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經濟新體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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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開放經濟新體制范文

一、存在的問題

1、解放思想有待提高。

面對中央提出“百年世界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公共資源交易這一尚處于較新的領域和社會現象，在思想認識、精神內涵的領會上，還存在守舊封閉、遲緩等待、思路偏窄，套舊框框，穿新鞋走老路等問題，主動跟上，開拓創新、服務主體的意識有待轉變和提升。

2、擔當實干有待加強。

面對錯綜復雜的環境和機遇與風險并存的態勢，擔當干事的付出還不足，攻堅克難的本領還不強，敢于碰硬的意志還不夠，應對打壓的辦法還不多等。

我區公共資源交易領域的改革大約在2011年左右開始，當時在全國的該領域的改革中，無論從體系構架、思想理念、發展態勢等，還處于較為領先的地位和很有發展前景的形勢；但時至今日，我區該領域的改革，由于種種原因，在全國而言已經處于較為落后的位置，這其中的緣由和反映出來的諸多問題，不得不引人深思。

二、對策措施

1、以本次學習討論為契機，在改革大環境中，進一步解決思想上的束縛和弊端，深刻吸取這些年來在我區公共資源交易改革中的經驗教訓，在改革實踐探索中進一步弄清“我是誰、我來自何處、將去往哪里”這一問題，進一步明晰個人以及單位的工作性質、職能與內容，通過“六破六立”，真正領會自治區黨委主要領導講話的精神內核，緊密團結在我中心黨委的領導下，解放思想謀發展，放開手腳干事業，心無旁騖向前進。

2、比學先進，查找差距。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路，廣泛學習身邊的優秀人物和事跡，取長補短，大步跟上，更好的為事業、為單位貢獻力量。做好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工作，本人要在認真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加強理論學習和政策研究，為做好工作提供扎實的知識儲備和實踐技能。建議單位充分學習國內先進省份相關機構的制度安排和具體做法，加強與高校的對接交流，尤其是國內在公共資源交易領域有一定研究的學者及高校的溝通交流，通過舉辦培訓班等形式，擴大公共資源交易事業的影響力，為我區公共資源交易事業發展提供有力的理論依據和智力支持。

3、狠抓工作提升。加強對本領域以及相關行業發展的學習和了解，進一步夯實基礎，提升工作本領，具體在自身的工作即為政府集中采購業務尤其是監督檢查質疑答復工作，提升工作水平和質量，力求“牢牢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建議單位立足于把握當前“自治區本級公共資源交易綜合服務平臺”的地位和性質，順應公眾呼聲，盡快落實統一場地及相關場內交易管理和服務，持續推進公共資源交易項目全流程電子化，抓好業務流程再造，抓好主業務“交易服務水準”，改變公共資源相關行業分散交易、管辦不分導致的假公濟私、權力尋租、“后花園”、“自留地”等固有頑疾，著力提高公共資源配置的效率性和公平性。建議單位及主管部門繼續加強與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對接，協商進場交易服務具體事項及行業監管不到位的薄弱環節，研究場內交易、服務及管理的環節要點，注重事中、事后的交易跟蹤服務，設置提供公共資源交易公共服務對接端口，按照不同項目性質，提供通用性和專用和管理事項，體現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價值，為業務流程再造及推進分類統一的制度規則及服務辦法創造條件。

4、加強調查研究。充分利用對區本級公共資源交易平臺管理的職能，組織申請研究課題，向到平臺開展交易工作的市場主體、社會公眾以及相關交易當事人進行調研，向國內先進的省份進行調研，向有關行業調研，讓市場主體說話，讓群眾說話，讓事實說話，有針對性的找到“應進不進”，脫離監管，腐敗暗藏的典型案例，形成調研報告供有權部門處理。利用承擔交易信用評價的有限職能，將原來單一的僅由個別行政主管部門的單一評價組織實施，向行業組織、社會主體、同行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多維度信用評價體系轉變。

第2篇：開放經濟新體制范文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成功地走向了物質資本化就能解決貧困問題；如果成功走向人力資本化，向中等先進國家進軍的話，國民的需求體系就會迅速變化；而最終若想跨入到先進國行列之中，就必須發展到以信任為基礎的社會資本化階段。

福山稱信任就是社會資本，他以六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就信任與經濟繁榮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案例分析。他認為，像德國、日本、美國等這些可稱為高信任社會的國家，已超越了家族的范疇，達到了信賴一般人的能力水準，因而許許多多由專門經營者管理的大規模民間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相反，像法國、意大利、中國那樣的低信任社會的國家，不太信任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因而大量存在著家族式經營的小規模企業、國有企業或享受政府支援的企業。

他聲稱，如果一個社會存在能夠信賴不屬于本家族成員之外的其他成員的信任機制，那么，這個社會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作為經濟繁榮動力的社會資本。只有進入社會資本化的國家才能將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擴散至整個社會結構當中，從而融入到先進國的行列中去。

出口主導戰略得失再回顧

韓國和中國臺灣等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新興國家或地區，它們有著戰后恢復和經濟發展及民主化的共同目標，為了實現這種目標，需要資本投入，而面對資本的匱乏，對外引資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一個國內資本貧乏的國家海外依存度必然會高，從而采取出口導向型戰略的可能性也較高。東亞的國家或地區沒有形成區域內的水平分工體系或區域內的資本市場，加上在過去的50年中，依賴西歐的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因而這種現象越加嚴重。

雖然先通過振興出口產業開始進入西歐商品市場，但隨著市場占有率增加，先進國的進口自由化壓力不斷加大。主要體現在被強烈要求開放高級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市場，這在經濟發展階段中不可避免。隨著進口市場的擴大，在開放的同時，國民對多樣化的要求也逐漸加強，這自然要形成多元化的民主主義政治體制。

在此過程中，國家將必然轉向多元化民主主義政治體制和市場性開放經濟體制，同時國家必然要面對從已有舊體制向新體制轉變的過程，如果對此沒有妥善管理，就會遇到危機。

從國家發展趨勢角度看，韓國實現民主化、開放化、市場經濟化目標是由于成功實施出口主導戰略的結果。因為在出口主導型國家中，接受先進國理念是國際政治中無法避開的選擇。

實際上，從1960年到現在，韓國經濟政策的變化過程是一個必經之路，特別是在從1988年至1990年過渡到新秩序的進程中，由于調整速度與因果關系的失調，產生了很多矛盾，而這一現象又給韓國社會帶來了許多轉型期成本。而這種不協調現象是從過去發展年代產生的跨越式增長開始的，當時由于并未及時消除，只是一味地將其推遲，結果導致了成本積累。

