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 工作壓力；人力資源管理；石油企業
[中圖分類號]B848；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5595（2013）06-0019-05
壓力已成為當今社會不可回避的內容，隨著“壓力從何而來？如何減少工作壓力以提高效率、工作滿意？”等問題的進一步提出，壓力來源研究成為壓力研究的熱點。
在石油行業競爭加劇、石油企業組織持續變革的環境下，石油企業員工面臨著崗位素質要求提升、工作節奏加快、隱性失業等諸多問題，工作壓力日益凸顯。員工是石油企業最重要的資源，工作壓力的增加一方面不利于員工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也會影響到石油企業的經營效率、整體形象，甚至影響到中國的能源安全和經濟發展。立足石油行業工作特點，借鑒西方壓力來源的研究思路，分析中國石油企業員工具體的工作壓力影響因素，探討中國石油企業員工的工作壓力來源及指標特征，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措施，無疑意義重大。
一、相關理論
壓力就其本質而言，是環境中刺激所引起的人體的適用性反應。[1]Ivancevich和Matteson進一步指出，這種適應性反應是以人格特質和心理歷程為中介的。[2]壓力來源不同于壓力本身，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組織內個體引起壓力的因素，工作壓力來源主要指組織中可能或已經引起員工壓力反應的條件和情境。工作壓力來源雖說是與工作有關的壓力，但并不僅僅指工作環境、工作要求、工作條件等工作場所中的壓力來源，個性特征、組織以外的家庭和社會因素等都是產生工作壓力的潛在壓力來源。[3]
西方關于壓力來源的研究起步較早，代表性的理論包括傳統理論、工作—需求及控制模式理論、個體環境匹配理論和交互理論四種。[4]傳統理論從分離、靜態角度分析引起壓力的環境條件和個性特征，如Holt把引起壓力的環境條件分為工作負擔、角色模糊、角色沖突、工作單調、缺乏對工作的控制等因素。工作—需求控制模式認為壓力來源取決于工作需求、工作控制和社會支持三方面的匹配狀況。個體—環境匹配理論認為壓力來源是依據個體與環境兩者間匹配的程度來定義的，包括三種基本的區分：最基本的區分存在于人們的能力、需求與他們所處的環境和要求之間；第二個差別存在于人們對環境主觀與客觀上的理解中；第三個差別包括兩種個人與環境匹配與否的關系。交互理論則認為壓力來源取決于個體和環境的關系，并且這種關系會隨著時間和任務的變化而不斷變化。[5]
可以看出，國外對壓力來源的研究已經經歷了一個從靜態到動態、從分離到系統的過程，對壓力來源的解釋已經相對完善。值得強調的是傳統理論對工作壓力環境、組織和個人三維度誘因的分析思路，既是其他壓力來源理論的研究基礎，也是當前中國壓力來源研究的基本思路。[6]
中國對于工作壓力來源的研究時間并不長，尚處于起步階段。從國內的研究結果來看，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教師、護士、警察、公務員等高壓情境下的工作人員；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新老員工壓力來源的差異比較和對組織不同發展時期產生壓力比較的分析上，特別是對組織重組情境下員工角色壓力的分析。[7]總體來說，目前對涉及自然環境、體制問題、家庭問題、社會秩序問題的石油行業員工壓力來源結構的研究還較少，也還沒有形成具體的石油行業員工壓力來源管理理論。
二、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理論模型
傳統理論是壓力來源研究的主體理論，也是后續研究的基礎，本文根據傳統壓力來源理論模型，結合石油行業工作特性，構建了石油企業員工工作壓力來源模型，如圖1所示。
（二）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1.問卷的編制
為調查石油企業員工壓力現狀和壓力來源結構，筆者所在的課題組編制了石油企業員工壓力來源調查問卷。問卷分為工作壓力感總體狀況調查（1個條目）和壓力來源問卷（24個條目）兩部分，其中壓力來源問卷以圖1模型為理論框架，以Greenberg（1993） 工作壓力因素調查問卷為基礎，結合石油業員工的工作特點改編而成。[8]采用里克特量表形式，沒有設置負向分數，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數依次從1遞增到5，得分越高表示越傾向于同意條目的描述。
2.研究對象
采取層次隨機抽樣的方法，對中石化勝利油田東辛采油廠和孤島采油廠兩家單位的不同部門、不同工作性質的 200 名員工進行了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 146 份。東辛和孤島采油廠的工作環境基本能夠代表中國石油企業的工作環境狀況，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研究方法
數據采用Spss17.0 軟件進行分析， 用Alpha系數作為測量量表信度的檢驗標準，經過檢驗分析，問卷信度均在0.76 以上，表明問卷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能夠作進一步分析。
三、數據結果分析
為了對石油企業員工的工作壓力進行整體了解，首先對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石油企業員工的工作壓力及壓力來源狀況通過表1可以得到初步的反映。
（一）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從表1可以看出，石油企業員工個體的工作壓力感達到3.88，體現了石油企業員工中普遍存在著較高的工作壓力；在壓力來源問卷24個測量指標（剔除壓力感條目）中有23個指標的平均值大于中位數3，說明問卷可以反映石油企業的工作壓力來源。其中家庭教育、工作環境荒涼單調、企業改制和較少參與決策等問題的均值較高，符合石油行業工作特點，也是壓力產生的突出影響因素。
（二）壓力來源的因子分析
為了分清石油企業員工壓力來源的維度，本文采取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對壓力來源問卷24個項目（剔除壓力感條目）進行濃縮降維。使用KMO 樣本測度和 Bartlett’s 球體檢驗查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得到KMO 統計量值 0.735，Bartlett 球形檢驗顯著性概率（Sig.）小于0.001，為高度顯著，表明兩項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共得到6個因子，發現條目11在各個因子上載荷均不理想（各因子上載荷均勻，經分析認為是條目描述包含多重含義，引起歧義造成的），條目3載荷系數小于0.3，剔出這兩項后，對剩余的23條目重新做因子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條目并做正交旋轉，得到5個因子，因子累積方差貢獻率為60.053%，說明公因子能夠解釋絕大多數變異，根據其含義給予命名，結果見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五個因子中條目10到16（對組織管理的評價）與條目24、25（對行業環境的感知）歸為了一類，這與預期假設不符，但這兩者均是對組織環境的評價，歸為一類有其合理性，將其命名為對組織環境和支持感的認知。其余四個因子根據條目所包含內容，分別將其命名為工作待遇與家庭、工作條件與環境、職業發展、工作關系與角色。
四、石油企業員工壓力來源管理策略
由調查可知，石油企業壓力來源的管理需要從組織環境與支持感認知、工作待遇與家庭、工作條件與環境、職業發展和工作關系與角色五方面著手，從組織到個人進行多層次、多手段綜合改善。
（一）改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
工作環境封閉偏遠、工作條件艱苦、工作內容單調重復一直是石油行業的特點。從表1、表2可以發現，工作環境和條件因子中條目5、7、9衡量指標均被賦予較高的分值，就體現了這一特點。
為減少工作環境和條件給石油企業員工帶來的壓力，石油企業除了要繼續推行QHSE安全管理體系，尤其應加強對聯合站、輸氣站等基層要害部門的推行和檢查，構筑員工健康保障機制以降低工作安全壓力外，還要繼續改善工作條件尤其野外工作區員工的工作條件。此外，通過管理措施如強化輪崗制度、組織文化和娛樂活動等軟環境建設，均可一定程度地豐富員工的日常生活，減少工作內容單調帶來的影響。
（二）強化溝通，增強決策民主化
溝通是化解矛盾、建立和諧關系的有效手段。石油企業受體制、機制影響，管理中普遍缺乏有效的溝通，這一方面易引起員工間的矛盾和誤解，增加員工間的人際壓力，另一方面也易使員工感到缺乏組織支持，產生工作壓力。[9]企業要加強溝通，首先要完善組織的正式溝通渠道，尤其疏通自下而上的信息和意見反饋渠道。油田企業和各基層單位可通過定期舉行座談會、問卷調查、員工意見征求卡、聽證會、公開欄和文化小報等形式完善這一渠道。與此同時，石油企業還需努力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對員工的思想、行為進行合理的引導，形成統一的價值理念和心理契約，以避免認識不一致導致的誤解。如表1中對員工子女教育、住房等問題的焦慮給予了較高的賦分，這一方面符合石油行業的現實特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員工對組織存在著較高的心理預期。強化溝通、建立一致的心理契約有助于員工壓力的緩解和干群關系的改善。此外，組織溝通建設中還需要輔之以調整組織結構、減少溝通層級，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創新溝通方式等配套措施。
確定性和掌控感是人的基本需要，由社會和組織變革帶來的模糊和不確定性會引起壓力[10]。由表1、表2可知，社會和組織變革是構成石油企業員工壓力來源的重要內容，并且從描述性統計中也可看出，員工對這一因素涉及的相關條目均賦予較高的分數。
組織支持是員工工作中獲得自信、抵抗不確定性壓力的有效支撐，決策參與則是組織支持的重要內容，不僅能使員工感到被尊重，還能提高組織掌控感。[11]因此，石油企業在推行組織變革的同時還需要強化人性化管理，在強化溝通、盡可能地將組織變革藍本清晰傳遞給員工的同時，還需要推進決策的民主化，增強員工參與決策的積極性。這就需要管理者切實打破個人偏好、政治邊界及對特定結果期望等多重因素的羈絆，利用市場模式及 PCF 開放式論壇等，讓員工尤其是一線員工參與到組織決策中來。具體實施中，企業可采用目標設置、參與管理等形式，讓員工對工作目標、自身角色、工作評價指標等問題有清晰的認識，以減輕組織不確定性，增強員工的工作責任感和積極性。
（三）加強人力資源制度建設
建立以崗位分析為基礎、以績效考核為核心的科學人力資源制度體系，是明確工作責權、減少角色沖突、體現收入公平的制度保障。[12]角色模糊、角色沖突通常是由于規章制度不完善、崗位職責界定不清造成的。為減少由此帶來的壓力，石油企業應優化工作流程，建立與其業務內容匹配的部門、崗位職責體系，輔之以明確的工作說明書，并進一步完成對部門崗位工作任務的再設計，以減少由任務不完整、責權不清帶來的糾紛、效率低下及人員惡性膨脹現象。
通常薪酬既是激勵手段也是爭議的重要內容，石油企業薪酬體系同樣如此。由于受體制和管理能力的限制，石油企業薪酬體系普遍存在簡單、僵化、官本位傾向，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公平公正的基本訴求，給員工帶來了壓力。[13]根據亞當·斯的公平理論，人們不僅關心個人努力所得的絕對報酬量，還關心相對報酬量，這個相對報酬量在石油企業中包括企業內部相對報酬量、與市場同行業或同地區比較的相對報酬量、企業內同崗位員工的相對報酬量三個基本方面。因此，石油企業要緩解由收入分配帶來的壓力，需要建立以公平、公正、公開、適度競爭為原則的激勵機制和薪酬體系。這需要石油企業在薪酬設計中綜合應用崗位評價、薪酬調查和業績考核等多項技術手段，使工資體系科學反映崗位價值和個人績效的同時，還要與外部勞動力市場行情相一致，具有動態性。石油企業還可通過福利，如調整職工住房福利政策、增加住房補貼等，來強化國企薪酬優勢，減少員工的壓力。
（四）提升工作和晉升空間
人們伴隨生存問題的解決，發展問題被提上了日程。由表1、表2可以發現，職業發展問題已成為石油企業員工的工作壓力影響因素，并且這一趨勢會伴隨著更多80、90后員工的加盟和時展而日趨明顯。為此，石油企業除了要增設專門的人力資源發展部門，幫助員工制定職業規劃和提供培訓服務外，還要完善組織晉升的基礎環節。[14]如設計有晉升空間的組織結構；培育當油田內部職位空缺時，優先選擇內部提升路徑的文化取向；能夠進行科學的考核并將考核結果運用到員工的晉升中，在提拔晉升中要公平公正等。同時，石油企業要建立完善的組織晉升機制，以掌握員工職業發展節奏，避免過快或過慢的晉升。
[參考文獻]
[1] 朱國定.管理心理學[M].第1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90-91.
[2] GRACE LEE， ALBERT TEO.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Impact on TrustandWork Satisfaction[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2（2）：23-24.
[3] 李根強.當代組織中的工作壓力管理[J].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18（4）：65-66.
[4] 任文舉.企業員工壓力管理探索[J].蘭州商學院學報，2004，6（20）：90-91.
[5] 瓦萊麗·J·薩瑟蘭，卡里·L·庫珀.戰略壓力管理——組織的方法[M].第1版.徐海鷗，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88-89.
[6] 白玉苓.企業壓力管理中壓力來源的研究綜述[J].企業管理，2008，8：52-53.
[7] 紀曉麗，凌玲，曾艷.基于雙因素理論的員工工作壓力來源管理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7，9（3）：215-217.
[8] 江歷明.企業員工工作壓力管理研究[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2）：34-35.
[9] 林陽.國有資源開發型企業員工壓力狀況研究——以中國石油長慶油田公司為例[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8，2（21）：70.
[10] 李崢，王壘.關于工作壓力的研究[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03（7）：41-42.
[11] 劉璞，謝家琳，井潤田.國有企業員工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關系的實證研究[J].企業管理，2005，12（6）：122.
[12] 王學松，劉明朝.論工作壓力管理[J]. 湖北社會科學，2006，3（3）：83-84.
