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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分置改革2005年啟動后,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推動公司兼并重組,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2010年國務院出臺《關于促進企業兼并重組的意見》提出發揮企業主體作用、堅持市場化運作、促進市場有效競爭、維護企業與社會和諧穩定等并購重組四項原則。同時,各部委也相繼出臺了配套文件。尤其是2014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優化企業兼并重組市場環境的意見》又一次強調充分發揮企業在兼并重組中的主體作用,并確立了體制機制進一步完善、政策環境更加優化、企業兼并重組取得新成效等三個目標,《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更是明確地把強化資本市場產權定價和交易功能,拓寬并購融資渠道,豐富并購支付方式等作為資本市場改革的方向和目標[1]。同時,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也相繼修訂了《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及相關指導意見,鼓勵通過并購重組推動上市公司戰略轉型。
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5―2015年我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并購數量累計達19 962家,累計投資總規模約33.8萬億元,其中2010年、2011年和2015年上市公司并購均達到2 000家以上。由此可見,并購活動已然成為上市公司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首要戰略實現途徑之一,也是提高其自身市場價值(Market value,MV)的有效工具之一。那么,筆者認為需要從并購視角研究上市公司市值管理(Market Value Management,MVM),進一步厘清上市公司并購所帶來的戰略價值與其市場價值之間的關聯性,它與微觀市值管理的邏輯關系是什么,這樣才能將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與戰略管理有效地結合起來,促進其市場價值與內含價值的相互匹配,從而實現上市公司市場價值長期、穩定、不斷地增長。
一、并購重組、戰略價值及市場價值的關系
(一)并購預期價值與戰略價值
并購通常指兼并(Merger)和收購(Acquisition),其中兼并一般是優勢企業通過吸收獲得一家或者多家企業;收購是通過購買另一家企業的股票或者資產獲得其全部資產或者部分資產的所有權,或取得企業控制權。另外,還有合并(Consolidation)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企業合并立為新企業,變成一個獨立法人。[2]筆者認為企業發展戰略的核心是財務戰略,而財務戰略與盈利模式又緊密相關,需要從財務、客戶、管理和學習與成長四個維度尋找戰略利潤區。[3]上市公司并購帶來預期價值往往與其自身戰略管理利潤區即未來可能實現戰略價值密切相關,未來創造的戰略價值主要體現在明確企業發展方向、提高企業資源整合能力和核心競爭能力、保持持續競爭優勢、實現企業未來贏利目標、滿足利益相關者需求等五個方面,具有長遠性、整體性和協同性三個特征。其中,并購是外延型戰略價值實現的重要實現途徑之一,主要是通過并購利用外部資源達到企業價值增長的目標。[4]國內外眾多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分析了并購對我國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例如:齊安甜、張維(2003)認為目標企業未來價值主要體現在協同價值、戰略價值等方面[5];孫濤(2005)認為目標企業凈資產價值和資產溢價之和為內在價值;增長期權溢價來自于其未來獲利能力增長;協同溢價是整合,生產能力、管理水平、資本利用效率和獲利能力等在并購之后高于原有內在價值所創造的價值決定于經營、管理和財務等協同效應。[6]羅斯(美,Stephen.A.Ross)(2009)認為并購后從協同的角度,將協同效應分為收入增強、成本削減、稅收利得和減少資本投入四大類別,其中收入增強包括提高和改善先前無效的媒介節目和廣告投入、現有的薄弱的分銷渠道、不平衡的產品結構等營銷收益,以及進入新產業等戰略收益和市場壟斷能力;成本削減包括規模經濟、垂直整合效應、技術轉移、資源互補、消除無效管理等;稅收利得包括虧損避稅、舉債增加、利用剩余資金等,以及減少固定資產和營運資本等投資。[7]
由此可見,上市公司并購不僅是其戰略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并購后獲得預期戰略價值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成熟有效的資本市場,無論上市公司并購基于何種目的,都應該能夠給其帶來未來企業價值的增長,并最終體現為市值的增加。
然而,在我國新興加轉軌資本市場前提下,尤其是股權分置改革前,上市公司并購的戰略價值并不能完全體現。許多專家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一致結論,股權分置改革前,由于同股不同權等因素影響,我國上市公司并購并未給投資者帶來戰略價值的預期,并購市場有效性明顯不足,對投資者來講,不僅是一種零和博弈,其還會產生顯著持續的財富損失。例如余光和楊榮[8](2000)、李善民和陳玉罡(2002)[9]、張新(2003)[10]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并購方公司股東影響為負面且難以在并購中獲利;李善民和朱濤(2005)[11]、王曉萌(2008)[12]通過并購事件和股權收購長期績效的實證研究,得出并購方公司股東在并購后1~3年內遭受了顯著且持續的財富損失的結論;楊安華(2006)[13]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并購投機價值效應與市場指數正相關,并隨投資者成熟度增加而減弱。但隨著我國資本市場轉軌過程中各項政策制度的逐步完善、監管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股權分置改革的逐步到位,上市公司并購的戰略價值預期越來越明顯,諸多專家學者也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例如李京真(2006)[14]對50家中小板解決了股權分置問題公司改革前后托賓Q值的統計計量分析后認為,股改顯著提高了公司價值;田滿文(2009)[15]、王玲玲和王志仁(2009)[16]等分別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及改進模型實證研究后認為,2001年以來我國并購市場效率在穩步提高,2005年以后更為顯著;黃中文、李建良、曹麗(2012)[17]運用累計超額平均收益率CAR(Cumulative Average Abnormal return)實證研究后認為國家出臺的財政、稅收及產業政策等措施,尤其是股權分置改革,股市的圈錢功能不斷減弱,股市越來越成為有效率的市場,并購公司協同效應明顯提高。還有許多專家學者對我國醫藥、煤炭、鋼鐵等行業運用一定技術和方法進行了實證研究,也得出基本相同的結論,本文不再贅述。因而,筆者認為上市公司并購事件給主并購方所帶來的未來預期價值,就是并購后能夠實現的戰略價值,也是戰略管理中預計未來可實現的戰略利潤區。隨著我國資本市場有效性的不斷提高,并購市場的效率也會逐步提高,而站在上市公司的角度,需要深入研究并購戰略舉措將會給未來企業價值帶來預期影響并將之傳導給資本市場,以確保市值長期、穩定增長。
(二)戰略管理與市值管理
從資本市場投資者角度看,上市公司任何一項戰略舉措都會在市場上引起反應,而并購活動作為企業戰略管理的一項重要舉措,也必然會引起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未來市場價值的預判,并直接反映為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漲跌以及市場價值的增減。戰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是上市公司一定時期全局的、長遠的發展方向、目標、任務和政策及所做出的資源調配決策等[18]。從長遠看,并購活動是上市公司戰略舉措的具體實施,不僅關乎其未來發展方向,也關乎投資者切身利益。斯蒂芬?P?羅賓斯(美,Stephen.P.Robbins)、瑪麗?庫爾特(美,Mary Coult)在其經典名著《管理學》[19]中認為并購是企業實現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之一。并購又分為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三種方式,其中橫向并購是生產和銷售相同或相似產品多個企業之間的并購,也稱為水平并購;縱向并購是在經營環節、生產過程中密切聯系、相互銜接的不同企業之間,或者具有縱向協作關系的專業化企業之間的并購,也稱為垂直并購;多元化并購是并購雙方互不相關,沒有橫向的聯系,也沒有縱向聯系,各自處于不同的產業部門、不同的市場,也沒有密切替代和顯著投入產出關系,也稱為混合并購。并購方式不同決定著上市公司不同的發展方向,其目的無非是戰略或財務兩個方面。其中戰略并購是為了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產出效率,達到產業一體化協同效應和資源互補效應,而財務并購則主要是受籌資動機驅動,為了改善目標公司業績,拓寬融資渠道?,F代企業估值理論認為滿足持續經營條件企業價值等于未來利潤折現后的現值,因而通過一定方式改變市場對于上市公司未來現金凈流入的估計,就可實現企業價值的提升,也就是本文所講的預期內含價值,它包含了并購完成后提高的上市公司產業價值鏈整合、生產規模擴張、多元化經營等價值創造能力所帶來的企業價值。[20]目前大部分專家學者是從技術層面研究市值管理和并購的關系,例如:以馮貞、劉星(2009)[21]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前期提高市值管理溢價、中期加強投資者關系管理、后期建立相應的市值管理模式等“三段論”管理模式;喬增(2013)[22]認為并購是上市公司成長的核心戰略路徑,其與市值管理的結合體現在兩項工作的系統籌劃、符合公司投資故事邏輯、做好信息披露和價值傳播三個方面。這些理論研究均未從根本上解決市值管理與并購之間的邏輯起點問題,反而會本末倒置,加劇上市公司在我國資本市場“并購概念”的炒作和投資者的投機者行為,動搖了資本市場信心。同時,所謂的“PE+上市公司”并購基金市值管理模式更是推波助瀾,公然違反“三公原則”,對我國建立有效資本市場造成無法修復的“內傷”。[23]而其他市值管理理論也僅把并購作為上市公司進行市值管理的一項策略或工具,也未深入研究上市公司內含價值與市場價值以及戰略管理與市值管理存在的內在邏輯關系。
由上分析,筆者認為上市公司的市場價值分為現實內含價值、預期內含價值和資本品牌溢價三個層面,其中現實內含價值和預期內含價值的增長由上市公司基礎管理所決定。而資本市場溢價則主要由不同資本市場定價機制所決定,雖然上市公司可以通過投資者關系管理提升資本品牌溢價,但不同資本市場由于受宏觀經濟、貨幣政策、監管環境、政策激勵和約束等因素影響,對同一企業會有不同市場溢價。[24]所以,從上市公司管理的角度看,市值管理不應脫離原有的管理體系而自成一套體系,應當采取嵌入原有管理體系的方式建立起與三個層面價值管理相適應的管理體系,其中預期內含價值管理主要與企業傳統的戰略管理體系相銜接,因為預期內含價值的增長主要與公司戰略發展方向以及帶來的戰略利潤增長緊密相關,而決定上市公司未來發展方向的公司治理層級主要是控股股東或公司決策機構,只有激發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才能保證市值管理的長期性、穩定性和有效性,才能確保市場價值長期持續地不斷增長。上市公司主并購方獲取的預期內涵價值,主要來自于對目標公司的準確評估,決定著實現戰略目標的成本[25]以及并購完成后自身實現戰略價值目標的準確評估,決定著實現戰略目標的價值增長兩個方面的估值。只有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并購,才能帶來上市公司預期凈現金流入的增加,而往往成功并購活動都是戰略并購,而非財務并購。