韓國的外匯危機到底是不是因為不切實際的冒進而產生的呢？其實韓國之所以面臨危機主要是因為沒有控制好“閘門”，如果在危機降臨之前適當地調節水閘，并管理好風險，“壩”就不會垮掉。也就是說，我們失敗之處在于明知走進了風險區卻沒有好好去控制風險。

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有過風險警告，許多政府決策者都曾提到“大宇”存在風險，但又不能拒絕，說明這就是一條無法逃離的必經之路。

我們有著很高的國家目標與飛躍要求。每年達到7％以上的增長率，還想將貿易額維持在平均以上的水平，保持一定的就業率，并且還有在幾年內成為先進國的目標。所以說，一直以來都沒有采取措施抵制已知的風險。

通過分析其他一些國家類似韓國外匯危機的實例后，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一個國家的經濟危機是許多可導致危機的因素長期積累的結果。

第二，采取以出口主導的產業政策，促進高增長的海外依賴性國家，它們雖能脫離貧困，走向繁榮，但危機因素也隨之堆積起來。

所以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管理危機的體系不先進，不及時處理好危機因素，成本不斷被延期而積累的時候，經濟危機就成為一條必經之路。

發展中國家邁向先進國的路徑

它的具體過程是這樣的：首先，發展中國家必須擺脫貧困走向物質資本化。只有具備發揮才能和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才能以此為基礎解決貧困問題。已經實現物質資本化的國家通過持續發展，可以打下邁向中等先進國家行列的基礎。

其次，發展中國家想要進軍中等先進國行列，必須實現人力資本化。實現物質資本化并解決貧困問題的發展中國家將技術進步與知識相結合起來，進一步地發展經濟，通過自我創新，邁向中等先進國。但更需要注意的是，進入中等先進國領域的同時，與經濟問題相連的社會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

社會問題源于人們的需求體系。一般人們的需求快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發展速度，而這會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走上中等先進國后，試圖發展成為先進國，但由于沒有處理好社會問題，導致原地踏步。

國民的需求體系上升為高級需求的同時，開放將自然而然。在開放過程中，會出現國民經濟內外不協調的狀況。由于沒有把國際標準靈活運用于本國市場，因此導致市場失靈。為挽救市場失靈，政府參與其中，結果導致政府失靈，最后危機爆發。這便是中等先進國面臨的困境，即必經之路的過程之一。

第三，中等先進國從深淵中脫身后，要快速進入先進社會領域，就得成功實現社會資本化。因此，就要通過社會內部的自我調節能力克服需求體系中的不對稱性，并使社會具備透明性（transparency）。以透明的社會為基礎，構筑相互信任的信用社會。

第3篇：開放經濟新體制范文

[關鍵詞] 十七大報告；　經濟發展；　新思路

黨的十七大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針對現階段我國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圍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進行全面規劃和部署。在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很多創新思路，概括地講主要是“一個轉變”、“三個格局”、“六個體系”。

一、“一個轉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報告》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提出，并進一步明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

一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保持經濟協調發展，必須協調好投資、出口與消費的關系。近年來，投資、出口增速較快，而消費增速相對緩慢。要保持經濟協調發展，必須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尤其是要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一要堅持走內需主導型發展道路。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不可能把發展的基點放在外需上，尤其是在當前世界經濟復雜多變、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擴大內需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關系到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二要不斷擴大國內消費需求。要以增加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民消費作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尤其是要走好****新農村建設這一著“活棋”。通過新農村建設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村消費需求，啟動農村市場，從而帶動內需和消費。三要拓寬消費領域和改善消費環境，促進消費結構升級。

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我國仍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仍呈規模發展之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在鞏固發展第一、二產業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其中要把發展服務業放在優先地位，從加工業優先發展逐步轉向服務業率先發展。一要圍繞現有產業來延伸，促進現代制造業與服務業加快融合、互動發展。二要圍繞需求發展現代服務業，積極拓展新型服務領域。三要發展農村服務業。加快構建和完善包括生產銷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務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四要培育充滿活力的服務業市場主體，優化服務業組織結構。

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我國經濟增長仍然是通過大量消耗能源資源實現的。2006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僅占世界的5.5%，卻消耗了約占世界50%的水泥、30%的鋼材、15%的能源。大量消耗的能源資源主要是不可再生的礦物資源，絕大多數需要進口，大量進口我們又缺少價格話語權。因此，必須加快增長方式轉變，實現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低代價增長。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從目前的不足30%向發達國家的70%以上提升，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這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關鍵因素，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環節。管理創新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也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重要條件。

二、形成“三個格局”

形成“三個新格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這三個格局涵蓋了城鄉、區域、社會經濟結構，是更新、更深層次的改革。

（一）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報告》指出，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這是我國發展新階段提出的新任務，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應當明確認識到，中國現代化的“短板”在農村，只有農村實現小康才能實現全面小康，只有農村實現現代化才能實現全國的現代化。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農民居民化趨勢明顯，為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創造了條件。

一是要城鄉規劃一體化。打破城鄉界限，從整個行政區域范圍進行整體規劃，以節約土地、優化資源配置為原則，統籌城鄉發展。二是要城鄉市場一體化。統籌城鄉市場發展，建立完善城鄉一體的市場體系。完善商品流通市場，構筑城鄉一體的流通體系；完善各類要素市場，促進生產要素和資源要素在城鄉之間互動交流；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三是要產業發展一體化。要根據資源、環境、土地和勞動力條件，統籌城鄉產業發展。四是要公共服務一體化。建立城鄉共享的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五是要交通一體化。建立覆蓋城鄉的交通體系，建設城鄉之間人員往來、資源流動的通道，加強城鄉之間的互動交流。六是要社會管理一體化。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主線，促進城鄉人口合理流動。

（二）優化國土開發格局

《報告》提出把優化國土開發格局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任務。這是從我國資源開發與區域發展的實際出發，按照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要求，統籌區域發展的新思路。