第2篇：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范文
系統論最初是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在20世紀30年代創立的一門邏輯和數學領域的科學，他認為生命現象是不能利用機械論觀點來揭示其規律的，而只能把它看做一個整體或系統來加以考察。整體性、關聯性，等級結構性、動態平衡性、時序性等是所有系統的共同的基本特征。這些既是系統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觀點，而且它也是系統方法的基本原則，表現了系統論不僅僅是反映客觀規律的科學理論，具有科學方法論的含義，這正是系統論這門科學的特點［5］。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于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的概念，其基本觀點是，對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一些極其復雜的事物，從系統科學的觀點，可以用“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來描述［6］。錢學森根據現代科學知識的新發展以及各門具體科學的相互關系，把科學分為九大門類三個層次。其中，哲學是最高層次的科學，是對具體科學和一般科學的概括和總結。系統論屬第二層次，屬于一般科學或橫斷科學，它反映了現代科學發展的綜合趨勢，并提出了一套適用于各門具體科學綜合把握對象的一般方法論［7］。然后第二層次演化成具體科學門類的第三層次，這一層次涉及到自然科學、工程學、經濟學、管理學和人文與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而百度百科上對系統論作出這樣的解釋：“系統論是研究系統的一般模式，結構和規律的學問，它研究各種系統的共同特征，用數學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尋求并確立適用于一切系統的原理、原則和數學模型，是具有邏輯和數學性質的一門科學。”［5］系統論的產生和發展，為人們認識復雜事物和解決具體問題提供了新的方法———系統方法，它啟發人們以全新的視角去審視與思考自己身邊的各種復雜事物與現象，帶來了思想觀念與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同樣，系統論對家庭教育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也能產生積極的影響和啟發。在家庭教育研究的實踐中，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許多復雜的家庭教育問題和現象，僅僅從單一的思維方式或一元的理論來解釋已經愈顯困難和局限，“方法論的適切，是夯實教育理論之基的關鍵，它為理論的適切性和實踐的適切性提供了必要條件”［8］。系統論對于家庭教育規律和原則的闡釋在本質上有著內在的相通性和關聯性。
二、系統論對家庭教育研究的適切性
家庭教育研究是多學科、多視野的，也注定了它的研究方法也應該是多樣化的。研究者們越來越多地學會多學科多視角審視家庭教育，涉及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等領域知識比重不斷增加。從系統論的視角來分析其對家庭教育研究的適切性，不得不提到系統論的基本特征。
1．整體性原則
貝塔朗菲系統論的核心思想是系統的整體觀念。他強調，任何系統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是各個部分的機械組合或簡單相加，系統的整體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狀態下所沒有的性質。他用亞里斯多德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來說明系統的整體性，反對那種認為要素性能好，整體性能一定好，以局部說明整體的機械論的觀點［5］。其實，系統論致力于解決人類知識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相互分離的狀況，貝塔朗菲所主張的教育含義，主要是注重人性潛能方面的開發，同時，他反對那種在工業化及現代化之下，將人奴役為機器的用科技管理人類的教育形式。“借助于現代科學技術的幫助，不僅無生命的和非人類的自然界，就是人這種動物也能被管理。用訓練來抑制人的行為”［9］。整體性原則賦予家庭教育最主要的特征和基本方法，“教育所面對的人是整體的，特別是兒童，他們身心的方方面面更是處于未分化的狀態”［10］。家庭教育也是如此，孩子不應該從家庭中獨立出來，突出成為受保護的重心和中心，將孩子抽象成理性和機械的個體，這是一種孤立失范的狀態。另外需要避免的是：過分強調孩子的物質需要，輕視其精神世界的創造；過分重視孩子的智力開發，無視其道德教育。只有立足于鮮活的人，將家庭的方方面面（家庭旅行、家務活的參與以及家人之間的交流溝通）都與教育聯系成有機整體，才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載體。“教育之為教育的關鍵在于寓美好事物于日常生活形式之中，真正的教育必須是對當下生活之上的更好事物的發現”［11］。在整體環境中促進孩子的發展作為研究和分析各種教育活動的出發點。
2．關聯性原則
系統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著，每個要素在系統中都處于一定的位置上，起著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間相互關聯，要素是整體中的要素，如果將要素從系統整體中割離出來，它將失去要素的作用。要了解重要的問題，眼界必須高于只看個別事件、個別的錯誤或者是個別的問題。必須深入了解影響個別的要素及行為，以及使得這些個別要素行為類似背后的結構和與之相關聯的要素。這一原則與整體性原則有著承接關系，但關聯性原則更加注重對在實施教育行為時充分考慮到了各種可能性因素，并準確地根據主客觀分析能夠預測到實施行為后可能產生的結果。“家庭系統理論認為，家庭是按照一定的互動規律而運作的系統。這個系統由若干個子系統組成，它包括夫妻系統、父母系統和親子系統，彼此之間也存在互動與相互依賴的關系，而整個家庭系統本身又是一個大于各子系統總和的大系統”［12］。這種觀點說明家庭系統中諸要素及行為之間相互關聯。需要考慮家庭系統自身條件和系統之外的環境制約，不盲目地夸大教育行為產生的效果；需要考慮家庭生活方式、家庭成員關系親密程度、家庭教育者教育意識和能力及孩子生理、心理條件等影響，而不憑空制訂教育計劃和實施教育方案。杜威特別強調，“做事的方法、目的與理解，必須存在于做事的人自己的意識當中，使他的活動對他自己應當是有意義的”［13］。遵循這一原則，每一個家庭系統的教育將不會沿著“輸入—加工”模式展開，把個性鮮明的孩子加工成一模一樣的“產品”。家庭教育對象是個性鮮明、充滿活力和好奇的生命體，只有這樣，家庭教育活動的存在才有意義和價值。
3．等級結構性原則
系統內部存在著等級式不同層次的結構，要從系統等級結構上來認識事物及其功能，也可由系統功能來推測系統的等級結構。系統是有結構、有層次的，任何系統都是由各個要素按一定秩序、方式、比例組合而成的有機整體。系統整體的性質和功能，不僅取決于其內部的各個要素，而且還取決于這些要素的結構。有結構的存在就有層次的存在，層次表明結構內部都有等級的差別［7］。這一原則注重的是家庭系統中每一個要素及個人在其中的價值和地位，家庭教育活動和現象本身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對于家庭來說，它是由各種角色組成的初級社會群體。家庭中每一個人都因在家庭生活中扮演著有意義的角色、承擔著其應有的責任，感受到自己所發揮的作用和生活在這樣的家庭里的意義。祖輩、父母、孩子在家庭中都有著各自的位置和層次。比如祖輩應該頤養天年，享受天倫之樂。即使身體和精力允許，也不能替代父母來隔代教養和全方位包辦。因為在家庭中，父母和孩子的關系最密切，而且父母相對子女來說，具有較高的權威。兒童的活動、學習需要和動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父母的志向和期望。父母家長的期望對兒童一生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這種期望和教育構成了兒童的啟蒙社會經驗，尤其是對子女的成就動機與需要、學習成績等有較大的影響［14］。可見，父母的地位在家庭因素中非常重要，他們撫養子女和贍養長輩，對于家庭系統的穩固和良性運作起著關鍵作用。如果等級結構顛倒混亂，父母在家庭中缺位失位，在孩子生理和心理發展的關鍵時期出現家庭教育的真空現象，將對孩子一生的發展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整個系統結構將處于失范狀態。
4．動態平衡性原則
系統論的直接思想來源是生物機體論，貝塔朗菲認為生命是一個開放系統，一切生命現象都處于積極活動之中［7］。一般生命系統與外界之間不僅會產生能量交換，還會產生物質交換與信息交換，在系統與外界進行物質交換與信息交換過程中，一定程度上起著替代、補償、加強和擴展有序化能量的作用，開放系統必然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運行、維持和變化，并在動態發展中不斷吸取物質和能量達到自身的平衡狀態，動態平衡性也是系統得以發展的必要條件。現代家庭具有開放的顯著特征，特別是網絡社會帶來的信息化浪潮更是讓家庭實現了全面開放，它與周圍環境有密切的聯系，并能根據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的反應，不斷地向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方向發展變化，家庭不缺少開放性，缺少的是動態平衡性。動態平衡不等于完全平衡，在動態平衡的家庭里，對教育活動和現象會有觀點和意見的差異，甚至產生矛盾和沖突，但允許創新和改變，能夠最終協調問題，并使家庭獲得可持續發展的長遠利益。有這么一個案例，在家庭里，讀高中的兒子突然提出想去國外念大學，父母不是很贊同，家庭教育有了分歧和矛盾，有幸的是父母并沒有強加自己的觀點于孩子，他們建議孩子在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勤工儉學一個暑假，“模擬”一下留學生活。孩子為此付出了很多的精力，也吃了不少的苦，好在事在人為，他經受了考驗，父母也放心地讓他留學海外，最終表現出了很強的獨立能力和優秀的人格品質。動態平衡性表明家庭教育過程中系統會消耗一定的能量并產生熵，但在不斷地交換信息、觀點、價值及資源的動態過程中，最終實現了家庭教育的有序和平衡。
5．時序性原則
從動態平衡性原則可知人類社會是一種高度發達的耗散結構，具有最為復雜而精密的有序化結構和嚴謹協調的有序化功能。既然系統是由各個部分合作完成某種機能，那么各部分之間的協同必然是有先后順序的，這就是系統的時序性，有的系統還有周期性。因此，所有生命系統包括人類社會的發展都是有序化的不斷增長過程。系統內部的各個要素都有其自身的秩序和規則，需要研究其發展的規律，揭示各個階段的運動過程，才能為認識和實踐提供各種最優化的方案［7］。這一原則對家庭教育規律的研究很有啟發，家庭是作為一個系統影響著兒童的社會化過程。在兒童社會化過程中，家庭成員構成一個完整的復雜系統，以一種全方位的、綜合的方式影響著兒童的社會化，這是一個親子之間相互塑造的過程［15］。家庭教育到了某個階段，就需要在這一階段做應該做的事情，研究孩子每個成長時期的不同特點和規律，給予適切的撫養方式和教育方法。循序漸進，不刻意顛倒，不隨意跳躍，不操之過急，不急功近利，重視過程甚于結果。自然界早就對生命的成長和發展做了精心的設計和安排，對于人類這一世界上最復雜的高級動物也不例外。從胚胎受孕到離開母體需要整整40周，這40周里，胎兒嚴格而科學地按照每一步程序完成著自己的任務和使命，創造著生命的奇跡和偉大。教育應尊重生命的成長規律。比如，對于學齡前兒童，家庭教育的中心就是可以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待人接物的禮貌行為。杜威曾經說過“兒童期的真正含義就是，它是生長和發展的時期”［16］。因此，有教育學者提出“早期的教育本身就意味著延緩現實的生活樣式對兒童天性的滲透，導致兒童自然天性的敗壞。教育首先是消極的，重在保護兒童的天性，避免當下社會生活樣式對兒童天性的侵蝕”［11］。而時下，幼兒園教育小學化、小學生參加中高級口譯證書考試的新聞屢見不鮮；而大學生在心理和生理上處于未“斷奶期”，大學生將臟衣服快遞回家、大學生取消中長跑體育項目測試的現象則不足為奇。如果破環了教育的時序性，就會本末倒置。童年不可再來第二次，時序性原則也反映了系統的不可還原性。破壞自然規律和時序性原則必將會受到自然的懲罰。這些思想觀點是系統學理論的精髓，現代學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滲透，跨學科研究發展勢頭正猛，在家庭教育研究的過程中，許多家庭教育的問題和現象可以通過系統論原則進行闡釋、比較、分析。對照系統論的涵義和特征，我們可以發現在基本理論和規律上與家庭教育研究有著相同之處，也使家庭教育在意識和方式上獲得了新的闡釋和啟發。
三、系統論視角下家庭教育研究可能存在一些誤區
筆者認為，應用系統論研究和探索家庭教育問題，需要改變教育的思維方式，重新認識孩子的價值和地位，重新認識父母的地位和能力，重新認識家庭教育的地位和功能。這對于我國當前的家庭教育實踐和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研究系統論時要注意避免以下一些誤區：
1．表面上的緊密和關聯不代表家庭系統是一個整體
有些家庭系統表面像是一個整體，家庭成員也是圍繞著孩子這一中心各有分工、各司其職，看似等級結構明顯，但卻是將孩子放在了金字塔的頂端，父母和長輩都在其之下，這種結構違背了倫理道德規范，沒有長幼尊卑的傳統觀念。事實上整個家庭處于游離分散狀態。對習慣和道德品格的培養和傳承則是無序和無常的，家庭教育系統日漸空洞，也使教育的獨立品格、完整形象、豐富內涵乃至自身尊嚴消失。由于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異常突出，孩子的心理壓力極其沉重，當孩子在某些方面落后于人（比如學習上不如人意）時，大家都很焦慮，想盡辦法解決問題。其實家庭成員關系比較緊張，當家庭成員處于低親密度、低表達性及高矛盾性的家庭環境時，心靈之間的距離日益疏遠，交流話題比較單一，即使有矛盾和要求，家庭成員更傾向與逃避問題或強加意愿，會使矛盾不斷積累，直至更加激化，導致家庭功能發揮不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種誤區的關鍵是沒有把孩子當作鮮活的生命來看待，沒有把他當作自我思考、自我決定、自我行動的獨立者個體。正如魯潔先生所說：“當今教育的種種作為都在于使學生們意識到：他們最好的生活取向就是去接受和適應，而不是批判、反思和改變既定的生活，即使他們現在正在過的生活已經是無可置疑地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身體和心靈的健康和發展。”［17］培養正確的父母意識和家庭撫養方式，家庭系統則“看似形散其實神不散”，給孩子自由的空間和選擇的權利，在精神、道德、心理健康、身體素質等各個方面得到發展，才能有更好的未來生活，這些將對家庭教育產生更深層、更長遠的影響。
2．開放和變化的教育內容不一定促進系統均衡發展
吸納先進的教育理念，與外部環境全面交流和溝通，但不注重對信息的篩選、過濾，盲目照搬概念，一個系統越是無序，越是混亂，熵就越大，熵代表的是混亂度。反之，一個有序的系統或向有序化發展的系統，人們就用負熵來表達，負熵代表的是有序。生命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的存在是靠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流來維持的，如果切斷了它與外界聯系的紐帶，則無異于切斷了它的生命線。從外界吸取負熵就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紐帶。人的生命是一種高度發達的耗散結構，具有最為復雜而精密的有序化結構和嚴謹協調的有序化功能。因此，所有生命系統包括人類社會的發展都是有序化的不斷增長過程。有些父母自認為自己懂得教育，觀念先進活躍，實則對于孩子的教育問題關注過度、用力過度、開放過度。他們見縫插針地利用休息時間陪同孩子參加各種技能的培訓和輔導，如今各種興趣特長的培訓班已經成為家長支出最多的項目。同時，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家委會、家長QQ群、微博群）全方位地了解各種升學和考試的信息和資料。如今的家庭為了孩子的教育往往不惜代價，就像是瘋狂的賭徒一樣不斷地壓上自己的籌碼。他們認為投入越多，回報就越大。其實越是這樣，越是說明他們對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對教育孩子的焦慮和不安，貌似日新月異、緊跟潮流的教育內容不能掩飾教育思想的陳舊，貼心而緊密的陪讀活動不能代替真正的親子教育行為。孩子需要的不是高檔教育消費而先進的培訓教育機構帶給他們所謂有用的“知識”，無視孩子的感受和體會，不給孩子安靜的空間和自由的選擇，孩子處在不斷的消耗過程中，獲取的是他根本就不需要的資源，這些其實不是正面的能量，而是對自身毫無用處甚至危害極大的熵。
3．自組織家庭系統不能缺少系統外的監控和制度上的保障
第3篇：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范文
（一）價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一
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基本觀點是：“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首要內容。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個量t[，1]及其總量T[，1]表示）。對于t[，1]參與價值決定，在承認勞動價值論的學者中是沒有爭議的。但也許正因為沒有爭議，人們對t[，1]的認識一般也就沒有深化、細化和量化。其實，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社會實踐，t[，1]包含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認識上加以深化、細化和量化。
從內涵來說，馬克思所說的t[，1]至少包含著三個重要的規定：一是勞動時間，并且是有效勞動時間，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三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基本上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生產條件。后兩個規定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生產力（在這里，這兩個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這樣，商品的價值量（W）就是勞動時間（t）和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力（N）的函數，即：
W＝f（N，t）
在這里，N又是由多種情況和要素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這多種情況中的每一種，都是一種或一類生產要素，每種要素又都包含著許多方面和因素。具體說：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可以說是勞動力要素（r），其中包括勞動者的德、智、體素質，這又取決于先天的體質和智力遺傳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因素，特別是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可以說是科學技術要素（e），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應用程度，相關知識、信息的獲取、傳遞、加工、貯存、應用水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承載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種類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可以說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觀的經營管理，宏觀的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紀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協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力系統。
第四，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可以說是資本要素（c），其中包括資本的積累、積聚、集中、籌措、運作，生產資料的獲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條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說應該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勞動力要素之中）和人類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礦藏、日照、氣候、其他動植物、生態環境等等。
所有這些要素，都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都是商品價值量的決定性因素。僅以上述五項要素列入價值決定的關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響到價值決定，其中有的是加和關系，有的是比例關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線性的關系。
從外延來說，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存在著多層次的生產力，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生產條件和勞動力條件。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都可能有多個不同的生產者向市場提供；這些生產者有的是個體，有的是企業；企業中有獨資的，有合資的，有股份制的，有國有的。不同生產者會有不同的生產條件、勞動力條件和由此決定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這些生產者各自的個別勞動生產率（N）可能分別等于、大于或小于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N[，1]），從而N與N[，1]的比值n（我們把n叫做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可能分別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無論個別勞動生產率N和個別勞動時間t怎樣不同，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投放到同一市場上價格都相同，從而社會價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勞動時間t里產品產量越大，產品總價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數量關系和價值決定公式：
W＝t[，1]＝nt
當n不變或相同時，W與t成正比；當t不變或相同時，W與n成正比，即與N成正比，與N[，1]成反比；當W不變或相同時，t與n成反比。這就是說，當勞動生產率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當勞動時間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相對勞動生產率即勞動生產率指數成正比，或者說與個別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當商品價值量不變或相同時，也就是在等質等量商品中，包括單位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時間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所需勞動時間越少，反之則相反。因此，我們應該區別不同情況、不同概念的勞動生產率，來全面認識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三者關系；否則就會在這三者關系上糾纏不清，爭論不休。
在計算同類商品總量、部門商品總量、社會商品總量時，由于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總是根據所有個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的，因而這時n＝1，從而，W＝nT＝1T＝T.其中總勞動時間T＝∑t＝∑t[，1]＝T[，1].所以，無論是同類產品、部門產品還是社會總產品的總價值量總是等于耗費在產品中的總勞動時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述了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后，又在《資本論》第三卷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必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總量T[，2]和個量t[，2]表示）。顯然，作為完整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對社會生產、對生產部門、對社會供給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對社會需求、對消費者及其購買力來說也是必要的；不僅要具有勞動耗費上的社會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勞動效果上的社會必需性，即具有兩種含義上的社會必要性，也就是必須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這就是說：“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一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據從這樣決定的商品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價值，即由“所生產的總價值除以產品數，決定個別產品的價值，而且個別產品只有作為總價值的這種相應部分才成為商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義的社會價值，是由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社會必需總量（B）所必要的勞動時間（T[，2]＝Bt[，1]）決定該種商品實際生產總量（A）的實際總價值（W），并由從這個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實際市場價值（w），即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T[，2]）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包括總量價值W和單位商品價值w）。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為生產A量商品實際耗費的總勞動時間，t為單位商品個別勞動時間，n為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b＝B／A為供求系數或產品需求率或產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產品需求率b列為價值決定的一個重要變量，從而把供求關系列入了價值決定。而市場供求是復雜多變的，因此，“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這樣，供求變動就決定了價值變動，進而決定了價格變動。從這種新觀點來看，商品價格隨著供求變動而上下波動，并不是商品價格與價值偏離，而正是有規律地必然地向價值接近，與價值相一致。
