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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經濟 轉型升級
(一)經濟總量持續擴大,發展成就喜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步入了快車道,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45億元,世界排名第十位迅速躍升至2013年的8.3萬億元,排名也上升到僅次美國的世界第二位。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我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與世界上主要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相比,在衡量經濟發展成就的主要指標上盡管還有很大差距,但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經濟發展起點低、人口基數龐大的國家來說,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截止目前,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基礎已經建立,法制化的市場環境基本形成,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的版圖上已經有了強有力的話語權。
(二)發展速度較快,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突出。
近些年來,我國經濟始終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GDP始終以年均9%的增長速率向前發展,遠遠超過世界平均3%的增長速度。最近幾年,盡管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較增長乏力的新興經濟體和世界上陷入衰退的部分發達資本主義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經濟較快的發展速度,不但增長國內就業,緩解了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矛盾,而且,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越來越突出,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中國經濟的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了30%。
二、中國經濟發展存在的隱憂
(一)產業發展失衡的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結構失衡的問題早已不是什么新話題,只不過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初期,結構問題不是特別突出。隨著經濟的盤子越來越大,結構不平衡的問題凸顯。經濟發展需要出口、消費和投資“三駕馬車”協調拉動,而我國的經濟發展卻更多的是依靠出口和投資來拉動,國內巨大市場,居民潛在的巨大消費潛力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釋放。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達到46.1%,比上年提高1.5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比重高出2.2個百分點。而作為世界經濟第一極的美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達到79.6%。[2]國內第二產業為主體的制造業總體是供大于求,而農業部門以及仍處于嚴格管制的能源生產供應部門、公共交通、衛生醫療、教育、環境、公共服務設施等服務業部門成為經濟增長的木桶短板。此外,結構失衡還表現在貧富差距、東西差距、城鄉差距的不斷擴大,損害了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能力。
(二)經濟大而不強的問題。
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強不強是由其企業競爭實力決定的。《財富》雜志2013年世界500強企業情況看,僅內地就有85家企業上榜,入選企業過于集中在能源等領域,行業分布結構不夠均衡。部分企業面臨著較大的負債風險,面臨著升級的壓力。資源缺乏有效利用,市場化程度不高,整合全球資源能力較弱。我國也擁有聯想、華為等跨國經營的國際企業,但多數企業主要是利用國內的市場和資源與全球公司競爭,缺乏真正具有全球制造、全球設計研發、全球營銷、全球經營能力的國際化公司。據統計,全球前100家跨國公司的平均跨國指數達到了67%,而上榜國內企業的跨國指數相對較低,全球經營能力不足。另外,從2012年財富中國500強企業排名也同樣可以找到中國經濟大而不強的佐證,從各行業的上榜企業數量來看,金屬、機械設備制造、批發零售、房地產和金融是上榜企業最多的5個行業。而高科技企業并沒有幾家上榜。這說明,排在前面盈利比較強的都是與房地產相關,與價格的上漲等偶然因素,不是靠整體的實力、競爭力、品牌效益。
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對策
(一)加快推進配套改革,為經濟轉型升級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
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不斷向好的最大“紅利”。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是決定中國經濟成功突圍與否的關鍵。黨的十召開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積極有效地推進整體配套改革,可以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更大的空間。
一方面,必須要堅定改革的信心。要看到,當前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期和攻堅期,利益格局的調整必然會帶來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強烈抵觸,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越是在這種情況下,越要堅定改革信心,越要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推進改革。