優化國土開發格局，就是要在調整國土開發格局的基礎上，按照資源、環境與人口、經濟相均衡的原則，統籌規劃，優化開發，合理布局。引導人口相對集中居住，產業相對集聚發展，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構建均衡、和諧、效率和可持續的國土開發格局。當前，優化國土開發格局的重點，一是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同時，還要促使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些特殊政策優勢逐步均等化。按照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思路，“加快形成主體功能區”。按照主體功能區的規劃，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布局。基本原則就是“尊重自然、有限開發”。二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形成若干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三是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首先，要從國情實際出發，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其次，要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

（三）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報告》明確指出，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和堅持平等保護物權的前提下，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這是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實踐，對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新闡釋，對于完善****所有制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報告》明確提出，要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進一步實現平等競爭、相互促進。

一是要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通過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通過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使國有資本向關鍵領域集中，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通過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促進競爭主體機會平等，創造充滿活力的競爭新局面。通過加快建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促使國有企業像其他企業一樣，稅后利潤中的相當部分要回報給出資人，而不是任由企業支配。在各項改革的基礎上，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使國有資本得到有效監管和經營。同時，通過推進集體企業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

二是提升非公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競爭能力。與國有企業相比，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處在競爭弱勢地位，要消除體制障礙，從全局的高度重視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必須破除一切不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進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采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措施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

三是要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所有制經濟都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但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產權制度基礎上，要通過股權合作、戰略投資等現代產權形式，進一步增強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內在聯系。三、建立和完善“六個體系”

建立和完善“六個體系”，是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大舉措，也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格局所進行的重大戰略調整。

（一）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報告》明確指出，要深化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當前，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要突出三個方面的重點。

1.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要以突出公共化為重點，不斷拓展和充分發揮財政調控、收支、管理的重要職能作用。完善公共財政體系，一方面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拓寬公共財政覆蓋領域，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全社會。另一方面，要根據主體功能區建設的要求，進一步豐富和拓展公共財政的內涵和外延，使公共財政手段更加靈活，作用更加積極有效。

2.完善現代金融體系。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各類金融市場，形成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形式、結構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現代金融體系。建立現代金融體系涉及金融機構體系，重點是提高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競爭力；金融市場體系，主要是優化資本市場結構，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金融監管體系，主要是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3.完善國家規劃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國家規劃體系是一個創新概念，主要包括發展規劃，如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和區域性、行業性的發展規劃；發展計劃，主要是促進經濟協調發展的各項計劃；產業政策，這是國家規劃的重要內容和保證，其實施是落實國家規劃的重要過程。完善國家規劃體系對于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十分重要，特別是把計劃列入規劃體系中，更有助于規劃的完整性、可行性。

（二）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

《報告》明確提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為此，必須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

1.建設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區域創新體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創新效率，降低創新成本，使創新所需的各種資源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各種知識和信息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各種服務得到及時全面的供應，是大幅度提高區域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根本途徑，也是把國家目標與區域發展結合起來，提高國家整體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大力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2.建立技術創新體系。一是優化研究結構，支持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為自主創新提供技術支撐。加大對自主創新的投入，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二是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3.完善創新體制與機制。一是加強創新管理體系建設。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優化科技資源配置，完善鼓勵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法制保障、政策體系、激勵機制、市場環境。二是完善企業創新機制。企業技術創新機制通常分為決策機制、運行機制、調節機制、擴散機制。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主要是由于技術創新機制不完善。

4.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于鼓勵自主創新、優化創新環境具有重要意義。要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大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落到實處。

5.充分利用國際科技資源。在經濟全球化和擴大開放的背景下，要正確處理引進與創新的關系，利用好全球科技資源，繼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擴大和深化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6.激發創新主體的活力。一是調動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大企業是自主創新的主力軍，要繼續發揮創新的表率作用。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是最具創新活力的企業群體，是科技創新的生力軍，要在科技政策和經濟政策上給予更大支持。二是造就創新人才。進一步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培養造就世界一流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使創新智慧競相迸發、創新人才大量涌現。

（三）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發展現代產業體系。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競爭力的重要標志。

1.完善產業體系結構。第一，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先進制造業是現代產業結構的核心，是產業競爭力的具體體現。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意味著我們將從“加工型經濟”向“制造型經濟”轉變。為此，要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振興裝備制造業，淘汰落后生產能力；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產業。第二，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服務業是現代產業中最具成長力的產業，也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依托。加快發展服務業既符合現代產業發展的趨勢，也符合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實際。第三，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系。加快解決我國能源供給和需求的矛盾，根本出路是要加快新能源開發和產業化，要在優化能源結構的基礎上，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對交通運輸體系建設提出新的要求，要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進行合理布局，做好各種運輸方式相互銜接，發揮組合效率和整體優勢，形成便捷、通暢、高效、安全的綜合運輸體系。第四，協調發展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隨著現代經濟技術的發展，知識資源“成為先進經濟的核心資源”，推動建立在知識資源基礎上的虛擬經濟快速發展，虛擬經濟正在“取代實體經濟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的動力”。在這一大背景下，產業選擇和結構調整必須要兼顧物質資源和非物質資源開發，協調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發展，堅持在提升實體經濟水平的同時，注重發展虛擬經濟，以使我們在新的競爭中贏得主動。

2.強化體系功能，提高體系化程度。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的重點，要放在努力提高產業體系化程度上，圍繞重點企業和核心技術，完善產業體系，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一是加強優勢產業。對于比較優勢產業，重點是加強體系建設。以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為核心，加強產業聯系，促進合理分工，形成優勢互補，利益共享。二是調整弱勢產業。對比較弱勢產業，要加大調整力度，促進產業向區外轉移，包括部分具有加工優勢的產業以投資合作方式向境外轉移。三是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四是推動資源向優勢產業、企業和產品集聚，建設一批規模實力強、核心競爭力明顯、產權結構合理、創新能力突出的大型企業集團，作為產業體系的龍頭。五是加強產業平臺建設。建立創新型工業區，作為資源集聚、產業集群、經濟集約的重要平臺。六是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增強產業體系的活力。