(三)并購事件價值的資本市場傳導機理
上市公司戰略管理中的并購事件是由一系列傳導機制在資本市場上進行反映的,這些傳導機制與上市公司自身的企業管理水平、未來盈利能力等密切相關,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 并購事件的現實和預期內含價值與資本市場之間的傳導機理。由于并購協同效應,并購事件發生后將很快給資本市場傳遞一種信息,即上市公司現實或預期內含價值將會有所增長,主要看是戰略還是財務并購,而目前上市公司并購重組事件很多還是在資本市場上體現為一種利好消息。例如:完成橫向并購有可能改變現有市場的競爭格局,完善原先的產品結構及分銷渠道,增加其對消費者的議價能力,降低相應的促銷等營銷投入,產生增加收入的正向經營協同效應;可能減少固定資產、營運資本投資、重復性的研發投入、增強其負債能力等,實現正向財務協同效應等,而若完成縱向并購,可能通過產業鏈整合降低生產成本,節約管理費用、營銷費用等,實現削減成本的正向經營協同效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改變管理的有效性、促進技術轉移、提升品牌商譽等無形資產的價值,產生管理協同效應;可能調整產業結構,實現了業務轉移的協同效應。協同效應最主要體現在企業迅速擴張、快速實現企業戰略轉移,構造大企業等協同紅利方面。并購案例的成敗,需結合具體并購事件進行分析并長期跟蹤,才能確定資本市場的認可度。若達到預期目標,則股票價格持續上升,市值不斷增加;反之,股票價格持續回落,市值不斷減少。不同類型并購事件產生的協同效應存在一定差異性,但是從長期最終結果來看,均會影響企業的未來獲利能力,致使現實和預期內含價值增減的。
2. 并購事件的資本品牌溢價與資本市場之間的傳導機理。由于受資本市場成熟度、證券市場監管水平、宏觀經濟形勢等多重因素影響,不同時期不同國家資本市場對同一企業的估值水平存在很大差異。近年來,許多在國外上市的中概股由于避免價值被低估、遭遇集體做空、為獲得正向溢出效應等多方面原因又通過私有化等方式回歸我國A股市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26]因而,不同時期不同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并購活動的預期也具有差異性。衡量評價上市公司并購所產生的協同效應一直困擾著學術界和實務界,而投資者和上市公司管理層對協同效應的分析、判斷和解讀也會不盡相同,這些因素影響著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并購預期價值的認可程度和估算水平?,F代行為金融學(1985)奠基人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和 德邦特(Werner DeBondt)等經過多年實證研究,提出的“過度反應”假說認為投資者在實際投資活動中會對某些信息產生過度反應,造成股價波動被放大,然后再反向修正回歸到合理價位,而投資者也僅是有限理性的。[27]近年來,我國許多專家學者對我國A股市場過度反應問題也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例如:葛志遠和郝孟佳 (2011)[28]、張儀和高揚(2012)[29]、葉立勇(2013)[30]、沈莉(2013)[31]、蘇震宇(2014)[32]等雖然各自所站角度各不相同,但經過大量實證研究卻一致認為我國股市存在特殊的過度反應或反應不足的特征,需要不斷提高市場透明度。事實上,我國上市公司并購預案被披露之后,資本市場往往會過度解讀,對協同效應產生過度反應,引起股價大幅波動,而且不同時期不同資本市場對同一企業的估值差異影響了上市公司的并購活動。例如:愛康國賓于2015年11月提出從納斯達克私有化回歸A股的計劃,遭到競爭對手美年大健康的惡意收購。美年大健康憑借A股高估值的有利條件進行融資,收購相對被低估值的愛康國賓。由此可見,不同資本市場的估值差異是促使美年大健康啟動收購計劃的關鍵,而對于愛康國賓而言,啟動相應的市值管理計劃進行反收購同樣十分重要。這一案例充分說明,不同資本市場給予兩家上市公司不同的資本品牌溢價。兩家企業無論被低估,擬或被高估,都需要通過這一并購事件對這一行為所可能帶來的預期價值進行判斷。收購和反收購實際都是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的戰略管理行為之一,也都是其運用特殊的市值管理工具和方法,改變自身在資本市場上競爭態勢和市場相對地位的企業管理舉措之一。由此可見,不同資本市場會給上市公司帶來不同的資本品牌溢價。上市公司并購活動作為一種戰略管理舉措,必然會在資本市場上引起投資者的不同反應,而一旦實施了這一戰略舉措,就需要根據不同的資本市場環境對其可能帶來的資本市場品牌溢價進行預判,同時由此可能會造成對市值增減的可能性進行判斷,防止價值被低估或者高估。若被資本市場嚴重低估,則有可能被競爭者惡意收購,從而改變自身在商品或資本市場上的競爭地位。這也是筆者強調上市公司必須從自身管理角度對市值進行價值分層管理的要義所在。
3. 并購視角下的上市公司市場價值的分層管理。筆者強調的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從管理目標看,是確保上市公司市場價值長期的穩定的且與企業內含價值相匹配的增長,防止上市公司由于自身原因而造成股價大幅波動的市值管理;從公司角度看,是確保上市公司對市場價值進行積極的、主動的,且不以犧牲長遠發展為目的又符合國家現有監管要求的市值管理。上市公司從事并購活動,無論從其目的還是結果看,實際上都是公司的一種戰略選擇。成功的并購可以為公司帶來現實內含價值、預期內含價值以及品牌溢價的增加,而上述上市公司三個層面的價值提升,必然會通過資本市場的傳導帶來市場價值的提升,但也并非所有并購活動一定會帶來三個層面的價值提升及市場價值提升,不同的戰略選擇會有不同的結果。有效與非有效資本市場的根本區別在于,上市公司內含價值與資本市場之間的傳導路徑是否暢通,也即之間的信息是否對稱,抑或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并購無論從上市公司戰略管理還是市值管理角度而言,實際都是一種行動的選項,不同的目的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所以筆者認為,從上市公司市場價值分層管理的角度看,戰略管理目標決定著并購方向。如果追求的戰略目標僅是提高市場占有率、降低融資成本等,那么它一定會選擇財務并購、橫向兼并等并購手段;如果追求的戰略目標是多元化、上下游產業鏈整合等,那么它一定會選擇戰略并購、縱向、橫向或混合;如果追求目標徹底轉型,那么它也一定會選擇戰略并購,或者跨市場并購。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水平不斷提高,市場也越來越規范,作為上市公司戰略管理和市值管理工具之一的并購活動,需要嵌入公司企業管理、投資者關系管理等制度體系中,并通過股權激勵、員工持股計劃等方式促進大股東或高管人員做好并購后的重組工作,實現“擬定戰略目標―內含價值分層―開始并購行動―對應管理方法―達到市值目標”的市值管理循環圈。隨著我國資本市場做空做多等機制的逐步成熟,通過股價變動與并購活動發生之間的實證研究,即可驗證并購活動的市值管理效果。
二、上市公司并購市值管理績效實證研究
(一)研究總體思路
上市公司并購活動的市場價值分層管理,首先要解決并購活動未來預期價值應該體現在哪里,這也是上市公司未來的戰略價值之目標,可運用戰略地圖等方法確定;其次,市值管理要求并購活動產生正向協同效應有哪些,可運用NPV法等折算;再次,如何將分層價值信息傳導給資本市場并實現市值長期穩定增長,可運用市盈率等計算給投資者帶來的收益。筆者認為,如果上市公司三層面的內含價值增加,企業價值就會越高,反映在資本市場的股價就會上漲,市值就會增加,投資者也就能獲得高于市場平均回報的超額收益率。
因此,本文從2011―2015年3 000多家上市公司中運用系統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了50家參與并購活動的上市公司進行實證研究,期望通過分析并購前后其給投資者帶來的價值效益,從而評價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在我國A股市場并購活動中的情況。
(二)理論依據和方法
1. 理論依據和思路。抽樣方法可以在保證一定置信度的同時簡化研究工作量,而事件研究法可通過研究一定時間內市場對與某項并購活動的反應來評價并購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這樣的分析方法有一個假設前提:即資本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而且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完善,筆者也相信假設符合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趨勢。
(4)假設檢驗。假設并購活動不能夠為并購方企業帶來價值創造,那么并購活動就同樣不能為企業的股票帶來超額收益。數理統計樣本平均超額收益與累計超額收益的期望值也就為0。
利用樣本數據進行假設檢驗,就可以在某一置信度下判斷并購活動的價值創造效益,從而對企業通過并購進行市值管理的效益進行評價。
4. 實證研究。(1)樣本抽取。本文采用系統抽樣的方法抽取2011―2015年3 500家參與并購的上市公司中的50家,其公司名稱及股票代碼見表2。(2)AAR與CAAR計算。依據之前所述計算方法,計算180天內樣本平均超額收益(AAR)以及累計平均超額收益,見表3。通過折線圖1可以對其進行直觀展示。
(3)顯著性檢驗。根據AAR與CAAR的計算結果,需要對其進行統計顯著性檢驗。在一定置信度保證下,若顯著性檢驗的結果不顯著,則可認為股價波動屬于隨機現象,并購活動不能顯著提升企業價值,并購在市值管理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若統計結果為顯著,那么可以認為并購業務確實提高了企業價值,并購作為市值管理的手段發揮了相應的作用。
根據統計學理論,可以假定:并購活動對提升公司價值沒有顯著影響時,AAR與CAAR服從均值為0的正態分布,并對其進行顯著性統計檢驗。
查t統計量表,在0.95的置信度下,AAR與CAAR的t統計量顯著高于臨界值。因此可以拒絕原假設H0。
由以上的顯著性檢驗可知,并購活動為企業帶來的超額收益顯著不為0。
(4)結果分析。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并購前后90個交易日內上市公司累計超額收益均為正值,且并購日之后超額收益增量相對加大。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并購活動實現的超額收益為正值,與過去一些專家學者研究結果相近,這說明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并購活動價值創造功能已經顯現。同時也反映出我國上市公司運用并購進行價值管理的能力有所提高,結論分析如下。
第一,本文的實證研究分析基于資本市場的有效性假說,而且現階段我國資本市場已逐步得到完善,多層次市場構建也取得一定的成效。隨著國家金融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資本市場的價值發現等功能也會不斷地凸顯,這是本文實證結果具有較高可信度的基礎。但與成熟有效的資本市場相比,尚有許多需要深化改革的方面,例如:股票期權市場不健全,當前僅有上證50ETF期權合約,做空有效機制匱乏;再如,機構投資者價值投資理念尚未成為A股市場的主流和主力,甚至部分投資機構已淪為投機性機構,這不僅助長了“打新股”“利好消息必漲”等不理性行為,而且也不利于我國建立有效的資本市場。雖然A股市場的非理性投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并購后的超額收益,但至少可以說明,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的并購活動具有一定敏感性,目前均為正向協同效應。在積極看待上市公司通過并購提升市值管理能力的同時,也要避免犧牲上市公司的長遠發展目標,用更長時間段來衡量上市公司并購的長期協同效應。
