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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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

明朝晚期的“異端”李贄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思想與中國傳統儒學的關系，近幾年岳麓版教科書對該部分知識的處理無論是課題的名稱的變化“從‘明清之際的思想批判’到‘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還是具體內容的表述都有較大的變化。可見，該部分知識學生確實存在不易理解之處，反思教學，本文試從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三個層面為學生解疑釋問。

第一，從政治主張層面，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對君主專制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體現了早期民主啟蒙思想。黃宗羲痛斥君主專制“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引自《明夷待訪錄?原君》），從而使人民“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顧炎武非常贊賞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認為自己的觀點“同于先生（黃宗羲）者十之六七”（引自《與黃太沖書》，見張穆《亭林年譜》）。在對君權的問題上，他提出了“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引自《亭林文集》卷1）的命題，反對君權的專制。王夫之在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中，反對秦始皇把天下看成一己之私產，稱其為“孤秦”；針對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后不僅沒有使宋朝強大反而在北方強敵面前“形勢解散”的狀況，稱其為“陋宋”。

可見，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并不是從根本上反對封建的政治制度，他們的政治主張僅僅是其在看到統治階級的政治弊端、政治腐敗后提出的支離破碎的不全面的方案，是在不動搖封建統治前提下進行的修補，而可見其仍然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利益，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提出系統、全面的改革社會的新方案。

第二，從經濟主張層面，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針對封建統治者提出的“重農抑商”政策，順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潮流，提出了“農工商皆本”的思想。黃宗羲痛斥“世儒不察”“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以工商為末”的傳統做法。他認為，古代圣王所說的“崇本抑末”之道只是針對一些不符合儒家人倫日用的消費方式及其經濟行為；同時他提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出于途者，蓋皆本也”（引自《明夷待訪錄》），可見，對于真正有利社會經濟發展的工商業，古代圣王不僅不加以抑制，而且設法使他們到自己的國家來。王夫之通過對明末清初的社會經濟事實的考察，也提出了“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掌握經濟命脈）也”的主張，反對僅僅以農為本的思想，而是主張以農為本的亦工亦商，在滿足人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基礎上發展手工業與商業。顧炎武通過實地觀察也認清了明代中葉以來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大勢。他認識到私欲的合理性，認為正是每一個人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的欲望，才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最直接的動力。在他筆下，中國東南沿海的商人也有著如西歐商人那種明知航海危險也要冒死以往的精神：“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異時海販船十損二三，……蓋海濱民射利如此。”（引自《天下郡國利病書》）他主張自由貿易，包括開放海禁，允許民間商人出海開展對外貿易活動，反映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為了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他還極力主張幣制的統一，反對地方保護主義的貨幣政策。他說：“近日河南、陜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滑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顧炎武的這一論述，反映了打破地域壁壘、建立統一的全國貿易市場的時代要求。

可見，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并不否定以農為本的思想，而是主張在以農為本的同時，實現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并重，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三，從思想文化層面來看，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對宋明理學進行了批判。當時公然以“異端”自居的李贄的反封建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儒家經典如“六經”、《論語》、《孟子》等抱著蔑視的態度，說其“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便出自‘圣人之口’也不過是因病所發的藥石，并非萬世之至論”（引自《焚書》卷3），并提出了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原則，必須打倒盲從的教條，建立“今日之是非”（引自《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二是在人性問題上，主張“圣人”與“凡人”平等，沒有貴賤高低之分，否定了儒家傳統的等級人性論。三是其思想中“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為見短也”并公開招收女弟子所體現的男女平等的思想，體現了其向世俗觀念的挑戰。而黃宗羲在論證“臣道”時也指出，人們出仕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引自《明夷待訪錄?原君》），他敢于以“為天下”去否定“為君”，以“為萬民”去批判“為一姓”，表現和傳統封建思想相對抗的傾向。

第2篇：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

一城市、市鎮經濟研究

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是本區域清代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漢口、景德鎮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視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鎮、墟市以及對市鎮體系的考察。近年來，還出現了對一個省乃至長江中游全區域市鎮經濟的綜合研究。這種研究趨勢的發展的特點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長江中游區域城鎮體系的層級特點，即屬于全國性或全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規模大，數量也與本區域在全國的地位相匹配；初級市場——大量的介于縣與村之間小市鎮(集市)數最多、分布廣；而處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間的中間層級的城鎮數量少，起不到在前兩級之間的承接作用。

漢口。關于長江中游地區城市和市鎮經濟的研究以漢口最多。吳量愷在研究清前期國內市場時已注意到漢口在全國商品轉運、銷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漢口為例說明城市經濟和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③。其后，吳量愷又在對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漢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為全國性的轉運中心、各地商貨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動中心，其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是互為條件的。轉運貿易的興盛促使湖北自然經濟發生分解，刺激了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也對全國經濟局勢產生影響④。

陶建平的研究認為，至遲到康熙年間，漢口已成為一個商業網絡極為遼闊的大商鎮，其形成原因可以從物資依托、地理優勢、社會氛圍和武漢原有的貿易基礎方面考慮。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商人組織的涌現乃至當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漢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業的發展都起了影響和促進作用⑤。宋平安從市場、商業組織、貿易及其機制、交通諸方面對明清漢口商業經濟體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作為轉口貿易型城市，清代的漢口已處于其商業經濟的“黃金時代”，漢口商業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但解體是相對的，由于農業經濟的制約，轉運型貿易城市無法真正自立。漢口商品經濟的繁盛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狀況與命運⑥。石瑩認為清代前期漢口鎮興起并發展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正是“兩通”(交通、流通)發展的結果。并對清前期漢口商品市場的形成、規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漢口市場具有明顯的消費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作為一個典型的商業城市，依靠轉運貿易形成的商業繁榮，其商品流通的性質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封建經濟的重要補充⑦。關文發從漢口商業發展的歷史因素、背景條件和地理優勢對漢口商業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漢口之興與漢陽奠定的基礎有直接的關系，鸚鵡洲的湮沒間接地促使漢口成為大市，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則是漢口興盛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為漢口的地理優勢轉化為商業優勢提供了前提，實現了漢口歷史上的第一次起飛。關文發探討了商業的主體結構以及商業行幫等問題，指出漢口主體行業的發展與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勢有關，但是由于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漢口工業與商業發展不平衡。漢口商幫對于漢口市場環境的形成、對于漢口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張國雄通過對歷史上武漢市場轉移的考察，也認為由于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商業市場更明顯地向漢口集中，使漢口后來居上，成為著名商業中心。漢口在短短幾百年間的崛起，其原因在于兩湖平原大開發帶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和商品生產的發展，為城鎮商業繁榮提供了物資依托，唐、宋商業的繁榮為明清商業網絡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同時還在于漢口所處的地理交通優勢適應了社會生產對商品市場的需求。清代的漢口已是全國性商品市場，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也是各地商人廣泛集中活動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漢口商業資本發展的狀況與原因⑩。王永年對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以及對外貿易和商業發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國學者羅威廉對漢口商業行會的研究作了介紹⑿。任放對漢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陳鈞對漢口商業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對武漢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漢口經濟研究更推向縱深。

景德鎮和沙市。在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鎮的興起，不是因為它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處要沖而繁榮，景德鎮之所以成為城市，全憑瓷業的發展，是一座單一的手工業城市。但它又與明清時期江南的手工業城鎮不同，就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而言，明清時的景德鎮已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歷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鎮的前面，成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將其景德鎮研究總結為一部專著⒄。蕭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鎮作為工商業城市逐漸形成和發展，以及與農村分離的過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鎮走向繁榮的階段，這一時期瓷業發展的特點是以小型民營手工工場為主，出現了燒造聯合的較大的手工工場。景德鎮同農村分離的過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預示著有向近代城市轉化的趨勢⒅。曹國慶的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鎮活動非常活躍，這與瓷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繁榮，景德鎮瓷器原材料對徽州祁門瓷石的依賴，以及徽商的經商才能等多種因素有關⒆。曹國慶與蕭放還根據實地調查材料，結合有關文獻討論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商業貿易、行會、城市社會生活，以及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等問題⒇。此外，近年關于景德鎮的綜合研究，還有方李莉的《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21]。

在長江中游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中，關于沙市的研究僅次于漢口和景德鎮。徐希凱討論了清末民初時棉花貿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與沙市城市經濟之間的關系[22]。吳量愷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時同時指出，沙市與漢口一樣具有轉運貿易性質[23]。陳關龍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詞等史料對明清時期沙市的商品市場進行了探討，認為沙市經歷了明清之際的蕭條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豐同治時商品市場繁榮，并分析了其繁榮和貿易發達的原因、清末開埠后傳統市場的被沖擊，以及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張國雄的研究綜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論點，在考察商品市場和商幫的基礎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結構與漢口相似，帶有明顯的消費特征，貿易的功能主要是轉口貿易，這與其地理位置有關，隨著兩湖平原開發的深入和漢口的興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鎮經濟研究。關于宜昌，吳量愷的研究說明，它與漢口、沙市一樣，屬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轉運貿易城市，但地位與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個階段，認為宜昌是一個轉口性極強的貿易城市，并進一步闡述了轉口貿易城市的發展和國內經濟狀況、社會環境、運輸狀況及地理環境的關系[27]。

