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國際教育含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漢語國際教育含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漢語國際教育含義范文

關鍵詞：西方文化；中國文化；漢語國際教育

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中華文化的傳播也備受注目。中西方文化差異存在于思維方式、教育、交際禮儀、商務往來等諸多方面。在當今這樣一個言出必文化的年代，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中的西方文化教學和漢語國際教育中的中國傳統文化教學均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和理論基礎。

一、大學英語翻譯教學中的西方文化教學狀況

（一）翻譯教學與文化教學

翻譯不僅僅是一個語言問題，而是兩種不同文化的交流。當前，“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實踐活動”已經達成共識。在進行不同文本翻譯的過程中，會遇到諸多難題，其中，最大的難題便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由于文化的不同，思維方式的差異，文化翻譯難以相互依存。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在實現交流之前，需要首先完成翻譯這一重要的環節。受不同個體自身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等個體差異性的影響，不同的譯者在進行文化翻譯的時候，會呈現出十分復雜的多樣性。因此想要做出最合理的翻譯，就必須透徹的研究分析不同文化語境下，不同語言文化所具備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因此，在進行翻譯教學的時候，教師要鼓勵學生積極的進行文化溝通，實現語用意義的等值轉換。學生在進行翻譯學習的時候，需要掌握不同文化語境下所涉及到的特定文化。例如：在英語翻譯過程中，在翻譯下面這句話：“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的時候，一些學生便將其翻譯為：約翰為人可靠。他不吃魚，還玩游戲。實際上，正確意思應該是“約翰值得信賴。他既忠誠而又規矩”

總之，學生也要具備較為深厚的文化內涵和駕馭語言的能力等，并積極結合語境和現實情況等，方能達到最佳的翻譯效果。

（二）大學英語翻譯教學中的西方文化教學

作為典型的跨文化活動，翻譯成為考驗學生對文化的領會能力以及跨文化綜合能力的重要途徑。在進行翻譯教學時，對于不同的文本，教師要讓學生在進行翻譯的時候需要充分立足文本本身的具體內容，不得脫離原文本。但是，翻譯也同樣不能受到原文本的過多約束和限制。因此，在大學英語翻譯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引導學生在翻譯的時候不僅要保持形式上與原文的一致，還要保證在基本內容和表達形式等方面的高度一致，從而有效的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但是，在實際翻譯過程中，受到不同國家和地區文化差異以及翻譯人員自身實際情況的影響，在進行翻譯的時候，會呈現出不同的翻譯效果。但是，只要能夠緊密結合原文的語境等，變可以達到較好的翻譯效果。例如，在莎翁的《哈姆雷特》中，在第三幕的第二場中，主人公哈姆雷特在諷刺自己的同學吉爾登斯吞的時候，便利用了雙關的手法。哈姆雷特告訴吉爾登斯吞“Call me what instrument you will”，并說道，盡管“你”可以“fret me”，但是“你”卻無法“play upon me”。在這里用到了“instrument”和“fret”兩個單詞。我國的學者朱生豪和梁實秋在翻譯這一部分的時候，便均將這個雙關語直接翻譯為“撩撥”?！傲脫堋币辉~與現實情節密切相關，并和其中包含的“騷擾”的含義相呼應，令讀者一目了然，達到了較好的翻譯效果。為提高學生的翻譯水平，教師要注意積極的在翻譯教學過程中加強對學生西方文化意識的培養，鼓勵學生通過報紙、網絡、書刊雜志來積極了解西方文化，了解各國的風土人情等，以切實提高自己的翻譯、表達和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二、大學英語翻譯教學中的西方文化教學對漢語國際教育的啟示

在翻譯的過程中，對不同文本內容進行翻譯的時候，需要充分立足文化差異，以提高翻譯的準確性。在漢語國際教育的翻譯教學過程中，教師便可以引導學生在開始對文本進行翻譯之前，首先了解文本的具體內容。然后，結合內容，對相關的文化背景和知識等進行了解。然后，以相應的文化背景為基礎，對文本進行翻譯。對于翻譯過程中出現的理解偏差的問題，要注意立足中國文化背景和內涵，合理的進行處理和翻譯，以保證意義的準確性。對學習漢語的廣大留學生來說，翻譯課堂上，不但需要學習對具體的文本予以翻譯，還需要領會到其中的中外文化交流內涵。學校還可以開展一些與中國文化以及翻譯相關的活動，鼓勵學生們踴躍參加，以增加自己的中國文化知識積累，并提高自身的翻譯水平等。

參考文獻：

[1]Linell， Davis. Doing Culture―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ction[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9.

[2]胡文仲，高一虹.外語教學與文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3]陳申.外語教育中的文化教學[M].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出版社，1999.

[4]《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修訂版）[Z]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第2篇：漢語國際教育含義范文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儒家禮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思想關注社會、政治、生活和個人修養，對中國社會生活作用巨大。在當今社會，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交往日益擴大。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漢語逐漸成為外國學生的熱門選擇。為了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中國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開展漢語教學。批判地繼承儒家禮儀之精華，不但對現代文明社會建設有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漢語教學，中華語言文化的傳播和理解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禮儀 儒家 漢語國際教育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0-0000-02

一. 禮儀定義

中國作為文明古國，以“禮儀之邦”著稱，禮儀是人們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什么是禮儀，想必大多數人都沒有一個準確的概念。

自古以來，由于古代文字深奧艱澀，禮學就被認為是難治之學，只能吸引少數學者的目光。然而，基于禮學在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它仍為歷代學者所重視。產生于先秦和西漢的《周禮》《儀禮》《禮記》，后稱為“三禮”，是我國最早的禮儀研究成果，一直流傳至今，并成為后人研究禮儀的經典文獻。

一般認為，禮源于人類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中的風俗習慣。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禮被引申為宗法制度中的行為規范準則，以此區分尊卑、貴賤、親疏。隨后，禮從宗族內部擴展到國家政治范疇，建立了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西周以后，禮被進一步發展成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手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禮儀制度。關于禮的界定，由其內涵的豐富性和外延的寬泛性，古今學者都未能給禮一個明確的定義，只是從不同角度論述了禮的本質。其一，禮是祭神求福的行為；其二，禮是最高的自然法則；其三，禮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是立身的根本；其四，禮是國家政治的根本準則。

本人認為，禮儀是禮節和儀式，是在人際交往中，以一定的、約定俗成的程序方式來表現的律己敬人的過程，涉及穿著、交往、溝通、情商等內容。從個人修養的角度來看，禮儀可以說是一個人內在修養和素質的外在表現。從交際的角度來看，禮儀可以說是人際交往中適用的一種藝術、一種交際方式或交際方法，是人際交往中約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習慣做法。從傳播的角度來看，禮儀可以說是在人際交往中進行相互溝通的技巧。

二. 儒家禮儀精神

對儒家禮儀精神的探求，直以來都是禮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本文將禮的精神概括為“仁”“禮”“敬”和“誠”。這里主要分析“仁”和“禮”。

1.仁

“仁”作為儒家禮儀精神之一，主要表現在仁是禮的根本內核。在儒家禮儀思想體系中，“仁”是道德規范的最高原則。從理論卜講“仁”是“禮”的核心，是“禮”的內在道德依據，失去了“仁”的精神，“禮”也就不能稱其為“禮”。“仁”又可以概括為仁者愛人、仁者立人、仁者恕人等幾個方面?？鬃記]有把“仁”看作一個固定的德行或者限定于某一種德行，而是把一切德行都看作“仁”，看做是“仁”所顯現出的恭敬辭讓、謹慎勤儉、廉直義勇、寬恕惠敏等的德行。因此“仁”是統攝一切德行的根本和道德創造的根源。

在儒家禮儀思想體系中，仁是內在的道德范疇，禮是外在的行為規范，“仁里而禮外”。禮以仁為根本，是仁的外在性規范；仁以禮為形式，是禮的內在性原則?？鬃邮紫纫嗜攵Y，并將“仁”視為內在的道德原則，將“禮”視為外在的行為規范。所以，他發出了“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的感嘆。正是說人之仁德是施行禮樂的前提，倘若沒有仁德，禮樂便失去了其應有的意義。

“依仁以成禮”是要求各類禮儀制度、行為規范的制定應以仁為依據，符合仁的精神?！霸O禮以顯仁”就是要通過外在的“禮”來顯現內在的“仁”。所以說，無仁，禮則失去本源；無禮，仁則難以顯現。因此，守禮即為行仁、踐仁，是仁的體現和展開。

2.禮

據歷史定獻記載，禮最旱出現在夏代，夏禮較為簡樸，經過夏、商、周三代，禮的發展更為成熟、完備。歷代統治者和儒學思想家都重視禮的道德功能，不僅包括秩序性制度，而且包括倫理道德規范，以禮制規范人們的行為禮作為一種道德規范，主要強調的是社會秩序，通過各類倫理規則制約人的行為，使人能夠明辨是非曲直，遵守社會規則秩序，保持社會的穩定。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此處所講的“規矩”，就是禮，就是規范與制度。

孔子非常重視禮的作用，他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愛表現出來就是禮，禮是人們交往的行為規范，父子、長幼、師生、朋友、君巨等之間依靠禮來維系，沒有禮，人們的行為就會失去規范。在孔子看來，禮并非一種單純的規范、形式，而是具有象征性的意義。禮樂儀式不僅表達和喚起人內在的情感，而且培養人的職責和使命意識，因而孔子特別強調禮樂的教化陶冶作用，通過“禮”來控制、規范人的言行舉止，通過“樂”來調整、提升人的內在德性，故而有“禮也者，動于外者也”之說。禮發揮作用的途徑是由外而內，從外部來約束人性，防止行為不端，規范人的行為舉止，讓人們在行禮過程中去領悟禮的內在真諦，使德行內化，這也就是禮作為外在形式的價值所在。

三. 儒家禮儀對漢語國際教育的啟示

儒家禮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思想關注社會、政治、生活和個人修養，對中國社會生活作用巨大。

在當今社會，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交往日益擴大。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漢語逐漸成為外國學生的熱門選擇。為了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中國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開展漢語教學。

