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管理責任體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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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管理責任體系范文

關鍵詞：企業 社會責任 人力資源 管理體系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人才吸納

1.人員招募

在人員招募中融入企業社會責任成為必要。企業在錄用員工時不應有性別歧視，特殊崗位除外。企業不得以女雇員休產假為由將其辭退，而應該遵循我國《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對女員工予以特殊的補貼，尤其是在妊娠期間，給予特別的照顧。對于女性雇員在家庭方面存在的困難，應及時與其溝通，盡可能根據需要為女性員工提供彈性的工作機會、設計職位、提供靈活的福利計劃。然而性別歧視并不單指女性歧視問題，男性員工在某些崗位（如服務員、教師、幼兒園輔導員、前臺客服）也不占優勢，盡管企業不會在招聘簡章中明確提到性別問題，但在實際面試過程中會隱含軟性條款或潛在約束，以各種理由將男性求職者拒之門外，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源部門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起到決定性作用，因此提高人力資源部門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觀念是處理該問題的關鍵。

2.雇員的測試和甄選

企業社會責任是個廣義的概念，它不僅包含了企業應該履行的法律責任、經濟責任，還包括道德責任，道德責任的外延十分廣闊，其中一個引人矚目的主題便是人權。因此，企業考察雇員能力時，往往忽略了人權這一重要責任。在招聘和錄用時任人唯賢，在尊重員工尊嚴的同時，努力為其提供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企業在甄選和測試雇員時，應該注意保護雇員的隱私，同時還應尊重其人格尊嚴。

3.人員面試與體檢

面試是最直接、最真實了解潛在雇員各方面特質的一個有效途徑，幾乎所有的企業，尤其是對高管人員的招聘，都會安排各種各樣的面試，包括結構化面試、非定向面試、情景面試等等。面試的提問技巧以及提問內容十分重要，企業在面試時應避免問及應聘者隱私等問題和帶有人格蔑視的問題。

多數企業在新職員入職之前都要求參加體檢，一方面保證受聘人員身體健康，不會造成重大疾病的傳播，這是對全體員工健康安全負責的表現，另一方面考察員工的身體勝任能力，對具有潛在發病可能性的員工及時通知其治療，避免企業未來的損失。稍具規模的企業都會要求員工或統一組織員工到正規的醫療機構進行體檢。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人才保留

企業保留人才的能力既反映了企業目前的配置狀況，也反映了企業未來的發展潛力。所謂保留人才的能力，換角度說即是員工留在企業繼續效力的意愿強弱。決定企業保留人才能力的因素很多，如薪資水平、福利水平、績效評價方式、企業文化、工作條件等，但與人力資源管理直接有關的是績效管理、薪酬管理和勞資關系。

1.績效管理

企業績效管理是指企業對影響雇員績效的各項因素進行管理，這些因素包括目標制定、雇員甄選和配置、績效評價、薪酬、培訓以及雇員的職業生涯規劃等。諸多因素構成了企業對于員工的責任，但績效管理中最有效果的部分應該是績效評價，構建一個合乎企業規模、產業特點的績效評價體系是企業履行員工責任的關鍵。這是因為績效評價一方面能夠督促組織各個部門加強對員工績效的管理，另一方面能夠激勵員工做好本職。有效的績效管理不僅能夠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全方位實現，而且有助于企業形成積極上進的工作氛圍，保持企業健康發展的活力。

2.薪酬管理

每一個為企業效力的員工都有權利憑借自己的付出獲得相應的薪水、福利、補貼、獎金等，這既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內容，也是企業重要的社會責任。合理的薪酬管理體系不僅能夠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督促員工以端正的工作態度盡職盡責，還能夠協助調整企業發展步調，加快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

薪酬管理包含三項重要的子項目，一是基本薪資的確定和執行；二是激勵計劃；三是福利和服務。

首先，確定員工的基本薪資水平應該有一套具體可行的實施辦法，這種實施辦法應該在應聘者受聘之前就已形成，以工作經驗、教育背景、職位等級作為硬性指標，個人能力、性格、工作態度等作為軟性指標。負責任的企業往往會將薪資調查、職位評價、薪資等級定價作為重點工作事項，尤其是在薪資等級定價時，對管理人員的薪資水平要十分慎重，較大的等級差異通常使普通員工感到權利未受保護或者努力未受肯定，這種心態對于企業的發展后勁會有很大制約。

其次，激勵計劃是企業履行員工責任必不可少的催化劑。激勵計劃根據涉及員工數量的不同分為個人獎勵計劃和群體獎勵計劃，顧名思義，個人獎勵計劃是針對個別員工在工作績效上取得重大進展而設立的獎勵計劃，這種獎勵計劃常常以加薪、旅游、獎金等形式體現，對員工的激勵作用比較明顯，但也常伴有負面影響。群體獎勵計劃則是指當群體或者團隊達到某一預先設定的績效目標時，向所有群體成員發放的獎勵性報酬，這種報酬有時與利潤掛鉤，有時與市場份額掛鉤，有的時候還與企業戰略目標掛鉤，這種獎勵覆蓋面廣且有助于促進團隊合作。

再次，福利和服務。福利如帶薪休假和節假日休息、病假、生育假、家庭和醫療休假、遣散費、補充性失業福利、保險福利（工傷保險、住院保險、健康保險、傷殘保險、人壽保險）、退休福利（社會保障、養老金）。除了福利之外，員工服務也是企業必須重視的社會責任，員工服務門類眾多，包括個人服務（如法律咨詢、職業生涯咨詢等），與工作有關的服務（如托管子女等），還有教育津貼以及高層管理人員的特殊福利（如專用轎車、專機等），國有企業在履行員工福利和員工服務社會責任方面要明顯優于民營企業，多數中小民營企業把上述企業社會責任的定位限制在管理層中，也就是說只有少數高層管理人員能夠享受到上述福利和服務，而底層員工的處境依然艱難。

3.勞資關系和雇員保障

勞資關系涉及兩個核心的利益持有者——勞方和資方，勞方常以工會代表或職工代表的形式對其意愿加以表述，并作為員工的“利益代言人”與資方進行談判；而資方常以企業所有者、雇主、主要股東為代表，努力維護資方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當勞資關系發生沖突時，勞資雙方的集體談判便成為解決矛盾的主要手段，這種談判需建立在平等、公平、公開、透明的基礎上，資方需保證員工代表或工會能夠獲知其理應獲知的全部有關談判的信息，同時，不得干涉員工代表的選舉活動，但現實情況往往與之相反，工會代表有時由企業高層管理人員根據其利益傾向和個人好惡，指定特定員工作為勞方代表，這些代表常常披著勞方的外衣卻為資方辦事，使勞動者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這是嚴重違反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表現。

雇員保障，具體來講即員工的工作條件、健康安全等方面受到保護的權利。企業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也不能說明企業已經完全履行了對于員工的社會責任，相反，企業沒有依照勞動法為員工投保五險則是嚴重違反法律法規和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就健康和安全角度而言，保證員工在生產過程中不受健康威脅是企業應該履行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這既是對員工生命權、健康權的尊重，也是維系員工家庭幸福、社會問題的需要。

第2篇：社會管理責任體系范文

【關鍵詞】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勞工標準；SA8000認證

【中圖分類號】F7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07)01－0107－03

【基金項目】江西省社科規劃研究項目(批準號：05YJ20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蘇小玲，江西科技師范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壁壘；周裕全，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李峻峰，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電子商務理論與應用。(江西南昌330013)

隨著經濟、社會和科技的高速發展，以及人們的富裕程度、教育水平與文明程度的不斷提升，人們的社會關注意識日益增強。人們不僅關心自己需求的滿足，還進一步關心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和長遠的利益。這必然要求企業在生產時不僅考慮到眼前的效益，還應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由此，SA8000應運而生。社會責任管理體系(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以下簡稱SA8000)是一種以保護勞動環境和條件、勞動權利等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標準體系，其宗旨是確保生產商和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符合社會責任標準的要求。

SA8000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認同和首肯下迅速獲得了廣泛支持。一些跨國公司為了避免其品牌形象受到影響，已紛紛加入這一行列，它們要求產品配套企業和合作企業均要遵守這一標準，從而迅速將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擴展到作為生產制造基地的一些發展中國家。

一、SA8000對江西經濟貿易發展的影響分析

SA8000將社會責任和管理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規范組織尤其是企業的道德行為，有助于改善勞動條件，保證勞工權益，有其合理之處。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下，SA8000對我國的經濟貿易發展影響還是比較大。江西作為一個經濟欠發達的省份，經濟的外向性色彩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還較弱，故而受SA8000的影響目前還不是非常明顯。通過對江西相關出口企業的調查，以及與中西部省份經濟貿易發展的比較，SA8000對江西省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耗費企業的時間和精力以及更多的管理費用和成本以滿足SA8000的要求，從而削弱了企業的傳統競爭優勢