蕭放討論了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景德鎮、河口鎮、吳城鎮、樟樹鎮)發展的共同特點以及各自在工商業和貿易中的側重[28]，并且就樟樹鎮藥業的發展作了詳細的個案研究[29]。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對于初級市場形態以及偏遠地區的市鎮和墟鎮的考察逐漸增多。徐曉望在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中討論了江西農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場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墟鎮的數量、規模、層次以及分布特點[31]。曾學優探討了贛江中游的農村小市場、縣級市場和地區市場，實際上也是關于市鎮、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贛江中游地區市場分布的特點，指出清代贛中地區已初步形成農村市場網絡[32]。謝廬明利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對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的數量、類型及特點進行描述和分析，探討了近代社會變遷對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并分析了當地農村墟市在近代市場化過程中遲緩的深層次原因[33]。

李華在關于清代湖南商業的研究中對長沙、湘潭、衡陽、清泉縣城、衡山縣城等的商業發展形態進行了分析，填補了這些地區城市經濟研究的空白[34]。王朝輝以永順縣王村鎮清末至民國年間桐油貿易與港口勃興為切人點，討論了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35]。張家炎的研究認為，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動，有利于加速該地區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同時也促進了該地區農村市鎮的繁榮，然而其商業只限于初級農副產品輸出和境內外物資簡單轉運貿易，市鎮功能過于單一，不利于農村經濟突破種植業為主的結構，使得江漢平原始終只以農業見長[36]。

此外，許檀關于明清農村集市的研究中對長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廣、江西的農村集市與華北大體相同，是在明代中葉起步，清代中葉時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農村集市網[37]。

關于本區內較大范圍市鎮經濟的整體性研究，較早的是劉石吉對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鎮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來許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碩士、博士論文的研究，將長江中游區域市鎮經濟史研究基本覆蓋。許檀對江西商業城鎮的研究認為，由于贛江航道在江西商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獨口通商，大庾嶺商道在全國南北貿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嶺商道沿線的七個商業城鎮的興盛及其與大庾嶺商道的關系[39]。巫仁恕和傅樂園分別探討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40]。任放則考察了明清整個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經濟，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市鎮網絡、墟場和集期、專業市鎮、市鎮與倉儲、市鎮管理機制、市鎮功能以及以漢口為代表的市鎮經濟的近代轉型，內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開拓和深入為前人所未及[41]。方志遠在其專著《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42]中對本地區城鄉市場進行了層級劃分(作者文中稱為“有形市場”，實為學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鎮)，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點、專業市場(市鎮)以及決定其規模的諸因素。

二市場、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國性清代經濟史研究中，涉及到長江中游地區市場(廣義的市場)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和《論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43]對清代長江中游地區在國內市場中的地位、糧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進行的總體性考察，其結論對隨后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吳量愷對清代前期國內市場進行了考察[44]，認為清朝前期區域性市場已發展為全國性市場，商人遠距離活動活躍，并指出了全國商品糧運銷中湘鄂地區的作用。方行對市鎮經濟功能類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給”型市鎮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場”功能性質的市鎮，但論述的重點是江南地區“多功能全面發展”的市鎮[45]。傅衣凌認為明清時代國內市場已經初步形成，較早地論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級市場，如洪江、劉家隔、樟樹鎮，專業市鎮如漢口、江西景德鎮和東鄉縣，以及江西鉛山的商品市場、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畫了明清長江中游在全國市場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陳學文的《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也部分涉及到長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隨著清代經濟史其它領域研究的展開，對長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寬深入。如徽州學研究中關于長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長江中游的地位顯得重要起來。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是對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總結，其中“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涉及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的商業流通情況；“徽商在茶、木、糧、典和棉布業中的經營活動”探討了除鹽業以外，徽商所從事的大宗商品的長途販運貿易活動，包括徽商與茶葉貿易、徽商與木材貿易、徽商與糧食貿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幾個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別對徽商與吳楚貿易、木材貿易進行了專題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長江中下游長距離商品貿易外，對本地區商品流通的專門研究，目前僅限于糧食、食鹽和棉花的流通。其中關于糧食流通，較早的是80年代初陳支平對清代江西糧食運銷的研究。他詳細考察了江西產生省內糧食運銷的原因和特點、省外糧食運銷的方向和路線，估算了外運糧食數量，并指出其對東南沿海和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及其有限性。這一研究可稱為研究區域糧食運銷的優秀范例，亦為本研究領域長期無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糧食貿易研究圍繞著“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展開。吳琦在對清代湖廣漕運的研究中，論述了湖廣漕運(主要是糧食)與商品流通的關系及其對城鎮發展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對本地區商業城市繁榮的推動作用[51]。鐘永寧用計量方法討論了18世紀湖南糧食輸出的可行性問題[52]。張國雄對兩湖糧食外運的研究認為，“湖廣熟，天下足”這一經濟現象產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運糧食有漕糧、官府采買和民間商販三種結構，其集中的方式、解決的問題以及產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時期的余糧輸出省中，兩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這一觀點在張國雄與梅莉合著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也有表述。張建民在其關于“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中也考察了長江沿岸的米糧流通[54]。方志遠的近著對以上觀點作了總結研究。此外，張巖考察了漢口糧食的省外省內運銷情況及其性質和影響[55]。最近，鐘興永在對湘米貿易的研究中，對清代湘米產量和輸出渠道、省內湘米市場網絡、湘米交易方式、貿易價格以及湘米貿易發展的原因等作了更為細致的考察，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對長江中游糧食貿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遠對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流通的研究非常詳細，包括淮鹽的行鹽區與行鹽額、政府對淮鹽和私鹽販運的不同態度，以及淮鹽在湘鄂地區行銷的狀況[57]。關于棉布流通情況，劉秀生論述了清中期湘鄂贛地區棉布生產的自給性，討論了其區域內市場和外銷市場圈，從而考察湘鄂贛市場圈在清代全國布匹市場格局形成中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形成這種格局的原因。這一研究別開生面，很有價值，對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無論就其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而言，均可稱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上乘之作[58]。對于其他經濟作物作為商品的流通，目前雖未見到專門的研究，但一些學者的研究已對本區域的藍靛、甘蔗、苧麻和茶葉的流通有所涉及[59]。

關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鎮經濟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時常交織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對徽商的研究和曹國慶對景德鎮徽州瓷商的研究。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長江中游的活動、經營行業、經營方式、商業資本流向情況。李華對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專門的研究。他認為清代湖北農村由于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農產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來，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勢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頻繁還促進了大小市場和專業市場的形成，但占絕對多數的仍是小市場，進而指出湖北農村經濟在全國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鄉則活躍著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幾個外省商幫，為其他省份所少見，這一現象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動的各商幫中，本地商人似乎最為強大，他們不僅在本省經商，且在鄰省城鄉活動，湖南商人在當時全國眾多商幫中處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遠近著對湘鄂贛地區的商人亦作了總結性研究，內容涉及商人的社會構成與資金來源、經營行業與方式、經營觀念與利潤投向以及商人組織與市場管理。

三農村經濟的研究

關于農村經濟的研究，80年代較少，90年代學者對這一領域的關注開始加強。這方面的專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61]，他在書中關于城鄉商品經濟、江西工商人口流動的研究，具有開拓意義。陳學文、鄭昌淦以及劉秀生等學者在全國性商品經濟研究中對長江中游經濟均有涉及[62]，可視為清代本地區在全國經濟地位的一種反映。對于本地區的研究專著有吳量愷的《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63]，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關于農村經濟的論文，也大量集中于糧食研究。譚天星就兩湖糧食產量、糧食商品化、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兩湖農業經濟發表了多篇論文[65]，是較早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江漢平原農業研究方面，張家炎的貢獻尤多，除前文介紹的關于農業開發對當地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影響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漢平原地區的水稻生產、作物結構特征以及該地區農業發展的地區特征、湖北雜糧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漢平原糧棉兼重、各種類型均有發展的特點。他并撰文比較兩湖平原和長江三角洲農業的發展，圍繞“蘇湖熟，天下足”和“湖廣熟，天下足”諺語的轉化，討論了兩地農業重點的次第轉變、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轉變的正負作用、城鎮工商業對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已從描述、分析的研究積累上升到理論總結的高度[66]。張國雄是又一位對“湖廣熟，天下足”有專門探討的學者，在前引張氏與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時他還專門發表了討論該諺語的經濟地理特征和產生條件的論文[67]。龔勝生除了前文介紹的對兩湖農業地理的研究外，還專門考察了清代兩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對兩湖米價的考察中指出，清代兩湖米價經歷了一個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趨勢過程，這個趨勢過程與其耕地負荷量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實質上反映了人地關系的演變，清代兩湖米價的長期上漲還對其民生狀況產生了深遠影響。另外，龔勝生對本地區耕地結構的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在對明清載籍耕地類型進行的探討中，龔氏闡述了該地區耕地結構的特點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條件的制約是該地耕地梯度差異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響該地區明清商品大米輸出諸因素中的主導因素[68]。此外，李華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產[69]，梅莉探討了湖北的農業區域特征[70]。

