度。同時，在緊湊的建筑組群之間最大限度地留出開敞空間以保留或修復自然生態要素。

緊湊城市理論在城市內部空間這一層面的空間控制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分區、鄰里和走廊上。分區是圍繞一個主導的活動而組織的功能組團，在城市中以居住功能為主 ; 鄰里是具有一個平衡活動系列的微觀城市地區 ; 廊道是用以分割和連接分區和鄰里的線通運輸或者綠地系統，即分為交通廊道和綠地廊道，這一層面具體的內容包括 :

(1)、各組團分區強調居住空間的形態完整，同時要注重輔助功能空間的完善要通過交通與用地的有機組織獲得可識別和清晰的分區邊界，營造分區內部的場所感，創造行人友好的步行環境，提供連接鄰里和城市內便捷的交通網絡系統。

(2)、鄰里空間應該是緊湊的、步行友好的和土地混合利用的。鄰里設計需要做到工作、購物、上學、娛樂的混合平衡，增強各功能空間的有機聯系，努力減少人們長距離出行的動機，并且應該提供一系列不同類型和價位的房屋以促使不同年齡、種族和收入的人們互相交往。

(3)、許多日常生活應該被組織在步行可達的空間范圍之內，允許那些不能夠駕車的人，特別是老年人和小孩出行的獨立性。在公交車站步行的范圍之內規劃合適的居住密度和空間結構，允許公交成為一種良好的小汽車出行替代物。

(4)、公園和開敞空間應該在分區和鄰里內有機分布，并用以定義和連接不同的鄰里和分區。通過創造優化組合的交通與用地景觀格局模式充分發揮綠地廊道的景觀生態效應。

(5)、交通廊道是區域范圍內分區和鄰里之間的主要分隔和連接渠道，包括主要道路、軌道線以及河流航道。交通走廊合適的規劃有助于組織良好的城市結構。在城市規劃中要使城市發展軸線與交通廊道布局有機契合，大力發展交通廊道上的公共交通，沿線采用土地混合利用的策略，創造交通、土地經濟、以及社會生態最佳整合的發展模式。

4 交通系統規劃

合理的城市交通布局是實現高效性的重要方法，低碳生態城市應該提倡“綠色交通體系”，也就是建立步行 ( 自行車 ) 優先、公交為主、限制小汽車使用的交通組織方式。針對我國城市發展狀況，生態城市建設要首先考慮以良好步行環境為導向的開發，再優先考慮方便自行車使用為導向的開發建設，在此基礎上提倡以公共交通委導向的開發建設，再次考慮城市的形象改善工程和小汽車交通的發展。

5 綠地系統規劃

5.1 構建綠色鄰里模式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說，低碳城市規劃不能僅停留在運用傳統的審美觀念和物質規劃方法去刻意追求自然生態環境的感官形象，應該從形式和功能上都體現出“生態”的作用和效益。一方面，在形式上應該有效地利用自然生態基底形成滿足人們“回歸自然”心理需求的規劃格局，例如在城市中人工創建綠化帶、水系等，形成樹影相映、碧水環繞的清馨的自然環境 ;另一方面，應該在功能上增加人們接觸自然生態環境的機會，塑造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發展的

規劃格局。

5.2 采用立體綠化

結合城市的規劃和住宅設計來布置室外綠化和水體，以此進一步改善城市的物理環境(聲、光、熱等 )。在城市內可推行立體綠化技術，立體綠化是綠化技術的創新，主要包括首層綠化、中層綠化、屋頂綠化以及墻面綠化。首層綠化可采用架空實現，形成一個空中花園 ; 至于墻面綠化，可在墻上設計有柱子和圈梁形成的構架，再加設種植槽和噴灌系統，以便于植物植根和生長。

5.3 運用“碳氧平衡”原理在進行碳氧平衡的量化計算時，為避免靜風時城市內的局部缺氧，應保證人口呼吸的最低耗氧量，根據一個成年人每天要呼出二氧化碳 0.9kg，吸進氧氣 0.75kg，可以推算出每個城市居民要有 10m2樹林面積或 2-5m2草坪面積 . 按照喬灌草型綠地的釋氧固碳能力是草坪型綠地的 138%，可以推算出 : 要維持城市內部人口呼吸耗氧的平衡，每人需要 18.12m2喬灌草型綠地，在樹種選擇方面應選擇固碳能力高的品種。