(二)加大創新驅動,努力掌握核心技術。
一方面,加快產、學、研相融合的步伐。中國企業一方面缺乏核心技術,另一方面,一些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卻為大量的科技成果因無法找到合作伙伴而進入不了市場,轉化不成生產力。近些年來,國家已經啟動了創新驅動戰略,引導和鼓勵企業與科研機構深度合作,加快推進產、學、研相融合的步伐。要引導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強化市場觀念,打破關起門來搞科研的觀念,積極介入市場,主動與企業溝通,急企業之所急,想企業之所想,從科研立項開始始終瞄著市場,發揮市場對科研的引領作用。
(三)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據統計,近些年來,國內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明顯增強,專利申報數始終保持了快速增長。專利申報快速增長是企業重視科技創新的顯現。但也必須看到,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在我國時有發生,假冒偽劣商品在一些地區還大行其道,縱容侵權可以帶來短期利益,帶從長遠看會嚴重消弱企業創新能力,因此,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強化全社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嚴厲打擊侵權行為,營造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
參考文獻:
兩位經濟學家的觀點沒有改變,我們看到了兩種主要經濟理論、兩種不同發展模式在新路徑、中國新經濟背景下的又一輪交鋒。
張維迎先生是典型的市場派人士,主張市場發揮作用,出清庫存,否則價格必遭扭曲,資源錯誤配置,病情越來越重,“大量的事實證明,政府無論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而林毅夫先生一如既往地主張政府作用,討論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如果要政府去協調,當然有可能失敗,但是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企業家精神很重要,但是企業家要發展新產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識和基礎設施,要是沒有國家的投入,實際上也不會出現。”而張維迎先生以孔子為盾掩護,“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資助的。創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資助。”
任何學術爭論想要走向深入,詳盡的數據與事例論證是不可缺少的。中國問題非常復雜,因此需要更詳盡的數據分析。
聯合國以及其他機構的數據,顯示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為人類脫貧數據的根本性好轉所取得的作用。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所取得的成果,是在龐大的政治權力的領導下取得的。但上世紀50年代之后中國民生大倒退,同樣是龐大的政治權力釀成的慘劇,我們需要分析的是,前后30年權力架構的作為發生了哪些根本區別,使中國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所謂“改革”、“開放”從數據上來看,將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筆者曾經從黃亞生教授的《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與國家》一書中得到某些結論,政府干預與GDP競爭,使得資源如何扭曲配置,使得產能過剩與低端競爭變得不可逆轉。從其他文章中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巴西還是阿根廷,最終經濟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抗衡,都是政府過度參與經濟運作的必然結果。該書的事實案例與數據能夠詳實地印證這一觀點。
從硬幣的背面看,歷史也可以給我們提供更加豐富多元的思維框架。如牛可先生所說,歷史的智慧意味著充分體會到,靜態的觀點總是不足的、危險的、過于簡單化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顯示,國家與市場的關系非常復雜,政府原教旨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系統性地排斥了對自己不利的證據,也就是系統性地排斥歷史的復雜性。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可以參照格龍申科的經濟史系列著作。
資本主義崛起時,強人政治與精英統治成為某些后發國家的主流選擇,如德國的俾斯麥與上世紀50年代韓國的樸正熙統治,沒有這些強人,很難想像這些國家有今天的發展。但阿根廷有庇隆,印尼也有蘇哈托,這些強人并沒有起到樸正熙在韓國歷史發展中的關鍵轉折作用。因此,在強人背后一定有系統性的其他復雜因素,如人口、文化、市場契約土壤以及強人個人因素等種種原因,歷史現實是由合力、而絕非單兵突進的某種單股力量形成。
巴西、阿根廷、東南亞四小龍在發展過程中,其關鍵因素法治契約精神遭到破壞,而韓國等則通過《辯護人》等案例一點一滴地建立起法治社會的準則。即使對于社會較為公認的法治國家觀點,也需要嚴密論證。這正是經濟學家、經濟史家等各方面專家應該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很遺憾,我們目前看到的很少。
我說的“嫉妒”經濟學家的人,主要指的是中國評論界中那些指責經濟學家的人,這里的“嫉妒”并非是對經濟學家多賺了錢的“嫉妒”,因為經濟學家并非中國最富有群體,而主要是因為經濟學家的成功,更準確地說,是經濟學在中國社會所獲得的成功,再說得透徹一些,是這些年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成就,而這些成功證實了經濟學家提倡的一些經濟理論,比如市場化和民營化。