（四）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

《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的新要求，這是落實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的關鍵環節，關系到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因此，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落實到每個單位、每個家庭，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當前，經濟發展與能源資源緊缺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發展的能源資源約束已近極限，并且正在擴大為全球性問題。解決能源資源緊缺問題，增加供給是重要的，但關鍵還在于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國際能源機構估計，假如全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取節能措施，那么2030年前，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長將由1.6%降至1.2%，年均增速將低于過去30年的2%。

我國正處在工業化的重化工業階段，對能源資源的需求仍然要持續增長，能源短缺將是長期現象。因此，加強能源資源的有效利用，促進節約發展，是緩解能源供求矛盾的重要途徑。目前，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能源資源利用效率還很低。我國每單位能源消耗生產的GDP，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4左右；單位資源產出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1/10，日本的1/20。為了保證資源的有效利用，必須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就是要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在推進發展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資源和環境的承受力，統籌考慮當前發展和未來發展的需要，既要重視經濟增長指標、又要重視資源環境指標；既積極實現當前發展目標、又為未來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為此，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標準，加快技術進步，加強體系建設。通過建立完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實現能源資源有效利用的科學化、體系化。

（五）健全現代市場體系

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出過，在十七大報告中再次加以強調，可見其對于體制完善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當前，健全現代市場體系的重點有：

1.推進現代市場體系建設。適應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要求，圍繞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打破行政壟斷和地區封鎖，健全全國統一開放市場，使各種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同時，要加強市場現代化建設，利用信息化手段，發展經銷、采購和配送網絡；提高市場組織化程度，變小市場為大市場，變小物流為大物流，發展運輸、倉儲、加工、配送一體化的大型市場組織；發展連鎖經營，采用統一采購、集中配送、購銷分離等現代流通方式。

2.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如發展土地、技術、產權和勞動力等要素市場，促進資源通過市場實現最優配置。同時，要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不斷培育新的要素市場，進一步增強市場體系的活力。

3.完善價格形成機制。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的形成，要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同時要把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作為價格形成的重要參數，適當增加其在價格形成中的權重。這有利于引導經濟向節能環保和效益方向發展。

4.規范發展行業協會和市場中介組織。各類中間機構是市場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越發展，各類中間機構越重要。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中間機構發展同時存在著總量短缺與結構過剩、定位不準與服務不規范的問題。隨著發展空間的擴大、發展機會的增多，各類機構會越來越多。所以，在不斷擴大規模的同時，必須加強規范發展。

5.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只有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要加快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

（六）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

《報告》強調提出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這是全面提升我國開放經濟水平的重大戰略措施，對于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具有重要意義。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包含三層含義：

1.內外聯動。就是要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起來，實現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首先要在對內對外開放上體現公平互利的原則，并在開放中相互促進。其次要在積極引進來的同時，推動我國企業走出去，要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加快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

第4篇：開放經濟新體制范文

從內在聯系看，城市群具備發達核心組織能力、較完整的城鎮結構體系、快速便捷的交通運輸體系以及較發達的區域經濟。城市和區域經濟存在相互作用，城市群是區域經濟發展和城鎮結構演化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區域經濟從發展到成熟，其空間結構演變就表現為由點到軸、由面到網的城市化過程，此即城市群或都市圈形成的過程。因此，城市群是區域經濟發展成熟的標志和城市化的高級形式，其立法也必然尋找高級法形式即經濟法。從區域經濟的發展階段分析，城市群是區域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規范其活動和行為的現代法杰出代表——經濟法與之正好相互匹配。從其組成觀察，城市群集合了核心城市和城市，各個城市之間有交通走廊相連，社會經濟關系復雜密切，縱橫交錯，但其一體化程度遠高于城市群外的城鄉，其法律規范也應當因其更加公私法兼容而呈現經濟法的特點。

聚集與擴散是城市經濟區域形成和發展的內在機制，它們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擴散必須以一定程度的聚集為基礎，聚集到一定程度必然產生擴散，而擴散又擴大了對新的經濟活動的吸聚力，從而創造了新的聚集條件，新的聚集又為新的擴散創造條件，由此推動經濟法律關系的動態發展。聚集過程導致集中型城市化，擴散過程引起擴散型城市化。城市群就是在聚集——擴散——再聚集——再擴散的鏈式過程中不斷得到強化和升級。經濟法的特殊魅力恰恰在于產業經濟法等相關部門法能很好地為其導航、護航，并不斷鞏固其發展成果。

中原城市群聚少散多的特點與經濟法的作用發揮

中原城市群通常是指以鄭州為核心，以洛陽、開封、新鄉、焦作、許昌、濟源、平頂山、漯河在內共9個省轄（管）市構成的城市群體。其中，特大城市2個，大城市4個，中等城市2個，小城市15個，縣城34個，建制鎮374個。

首先，中原城市群城鎮布局呈明顯的交通聚集束，這就使經濟法的社會法作用能夠得到更好的發揮。中原城市群相對集中于京廣、隴海、焦枝線上，其中京廣線上有4個（新鄉、鄭州、許昌、漯河）；除鄭州市以外，隴海線上有2個（洛陽、開封）；焦枝線上有1個（焦作）。中原城市群的8大城市中有7座都位于中央鐵路線上，比例達87.5%。其余15座小城市中位居上述三條中央鐵路線上的有8座，占小城市比例的53.3%。由此可見中原城市群呈明顯的交通聚集束狀態。這一情況雖有利于物資的快速調配，但也容易滋長計劃經濟的慣性思維和做法。因此，要多用市場規制法進行調整，該讓市場去做的絕不要有政府包辦代替，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管理只在“市場越位”時進行弱干預，比如反壟斷和加強市場監管等。

其次，中原城市群在空間布局上具有明顯的分散性，應充分發揮經濟法的政府強干預作用。中原城市群的特大城市間的空間直線距離平均為D=125.4km，這一數字遠遠高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也高于周邊的關中和武漢地區。可見，中原城市群的空間分布具有明顯的分散性特點。由此可以看出，這里將需要更多行政手段的運用，具體以適用經濟法的宏觀調控法為宜。

依法平衡協調中原城市群的城市格局

中原城市群的型構集中反映了河南這一中部省區經濟發展的空間特征，然而，這種聚集——分散型的空間布局對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來講是弊大于利的。一般來說，分散的型構是區域開發到高級階段、城市體系成長到成熟階段后常見的空間布局。中原地區目前正處于區域開發的初、中級階段，城市體系還不夠成熟，需要城市布局有較強的聚集性。可是，中原城市群區內城市空間聯系松散，這就必將導致城市功能難以更好地發揮，從而不利于使中原城市群做到強基固本。