6 低碳能源規劃

城市規劃中應重點著眼于長期戰略技術的儲備，整合市場現有的低碳技術，加以迅速推廣和應用。在生態城市內推廣太陽能、地熱能等綠色能源的使用，一方面可以減少對石油、煤炭等能源的依賴，提供可持續使用的能源 ;另一方面綠色能源代替傳統能源可以大幅度減輕環境壓力，改善區域內環境質量。

7 綠色建筑設計

綠色建筑一般應具備如下的墓本特征 : 第一，能為人類提供“宜人”的室內空間環境。它包括健康宜人的溫度、濕度，清潔的空氣，好的光環境、聲環境以及靈活開敞的空間。第二，在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上，對環境的索取要小。主要指節約土地，在能源與材料的選擇上貫徹減少使用、重復使用、循環使用以及用可再生資源替代不可再生資源的原則。第三，對環境的影響要最小，主要指減少排放和妥善處理有害廢棄物以及減少光污染、聲污染。

8 結束語

本文針對當前我國低碳生態社區規劃缺乏理論指導，規劃設計與建設管理方法論比較欠缺的研究現狀，通過對相關理論的學習與實踐經驗借鑒，經過歸納整理，斗膽提出一些極為粗淺的觀點，希望能夠將低碳理念所倡導的思想引入生態社區規劃中來，為生態社區的健康發展提供更科學、更合理、更有機的方法，并為實現生態社區可持續性發展提供可資借鑒之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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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雙碳對綠色經濟的影響范文

2009年11月，歐盟開始針對能耗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實施新的ErP（能源相關產品）指令，從產品設計、制造、使用、維護，直至回收、后期處理各個環節，監控除車輛以外的所有與能源相關的產品對環境的影響，使我國相關企業產品的出口成本增加了20%左右。2010年11月11日，歐盟委員會公布了《委員會條例（EC）No.1015/2010：關于家用洗衣機的生態設計要求》和《委員會條例（EC）No.1016/2010：關于家用洗碗機的生態設計要求》實施細則，規定從2011年12月1日起，出口到歐盟的洗衣機和洗碗機的能源效率指數、洗滌效率指數和耗水量等一系列的能效指標必須符合相關的規定。美國眾議院2009年6月26日通過的《清潔能源與安全議案》（也稱氣候法案）規定：從2020年起，對不接受污染物減排標準的國家實行貿易制裁，即對未達到碳排放標準的外國企業產品進口征收懲罰性的“碳關稅（”CarbonTariffs）。“碳關稅”是一種將氣候變化問題與貿易問題捆綁在一起的貿易壁壘，是披著“環境保護”的外衣，行“貿易保護”之實的做法。這不但不可能真正抑制碳排放，而且同WTO現行規則有直接沖突，違反了《京都議定書》中的“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

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各國競相以保護人類健康與安全為名，采用最新、最嚴格的TBT措施。目前出口到日本的中國大米必須經過579種有害物質的檢測。2010年1月，馬來西亞實施了《2009消費者保護法規（安全標準）》，要求所有玩具在進口或在馬來西亞銷售之前，必須獲得部長頒發的批準證明（COA），將“馬來西亞合格標志（MC）”標記在玩具或將其貼在玩具上。2011年前三季度，在美國消費品安全協會（CPSC）召回中國大陸產品的原因中，因產品質量問題給消費者造成的人身傷害危險的占77項，占總數的52.7%。2012年1月，歐盟非食品快速預警系統（RAPEX）共嚴重危險產品通報126項。

上個世紀的的TBT和SPS通報主要是針對某一具體產品的單項技術標準，而近年來TBT和SPS措施已經轉變為由一系列技術標準與合格評定程序構成，可影響一個行業甚至多個相關行業。如歐盟對我國個別海產品的SPS措施，擴展到全部水產品，進而再擴展到動物源性產品；日本肯定列表對農藥、獸藥和飼料添加劑制定的限量標準涉及187種農畜產品和三萬多條限量標準；歐盟的WEEE（廢棄電子電器設備）指令、RoHS（關于限制在電子電器設備中使用某些有毒有害物質的）指令，涉及大小型家用電器、信息和通訊設備、電子電氣工具、照明設備、醫用設備、檢測和控制儀器、消費類產品、玩具、休閑和運動設備、自動售賣機等10大類共102種產品。歐盟REACH（化學品注冊、評估、許可和限制）法規涉及化學品及應用化學品的紡織品、醫藥、服裝、鞋業、化工、輕工、電子、機械、汽車、玩具等行業。