批判地繼承儒家禮儀之精華，不但對現代文明社會建設有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漢語教學，中華語言文化的傳播和理解有重要作用。

1.將儒家禮儀精華融入課堂

我們應當批判地繼承儒家禮儀精華，融入課堂教育之中，幫助學生樹立中國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的正確印象。很多老師反映留學生來了中國都學壞了，這是因為他們只看到了中國社會中一些不太好的方面，而忽略了好的方面。

儒家禮儀精神強調在與人交往中要“仁厚”“誠信”“謙讓”，《論語》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孟子也說“愛人者人恒愛之”，強調的是人們在交往中要寬仁厚道、友愛互助?！耙娰t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種克己謙讓之風也是社會主義道德觀所要倡導的。

因此，我們應將禮儀教育融入到課堂之中，幫助學生樹立對中國的正確印象和自身禮儀修養的提升。

2.用“禮樂思想”營造課堂氛圍

對學生進行禮儀教育，除了將禮儀常識和規范理論融入課堂教育外，構建良好的校園禮儀氛圍也是至關重要的。讓同學們處處感受到禮的存在，潛移默化地接受禮儀熏陶。另一方面，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禮儀活動，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鼓勵學生參加各類校園文化活動，積極展示中國禮儀風范。例如，舉辦各類與文明禮儀相關的展覽、演講、小品表演等活動，促進校園崇尚禮儀風氣，在愉悅的文化氛圍中實施禮儀教育，進而內化為學生自身的行為規范和思想認識。

3.發揮“身教示范”作用

儒家不僅重視道德教育和個人的自我修養，且提出了一整套身教示范的思想?？鬃诱f：“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者，正也”、“茍正其身矣，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就是說，要正人，先正己，己不正，如何能正人。孟尹也指出：“舒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意思就是，自己不正，是不能正人的。儒家身教示范雖然多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但其提倡身教示范的思想對教育者無疑是有益的，值得我們漢語教師汲取。

對學生進行禮儀教育，提高教師隊伍的素質是關鍵。教師是學校工作的主體，不僅是文化知識的傳播者，也是學生禮儀教育的傳播者，教師的言行舉止以及禮儀禮貌對學生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教師必須懂得身教重于言教正人務必先正己的道理，要使自己從各方面成為一個優秀的、學生能夠效仿的榜樣。因此教師一定要嚴格要求自己，不斷提升自己的禮儀修養，要用自身的行動為學生作出表率。

結語

綜上所述，在中國文化史上，“禮”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儒家禮儀作為歷史悠久、內涵豐富、范疇廣泛、影響深遠的民族文化載體，己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含了許多值得我們吸收和繼承的超越時代、超越國度的永恒的普遍價值。

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承，我們不能舍棄也不能盲從，而應該認真研究和吸收借鑒積極成分。所以，對儒家禮儀文化的研究和學習，特別是深入挖掘其思想的現代價值，是十分必要的。

今天，儒家禮儀為人們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法律制度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人們通過對禮的自覺信守和實踐，主動地去營造和諧的社會關系和良好的社會氛圍，這種態勢不但將大力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步伐。也會給世界展現一個以“仁”“禮”為核心的，禮儀之邦的大國形象。

批判地繼承儒家禮儀之精華，不但對現代文明社會建設有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漢語教學，中華語言文化的傳播和理解有重要作用。作為漢語國際教師，作為中國語言文化的傳播者，要在不斷提升自身禮儀修養的同時，向學生展現中國禮儀文化，樹立良好的中國形象。

參考文獻

[1]鄒昌林.中國禮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顧希佳.禮儀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唐賢秋.道德的基石）先秦儒家誠信思想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4]白華.儒家禮學價值觀研究：[博士學位淪文].鄭州大學，2004

[5]馬國華.孔子的禮治思想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天津師范大學，2005

第3篇：漢語國際教育含義范文

關鍵詞：中泰漢語教師；詞匯；句型；對比教學法

目前，泰國的漢語教學，大多數漢語教師的教學缺乏科學性，效果也不顯著?？茖W的教學法是確保高質量的對外漢語綜合課的理論基礎，現有的大部分對外漢語的教學法是吸收了國外第二語言教學法的優點，經過前人長期的不斷探索，結合漢語的特點總結出來的一中有鮮明特色語言技能課的教學方法。在泰國，漢語教學正處探索實踐的時期，筆者通過中泰漢語教師對漢語詞匯、句型教學法的對比及教學效果對比分析，對今后泰國本土漢語教師以及赴泰教學的中國老師在教學上有一定的幫助。

筆者通過對泰國清萊府17所中小學進行調查分析，調查內容為各校漢語教師在詞匯和句型上的教學法對比。

一、詞匯教學方面

根據問卷調查數據得出結果：

（一）中泰教師常用的教學法

14名泰國本土漢語教師中有12人使用語法翻譯法、5人使用全身反應法、3人使用演示法、2人使用游戲法。由數據可知泰國本土教師在生詞教學上傾向于使用語法翻譯法。

35名中國籍漢語教師中有32人使用演示法、21人使用游戲法、8人使用自覺對比法，6人使用語法翻譯法。由數據可知中國籍教師在生詞教學上傾向于使用演示法和游戲法。

（二）案例分析及教學效果對比

1、案例：方位詞上、下、左、右、前、后的教學

教學對象及人數：小學三年級學生35人

教學課時：20分鐘（一個課時50分鐘）

泰國教師語法翻譯法的教學步驟：領讀―糾正發音―泰語翻譯―泰漢對照板書―學生齊讀―老師提問，學生作答―學生抄寫生詞―老師批改。

中國教師的（實物）演示法的教學步驟：學生拼讀―老師糾正發音―實物演示方位―老師說方位詞，學生擺放實物或者老師擺放實物，學生說出方位詞―學生抄寫生詞―老師批改。

評估：詞匯聽寫測試，6個方位詞，老師說出漢語學生寫出相應的泰語，或者老師寫出泰語，學在作業本上寫出漢語并注上拼音。

結果：泰國教師所使用語法翻譯法的平均正確率約為2.8個；

中國教師所使用（實物）演示法的平均正確率約為4.3個；

2、教學效果對比

根據案例的情況來看，中國教師所采用的（實物）演示法效果要更好?！皩ν鉂h語詞匯教學的任務是掌握一定數量的漢語詞匯音、義、形和基本用法，培養在語言交際中對詞匯的正確理解和語言的表達能力”，漢語詞匯存在大量的多音詞、近義詞等，這些詞對于外國留學生來說較難，要讓學生區分這些詞語，關鍵要讓學生進行理解記憶，理解才是學習詞匯的根本。

語法翻譯法雖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是方法較為傳統，機械記憶占較大比重，遺忘率高，重視詞匯的“音”和“形”的教學而不利于“義”的正確理解與掌握，此法可輔助教學，不宜占教學法中的主導地位。演示法較為靈活，直觀的將知識呈現給學生，有利于學生對詞匯意義的記憶，提高詞匯的儲備量。

二、句型教學方面

（一）中泰教師常用的教學法

14名泰國本土漢語教師中有13人使用情景法、9人使用語法翻譯法、4人使用交際法。由數據可知泰國本土漢語教師在生詞教學上傾向于使用情景法。

35名中國籍漢語教師中有29人使用歸納演繹法、15人使用交際法，6人使用語法翻譯法。由數據可知中國籍漢語教師在生詞教學上傾向于使用歸納演繹法。

（二）案例分析及教學效果對比

1、案例：“跟……一樣”句型教學

教學對象及人數：初中一年級學生23人

教學課時：50分鐘（一個課時50分鐘）

泰國教師情景法的教學步驟：導入―例句板書―領讀―解釋句義―學生齊讀―設置情景，老師給出例子讓學生仿照練習―兩人一組進行情景表演―鞏固復習―學生抄寫例句。

中國教師的歸納演繹法的教學步驟：導入―例句板書―解釋句義―歸納例句公式―改換成分帶入替換練習―復習鞏固―學生記筆記。

評估：語言運用，理解測試。測試方式為課堂提問，用“跟……一樣嗎？”要求學生盡量用整句回答。

結果：泰國教師使用情景法教學時能完整回答的有13人，能簡單回答的有8人；

中國教師使用歸納演繹法教學時能完整回答的有8人，能簡單回答的有3人。

此外，根據課堂觀察學生的表現，在泰國漢語教師的課堂上學生的積極性比較高，而在中國漢語教師的課堂上，課堂氣氛相對較沉悶。

2、教W效果對比

根據案例的情況來看，泰國教師所采用的情景法教學效果要好些。句型教學語法教學的一部分，語法教學應從句型入手，將句型操練與語法知識的歸納相結合?！罢Z法教學是對目的語話語組織規律的教學，用以指導言語技能訓練并培養正確運用目的語進行交際的能力?！睗h語語法無形態變化，相同的詞不同的語序所表達的意思不一樣，需要通過一定程度的操練來掌握這些規則。情景法操作比較簡單，學生易于接受，調動泰國學生的積極性，有利于句型的操練，且有利于交際能力的訓練，適合任何階段的學習者。歸納演繹法操作起來相對復雜，對于初級學者來說比較難，適合有一定漢語基礎的學習者。

三、對泰漢語詞匯、句型教學的建議

（一）詞匯教學方面。就本課題詞匯教學的案例分析來看，中國教師的教學法更為有效。充分發揮學生學習漢語的積極性，語法翻譯法對于泰國教師來說操作方便，學生較易理解，但不利于學生學習漢語的長遠發展。其實，詞匯教學的教學方法比較靈活，可根據情況使用一種或幾種搭配使用，根據本課題的詞匯教學分析除了泰國本土教師常實用的語法翻譯法和中國教師常使用的實物演示法以外，常用的教學法還有直接法、情景法、比較法、搭配法等等。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應累經驗找到適合各個階段，各個年齡的學習者學習的教學法。

（二）句型教學方面。在本課題句型教學的案例分析中，泰國本土漢語教師的情景法是可以適用于整個漢語教學的任何階段的，且操作方便，學生易于接受，又能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使課堂教學輕松且高效。在句型教學這方面，中國教師應該吸取泰國教師的情景法的優點，將其運用到教學中去，也可以結合歸納演繹法來進行教學，通過探索對教學有所幫助。歸納演繹法則需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來使用，且教學內容比較嚴謹，相應的課堂氣氛會比較枯燥，不利于天性活潑的泰國學生學習。