國際競爭力是“企業目前和未來在各自的環境中以比它們國內和國外的競爭者更有吸引力的價格和質量來進行設計生產并銷售貨物以及提供服務的能力和機會”。因此，企業的競爭手段可以劃分為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強弱也就主要取決于成本和產品差異性這兩個因素。

據估計，我國的勞動力成本是歐美等發達國家的1／30－1／50。江西作為中部內陸省份，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也是其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贏得較強競爭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廉價勞動力是一個兩面鏡，一方面說明我們具備較強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勞動力比較優勢也折射出企業對員工生活福利、生產條件等勞工權利保護得不夠與不重視的狀況。

現階段，與中國總體情況相似，江西在服裝、紡織、制鞋、化工原料等主要出口行業的部分企業還存在著工作時間較長、職工福利較低、生活環境較差等現象。而這些企業利潤空間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如果這些企業要達到社會責任標準，不僅要大幅度提高職工工資，而且還要加大技術、環保和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投入力度，改善企業生產經營環境，從而導致產品成本的增加。更何況要實施SA8000的認證和維護，需要企業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申請和更新，這無疑將大大增加成本，傳統的競爭優勢會大打折扣或者不復存在。

2．直接導致對勞工標準敏感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困難

近年來，在實施大開放主戰略的強勢推動下，江西省外貿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繼2004年外貿進出口總值達到35．32億美元后，2005年，江西省外貿進出口總值首次突破40億美元，其中，出口突破24億美元，同比增長20．5％，再創歷史新高。但從貿易結構、商品結構、貿易方式構成上看，江西省對外貿易還處在成長基礎較為脆弱、增長方式相對粗放的階段，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產品技術含量低，產品檔次不高。即使是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也大部分是組裝的外國商品，真正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很少，低價競銷，以量取勝仍是江西省出口產品競爭的主要手段。

隨著SA8000標準的實施，受影響較大的當屬那些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服裝、玩具、鞋類和化工原料等，而這些都是江西省現時的出口重頭產品(見表1)。

3．降低對外資的吸引力

近年來，江西吸引外資的步伐明顯加快。據統計：2005年全省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940家，合同外資金額38．76億美元，同比增長24．53％；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24．2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8．04％，完成年計劃的104．81％，再創歷史新高，連續3年保持中部地區第一。同時，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也在不斷提高。截至2005年底，美國微軟公司、沃爾瑪、德國麥德龍、法國達能、日本友利電、富士膠卷等世界500強企業先后投資江西。隨著重大項目的入駐，實施了一批填補空白的大項目，引進了大量先進適用技術，有效地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提升了企業的配套能力。

江西吸引外資步伐的明顯加快，除了潛在的經濟發展速度促進因素之外，廉價的勞動力也是外商投資的動力之一。如果將勞工標準提高到SA8000規定的水平，勞動力成本必然要提高，對外資的吸引力將下降，跨國公司也會擔心其分包商不能達標而不愿來中國投資，從而影響江西經濟發展的資金來源和產業結構的逐步調整與發展。

4．勞動力優勢可能因SA8000而變為劣勢，影響就業和經濟發展

在“十五”期間，作為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省份，江西就業的巨大壓力依然存在，城鎮新成長勞動力和農村轉移勞動力仍處于增長高峰期。預計江西城鎮平均每年需要就業的人員達到100多萬人，加上農村向其他行業轉移或外出務工的至少100萬過剩勞動力，就業總量矛盾仍將十分突出。因此，如何發揮江西作為制造業基地的優勢，為制造業的廣大中小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創造就業崗位?如何結合實際發展適用技術，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適用技術和先進技術之間形成合理有效的組合?做好

就業和再就業工作等問題，都是關系到江西經濟發展、和諧社會建設的頭等大事。

充分就業是經濟增長源泉。如果達不到SA8000的要求，則勞動力的優勢可能喪失甚至變為劣勢，過多剩余勞動力得不到安置也必將對江西國民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造成不良的影響。

二、政府和企業的應有之策

(一)政府對策

l_制定經濟貿易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經濟貿易也必須體現可持續發展，不僅要追求出口增長的數量，還要追求出口增長的質量；不僅要追求投資增長的數量，還要追求投資增長的質量，及其與生態環境保護、勞動條件和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政府應加快建立可持續發展評估指標體系，扶持部分在出口可持續發展上尤其是在勞工管理方面作出貢獻的典型企業，從財政、稅收、信貸等方面予以支持。

2．建立SA8000的預警機制。國際標準化機構和各國政府及其標準化機構經常對其技術法規和標準進行修訂。如果企業信息不暢，不能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法規和標準要求生產產品，在出口時就會遭遇壁壘。因此，建立一個包括政府主管部門、行業組織、專業服務部門和出口企業在內的高效運作的SA8000預警機制，積極關注社會責任標準的發展態勢，全面收集SA8000的預警信息；建立SA8000信息中心和數據庫，方便企業查詢，為企業和有關行業提供預警服務。

3．加強國內職業安全衛生和勞工管理，改善國內勞工條件。政府應合理借鑒社會責任審核中的具體方法，廣泛吸納工會、行業協會和相關研究機構共同參與管理，逐漸建立起開放的、有社會代表性的勞動保障誠信制度。政府應支持國內企業改善勞工條件，必要時提供培訓、資金等方面的資助，對企業在改進勞工條件、提高職業健康與安全方面的投資給予減免稅等優惠政策。幫助企業提高產品的勞動工資成本，改善工人的勞動待遇。勞動監察機構應當依據我國目前已有的相關行業和工業勞動標準，如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規范(OHSASl8001)、《勞動法》等，加強勞動監察力度，查處違法行為，特別要加強對社會責任運動重點關注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勞動監察，及時公布勞動監察結果，對于使用童工、違反工資和工時規定、存在嚴重職業安全的企業處以重罰。

4．加強對SA8000知識的宣傳、培訓。當前，在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研究的同時，應加大對其宣傳力度，使企業界和社會各界對這一標準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積極意義與不良影響有明確的認識。并且，還應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的培訓，培養企業主和政府官員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使企業自覺提高勞工標準。讓企業認識到不僅要積極履行其社會責任，更應該學會以社會責任為戰略點來實現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雙贏。指導企業建立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積極通過SA8000認證，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

(二)企業對策

1．充分認識SA8000的客觀存在和重要性。傳統經濟學認為，企業是市場經濟中自利的基本經濟組織，其經營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因而十分強調對股東權益的保護。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了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企業也開始注重維護消費者的利益。然而，長期以來，企業對員工的權益卻關注甚少。在經濟落后、產業結構層次低的發展中國家，因就業壓力大、經濟發展急迫等因素的影響，對員工權益保護不力的問題尤其嚴重。但企業現在應當看到SA8000的興起反映了現代企業存在價值的演進，體現著當代社會對企業的一種期望，提供了一個社會組織的規范運作模式，代表著企業將社會責任當作自己責任的先進管理理念。企業應該超越單純的經濟活動，擔負起更加廣泛、更加體現人本精神的社會責任，以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可，實現長遠、持續的發展。

2．在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中嚴格執行社會責任標準的規范。與傳統經濟學理論中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加重企業負擔、影響利潤的觀點相反，國內外實踐證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的經濟績效呈正相關的關系，在經營管理中執行SA8000標準并貫徹企業社會責任還可以達到改善企業經營管理、重新設計制造成本結構的目的。企業應當調整經營方針和策略，完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將SA8000規范的各項要求融入企業的管理體系之中。同時，要對供方加強控制和約束，保證企業產品從原料采購到生產的全過程都能符合規范要求，最大限度地減少對企業未來發展的沖擊。

第3篇：社會管理責任體系范文

一、指導思想

以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為指導，以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為宗旨，認真貫徹落實上級黨委政府有關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的文件和會議精神，建立健全黨委領導、單位負責、社會協同、全員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全面維護林區社會穩定。

二、目標任務

學習和發展“楓橋經驗”，深化全員維穩責任制，加強執行力建設，著力破解運行機制不暢、管控能力不強、資源整合不到位、服務水平不高等突出問題，加快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當今時展相適應、與人民群眾期望相適應的新型社會管理體系。力爭到2012年底，基本形成較為完善的林業社會管理體系。

三、基本原則

堅持科學發展，協調發展的原則。

堅持服務全局，統籌兼顧的原則。

堅持以人為本，改善民生的原則。

堅持求真務實，注重實效的原則。

四、工作重點

（一）強化各單位工作責任，構建維穩第一道防線，建立健全社會維穩組織體系，實現社會管理創新向山區、林區（林點）延伸。

（二）完善矛盾糾紛排查、隱患排查和維穩工作形勢定期研判機制，建立局班子成員每月定點接待制度，加強積案化解，加大復查復核工作，規范工作秩序，營造依法有序的環境。

（三）強化依法治林，嚴厲打擊各種破壞森林資源違法犯罪行為，扎實推進“平安林區”創建活動，加大林業法律法規宣傳普及力度，及時調處山林糾紛，全力維護林區社會穩定。

（四）提高辦事效率，方便群眾辦事，充分發揮行風熱線平臺作用，建立健全社會服務工作體系，促進林業增效林農增收。

（五）明確各單位監管責任，實現維穩信息共享，做好輿情導控，強化信息排查、重點陣地控制、重點人員管控，準確掌握有關動態，及時做好下情上報，認真化解矛盾隱患，確保無人員上訪。