中原城市群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首要的原因是中原城市群缺乏規模較大的首位城市。首先，鄭州雖說是首位城市，但由于城市規模不大，首位度只有1.43，不能發揮核心城市的聚集和輻射能力。中原城市群除了鄭州核心區外，還有豫北新鄉、焦作核心區，豫西洛陽核心區，豫中南平頂山——許昌——漯河三角核心區，豫東開封——商丘核心區。這些核心區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大作用，同時也削弱了鄭州作為首位城市對這些地區的輔射作用。這一格局造成了該城市群的特殊樣態。其次，鄭州距離周邊特大城市太近，東臨徐州、濟南，南臨武漢、廣州，西臨西安，北臨北京，東南與南京、上海相臨。這些城市的中心強度遠遠超過鄭州。鄭州位居這些特大城市的中間低谷地帶，從而很難形成全國性或世界性的中心城市。也就是說，中原地區已被周邊更高一級的中心所分割。

正確的做法是，依法平衡協調中原城市群的城市格局。所以，中原城市群的發展應加強以鄭州為中心的周圍城市間的橫向聯系，形成一個強大的大中城市核心區，以“群”的力量開展對外交流，以“群”的力量帶動全省發展。具體來說，可采取“一個中心、一個次中心、一條工業走廊、三條軸線”的發展格局。一個中心是指鄭州中心，次中心指洛陽，一條工業走廊指鄭洛工業走廊，三條軸線指京廣、隴海、焦枝三條軸線。當然，這種格局并不僅僅是為了突出物理網絡的現實意義，而是要突出各種發展要素在網絡之間的高效合理流動，強調經濟法平衡協調理念的切實貫徹和責權利效原則的真正堅持。

依法推進中原城市群的區域產業發展

城市群的綜合經濟實力是建立在雄厚的產業基礎之上的。目前，中原城市群在國民經濟中的影響還不大，中原城市群的GDP相當于長江三角洲的1/6和珠江三角洲的1/3。出現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產業基礎不夠深厚。雖然中原城市群的煤炭、石化、機械、食品、有色冶金、電氣等工業有較好的基礎和一定的規模，但并沒有形成在全國有突出效應的產業集群，經濟結構不盡合理，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經濟效益差。可以說，產業構成仍是以傳統產業為主，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很小，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占據絕大多數比例。另外，中原城市群的不少城市在主導產業選擇上，也突出存在著重復投資、產業雷同的問題。各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布局傾向。有些城市之間只是存在經濟規模的差異，在產業結構上并非能夠形成互補。由于城市間缺乏合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從而制約了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抑制了城市群整體聯動效應的發揮,導致各城市從原材料到產品市場的爭奪戰，造成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浪費和效率損失。

要使中原城市群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避免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必須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基礎上，積極探索以構建中原城市群產業生態鏈為目標的產業發展機制，按照“優勢互補、互惠互利、聯合發展、共同繁榮”的原則,在產業布局上做到整體布局、區域分工、優勢互補、適度競爭。在這一過程中，每個城市在突出和壯大主導產業的基礎上，都應在產業鏈聚集和延伸上下功夫，構筑完整的產業鏈條，提升產業聚集度。特別是在招商引資上，各個城市應突出產業鏈招商而不是單個項目的引進，并在產業鏈配套上多做文章，發揮競爭法（經濟法的核心法）和產業經濟法（經濟法的一個重要部門法）對產業布局和產業促進的重要作用。

中原地區產業發展的現實情況主要有以下內容：紡織工業要大幅度增加出口配額；機械工業雖具有一定的出口能力，但需要提高國際競爭力；建材工業中，玻璃產品居全國第一，水泥年產量居全國第六，發展勢頭較好；化學醫藥產品結構不合理，面臨國際市場競爭，應大力發展中成藥；電子工業在全國同行業中排名靠前；冶金、能源工業中有色金屬工業十分關鍵，要提高技術水平，其中能源工業中電力工業被沖擊不大，煤炭工業受到的影響較大。考慮到中原城市群產業結構調整的治理對策，經濟法發揮作用的重點應當是：鞏固基礎產業，努力開發優勢資源，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改造傳統產業，大力扶持第三產業。重點應放在發展高新技術、高效益產業上，工業布局要向更深層次開發與加工轉化。

依法調整中原城市群的區域經濟關系

目前，中原城市群協調發展的重要障礙是制度因素所造成的行政區分割，行政區分割導致不同行政區域政策和制度之間的相互沖突與矛盾，形成了各自為政的諸侯經濟。由于產業之間的利潤率差別較大，每個地區都不愿放棄高收益產業，因而重復建設屢禁不止，城市間產業的合理分工難以形成。毫無疑問，城市間利益的協調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采取經濟法綜合調整的方法加以解決。聯手共建區域性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區域利益調節中的主導作用，弱化區域利益調節中的行政干預手段。構建中原城市群產權交易共同市場，通過資產紐帶聯系，實現企業之間和城市之間的資產重組和利益整合。逐步打破地方利益主體、經濟主體和管理主體“三位一體”的傳統格局，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規范地方政府的宏觀調控行為。在制訂政策時應綜合考慮該地區的綜合因素，加強政策的整體性,注意政策的縱向協調和橫向協調。進一步強化一體化管理體制的建設，以市場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成立政府層面的協調機構，如鄭東新區管委會等。現階段政府在中原城市群發展尤其是大型基礎設施和重點城市建設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是一個優勢，從而促成了政府可以通過相應的政策措施和財政手段有效地調控城市群各城市的發展。政府應重點發展各中心城市，以強化產業整合、提升產業功能為手段推進城城一體化，并以此帶動城鄉一體化，建立權威、高效的城市群協調機制，全面推進城市群一體化進程。注重民間高科技企業協調機構的建設，開展技術協作、經濟協商，制定生產標準，交流信息，暢通市場渠道，避免出現技術壟斷和技術的惡性競爭。