由于技術性貿易措施的隱蔽性和有效性，非常容易引起他國效仿。目前盡管發達國家仍是TBT的主要實施者，但是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為保護國內同類產品企業及市場，發展中國家也在紛紛效仿，不斷采用TBT。金融危機后，在發起的貿易救濟措施數量中，印度、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幅度明顯高于發達國家。韓國從2009年1月1日起對在其境內銷售的電子電器產品使用強制性的KC標志。南非2009年7月31日規定，銷往南非的電子電氣設備應獲得南非標準局的許可。2010年，在涉及TBT的41起WTO爭端案件中，提起爭端的國家中，有9個發展中國家和6個發達國家。

以前WTO有關環境和貿易的條款以及各國法規，主要是針對最終產品本身來制定標準，目前TBT涵蓋了從研發、生產、加工、包裝、運輸、銷售，到消費和處置等階段，涉及金融、知識產權和環境保護等領域，構成了完整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例如，在食品中對微生物、化學和物理危害進行安全控制上，美國對水產品、肉類、果蔬汁等產品，歐盟對肉類、水產品、罐頭等產品實行HACCP（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體系，要求生產加工企業必須報其注冊，接受并通過其實地檢查后才能允許向其出口。

為限制進口、保護國內相關產業與市場，將關稅壁壘、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與技術性貿易措施交替使用，已經是司空見慣了。更為嚴重的是，還將知識產權與技術性貿易措施并施。進口國以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對含有知識產權的商品實行進口限制，或者憑借擁有的知識產權優勢實行“不公平貿易”，如“特殊301條款”和“337條款”是美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運用最多的保護措施。再就是將TBT與標準、專利緊密結合。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是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主要內容，其中，標準是技術法規的基礎和合格評定程序的依據，而專利是標準的基礎。發達國家以專利技術為依托形成技術標準體系，如彩電、DVD手機標準等，出現了許多以專利等知識產權為支撐的TBT措施。歐盟在REACH法規中還要求利用這些化學品實驗數據的企業支付專利費，這不僅進一步提高了貿易成本，也使TBT更難應對。

“社會責任標準”（簡稱SA8000）是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典型表現形態，它把貿易保護的實現轉到勞工標準、工時與工資、健康與安全、管理系統上。我們承認SA8000有其合理之處，但是歐美發達國家以SA8000認證為借口，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到歐美的紡織品、服裝、鞋類、玩具、鞋帽、皮制品、家具、家用器皿、化工、化妝品、食品小家電等產品進行全方位的限制，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動物福利壁壘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已體現在許多歐美國家以及一些發展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的立法中。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要求，2009年之后在歐盟范圍內禁止用動物進行化妝品毒性和過敏實驗，也不允許進口和銷售違反上述禁令的化妝品，扭曲了國際貿易的正常發展。

技術性貿易壁壘使全球貿易體系受到沖擊：第一，由于TBT協議的缺陷所受到的沖擊。如，發達國家打著保護環境的大旗，通過制定嚴格的、強制性的高技術標準，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歧視。第二，由于SPS協議的缺陷所受到的沖擊。SPS協定給予了成員國在某些情況下實施SPS時可以偏離國際標準的權利，但同時卻缺乏對濫用此種權利的實質上的限制。第三，綠色壁壘使WTO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規則面臨挑戰。例如，WTO的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原則都要求各成員不允許對其他成員的同類產品進行歧視。但是，隨著生物工程技術的發展，同類產品的概念受到了挑戰。對轉基因食品的貿易問題，在目前的貿易規則中沒有明確的解釋；“碳關稅”不僅違反了WTO的基本規則，也違背了《京都議定書》確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第四，技術貿易壁壘隱藏在更多的國際公約協議中。為了促進人類健康和保護生態環境而制定的規則和條約確實體現了良好的愿望，但是由于相當一部分規則和條約比較概括，缺乏法律約束力，一些國家，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借此派生出不合理的貿易要求，助推了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在國際社會中常常由于某些政治原因，某些國家便會對他國實施經濟制裁。西方發達國家倚仗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不斷對不符合他們意愿的發展中國家施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事務，實行經濟制裁或禁運。這種強權政治的行徑日益遭到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抵制。而技術性貿易壁壘由于具有廣泛性、合法性和隱蔽性等特點，常被作為政治制裁的手段加以利用。發達國家政府的決策要受非政府組織（包括非政府環保組織和非政府企業組織）、大財團和行業的影響。例如，綠色壁壘已經成為西方國家中的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歐洲的“綠色和平組織”和美國的“綠黨”都具有強大的政治力量；行業和大財團對總統選舉、政府財政的支持在某些方面或某種情況下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政府為取得他們的支持以保障其政治地位，會推出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維護某些非政府組織、財團和行業的利益。美國眾議院2009年6月通過的、決定從2020年起對未達到碳排放標準的外國企業產品進口征收懲罰性“碳關稅”的《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潔能源與安全議案》就是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博弈的結果。該法案可謂“一箭雙雕”，即滿足了國內利益訴求者的利益，又在國際上樹立了良好的“生態保護者”的形象。