再從供求變動趨勢來看，“如果供求決定市場價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場價格，并且進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場價值，又決定供求。”（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種供求與價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價格彈性，會把供求、從而也把價值和價格拉向一個均衡點。這樣，雖然在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的整體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不過這種一致只是作為過去的變動的平均，并且只是作為它們的矛盾的不斷運動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時，A＝B即b＝1，因此，就一定時期整體來看，價值決定公式仍然應該是：
W＝bT＝T
w＝bt[，1]＝t[，1]
這個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發生作用，實際上這個公式成立的條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實際上供求在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從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總之，在以上價值決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實際勞動時間（t和T），又包含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和T[，2]）。在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勞動生產率因素。其中也就隱含了決定勞動生產率并進而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種情況和多種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科學技術、經營管理、資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產過程、產品供給和勞動耗費因素，又包含了交換過程、產品需求和勞動效用因素，而在產品需求中也就隱含著產品的效用因素。因為沒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沒有使用價值就不可能有價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兩者總是成正比。因此，這一公式既保留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核，又融合了效用論、供求論、生產要素論、生產費用論、積累勞動論的合理內核，從而這個公式是一個既堅持了勞動價值論基本觀點、又綜合了各種價值論合理因素的價值決定公式，它適用于產品個量價值和總量價值的計算，經得起生產和交換實踐的檢驗。以這一公式為結合點和切入點，我們可以通過吸納各種價值論的合理因素而使勞動價值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并可以進一步探討各種價值論（和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的溝通和綜合。
（二）價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二
馬克思關于價格與價值關系的基本觀點是：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見，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是勞動時間，計量單位是時、分、秒；外在的價值尺度是貨幣、計量單位（以我國現行紙幣來說）是元、角、分。商品的價格應該以商品的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馬克思關于價格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又一重要內容。有人由此認為，理論價格就等于價值，諸如1小時勞動＝10元之類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時有所見，其實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這里，至少要加入一個單位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的貨幣轉換系數h，才能使兩邊相等：如只有當h＝10元／小時勞動，才能使10元／小時勞動×1小時勞動＝10元。我們設商品價格為G，商品價值為W，貨幣系數為h，以上關系式可通化為價格決定公式：
G＝hW＝hbt[，1]
這里的價格只是一般理論價格，實際市場價格與這個價格還會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負的差價，這些差價有的是由不同地點、不同流通環節商品中包含著某些追加勞動、從而商品價值變動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條件變化（如季節、氣候變化）、市場競爭因素、國家政策因素、消費心理因素、社會時尚變化，以及種種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價值決定的內生變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勞動量變動即價值變動引起的差價可納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價格變動和差價可用G表示，列入價格決定的一個子項，從而上式可完善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負，從社會總產品來看在一定時期可作為正負值互相抵銷，也就是∑G＝0.從而使社會產品總價格仍然等于總價值、即總勞動時間乘上貨幣系數，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一般以一年計算）來說，G應該用全年全國勞動者國內生產凈值計算，W或T應該用全年平均勞動者人數乘勞動者全年平均勞動時間計算。由于目前統計指標和數據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從業人數（R）乘從業人員平均勞動時間（T）計算，即：
h＝GDP／RT
通過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計算出h值的年變化率h′。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為基期年份）
根據以上公式和有關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大體計算出一國h值和h′值。以我國近幾年為例，可通過測算列出表1：
表1中國h值測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費
（億元）（萬人）（小時）（元/小時）（%）儲蓄利率物價指數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說明：T根據我國從1994年實行每周5.5天工作制、從1995年實行每周5天工作制、從1999年節日假由7天延長至10天計算。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1）》，《中國統計年鑒（1998）》。
以上測算結果表明，h、h′都是客觀存在、可以計算的，h值實際上是以貨幣計算的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h′部分地反映著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部分地反映著貨幣幣值的變化，h′值與物價指數和利率水平都存在著正比例或正相關關系。h′值變化表明，同量勞動在不同年份會對象化為不同的貨幣量，其貨幣量一般會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貨幣在不同年份會代表著不同勞動量，其勞動量（從而價值量）會逐年減少。由此可見，一定量貨幣、投資額會發生有形無形貶值，給予適當利息補償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價格決定公式，也就是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式。這個公式表明，價格與價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顯區別，同時又有密切聯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關的關系，歸根到底，價格是現象，價值是本質，價格是形式，價值是內容。正如列寧所說：“價格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價值是價格的規律，即價格現象的概括表現。”（注：《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傳統理論上總是把供求關系排除在價值決定之外，把投資利息排除在價值構成之外，這樣就使價格與價值越來越遠，使價值越來越成為不可捉摸的東西，使等價交換只能成為偶然現象，使價值規律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也就不成其規律；相反，不等價交換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從而具有規律性。現在我們通過以上價值決定和價格決定的理論和公式的確立和推導，價格與價值、理論與實踐就能無限接近，趨向一致，價值范疇就能從價格形式上經常得到反映，使價值真正成為價格的規律，使價格真正成為價值規律的表現，使勞動價值論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三）勞動價值論視域的利息理論和利息率公式
馬克思關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觀點是：利息是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剩余價值，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規律決定，而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這種決定是偶然的，純粹經驗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潤率，最低界限則完全無法規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經濟學在利息理論上則有時間偏好論、節欲論、迂回生產論、投資和儲蓄論、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論、由資本供求決定的均衡價格論等等。我國學者對利息的存在一般是從資本的貢獻、資本的稀缺性、激勵投資的必要性等方面來解釋的，而利息的來源仍然是剩余價值或社會純收入。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從勞動價值論上對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學的說明。
其實，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從勞動價值論視域來認識和說明。事實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價值的剝削收入，也不是由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利息率的決定，不只是有一個平均利潤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也不是純粹偶然、純粹經驗、沒有規律地決定的，而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是由投資貶值、投資費用、投資風險、供求關系等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首先，資本額或投資額都表現為一定的貨幣量，代表著投資者提供的積累下來的一定勞動量和價值量，但同一價值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表現為不同的貨幣量，通常是由于通貨膨脹而發生貨幣貶值，這是投資的有形貶值，理應得到補償。其次，“撇開一切偶然的干擾不說，現有資本的一大部分，會不斷在再生產過程的進行中或多或少地貶值，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生產商品原來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再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并且這種時間由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減少。因此，在社會生產率的較高的發展階段上，一切現有的資本不是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長期過程的結果，而是表現為相對地說非常短的再生產時間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是投資的無形貶值。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離不開必要的投資額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離不開作為過去勞動積累的資本的一份貢獻。因此資本的無形貶值可以而且應該在資本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貢獻的限度內得到補償。例如，從以上表1可知，同樣1小時勞動，如將勞動復雜程度變化忽略不計，其價值量是相等的，但卻表現在逐年變化的貨幣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這里有貨幣貶值、勞動生產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開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資1.19萬元，至2000年就應獲得本利和6.28萬元，其中獲得的5.09萬元利息，是投資者投資有形無形貶值的應有補償，是投資者投資所代表的勞動量和價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沒有占有任何人的勞動和剩余價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原因和變故，投資會有部分乃至全部喪失的風險，股市有風險，銀行貸款有風險，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資也有風險，因此，適當的風險補償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勞動和費用，如1999年我國銀行系統職工人數已達205萬人，（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勞動、工資和費用；股民需要關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長期勞動積累的資金投放到某個項目上，對誰都不是一種小事，都是一種極其重要極其復雜的勞動。資本的成功運用和運作所要求的知識、洞察力和判斷力，以及為此需要付出的勞動和努力，決不比其他勞動來得差。（注：晏智杰：《勞動價值學說新探》，序第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由于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資有形無形貶值、投資風險、投資費用必要的補償，是對過去積累的勞動和正在進行的投資勞動的必要的補償，是勞動耗費的一部分，是產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此外，資本供求率始終是市場利息率的決定因素之一。這樣，理論利息率的決定和計算就有了客觀依據，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論利息率＝（通貨膨脹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資本貢獻率＋投資風險率＋投資費用率）×資本供求率。
（四）勞動力價值公式
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基本觀點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時還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訓練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醫療保健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資本家用來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也就是支付給雇用工人的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為工人階級是掙一文吃一文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傭工人所得的工資將全部用于生活消費而沒有分文剩余，其結果，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僅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同時也是勞動力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的這些觀點符合他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況與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們必須研究新情況，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論。
第一，今天的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就絕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再是掙一文吃一文而無分文積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至2000年，中國個人儲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已達10萬億元以上，加上個人經營投資和住房投資已達20萬億元以上，股民已達5800萬戶。（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更遠遠高于中國。這些新情況是傳統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工資理論和積累理論解釋不了的。因此，現代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價值已經不僅僅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而應該包括更多的項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而其他商品的價值都包括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和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兩部分，那么勞動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部分，僅有這一部分還不足以生產和再生產、培養和造就出現代勞動力，這里必須付出兩種不可或缺的活勞動，這就是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
第三，家務勞動是勞動力再生產中完全必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務已經成為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員從事的這種服務在家庭內部也應該視同商品，承認其價值和使用價值，盡管這種價值很快被家人消費了，但家務勞動者仍然是創造價值的。這種勞動完全是生產勞動力的必要活勞動和必經工序；否則，嬰兒甚至無法長大成人，更談不上再生產勞動力。再則，按照傳統理論，同樣兩個勞動力，如果一個使用保姆，一個不使用保姆，由于有無保姆費用的不同，兩者的勞動力價值就不同，工資也應不同，這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指出：“對每個國家的經濟來說，家庭內的生產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家庭和其他居民戶，事實上都可視為小型的工廠。即使是最先進的國家，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產出極有價值的商品及服務。”“現在的確是把家務勞動也算在GDP里面的時候了。”根據一位教授的統計，“美國從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為止，家庭內的生產值，超過了GDP的20％以上，而聯合國最近公布的人力開發研究報告顯示，家庭內的生產值占全球生產值的比例，竟然高過40％。”（注：加里·貝克（貝克爾）：《生活中的經濟學》，中文版，140～14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學勞動是現代勞動力再生產中極其重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中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在勞動力培養和勞動力價值中，人們往往只重視教師勞動和教育費用，求學勞動往往被忽略不計。其實，學生和成人的求學勞動是勞動量更大、更為重要的一部分勞動。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學習是勞動，并且應當永遠是勞動，是充滿了思想的勞動。”（注：烏申斯基：《教學法原理》，中文版，125頁。轉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錄》，23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實上，同樣的生活資料和教育費用，同樣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培養出的勞動力的素質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學習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學是內因，學生的勞動比教師的勞動更重要。人是主體，物是客體，人格化、人才化勞動比物化勞動更重要。當今世界，經濟是知識經濟，教育是終身教育，社會是學習社會，社會組織是學習組織，求學勞動更為長期，更為艱巨，更為重要。據統計，至2000年，我國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數已達2.2億人，占全國人口17.4％，約占6－60歲人口22％。（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據我國學者王琪延研究，中國城市男女居民在終生總時間中，有45％屬于生活必需時間。29％屬于閑暇時間，10.5％屬于工作時間，8.5％屬于家務勞動時間，7％屬于學習時間。（注：王琪延：《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分析》，載《社會學研究》，2000（4），第93頁。）在工作、學習和家務勞動三項勞動時間中，工作時間占40.4％，學習時間占26.9％，家務勞動時間占32.7％。可見，學習時間加上家務勞動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工作時間。因此，我們研究勞動價值論，應該研究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創造的價值（這是一種凝結于勞動力價值中的潛在價值，這里不去多說）；我們研究勞動力價值，應該包括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等勞動力生產中所必要的活勞動所形成的價值。
由此可見，勞動力價值（以V表示）應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教育培訓費用和醫療保健費用（以V[，1]表示），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構成部分；其二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家務勞動形成的價值（以V[，2]表示）；其三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求學勞動價值（以V[，3]表示）。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新的較為完整的勞動力價值公式，即：
V＝V[，1]＋V[，2]＋V[，3]
這個公式更符合現代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客觀實際，能合理解釋勞動者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的價值源泉。