城市群是密切社會溝通與聯系的多維的開放經濟空間系統。城市群經濟中的產業不僅在內部而且在外部都存在廣泛的聯系，這種聯系將更好地利用城市群經濟資源，達成協作與分工的合理化，提高產業素質和經濟效益。在現代市場經濟高度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群必須在開放中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外開放的程度越大、速度越快，城市群發展的水平和質量就越高。客觀地講，目前中原城市群對外開放的程度是很低的，雖然中原城市群的領導和建設者對外開放的愿望是真誠而又迫切的，也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效果并不明顯。鄭州在全國城市競爭力評價中，環境競爭力、制度競爭力等排名仍處于末位，因此，應該深刻檢討以往的政策和實踐，明確政府的定位，轉換政府職能，完善政策，改進工作，盡快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

依法實現城鄉協調互動、統籌發展

實現城鄉一體化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主要目標，也是城市群發展的應有之意。城鄉的協調發展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基礎設施的建設提供了區域要素流動的便捷通道，在客觀上可以縮小城鄉之間、各個城市之間的差距。據統計，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為36%，高出全省城市化平均水平約12個百分點。但就城鄉一體化而言，城鄉差別一直在擴大，都市區與郊縣農村在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完備程度、居民生活質量等方面的差距在不斷的增大。從產業發展上看，郊縣的發展跟不上中心城市的發展速度，在調整產業結構的時候，過大的城鄉懸殊使得郊縣不具備產業的接收條件，這就直接制約了城市競爭力的整體提升。因此，要使中原城市群得到大的發展，必須縮小城鄉差距，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

具體來說，一是城鄉發展要統一規劃，統一布局，打破城鄉二元化的格局，實施城鄉一體化新體制；二是產業發展要統籌考慮，如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型的項目可遠離大城市，城市郊區不再以種植糧食為主，而以發展果蔬業、園林業等高效農業為主并兼顧其他；三是基礎設施和公益類事業建設要統籌安排，發展電力、交通、教育、環保、衛生、文化等事業，充分考慮到周邊縣鎮和農村的需要；四是要提高公共財政投向“三農”的比例，以“反哺農業”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五是城鄉管理體制和制度要統籌協調，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社保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和就業制度等。總之，通過發展中原城市群將帶動廣大縣域經濟的發展，縣域經濟又必將促進中原城市群的崛起。

摘要：城市群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中原城市群呈自然分散狀態，其發展還存在很多非理性的經濟問題，有待于用經濟法規去整合，特別是應結合自身情況處理好城市格局、產業發展、區域利益以及城鄉發展等方面的依法平衡協調問題，以實現中原城市群又好又快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發揮經濟法對中原城市群建設的強力助推作用。

關鍵詞：中原城市群協調發展經濟法規范平衡協調

參考文獻：

1.潘靜成，劉文華.經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馬志強.論我國城市群的發展趨勢及存在的問題.商業經濟與管理，2003

第5篇：開放經濟新體制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面板數據模型；障礙因素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02-0017-06

一、引言

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潮流是經濟全球化的蔓延、深入，生產要素的全球性流動速度在加快，目標在于實現世界范圍內的資源最優配置。產業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全球產業發展從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一國的產業結構變動和產業政策，一國順利走向經濟全球化的關鍵是緊緊把握產業全球化的脈搏，結合本國國情，全力推進產業全球化。宏觀經濟發展的一大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而資源配置結構的優化有利于產業發展結構趨于合理、效率得以提升。開放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種要素、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轉移，無疑是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實現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開發我國的動態比較優勢和經濟增長潛力，可以作為推動國家產業升級的有效途徑。

2014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突破千億美元，總計1028.9億美元，同比增長14.1%。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繼續優化，特別是服務業對外投資明顯上升，同比增長27.1%，占對外投資比重接近2/3。投資區域重心則逐漸轉向發達國家（地區），其中對美國投資增長23.9%，對歐盟投資增長1.7倍，遠遠高于總體增速。另外，地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2014年實現投資451.1億美元，同比增長36.8%，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43.8%，較上年比重增加7.2個百分點，進一步激發了投資活力；其中廣東、北京、山東位列前三，對外直接投資額分別為96.01億美元、55.47億美元、44.11億美元。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201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開放也是改革，必須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開放的主動贏得發展的主動、國際競爭的主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的有效手段，對于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發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全方位開放新優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可見，推動對外直接投資和國內產業升級良性互動、協同發展與中央關于新時期經濟工作“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總體戰略部署是相契合的，也是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應有之義和實效之選。但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之間的協同度比較低，協同發展正處于初始期，預示著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正在阻礙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的協同有序發展。

二、文獻述評

從現有文獻來看，國內外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如何促進母國產業結構的變動、升級。如李逢春（2012）通過修改經典的錢納里“結構增長”模型，用面板回歸的方法實證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結果表明較高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可以較快地促進投資母國的產業升級；赫里格爾、威特基和福斯坎普（Gary Herrigel、Volker Wittke和Ulrich Voskamp，2013）發現我國制造業部門通過OFDI活動嵌入全球生產網絡，與國外企業相互學習、展開互動，有助于實現行業的轉型升級；潘素坤、袁然（2014）利用2003―2012年間58個樣本國家的相關數據，經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三種不同投資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均為我國產業升級的原因，但存在滯后性。至于遲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對母國產業升級發揮提升作用、阻礙兩者之間協同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各類文獻涉足較少，相關研究內容散見于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影響因素分析，如蔣冠宏、蔣殿春（2012）指出距離、制度質量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負面影響；楊愷鈞、胡樹麗（2013）則發現技術發展水平與市場經濟制度建設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產生負面作用；陳巖（2014）基于多元距離變量的回歸分析表明，經濟文化距離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阻礙因素；朱嚴林、許敏（2015）的面板回歸結果顯示，國內R&D人員的投入水平抑制了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吸收，削弱了OFDI活動對高新技術產業的促進作用。還需注意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導致大量資金外流，亦可在投資母國引發嚴重的“產業空心化”，考林和湯姆林森（Cowling和Tomlinson，2000）、大瀧（Masayuki Otaki，2012）的研究揭示了此類現象的發生，國內學者范歡歡、王相寧（2006）及王英（2008）也提出須防范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所引發的產業空心化問題。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偏重于研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母國產業升級促進效應（以技術溢出效應為主），而對于影響這一效應發揮的負面因素涉及較少；二是從東道國制度環境角度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主導因素成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而針對阻礙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關聯效應有效發揮的各種因素的搜尋與驗證研究則甚少。本文利用2006―2014年典型省份的相關數據設定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及障礙性因素測度指標，運用面板模型回歸手段搜尋、驗證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的若干障礙性因素。