關于本區域經濟作物的研究，龔勝生考察了兩湖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和棉花的集中產區[71]。梅莉對湖北茶葉的集中產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葉發展的兩個階段，分析了各階段的發展情形和原因[72]。李華對湖北、湖南經濟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經濟作物種植與商人活動、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73]。關于江西經濟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樹基的研究較早地涉及到贛南和贛北經濟作物的種植。[74]其后于少海在對贛南商品經濟的考察中再次討論了贛南的經濟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還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76]昌慶鐘、李衛東等則對清代江西省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討[77]。至此，對于湘鄂贛三省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基本覆蓋。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該書內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專題均有總結性研究外，于湘鄂贛經濟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謂用力匪淺，在茶葉、棉花的研究之外，又開辟了對苧麻、藍靛、煙草以及其他作物種植與加工的研究。

90年代還出現一些對于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方行、李華對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對江西撫州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79]，徐曉望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總體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對江西浮梁縣農村商品的考察最為細致，他認為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商品經濟繁榮，浮梁農村則自然經濟穩定，一個地區之內，先進的手工業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長期并存，很不相稱，城市雖能帶動農村輸出大量農村商品，卻不能引發農村經濟性質的變化[81]。

四 手工業和礦業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華對湖南采礦業的考察[82]和梅莉對湖北紡織業的研究[83]。江西手工業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景德鎮瓷器的研究，此處不再贅述。

本區域手工業和礦業整體性的研究以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中相關專題的考察最為全面，其內容包括制瓷業、造紙業以及各種經濟作物加工業(棉布加工業等)。文中比較了主要手工業與經濟作物加工業的異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簡單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學含量，但基本上屬于手工生產，其動力均為原始動力。差異性則表現在生產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會效應等方面。該書還考察了本地區的礦冶業及其生產方式。

五 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研究

清代也是長江中游部分地區的經濟大開發時期，這方面的研究較早的有80年代曹樹基對流民與江西山區開發的考察[84]，但這時的研究只注重開發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還未對其引發的環境問題進行考察。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展開，經濟開發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其生態效應的問題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張建民較早地在這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清代湘鄂西部山區人口的急劇增長推動了開潮，而落后的開發手段和水利條件，加上在不宜糧的山區進行以糊口為目的的開發，造成單一的生產、超薄型平面墾殖、以消耗甚至破壞自然資源為實現經濟增長手段的經濟特征。這種開發雖實現了量的增長，但最終造成森林等資源的破壞和浪費、與此相關的多種經營的枯竭以及在當時即已出現的水土流失現象或傾向。另外他還就江漢平原、洞庭湖區垸田與水災進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該地區生態惡化的問題[85]。

此后，宋平安對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分析[86]。龔勝生探討了清代兩湖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問題，認為兩湖在乾隆時期出現了人口壓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會安定、人口增長，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壓力的緩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擴散——土地開墾來實現，從而引起生態環境的惡化。對此清人雖已有認識，但囿于時代的局限和現實的困難，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張國雄對兩湖農業的研究也注意到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關系[88]，在《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又分析了兩湖平原水旱災害的變化及其與垸田經濟的關系，以此考察大開發過程中經濟效益與生態效應的相互影響，從而使兩湖經濟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來關于本地區市鎮和商品經濟綜合研究的出現，說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正在朝著趕超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的方向邁進。但與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珠江三角洲經濟研究相比，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仍然處在弱勢。無論是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析，還是理論高度的總結，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無論是方法論還是研究思想，本區域的研究都有待學者繼續探索。

綜上所述，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還存在著以下不足，筆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領域研究不平衡。對城市和市鎮的研究比重較大，也出現了一些總結性研究成果。但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鎮，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鎮的研究，對于廣大的中小城鎮，雖有涉及，但從整體來看，還遠遠不夠。對商品流通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在整個區域經濟研究中的比例適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關注到糧食、棉花、茶葉幾個大類，最多的還是集中于對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對于各類商品的生產圈、輻射圈、流通路線及其在清代的變化之類的研究基本還是空白。另外，對于手工業、礦業的研究還很薄弱。

二是同類研究中的重復內容很多。不知是學術態度的問題還是學術信息不暢，筆者在閱讀前人研究成果的過程中，往往發現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結論。因此，本領域的研究也亟待學者加強學術交流，拓寬視野，共同推進。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陳舊。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確有一大批論文堪稱優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創新不足，從而無法在理論上升華。

今后的研究，竊以為可以從以上薄弱環節出發，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礙，使本領域的研究達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關于清代湖廣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經論壇》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吳量愷：《清朝前期國內市場的發展》，《科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2期。

③ 吳量愷：《明清時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商業貿易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2期。

④[23][26] 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時期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同上。

⑦ 石瑩：《清代前期漢口的商品市場》，《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2期。

⑧ 關文發：《試論清代前期漢口商業的發展》，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張國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論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和演變》，《江漢論壇》1988年4期；《晚清漢口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商業的演變》，收入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紀漢口商業行會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紅：《傳統市鎮近代化芻論——以漢口鎮為個案的研究》，《人文論叢》2000年號。

⒁ 陳鈞、任放：《世紀末的興衰——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經濟》，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陳鈞：《武漢近代商業文化的結構分析》，載《近代武漢城市文化散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責任公司，1994年。

⒂ 楊蒲林、皮明庥：《武漢城市發展軌跡》，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吳勇：《漢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時期景德鎮城市經濟的特點》，《江西社會科學》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蕭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鎮的形成和發展概述》，《江西社會科學》1987年3期。

⒆ 曹國慶：《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徽州瓷商》，《江淮論壇》1987年2期。

⒇ 曹國慶、蕭放：《景德鎮考察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凱：《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貿易與城市經濟》，《江漢論壇》1988年4期。

[24] 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7] 段超：《試論清代宜昌城市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8] 蕭放：《試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發展的特點》，同上。

[29] 蕭放：《明清時代樟樹藥業發展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曉望：《清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時期一個典型農業地區的墟鎮——江西撫州府墟鎮試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

[32] 曾學優：《清代贛江中游地區農村市場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謝廬明：《贛南的農村墟市與近代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輝：《試論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吉首大學學報》1996年2期。

[36] 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4期。

[37] 許檀：《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研院經濟所，1989年；或見《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

[39] 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鎮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臺灣大學1991年碩士論文；傅樂園：《明清時期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武漢大學2001年碩士論文。

[41] 任放：《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研究》，武漢大學2001年博士論文。

[42]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張海鵬：《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論徽州商人與吳楚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與明清時期的木材貿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陳支平：《清代江西的糧食運銷》，《江西社會科學》1983年3期。

[51] 吳琦：《清代湖廣漕運與商品流通》，《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52] 鐘永寧：《試論十八世紀湘米輸出的可行性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3期。

[54] 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述論》，《中國農史》1987年4期。

[55] 張巖：《清代漢口的糧食貿易》，《江漢論壇》1993年4期。

[56] 鐘興永：《清代湘米貿易論略》，《中國農史》2001年1期。

[57]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的輸入與運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4期；或見《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58] 劉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贛棉布產銷與全國棉布市場格局》，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6期；陶德臣：《晉商與西北茶葉貿易》，《安徽史學》1997年3期。

[60]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經商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年。

[63] 吳量愷：《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

[64] 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65] 譚天星：《清前期兩湖地區糧食產量問題探討》，《中國農史》1987年3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4期；《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初探》，《農史研究》第9輯；《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影響》，《中國農史》1990年1期。

[66] 張家炎：《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評析》，《中國農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漢平原作物結構研究》，《古今農業》1991年3期；《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雜糧作物》，《古今農業》1996年1期；《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村經濟結構演變探異》，《中國農史》1996年3期。

[67] 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3期。

[68]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的玉米和甘薯》，《中國農史》1993年3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年2期。

[69] 李華：《清代湖南農村的稻谷生產及其商品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農業區域特征分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4期。

[71]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古今農業》1993年3期；《清晚期兩湖纖維作物的種植與發展》，《古今農業》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葉及其生產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2期。

[73]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又《清代湖南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3期。

[7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年4期；《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試論明清贛南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

[77] 昌慶鐘：《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發展的原因》，《南昌大學學報》1993年3期。李衛東：《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中國農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51991年2期。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時期浮梁的農村商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時期浮梁的田畝數和畝產量》，《江西大學學報》1988年1期。

[82] 李華：《清代湖南的采礦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

[8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85] 張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區的經濟開發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漢一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51987年2期。

[86] 宋平安：《清代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探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2期。

