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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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內涵；辨析；再理解
盡管黨和國家在政策層面上一再強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不是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同時強調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然而，長期以來，理論界的主流觀點與政策主張卻背道而馳。這不僅影響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對經濟改革造成不應有的負面效應。在改革開放已走過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種觀點，糾正錯誤的理解和導向，正本清源，在經濟學原理指導下，恢復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理解。
一、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不同理論闡釋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東西，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個社會的，因而計劃與市場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經濟體中的。這種理論觀點并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而只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改革開放以來，持這種觀點的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際上一方面把我國經濟改革的對象——舊的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等同于計劃經濟。另一方面把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從而將改革的正確方向即由產品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錯誤地改為由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否定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錯誤地將計劃經濟列為否定的對象，實質上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在這種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或竭力反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轉而主張搞私有化，認為市場經濟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消滅公有制，實行私有制。該觀點認為，公有制經濟不具有私有制經濟的排他、獨占等性質，其所有者是一個抽象主體，產權是不確的。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只享有從經營中獲取利益的權利，而不負有為自身錯誤決策承擔相應責任的義務。因而，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極易從個人角度出發作出各項決策，而不惜損害所在經濟體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經濟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很難與之公平競爭，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競爭性條件無法滿足，自然也無法達到所謂的整個社會利益的實現。而只有私有制經濟才是市場經濟的天然溫床。私有制經濟的企業和個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獨享性，一切行為以實現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實現了全社會的利益。這也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的主要內容。這種觀點的政策主張實質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現就是主張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
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是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現代再現。自由主義理論的思想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洛克和密爾的政治自由學說與財產所有權理論。二是啟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義學說。三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這是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思想和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樣重視市場的作用，認為市場是最佳的可自我調節的社會結構。因為，一方面，經濟運行是有規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場情況下，個人能實現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場調節在不受外界干預的情況下能最有效率地滿足各方面需求，自動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預行為往往會使情況變得更糟。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計劃經濟是市場經濟不可調和的對立物，因而建議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主張實行全面的私有化，認為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市場制度的基礎。其基本觀點和政策主張是：國民經濟基本上由市場自發調節，國家實行最低程度的干預，取消國家計劃機構，否定國家發展規劃；在所有制結構上，取消國家所有制，實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國資本參與私有化改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上，主張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產權制度，最大限度地縮小國有企業涉及的領域和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可見，在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實行全盤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很明顯，這套改革主張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應警惕這種觀點的不良影響。
(四)以“現代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不必考慮所有制問題。市場在國民經濟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國家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參與經濟資源配置和國民經濟運行。由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機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內容就應包括：一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獨立自主、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二是破除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健全現代市場體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制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四是摒棄舊的干預經濟發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的發展。為此，該觀點認為，在實踐上的首要任務是實行廣泛的私有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或實行股份制，使國家的作用從微觀經濟運行中逐漸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的觀點
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說就是社會公平與市場效率的結合，即社會公平+市場效率。該觀點提出摒棄計劃經濟而實行市場經濟是因為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上，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具效率。但市場經濟在運行中存在市場失靈，進而產生各種社會經濟問題，其一便是要素社會分配不公。追求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要求。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后，必須使社會公平與社會效率完善地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觀點的影響較大，在很長時間內成為社會上一種主流觀點。在這種觀點影響下，學術界出現了如各種“社會主義”的定義，主張將“公有制為主體”從社會主義定義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會主義”、“功能社會主義”、“社會公平等于社會主義”、“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現象。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顯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與表象。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是一種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追求的目標或判斷國家經濟運行水平的標準，但不能成為區別任何兩個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制度不同的判斷標準。另一方面，淡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即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必須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征。
縱觀以上五種觀點可發現，在經濟理論史上，長期存在將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對立起來的觀點，這已成為一種教條。整個現代西方經濟學都表明：自私經濟人是出發點，市場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基礎。這種教條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排斥市場經濟，在改革后期表現為市場經濟必然意味私有化，這成為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
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在辨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關系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進行再理解。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
在我國經濟改革過程中，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論一直存在。實際上一些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概念及其關系的認識本身就是不正確的。首先，市場經濟的概念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與商品經濟沒有本質區別，只有發展程度與階段的不同。厲以寧曾說：“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一樣的。”第二，社會分工決定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育程度。一方面，社會分工是商品交換產生與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曾指出，“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和水平。列寧根據這一原理分析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指出，“國內市場的建立(即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基本過程是社會分工”，“市場和社會勞動專業化的程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第三，市場經濟是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與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系的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市場經濟是在社會分工發展的推動下，由商品經濟發展而來的。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封建社會，社會分工簡單、低下，不能形成市場經濟機制。歷史發展到近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復雜、全面，人類社會的生產形式才由自然經濟發展到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是由社會分工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一種生產形式，并不是某個社會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計劃經濟是一種和無政府狀態經濟相對應的生產形式，政府宏觀調控是計劃經濟的一種具體形式。所謂計劃是指國家作為一個社會主體代表的角色，監控市場經濟的運行，通過事先的計劃對宏觀市場和微觀主體進行適當干預，維護國民經濟的均衡、平穩發展。以市場為基礎的計劃經濟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場經濟先天的自發性、滯后性、盲目性缺陷，從而有效保證社會生產與社會需求的平衡，避免生產過剩造成社會資源浪費。最后，無論是單純的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在經濟資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優勢與不足。對單純的市場經濟來說，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市場主體通過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在大部分情況下能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市場調節有其固有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缺陷，無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給以及保證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會經濟發展的利益為人民共享，惠及全體人民。