（六）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切實加強公共安全監管，有效抓好動植物疫病防控管理和林區禁種鏟毒工作，努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生態環保問題。

五、方法步驟

第一階段：研究部署（2012年4月1日至4月20日）。成立社會管理創新領導小組，制訂工作實施方案，召開黨委會作出專題研究，召開動員會進行具體部署。

第二階段：組織實施（2012年4月21日至8月）。開展局班子領導帶隊下基層調研活動，分赴各下屬單位召開會議，傳達市有關會議精神，復印下發市委有關文件；分別與下屬單位簽訂、維穩等責任書，明確相關工作責任。針對社會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和薄弱環節，制訂完善相關措施，建立健全各項制度，加大工作推動力度，力求爭創創新實效。

第三階段：總結驗收（2012年9月至10月）。結合年度工作目標考核，對下屬各單位工作情況進行考核驗收，及時做好好典型、好經驗的總結推廣和上報，堅持社會管理創新常抓不懈。

六、保障措施

1、建立組織，加強領導。我局建立由黨委書記、局長任組長，黨委副書記、分管副局長為副組長，各班子委員為成員的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領導小組，分別抓好各分管線的社會管理創新工作。各下屬單位分別建立工作小組，共同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圍繞市中心工作，努力完成“平安”創建任務，積極配合安監局做好第14個實施項目相關工作，認真履行有關責任。

2、明確責任，加強協作。建立、維穩責任制度，將社會管理創新工作任務落實到各下屬單位，實行齊抓共管。各單位加強協作，合力推進，準確排查矛盾，及時化解難題，做好各項工作，維護社會穩定。

第4篇：社會管理責任體系范文

一、目的意義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是順應人民群眾新期望的必然選擇，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基礎性、根本性工作。作為國土資源部門，應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積極主動服務，嚴格規范管理，以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指數為導向，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尤其是是涉土矛盾化解，為加快崛起、實現全面小康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目標原則

（一）目標任務

深化全員維穩責任制、基層基礎建設、執行力建設和“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等工作，探索完善體制機制，著力破解運行機制不暢、管控能力不強、資源整合不到位、服務水平不高等突出問題，切實在建立健全國土維穩組織體系、涉土矛盾化解體系、國土動態巡查監管體系、國土服務工作體系、國土管理保障體系等方面取得新突破，進一步夯實和諧國土的思想基礎、基層基礎、法治基礎，加快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當今時展相適應、與人民群眾期望相適應的新型國土資源管理體系。

（二）基本原則

堅持科學謀劃，協調發展。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結合國土資源工作實際，正確把握形勢任務，認真謀劃社會管理創新，使社會建設與國土資源各項工作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相得益彰。

堅持服務全局，統籌兼顧。正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堅持把推進社會管理創新作為提升國土資源保障能力的重要內容，統籌兼顧保障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努力構建和諧國土，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強資源保障。

堅持突出重點，保障民生。加快轉變管理理念，改進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做到服務為先、民生為重，關注民意、集中民智，回應民聲、維護民利，努力實現由“控制型”管理向“服務型”管理轉變。

堅持求真務實，注重實效。堅持深入調查研究，科學把握規律，大膽探索實踐，總結實踐經驗，破解兩難局面，真正做到思路務實、措施切實、工作扎實、績效落實，使社會管理創新取得實實在在效果。

三、工作重點

（一）建立健全國土維穩組織體系。進一步強化維穩責任意識，把綜治與維穩工作納入年度工作計劃，與業務計劃同部署、同實施、同檢查、同落實。局機關各科室（單位）、各國土所負責人作為本單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平安建設第一責任人，要切實把維穩責任落實到工作的每個環節、每個崗位。各單位責任人要親自指導協調推動綜治工作，積極破解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建立較為規范的綜治日常工作管理制度，做到有方案部署、有指導督查、有會議記錄、有工作總結。進一步整合力量，建立健全協作聯動工作機制，構建基層維穩第一道防線。

（二）建立健全涉土矛盾化解體系。嚴格執行《市國土資源局涉土網格化管理實施辦法》,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的原則，建立三級網格主體，明確責任分工，切實做好我市國土資源穩定工作，并嚴格落實包調查、包處置、包化解、包息訪“四包”責任制，全力化解涉土積案。大力開展初信初訪專項治理活動，做到問題早調查、早處理、早答復，提高初信初訪辦理化解效率，最大限度預防和減少的誘因，減少越級上訪，進一步規范秩序，營造依法有序的環境。

（三）建立健全國土動態巡查監管體系。全面實行動態巡查“零報告”制度，落實《國土資源動態巡查工作責任制及考核辦法》，嚴格巡查臺帳登記制度，對巡查工作量化考核，切實做到違法用地早預防、早制止。積極開展“兩違”專項整治行動，保持執法監管高壓態勢，嚴厲查處國土資源違法案件。全面做好土地衛片執法檢查工作，加大整改查處力度，有效降低違法占用耕地比例。加強建設用地批后監管，力促項目早動工、早竣工。

（四）建立健全國土服務工作體系。根據《進一步明確土地及規劃管理職責權限的通知》（東政辦發[2011]）文件精神，將農民私人建房用地審批、土地登記有關工作職權下放到各鎮鄉（街道），提高審批效率，方便群眾辦事。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通過能辦推定和流程再造，繼續簡化審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建立三級督察機制，拓寬監督渠道,加大督察力度，進一步提升全系統干部隊伍執行力和戰斗力，確保局各項中心工作和隊伍建設各項措施真正落到實處。繼續深化“三聯系”活動，健全對企業、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定期走訪制度，落實好每個聯絡員作為全程員的職能作用。積極做好人大建議、政協提案的辦理工作。

（五）建立健全國土管理保障體系。深入開展雙保雙服務活動，完善土地利用年度計劃，有效保障市重點建設項目和基礎設施公共設施項目建設。加強協調配合，優化工作流程，加快農轉用和項目供地速度，力促項目早落地、早動工。深入實施土地開發整理和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工程，強化業務指導，加快推進速度，為全面推進我市新農村建設拓展用地空間。完善耕地保護責任機制，做好劃區定界工作，落實耕地保護責任。加強礦產資源勘查開發監督管理和資源整合，確保全市礦山布局優化和資源開發合理有序。加強地質災害防治，高度重視重點地災點的勘查、治理及搬遷避讓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四、程序步驟

社會管理創新推進工作從2011年11月開始，至2012年10月告一段落，分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研究部署（2011年11月至12月）。成立局社會管理創新領導小組，結合我局實際制訂方案，召開動員大會進行全面部署，統一思想認識，明確目標任務和工作措施。

第二階段：組織實施（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各單位明確責任分工，針對社會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和薄弱環節，制定和完善措施，建立健全各項制度，加大工作推動力度，力爭取得實效。

第三階段：總結驗收（2012年9月至2012年10月）。對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進行全面總結評估，認真總結工作經驗和成效，并積極做好上級的考核驗收工作。梳理匯總好的典型和做法，及時進行總結推廣，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堅持社會管理創新常抓不懈。

五、保障措施

1、建立組織，明確職責。成立局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領導小組，由局長任組長，分管局長任副組長，其他班子成員任成員，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局領導小組統籌負責社會管理創新工作，要切實加強指導、提供支持，細化分解項目任務，將責任落實到具體科所（單位）和個人，定期研究項目推進工作，解決存在問題和困難，確保責任明確、部門聯動、合力推進。

第5篇：社會管理責任體系范文

一、當前我國社會管理面臨的新情況

當前，我國正處在黃金發展期，也處在矛盾凸顯期。經濟高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結構也發生著深刻變化，人員流動性增強，個人與社會組織的依存關系大大減弱。日益復雜多樣的人民內部矛盾，各種傳統的、新型的社會治安問題等，仍然是影響我國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從根本上講，當前社會矛盾的糾結點在于人民群眾日益增強的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與缺乏制約、監督的公權之間的矛盾。社會矛盾觸點多、燃點低、處理難，表現出明顯的“體制性思考”特征，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伴生的社會管理體系明顯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主要表現為：

（一）從社會管理對象來看，社會管理任務較以往更加繁重。

隨著經濟社會領域各項改革的不斷推進，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日益凸現，對社會公共管理與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人員流動性增強，人口結構的多元化、異質化趨向越來越突出。大量人口集聚在同一社會環境中，不可避免會產生一些摩擦和沖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成為難點，一些城中村、城鄉結合部成為治安亂點，一些特殊人群成為違法犯罪的主體，一些新媒體為有害信息的傳播和不良輿論導向提供了平臺。這些情況的出現，使社會管理任務較以往更加繁重。