第3篇：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

案頭題材的發展衍化自從一開始便依附于人物畫,其后隨著人物畫和花鳥畫的不斷發展和變化,催生了案頭題材的衍化,案頭題材的衍化也反應了人物畫和花鳥畫的變化。

一、表現內容上的繼承與發展

自明清起,案頭題材就開始大量出現在花鳥畫中;無論是人物畫還是花鳥畫,此時表現的案頭內容較之前有了巨大的發展。

在明清至民國時期的人物畫中案頭內容一如既往的大量出現,它不僅豐富了人物畫的表現力,也讓我們一窺繪畫變化發展背后的社會和歷史變更。在明清時期的繪畫中,按照案頭內容大致可以概括為三類:(1)以蔬果題材為主,比如剛剛從集市買來的河鮮、水果,田地里剛剛采來的時令蔬菜,這些表現市民日常飲食和不同地域風貌的食材成為畫家們樂于表現的題材。(2)以盆景為主,比如人物畫中為了營造空間的室內盆景、花鳥畫則以各種花卉盆景為主題。(3)表現民眾的實用生活器物,比如茶壺、燭臺、油燈等。表現貴族和士大夫宴飲內容的場景在明代的雅集圖中還時有出現,但自明末后幾乎就消失了。代之于表現市民階層的各種實用的生活器物。這些題材在齊白石、吳昌碩的畫中都有出現。

比較唐宋元人物畫中的案頭內容,20世紀海上畫派繪畫中案頭內容顯然有了明顯的不同,這主要與其畫家的身份不同有關,表現唐宋元案頭內容的畫家大都是宮廷畫工,他們為皇家服務,表現皇家及貴族上層階級的生活和趣味,因而,選擇的案頭內容均與貴族上層階級有關。而明清之后,隨著市民文化的發展,畫家的社會地位遠不能與宮廷畫家相比,他們更多地生活于民間,故表現內容也多與市民生活狀態有關。其背后的社會原因是清末隨著清政府統治的沒落,中國傳統花鳥畫急于擺脫傳統文人畫蕭逸疏遠的意境,而迎接新興城市的審美意趣,時代呼喚繪畫出現新局面,海派的出現正是順應了這種要求,表現出了強烈的時代特性。同時作為經濟發達的現代城市結構的改變,畫家成為一種謀生職業,按勞取酬,為海派畫家的藝術創作提供的物質保障,也同時由于西方物質文明及藝術主張、新興城市市民審美時尚的影響,海派花鳥畫呈現了清新妍麗、雅俗共賞的新風貌。

二、畫面地位

此時案頭內容在畫面中的分量和地位越來越重了,從趙之謙、吳昌碩等畫家的作品中就可以看見。繪畫題材豐富了,在畫面中的地位改變了,我們可以看到案頭內容不同于唐宋時期在畫面中的次要地位,此時已經成為一部分畫家繪畫作品中的主體了。

除了極少一部分用來表現文人雅集題材的作品中案頭內容還是繼承之前的作用外,我們會欣喜地發現一部分人物畫對營造畫面空間和氣氛特別的重視,這種現象的出現是人物畫不斷發展的結果,也和西洋畫的傳入中國有關。在這些人物畫中我們可以明顯看見案頭題材開始被越來越多的重視,畫家們也越來越自覺的認識到畫面的空間、畫面中人物的氣氛、畫面本身的豐富,越來越多的需要案頭題材的作用。

花鳥畫特別是寫意花鳥畫在明清兩朝有了長足的發展,出現了徐渭、陳淳、、趙之謙等等一大批影響力很大的畫家。案頭內容在花鳥畫中的大量出現主要在清代中葉至民國時期。花鳥畫的長足發展也使以表現案頭內容的花鳥畫占據一定地位。此時花鳥畫中的案頭內容和人物畫中的案頭內容有著極大的變化,人物畫中的案頭內容無論如何也不過是人物畫中的第二主體,而此時花鳥畫中的案頭內容, 已儼然成為了第一主體。

由此可見,明清到民國時期海派繪畫案頭題材相較于五代宋元時期有了極大的變化。無論在表現的技法上,還是在畫面主次關系上都和唐宋元有著巨大的不同,表現內容也更加豐富,表現技法上的不斷創新、畫面中地位的不斷攀升。

三、表現手法

海派花鳥畫中的案頭題材在表現技法上比之前要豐富許多,無論從它隸屬的題材還是它所具體運用的技法我們都可以明顯的看到。在題材上,中國畫技法的豐富讓題材的范圍不斷的擴大,題材范圍的擴大讓更多的案頭題材進入畫面有了可能。在具體技法上,案頭題材在工筆、沒骨、寫意上都有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在寫意花鳥上的成就最大。這主要是受新興城市市民階層審美要求,繪畫題材更接近于人們的現實生活,傳達祈祥祝福寓意;構圖上,將詩、書、畫、印融入繪畫,布局更加簡化、險峻,突顯現代構圖意識。代表人物趙之謙、蒲華、任伯年、吳昌碩。

四、藝術價值

20世紀繪畫格局的變化與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息息相關。商業的繁榮,商人和市民階層經濟實力的提高使他們迫切需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繪畫的商業色彩因此更加濃烈,表面上看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進入畫面,實際上在這表象的背后是市民階層的興起,商業的繁榮,消費的擴大而導致的藝術欣賞主體的改變和藝術審美的豐富,也表現了此時期百姓世俗生活的活潑。因而,此時的畫更具世俗化傾向。

最能表現這個時期案頭內容的特點,是案頭內容越來越多地在花鳥畫中以主體物的身份出現,這個時期是案頭內容的表現不斷向前發展的關鍵階段。此時表現的案頭內容幾乎可以獨立成科,成為“案頭畫”了。但是這種越來越多的“案頭畫”并非是被畫家自覺的創作出來的,僅僅是作為花鳥畫的一個表現內容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表現,而這種表現的背后是人們的生活和思想,以及欣賞繪畫主體變化所導致的。也就是說案頭內容在很多的花鳥畫中被抽離出來作為畫面的主題來表達,但這種抽離并不是畫家自覺的、刻意的。它只是中國畫發展到一定階段,本身需要開拓題材和形式的需要,故此時的案頭內容依然依附于花鳥畫和人物畫中。

第4篇：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糧食作物一直以來是農業經濟中最基本的農作物，糧食生產自古以來也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據20世紀70年代編寫的《珠江三角洲農業志》第五冊記載，珠江三角洲糧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和旱糧兩類，其中旱作糧又包括麥類、薯類、豆類和粟類四大類作物。[1]珠江三角洲的稻谷栽培有著久遠的歷史，也是我國稻作起源地之一。栽培作物的起源，是由野生稻的逐漸馴化而來。著名的水稻專家丁穎于1926年在廣州市東郊犀牛尾發現野生稻，以后陸續在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增產、從化、三水、清遠及開平等縣都有發現。[2]野生稻的發現，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珠江三角洲是我國栽培稻作起源地之一。周晴對明清以來珠江三角洲北部的的低塱區的深水稻和水生植物進行討論，指出16－20世紀中期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低塱區分布著面積廣闊的湖沼濕地資源，這里的作物栽培及水生植物群落都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3]珠江三角洲歷來都是以稻谷為主要的糧食作物，直到明中期以后，商品經濟逐步有所發展，稻谷生產的發展，逐漸為其他作物代替，稻谷開始出現緊張以至供不應求的狀態。除水稻外，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開始普遍種植番薯、玉米和木薯等旱糧作物。實際上，明清時期，美洲作物的引進改變了糧食作物的種植結構。王雙懷認為，明代中后期，華南地區與海外諸國的聯系密切，從海外引進的糧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4]吳建新等討論了明清時期番薯、玉米、花生、煙草在廣東的引進和傳播情況，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傳統作物結構及種植制度，由于外來作物的引進及其廣泛的傳播，發生了顯著的變化。[5]對于糧食作物的研究，學者們大多從糧食生產與貿易的角度進行討論。謝天禎、潘燕萍對宋元明時期廣東的糧食生產與貿易狀況進行了分析，認為宋、元、明三代，廣東曾是我國一大糧食產區，每年均有大批商品糧運往外地，接濟閩、浙及東南亞地區，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不僅是廣東的主產區，也是廣東米糧貿易活躍的區域之一。[6]吳建新認為，明代中葉以后廣東農業商品化過程中，糧食生產并沒有像經濟作物一樣快速增長，相反由于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相對減少，以至于出現了明中葉以后廣東的長期缺糧問題。[7]乃至到民國時期，廣東的缺糧問題依然嚴重。曾偉對民國廣東的糧食狀況進行了論述，認為民國時期廣東出于缺糧狀態，尤其是抗戰時期廣東的缺糧問題更為嚴重，各地出現嚴重的糧荒，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8]對于清代廣東的缺糧問題，陳春聲認為，在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糧食短缺的壓力下，廣東人選擇了種植更多的高價值的非糧食作物，使單位面積耕地可以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并使其收益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所需糧食則從市場上獲得的方式來解決。