對作為生產形式范疇的計劃經濟來說，一方面，它可從全局和總體利益上布局生產力，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經濟運行的劇烈波動。另一方面，計劃調節容易受到主觀認識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滿足利益創造者對個體利益的追求，需要復雜的組織體系推動，并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將兩者取優補短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優勢更加明顯、不足相對弱化的新的生產形式，即計劃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生產力與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內在地結合在一起，計劃以市場為基礎，市場以計劃為指導。在計劃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被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按照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要求有序運行，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如果說市場排斥公有制經濟，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不相容，亦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法建立。事實上，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仍能發揮其高效率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作用。從理論上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沒有公有制，也就沒有我國的社會主義。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一對基本矛盾，在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社會平均利潤率下降和相對人口過剩兩大規律，必然導致生產過剩，爆發經濟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調和的矛盾。隨其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會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明確提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建立強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一個最大的缺陷”。從實踐上看，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也存在并與市場經濟機制相適應。郎成平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股權結構做的研究表明，歐洲國家持股現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歐洲5232家公司中，奧地利國家持股14.81％，芬蘭國家持股15.12％，意大利國家持股9.98％，挪威國家持股11.81％，瑞士國家持股7.59％。這充分說明國有經濟完全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不會成為市場經濟發揮其資源配置作用的阻礙因素。當然，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形式存在嚴重問題，必須改革。但同樣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問題，在于其長期處于我國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管理模式下所遺留下來的管理層面的問題。如，嚴重的傾向，以長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導生產經營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經濟管理與運行機制，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生產經營運行機制，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改革一切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運行方法和體制。而認為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則是脫離了中國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照抄照搬。總之，市場經濟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
(三)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關系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更高發展階段，是自由市場經濟適應生產力和社會分工新的發展，是加入政府干預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產組織形式。其顯著特征是：市場經濟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形成更加完善、復雜的現代市場體系；市場對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發揮基礎主導作用，國家通過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要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市場經濟。因為現代市場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中的一個層面，除此之外還有計劃市場經濟和公有制為主體兩個層面的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是計劃與市場的有機結合，是把市場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使之按照國民經濟結構有計劃地運行與發展，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基本平衡，自覺按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組織生產。在計劃市場機制中，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是統一的、有機結合的、互相滲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蓋全部市場范圍，而非相互割裂。計劃市場經濟能克服自由市場經濟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實現，有利于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本身固然沒有什么“姓資”、“姓社”問題，但現實具體的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歷史上某種特定的生產關系而運行的，它必然會與某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結合，形成一種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形式或社會性質來說，它是姓“社”的。從另一個角度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一般性與特殊性這兩重性質。從一般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發達的社會分工為根據，是一種計劃化了的現代市場經濟。從特殊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含義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現代市場經濟。二是計劃市場經濟。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它是這三層含義的綜合或統一。前二者屬于生產形式的范疇，后者是特殊生產關系即所有制的范疇。這三個層面結合，組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實踐意義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對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只有把目標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實現目標的正確方法和途徑。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內涵出發，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途徑。
(一)大力發展現代市場經濟
第一，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的載體，即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知識產權市場、職業經理人市場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第二，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市場競爭主體。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與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學的企業管理制度；理順產權關系，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經營管理權的分離；形成產權約束機制，使企業真正成為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建立健全我國宏觀調控決策、監督、評估體系；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手段，選擇合適的中間目標，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調控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均衡運行，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要把國家的宏觀調控同科學發展觀聯系起來，積極引導我國企業走上科學發展、持續發展、綠色發展、有限制發展的軌道。
(二)積極探索實現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的運行模式
計劃市場經濟存在多種具體形式。探索實現計劃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筆者提出一種基于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凈收入分成制”的企業管理方法。其具體做法是將企業凈收入在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職工不拿固定工資和獎金，而是按事先確定的比率分享凈收入。凈收入分成制不僅是一種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機制，而且也必然對國民經濟整體運行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它能克服總量失衡與結構失衡，促進國民經濟協調高速增長和社會經濟效益穩步提高。另一方面，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必然形成榮辱與共的局面，能從微觀上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滯漲”問題。
第2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一、荷蘭的崛起帶給中國的有益啟示
“海上馬車夫”荷蘭的崛起不僅得益于依靠地理位置發展起來的海上貿易和轉口貿易，還取決于其在國家體制和現代商品經濟制度方面的創新。成立荷蘭聯省共和國、發展航海業、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股份制公司，通過發行股票，融集社會資金等。這些經濟制度相互貫通，形成了一整套的金融和商業體系，由此帶來了爆炸式的財富增長。到17世紀中期，荷蘭在航海業和世界貿易方面達到極盛，取代了西班牙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稱霸海上。
1.1荷蘭實施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政策。商業和城市的興起使荷蘭人們產生了對經濟自由的渴望。日漸富有的市民們最終做出一個讓人驚訝的選擇。他們像購買貨物一樣，從貴族手中買到了城市的自治權。從此，市民們自行立法，貴族不能直接向他們收稅。“市民自治”為荷蘭的城市注入了強大的發展動力。荷蘭崛起的歷史表明，凡是想要實現崛起的國家都必須積極建立和培育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從而為其經濟發展注入持久的活力。在開放、競爭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中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條件，市場主體的決策自主和交易自由能夠為經濟自由和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提供重要保障，只有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1.2荷蘭努力實行金融改革。由于繁榮的經濟，早在17世紀，荷蘭創立了股份制、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所和證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近代的市場經濟體制。荷蘭人推廣了一系列有助于商品經濟發展的組織或金融改革，在資本流轉、銀行信用、期票結算等領域實現了當時具有開創意義的諸多變革，從而使其在構建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方面獨占鰲頭。作為現代商品經濟制度的創造者，荷蘭的市民將銀行、證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責任公司有機地統一成一個相互貫通的金融和商業體系，由此帶來了爆炸式的財富增長，使荷蘭迅速成長為世界大國。
1.3荷蘭專注于發展對外貿易。作為小國的荷蘭之所以能夠成就大業，與其積極開拓并參與世界市場，不斷擴張海外貿易密不可分。荷蘭一貫注重對海外市場的開發和拓展。在從事貿易過程中，荷蘭商人逐漸形成近代的貿易觀念，通過薄利多銷的方式，追求對外貿易的長期效益和整體效益，逐漸將自己的勢力延伸到全球各個角落，從而為荷蘭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中國近代的衰落及教訓
2.1經濟上的“重農抑商”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遵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因此，人們自發地形成了重農抑商的潛意識，他們認為農業是生產糧食衣帛的，工商業是消費糧食衣帛的。這種思想忽視了工業對農業的反作用，這種思想更認識不到商品經濟對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在這種思想的作用下，歷代統治者都視農業為本而視工商業為末，采取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從漢昭帝的“天下以農桑為本”到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等政策，都明顯地抑制了工商業的發展，維護了男耕女織式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模式，使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根本無法形成，使科學技術在中國近代失去了賴以產生和應用的土壤，加劇了中國近代的衰退。
