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恢復工程案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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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恢復工程案例范文
1 前言
璃因瑪遜生態工程技術是根據工程學和生態學原理，按照河流的特征，采用生態浮島凈化系統技術，進行保護與修復河道的一項生態工程技術。福州白馬支河段試點工程是加拿大亞奇公司利用該技術在福州內河的一項生態修復工程案例，是福州內河水環境修復與保護的一次有益嘗試。目前我國還有相當部分的舊城區沒有下水管網，在近期無法完善管網的情況下，為如何利用現有河道與水域進行水體恢復，改善城市水域環境質量提供了新思路；其次對于生態修復水體技術從感性到理性有了一個實際認識，對于今后福州甚至國內進行水體生態保護與修復的進一步發展起到借鑒作用。同時，通過該項目的實際運行跟蹤，結合其應用理論研究的探索，針對目前實際工程中影響水體生態恢復效果的主要因素進行了探討，提出了進一步強化恢復水體生態效果的幾點建議。
2 基本情況
白馬支河是福州42條內河中的一條斷頭河，位于福州市西二環路上海新村附近，全長547米，寬4-8米，深約1.5-4米，周邊人口約1.6萬人，匯水面積40公頃左右。該河無潔凈源頭水，穿梭于居民區內，河岸距周邊居民樓最近處不到5米，最遠距離不過20米，地理位置環境比較敏感，每日接納約5000噸未經處理的生活污水，污水主要包括居民生活污水、餐飲業污水等。本項目水體生態修復治理技術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在河道設置人工浮島，水生植物利用浮島作為固定床體，在生長的同時恢復水體生態從而凈化河水，據介紹目前生態浮島上栽培的植物有近40種，有沙草、蒙草、三白草，也有福州市常見的水竹、美人蕉、馬齒莧等；二是在河道布置曝氣機，通過對河水進行機械曝氣充氧，提高水體溶解氧，以促進河水生物菌群的生長與有機污染物的降解，從而達到水體生態恢復、河水凈化的功效。
目前該項目自試運行開始，已經兩年有余，從實際運行情況看，內河水體質量顯示出比較好的恢復程度，有機物降解明顯，生物總量有所恢復，沿岸環境空氣質量明顯好轉，基本改變了以往河水發黑、發臭的現象，但從部分水質參數監測數據上看，與預期效果還有一定差距。
3 應用分析
3.1 原理分析
從理論上看，該項目應該屬于一項生態恢復系統工程技術，該技術采取了水生植物塘的一些基本原理，即利用有效的一種或幾種水生植物栽植于池塘，污水在其中停留較長的時間（相對于常規污水處理工藝而言），通過多種機理，包括同化和貯存污染物，向根區輸送養分和為微生物提供活的載體等，使污水得到有效的凈化，這是國外發達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起發展起來的一項污水自然處理新技術。其次，該技術還利用了常規好養塘工藝的一些基本原理，即對水體的充氧，培養適宜好氧菌，通過細菌膠團對營養物的生物降解、合成以及礦化等形式對污水的凈化方式；第三，該技術還利用了生物化學作用，即通過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在滿足生物的生長條件的同時，完成對有機物的合成與分解，進而實現污染物降解，達到污水的自然凈化作用；第四，該技術還應用了生物循環食物鏈的作用，通過放養或其他方式生長的高等動物，逐級消耗營養及有機物，最終起到消減有機污染物、達到污水凈化的目的。
3.2 應用分析
水體的生態防護與修復一直以來都是世界各國重點研究與發展的課題，發達國家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已經建成數千項生態水體防護與修復項目。一般來說，河流生態防護與修復系統包括水體防護修復、河道及岸坡的保護與修復、水生生物的保護與修復及底泥的修復與氧化技術等幾個部分。從目前國外應用分析看，發達國家對河流的背景保護比較好，如水體背景水質較好，生物量與多樣性比較好，河道自然性及沿岸保護帶等都保持較好，所以應用生態防護與修復效果相對比較明顯，可持續性與穩定性都有不錯的表現。
該方法作為河道水體保護與修復工程技術應該說是一項比較適宜的系統組合技術，無須投加化學藥劑，能耗不高，利用自然，貼近自然。但是從實際應用中的表現，還是有一定的適用局限性，尤其應用在福州白馬支河，在一些方面尚無法達到比較完善的境界。
3.2.1 底泥問題：白馬支河是一條半封閉內河，也就是俗語說的斷頭河，該河段沒有新鮮水補充，只有降雨期間地表徑流不定期匯入，長期以來，底泥的污染富集程度比較嚴重，而底泥是污染物聚集的集中體，可以說底泥是一項最大的隱藏污染源，從目前看底泥的生態修復還無法有效解決，因此，河道水體的修復從根本上還需要深層次考量。
3.2.2 污染負荷問題：一般的生態修復技術，污染負荷都不高，這是生物生長環境的要求，同時也是自然凈化技術的一個局限性?？紤]到白馬支河，基本上可以說進入河體的都是污水，雖然該項目運用了機械充氧，人為增加了水體補充氧，但是還遠未達到河體凈化要求的程度，而且從目前的現狀看也很難達到，主要原因是水深與底泥以及河道整體不規則形狀的限制。
3.2.3 物理結構因素：福州白馬支河五百多米長，沿程高差、河寬、岸坡等均有較大差異，這是河道的自然構造，但同時也對該技術從理論設計轉化工程實踐產生局限。浮島水生植物鏈畢竟設置在表面層，河道的物理結構也決定了機械曝氣只能在淺層增氧，這就決定了底層仍然大部分處于厭氧狀態；其次，河道的天然構造也意味著更多的死角與盲區，這是天然河道與水處理構筑物的最大差別，自然構造的不規則性也決定了該項目實際工程與理論設計的差距。
4 討論與建議
河道與水體的地域差異性，決定了生態防護與修復技術在不同地區應用，難以有明確的可比性。相對比較成功的有廣州匯景新城、珠海華發新城、揚州海德公園等地的區域水環境生態恢復保護案例。從這些比較成功的案例看，應該說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修復，早期規劃與污染預防還是必須優先考慮，畢竟生態修復與生態（生物）治理有著本質的差異。生態修復技術作為水體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一種補充手段應該比較適宜。
生態系統修復是一項長期的生物成長、生態平衡過程，通過近幾年的實際應用，白馬支河的水環境質量相比較已經有了比較大的改善，說明生態修復已經取得了初步效果；當然系統完全恢復內循環生態自凈過程的功效可能需要相當長時期。但就目前而言，加強控制參數的監測跟蹤，考核系統參數量化水平能力，從而為該技術下一階段在福州內河治理過程中進一步適應與發展提供有效的技術保障，建議如下：
4.1 對該河道進出水水質、水量實行長期跟蹤監測、分析，從而考核項目穩定處理效果和適宜處理負荷。
4.2 定期監測溶解氧、底棲生物、水體浮游生物、水生植物的生長變化，考核季節水質恢復的條件與程度。
4.3 加強監測不同間距與季節的臭氣濃度，合理規劃區域衛生防護距離。
4.4 加強監測底泥基質與容積，考核污泥的富集與降解程度，從而制定清淤的頻率。
4.5 結合城市景觀功能建設，合理規劃整體河段修復措施，強化生態人居環境中的水系統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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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大翠等. 水處理新技術及工程設計[M]. 北京: 化學工業出版社.