（五）成本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成本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產品成本（K）包括生產資料耗費即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其中包括勞動資料價值C[，1]和勞動對象價值C[，2]）和工資即勞動力價值（V）這兩項。從現代社會化全球化生產過程和社會分工協作關系看，產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種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1]＋C[，2]）外，還應該包括各種非物化勞動有償轉移的價值（C[，3]），如各種外購服務產品和知識產品轉移的價值。同時，除了這些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外，還應該包括各種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
其一是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這些公共產品包括社會公共需要的社會制度、社會管理、社會規范、社會秩序、社會環境等等。這種公共需要是從人類共同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現在隨著生產社會化、全球化、電子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的發展，不僅一個企業內部需要嚴格的科學管理，而且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強宏觀的科學管理。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一切政治上的勞動都是間接的生產手段，都是整個社會勞動中必要的組成部分。恩格斯說過：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促進和阻礙兩種不同的反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鄒東濤教授以日本明治維新、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發展為例，論證了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觀點。（注：鄒東濤：《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載《理論動態》，第1522期。）我國近50年來的歷史經驗從正反兩方面充分證明了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而優越的社會制度等公共產品的提供，需要公務人員付出艱巨復雜、優質高效的公務勞動。這些公務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一般是間接融合和實現在其他各種社會產品中，是通過稅收等形式實現補償和再生產的。因此，國家稅收并不完全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稅收中用于經濟、社會、行政管理和國防的費用，用于科技教育衛生事業和環境保護的費用，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資利息，如上所述，這也是一種間接的勞動耗費和勞動補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包括為了開發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礦藏、生物等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產前、產中和產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勞動和支付的費用，這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以土地資源來說，傳統理論認為，土地是自然資源，地租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開墾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資源，也有人類勞動凝結在其中，也有價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勞動報酬，一種間接成本。
由此可見，傳統上所說的成本只是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還應該包括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為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S[，1]為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S[，2]為投資利息，S[，3]為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
（六）剩余價值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是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差額，也是商品價值與成本價格的差額；剩余價值來源于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反映著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范疇。（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對這一傳統理論，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再認識：
第一，剩余價值始終是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因而剩余價值范疇與價值范疇一樣，是商品經濟所固有、并與商品經濟共生共滅、始終并存的歷史范疇，它適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從而既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但在不同社會，剩余價值有不同歸宿，反映不同經濟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歸資本家所有，反映著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歸社會公眾所有，反映著勞動者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剩余價值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被創造出來，因此不是一種個人力量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力量的產物，理應歸社會公眾所有，為社會公眾造福，為社會進步服務。這正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合理、更進步、更優越的真諦所在，也是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堅實理論基礎。科學社會主義應該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
第二，傳統理論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稅金都看作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稅金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產品社會成本、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我們應該把這些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較為確切地計算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計算公式為：
M＝W－C－V－S
第三，傳統理論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活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而現代化社會化全球化的大生產大流通表明，剩余價值及其轉化形式：利潤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也來自于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而且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或總體工人的剩余勞動，還越來越多地來自于科學技術成果潛在價值的轉化和實現，來自于生產力巨系統中的系統效應。因此，剩余價值的來源決不只是一個而至少有三個：一是來自勞動者（包括生產工人、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等總體工人）活勞動中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M[，1]）；二是來自無償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學技術成果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知識剩余價值或技術溢出價值（M[，2]）；三是來自生產力系統中系統效應形成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社會剩余價值或系統剩余價值（M[，3]）。
根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把不屬于剩余價值的社會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價值的來源從一個擴展為三個，從而就能較為準確地計算出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以及活勞動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中計算剩余價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簡化形式上只是加減法，而實際上要復雜得多，要應用現代數學和現代系統科學。
（七）價值構成新論及其公式
第4篇：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神話 廣告價值觀 視頻廣告
廣告是現代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為社會中人所創造出的產品，廣告在表達其商業訴求的同時也必然會反映出創作者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勢必會帶上特定環境的烙印；同時，為了迎合消費者，廣告主也會根據消費者所認可的價值觀適當調整廣告內容。
中美兩國都是廣告大國，對比分析這兩個國家的廣告價值觀有助于我們理解上述現象。同時，選取同一產品在中美地區推出的不同視頻廣告作為研究對象可以更加明晰的看出兩國廣告價值觀的區別。
一、符號學中的“神話”
“神話”作為符號學領域中的一部分，是羅蘭?巴特在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符號系統理論基礎上提出。
索緒爾將符號視為一種“二元現象”，認為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能指’（the signifier）即意象、聲音或客體本身（符號的這部分具有物質形式）；‘所指’（signified）即符號所表示的概念”。①能指和所指構成一個完整的符號系統，其中，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任意的，并沒有絕對聯系。
羅蘭?巴特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提出“神話”這一符號系統。“神話”是一種第二秩序的符號學系統，索緒爾理論中“能指”和“所指”構建起來的“符號”實質為表意系統中的第一層次，而這個層次在第二層次中擔當新的“能指”，并指向新的“所指”。羅蘭?巴特為了進行區分，將第一系統中的“能指”稱為意義，第二系統中的“能指”稱為形式，第二層次的“形式”與新的所指共同構成了新的符號，羅蘭巴特將這個新的符號稱為“意指作用”，“我們可以看到，意指作用就是神話本身”②。利用神話理論對廣告進行分析，可以透過表面挖掘出廣告深層次的價值觀。
二、神話視域下的中美版iphone5s視頻廣告
2014年4月23日，蘋果各地區官網上了iphone5s的最新視頻廣告――“強大（powerful）”。本文主要借助羅蘭?巴特的神話學，以及借鑒Cheng ③所歸納的32項廣告體現出的文化價值觀歸類表，從相同情景、不同情景兩大方面來研究該廣告的中、美兩個版本。由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廣告畫面的呈現，故廣告詞及廣告標語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圍之內。
同時，由于cheng是于上世紀末提出的該分類，分類標準無法囊括現代廣告中所有的表現形式，所以筆者會根據廣告中的具體情況適當增添調整相關分類。
1、兩版廣告內容概述
總體而言，兩個版本的廣告和以前的iphone系列廣告一樣，強調了人們使用iphone可以完成各式各樣的任務。在背景歌曲 “Gigantic”中，音樂家、藝術家、攝影者等不同膚色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使用iphone完成不同的事情，例如創建音樂，健康追蹤，錄制視頻。
2、共享的價值觀
如前文所述，iphone5s中美兩版的廣告內容重疊的比例高達三分之二，兩版廣告出現的相同情景分別為青年男孩、女藝術家、黑人、小女孩、樂隊利用iphone5s和自己的樂器在不同地方進行演奏；燈光師用iphone5s調光；青少年們用iphone5s玩游戲；一名父親為自己的孩子拍攝視頻；一群青年人用iphone5s發射煙花；一名母親為孩子們投影星空圖片。
在這些共享的情境中，每一個人，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都是能指，而這些能指所指涉的為人們利用iphone5s完成各種任務，這二者構建起來的符號則指向了新的所指，這個“形式”的所指，代表了一定的核心價值觀念，根據cheng的核心價值分類表，其意指作用為中美兩國都重視現代性和高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各個場景共享的神話意義，不同場景還會有其獨特的神話含義。演唱的畫面最終指向集體主義、享受、藝術性；調光場景的神話意義為美觀；父親和母親場景指向家庭、享受、休閑；游戲和發射煙花場景指向便利性、休閑。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不管是中版廣告還是美版廣告，都共享著諸如現代性、高效、集體主義、家庭、享受等一系列價值觀。
3、不同的價值觀
（1）增添的價值觀。相較于中版，美版增添了三個場景，分別是攝影愛好者拍攝街頭樂隊表演、騎摩托車的旅者用iphone5s翻譯西班牙語的路標以及健身者利用iphone5s進行健康管理，對這三個場景進行神話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其蘊含的價值觀。
攝影愛好者場景是一名攝影師將iphone5s放置在三腳架上，全神貫注地拍攝街頭西洋樂隊的演奏，而周圍的人群則隨著音樂鼓掌，搖動身軀。在這一場景中的意指作用為智慧、享受、集體主義、現代性。在該情境中，這名攝影愛好者手持三腳架，代表他是具有一定攝影技能的人，根據cheng的歸類，該情景體現出了“智慧”這一價值觀，騎摩托車場景是兩名戴頭盔的旅者來到一個寫滿西班牙文的路標前，當一名男子滿臉疑惑時，另一位男子拿出iphone5s對準路牌，iphone5s立刻在手機屏幕中將西班牙文的路牌翻譯成英文。在這一場景中的神話意義便是其魔力、現代性的價值觀，并且，由于頭戴頭盔行駛在公路上的摩托車主本身也是一個能指，所以其神話意義為冒險。
健身者情境中，一位身材壯碩的黑人男子在進行跳繩運動，之后，他用手指按住iphone5s后部燈泡處，手機屏幕上立刻顯示出他的心跳數。在這一場景中，其神話意義為健康、魔力、便利。
通過對比分析，我們發現，美版增添的這三個場景所代表的神話意義有部分是中版所不具有的，即冒險、魔力、智慧、健康。這樣的刪除似乎在暗示中國缺少冒險精神、健康精神以及尊重智慧的精神。同時，由于這三個場景和其它共享的場景共同構成一整套完整的符號系統，廣告中場景的的多樣化意指了價值觀的多元化，豐富化，從另一個方面對比出中版廣告的價值觀似乎沒有美版廣告價值觀多元化。
（2）替換與修改的價值觀。替換和修改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為游戲場景。在游戲場景中，兩版廣告都是一群青少年坐在一起用iphone5s玩游戲，但是，兩個版本中的游戲卻是不一樣。美版廣告的游戲是格斗類游戲，而中版廣告中的卻是賽車游戲。格斗類游戲的神話意義在于暴力，而同為競技的賽車游戲因其不具備直接沖突的特質，歸入競爭類的價值觀。立足兩國語境，我們會發現這種替換游戲行為的必然性。
“作為美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暴力已經成為美國社會文化中的頑疾，并在美國大眾媒體中被進一步放大和細化，由此，美國的大眾媒介中出現了遠遠多于現實生活中的暴力現象。”④由此，作為在大眾媒介上播放的視頻廣告出現暴力的格斗游戲也不足為奇。而中國是一個講求“和”的社會，傳統的價值觀雖然不反對競爭，但卻主張“以和為貴”，避免正面的直接沖突，而廣告中無直接面對面沖突的賽車游戲就是這一價值觀的典型呈現。
替換與修改的第二個方面為相同場景中內容的增加，這個部分集中表現為兩處，第一處是在青年男孩、女藝術家、黑人等利用iphone5s和自己的樂器在不同地方進行演奏這一場景中，第二處是在一群青年人用iphone5s發射煙花的場景中。
在第一個場景中，美版廣告從各類人利用iphone5s調試樂器、做準備工作，到正式開始演奏音樂一共花去大約27秒的時間，而中版廣告僅有20秒。在這一場景中，“準備”的一系列具體動作為第一系統的能指，人們利用iphone5s在進行演奏前的調音工作為是第一系統的所指，二者結合，構成第二系統的能指――iphone5s具備強大功能，同時，這個能指又與新的所指構成的神話意義為蓄力、等待、耐心。中文版本大大縮減了準備的時間似乎是在表明中國人追求速度，顯示出中國人的耐心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場景中小女孩打鼓部分，美版比中版增加了一個景別的畫面。通過比較我們發現，兩版廣告同樣是展現女孩使用iphone5s，中版采用特寫景別以突出產品，其神話意義為重視物質、重視產品，強調這個產品本身；而美版在進入特寫景別前，比中版多用了一個全景，將小女孩和她所處的環境全部囊括，表明在強調產品功能的強大性以外也重視人本身，突出其人本價值。
在第二個場景中，美版廣告在女孩按下手機屏幕的“發射”鍵前還有一段青年們合力放置煙花的畫面，而中版將這一段刪去。只留下女孩發射煙火的情景。在這一場景中，合力安放煙火的神話意義是合作、協作，中版將其刪去，表明中國文化中缺少合作精神，只看重結果。
（3）取景的神話意義。兩版視頻差異的第三處為相同畫面的取景不一樣，這一點也集中體現在第一個演奏場景打鼓小女孩的身上。我們可以明顯發現畫面取景的不一樣，中版的取景為臀部以上至額頭，而美版則為手臂以上到頭頂，產生這一差異的原因在于上搖鏡頭的完整度不同。美版是一個完整的上搖鏡頭，待女孩的頭部完全展現之后再進入下一個畫面，而中版則是一個不完整的上搖鏡頭，只讓女孩的面部展現在畫面中就進入下一個情景。結合神話學理論，不難看出，中版的鏡頭語言呈現出一種追求結果，不耐心的價值，而美版則呈現出尊重，耐心的價值。
結語
通過利用神話學理論和借鑒cheng的廣告價值觀分類標準，筆者從相同情景、不同情景兩大方面來研究iphone5s中、美兩個版本的廣告。不僅發現中美兩個版本的廣告共享了相當大一部分價值觀，例如現代性、高效性、享受等。同時也發現了些許價值觀的不同，相較于中版廣告，美版廣告更強調多元化、耐心、冒險、重視健康、尊重智慧、喜愛暴力文化等價值觀，而中版廣告則更追求結果，和諧等價值觀。
廣告內容從來都不是隨心所欲的，為了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廣告創作者會精心設計廣告內容，在設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帶上創作者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也會折射出其所處環境的狀況。因此，結合神話學對廣告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把握其背后的深層含義。
參考文獻
①鄭小娟，《蘋果神話的締造――蘋果廣告的符號學解讀》[J].《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1（11）
②羅蘭?巴特 著，許薔薔、許綺鈴譯：《神話――大眾文化詮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80
③Cheng， Hong， Reflections of Cultural Valu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Chinese Magazine Advertisements from1982 and 1992.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3，2 （1994）
④梁紅、劉振平，《美國的暴力文化及其媒介表現――對影片〈天生殺人狂〉的文本解讀》[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1（12）
第5篇：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范文
中國倫理學界關于應用倫理學學科性質的討論似乎已經告一段落，然而在我看來，關于應用倫理學學科性質的討論依然有待深入。本文試圖在回顧與評價已有觀點的基礎上，重新闡釋應用倫理學的應有含義，指出這一含義更為深厚的社會基礎，并且由此進一步追問倫理學(一般倫理學)自身的“倫理”基礎。
一、應用倫理學的學科討論
毫無疑問，中國關于應用倫理學學科性質的討論，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陳澤環在《基本價值觀還是程序方法論》的文章中認為，在討論中有三種觀點因其處于領先水平而有代表性，即以江暢為代表的“基本價值觀論”，以甘紹平為代表的“程序共識論”和以廖申白為代表的“原則應用模式”。所謂“基本價值觀論”，就是認為應用倫理學是(哲學以及)理論倫理學在各種具體領域中的應用。所謂“程序共識論”，就是認為應用倫理學是一門不同于傳統理論倫理學的全新學科，它的“任務在于分析現實社會中不同分支領域里出現的重大問題的倫理維度，通過倫理委員會的建構為這些問題所引發的道德悖論的解決創造一種對話的平臺，從而為贏得相應的社會共識提供倫理上的支持”。所謂“原則應用模式”是相對于“理論應用模式”而言的，即它像“基本價值觀論”一樣，認為應用倫理學是理論倫理學在各種具體領域中的應用，但它又與“基本價值觀論”不一樣，認為這種應用不應該是簡單的“理論應用模式”……它比理論應用模式的應用倫理學更適合于合理多元主義的倫理學對話背景，陳澤環對于上述三種觀點的歸納十分精到。不過，在我看來，“原則應用模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分別歸入其他兩種觀點，因為它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弱化”了的“基本價值觀論”，即它雖不主張基本的價值觀的“理論應用”，但卻依然主張各種理論倫理學觀點的共同應用，并把通過協商而產生的“實踐的共同結論”作為解決實際的倫理紛爭的原則、準則;另一方面，它則可以被看成是“強化”了的“程序共識論”，即它雖不主張純粹形式的“程序共識論”而主張應用倫理學的實質規范性，但它仍把那些“持久影響人類心靈的不同的健全倫理學傳統”放在一個協商的平臺上加以應用，以便尋求“實踐的共同結論”。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陳澤環在提出自己的新觀點時，主要依據的是前面兩種觀點。在他看來，有關應用倫理學學科性質的爭論，最為重要的問題是：應用倫理學究竟是一種“價值觀”還是一種“方法論”。
對于“基本價值觀論”，陳澤環認為這一觀點正確地把握住了“哲學、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所蘊涵的基本價值觀意義”，但對以下問題卻認識不足： “當代道德生活的復雜化而導致的應用倫理學的多學科交叉性質、對于道德生活民主化而導致的主體間商談程序作為應用倫理學論證基礎的意義、對于道德生活全球化而要求的尊重和寬容作為應用倫理學基本規范的重要性等。”這就是說，上述觀點正確地堅持了應用倫理學之基本價值觀的性質，但卻缺乏程序方法的維度。然而，在我看來，如果第一種觀點不與“程序共識論”聯系起來，亦即僅僅堅持第一種觀點，那么，它的缺陷可能嚴重得多，因為它在提出問題的同時已經消解了問題。早在亞里士多德提出倫理學并為學科進行分類的時候，倫理學就被歸結為實踐科學，作為實踐學科，它在社會生活中的應用一定包含了在各種具體領域中的應用。既然(理論)倫理學從來就在各種具體領域中進行應用，那么，假如說新產生的應用倫理學所強調的僅僅是這種應用，那么，無論這種應用(根據“基本價值觀論”的觀點)多么復雜或有“創造性”，它都沒有充足的理由構成屬于當代社會的一門新興學科。假如“基本價值觀論”硬要重提一門新的應用倫理學，卻又將其等同于理論倫理學一直以來就在實行的“在各種具體領域中的應用”，那么顯然，它在回答問題的同時也就消解了所提出的問題。
對于“程序共識論”，陳澤環認為這一觀點雖然拓展了研究的視野，有助于人們充分認識應用倫理學在當代哲學一倫理學理論創新和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改變了傳統倫理學觀點中的權威主義，但是它卻“對應用倫理學的基本價值觀屬性認識不足，有把它和政治程序、法律規范直接等同起來的傾向”。這就是說，它突出了程序方法的性質，卻又對基本價值觀性質重視不夠。我們認為，“程序共識論”正確反映了近代社會以來社會逐步民主化，以及當代社會日益復雜化和多元化的事實。近代以來的民主潮流為“程序共識論”提供了可能性。因為一旦“法則不再來源于外部，而應該通過自我表現而產生”，那么，那種包括倫理學原則在內的普遍原則(以及依據原則演繹出來的各種規范)就只能來自主體自身平等的協商對話，而再也不能來自外部世界的邏各斯(法則、命運、上帝意志)。當代以來的社會倫理問題的復雜化和倫理主體價值傾向的多元化則為“程序共識論”提供了必要性。因為對于那些高度復雜的社會倫理問題來說，價值觀各不相同的倫理主體已經無法通過簡單的道德演繹達成共識，他們所需要的是公平的程序平臺，以及在這一程序平臺上的平等的協商對話。不過，正如陳澤環所說，過分注重應用倫理學的形式程序方法特征而忽視它的實質規范顯然有所偏頗。
我們承認陳澤環的應用倫理學觀是應用倫理學學科討論中的最為重要的成果，但是這種集“基本價值觀”和“程序共識論”于一體的新的應用倫理學觀，確實揭示了應用倫理學這一學科的本質嗎?