2.2對外關系的閉關鎖國限制了社會的發展。閉關鎖國政策的推行，是中國近代走向衰落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國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與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觀念格格不入。也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以天朝上國自居的狂妄自大心理作祟，中國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國自清朝立國以來就一直厲行閉關政策，清政府嚴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貿易，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先祖的政策。然而社會的進步需要開放的環境。當歐洲各國不斷擺脫褊狹鄉土觀念走向廣闊世界的時候，中國卻不幸地與歷史發展開了一個大的玩笑―走向了與世隔絕。這種政策不僅遏殺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也使得封建末期的中國背離海洋大國、強國的正確發展方向越來越遠。
三、基于荷蘭的崛起和中國近代衰落的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
概括荷蘭的崛起經驗和中國近代史的衰落，制度創新或者說相對優勢、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強大的軍事力量、合理的戰略選擇和引領科技發展潮流的持續創新能力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同時，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下，軟實力的提升和影響力的擴大也是一國崛起不可或缺的方面。
3.1充分發揮市場作用。荷蘭崛起的歷史表明，凡是想要實現崛起的國家都必須積極建立和培育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從而為其經濟發展注入持久的活力。中央在宏觀調控中，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保護好各地各行業發展的積極性，使得這輪經濟加速后既保持持續較快增長，又防止經濟出現大的起伏。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
第3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經濟民法；信用關系；法律形式
一、引言
市場經濟(又稱為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經濟體系下的產品和服務，它們的生產及銷售完全靠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制所引導生產，而并不是像計劃經濟那樣一般由國家所引導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自由的經濟、公平的經濟、產權明確的文明制經濟，但是在這理論上所有的這一切都是通過市場交換的規則根據市場的需求狀態作出的強制性調整的經濟形態，所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缺陷就非常大。因此，相關法律的頒布與實施成為了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中之重。
二、市場經濟中立法的作用
經濟中民法的地位，是指經濟民法在我國完整的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這一非同尋常的意義關系到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在整個法律的體系中，經濟民法是不是擁有獨立的地位，二是經濟民法在眾多法律，法規中，具有哪種地位，它的重要性會如何？然而經濟民法的作用，在認定經濟民法在獨立的情況下，具體地體現了經濟民法的重要性。經濟民法的重要性具體體現在一個法律的部門的重要性到底會怎么樣，這將取決于該法律實際運作中作用的大小。我國經濟民法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重要的法律的部門，從根本的角度上來闡述，是因為它在提供保障和促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顯著的作用。經濟民法的巨大作用表現在：經濟民法決定了經濟民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運作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這種至關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民法的普通作用
努力保障政府監督管理市場經濟。保障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的各種條件之下，國家政府通常情況下不會干預微觀市場經濟的發展，例如：干預企業經濟上的正常運作。國家政府通過征收稅款、實物標價、支出預算、銀行利率等手段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同時也對企業的經濟行為進行監察，在必要的時刻將會進行強有力的干預。制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準則，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競爭公平、判處公正、財務公開是社會主義市場健康運行的具有必要性的規則，同時也是現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同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經濟民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將這些市場的規則進行法律化，讓社會市場按照這些市場規則去做出合理并且符合規律的選擇，利用亞當斯密口中那只“看不見的手”推動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像計劃經濟下一樣，在計劃經濟下，由國家政府去代替市場做決策。經濟民法它將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則合法化，具體化。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良性地而又有效地運行，從而建立起來的健康的市場經濟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平穩良性發展。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經濟民法的作用
1、努力建設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支持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全面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保護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維持我國的社會主義的具有重大性質的任務和保證社會主義方向和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平穩運行的決定性條件。人民群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現如今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決定了發展的生產工作都能按照集體意志來辦。《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和《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等相關的法律法規，他們給予集體組織比國企更大的自力，并且作出了很多很多應對的具體的規定，非常強有力地保障和促進了社會主義集體公有制經濟的快速平穩發展。
2、經濟民法是確保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力后盾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要想搞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辦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生產、提高經濟、提高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起著很大的作用。但是，同時也需要對市場要進行宏觀調控、加強管理，防止出現無政府性質的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當然，對市場的管理和調控也不能過于死板，以防止犯計劃經濟時期的錯誤。市場經濟是很具有效率的，但是無法避免的是：它也存在著缺陷。
3、指導、促進和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經濟民法對于成功建立和完善經濟體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確指導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經濟民法不僅承認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努力維護現實社會中合法的各種事物，并且據此可以作出具有綱領性特點的明文規定，保證它相關的事物合乎法律地向前平穩發展。經濟民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引導作出一系列至關重要的相關的規定，就是把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模范化、法律化。這就是充分運用法律的形式，提前地、有效的、有目的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指導到與發展規律相適應的軌道上來。
4、經濟民法是推動我國發展對外經濟的有力工具
堅持改革開放是我國持久的基本國策，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措施。在現代這個社會，世界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十分密切，無論世界上的哪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都不可能孤立起來獨自地閉關鎖國式的發展。，就不可能縮短我國與歐美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上的差距，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事業的現代化。但是我們必須主動擴大外貿經濟技術的交流和合作，以便于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力度，同時我們也要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伴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契機，經濟民法的作用將更加顯著。
三、結論
我國的社會工作以及各方面的鉆研都剖析了這樣一個道理:用對市場經濟關系的調節為主要方面的經濟民法用它本身平衡和自由的確認,對合法權利的保護、對可享受的權利和須履行的義務及相對應的客觀要求,對合法交易安全的保護和對交易便捷化的推動,為法治社會的成功建立打造了堅實的基礎。中國邁入法治社會的必經之路就是經濟民法的完善和實施。需要我們不再把法律作為手段,而是將其當做我們正在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伴著不斷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是其關鍵。經濟民法作為調整各種平衡主體間的合作關系關連著社會發展的目標,這充分表現了現代法律價值的經濟民法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張笑天 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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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4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中國經濟起飛最寶貴的經驗是持續的制度變遷，即改革，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把制度、把改革搞對，讓社會經濟體制不斷地完善，不斷地演變。今天的中國又走到了改革的岔路口，經濟體制下一階段如何改革，這是決定著中國經濟能否崛起的重大戰略課題。為此，我們有必要認真研究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特色，分析其利弊，轉換成中國經濟體制持續改革的營養。
當今世界，特別值得我們研究借鑒的是德國經濟體制，即德國自稱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其特征是強調政府有限干預市場經濟，追求市場效率與社會公正之間的平衡。
德國的經濟體制應該說是歷經考驗。過去20年以來，德國不斷刻苦改革，完善經濟制度，當前席卷全歐的金融危機非但沒有給德國帶來顛覆性的打擊，相反，德國經濟在發達國家中一枝獨秀，與中國經濟一道，切切實實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中最為堅實的支柱。德國經濟增長速度在2010年達到3.6%，2011年達到3%，出口持續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出口占GDP比重達到33.6%以上，甚至超過中國的25%。而且，在西方發達國家高失業率帶來哀鴻遍野的背景下，德國失業率卻創下了歷史新低，達到5.6%的低水平。那么，德國的經濟體制到底有什么特點，在哪些方面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呢？
德國經濟制度的社會稟賦
首先，我們必須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都是植根于該國基本的社會稟賦之上的，也就是說，這個國家有什么樣具體的社會條件，它才有什么樣的經濟制度。根據筆者在《有限權威時代，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改革》（詳見2012年1月本專欄）中的分析，這種社會稟賦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民眾的市場經濟理性度，二是民眾在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之間取舍的偏好，三是政府（官僚體系）的能力。在這三方面，德國經濟制度的社會稟賦非常突出，在討論“德國模式”之前必須要非常明確地理解。
其一，德國民眾的市場經濟理性度即便在發達國家中也是非常高的，市場經濟制度在德國早已深入人心。遠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前，當地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已經十分發達，這一點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至今為止，在中國很多地方，小農意識、非市場經濟的人情交易等觀念和行為仍大有市場。
其次，德國民眾在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偏好，也與其他歐美國家有明顯的不同。德國不是移民國家，只有少量的移民來自土耳其，所以，德國在語言和種族上比較單一。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后，民眾的集體意識更為強烈，這與英國、美國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是移民國家，而且早年的移民有許多是為了逃離原居住國政治迫害而移居過來的，公民有極其強烈的維護個人自由的偏好；而英國作為島國，民眾長期以來樂于海外探險、在海外殖民，其個人自由意識相對于德國這個海岸線相對較短、海外商業擴張歷史較短的國家而言更為濃重。