一說中國經濟的成功,就會有人出來喊貧富懸殊等,我不否認中國存在貧富差距等問題,但不管怎么說,30多年前,有誰能想到中國能從一個窮國發展成為世界的經濟大國;有誰能想到,在當今世界最大的十家企業里面,居然有幾家是中國企業,中石油甚至成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在美國的幾十家中國上市公司去年一年市值都翻了一番;又有誰能夠想到,今天的中國是奢侈品消費的大國。這不能不說是世界經濟歷史上的奇跡,當然,中國仍然面臨一個最大的難題,那就是普通民眾如何分享這樣的經濟成功。
中國的經濟獲得成功,中國的經濟學家自然覺得自己有功了,這也并非是經濟=經濟學=經濟學家的簡單公式。公平地講,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政策上的確有很大的影響。過去二十年,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四個字,“開放”和“市場”,“開放”讓中國經濟加入到全球化的系統之中,“市場”則改變了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建立不僅擴大了市場、解放了生產力,為國家創造了更多的財富,而且把國家從福利的負擔中解脫出來。這對中國的老百姓有些不公平,但中國經濟的確從中得益不小,這其實是比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體制更有效的經濟體制,因為西方國家要承擔極大的福利負擔。不過,相對于老百姓承擔市場經濟的責任而言,他們卻缺乏市場經濟下應有的權利,中國經濟學家可以講,那不是他們研究的范疇,經濟學更重視效率,經濟學研究的就是如何用最小的資源帶來最大的效益。
除了經濟學家從中國經濟成功中得了榮耀,看到自己贊成的理論成為實際,看到自己建議的政策轉化為生產力,經濟學家更是可以毫無忌諱地在經濟領域高談闊論,比如,有經濟學家追溯到若干年以前,討論市場給人民帶來的財富和壽命的增加,并提出“政府要做的:保護產權,推動競爭”。
相比之下,中國評論界、思想界與經濟學界比起來,那就是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天上了。評論家說起話來,許多時候都是繞來繞去,就算說出來,也基本上是毫無用處。
關鍵詞:經濟學 中國化 實踐成果 實證
中圖分類號:F09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10-023-0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在改革原有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的基礎上,在吸收西方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合理內容的基礎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全世界受金融危機沖擊下的近三年來,中國經濟仍然保持9%以上的增長速度,出現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這種模式的理論框架,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即中國經濟學。作為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中國經濟學是經濟學中國化的必然產物,其核心是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按照基本原理,理論是從實踐中產生的,并將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產生和形成的,將指導新的改革實踐,而實踐的結果,要么是成功的,要么是失敗的。中國的改革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仍然使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經濟的成功魅力,下面將從幾個方面加以證實。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保持了高速的年均增長速度,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
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主要表現在,中國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按照國際通行的衡量標準,我們用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一經濟指標的實際變化來證實我國經濟增長出現的驚人成績。在表1中,列出了從1978年到201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及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實際變化,證實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中國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中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見表1)。
1.從表1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勢頭。從1978年到2011年,我國GDP和人均GDP的增長每年都呈上升趨勢,中國GDP總量從1978年的3645.2億元增長達到了2011年的471564億元,年均增長了377.54%。可見,我國財富的增加是異常驚人的。從我國經濟增長的三個十年來看,頭兩個十年經濟增長都在30%以上。第一個十年,經濟總量從1978年的3645.2億元,增長到1989年的16992.3億元,年均增長了33.29%;第二個十年,經濟總量從1989年的16992.3億元,增長到1998年的84402.3億元,年均增長39.67%;第三個十年由于增長基數的加大,經濟總量增長有所放緩,但也在25%以上。如從1998年的84402.3億元,增長到2008年的300670.0億元,年均增長25.62%;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下的近四年,我國經濟總量也從2008年的300670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億元,年均增長14.21%。可見,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是持續保持高增長的,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事實上,中國經濟總量在2010年就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根據日本共同社2011年2月14日報道,日本內閣府2月14日公布的2010年日本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換算成美元為54742億美元,首次被中國趕超。后者為58786億美元,日中相差4044億美元”。這些事實表明,體現中國綜合國力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在世界上是領先的。