參考文獻：

[1]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 [M].劉.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0

[2]泰國中小學本土漢語教師專業發展中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D].陳坤源.中央民族大學，2012.5

第4篇：漢語國際教育含義范文

關鍵詞：時間序列 模糊性 精確性 行為方式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一、中西方時間觀的差異的緣由和表現

中國歷來是農業大國，農耕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以農為本的農民對季節的體察和感受細致入微。由此產生的“二十四節氣”是中國農民感知時間的獨特經驗方式。這種經驗受制于天時的循環變化，也影響著中國人的時間觀，認為時間是一個變幻的循環周期，世界上萬事萬物在經歷了一個時間周期之后又回復到原來的狀態。

這種循環觀念與道家思想和陰陽五行思想有著密切聯系?！兜赖陆洝分小暗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天運》中“四時迭起，萬物循生”等都體現著循環的時間觀。循環的時間觀多強調重復與歸，即時間向自身復歸，并沿著自身的永恒軌跡作周期性的圓弧式運動，如晝夜交替，季節往復、月份輪流，等等。這種環形時間觀根深蒂固，使中華民族形成順應天時的心理狀態，人們多從社會層面、人際關系中尋找悠然自得、和諧美滿的生活狀態。對于時間線性流動關注不足，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創新意識不強，崇古薄今成為人們的普遍心態。如中國人在與人交際時，更信任熟知的老朋友，趨向于既有的朋友圈，對于陌生人保持較強的防備心理。

加之中國哲學中非常注重從天人合一的角度對時間的流動變化進行描述，對于時間的考察方式多是從實際經驗出發，注重整體過程與變化之間的關系。從大層面上把握時間的走向，并由于生產力和人們認知能力的局限，無法對時間進行精確計算和記錄，因而使得人們對時間的認識具有模糊性。所以當中國人赴約時，提前或者遲到幾分鐘，一般是能被對方接受的。

與農耕文化相對應的是西方傳統的海洋文化。開放而具包容性的大海孕育了西方積極、敏銳、精密的時間觀。西方哲學史上對于時間問題有著極具思辨性的思考。亞里士多德認為：“所有的時間的段落都是無限可分的。如果對時間段落進行不斷分割，最終會達到一個不可分割的極限，這就是剎那。這樣的時間已經不是時段，而是沒有延續過程的最小時間單元，如同線段上的點。”他認為，剎那是“未來時間的起點和過去時間的終點”，“時間離開了剎那就不能存在也不可想象”。這種點式狀態的時間具有單一性和不可回復性的特征，重視時間點的位移，形成西方線性時間觀傾向。

對于時間的變化，西方哲學一般重視細節的分析，從整體與大方向上把握時間與變化的辯證關系。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逼湟馑际窃跁r間這條河流中一切事物變化得十分迅速，轉瞬之間此物已非此物。它是什么，馬上已非什么?？梢?，西方思維多重視時間的不確定性，以此決定了西方哲學史上多用“瞬間”、“剎那”或“此刻”這類時間概念表達時段，極具精確性。

在西方人思維中，變化是不確定的，同時也是不可逆的，時間于他們意識中的存在方式不具有形態上的多樣循環性，只是線性的前行。描述時間的三個向度：過去、現在、未來，具有清晰的涵義與不同的表達意向與地位：過去的已經過去，無法把握與掌控，現在的可以握入手中，但也正在消逝，而未來才是可以規劃和努力爭取的，是充滿無限可能性的。

西方時間取向使西方人總是不太依戀于過去，相比東方社會，他們受到過去經驗事實羈絆較少，整個社會在單向時間的驅使下始終處于快速變動與不斷創新狀態，具有活力、生命力與創造力。相比于東方農耕文化時間觀念重視生活質量與人際關系而言，西方工業社會線性時間觀念更多表現為對于效率的把握，更加重視時間帶來的副效應，如產品的創新，業績的提高等等。這種差異造成了近代兩種社會截然不同的民族個性與發展模式，西方前行與把握當下的時間意識，雖然缺少一定靈活度與人文關懷氣息，但具有更多開拓與進步因素，這與當下西方文明模式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行的趨勢不無關聯。

二、時間序列觀下的行為差異

從上文對中西方時間觀差異的分析可見，中國時間觀表現出了循環性和模糊性，而西方的時間觀則體現了直線性和精確性。這樣的差異首先體現在了時間的序列觀上。中國人受循環時間觀的影響，沒有過多重視時間序列問題。在行事過程中無意識地表現出重過程、重鋪墊的傾向，多從大處著手把握全局，然后深入細節與重點，時間序列意識不強。

時間序列的模糊意識表現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交流中。比如在會議上發言，一般的中國人習慣設好鋪墊，營造環境，說明意義與道理，時刻提醒聽者“好戲還在后面”。發言內容的關鍵處通常是歸納得出，經常使用“因此”、“所以”等詞。平時交談與對話，也先習慣寒暄一番，從無關緊要的話題說起，迂回地扯到主題上。這樣的言語習慣使不少西方人認為中國人說話愛兜圈子，不好捉摸。其實，這是由于時間序列意識不強，從而影響中國人言語行為而已。

西方人對于時間序列意識較強，通常非常重視關鍵問題的第一放置順序。正如對西方文化影響巨大的《圣經》所指出的“頭生的具有特殊的權利，先到的就是重要的”。這種思想體現了西方傳統的線性時間觀，對西方文化和行為習慣影響甚深。比如西方時間的語言表達順序是日、月、年，因為他們習慣于把最重要的，信息量最大的，最重要的成份先呈現出來。此外西方人書寫時，每句話字母的開頭都是大寫的，用以強調新內容的開始。西方人的議論文，中心句一般放在段落的開頭，接著才是具體的論證和說明。在商業談判或一般的交往中，西方人不會像東方人一樣，花時間在飯桌上進行主要問題以外的交流，以增近的情感，然后再進入實質階段的談判。他們往往單刀直入，直接談生意，表明自己的觀點，這一點常常使東方人感到西方人缺乏人情味，不講人際關系等等。

三、在時間模糊性與精確性影響下行為習慣的差異

由于中西方時間運行模式基本理念的不同，因此在時間的把握、使用上，東西方存在模糊性和精確性之差別。中國人強調的是對時間的適應，靈活使用。西方人看重的是對時間的安排，強調時間利用性與工具性。中國人講究“船到橋頭自然直”，事情或技能的水道渠成，厚積薄發。在時間的使用上體現模糊性，強調狀態的完成，卻較為忽視具體耗時，比如制訂計劃通常長遠而富有向往意義，實施步驟卻不夠具體與詳細，主要是為了適應時間彈性變化的需要。這樣的“適時觀”，在必要時靈活變化，對時間的使用具有彈性，但也顯得有些拖塌，影響效率，如中國人一般可以接受同一時間做幾件事情。

西方由于很早就具有時間分割的思辨理念，因此擅長對時間精確安排。每件事都用事先計劃好的時間來處理，精確而有效率。當一件事情完成后，又會有新的時間安排。所以在西方，不會安排好自己時間的人通常是被人所摒棄的。當美國人赴約時，如果發現約會者心不在焉地在做其他事情，會覺得難以理解。他們一般會按照安排去做每件事情。這種對時間精細安排的習慣使西方人重視預約程序。預約是他們文化中不可缺少的行為。看病、去朋友家拜訪、開會等交際私人活動均需要預約。這既是對別人時間的節約，也是對自己時間的珍惜。因此，準時的觀念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是十分看重的。個人如果不知道守時，就常被看作是傲慢或不負責任。

上文提到的情況，在筆者最近的漢語教學實踐中就有遇到。筆者所教班級有四名美國留學生。他們來自美國同一所大學，到四川大學參加暑期漢語夏令營活動。其中一名學生時間觀念不強，上課經常遲到。其他三位學生比老師更難接受這樣的行為，以至到夏令營后期，這個經常遲到的學生與其他學生的關系降到了冰點，這也使我們的課堂氣氛有時很尷尬。

所以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具有差異性，上文提到的中西行為對比不能很好地反映每個個體情況。但通過這樣行為對比，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仍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四、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中如何應對時間觀的差異

不同的時間觀念是能夠折射出不同文化的大鏡子，同時也影響著人們的工作與生活。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師，時常與有著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思維方式，不同時間觀念的同學交流。在這樣高頻率的跨文化交際中，如果漢語老師忽視時間觀念下的行為差異，往往會阻礙與學生間的交流，甚至造成誤解，損害自己的形象，從而影響教學效果。為避免這樣的不利影響，從教師自身角度出發，在進行漢語教學時，要做到入鄉隨俗，先做到尊重學生文化背景下的時間觀念，然后適當地找到某個時間觀念的契合點，既能發揮西方觀念中對于時間高效的利用率，又能吸取東方時間觀念精華，對于時間的把握游刃有余，不至于被異化。以此來提高教師自身在時間觀念影響下的跨文化交際的意識和能力。

具體的建議有：首先，教師要以身作則，轉變自己的時間觀念，加強了解學習學生背景文化中的時間觀念。其次，切實把握好上下課時間，給學生確立一個良好的時間規則。對于學生出現遲到等情況，應及時靈活處理。如學生為成年人，其自身的時間觀念已固定，教師在不改變既定上課時間安排的前提下，教師應適當接受個別學生的遲到等行為。相對于低齡學生，教師可通過良好的溝通引導學生注意遲到等問題。此外，教師也可以開展一些文化課程，介紹中西文化的時間觀念的差異，讓學生注意不同時間觀念下的行為方式給交際帶來的問題與阻礙，幫助學習者理解并應對跨文化交際中的這些問題。同時，教師改進教學手段，提高教學效率也是很重要的。在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同時，潛移默化讓學生注意到時間效率的重要性。

從學生特點出發，進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克服因時間觀差異造成的交際阻礙，在漢語國際教學中是很有必要的。