第二,在成熟的資本市場,并購并非總能帶來正向協同效應,有時甚至會帶來負向協同效應,例如并購后由于文化相悖等方面難以融合,不僅不能提高經濟效益,反而會背上沉重的包袱等。所以,上市公司應該謹慎認真地對待每一次并購活動,不能因一些資本市場的不理性行為帶來短暫收益而未進行市場價值分層分析就采取行動,給公司長遠發展帶來困擾。同時,還要將市值管理嵌入公司高管薪酬、投資者關系等管理中。具體來說,管理層需要分析并購方案為上市公司帶來的內含價值增長提出相應的市值管理方案,其中要重點明確各層次內含價值的現狀、目標和管理預案。在制定或評價上市公司并購市值管理方案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并購標的公司自身價值和與上市公司之間的協同價值以及給未來市值帶來的可能變化,有效管理預期內含價值使其平穩增長,而且在投資者關系管理中,要增加追蹤資本市場動向,對資本品牌溢價跟蹤、分析和判斷,對投資者行為學和心理學進行分析的內容,引導投資者正確合理地認知公司并購活動。
三、結論
上市公司并購活動作為一項戰略行動,具有一定的目的性,需要達到一定的目標和實現一定戰略價值,而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實際上也是戰略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需根據現實資本市場環境,從現實內含價值、預期內含價值和資本品牌溢價三個方面入手管理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的預期價值。本文的價值在于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我國上市公司通過并購獲取超額收益顯著為正的結論。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股權分置改革后,我國資本市場資本市場成熟度不斷增加,價值發現功能也得到逐步提升,上市公司也更加重視市值管理能力的提高。然而,這些并不足以說明,我國有效資本市場已經完全建立,深化改革的道路還很漫長,也不能充分說明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已經到位,還是需要結合具體的案例從更長的時間區間來評判。上市公司并購活動內含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客觀關系還需進一步研究,盡量避免由于投資者結構不合理、追漲情緒高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擾,這也是本文實證研究的局限之處。但本文提出市場價值與對應內含價值的分層管理理論,避免上市公司走入市值管理叢林,濫用市值管理概念,為疏通市值管理與戰略管理、投資者關系管理等企業傳統管理活動的邏輯路徑、為建立起內含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量化關系奠定了基礎,對促進上市公司并購活動中重視資本市場反應以及提高核心競爭力等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同時,作為資本市場參與主體的上市公司,若能夠遵從該理論進行市值管理,不僅能夠看清市值管理的著力點,避免市值管理泛化,而且對建立我國成熟有效的資本市場也將大有裨益。
[關鍵詞] 股權分置 股票期權 激勵
一、問題的提出
股權分置改革是為解決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不流通,國有股一股獨大所產生的種種弊端而進行的中國資本市場的一項重大改革。然而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股權趨于分散化,股東對上市公司只承擔有限責任,公司的資產所有權與控制權就會出現相互分離的情況,容易產生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的委托問題。因此如何減少經理人員的道德風險,降低成本,成為后股權分置改革時期國內學者重點研究的對象。
二、股票期權激勵與公司治理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考察,在現代企業中,經理人和股東實際上是一個委托的關系,受股東委托負責公司的日常管理和決策的制定。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契約的不完備性,委托關系的實現需要依賴經理人的“道德自律”。股東和經理人追求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股東追求其所持有的股權價值最大化,經理人則希望自身效用最大化,因此股東和經理人之間存在“道德風險”,需要通過激勵和約束機制來引導和限制經理人行為。
在不同的激勵方式中,工資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穩定,與公司的業績的關系并不非常密切。獎金與公司的短期業績表現關系密切,但與公司的長期價值關系不明顯。在工資-獎金為主的薪酬體系中,由于經理人與股東之間利益的不一致及契約的不完全,就衍生出了股東長期利益與經理人短期利益的矛盾,經理人可能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犧牲公司的長期利益。
為了使經理人關心股東的利益,尤其是長期利益,需要使經理人和股東的利益追求盡可能趨于一致,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最終提升股權價值。在各種方式中,從理論研究以及國外成熟市場的實踐看,股票期權激勵在眾多的長期激勵措施中,是較好的解決方案。股票期權激勵是指公司給予經理人在將來某一時期內以一定價格購買一定數量股權的權利,經理人到期可以行使或放棄這個權利,購股價格一般參照股權的當前價格確定。同時對經理人在購股后再出售股票的期限作出規定。在行權前,股票期權持有人沒有任何的現金收益;行權以后,個人收益為行權價與行權日市場價之間的差價。
三、股權分置改革對股票期權激勵機制產生的影響
1.資本市場資產定價功能逐步恢復并完善
資產定價功能是資本市場最基礎的功能之一。在股權分置時代,我國資本市場帶有一定的投機性質,公司資產價值的高低只能用“凈資產”來估計,因而有資產轉讓不能低于凈資產這樣的規定。其重要原因是這個市場由于股權分置的存在而喪失了資產估值的功能,或者說缺乏科學的估值標準。
股改完成后,資產的估值標準顯然會發生根本性變化,資產轉讓不能低于凈資產的規定也將失去存在的基礎。資產估值的核心理念將從“賬面”轉向“市場”,企業的價值將體現在股價上。經營者努力工作促使公司持續成長,提高核心競爭力,在資本市場中表現為股價上升,這種良性循環有利于股票期權機制的發揮。
2.公司短期激勵目標轉化為長期激勵目標
股權分置時期,控股股東的利益不是通過資產市值變動來實現,而主要是通過高溢價融資來實現。包括控股股東在內的非流通股股東把利益的攫取主要放在流通股股東身上,而不是放在提高盈利水平、提升公司競爭力上。他們通過基于股權分置的高溢價融資,攫取流通股股東的利益,從而實現自身資產價值的快速增值,基本上不關心資產市值的高低。
股改完成后,由于大股東的目標函數與公司的目標函數趨于一致,資產市值的最大化成為全體股東的共同目標,也成為考核經營管理層的核心目標,在此基礎上實施的激勵將從短期效應轉向長期發展。
3.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可能發生重大變化
股權分置時期,“一股獨大”的制度性缺陷越來越成為直接影響資本市場發展、完善的障礙。通過股權分置改革,一股獨大將轉變為股權相對分散,特別是《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的出臺,解決了經理人員在股票來源、股票流通、激勵對象、激勵方式等問題,從而使得股票期權激勵機制得以在一些上市公司中順利推行,這將極大激發經理人員的工作熱情,提高上市公司業績。但隨著股權高度分散化,在我國這樣一個市場機制并不發達的社會,“內部人控制”問題將對公司的治理結構帶來挑戰。
四、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實行股票期權激勵制度的缺陷
實施科學的股票期權計劃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但目前我國上市公司中還存在許多不足,主要表現在:高管人員追求利益行為短期化;高管人員與企業業績聯系的單一化;股票期權的執行價格是由股票市場的多種要素決定的,所以它仍然沒有解決類似年薪制中的問題,甚至高管人員的努力程度與其應得的回報更加背離;股票期權成本并未反映在企業的損益表中,因此企業對外公布的會計信息很難說明企業利潤的真實情況;在股價低迷、甚至低于股票期權的事先約定價格時,有些企業就采用重新定價的方法來保證高管人員的積極性。
五、結束語
股改后實施針對高管人員的激勵模式要建立以股票期權激勵為主,其他激勵方式相結合的激勵機制,各種激勵模式優勢互補,同時建立科學民主的業績考核制度,并將其納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體系。開發和規范職業經理人市場,配套建立“金階梯”和 “金降落傘”,進一步健全各項法律法規和制度。
參考文獻:
關鍵詞: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 激勵機制
高級管理者作為企業的實質控制人,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不言而喻,如何通過薪酬激勵制度在滿足其自身價值的實現的同時提升企業價值,是各市場經濟國家理論界與企業界都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
一、 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現狀
(一) 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
1、薪酬水平大幅度增長
隨著我國上市公司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步伐進一步加快,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近年來保持穩定的上漲勢頭。2008年,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為52.83萬元,是同期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萬元)的33倍;2012年,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為63.61萬元,與2008年相比上升20%,是同期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6萬元)的25倍。
2、不同行業的高管薪酬差別顯著
在高管薪酬報告統計的2310家國內上市公司中,地產巨頭萬科A以1458.33萬元成為2012年度高管薪酬最高的上市公司;江蘇的如意集團則以3.4萬元的高管薪酬額墊底。金融業上市公司高管以232.95萬元的平均年薪榮登所有行業的榜首,這一數字是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3.85倍。位列第二的房地產業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僅101.75萬元,還不到金融業上市公司的一半。
3、 不同職務高管薪酬差別較大
就同一上市公司而言,因職務不同,高管的薪酬會有較大的差別。第一,在所有的高管中,董事長的薪酬最高,其后依次為總經理、副總經理、監事長、其他監事、其他董事等。其中,董事長與“其他董事”的差距逐年增加,2010-2012年間董事長的薪酬分別是其他董事薪酬的3.73、4.73、5.36倍。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是“其他董事”包含了獨立董事,而獨立董事一般只在上市公司領取固定津貼。第二,2010-2012年不同類別高管薪酬以不同增幅顯著增長。其中,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薪酬增加幅度分別為72.91%、60%、68%,監事長為58.2%,其他監事為23.9%,其他董事為20.4%。
(二) 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結構