二、關于經濟作物的研究

經濟作物是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種植的重要農作物之一。經濟作物的種類包括甘蔗、蒲葵、茶葉、花木、蔬菜和水果等。20世紀70年代編寫的《珠江三角洲農業志》，其中第四本關于珠江三角洲蠶桑業發展史，第五本關于珠江三角洲主要作物和畜牧、林木歷史，第六本關于珠江三角洲果木業發展概況和荔枝龍眼、柑桔、香大蕉、菠蘿四大（筆者認為是“五大”）水果生產發展史，這些都涉及到了珠江三角洲經濟作物種植的歷史。[10]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珠江三角洲的經濟作物種植得到了快速發展，逐步形成主要經濟作物專業區。據葉顯恩等人的研究，明清時期在珠江三角洲開始逐漸形成甘蔗、茶葉、蒲葵、蔬菜、花木和水果等專業種植區。例如甘蔗的種植，至明末已經形成以番禺、東莞和增城為中心的甘蔗產區。[11]劉正剛等對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的果樹栽培進行了討論，指出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們對果樹的認知、分類更為細化，通過接枝、駁枝等技術培育果樹的新品種，在實踐中注重氣候、土壤、防護等對果樹栽培的影響，對果品貯藏也進行了新的嘗試，進一步推動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業商業化發展。[12]陳偉民對宋代嶺南的主要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生產經驗進行了討論，經濟作物論述主要分副食作物、纖維作物、辛香作物、果樹作物、糖料作物、花卉作物和林木作物七大類分述。[13]王雙懷討論了明代華南的棉花、蠶桑、諸麻、甘蔗、茶葉、芝麻、油菜、油桐、烏桕、荔枝、龍眼、檳榔、杉樹、諸竹、諸菜、香料、染料和藥材等經濟作物的分布及其地域特征，認為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對經濟作物的生產具有較大刺激作用,而經濟作物的增長反過來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14]司徒尚紀討論了明代廣東農業和手工業分布的特點，認為明代廣東農業中，經濟作物種植業是最發達的商業性農業，其中蠶桑、甘蔗、水果、魚苗、蒲葵、種香、花卉、蔬菜等，已形成商品性集中產區，成為商品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的農業地理特征。[15]唐森、李龍潛分析了明清時期廣東經濟作物的種植情況，認為由于糧食作物品類的單調，水稻所產又不足供食，廣東經濟作物的種植和發展，在明以前肯定受到極大的限制。明清時期廣東經濟作物的種植情況出現了新的趨向，諸如明清廣東經濟作物品類繁多，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隨著經濟作物種植的推廣，專業化的農作物區的出現；明清時期廣東經濟作物種植的目的，已不單純地為了滿足生產者本身的需求，而是作為商品生產投入流通領域去獲取交換價值。[16]李華分析了明清時期廣東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認為廣東農村種植經濟作物有悠久的歷史，但經濟作物大面積生產，農產品的商品化，則是從明朝嘉靖、萬歷年間開始的，到了清中葉，廣東有些府州縣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農產品商品化的程度，已經超過了江南五府而躍居第一位。

三、關于農業商業化的研究

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經濟作物的大量種植和農業的商業化有著密切關系，一方面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可以促進農業的商品化，另外一方面，農業的商業化也帶來了經濟作物更大范圍的種植。葉顯恩對珠江三角洲的農業商業化發表了系列論文，討論了農業商業化的興起、增進,及其發展水平、性質，認為明代晚期，珠江三角洲的各種經濟作物陸續形成各自的中心產地，商品性農業專業區域逐漸出現和擴大。[18]在農業商業化發展的基礎之上，明中葉以降,珠江三角洲的農村墟市所呈現的繁榮景象。[19]蔣祖緣討論了明代廣東農業商品性生產發展的原因、狀況及其影響，認為自明代嘉靖以后，白銀流通更為廣泛，珠江三角洲以經濟作物為主的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勢頭越來越大，專業區域開始形成。[20]姜守鵬討論了清代前期廣東商業性農業的發展，認為廣東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經濟作物和園藝作物及其加工業的商品化和迅速發展。[21]平比較了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兩地的商品經濟發展，指出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在農業生產上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單一的自給性糧食生產，形成了以經濟作物為主要內容的商品化種植業生產，農業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22]程明討論了清代環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環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村經濟在明末清初曾遭受重大破壞，自康熙朝起，環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商品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表現為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商品性園藝作物的大量栽培、手工業生產部門的專業化趨勢和墟市的普遍繁榮。[23]劉志偉指出，清代廣東的糧食貿易，主要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等地農村在出口貿易的刺激下，大量發展經濟作物，從事日益專業戶的商品生產，形成了廣闊的糧食需求市場。以國內外貿易為基本內容的商品流通形成的市場刺激，是清代廣東商品生產發展的直接動因。[24]

第5篇：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

概述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概貌，了解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

【三維目標】

一知識與目標

掌握中國商業發展的基本線索和歷代商業的基本特點

了解城市發展的歷史和不同類型城市的產生

掌握中國傳統重農抑商思想的產生、歷代重農抑商政策對商業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二過程與方法

結合歷史資料探究古代商業發展的基本歷程

觀察比較唐、宋京城的布局，探究古代商業活動區域的變化

探究重農抑商政策的社會根源和發展過程，分析明清重農抑商的危害

三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認識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認識社會環境與城市功能的關系以及商業繁榮與城市的聯系

認識重農抑商政策，不僅抑制商業發展，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亦是不利的

【重點難點】

重點：中國古代商業產生發展繁榮的表現，重農抑商政策

難點：對“工商食官”制度，重農抑商政策的評價。

【教學方法】

談話法教學，問題式教學，設置歷史情景教學。

【學習方法】

自主學習，閱讀教材，歸納特點，發現問題，探究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新課導入（5分鐘）

點擊（幻燈片1）通過圖片感受當今社會商業、城市的興盛繁華，過渡到課文引言所設的關于中國古代商業、市鎮的發展歷程和商業發展的特點的問題，明確該課的學習目標。

師商業是是社會生產發展的產物，同時又能反過來促進生產的發展。當今的社會商品基本上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商業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構成社會經濟特別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商業是什么時候產生的呢？與商業活動密切聯系的城市發展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統治階級對商業活動的態度有什么不同？這些都是本課內容所要解決的問題。

二講授新課

【知識梳理】

一、商業的發展

(一) 產生原因:原始社會末期，剩余產品的出現和社會分工的發展

（二）發展概況

1．商代：產生了專門的職業商人和最早的紙幣

2．西周：實行“工商食官”政策

3．春秋戰國：私商逐漸取代官商成為商人的主體

4. 隋唐：出現長安、洛陽等打都市。陸上、海上絲綢之路

5.宋代：出現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集鎮、夜市興盛

6．元代：紙幣廣泛流通，古代商業步入一個新的高峰期

7． 明代：出現許多新的特點

①商業市鎮興起

②貨幣經濟占據主要地位

③農產品大量進入市場

④經濟作物普遍種植成為商品化的組成部分

⑤廣泛使用貴金屬貨幣白銀

⑥區域性的商人群體實力雄厚

⑦資本主義萌芽產生

問題探究一：原始社會末期商業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第6篇：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

一、歸納概括，尋明清時期中西方歷史階段特征

歷史階段特征的歸納概括，就是通過對此階段相關內容的重新整合和抽象，以形成質量更高、結構更強的知識系統，以培養學生的歷史整體思維和宏觀把握能力。歸納概括的步驟是先列出此階段的重大事件，然后對此階段的重大事件進行分類整合，抽象出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領域特征與總體特征。

1.明清時期中國：從總體上看，明清時期處于由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前夜，統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具體來說：（1）政治上：君主專制制度空前加強并發展到頂峰；市民工商業者力量日益壯大，但未形成新的階級力量。（2）經濟上：農耕經濟高度繁榮，統治者重農抑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明朝中后期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并緩慢發展，帶有向工業文明轉型的趨勢。（3）思想文化上：統治者實行文化專制，理學走向極端，束縛人們思想發展；帶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產生；小說成為文學主流，京劇產生發展，文人畫成為繪畫主流。（4）對外關系上：由開放逐漸走向閉關自守，逐漸脫離世界；西方殖民勢力東來，中國人民開始反侵略斗爭。（5）民族關系：堅決同分裂勢力斗爭和反對外來侵略，統一多民族國家得到鞏固發展。

2.明清時期西方：從總體上看西方主要國家由農耕文明逐步向工業文明轉型。具體來說：（1）政治上：西方主要國家封建專制統治日益腐朽；資產階級力量日益壯大，資產階級統治與代議制逐漸確立。（2）經濟上：資本主義工商業產生、迅速發展并進行工業革命，工廠逐漸取代手工工場。（3）思想文化上：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推動人們思想不斷解放，天主教神學思想的統治地位日益削弱；近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4）對外關系上：進行新航路開辟和早期殖民擴張，積極發展對外貿易，拓展國際市場。

總之，通過對明清時期中西方基本史實的歸納概括，明清時期中國與西方歷史階段特征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具體體現清晰可見，初步將紛繁復雜的歷史知識系統化、網絡化。

二、入乎其內探究明清時期中西方歷史階段特征之內在聯系及中西方之異同

歸納概括，形成的歷史階段特征，學生獲得的歷史知識只能是膚淺的、機械的，并不能靈活應用，內化成自己的答題能力。因此，必須加大思維力度，入乎其內，多角度、多層次地對歷史階段特征進行動態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聯系，加深學生對歷史知識的理解。以下舉例說明：