二、應用倫理學的另一端點
假如我們對陳澤環的應用倫理學觀理解不錯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平臺、兩個端點”。“一個平臺”即相關各方從事協商對話的公平的程序平臺;“兩個端點”：其一，體現基本價值觀(或許最好是“某些持久共存的健全倫理學體系間的重要的共同點”)的倫理學;其二，倫理學需要處理(評價、選擇等)的具體領域的具體問題。有了“一個平臺、兩個端點”，我們就能在公平的程序平臺上，立足于基本價值觀，通過平等的協商對話，最終對于具體領域的具體問題形成倫理共識。我們認為，假如要把應用倫理學的產生看成是實屬必要的情況，那么，我們不僅要把“程序共識”作為方法論引入倫理學，不僅要繼續堅持基本價值觀的一端，而且還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和理解程序平臺上的另外一端——當代社會的具體領域，以及具體領域中的具體問題。不錯，包括“基本價值觀論”在內的所有應用倫理學觀點，都強調了當代社會具體領域具體問題的“復雜性”，甚至“重大性”、“緊迫性”和“悖論性”，特別是程序共識論者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了具體領域具體問題的當代特性，因而談到了各種具體領域的專業性問題，談到了應用倫理學的學科交叉問題，甚至十分正確地認為倫理委員會中應該包含倫理學家之外的其他領域的專家，但是我們認為，所有這些觀點都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當代社會具體領域(及其具體問題)的本質特征。然而，理解具體領域(及其具體問題)的本質特征卻是正確理解應用倫理學學科性質的必要條件。因此，我們十分有必要來重新理解具體領域 (及其具體問題)，以便把握它們的本質特征，從而進一步把握應用倫理學的學科性質，甚至把握倫理學(一般倫理學)自身的“倫理”基礎。
我們認為，在當代社會中，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著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多樣化，以及隨著現代技術(例如計算機和互聯網)作為手段的廣泛應用，各種不同的社會領域的劃分不僅在廣度上不斷拓展，而且在深度上不斷延伸，最終(尤其是經濟、政治、科技、生態等重要的社會領域)形成了一個又一個規模極其龐大、組織極其復雜，并且內部存在著重重疊疊的子系統的“自組織”系統。這些作為自組織系統的具體領域，具有三個十分重要的特征。其一，它們有著十分獨立的自我利益訴求。其實，社會中各種不同的領域一旦產生，就已具有了自我利益的訴求，但是在當代社會之前，亦即在具體領域成為自組織系統之前，由于各種社會領域之間功能界限的模糊，它們的自我利益訴求往往被模糊地歸并于通過政治表現出來的社會整體功能之中。只有具體領域成為社會自組織系統之后，它們才明確表現出十分獨立的自我利益訴求。其二，它們的利益訴求同時具有三種特性。具體地說，這些自組織系統的利益訴求具有重大性、正當性與矛盾性三種特性。而所謂矛盾性，指的是兩種正當利益之間的矛盾，即某一具體領域的正當利益與其他領域(特別是倫理領域)的正當利益(倫理學的“利益”指倫理學之“一切行為都要合乎道德”的正當要求)之間的矛盾。上述特性在當代社會(亦即具體領域成為自組織系統)之前也已存在，只是到了當代社會(具體領域成為自組織系統)之后，這些特性才更加突出，并且更加明顯。其三，它們有著十分特殊的“專業”進入路徑。對于那些作為自組織系統的具體領域(及其具體問題)，特殊的專業知識已經成為能夠進入其中的必要條件，如果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往往會因錯誤認知而對它們作出錯誤的道德判斷。上述三個重要特征相互交融，增加了對于具體領域中的具體問題作出道德判斷的重要性和復雜性：既然具體領域有著十分獨立、重大并且正當的自我利益訴求，那么，我們在對其進行道德判斷時就必須小心謹慎，不能由于認知錯誤而傷害它之重大并且正當的利益訴求;同時，專業的進入路徑又增加了倫理學家對于相關問題的認識難度，甚至促使他們非得求助于專業人士才能對相關問題進行正確的認知，否則，他們就有可能由于錯誤的認知而作出錯誤的道德判斷，進而在具體領域的重大問題上傷及這些領域的正當利益訴求;尤其是具體領域之獨立、重大和正當的利益訴求又有可能與其他領域之正當的利益訴求發生矛盾，因而我們不僅要對具體領域的專業問題進行正確認知，而且還要在兩種正當利益訴求之間進行權衡，不能僅僅為了一方(尤其是倫理學一方)的利益而完全忽視、甚至損害其他具體領域的正當利益。
既然當代社會中的具體領域(以及具體領域中的具體問題)具有上述本質特征，那么，在應用倫理學中，倫理學家就不能是關于相關問題之道德判斷的唯一裁判，他們不能僅僅根據自己的學科利益而拿著“倫理戒刀”進行“道德”或“不道德”的簡單裁剪，否則，他們就有可能作出基于錯誤認知的錯誤道德判斷，不僅可能損害其他具體領域的正當并且重大的利益訴求，甚至可能損害倫理學自身的利益訴求。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得出結論，應用倫理學至少應該是這樣一門學科：它要根據公平的程序設計出對話平臺，讓倫理學家與其他領域的專家為了各自的利益訴求在上面進行平等的協商對話，并且通過平等的協商對話達成倫理共識。這里，平臺的一端是倫理學家，他們懂得倫理原則、倫理規范和倫理學的利益訴求(他們之間也會因不同的原則和規范進行協商對話);而平臺的另一端則是其他領域的專家，他們有著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自己領域的利益訴求(他們之間也會因科學觀點的不同進行協商對話);而應用倫理學之公平的程序平臺就是他們進行協商對話以產生倫理共識的場所。
問題在于，既然倫理學家與其他領域的專家分別成了對話的兩端，那么，我們就不能以倫理學的“一端”作為他們協商對話和達成共識的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基礎。
三、應用倫理學的對話基礎
若從倫理學(家)與其他領域(專家)基于綜合考慮各方利益訴求而平等對話的角度理解應用倫理學，那么，我們就會發現應用倫理學其實有著更為深厚的社會基礎，甚至進一步使我們發現倫理學(一般倫理學)自身的“倫理”基礎。
毫無疑問，“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人類組成社會的根本目的;同時，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亦即“人類的美好生活”)總是存在多種多樣的表現，為此人類便把社會劃分成不同的領域(例如經濟、政治、倫理、宗教、軍事等)，每一領域的目的都是為了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某個方面的需要。因此我們發現，社會是一個大系統，它的目的是“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社會中的各種領域是社會大系統中的子系統，它們的目的是“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之不同方面的需要”。既然人類組成社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那么，人類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的最終判斷標準就不應是外在的“邏各斯”或內在的“人類法”，而應看它是否有利于人類的美好生活。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發現兩種倫理學：一種是廣義的倫理學，它不是諸多學科(經濟、政治等)中的一個學科，而是超越所有具體學科并且給予所有具體學科以價值定位的基本學科，在它看來，凡是有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行為就是合乎道德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倫理活動，還是經濟活動、政治活動、軍事活動、科技活動、乃至藝術活動等，只要它有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那么它就是合乎道德因而具有倫理價值的活動;另外一種是狹義的倫理學，它是諸多學科(政治、經濟等)中的一個學科，作為諸多學科中的一個學科，雖然它具有更為綜合的性質，但是它卻僅需考慮自身的“利益”訴求，只從自身的道德原則出發去判斷具體領域中的各種行為的道德意義而無需顧及這些領域的“利益”訴求，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倫理活動才有倫理價值，其他活動并不具有倫理價值(除非某種領域的活動正好與某種倫理學的倫理原則相互一致)。傳統的理論倫理學其實都是狹義的倫理學。我們認為，廣義倫理學應是狹義倫理學的“倫理”基礎，也就是說，狹義倫理學的倫理原則自身的道德性還需(像其他學科一樣)接受廣義倫理學的辯護。
兩種倫理學的狀況與社會分為大系統和小系統，以及大小系統各有自己服務于人類美好生活的目的相應。換句話說，與大系統及其目的相關，我們需要廣義的倫理學;而與小系統及其目的相關，我們需要狹義的倫理學(服務于人類美好生活之德性方面)。但是社會大小系統的目的之間的關系并不簡單，它們又導致了兩種倫理學之間關系的復雜性。社會大系統的目的是“總目的”，而社會子系統的目的是圍繞總目的而展開的“分目的”。總目的是一級目的，分目的是二級目的，或者說是實現一級目的的手段。乍看起來，由于分目的是實現總目的手段，因而各種分目的之間，以及所有的分目的和總目的之間必然高度一致。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各種分目的之間，以及每一分目的與總目的之間，既有相互一致的情況，也有相互沖突的情況。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在于：在每一子系統中，都由具體的人或組織去實現二級目的，而這些具體的人或組織又都帶著自己的具體目的(例如薪酬、事業等)，他(它)們一般無需或者不愿考慮更為宏大的一級目的，這樣，他(它)們就十分容易把二級目的(手段)當作最終目的，甚至把自己的具體目的(客觀上通常與二級目的保持一致，因而客觀上也能幫助實現二級目的)作為最終目的。一旦把行業領域(包括具體的個人或組織)的目的視為最終目的，那么，就有可能與其他行業領域的二級目的發生矛盾，乃至與一級目的發生矛盾。
上述分析告訴我們，具體領域的利益訴求確實屬于重大、正當的利益訴求，并且可能與其他領域的正當利益訴求發生矛盾。然而，由于傳統社會的“簡單性”，所有這些情況在傳統社會中并沒有充分展示出來。這就是說，在傳統社會中，社會領域還沒有得到充分劃分，不同領域功能的界限也還十分模糊，領域的相對合一導致了規范的相對合一，因此，具體領域之利益的重大性、正當性和矛盾性也還沒有充分展開的條件。這種情況導致了廣義倫理學和狹義倫理學之間的“學科錯位”(盡管它們之間也確實存在著相互滲透)，即把狹義倫理學這一學科的“綜合性質”完全等同于廣義倫理學，從而使它成為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形而上學。這樣一來，人類(在任何具體領域中)的一切行為只有符合(狹義的)倫理學原則才有道德意義，它們的倫理價值必須得到倫理學原則的辯護，而倫理學原則自身則“先天”(源自自然法或人類法)具有倫理價值。現在，既然應用倫理學強調倫理學家與其他領域專家之間平等的協商對話，并且雙方的利益都有倫理價值，那么，只有廣義的倫理學才能成為雙方協商對話的共同基礎。換句話說，只有廣義的倫理學才能成為應用倫理學之更為廣闊的“倫理”基礎，從而使應用倫理學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下服務于人類的美好生活。
四、應用倫理學的學科性質
一旦我們對于應用倫理學作出上述理解，那么，應用倫理學的學科性質就會產生全新的變化，具體來說，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就學科而言，傳統的理論倫理學就是倫理學，它把所涉問題完全納入到倫理學的“一個學科”的視野之下，倫理學家成為唯一的“法官”，倫理學的原則和規范成為道德判斷的唯一標準;應用倫理學則不同，在廣義倫理學的大背景下，它不僅涉及倫理學，也要涉及其他領域的專門科學，它不僅要有倫理學的視野，也還需要其他領域的學科視野，倫理學家不是唯一的“法官”，他們必須與其他領域的專家進行平等對話，倫理學的原則和規范對于相關問題的倫理裁決，不能毫無條件地犧牲其他領域的“利益”訴求。
第二，就任務而言，傳統理論倫理學的目標就是一個，即判斷具體行為是否符合倫理學的原則和道德規范;而應用倫理學的目標應是兩個，即它一方面要確保具體行為符合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另一方面，它也要顧及其他具體領域的正當的利益訴求，換句話說，當行為的沖突雙方(倫理學的倫理要求和具體領域的利益訴求)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時，它在解決雙方的沖突時，一般不能以無條件地犧牲其中一方為條件，而應在廣義倫理學的基礎上兼顧雙方的合理要求，確保具體領域能夠在合乎道德的前提下更好地發展，從而服務于人類的美好生活。
第三，就方法而言，傳統理論倫理學采用的主要是演繹的方法，即用倫理學的原則和道德規范對具體行為進行簡單的裁決，雖然它也會碰到倫理悖論，但那屬于偶然現象;應用倫理學采用的則是“程序共識”的方法。在我們的理解中，“程序共識”的方法有些類似于羅爾斯的“反思平衡”。正是由于這一方法，才能解決當代社會中的那些滲透了多元價值趨向的應用倫理學所面對的復雜問題，并使這種解決的結果具有“倫理妥協”的特征。
第四，就結果而言，傳統理論倫理學通常會對所涉問題作出“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斷，因而具有剛性特征;應用倫理學則常常會對具體行為作出“亦此亦彼”的道德判斷，因而具有妥協特征，即具有“倫理妥協”的特征。換句話說，傳統理論倫理學由于只有倫理學一個視野，因而它無須顧及其他學科的利益訴求，對它來說，只有一個利益，那就是倫理學的利益，因而它只需權衡一個行為是否合乎道德，除此之外，它無須考慮更多。而在應用倫理學中，由于在倫理學之外還有一個或多個專門領域的視野，除了倫理學的利益訴求之外，還有其他領域的利益訴求，因此，它就必須兼顧不同參與方的利益，不能簡單地為了保護一方的利益而全部犧牲另外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而只能在各種正當利益之間進行權衡，尋求一種各方利益都部分實現又部分犧牲的妥協。由于這種妥協是一種有利于各方利益又不完全損害他方利益的最佳選擇，并且是各方能夠形成共識的基礎，所以我們將其稱為“倫理妥協”。
應用倫理學的這一學科性質，正如瑞士倫理學家蘭茨(Groan Lantz)所認為的，應用倫理學應該是一種整體的而非還原的倫理學，因而它不是狹窄的(例如像功利主義那樣只會盯住功利)而是寬闊的(使倫理學立足于寬廣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不是膚淺的(把所考慮的問題從整體環境中抽象出來孤立地對待)而是深刻的(把所考慮的問題置于具體的人類環境和長期的遠景之中)，不是薄的(集中于“對”、“錯”這些簡單的概念，因而具有“黑的”、“白的”的特征)而是厚的(例如在醫學倫理中，集中于健康、常態、關懷、家庭等概念) [5]。因此，倫理學家不是道德警察而是良師益友(mentor)，這樣的良師益友要為人類的美好生活提供道德愿景。
第6篇：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范文
當前，社會對高中生消費行為的規范力度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導致盲目消費、攀比消費、沖動消費、過度消費等消費亂象在高中生這一特殊群體中時有發生。本文分析了當前高中生消費行為存在的典型問題，借鑒了美、英等國家理財教育對規范青少年消費行為的有益之處，提出了完善家庭教育主渠道、加強學校的引導和培養、加強社會的配合力度等培養高中生的理財觀念和技能的建議。
關鍵詞:
高中生;消費行為;國外理財教育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高中學生的零花錢日漸增多，雖然還沒有踏入社會，但有著家庭給予較充裕的經濟保障，以及較強的社會化消費需求。如果缺乏必要的理財意識和消費觀念引導，容易造成盲目攀比和浪費等不良消費行為，對其今后的人生發展造成長久的不良影響。世界上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學生的理財教育，將理財教育作為一項早期化、日常化的教育活動，制定了較為完整的教育目標和教育規劃，幫助孩子從小就建立正確的財富觀、消費觀，正確引導小孩早期的消費行為，為孩子今后樹立正確的理財觀念、消費觀念和經濟意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認識和汲取國外理財教育的營養，對于有效幫助我國高中生在人生財富觀念形成的關鍵階段規范消費行為，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我國高中生消費行為的痛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財富迅速增長，在不斷增長的家庭收入支撐下，我國高中生的消費金額迅速膨脹，由于缺乏科學的理財教育引導，高中生的消費行為存在許多不合理的痛點。