我國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制目前基本有三個部分組成:一是基本年薪或基本工資;二是年度收入或效益年薪;三是風險收入或獎勵薪金。從薪酬制度調查數據結果來看,有52.7%的企業給高管底薪收入;有56.1%的企業給高管年薪收入;有65.5%的企業給高管年底獎金。而高管收入中股權和股票期權所占比例較低,僅有18.9%的企業給予高管股權收入,僅有8.1%的企業有給予高管股票期權收入,可見股權激勵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實行的規模有限。由此可知,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結構中長期激勵薪酬所占比例不到40%,與發達國家超過60%的比例還有很大的差距。
二、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
(一)高管的薪酬差異明顯
我國高管年薪呈逐年上升趨勢,行業薪酬差異明顯,不同的行業對管理層的待遇也不同,其激勵的方式方法也會有較大差異。不同類別高管薪酬增速差異明顯,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增速超過60%,遠高于其他高管。
(二)薪酬結構不合理
我國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機制中,底薪部分的比例過高,而績效薪酬的比例卻很低,長期激勵工具也較為有限。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結構中,長期激勵薪酬所占比例不到40%,與發達國家超過60%的比例還有很大的差距。
(三)管理者的業績考核指標體系有缺陷
大部分上市公司高管業績考核指標缺少非財務業績指標,不能體現全面性;缺乏一套系統的可以量化并能有效測量指標,不能體現科學性;忽視管理人員的個人品質修養,出現管理人員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不利于企業的長遠可持續發展,不能體現發展性。
(四)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缺乏透明化
中國證監會目前規定中只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稅前薪酬總額,并未要求公司披露薪酬的構成,上市公司也很少主動披露,高管薪酬透明度不夠。而歐美發達國家及香港等新興市場均已要求董事及高管人員嚴格披露薪酬的構成,這些都是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我們應該予以借鑒。
三、完善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勵機制的建議
(一)有效縮小高管薪酬差異
除了年薪制、期權期股、MBO等針對上市公司和企業高管的市場和金融產品創新的研究之外,應積極探索諸如ESOP、EBO等創新工具對企業員工的資本收入甚至是養老補充等方面的功能,鼓勵企業年金及其相關衍生產品的開發,以便縮小高管收入差距變化帶來的震蕩。
(二)優化高管薪酬的結構
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比較重視貨幣薪酬等短期激勵,而忽視長期激勵,對上市公司健康發展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我國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長期激勵工具集中在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美國公司高管的長期激勵工具還包括股票購買計劃、股票贈予等。對高管薪酬結構的優化,應引入多種激勵工具,充分發揮各種薪酬的激勵作用。
(三)完善業績評價考核體系
一個好的業績評價體系應既有財務指標又有非財務指標,衡量一個企業經營活動優劣的指標也從單純經濟指標發展為綜合性的“企業社會績效指標”。
建立定量考核與定性考核相結合的指標,使業績考核更加全面、準確、完整。設計多維度考核指標,主要包括經營指標、重點工作任務指標及能力素質指標三個維度。此舉有效保證了考核既關注結果,同時也關注結果實現的關鍵因素,保障企業長效發展。
(四)提高高管薪酬信息的透明度
我國上市公司年度報告普遍披露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總額,不披露其構成。這就導致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構成這部分信息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尤其是與業績相掛鉤的浮動薪酬的數額。這部分信息是對投資者投資決策具有很大參考價值的信息,建議我國上市公司年度報告中借鑒歐美等發達國家及香港的新興市場的作法,要求披露高管薪酬的構成,增加高管薪酬制度的透明度。
參考文獻:
[1]鄧索.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勵機制問題探討[J].生產力研究,2013,07.
[2]趙淑香,袁潔秋.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勵現狀探析[J].理論界,2011,06.
一、研究設計
(一)理論分析與基本假設具體包括以下方面:
(1)股權集中度。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兩權分離在現代企業中出現,并隨之產生了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各自的利益不同,其所追求的經營目標也會不同,因此,為了自己的利益,企業股東必須對經營者進行監督。而當企業股權過度分散的時候,每個小股東由于監督成本與獲得收益的不匹配,他們往往會抱著“搭便車”的想法不去監督經營者,這就導致對經營者的監督缺乏力度,從而產生較大的成本。相反,一定程度的股權集中會使大股東出于自身利益的保護,具有監督經營者的強烈動機,而且大股東在與經營者對峙中,會比小股東占有更加有利的地位。因此,一定的股權集中度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公司治理績效。
假設1:股權集中度與公司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2)股權制衡度。股權制衡, 是指由少數幾個大股東分享控制權, 通過內部牽制使得任何一個大股東都無法單獨控制企業的決策, 達到互相監督、抑制內部人掠奪的股權安排模式。由于企業的股東之間也可能存在利益不相同的情況,特別是當企業存在第一大股東的情況下,第一大股東有可能會與經營者相互勾結,侵犯其他股東的利益。而若企業中存在幾個大股東,那么各大股東會為了自身利益與其他股東和經營者之間進行博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企業的公司治理會引入更多的參與者,公司治理結果是多方博弈的一個產物,這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績效。
假設2:股權制衡度與公司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3)國有股比例。國有股指有權代表國家投資的部門或機構以國有資產向公司投資形成的股份,國有股包括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國有股歸全體人民所有,但事實上,不可能讓全體人民作為國有股股東對上市公司進行管理,因此,就必須要有一定的機構作為國有股股東對上市公司進行管理。由于這些機構又各自有其目標,他們對企業的行政干預比較嚴重,往往會為了自己的其目標放棄企業的經營目標。因此,國有股在公司中往往對公司治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國有股的所有者缺位還會帶來較為嚴重的問題,由于政府企業的“政企不分家”也容易產生內部人控制問題。因此,國有股不利于公司治理績效的提高,會降低公司治理效率。
假設3:國有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呈負相關關系
(4)法人股比例。法人股是指企業法人或具有法人資格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資產,向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所形成的股份。法人股股東與國家股股東相比,往往會更注重企業的經營績效,更具有“經濟人”特征,會更多的參與到公司治理中來。而且法人股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決策以及經營狀況不滿時,往往不是通過“用腳投票”放棄某一投資,而是通過“用手投票”的方式來參與上市公司的決策,以期實現自己的最大收益。因此,法人股比例對公司治理效率會產生正面影響。
假設4:法人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樣本為2006年~2008年滬深兩市的電力上市公司,依次剔除掉年度區間內被ST的上市公司、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及同時發行了A股、B股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有效樣本為50家電力上市公司。所有樣本數據取自CSMAR財務數據庫和手工整理數據,數據處理采用EViews5軟件和Excel2003軟件完成。
(三)變量設計本文選取的變量及具體說明如表1所示:
(四)模型設定 本文擬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以上變量進行回歸,但考慮到各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首先要對各解釋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
由表2可以看出前5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與國有股比例的相關系數達到0.57723,國有股比例與法人股比例的相關系數達到-0.4169,這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重共線性或近似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為了使回歸模型能夠更好的擬合,本文對X1與X3、X3與X4分開進行回歸。
根據以上變量建立的模型為:
模型1:Y=α0+α1X1+α2X2+α5X5+α6X6+α7X7+e
模型2:Y=β0+β3X3+β5X5+β6X6+β7X7+e
模型3:Y=γ0+γ4X4+γ5X5+γ6X6+γ7X7+e
二、實證分析結果
本文使用EViews5軟件對構建的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3、表4、表5。
(一)模型1的回歸結果 模型1的回歸結果(見表3)顯示:
(1)模型1的F統計量為6.336095,P值為0.000024,整個方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2)前5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X1)的系數α1為-0.175919,T統計量為-1.51071,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假設1股權集中度與公司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不一致。這可能主要是由于雖然股權集中可以讓大股東加強對經營層的監督控制,減少成本,但公司的大股東利益也可能與外界中小股東的利益不一致,大股東會通過控制經營層以追求自身利益目標而不是公司價值目標。因此,由于利益趨同和利益侵占效應的相互作用,電力行業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與公司治理績效無顯著相關關系。
(3)第二至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X2)的系數α2為2.727754,雖然這與假設2股權制衡度與公司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的方向一致,但T統計量只有0.979623,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雖然在理論上股權制衡可以使各大股東之間相互監督、相互控制,從而提高公司績效。但對于電力行業這樣的行業,對企業績效作出貢獻的重要因素很可能是由于其壟斷的行業性質,在這樣的背景下,股權制衡在企業中發揮的作用就會不明顯。
