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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一段工作開展情況
(一)及時組建領導機構和辦事機構。去年7月份,以市政府名義下發了《關于認真做好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通知》政字[2009]132號文件,成立由常務副市長任組長,以市統計局局長任副組長的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設成員26人,分別由26各部門領導擔任。按照文件要求,又建立了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辦公室設主任和常務副主任各1名,副主任4名,內設普查組、行政文秘組、宣傳組、數據處理組、財務管理組、戶口整頓組,選調20名業務素質高、有責任心的工作人員和26個部門聯絡員組成的辦事機構。各縣區也按照全市的統一部署在2009年9月底前全部組建了領導機構并成立了辦公室,到目前全市鄉級以上已全部組建領導機構個辦事機構。各級普查機構都實行了集中辦公,市普查辦公室已到位13人;全市縣級普查機構人員到位合計337人,最少的也有4人,最多的抽調30多人。辦公設備的配備也能按照要求配置,每個縣區都配置了電腦、打印機、傳真機等設備,全市縣級共配備電腦253臺,各縣區都有專門的辦公用房。
(二)積極申請普查經費。根據國務院關于人口普查經費“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以地方為主”的原則,我們及時按照工作進度編制了人口普查經費預算申請,上報市政府,得到市領導的批準同意,并列入市級財政分別納入年度預算。為了確保各縣區普查經費的落實,根據各縣區人口總量和工作任務的大小,對各縣區人口普查經費進行了測算,核定了最低標準,要求按照核定的最低標準撥付,必須予以保證,有條件的縣區還可以在這個標準的基礎上增加經費,對經費不能按時到位的、達不到標準的縣區將采取市級財政集中轉移支付的方式解決。全市20個縣區都按照不低于市里下發的最低標準申請了經費。最低的也在11萬以上,最多的達到105萬。到6月底20各縣區共落實經費135萬元,最多的是赤誠和懷來都在30萬以上,但仍有4個縣區經費還未到位。
(三)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工作責任。按照全省人普工作進度的要求,為了加強辦公室管理和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我們及時制定起草了《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進度》、《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領導小組成員單位職責分工》《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請示報告制度》《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通報制度》《市第六次人口普查例會制度》《關于人口普查辦公室內設機構職責的通知》等工作制度,確保機制規范、分工明確、責任落實、運轉有序。對各縣區工作開展情況進行記錄,每項工作進行通報,作為評比依據。
(四)認真做好前期調研工作,為高質量完成普查任務打好基礎。根據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組織開展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前期調研活動的通知》和《關于開展六普調研活動的通知》精神,為了高質量完成調研任務。一是成立了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前期調研活動領導小組,抽調10名工作人員,組成5個調研組,分別負責對公安部門、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衛生部門、民政部門、教育部門和基層單位的調研活動,各負其責,各司其職,責任到人。二是召開了有關部門聯席會議,要求被調研的部門,高度重視,積極配合,對調研的內容,歷年的數據、資料、有關情況,要提前著手準備,各部門聯絡員要負起責任,認真組織實施。三是下發了《市關于組織開展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前期調研活動的通知》,要求各縣區同時開展人口普查前期調研活動,要建立相應的領導機構,市人口普查辦公室統一組織實施,各縣區按照全省調研提綱結合本地實際認真開展調研。市普查辦公室圍繞普點難點問題,以點面結合的形式,開展了基層調研。分別與公安部門深入到區鄉派出所、區街派出所、區路派出所等基層單位進行了調研,重點了解人戶分離、出生死亡、流出流入、空掛戶等情況,深入到街道社區和村委會了解如何搞好外出及流入情況的調研;與計生部門調研了出生情況;與民政部門深入到市殯儀館,對死亡人口進行調研,調研死亡人口的火化情況。通過調研掌握了人口普查面臨的難度和困難,各組都依據調研提綱完成了專題調研報告。同時各縣區也按照全市的統一部署開展了調研,完成了調研報告。市普查辦公室對各縣區調研情況進行了通報,對調研較好的縣區進行了表揚,對部分工作不認真的縣區通報批評,要求各縣區引以為戒,發揚成績,做好以后的工作。另外我們還深入縣區街道就摸底入戶登記以及如何做好資料包裝、運輸和管理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完成了調研報告。同時組織開展了市、縣兩級人口預測,結合定量分析參考公安、計生、民政等部門資料,對全市各縣區人口發展的趨勢和人口總量進行綜合測算和總體把握,按照省給我市測算的定量常住人口年11月1日零時為4250427人,對各縣區進行了測算。增強工作的預見性,實現數據質量控制關口前移。
(五)強化宣傳力度,營造良好氛圍。一是利用“12.4”法制宣傳日,懸掛橫幅標語、發放宣傳資料等各種形式,加大人口普查的宣傳力度,引導社會各界支持配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二是發放省人普辦制作的人口普查宣傳明信片,在年元旦、春節兩個節日時段,下發全市有關單位。三是在春節期間開展“送福進萬家”宣傳活動。組織區、橋西區、區人普辦在人口流動較大的商場、超市、農村集市等場所向群眾發放印有人口普查宣傳口號的精美“福”字,擴大普查宣傳面,這一活動信息被《中國信息報》采用登載。四是利用全市元宵節大型燈展,制作了宣傳人口普查的彩燈,為人口普查營造良好氛圍。五是在綜合試點期間印發了《致調查戶的一封信》和兩個試點區懸掛了橫幅標語,做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六)召開人口普查工作會議。一是3月10日,市政府召開全市統計工作會議暨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會議。各縣區常務副縣(區)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領導小組成員及縣(區)統計局長參加會議。會上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市人口普查領導小組組長作了重要講話,市統計局長、市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對前一段人口普查準備工作進行了總結,對今后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求全體普查人員要統一思想、提高認識,高質量地完成人口普查工作。市人普辦辦公室主任,統計局副局長同志就全年人口普查工作也提出新的要求,要求要認真做好宣傳動員、戶口整頓、普查試點、普查員的選調和業務培訓等前期準備工作,要層層落實責任制。始終把人口普查工作放在工作的第一位。以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圓滿完成人口普查工作。目前20各縣區都已召開動員會。二是3月31日,借全省電視電話會議后,召開了領導小組協調會議,安排部署落實全省會議精神和下一步工作,常務副市長作了重要講話,要求各部門高度重視,樹立大局意識;明確責任,強化工作任務;通力合作,加強協調配合。三是5月17日,召開了縣區辦公室主任會議,聽取各縣區前一段工作匯報,總結全市工作開展情況安排部署下階段工作。四是不定期召開業務骨干會議,安排部署各項工作。
(七)完成了綜合試點工作。于5月16日——25日,組織20個縣區的業務骨干,在區街辦事處街社區的4個普查小區和路辦事處村委會的4個普查小區開展了人口普查綜合試點工作,經過了方案的制定;領導機構和辦事機構的組建;普查員和指導員的選調;進行業務培訓;摸底;長表的抽樣;登記復查;快速匯總等工作過程。按預定時間圓滿完成試點工作。這次試點共抽取692戶,總人口1794人,常住人口1657人;入戶登記的627戶,人戶一致的715人;住在本普查區,戶口在外普查區的950人;戶口在本普查區、住在外普查區的71人;出生的8人;死亡的6人。綜合試點達到了預期目的。另外于3月和4月分別參加了全省流出流入試點和全省綜合試點。
(八)認真部署戶口整頓工作。按照省公安廳、省普查辦公室文件精神和試點工作方案,及時與市公安局研究確定,成立了以市公安局副局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抽調10多名工作人員,確定了區街為我市戶口整頓試點單位,目前戶口整頓試點工作已全面結束。正在進行全面戶口整頓,預計7月底前結束。
(九)按時完成各項報告制度。按照省人口普查辦公室統一要求:一是制定下發了《關于對外出和外來人員進行摸底工作的通知》,要求從2009年的11月1日到年的10月30日之間,分三次建立市、縣、鄉、村外來外出人員臺帳并按時上報。二是制定下發了《關于建立出生和死亡人口統計臺帳的通知》、要求從2009年11月開始,每月上報出生死亡報表,并要求建立臺帳。三是每月5日前上報工作進度情況,包括機構組建、經費落實、人員到位、辦公設施配備等項。四是按時上報縣級行政區劃圖的搜集工作。