2.從表1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來,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樣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勢頭。從1978年到2011年,我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381.2元增長到2011年的36274元,年均增長了250.46%。可見我國人均GDP的增長速度是罕見的。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每一個十年,中國人均GDP都保持了高速增長。如第一個十年,我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381.2元,增長到1989年的1519.0元,年均增長17.13%,第二個十年,從1989年的1519.0元,增長到1998年6796.0元,年均增長34.74%,第三個十年,從1998年的6796.0元,增長到2008年的23129.0元,年均增長24.03%;即使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8年以來的近四年,人均GDP從2008年的23129.0元,增長到2011年的36274.0元,年均增長14.21%。可見,中國人均GDP在34年的經濟發展中都保持了高速增長。
自今年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就進入了軟著陸。盡管來自發達國家的國際阻力巨大,有時甚至具有較強破壞性,整體經濟增長還是保持了較為穩定的高速度。
持懷疑論調者聲稱,即便中國實現了2012年7.5%經濟增長目標,仍將是近13年來的最小增幅。但是不要忘記,這樣的增長幅度,是在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經濟危機背景下取得的。同期歐盟區再度陷入經濟萎縮,美國正經歷滯脹,而整個西方世界都面臨一場“完美風暴”的威脅。
在如此具有挑戰性的環境下,中國經濟的增長理應被看作是一項成就。
即將召開的十將會增強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因此提升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因為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就國內而言,大會也將為經濟結構轉型提供支持,這是中期的重要任務。過去一段時期的經濟減速,盡管有時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但也有它有利的一面。長期而言,它有助于支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經濟結構轉型,以及中國內地和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經濟過熱反而意味著更為嚴重的挑戰,遠不如經濟平穩減速,因為減速的經濟體可以對全球市場信號靈活做出反應,而繼續保持長期穩定增長的前景。
但中期而言,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將逐漸加大。保增長預計將再度增加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在國內而言,這可能是新領導集體2013年的最重要也最嚴峻的挑戰。
確保經濟結構成功轉型是中國當前最緊要的任務。二戰以來,先后數十個國家曾經試圖從第三世界晉升第一世界國家之列,但只有少數東亞國家成功跨越了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要完成這一轉型過程,中國可能將會轉入消費驅動型和后工業化的增長模式。
在歐洲,工業革命從曼徹斯特蔓延到偏遠國家和地區花費了足足兩個世紀。在中國,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數和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地區間巨大差異,經濟結構轉型的任務要更加復雜。更為富庶的沿海地區已經開始出現經濟結構轉型的同時,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仍將嚴重依賴投資拉動,他們目前尚處在工業化進行階段。
外部經濟環境中的風險因素不會就此消失。即便是在較為樂觀的情況下,歐元區經濟的緩慢增速,也將意味著在未來兩年內,該地區銀行可能需要脫手價值2.8萬億美元的資產,以減少風險敞口,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這個數字比僅僅半年前的預測數字又增加了2000億美元。而此舉,又將意味著在2013年年底以前,歐元區國家信貸供應量將縮減9%。
在美國,預期將會來臨的財政懸崖—超過16.2萬億美元的公債,很快就將到期的失業救濟,有待實施的國防和民用項目資金縮減,以及最重要的一點:缺少切實可行的長期財政調整計劃,意味著未來幾個月經濟上的不確定性將大大升級。
關鍵詞:中國經濟 產業結構 發展空間 可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已經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抗風險能力和體制條件,具備實現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空間。中國經濟不管是在全球范圍還是從自身發展進程角度,其長期發展潛力和前景確實值得我們充滿信心。總的要求是,宏觀調控要與建立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相一致,要有利于加強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重視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加強人口和資源管理,實現可持續發展。