(二)模型2、3的回歸結果 模型2、3的回歸結果(見表4、表5)顯示:
(1)模型2的F統計量為5.686112,P值為0.000081,模型3的F統計量為5.779253,P值為0.000068,兩個方程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2)國有股比例(X3)、法人股比例(X4)與營業利潤率(Y)分別呈負相關和正相關關系,這在方向上與假設3、假設4相一致。但國有股比例(X3)、法人股比例(X4)T統計量分別只有-0.161841和0.644347,都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實證結果表明公司股東類型與公司治理績效無顯著性關系。在我國電力行業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法人股與公司治理績效的相關關系關系都不顯著,國有股沒有表現出由于“所有者缺位”導致的對公司治理績效的負效應,法人股也沒有表現出由于產權清晰引起的對公司治理績效的正效應,股東類型與企業的業績好像無關。導致這一結果的因素可能主要是由電力行業的自然壟斷特性和產品需求的彈性小所造成的。
(3)對于公司規模、資本結構、成長性三個控制變量,在3個模型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X5)、總資產增長率(X7)都與營業利潤率(Y)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資產負債率(X6)與營業利潤率(Y)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本文研究表明我國電力行業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績效不呈顯著相關關系。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股東類型與公司治理績效的顯著相關關系在我國電力行業上市公司都不存在。而公司規模、成長性與公司治理績效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資本結構與公司治理績效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說明在研究公司股權結構與治理績效時,行業的競爭性程度起的作用非常大,不同的行業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對于電力行業這樣的壟斷性行業,其績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形成壟斷所帶來的優勢和提品的需求彈性小所帶來的,股權結構對公司治理績效的相關關系不顯著。
(二)政策建議根據以上研究結論,筆者對我國電力行業上市公司構建合理的股權結構從而提高公司治理績效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適度增加行業競爭性。電力行業屬于高度壟斷行業,導致股權結構因素對公司治理績效影響不顯著的原因主要在于決定其績效的因素主要是行業壟斷帶來的壟斷優勢以及其提品的需求彈性小。因此,適度加大行業的競爭性,可以使股權結構因素在公司治理績效當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第二,保持一定的國有股持股比例。在電力行業這種基礎產業和壟斷性上市公司中,保持國有股股東的控股地位不會對公司治理績效產生顯著的不利影響,反而通過國家持股,可以使這類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得到更多的國家政策性支助,同樣也能使這類行業更好地對社會行使其職能。當然,國家控股還可以提高這類關系國計民生行業的安全性。
第三,強化監督力度。電力行業屬于高度壟斷與穩定的行業,其經營風險是比較小的,而高管的報酬通常又是比較高的。因此,為了提高公司的治理績效,在對高管進行股權激勵的同時,也必須加大對其的約束力量和監督力度。這其中的監督重點就要放到高管的薪酬上來,尤其是在職消費這塊,一方面要強化董事會、監事會的監督力量,以及外部監督力量,如獨立董事和外部審計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一些方法,如加大舉債等來控制自由現金流量,使得高管可用于在職消費的現金流減少,從而降低成本,對公司治理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1]張淘、王麗萍:《股權結構、激勵機制與治理效率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
[2]何浚:《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1998年第5期。
[3]徐星、張劍:《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的關系研究》,《交通財會》2007年第1期。
論文關鍵詞:智力資本;年薪制;股權
智力資本是知識經濟時代的核心資本形態,它是企業價值創造的源泉。美國學者托馬斯·斯圖爾特將智力資本定義為“公司員工所掌握的、能為組織在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的事物的總稱,組織可借以創造財富的智慧”,并認為其體現在組織的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客戶資本中。確立智力資本擁有者的企業所有者地位,讓其享有企業剩余索取權,這不但是對原有企業理論的突破,也是正在形成的社會現實。在今天,給管理者發放獎金、分紅、配股,已成為許多企業的共同做法??傊?,承認智力資源要素參加分配,承認智力資本擁有者在企業中的所有者地位,也就承認了企業所有權應該由智力資本擁有者與資本所有者共同分享、合理安排,從而建立企業剩余在各類企業所有者之間的高效合理的分配結構…。
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國已實行了多種針對企業高管的資本化方案,其中年薪制在1992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目前已比較成熟。以業績股票計劃、股票期權計劃等為代表的股權激勵計劃在近幾年成為新的熱點,目前很多上市公司借鑒國外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對高管長期激勵方法做出了許多積極的探索,積累了很多的經驗。
一、上市公司高管人員智力資源資本化方法
1.年薪制方法
企業高管人員年薪制是以企業的一個生產經營周期以年度為單位,確定高管人員的報酬,并視其經營成果發放風險收人的薪資報酬制引。高管人員年薪一般由基薪和風險收人兩部分組成?;绞歉吖艿摹盎旧韮r”,是其勞動報酬,主要起保障性作用,一般根據企業經濟效益水平和生產經營規模,并考慮本地區和本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來確定。風險收入則是高管人員的智力資本收益,要根據高管人員在經營期間企業上繳利稅、企業資產保值增值等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風險程度等因素來確定。風險收入在年薪收人中所占份額往往大于基薪收入,是年薪制激勵作用的主要體現。在實行年薪制的同時,為了實現責、權、利對等,企業一般都應建立風險抵押制度,風險抵押金是經營者用個人財產為自己的經營行為所作的擔保,風險抵押制度是企業風險轉化為經營者個人風險的一個重要舉措。但對年薪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通過高薪來調動高管人員的積極性,因為它同時還是一種風險機制,通過把高管人員的責任和利益、成果和所得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促使企業資產的保值、增值,成為保護出資者利益的一種手段。高管人員年薪的高低,除了企業的資產規模、利稅水平、當地物價和平均收人水平等因素外,主要取決于經營業績的好壞。風險收入可能是正數甚至超過原定額,也可能是負數甚至要從基薪或風險抵押金中扣除。可以說年薪制的風險特性超過了高薪特點。
2.業績股票或業績單位方法
業績股票是一種基于公司績效的股權激勵方法,基于公司績效的長期激勵方法是指允許企業高管與企業所有者共同分享企業利潤的一種激勵方法,企業根據盈利狀況決定是否進行利潤分享和利潤分享的比例。實施方法是:企業允諾根據計劃期內(又稱績效周期)預定的長期績效目標實現情況,在績效周期結束后從公司稅后凈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激勵基金給予被授予人作為獎勵報酬。
業績股票,是指公司根據被激勵者業績水平,以普通股作為長期激勵方法支付給經營者。通常是公司在計劃期初確定業績目標,如果激勵對象在計劃期末達到預定目標,則公司授予一定數量的股票或提取一定的獎勵基金購買公司股票。另一種與業績股票在操作和作用上相類似的長期激勵方法是業績單位,它和業績股票的區別在于業績股票是授予股票,而業績單位是授予現金。目前,業績股票激勵計劃是我國上市公司采用得最多的一種股權激勵方式,這種方式通常顯著地增加了公司高管人員的薪酬水平,但是增加的激勵基金大部分通常被要求用于購買股票并在一定期內予以鎖定。這樣一方面增強了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勵,更重要的是將高管能夠實現的報酬水平與公司業績水平聯系起來,從而對公司高管形成了長期的激勵引。
3.股票增值權方法(SARS)
股票增值權是一種基于公司價值的股權激勵方法。公司價值是指企業股票市場價值的總值,該方法將公司高管智力資源資本化與資本市場結合起來,以公司股票價值增值為基礎,企業高管在未實際擁有企業股權的前提下和企業所有者一起分享公司價值增加帶來的收人,同時也承擔了股票價格下降帶來的風險。
股票增值權是一種契約權。公司在計劃期初贈與被授予人一定數量的公司名義股票(被授予人無需實際購買公司股票),允諾支付自授予日起到行權日期間的股票增值部分,即股票資本利得。一般情況下,不給予被授予人股票分紅權、配股權和表決權;根據合同的具體規定,通過現金、股票或現金與股票混合方式來支付股票增值權;被授予人擁有選擇行使日及行使數額的權力。股票增值權的持有人可以不通過實際買賣股票,僅通過模擬股票認股權的方式獲得由公司支付的公司股票在規定時段內的市價差額。
【關鍵詞】盈余管理;上市公司;治理結構
近幾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以及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我國的證券市場經歷了不斷規范和成熟的發展歷程,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上市公司的管理問題在我國資源配置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上市公司的管理問題上,盈余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出來。由于盈余管理的動機來源于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所以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會計信息,嚴重時可造成會計信息失真,影響證券行業的有序發展。據此盈余管理所反映的不僅是會計行為,也是一種管理行為,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系統作用的充分發揮需要企業內部科學的組織管理以及正確的引導和控制。因此,研究公司治理結構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同時,雖然近年來盈余管理一直是財經領域研究的熱點,但是我國的研究都主要從公司治理結構的某個因素,如董事會,監事會,第一大股東,最終控制人等入手研究了盈余管理的個別決定因素,而沒有對公司治理結構中各重要要素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作全面的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擬作進一步研究。
一、研究設計與樣本選取