（二）從社會管理主體來看，交叉錯位和斷層缺位現象并存。在高度行政化的單位制社會管理體制被打破后，社會管理主體已由相對單一趨向多元化，既包括政府行政管理部門和基層自治組織，也包括社會組織自律管理和公民個體的自我管理。但由于目前政府自身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相關管理運行機制還不夠健全完善，社會管理各類主體的職責界定不清，各自分工不明，相互對接困難，甚至嚴重脫節，導致社會管理中交叉錯位與斷層缺位的現象同時并存。

（三）從社會管理效果來看，傳統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影響社會管理效率的提高。近年來，我國社會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已經發生了一些可喜的變化，但無可諱言，在社會結構轉型時期，社會事業建設與經濟發展存在著不協調的問題，已有的社會管理體系明顯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現狀，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社會管理模式仍然具有很強的慣性，重管理輕服務的思想根深蒂固，現有社會管理理念、內容、體制、機制、方式、方法等仍存在不少薄弱環節，與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因此，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管理效率的提高。

二、從四個方面入手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作用

縱觀當前社會管理現狀，必須加大力度創新社會管理方式，進一步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系,以不斷提高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水平，促進社會和諧。檢察機關雖然并不直接承擔社會管理責任，但檢察機關有責任加強社會管理方面的研究創新，主動應對社會管理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全面發揮檢察職能作用，促進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系，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斷提升社會管理水平，以保障社會安定有序，促進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

（一）堅持以檢察監督推進社會管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目的是通過維護法制統一實施，保證和促使公民守法護法，監督國家工作人員依法行使權力，促進廉政勤政。一要善于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著眼，結合執法辦案和履行各項檢察職能，積極推動重大建設項目、重大公共政策調整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推進社會前端管理，促進公共政策的完善，努力從源頭上減少不穩定因素。二要充分發揮貼近群眾的工作優勢，廣泛收集社情民意，善于發現帶有傾向性、苗頭性的民生訴求，并根據檢察工作中發現的問題，積極向黨委政府提出建議、拿出方案，協助黨委政府把住政策源頭，促進完善社會管理。三要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過程中，及時發現社會管理方面存在問題的，積極向發案單位及主管部門提出檢察建議，完善制度，加強內部制約、監督，完善社會管理、服務。

（二）堅持以檢察監督引導社會民眾。引導社會民眾是檢察機關的職責所在，監督公權力依法行使，查處職務犯罪是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能。目前經常發生的所謂實際上就是一種對于公權力運作當中的不滿、質疑，甚至抗衡。