[3] 德萊塞特爾•赫伯特，格勞•迪特爾，盧德維格•卡爾.德國生態水景設計[M]. 任靜、趙黎明譯，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第2篇：生態恢復工程案例范文
關鍵詞：礦山宕口；治理方案；設計；宜興
中圖分類號：X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2）16－3465-03
Discussion on Mines Control Scheme Design in Yixing
LIN Fang1，ZHANG Jia-yang1，ZHU Xiao－yong2
（1．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ology， Xinxiang College， Xinxiang 453003，Henan，China；
2． Jiangsu Mountain and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td． Co．， Nanjing 2100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geological environment status of mines in Yicheng town， the control scheme of three districts in the mines was prilimilarily discusse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control project by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eliminate hidden danger of the geological disaster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ge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mines； control scheme； design； Yixing
位于江蘇省宜興市宜城鎮西南城郊結合部的礦山采石宕口現有環境與周邊綠陰成群的青山綠水極不協調，而且成為寧杭高速公路、寧杭公路等交通沿線的最大視覺污染源，嚴重破壞了宜興市南大門的景觀，影響了區內人民工作、生活環境和宜興市開放發展及建設“綠色宜興”的整體形象，同時也造成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礦區內存在多處滑坡、崩塌等地質災害隱患，隨意堆放的廢礦渣等固體廢棄物，易誘發泥石流災害，危及周邊村莊及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并加速周邊土壤的退化。國內外對礦區治理成功案例較多［1－6］，目的是消除礦區遺留的地質災害隱患和環境污染，改善其生態地質環境。通過對宜興礦山宕口的綜合治理，可以美化宜興市的城市形象，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與生活、生產、投資環境，有效利用礦區的土地資源，進一步促進宜興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1 宜興礦山宕口地質環境現狀
結合前人對礦區的調查情況［5，7，8］，分析了治理區內存在的多處地質災害隱患，其主要分布于采石宕口中上部高陡邊坡區域，地質災害類型主要為山體滑坡、崩塌及危巖等。
根據該礦區1∶1 000地形測量圖等相關資料，該宕口占地總面積約82 180 m2，其中宕口底部平面面積約45 060 m2，露采坡面面積約37 120 m2。露采坡面最高約106 m，坡頂線長約846 m，坡腳線長約980 m。整個坡面一般上部較陡，中下部較緩，上坡面局部陡立，甚至反坡。該宕口露采坡面頂部及坡面上存在多處崩塌、滑坡地質災害隱患。根據礦區地形地貌并結合礦區治理后的整體效果，將整個礦區分為3個治理區，各區的地質環境現狀如下。
1．1 治理一區現狀
該區現狀包括露采坡面及宕口底部平面兩部分，其中，露采坡面面積約8 731 m2，平均坡長約365 m，最大高差約62 m，平均坡度約50°，局部較陡，甚至反坡。宕口底部平面面積約5 326 m2，高差約8 m。宕口坡面巖石裂隙發育，局部巖體極不穩定，存在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隱患，不利于露采坡面的環境治理，必須在消除地質災害隱患的前提下，對坡面陡立區域進行適當爆破削坡降坡，以滿足露采坡面植被恢復的需要，并保證治理效果的長期穩定。
1．2 治理二區現狀
該區包括露采坡面及宕口底部平面兩部分，其中，露采坡面面積約12 753m2，平均坡長約332 m，最大高差約64 m，平均坡度約40°，局部較陡，甚至反坡。宕口底部平面面積約16 769 m2，高差約4 m，宕口底部平面堆放有部分生產廢料。宕口坡面巖石裂隙發育，局部巖體極不穩定，存在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隱患，不利于露采坡面的地質環境治理，必須在消除地質災害隱患的前提下，對坡面陡立區域進行適當爆破削坡降坡，以利于露采坡面植被恢復工程的施工，并保證治理效果的長期穩定。
1．3 治理三區現狀
該區包括露采坡面及宕口底部平面兩部分，其中，露采坡面面積約15 636 m2，平均坡長約278 m，最大高差約66 m，平均坡度約45°，局部較陡，甚至反坡。宕口底部平面面積約22 965 m2，地勢南部較低，北部較高，最大高差約16 m。宕口坡面巖石裂隙發育，局部巖體極不穩定，存在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隱患，不利于露采坡面的地質環境治理，必須在消除地質災害隱患的前提下，對坡面陡立區域進行適當爆破削坡降坡，以利于露采坡面植被恢復工程的施工，并保證治理效果的長期穩定。該區南部露采面已生長有部分植被，可不進行植被護坡與綠化。
2 治理方案設計
第3篇：生態恢復工程案例范文
1．化學法[2]（1）化學絮凝處理。利用化學藥劑去除水體污染物以達到改善水質，但易對生態系統造成二次污染，一般作為臨時應急措施使用。（2）化學滅藻處理。開營養鹽的積累會使水中的藻類大量繁殖，致使許多水下的植物無法進行光合作用，釋放氧氣，使水變成黑臭，投加化學滅藻劑殺死藻類。但長期使用藻類易產生抗藥性，易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
2．微生物法利用微生物降解水體中的有機物，吸收和轉化污染物質成為無污染或微污染的物質，起到水質凈化的作用。但微生物的繁殖快，每一次繁殖都可能一些變異品種，導致微生物凈化作用下降，而且很難控制其凈化效果，同時微生物的分解物可能帶來二次污染。
3．水生態修復法主要是恢復動植物等生物的多樣性，利用其生命活動，對水體中污染物進行吸收、轉化及降解，從而凈化水體，重建并恢復水體中的生態系統。由于該技術效果好、成本相對較低、運行維護方便等優點。同時不易形成二次污染，還可以與景觀改善相結合，因此已成為湖泊環境的主要發展方向。運用物理法、化學法以及微生物法來改善湖泊水體，在技術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或存在不可持續性，易造成二次污染，或成本高等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水體富營養化帶來的一系列環境問題。因此，水生態修復法是湖泊環境治理領域最有價值和最具生命力的技術。
二、基于生態修復的湖泊環境治理技術
在調研分析湖泊生態系統退化、結構不合理等原因的基礎上，通過實施包括基礎條件建設工程（水位調控、湖盆物理形狀改造和底質改善）、高等水生植被構建工程、食物網構建工程與清水態生態系統優化與穩定工程等水生態修復工程措施，調整和優化生態系統結構，修復水生態系統，有效提升水質，構建“清水態”生態系統。
1．水位調控為了改善底質，需排干湖水。生態修復初期，若降雨不能滿足工程需要，需啟用自來水作為備用水源，按生態修復初期平均水深控制在0.6~0.8m，后根據植物的生長狀況和降雨量控制湖泊的水位在適宜的范圍內。
2．湖盆物理形狀改造通過實施湖盆物理形狀改造，將現有平坦的湖盆表面改造為若干個直徑不一、深淺不同的鍋底狀表面，同時布設多條縱橫交錯深淺不一的溝道，構造與自然沉積環境相似的湖盆形狀，以滿足不同生態位的水生動植物生長需要，通過構造多種生境，為高等植物群落組成多樣性乃至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恢復打下基礎。
3．底質改善運用“高效抑氮磷復合基質配比技術”，將湖泊重污染底泥進行質地改良，經機械處理使底泥具有良好的通氣保水性能；然后投加微生物降解底質中過量的有機物成分，同時配以適量的鐵、鋁、鈣鹽，既能使底質具有較高的養分有效性，以保證植物生長，又能通過上述幾種金屬鹽固定底泥中的營養物質，抑制底泥中營養過量釋放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并結合現場環境狀況制作成幾種人工基質，并在上面種上植物，篩選出適合本地使用的高效抑氮磷釋放的復合基質配比方案，為湖泊大型水生植物生態系統的構建提供良好的底質保證。
4．高等水生植被構建以沉水植被恢復為主，沉水植物生長在水面以下，對抑制湖泊沉積物再懸浮、降低水體營養鹽濃度、提高水體透明度、改善湖泊水質和景觀效果意義重大，是維持湖泊清水態的主要調控因素。
5．食物鏈構建工程食物鏈構建是決定水生態修復成功與否的關鍵，不合理的食物鏈結構可能導致水生態系統不穩定，水環境重新變得惡劣。清水態食物鏈結構構建主要包括魚類、浮游動物、浮游植物、細菌等構件的重建與優化。在湖泊生態修復初期，通過放養鱖魚、烏鱧和大口鯰等肉食性魚類，通過捕食其它魚類調節湖泊生態系統中魚類多樣性和種群密度，降低草食性、雜食性和掘食性魚類對沉水植被恢復的影響。底棲動物主要放養蚌和螺等，蚌等放養在水較深、底質軟的區域，螺接近岸帶淺水處。
6．清水態生態系統優化與穩定對水生態系統進行持續監測，據此在優化水生高等植物種類、食物鏈結構的同時，建立魚類平衡、魚類－沉水植物平衡、魚類－底棲生物平衡、濾食功能群－浮游植物平衡等，最終建立穩定的良性湖泊生態系統。
三、案例分析
1．工程概況內沙湖（東經114°18′30″-114°18′39″，北緯30°33′51″-30°34′01″）位于武漢市中心城區，因粵漢鐵路（今武昌到黃石線路）的修建由沙湖分割而成，面積約5.67萬m2，最大水深近3m。目前實現截污，水源靠降雨補給，湖泊水環境惡化程度嚴重，常年水質為Ⅴ類，間或Ⅳ類，呈黃濁態，透明度不到30cm，遠遠不能滿足該湖功能區劃的要求。對內沙湖開展了生態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內沙湖主要生態問題是外來污染對生態系統破壞嚴重，是典型的惡性生態系統：缺乏沉水植物、底棲動物群落退化嚴重，大型浮游動物密度低、食物鏈短，生態系統結構簡單，營養鹽循環速率高，沉積物－水耦合作用劇烈，整個水生態系統自凈能力低[3]。
第4篇：生態恢復工程案例范文
關鍵詞：海洋生態文明；環境；規劃；建設；開發