1．缺乏正確的理財觀念。許多高中生不懂如何科學有效地管理自己手上的資金，不懂如何科學理性消費。絕大多數高中生對理財的理解僅僅停留在字面上，認為是與投資等同的內容，在現有的教育模式下，沒有正規途徑了解理財知識。
2．盲目消費、高消費的現象比較普遍。由于心智的不成熟，高中生有大量沖動購買、盲目購買等行為。高中生的高消費不僅表現在消費的絕對金額上，更表現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上。即使是很多條件有限的家庭，高中生的消費也占到收入的一半左右。
3．消費結構不合理，浪費嚴重。在高中生的消費結構中，零食消費、模仿消費、人情消費占比較高，在吃穿、學習用具等方面存在大量重復購買，很多消費沒有合理的計劃，單憑模仿和感情用事就迅速做出了決策。
二、國外的理財教育的亮點
在國外，尤其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他們的理財教育已經有了很系統理論，并且經過了長期的發展和進化，因此，他們的理財教育，在立法上，在教育的目標和內容上、教育的途徑和方法上，都有不少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1．完善的立法。理財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都將此納入國家立法的范疇，規范理財教育。早在1983年，美國就開始制定了非常有前瞻性的教育報告《國家正處于危機中》，在這份報告中，提出了學校應該改善其教育思路，把理財教育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并要求在數學和閱讀中將其貫徹。然后再2002年，美國又頒布了《將理財教育與學校課程整合》的白皮書，在這份白皮書中，完善的理財教育課程體系被慢慢體現。在大洋彼岸的英國，也仿效美國在2005年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從中小學開始試點，在日常的教育中加入了關于學生理財的相關課程，從零花錢開始培養學生的理財意識和管理能力。近些年來，亞洲部分國家也開始了進一步的嘗試，泰國開始學習西方國家規范理財教育，并提倡“適當開支”等理財思想。
2．科學的教育目標與內容。西方國家都有明確的教育目標，在理財教育上，一般都把金錢觀、消費觀和價值觀放在首位，讓學生先有基本的金錢和消費意識，然后再慢慢引導學生的理財意識。再開始逐步讓學生有基本的理財常識，進一步則是理財技能的培養，并讓學生樹立良好的理財習慣。不同國家對理財教育的要求也不盡相同，例如在美國，要求從三歲開始就有基本的金錢認識，開始能辨認硬幣和紙幣，而到了四歲，則要求能知道不同硬幣的幣值，五歲開始了解錢的由來，六歲開始能夠數一定數量的硬幣，七歲能辨識不同商品價格的標簽，八歲開始知道如何存錢，九歲開始能在自己購物時進行價格的比較，十歲開始自己制定自己的消費計劃，十一歲的時候學會看電視廣告，并從中了解相關信息，十二歲開始接觸各類銀行術語，并了解他們的基本含義，十三歲時開始有自主計劃能力，能夠自己擬定自己的財務目標，然后對理財能力開始進一步培養，并要求在十七歲時，能夠自己進行儲蓄行為，并能夠自己選擇更為合適的銀行或其他儲蓄方式。同樣，英國政府在此也有相對明確的理財要求，五歲開始有基本的貨幣認識，知道錢的來源和用途，七歲開始學習基本的理財能力，有儲蓄和其他的理財意識。
3．豐富的途徑與方法。國外教育普遍對實踐的重視程度更高，“早期教育、循序漸進、參與實踐”也是他們理財教育中很重要的原則。從小就開始接觸貨幣，了解貨幣的來源和使用，并合理的規劃錢的使用一直貫穿教育理念的始終。這樣能夠從小開始培養經濟意識和理財能力，對他們今后適應生活也很有意義。從小開始幫助孩子了解貨幣，引導他們更好的進行消費行為，從手中的零花錢做起，進行更好的貨幣管理。而且他們的理財教育更加注重動手和實踐，例如日本教育中一直強調“除了陽光和空氣是大自然賜予的，其他一切都是要通過勞動獲得”，因此我們發現日本學生在打工賺錢方面的意識非常突出，通過打工賺錢也積極培養了學生的理財意識。在其他西方國家，利用假期進行打工也非常普遍，例如德國學生假期打工的總收入約為五十億歐元。
三、對改進我國高中生消費行為的啟示
高中生消費行為的科學規范是一項循序漸進的系統工作，需要家庭、社會和學生個人等方面共同努力。
1．完善家庭教育主渠道。一是通過家長的言傳身教培育高中生正確的理財觀念和必要的理財技能，讓孩子了解家庭收支狀況，消除孩子的虛榮心，幫助孩子樹立節儉消費、實用消費、計劃消費的觀念，培養儲蓄、投資、打工等技能。二是培養良好的品德，了解父母掙錢的不易，養成尊重勞動、珍惜勞動所得，誠實守信的優良品德。三是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鏡子，高中階段是孩子人格和消費觀念養成的最重要時期，培養正確的人生觀、積極健康的生活情趣，有助于高中生消費行為的規范。
2．加強學校的引導和培養。一是加強學校在孩子心理和思想方面的正確引導，利用學校教育幫助高中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二是加強理財知識的教育，科學規劃理論和實踐課程，幫助孩子樹立經濟意識和理財常識，幫助孩子熟悉理財工具和對理財方案進行比較選擇。三是營造風清氣正的校園消費文化，引導學生傾心學習，健康消費，對消費場所進行必要的監督，同時注意通過樹立正面典型、開展多種形式的教育等方式對較為普遍的零食問題進行疏導。
3．加強社會的配合力度。一是凈化學校周邊社會環境，選好家庭所在地的人文環境，從源頭遏制不良社會風氣和丑惡社會現象對在校高中生的侵蝕。二是擇機將理財教育列入國家立法，把理財教育作為數學和閱讀教學的重要內容。三是完善理財教育體制，包括制定科學合理的理財教育目標和內容，完善理財教育的途徑和方法，提高高中生的經濟素養和社會責任感，為廣大中學生培養正確的消費觀念，鍛煉理財能力提供理論和實踐課堂。
參考文獻:
［1］孫紫玲．教孫子從小學會用錢［J］．家庭博覽，2002．2．
［2］胡廣宇．高中生消費現狀與教育對策研究［M］．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3］劉益琴．高中生消費價值觀的研究［M］．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4］楊黎．歐美國家的兒童理財教育［J］．西部財會，2005．11．
第7篇：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大學階段 生命矛盾 疏解
基金項目：陜西省教育廳（2011JK0203）：陜南區域性推進高校生命教育的實踐研究；陜西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4年度課題（SGH140753）：思想政治理論課生命課堂實踐體系構建研究。
問題的提出
每一個人的個體生命都是非常有限的，在個體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要擔當不同的生命任務。在大學階段，主要的生命任務就是要把在大學時期十幾年里學習到的知識、智慧、能力、素養全部融為整體，構建成一個成熟的主體去走向社會。原則上大學結束以后，個人就要作為獨立的主體走向社會，成為社會對他所期盼的一個成熟的人。然而，通過近些年發生在大學校園的諸多事件，卻不難發現，大學校園中的青年學子其生理成長雖然基本結束，但其心理成長并未完全成熟，生理成長與心理成長不同步而帶來的生命發展過程中的困惑并沒有完全解決，甚至以更加突出的方式表現出來。直面大學生生命矛盾的表現，并對其進行有效疏解，對于完成高校的教育使命具有重大意義。
大學階段生命矛盾的主要表現
1.自然性生命與關系性生命的矛盾與沖突
自然性生命是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體和其他物質組成的生物體所具有的特有現象。生命體是一類存在著的物質性實體，與其他物質性實體不同之處在于：其是蛋白質存在的方式，可以吸收、消化、排泄外界的物質，適應外在的環境，并能夠按一定的節奏和規律生長、發育、繁殖及最后死亡。人類的自然性生命與其他生物生命具有一定的同質性，這是人的生命的物質基礎；但人的自然性生命的成長也加入了大量的人為之為，即人的自然性生命包含著“人化”的生命。人類生命與其他生物生命的另一區別在于，人類生命具有第二維即還具有“關系性生命”，也就是說，任何人的生命都只有在社會文化與文明中造就、存在與發展，與親人、他人和社會性精神產品密不可分，形成緊密的聯系，實在無法割裂開來而單獨生存與發展。
人的自然性生命與關系性生命是相互融為一體、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產生的基礎，后者是前者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孕育與發展；無自然性生命也就無所謂關系性生命，但若無關系性生命，則人的生命也不成其為“人的生命”。
步入大學階段后，人的自然生命價值要服從于人的關系生命責任，人的生命取向要為社會的要求所引領和規范。人的自然生命對人的關系生命責任要起的支撐作用能否全面地、有效地得以實現，成為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但是，在現實的人生展開過程中，個別大學生意識不到“人類生命的二維性”，常常只是執持其中之一端，忘記了生命的立體性和豐富內涵，于是便產生了許多茫然、矛盾與沖突。
2.自我定位與社會期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時代賦予大學生很多的責任，尤其要求他們由被動接受應試教育轉化為獨立承擔自己大學生活的全部責任。應該說，很多學生在小學和中學階段的生命目標是非常明確的，但進入大學后，很多同學感覺到茫然。有人曾用魯迅的四部作品的名稱描述大學生活。第一個階段是《吶喊》，充滿著熱情，對于一切都充滿了好奇，愿以無限的精力去投入；第二個階段進入《彷徨》，如何支配自由時間成為擺在大學生面前的重大問題，看似自由的大學生活充滿著挑戰，稍有不慎就會有極大的不自由；第三階段是《傷逝》，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很多現實問題一下逼到了眼前，很傷感；第四階段是《朝花夕拾》，落花流水春去也，大學生活即將過完，想去好好珍惜，卻又無法挽回，頗顯得無可奈何。借用魯迅的四個名篇，實際表明了大學生的成長歷程中，他們對自我的定位和社會對他們的期待之間存在著嚴重脫節與差距 [1]。
3.感覺與情愛生命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大學階段大學生的生理發育已經成熟， 生理成熟帶來了一種特殊的心理需求，那就是對愛情的向往。大學生在校園里追求愛情，本無可厚非。正常的青年大學生，都會萌動愛意，墜入愛河、與戀人摯情相戀是無數青年男女所憧憬的。而問題在于部分青睞所謂時尚生活方式的大學生在情感的追求上表現出游戲化、實用化和快餐化，人間最激動人心的情感，并未給他們帶來真正的幸福與快樂，而是產生了行為上的偏差，導致情愛生活痛苦不堪，心靈世界留下刻骨銘心的傷痕，甚至發生喪失年輕生命的悲慘結局。其實，“性”是生活感覺之事，“情”是生命安頓之事。這些大學生只是看到了“性”在大學生情愛生活中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而沒有認識到要獲得校園內健康的情愛，男女戀人之間就存在一個情感磨合的問題。他們不懂得真正的愛情是需要兩情相悅的，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會越來越從感性生活的層面深入到對方生命存在的層面。
4.學業倦怠與事業追求的矛盾與沖突
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對于人才的要求更是日趨提高。可是，在大學校園卻有部分大學生呈現出學業倦怠狀態，他們或缺乏學習熱情，對學習冷漠、悲觀，或覺得學學課程對自己的人生沒有意義，常有空虛無聊感，或拒絕接納教師，不尊重教師。每年都有個別大學生因為無法完成大學學習而退學或自殺。出現此類現象，從根源來講是他們沒有認識到大學學業與未來事業的關系。也就是說，缺乏對未來職業生涯的規劃。盡管在高校中從學生入校開始就通過多方工作幫助他們確立職業生涯規劃，以期使他們的大學生活能夠傾向于他們未來的職業選擇，為之而作足夠的準備去營造自己的競爭力，但是并非每個大學生都能認識到職業規劃的重要性，入學時苦口婆心地勸告只有學生畢業面臨就業困惑時才能真正領悟其中的深刻含義。而同時調查發現，大學生的生命價值取向總體是趨向于高端的，是趨向于創造輝煌的。對于學業倦怠的底層性困惑在不斷地干擾生命進程的高端走向。
大學階段生命矛盾的疏解策略
縱觀近年來大學校園發生的自殺、暴力、殘害動物、墮胎等現象，不難發現這些問題大多因不能很好解決大學階段生命矛盾而引起，大多和生命教育的缺位有關。對大學階段的生命矛盾進行有效疏解，要注重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管齊下，實施以下策略：
1.個性化策略
青年學生群體中既存在由于心理發育未完全成熟，存在從中學到大學或由大學到社會這樣一些基本相同的人生經歷而帶來的共同生命矛盾，又存在由于家庭環境、個性、興趣等個體差異而帶來的個性化的生命矛盾。因此，關注大學生的生命矛盾，既應當關注所有學生共同面對的問題，更應該針對每個學生不同的問題進行個性化輔導，使他們各方面的生命困惑、生命挑戰都能夠在其中找到解讀。力戒疏解教育流于一般形式，力戒講一些看似對所有人都管用而恰恰對那些特殊生命困惑、生命矛盾不管用的話，那樣，疏解工作就不是成功的。要做到普遍化與個性化相結合，就要有深入調查研究，有個體與個體的交往與心靈的碰撞。疏解工作實際是一種人文教育，是一種人化的教育，是一種社會化的教育，有效地疏解工作能使生命綻放出光彩，只有找到那個黑暗它才能夠展示作用，而黑暗在哪里，只有深入探索才能找到。忽視個性化差異的疏解工作，只采用硬性說教與單一理論灌輸，必然如隔靴搔癢，缺乏針對性，無法解惑，甚至可能引起對方厭惡，產生更強的逆反心理 [2]。
2.實踐性策略
對大學生生命矛盾的疏解，需要有成熟理論作為支撐，需要進行成套的系統理論的灌輸，但更要關注他們的實踐。大學階段的生命矛盾都產生于大學生活的實際，要強化生活在疏解工作中的原發性意義，疏解工作要以大學生活為起點又要回到大學生活中去。如果脫離大學生活的實際，回避多元、復雜的社會現象，而只是書本理論的灌輸，必然會使他們感覺到書本理論的空泛和不真實，不會自覺將生命教育的理論知識納入自己的認知體系和行為體系，并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和行動。應該通過志愿者活動、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專業社團活動等多樣化的形式，讓大學生參與實踐。通過實踐活動，當大學生把自己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與民族的生命與共和國的生命聯系起來的時候，他就獲得了生命價值的一種特殊的追尋與創造。通過實踐活動，可以促進生命之間的互動，把學生引進歷史，他們能夠感受到歷史的脈動；把學生引進時代，他們能夠去把握時代的脈搏；把學生引向未來，他們絕不可能為眼前的一點困難和挫折而放棄自己的生命。
3.理解性策略
每一個人的存在都是獨特的，疏解工作的方法不當，會促使大學生關閉心靈的閥門。因此，在疏解工作中，要尊重青年學生的人格，尊重他們的觀點，尊重他們的個性，而非簡單地視其為“年少輕狂”。要以平等的姿態去與他們溝通、交流，切實了解他們內心的困惑。要學會換位思考，設身處地考慮青年學生的心理與情感需求，用平等的對話而非居高臨下的訓話打開他們的心扉[3]。只有以積極的姿態融入以被教育者為中心的關系場，被教育者才能夠提升自我的“存在感”，孤獨才能被驅逐，苦惱才會被沖散。真正的教育需要人性化的關懷，這樣才能有利于被教育者以積極的姿態去主動地接觸社會，去了解他人、了解社會、了解世界。
4.引領性策略
所謂引領性，就是疏解工作不僅要立足大學階段生命矛盾，更能引領未來，教會大學生對未來人生道路上的生命矛盾進行自我反思。大學生命教育只是人的生命教育的一個中間階段，其實，一個人的生命教育是貫穿其終生的。特別是對于90后這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出生在成長在社會轉型期的背景下，其人生歷程注定與前人不同，必然會遇到前人不曾經歷的諸多生命困惑。如何定位個體生命價值？不僅是大學階段也是后大學階段要考慮的問題。大學階段作為從學校到社會的最后一個階段，在該階段所形成的生命價值觀往往影響以后的人生道路。因此，對大學階段的生命矛盾的疏解工作意義重大。對大學階段生命矛盾的疏解工作，要“授之以魚”更要“授之以漁”。要既能有助于解決目前困惑，更要教給他們反思自我的參照系，教給他們反思自我的方法，教會他們走向未來的自覺之路[4]。