素有“富人俱樂部”之稱的GATT自誕生的那天起，就一直被發達國家所主宰。雖然伴隨著GATT向WTO的轉變，發展中國家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但是發展中國家的愿望及發展經濟的強烈要求仍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發達國家依然是國際事務的主要決策者。他們憑借其經濟政治上的優勢，對制定、修改和廢止游戲規則有著絕對的控制權。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些發達國家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充分運用技術性貿易壁壘，一方面限制從貿易伙伴進口產品；另一方面企圖打開別國市場，特別是打開發展中國家市場，獲取戰略利益。美國推行的“碳關稅”就是要爭奪新的國際規則的制定權，以制衡發展中國家，確保美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主宰地位，以便其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技術措施來實施貿易保護主義。4.維護國家基本安全的工具WTO/TBT協議明確指出：“不應阻止任何國家在其認為適當的程度內采取必要措施，保護其基本安全利益”。建立有效的技術貿易壁壘體系可以幫助一國保護其基本安全利益，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護環境。例如，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會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命與健康，對所有國家的安全都構成現實威脅，因而，通過建立有效的綠色壁壘體系，可以幫助一國維護國家基本安全。

技術性貿易壁壘是一把“雙刃劍”，既會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也會給國際貿易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對世界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其一，TBT相關的技術標準及認證制度有助于推進技術進步，促進全球貿易向更高層次發展。其二，對保護人類健康及環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電器產品的CE標識，禁止紡織品使用偶氮染料，不斷提高的檢疫標準和包裝設計標準等，對消費者和公眾的利益起到了極強的保護作用。其三，能夠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綠色壁壘不僅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交易，而且為環保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有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最后，有助于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合理的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實施，特別是國際標準的引進和國際認證的采用，有助于調整和優化企業出口產品結構，提升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其一，技術性貿易壁壘導致產品成本增加。技術法規與標準、合格評定程序或衛生檢疫措施的實施，會迫使出口企業增加投資，提高出口產品成本，降低出口產品競爭力。其二，技術性貿易壁壘容易引發貿易糾紛。為保護國內市場及相關產業而制定的名目繁多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使原本有利于國際貿易發展的技術法規與標準、合格評定程序或衛生檢疫措施發生扭曲，阻礙了國際貿易的正常進行，成為引發國際貿易糾紛的重要根源，對國際經濟貿易關系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其三，會使利益分配進一步向發達國家傾斜。由于發達國家承擔著當今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者的角色，從保護其自身利益和技術水平出發所制定的標準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難以達到的。強力推行的技術標準使世界資源轉移到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只能跟在其后亦步亦趨。最后，技術性貿易壁壘會影響國際貿易的增長。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出口產品中受到TBT限制的商品越來越多，損失不斷增加。據統計，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我國分別有36.1%、34.3%和31.74%的出口企業遭受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的影響，出口貿易直接損失分別為505.42億美元、574.32億美元和582.41億美元。就各省份看，2009年山東省、廣東省、河南省、江蘇省和安徽省是受到TBT影響較大的省份，分別占直接損失總額的28.57%、18.40%、17.84%、13.19%和4.15%；2010年受到TBT影響較大的省份排在前五位的是廣東省、江蘇省、山東省、上海市和浙江省，分別占我國出口貿易直接損失總額的30.11%、19.73%、18.05%、9.64%和6.13%。