(十)按進度正在完成區劃圖的繪制。這次人口普查區劃圖要求在第二次土地調查遙感地圖的基礎上進行繪制,由于我市土地局沒有及時從省設計院取回地圖,經多次與土地部門協商和聯合下發文件,并請示省人普辦與省國土廳協商,才同意我市取回地圖,拿回地圖后我們立即進行拷制,并分發各縣區,目前各縣區正在繪制,鄉級區劃要求本月20日前全部完成。
(十一)參加全省業務培訓。7月2日到7月9日,全省在進行了業務培訓,每縣區參加4人,市里參加7人,全市共87人,培訓期間,各縣區都能認真聽講,培訓達到預期效果。
(十二)完成的其他工作。一是于去年11月份開通了人口普查網站,為開展業務交流和宣傳互動搭建了信息平臺。二是及時編發人口普查工作簡報,已編發43期,其中國家網采用二期,省網全部采用。三是迎接全省的督導檢查,6月9日到10日,省普查辦連松和玉濤來我市檢查區劃圖繪制、出生死亡臺帳、外來人口外出人口臺帳的建立情況。四是參加全省幾次會議。
二、認真做好近期人口普查各項任務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年10月底之前結束,主要包括建立各級普查機構、擬定工作計劃、制定普查方案、試點、落實普查經費、籌措普查物資、宣傳動員、選調培訓普查員、戶口整頓、普查區域劃分、地圖收集與繪制、地址碼的編制、摸底等工作;第二階段為普查登記復查階段,從年11月1日至年11月30日,主要包括普查員入戶登記、復查和事后質量抽查;第三階段為數據整理和階段,從年12月至2012年底,主要包括快速匯總、普查表編碼、數據錄入、審核匯總、主要數據公報、普查資料開發利用等。目前各項準備階段已基本就緒,下階段主要工作是普查員的選調、普查員的培訓、普查區域的劃分、地圖的繪制、宣傳動員、行業一覽表的編制、摸底、登記等重大工作。
一是是認真抓好宣傳發動工作。要充分發揮輿論先導的重要作用,根據不同對象、不同階段,開展針對性強、形式多樣、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活動,既要調動各級政府、各級普查人員履職盡責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又要努力消除普查對象的思想顧慮;要全面、深入地宣傳普查的主要內容、重要意義和相關法規,確保人口普查政策、對象、內容、時間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確保普查對象依法自覺配合調查;宣傳工作從現在起就要立足于抓早、抓快,不斷升溫,突出工作重點,講究宣傳效果。全省將于10月份開展人口普查宣傳月活動,各地要搞好配合,在全省營造一個關心、了解、支持人口普查的良好社會氛圍。
二是積極抓好普查員隊伍的選調培訓工作。據測算全市共選調普查指導員和普查員2萬多,要選調這么多的隊伍,工作難度非常大,再加上普查員工資難以落實。為此,要求各級普查機構要認真按照普查方案和普查人員選任培訓工作細則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強化政府行政推動力度,同時采取抽調、聘用等方式,嚴格篩選,認真把關,努力把責任心強、熱愛普查、富有普查和群眾經驗的同志吸收進來,確保普查員的數量和質量;認真做好普查員的培訓工作,省要求下培兩級,培訓時要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切實做好普查人員的培訓工作,確保培訓“時間、人員、內容、經費、效果”五落實。省要求“兩員”選調務必于8月底之前完成;鄉、村兩級普查員培訓工作務必于9月底之前完成。
三是做好普查區域劃分和制圖工作。要嚴格執行普查區域劃分和地址編碼工作細則,以現有行政區劃為基礎,按照地域原則,自上而下逐級劃分好普查區域,繪制好普查地圖,做到普查小區全面覆蓋、無縫連接,地圖上建筑物標注不重不漏、清晰準確。各縣之間、各鄉(街道)之間、各村(社區)之間有人居住的交接、交叉區域,對于新建的跨行政區劃的街道、建筑物,要派人實地勘察,切實查清、劃清、標清。普查員在繪制完普查地圖后,要實地核對是否有建筑物遺漏,做好查漏補缺工作。同時做好行業編碼一覽表的編制工作。小區普查地圖務必于9月底前完成;行業編碼要求8月底完成。
四是做好普查摸底工作。要嚴格按照普查摸底工作細則的要求,深入扎實地做好普查摸底工作。要嚴格按照普查小區地圖,依據建筑物編號,逐街逐巷、逐樓逐室、逐門逐戶進行查驗,甄別普查對象,摸清每幢房屋內的人口居住情況,摸清每個普查小區內特殊戶和特殊人員的基本情況,摸清調查區域內出生和死亡人口情況,特別是人戶分離情況、無固定住所的流動人口情況以及特殊單位和場所中的人員狀況,認真編制《戶主姓名底冊》,及時匯總摸底結果,確保在年10月底之前完成。
五是全力做好普查登記工作。普查登記是整個普查工作的重點,因此要嚴格執行普查方案,加強對一線普查員的業務指導,特別要加強對普查員和普查指導員工作責任心的教育和調查方式、方法的指導;要適時進行督導檢查,把工作重心下移,通過深入一線、深入現場,及時發現和解決普查登記過程中的傾向性、苗頭性和普遍性問題,采取有針對性措施加以解決;嚴防“坐登”、“估登”、“抄登”現象發生,切實做到區不漏房、房不漏戶、戶不漏人、人不漏項。整個登記工作只有10天的時間,到11月10日前完成。
六是繼續做好各項定期報表工作。
三、目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導讀:根據有關調研報告數據,目前我國城鄉空巢家庭共有4013.5萬戶,空巢家庭老年人口至少有6200萬人,占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一。有1824.4萬老年人生活在單身家庭中,生活中只有夫婦的老年人戶數為2189.1萬戶。而喪偶的老年人則達到了4748萬,其中70.4%為女性。而且,空巢化還在持續。不僅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經商、上學造成大量老年空巢家庭,城市青壯年外出上學、就業以及異城居住和同城分別居住情況也十分普遍。有專家預言,空巢家庭將是21世紀我國城市,甚至是許多農村地區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
空巢老人現象增多的背后,是我國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趨勢。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78億,是全球唯一一個老年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3.6%。目前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已有26個地區老年人口超過10%,而在2000年,僅有14個省份達到這一比例。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齡老人增速加快、空巢化加快”的特點,對以兒女、以家庭為基礎的養老模式形成了強烈沖擊。而且,伴隨老人高齡化、空巢化,出現養老三大棘手問題:貧困,疾病,失能。如何完善社會化養老服務,成為亟需解決的現實緊迫課題。
2011年,國務院印發了《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和《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11~2015年)》。按照規劃,未來5年,我國將以發展居家養老服務為重點,加快社會化的老齡服務體系建設。其中,加快建立健全居家養老服務網絡,大力發展居家和社區照料服務,加強對失能老人和高齡老人生活照料和各項服務,大力培養居家養老服務中介組織和志愿者隊伍,統籌發展機構養老服務,加快老年人護理康復服務等6大發展重點,都是對位解決空巢老人精神寂寞、生活無人照料等現實困難的可行舉措。
養老“空巢”,是一個需要家庭、社區、社會、政府以及個人共同努力加以解決的綜合性問題。純老年家庭里的老人,他們除了自己照顧自己外,更多要依靠社會資源來解決養老問題。希望全社會都來關心牽掛城鄉空巢老人,多給他們送去溫暖,使他們有一個幸福安康的晚年。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服務保障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要求。為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文化部將以“完善體系、提升效能、促進均等”為重點,進一步強化文化治理能力,深化體制機制創新,轉變職能,完善服務。黑龍江農民工已成為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城市建設中其素質若能得到適應性提升,將有利于黑龍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問題的解決,推進黑龍江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直接關系到黑龍江統籌城鄉改革的成敗與和諧社會目標的最終實現。根據我省的農民工人口素質及對文化需求狀況,怎樣才能盡快把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升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整體素質,任務艱巨,意義重大。
一、我省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程度現狀