1、研究設計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公司治理結構對盈余管理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因此首先對盈余管理進行測度,本文選取上市公司2009年年報數據對操作性利潤模型的盈余管理程度進行定量的分析。
2、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測度
(1)總體應計模型
會計學界一般認為,會計盈余(NI)可以拆分成為經營現金流凈值(CFO)與總體應計利潤(TA),NI=TA+CFO。而其中總體應計利潤又可以拆分成為可操作性應計利潤(DA)和非操作性應計利潤(NDA),TA=DA+NDA。盈余管理就是針對可操作性應計利潤進行操縱,而非操作性應計利潤的分析與模型的選取就成為分析可操作性應計利潤的關鍵。
(2)非操作性應計利潤模型――模型選取
根據文獻對非操作性應計利潤的計量有五種模型,本文選取了其中的瓊斯模型作為對非操作性應計利潤進行計量。
但是由于我國證券市場成立于1990年,到目前為止都比較年輕,并且我國會計制度以及證券市場本身現階段還存在諸多缺陷,所以本文選取的模型為橫截面瓊斯模型,該模型放棄了原有瓊斯模型的時間序列作為參數估計而使用橫截面數據對參數進行估計,以下為橫截面瓊斯模型的表達式:
NDA/At-1=a(1/At-1)+b1(PPE/At-1)+b2(REV/At-1);
其中各變量意義解釋如下:
①NDA―第t年(本文選取為09年)年度非操作性應計利潤;
②At-1―第t-1年(本文選取為09年)年度總資產;
③PPE―第t年年度固定資產原值;
④REV―第t年與第t-1年年度主營業務收入之差;
其中的a,b1,b2由以下模型最小二乘法線性回歸估計得出:
TAt-1/At-1=a(1/At-1)+b1(PPE/At-1)+b2(REV/At-1)+e
其中各變量意義解釋如下:
①TAt-1―第t年年度應計利潤;
②e―誤差項;
(3)非操作性應計利潤模型――參數估計的樣本選取
本文對以上瓊斯模型的參數估計的樣本選取了2009年A股的1461家上市公司,剔除了數據不全的91家和瓊斯模型不適用的金融行業28家,本文得到以下歸類,見表1。
根據SPSS 13.0的回歸分析,可以得到各行業以下數據,見表2。
從表2可見,在擬合優度上,各個行業之中工業,公共事業和商業具有較好的擬合優度,說明以上三個行業模型能較為準確反映盈余管理的程度。而其他兩個行業具有較差的擬合優度,故剔除其他兩個行業。
方差分析結果上,各個行業在5%顯著性水平上均可以認為回歸模型是具有線形關系。
在回歸系數檢驗上,在5%顯著性水平上房地產行業的1/Ait-1項目,e項目;工業行業的1/Ait-1與PPE/Ait-1項目;商業的PPE/Ait-1和e項目;公共事業的e項目;綜合行業的REV/Ait-1沒有通過檢驗,其余項目均通過檢驗。在10%顯著性水平上房地產行業的1/Ait-1項目;工業行業的1/Ait-1與PPE/Ait-1項目;商業的e項目;綜合行業的REV/Ait-1沒有通過檢驗,其余項目均通過檢驗。
故本文得出工業,公共事業以及商業的瓊斯模型,見表3
下面我將運用這里得出的測度NDA的瓊斯模型來測度上市公司的DA,從而進一步分析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決定機制。
3、樣本選擇
根據國內外學者的有關文獻,發現公司盈余操作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被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保留意見(李爽,吳溪,2003①;徐浩萍,2004②)?;谇叭说难芯砍晒希疚牡玫降?個假設:被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了非標準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比被出具了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大。因此本文選取的樣本為2009年年報被注冊會計師出具保留意見,保留意見加解釋段與無法表示意見的上市公司29家。
樣本選取的會計師事務所對2009年年報出具保留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29家公司中,按照上文分析,選取擬合優度高的三個行業:工業,商業和公共事業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因此提取實際樣本22家(均為A股上市公司)。
4、研究假設
本文借鑒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思路,選擇董事會,監事會以及股權結構兩個方面進行研究。由于以上兩個方面是公司治理結構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面,而且相對來說在年報當中披露較為完整,數據也相對準確。
(1)董事會,監事會與盈余管理
董事會規模上,大部分國內上市公司并沒有設立專門委員會,董事的分工不明確,過大的董事會規模使得成員之間溝通的成本增加,降低盈余管理的監督效率。內部董事比例上,由于內部董事人員在公司內部擔任行政職務工作,可能會造成董事會與經理層職能混淆不清。使得董事會對經理層盈余管理等行為的監督以及控制失效。在董事長兼職總經理二職合一上反映了公司董事會的獨立性,由于二職可能發生沖突,在國內外文獻中反映出來的現狀是有盈余管理的公司,最高管理者同時擔任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幾率較高(王化成,佟巖,2006③;Fan et al.,2008④)。在監事會規模上,我國學者發現監事會制度在公司財務報告舞弊上沒有發揮作用,而且發生財務舞弊的公司具有更大規模的監事會的幾率反而較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董事會規模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假設3:內部董事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假設4:二職合一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假設5:監事會規模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2)股權結構與盈余管理
在國家股持股比例上,國家作為企業的所有者,但是委托行政機關沒有真正的積極性去對企業進行監督,因為對公司利潤沒有索取權利,缺乏足夠的動力去有效評價和監督管理者,從而產生內部人控制。法人股比例上,由于法人股無法流通,他們只有通過其他方式來獲取股權價值,所以也具有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流通股比例上,由于流通股為法人股和國家股比例總和的殘存,因此流通股比例的上升代表了盈余管理的下降。第一股東持股比例方面,我國上市公司的一股獨大的情況很明顯,使得公司實際上由內部人控制,增加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主要股東持股對第一股東有抑制作用,所以減少了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劉立國,杜瑩,2003⑤;Katherine Schipper,1989⑥;)
假設6:國家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假設7:法人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假設8:流通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負相關
假設9:第一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假設10:主要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負相關
(3)控制變量
資產負債率與代表公司規模的總資產的對數作為控制變量存在。
二、變量設置與描述性分析
本文將對公司治理結構構成與盈余管理具有某種相關性進行實證分析,選取軟件為SPSS 13.0,涉及的相關變量見表4。
從上表中可以得出有關樣本公司的可操作應計利潤絕對值的平均值為836181627.3712,處于1億到10億之間,標準差為1461690607.73440,極差為6365569232.47,相對于公司的總資產等相關指標,本文得出結論:樣本公司的確存在明顯的盈余管理行為,假設1成立。
三、回歸分析
以代表盈余管理大小的可操作應計利潤EM為因變量,以總資產對數、資產負債率為控制變量,其他變量作為解釋變量用SPSS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可以得到復相關系數R=0.667,判定系數R Square=0.445,D.W值為2.787,說明模型具有一般的擬合優度,可以反應公司結構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但不全面。通過對模型進行方差分析,可以看出,模型可以通過10%顯著性水平檢驗,但是不能通過5%顯著性檢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模型具有線性關系。
根據表6,可以得到在回歸系數以及常數檢驗上,通過5%顯著性水平檢驗的有以下指標:董事會人數,監事會人數,流通股比例,第一股東持股比例,主要股東持股比例。其他指標剔除。
與盈余管理相關的指標有以下:
1、由于解釋變量――董事會人數的系數檢驗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486,所以董事會人數與盈余管理程度呈現負相關。與假設1相反,說明董事會人數越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引起的原因可能由于董事會人數的增加但是由于某種原因使得董事會之間的信息相對對稱化,加上分工的相對明確導致。
2、由于解釋變量――監事會人數的系數檢驗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621監事會人數與盈余管理程度呈現正相關。與假設5一致。
3、由于解釋變量――流通股比例的系數檢驗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1.441流通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呈現負相關。與假設8一致。
4、由于解釋變量――第一股東持股比例的系數檢驗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1.118第一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呈現負相關。與假設9相反,由于與假設10是互斥的,而且在回歸系數檢驗上主要股東持股比率的t值相對較高,本文有理由相信是由于數據不精確造成的。
5、由于解釋變量――主要股東持股比例的系數檢驗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1.105主要股東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呈現負相關。與假設10一致。
6、由于系數檢驗中,其他解釋變量未通過5%顯著性檢驗,所以本文認為其他變量與盈余管理程度相關性不明顯。
四、政策建議
根據本文實證分析部分,表明了我國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行為是比較普遍的,要減少盈余管理的程度從公司結構治理上著手是可以收到效果的,具體來說:
1、在董事會和監事會結構上面要減少監事會人員數量,真正落實監事會在對董事會以及經理層的監督機制;盡可能的減少董事會,經理層以及監事會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加強自身職業素質減少所面臨的道德風險。
2、在股權結構上要增加流通股的比例,減少國有股和法人股的比例,對進行股權結構進行優化。根據相關文獻,應該建立以法人股為主體的多元股權結構,強化股東的控制權,維護股東的合法利益。
3、在股東大會表決權制度上完善分類表決制度,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注釋:
①李爽,吳溪.盈余管理、審計意見與監事會態度:評監事會在我國公司治理中的作用[J].審計研究,2003,1:8-12.