參考文獻：

[1]熊沐清，《融合與皈依――中西原始時間觀的分野》，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2]彼得柯文尼、羅杰海菲爾德，《時間之箭》，江濤、向守平譯，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

[3]吳國盛，《時間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4]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第5篇：漢語國際教育含義范文

論文摘要：希臘哲學家、教育家柏拉圖的名著《理想國》蘊含著豐富的、迄今仍熠熠發光的教育思想。柏拉圖以“人性論”為前提，倡導建立一個等級分明、民主和諧的政治制度。他大力提倡教育，認為獲得正義及善的美德是教育的首要目標，但教育是直接為所構建的國家服務的。柏拉圖認為，統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個，那就是教育，通過音樂和體育培養出優秀的公民。培養公民的教育只是初等教育，而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集智慧與權力于一身的城邦統治者——哲學王?！栋乩瓐D》中追求美好生活，凈化人的心靈，培養德性的教育思想，在當今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論文關鍵詞：柏拉圖；人性論；教育思想

《理想國》又譯作《國家篇》、《共和國》，是古希臘哲學家、思想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的著作，是以蘇格拉底為主角用對話體寫成，全書共分十卷，它探討了哲學、政治、倫理道德、教育、文藝等各方面的問題。所謂理想國，是柏拉圖推理出的一個充滿正義和美德的國家，該書的核心思想是哲學王應該為國家的統治者，倡導用哲學思想來管理民眾。在《理想國》中柏拉圖以“正義”為主題，發展了蘇格拉底關于人性中的德性思想，開啟了西方史上人性“知、情、意”和價值“真、善、美”三分的先河，休謨和康德的哲學理論皆以此展開。在柏拉圖的眼中，只有通過教育才能使理想國得以實現。因此盧梭認為《理想國》“不是一部關于政治的論著，而是迄今為止關于教育的最好論文”。

一、柏拉圖的哲學思想對《理想國》人性和教育思考的影響

1.社會基礎

柏拉圖所處的時代正是雅典盛極而衰之時。為爭奪希臘霸權，古希臘城邦國家雅典和斯巴達進行了長達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戰爭不但使雅典喪失了希臘霸權，而且使雅典的各種社會矛盾一觸即發。戰爭使雅典的經濟遭受巨大打擊，失去了希臘世界的領導地位，國內民主制度遭到挑戰，政權逐漸落到貴族手中，倫理道德觀念也受到了人們的質疑，走向衰敗。這使得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對城邦懷著極大責任感的思想家開始思考雅典的前途，他們設想組織一個理想的城邦，這個城邦是正義的、和諧的。

2.哲學基礎

柏拉圖是西方客觀唯心主義的創始人，其哲學體系博大精深，對其教學思想影響尤甚。

（1）理念論。柏拉圖把蘇格拉底的辯證法與巴門尼德的“存在論”結合起來，提出了“理念”論。他認為“理念”的知識是人的靈魂先天具有的真正知識，可知的理念是可感事物的根據和原因，可感的事物是可知理念的派生物。一類事物有一個理念，各式各樣的事物有各式各樣的理念。不同的事物組成了事物的世界，而由它們的理念所組成的總體就是柏拉圖所謂的理念世界。在他看來，前者是可感世界，后者是可知世界。柏拉圖曾經通過一系列的比喻來論證兩個世界的學說，其中最著名的是“日喻說”。柏拉圖把可見世界和可感世界的關系比作太陽與大地生物的關系，認為：“太陽不僅使看見的對象能被看見，并且還使它們產生、成長和得到營養，雖然太陽本身不是產生。”

（2）辯證法。黑格爾曾明確指出：“在古代，柏拉圖被稱為辯證法的發明者。就其指在柏拉圖哲學中，辯證法第一次以自由的科學的形式，亦即以客觀的形式出現而言，這話的確是對的?！卑乩瓐D認為辯證法是指通過談話展示思想之間的矛盾，然后加以分析和綜合，進而求得真理的方法，這是一種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辯證法不是詭辯術，它是論證理念的重要手段。從《理想國》中蘇格拉底與他人的對話可以看出辯證法是最高等級認識知識的方法，也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和訓練方法，通過辯證促使探索理念之間的關系、學會建構理念體系的方法，提升邏輯思維及想象能力。

（3）認識論。認識論是柏拉圖獲取理念的方法。柏拉圖的認識論包含三層含義：第一，理念不能依賴于人的直覺。他認為世界上的萬物都有一個在理念世界存在的本體，即“相”?！跋唷笔菧贤ɡ砟钍澜绾同F實世界的橋梁。第二，認識論要經歷三個階段。柏拉圖認為最低等級的認識，它的心靈狀態是想象，所以認識過程尚需繼續深化，最后才能以理性思考獲得善的理念。第三，認識理念是為了認識自己。柏拉圖認為只有通過對外部世界及理念的認識才能使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理念是先天的，即每個人天生就是擁有理念的，所以他認為，人們對理念的認識不是一種后天的積累的學習，而是對已經存有的理念的回憶，這個回憶的過程就是對外部世界認知的過程。所以柏拉圖的認識論是一種先驗的認識論，通過回憶，進而認識自己，尋求善的理念。

正如波普爾所言，柏拉圖的國家哲學最終“可以擴大為關于‘萬物’的普遍哲學”。柏拉圖的哲學思想從倫理道德出發，以追求善的理念為目標，追求人性和靈魂的完善。國家哲學的根本問題是人的問題，沒有對人及人性的深刻分析，政治便失去了正確的邏輯起點，因為社會是人構成的社會，人是社會的主體，對人類社會的哲學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就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人性問題上。

二、《理想國》中的人性觀點

在《理想國》中蘇格拉底通過與他人的對話，探討“什么是正義”及其柏拉圖對“靈魂”的認識和反思。“靈魂”的解讀和“正義”的剖析也是對“人性”詮釋和展望。正如R. Waterfield 所言“柏拉圖提請我們，在讀這本書時，應當將他所建構的城邦的諸多特征作為理解我們自己內在心靈的地圖或鑰匙”，“個體內在的心靈世界是本書的關切之點?！?/p>

1.人的靈魂

古希臘的奧爾菲斯教派與畢達哥拉斯早已涉及到靈魂的問題，提出了靈魂不死與轉世的思想，在《理想國》中柏拉圖繼承與發揮了這一學說，在他看來靈魂是不能加以分解的，它是有生命的和自發性的，同時也是精神世界的、理性的、純粹的，因它有追求世界的欲望，而墮落到地上并被圈入于肉體中，因此注定要經過一個凈化的過程，同時靈魂是會輪回轉世的。靈魂的凈化需要教育，柏拉圖對靈魂進行了三重區分，稱其為靈魂的三個等級，即理性、激情和欲望。在人的靈魂中，理性是是靈魂的本性，也是靈魂的最高原則，它與理念相通；激情是理性的天然同盟，是合乎理性的情感；欲望則指肉體欲望，既可服從理性也可背離理性。“靈魂脫離肉體，沉思美好的理念世界，乃是人生的終極目的?！比绻胱屇愕撵`魂免于遭受俗世中那些欲望打擾，那么唯一的辦法就是擺正你的思想、你的立場，用美德來克服欲望，凈化你的心靈。柏拉圖關于靈魂的觀點實質上是關于人的本性的理論探討，是人們對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種追求和探索。他強調理性對激情、欲望的控制和指導作用，并把這種作用作為德性形成的基礎，從而確立了以理性靈魂為核心的人性論思想路線。靈魂的狀況仍是國家的超政治基礎。靈魂塑造著勇敢、智慧、節制、正義等一切美德。柏拉圖的靈魂說使人類對美德的獲得尋找到了一條可行之路，他試圖先通過達到對美德最本質的認識，以至于達到真善美的境界。靈魂說強調對人德性的教化，倡導人向善，希望通過改造人的靈魂的教育，使公民擁有理性的靈魂，教育培養合格的公民，進而完成政治上的抱負，實現和諧的理想王國。 轉貼于

2.正義

“正義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別人的事”在《理想國》中闡述了三種正義觀，一是以色拉徐馬庫斯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正義觀，他指出：強權就是正義，擁有權力的人就代表正義。不正義為善，正義為惡；不正義的人比正義的人更有利、快樂，最不正義的人是最快樂的人。二是克法洛斯開始認為“正義”即“講真話”和“歸還所應歸還的債務”，但是到最后就不再堅持這個觀點。三是蘇格拉底對色拉徐馬庫斯和克法洛斯觀點的反駁，認為正義是一種美德，是善的理念的體現，是人性追求的極致。

正義分為城邦的正義與個人的正義，兩者間是一種相互維系的關系。一個城邦由統治者、武士、勞動者三部分構成，統治者應該具備的德性是智慧，他們負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分配，武士的德性是勇敢，他們保護城邦不被侵犯，維護城邦內部的秩序，勞動者的德性是節制，他們應懂得控制欲望，辛勤勞動，提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三個等級的人各司其職、各盡其力，這個城邦就能實現正義。而個人的正義是指公民自身的品質，是智慧、勇敢、節制等德性的和諧統一。人們只有通過后天的學習，通過人性的教化，進行德育、智育、體育方面的鍛煉才能獲得知識，從而擁有德性，這是實現個人的正義的過程。在人性修養中，只有達到個人正義才能實現城邦的正義。正義是一個人、一個國家所應具有的品質和美德。當時的雅典處于連年混戰之中，柏拉圖希望通過教育使公民學習正義，這樣才能維護國家的安邦，實現一個安定和諧的王國。

三、基于人性假設前提下的教育使命

從教育學的視角探討人性問題，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產物，教育對人性具有定向、引導、控制和改變的積極作用。教育的目的是凈化公民的靈魂，養成正義的美德，引導他們獲得知識，形成完善的人格和德性。

1.教育回歸人性

柏拉圖的教育是古典的自由教育，尊重人的自然本性、靈魂特性，以社會屬性為本。柏拉圖認為教育應適應天性，過度教育是有害的。尊重人的天賦稟性的教育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平等教育。當今教育在學生選擇專業上依舊以“物化”為標準，忽視了學生的興趣和稟性，這種重功利的為學理念與柏拉圖旨在發展人的理性、達到心靈和諧的理念相悖。因此，強調回歸人性的教育是才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知名教育學者科爾指出：“教育本身就是一種人性的活動，它應當通過激發人的人性方式來培養人?！睂W校教育要認識到學生的個性，不同類型、不同天分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不同，在追求向善的路徑中也表現出不同的效果。人性的完善既是學校教育的永恒產物，同時也是一切教育的出發點。