轉軌以來,中國經濟在保持二十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宏觀調控起到了彌補市場缺陷、熨平經濟波動、保障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的重要作用。本文全面通過對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認為目前是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最為關鍵的時期,并提出了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以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在現代社會,市場規模作為技術發展的關鍵因素使中國經濟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技術進步與技術的應用必須以需求為支撐,隨著技術應用中累計規模效應逐步被即時規模效應所取代,市場規模又將成為未來技術進步的關鍵因素甚至是決定性因素之一。從自身發展進程來說,中國經濟尚處于起飛階段,進一步發展空間巨大,而且中國經濟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市場規模,這樣的市場規模將為中國技術持續創新與發展提供基石和可能,所以,不管是外部環境比較還是自身條件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前景是非常樂觀的,但要想將潛在的優勢和潛力轉化為現實優勢與能力,特別是在當前國內外條件下,阻礙因素也非常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進行了深入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但長期以來,為保證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不管是利率,還是能源、土地和各地方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中國的投資成本一直非常低。這不僅導致大量的資源被用于投資,從而減緩了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而且,由于我國金融體系缺乏效率,投資整體可以在較低的水平上重復進行建設,導致我國的大量投資應用到最有效率、最能給中國帶來經濟發展的領域,造成社會資源配置的低效。根據經濟學理論,市場之所以能實現合理配置資源,就在于其價格的調控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價格都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只有在充分競爭下形成的均衡價格才能實現,計劃經濟下的計劃價格體系就是因為其人為因素確定,無法通過自我調節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了我國經濟發展。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很多問題會被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掩蓋。此次危機的爆發,使政府、學者、專家都有機會冷靜地思考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多年所積累下來、影響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大問題。所以,我國政府在面臨經濟危機時,果斷地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組合拳,這對恢復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起到了非常巨大的積極作用。現在也確實看到經濟回暖的種種跡象,如股市回暖、樓市回暖、消費特別是汽車消費增長態勢良好等。從經濟學分析的角度,當前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政策可以緩解短期內的部分矛盾,但對于解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長期根本性問題幫助不大,同時還必須看到可能帶來或加劇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因為過多的貨幣供給會使原本不應該投資的項目獲得資金支持,在經濟達不到預期的恢復或增長速度時,由此形成了大量的銀行壞賬、死賬。在積極的經濟刺激政策和宏觀管理體制下,會使銀行為急于完成放貸任務,使項目控制不嚴,影響效益。因政府積極政策產生的銀行壞賬、死賬嚴重影響了我國未來的金融安全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部分地區可能因為經濟刺激的需要,減少了對環境保護審批等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如前段時間就報道過現在有地區存在簡化環保審批環節的現象,原來大概需要三個月審批,現在能夠一個星期內完成,使環保審批環節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這樣是否會使環境問題更加突出?
第二,資產價格脫離經濟基本面的高漲可能會帶來很多問題,如果形成的資產泡沫破滅,將來必然嚴重破壞經濟運行,資產價格非正常上漲將會扭曲市場的價格結構,給市場發出錯誤的價格信號,可能誘導原來實體經濟領域的資源流入到股市、房市,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行。同時,也會帶來社會財富逆向分配效應,惡化社會分配的不公平,導致在經濟恢復前價格大幅上漲,從而形成滯脹,中國經濟將陷入兩難的境界,政策選擇的余度更小。