引言
黨的十會議提出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并要求“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海洋生態文明涵蓋兩層意義：一是人類遵循人、海洋、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二是人與海洋、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理論形態。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已備受重視。2013年初橫琴新區獲批成為首批國家級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之一，這將對整個廣東沿海地區的海洋生態文明建設起到重要的推動和示范作用。
1 國外生態文明建設典型案例
近年在全球競爭力排名靠前的新加坡、日本、北歐等地，擁有不少成功的、典型的生態城鎮建設、生態治理案例，具有一定借鑒和啟示作用。
1.1 新加坡城市建設與發展
新加坡是舉世公認的生態城、“花園城市”，其城市建設與發展在全球范圍內都可被視為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成功范例。
1.1.1 規劃為城市發展之本
新加坡在建國之初，只是一個資源匱乏、百廢待興的小島國，發展根基十分脆弱[1-2]。為此政府對城市規劃十分重視，專門通過聯合國聘請了世界一流專家，歷經4年時間、高起點、高質量的編制了城市概念性發展規劃，并以此為總綱，陸續編制了城市總體規劃、城市分區規劃和控制性詳細規劃，為未來40-50年城市空間布局、產業發展等提供了戰略指導[3]。
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城市發展定位的明確，其城市規劃將先進的理念與區域特點進行合理的融合，運用區域生態經濟、城市意象等規劃理論[3]，設定了概念清晰的長期發展導向和目標，“花園城市”便是新加坡建設與發展的定位。二是規劃執行的權威性，“花園城市”的發展定位在規劃實施的40多年來始終不變[4]，其城市概念性發展規劃、城市總體規劃經法定程序批準后不得隨意修改，基于穩定概念性規劃、定期調整總體規劃的策略，概念性規劃期限為40-50年，每10年調整一次； 城市總體規劃期限為10-15年，每5年調整一次[3]。為此，新加坡的各項規劃才得以穩定、持續、有效的實施，也才有了如今的成果。
1.1.2 重視“綠色”與“藍色”建設
作為位于濱海地區的“花園城市”，“綠色”與“藍色”建設一直都是新加坡規劃建設的重點。與“綠色”建設相關的主要有綠地系統、綠色景觀以及一系列低能耗的、環境友好的項目。“藍色”建設是指水環境建設，包括供排水、水處理、水環境治理以及與水環境保護相關的濕地、保護區建設等。
新加坡政府在規劃方面將“綠色”和“藍色”建設列為重點：初期在城市規劃中設立了專門的“綠色規劃”和“藍色規劃”部分[4]；在發展中期，推出了新的綠色總體規劃藍圖，明確到2030年，至少要有80%的現有建筑物要達到合格的綠色標志評級[1]；第六個十年計劃中又提出了建設成為“花園與水城市”的目標[4]。
“綠色”與“藍色”的理念在新加坡的城市發展中滲透到了方方面面。早期，政府將“綠色”建設的重點落在綠化街道和公園的建設，隨后逐漸強化道路的綠化，要求在露天停車場種植樹木，對人行過街天橋、擋土墻等進行綠化，并大力推動園藝教學的發展，使“花園城市”的建設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2，4]；新加坡政府還成功治理了新加坡河，新建濱海堤壩以提升城市的集水能力，并投入巨資建設深隧道排污系統，由于缺水問題顯著，新加坡推行“維持可持續性的水供”新策略，實施雨水收集、新生水、海水淡化等措施[1]。除此之外，新加坡在“綠色”與“藍色”建設中都尤為重視科學性，力求通過科技突破來解決長期的問題。
1.1.3 廣泛的群眾參與
新加坡從建國之初定下建設“花園城市”的目標后，極力向全民灌輸該理念，使其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加強了社會各族群的凝聚力。各項規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政府鼓勵民眾積極參與，向公眾征求意見；部長深入民間，召開交流會議；城市重建局定期收集專業團體、企業和開發商的意見，并充分采納合理建議[3]；成立由國會議員和普通居民共同組成的市鎮理事會，使居民以管理者的身份參與商討城市管理中的具體問題；開展各種形式的城市管理宣傳教育、評比活動和全國運動，使公眾從思想上認識到遵守各項法律規章、維護城市環境的重要性[2]；發動民眾直接參與城市“綠色”建設中的植樹綠化、園藝設計等工作。正是因為政府對公眾參與的重視，公眾普遍具有較強的主人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主動參與“花園城市”建設，也從根本上大大減少了城市環境破壞行為。
1.2 東京灣環境恢復與建設
東京灣是日本經濟文化的核心，主導著全日本的城市和產業的發展，但自二戰之后，東京灣流域及其沿海地帶社會經濟快速的增長，使該地區人口高度集中，產業密集，產生了水環境污染、海岸帶生境喪失、漁業資源銳減、青潮頻發、人與海親近受阻等諸多環境問題[5-7]。為控制東京灣的環境惡化，日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開展調查和研究，制定有關的法律法規，并先后出臺了《東京灣整治行動計劃》和《東京灣環境恢復與建設規劃》（2006-2015年）[5，7]。經過了多年的環境整治和生態恢復，其海域環境逐漸有了改善，因水質惡化而關閉了50年的東京江戶川區海岸于今年再度開放了海水浴場[8]。東京灣環境恢復與建設是典型的“先發展、后治理”的案例。
1.2.1 生物生存環境改善
東京灣地區曾開展了大量的填海造地工程，合計填海造地共25000hm2，致使大面積的淺水海域、自然海岸喪失，現只剩約5%的自然海岸[5-6]，隨之造成潮間帶生物生存環境退化，極大降低了自然海岸和灘涂具有的水質凈化和生物生存的功能。為此，《東京灣環境恢復與建設規劃》中制定了生物生存環境改善計劃，強調要充分考慮海水交換能力和水質凈化能力、生物生存等因素，普及環境友好型工程設施，充分利用航道疏浚和港口工程產生的優質沙土，用于灘涂、藻場、淺灘的保護和恢復建設，建造巖礁和漁礁改善已有設施功能[5]。
1.2.2 推動公眾親海意識的提升和親海岸線的擴大[5]
東京灣環境恢復工作中對建立公眾親海的社會共鳴與認同感十分重視，規劃實施的基本方向之一便是“人與海自然接觸的恢復與建設”，力求通過增強公眾對東京灣重要性的認識，鼓勵公眾自覺參與環境恢復與建設對策的實施。實施對策包括繼續發揮東京灣作為環境教育場所以及提供海濱景觀和氛圍等功能，提高公眾對其關心程度；建設良好的海岸景觀，開放和利用更多的海岸親水空間，創建更大的、更便利的公眾親?？臻g。為了考核該目標，規劃的效果評價指標體系第一大類即為“恢復與建設人與海的親近和接觸”目標指標，包括人與海接觸的親水空間的地點數量增加、近海公園和綠地面積增加等指標。
1.3 北歐生態城鎮建設中的政策調控
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政府以及公眾與企業的共同努力，如前所述，政府可以通過實施公眾參與機制，鼓勵公眾積極參與生態文明建設，同時還可以通過發揮政策的調控作用，引導公眾的消費行為和企業的生產行為，使其向有利于生態環保的方向發展。
斯德哥爾摩從2006年起開始征收交通擁堵稅，該項稅金減少了交通流量20%，改善空氣質量10%，減少碳排放10%～14%；該政策試點實施前還有接近80%的公眾反對，但在實行7個月后便得到65%的公眾支持[3]。
赫爾辛基同樣是國際濱海生態城市建設的典范，該城市非常注重發揮公共政策對生態環境的引導功能。其政府通過稅收減免政策鼓勵節能環保材料的使用，農業能源政策、環境保護政策等對于位于該市東北郊的維基實驗新區的成功建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3]。
2 國外生態文明建設給橫琴新區示范區建設的借鑒與啟示
橫琴新區位于珠海橫琴島，是待開發的處女地，發展空間大，具有臨近港澳的區位優勢，但人口稀少，資源條件不突出，所處珠江口海域環境質量不容樂觀。橫琴新區絕不能走“先發展、后治理”和“邊發展、邊治理”的途徑，應立足于預防為主的基本原則，將海洋生態文明的理念貫穿于規劃、建設、管理之中。
2.1 確保規劃的有效實施
與新加坡類似，橫琴在建設初期非常重視規劃的制定，圍繞生態、環境、城市建設等編制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橫琴新區生態島建設總體規劃》、《橫琴新區創建國家級海洋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規劃》等規劃。規劃體系相對完善，規劃理念也在國內處于領先水平。其中，《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明確了橫琴新區的發展定位、空間布局等。
對于橫琴新區這樣的新興發展地區，其建設、發展將是一個長遠的歷程，應吸收新加坡建設"花園城市"的經驗，確保規劃的權威地位，堅定發展的定位和空間布局，穩步實施規劃措施，制定合理的規劃修訂周期，避免將規劃停留于紙面或遷就于特定項目而輕易調整規劃。此外，應重視對規劃目標指標的考核以及其實施成效的評價，以便于及時總結經驗、發現問題。
2.2 采取環境友好的開發方式
為避免因不合理開發而出現與東京灣類似的環境問題，橫琴應在規劃的指引下進行有序的開發，并盡量采取環境友好的開發方式。
目前在橫琴南部規劃有大面積的填海工程，應探索采用基于海洋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圍填海技術，使用環境無害的填料。應保證自然岸線保有率始終達到規劃目標，在實施填海工程或岸線開發的區域，應從保障水體交換、凈化能力和生物生存空間的角度出發，建設環境友好型的護岸。重視對泥沙和生境的特征研究，積極恢復因開發而受到破壞的灘涂和淺灘。
橫琴新區未來將陸續新建大量建筑。可考慮采取類似北歐國家的政策調控手段，利用稅收優惠鼓勵開發商采用低影響開發方式、使用節能環保的建材，通過補貼政策激勵開發商建設綠色建筑。
2.3 營造公眾的海洋生態文明共識
橫琴本地人口數量較小，但隨著其發展，必將有大量的外來人口進入。由于本地原先并沒有形成顯著的文化底蘊，假如缺乏文化凝聚力，將不利于未來發展。
政府應向公眾宣傳橫琴總體規劃的理念和核心價值，使公眾了解橫琴未來的發展定位。發動公眾共同開創屬于橫琴本地的公共文化，多舉辦體現橫琴新面貌、又切合海洋生態文明理念的文化活動，提升社會的凝聚力。采取類似東京灣環境恢復的策略之一，推動海岸景觀和海岸親水空間的建設，提高公眾的親海意識。學習新加坡在規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廣泛征求公眾的意見，增強公眾的主人翁意識，鼓勵公眾主動參與到海洋生態文明建設中來。
參考文獻
[1]戴禮翔.新加坡生態城：1965-2011-未來.建筑技藝，2011，總第206-207期：86-87.