“根據全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字統計,黑龍江省13個市(地)的人口中,具有研究生程度的83740人(其中鄉村1212人);具有本科程度的1413428人(其中鄉村51353人);具有大專程度的1995107人(其中鄉村162169人);具有高中(含中專)程度的為5756969人(其中鄉村849808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為17245267人(其中鄉村8372888人);具有小學程度的為9211366人(其中鄉村6057330人)”。“文盲人口(指15歲及15歲以上不識字的人)為780911人,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2.34%。”據相關部門數據表明,黑龍江省共有農民工500多萬人,其中16-17歲的農民工占3.2%,18-20歲的農民工占21%,21-25歲的農民工占23.5%,26-30歲的農民工占18.6%。全省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占農民工總數的66.3%,約330.5萬人。從受教育程度上看,2011年,國家統計局黑龍江調查總隊在全省25個市縣的224個行政村、2240常住戶農民家庭開展了農民工情況問卷調查。據調查結果推算,外出農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最多,占72.7%,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13.6%,高中文化程度占9.4%,中專以上文化程度占4.3%。新生代農民工所受教育程度明顯高于第一代。
二、我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需求問題分析
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不再僅僅局限于娛樂消遣,而是有較高層次追求且具有多樣性,“新生代農民工進城,不再是單純的養家糊口。”中國首位農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見證了這番變化,“父輩賣的是苦力,但我們拼的是智力”。他們較高的文化層次為城市的文化消費提供了可能,也讓農民工的文化需求層次更加立體。從“求生存”到“尋發展”,新生代農民工內在需求教育培訓。從學校畢業后就直接進城打工。基本沒有務農經歷,生存狀況和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已發生很大的改變,新生代農民工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的契機。“尋發展”的基礎在于“學文化、學技能”,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教育培訓有著內在渴求。目前,我省農民工文化生活雖然有了一些改善,但還存在文化消費不足、多數農民工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滿足;農民工的精神生活、精神撫慰和人文關懷缺失的問題比較凸顯。因此,迫切需要針對農民工的新特點、新需求、新期待,切實推進農民工的各項文化工作,促進文化融入和社會融入。
三、為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提供保障對策
1.構建“四位一體”的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教育培訓體系。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會階層,以及技能水平文化程度就業心理等方面的差異,進行分類分層的引導,按照不同的就業需求分別提供不同的培訓,以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教育需求和技能需求。一是政府相關部門必須明確其在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中的主導地位和主要責任。一方面,政府應通過制定相關法規和政策支持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資金投入;二是各級工會要發揮“大學校”作用,要著力做好新生代農民工的會員發展工作,了解教育培訓需求,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菜單式免費或低學費的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三是發揮非政府組織在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中的積極作用。非政府組織由于具有非營利性、公益性和志愿性等特點,可以彌補政府和企業在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方面的不足。四是企業應積極開展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教育培訓。政府需出臺相關政策鼓勵企業培訓新生代農民工。
2.采取定向式的教育模式和社區補償教育模式,讓農民工正當的文化教育權益得到維護,定向式教育模式就是企業與教育部門簽訂新生代農民工培養協議,并根據市場需求確定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知識技能的結構等,這樣培養出來的農民工就業率比較高,適應能力比較強。另外,社區圖書館、文化館、文化站等,也是新生代農民工繼續社會教育的重要場所。即新生代農民工補償教育中,都將在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盡管全國范圍內的“三館”免費開放已經展開,但農民工似乎“不為所動”,問題還是出在服務方式上,應當設立專門的農民工圖書館或者流動圖書館,為農民工量身打造內容,讓農民工能便捷獲取。
3.切實將農民工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農民工普遍期望能享受到更多公共文化服務,如,免費文化站和圖書館、免費上網、免費報紙雜志、公共電視、開放社區公共文體設施、組織自己的文體活動等。因此,政府要“量身定制”文化服務。深入了解農民工文化生活需求,切實把農民工的文化生活需求,轉化為公共文化服務單位的服務內容,要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體制機制,創新服務內容、服務方式、服務手段、服務平臺,使公共文化服務的觸角更多地向農民工群體延伸,使更多的公共文化設施和公共文化產品能夠為農民工所享用,以提高我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整體素質。
4.設立以財政投入為主的農民工文化專項經費。充分利用城市社區文化中心或建設相對固定的農民工文化活動中心,購置活動設備和器材。按照公益性、基本型、均等性、便利性的特點,充分利用公益性文化設施,開展流動文化服務,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活動空間。以城市社區為載體,將農民工納入社區管理,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到社區文化生活中。采用政府補貼的方式滿足農民工對公共文化的需求。依托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的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為農民工提供網上閱讀、影視播放、知識講座、信息查詢等文化服務。加強保障、落實經費,切實把農民工文化產品、服務項目和文化活動納入當地公共財政經常性支出預算,因地制宜地設計好農民工基本文化需求的實現渠道、路徑和方法,有針對性地測算和安排好公共財政保障的范圍、內容、產品、項目和活動。創新農民工素質提升的經費投入保障機制。首先,將教育培訓經費納入公共財政預算。其次,建立多元化融資機制。通過因地制宜地制定引導銀行、培訓機構、用人單位及社會力量等各方積極參與農民工培訓的激勵政策,逐步建立多元化融資機制。
5.建立部門之間的協同機制,形成分工明確、統籌協調、優勢互補、優質高效的農民工文化工作機制。要改革戶籍制度,逐步消除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界限。只有取消戶籍制度,打破城鄉二元體系的藩籬,使“新市民”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權利,才能徹底消除“新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島”現象。特別是不應再按照戶籍人口,而應按常住人口來配備文化資源。引導用工企業、文化企業、民間公益性組織等各類社會力量參與農民工文化建設,形成全社會共同關心農民工文化工作的良好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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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贍養老人一直是重要的話題,也是一個不斷出現問題的社會現象。隨著社會的進步,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物質贍養問題基本解決,老年人的物質需求得到了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精神需求凸現了出來。全國老齡辦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其中老年人精神缺少慰藉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老年人精神贍養權益的保護正在成為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或解決得不好,不但會影響到億萬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會影響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我國有1776億多的老年人,其中農村老年人占70%左右,在整個中國老年人口中是主要的組成部分,農村老年人的精神贍養質量會影響整個中國老年人的精神贍養狀況。當代學者大部分都在關注城市老年人的精神贍養,對基礎設施薄弱的農村地區的老年人的精神贍養關注卻比較少,在這種情況下,關注農村老年人的精神贍養問題變得極其重要。根據農村老年人的特點,為改變只重視物質需要,忽視精神需要的情形,制定出一套適合提升農村老年人精神贍養的政策和方案,對新農村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有重要的意義。