談到德國民眾的主流性偏好，不能不提的是德國統一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李斯特（1789-1846年）一生不斷批判亞當·斯密所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宣揚國家利益，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者，對德國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三，德國政府的行政能力即便是在各發達國家中也極為突出。從普魯士王國建立之初的國王腓特烈二世到后來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執政時期，以普魯士精神為基礎，德國形成了一套高效率的官僚制度，這種制度傳承的影響極為強大，德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政策執行能力在全球各政府中也許是超一流的。
以上三條是“德國模式”的基礎，是德國經濟制度的社會稟賦。如果不理解這三點的話，就無法理解德國的經濟模式。
解讀德國模式的三大維度
根據筆者《有限權威時代，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改革》一文的分析，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可以從三個維度來考察：第一個維度是生產和交換的基本制度安排；第二個是維系市場平穩運行的制度安排，包括社會福利和宏觀穩定；第三個是利益沖突解決和權利分配的機制。在這些方面，德國模式具有明顯的特點。
先看看生產和交換的基本制度安排。在這方面，德國的經濟制度強調利益相關者，強調可持續性，而不像英美模式那樣一味地強調市場經濟交換的自由以及企業投資者的利益極大化。
在企業層面，德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強調企業是利益相關者組成的集體，各方的利益必須協調。這里所指的利益相關者，既包括出資者，如創始人家族、其他股東、債權人等投資者，也包括職工、高級管理人員、供應鏈上下游的商家以及地方政府。因此，德國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與英美完全不同。眾所周知，除董事會外，德國的企業還有監事會。這個機制保證了德國的企業在運行中比較強調可持續發展，比較強調長遠決策，照顧相關方的利益—因為當企業能夠兼顧各方面利益的時候，其長期發展才能有保證。
第5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轉型經濟 漸進式演化 激進式變革 制度變遷
一 引言
轉型經濟學是指一種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的轉型經濟學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題和追求目標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盛洪，1996)。目前，關于轉型經濟還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也很難說誰是轉型經濟學家，因為還沒有專門從事這一理論研究的人。關于其理論體系，我們只能從現在構成這一經濟學流派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的文獻、研究思路來尋找一條線索，理清其脈絡。本文首先介紹轉型經濟學的內涵，然后簡述一下各個學派關于轉型經濟的理論要點，最后簡要回顧中國經濟奇跡并作以簡要評述。
二 轉型內涵
關于轉型概念的理解，比較經典與普遍的定義是熱若爾·羅蘭的表述：轉型即一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或者說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從目前國內的文獻來看，從三個層面上使用轉型的概念：第一種含義是從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種含義是在包括了第一種含義外，還包括那些過去實行廣泛管制的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第三鐘含義是在前兩種理解基礎上還包括了所有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市場化，實現經濟發展的過程。
實際上許多人把轉型經濟學看作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轉型理解成為一種制度的變遷過程，只是描述了轉型的一般的特點。不錯，轉型的確主要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但轉型還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僅依靠制度變遷是不能夠真實的描述，更別說來解決這些問題。鑒于以上理論實踐中三個層面使用轉型概念的事實，筆者個人比較贊成轉型的第一種含義，即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當然，后兩種轉型概念的理解當然沒錯，但關鍵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更不適合建立新的獨立的研究學科。對于第二種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實行經濟自由化，其實這在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框架內可以得到解釋；對于第三種發展經濟學范疇內使用的轉型概念，現有的發展經濟學就有了相應的解答與分析框架。轉型（或者轉軌、過渡）概念的提出應該來說主要發源于二十世紀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實踐中遇到困難并探索其解決辦法的歷史事實。
三 幾種轉型理論范式
20世紀80年代末，包括前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在內的30多個國家開始了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將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一起稱之為“二十世紀兩項最偉大的經濟實驗”。毫無疑問，這場涉及多達15億人口的重大變革吸引了全世界學者的目光，他們應用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以及比較經濟學等最前沿的理論成果從不同側面對這一變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幾年里，相關文獻數量迅猛增長，從而在主流經濟學中贏得了鞏固的學術地位，并且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催生出了一門新的學科—轉型經濟學，來專門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1、主流經濟學的激進主義轉型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系統化。按照新古典理論的理解，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在轉型之初，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在轉型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中占據統治地位。根據華盛頓共識：嚴厲的需求緊縮，加上放松管制、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宏觀經濟穩定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采取了一系列諸如：大幅度縮減貨幣供應量，實行高利率；保留少數重要商品的國家定價，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全面放開；消除預算赤字，減少價格的國家補貼；取消對企業工資的限制；全面改革財稅體制等措施。
2、演進主義的漸進式轉型理論
隨著俄羅斯等國的激進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演進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力的擴大是轉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演進主義理論核心思想可概括為：知識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觀的，并以分散的狀態為個人擁有，因此，人們根本無法認識和控制社會生活，最好的社會就是順其自然。想通過理性設計而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必然造成社會的災難。漸進式改革實際上是社會不斷的積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識與信息是具有連續性的，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系統來強制使其中斷是不可取的。經濟體制本身是一個具有自我強化機制的復雜系統，在演進過程中會不斷吸取舊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漸進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把企業制度、產權制度、市場制度以及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制度現象納入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之內，擴展了經濟學的視野，對于我們研究制度現象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根據這種理論，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尋求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曾指出：“如果轉型的經驗給了我們任何啟示的話，那便是，沒有以適當的制度為基礎的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場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這些制度結構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另外，科爾內、薩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的代表性觀點。
4、凱恩斯主義轉型理論
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相比，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于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和內在機理的認識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現實，他們對于轉型經濟中產權改革、宏觀經濟、轉軌速度和次序、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認識值得重視。
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轉型經濟理論提出批評。認為在決定選擇哪種市場經濟模式時，一定要牢牢記住實際的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而不是去記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競爭范式；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競爭遠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業和公有企業一樣都會出現激勵問題，因此，建立一種集中與分散、公有因素與私有因素相結合的混合體制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正確選擇。馬克·奈爾（Mark Knell）等人認為激進式改革對自由市場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視了這樣幾個重要因素：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交易關系，而是一種生產關系；企業是生產組織，市場是交易機構，企業與市場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價格機制不僅是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手段，同時還有金融功能、戰略功能等，在滿足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就越難以實現；私有化對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國有企業也可對市場做出積極的反應。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重要的。
5、市場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就是以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目標的一種理論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能否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問題，是決定經濟體制改革前途和命運的關鍵因素。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最初模式即蘭格一泰勒一勒納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這一理論假定，市場機制僅僅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后來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雖然在許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論的假定卻被接受下來，因而這些理論難免會帶有新古典理論的缺陷。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實踐表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是一項復雜的長期的任務，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經過近百年的探索和實踐，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獲得巨大的發展，市場社會主義也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之一。
6、比較主義
用比較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現實的改革問題是九十年代以前轉型經濟學的主流。這種理論從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總結出若干基本的經濟體制模式，在此基礎上進行比較，做出最優選擇，指導改革的實踐。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里，從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到匈牙利新經濟機制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再到90年代東亞模式，都曾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市場經濟模式和市場化道路的經驗教訓，對于中國的經濟轉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比較經濟學的方法也存在著根本的缺陷。一方面，這一理論是經驗的而非規范的，因而無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歷史環境下的經濟體制簡單化，因而無法深刻理解制度變遷的復雜現實。
7、特殊改革方式理論