[2]郝文升，趙國杰，溫娟.基于新加坡模式推進中國低碳生態城市發展的思考.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2011，24（5）：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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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態恢復工程案例范文
[關鍵詞]礦山地質災害區；景觀再生；晉華宮礦山公園
[中圖分類號]X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12 ― 0052 ― 02
礦山地質災害區的景觀再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當時的大地藝術家Smithson Robert認為大地藝術最好的場所就是那些在采礦、工業和城市化過程中破壞的地區，認為藝術可以作為調和工業化與生態建設的手段，提出了將景觀再生運用到礦業開發中〔1〕。1970年在美國大鹽湖中因石油開采而污染的水面上建造了巨大的“螺旋型防波堤”，這個是礦區景觀再生最早的例子。
結合生態學、管理學的諸多觀點，我們認為，礦山地質災害區的景觀再生，是將生態恢復與景觀重建相結合，在礦區工業遺跡的基礎上，運用景觀生態學思想，將原來場地的景觀特質，充分挖掘出來，使礦山廢棄地得以重新利用，塑造成獨特的礦山廢棄地景觀，使其成為具有一定公共設施、一定規模自然生態和人文底蘊、秉承礦業景觀特色的多重含義的城市公共空間〔2〕。礦山景觀再生是一項集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于一身的綜合項目，礦山關閉區景觀規劃與恢復，不僅是維持礦區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最大限度提高景觀資源，提高礦山生態功能的重要途徑〔3〕。理想的景觀再生必須恢復良好的自然生態系統，并盡可能的傳承歷史文化脈絡，賦予新的景觀以精神內涵和品質追求，這也是景觀再生過程中應該重點考慮的問題。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已有礦區的景觀再生多是與當地的旅游特色相配合的，這里結合大同的晉華宮國家礦山公園進行分析。
一、案例介紹
晉華宮礦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區西12.5公里，109國道南側，居大同煤田東北端，礦始建于1957年，1973年竣工，是一個多井口的大型礦井，由馬武山井、晉華宮大井和南山井組成。其中，馬武山井因資源枯竭已于1985年10月關閉，地面建筑設施已拆除，井口已封閉；南山井于2011年10月服務期滿閉礦；晉華宮大井目前仍處于運營階段。
晉華宮國家礦山公園是2005年由國土資源部批準的我國首批國家礦山公園之一，入選首批《國家礦山公園名錄》。2010年，為了對關閉的南山井礦進行生態恢復治理，并配合云岡旅游區和大同市的生態建設，當地建設了晉華宮國家礦山公園。南山井礦關閉后，當地開展了大面積的礦區環境修復工程，共計拆除廢舊建筑23300立方米，搬遷棚戶區居民2100戶，治理矸石山面積50畝，恢復治理塌陷區面積130畝，且治理效果顯著。建成后的礦山公園占地面積36萬平方米，由煤炭博物館、工業遺址參觀區、仰佛臺、石頭村、晉陽譚、井下探秘游、棚戶區遺址區七大景氣組成，整體概念突出營造“七大園區”。先前的工業廣場形成了工業遺址區；煤矸石山經過治理形成了仰佛臺景區，與云岡石窟交相呼應；礦井水處理后再利用，建設了晉陽潭濕地生態區；干旱少土的坡地改造成了經濟林；煤炭博物館、工業遺址、煤矸石探秘、餐飲住宿、礦工生活區、等工程項目在礦山公園內一應俱全。
這些舉措，通過公園模式化的生態恢復治理，減少了污染，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謀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帶動了旅游業的發展，增加了稅收和就業崗位，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改善了城市形象，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同時，將晉華宮國家礦山公園打造成國內外礦山工業遺產生態恢復示范基地，成大同市的一張名片，具有很好的經濟、生態、科研和教育意義。
二、景觀再生的歷史契機
城市的定位和工業開發密切相關，晉華宮礦國家礦山公園的建設可以說是有很強的歷史契機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大同市依據其自身優勢，大力發展煤化工產業，成為了全國重要的煤炭生產基地。但這種模式是畸形的，是不可持續的。當地政府不斷的探索發展，進行產業{整升級，提出了“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態名邑和經濟強市”的發展目標，開始了大力發展旅游業，使生態建設成為城市建設的重要部分。
晉華宮礦就坐落在云岡景區內，西邊有北魏的云岡石窟，明代的戍邊城堡，東邊有康熙題字的佛字灣，遼金時期的觀音堂，整個景區有十里河龍脈貫穿，旅游資源集聚效應明顯。云岡石窟是大同市旅游業發展的龍頭景區，1961年即被國務院列為首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錄進《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其本身的存在價值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旅游景區可以形容的。但由于經濟發展需要，云岡石窟周圍煤礦林立，大量的粉塵煤灰及硫化物對其常年累月的腐蝕，采煤污水也對景區附近的十里河造成了嚴重污染，特別是石窟對面的晉華宮礦的兩座大型煤研石山對其危害巨大。這兩座煤研石山含硫量極高，且自燃未得到有效控制，有害氣體大量排放，常常導致酸雨發生，在腐蝕文物古跡的同時還影響著景區內的環境質量。特別是在冬季的時候，由于當地居民多用煤火取暖做飯，云岡石窟內降塵和硫酸鹽化速率要比夏季高出一倍以上。照此發展，若干年后石窟將不復存在。
2009年大同市政府提出對云岡石窟周邊環境整治、建設云岡大景區的規劃，要實現“文物保護與生態恢復的雙贏”，這是建國以來圍繞云岡石窟景區實施的最大工程。與云岡石窟僅一河之隔的晉華宮礦國家礦山公園的建設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有重要意義，礦山公園的建設規劃便被納入大同市旅游發展的總體規劃。當然，晉華宮礦也有其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例如作為整個晉華宮國家礦山公園重要組成部分的南山煤研石山景區就有其獨特的優勢。它是晉華宮礦的南部高點，也是周圍唯一能觀云岡石窟全貌的位置點，與云岡石窟一河之隔，直線距離只有2千米左右，對公園的意義甚大。此外，南山地層屬于典型的侏羅紀地層，在煤層處，可以清楚地看見煤炭呈帶狀分布，層理清晰，是考察大同侏羅紀煤層很好的現場資料，無論從地質考察還是從參觀游覽來看都有極高的價值。兩大景區的建設，對于充分展示云岡石窟的“佛”文化和國家礦山公園的“煤”文化，多元推廣當地旅游特色，打出組合拳，具有重要作用。
三、景觀再生方法
城市礦山區涉及景觀型態環境、生態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是城市環境系統中不可缺少的環節，更是礦業城市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于礦山地質災害區的生態恢復，僅僅著眼于礦山環境的復墾治理是遠遠不夠的。景觀再生以保護景觀生態和恢復環境功能為前提，以發展旅游游憩業為其主要形式，是對該地區生態資源的整合再利用。不同于農業和林業等土地復墾的是，旅游游憩業是是一種無生物生產力的非經濟活動，但是可以通過追求參與人員的滿意程度來獲得經濟效益，并達到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如徐州的賈汪礦區將塌陷區因地制宜地治理恢復為生態農業區、人工濕地、景觀建設區、粉煤灰造林區等土地利用功能區，對礦區景觀進行了重塑，在生態恢復治理中取得了顯著成效〔4〕。
生態系統是相對同質的系統，景觀則是異質的，總體來看，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進行景觀再生。
（一）工業文化旅游
礦山地區工業文化旅游的發展，既是保持現有的工礦開采文化的一種方式，也是提高公眾旅游熱情的一種營銷手段。
井工開采的開采巷道給人一種幽暗、深邃和神秘的感覺，且地下數百米結構復雜，景觀奇特，許多游客想要一探究竟。大同晉華宮礦山公園依托晉華宮礦“煤都井下探秘游”項目，憑借罕見的侏羅紀煤層地質奇觀，依靠悠久的采煤歷史文化成功的打造了旅游特色。礦山生態博物館的建設也是一種常見的景觀再生方式。礦區景觀再生的價值不僅在于其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而且對社會公眾還有教育意義和文化傳承的歷史意義，這也是礦山生態博物館存在的最大意義。晉華宮礦山公園通過將礦山開采遺址改造成煤炭博物館，吸引當地居民和游客親生體驗和參觀，感受不同時期不同礦井的開采方式和作業工具，使人們產生震撼，凝聚感情，在物質空間中體會精神文化，使民眾在切身感受工業文明的發展的同時，正確認識礦山開采所帶來的危害。
（二）景觀再生社會化
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空間的不斷拓展使得礦山與城市的關系日益密切，礦山地質災害區的景觀再生不能僅僅局限在礦山廢棄地本身的范圍內，而應當著眼于城市和區域，把局部地塊的利用放到城市用地總體布局和空間結構中進行整體考慮，統籌安排，統一規劃，在城市和煤礦廢棄地兩個層面制定不同尺度下的規劃設計和控制要求，使景觀再生盡可能的社會化〔5〕。當然，景觀再生最好的情況是在保存既有的條件下出發，盡量利用礦區原有的景觀元素和材料，而不是給這個地區附加很多新東西，不是努力掩飾這些破碎的景觀，而是尋求對這些舊有的景觀結構和要素的重新解釋〔6〕。
在礦區景觀再生的過程中，依靠工業和農業轉型發展旅游業來增加經濟收益是次要的，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構建舒適的居住環境才是首位的。況且，并不是所有的礦區都適合發展旅游業，然而，對于礦山公園的建設是通用的。晉華宮礦山公園在建設中，并沒有進行大刀闊斧的改變，最主要的是對原有的景觀進行修飾改善，這樣既可以保留原有的礦山開采痕跡，又能達到生態恢復治理目的。在景觀再生的過程中，原有的礦山廢墟可以適當保留、植被任其生長，作為生態教室供人參觀；原有的廢土廢渣可作為某些豆科植物的生L介質；礦山建設中的廢磚可以作為混凝土的部分材料；大量的鐵質用品可以作為公園廣場建設的裝飾材料。對于礦區河道的建設治理也不必一蹴而就，可以將其保留在時間和空間中，讓民眾體會治理的過程。在河道治理中設置坡道和非水泥的地表，以方便雨水下滲，再匯集雨水引入河道，以達到河道自然潔凈的目的，慢慢地使其變成能夠澆灌周圍植物的活水。
〔參 考 文 獻〕
〔1〕張健.大地藝術研究〔D〕.博士論文，武漢大學，2011.
〔2〕劉福智.城市景觀再生設計的理論及策略研究〔D〕.博士論文，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09.
〔3〕Zhang Jianjun，Fu Meichen，Hassani Ferri P，Zeng Hui，Geng Yuhuan，Bai Zhongke. Land use-based landscape planning and restoration in mine closure areas.〔J〕.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1，475：
〔4〕徐嘉興，李鋼，陳國良，趙華，渠俊峰.土地復墾礦區的景觀生態質量變化〔J〕. 農業工程學報，2013，（01）：232-239+296.