②徐浩萍.會計盈余管理與獨立審計質量[J].會計研究,2004,1:44-48.
③王化成,佟巖.控股股東與盈余質量――基于盈余反應系數的考察[j].會計研究,2006,2:66-74.
④Fan,J.P.H.,T.J.Wong.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 [J].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08,Vol.33:401-425.
⑤劉立國,杜瑩.公司治理與會計信息質量關系的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3,2:28-36.
⑥Katherine 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J].Accounting Horizon,1989,12,Vol.3,Issue 4:91-102.
關鍵詞:上市公司 財務管理 風險預防 風險控制
財務管理風險是指企業在各項財務活動中,因為各種難以預測和無法控制的因素,使企業在一定范圍、一定時期內所獲取的最終賬務成果與預期經營目標發生偏差,導致企業蒙受經濟損失的一種現象。本課題便基于我國上市公司財務管理風險分析,探討公司財務管理風險的評估方法,提出預防與控制財務風險的辦法。
一、上市公司財務管理與風險評價
(一)上市公司財務管理風險
財務風險按其在經營中的表現不同,可分為狹義的財務風險和廣義的財務風險。廣義是指公司在各種財務活動中包括籌資、投資、資金收回、收益分配等環節,受內外部環境以及各種難預測、難控制的因素作用,出現實際財務收益與預期財務收益發生偏離而導致的財務損失風險,而狹義的財務管理風險多是指公司因為舉債等行為,給財務成果帶來的不確定性,從而引起的風險。
(二)上市公司財務管理風險的評價方法
財務管理風險的評價方法較多,包括工作分析法、指標圖示法、頭腦風暴法、因子分析法等。因子分析法就是用少數幾個因子去描述許多指標或因素之間的聯系,即將相關比較密切的幾個變量歸在同一類中,每一類變量就成為一個因子,以較少的幾個因子反映原資料的大部分信息。該方法是既在實踐中行得通又能在理論上得到論證的科學評價方法,能夠對企業風險及時進行預警,便于企業提出改進策略。
第二,評價指標X選取。首先,評價指標的選取需嚴格遵循“靈敏性、預見性、穩定性、配合性”的原則;其次,在選取指標時,需要考慮上市公司在投資、籌資等活動中產生的財務風險大小。
第三,主因子分析。利用統計學軟件SPSS 18.0對變量X1~X12的原始數據進行分析,便可依次得到樣本的相關系數矩陣與因子負荷矩陣,再對四個主因子(F1、F2、F3、F4)的經濟含義與原始變量以及數量關系。通過綜合分析,獲知企業存在的各種風險。
第四,得分計算公式。基于主因子的綜合分析,再進一步對主因子結構進行簡化,由此獲得因子得分系數矩陣。通過得分矩陣,得到4個主因子與12個變量之間的數值關系式(鑒于篇幅所限,此處便不一一論述)。然后根據各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確定權重,得到最后綜合得分F的表達式,再基于這表達式計算出各個企業的最后綜合得分。若因子得分為正,表示處于該行業平均水平之上。反之亦然,從而反映出公司財務管理風險的具體情況。
量化分析并不能完全替代定性判斷,一些難以量化的信息也是影響企業財務風險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因此對財務風險進行評價應堅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來科學評價企業財務風險。
(三)上市公司財務管理中常見風險
我國上市公司財務管理中常見風險主要包括投資風險、籌資風險、收益分配風險等幾類。
二、上市公司財務管理風險的預防
基于上市公司財務管理風險的分析,筆者認為應該從如下幾點加強管理,盡最大可能預防風險的發生。第一,加強人員管理,增強財務風險防范意識。在預算、投資、融資、財務信息公開、財務制度執行等環節要重點防范。對重要崗位管理人員定期培訓,強化風險管控意識,切實提升管控質量;第二,建立風險評估專家小組,防范重大財務風險。上市公司可配備專業的技術團隊,結合上市公司的實際發展情況,對國內外宏觀環境和政策法規導向進行深入研究分析,防范因宏觀經濟政策、市場環境變化造成的重大風險問題;第三,加強風險預警系統打造,規避重大風險。建立財務管理信息化系統,確保公司能夠實現財務風險動態化預警,便于企業在風險出現的最初就能及時發現,并采取適當的措施,防止或減少損失;第四,財務決策科學化。上市公司高層決策者要建設決策的評估機制。結合政策導向和市場運營動態,充分吸納多方意見和建議,制定多種決策方案。通過評估、調整、表決等一系列規范流程,最終決定采用何用最佳決策方案,防止決策失誤現象的發生。
三、上市公司財務管理風險的控制
(一)投資風險的控制原則
首先,應該遵循“全面性”的控制原則。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統一控制,并將控制策略滲透到決策、執行、反饋、監督等各環節中;其次,基于投資風險的動態特點,應結合公司的業務范圍、所處環境、風險狀況等因素從目標設定、風險識評與應對、監督反饋等方面建立動態、持續、符合公司發展的控制制度;再次,上市公司最好設立獨立于其他職能部門的財務管理風險審計監察部,專門負責公司投資等風險的檢查、監控、評估、控制等工作,以保證投資風險的控制效果。
(二)投資風險的主要控制方法
第一,損失控制。針對投資風險已經給上市公司帶來損失的現象,及時制定相應的計劃,采取有效措施,減少或降低風險帶來的損失;第二,風險回避。但風險回避也屬于消極的風險處理方法,這將會導致上市公司喪失投資項目可能獲利的機會。因此,在應用風險回避策略時需符合以下幾點:公司無力承擔此風險;公司無法消除或是轉移此類風險;公司存在可實現同樣目標的其他方案,且其他方案的風險更低;公司對該投資風險極為厭惡;第三,風險自擔。風險自擔指項目投資者自己承擔風險損失的行為,應用此策略時,公司應該對存在的投資風險有充分的了解,或是此類投資風險的損失較小,再或者該投資雖有風險但可獲高利。若采取風險控制策略的費用超過投資項目風險造成的損失數額時,建議其優先選擇風險自擔策略;第四,風險轉移。上市公司在財務管理工作中必須建立風險轉移體系,或是通過購買財產保險等方式將發生的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所承擔,或是通過合理的措施將某些特定風險轉移給專門的部門或機構,以此來降低上市企業已發生的投資風險,避免風險對造成的災難性損失。
四、結束語
針對我國上市公司財務管理風險的現狀,我們首先應該采取科學、合理、有效的方式進行風險評價,通過評價測量充分了解上市公司的財務管理中存在的風險;然后再采取針對性措施進行預防與控制,最終規避風險的發生,為上市公司經濟、生態與社會效益的統一發展打好基礎。
參考文獻:
(一)盈余管理的涵義
盈余管理是企業管理當局在遵循會計準則的基礎上,通過對企業對外報告的會計收益信息進行控制或調整,以達到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①。
(二)盈余管理的動機
1、發行股票和上市的動機
我國《公司法》中規定,公司要想發行股票就要達到一定的條件,這樣很多公司為了獲得發行股票的資格就會想盡一切辦法來滿足這些條件。但是我國對上市公司的盈余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規定,如果公司的財務出現異常狀況,會給公司加上“ST”的帽子,假如三年來公司都不盈利,則會給公司加上“*ST”的帽子。如果受到這兩種處罰,就會限制公司的一些交易。為了避免證券部門的監督和管理,就要想盡一切方法拿掉該帽子。這就使得公司想通過盈余管理來操作利潤。
2、配股和避稅的動機
在配股方面,上市公司有著比較嚴格的要求,要求連續三年上市的公司的平均資產收益率不能少于10%,并且每年的凈資產收益率都要大于6%②。所以,越來越多的公司會想要通過盈余管理來滿足這一個要求。
公司的所得稅額占公司盈余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很多公司為了可以不交或少交稅款,尋找一些方法來降低所得稅,這樣公司就想運用一系列的方法來調整公司的盈余,這樣就可以減少公司的稅收。
3、政治動機
一方面,我國有很多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且公司的管理者本身還有其他的政治職務,因此他們為了他們的政治生涯的繼續發展,會對其公司的利潤進行操縱,這是別的國家不具有的;另一方面,我國常常會給經營狀況很好的公司頒發一些榮譽稱號,投資者在投資時就會考慮這些方面。因此,公司就會為了可以得到這些榮譽,通過盈余管理來提升公司的社會地位。
二、現行資產減值準則實施效果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了在我國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40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進行統計分析。具體進行分析的對象是這40家上市公司2011年至2013年的年度財務報告中披露的各項資產減值計提與轉回的相關信息,從巨潮資訊網選取了這些上市公司的年報。這40家公司基本上包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行業,而且在每個行業中樣本公司無論在資產規模、營業利潤還是在市場地位、社會影響方面都是很重要。
(二)資產減值項目計提和轉回情況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和處理了120份財務年報數據,這些數據主要來源于40家上市公司,主要通過統計2011-2013年間的數據,匯總了表1到表2,分別給出了樣本公司單項資產減值計提和轉回的金額,單項的計提和轉回占總的計提和總的轉回的比例的情況。
金額比例金額比例金額比例
壞賬準備348,960.3173.70%491,752.1172.72%716,343.3373.89%
存貨跌價準備64,953.7513.72%172,466.1925.50%177,862.3718.35%
短期投資跌價準備00.00%00.00%00.00%
長期股權投資減值準備860.070.18%708.450.10%4,614.990.48%
貸款損失準備00.00%0.540.00%0.640.00%
固定資產減值準備58,233.3912.30%6,634.800.98%68,376.537.05%
無形資產減值準備22.350.00%2542.050.38%972.300.10%
工程物資減值準備00.00%00.00%1,256.640.13%
投資性房地產減值準備471.230.10%1,545.920.23%00.00%
在建工程減值準備00.00%0.550.00%5.580.00%
商譽減值準備00.00%615.500.09%0.000.00%
合計473,501.09100.00%676,266.11100.00%969,432.38100.00%
金額比例金額比例金額比例
壞賬準備23,897.4581.74%40,872.6293.35%32,838.7171.87%
存貨跌價準備5,339.4918.26%2,911.806.65%12,854.0628.13%
短期投資跌價準備00.00%00.00%00.00%
長期股權投資減值準備00.00%00.00%00.00%
貸款損失準備00.00%00.00%00.00%
固定資產減值準備00.00%00.00%00.00%
無形資產減值準備00.00%00.00%00.00%
工程物資減值準備00.00%00.00%00.00%
投資性房地產減值準備00.00%00.00%00.00%
在建工程減值準備00.00%00.00%00.00%
商譽減值準備00.00%00.00%00.00%