中國的學者在借鑒國外關于轉型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把轉型經濟研究放在中國特殊國情和特殊道路選擇上。林毅夫等人認為，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改革以前中國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而改革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關鍵則在于改革“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使資源的比較優勢能發揮出來。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保證是選擇了漸進式改革道路。張軍指出，由于傳統國有部門的絕對規模使它事實上處于壟斷地位，因而，在改革過程中如果實行完全的價格自由化，就可能給國有企業提供操縱市場的機會，造成生產下降和經濟的衰退。相反，在價格雙軌制下，國有部門將比完全的價格自由化條件下生產的產品多且定價更低。以價格雙軌制為特征的“邊界改革”的經驗正在于，國有部門在計劃外邊界上通過對價格信號做出反應去捕捉獲利機會，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國有部門去對經濟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應更迅速。
四 中國增長的“奇跡”
自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經濟轉型。10年后，東歐和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也加入轉型的行列。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選擇了與東歐和前蘇聯不同的道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而不是激進的“休克療法”。中國經歷了20年迅速的增長，而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卻經歷了將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選擇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改革結果。以下兩組數據清楚的表明了中國改革與前蘇聯、東歐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國改革二十多年的穩定的高速發展，引起全球的矚目，經濟學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專家指出中國能在這二十年間迅速發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間中國建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國又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還有鄉鎮企業的作用。中國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會和組織資本上的這一系列的制度變遷。斯蒂格利茨認為基于社會資本的制度變遷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基礎，而在很多國家轉型后的社會資本比轉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對而言中國特別重視創造和改組，特別是新企業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不僅僅是進行單純的私有化。而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國采取了漸進型的方式。這對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業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體制外增量改革對解釋轉型經濟的中國提供了有創建性的解釋，但隨著轉型的完成，對存量的改革也許會成為重點；國企改革還存在諸多困境；城鎮改革與農村改革的沖突；消費需求的拉動力不足；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問題等等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
五 簡評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轉型經濟學正在同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個學科都不能夠完全取代轉型經濟學，它們只是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轉型經濟學所正在經歷的分化。而對不同的經濟學流派來說，過渡問題的出現既是一個機遇，又是一種挑戰，不同理論所具有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將受到嚴峻考驗。在實踐中形成一種比較科學的價值和邏輯相一致的制度變遷理論，是我國經濟理論發展特別是經濟理論發展中面臨的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應當為此做出努力。
第6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法律制度模式選擇
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要求政府退出對競爭性行業的干預，使市場的力量發揮作用。中小企業的經營活動涉及到各個行業，對不同行業中的中小企業由政府或政府的機構進行選擇并提供某種形式的融資便利，似乎有悖于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原則。但是，縱觀世界各國，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都有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制度建設，對中小企業融資提供大力的制度支持。構建中小企業融資法律制度，必然涉及到制度模式問題。
在構建我國的中小企業融資法律制度時，有政府主導型法律制度模式和市場導向型法律制度模式可供選擇。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中小企業融資制度，必須建立在完善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市場經濟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擁有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通過市場機制基本上都能得到解決，政府的作用只需要體現在保障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即可。但是，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階段，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這點在中小企業融資上表現的尤其明顯。在中小企業融資市場上，計劃經濟色彩濃厚，中小企業在融資市場上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確立。要建設中小企業融資市場機制，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完善是艱難的、也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而現階段中小企業發展資金障礙的解決已經迫在眉睫，容不得等待。筆者認為我國的中小企業融資法律制度模式的選擇上更多的應該參照日本的經驗，在政府主導下構建以間接融資法律制度為主的中小企業融資法律制度，充分發揮政府在中小企業融資支持中的主導性作用，構建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及與法律制度相配套的經濟政策來支持中小企業融資。
二、建立政府主導型中小企業融資法律制度原因分析
在市場經濟模式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一般限于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克服市場失靈。分析建立政府主導型中小企業融資法律制度的原因也主要從這兩方面入手。
（一）政府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公共產品需要。所謂公共產品，指的是不能被獨占運用，成本收益不能被內部化，而這些資產不可能靠私人競爭在自愿的雙邊契約中來配置的產品類型。
1、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實際上是向社會提供一個緩解就業壓力的公共產品。中小企業在緩解就業壓力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解決就業問題本身對政府和社會來講就有很強的收益外在化的特征。這個問題可以從另一側面來思考，假設一個社會中中小企業的數量大量減少，那么“非自愿的失業”人數將大幅增加，而失業增加顯然會帶來政府用于失業救濟的財政支出大幅增加，同時也會帶來大量的社會問題。如果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和中小企業能否克服金融缺口和金融困難有直接的關系，那么很自然，政府應把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支持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失業顯然是一種社會效率的損失，緩解失業問題帶來的效率損失和其他的經濟社會后果的最佳途徑是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業機會不能夠靠政府去直接創造。依靠政府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只能短期性地緩解就業壓力，從長期來看，解決就業問題要依靠私人部門長期投資的增長。從實際效果看，中小企業是緩解就業壓力的最好的載體，中小企業人均資本量大大低于大型企業，這意味著中小企業資本量的增加將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另外有資料表明，在中小企業就業的勞動者更傾向于建立自己的中小企業。這表明中小企業就業機會有一定的“自我繁殖”能力。政府設立信貸擔保計劃會緩解中小企業信貸缺口，使中小企業資本總額擴大，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能夠有效的緩解甚至解決失業問題。
2、政府須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市場環境和金融制度。20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已被越來越多地認識。在我國由于地方政府直接面臨著解決地方就業問題的壓力，許多地方設立了地方的信貸擔保計劃，這對于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們還應明確，政府在中小企業融資中提供擔保服務，只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的一個部分，對我國來講，相關的公共產品還包括市場環境建設和金融制度的建設，這一點對于從體制方面緩解我國中小企業融資中的困難和扭曲可能有更重要的意義。在我國許多行業，資本運行障礙較小的行業都存在著較嚴重的市場準入障礙，這種障礙顯然使原本可以產生的中小企業無法設立，這自然就會導致其他一系列的金融活動“胎死腹中”。再如，當金融管理當局對民間融資采取一種全面否定和進行打擊的政策取向時，風險投資、事業發展基金等種子投資基金性質的民間資本由于無法受到法律的保護而無法發展。另外，民間的信貸行為也可能會因為契約無法得到保護而轉入地下。在國外與中小企業融資緊密聯系的民間投融資體系以及與之相聯系的產權和資本交易市場，已經成為中小企業融資體系中的“基礎設施”，而這種基礎設施實際上是以政府提供完整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保護體制為基礎的。這種法律保護和維護制度事實上是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
3、政府須為中小企業獲得資金支持提供信息服務。除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府政策外，政府應提供的另一個重要的公共產品是與中小企業經營狀況和融資緊密聯系的信息服務。中小企業融資中，資金供給方面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信息不對稱”，與大型企業不同，中小企業許多信息是很難獲得的。信息不對稱使金融機構無法判斷中小企業目前和以往的經營狀況，無法判斷中小企業的努力程度，這樣使金融機構無法提供信貸。中小企業的許多信息是私有化的，有些信息需要金融機構進行深入地調查和監督才能獲得，政府不可能提供。但是對于中小企業一些歷史性的信息和一些宏觀性質的信息則是政府有能力提供的。而這類信息對于金融機構判斷企業的經營狀況、成長潛力和信用等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提供的信息可以包括企業的納稅情況和與納稅情況相關的財務報表。從納稅情況可以分析出企業的銷售情況（增值稅、銷售稅）和盈利情況（所得稅），從財務報表則可以分析出企業的資產結構、資產的流動性狀況、企業的成長情況等一系列重要的信息。這些信息對潛在的投資者和信貸資金的借給者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對政府來講，這部分信息收集的邊際成本是較低的。政府部門只要在確認企業納稅資料的真實性的基礎上做好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即能提供有效的信息。另一類關于中小企業的信息是關于中小企業經營情況和資金狀況的宏觀信息，這類信息一般不會由私人部門進行生產，而這類信息對于金融機構確定向中小企業提供信息及投資者進行投資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這類信息是典型的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在收集信息，進行抽樣調查的基礎上向社會公開提供。
（二）中小企業融資市場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市場失靈。一般理論界將市場失靈分為兩種：一是市場機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就是說即使市場機制已經非常完善，達到完全的理想狀態，這種失靈現象仍然會存在，比如市場經濟的滯后性就屬于市場機制所固有的失靈。二是正常偏離理想狀態下的市場失靈現象，這種失靈一般產生于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如果市場經濟非常發達，達到了完全的理想狀態，這種失靈就可以避免。本文將前一種失靈稱之為市場缺陷，后一種稱之為市場失靈。中小企業融資市場中，市場缺陷與市場失靈都是存在的。一是融資市場機制本身所無法克服的市場缺陷，即使融資市場機制非常完善，中小企業由于其本身的特性也會導致市場機制無法克服的失靈現象。一般來說中小企業融資的特性是所需資金數量不多、頻率高，資金安全性監管成本高昂。由于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不夠專業，內部治理結構不健全等原因，導致中小企業經營風險較高、破產率、倒閉率高，從而導致融資風險比大型企業要高。而且由于中小企業本身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導致金融機構在獲取批準必需的信息時成本過高。以上種種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特性和中小企業的特征決定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是不可能獲得解決的。二是中小企業融資市場尚未達到理想條件，中小企業融資市場本身的不完善導致了市場失靈，本文在這里稱為市場失靈，這種市場失靈在中小企業融資市場中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比如說中小企業內部機制不健全導致獲得貸款支持、資本市場結構不合理缺乏層次性等，這些都是可以通過完善市場機制來得到解決的。
三、建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法律制度原因分析
（一）市場機制不完善是目前不具備以直接融資為主的前提條件。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在中短期內選擇以直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還不具備相應條件。市場機制不完善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法律體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且實施力度不夠，導致信息成本較高。2、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披露內容的及時性與真實性較差，也導致信息成本上升，并削弱了市場信心。3、尚未建立起可信度較高的信用評級制度，制約了債券市場的發展。4、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目前我國企業的現代產權制度改革還剛剛開始，內部治理結構很不完善，導致了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外部人由于信息的缺乏無法了解資金的使用去向，容易出現道德風險。5、針對中小企業的第二板塊雖已建立，但是仍然需要較長的完善過程。