第6篇：生態恢復工程案例范文
【關鍵詞】人工濕地，污水處理，應用實例，發展前景
濕地是富有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功能的生態系統，被譽為“生物超市”、“自然之腎”、“物種基因庫”和“文明的發源地”。濕地是由水陸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功能的自然綜合體是重要的國土資源和自然資源，是生物重要的生存環境，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也是自然界最富有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景觀。
近年來，隨著濕地破壞與退化帶來的環境功能喪失和生態問題的爆發，一方面反映了濕地系統在環境中的重要地位，也在客觀上為濕地科學發展提供了機遇和動力。通過近20年人工濕地上的研究和實踐，其在污水處理中顯露的良好發展潛力，將成為今后水處理研究和生態修復的一項重要組成。
（一）人工濕地被廣泛應用于污水處理的原因
1、它能夠利用基質-微生物一植物這個復合生態系統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的三重協調作用，通過過濾、吸附、沉淀、離子交換、微生物同化分解和植物吸收等途徑去除廢水中的懸浮物、有機物、氮、磷和重金屬等，來實現對污水的高效凈化，同時通過營養物質和水分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促進綠色植物生長并使其增產，實現廢水的資源化與無害化。
2、它具有投資低（150～800元/噸）、耗能少、操作簡單、運行成本低廉（0.1～0.2元/噸）的特點，因此有較高的經濟效益（其基建和運行費用僅為傳統二級處理的1/l0～1/2，胡康萍等，1991）。
3、它作為一個生態系統，能維持生物多樣性及構成景觀的一部分，在去除污染物的同時，具有美化環境的功能，因此有較高的生態效益。
（二）人工濕地處理污水的基本原理
在一定的填料上種植等特選的植物，將污水投放到人工建造的類似于沼澤的濕地上。當以富營養化為主的污水流過一定長寬比及底面有坡度的人工濕地時，經沙石、土壤或一些其他構筑物混合組成的填料床過濾，污染水可以在床體的填料縫隙中曲折流動，或在床體表面流動。而填料上植物根際的多種微生物活動，增加了濕地基質的透水性，與周圍環境的原生動物、微生物等形成各種小環境，通過氧的傳遞，更加增強了凈化廢水的能力。人工濕地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其對有機污染物有較強的降解能力，因此更適用于處理生活污水以及城市污水一類。人工濕地可分別處理廢水中的不溶性有機物與可溶性物質。不溶性有機物通過濕地構造中的填料層被沉淀、過濾、截留，進而被微生物利用，而可溶性有機物則可直接通過植物根系生物膜的吸附、吸收及生物代謝降解過程而被分解、去除。
（三）人工濕地應用實例——昆明市體育城人工濕地污水處理景觀工程
實際上，人工濕地污水處理系統以其獨有的優越性越來越為人們所熟悉和重視。投資建設成本小、運行費用低、運行技術低、能夠結合景觀進行建設，具有景觀美的效果，越來越為更多的人接納，也不斷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
昆明市體育城人工濕地污水處理景觀工程，建立了一個成功的濕地污水處理系統。該景觀工程占地面積約4000平方米，于2008年10月開始重建，結合氧化塘、表面流、水平潛流等工程工藝，達到CJ/T 95-2000景觀回用水標準的要求，處理能力達每天2000立方米。截止目前，運行正常，出水達標。
但工程施工前的景觀河道中，黑色的水，根本看不清河中的金魚，匯水也因藍藻的滋生而泛綠。施工一個月后，可以看到水質明顯改善，景觀效果也更加柔和，以前的一汪綠水也變得清澈，大量的污染由于填料的過濾與微生物的分解而消耗，使得水體透明度提高，沉水植物能夠大量繁衍，進而促進了群落恢復的良性循環。作為一個改造工程，它將原本用于景觀綠化的水系（河道）結合人工濕地（填料）進行改造，應該說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至少它是一次有效的，有非?？尚薪梃b意義的嘗試。可想而知，污水處理廠的廢水如果直排，其結果必然是那一汪綠水的。
工程秉承濕地景觀的理念，采用潛流、表流濕地相結合的結構模式進行景觀化設計，不生硬，不造作。但由于工程缺少必要的前處理，且工程占地面積所限，水力負荷較大，因此，運行維護任務繁重，繁茂的水生植物殘體收割必須每月清理一次。得益于水域微環境的修復與重建，使其自然衍生了大量的沉水植物，這是水域生態修復工程所要達到的終極目的，通過沉水植物的自然衍替、循環和持續發展實現水體的自凈。
（四）人工濕地的發展前景
在我國中小城鎮眾多，人口密集，資金、技術有限，發展大型的污水處理廠有很大的困難，因此人工濕地技術在我國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早期，人工濕地主要用于處理城市生活污水，目前國內外許多學者或工程技術人員經過工藝改進或者與其他系統進行組合后用于農業面源污染、城市或公路徑流、暴雨徑流等非點源污染的治理。
近10年來，一些研究者開始設計人工濕地處理工業廢水，并認為人工濕地獨特而復雜的凈化機理使其在含重金屬工業廢水和難降解有機廢水的處理中發揮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水平潛流人工濕地對工業廢水（含有蛋白質、多肽、氨基酸、碳氫化合物、植物油、有機酸、乙醇、乙醛和酮）具有良好的凈化效果，系統對BOD的去除率達89%，對COD的去除率高達92%。一些學者在淀粉工業、制糖工業、食品工業和奶制品加工廢水的處理中也得到了很好的效果，這些學者的研究工作肯定了人工濕地在處理高濃度有機廢水時的高效性，從而進一步表明人工濕地在治理工業廢水中也具有極大的應用潛力和使用價值，并為類似廢水的處理提供了一條新途徑。
參考文獻：
[1]吳樹彪、董仁杰《人工濕地污水處理應用與研究進展》
[2]于少鵬、王海霞、萬忠娟等《工濕地污水處理技術及其在我國發展的現狀與前景》
第7篇：生態恢復工程案例范文
【關鍵詞】污染場地；土壤環境；修復技術
1 我國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現狀
一直以來，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使得我國并未對污染場地的土壤環境實現目標管理，致使土壤修復、風險防范、應急處理等方面缺乏實質性的工作目標，階段性的目標則更是無從談起，由此直接導致了土壤環境管理工作不規范，修復效果欠佳，有關方面的實質性進展相對緩慢。同時，我國在相關方面的立法、行政管理、數據調查以及修復技術等方面的投入較為薄弱，這也是導致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管理不到位的主要原因。目前，國家對污染場地環境管理存在以下不足之處：其一，管理比較隨意。由于立法部門及行政部門對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的監管工作重視程度不足，使得管理工作存在較強的隨機性，缺乏明確的目標；其二，規劃不到位。我國雖然也針對部分污染場地的土壤展開了相關的調查工作，但取得的效果卻差強人意，由于場地土壤特征及分布數據庫未能及時構建，致使監管工作缺乏應有的依據，難以對污染場地的土壤治理工作進行統一規劃布局；其三，修復工程的示范性作用不強。在過去的幾年里，國內一些主要城市紛紛開展了對化工廠、焦化廠等場地的環評和修復工作，但此類工程絕大多數都是為了滿足城市土地擴張之需，不具備示范性的作用；其四，資金嚴重缺乏。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的管理與修復工作都離不開經費的支撐，換言之，資金是該項工作開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和滯后性的特征，處置工程的費用比較昂貴，想要確保工程的有序進行，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撐。由于污染場地治理責任人相對比較分散，從而導致了兩種后果，一種是由政府部門負責，這在一定程度加重了政府的經濟負擔，另一種結果就是受到污染的土地無人管理。
2 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管理修復對策
2.1 建立健全修復標準體系
想要從根本上解決污染場地的土壤污染問題，就必須構建起一套完善的土壤環境修復標準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可以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并結合我國最新頒布的場地評價導則，對污染場地術語、污染場地土壤修復技術導則、污染場地風險評估技術導則、場地環境監測技術導則、場地環境調查技術導則方面的要求，對污染場地的土壤環境現狀及修復技術的實際水平進行監測，從污染物的檢測分析方法、修復技術類型、生態環境評價等方面進行綜合考慮，進而制定出符合我國具體情況的土壤環境修復標準體系，以此來對污染場地的治理修復進行規范。
2.2 加快制定相關方面的政策法規
從國內目前的總體情況上看，與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相關的政策、法規有所缺失，為此，有必要加快相關方面法律、法規的制定，如《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等，以此來對污染場地的申報、調查、防治、處理、資金保障以及責任追求等進行全面規定。此外，還應進一步明確污染場地的責任范圍及主體，并建立健全與土壤環境管理有關的法律制度。一方面應當建立土壤污染信息公開制度，讓社會公眾及時了解土壤污染的眼中性，使其積極主動地參與到防治工作當中；另一方面，應建立并逐步完善土壤修復制度，根據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進行修復，從而使被污染的土壤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至可利用狀態。
2.3 加大土壤修復技術的研究力度
修復技術是解決污染場地土壤環境問題最為有效的途徑之一，鑒于此，應當進一步加大對土壤修復技術的研究力度，并加強國際合作，研制開發出一批符合我國污染場地土壤修復的技術。同時，還要加快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加大對污染場地修復產業的扶持力度，借此來為國內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的修復提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支撐。
2.4 構建污染場地信息管理系統
相關部門應當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對污染場地的調查工作，以此來了解并掌握國內污染場地的類型、土壤特征以及重點區域的分布等信息，同時，構建起全國污染場地土壤環境監測網絡，為土壤管理工作的有序開展提供真實、可靠的依據，這有助于管理工作前瞻性的提高。此外，還應加快建立不同類型污染場地的數據信息共享平臺，為土壤環境管理自動化和信息化目標的實現打下堅實的基礎。
3 實例分析
3.1 場地概況
廣東一船廠，占地面積約為186700平方米，1999年11月，政府決定在此地興建一個主題公園，為了支持這個主題公園項目計劃，政府決定提供填海土地、相關基礎設施和用地設施。為此，政府必須對此船廠進行拆除工作。從2001年4月至11月，共歷時七個月進行實地考察，通過實地考察與采樣，工作人員對該場土層的勘察，下面表一是對該場地主要的土層特征。