合計29,236.94100.00%43,784.42100.00%45,692.77100.00%
數據來源:巨潮資訊網
通過對上述整理資料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在現在實行的資產減值準則的執行上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資產減值準備計提和轉回相對集中
從表1和2可以發現,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和轉回的項目主要在壞賬準備和存貨跌價準備這兩方面相對集中。通過觀察各項資產在減值準備方面的提取情況,可以發現使用最多的是壞賬準備,三年來分別計提了348,960.31萬元、491,752.11萬元和716,343.33萬元而且三年來所占總計提的平均比例為73.44%;其次是存貨跌價準備,三年來分別計提了64,953.75萬元、172,466.19萬元和177,862.37萬元,三年來所占總計提的平均比例為19.19%;再其次就是固定資產減值準備,三年來分別計提了58,233.39萬元6,634.80萬元和68,376.53萬元,變化幅度較大,三年來所占總計提的比例平均比例為6.78%;相對其他的減值準備使用的都相對較少,它們計提的比例和金額也都非常的小。
從表2我們可以知道,2011-2013年資產減值準備的轉回和單項轉回占總計提比例的上市公司的情況,通過觀察各項資產減值準備的轉回情況,發現使用最多的還是壞賬準備,三年來分別轉回了23,897.45萬元、40,872.62萬元和32,838.71萬元,而且三年來所占總計提的平均比例為82.32%;其次是存貨跌價準備,三年來分別轉回了5,339.49萬元、2,911.80萬元和12,854.06萬元,三年來所占總轉回的平均比例為17.68%。
可以從表2中看出,由于壞賬準備和存貨跌價準備在今后的會計期間中是可以轉回的,因此上市公司通過對壞賬準備和存貨跌價準備進行了大量的計提,就是為了可以在以后進行轉回,所以樣本公司在這兩個項目上大量的計提與轉回,存在著利潤操縱行為。
2、計提資產減值準備與資產的流動性有關
由表2我們可以知道,各項資產減值準備的提取情況,隨著資產流動性的降低,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也在降低。非流動性資產在2011年―2013年的計提比例分別為12.58%、1.78%和7.76%,尤其是2012年只占了1.78%,這主要是因為不可以轉回非流動性資產所致,導致上市公司普遍對短期資產減值準備等項目進行了大量的計提,就減少了非流動性資產的計提。說明上市公司喜歡計提流動性較強的資產減值準備,可能是因為這類資產存在著比較差的信息質量,就可能會在操縱利潤的方面有著一定的機會。
三、完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對策
(一)對資產的減值準備進行限制
1、應確定壞賬準備的計提方法
壞賬準備的計提方法主要有余額百分比法、賬齡分析法、銷貨百分比法和個別認定法。上市公司應根據自身情況在財務報表中明確披露本公司應該采用哪種方法計提壞賬準備的信息。企業不可以隨意變更計提方法和計提比例,如需變更,一定要在財務報表的相關附注中做出詳細的解釋。如果是因為破產的原因,在破產當期計提壞賬準備并確定壞賬損失。
2、應確定存貨跌價準備的計提方法
當存貨成本高于可變現凈值時,按兩者的差額計提存貨跌價準備。存貨跌價準備的計提方法有單項計提和合并計提,在計提存貨跌價準備時一定要謹慎,不允許濫用存貨準備的計提方法,公司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計提方法,不允許隨意變更,如需變更,一定要在財務報表的相關附注中做出詳細的解釋。
(二)完善相關內部控制制度
1、應當安排專職人員負責資產減值的相關工作
上市公司應當安排多名會計人員共同負責資產減值的測試、估計和計算,使得不相容職務互相分離。在資產減值的測試、估計和計算方面,每個會計人員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明確自己的職責,避免出現一人多職的現象。還應鼓勵其他的員工檢舉那些有舞弊行為的員工,對他們做出相應的處罰,這樣就可以減少使用資產減值進行調節利潤的行為。
2、嚴格審核資產減值的計提金額
上市公司需要召開股東大會,在股東大會上明確規定公司對資產減值準備計提的審批,不同范圍內的減值金額,要由不同的部門進行審核。
關鍵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公允價值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5-0118-03
引言
為了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和可靠性,我國在2007年引入公允價值。 新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主要應用于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債務重組、非貨幣性資產交易、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等五個領域。通過相關性分析和回歸分析發現公允價值的運用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有限。一方面,公允價值計量提高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和可靠性,進而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但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客觀因素的存在,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主觀判斷,進而賦予了上市公司更大的自,為公司進行盈余管理開辟了新的空間。
一、實證研究
(一)研究假設
假設1:上市公司在金融工具計量中通過公允價值的應用進行盈余管理
2007年1月1日,上市公司在金融工具計量中有條件地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將公允價值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進而引起當期利潤波動。如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增加,在以前按成本與市價孰低法確認時不會確認這部分收益,而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則將這部分收益計入當期損益,反映在當期業績中。因此,企業可能會利用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來進行盈余管理“創造”賬面利潤。
假設2:上市公司通過公允價值在債務重組中的運用達到盈余管理的目標
2007年1月1日上市公司再次將公允價值引入債務重組中,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引入可能為部分公司利用債務重組創造利潤帶來了機會。債務人可以通過現金、非現金資產、債務轉為資本、修改其他債務條件及其組合方式清償債務。債務人用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時,將產生債務重組收益和當期損益兩部分收益。而債權人將產生債務重組損失。若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越高,則債權人的債務重組損失也就越小。而債務人的債務重組收益也就越少,但其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的差額也越大;反之亦然。這樣一來,債務重組中債權人與債務人兩者之間存在一個共同利益,即提高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以減少債權人的損失、美化債務人的營運能力。這就為企業利用債務重組調整損益提供了動機。
假設3:上市公司通過公允價值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中的運用達到盈余管理的目標
新準則規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原則上應按照購買法的會計處理方法進行,即購買方在購買日對作為企業合并對價付出的資產,發生或承擔的負債應當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企業可以通過調節支付對價資產以及被購方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來操控利潤,或是通過確認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來調節利潤。如購買企業可以通過重估支付對價資產的價值,直接將其公允價值和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調節利潤。另外,也可以利用大幅度壓低購入資產的重估價值,以達到調節利潤的目的。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選取2007年機械、儀電儀表行業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為例,剔除了數據缺失的公司,共有110家。
所選的數據以2007年年報的截面數據為主,信息來源于中國證券網(http//省略/2006)、巨潮資訊(http://省略)、巨靈金融終端等相關網站和數據庫。
(三)本論文采用模型介紹
=b0 ( )+b1 () +b2 ()+αj∑NRi,j+εi,t
TA――公司i在年度t的應計利潤總額;
ΔREVi,t――公司i年度t的主營業務收入相對于年度t-1的變化;
ΔRECi,t――公司i年度t的應收賬款金額相對于年度t-1的變化;
PPEi,t――公司i年度t末的固定資產總額;
A――公司i年度t-1末的資產總額,即t年初資產總額;
εi,t――殘差;
NRi,j――虛擬變量,各虛擬變量的含義見表1。
(四)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統計分析
2.相關因子的相關性分析
3.線性回歸統計結果及其分析
二、結果分析
本論文采用實證分析方法,利用SPSS分析軟件,對所選取的機械、儀電儀表行業上市公司的研究變量進行了分析。首先提出研究假設,然后在修正的瓊斯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本文的實證研究模型,最后對模型的相關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性統計分析以及回歸分析。
從實證研究的結果來看,在0.1的顯著水平下,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在企業合并領域的應用與應計利潤總額的相關性顯著,而在金融工具、債務重組領域的應用與應計利潤總額的相關性不顯著。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我國目前的市場和監管環境下,公允價值的應用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有限。換句話說,上市公司利用公允價值這一手段進行利潤操縱的空間非常有限。
參考文獻:
[1] 阮美梅.基于公允價值的盈余管理研究[D].合肥:合肥工業大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