（二）我國強調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模式，決定了相當長時間內仍將以間接融資為主。從經濟與金融發展的歷程來看，直接融資的發展往往伴隨著經濟的多元化與政府權力的下放。證券市場的穩健運行要求股權與債權多元化，股東分散化，強調保護投資者，也就是股東利益，從而決定了以市場為基礎的政府管理體制，政府不能直接干預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經營，其主要作用在于創造一個有利于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環境，以促進經濟增長。相反，間接融資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往往伴隨著直接干預型的政府管理體制，以方便政府配置銀行資源，引導重點行業發展。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之中，完全依靠尚未建立和完善的市場機制是不可能的，政府仍擔負著幫助建立市場機制、完成經濟結構調整、適時進行宏觀調控并促進經濟增長的重任，這是與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作用的不同之處。為此，政府將不可避免地介入社會經濟生活，介入金融體系的發展，這也是我國金融市場建立市場機制所必需的。政府干預的載體就是銀行體系，而不是證券市場，在證券市場中，政府的作用僅應限于完善證券市場機制方面，而通過干預銀行體系，政府可以將資金配置給需優先發展的行業或企業，調整信貸結構，促進經濟的均衡發展。這樣，可以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將相對短缺的資源更有效地運用于重點行業，從而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對于我國這樣的轉軌經濟，有必要在轉軌時期保持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同時發展直接融資。
（三）中小企業的特點決定了相當長時間內仍將以間接融資為主。中小企業的規模小、管理不夠規范，就決定了間接融資將是它們的主要外源融資方式。
其一，直接融資要求資金使用者的經營活動具有較高的透明度，中小企業大都難以做到。直接融資由于資金提供者與資金使用者直接進行交易，就要求資金提供者親自對資金使用者的狀況進行了解與判斷。而資金使用者只有通過信息披露及公正的會計、審計等第三者監督的方式來提高經營狀況的透明度，資金提供者才能夠據此做出決策，才有可能滿足其資金需求。上述要求，大多數中小企業卻難以做到。這是因為，不管企業的規模大小，企業為達到較高的透明度所需支付的信息披露、社會公證等費用差別不大，中小企業需要的外部融資規模通常較小，單位外部資金所需要支付的信息披露費用相對就大得多，沒有足夠實力承擔此項費用。
第7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政府采購；市場經濟；競爭；尋租
現代政府采購制度已被當今世界多數國家所采用，并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作為公共財政支出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為徹底認識該制度，推動并加快該制度在我國的建立和完善，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經濟的快速進步，我們必須對該制度的理論淵源及其經濟效益予以認真研究、分析。
一、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的理論淵源分析
現代政府采購制度是在傳統的政府采購制度的基礎上逐漸演變而來的。目前，對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理論來源的研究還很欠缺，我們認為該制度之所以能夠逐步建立并完善，主要緣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現代政府采購制度是公共財政支出管理追求效率的結果
政府采購制度構建的基本邏輯是：政府使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必須在納稅人的監督之下以最經濟的方式進行，并且該方式所產生的商業機會必須由納稅人在機會均等的條件下進行競爭。這就要求公共支出必須追求有效性和競爭性，它們也成為政府采購制度得以建立的生命之源。
1776年，亞當·斯密在其巨著《國富論》中就指出，當對整個社會有利的機構和公共工程不能完全維持自己或不是完全由從最直接獲益的那些社會成員的貢獻所維持時，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差額必須由整個社會的一般收入來彌補。這就要求在經濟自由主義的總體框架內，政府在安排財政支出時，必須要遵循市場機制的引導，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和諧統一并進而有效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顯然，這里他已觸摸到政府支出要追求效率這一政府采購的實質。
1803年，法國著名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家薩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概論》中認為，公共浪費和私人浪費比起來更是犯罪行為，因為個人所浪費的只是那些屬于他的東西，而政府所浪費的卻不是它自己的東西，它實際上僅是公共財富的托管人。這里，薩伊已經認識到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委托———關系。同時，他還主張公共消費品供應應由相互競爭的公共管理人轉向私人，從而為政府對公共物品的采購提供了理論依據。而正是他的這部歷史巨著促進了政府采購制度在歐洲大陸的產生和發展。
在自由市場中，個人和廠商被“看不見的手”所引導，都通過在競爭性市場進行自愿交易而獲益，同時也使社會資源的產出價值達到最大化。關于政府活動應實行競爭機制的觀點，斯蒂格利茨在其《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一書中認為，在政府所從事的許多經濟活動中，競爭都是可以實現的，而且許多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可以以更具競爭性的方式予以提供。在政府活動中貫徹競爭性原則的一個明顯結果是可以顯著提高政府效率。現代政府采購制度就是以競爭性采購為主，通過招標廣告或競爭邀請的方式，吸引眾多供應商前來競標，形成一種有利于政府的買方市場，使政府獲得比較價格利益和更優質的產品或服務，從而提高公共財政支出的效率。
（二）現代政府采購制度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必然產物
建立政府采購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公共財政框架體系的基本要求，是加強公共財政支出管理的一項重要手段。市場經濟體制對建立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為政府采購活動的招投標這一主要形式提供了大量的競標者，從而為提高政府采購效率、降低采購成本提供了市場環境；二是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廉潔政府的追求，推動政府通過向市場公開招標來節省開支，提高公共財政支出的效率；三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關的法治建設、社會輿論監督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等都有力地促進了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的產生與完善。
（三）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理論是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的主要理論來源之一
現代政府采購制度淵源于政府合同，起源于自由市場，而完善于現代市場經濟。政府采購制度最早形成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1782年，英國政府廢止了先前政府中實行的分散采購制度，設立了文具公用局，負責通過契約方式向市場采購所需的辦公用品，后來發展為物資供應部，以專門負責采購政府各部門所需物資，這就是近代政府采購制度的發端。
但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政府基本上不干預經濟，政府采購市場不完善，采購的規模小、范圍窄。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經濟危機以及隨后誕生的凱恩斯經濟理論，使各國政府普遍認識到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自身也還存在許多缺陷。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巨著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指出，形成資本主義經濟蕭條的根源是由于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所構成的總需求不足以實現充分就業。為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必須發揮政府作用，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
因此，各國政府后來都逐漸通過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大了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并促進了政府采購的迅速發展。隨其快速發展，也就要求建立相應的立法對其進行約束與規范，政府采購制度也就逐步在各國普遍建立起來。而我們現在所說的政府采購制度即現代政府采購制度，實際上就是指在這一時期建立和完善起來的一項重要制度。
（四）布坎南的尋租理論是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
在布坎南等人看來，租金是指在支付給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報酬中，超過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能得到的那一部分收益，也就是超過機會成本的那部分收入；尋租則是指用較低的賄賂成本獲取較高的收益或超額利潤。而尋租活動也就是指人類社會中非生產性的追求經濟利益的活動，或是指那些為維護既得經濟利益或是對既得利益進行再分配的非生產性活動。
尋租理論認為，尋租活動存在的前提條件是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租金和尋租的產生是由于政府實行了市場進入限制而造成了有租可尋的稀缺機會。稀缺機會的分配實際上是有彈性的，而若不實行某種平等的分配制度，這種彈性就使人們有可能以低于潛在租金的代價去獲得這種稀缺機會。也就是說，租金的產生既在于政府控制而造成的利益差別，也在于政府控制的分配彈性。因此，為消除尋租現象，就應允許全體社會成員和生產單位平等地獲得由政府干預市場所造成的稀缺價值的平均份額或機會，并使之制度化。而消除尋租的一個主要途徑便是實施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由于它具有公開性、透明性、公平性和競爭性等主要特征，它的建立就在政府購買性支出領域中構筑了一個消除尋租的有效機制，它能有力地消除財政支出中的各類尋租活動，極大地降低人力、物力、財力等公共資源的浪費，提高公共財政的效益，從而推動各國政府為加強財政支出的管理而紛紛建立起現代政府采購制度。
二、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的主要經濟效益分析
諾斯在其1981年出版的名著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提出了著名的制度變遷理論，該理論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的建立正是公共支出領域制度變遷的產物，它的創建對公共支出管理、政府管理及社會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節約財政資金，規范財政支出管理
公共資金支出管理的核心問題是公共資金的合理分配與有效利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政府采購的確可以節約財政資金，通常政府采購支出占一國總財政支出的30%以上，一般占GDP的10%左右，財政資金節約率約為10%.現代政府采購制度之所以具有節約財政資金、規范財政支出管理的重要作用，主要是緣于以下幾方面：一是現代政府采購一般都要事前編制采購預算，而采購預算就可以減少政府采購的盲目性，并作到專款專用，避免采購資金被挪做它用而造成財政資金的損失；二是集中統一的政府采購能夠實現資源共享，減少重復采購和采購各環節上的浪費，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三是政府采購建立了供應商的市場準入機制，并對他們的履約情況進行評估，從而大大降低了采購的風險；四是政府采購實行統一集中的采購，能夠實現規模經濟效益，從而降低采購成本，提高資金支出效率；五是政府采購制度使政府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下，通過競爭機制而直接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物美價廉的貨物、工程或服務，從而能大幅度地節約財政資金，并減少資金流通環節，降低行政成本；六是政府采購通過信息網絡與現代信息技術，能極大地節約采購成本，并提高采購管理效率；七是政府采購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規定，加強了政府對財政資金由價值形態向實物形態轉變過程的影響、監督和管理，大大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并規范了對公共財政資金支出的管理。
（二）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能力
現代政府采購制度是與政府對市場經濟干預的產生和發展緊密相聯的，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作為政府的一種特殊的經濟調控工具，幫助政府實現宏觀經濟目標、落實具體經濟政策、促進產業結構優化。
政府采購的宏觀調控作用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政府可以利用采購支出的這種結構效應，選擇不同的產品和行業作為采購重點，可直接支持和刺激該行業的快速發展，體現一定時期的政策傾向。比如，政府某一時期需對某些新興產業或技術項目給予一定的扶持，這時可以在政府采購范圍內多包含它們的產品。這樣，既可以形成政府財力的注入，又產生一定的示范效應，從而吸引私人資本向這類產品或產業的流動，推動這些產業或產品的快速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產業升級。
其次，通過政府采購政策的調整，把保護民族工業、扶持困難企業、加強環境保護以及加快少數民族與不發達地區的企業發展等納入采購范圍內，從而可以平衡地區間經濟的發展，實現整個社會經濟健康、均衡的發展。
第三，由于社會總需求（D）=消費性需求（C）+投資性需求（I）+政府購買（ G）+出口（ X），政府購買性支出即政府采購則是社會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政府根據宏觀經濟的冷熱及其發展態勢，就可以利用政府采購，通過在可利用的彈性區間內安排采購資金，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調節，使之達到總量平衡。譬如，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而導致經濟偏熱時，可通過適當壓縮和推遲政府采購來使經濟降溫，反之，當總需求小于總供時，可通過適當增加和提前進行政府采購，這樣便增加了社會的消費并促進了企業擴大投資，提高社會總需求水平，從而刺激經濟的增長。而且政府采購還具有乘數效應，這些都會引起社會的生產和分配在總量與結構方面產生相當大的反應，從而能夠調控宏觀經濟總量的平衡。