1.歷史階段特征之內

首先以明清中國為例，一定社會的思想是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明清時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的產生，實質上是政治上封建專制統治日益腐朽，經濟上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在思想領域的反映。再以明清時期西方為例，資產階級代議制的確立實質上是政治上資產階級統治確立、經濟上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思想上啟蒙思想廣泛傳播的必然結果。當然，像這樣的內在聯系舉不勝舉，只要我們能依據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基本觀點，舉一反三，必將加深學生對歷史知識內在聯系的把握，提高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

2.歷史階段特征之間

明清時期中西方歷史階段特征及具體表現的異同

通過上述表格，我們可以清晰看出明清時期中西方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外交方面的異同，也輕易的讓學生在歷史學習中超越國界，將中國歷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同時也使明清時期中國與西方不同發展態勢以及其他一些相關現象的內在原因不言自明，使學生的知識體系更加系統完善，知識應用能力與思維能力進一步增強。

三、學以致用，強學生運用明清時期中西方歷史階段特征解題之力

研讀教材，掌握基礎知識，是為了解答具體的歷史試題。近幾年高考新材料、新角度的試題不斷出現，但不管材料、角度如何新穎，許多試題在教材中都能直接找到原型，切記“背景或者題干在書外，答案或者答案的原理在書內”，平時教學中教師應選擇典型例題，多角度進行訓練，以達到學以致用，提高學生運用歷史階段特征解題的能力。

第7篇：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西湖竹枝詞；杭城文化；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I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1-0016-01

“竹枝”原是古代流傳于巴渝地區的一種與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的民歌。興起于盛唐開元以前，元代突破了以三峽為主的傳播地域限制，南下到江浙地區。元末楊維楨首創西湖竹枝詞，以西湖作為歌詠的對象。明、清兩代，隨余杭地區的逐漸城市化，文人對竹枝詞的創作熱情被激發，以西湖為主題的作品數量可觀，從而奠定它在西湖文學中的重要地位。

一、平民畫圖：民歌形式下的世俗百態

（一）休閑文化

西湖自古就是杭州人休閑娛樂的絕佳之地。元代楊維楨首創的西湖竹枝詞大多是以西湖及周邊景色為背景寫作的。發展到明清時期的西湖竹枝詞已從對山水名勝的即興歌詠發展成了對游覽者與景色的同步展現，且將重點放在了游者行為和心理的突顯上。

明清時期游湖之風盛行，并且是杭人特有的風俗習慣和休閑方式。記錄晚清杭州城民俗生活的《杭俗遺風》中有云：“春正二月，梅花大放，城中士女，坐船游賞。”張其昀《西湖風景史》中亦有言：“蘇白二堤，夾道種植桃柳，二三月間，柳葉桃花，游人闐塞。”可見春日游湖之盛。

（二）農商文化

杭城自古是魚米之鄉，農業文明起源早且發展穩定。而重農的同時亦有“越之俗好賈”的說法。周密《武林舊事》載：其時杭州商業約有400余行，城內店鋪林立，各類叫賣聲不絕于耳，酒肆茶樓、教坊藝場、驛站旅舍，舉目皆是。可見宋末元初時杭城的商業已經十分發達。竹枝詞中較為集中的展現了杭城桑蠶、采蓮等江南特有的生產民俗。

可見，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穩定的城市化及商品經濟的發展是杭城充滿活力的重要因素，竹枝詞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

（三）宗教文化

江浙自古便是篤信鬼神之地，的情況本就極為普遍。而城市化的發展使民眾的現世煩惱越來越多，宗教因此成為了各階層的精神寄托和解脫之道。杭城中不僅出現了很多宗教場所，杭城百姓的日常習俗亦受到了宗教的滲透和影響。

從竹枝詞中可以看出，明清時期杭城佛事最為盛行，香客眾多，有“今年喜煞三天竺，個個僧房釀酒增”、“梵宇莊嚴占翠微，千家粒食養緇衣”的現象。而頻頻出現的天竺、靈隱、慈恩等無疑是其中香火最為旺盛的宗教場所。竹枝詞中描寫的香客多為女性形象，所求之事大抵為求子、姻緣。

佛教的傳播使得杭人從現世中獲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安慰，這種力量也指引著他們形成了知足長樂、安然自若的地域性格。

二、文人執筆：融雅于俗的城市書寫

（一）江南詩性的傳承

江南人對詩性境界的追求，大抵可分為三類：“杭州士人的西湖游賞有三種詩性的境界，即詩酒美人的詩性審美境界、感時傷往的詩性政治境界和高朗靜深的詩性空明境界，而這也正代表了江南生活的三種詩性境界，也可以說是江南空間的三種詩性境界。”西湖竹枝詞中對這三種境界均有所體現。

詩酒美人的詩性審美境界在愛情主題中得到彰顯。西湖竹枝詞中通過與西湖有關的意象，以女性的口吻來表達對愛情的忠貞及對男子搖擺不定的批判。

（二）對“欲望”都市的融入

就目前學者對西湖竹枝詞風格流變的研究來看，明代時竹枝詞中寫景、懷古的題材增多，代替了元代單純表達男女情感的情詩，作品的地域性特色逐漸增強。到了清代，竹枝詞的取材范圍更加廣闊，寫景、懷古、歌詠風土等均成為清代竹枝詞風格的一大特色。這種流變不僅與杭州城市化進程相照應，也與文人的創作態度有關。

在吟詠美景的同時，文人亦融入了尋常人家、市民百姓階層的日常生活之中，對城市生活的認同感也逐步趨同。由此出現了大量表現日常生活細節的作品，如范祖述的“孩兒押歲討銅錢，快樂真如天上仙。

明清城市化進程中的西湖竹枝詞承載著巨大的文化價值，它不僅體現了杭州城市文學的通俗化與文人性的統一，也體現了杭州城市文化雅俗交融的品性。作為杭州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西湖竹枝詞在展示當時杭城文化的同時也豐富了杭城文化的歷史積淀。

參考文獻：

第8篇：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道教 苗族 祭祀圈 重構

基金項目：湖南省民族學優勢特色重點學科基地項目（項目編號：11JDZB013）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湘西苗族二元祭祀圈的文化樣貌

湘西苗族的宗教祭祀中表現出來的苗族原生宗教文化與道教文化并存的特點在我國苗族居住區當中具有典型性。相比之下，湘西州地區之外一些地區的苗族已經視道教文化成為本民族的主體信仰，而一些與外界接觸較少的山區苗族則更多地保有本民族原生文化的特點。道教是中原華夏文明的伴生性宗教。中原華夏文明在其發生、發展、繁榮和定型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與四周各少數族的文化交流，并在交流過程中施加著對他族文化變遷進程的影響。對于中國西南苗族來說，接受漢文化的影響并由此加速自身大規模文化變遷的歷史過程，并不發生在中國封建社會繁榮的唐宋時期，而是一個屬于中國封建文化定型時期社會內容。代表著已經高度成熟的中國封建文化、構成穩定社會秩序思想支柱的儒釋道三家之一的中國道教，和其它兩家相比，更加強有力地影響著湘西苗族特別是底層群眾的心靈世界。

在近世定型的湘西苗族人民的宗教意識、宗教生活、歲時節慶的表現形態就是苗族原生和漢族最具代表性的原生宗教――道教的結合。在明清兩代長達五個半世紀的時間跨度里，在漢苗兩民族直接交流或者以湘西土家族的前身“土民”作為中介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漢苗兩個民族、及其對應的兩種社會結構以及產生于其上的作為上層建筑的兩大宗教的碰撞融合，在安定和動蕩交織的的歷史環境中曲折進行。作為建立在歷時形成的，與特定生產力相結合的民族性的血緣和地緣組織之上的，同時又是超越了這一社會結構的宗教意識形態的載體的苗族“祭祀圈”結構的變化，是湘西苗族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宏觀的矛盾運動的“微觀顯示”。

二、湘西苗族地區的官方道教對本地祭祀圈的影響大小評估

在唐宋的史籍中“蠻”和”瑤”之類的少數民族族稱大量出現，而在其時將“苗”作為某一具體的民族的族稱則至為少見，這反映出南方各民族的民族構建過程仍在進行之中，，苗民族共同體尚未從南方的少數民族共同體中分化出來。明清湘西苗族被統治階級稱為”紅苗”，其勢力“較諸苗為最盛”，是由上古苗瑤集團遷徙到此地的一支和當地土著民族長期結合演變而成的。其區域“經三百里，緯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隔越漢境，不得與靖州相接壤。”按照受封建政治統治力量影響程度劃分明清早期湘西苗族，湘西苗族居民被劃分為三個部分：東南部被辰州府瀘溪縣管轄的苗民、北部（酉水以北）彭氏和田氏土司控制下的“北江散居苗”，以及西南部（酉水以南）的“南江聚居苗”（“上六里”紅苗）。在明清很長的時間里，無論是土司政權，還是周圍的漢地州縣對苗疆地區的影響都是有限的。在當時的湘西苗疆，土司官衙、軍事衛所和用于隔絕“生苗”與外界交流之用的“邊墻”長期存在，與此同時的道教遺跡極少。雖然老司城中彭氏家族的家廟“祖師殿”離苗區不遠，但是在等級森嚴的土司制時代，這座代代享受著土司的私家香火的廟宇并不對周邊苗族人民開放。