三、模型構建及變量的說明

鑒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的障礙性因素所涉及的數據結構特點，選取典型省份作為樣本統計單位，并且各省份的部分相關數據時間跨度不長，此類數據比較符合面板數據特點，因此可以使用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障礙性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構造回歸方程如下：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PACEit+μit] （1）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IREit+μit] （2）

[OFDIit=αi+β1iCLPit+β2iCLPit*PVIit+μit] （3）

各變量的含義、測算方法及來源見表1。i表示不同省份，為面板數據模型橫截面個體成員；t表示不同年度，為面板數據模型樣本觀測時期。

本文選取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存量）與專利申請授權量排名前六位的省份（直轄市），分別是江蘇（簡記：JS）、浙江（簡記：ZJ）、廣東（簡記：GD）、山東（簡記：SD）、上海（簡記：SH）和北京（簡記：BJ）作為樣本統計單位，這是因為此兩類變量的省際差異比較大，如果全部采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會造成非平衡面板數據，再者有的省份樣本指標規模極小，不能很好地解釋和說明當前的經濟現象，而且可能會對實證分析的結果造成干擾。

在對面板數據模型進行估計時，需要對所建立的模型形式進行檢驗，即檢驗樣本數據符合混合回歸模型、變截距模型以及變系數模型中的哪一種。模型形式設定檢驗使用的是協方差分析檢驗，對于含有N個截面成員的面板數據模型可以檢驗如下兩個原假設：

H0：模型中解釋變量系數對于所有的截面成員是相同的（即斜率系數是齊性的），但截距項不同即該模型形式為變截距模型。

H1：模型中解釋變量系數和截距項對于所有的截面成員都是相同的，即該模型形式為混合回歸模型。

模型形式檢驗有如下兩個F檢驗統計量：

[F1=（S2-S1）/[（N-1）k]S1/[NT-N（k+1）]～F[（N-1）k，NT-N（k+1）]]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

其中，N是截面成員個數，T是每個截面成員的樣本觀測時期數，k是非常數項解釋變量的個數，S1、S2、S3分別是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的回歸殘差平方和。在原假設H0、H1成立的條件下，檢驗統計量F1、F2分別服從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

模型形式檢驗的一般過程是：先檢驗原假設H1，如果統計量F2小于某個檢驗水平（比如5%）下F分布臨界值，則不能拒絕原假設H1，且無須再檢驗原假設H0，從而表明利用混合回歸模型來擬合樣本是合適的。否則，拒絕原假設H1，并繼續檢驗原假設H0。如果統計量F1小于某個檢驗水平（比如5%）下F分布臨界值，則不能拒絕原假設H0，從而表明利用變截距模型來擬合樣本是合適的。否則，拒絕原假設H0，并利用變系數模型來擬合樣本。

四、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7.0軟件分別計算上述三個模型的三種形式，即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的回歸殘差平方和S1、S2、S3，再計算F1、F2，并驗證原假設H0、H1，確定合適的模型形式，檢驗結果見表2。

表2：各模型檢驗結果

[＼&檢驗統計量＼&適用模型＼&模型（1）＼&S1=2296.45，S2=17727.8，S3=130619.4

N=6，T=8，k=2，顯著性水平=0.05

F2=111.7579>臨界值F[15，30]=2.0148，

F1=20.1590>臨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模型（2）＼&S1=2296.45，S2=9768.635，S3=128070.7

N=6，T=8，k=2，顯著性水平=0.05

F2=109.5382>臨界值F[15，30]=2.0148，

F1=9.7614>臨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模型（3）＼&S1=2525.542，S2=9905.165，S3=47852.53

N=6，T=8，k=2，顯著性水平=0.05

F2=35.8949>臨界值F[15，30]=2.0148，

F1=8.766>臨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

表2結果表明，三個模型均適用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運用Eviews7.0進行詳細的面板數據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表明，方程（1）、（2）的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經調整后的R2為0.9769，模型的擬合程度非常高，DW統計量等于1.7930，接近于2，從而表明模型估計結果的殘差序列不存在一階序列自相關。常數項C的估計值為224.6683且其t統計量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解釋變量“OFDI”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正數且它們的t統計量都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說明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綜合性勞動生產率之間是正相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推動了我國的產業升級步伐；但加入調節變量“對外直接投資節奏”、“對外直接投資的不規則度”后，“OFDI*PACE”系列、“OFDI*IRE”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負值且它們的t統計量也較顯著（顯著性水平=0.1），說明在“節奏”及“不規則度”因素影響下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綜合性勞動生產率之間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協同發展的障礙性因素。另外，雖然從統計意義上來看，方程（1）、（2）的估計結果極為相近，但就“節奏”和“不規則度”的經濟含義而言，二者還是存在很大不同的，應予以區別對待。

方程（3）初次估計結果顯示，DW統計量等于1.4148，表明其殘差序列可能存在一階序列自相關，因此使用截面加權的SUR估計方法對原模型進行修正，同時使用White截面方法計算系數協方差，最大限度地克服隨機誤差項存在的截面異方差和同期相關問題，經調整后的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方程（3）的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經調整后的可決系數修正值由0.9308變為0.9809，模型擬合程度有了進一步提高，DW統計量等于2.5161，說明模型估計結果的殘差序列已經消除了一階序列自相關。此外，F統計量等于142.7308，殘差平方和也由2525.542降至42.5162，也表明方程（3）整體上非常顯著，且其擬合精度得到了大幅提高。常數項C的估計值為-177.8006且其t統計量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解釋變量“CLP”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正數且它們的t統計量都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說明綜合性勞動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之間是正相關的，綜合性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產業升級進程的不斷加快有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但加入調節變量“專利申請授權量定基增速的離差”后，“CLP*PVI”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負值且它們的t統計量絕大多數都較為顯著（顯著性水平=0.05），說明在“科技產出水平波動性”因素的影響下，綜合性勞動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之間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協同發展的障礙性因素。