（三）促進競爭、有效市場的建立，提高企業與國家的競爭力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競爭是促進資源分配和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建立有序的競爭是市場經濟建設的一個目標。市場經濟國家也利用實施政府采購制度來引發、培育有效的市場競爭秩序。政府采購把財政支出與公共物品的購買緊密結合起來，改變了以往的財政支出模式，具有直接的市場行為，這是因為現代政府采購制度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讓市場起基礎性資源配置作用。實行政府采購制度后，政府無疑是國內市場上最大的買主，它的行為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內市場的運行。該制度的公平、公開、公正和競爭等原則，使各類市場主體享有相同的競爭環境而進行公平、有序的競爭，這樣，既規范了企業的競爭行為，也促進了規范的市場競爭秩序的建立，有力地促進了國家的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
此外，由于現代政府采購制度提供了良好的競爭環境，就會激勵廣大的潛在供應商為爭取到政府這個最大的消費者而努力增加其產品或服務的技術含量，以不斷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改善售后服務等來增強其競爭力，同時也使各企業在國內政府采購市場得到鍛煉和培訓而增強競爭力，這些都會推動企業的快速發展，從而既促進了整個國內市場的繁榮，又有助于企業走向國際政府采購市場，提高國家的競爭力并加快經濟發展。
（四）推動政府廉政建設
第8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他指出，在市場的自發作用下，每個人為追求自己的目標而努力的時候，他就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著去實現公共利益。政府應放任經濟自由發展，依靠市場自發調節。亞當斯密在主張由“看不見的手”充當社會經濟主要調節器的同時，認為政府的經濟職能是有限的，無非是充當一個經濟上的“守夜人”的角色。
20世紀30年代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采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這種體制特點在于強調市場自發調節，盡可能排除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市場機制廣泛地發揮作用。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市場機制的全面運行也確確實實空前地調動了人類的創造力與生產力，積累起巨額的財富與資本，給資本主義經濟帶來了極大的繁榮與社會進步。但隨著資本主義向其高級階段的發展，種種難題也隨之出現，而且是市場本身無法克服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這些困厄與危機，是并非由“看不見的手”可以回春的惡疾。為了擺脫危機，資本主義各國運用不同的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次次緩解矛盾或“化兇為吉”，在他們看來，首先是得力于“看得見的手”，即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始終處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之中，人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和深化。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雖然市場機制可以有效地配置資源，但它不是萬能的，市場機制最佳功能發揮所依賴的市場條件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無法實現。
現代制度經濟學家霍奇遜也曾經指出，一個純粹的市場體系是行不通的，“一個市場系統必定滲透著國家的規章條例和干預”，“干預”本質上一定是制度性的，市場通過一張“制度網”發揮作用，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與國家和政府糾纏在一起。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不可能完全脫離政府單純地發揮作用，在市場作用的合理限度以外必須要有政府的作用。
二、政府對市場的作用——有時好，有時壞，有時不好不壞
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發揮積極的作用，或者說，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是少一點好、還是多一點好？這一直是市場經濟理論爭論的焦點之一。
關于政府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所指出的，國家權力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
（一）它可以沿著經濟發展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使經濟發展比較快些；
（二）它可以沿著與經濟發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就會倒退甚至崩潰；
（三）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很明顯，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國家權力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所以恩格斯又說：“一切政府甚至是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只不過是本國狀況所產生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
在這里，恩格斯對于國家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所作的精辟論述，表明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一原理。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談政府的作用，并不能只滿足于這一原理，我們必須越來越多地使政府成為經濟基礎的內生因素而起作用。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總是要運用市場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其目的。
三、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扮演的角色——是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
市場經濟，毋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抑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有一個共同特征：以市場機制作為合理分配社會資源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由企業充當經濟活動的主體，根據市場的供求，合理地組織生產和營銷，有效地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贏得最大利潤。經濟權力，特別是投資決策權，是掌握在企業而不是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作為“政治實體”，因其行為所遵循的多是“非經濟原則”，本身并不適宜于掌握投資和營運資本。因此，凡屬按經濟原則經營的經濟事業，均交給企業（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當然是私人企業）去經營，政府不要干預。總之，政府依靠自己的財政力量及各種政策，努力建造一個良好的可供千萬家企業充分表演其才能的經濟大舞臺。宏觀經濟學習慣于把市場的活動譬喻為球賽，企業是運動員，政府是裁判，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否則一定會導致混亂。
中外市場經濟的實踐表明，市場經濟作為競爭經濟，其本身卻不能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是因為，市場經濟雖然較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方面具有顯著的優越性，但是，它不是萬能的，市場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是：經營者以自身的經濟利益為本位，按照自己的意志依照商品價格的升降從事經營活動，自由放任，會導致市場經濟的盲目性；又由于一些經營者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競爭過程中會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特別是他們會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或控制支配市場的優勢，對社會財富進行不公平的剝奪，使許多經營者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造成不公平。然而，市場經濟的缺陷，其機制自身無法克服；受自身經濟利益驅使的經營者也不可能以自覺的行為來補救。為克服和補救市場經濟的缺陷，維護公平有效的市場競爭，就要靠國家有意識地運用政策和法律進行引導。因此，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適度干預是必然的，不可缺少的。
E•S•薩瓦斯有一句名言：“政府的職責是掌舵而不是劃槳。直接提供服務就是劃槳，可政府并不擅長劃槳”。的確，多掌舵少劃槳的政府才是力量更加強大、更具有生機和活力的政府。因為，說到底，那些為航船掌舵的人對目的地影響的力量遠比那些劃槳的人要大得多。
掌舵只是一個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其含意是表明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因此，政府行為的方式問題，也就是政府如何調控社會、調控市場的問題。當然，正如掌舵人與劃槳人的關系一樣，政府對社會、市場的調控，是方向上的調控，其所要達到的結果是使社會和諧有序地發展，使企業充滿生機和活力；凡是市場能辦的，政府就不去辦，凡是能由社會做的，就讓社會去做。然而，市場經濟下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必須在自身財政能力所允可的范圍內履行一些經濟職能，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這些職能，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1）運用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實施宏觀經濟管理，確保國民經濟的穩定，盡可能防止過大、過頻的波動；
（2）舉辦基礎設施工程及公用事業，創立一個有效、有利的投資環境；
（3）確立各種經濟立法及法規，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和正常秩序；
（4）實施產業政策，指導或引導產業結構的調整；
（5）運用收入政策及社會政策，維護社會公平及安定。
總之，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是經濟大舞臺的設計師和建筑者，但不是演員，演員是企業；政府是球賽中的裁判和巡邊員，但不是運動員，運動員是企業。切忌“越俎代庖”。
四、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積極作用，努力構建和諧社會——需要的不僅是共識，更是決心
（一）需要澄清的幾種模糊認識
1．在市場經濟下，政府放權，限制政府權力在經濟體系中的使用范圍，并不意味著權力的消失，而是意味著部分權力的轉移。政府放權過程不是單純地下放政府權力和實行政企分開，而是一個雙向過程：一方面體現出權力要集中，如國家的宏觀調控權；另一方面，權力要下放。也就是說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的程度與政企分開、權力下放的程度是一種互相制約的關系。要想停止政府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就必須強化政府對宏觀經濟生活的調控能力，否則就會導致經濟生活的失控混亂。政府下放的只是部分權力，是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權力切實交給企業。弄清這一點，有助于吸取我國改革中的經驗教訓，加速我國市場化進程，建立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機制。
2．在市場化過程中企業和社會權力的強化并不必然地意味著政府權力的弱化。關于這一問題的認識，眾所周知，在經濟體系中政府權力范圍的廣泛程度和政府行使權力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抽象地、籠統地談權力的強弱就混淆了這種區別。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調節作用，市場化要求限制政府權力在經濟體系中的使用范圍，也就是要把政府權力在經濟體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同時，根據權力有限的原則，正如加里•沃塞曼所論述的：“權力有限的政府原則意味著政府的權力要受被管理者的權力和自由所限制。這一原則基于立府的根本思想：人們把憲法列舉的權力和職責授予政府，同時把其余的權力留給自己。這項政府協定意味著政府的行動必須依據法律規定，而法律是得到被管理者的同意（雖然是間接的）而批準的。”因此，在經濟體系中，對政府權力需要限制的是權力使用的范圍，而不是范圍內政府行使權力的有效性。在政府權限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政府應擁有不可動搖的絕對權威。
3．政府在經濟體系中行使權力的范圍、程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政府行使權力的范圍、程度也會有所不同。這種發展變化，是由市場經濟發展各個階段上的具體情況決定的，具有客觀性。經濟發展階段上市場經濟發育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兩者之間存有較大的關聯，一般地，在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不高，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比較突出，因為培育市場體系發展，彌補市場的缺陷和不足，組織經濟活動，都必須依靠政府力量才能完成。而在市場發展較成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情況下，政府作用的程度和范圍就有所下降，市場作用變的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重新選擇經濟運行機制，采取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就成為必要。因此，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是有效發揮我國政府作用的關鍵。
（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狀分析