二、研究的意義
選題上的意義:目前關于農村老年人精神贍養的研究還比較少,大多還停留在物質贍養和社會呼吁的層面上。
理論上的意義:有學者提出從社會工作專業角度下研究老年人的精神贍養,但其更適合于城市老年人,對農村老年人則要從其自身的需求和現實出發,建立農村老年人的社會支持系統。
現實意義:黨的十六大提出新農村建設,這其中就包括農村養老問題,提升農村老年人的精神贍養有助于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加快新農村的建設。
三、相關理論
(一)社會支持理論
理論的主要內容是:在現代社會,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社會都存在社會風險。由于社會弱者是一個在社會性資源分配上具有經濟利益的貧困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會群體,因此,社會風險也就最容易在社會弱者身上爆發,并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依據社會支持理論的觀點,一個人所擁有的社會支持網絡越強大,就能夠越好地應對各種來自環境的挑戰。隨著該理論的發展,目前有學者認為社會支持不僅可以分為物質支持與精神支持,還可以分為內部支持與外部支持。外部的社會支持如同“輸血”,但關鍵是我們要幫助社會弱者自我“造血”。因此,在幫助社會弱者的時候,我們不能忽視弱者的自我支持。社會支持理論對本文有直接的指導作用。
(二)需求理論
人本主義心理學創始人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目前學術界關于需求的界定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在1954年出版的《動機與個性》一書中,馬斯洛系統地提出他的需求層次理論。他認為人的動機可以區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和愛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他們構成一個有相對優勢關系的等級體系,一種需求滿足之后,另一個更高的需求立刻產生,成為引導人的行為的動力因此,人很難得到完全的滿足,總是在不斷的追求之中。馬斯洛的理論認為,激勵的過程是動態的、逐步的、有因果關系的。在這一過程中,一套不斷變化的需求控制著人們的行為,這種等級關系并非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這樣的中層需求尤其如此,其排列順序因人而異。不過馬斯洛也明確指出,人們總是優先滿足生理需求,而自我實現的需求則是最難以滿足的。從需求理論可以看出,不同人、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環境是有不同的需求的,對需求的渴望程度也不同。
四、研究內容
(一)正式支持系統包括政府支持包括政策支持,經濟支持。村委會支持,包括建立一種能長期為廣大農村服務的自愿者和服務隊制度,通過各種渠道宣傳和鼓勵對老年人的精神贍養,建立和完善農村的基礎養老設施。非政府組織支持等。探討這些正式支持系統對老年人精神需要的滿足的作用。
(二)探討非正式支持系統對老年人精神贍養的作用。其中,非正式支持系統包括家庭支持和同輩群體的支持。老伴的支持,老年人在精神和情感上是非常敏感的。子女的支持,注重和老人心靈上的交流,幫助老年人排憂解困。
(三)探討老年人的自我調整對老年人精神滿足的需要,實現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滿足,一個最基本的途徑就是自我慰藉。哲學認為,內因是失望的決定性因素,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對事物的發展起作用。
五、研究的對象、方法、周期
(一)研究對象
以沂源縣某村的老年人的老年人以及子女為研究對象,以精神贍養為研究重點。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類型上,本研究主要采用行動研究法,輔以調查研究法、個案研究法。通過對農村老年人的調查,在了解基本問題的基礎上,再通過訪談對問題進行深入了解,最后運用行動研究法改進。
1、行動研究法:依據觀察和行動的記錄,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分析總結,改變所需改變的行為,并根據觀察記錄的新情況、新問題作為研究的推動力,修訂研究計劃,調整實施方案。
2、調查研究法:主要通過調查問卷的方式了解農村老年人精神贍養的基本情況,由于對我家鄉的情況比較熟悉,就采取在家鄉附近的村莊進行調查。
4、個案研究法:在研究期間,根據不同的居住方式,采取分類的訪談:與兒女居住在一起的老人、與兒女分開居住的老人,分別對他們進行訪談。
(三)研究周期
本課題計劃用一年多時間進行研究,從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
六、研究的主要措施
(一)準備階段(2013年9月)
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制訂研究方案與具體的實施計劃,方案與計劃要切合當地實際,立改進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情形,要經過廣泛論證,要邀請專家指導。
(二)研究階段(2013年10月-2014年5月)
這一階段的主要工作有四項:
1、查閱資料:查閱搜集國內外相關的課題資料。(2013年10月)
2、調查研究:調查農村老年人精神贍養的現狀,包括人格尊重方面、情感慰藉方面、成就安心等方面,在此基礎上并形成調研報告。(2013年11-2014年1月)
3、制訂行動方案:根據調研報告,制訂具體的促進老年人滿足精神需求的行動方案。(2014年2月)
4、實踐應用階段:實驗促進具體的促進老年人滿足精神需求的行動方案。(2014年3月-2014年11月)
(三)總結階段(2014年12-2015年2月)
形成以下研究成果:
1、課題研究總報告。
2、促進老年人滿足精神需求的行動方案。
3、。(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1] 冀相英.農村老年人的精神贍養問題研究,知識經濟[J],2010,(04)
[2] 張曉璇.中國城市老年人精神贍養問題研究[D].河北大學,2010
關鍵詞:大數據;政府日常管理;統計改革
0 前言
網絡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意味著我國現有信息生產力的水平將會有階段性的突破和提高,大數據不是簡單的海量數據的堆砌,而是包括文本文字、視頻、音頻以及各種零散化、非結構化信息的融合的統稱,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來搜集大量的信息,針對這些信息采用大數據的分析方式。從海量數據中挖掘出更豐富更精準的信息應用到生產實踐中,而政府日常工作過程中會處理社會各界大量的信息數據,因此,政府統計分析與"大數據"技術的結合,也是時展的必然趨勢。
1 政府統計所面臨的挑戰
多年以來,傳統的政府統計部門一直秉承"為國民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的原則,而勤勤懇懇的進行工作,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從全國人口普查、到四大工程建設,再到GDP數據統計分析、經濟普查等都有政府統計部門辛勤勞作的背影。這樣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我國現代化建設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能夠有經驗可依、有數據可分析,避免了盲目發展可能帶來的各種嚴重后果。利用對原有數據的統計分析,改善現今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但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政府統計工作所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多,具體如下:
(1)對政府統計原有工作方式的巨大沖擊
傳統的統計工作方式與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越來越顯得格格不入,各種工作模式、工作方法上的弊端導致在信息統計方面的能力日顯乏力,且經過傳統統計工作得出的數據結論與實際情況存在偏差,往往一些統計結果一公布,就會引起社會各界的質疑,這樣不僅降低了統計部門工作的權威性,也從側面損害了政府的權威形象。而大數據的統計處理方式,是運用"互聯網+"、云計算等最新的網絡技術獲取海量的數據,再利用復雜的數學建模、數據挖掘等進行數據分析,技術含量很高、工作方式也全然不同。
(2)對政府統計信息的沖擊
新時代的到來,使得政府的信息搜集來源的廣度大大增加,統計部門的數據搜集工作不再是單一的一家數據服務機構或者是幾家機構進行,而應該將政府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的非機密數據進行內部共享,讓原本"孤島式"的信息搜集統計方式變成一體化的共享模式。這樣就是對傳統政府統計信息方式的一次徹底顛覆,通過政府內部的數據處理平臺,進行海量的數據交換和傳輸,讓統計部門的數據來源更加豐富,數據的處理工作也更加有效。