3.2 土壤調查的技術要點
合理制定采樣方案，具體包括如下內容：擬定具體的采樣位置、現場樣本采集、確定檢測方法、擬定樣品數量、描述采樣過程等等。
（1）采樣布點要點。在采樣布點時，可根據不同的場地條件選擇相應的方法，如污染分布相對比較均勻的場地可以采用隨機布點法；潛在污染較為明確的場地則可采用專業判斷法；污染分布不均勻或是污染分布范圍較大的場地，可以采用分區布點法或系統布點法。本案例中采用的是分區布點法，在廠區的平面圖上按照50m×50mm進行單元劃分，每個單元格內布設1個采樣點。
（2）采樣方法。在采樣時，可將土壤分為兩層，即表層土和深層土，并按照場地的實際情況確定采樣深度，若是場地條件相對比較復雜，則應當多分幾層進行采樣，這樣能夠使檢測結果更加準確。本案例中分三層進行采樣，即表層土、中層土和深層土，各層的采樣深入分別為表層0.5m、中層1.5m、深層3m，共采集樣品96個。
采樣設備也需要結合場地條件進行選擇，并遵循合理適用的原則。如果是對原狀土進行取樣，則應當按照土壤類型及污染物理化性質等選用如下設備：劈裂采樣器、套管采樣器或是活塞采樣器。當需要對含有揮發性污染物的樣品進行采集時，應當減少對樣品的擾動，不得對樣品進行混合或均質化處理。樣品采集完成后，應當按照污染物理化性質選擇合適的容器進行保存，有機污染土壤的樣品應當在4℃的條件保存與運輸。
3.3 土壤檢測結果
由相關的檢測結果得知，在該場地上存在苯、氯苯、硝基苯，雜填土與粉質粘土層的污染相對比較嚴重，粉砂夾粉土層的污染比較輕，最大濃度出現在場地的正中心，該區域原為第二生產車間，主要生產的產品為硝基苯。
3.4 場地風險評估
按照場地土壤調查獲取的樣品檢測結果，確定粗需要制定土壤中污染物篩選值的種類及霧化毒性參數，然后運用C-RAG中土壤污染物的篩選值，去除掉可以忽略不計的污染物，在對超過土壤篩選值的污染物進行風險評估，為土壤修復對策提供依據。
3.5 土壤修復對策的對比與選擇
在選擇土壤修復方案時，應對如下因素進行綜合考慮：對人體健康與環保的要求、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治理效果的有效性和持久性、總體費用、周邊居民的接受性。結合該污染場地的基本特征以及污染物的具體特點，并對目前較為常用的土壤修復技術進行分析，適用于該場地土壤修復的技術有以下幾種：化學氧化技術、生物通氣技術、焚燒法、換土法。從技術的角度上看，可以選用一種最為經濟且有效的技術；站在工程措施的層面上，則應以原位修復技術為主，異位修復技術為輔，這樣能夠防止二次污染的情況發生。需要著重闡明的一點是，在啟動大規模土壤修復工程前，必須對擬定采用的修復技術進行現場試驗，同時要對技術的經濟性加以評估，只有確保所選用的技術各個方面均符合要求，才能進行具體的方案設計。
4 結語
總而言之，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不斷增強，污染場地的土壤環境問題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為此，應當認真分析污染場地的土壤環境現狀，并針對具體情況，采取合理、可行的管理修復對策，只有這樣，才能使土壤環境的污染問題得到有效治理。
第8篇：生態恢復工程案例范文
一、上半年工作完成情況
（一）全力做好春節期間市容環境整治工作
為確保春節期間有一個整潔有序的城市環境，我局對城區重點路段實行全面治理，對道路、廣場、河道進行了全面打掃保潔；對滯留垃圾、占道經營、店外經營、占道堆放、亂懸亂掛、車輛亂停亂放等進行了全面清除和治理，共清理滯留垃圾2000多噸，清理占路經營、店外經營等1240多處。通過全面整治，為市民度過一個祥和、干凈的春節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二）切實抓好市容市貌管理
一是全面抓好環境衛生工作。繼續推進城區公廁建設，完成檸檬巷、航道巷、育才巷、后園社區馮莊組4座公廁的建設工程并投入使用。完成城區11條道路保潔服務新一輪招標采購，目前進行交接和常態督查管理。加強城區生活垃圾轉運和突擊清理，完成城區積存垃圾和日產200噸垃圾轉運和處理。垃圾轉運向各鎮推進，完成已運行的鎮級中轉站垃圾轉運和處理。配合凌城鎮、古邳鎮進行鎮區垃圾清理轉運和沖刷，為中心鎮創建驗收在好準備。
二是規范戶外廣告設置工作。加強野廣告清理工作的監管。本著隨發現隨清理的原則，集中清理城區內的門頭店招、墻體上違規設置的布幔、條幅等行為；今年上半年組織200多人次，動用大型吊車、電氣割等作業工具，對城區主要路段的長期違規設置的廣告及門頭店招進行了拆除，共拆除違規店招100余處；全面統計文學路創建省級示范路需要拆除的違規廣告等前期準備工作。全面下達整改、拆除通知書，為省級示范路創建奠定基礎
（三）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1、無害化垃圾填埋場工程按計劃有序推進，上半年垃圾填埋場填埋庫區I區A單元土方工程已完成，垃圾中轉站圍墻施工完畢，傳達室整體封頂。
2、建設完成14座鎮級垃圾中轉站并陸續投入使用。3月份，我局統一組織各鎮中轉站操作員進行業務培訓，同時推進各鎮及園區統籌生活垃圾“四級”收運體系建設。
3、綠化工程持續推進。永安東路3月28日開始施工，4月底綠化施工全部完成；文學南路及節點綠化工程正在施工，目前已完成行道樹栽植及分車帶部分綠化；中央大街西段景觀建設工程年初進行初步驗收，根據專家組提出的意見，要求施工單位加強整改，做好驗收工作。
4、中央大街西段道路修復及景觀建設工程已修復道路1500平方米，因施工方案未確定沒有繼續施工，待方案確定后即刻組織施工。協調省測繪局對我縣綠地遙感測控，已形成初步材料。
5、加強日常對城區路燈和各路段因施工損壞的地下電纜進行檢修，克服路燈維修人員嚴重不足等困難，使城區亮化設施的啟用率、亮化率達到98%以上，較好地完成了上級領導交給的任務。
（四）著力規范執法行為，著力打造法治城管
一是加強對執法辦案人員的教育培訓。根據我們年初制定的學習、培訓計劃，每半年開展一次全員培訓會；每季度召集一次法制員學習交流會；每月開展一次案例分析和案卷評查會。每有新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文件頒發，都及時組織人員學習，并以文件的形式下發或轉發。
二是堅持做到嚴把案件的五個關口。今年上半年，全局共立案158件，核審并結案155件，銷案3件。
嚴把立案關：是否做到當事人基本情況、基本違法事實清楚；嚴把核審關：在處罰主體、執法主體、證據事實、辦案程序進行把關；嚴把當事人陳述申辯關：積極認真的做好當事人的陳述、申辯和聽證準備工作；嚴把案件集體討論關：凡需集體討論的案件，一律交案審小組集體討論；把好案后回訪關：除指導監督辦案單位做好案后回訪工作外，凡重大案件均有紀律作風領導小組進行回訪。
（五）優化“零障礙”工程流程，落實工作細節
我局高度重視“零障礙”工程實施工作，及時將縣委主要領導指示，成立城管局“零障礙”工程領導小組，明確責任，做好分工，切實將百姓辦實事“零障礙”工程落實到工作的每一個環節。
一是推行“零障礙”工程全程協辦制。在辦公地點及審批窗口設立協辦員值班崗，審批窗口確定2名協辦人員，實行坐班服務，明確一名副局長代辦，制定協辦員工作制度。
二是簡化辦事流程。按照把方便留給群眾、把麻煩留給自己的原則，認真分析在管理服務理念、工作運行機制以及服務方式、服務標準、協作配合和部門協作無阻礙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全方位清理每個服務項目、每個環節、每項服務流程中影響服務效能提升的障礙，把服務優先、群眾至上的要求，落實到干部職工為民辦事和提能增效的具體實踐中。
二、下半年工作計劃
1、重點做好“三重一大”及“為民辦實事”工程。完成新城路、櫻花路改造工程瀝青路面鋪設，人民路（紅葉路向西）慢車道路面恢復工程，巡查并及時修復破損路面，保證市民生活環境持續穩定提高。
2、繼續推進鎮（園區）統籌生活垃圾“四級”收運體系建設。推進我縣生態鎮創建工作。配合凌城鎮、古邳鎮完成市級中心鎮創建工作，完成鎮級中轉站生態資金資料申報工作。繼續無害化垃圾衛生填埋場建設工程，及時做好垃圾處理填報工作。
3、積極做好文學路省級示范路創建。與移動公司等部門合作，爭取年底前將數字化城管系統建設成功，做好城區路銘牌、外環高炮點設置、廣場大型電子顯示屏競拍工作。
第9篇：生態恢復工程案例范文
關鍵詞 環境政策；環境修復；糧食安全；生態補償；貧困；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天然森林保護項目；三北防護林工程
中圖分類號 F062.2：X196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10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6
隨著持續增長的人口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全球大面積的自然生態系統退化嚴重，如何恢復退化的生態環境并使其穩定持續地發揮功效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1]。為了緩解土地退化、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建農村經濟，中國政府投入巨額資金開展了一系列的環境修復項目。1998-2006年，中國政府投入三北防護林工程、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和天然林保護項目的經費高達1 790億元人民幣，2010年前計劃進一步投資3 400億元人民幣。這些項目涵蓋了中國97%的鄉鎮，規劃造林7 600×104 hm2[2]。在過去的8年里，長江上游和黃河中上游地區的9 800×104 hm2天然林被禁止采伐；在植樹造林方面也有巨大進展，2000-2005年間，植樹造林2 800×104 hm2[3]。至2005年，全國人工林地面積5 300×104 hm2，森林覆蓋率由166%上升到182%，并計劃2050年提高到26%[2]。相關林業政策正在從以前強調經濟收益為主向保護環境為主的方向轉變[4]。這些項目的實施取得了顯著效果，同時也暴露出不少問題。該文通過相關文獻綜述，研究環境修復政策與社會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并通過對修復工程的歷史展評，討論這些項目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綜合影響及其應用前景。
1 大規模生態修復項目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封山禁牧、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以及其它環保政策使項目區的綠色植被覆蓋率迅速提高。1999年以來，在中國率先開展退耕還林還草和天然林保護項目的陜北地區的植被覆蓋度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遞增[5]。天然森林保護項目通過對退化林地的保護和修復、以及保護區面積的擴大，使大熊貓和其它瀕危動植物得到了有效保護[6]。大面積的天然林保護與有效管理，對減少水土流失、減輕洪澇災害，以及生物多樣性保護有著巨大而長期的貢獻。如果項目能夠得到適當調整和進一步完善，那么這些投資與管理將會變得更有價值[7]。坡地退耕后，隨著時間的延續，植被迅速恢復，土壤理化性質得到明顯改善，養分大量積累，逐漸向天然次生林地演替[8]。