從總體上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已經確立。但也應當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建設等方面的改革顯得……滯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制度、體制和機制仍然存在。一是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層體制問題還未得到根本性的解決。我國改革盡管已走過了20多年的歷程，觸及到各個層面，攻克了不少難關，但仍然處于攻堅階段，舊體制要從根本上實現向新體制的轉軌依然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還必須解決不少難度很大的深層次問題。比如，國有企業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目標早在1993年就已經確定，這項工作也一直在做，但目前國有企業離規范的現代公司制度、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還很遠，部分地區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甚至出現走形變樣的情況。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社會事業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等仍處于滯后狀態，還沒有真正觸及到深層問題，改革的任務還相當繁重。二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前沒有暴露或不甚明顯的問題，現在日益突出。比如城鄉協調發展問題，經濟和社會協調全面發展問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之所以出現且不能很好解決，究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相關體制未能理順。實踐表明，要實現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和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必須深化農村改革，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健全區域互動機制，完善公共財政體制，等等。三是改革在各個領域的進展不平衡。囿于利益關系和配套條件等諸多原因，既定的改革有的進展緩慢，有的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還有的深層次改革尚未破題。總的來說，改革滯后于開放，宏觀改革滯后于微觀改革，政府改革滯后于企業改革。四是改革的深入、開放的擴展和發展格局的變化，給制度、體制和機制創新提出了亟待解決又難以解決的新課題。比如，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入后過渡期，經濟管理必須按世貿組織規則和國際通行規則辦事，這對政府管理方式、管理制度和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新挑戰、新要求。所有這些都表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加強和改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快又好發展
第9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國富論》；市場；政府；經濟發展
一、引言
亞當?斯密被譽為經濟學之父，他的巨著《國富論》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了二百三十多年，這本巨作的內容十分豐富，至今也被不同流派的學者而引用。其中“經濟人”假設和“看不見的手”曾一度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亞當?斯密對人性理解非常深刻，他在《國富論》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見的手”，即利己主義，而在其另一部巨作《道德情操論》中提出了另一只“看不見的手”，即利他主義。兩只手相輔相成，共同影響人的行為。所以必須將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相結合，才能全面理解《國富論》。
二、《國富論》的主要思想
1.“看不見的手”的理論
在《國富論》中，斯密指出；“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 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可見，斯密從人的本性出發，認為每個人都是盡最大的可能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最大化，從而得出每個人都是利己的。即使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富人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利的和貪婪的……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樣分享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表面上看富人由于倫理道德因而同情窮人，從而給他們分自己的成果。但是我們應該通過現象看本質，富人自己明白，如果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全部都納入自己的腰包了，那么窮人就會因為得不到任何的生活資料而無法生活，更談不上給富人勞動。這樣無疑對富人是最危險的。所以富人不得不給窮人必要的生活品，讓其生活下去。因此富人的同情心是建立在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的倫理道德。從本質上講，富人還是利己的，只是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不得不放棄一些眼前利益。因而我們可以得出，利己的是整個資本主義的基石。
斯密還認為，每個人的利己心可促使整個社會利益達到最大化。他曾在《國富論》中寫道：“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每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他從來不會主動去考慮別人的利益，既是迫不得已地考慮他人的利益，也只是為了讓使自身利益更大而已。然而就是這樣一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卻悄無聲息地促使了整個經濟社會的利益最大化，這就是“看不見的手”的力量。“看不見的手”支配者人們的日常生產、交換與消費，使社會生活有條不紊地運轉。當然，要使“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充分的自由競爭和市場主體對于最大化利益的追求是前提。
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內容包括以下幾點：第一，人的利己心是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的根基，個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又是社會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人的這種利己心不應該被反對或者摒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適當鼓勵。然而，有時人又往往表現出利他心，但是這實際上是個人實現私人利益而不得不做出的讓步。第二，看不見的手會自動使得市場上資源達到最優配置。斯密曾經論證過，當某行業的利潤低于普通利潤時，會使得資本流出，從而使得利潤會歸于普通利潤；當某行業利潤大于普通利潤時，會使得資本流入，從而使得利潤回到普通利潤上。第三，看不見的手會自動使得供需達到平衡。斯密從雜亂的市場競爭中，發現了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內在統一性，以及增加國民財富的原動力――自利心。市場機制理論無疑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一大進步。
2.自由放任理論
自由放任理論貫穿了《國富論》的始終。他曾不止一次的指出自然秩序要優于人為秩序。所謂的“自然秩序”，在斯密看來，指的就是從人的本性產生而又適合人的本性的秩序。由于社會分工，分工的不同使得每個人都專注于自己所在的領域，而物質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每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就不得不與其它人處于相互交往與聯系之中，由此便有了社會的共同利益，產生了社會。可以看出，社會共同利益是由每個個人利益組合而成的，而每個人有只能在自然秩序中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所以，自然秩序是最優的。而且，斯密在《國富論》中不止一次的告誡政府不要插手市場主體的經濟管理決策，而且私人也不要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荒唐地自認為自己有資格行駛的人――政治家，他認為這是再危險不過的了。因此可以看出，斯密認為一個國家最好的經濟政策就是自由放任。要想使一國財富增加、社會的公共利益增進，最好的辦法就是釋放私人經濟的活力， 實行完全自由和充分競爭的經濟政策。在充分競爭下， 市場中的個體才能完全自由， 才能保證每個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與社會實現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
3.“守夜人“的思想
在《國富論》中，斯密把政府定位為“守夜人”。因此，政府的主要職能有三種：第一，保護本國國民的安全，使本國國民不受其他各國的欺辱與壓迫；第二，保證人與人之間的公平與和諧，設立一個公正的司法行政機構去守衛人民；第三，建設一些公共設施來滿足人民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見，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維持一個市場良好的自然秩序即可。政府只要能夠保證每個人能公平、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會利益必然會達到最大。在《國富論》中，斯密不止一次提出政府不需要扶持或者抑制某些行業，也不要妄加得給私人主體進行干預。這樣往往會適得其反。市場主體只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主選擇、自主經營和自由競爭，用不著國家干預，社會自然會實現利益最大化。在國家的社會生活中，政府只需充當一個保證自然秩序的公共部門的服務者即可。
三、對我們國家市場經濟改革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顯著的，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給我們的經濟市場注入了無限的活力。過去，我們曾經實行的是計劃經濟，不承認市場主體的利己性，更不承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雖然在剛建國的時期，我們取得不錯的成績，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弊端也慢慢地暴漏了出來。如今，我們開創性地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又要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國富論》對于市場經濟有一個全面和完善的論證，盡管其作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物而且有些內容已經過時，但是關于市場經濟一般的規律性認識，還是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
1.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絕對性的作用，這體現了我國對于市場經濟的新認識。雖然從“基礎性”到“決定性”只有兩個字的變化，但是認識理念確實發生了質的變化。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優勢在于，作為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的價值規律，具有通過市場交換形成分工和協作的社會生產的機制，通過市場競爭激勵先進、鞭笞落后的優勝劣汰機制，通過市場價格自動調節供給和需求的機制，從而可以引導資源配置實現以較少投入取得最大產出的要求。因此，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本質要求，就是在經濟活動中遵循和貫徹價值規律、競爭和供求規律。當然這只是對市場改革的一大方向，具體可從以下幾點著手：
首先，市場規則制定方面，第一，各類市場主體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第二，要進一步取消政府不必要的審批手續，最大程度地簡政放權；第三，要建立起公平透明開放的市場規則，完善由市場確定價格的規則。
其次，市場競爭方面，第一，企業要自主經營、公平競爭，不得進入人為地干預；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第二，要嚴厲懲治地方的違法性保護，懲治壟斷和不正當競爭。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我們要承認各個市場主體的“利己心”。這是我們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也是我們市場經濟能夠迸發活力的根本保證。私人利益的驅動，自發地會誘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使得供求得到平衡，不斷促使國民財富的增長。凡是市場能夠做得好的事，政府就不要去插手，都交給市場來做。市場做不好的，政府再插手來做。當前，主席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的改革，進一步體現出了中央高層對于對于市場經濟改革的新認識，是完善和補充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市場存在自我調節的機能，供給自身能夠創造和調節需求，要擺脫經濟滯脹的困境，治本之方是增加生產和供給，因為增加供給可以消除過剩的需求。因此只要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才能解決目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困境。
2.要充分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
在斯密的《國富論》中，斯密為了突出市場的作用而不斷地弱化市場的作用，這顯然是不對的。盡管在資本主義初期，斯密體系毫無疑問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繁榮。然而1929―1933年的“大蕭條”，將斯密體系的缺點完全暴露出來。隨著一系列的“政府干預”思想出現，資本主義才從這場危機中走了出來。我們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決定，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并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政府，也不是說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無所作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管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也是對現代政府的必然要求。政府的職責具體有以下幾方面內容：
首先，加強市場監管，彌補市場缺陷。由于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在努力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這樣就難免會出現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損害千千萬萬人的利益，比如說地溝油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等。因此，這就要求我們的政府必須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規則來規范和引導市場。政府要積極倡導公平競爭、誠實守信、遵紀守法、互利共贏的良好市場行為，努力打造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社會主義市場。
其次，強化服務意識，弱化行政職能。在過去，政府手中的權力過大，幾乎集中了一切的經濟管理權力，通過行政指令來管理和控制企業，這對企業造成了很大的束縛。政府應該把經營管理的權力交給市場中的私人主體，讓其自己來決定生產經營。同時，由于許多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管理、扶持和服務的事項而沒有足夠重視，政府應該加快這些領域的建設。政府應該著重提高自身服務效率與質量，努力做好人民的公仆。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再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對立，并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地深化對市場的理解，這體現了我們黨的先進性。然而，在改革過程中，我們不能一味地重視市場的作用而忽視政府的作用，也不能把政府的作用僅僅理解為斯密所說的“守夜人”。相反，我們要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積極作用。只有將“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相結合，兩只手相輔相成，這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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