目前我國遭遇的TBT幾乎涉及所有產業。2009年，受TBT影響較大的行業是機電儀器、農食產品、紡織鞋帽、木材紙張、非金屬和化礦金屬；2010年受TBT影響較大的行業是機電儀器、化礦金屬、玩具家具、紡織鞋帽和橡塑皮革，分別占直接損失總額的29.67%、18.55%、18.45%、12.08%和7.97%。從產品看，2010年，工業品主要集中在技術標準要求、認證要求、有毒有害物質限量要求、包裝及材料要求以及環保上，農產品主要集中在食品中農獸藥殘留要求、重金屬等有害物質限量要求、微生物指標要求、加工廠、倉庫注冊要求以及食品添加劑上。近幾年來，由于我國對發達國家出口的家電、電子信息、汽車、裝備制造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逐步增加，對發達國家相關產業造成了沖擊，因而遭遇的TBT限制也日益增多。3.對我國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主要國家在對我國實施TBT的國家中，從金額來看，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拉美國家居于前列。據統計，2010年，歐盟、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實施TBT對我國出口貿易造成的損失分別占直接損失總額的37.32%、27.02%、6.10%和5.73%。

我國出口產品中礦物燃料、化學產品、原料制成品和高耗能金屬制品及一般低端機械設備等產品所占比重較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的“碳關稅”對中國而言是助推新能源產業發展、促進節能減排的良好契機。但“碳關稅”的征收也將對我國相關出口產品的生產成本、產量、國內價格及國際市場價格產生負面影響，削弱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碳關稅”全面實施“，中國制造”可能將面臨平均26%的關稅，出口量將下滑21%。此外，還將影響就業、勞動報酬以及居民福利等。

當今，經濟的全球化把各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迫切。WTO條款存在決策程序缺乏民主性、體制內權利義務失衡以及爭端解決機制存在缺陷等問題。因此，應加速WTO改革：第一，加強WTO決策程序的民主性和透明度。要讓世界各國都能同等程度地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發表自己的意見，保證規則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第二，加強發展中國家特殊待遇規定的執行和完善。第三，倡導公平理念。應建立新的平等觀，通過制定新的國際貿易規則，保持國際經濟秩序穩定、健康發展，推進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共同進步。第四，強化WTO爭端解決機制。要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話語權，打破個別西方發達國家獨大的局面，建立國際貿易新秩序。第一，發展中國家應積極爭取組織更多的專家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改變由發達國家制定規則的局面，為產品順利進入國際市場創造條件。第二，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發展中國家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加強創新，提升產品技術含量，轉變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各成員應清醒地認識當前嚴峻的現實，本著務實的態度參與談判，加快談判節奏；發達國家成員尤其是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成員要做出表率，為完成談判做出實質性的貢獻；要使每個成員都能充分參與談判進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經濟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歷史發展的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須加快對現有WTO體系的改革步伐，使之成為一個真正互利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

政府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對策。建立、健全我國技術性貿易壁壘法律體系。要完善我國現行的與技術性貿易壁壘相關的法律法規，使之與WTO規則、國際慣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要求相符合。完善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預警和反應機制。通過建立多層次預警體系、拓寬信息收集渠道、構建技術性貿易措施綜合信息平臺，建立對敏感和重要產品生產及進出口數據的通報交流制度，實現信息共享與互動，完善技術性貿易壁壘預警系統，提高應對能力。盡快制定國際認證制度，建立與國外權威認證機構的互認機制，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與此同時，抓緊制定我國技術標準，尤其要加快涉及安全、衛生、健康、環保等標準的制定。加強“綠色財政”支持，促進環保產業發展，從根本上突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壁壘。建立和完善技術性貿易措施組織管理體系，加強各部門協商和通報工作。加強對WTO規則的研究，充分利用WTO的特殊條款來應對技術性貿易措施。有關部門要進一步研究WTO原則，向政府、社會和企業提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我國應根據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水平，充分利用WTO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科學規劃產業對外開放的程度和速度。加強對行業組織和企業的WTO/TBT-SPS協定等國際規則、相關國際標準的培訓，提高其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