然而，盡管這些項目顯著地提高了中國植被覆蓋率，仍有跡象表明在退耕還林還草工程與三北防護林工程所在的半干旱地區，大范圍不適當人工造林（而不是自然植被修復）已經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潛在的環境危害。在華北，不適當的植樹造林導致土壤濕度長期持續下降[5，9]，不適當的品種選擇無法與有限的水資源保持平衡[9]，這會導致土壤深層水分耗竭[10]。人工栽植的深根性樹木生長發育，通過樹木蒸騰作用大量消耗土壤水分，降低地下水位，使原有的草地植物更加難以存活，并進一步降低人工造林存活率。實踐證明，三北防護林人工林地樹木保存率只有15%[11]。監測結果表明，在黃土高原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區，每年人工造林耗散的水分比天然植被多50 mm，相當于這些地區大約50%的降水量；在黃土高原南部，這一數值高達每年300 mm，大約相當于30%的年降水[12]。與草地和農田相比，人工林地的徑流量平均下降了77% [9]。盡管徑流量減少意味著降水截留量增加、水力侵蝕下降，但這些截留水分因無法滿足樹木迅速蒸騰需要，結果導致地下水供應和河流供水減少[5]。同時，這種通過林木實現水土保持的作用隨之會被更嚴重的風蝕現象所抵消[13]。由此可見，人工林地的水分消耗減少了地表和地下水分供給，破壞了河流生態系統。測算結果表明，如果三北地區森林覆蓋率達到三北防護林工程所設定的14.4%的目標，將導致中國西部地區每年缺水1 100億m3[14]。
植樹造林是修復退化環境的基本途徑，但是如果樹種選擇不當、或者管理不善都會影響修復效果[15]。類似于物種入侵，植樹造林使用外地樹種可能影響生態系統的物種多樣性；如果這種影響擾亂了原有的生態平衡，導致生態系統紊亂、退化或者轉變為另外一種我們并不希望的狀態[16]。當降水量少于蒸發量時，表層土壤水分無法維持森林植被生長發育，灌木或牧草就會取代森林形成一種與可用水資源相平衡的草原生態系統[17]。監測結果顯示，在半干旱地區，人工造林樣地的潛在蒸發量是天然草地的3.5-7.9倍[10]。中國半干旱地區的降水不足以維持森林生長發育，這大大影響了樹木的生長發育、甚至導致大面積的樹木死亡[9，18]。在半干旱地區，由于降水量不足[10]、樹種選擇不當、以及種植密度過高[9，19-20]，使人工林地土壤水分普遍減少，導致所植樹木大面積死亡，并伴隨有生物多樣性的銳減[9]。由于土壤中的水分被生長迅速的樹木消耗，草地和耕地被人工林植被取代后，環境變化與降水量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21-22]。研究結果表明，在脆弱的半干旱地區，人工林地水分消耗在雨季也無法得到有效補償[23]。
高耗水品種如楊樹 （Populus tremula L.）、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 L.）]的大面積種植，導致陜北地區人工林地植物種類平均減少52%[5]。同時，受水分脅迫的樹木更易受病、蟲害的傷害[11]。相關資料顯示，中國華北地區約400×104 hm2楊樹林受到病蟲害危害的影響。由于遭受光肩星天牛（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和黃斑星天牛 （Anoplophora nobilis）危害，三北地區有2 億多株蟲害樹木被砍伐，折合面積約為12×104 hm2[24]。土壤濕度減小和樹冠遮蔭作用使地表陽光照射減少，抑制了下層植物的生長發育。研究結果表明，由于樹木無法形成閉合的樹冠層，陜北地區人工林地的植被覆蓋率比天然草地低30.5%[5]。與撂荒地自然恢復過程相比，植樹造林降低了總的植被覆蓋度。1998至2005年，陜北地區人工造林對該地區植被覆蓋率增長的貢獻率為-6.1%[5]。半干旱地區人工造林植被減少，導致退化土地面積增加，加劇了當地的沙漠化，也增加了沙塵暴的發生頻率[23，25]。30多年來隨著中國生態修復工程力度的不斷加大，中國的生態環境形勢仍在進一步惡化，其中荒漠化仍在以每年10 000 km2的速度擴張，水土流失面積在總量下降的同時每年新增面積也達到10 000 km2，許多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功能遭到損害乃至喪失，中國生態環境形勢開始從結構破壞向功能紊亂轉變[26]。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必須慎重地重新評價人工造林的樹種和地點選擇。
不同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對于不同的時間、空間尺度有著不同的響應，因此，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必須考慮尺度的影響。由于忽視了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之間的內在聯系，缺少成功的示范項目，生態保護項目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13，19，27]。同時，由于存在時滯效應，生物多樣性喪失、土壤水分減少、生態系統退化會在不同的尺度表現出對環境的不同危害。干旱是全世界普遍的植被類型（如森林植被）限制因素[28]，水分是中國半干旱地區的植被類型的首要限制因子[29]。由于樹木比其他的植被類型水分利用效率低，因此，在降水充足地區植樹造林是一種更合適的選擇[17]，中國西北半干旱地區的氣候并不適宜大面積植樹造林。在西北的一些局部地區，由于水分供給（地下、地表）較多，存在植樹造林成功的可能，但是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樹木可以在降水量低于500 mm地區持續存活，正因為如此，半干旱地區大規模的植樹造林政策受到了廣泛質疑[5，10，13，17，19，29]。
雖然植樹造林意味著更高的碳固定量，我們仍應該注意外來樹種組成的人工林取代草地的這一趨勢會對地表徑流量產生消極影響。大面積的人工林地攔截地表徑流，截斷了河水溪流[30]。導致對地下水和河流水供應減少；大范圍的植樹造林正在加劇中國北方一些地區的水資源缺乏[5，10，12]。在半干旱地區，由于濃密的1年生植物保護層會隨著灌木層的增加而減少，這些灌木層下的地表也會增加，當草地被灌木侵入時，土壤侵蝕會顯著增加[31]。因此，中國近些年在半干旱地區的植樹造林項目中增加灌木種植[23，32]的措施會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在更大的范圍內對未來環境造成危害。
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來自于物種在功能水平上各主要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補償作用[33]。其一致性的程度取決于生物多樣性與綜合的生態系統服務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34]。植樹造林地區土壤水分減少與樹冠下陽光減少導致了植樹造林地塊植被覆蓋度下降，甚至在一些地塊造成了完露的地表[5]。由草本植物、苔蘚和其它低等植物形成的地表生物層含有豐富的植物根系、腐殖質以及礦物質，這一復雜的植物群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形成。這層堅固的結皮層保護草原土壤免受風和水的侵蝕，并且使半干旱地區和山區的地形地貌維持穩定狀態[35]。由于樹木種植時成千上萬的植樹坑破壞了土壤表面結皮層，而且破壞后的地表在短期內無法被植物覆蓋，這會引發更加嚴重的土壤侵蝕，加劇了沙塵暴和沙漠化危害[23，35-36]。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隨著植物密度、地上生物量、物種豐富度和植被覆蓋率的減少，風蝕的速率呈線性增加趨勢[37-38]。因為潮濕的土壤黏性更強不易被風蝕，研究發現風蝕程度與土壤含水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39]。因此，半干旱地區大規模植樹造林可能正在加劇沙漠化進程，引發更為嚴重的沙塵暴。不幸的是，環保項目的任何舉措在經濟方面會很快得到反應，而生態系統功能的改變則會滯后數十年[31]，甚至更長時間。
2 大規模生態修復項目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退耕地的糧食產量僅占中國糧食總產量的3%[40]，由退耕引起的糧食減產部分可以通過在更適宜地區改進農業生產技術來補償。研究結果表明，2000-2007年，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地區25省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5%[32]。多目標規劃模型模擬結果顯示，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對中國糧食產量的影響約為2%-3%，這比先前預計的要小得多[41]，而且對價格及糧食進口幾乎沒有什么影響[19]。退耕工程本身已與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有機結合。一方面，在大面積造林種草工程實施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強了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在林草用地比例大幅增加的同時，一批高產高效農業基地已經初步形成規模。如2005 年甘肅省南部隴南山區的成縣耕地面積比1996 年減少了3 319.5 hm2，有效灌溉面積由1996 年的1 633.3 hm2 增加到2005年的3 700 hm2，經濟效益較好的蔬菜、林果產業得到較大發展，種植業產值是1996 年的2倍[42]。據國家林業局對100個樣本縣監測結果表明， 1998-2004年項目區第一產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二、三產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外出務工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40%-50%。外出務工收入成為農民現金收入的主要來源，勞務輸出成為富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途徑[43]。但必須同時看到退耕地區因缺乏替代性產業尚未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一些人地矛盾突出地區，退耕還林后土地利用結構調整難度大，替代產業發展困難，剩余勞動力就業難[44]。到目前為止，大約50% 的退耕農戶仍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退耕農戶收入的可持續性令人擔憂[43]。
為了維持全球人類生計，以糧食、木材及其他農產品生產為主導的土地管理是人類活動的基礎[45]。提高全球糧食和木材產量是21世紀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為了成功應對這一挑戰，科學技術的進步與革新是必須的[46]。綜合來看，21世紀消除世界饑餓人口的希望非常渺茫[47]，這導致人們對糧食安全問題的心理恐慌。由于擔心糧食短缺，退耕還林項目中退耕的決心動搖了。由于糧食價格上漲，2004年起中國退耕還林項目中退耕面積減少或者被禁止，同時由于木材需求的大幅增加導致更多的草地被用于植樹造林[32]。土壤、水、天然植被保護可以間接提高農作物和畜牧產出，補償由環保項目引發的經濟損失[48]。實踐證明，土壤保護項目可以使谷類等主要作物的年產量增加1-2倍[49]。因此，發展以自然資源保護為基礎的綠色產業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農業生產進步（技術進步、投資增加等）是減少貧困、保證糧食安全、走向可持續發展、并最終擺脫對匱乏的農業資源的過度依賴的首要選擇[50]。近年來中國糧食生產統計結果表明，環境修復與中國的糧食供應之間沒有相關關系[25]。但是，環境修復與消除貧困之間的關系卻模糊不清，這是因為凈收益偏向于富裕人群，因而貧困人群承擔了相對更多的環保費用[48]。