2 政府統計的改革方式分析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推動著政府統計部門的巨大變革,這不僅僅是技術、理念層面的變革,更是統計部門人員、工作方式的改變。也是政府整體統計環境的巨大更新。
(一)數據收集環節改革的具體措施
在新的數據統計背景下,統計數據的工作無論是從渠道的建設,還是技術手段的革新,都對傳統的統計工作產生巨大的沖擊,特別是在數據收集環節。數據的收集的理念、方式都應該結合現代社會的發展以及技術的快速更替而進行。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搜集方式應該更加注重渠道的建設、新技術的應用;例如:"互聯網+"、移動通信網等技術的應用,具體而言就是與搜索引擎公司進行戰略合作,對每天海量的信息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另外就是向中央直屬部門報備,要求內部非機密信息的共享,便于統計工作的展開等等。這樣才能夠真正保證數據搜集量的廣度以及真實度。
(二)數據利用環節改革的具體措施
新時期,社會上需要統計的層次以及方面都急劇擴大。傳統的統計分析方式已經不能夠容納海量數據的分析工作。這就需要結合新技術、新模式來對"大數據"技術統計上來海量數據進行分析,從而確保海量的數據能夠被充分的利用,不斷尋找海量數據的統計規律,從而提高信息數據的利用效率。
(1)整合數據。通過各種外部或者政府內部統計搜集的信息數據,通常十分繁雜,無法直接進行有效的應用分析。因此,首先要進行數據歸類,之后形成數據模塊,對不同的數據類型再進行深度分析、挖掘。經過分析之后的有效數據再進行整合,通過結構化或者是非結構化的方式來完成數據的預處理工作,這樣數據的分析才是真實有效的。
(2)推進數據共享。積極探索政府內部數據共享的各項工作,挖掘信息數據的內在價值,幫助部門與部門之間的信息能夠得到有效利用,使得數據共享之后能夠起到1+1>2的效果。
(3)開發更有技術含量的統計產品。政府統計部門通過大量工作得出的結果就是統計產品。統計產品主要包括各項經濟指數、民生指數、分析報告、專題調研報告等。在大數據的時代背景下,應該開發擁有更多技術含量、簡單易懂的統計產品,同時注重統計產品的質量以及真實程度,使新技術的應用能夠真正服務為民。
3 結語
綜上所述,政府統計部門的技術改革以及大數據研究模式的改革要同步進行,這樣才能夠保證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可靠性。為政府其他部門的決策研究提供有力的數據參考。
參考文獻:
2008年9月11日,石家莊三鹿集團公司發出聲明,經自檢發現部分批次三鹿嬰幼兒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公司決定立即對2008年8月6日以前生產的三鹿嬰幼兒奶粉全部召回。目前市場上大約有700噸產品涉嫌被污染。
事件起因于從今年7月份以來,甘肅、江蘇、陜西和湖北等地的醫療機構陸續收治了多例嬰兒泌尿系統結石患者,這些嬰兒均處于哺乳期,均曾經服用過或仍在服用三鹿品牌的嬰幼兒奶粉。此后,相關主管部門開始介入調查,最終導致三鹿作出在市場上召回污染奶粉的行為。
三鹿是我國最大的奶粉生產企業,其中的嬰幼兒奶粉公司近幾年來的主打產品之一,在市場上也屢有斬獲。此次召回事件,可以說將會給三鹿的嬰幼兒奶粉業務產生不利的市場反應。9月11日,中國衛生部發表聲明,高度懷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而三聚氰胺可導致人體泌尿系統產生結石。
目前,我國每年大約有1700萬嬰兒,340萬嬰兒(約占20%)需要用奶粉來喂養,市場容量在30萬噸左右,而目前中國嬰幼兒奶粉年產量僅8~10萬噸。另外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統計公告顯示,中國大陸0~3歲的嬰幼兒約有6900萬,其中城市0~3歲的嬰幼兒數量超過1000萬,市場潛力可見一斑。
高額利潤驅動
企業轉戰嬰幼兒奶粉市場
根據AC尼爾森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嬰幼兒奶粉市場銷售增長了27%,整體市場容量高達150億元,并有望取代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嬰幼兒奶粉第二市場。到2010年,中國將有5700萬戶城市家庭步入中產階層,其中多數中國城市家庭處于4~6個成年人撫養一個孩子的階段。屆時,中國將有可能成為高端嬰幼兒奶粉市場的第一大市場。
目前,全球排名前100名的乳品企業已經有20多家進入中國。慧典市場研究報告網的《2006~2007年中國嬰幼兒奶粉市場調研報告》顯示,中國奶粉市場每年呈現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其中高端嬰幼兒奶粉的市場規模在50億元左右。為搶占中國巨大的奶粉市場,雀巢、惠氏、多美滋等多個進口奶粉品牌已先后在華投資設廠。
在巨大的市場潛力面前,包括美贊臣、多美滋、惠氏奶粉等國外競爭對手都著手開發中國這一潛在的巨大市場,并加大了在華投資力度。例如,2007年多美滋追加8億元人民幣用于擴建上海金橋工廠,并逐漸向高端市場轉移;2008年,惠氏在蘇州投資20億元開始興建其亞洲乃至全球最大規模的嬰幼兒配方奶粉工廠等等。
鑒于液態奶利潤率僅僅在5%~6%之間,而高端奶粉的利潤率高達20%~30%。2006年,國內知名乳業品牌如伊利、圣元、完達山和三鹿等紛紛發力高端奶粉市場,投資重點開始向奶粉領域轉移,并且將高檔嬰幼兒配方奶粉作為主攻市場之一。
例如,近兩年來,伊利集團的中高檔嬰幼兒奶粉始終保持著140%的增長速度;2006年,完達山在黑龍江建立了國內單體規模最大的奶粉生產線;三鹿投資1.8億元正在興建的一條高檔配方奶粉生產線若建成投產,并在北京成立高檔奶粉事業部,推出高端嬰幼兒奶粉。
2006年以來,諸多國內品牌如三鹿、圣元、飛鶴、完達山、貝因美、雅士利、南山、飛鶴、伊利和蒙牛都開始充實自己的高端產品線,有的還效仿美贊臣添加DHA、ARA等營養物質,其中伊利金領冠嬰兒配方奶粉和貝因美金裝初生嬰兒奶粉等都是典型代表。
此外,貝因美將產品定位在“專為中國寶寶研制”上,并樹起“育嬰專家”大旗。
目前,中國嬰幼兒奶粉市場已經形成“三足鼎立”的競爭格局,其中跨國企業、國產中型和小型企業分別占據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場。
問題奶粉
拷問企業商業倫理
就在嬰幼兒奶粉市場急速增長的同時,關于“問題奶粉”的新聞也是不絕于耳。
2002年11月26日,國家質檢總局公告,中國境內銷售的美國惠氏公司費蒙特工廠在2002年7月12日至9月25日期間生產的以牛奶為主要原料的配方奶粉,因產品中被檢測出坂歧腸桿菌,將被限令召回;2005年5月25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了該省兒童食品質量的抽檢報告,其中雙城雀巢有限公司生產的雀巢牌金牌成長3+奶粉被查出碘含量超標;2006年2月23日,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宣布召回由美贊臣(Mead Johnson)公司生產的GENTLEASE牌(批號為BMJ19,質量保證期為2007年7月1日)嬰幼兒人工配方奶粉,召回原因是該批產品中含有金屬顆粒等等。
這些事件充分說明,無論是國際大品牌,還是國內企業,都會出現潛在的質量問題,但是能夠帶給我們什么樣的思考呢?
企業創立和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謀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業要通過讓渡產品的價值實現自身的利潤目標,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要建立起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關系,這就要求企業的一系列商業行為遵循一定的道德倫理規范,我們把它稱之為商業倫理。
在消費者權益與整體社會和諧健康發展呼聲漸高的市場環境之下,經營管理者在企業營銷決策過程中就遭遇到了來自商業倫理的挑戰。
而且,企業對待市場的導向也由最初的產品觀念發展到現在的社會營銷觀念,社會營銷觀念要求營銷人員在制定營銷策略時,在公司利潤、消費者需求與社會福利之間作出權衡。
2013年5月,全國婦聯了《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報告顯示,根據我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樣本數據推算,全國共有6 102.55萬農村留守兒童,占農村兒童總數的37.7%,占全國兒童的21.88%。
也就是說,全國每5個孩子中,有1個是農村留守兒童。與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估算數據相比,5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了約242萬人。
2015年7月30日,教育部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在他們的統計數字中,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 075.42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 409.53萬人,在初中就讀665.89萬人。這也表明,最需要父母陪伴的學齡前兒童約占留守兒童人群的三分之二。
伴隨著這個龐大數字而來的種種問題,和頻頻發生在這些留守兒童身上的悲劇,更是讓這個脆弱的群體,成了一個沉重的公共議題。