參考文獻：
[1]張紅霞：《當代大學生面臨的生命困惑及其疏解》，《中州學刊》2015年第8期，第79-82頁。
[2]程國斌：《當代中國生命倫理學研究路徑反思》，《天津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第68-72頁。
[3]梅萍、宋增偉：《家庭親疏關系對“90后”大學生生命價值觀的影響》，《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5年第17期，第22-24期。
第8篇：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PREDST協調發展評價系統是包含人口（Population）、資源（Resource）、環境（Environment）、發展（Development）、社會（Society）與科技（Technology）的六系統的衡量社會發展綜合協調度的評價指標體系，科學、全面地涵蓋了經濟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是一種更有說服力、更具創新意義的衡量社會發展綜合協調度的評價體系。研究PREDST綜合協調發展的問題，有助于科學判斷和準確把握國家綜合協調發展的趨勢。因此，本文欲構建一套全面、有效、動態的國家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這將對準確測度我國PREDST綜合協調發展狀況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PREDST協調發展的研究現狀
70年代初，國際社會以協調人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優化生存環境為目標，提出了區域人口（Population）、資源（Resource）、環境（Environment）與發展（Development）即PRED問題的研究。對PRED系統的研究，前期階段大多是經驗總結和理論探討。國內最早是毛漢英在1991年首次探討了縣域PRED系統協調發展的目標及研究的指導思想；申玉銘等（1996）分析了PRED系統協調發展的機制、模式及演替規律。伴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區域PRED系統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也引起了眾學者的注意。如劉同德等（2009）探討了由傳統的PRED系統到SRED系統的模型修正，提出青藏高原可持續發展的若干原則；張淑源（2012）以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系統耦合理論為指導，運用PRED系統分析了西北黃土臺塬區人口、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度。
區域PRED系統綜合評價問題的研究不論是在理論方面還是量化方面都已取得了長足發展，但關于PRED系統與社會（S）、科技（T）的協調發展的研究在國內目前還是空白。而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如：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產業結構不合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等。對此，我們的發展思路是堅持把科技進步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這就要求我們對區域內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科技幾大系統的發展趨勢和相關程度進行評價。鑒于此，本文在建立中國綜合協調發展指標體系時，在原有的PRED系統基礎上細化了指標，并向其中加入了社會（Society）與科技（Technology）兩個子系統，形成新的國家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該評價體系是目前區域綜合協調發展研究中最為全面的研究體系。
二、區域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系統特征
PREDST系統是指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社會和科技六個子系統之間通過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等關系構成的復雜開放巨系統，具有整體性、開放性、層次性、動態性和可控性的特點。
1.整體性。區域PREDST系統的綜合協調發展是系統內部的各個子系統之間或子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一種相互協調、相互適應、相互配合的狀態。系統中任何一個子系統的不協調必將限制和約束到其它子系統的發展狀態和目標的實現。因此，各要素之間、各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必須與總體系統的目標一致，共同實現系統的協調發展。
2.開放性。區域PREDST系統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社會和科技各子系統同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強烈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它能夠不斷地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
3.層次性。層次性是指PREDST系統擁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層次性。時間上，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PREDST系統有其自身的階段特點，故我們所執行的發展戰略也應有所區別。空間上，PREDST綜合評價系統存在一定的等級體系，高層次與底層次彼此影響，相互協調，正是層次性的特點決定了區域PREDST系統的復雜性。
4.動態性。由于區域PREDST系統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受外部環境或內部各子系統及其要素的經常性變化，子系統各自的發展及其相互協調發展都是相對的、暫時的，總是處在動態變化之中的。這種動態性使得研究不同區域一段時間內的PREDST綜合協調發展狀況成為可能，進而可通過預測，分析其發展趨勢、規律，達到有效推動整體系統協調發展的目的。
5.可控性。PREDST系統內各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使得系統的可控成為可能。即控制子系統內的某一變量，進而通過一種反饋途徑對系統內的其它過程或是其它子系統的過程產生一定影響，最終達到控制其他過程或者其它子系統的目的。可控性使得系統更具操作性，通過研究區域PREDST綜合協調發展系統，找出其動態運動中的不協調因素，予以糾正，達到系統的協調運行。
三、中國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一）中國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
1.科學性原則。構建中國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時必須依據科學的理論、方法選擇指標，每一個指標都應具有確定的、科學的內涵，以準確反映區域PREDST協調發展的本質和規律。在構建方法上，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合理安排指標體系的層次結構，最終達到科學、客觀、真實地度量和反映區域PREDST系統的結構現狀、發展趨勢、發展潛力的目的。
2.全面性和系統性相結合原則。全面性要求指標體系應盡可能從不同側面反映PREDST系統的全貌，全方位、多角度地描述我國綜合協調發展的客觀實際。系統性則要求指標體系各子系統之間及各子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應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評價指標體系能夠科學、系統地反映我國綜合協調發展的全貌。
3.動態性與穩定性相結合原則。區域PREDST評價系統是一個動態的演化過程，因此，反映這一進程的指標也應既要有反映目前狀況的靜態指標，也要有反映變化的動態指標。當國家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時，其政策、技術、環境、經濟等也會出現變化，此時評價體系也應能夠作相應的調整。同時，為達到對比分析區域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變動狀況的目的，指標體系又應該在一定的時間內保持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
4.可比性原則。PREDST評價指標體系應具有可比性，即所構建的指標體系應具有橫向及縱向的可比性。如不同區域之間的比較，同一個區域不同年份的比較等等。
5.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則。選取指標時要選擇含義準確、便于理解和分析的指標，篩選并刪除不必要的指標，力求精簡。同時，考慮到資料來源和數據的限制，指標的選取應兼顧全面性和數據的易得性兩方面因素，盡可能利用現存的各種統計數據。
（二）中國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內容
根據PREDST綜合協調發展指標體系的特征和構建原則，本文將該指標體系定為6個一級指標，25個二級指標和93個三級指標的三層次的中國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體系內容如下：
1.人口系統
（1）人口狀態指標：總人口、人口密度、性別比例、人口老化指數；（2）人口增長能力指標：結婚率、自然增長率；（3）人口結構指標：社會負擔系數、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城鄉人口比；（4）人口素質指標：成人識字率、每萬人擁有大專及以上文化人數。
2.環境系統
（1）大氣環境指標：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去除率、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煙塵去除率、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粉塵去除率；（2）水環境指標：工業廢水排放總量、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3）固體廢物指標：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工業固體廢物貯存量、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量；（4）噪聲指標：交通噪聲污染噪聲等效聲級全國平均水平dB（A）、區域環境噪聲污染等效聲級全國平均水平dB（A）；（5）環境治理指標：三廢綜合利用產值、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
3.資源系統
（1）土地資源指標：耕地面積、人均耕地面積；（2）森林資源指標：森林面積、人均森林面積、森林覆蓋率、森林儲蓄量；（3）水資源指標：水資源總量、人均水資源量；（4）資源利用水平指標：萬元GDP電耗、能源加工轉換總效率。
4.經濟系統
（1）經濟規模指標：GDP總量、財政收入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額、出口總額、外商直接投資額；（2）經濟結構指標：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工業化程度系數、外貿依存度；（3）經濟效益指標：總資產貢獻率、全員勞動生產率、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4）經濟增長速度指標：GDP增長率、財政收入增長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5.社會系統
（1）基礎設施建設指標：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人均擁有道路面積、城市人均公園綠地面積、萬人擁有公共廁所、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城市污水日處理能力；（2）生活質量指標：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積、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城鎮便民利民服務網點、城市燃氣普及率；（3）社會保障指標：社會保障與就業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城鎮居民家庭養老金或離退休金人均收入；（4）社會穩定指標：城鎮登記的失業率。
6.科技系統
（1）科技投入指標：R&D經費內部支出、R&D折合全時人員、大中型企業有R&D活動的企業數、普通高等院校數；（2）科技產出指標：國內外三種專利申請授權量、發表科技論文總數、技術市場成交額、高技術產業總產值；（3）科技轉化指標：科研機構R&D人員平均專利授權量、科研機構R&D人員平均科技論文數、R&D人員平均技術市場成交額、萬元投入專利授權量、萬元投入科技論文總數、萬元投入技術市場成交額、高技術企業工業利潤總額；（4）科技與社會協調發展指標：R&D經費占GDP的比例、科技財政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大中型企業有R&D活動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比例、大中型企業R&D經費內部支出與主營業務收入之比、人均郵電業務量。
（三）利用PREDST系統指標體系進行綜合評價的方法
指標體系既可用于綜合評價某一國的綜合協調發展的情況，也可用來比較不同省域的綜合協調發展水平差異；在使用指標體系時，可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使用，也可根據研究目的從中抽取單一子系統內的指標就某一系統發展狀況進行分析。
進行實證分析時，利用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的數值與按一定規則確定好的權數，進行加權計算，得到綜合指標得分，進而利用得分的高低判斷區域綜合協調發展水平的相對高低，或根據得分的高低對各地區的綜合協調發展度進行排名。
四、結束語
本文從系統分析的角度出發，對區域PREDST綜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進行了初步探索，并建立了一個系統框架。為決策者和研究人員進一步研究國家綜合協調發展水平提供了一個參考。但區域PREDST各個評價指標的具體篩選和量化、指標的權重確定、評價方法的選擇等許多問題還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張彩霞，梁婉君.區域PRED綜合協調度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經濟經緯，2007（3）.
[2]Bao Shuming.Applying GIS and Spatial Statistics to Regional Studies[N].sbao@umich.edu，1998，9，http：//umihc.edu-iinet/chinadata/.
[3]毛漢英.縣域經濟和社會同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研究[J].地理學報，1991（4）.
[4]申玉銘，方創琳.區域PRED協調發展的有關理論問題[J].1996（4）.
[5]劉同德，趙黎明.青藏高原區域可持續發展PRED模型修正與發展原則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09（5）.