第三,通貨緊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供需失衡,內外需求不足導致經濟下滑,治理的一個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擴大需求。對于外需,我們采取的穩定匯率、稅收優惠的政策在世界經濟整體不景氣的情況下,對整體需求拉升的作用將會非常有限;而擴大內需,采取的是通過投資和產業刺激計劃來間接提高收入,以提高消費需求,但這卻面臨一個較大的風險,積極的政策會首先體現在供給上有更大的提高或至少保持不變,如果需求不能實現我們預計的有效恢復,產能過剩將會更加嚴重,這也是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要應對的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可能會使原本突出的部分行業壟斷利潤的問題更加突出。如當前的中國高房價的原因的爭論中,也出現類似情況。中央政府剛要決心治理的壟斷行業利潤問題,卻隨著經濟危機的到來肯定會被較長時間擱置,這對長期經濟發展以及整個社會公平不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從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對經濟活動進行直接調控轉到以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為主的間接調控上來,建立起相應的調控體系,改革經濟計劃體制,擴大指導性計劃。為了保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在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重組后,在國有經濟部門實行原來意義的計劃經濟是十分必要的。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和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經濟不穩定性呈現國際化的趨勢,國家宏觀調控應著力避免經濟全球化的不利影響,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國際協調有利于實現全球經濟、金融的穩定。中國經濟潛力與前景巨大,只是我們在充滿信心的同時,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要做到充分估計與準備,要更關心經濟增長的質量。只有認識到可能出現的問題,才能防患于未然。直面問題、治理問題重要的是從問題的本質出發,對于暴露出來的阻礙我們經濟長遠發展的根本問題,要著眼長遠,“借危機、促發展”,“深化改革、理順價格體系、優化資源配置、解放生產力”,充分利用市場規模、制度等方面的優勢,在使中國經濟迅速企穩回暖的同時,夯實經濟基礎,使中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調控經驗表明,當前我國仍要加強政府的經濟調控作用,繼續完善政府的經濟調控職能,運用科學的發展觀,在相機抉擇的調控方式的基礎上,健全市場化的運行機制,為可預期性較強的規則化政策的實施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 劉溶滄,馬:論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發展目標及其實現對策 [J].當代財經,2001(8).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突破口是經濟體制改革,著力點是擴大農民生產經營的自、解放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力。
農村改革從安徽小崗村民冒死搞“大包干”開始。中國農民從的體制桎梏中解放出來,勞動生產率獲得了極大的提高。農民有了一定的積累,便產生了投資的沖動,帶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隨之,一部分農民跳出“農門”,在農產品加工業、建筑業、流通運輸業等領域大顯身手,其中,有一技之長的農民淘得第一桶金,首先成為萬元戶、十萬元戶、百萬元戶,涌現出一大批農民企業家,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離開土地成為鄉鎮企業的職工,他們成了中國體制改革中最早打破傳統人口結構的重要砝碼。
從“家庭聯產承包”、“萬元戶”、“鄉鎮企業”到“民工潮”;從“稅費改革”到“新農村建設”,30年的改革開放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的變化,農民獲得了昔日想象不到的實惠,中國兩億多人口實現脫貧,我們這個一直被人口問題折磨的農業大國基本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和整個國家的溫飽,全國總體進入小康社會。中國糧食總產量,1978年改革之前是6000多億斤,2007年是10030億斤,30年增產60%以上。世界銀行公布的數字表明:近25年來,全人類取得的扶貧事業成就中,67%的成就應歸功于中國。借助于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動力,整個中國的經濟開放有了雄厚的基礎。中國的經濟起飛,提高了泱泱大國的雄厚國力,也深遠地影響了整個世界。
全球金融風暴給我們提供了契機來討論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分析金融產品創新與政府金融監管的問題。但是,絕沒有理由以此次危機為借口,叫停或推延正在取得初步成就的中國金融改革。
此次金融風暴有其深刻原因。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全球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成為公認的原因之一。然而,危機的根本原因則在于美國經濟內部結構的非均衡。
國內儲蓄一直處于低位,長期對外貿易逆差,且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單。中國、日本、石油生產國和部分歐洲國家積累起大量美元儲蓄,這些儲蓄需要尋找金融資產來投資,又為華爾街金融衍生品的創造,以及美國本土資產價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礎。
如果這些金融產品的創造,是以美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為土壤,危機出現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然而,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周期已經進入IT長周期波段的末尾,而且美國已將大量制造業轉移到國外,近期不可能再有大量科技創新項目需要投資,實體經濟的增長舉步維艱。