這份調查報告稱,農村留守兒童良好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缺乏;人際關系趨緊;集體觀念意識淡薄,等等。即使是成為大學生,留守兒童與普通在校大學生相比,個性內傾更明顯,比較冷淡、緘默、孤獨;情緒更易波動,易生煩惱;愛幻想,喜歡沖動任性。
205.7萬兒童獨自居住
2013年,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在河南農村調研時,聽說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戶人家,父母都外出打工,平日里一對兄妹跟著祖父母一起生活。一天,爺爺下地干活,奶奶到鄰家串門,無人看管的兄妹二人誤食了家中的農藥,等到爺爺回家發現時已經為時已晚。看到倒在地上的孩子,爺爺直接拿著鐵鏟出門,他親手打死了老伴,隨后自殺。
“在其他地方,這樣的故事其實我們聽說過很多。”在貴州省畢節市4名留守兒童服毒身亡的事件發生后,葉敬忠告訴記者。他自2004年左右開始關注農村留守人群的問題,多年來曾多次到四川、安徽、江西等勞務輸出大省進行考察。
根據全國婦聯的上述報告,重慶、四川、安徽、江蘇、江西和湖南的農村兒童中,留守兒童比例均已超過50%。除此之外,更有3.37%的留守兒童在父母雙方外出后,處于獨自居住狀態,這一群體的規模已高達205.7萬人。
2014年11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研報告指出,在過去一年中,有將近一半(49.2%)的留守兒童遭遇過意外傷害,比非留守兒童高出7.9個百分點。這些意外傷害包括:割傷、燒傷燙傷、被貓狗抓傷咬傷、墜落摔傷和蛇蟲咬傷、車禍、溺水、觸電、中毒、火災,等等。
其中,遭遇割傷一項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之間相差最大,前者比后者高出5.3個百分點。課題主持者、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旭東告訴記者,這是因為留守兒童在家做農活,接觸菜刀、鐮刀較多的緣故。
在湖南省,張旭東看見一個13歲的男孩。男孩一歲半之前,一直由外婆照看。有一次,男孩左眼不小心進了點雜物,弄破了一點,外婆沒有及時處理,也沒有告訴他的父母。直到爸爸媽媽回來時,男孩的左眼已經不能完全睜開了。
之后,一家人開始了漫長的求醫之路。男孩在湘雅醫院動了3次整形手術,但都收效甚微,直到現在,他的左眼仍呈半閉合狀態,需要藥物維持。為此,他還常常被不懂事的同學、表妹嘲笑為“獨眼龍”。
超過三分之一的留守兒童單獨由祖父母隔代監護,在幾種監護模式中所占比例最高。然而,年老體弱的祖輩監護人往往體力精力有限,安全常識和應急處理能力欠缺,很容易監護不力,給孩子的人身安全帶來了一定隱患。
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在一些微小方面常常呈現出差距。比如,在河北省無極縣,有衛生系統工作人員曾調查兒童的國家免疫規劃疫苗基礎免疫接種率。他們選擇了325 名留守兒童和 318 名對照兒童。
結論顯示,幾乎在所有的指標上,留守兒童都低于非留守兒童。比如,甲肝疫苗接種率。留守兒童應種人數296,實際接種人數只有100,只有三分之一。而對照非留守兒童應種人數289,實際接種人數則高達264,超過九成以上。
張旭東的調查還發現,留守兒童學習成績較差,學習興趣較弱。有近一半(49.4%)的留守兒童曾經沒有完成作業,比非留守兒童高8.6個百分點。“一方面,客觀上存在普通農村學校培養目標單一與留守兒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另一方面,留守兒童因為缺少有效監督,自我約束和管理能力較差,學習狀態也會受到影響。”
在城鄉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的今天,當人們難以看到教育為底層提供上升通道的可能性,留守兒童便走在了成為廉價勞動力后備軍的路上;而留守兒童自己,似乎也默認了這一切。
今年30歲的紀錄片導演蔣能杰,曾在老家湖南邵陽跟拍6年,完成了關于留守兒童生活的紀錄片《村小的孩子》。紀錄片里,蔣能杰問孩子們:“長大了想做什么?”孩子們說:“打工。”
片中一位留守兒童的奶奶則轉述了兒子對8歲孫女說的“玩笑話”:“你明天跟我上街撿可樂瓶,一天能撿20塊錢,一個月有600塊錢。撿垃圾撿到十五六歲就能進廠了,進廠就能掙多點錢了。打工到20歲,你應該有10多萬了。”
個性內傾更明顯
回憶起拍攝經歷,讓蔣能杰印象特別深的,是當他問起孩子們是否想念父母時,他們干脆地回答:“不想。”
意外的是,父母們對孩子的關愛意識也不強。“他們意識不到孩子生下來是要教育、要陪伴的,他們就覺得有吃有住就可以了。”蔣能杰說,因為孩子從小被留在老家,兩代人之間感情淡漠,孩子沖著父母叫叔叔阿姨的,他都見過。
2014年,公益組織“上學路上”對甘肅、云南、貴州等6省市農村地區的1 054名留守兒童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約15%的學生一年都見不到父母。如果將他們的數據推及全國,就意味著全國共有921萬留守兒童一年見不到父母一次,超過262萬個孩子甚至一年都接不到父母一個電話。
與此同時,該組織指出,他們的研究表明,留守兒童情緒的消極程度明顯高于非留守兒童。一年內與父母聯系次數越少,兒童的煩亂度也越高。
貴州畢節市納雍縣的一個13歲女孩劉佳,特別希望爸爸媽媽帶自己去買吃的。她告訴記者,最想念父母的時候,是每次趕圩看見同學被爸媽牽著手。她特別希望,父母能回家過年,也帶她去趕一次圩。
可惜,父母從來不在過年時回家,平時電話也不多,大概每個月一次,每次幾分鐘。“每次只會問,‘學習怎么樣?’我說,‘挺好的’,然后就沒了。我希望他們能問我生活怎樣,問我開不開心,可他們眼里就只有學習。”言語之間,劉佳難掩失望。
張旭東的團隊也遇到類似的孩子。在山西,一個名叫貝貝的15歲女孩,希望爸爸能跟她一起去外面買本書。可是,爸爸聽到女兒這么說時,便把買書的錢給了她。幾次后,貝貝便再也不提出這種要求了。
其實,這位爸爸完全沒有意識到,貝貝不過是想跟難得回來一趟的爸爸單獨相處一會兒。而另一位眼睛受傷的孩子,并不對自己的病情過多憂慮,反而因為爸爸媽媽陪著他看病而感到安心、欣喜。
美國心理學家約翰?鮑威爾認為,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嬰兒應該有與母親(或穩定的母親)之間連續不斷的、溫暖親密的關系。早期依戀的順利完成和發展才能成全一個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一旦錯過關鍵期,兒童依戀難以重新建立,個體會出現情感不穩定的狀況,面對挑戰時也容易出現易怒情緒。
孩子與父母長期分離,缺乏聯系,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和互動,容易產生內心封閉、情感冷漠、任性、叛逆、難以主動交流的心理障礙。調查走訪中,張旭東曾問過一個四年級孩子:“你們班留守兒童有什么特點嗎?”對方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們不跟我們說話!”
“你撿到東西時如何處理?”“你如果和別人發生矛盾,你會怎么辦?”“當看到學校的水龍頭沒有關,你是否會去關?”這些問題來自另一份問卷,由貴州興義民族師范學院老師李華玲、趙斌所做的《貴州民族地區農村留守兒童道德社會化調查報告》。
結論不容樂觀。比如,在處理人際關系問題上,當農村留守兒童和別人發生矛盾時,會針鋒相對的孩子占了大多數,為43.3%;還有3成多的孩子會找人幫忙助陣;表示能寬容和解、主動消除矛盾的兒童最少,僅有2成左右。
這份調查報告稱,貴州民族地區農村勞務外出,對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有積極意義,但又滋生出農村留守兒童道德社會化危機的新問題:農村留守兒童良好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缺乏;人際關系趨緊;集體觀念意識淡薄,等等。
即使是成為大學生,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人格特征也不盡相同。曾有學者對200名留守兒童在校大學生和300名非留守兒童在校大學生做調查后發現,曾為留守兒童的在校大學生與普通在校大學生相比,個性內傾更明顯,比較冷淡、緘默、孤獨;情緒更易波動,易生煩惱;愛幻想,喜歡沖動任性;但與成長中父母都在身邊的大學生相比卻獨立自強,遇事更能當機立斷。
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兒童
“我想要他們回家,我想爸爸媽媽回來管著我……有好幾次,我想對爸爸媽媽說出自己的煩惱,可話剛到嘴邊,那邊卻匆匆掛了。”湖南初中生魏文,被欺負幾次后養成了打架報復的習慣,卻又掙扎著想回到正路來。
可是,爸爸媽媽一直在外地打工,遇事便讓他去找老師。漸漸地,他變得越來越孤僻、冷漠。有一段時間,他不再想到父母,即使想到,也不像原來那樣親近。再后來,他患上了抑郁癥,頭腦里出現一死了之的想法。
他也曾經向父母求助過,說自己不想讀書了,心里總在胡思亂想。父母不理解,一連聲罵他不知足。再提起時,父母心情好,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心里不痛快,就自己到街上去,想買什么就買什么。”以后,父母再不允許他提起這事。
正是魏文情緒起伏不定的這段時期里,一次洗澡房里的小小沖突,他一時沖動,用一把水果刀刺死了同校男生,被判15年徒刑。進入監獄時,魏文剛滿17歲,正在上高中。
湖南省岳陽籍女作家阮梅,在少管所見到了這個看上去乖乖巧巧的、像鄰家男孩一樣的魏文。她歷時近2年,深入看守所、未成年人管教所等地,接觸了900多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最終選取了11個典型監獄少年的懺悔錄整理成訪談錄《罪童淚》:“我通過調查發現,走進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兒童,90%以上是留守兒童和離異家庭的孩子。”