2.教育要引導心靈的轉向

教育引領心靈趨善在《理想國》中表現得十分明確。只有理智才可以指導靈魂，只有德性才可以教化心靈，它們相互協調才可以形成正義。在心靈和身體的教育方面要注意愛智和激情這兩者的和諧與平衡。只重心靈的教育會使人過度軟弱，只重身體的教育又會使人過度粗暴。

教育指引人們選擇善的知識以及懂得將善運用于對大眾的教化，用善的理念加強對公民的引導，使他們由此獲得賦有正義、理性的美德。現在社會學校教育中，道德教育功能的喪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化的失敗，并由此致使民眾對至善的背離，追逐利益和權欲。教化本質的揭示就是引導心靈的轉向。教育的本性在于使人的靈魂變得完整，使人格得到完善，擺脫罪惡走向善?！罢x是心靈的德性，邪惡是心靈的缺陷?！苯逃恢皇墙虝藗冎R，最主要的是讓人們獲得精神上的啟示，引導靈魂走向理性，將人內在的“善”引導出來，獲得美德。

第6篇：漢語國際教育含義范文

關鍵詞： 知情交易概率；股價信息含量；公司特質信息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2)02-0043-05

一、引 言

信息是影響股價波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投資者會對信息進行收集與加總。信息不對稱導致投資者獲取的信息不一樣，即使他們獲得相同的信息，由于投資者本身的差異，對信息的理解與反應也就不盡相同。

與公司價值相關的信息，包含公開信息與私有信息。公開信息主要是指公眾信息的，如市場存貸利率、公司的年報。而私有信息是指某些投資者所擁有的信息，其可以分為市場范圍內的私有信息與公司特定的私有信息。市場范圍內的私有信息是指可影響多個證券的私有信息，其尚未被市場反應；而公司特定的私有信息只影響該公司股票交易，不對其他公司股票交易造成影響。

根據交易主體擁有信息的差異，可以將投資者區分為知情交易者與不知情交易者。知情交易者主要包括了內部人、機構投資者與證券分析師，他們一般擁有更多的信息來源以及專業的分析能力。知情交易者充當了信息媒介的作用，使信息可以反應到股票的價格中，從而股票價格更能反應其真實價值，提高市場定價的效率。但是對于知情交易者進行交易時，究竟是有利于市場范圍內的私有信息還是公司特有的私有信息反映到股價中,對此進行探討的并不多見。Piotroski和Roulstone［1］研究了三種知情交易者的交易行為，發現證券分析師與R2呈正相關關系，說明證券分析師有利于行業信息進入股價；而內部人與R2呈負相關關系，說明內部人可以增加股價中公司層面的信息；機構投資者與R2的關系不確定。Chan和Hameed［2］認為在新興資本市場中，證券分析師較多的股票，R2比較高，故證券分析師主要收集的是市場層面的信息，而非公司層面的信息。

我國的資本市場中，知情交易者獲得的私有信息究竟是以公司還是市場層面的信息為主是值得研究的。本文把知情交易者看成一個總體，考察他們獲得的信息是以公司層面的信息為主，還是市場層面的信息為主。如果知情交易者主要有利于公司特質信息進入股票價格，則知情交易概率越高，股價信息含量較高。如果知情交易者主要有助于市場層面的信息進入股票價格，則知情交易概率越高，股價信息含量較低。本文的研究發現，隨著知情交易概率的增加，R2變小，公司層面的私有信息更多被股價所反應，知情交易者獲得的更多是公司特質信息。

二、文獻回顧

本文使用知情信息交易概率來衡量知情交易者強度，使用R2來衡量股價信息含量，即公司特質信息融入股價的程度，故文獻主要包含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與知情交易概率相關的文獻。對知情交易進行度量是市場微觀結構的難點之一。早期的研究采用市場交易中的一些間接指標來度量知情交易，例如買賣價差、成交量，但是這些指標無法對知情交易作出準確地度量。Easley、Kiefer、O’Hara、Paperman［3］（簡稱EKOP）基于序貫交易模型提出了用知情交易概率PIN（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ing）對信息交易進行直接度量。PIN的值越大，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越低，知情交易的人越多，信息融入股價的速度越快。學者們針對EKOP模型進行了大量的研究。Easley、Kiefer、O’Hara運用EKOP模型中的PIN來代表信息不對稱風險，發現信息風險對資產定價具有影響 ［4］。國內也有部分學者對知情交易概率進行研究。林忠國采用PIN對私有信息進行了度量［5］；劉莎莎等研究了PIN是否可以作為定價因子［6］。

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12年第2期2012年第2期(總第176期)彭 益,劉自城：基于面板數據的我國知情交易與股價信息含量研究

另一方面，是與R2相關的文獻。R2衡量了公司回報率能被市場回報率所能解釋的程度。R2的統計含義是對一個回歸方程擬合程度的進行度量的指標，R2越大，意味著回歸模型對實際的擬合程度較高，模型的解釋能力越強。最先用R2對股價信息含量進行度量的是Roll［7］。Roll發現不同的股票R2存在著差異且R2的值較小,不能解釋股價的波動，認為股票價格中還包含了私有信息，且R2越小，股價中私有信息就越多。此后，大量的學者對R2的經濟含義進行了研究。Durnev、Mrick、Yeung、Zarowin發現低的R2與現在的回報以及未來的盈利能力有緊密的聯系，表明R2越小，代表著越多的公司層面信息進入了股票價格，股票信息含量越高［8］。Jin、Myers研究了公司透明度對R2的影響，認為公司透明度越低，外部持有的公司特質信息越少，R2越高［9］。國內很多學者支持R2代表公司特質信息。侯宇等學者直接用R2來衡量股價中公司特質信息［10］。另一些學者就R2對股價中公司特質信息進行衡量的有效性進行了實證檢驗。袁知柱等認為R2越低，股票價格更能反映未來會計盈余信息，故R2能有效地測度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價信息含量［11］。馮用富等采用邏輯演繹的方法推導出R2可作為私有信息套利的度量指標［12］。許多學者認可了R2，故在本文中用R2來度量股價中公司特質信息的含量，R2越大，股價信息含量越低。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的選擇以及數據的來源

本文選取上證180指數的樣本股作為研究對象，樣本選取的期間為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其中采用的日內分筆高頻交易數據來自于CCER色諾芬分筆高頻數據庫，而日頻率數據以及財務指標則來源于國泰安公司的CSMAR數據庫。

對樣本做出以下調整：（1）為了排除股票進入與退出對結果的影響，剔除2009年與2010年間調進與調出上證180指數的股票，進而構成平衡面板數據；（2）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因為該行業的資產特征與其它行業有較大的區別；（3）剔除在兩年中某個季度未滿三十個交易日的股票；（4）剔除財務數據缺失的股票，共計得到公司樣本觀測值為110個。為了與上市公司季報的時間相匹配，獲得相應的財務數據，我們選取季度作為時間單位。

（二）知情信息交易概率的度量

EKOP模型將交易者分為知情交易者和不知情交易者，不知情交易者是出于流動性需求進行交易的，而知情交易者知道信息事件是否發生與股票的真實價值。在一個交易日里，知情交易者提交的買（賣）單均服從參數為μ的泊松分布，不知情交易者到達市場的概率服從參數為ε的泊松分布。

模型假設在每一個交易日開始之前，由“自然”決定與股票價值相關的信息事件是否發生，信息事件之間相互獨立，其發生的概率為α。這意味著信息事件每天最多發生一次。如果信息事件不發生，則知情交易者不進行交易，不知情交易者的買單到達率與賣單到達率均為(1－α)ε。如果信息事件發生，是壞消息的概率為δ，則好消息的概率為1－δ。故在發生好消息時，知情交易者的買單到達率為α(1－δ)μ，不知情交易者的買單到達率與賣單到達率均為α(1－δ)ε。發生壞消息時，知情交易者的賣單到達率為αδμ，不知情交易者的買單到達率與賣單到達率均為αδε。故知情交易者的委托單到達率為α(1－δ)μ+αδμ=αμ，不知情交易者的委托單到達率為2(1－α)ε+2α(1－δ)ε+2αδε=2ε，而總的委托單到達率為2ε+αμ。

知情信息交易概率即所有成交的委托單中擁有私人信息的知情交易者的委托單的概率。在這些參數的設定下，則可以得到知情交易概率為:

PIN=αμ2ε+αμ（1）

可以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方法對未知參數α、δ、ε、μ進行估計，從而計算PIN。Aktas、李朋采取了委托不平衡指標對該方法進行了簡化，本文采用簡化后的方法進行計算［13，14］。在給定某天發生了B次買方發起的交易和S次賣方發起的交易的基礎上，有:

Ε(Β+S)=α(1－δ)(ε+μ+ε)+

αδ(μ+ε+ε)+(1－α)(ε+ε)2ε+αμ（2）

Ε(Β－S)=α(1－δ)(ε+μ－ε)+

αδ［ε－(ε+μ)］+(1－α)(ε－ε)

=αμ(1－2δ)（3）

根據前面的假設，在某一天里面，如果沒有信息事件發生，則α=0；如果有好消息發生，則δ=0；如果是壞消息發生，則δ=1?？梢缘玫?