五、結論與啟示

（一）基本結論

從上述面板數據模型的計量分析結果，至少可以得出三個基本判斷：

判斷之一：對外直接投資增速的大幅波動弱化了其對國內產業升級所能夠產生的各種經濟效應，對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系統的進化產生了負面影響。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對外直接投資增速大幅波動會削弱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波及效應，大幅增加將引致國內相關產業原材料、制成品和技術設備的出口激增，出口需求的短時突變使得國內各產業無法及時適應和滿足，國內供需結構的改善空間極為有限；二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增速的大幅波動使其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大大減弱，因為對先進技術的學習、模仿和創新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進行消化和吸收；三是使得國內各行業面對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難以從容應對，對外直接投資引發的產業轉移、產業關聯和產業競爭等效應不能有效發揮，阻礙了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的關聯互動、協同發展。

判斷之二：對外直接投資的高度不規則使其呈現出一定的散亂化，即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存在短時、高頻的快慢節奏相間和大量突發性的投資行為，使國內各行業無法有預期、有規劃、有步驟地調整原材料的購買與儲備、產品的生產以及對國外新技術、新工藝、新管理方式的學習和實踐，延遲了國內各產業的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活動，產業升級受阻，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之間的良性互動中斷、協同進化趨緩。

判斷之三：科技產出水平的大幅波動會阻礙科技成果的轉化，特別是產業化進程，造成科技與經濟長期分離的局面，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失去了根基，新產品、新工藝、新技術的推廣也不能及時展開，導致了各產業生產活動素質與效率低下，直接延緩了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進程。這種狀況的持續，一方面使國內各產業缺乏壟斷性技術優勢，從而不能據此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另一方面低層次的產業結構與低效率的生產方式必然會導致各產業效益不佳，也無法為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供源源不斷的外匯資金，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難以為繼，從而喪失了通過全球性資源整合實現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素質與效率提升的機會，由此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而非良性互動。可見，科技產出水平的起伏不定會嚴重阻礙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協同發展。

（二）啟示

1.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空前活躍，國內產業結構合理化調整、高級化推進應主動適應這一變化，提高其時效性、靈活性與預見性，與之形成有效對接，展開互動。另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第三階段的初始期，其突出表現是“量大而質低”；未來一段時間，適應或突破第三階段則應摒棄這種單純、盲目的總量擴張而轉向追求投資質量，更加強調企業海外投資的營收能力、學習能力，提高資本的運行效率，國家、行業層面的配套機制，如法律、咨詢、金融等各項服務亦需跟進。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高質發展，將為國內經濟引領新常態、完成產業轉型升級任務提供技術超越、市場開拓、資源保障機遇，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先機。

2. 注重對外直接投資的連續性、計劃性和穩定性，確保最大限度地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升級的各種促進效應。規則的、連續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可以使各投資主體有預期地了解行業需求狀況和東道國投資環境，在信息較為充分的前提下，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獲得發展亟須的要素資源，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學習先進技術、工藝和管理經驗，有效發揮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而對當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現狀、目標及相關要素資源供需狀況的準確把握，也有利于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計劃性和規則度。可見，在合理匹配、良性互動框架內，審視、處理對外直接投資行為與國內產業升級關系，對兩者而言都是有益和高效的。

3. 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較高而穩定的科技產出水平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系統有序演化的必要條件，而這一必要條件存在的關鍵則是科技研發投入強度的持續提高。科技研發投入強度的持續提高所產生的最直接結果就是源源不斷的科技產出，通常狀況下科技產出水平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是最有效的。以勞動生產率為代表的素質、效率性變量的大幅改善，一方面標志著我國產業升級活動逐漸進入質變階段，可以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良好的支撐；另一方面也說明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對國內經濟產生了強有力的溢出效應，成為產業轉型升級順利完成的有效輔助手段，由此可以切實推動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系統發生質變，產生新的有序結構，從而向良性互動形式下的高度協同狀態演化。

4. 對外直接投資的高度不規則變動，以及科技產出水平的大幅波動，嚴重擾亂了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協同有序發展進程，使協同進化趨緩，甚至中斷；但針對諸如此類的障礙性因素需要一分為二地辯證對待，不可不加分辨、“一刀切”式地盲目消除。以對外直接投資為例，快速增長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不斷縮小其與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必然選擇，盲目限制、約束這一趨勢只會使得差距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潛力無法合理釋放，因此更需關注的是投資主體、投資方式以及區域、產業選擇的預見性與主動性，以期能夠與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現狀、未來發展趨向形成良好匹配，最終實現相互支撐、協同發展。

參考文獻：

[1]Gary Herrigel，Volker Wittke，and Ulrich Voskamp. 2013.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Upgrading：Transitioning from Unilateral toRecursive Mutual Learning Relations，Global Strategy Journal，（1）.

[2]Cowling & Tomlinson. 2000. The Japanese Crisis：A Case of Strategic Failure？The Economic Journal，（464）.

[3]Masayuki Otaki. 2012. A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Hollowing. 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2）.

[4]于世海，凌丹.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協同演化關系分析[J].廣西社會科學，2015，（3）.

[5]李逢春.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升級效應――來自中國省際面板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2，（6）.

[6]潘素坤，袁然.不同投資動機OFDI促進產業升級的理論與實證研究[J].經濟學家，2014，（9）.

[7]蔣冠宏，蔣殿春.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東道國制度重要嗎？[J].管理世界，2012，（11）.

[8]楊愷鈞，胡樹麗.經濟發展、制度特征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基于“金磚四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3，（11）.

[9]陳巖.基于多元距離視角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研究[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4，（11）.

[10]朱嚴林，許敏.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對我國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3）.

[11]范歡歡，王相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J].科技管理研究，2006，（11）.

[12]王英.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空心化探討[J]. 對外經貿實務，2008，（4）.

[13]魯萬波，常永瑞，王葉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發技術溢出與技術進步[J].科研管理，2015，（3）.

[14]徐DO，姜建剛.東道國制度視角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J].上海經濟研究，2014，（2）.

[15]冀相豹.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視角[J].國際貿易問題，2014，（9）.

[16]王永欽，杜巨瀾，王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制度、稅負和資源稟賦[J].經濟研究，2014，（12）.

[17]尹德先，楊志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研究[J].商業研究，2013，（1）.

Analysis on the Obstacles Affec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Upgrading

Yu Shihai1 Ling D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xi Guilin 541004；

2.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ubei Wuhan 4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