要通過加大對社會管理領域職務犯罪的查處力度，促進有關社會管理部門和國家工作人員正確履行管理職責，提高管理水平。

第6篇：社會管理責任體系范文

公共信任的凸顯及其界定

毫無疑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社會逐步組織化的過程與信任形態的變化相伴隨。如盧曼所言，“從歷史上看，而且從實質上看，信任采取了許多不同的形式。在古代社會系統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于在文明社會系統它具有的特征。”［2］(p．125)這一觀點提醒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即不能忽視信任類型轉化中的一個基本的趨勢，那就是，在社會發展及其信任形態變化的過程中，有一種信任類型，即公共信任，總是與人類社會的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相伴隨。從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的層面而言，不管是在農業社會還是在工業社會，被統治者對統治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的期待、公民對執政黨社會責任的期待、社會公眾對社會組織基本功能的期待都是存在的，這種以期待為基礎的信任類型是一種客觀的力量，是維持統治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王朝或者現代國家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促進社會有效整合與和諧運行的基礎。毫無疑問，缺乏公共信任的任何統治者或者管理者都缺乏社會基礎，即使在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中，這種信任也起著關鍵作用。在農業社會的統治行政體系及統治關系中，臣民對統治體系和統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認可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最原始的基礎，這種認可來源于臣民對擬神化的統治者發展農業生產、優良教化社會、穩定社會秩序和統治秩序等社會責任的期待。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統治身份的認可以及實現這些社會責任的盡心期待是這種信任形成和產生的社會基礎。盡管，在統治者看來，統治的邏輯不一定如此，而是“君權神授”的應該如此。但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前者才是其合法統治的基礎。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名言:“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中的“水”，一般意義上都理解為被統治者，即老百姓，但從信任的角度來看，更合適的理解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統治功能和責任的一種信任，無論是“載”或者是“覆”，都與這種信任有關。進一步分析，從農業社會統治行政體系中信任建構的角度來理解，統治者一般通過祭祀神的方式去自然地獲得一種基于神的人格的“共同信任”，并因此獲得統治的合法性。這是農業社會的統治者獲得“共同信任”或者“公共信任”最為快捷的最基本的途徑，也是農業社會的統治技巧和方法。因此，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無論是在戰爭或和平時期，王朝總是要祭祀神和統治者的先祖，這既可以理解為對“君權神授”的一種社會闡釋和呈現，更是統治者因此獲得被統治者信任的基本途徑。這種信任是鏈接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合法性關系的紐帶。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信任還不完全是統治行政體系形成的基礎。因為，農業社會的統治行政體系主要是通過血緣關系和擬血緣關系來建立信任的，從而，在體系內部，維護其行政體系基礎的信任形態主要是人際信任而不是我們所說的“公共信任”或者“共同信任”。但是，從構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基礎來看，其統治的合法性和“公共信任”密切相關，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合法性的不認可乃至暴力的反抗，主要還是因為他們沒有履行好發展農業生產、優良教化社會和穩定秩序等社會責任，這些責任的喪失所導致的“公共信任”的喪失，是統治者失去統治合法性的根本原因。到了工業社會，啟蒙思想家使人們逐漸脫離了對神的精神依賴以及對倫理生活的依賴;特別是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隨著個體生活的社會化和社會生活的組織化，建立在個體知識能力基礎上的職業專業化與個體對組織的依賴密不可分，失業問題就是個體對組織依賴的典型說明。在工業社會，社會組織不僅成為了社會運行和社會管理的載體，而且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共同構成了個體生活無可脫離的環境，并形成了一股主導公共生活的力量。特別是在專業分工細密的城市中，人們的生活深陷于無法回避的社會組織的包圍和牽制之中，因此，很多社會學學者把組織類型作為社會結構劃分的基礎。從行政學的視角來看，在工業社會的公共生活中，公民和社會組織中存在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關系是公民對政府的依賴關系。特別是在民族國家成長為行政國家后，盡管個體的生活空間日益擴大到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但在公共服務層面，公民“從搖籃到墳墓”都處于政府的管制之中，社會生活對組織的依賴完全體現為公民對政府的依賴，政府在國家行政化的過程中成為了公共生活的中心，公共領域或者公共生活中的責任就是政府的責任。從公共信任關系來看，相應地，政府信任也就處于信任體系的核心。政府在公共領域中的中心地位成為政府信任凸現的重要原因之一。與此同時，公民對政府的集中依賴淡化了其他組織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從公共信任形成的角度來看，很明顯，在工業社會的信任體系中，政府在公共領域中的中心化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導地位是一種治理現實。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中。在此過程中，公共信任作為一種新的信任類型將逐漸凸顯出來。在《道德的市場》中，鮑曼指出，“影響行為人的因素主要在于他人的行為。而此類社會依存的情形下存在著參與人的一種‘社會行為’，其以他人過去的、現在的或預計未來采取的行為為取向。”［3］(p．46)根據這一社會依存理論來理解，我們認為，公共信任的凸顯與后工業化過程中各種社會類型的公共責任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第一，公共信任的凸顯與群體間的依存度增加有關。如果說工業化過程是個體對政府組織依賴的過程，那么，后工業化過程則是不同社會組織之間互依性增加的過程。在后工業化的過程中，由于個體進一步群體化，群體進一步組織化，在社會互依性增加的過程中，社會構成的群體性和社會生活方式的組織性，一方面使群體的生活形式演變為群體間組織的依賴;另一方面，在公共生活中，除了政府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以外，組織規模日益擴大而且社會管理技能日益增加的其他社會組織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也相應地得以增加。無論我們把后工業社會稱為風險社會、開放社會、多元社會、流動社會還是虛擬社會，其實這個社會還是群體組織的社會。群體的形成、群體對組織的依賴和群體間的互依是這個社會的普遍特征。這種組織間的互依性關系是當今社會合作潮流形成的原因，也是公共信任凸顯的重要原因。第二，公共信任的凸顯與各類社會組織公共性的重疊相關。有研究者指出，“在今日的社會條件下，公共性是一個‘重疊式’結構:經濟形態—資本(商品與貨幣是資本的兩個重要環節);政治形態—行政權力與制度;文化—精神形態:公共理性與公共精神。”［4］(p．115)在后工業化過程的公共生活中，公共性的重疊或日趨整體化表明了這樣一種趨勢，那就是，公共責任不只是政府等擁有公共權力的組織的“特權”，而是參與和形成公共生活的所有社會組織的基本責任。公共組織、私人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對公共生活中的公共責任的共同擔負，成為公共信任凸顯的重要原因。相應地，公共信任也成為了公共生活有序運行的基礎，是各種社會組織是否能夠得到社會認可并承認其參與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礎。第三，公共信任的凸顯與多元社會治理主體間合作性互動關系的形成有關。在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被賦予或者主動承擔了增加社會福利、維護社會安全和促進社會公平等社會責任的功能與使命后，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的主體結構不再是以政府為中心的一種管制性結構，而轉變為治理過程中的一種合作性互動結構。盡管這種合作性互動結構目前還比較薄弱，而且，很多社會組織對社會責任的承擔是在政府的引導下進行的。比如，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承擔就是政府對其促進的結果，但不可否認，這種促進及其有效互動的基礎是信任而不只是支配性的權力。由于互動基礎的改變，這種因為合作性關系而形成的信任不是人際信任，也不是組織信任，而是公共生活中一種以社會責任為基礎的信任，即公共信任。它是社會公共生活中的支撐力量。這樣一來，工業社會以政府信任為中心的信任體系結構不可避免地轉化為一種以多元合作治理主體共同建構的公共信任體系結構。對于理論研究而言，無可回避的問題是，當公共信任作為一種成熟的信任類型凸顯并逐漸成為影響公共生活和社會秩序最為關鍵的因素之一后，我們必須對這一概念進行界定，并指出其內在特征。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相對于私人信任而言的，是與公共生活及公共交往相聯系的信任，是現代社會尤其是民主制度下的新型信任。作為一個寬泛的概念，主要包括四個層次的內容:對社會成員的一般信任、對社會角色的信任、對社會制度及運行機制的信任、對民主社會的一般價值觀的信任。［5］(p．56)我們認為，如果把信任一分為二地類型化為公共信任和私人信任過于簡單，但不可否認的是，公共信任確實與公共生活有關，與社會組織的公共性重疊和公共責任在社會組織結構中的逐漸分散有關。思考公共信任不但要思考它產生的基礎，而且只有結合公共性來思考，只有立足于公共生活和公共性來思考，才能歸納、揭示公共信任這一概念。在綜合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公共信任是社會公眾對于公共組織、私人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共同維護公共生活有序運行的社會責任的系統化的有限期待，是維持公共生活良性運行的一種客觀整合力量。在公共信任度高的社會，社會公眾與各種社會組織之間存在一種和諧的社會交往關系，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與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協調發展。反之，存在公共信任問題的社會則意味著失去了一種最有力的社會整合力量，這一社會整合力量的消失是致使社會整體失信的重要原因，也是導致社會整體誠信危機的重要原因。作為公共生活中的一種信任形式，公共信任有如下特點:第一，公共信任的系統性。公共信任的系統性表現為非營利性組織中的公益信任、私人領域中的企業信任和公共領域中的政府信任之間是相關的，因此體現了公共信任系統化的特征，公共信任體系中的各要素是互動的。因此，有時候政府不被信任，不是因為政府本身信任度不高，而是政府沒有管理好其他組織的公共信任。現階段，由于政府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導性地位，政府對其他類型組織的公共信任有管理的權力和義務。因此，在規劃中國公共誠信體系建構的過程中，從學者到民眾都認為首先要從政府誠信抓起。這是符合公共信任及其管理的特點的。由于公共信任的體系性，社會管理過程中如果只重視政府信任，而忽視對其他承擔公共責任的組織的信任度的管理，照樣會產生公共信任危機。第二，公共信任體系的層次性。盡管不同社會組織公共責任的性質是相同的，但它們公共責任的大小是有層次性的。在一般意義上，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度與它們對公共生活的影響程度及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的大小密切相關。例如，盡管社會責任的性質一樣，但一個跨國公司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一個個體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同樣，一個大公司的社會責任缺失所引發的信任問題及其導致的社會影響也是巨大的。在社會組織的合作性治理結構的形成和成熟過程中，不同組織社會責任的大小與政府的責任相比依然相差很大。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政府信任還是公共信任體系結構中的主要要素。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公共信任體系中這一主要要素的存在，就去否認其他組織對公共生活所負有的責任，去否認它們在公共信任凸顯過程中的作用。第三，公共信任關系的模糊性。在公共信任體系所呈現的信任主體關系中，一方是與社會責任相聯系的社會組織，另一方是社會公眾，這就形成了公共信任關系中一對多的關系，盡管這種一對多的關系不是嚴格數學意義上的，但正是這種關系導致了公共信任關系的模糊性。例如日益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表面看起來是食品生產企業的問題，但實質上，因為食品安全對公共生活的重大影響，這一問題本質上是社會的公共信任問題。也正是由于公共信任的體系性和政府在社會中的主體性角色，社會公眾很容易把系統化的公共信任等同于碎片化的政府信任，也很容易忽視其他社會組織在公共信任中的作用。不可否認，公共信任的這一特征也是很多學者視之若有若無，不給予足夠重視的關鍵原因。第四，公共信任關系的壓力性。公共信任關系是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之間所形成的一種關系，由于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和社會公眾對公共生活的依賴，從而，在公共信任度低的環境中，公共信任主體和社會公眾之間形成了一種壓力性關系。這種壓力性關系的存在意味著信任者與被信任者之間的空間關系是狹小的。如同一個孩子無法選擇其父母一樣，一個國家的公民也無法隨意選擇其所在的國家;社會公眾在公共生活過程中不得不接受不同社會組織的產品、服務和管理。這恰恰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基礎，但在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會，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不可回避的壓力性關系。例如我們要購買食品、藥品等生活用品，盡管它們可能存在安全風險，但是誰也無法完全知道更無法完全回避這些風險，因為我們要依賴它們生活;同樣，公民要接受行政、司法和立法機構根據權力和規則的管理或服務。在一個政府的階段性統治時期內，社會公眾必須給予這些組織以信任支持，這是難以回避的客觀事實。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個人無從選擇的。其表現為選擇空間的狹小和高成本的退出機制。”“表現為信息、影響力與承受力的非均衡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信任的非相互性，從而使作為信任方的公民處于不利的地位”。［6］(p．8)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公共信任卻因此成為了一種客觀事實和客觀力量。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公共信任的破裂則對公共機構和公民的影響是破壞性的，甚至是災難性的”。［6］(p．8)第五，公共信任關系的脆弱性。“正如我們看到的，信任和不信任是符號傳播的泛化的態度，它們并不隨明確的具體客觀原因而變化，而是主觀過程控制的，經驗借此過程得到處理并且簡單化。”［2］(p．99)因此，與真理或法律相比，“信任機制的相對下級的，相對低的‘技術水平’，除了別的以外，在于比較難于轉化為對立面:信任轉化為不信任比不信任轉化為信任容易”。［2］(pp．118～119)這表明了公共信任的脆弱性。盡管公共信任關系是一種壓力性關系，但這種關系是脆弱的。如果一個社會不對公共信任進行有效的管理，這種信任關系會變得更加脆弱。在一個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會，一個負面的謠言就可以將整個政府或者社會的誠信系統框架擊垮。如果我們正確認識了公共信任在當代社會的凸顯，我們就能夠對公共信任進行有效的管理，其客觀事實的一面就會呈現出來，并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維護社會穩定、有序的客觀力量，從而減少社會交往成本，穩定社會心態。