每次金融危機,從直接或表面原因來看,是金融問題。從實質或深層原因來看,是實體經濟出了問題。全球金融危機背后,一定是全球實體經濟的增長和均衡出了問題。把危機的責任全部推給華爾街是不公正的。
從美國轉到中國,這次金融危機,既有美國國內經濟增長緩慢和經濟結構非均衡的問題,也有中國經濟內外經濟結構的非均衡和金融改革滯后的作用。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內需不足,出口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以美元為主體的外匯儲備大量積累,勢必導致對美國金融資產的旺盛需求。而在國內,中國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本質上就是中國居民的儲蓄存款在國內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中國的外匯儲備與銀行的存貸差基本相等。
只要中國的實體經濟相對健康,城市化和工業化還有很大發展空間,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在中國應該是大有可為。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那只有一個答案,中國金融體系出了問題,或者說,金融發展嚴重滯后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當然,出現這種反常現象,也有其他原因。如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土地、能源、環境等結構性制約等。但這些只是表面現象,中國投資機會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金融產業的發展滯后。
金融領域中的微觀經濟主體基本以國有經濟為主,產權結構殘缺,導致治理結構難以與發達市場經濟要求相吻合。同時,中國經濟轉軌采取雙軌制漸進的方式,金融產業長期以來還充當著為低效國有經濟“輸血”的功能,以維持一定時期雙軌經濟的均衡。“輸血”功能背離了金融市場最為重要的儲蓄資源的“配置”功能,結果出現了金融市場的價格扭曲現象,利率市場化推進步履維艱,壞賬、呆賬不斷積累。
直接融資領域如資本市場的發展亦如此,其基本目的也是為了“籌資”,金融資源的錯配現象到處可見。
中國金融產業無法有效地為本國居民的巨額儲蓄,在國內找到合適并有效的投資項目,原因就是金融領域的發展滯后和長期低效運行。儲蓄過度使中國經濟實際處于動態無效狀態。
中國金融產業沒有隨著實體經濟的發展而同步發展,其結果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美國金融產業脫離實體經濟過度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均衡”就是這樣來實現的,實際上這卻是全球最大的非均衡現象,金融資產的供應和創新活動,應該是在實體經濟最為活躍的地方出現,才是理性的、可持續的。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金融改革和開放才剛剛起步,金融產業還處于“嬰兒期”,GDP已占到全球GDP總量6%的中國經濟,金融衍生產品的量只占全球總量的0.01%,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中國根本不存在金融衍生產品過度發展的問題。從另一個角度講,這次金融風暴,也可能是中國一次難得的機遇。
危機過后,全球的金融資源還是要尋找出路,中國這一類實體經濟運行良好、金融體系又沒有遭到危機重創的國家,一定會成為世界金融資源集聚的地方。只要金融資源開始往中國集聚,自然會吸引金融人才在中國集聚。中國也可借危機后的反思,總結教訓,建立較為嚴密的金融風險防范體系。
《浦東奇跡》
(中、英、日文版)
趙啟正、邵煜棟 著
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7月
定價:49元
從1990年啟動的浦東開發開放,已使浦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本書講述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時代背景、政策過程和舉世矚目的成就。其特點一是文字通俗生動,其間穿插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使浦東改革開放的歷程鮮活而又充滿生機地躍然紙上;二是資料詳實,數據準確,具備學術性、借鑒性和可讀性,并配以百余張珍貴的照片資料。國務院新聞辦已將本書列入“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以使更多的外國讀者通過對浦東開發的了解,更好地觀察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
《中國巨變:1978-2008》
(中、英文版)
吳曉波 著
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7月
定價:36元
《中國巨變:1978-2008》是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2007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激蕩三十年》的縮寫版,文本壓縮至6萬多字,作者以妙趣橫生的筆調為我們描述了一個變化的中國,并增加了250多張新聞圖片,記錄了改革開放30年來的風起云涌,向讀者展現了一個真實、鮮活的中國。
《珠江故事:東方的覺醒》
(中、英文版)
張勝友 著
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6月
定價:38元
本書是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張勝友的新作。這本書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按照歷史時序,以“萬古江河”、“開啟國門”、“深圳破水”、“潮涌珠江”、“繼往開來”、“中國之路”六章,回顧了以深圳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偉大歷史進程,特別強調珠三角地區開風氣之先,引領中國經濟、社會騰飛的巨大作用及獨特貢獻。作品具有廣闊的歷史視野和厚重感,文風奔放。
《這些寧夏人》
(英、法文版)
李莎 著
外文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定價: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