這些長期處于國家戶籍體系之外的苗族居民繁衍生息、不斷發展壯大，并在不斷擴大的地緣血緣組織（“鼓社”、“議榔”乃至村寨）基礎之上不斷完善具體而微的民間制度。上古苗族遷徙之后所處的自然環境極其惡劣，嚴酷的大自然全面壓制著苗族微弱的生產力。而生產力水平的不發達，導致了苗族社會成員極度依賴狹小的農村公社群體，于是作用于苗族人民的大自然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在人間幻化成為了超人間的宗教形式。這種形式內在于苗族人民心靈即表現為苗族，外在于苗族社會之中則展開為苗族社會的宗教“祭祀圈”。

湘西苗族原生形態的“祭祀圈”表現為以下的內容：1、苗族居民崇巫信鬼，祖先神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占據了重要的位置，而且其中夾雜著大量的原始的泛靈信仰和泛生信仰。2、散布在湘西武陵山脈中山、低山丘陵以及山間盆地地貌區的湘西苗族村落聚居點是苗族人民從事生產生活、舉行宗教祭祀和舉辦大型民俗活動的基本單位，是實行宗教祭祀活動的主體，遇有大型的祭祀活動如“椎牛”、“接龍”等，合寨出動。3、地區性的大型祭祀活動通過村寨之間血緣關系進行整合，通婚圈和親屬制度規定著是苗族宗教民俗活動的邊界。然而，湘西并不是能永遠隔絕于外界的存在，在明清國家大一統國家形態長期存在、農業生產技術在封建生產關系所能容納的范圍內仍有一定提高和全國人口穩定快速增長的大背景之下，湘西地區也即將傳入新的生產力要素和接納國家管理機構。苗族社會成員積極吸收新的宗教意識形態，并在此基礎上重構作為苗族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交匯點的苗族宗教祭祀圈。

明清兩代王朝無論是出于對儒家學說和觀念的信奉，還是著眼于封建王朝的現實需要，都孜孜不倦地推動著國家行政的一體化。這種行政一體化過程表現為通過“改土歸流”在“新辟地”設置新的府州廳縣，同時推行國家的教化。道教則官方可以掌握的三種主要的體系化的教化工具之一，盡管明清統治階級對道教的有一個重視到輕視的態度轉變，但是推行正統的道教諸神崇拜始終是在官方“神道設教”思想指導下的一項基本政策。這一政策表現為：被明清官方認可為合法的道教廟宇存在于大一統帝國的各級政府所駐的中心城市，各府縣官員定期祭祀列入國家祀典的道教神靈。臨近湘西苗疆地區的辰州府的府治就有著一整套道教廟宇系統。辰州府下轄的瀘溪縣，和在康雍時期后期設立的乾州、鳳凰廳和永綏廳（三廳曾歸辰州府管轄，后升為直隸廳）以及雍正時期廢除土司后設置的永順府，以及其下轄的除桑植縣外的各廳縣（永順、龍山、保靖、古丈坪廳）的治所都是直接分布在湘西苗疆地區的各級區域政治中心，同時又是一個個官方道教祠廟的駐節點。

雖然由于本身宗教哲學形態的嚴重缺失和唐宋時修煉成仙的實踐活動屢遭失敗，到了明清時代，道教從理論到實踐都對封建士大夫失去了特別的吸引力，可是由于出于現實需要，封建官吏們卻自覺地抬出道教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然而在改土歸流后很長一段時間的湘西地區，對于苗族居民來說，官方的道教諸神和他們所庇佑的官吏們都是陌生的存在，而地方神“白帝天王”才是他們熟悉、畏懼的最高存在。因此，湘西的國家政權并未強制性地推行正統道教信仰，而是借助“白帝天王“這一本來就具有道教玉帝封神印記的信仰崇拜，利用苗人”“畏鬼甚于畏法”的心理，力圖實現苗族社會的“宗教過渡”。例如：在湘西任職期間曾大力重修、廣建天王廟的官員傅鼐就是這樣的一個政策執行者。可是，中央王朝在湘西的政治力量引進了道教的神靈，將他們安放在城墻內的神祠里，卻決不會把他們親自送到苗族人家的供桌上。這一政策將會導致湘西地區成為二元社會，其中體現的是本土與外來、農村與城市的差異，其根源是官與民之間的對立，本質上是一種深刻的階層對立。如果道教只是借助國家政權的力量，而不是通過群眾傳播進入湘西地區，那么它將只能夠在數個孤零零的城邑中生存，同時面對著周圍苗族原生宗教的包圍。

三、混同漢苗的道教文化精神

歷史的進程表明，真正對苗族祭祀圈的重構起主導作用的是漢苗勞動人民之間長期的文化涵化。隨著明清湘西農業開發的深入，湘西地區開始出現了大量的“民村”和“漢土民村”。在農業進步的基礎上，商業繁榮起來，漢族、土家族的商人和手工業者在湘西交通貿易節點處修造的聚集地逐漸發展成湘西的市鎮（如浦市、所里等），這些城鎮和村莊是道教民俗活動的天然舞臺。漢族人民帶來了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例如，與湘西“苗疆三廳”關系密切的原辰州府地區就給湘西地區帶來了辰州符、辰州儺、有濃厚道教色彩的辰河高腔等地方文化精華。這些民俗活動之所以帶上了濃厚的道教色彩是因為明清道教的世俗化。明清時期的道教世俗化把道士變成俗人，又把俗

人變成像模像樣的巫師。道教的貴族氣息減弱了，它的在俗世中的可應用性卻增強了，而它曾經發展出來的一整套宇宙觀和倫理觀仍然使它不同于一般的巫術。這種矛盾的存在是它同時具有豐富性和局限性的原因。它的豐富性表現在一個社會成員的從生到死的所有人生儀式都可以被道教所容納；它的局限性則表現在其缺乏有力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力量。道教在湘西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的傳播中清楚地表現出來了這些特點。

明清道教吸引明清湘西苗族的首先是與自身文化特征、民族的深層的心理相契合的東西，而不是國家政權樹立起的道教偶像。清朝改土歸流后，湘西苗族接觸到了更多的外來異質文化。道教富麗堂皇的神仙世界、完整的儀軌體系和豐富多彩的藝術表達方式使苗族人民看到了一個全新的宗教世界。這個宗教世界的“神”與他們固有的“鬼”有很多相同之處。道教的神和苗族固有宗教的鬼一樣可以通過巫術被召喚而來干預現世生活。既然同樣是能護佑我的鬼神，就不必管它是操苗語還是漢語，都可為我所用。由于道教更適合于“改土歸流”后的近世日常生活社會，故道教在湘西苗族社會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迫使苗族宗教師（巴岱）分裂出道教色彩濃厚的巴岱扎一支，主動適應苗族人民內心世界需求的變化。

四、重構的歷史意義

湘西苗族祭祀圈最顯著的變化就是苗族宗教內部的巴岱扎（客教）與巴岱雄（苗教）的分流。從空間角度看，巴岱扎將苗族的空間置于廣闊的道教宇宙時空中，激發苗族人民更多地接受“天下一家”的國家觀念。而巴岱雄則是更多的是強調本村本寨的小群體血脈聯系，從而使苗族永遠依戀養育自己的土地。

在長期的文化交流過程中，漢族道教文化影響苗族宗教文化，促使其祭祀圈發生重構是事物的主要方面，但亦不可忽視苗族文化對湘西漢族的一些積極影響。苗族宗教中天真質樸的的特點亦潛移默化地改造著湘西土家族和漢族的民族性格。苗族的祭祀圈的若干要素參與到了近代湘西地方文化精神的塑造之中去。這是苗族祭祀圈重構最積極的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1]湖南少數民族古籍辦公室 《湖南地方志？少數民族史料》[M] ，岳麓書社，1991年版

第9篇：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

龍游出世

龍游商幫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產生于南宋時期，活躍在明朝中葉，到清乾隆年間發展到鼎盛時期。

宋室南遷后，在杭州建都，為了方便同長江沿岸抗金前線的聯系，官府修建了東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贛的官道。這條官道在龍游和壽昌交界的梅嶺關入龍游境，龍游商見此大好商機，就把木材運到杭州銷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經商致富，如龍游韋塘人朱世榮，“流寓常州致巨富，置產亙常州三縣之半，后歸衢江古碼里，復大置產，當時以為財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個以龍游商人為中心，帶動整個衢州地區商人們的流域性商業團體閃亮登場，他們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遠征邊關，漂洋出海，以“遍地龍游”的氣勢被人們稱為“龍游幫”。據史料記載：明萬歷年間，“龍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誦讀之外，農賈相半”。明天啟年間，“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幾空縣之半。”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間至宣府大同做邊貿生意，“一往返旬月，獲利必倍，歲得數萬金，自是兄弟更相往來，垂20余年，遂成大賈。”至清乾隆年間童氏家族“多行賈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過十之三四耳。”當時的龍游商幫，以龍游商人為主體，涵蓋了周圍衢州諸縣的商家。