公共信任問題及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

在界定了公共信任的形成階段、概念和特征后，公共信任管理成為必須關注的重要問題。要提出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首先要考察公共信任問題產生的邏輯及其社會影響。第一，公共信任問題起因于“公共質疑”。“公共質疑”是社會公眾對負有公共責任的某一類社會組織的負面性事實的失望與反對，是對這一類組織的社會功能及其社會責任的不認同。例如，如果社會公眾共同質疑企業產品的安全性、共同質疑食品和藥品的安全性;或者公民共同質疑行政、司法等公共權力機構行為的公平和正義……對某一類型的組織的公共質疑就形成了。公共質疑會導致對某一類型的社會組織的“公共不信任”，“公共不信任”的發展可以逐步累積成公共信任問題。當“公共不信任”累積到一定程度后，社會的公共信任問題就產生了，我們所說的社會誠信危機就產生了，因為社會公眾對多種類型的社會組織的社會功能都給予了“公共不信任”。如果一個社會產生了誠信危機，這就意味著“公共不信任”在公共生活中起了質的變化。第二，公共信任問題導致公眾對負有公共責任的社會組織的公共生活功能整體性的負期待。在目前的社會，公共組織、私人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對社會的有效運行都有一份責任，公眾對這些組織的功能和責任也有一種期待。比如，任何人都期待企業的產品是安全的，它們的服務是公平、公正的;任何人都期待社會公益組織是增加社會福利的，是幫助弱勢群體的;任何人都期待政府是促進社會發展的，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如果說公共質疑起因于某一事件的結果與公眾對這一類型組織功能的原有期待整體不符(比如，三鹿集團的三聚氰胺事件引起了公眾對三鹿奶粉甚至整個奶粉行業產品安全的質疑)，那么，這種公共質疑若任其發展，某一類型的組織的公共信任問題就產生了。如果這種公共信任問題不再局限于某類型組織，而是社會整體層面的各個組織，就會動搖整個社會公共信任體系的基礎。第三，公共信任問題可以導致公共生活的混亂和社會的誠信危機。“沒有信任，只有非常簡單的當場互動的人類合作形式是可能的;沒有信任，超過當下確保的環節，即便個人行動也對破裂極為敏感以致無法做出計劃。”［2］(p．117)由于公共信任是社會良性運行的基石，一旦私人組織或者非營利性組織的公共質疑沒有被政府或者引起這一問題的組織有效化解;社會公眾對這一類型的組織就會產生整體性失望，形成對某一類型組織的“公共不信任”。再任其發展，由于公共信任是體系性的，具有“上訴性”，最終將連帶質疑政府的合法性。公共信任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對有序的社會交往、運行及其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四點:其一，社會尊重缺乏，社會依附性產生。由于社會公眾失去了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公共生活就碎片化了，社會公眾對社會組織的尊重也逐漸淡化，并有可能會發展成為仇視;這樣一來，私人信任慢慢成為支持社會運行的主因，這樣運行的社會也就成為了一個“關系型”的社會。由于缺乏公共信任，公共權力組織的許多功能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喪失，社會公眾不得不依附于非公共權力或者非公共性權力的庇護，形成社會的依附性。其二，社會合作缺失，社會惡性競爭產生。由于社會公眾公共信任的缺乏，特別是公民對公共權力組織的信任缺乏，公眾和社會組織之間應有的合作便慢慢消失。如果任其發展，公眾、政府及其它社會組織之間就會慢慢形成一種惡性的競爭和對抗關系，并最終造成社會關系的不可調和。其三，社會資本流失，與信任有關的經濟資本流失。顯然，公共信任是一種有效的社會資本，公共信任缺乏意味著最容易整合社會秩序的公共信任資本的流失;與此同時，基于信任而形成的經濟資本，比如民眾基于對公司信任而購買的股票，會因為公司的一個失信事件而大量拋棄，公司的經濟資本會因此而承受巨大的損失。其四，社會整體失信，社會整體的道德危機產生。由于公共信任是體系性的，因此，公共信任的缺失將導致社會的整體失信，從而導致社會整體的道德危機。由于公共信任問題是引起社會信任危機的關鍵因素，對公共信任進行有效管理便成為社會管理的基本內容。其實，學者們對信任管理的思考由來已久。傳統的觀點認為，在一個簡單封閉的社會，對信任的管理是可行的，但在一個開放分化的社會，信任管理是很困難的。盧曼就指出，“信任和法律只是在非常簡單的社會系統中彼此相等，那些社會系統幾乎沒有任何結構問題，小到足以使所有系統成員彼此熟識。在這種系統中，信任受到期待，不信任成為公開侮辱，成為一種對集體生活的規則從而對該系統法律的冒犯……”［2］(p．44)“相反，在所有比較分化了的，比較復雜的社會體系中，法律和信任不可避免的以此方式相分離。”由于“信任又是太普遍、太分散的一種社會要求”，“法律和信任在他們的動機形態的基礎上也彼此分離。”［2］(p．45)也就是說，在傳統的觀點看來，在復雜社會體系中，由于信任的普遍化、情景性、分散化與法律的剛性不一致，信任管理是很難的事情。很顯然，公共信任的管理也是很困難的，但在目前的社會階段，公共信任的凸顯以及它對當前社會秩序和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已成為社會管理不可回避的問題。針對中國社會轉型期舊道德觀念的維持和新道德的生長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的社會生態，很多學者提出信任管理問題。一些社會學學者建議“執政者可以引入社會‘誠信工程’來推進社會道德建設”［8］。我們認為，無論是西方社會還是東方社會整體性的社會危機，最終都體現為公共信任的危機。很多學者認為后工業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其實后工業化過程中最大的風險是公共信任問題所產生的風險，因此，更需要對公共信任進行有效的管理。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不但每一個社會個體和組織要對自身的信任進行管理，而且，如果我們要提高社會的整體信任度，就必須明確公共信任的特征，充分理解公共信任問題產生的原因，并制定有效管理公共信任的措施。這既是一個可操作的方法又是一個解決社會整體失信的關鍵環節。對于社會管理而言，公共信任管理是一個復雜的充滿挑戰性的新問題，本文只對這一問題與社會管理的關系提出一個宏觀的思路。首先，創新社會管理的理念，對隱性的公共信任進行顯性管理。有效的社會管理不只是要對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等顯性要素進行管理，更為關鍵的是，還要對公共信任等隱性要素進行管理。由于“公共不信任”導致的公共信任問題是社會整體失信的關鍵，因此，在社會管理過程中，要解決社會整體的信任危機，就不能只使公共信任成為一種期待、信賴關系或是一種社會信心，而要通過社會管理使其演變為體系化的、治理社會的系統性力量;特別是要通過公開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度，即將公共信任作為社會組織的一個顯性指標，以此來督促社會組織，同時提示社會公眾對這些組織的公共信任度進行監督。這樣一來，公共信任就可能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管理力量。其次，創新社會管理的內容，將公共信任作為社會管理的重要任務。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方面，公共信任本身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管理要素，把公共信任管理作為一個重要的管理任務。要對一般意義上的、負有公共責任的各種組織的公共信任進行管理，特別重要的是，要及時評測政府體系中各個部門和機構的公共信任度，及時提醒各級機構根據公共信任度來糾正自己的行為，這也是提高地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在后工業化及其后工業社會，在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以后，合作治理將成為社會治理的主流，以公共信任度來衡量合作主體的合法性將是政府引導合作治理良性運行的重要基礎。因此，社會管理還需要對合作治理主體間的公共信任度進行管理。也就是說，要促進政府、企業和其他組織之間的合作，要使合作治理有效的運行，社會公眾和政府就有必要以公共信任度作為一個指標來衡量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的合法性。在合作治理的過程中，對于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組織，不能給予它們參與管理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權，而對于公共信任度高的社會組織，要給予他們更多的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機會，以此作為一種社會激勵措施。再次，創新社會管理的方式，對公共信任管理進行硬法和軟法方面的設計。羅豪才指出，“公共領域的現實、我們所追求的治理目標和軟硬法各自的特點，決定了公共領域應當采取一種軟硬結合的混合法治理模式”。［9］(p．5)對于公共信任的管理而言，與法律作為一種造就強制性秩序的規范不同，公共信任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造就非強制性秩序的管理方式。因此，公共信任管理不可能是一種完全的強制性硬法式的管理，而必須用一種硬法強制與軟法治理相結合的混合模式。對于政府而言，在社會管理過程中，要把加強對自身和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管理作為一項主要內容，并采取對公共信任管理進行立法的方式，使公共信任管理制度化，有法可依，實現對公共信任的“硬法”管理。此外，由于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需要通過兌現其公共承諾來實現，因此，公共承諾是公共信任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有了有效的公共承諾，社會公眾就可以通過觀察社會組織公共承諾的實現程度來考察社會組織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從而觀測、了解和評價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度。因此，在社會管理層面，需要以公共承諾為核心環節，對公共信任管理進行全面和系統的設計，實現在“軟法”方面的管理。

本文作者：謝新水工作單位：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第7篇：社會管理責任體系范文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的姜濤，在2012年第6期的《政治與法律》上發表題為《社會管理創新與經濟刑法雙重體系建構》一文，提出經濟刑法有外部體系與內部體系之分，前者體現為具體的規范建構，而后者則通過經濟刑法觀予以反映。社會管理創新對經濟刑法體系建構提出了新要求：經濟刑法不僅要求強化一種謙抑主義、平等保護、風險中心主義的法律觀，而且要求下調其懲罰強度，重視其他法律之犯罪風險管理，建構一種二元化犯罪模式，并實現經濟欺詐的入罪化，從而把經濟刑法之規范表達與規范目的統一并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分工明確、良性互動、彼此支持的有機整體。

將房地產投資信托引入廉租房建設融資中

上海大學法學院的李智，在2012年第3期的《法商研究》上發表題為《廉租房房地產投資信托的域外經驗及其借鑒》一文，提出當下如何解決保障性住房融資問題，已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業界關注的焦點。目前，我國的廉租房建設資金缺口較大。而20世紀60年端于美國且在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得到推行的廉租房房地產投資信托制度，在廉租房建設融資中具有多重優勢，因此，在我國將房地產投資信托引入廉租房建設融資之中既有必要也切實可行。借鑒美國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功經驗，我國廉租房房地產投資信托制度之構建應從設立方式、運行模式、風險監督模式、準入和退出機制等方面進行。