在走訪中,她時常遇到“敵意、冷漠、木然”的臉。管教干部還告訴她,這些留守兒童沒有明確的是非觀,小毛病很多。沒有時間觀念、沒有誠信觀念。他們愛占小便宜,對別人的痛苦無所謂。比如,在監獄里,他們不經別人同意就翻別人柜子,哪怕被抓到了也認為沒關系。可是,誰敢碰一下自己的東西,卻什么都計較。
2013年3月,在當地政府支持下,阮梅成立了岳陽市華容縣青蘋果心理關懷輔導站,對全縣未成年兒童開展公益討論、入戶關懷及留守問題研究。在輔導站,阮梅曾見過一個女孩患上嚴重的被害妄想癥,自己割腕2次、寫遺書1次,但學校聯系家長后,在外打工的父母還是不愿意回來。“留守兒童出現心理問題后,不是傷害自己,就是傷害他人,很可能造成爆發性后果。”阮梅很是憂慮。
河南省高院曾隨機抽取了2009 年至 2013 年間的120 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其中,留守兒童作案的47件,比例達39.2%。江西另一項調查顯示,2007年5月在押的1 877名青少年罪犯,在犯罪前與親生父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僅占32.6%,其他的孩子是與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其他親戚或朋友生活,或是獨自生活。
初中畢業、團體作案、多是以侵犯財產為目的的搶劫和盜竊,犯罪動機簡單,沒有明確的目標和精心的策劃,往往是見財起意和激情犯罪的多――這是2013年南寧市上林縣人民法院對南寧6縣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現象進行調查后,總結出的最大特征。
他們發現,在接受調查訪問的100名農村留守青少年中,有一半以上承認自己存在一點或幾點人格方面的心理缺陷,入獄前都有暴躁、叛逆、自私、虛榮、嫉妒、焦慮等心理問題,就“大部分農村留守青少年暴力型犯罪而言,其作案目的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顯示一種征服別人、駕馭別人的扭曲英雄觀,他們試圖把別人因自己的和暴力而恐懼視為一種可驕傲和炫耀的資本。”
比如,上林縣一位17歲的男生黃軍,與旁人聊天時,與同村另一位姓吳的男子產生了爭執,并被吳挖苦、譏笑,覺得在眾人面前丟了面子。回去后,黃軍糾結了鄰村一幫朋友,來到吳某家中,將其毆打至重傷。
“兒童時期形成的不良行為習慣不僅很難改變,而且它還可能成為以后違法犯罪的預報因子,影響并決定其一生的命運。可以說,“留守 ”對少年兒童犯罪具有潛在的影響。”山東警察學院教授董士曇告訴記者。
董士曇最擔心的是,未成年時被忽視、被打罵、被虐待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意味著他在成年后成為犯罪人,這是因為,在犯罪學上,被害體驗或經歷往往使受害者產生不公正感以及對法律規范的不當態度,從而使受害者向方向逆轉或深化,以至于產生或強化了加害意識。“在不可預見的將來,問題留守兒童可能會對社會穩定、社會治安產生很大影響。”
事實上,留守兒童問題凸顯了農村社會的控制力正在弱化。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基層政權的人口管理、民間調解、治安監督等職能被降低;而熟人社會的道德、輿論等也因為人口的流動、環境的變化而被削弱。當家庭、學校、村莊都無力抑制時,留守兒童便由此被放任。
新型城鎮化實質是農民的市民化,這已成各界共識。但圍繞城鎮化的實現路徑、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體制問題,各界存在較大分歧。此次會議通過的《規劃》,比較有針對性地解決了此前爭議不休的一些重要問題。
“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是中國城鎮化的基本方針。”一位官員說,規劃同時強調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旨在實現人口的異地轉移和就地轉移。
國家發改委牽頭完成的《規劃》初稿,更傾向于城市優先發展模式。規劃涉及20多個城市群、18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和1萬多個城鎮的建設,并提出將在未來十年拉動40萬億元的投資。這一度讓地方政府為之振奮,地方投資沖動亦十分強烈。
此后,這一方案進行了大幅度修改,至其完稿,已與初稿大相徑庭。例如,城鎮化路徑由過去的大城市帶動模式轉變為更加側重中小城市、城鎮發展模式。由于牽涉部門眾多、利益多元,在城鎮化會議召開之際,類似爭議不止。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11月28日曾表示,過去的城鎮化更多是土地的城鎮化,今后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戶籍改革的措施,將分為四類城市,分類推進,下一步還會有具體的方案”。
在“地”的問題上,未來將會強調健全用途管制,合理供給城市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現在住宅用地供應緊張、價格過高,而工業用地供應充足、價格偏低,未來要通過價格機制,壓縮工業用地規模。
對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傳聞,并不在此次會議決策議題上。目前開放的只有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在“錢”的問題上,有關部門測算,未來七年中國城鎮化建設資金需求預計50萬億元,每年需要7萬億元,資金缺口巨大。今后,國家將允許地方政府發債,把原來的暗債變成明債;允許社會資本進入;建立城市基礎設施和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其功能主要為城鎮化服務;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掛鉤機制;完善地方稅體系。
部分學者認為,中國有3000多個縣,3.4萬個建制鎮,人口眾多,地區差異較大,未來城鎮化發展方式也應多樣化,不宜全國一刀切。中央政府應著力解決城鎮化發展中的體制機制性問題,避免新型城鎮化“穿新鞋,走老路”。
“(城鎮化)是難,但這些問題不解決,你就很難往前走。再難的問題,底層第一線,還是會有突破和解決方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院教授周其仁告訴《財經》記者,解決這一問題,都要以三中全會講的全面深化改革為指導思想。 人的城鎮化
北京市現有常住人口2100萬,其中三分之一為外來人口,相當數量則是從農村來的農民工。這些農民工早已遠離農村生活,常年生活在城市,卻不曾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由于在城市無法落戶,上千萬的農民工,不得不像候鳥一樣,每年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飛來飛去。
在官方統計中,他們是有名無實的城鎮常住人口。根據中央文件精神,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第一次統計為城鎮人口,中國的城鎮化率也從原來的29%提高到36%。目前城鎮化率為52.57%,但按照戶籍人口來算,目前城鎮化率僅為35%,全國大約有2.3億農村人口“被城鎮化”。
城市快速上漲的房價,讓絕大多數流動人口無法在城市購房,轉而只能選擇在租金便宜的城郊租住。由于戶籍制度限制,他們及其隨遷家屬無法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這便是學者常說的城鎮內部二元結構。
這種“半城市化”現象,制約了城鎮化對擴大內需和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更現實的社會問題是,第二代農民工已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年輕時外出打工,年邁時回到農村養老。他們寧愿在城市待業也不愿再回到農村,如不解決他們融入城市的通道問題,有可能變成社會重大隱患。
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盡快落地實現人的城鎮化,是社會各界對城鎮化會議的最大期許。綜合多方信息來看,戶籍改革會有新說法,但是難有“大動作”,預計本次會議會重申放開中小城市戶籍限制,大城市有條件接納外來人口,特大城市仍以限制為主。
據悉,今后國家有望全面推行城市居住證制度,并逐步剝離與戶籍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持證人在就業、義務教育、技能培訓、基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方面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待遇。上海、深圳等地已有類似探索,采取積分入戶的方式吸納外來人口。
但這種制度安排仍然主要針對外來人口中的高學歷或高技能人群,暫時不會惠及農民工群體。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認為,對于城鎮化改革中矛盾較小的問題應予優先解決。例如,已經在城鎮長期定居就業、舉家遷徙的外來人口,應該一次性放開管理壁壘。這樣既可以減少城市戶改壓力,也會由于徹底解決了長期積累的矛盾,獲得這批人對改革的擁護。
一些經濟發達省份,尤其是勞務輸入大省(市、縣)極力反對戶籍放開改革。因為一旦放開,將稀釋原住居民的社會福利,政府也要承擔巨大改革成本。按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三年前的測算,將一個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居民的綜合成本約10萬元,轉化2.3億農民工,意味著需要23萬億元的總成本,誰來承擔?