Ε(|Β－S|)=αμ（4）

則PIN可以表示為下式：

PIN=αμ2ε+αμ=Ε(|Β－S|)Ε(Β+S)（5）

其中S-B是每日委托單買賣量差額，S+B是每日委托單買賣量總額。但是買賣次數并不能反映股票交易量，交易量大的買單與交易量小的買單在PIN的計算中是等價的，故我們引入交易量。用Βv表示Β次買單的總交易量，Sv表示S次賣單的總交易量，故得到：

PIN*=Ε(|Βv－Sv|)Ε(Βv+Sv)（6）

雖然知情交易概率最初是建立在報價驅動機制基礎上，但是EKOP模型中是通過買賣定單的不平衡來對信息交易的概率進行測度的，同時提供限價指令的交易者可以看成是隱形的做市商，故中國股票市場的信息交易概率可以用PIN*進行度量。某股票時間段內PIN*的平均值可以反映該股票信息交易概率的狀況。

（三）股價信息含量的度量

我們以日交易數據為基礎，根據Roll ［7］、袁知柱［11］的方法，通過計算下面的回歸模型的擬合系數來對股價信息含量進行衡量：

ri,t=αi+β1rm,t+β2rm,t-1+β3rm,t-2+εi,t（7）

其中ri,t表示公司i第t天的收益率，rm,t表示第t天的市場收益率，εi,t為隨機擾動項，表示市場信息無法解釋的部分。滯后期rm,t-1，rm,t-2的加入是因為知情交易者會影響價格對信息反應的及時性。該方法本質上是將公司i的收益率對市場收益率及其一階滯后項、二階滯后項進行回歸，得到的擬合系數來衡量股價信息含量。R2的經濟含義是指個股價格的變動可以被股票市場波動所能解釋的部分。R2越大，股價信息含量越低。

這樣進行計算得到的R2取值是在0與1之間，不符合最小二乘法的回歸要求。為了使其符合計量經濟學的要求，采用MYY、Durnev的方法，對R2進行對數轉換，并將其定義為R2*。

R2*=Log(R21-R2)

經過這樣的對數變換以后，R2*的分布更加接近于正態分布。R2*越大，說明該公司股票的回報率越接近市場回報率，意味著股價反映了較少的公司特質信息，股價信息含量越低。

（四）面板數據回歸模型的設計

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我國知情交易者是有利于市場層面還是公司層面的信息進入股價，為了控制公司本身特征對所研究問題的影響，我們還定義了其它的控制變量。

首先，定義了股票流動性指標。流動性會影響價格調整的速度，從而影響股價信息含量。采用Amihud（2002）的流動性比率指標來對股票的流動性測度進行度量。Amihud的流動性指標為：

ILLIQit=1Dayit∑ritdVolitd（8）

其中ILLIQit表示股票i在t季度的日均流動性，而ritd與Volitd分別表示股票i在t季度的t日收益率的絕對值與成交金額（以億元為單位），Dayit則表示股票i在第t季度的交易天數。該指標越大，表示該股票的流動性越差。

其次，定義了其它可能影響股價信息含量的財務指標。規模（SIZE）為季末流通市值的自然對數。一般認為，公司規模越大，受到的關注越多，相關的信息也會越多。賬面市值比（BM）為季末總資產與市場價值的比重，該比重可對公司的成長性進行衡量，賬面市值比越大，成長性越低。資產負債率（LEV）為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重。固定資產比率（PP）是固定資產凈額占總資產的比例。

為了分析股價信息含量與知情交易概率的關系，建立如下面板變截距多元線性回歸方程。

R2*=β0+v+β1PIN*+β2ILLIQit+

β3SIZE+β4BM+β5LEV+β6PP+ε （9）

其中v代表個體效應，還需要根據數據本身的特征決定方程最后的形式。如果檢驗顯示應采用混合OLS回歸，則v為0，否則v為個體的固定效應或者個體的隨機效應。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研究變量的計算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處理高頻數據的時候，剔除集合競價階段和收盤后的觀測值，即去掉每天9∶30以前，3∶00以后的交易數據；剔除數據接收記錄錯誤的日期，但是在其它期間內按正常計算。在計算知情交易概率時，采用Lee and Ready（1991）的標記檢驗方法來判斷每筆交易是由買方發起還是賣方發起。采用先日內再季度平均的計算方法獲得季度PIN*值。

而在計算R2時，股票市場的收益率采用上證綜合指數的收益率來表示。馮用富等［12］發現行業收益率與市場收益率之間的相關性很強，在計算R2時，如果加入行業收益率會引起比較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故本文沒有考慮行業收益率。

110只樣本股的R2、R2*、知情交易概率、流動性指標、規模、賬面市值比、資產負債率、固定資產比率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到， R2均值為0.4973，說明在我國股票市場上，同漲共跌的現象比較普遍，股價信息含量偏低。而知情交易概率（PIN*）均值僅為0.0904，說明知情交易委托單交易量占到總委托單交易量的比重較低，僅為9.04%。

（二）知情交易與股價信息含量

以R2*作為因變量，用110只股票的樣本數據對方程（1）進行面板數據回歸。先進行了F檢驗來判斷固定效應模型與混合OLS模型的優劣。F檢驗的原假設H0為樣本個體間的差異不顯著。再進行LM檢驗來判斷隨機效應模型與混合OLS模型的優劣。最后用Hausman檢驗來確定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模型的優劣。如表2所示，模型1中的自變量僅包含了知情交易概率，F檢驗值為4.73，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OLS模型。LM檢驗值為296.26，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隨機效應模型也優于混合OLS模型。最后運用Hausman檢驗，Hausman檢驗值為4.77，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最終采用固定效應的面板最小二乘法模型來進行估計。模型1的固定效應模型中，知情交易概率的回歸系數為-1.6341，t統計量為-2.44，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根據模型1的結果，股票的知情交易概率越高，R2越低，股票的信息含量越高，說明知情交易者有利于公司層面的信息進入股票價格。知情交易委托單交易量占所有委托單交易量的比例較低時，公司層面信息融入價格的速度比較慢，股價中包含的公司層面的信息量比較低，從而股價的信息含量較高。

模型2中的控制變量僅考慮了股票的非流動性，可以看到PIN的系數依然顯著為負數，PIN與R2呈負相關關系。而非流動性的回歸系數為7.7538，t統計量為5.48，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ILLIQit代表的是股票的非流動性，ILLIQit越小，股票的流動性越高，表明股票在市場上受到的關注也越多，不斷增加的信息流入該股票的價格中，信息不對稱程度低，股價更多地反映公司層面的信息，股價信息含量變高。

模型3中的控制變量考慮了股票的流動性、公司規模、賬面市值比、資產負債率和固定資產比率。PIN和流動性指標的符號沒有改變，并且具有統計顯著性。公司規模與R2正相關。規模越大的公司，受到宏觀因素與市場的影響越大，其收益率與市場收益率的相關程度越大，同時大公司在影響市場回報率中亦占有一定的比重，故R2越大。賬面市值比較低的公司，成長性越高，R2越低。資產負債率較高的公司，投資這些公司風險比較大，公司未來的不確定性較大，但是有可能獲得較高的收益，投資者會積極地收集與運用該公司的信息，以期獲得超額回報，故其R2較低。而固定資產比率不顯著。

（三）穩健性測試

本文進行了以下的穩健性測試：（1）去掉具有最高1%和最低1%的知情交易概率、R2的樣本，發現面板模型回歸結果在符號和顯著性方面不發生變化。（2）先對每季度的截面計算相關系數，然后再將季度的相關系數取均值，發現R2與知情交易概率呈負相關關系，結果與之前一致。（3）對每季度的樣本進行了橫截面回歸，將知情交易概率的回歸系數取均值，該回歸系數也是負值，結果與之前一致。

五、結 論

以2009~2010年上證180指數的樣本股的平衡面板數據為樣本，對中國股票市場的知情交易者主要基于何種信息進行交易進行了檢驗。研究發現知情交易概率大的股票，其股價信息含量越高，這表明知情交易者更有利于公司層面的信息進入股票價格。知情交易者利用擁有的信息優勢進行交易，使得他們交易股票的股價中包含了更多公司層面的信息，提高了市場定價的效率。

參考文獻：

［1］Piotroski J., Roulstone D. The influence of analyst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insiders on the incorporation of market, industry, and firm-specific information into stock prices ［J］. Accounting Review，2004, 79: 1119-1151.

［2］Chan K., Hameed A.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and analyst coverage in emerging marke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80:115-147.

［3］Easley D., Kiefer N., O'Hara M., Papermam. Liquidity iinformation and less frequently traded stocks［J］. Journal of Finance, 1996, 51:1405-1436.

［4］Easley D., Hvidkjaer S., O'Hara M. Is information risk a determinant of asset return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10(5): 2185-2221.

［5］林忠國, 韓立巖. 機構交易的正面效應：波動率和市場效率的角度［J］.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1,(4):606-616.

［6］劉莎莎, 孔東民, 邢精平. 私有信息風險被市場定價了嗎――來自中國股市的證據［J］. 2011,(1):61-74.

［7］Roll R. R2［J］. Journal of Finance, 1988, 43(3):541-566.

［8］Durnev A., Randall Morck, Bernard Yeung, Paul Zarowin. Does greater firm-specific return variation mean more or less informed stock pric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3, 41:797-836.

［9］Jin L, Myers S. C. R2 around the world:new theory and new test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2): 257-292.

［10］侯宇, 葉冬艷. 機構投資者、知情人交易和市場效率――來自中國資本市場的實證［J］. 金融研究, 2008,(4):131-145.

［11］袁知柱, 鞠曉峰. 基于面板數據模型的股價波動同步性方法測度股價信息含量的有效性檢驗［J］.中國軟科學,2009,(3):174-185.

［12］馮用富, 董艷, 袁澤波, 楊仁眉. 基于R2的中國股市私有信息套利分析［J］. 經濟研究,2009,(8):50-59.

［13］Aktas N., Bodt E., Declerk F., Van Oppens. 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ing? some evidence around corporate events［J］. EFMA Conference, 2004.

［14］李朋, 劉善存. 信息易概率分解與買賣價差研究［J］. 南方經濟, 2006,(2):13-22.