社區食物系統成為西方城市規劃新課題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衣霄翔，在2012年第6期的《規劃師》上發表題為《西方城市規劃的新課題：社區食物系統》一文，認為社區食物系統是西方城市規劃的新課題。通過對西方城市規劃近十幾年關于食物問題的研究的梳理，研究首先說明了城市規劃對食物系統的長期忽視及對食物問題的認識不足，進而闡述了食物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的價值判斷；然后以現實中社區食物系統的構成和產生的主要矛盾，說明了食物問題的復雜性和規劃涉足食物領域的必要性；最后從規劃干預社區食物系統的優勢、出發點、任務及當前的一些研究重點方面，綜合論述了規劃在社區食物系統中所承擔的職能。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仍存缺陷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導師何佳馨，在2012年第6期的《法治研究》上發表題為《關于完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法制的若干思考》一文，認為從完善立法的角度來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關于作為我國三大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之一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其法律規定還比較籠統、簡陋、粗放；第二，即使就現有保險法律以及相應行政規章的規定來看，也還存在著法律規定的不統一和不平等的缺陷。

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旨在平衡對外開放和國家安全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的丁丁、潘方方，在2012年第3期的《當代法學》上發表題為《對我國的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的分析及建議》一文，指出2011年2月，我國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構建了我國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的基礎。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是我國外資制度的必要補充，旨在實現對外開放和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國家安全審查的程序包括提出申請、一般審查、特別審查、國務院決定四個步驟。外資并購國家安全的審查對象須進一步進行解釋。通過國家安全的類型來考慮審查的因素是可取的途徑之一。

社區居家養老模式逐漸成為應對老齡化危機的重要方式

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的張奇林、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趙青，在2012年第4期的《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題為《走向全民社保背景下的社區居家養老：機遇與挑戰》一文，提出在經濟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社區居家養老模式逐漸成為應對老齡化危機的重要方式。盡管目前該模式在資金與服務上面臨困境，普惠型的全民社保體系卻為社區居家養老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城鄉低保制度、老年津貼等，從收入保障上筑牢了居家老年人經濟供養的基礎；以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救助和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為主要內容的醫療保健制度，從經濟補償與服務提供兩方面支撐起該模式的發展。但是，全民社保制度尚不完善，針對整體保障水平較低、制度銜接困難、城鄉社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社區居家養老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在于抓住歷史機遇，重構參與主體之責任，充分發揮社區的主體作用，以實現健康老齡化。

以限制消費性、奢侈性排放為原則合理分配碳排放“許可”量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的朱雯，在2012年第3期的《中國政法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從水消費限制看碳消費限制的合理性》一文，認為在總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國家、社會可以采取限制消費的方式以便用有效的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需求，尤其是最急迫的需求、最不可忽視的需求。在水資源的使用中首先滿足人的生存需求這一原理得到了普遍遵循。碳排放空間資源的使用也應當遵循首先滿足人的生存需要這一原理。全球氣候變暖本質上是有限的容量和無限的排放需求的矛盾。國際社會應當按照用有限滿足無限的原理避免全球氣候的進一步惡化。有限的碳排放空間應當優先滿足生存性排放需求。為了共同的全球氣候的好轉，國際社會需要合理分配排放“許可”量，而其關鍵的舉措就是限制消費性、奢侈性排放。

公民的責任能力對于抗擊現代危機意義重大

華東師范大學的余玉花，在2012年第3期的《上海行政學院學報》上發表題為《論現代危機下的公民責任》一文，提出現代化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危機將是現代社會的常態。公民的責任能力對于抗擊現代危機的意義重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戰勝危機的成敗走向，關系著政府危機領導的效果。公民參與危機治理的公共事務是公民內在的職責，因為公民身份本身就包含著責任。公民積極主動的責任觀念使參與危機的治理成為公民內在的自由要求。公民責任能力的提高需要教育引導和政治環境的熏陶。公民責任是與公民權利相聯系的責任，責任之中包含著權利分享之義。

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的魯全，在2012年第3期的《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歐債危機是社會保障制度導致的嗎？――基于福利模式與福利增長動因的分析》一文，認為全球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歷史進程和歐洲不同類型福利體制典型國家都未遭遇債務危機的現實充分說明：社會保障制度不是導致歐債危機的主要原因。以債務危機最為嚴重的希臘為例展開的研究也表明，是經濟結構失衡和經濟增長模式存在問題影響了福利開支的正常增長，而非相反。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區分導致福利增長的內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塑造城市特色防止陷入“人口城市化陷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的趙培紅，在2012年第6期的《城市發展研究》上發表題為《城市型社會：挑戰與應對》一文，提出我國已于2011年跨入了城市型國家的行列，但還面臨“半城市化”與“被城市化”、土地財政、城市環境惡化、交通擁堵、空間布局欠合理、服務業發展滯后、城市功能不完善、特色不突出等挑戰。結合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加上老齡社會化、汽車社會的到來，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應推進城鎮化的轉型、提高市場的參與程度、創新制度、優化布局、產業服務化、塑造城市特色并防止陷入“人口城市化陷阱”。

柔性社會管理是對以法律為基礎的剛性社會管理的補充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張海波，在2012年第6期的《中國行政管理》上發表題為《柔性社會管理：可能與可為》一文，提出社會管理應該“剛柔并濟”，柔性社會管理是對以法律為基礎的剛性社會管理的補充，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作為一種綜合的政策框架，柔性社會管理主要包括三大特征：起點上的需求導向、過程中的非強制、結果上的需求滿足。推行柔性社會管理需要政府關注需求的差異性、重視弱勢群體的需求、開展需求調查、推動公眾參與、建立協商機制、改革基層組織、優化考核方式，更需要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加大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滿足群眾的差異性需求。

“社會企業”與“食物銀行”

第8篇：社會管理責任體系范文

建立四級網格支撐的社會服務管理體系——破解“無人管事”難題

為解決農村長期以來沒人管事的難題，長子縣按照“政府推動、群眾自愿”原則，全面建立起四級網格社會服務管理體系。

一級網格是縣社會服務管理指導中心，主要是組織協調政府各部門、、人社、國土、工商、住建、社會工作部等合署辦公。職責是指派調度各相關部門完成各項服務、管理事項；對各部門和下級網格工作運行情況進行指導和督辦；對領導不重視、工作不得力導致發生重大事（案）件的地方和部門提出“一票否決”警示和責任查究建議。

二級網格是鄉鎮社會服務管理中心（14個），是農村社會管理承上啟下的樞紐。整合基層各部門，實行集中辦公。內設綜治辦、便民服務大廳、矛盾糾紛調解室，專門承接和辦理一級網格發出的各種指令、村級各類民事、代辦事項。

三級網格是農村民事管理委員會，是實現“民事民辦”和“資源整合、政府職能下沉”的載體，專門負責各類民事服務與管理工作6由于村兩委成員大多是“一肩挑”，工作頭緒多，任務重，再加上有人常年離崗，農村事務管理軟弱無力。為此，長子縣委、縣政府建立由村兩委領導下的民事管理委員會負責村里事務性工作。民事管理委員會主任由村兩委與村民代表推薦擔任，實行日常坐班制。村兩委干部、大學生村官及村民代表、計生服務員等擔任農村民事協管員，由他們具體負責矛盾調處、民俗改良、建房管理和合同管理。形成了村兩委主抓集體經濟、公益事業等行政工作，民事管理委員會承擔村里事務性工作的格局。

利用民事管理委員會這一載體，長子縣將縣、鄉行政服務資源最大限度下沉到基層。政府協調公安、法院、工商、農經、國土、人社等27個執法管理部門，將多項服務項目細化后同民事管理委員會簽訂管理服務委托協議書，經培訓后由民事管理委員會為村民提供服務。如：免費提供各類生產經營、勞動雇傭合同文本，幫助村民代辦戶籍、車輛上戶、大病救助等民生事項，協助執法部門送達文書、調查取證等工作，同時負責監督評價執法部門在農村基層的執法工作。

四級網格是30戶家庭組合體，是最小的服務管理單位。由每個建制村30戶左右家庭為—個網格，全縣農村或社區共3500個。每個網格由群眾推選出一名格長，發揮他們熟悉村情、貼近群眾的優勢，具體負責本網格內的鄰里糾紛化解、幫扶特殊人群和困難群眾；采集流動人口、特殊人群、危機人群等社會管理信息；參與應急處置、治安防范、信息預警、民主議政等事務管理工作。

網格化農村服務管理體系細化了服務單元，把政府服務職能有效地延伸到每個農戶、每個村民，極大地節約了農民辦事支出成本，提高了政府辦事效率。

建設以信息化為支撐的預警研判體系——使問題“發現于早”

為及早發現問題、化解隱患，長子縣建立覆蓋全縣各級、各部門的社會管理綜合應用軟件系統，該系統包括穩定、安全、民生和社會基礎數據四大模塊。通過城鄉網格、縣直單位、企業分類逐級將全縣的基本人口、流動人口、特殊人群、兩新組織、矛盾糾紛、治安刑事案件、安全隱患、就業、宗教、物價、安全感等數十萬條信息全部錄入軟件系統，建立起日報、周報、月報和實時報送機制。