環境問題日益成為社會爭論的焦點，可持續發展成為眾多國家社會發展的基本戰略。貧困與環境惡化相互作用，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對世界上最貧困人群的影響最為嚴重[51]。為了使環保政策的經濟激勵機制更加公平、公正、有效，必須科學理解生態系統服務是如何從一個地區流向另一個地區、哪些人群從生態系統服務中獲益、以及哪些人群因保護這些服務應該得到補償。由于生態修復項目的目標并不是建立一個高效的市場，而是鼓勵人們去追求既有利于自然環境又有利于人類生存的可持續發展方式，因此短期性和經費不足的生態系統補償機制很容易失敗[27]。地方政府開展諸如建立自然保護區的生態保護時，中央政府必須提供足夠的經費來彌補這些項目對區域經濟和當地居民生計的負面影響[6]。在中國，政府和公眾對生態系統服務從一個地區流向另一個地區間的信息知之甚少，中央政府僅支付天然林保護項目費用的一半，也沒有支付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的管理費用，其它生態修復項目的支付更少。雖然將區域性的責任與權利相結合是一條明智的途徑，但是，由于生態修復項目主要集中在中國的邊緣貧窮地區，地方政府的稅收主要來源于森林采伐和放牧等基礎的產業，同時由于項目中沒有發展新的產業來補償項目區的經濟損失，禁采和禁牧政策使這些地區的經濟嚴重縮水[52]。事實上，土地的使用者們從環保性土地利用方式（如森林保護）中獲利極少，通常要少于將土地轉變為其他用途（如放牧）所得到的利益，因此他們會因個人利益驅使破壞森林而非保護林地[53]。人類的生存條件與環境條件緊密相關[27]，事實上，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取決于政府和個人的選擇[54]。要使中國的環保政策和項目行之有效，參與者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研究結果表明，在大規模環境修復工程的實施過程中，人們對于環保政策的態度也在平穩進步。2005年對隨機抽取的六省市（北京、上海、湖北、湖南、河南、陜西）的5 000名居民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91%的被調查者認為中國環境已經嚴重惡化[55]；而1999年的類似調查中只有44%的被調查者持同樣觀點[56]。2005年，78%的被調查者支持政府投資3 000多億人民幣（接近2004年政府財政的10%）開展退耕還林還草工程[55]。項目區的農民愿意每人捐贈256[55]至538[57]元人民幣來改善中國的自然環境。由于退耕還林還草工程所補償的糧食比實際退耕損失多，在陜北地區，僅有19.1%的農民認為他們的生計受到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的負面影響[5]，有超過90%的農民支持開展退耕還林還草。結果導致地方政府鼓勵農民退耕的耕地數量比中央政府起初規定數量更多[58-59]。與其相反，由于天然林保護項目所實施的禁采、禁牧政策缺少必要的補償措施，在陜北地區有34.9%的農民、47.0%的牧民和59.8%的林業工作者認為他們的生計受到了該項目的負面影響[60]。研究結果表明，由于天然林保護項目的實施，給項目區居民帶來了大約23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61]。由于天然林保護政策對木材采伐的限制，項目區稅收顯著減少，從而進一步導致區域性基礎設施、初級教育、醫療保健及其它公益項目方面的投資減少[61]。同時，禁采政策也限制了農民使用自己木材和植被資源的自由，因而減少了對林業投資的積極性，并且影響了國有林場的可持續發展[62]。這項政策也加深了國內木材供需間的鴻溝，使林業產品的進口量顯著增加[19，63]。由于木材生產項目中原計劃每年1 345×104 m3的目標并未實現，2001年中國林業產品的進口量增加了35%，并且在2002年突破9 450×104 m3[19]。
盡管很多農民對于退耕還林還草工程提供的糧食和經濟補償表示滿意，但只有極少數人認為植樹（8.9%）種草（2.2%）應該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首要目標。在該項目的參與者中，陜西省的37%[5]，貴州省的34%、寧夏的29%的農民[52]表示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結束后，他們將會再次將土地轉變為農業用地。因此，當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結束后，許多已修復的植被面臨被再一次開墾的危險，項目環保成果的維護面臨較大風險。同時，由于退耕補助的糧食收益高于農民當年損失，這樣刺激了農民退耕的欲望，2001年四川省計劃退耕8×104 hm2，而實際退耕20.7×104 hm2。有的地方將所有的耕地一次性全部退了耕。退耕還林政策對農民的實際需求了解不足，國務院規定生態林的比例為80%， 經濟林比例為20%，而1999年， 川陜甘三省經濟林的比重高達64.1%，比規定要求高出44個百分點[64]。政府愿望與實際之間的巨大差距，也暴露了中國環境政策存在的不足。
在中國，幾乎每一棵樹都是由貧困農民種植，然而，除了每公頃750元人民幣的種苗采購費外，荒坡造林時他們幾乎得不到任何經濟補償[65]。這些費用無法彌補封山禁牧造成的經濟損失。在發展中國家，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往往比使用者的生活水平要低，因此為了公平，國際慣例是更加偏向于環境補貼而不是征稅[66]。其它一些直接或間接目標，如消除貧困、發展區域經濟、提高執政能力，都會對項目的設計產生明顯影響。因為小農經濟規模小、技術水平低、資本少、抵御風險能力弱，因此，難以預測的環境修復政策對那些區域差異顯著的個體農民危害甚大[67]。不幸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于農林交界地區生態系統服務從森林向農田流動量較大，政府決策者將注意力集中在了這些地區的農業與環境之間的碳素和土壤礦物質的流動。由于忽視居民生計的需求，政策帶來的經濟利益逐漸減少，森林和農田之間的生態系統服務的交換逐漸萎縮，對農村貧困造成的負面影響逐漸加劇[68]。貧困人群的個體行為（包括學習和對環境的適應）呈現記憶性的路徑依賴，具有滯后性、表現出非馬爾可夫行為或者叫時滯性[69]。國內外實踐經驗表明，如果生態修復項目不能持續改善當地居民生計、或者不能改變當地居民對原有土地利用方式的依賴，那么，當生態補償結束后環境會再次退化[5]。同樣，如果生態系統服務的接受者對他們支付后得到的服務不滿意，生態補償項目也無法可持續發展[53]。因此，必須設計綜合性項目來改變居民對原有生存路徑的依賴，并且使他們的生計得以持續保障。
與環境相適應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實踐必要性，如果沒有適當的經濟發展就無法達到環保目標。因此，對于環保政策來說，消除貧困是關鍵；同時，伴隨消除貧困的環保投資也很重要[70]。生態補償是實現環保目標、維護生態健康的關鍵[30]。人類的生計嚴重依賴于自然資源，因此，我們必須擬訂有效的政策保護這些資源[71]。歷史經驗表明，當環境保護與由糧食、能源和利益驅動的土地利用方式相沖突時，環保目標根本無法實現[72]。生態系統是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基礎，我們必須認識并且推行更好的生態環境保護方式，通過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平衡、適應氣候變化等方式來實現環境修復目標。因此，成功的環境修復需要來自土地管理者、政府決策者、科學家、教育家的多方參與[73]；僅僅靠國家林業總局的監督管理很難實現預期目標。在很多情況下，問題的源頭并非市場失靈，而是政策的扭曲執行[66]。由于環境利益分配的非均衡特征，成功的環境保護項目需要有一種合理的機制確保各個團體均能受益[48]。
3 結 語
中國的實踐經驗表明，改進農業技術，給受影響的農民提供適當的補償可以改善環境和促進社會發展，同時避免貧困導致環境破壞而環境破壞又加劇貧困的惡性循環。但是，三北防護林工程和天然林保護項目沒有考慮到項目對當地居民生計的影響，以及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缺乏對居民的長期支持，使很多在項目期間修復的植被面臨著被再一次轉變為耕地或牧草地的危險，從而使這些項目的環保成果的可持續性大打折扣。林業部門對人工造林工作有著極高的熱情，但對草地等非林植被的修復重視不夠。同時，在植樹造林時經常忽略地形、氣候、水文條件對樹木生長發育的影響，因此，盲目大規模人工造林政策非但不能改善環境反而會導致環境退化。必須注意到森林生態系統中并不是僅有喬木和灌木，還包含有草本植物、苔蘚及其它一些低等植物，所有這些物種共同形成完整的植物群落。半干旱地區的實踐說明，植樹造林并不是修復退化生態系統的唯一的途徑。環境修復的可持續性戰略必須明確地將生態、經濟和社會問題融為一體。為了能夠減少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實現可持續發展，管理者必須充分利用自然修復的方式恢復在當地條件下更具持續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生態修復必須為區域長期經濟發展、為國家乃至全球對環境健康的需要和可持續發展服務。類似于三北防護林工程、天然森林保護項目、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這樣的戰略項目必須對受影響的農民給予合理補償；通過基本農田建設為那些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居民提供新的更環保的耕地和技術；開展就業培訓、創造就業機會，使當地居民在項目結束后，除了農事活動外、還有更多的選擇；由于時間和空間尺度對生態項目的實施效果存在顯著影響，因此開展大尺度生態修復效果的研究非常棘手；同時，生態修復工程對種植結構、產業結構和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影響是環境政策學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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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China’s LargeScal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gram on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CAO ShiXi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