Research on 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ing and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tock Pric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Model

PENG Yi,LIU Zi-che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of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79,China)

第7篇：漢語國際教育含義范文

【關鍵詞】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數 勞動力市場 收入

【英文題目】 Research on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A Review of Literatures and Implications

中國教育個人收益率研究：一個文獻綜述及其政策含義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對中國教育個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獻回顧，揭示教育與收入、收入分配及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自從人力資本理論以來，對教育與收入關系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對中國的研究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亦是如此，并有多個視角，而基于人力資本理論的教育個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據了一個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內容首先說明了教育個人收益率研究的意義與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國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從制度和技術角度對教育收益率估計值的解釋、計量方法的改進對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響、與轉型期有關的中國教育收益率的特點以及教育收益率的變化特征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最后做了簡單的評述。

一、教育個人收益率研究的意義與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為一項個人（以及家庭）和社會（政府公共支出）投資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為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前者。自從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人力資本理論以來，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資本理論確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項投資的基本理論模型，因而成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論基礎。一般認為，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義：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評價教育生產力的一個有用的指數，它試圖回答的是：社會和個體是否應該在教育上投入資源？也就是說，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為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投入到教育中資源的判斷標準，提供資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勵個人和政府投資于教育。如通過比較教育的收益率與物質資本投資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教育上投資的多寡；再如根據大部分研究發現的教育收益率較高的值，這樣可以激勵個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資源投資于教育。

其次，通過對不同群體、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斷教育內部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農村和城鎮、以及各級各類教育上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問題。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為一項投資，要求取得相應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夠反映出教育投資對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勞動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檢討收入政策、教育政策與就業政策的得失。

第四，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還有著重要的政策意義（Psacharopoulos等，2002）。這一領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導教育體制和財政改革的宏觀政策制定，這方面的例子如英國和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財政改革。此外，具有創新的應用領域是用來評估一些特殊的項目。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亞的“學校建設”項目、印度的“黑板”項目、以及埃塞俄比亞的“主要部門投資”項目。同時，根據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設計上即要激勵個體提高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又要注意保證和資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資。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對于象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又有著特殊的意義。眾多的研究者將教育收益率作為判斷中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經濟轉型程度的一個指標。如Appleton等（2002）通過對不同群體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較以判斷中國城鎮地區是否已形成了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賴德勝（2001）認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斷勞動力市場體制分割狀況；Zhao & Zhou（2001）則認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轉型期間資源配置以及認識社會制度改革程度的一個工具。

對教育個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賴微觀數據。根據已有的文獻，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兩種：明瑟收入函數（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稱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確法（Elaborate Method）的內部收益率。此外，根據農村家庭的特點，研究農村教育收益率的學者又發展了一種方法：生產函數法（Jamison & Gaag， 1987）。由于精確法的應用依賴于教育成本與收益的準確數據，而現實中這些數據又難以獲得或難以估算，此外，生產函數法是應用于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農村地區的特殊方法，因而，應用精確法和生產函數法研究中國教育收益率的文獻還很有限，絕大部分研究應用了明瑟收入函數。本文以下的內容也以這種方法的介紹和文獻研究為主。

明瑟收入函數是由經濟學家明瑟（Mincer， 1974）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推導出的研究收入決定的函數，該模型包括兩個基本的變量：教育和工作經歷及其平方，實證模型中教育變量的系數就是教育的個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義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慮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數中的連續變量——學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虛擬變量，就可以根據這些虛擬變量系數的比較確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見，明瑟收入函數其實是一個研究收入決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據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變量，如性別、地區、部門等。該函數包含了兩個基本的經濟概念：（1）它是一個勞動力定價模型或享樂主義(hedonic)工資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經歷這些具有生產力特性的要素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報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與市場利率進行比較，從而決定人力資本的最佳投資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對明瑟函數有眾多的評論，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 Thomas， 1995; Card， 1999；賴德勝，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雖然后來的學者對此種方法多有批評，然而，由于這種方法簡單容易，成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國教育個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從所能看到的文獻來看，最早的對中國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應該是Jamison & Gaag在1987年發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樣本數量及所覆蓋的區域都很有限，往往僅是某個城市或縣的樣本。而且在這些模型中，往往假設樣本是同質的，模型比較簡單。在后來的研究中，樣本量覆蓋范圍不斷擴大直至全國性的樣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變量，并且考慮了樣本的異質性，如按樣本的不同屬性分別計算了其收益率，并進行比較。這些屬性除去性別外，還包括了不同時間、地區、城鎮樣本工作單位屬性、就業屬性、時間、年齡等。下面概況了研究的主要結果。

1. 城鎮與農村的比較

由于中國勞動力市場明顯的二元體制，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區分了農村與城鎮。對這兩類樣本是根據戶口屬性來定義的，而不管其在城鎮還是農村工作。從計算的結果看，在城鎮地區，最低的值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為11.5%（Zhang & Zhao， 2002），應用1995年以前數據的絕大部分研究計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農村，最低值為0.7%（Gregory & Meng， 1995; Li &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為6.4%（Brauw， et al， 2002），絕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農村個體的教育收益率要明顯的低于城鎮居民，這從同時含有農村和城鎮居民樣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顯的看出這一點。如李實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國數據的估計表明，城市個體收益率比農村個體高出近2個百分點，而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兩者的差距達到了7個百分點，說明這一差距有隨時間逐漸擴大的趨勢。

城鎮和農村的教育收益率差異的另一個特點是，在教育和工作經歷這兩個變量對收入決定的解釋力上，農村的模型要明顯低于城鎮模型。大部分的研究發現農村雇傭勞動者總收入差異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經歷這兩個因素造成的，而城鎮樣本大多在20％以上。這一結果再次驗證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二元體制特征，以及農村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遠遠落后于城鎮勞動力市場。

2. 收益遞減還是遞增？

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中投資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教育投資也應表現出相似的特點。事實上，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研究也驗證了這一規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現出下降的趨勢。然而，對中國的研究出現了相反的結果。一個證據是，眾多研究發現教育收益率從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實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 Hannum， 1996；等）。另一個證據是把樣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為分界點，分別估計在這一點之上和之下個體的教育收益率，結果發現分界點之上的個體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個體。如Brauw &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都發現，小學或高中以上個體的教育年數的系數都高于小學或高中以下個體的系數；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著中低等教育的基礎教育收益率為1.8％，代表著中高等教育的專業教育的收益率為3.0％；Li（2003）的研究也發現，中國的教育收益率盡管平均水平比較低，然而大學教育的收益卻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認為，在中國，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現遞增，是由接受高層次教育（高等教育）的個體比例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層次的教育僅有少數人獲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遞增，這樣會加大收入差距。同時，收益遞增的原因可能與中國政府在高層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對個人的大量補貼有關。

3. 隨時間的變化趨勢

在城鎮地區，教育收益率隨時間表現出明顯提高的趨勢。如Zhao &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為2.8%，相應的應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數據計算的值達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 Zhao（2002）應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國數據更明顯的表現出這一規律，如1988、1994和1999年這三年的收益率分別為4.7%、7.8%和11.5%。此外，城鎮教育收益率隨時間的增長還表現為這樣一個特點：在1993－94年是變化最大的時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緩慢增長，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緩慢增長。在農村地區，由于收益率的值較低，隨時間的提高趨勢比較平緩，變化程度遠遠低于城鎮地區。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別差異

在眾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結果。而且兩者的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擴大的趨勢，如于學軍（2000）的研究發現，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異為2個百分點，而到1994年這一差距擴大到3個百分點以上。Zhang &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減小，后又在逐漸擴大，這一差異從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較高的收益率為傾向于女性教育投資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文獻中對教育收益率性別差異的解釋有多種，一種解釋認為女性職工上學的機會成本低于男性，從而只考慮機會成本而不考慮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會使女性比男性高（賴德勝，2001）。另一種解釋則基于兩者勞動時間參與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沒有表現這一特征，從計量方法上講，在估計明瑟收益率時，忽略能力因素會高估教育收益率（見下文的解釋），因而女性的收益率會高于男性（Zhang & Zhao， 2002）。還有一種解釋是女性樣本中高一級教育水平的個體收入與低一級教育水平的之間的相對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紅、孫志軍，2003）。

5. 不同部門的教育收益率

在現實中，不同經濟部門勞動力市場中收入的決定因素不同，這會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異。幾乎所有的研究發現，在不同所有制結構部門中，一般是國有部門和公共部門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門。由于國有部門和公共部門的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門，因而，市場化程度高的部門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場化程度低的部門。這反映了不同部門中對教育回報的差異，也反映了教育的生產力效應發揮的程度上的差異（杜育紅、孫志軍，2003）。

6. 個體的其他屬性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

文獻中關注的個體屬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別外，還有年齡、工齡、戶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業屬性等。研究發現，年青人和工齡較短的個體的收益率高于年長者和工齡較長的個體（Maurer-Fazio， 1999; Li & Luo， 2002; Zhang & Zhao， 2002），通過競爭的方式（市場）找到工作的個體教育收益率高于通過（政府）“安排”的方式的個體（Meng，1995；Maurer-Fazio & Dinh， 2002）。若按戶口和就業經歷劃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崗”）的個體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崗后又找到工作的個體，最低的是下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個體；城鎮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鎮中農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過崗又找到工作的個體現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對于戶口因素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也有相反的例證，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據對1999年全國的城市中的數據研究發現，城市中兩類群體（城鎮居民和農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經相差不大（前者為6％，后者為5.6%），并由此判斷中國城市的已經初步形成了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

7. 地區差異

中國教育收益率的地區差距也比較明顯，有的研究發現東部地區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發現中部地區的最高。但是總體的特點是西部地區的教育收益率起碼不低于東部地區，這為加強向西部地區的教育投資的政策提供了堅實的證據。

8. 國際比較

中國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根據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為9.7%，其中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為9.9%，OECD國家為7.5%。以此比較來看，中國城鎮地區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亞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時間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這一數值開始接近并超過了世界及其他地區的平均水平。中國農村地區的教育收益率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對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釋：制度因素與生產技術條件

如上述，應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數據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較低的值，尤其在農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認為教育在中國農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們還不能懷疑數據的可靠性，因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國家統計局協助下的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抽樣調查數據。這些結果的一個隱含的政策意義就是，中國以往的教育投資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維持這樣低水平的投資水平也是合理的，應該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門去。事實真是如此嗎？

近些年來，許多研究者從兩個視角專門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釋，一個視角是基于對勞動力市場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個是從計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釋。這一部分主要討論前者。