一位財稅專家說,戶籍制度改革滯后與財稅、土地制度改革不配套有關系。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省以下政府分稅模式未進行調整,由于進城農民轉化的成本主要由流入地城市承擔。由于農民多半從事第二產業,產生的稅收以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為主,而這兩個稅種都要上繳中央,因而地方缺乏為農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激勵。
政府公共服務支出與戶籍人口掛鉤,也造成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緩慢。例如,公共安全、教育、文化體育、社會保障、就業、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等管理機構的設立、人員編制、任務下達、辦公經費等支出,均按照城市(或轄區)戶籍人口設置,這意味著外來人口的增加,并不會對流入地政府財權帶來增量,當地缺乏動力轉化、服務外來人口。
隨著新型城鎮化規劃落實,上述問題有望逐步得到解決。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今后將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這解決了流入地政府轉化外來人口的激勵機制問題,也為未來城鎮化實現“人的城鎮化”解決了最大難題。 分歧仍大
城鎮化規劃經歷了起草、征求意見、完成初稿、反復修改而成,最終定稿突破性不大,妥協色彩頗濃。在此期間,各方爭議不斷,政府部門之間也難以就一些敏感問題達成共識。
以土地問題為例,一位知情人士介紹,在規劃初稿中提出的方案,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383方案”很接近。但是在征求農業、國土、中農辦等部門意見時,遭到強烈反對。
“383方案”提出,要構建平等進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場。在規劃和用途管制下,允許農村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平等進入非農用地市場,形成權利平等、規則統一的公開交易平臺,建立統一土地市場下的地價體系。
反對聲音主要來自涉農部門。這些聲音認為,類似的“激進改革”會讓一些市縣領導高興,因為今后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有了著落;也會讓企業高興,因為可以到農村去圈地,城里人可以到農村買房;但是對弱勢的農民群體來說,卻可能導致很難保護應有的權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383方案”,是有關機構向中央提出建議的一種方案,該方案披露后仍然掀起不小波瀾。例如,方案提出視不同情況補繳土地出讓金,妥善解決小產權房問題,這直接帶動了各地小產權房急速升溫,導致小產權房價上漲驚人。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解讀三中全會時認為,目前社會上對有三個誤讀:一,認為農村土地都可以入市,實際上只有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才可以;二,認為土地承包權可以抵押,實際上土地承包經營權可抵押的是經營權,承包權作為物權依然不許抵押;三,認為宅基地可以自由買賣,實際上農民對宅基地只有使用權,土地則屬于農民集體所有。
由于各部門對土地問題的分歧較大,最終在政策上延續了以往限制禁入、禁出的思路。這也使得城鎮化規劃中,難有大的突破。
各地推行城鎮化,還面臨城市建設用地不足的嚴峻考驗。土地供不應求是各級城市管理政府的普遍訴求。《財經》記者獲悉,河北、吉林等多個省份的住房建設用地實際供應量低于計劃供應量的60%,供需之間存在較大差額。實際上,河北等地并非個例,全國各省市幾乎都存在城市用地緊張問題。
地方為了招商引資,卻不得不故意壓低工業用地價格,工業用地供應相對充足;同時還有一些地方大量土地閑置,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市政府不同的利益動機,造成了土地供求上的不足與閑置同時存在的現狀。
決策層面對這一現實,一直努力尋求新型城鎮化的出路。
有研究機構測算,如果按照2020年全國人口14.5億人,城鎮化率達到60%(即城鎮人口8.5億人),城鎮人口中每萬人平均占有0.7平方公里城市建設用地測算,至少需要新增126萬公頃城鎮建設用地。
楊偉民11月28日表示,過去城鎮化發展中,建設用地使用太多,今后將合理供給城市用地,重點放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上,同時要調整城市用地結構,通過理順價格機制,壓縮工業用地數量。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認為,地方政府手中握有包括大量工業用地在內的存量土地,這些土地可以進行更集約化利用,在未來十年持續獲取土地出讓收益。其中一個關鍵措施,就是對工業用地和開發區重整,同時騰出空余土地逐漸轉化為商、住用地。
“這一措施可以增加住宅用地供給、逐步化解現有城市房地產泡沫,還可為地方政府籌集數額可觀的土地出讓金和各類房地產開發稅收,用于地方建設融資和巨額存量債務償還。”陶然說。 路徑與選擇
與人的城鎮化相關的一個爭議是,城鎮化是以發展大城市還是小城鎮為中心?
在規劃初稿中,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就是要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上世紀90年代提出城鎮化政策以來,改革的思路一直是放開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戶籍,而對省會城市和直轄市進行限制,但現實是,大城市成為外來人口最為聚集的地方。以北京為例,外來人口超過700多萬,上海超過900多萬。
這是中國等級化城鎮管理體制的必然結果。高級別城市更容易獲取資源,居民會獲得更多的社會福利。但特大城市遭遇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城市病”也廣受詬病。
從規劃早期思路來看,發展城市群,異地轉移型城鎮化思路占據上風,后來城鄉差別化協調發展思路被決策層接納。這意味著今后發展的重點是以縣、市為基礎的就地城鎮化,強調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兩條腿走路”。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上述分歧中既含有認知的不一,也兼有部門間利益分化,以及中央和地方利益上的不一致。
城鎮化過程中存在一種悖論:推動有就業的城鎮化才是治本之策,但就業機會往往集中在大城市,而政策主張中小城市、小城鎮向農村人口放開。這就導致外來人口聚集的中小城市實際上不會放開,真正放開的是中西部中小城市,但由于就業機會少,吸納能力又很有限。
規劃提出了要產(業)城(鎮)融合,但在研究人員看來,資源、資本、技術、人才流動向大中城市聚集是無法逆轉的,同時在中國城市管理體制不改變情況下,行政資源向大中城市聚集,小城市、小城鎮產業發展空間有限。如果沒有產業依托,推進有就業的城鎮化只能是一廂情愿的事。
中國科協副主席陳章良前不久完成了一份調研報告——城鎮化過程中如何避免在城市出現“貧民窟”。相關政策建議已經遞交中央決策層。
在陳章良看來,城鎮化的過程中如果政府不作為,就會出現早期的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地出現過的貧民窟現象——大量失業人口慢慢聚集,形成一個沒人做清潔,甚至連警察都不敢進去的貧民聚居區。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北京市有50個左右低收入群體聚集區。在北京人印象中,唐家嶺、小月河、肖家河等“蟻族”的聚集地,臟亂差的同時,也潛伏著危險的誘因。
“進城農民工沒有工作對城市是一個災難,我把它叫做癌癥。”陳章良認為,城鎮化必須和就業聯系在一起,讓進城農民有工作、有收入,否則城鎮化過程就是空的。
比起“城中村”“貧民窟”等現象而言,政府“人為造城”、強推城鎮化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大。
過去30多年的城鎮化被認為是一種粗放式的城鎮化,帶來諸多問題。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城市化速度慢于空間城市化速度,形成了人口城市化與空間城市化失配現象。一些城市城區快速擴張,最終淪為無人居住的“鬼城”“空城”。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認為,城鎮化是把“雙刃劍”,要避免災難性后果就要防止政府之手伸得太長、管得太寬,要防止推進速度過快,要防止土地財政依賴,要防止消滅村莊傾向,還要防止大城市病。 規范規劃
作為政府職責之一,城鎮規劃的編制已納入法治軌道。但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原有的規劃暴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例如城鎮規劃理念落后,粗放式“貪大求快”現象突出;城鎮規劃內容缺乏特色,相鄰城鎮之間缺乏協作分工;規劃滯后與隨意修改、違反規劃的現象同時存在。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范必認為,目前的城鎮規劃編制和審核的權力過于集中。當前城鎮規劃都要經過住房城鄉建設部門審核,規劃編制大都由該部門所屬的少數幾個城市規劃設計機構指定,由于長期由同一支隊伍編規劃,難免會出現“千城一面”現象。
目前,城鎮規劃審批權仍集中于中央部委。截至2012年底,全國有108個大中城市的總體規劃需經國務院審批才能實施。層層審核、層層報批,審批時間較長,出現規劃批準滯后于形勢發展的困境。所以,應將城鎮規劃審批權應部分下放到省級規劃部門。
范必告訴《財經》,城鎮規劃與其他規劃銜接不夠。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和城鎮規劃“三規”相互關聯,但是不能相互統一和銜接,致使經濟發展、人口規模、建設用地指標與城鎮化規劃提出的空間布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置上存在重重矛盾。
“我們現在的城市開發沒有界限,未來一定要劃定,目的是落實用途管制。”楊偉民說,三中全會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建立空間規范體系,主要任務是劃定生產、生活、生態空間開發管制的界限。在他看來,現在規劃很多,有的只管地不管人,有的只管GDP、不管什么地方生產GDP,有的只管生態不管人,所以把這些規劃統籌協調,形成全國統一、定位清晰、功能互補、統一銜接的空間規劃體系。
據悉,本次城鎮化會議明確,今后在市縣層面要推進“多規合一”,即一個市一個縣一張規劃圖,一張規劃圖管100年。規劃初稿曾提出要形成20多個城市群的構想,在思路調整之后,明確今后城市布局將按照主體功能區規劃確立的“兩橫三縱”的格局,“不再有其他布局了”。
楊偉民注意到,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洋洋灑灑2萬多字,“堅持、堅定”的字眼很多,“堅定不移”用得很少,但它用在了主體功能區戰略上。
主體功能區規劃有三大空間戰略構想,包括要形成“兩橫三縱”為主體的城鎮化戰略格局。規劃提出,對過度開發地區進行優化、重整和修復,形成優化開發區;對支撐未來發展的地區,加大工業化城鎮化的開發,即重點開發區。
楊偉民介紹,提出主體功能區時,有“9+1”的政策,最關鍵問題是財稅體制和政績考核。現在限制脆弱的生態區和扶貧重點縣取消GDP考核,意味著明年以后將有一半以上的縣不再考核GDP。在錢的問題上,將建立生態補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