系統具有四大功能：一是實時預警，及時掌控基層一線的不穩定與不安全因素及民生訴求的社會管理基礎數據，并實時作出預警；二是動態監管，對全縣的矛盾糾紛、案件、治安刑事案件的化解進行動態監管督導；三是自動評價，對全縣各鄉鎮、各單位社會管理工作的開展情況進行自動評價；四是電子分析，對系統采集的民生信息和社會管理基礎數據進行實時電子分析，為縣委、縣政府決策提供依據。

以信息化為支撐的預警研判體系，不僅徹底澄清了長子縣實有人口、流動人口、特殊人口、宗教人員等基礎數據，同時也實現了對全縣不穩定、不安全因素100%的動態管控率。

建立以司法部門為支撐的民間自我和解體系——把問題“解決于小”

當前，我國司法解釋、司法援助、司法調解并不十分完善，導致一些農村社會問題由個案逐漸發酵成尋求政府支持的案件，使“小事拖大、大炸”。為此，長子縣建立起一套以司法部門為支撐的民間自我和解體系。

一是建立民事糾紛調解委員會。在縣、鄉（鎮）兩級服務管理中心設立，委員會在本區域選聘7—15名公道正派、擅長調解、有社會威望的群眾（俗稱“鄉賢”）為專職調解員，專門受理調處大的農村民事糾紛。

二是設立鄉鎮一級公開接訪電話。設置全天來人來電受理室、疏導調處室、矛盾聯調庭及民俗改良、建房管理、合同管理辦公室；配備調解流動車巡回調解，變上訪為下訪，提供調解零距離服務。

三是在法院和基層法庭設立訴調對接辦公室和人民調解工作室。工作人員與基層民事管理人員主動對接，專門對涉及行業調解和進入司法程序的民事糾紛、一般治安案件進行調處。

四是建立公安局與基層派出所公調對接辦公室。建立鄉村民調員隨110接處警聯合調處，公安部門將適宜調解的一般治安案件移至鄉村民調組織調處，公安部門邀請民調員進駐派出所聯合調處等公調對接機制。

五是建立行業調解機制。在國土、人社、衛生等矛盾多發行業成立行業調解委員會，專門調解各行業糾紛，成效顯著，行業糾紛調解率達100%，成功率達95%。

六是創辦電視專題欄目《道德與法》。一周—期，黃金時段播出，進行法律普及、傳承美德、弘揚法治、增強和解意識。

以司法部門為支撐的民間自我和解體系形成了民間、行業、司法、行政四位一體的無縫隙矛盾調解格局，實現了50%以上的民事訴訟案件和77%以上的一搬治安案件的和解處理，減少了上訪量，有效促進了農村和諧穩定。

建立以政府財政支撐的資金保障體系——確保“有錢辦事”

工資待遇保障。對鄉鎮民事調解員和村民事管理委員會工作人員實行基本工資與辦案補助相結合的保障方式。鄉鎮民事調解員基本工資每人每月1000元，其基本工資和辦案補助均由縣財政劃撥專項經費保障；農村民事管理委員會工作人員基本工資不低于當地中等家庭的人均收入，由鄉鎮核定、縣財政支付。

辦公經費保障。一是由縣財政出資，為各鄉鎮社會管理創新工作每年補助3萬元辦公經費，用于社會服務管理場所建設及硬件配備。二是由縣財政出資，每年出資1000余萬元為縣、鄉、村三級社會服務管理機構創建服務場所，為各鄉鎮配備服務管理裝備、信息報送手機、紅白事服務用品。三是由縣財政出資，研發覆蓋全縣各級、各部門的社會服務管理信息化系統。

救助資金保障。由縣財政出資的救助資金、法律援助資金、涉法涉訴救助等對全縣矛盾積案、難案的化解和困難群眾進行救助。

社會治安防控保障。由縣財政出資在全縣交通要道設立輻射全縣的治安防控卡點，配備連接縣110指揮中心的無線指揮系統和高清監控系統。

幾點思考

解決農村社會問題要始終把農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決農村社會問題不能把農民看作是政府的對立面，也不能把農民的經濟、民生利益訴求事件視為與政府唱對臺戲，而是應該站在維護農民根本利益的基點上解決問題。這樣的政府才是負責任的政府、合格的政府。

切實加強政府服務職能是解決農村社會問題的關鍵。加強農村社會管理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地方政府職能應盡快從經營型向服務型轉變。政府不能漠視農村、農民的利益問題，更不能與民爭利。同時，政府應明晰管理與服務的界定，既不能在社會管理中缺位，也不能在為人民服務中越位。政府的根本責任就是為公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政府應該在農村社會管理創新中進一步轉變職能，完成向服務型政府的實質轉型，簡政放權，逐步實現政府單一管理方式向社會共同治理的方式轉變。

第9篇：社會管理責任體系范文

【關鍵詞】政府職能;管理創新;法律體系;職能轉變

社會管理的最終目的，在于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平，從而保證社會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這既是對政府職能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國社會正常秩序得以維持的必要條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社會矛盾和發展形勢有著不同的表現，需要解決不同的問題，為了使政府的行政效率得以提高，就應結合當前的歷史條件和發展需求，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明確政府的基本工作任務，積極進行管理理念的創新，真正發揮政府職能的效力。

一、政府管理創新的核心問題

（一）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

為實現政府管理的創新，首先應對社會管理主體進行明確的界定，擴大主體范圍，避免政府單一管理局面的出現，而是應在政府的主導下，以政府，社會組織，以及公民共同作為管理主體，整合社會資源，完善管理體系，加強管理力度。這樣做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公民社會也越來越形成良好的秩序，公民的社會責任意識得到了顯著提高。在傳統的社會管理體系當中，政府是國家管理的唯一主體，對社會組織，經濟建設，公共服務，以及其他各項社會事務的具體內容都進行明確的規范化管理，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行政效率，但過于單一的管理主體也會使社會管理僵化，缺乏活力，無法真正解決社會管理中的問題。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政府應對自身職能進行更為合理的定位，應更注意發揮起引導作用，在保證行政方向的前提下，將具體落實執行的職能下放給其他社會組織及民眾，促進多元化管理體系的形成。

（二）政府管理體制創新不到位

創新管理體制的前提，在于對當前的管理體制有著深入的了解，能夠準確認識到其中的優點和不足，分析其中的問題，力求使管理體制更加和諧有序，從而進一步保證社會穩定發展。具體可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構建完善的信息反饋平臺，廣泛聽取社會民眾的意見和建議，建設有效的溝通機制，如聽證會，在線咨詢等，使民眾能夠及時了解當前發展情況和管理需求，參與到社會管理活動中來;第二，政府在采取新的決策和方針之前，應事先權衡各方利益，最大程度地避免因利益分配問題而造成的社會矛盾;第三，對于人民內部矛盾，應盡量采取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予以解決。

（三）社會管理法制不完善

實施社會管理創新的最終目的，在于促進法律制度向著規范化方向發展，完善法律法規建設，在法律的作用下，明確規定政府的職能范圍，對社會組織，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進行詳細的闡述。盡管我國始終將依法治國作為國家管理的重要方針，但在管理實踐中，由于在管理體制建設中缺乏成熟經驗，許多關鍵性的法律法規還未制定，已經無法適應快速發展變化的我國實際情況，法律法規的時效性不強，因而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為了實現社會管理的創新，就必須嚴格貫徹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針，構建完善的法律體系。

二、政府管理創新及職能轉變的途徑

（一）政府還權于社會，避免社會領域過度行政化

應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著重發揮政府的引導職能，同時積極鼓勵社會各階層的參與，構建政府管理與社會自行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管理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可充分發揮社會的自我調節作用，促進居民自治的良好運作。而政府應將工作重點放在公共事務方面，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住房，交通，電訊，社會安全等等。在這一系統的運作下，可進一步推進政府職能的轉型，打造服務型政府，還權于社會，實現對社會的宏觀治理。

（二）發展和培育社會自治和社會管理能力

為提高社會自治水平，就應大力扶植非盈利組織的發展。為了給非盈利組織營造有利的發展環境，應從政策方面予以保障。為此，政府應積極轉變管理理念，賦予非營利組織足夠的自由權利，減少行政干預，鼓勵更多非盈利組織的建設，從而加強對社會事務的組織運作，使其成為政府行政工作的重要補充。同時，在社會管理具體方式上，應盡量淡化行政色彩，在與非營利組織的溝通合作方面，應采取平等，合作，互助的態度，發展政府與社會組織的新型關系。

三、結語

通過對政府管理創新與職能轉變進行深入的探討和分析，指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性，以及實現管理創新對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意義。本文對政府管理創新的核心問題進行了分析，同時又針對這些問題，對政府管理創新及職能轉變的途徑進行了積極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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