儒商之道

龍游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包括江山、常山、開化縣)的商人集團，其中因為龍游縣的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也最為高明，所以人們將他們命名為“龍游商幫”。

徽商經營文房四寶(歙硯、徽墨、宣紙、湖筆)，大致可以推斷出很多讀書人由自用開始經商，很自然地完成了商人與讀書人之間的角色轉化，而成為人們通常所說的儒商。龍游商幫大多經營珠寶業、墾拓業、造紙業和印書業。因為經營造紙業和印書業的緣故，使他們與讀書人有廣泛的接觸。當時全省有11家著名的刻書坊，而衢州就有7家，加上龍游一家，居然占全省除杭州之外的80％。加之歷史上的南孔文化的影響，讓龍游商幫有了近水樓臺先得月之機緣，龍游就成為最早從南孔文化傳播中獲益的地方。讀書人開始經商，使原先的商人素質有了很大提高，商人形象也由此改變。他們亦賈亦儒，注重誠信，信泰的商業原則是“義中取利”，而這正是南孔思想中的精髓。

龍游商幫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商應該是童佩。童佩(1524～1578)字子鳴，以字行是完全儒化的書商，或者可說是典型的賈儒相兼的儒商。祖父童永良“貿易閩廣，遂成富有。”其父、叔亦“往來閩粵吳中，多財善賈。”父童彥清是一位“儒雅”書商。童佩從小即隨父販書船往來于吳中，《江浙藏書家史略》將童佩列為藏書家，“獨以詩文游公卿間”，家藏書達25000卷。童佩完全靠勤奮自學成才，詩詞“清韻”，作文“亦工亦善”，深得大學問家歸有光的器重，曰：“子鳴于書蓋歷能誦之。”經他手之書凡屬珍善本者，則不惜代價即收藏之。因藏書多，成為集收藏、鑒賞、考證、校讎印刻、賑銷于一身的明代儒商。

儒學氛圍中崛起的龍游商幫，有著較高的文化水準，這是與當時眾多商幫的最大區別。明代與唐寅(伯虎)、文征明齊名的一代名士李維楨，即專為龍游商人李汝衡立傳，題為《贈李汝衡序》；龍游商人童佩、胡貿也與一代名士王世貞、歸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龍游商人能與這些清高自許的名士結交，若非氣質相近是很難解釋的。龍游商人“賈而好儒”之風可見一斑。

敢為人先

在明中葉嘉靖、萬歷年間(1522～1620)，十大商幫中最活躍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龍游商，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遍地龍游商”這樣一句諺語。龍游歷史上為姑篾文化發祥地，更是“入闌要道”、“金衢處徽之沖”，為古代重要鹽道餉道，“通浙孔道，饋餉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閩、贛4省的交通樞紐。龍游人在農耕之外，借交通之便利，又把經商當作一種謀生的重要手段，加之龍游社會上素有不賤商的理念，使得頭腦活絡的人多選擇了經商之路。龍游有豐富的資源，這也為他們經商提供了物質條件。龍游多以山林、竹木和茶、漆、糧油為主，這些土特產品就成為龍游商當時最重要的外貿商品。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在投資上，龍游商幫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就是敢為人先驅的精神。龍游商幫不像晉商手握巨資、經營票號，在金融市場上顯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壟斷鹽鹺、聲名顯赫。龍游商幫的顯著特點是：埋頭苦干、不露聲色，卻在珠寶、古董業中獨占鰲頭；又在印書、刻書、販書業中從事于文化傳播。不僅如此，他們還在海外貿易中插了一手，成為頗具實力的一大商幫。

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游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他們果斷地投入于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注入了帶有雇傭關系的新生產關系。

海納百川

龍游商人從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并且和他們友善相處，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幫，有利地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

明清時期，有許多外籍商人紛紛奔赴龍游經商，有的還寓居于龍游，加入龍游商幫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經商經驗帶入到了龍游商幫中。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間曾率眾在龍游經營典業和田莊；汪文俊，在龍游經營有鹽業。又如贛商周學錦，在康熙年間從江西撫州趨利業商于龍游，并定居于此。還如閩商“三元”戴馮氏、黃靜齋、池明英等，都先后經商于龍游。清末至民國時期，龍游縣籍商人漸少，客籍居多，他們大多來自浙江的遂昌、蘭溪、義烏、紹興、寧波和徽州府所屬各縣，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見，龍游商幫商人群體融合了徽商、粵商、蘇商、浙商、閩商和贛商等外地商幫商人。龍游商幫的形成基于血緣、地緣關系，本質上具有排他性，但他們卻能容納其他商幫的商人的融人，足可見其胸襟的寬大。

誠信重義

龍游商人在經商活動中，歷來看重“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以儒術飾賈事”。主張以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龍游商幫一貫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說，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范，正是龍游商幫獲得成功的要訣。

明清時期，龍游商幫之所以能在與實力雄厚的徽商、晉商等競爭中獨樹一幟，在珠寶業、墾拓業、造紙業和印書業中立于不敗之地，除了它有開拓進取、不怕艱苦的精

神和善于經營管理之外，就是它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誠實守信的職業道德。

龍游商人傅家來開設傅立宗紙號，非常注重產品的質量，精益求精，所造之紙，堅韌白凈，均勻齊整，比其他家的紙，在同一件紙號中重十多斤。造紙是多工序的生產流程，他為了保證質量，層層把關，嚴格檢驗，次品決不出售，產品暢銷大江南北，經久不衰。為了表示對用戶負責和維持良好的信譽，他的產品都統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記。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譽著稱，冠為金(華)衢(州)嚴(州)三府第一家。自從胡筱漁接管以來，非常重視信譽，以誠實守信教育每一位職工，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銷，童叟無欺，決不二價。為了防止流通中有銀元摻假損害顧客利益，特聘請了三位有經驗的驗銀工，嚴格檢驗，凡經過他店的銀幣加以“姜益大”印記，讓顧客放心。胡筱漁在經營中目光遠大，不以短期行為來賺錢，為了信譽，寧愿承擔暫時的損失。有一次，他在海寧訂購了7500匹石門布，價值6萬銀元，在運輸過程中遭劫，這本不關姜益大店的事，海寧布商亦立即派人來龍游處理此事，主動承擔損失，胡筱漁重義疏財，當場償付了對方6萬元布款，還再訂購了7500匹棉布，并熱情款待海寧布商。由于這一義舉，姜益大布店信譽大增，遐邇聞名，在以后的經商活動中，凡碰到貨物緊俏時，海寧等地布商都首先滿足他的貨源需求，全力支持他渡過難關。他對職工也以禮相待，以誠相待，從不刻薄，職工中年長者，以叔伯相稱，同輩以兄弟、晚輩以弟侄相呼，平等待人；年終還發“紅利壓歲錢”，春節賞每一職工一匹布代價的獎勵金。以心比心，誠摯待人，職工受感動，工作就更負責，保證了姜益大的良好運作。

西部先驅

龍游商幫與同時代其他商幫相比，它最大特色和優點乃是富于開拓精神，不畏艱險，勇敢地邁出家門，走出山區，投向廣闊的天地，在闖蕩市場中，逐漸地揚棄了“安土重遷”、“骨肉相附”的情結。他們是明清時代最早走向西部開發的商壇勁旅。大批離開土地的農民加入商賈行列，也有大批合儒從商之人，他們“挾資以出，守為恒業，即秦晉蜀滇萬里，視若比臺，俗有遍地龍游之諺。”

明清時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長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秦晉滇蜀西邦地區相對來說較為落后，而龍游商幫不嫌西部經濟不發達，生活艱苦，路途遙遠，行程險阻，以豪邁的氣概，視天涯海角為若比鄰，無遠而不屆，誠為天涯賈客。龍游商人李汝衡，攜絲綢經商于蜀楚。李維楨記：“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龍游人也。自其父鶴汀賈江陵，迄今人與年蓋兩世矣。父子饒心計，趨時不失累。至汝衡而資益拓，所居積綺，遍四方之珍異，挽舟轉轂以百數，所冠帶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與時低昂，人或就之貰貸無所靳。……”童巨川偕其弟盛川于嘉靖間，在“宣府大同貿易邊庭，……厥后子若侄嗣其業，資利益饒。”童氏數代在宣大做邊界貿易致巨富。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龍游商人群體挺進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區開發。在明清時代交通條件下，攜妻帶子千萬里跋涉至西南決非易事，非得有數月始可抵達。因為在江南、華南、中原等地商業中競爭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間畢竟也有限，他們獲悉滇省尚有大發展的前景，所以毅然前往，足見龍游商幫對商業信息還是靈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