[6]張淑源.西北黃土臺塬區人口、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途徑[D].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基金項目：2011年度全國統計科學研究計劃項目（項目編號：2011LY101）。
課題負責人：張彩霞。
課題組成員：張彩霞、商月平、梁婉君、劉寧婷、張曌囡。
第9篇：家庭系統理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 能力取向； 教育公平； 流動兒童； 社會排斥
中圖分類號：C9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623X（2016）03007206
教育是個體獲得知識、價值觀和技巧三方面發展的工具和手段。[1]152兒童作為未來社會的主力軍，其獲得適當的教育，既是增強個人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社會整合的重要手段。有鑒于此，世界各國普遍重視教育的作用，并把教育作為兒童福利的重要方面。早在1989年，聯合國大會就通過了旨在保護兒童權益的《兒童權利公約》，國內的義務教育法也對兒童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做出了明確規定。但是，在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鄉城轉移勞動力的隨遷子女（筆者把他們叫做流動兒童）卻常常缺乏這一權利，主要表現為：流動兒童沒有取得與城市兒童同等的受教育地位，得不到有品質的教育資源，導致教育權的喪失，成為邊緣化的一個龐大群體。教育權的喪失會給人們造成多重弱勢，如導致文化資本的薄弱、社會網絡的分隔、貧困的生產與再生產等。本文以社會排斥為概念工具，采用森的能力取向社會排斥理論，分析流動兒童是如何被排斥在城市優質教育資源之外的。這既是在中國背景下對森的能力取向社會排斥理論的檢驗，又是對流動兒童教育問題認識的深化。首先回顧社會排斥理論，接著介紹森的能力取向社會排斥理論，然后用森的能力取向社會排斥理論觀點分析流動兒童教育，最后提出相關解決對策。
一、文獻回顧
社會排斥概念起源于對貧困和社會不平等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法國的一些政治家、活動家、官員、新聞記者和學者從意識形態上模糊地提到窮人是“被排斥者”（the excluded）。[2]1974年，法國學者René Lenoir明確提出社會排斥概念。[3]自此至今，社會排斥概念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依然是一個非常容易被使用、模糊的、多角度的和邊緣寬廣的概念，[4]且存在著多種研究視角和研究范式。如Silver在對西歐和美國有關社會排斥的文獻進行分析和總結之后，概括出社會排斥的三個范式：團結范式、專業化范式和壟斷范式。[4]Levitas提出，社會排斥概念及其理論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三種話語，分別是“再分配話語”“道德底層階級話語”“社會整合主義話語”，并指出被排斥者問題的根源在于“無收入”（no money）、“無道德”（no morals）、“無就業”（no work）。[5]此外，Markku Jahnukainen和Tero Jarvinen提出了社會排斥研究的三種視角：古典自由主義視角、團結視角和視角。[6-7]上述研究視角或研究范式對系統理解社會排斥理論有很大幫助，但當把這種社會排斥話語或視角用于教育研究時，其所具有的過度概化、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不明確等缺點就顯現出來。當然也就較難理清社會排斥的具體過程、提出有效的解決對策，也較難用于教育公平研究中。所以，森的能力取向社會排斥理論就被作為一種替代的理論模式而逐漸受到重視。
森指出，社會排斥思想的真正意義在于強調了其關系特征所引起的能力剝奪以及貧困。[8]他采用兩組單獨且互斥的概念來解析社會排斥與能力剝奪之間的關系。（一）建構性（Constitutive）社會排斥與工具性（Instrumental）社會排斥從排斥所導致的影響是直接的抑或間接的角度，森區分出建構性社會排斥和工具性社會排斥。所謂建構性社會排斥是指，作為一種剝奪，會給受排斥者產生很大直接影響的社會排斥類型。森以無法與別人交往或參與社會生活為例，指出這會直接惡化一個人的生活狀況，給受排斥者帶來很大的直接影響。這是社會排斥的建構性影響的例證。
與建構性社會排斥相對，工具性社會排斥通常不會直接給受剝奪人造成損失，但會間接導致其他一些嚴重的后果。森采用信貸市場的例子來說明工具性社會排斥。森指出，在某些人看來無法利用信貸市場并不是什么嚴重的問題，但是一個人如果沒有機會利用信貸市場進行融資，那么他所遭受的這種機會剝奪會通過各種因果關系引致其他形式的剝奪，如收入貧困、無法抓住有利的機會。工具性社會排斥不同于建構性社會排斥，其所具有的排斥屬性不是內在的，而是外生于自身的。[8]（二）積極（Active）排斥與消極（Passive）排斥森認為，上述的建構性社會排斥與工具性社會排斥之分只是各種區分中的一種。[8]另一種有用的角度是通過判斷導致排斥的要素是否存在主觀故意來區分的，據此，森將社會排斥分成積極排斥與消極排斥。
積極社會排斥是指人為制定的通過制度、政策故意排斥某些人的某些機會，比如，移民由于無法獲得平等的公民資格而無法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這種排斥就是積極排斥。消極社會排斥是指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產生的而非人為的社會排斥，一個很好的例證是，經濟蕭條所導致的貧困與隔離。[8]二者的重要區分在于前者是政府或某些人主觀故意造成的，而后者則非主觀故意造成，相反，它更像是一系列社會環境作用的結果，是排斥發生的重要背景。
森的能力取向的社會排斥理論清晰地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展示了其價值，因此被廣泛用做研究社會排斥與不平等、人權、生活質量和效率以及經濟發展均衡等之間影響關系及作用機制的理論框架。[9]森的能力取向理論包含規范性和評價性兩個向度。前者主要回答“什么是公正的公平的”這樣的問題，后者主要關注評價個體、群體和社會等的社會位置。[10]由于后者已經有了實質性研究，而對前者的研究較少，所以，本文主要關注流動兒童在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公平獲得問題。在分析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的公平獲得問題上，相比其他理論，森的社會排斥理論具有三方面的優點。
首先，它對剝奪類型的劃分說明了社會排斥的不同原因和不同結果，抓住了排斥過程的關鍵因素，這對排斥策略的提出至關重要。其次，它通過區分社會排斥的不同類型，幫助我們識別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需要和不同選擇，[11]尊重了個人和群體差別，便于制定針對性的分類政策，從而加強政策的有效性。最后，能力取向十分注重背景性因素，[10]注重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搭建個體困擾和社會議題的鏈接，便于深度把握問題。
目前，使用森的能力取向社會排斥理論來研究教育問題還在初步階段，但已顯示出對教育公平問題較強的理論解釋力。因此，本文采取森的能力取向社會排斥理論分析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獲得方面所遭遇的排斥，并提出針對性的解決對策，以便盡可能地改善流動兒童的教育福利、保障其平等受教育權利。
二、流動兒童教育的社會排斥分析（一）建構性社會排斥建構性社會排斥本身就是一種剝奪，且這種排斥會對受排斥者產生很大的直接影響。一般來講，這種排斥與制度設計密切相關，所以，建構性社會排斥也被理解為“主要是指制度設計本身存在的排斥性機制”[12]。在結構主義的視野里，制度排斥是導致社會排斥的主導因素。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制度排斥具有決定性，[13]同時也是造成流動兒童教育處于目前這種不公正、不平等邊緣地位的根本原因。我國對流動兒童教育的制度排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作為社會資源屏蔽制度的戶籍制度。Solinger認為，戶籍制度是中國的一項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它嚴格規定了流動人口在流入地享有正常生計、社會福利和服務的資格。[14]286-287在現行的戶籍制度中，流動兒童要享有正常的城市教育服務，就必須擁有城市戶籍。對于流動兒童及其家庭來講，他們擁有的只是暫住證，而非城市戶口。正是因為沒有城市戶口，流動兒童無法擁有與戶籍緊密聯系的各種福利待遇與社會保障，失去了在流入地正常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不過，在當前人口大規模遷徙且遷徙家庭化、固定化的背景下，政府為創新社會治理，開始戶籍制度的改革，逐步推行居住證制度，但作為基礎制度的戶籍制度仍在起根本性作用。
其次是戶籍制度基礎上的教育管理制度。當前義務教育實行“政府統籌，地方負責，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辦學體制。在此體制下，地方政府負擔了絕大部分義務教育經費，約占總教育經費的87%。[15]具體來說，城市的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區財政支出，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由縣級及以下基層地方政府財政負擔。流動兒童來到城市，其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并沒有隨同轉到流入地。流入地政府在決定教育資源的配置時，往往依據本地戶籍適齡兒童數目分配經費，流動兒童無從享受城市教育經費。流動兒童若要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就必須繳納高昂的借讀費、贊助費。一般農民工家庭由于無從負擔昂貴的額外收費，只能被排斥在正常的城市教育服務之外。可見，固化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下的人口流動結構。當前的教育管理制度通過戶籍制度的強制規定，限制和剝奪了流動兒童上學的機會，[16]這種教育機會的限制和剝奪又進一步影響了流動兒童在諸多方面的發展。（二）工具性社會排斥一般來說，工具性排斥與制度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執行偏離有關。[12]筆者認為，工具性社會排斥主要體現在就近入學政策和“兩為主”政策。
其一，就近入學政策。該政策的初始意圖是為保障義務教育階段兒童的正常入學秩序，目標是為每一個兒童提供平等受教育權利，確保教育的公平原則。但改革開放初期，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價值指導下，國家鼓勵建設一些省、市、鄉重點中小學，優質教育多集中在重點學校，教育資源配置失衡。隨著經濟的發展，就近入學政策存在的問題日益顯現，如它用行政手段限制了個體對教育的自由選擇權；其所衍生出的擇校現象，經濟實力和社會關系成為決定要素，獲得優質教育逐漸成為有錢、有權人士的特權。流動兒童多來自低收入農民工家庭，其家庭無法承受高額的擇校費用，又缺乏有效的社會關系網絡，加之居無定所，所以經常被排斥在優質教育資源之外。此外，流動兒童家庭和學校多分布在城市的邊緣地帶，要么是城市中以地緣為紐帶的外來人口聚居區，要么是在城市擴張時期外來人口聚集的“城中村”。這些地方本身就缺乏優質教育資源，還與主流社區形成空間和文化上的分隔。流動兒童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僅面臨空間所帶來的對其個人的限制，還要面臨外部政策形塑對其發展的剝奪。
其二，“兩為主”政策。“兩為主”政策即流動兒童教育“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和以公辦中小學為主”。兩為主的政策觸及流入地政府和城市公辦中小學的利益。在當前義務教育投資“以縣為主”的框架下，流入地政府要接收數目如此巨大的城市流動兒童，就必須增加大量的財政投入，這在短期內很難解決；在不增加財政經費的情況下，城市公辦學校普遍缺乏接收流動兒童的積極性，流動兒童依然無法享受到城市公辦學校的教育資源。所以，在未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前提下，“兩為主”政策在執行中遭遇諸多困難，政策實施成本巨大，流動兒童依舊被剝奪平等受教育資格。（三）積極社會排斥積極社會排斥是指人為制定的通過制度、政策故意排斥某些人的某些機會，有兩點含義。其一，積極社會排斥是主體的故意所為，具有人為性；其二，積極社會排斥主要表現在人為制定的政策上。
首先，就排斥的主體而言，積極排斥的主體包括城市居民和城市公辦學校。城市居民被認作是通過向國家施壓而排斥流動人口的一個群體[17][14]108，在城市人眼中，農民工的流動觸犯了既定規則，這些規則是：首先，一個人的戶籍決定了他唯一的合法居住地；其次，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不可更改的權利和利益結構；最后，自從被國家計劃所準予后，城市的物品是限量的，應該僅僅根據國家設定的地位登記進行配置。[14]109由此，城市人通過向國家和政府不斷施壓而維護自身利益，保證子女獲得教育的質量和資格不受流動兒童的威脅。學校組織被認為是另一個利益主體。在分數至上的環境中，城市公辦學校若接收流動兒童，必然首先關注其課業成績。但由于流動兒童多來自教學基礎薄弱的農村地區，加之長期的流動經歷和一系列不利于學習的因素，流動兒童本身的學習基礎、學習連貫性、學習成績等存在較多困難，難以達到公辦學校所要求生源質量的標準。[18]因此，城市居民和城市公辦學校通過獲得和維持自身在資源獲取、規則制定等方面的優勢，排斥流動兒童的教育機會。
其次，政策方面的排斥與制度性排斥相比，更明顯也更直接，主要體現為政策的偏見。一般來說，政策偏見是指系統地、連續地運作“游戲規則”以有利于某些個人或群體，而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19]這種狀況經常是不公開的、甚至是無意識的，多表現為隱性排斥。從中央層面看，我國早期有關政策在流動兒童準入、就讀、學籍等方面延續城鄉分隔的政策思路，希望通過區隔性的政策安排，限制其流入城市，促使其回歸農村。后期的有關政策雖做出一些修正，但基本的排斥思想依然未變。從地方層面看，由于近年來農民工勞動力資源日益緊缺，城市政府為滿足城市人力資源需要，做出了一些改善流動兒童教育的舉措，如有的地方采取積分入戶、積分入學的政策，淡化戶籍制的影響。但這些政策普遍有利于高層次人才，而對出身低、學歷低、收入低、高流動家庭的流動兒童來講，政策門檻顯得高不可及，絕大多數流動兒童依舊被排斥在優質教育資源之外。（四）消極社會排斥消極社會排斥是指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產生的而非人為的社會排斥。就流動兒童教育而言，消極社會排斥主要體現在城鄉文化差異和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等方面。
首先，城鄉文化差異。城鄉遷移的過程也是多種文化轉換的過程，包含鄉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轉變、不同地區文化的置換、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轉化等。流動兒童在城市就學，面臨多重文化的轉化，適應困難在所難免，如諸多初來乍到的流動兒童遭遇語言障礙，又如流動兒童在與城市兒童交往時，由于雙方的行為規范和價值觀不同而導致摩擦性互動，遭受城市兒童的排斥。這種由于城鄉文化差異而導致的排斥雖非人為，但其帶來的消極后果尤其值得重視。
其次，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長期以來，城市的義務教育在師資力量、教育設施、資金投入等方面遠遠優于農村，這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流動兒童留在城市接受城市先進文化的熏陶、感受城市現代文明、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理應為人們的選擇。但由于不少流動兒童學習基礎差、學習環境劣、學習連貫性差等，城市公辦學校不愿意接收。且目前高考依舊與戶籍制度掛鉤，在戶籍來源地之外，流動兒童并沒有報名參加高考的資格。加之城鄉兩地教育水平不一、所用教材不同、課程進度不一致等因素的影響，流動兒童在城鄉兩地的教育中往往處于“進不來、回不去”的尷尬境地。這樣，流動兒童的教育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劣勢的學習條件配合制度和非制度因素的阻隔，惡化了流動兒童的學習前景和學習潛能。
戶籍制度和戶籍制度基礎上的義務教育管理制度是流動兒童教育被排斥的根源；城鄉之間的文化差異、城鄉教育發展的不平衡是流動兒童教育被排斥的重要背景；偏見性的政策、偏離的政策執行以及二元的政策格局和資源分配模式是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產生的政策背景。這些因素層層疊加，相互交錯，共同構成了一張對流動兒童教育排斥的網絡。這不僅使流動兒童教育獲得不足，更是對流動兒童能力的剝奪、權利的侵犯，從而加劇了其邊緣化處境。
三、對社會政策的啟示
社會排斥導致流動兒童無法獲得優質教育資源，是對流動兒童能力的剝奪，危及流動兒童個體發展和社會整合，并最終波及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所以，必須充分認識教育領域內社會排斥的危害性，找出可行的解決對策。王力認為，鑒于社會排斥的復雜性，社會政策方面的回應大致分為三個層面。支持性措施，這種措施可以緩解社會排斥但是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改善現狀的暫時性辦法；治療性措施，該措施主要針對社會排斥的直接原因，包括社會系統的結構性轉變；根本性措施，該措施主要處理社會排斥的根本原因，包括特定系統內宏觀層面的改革。[11]據此，筆者認為，與流動兒童教育相關的排斥措施也可分為三個層面，見表1。
首先，支持性措施。在當下中國義務教育結構系統割裂、個體抗逆能力普遍不高的情況下，作為緩解社會排斥重要手段的支持性措施顯得十分必要。其一，要削減城鄉文化差異導致的排斥，社會工作可以發揮其獨特的功能，通過在流動兒童學校和混合學校提供入學適應輔導、咨詢輔導、師生及同伴良性互動指導、外展服務、追蹤服務等方式，幫助流動兒童盡快融入學習生活中。其二，為糾正群體偏見，需要加強公眾教育，主要包括：增進公眾教育平等理念、培養社會共榮意識和推行融合教育觀念。其三，為促進相關教育政策的執行，需要規范教育市場的運行，打擊教育中的權錢交易等腐敗。
其次，治療性措施。治療性措施以直接解決問題為目標，往往可以快速改善狀況。一方面，要消除歧視性政策，加快制定公平公正政策，并保障政策的可執行性和政策執行的力度，注意加強制度、政策之間的有效銜接。另一方面，實現義務教育階段教育資源的均等化配置，這既可克服就近入學的不足，也可縮小城鄉教育差距，并為最終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奠定基礎。
最后，根本性措施。根本性措施直接指向導致社會排斥的制度因素。其一，在當下中國的現實中，戶籍制度作為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基礎性制度，決定了流動兒童教育福利的獲得，成為流動兒童在城市正常受教育資格取得和有品質教育資源獲取的最主要制度障礙，并直接或間接導致其他社會排斥的產生，從根本上與社會發展方向以及現代價值理念相背離。因此，社會各界關于改革戶籍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必須打破戶籍制度的分隔，切斷戶籍同教育的捆綁關系，切實把兒童平等地接受義務教育作為一項基本的權利來對待。其二，改革固化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使其適應新形勢下的人口流動結構，具體包括：中央要更多負擔起流動兒童教育經費的責任，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增強城市公辦中小學接收流動兒童的積極性；地方教育經費實現“錢隨人走”，建立流動兒童教育經費流動管理帳戶等。其三，要縮小城鄉差距，包括經濟發展差距、社會發展差距等，徹底消除城鄉二元分化，這既是制度改革的基礎，也是制度改革的目標。其四，倡導義務教育階段政府功能的復位，在當今世界，正規的、普及的主要是由政府推動和提供的教育，仍然是世界上主流發展趨勢，而教育仍然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提供的社會政策，人民亦應享有接受教育的福利權。[1]156-157政府不僅要提供強大的政策支持，還要提供相應的財政支持，切實把獲得有品質的教育變成流動兒童的重要福利和應得權利。
參考文獻：
[1]蔡文輝. 社會福利[M].臺灣：五南圖書出版社，1999.
[2]周林剛. 論社會排斥[J]. 社會，2004（3）：58-60.
[3]LENOIR R. Les exclus：Un francais sur dix[M].Pairs： Seuil，1974：180-181.
[4]SILVER H. Reconceptualizing social disadvantage： Three paradigms of social exclusion[M]// RODGERS G ， GORE C ， FIGUEIREDO J B .Social exclusion： rhetoric， reality， responses. Genev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1995：98.
[5]RUTH LEVITAS.The inclusive society： social exclusion and new labor[M]. Basingstoke： Macmillan，2001.
[6]MARKKU JAHNUKAINEN ， TERO JARVINEN. Risk factors and survival routes： social exclusion and a life-historical phenomenon[J]. Disability & society，2005，20（6）：669-682.
[7]丁開杰. 西方社會排斥理論：四個基本問題[J].國外理論動態，2009（10）：36-41.
[8]阿馬蒂亞?森. 論社會排斥[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3）：1-7.
[9]ROBEYNS I. Three models of education： Rights， capabilities and human capital[J].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06，4（1）：69-84.
[10]VIZARD， BURCHARDT. Developing a capability list： fina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equalities review steering group on measurement[EB/OL].[2008-06-30].http：//eprints.lse.ac.uk/6217/.
[11]WANG LI. Social exclusion and ine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capability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1，31（3）： 277-286.
[12]朱冬亮.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的社會排斥機制分析[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122-128.
[13]方巍. 農民工社會排斥的制度內與制度外分析――杭州市的個案研究[J].學海，2008（2）：31-41.
[14]SOLINGER D J.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5]程偉. 我國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現狀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分析――來自于2004―2005年我國農民工流動就業的調研[J].人口與經濟，2006（3）：44-49.
[16]王進，趙B. “珠三角”農民工子女的撫育和教育[J].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2008（3）：121-135.
[17]CHRISTIANSEN F. Social division and peasant mobility in mainland China：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hukou system[J]. Issues & studies，1990，26（4）：2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