制度因素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分配體制和勞動力市場分割體制。勞動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體制分割造成的勞動力市場的非競爭性和非流動性都會對勞動者的生產力產生負面影響，這樣，受過教育的個體的生產力無法充分發揮，或者是其所得報酬低于所創造的邊際產品的價值，必然會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從這一角度出發，早期的一些研究側重于從理論上的解釋，并沒有實證檢驗。如Knight & Song（1991）認為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與剛性的工資體制有關。李實和李文彬（1994）把較低的收益率歸結為城市的工資體制。鄔劍軍和潘春燕（1998）的理論分析也認為，中國城鎮的企業工資體制是基本不反映勞動者教育程度的差別的，這是中國個人教育投資回報率嚴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賴德勝（2001）的研究強調的是勞動力市場分割體制造成的諸多問題。他認為，勞動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競爭性、勞動力的非流動性都會抑制配置能力和生產能力的發揮，從而都會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則對制度因素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Fleisher & Wang(2002)通過比較中國企業中的生產工人和技術管理人員的邊際產品價值與實際所得報酬，發現技術管理人員的邊際產品價值要遠遠高于生產工人，而兩者的實際所得報酬則相差不大，由于技術管理人員的教育水平較高，而生產工人的較低，這樣，較高教育水平與較低教育水平的個體的邊際產品價值之間的比例要高于兩者所得報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時，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體制分割與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政策，這些都解釋了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獻中對中國農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計值更低，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興趣。

Zhao（1997）認為，傳統的估計方法由于忽視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這一體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別是由于中國在城鄉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農村個體克服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障礙，在明瑟收入函數中就不會捕捉到農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這一影響。以此為出發點，Zhao通過把勞動力市場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農業就業和非農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的收入，并估計了教育的收益率（稱為“遷移”收益率），結果發現，1979年的教育的遷移收益率為8.3%，而1985年的為4.3%，這一結果要遠遠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結果。

李實和李文彬（1994）從農村要素市場的特點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由于農民幾乎無法自主決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種什么作物甚至種幾樣作物，多數出售的產品以低于市場出清的價格，通過國家控制的銷售系統進入市場，土地、化肥和勞動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確定投入－產出最佳結合方面作用不大。

關于教育在農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傳統農業中，農民沒有應用技術的經濟激勵，許多農業技術會丟失，對農村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就沒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進一步指出，教育投資并不是萬能的，其收益率依賴于技術革新以及市場和政治體制的改革。筆者把這一理論應用到解釋中國西部農村中教育的作用，認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技術占主導地位是造成家庭生產函數中教育的系數為負值的主要原因（孫志軍，2002）。

上述解釋對教育與農業生產之間的關系是合適的，然而，大多數教育收益率的估計采用從事非農勞務性活動的農村個體。對城鎮居民和城鎮農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較已經說明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二元體制是造成農村工資收入者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進一步從雇傭了許多農村個體的鄉鎮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和農村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釋。Li & Urmanbetova(2002)通過對農村鄉鎮企業為主的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的決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認為，在這樣一個勞動力市場上，由于鄉鎮企業數量較少以及經濟規模較小，勞動力相對過剩，因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形成了買方市場。這樣，勞動者在與雇傭單位確定工資報酬上就存在著劣勢，工人很難按其邊際生產力取得相應的報酬，在農村中的企業中，教育在工資結構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實的，如果受過較高教育的勞動力生產力更高的話，他們也能得到較高的工資。這樣，較低的教育收益率還暗含了其他解釋。這其中農村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原始與落后就是一個因素，在這些企業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經驗可能是一個決定工資的重要因素。

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國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資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產力效應的發揮所需的制度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造成的。這種解釋其實植根于這樣一個假設，即作為一項資產的人力資本，如同物質資產一樣，其回報需要有相應的激勵機制，在受到充分的保護時，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實的反映出來，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應的會帶來教育生產力效應的發揮，因而上述解釋的政策意義就是，建立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將會提高教育的收益率，進而提高教育的生產力效應。而對于農村地區，提升農業生產和鄉鎮企業的生產的技術條件也會起到相應的效果。

四、計量方法對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響

計量方法對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響主要是指測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計的值偏離真實值。其依據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數是用OLS估計的，這樣，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看，由于解釋變量的復雜性和樣本的選擇問題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會削弱這一估計方法的有效性，這會使得估計的教育收益率與真實值有較大的差距。對中國的研究絕大部分使用了該方法，這樣，OLS估計本身的問題和較低的估計值使得一些研究者從計量方法上考察對教育收益率估計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現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計量方法對明瑟收益率的影響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與樣本選擇有關的樣本偏差問題，第二類是與明瑟收入函數自身的缺點有關，第三類是變量的測量誤差。

1. 樣本偏差

樣本偏差包括樣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樣本（Censored Sample）問題。沒有代表性的樣本會使收入和教育之間的測量關系變得更為模糊（Brauw & Rozelle， 2002）。這在許多文獻中都出現了這一問題，如一些研究的樣本僅限于經濟中某個部門（如，Meng， 1996; Gregory & Meng， 1995; Ho et al.， 2001），這顯然是沒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說，如果僅僅是用一特定的樣本估計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將會是比較低的。

截取樣本主要是指一些樣本的被解釋變量的信息無法被觀測到，這部分樣本在估計時被簡單的排除在外。比如我們研究城鎮個體的教育收益率，我們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個體的實際工資，但是不知道沒有工作的個體的工資（“保留工資”）。這一問題更多的體現在農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計上。由于農村個體的生產活動方式有多種選擇，他/她們的“保留工資”更難以觀測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僅有工資收入（或勞務收入）的樣本。在這兩個例子中，因變量（工資收入）是被截取的：沒有這部分樣本的因變量的信息。樣本選擇偏差會使估計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樣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這一點也成為解釋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針對這一問題，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標準步驟來糾正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數的缺點

明瑟收入函數自身的缺點有多種，這些缺點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變量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些變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學校質量因素。在估計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計稱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認為，個體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異會導致個體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兩者的關系是，能力越強，則教育水平越高，因而傳統的方法從理論上會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學校質量因素對個體教育水平的影響也會造成有偏的估計。這里的關系是，學校質量與個體教育水平是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那些進入質量比較高的學校的個體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質量低的學校的個體，因而，忽略學校質量因素也會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傳統的明瑟收入函數還忽略了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如果某級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該級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結果會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響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變量（Proxy Variable）或在計量模型上用工具變量法（IV），這些變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變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測量誤差

測量誤差會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現在對因變量的測量上。傳統的明瑟收入函數中的因變量是指個體的收入，然而，它卻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單位。一般認為，對收入的衡量根據時間單位可分為小時工資率、日工資、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確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單位會得到不同估計結果。特別是一些研究認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時計的工作的時間可能更長，這樣，相對于小時工資率而言，因變量中采用日工資、月收入或年收入都會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時工資不會受個體每天或每月中決定工作多少小時的影響。此外，由于中國的經驗比較復雜，個體的收入由于有多種來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實物等，這都會對測量個體收入的精確性產生影響，從而會影響教育收益率的估計值。

測量誤差的另一個方面表現在教育變量的測量上。在多數研究使用的數據中，教育年數是根據個體報告的教育程度結合中國的學制進行估計的，而并沒有準確的報告受過多少年教育的數據，這樣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個體，教育年限可能會不同，因而就會產生測量誤差問題。文獻中還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來準確的解決這一問題。

4. 研究結果

究竟上述各類測量偏差對估計教育收益率的真實值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近幾年來的一些文獻對此做了實證檢驗。

前面提到，對樣本選擇偏差問題的解決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標準步驟，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計一個勞動參與方程，然后計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將這一比率納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這一方法應用到估計農村個體的收入方程中，結果發現，教育的系數變得不顯著且為負值，不過他們的模型中還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農（2003）的研究方法與此相類似，但是結果卻有很大的差異，他的研究結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參與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較高的值。

Brauw & Rozelle（2002）對標準的明瑟函數做了一些修改，他們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變量采用小時工資率，結果得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教育收益率（6.4%），這一結果在所有應用農村樣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為了進行對比，他們還分別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對數據進行了重新估計，并與他們的方法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為3.8%，而后者平均為6％，這為計量方法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提供了堅實的證據。此外，Brauw & Rozelle還選擇了35歲以下的樣本，把學校質量因素和能力的變量納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結果發現，沒有這些變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數要比有這些變量的系數高1個百分點，說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響。此外，為了考察教育與收入的非線性關系，他們還把樣本分成小學程度以上和以下兩類，結果發現小學程度以下樣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學以下。在Maurer-Fazio & Dinh(2002)研究中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說明若忽略教育與收入的非線性關系，會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 Luo（2002）的研究重點考察了測量誤差和能力偏差的影響，并對兩者的效應做了對比。他們應用的方法是工具變量法，結果發現，用OLS估計的明瑟收益率要顯著的低于用工具變量估計的收益率，之所以會這樣，原因在于測量誤差（會低估收益率）的影響要大于能力偏差（會高估收益率）的影響。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為因變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時為因變量的約低1個百分點左右。然而，在Li &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卻沒有發現以上這些偏差對估計農村教育收益率顯著的影響。這說明，對計量方法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響還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盡管如此，從以上研究來看，測量誤差的存在可能是導致中國農村教育收益率比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經濟轉型與教育收益率

從事經濟轉型與教育收益之間關系研究的學者關注的問題是，隨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關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會提高？這種變化的內在機制是什么？

對這一關系研究的基本假設來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場轉型理論，Nee指出，經濟轉型過程基本的變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會財富從再分配者（政府）向生產者的轉移，也包括機會結構和激勵機制的變化，同時，不斷強大的私營和混合經濟部門與企業家創造了新的機會結構，在這個結構中，經濟活動逐漸的通過市場機制調節，政府的控制則逐漸弱化。在教育與收入關系上，這一理論一個流行的假設是，市場改革越深入，人力資本（教育和經驗）就越重要，同樣，越直接地參與市場經濟，人力資本也就越重要（Bian & Logan， 1996）。Xie & Hannum（1996）以及Zhao & Zhou（2001）根據轉型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把這一假設概況成以下四個有待驗證的基本假設：

假設1：在轉型過程中，由于市場機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產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產力高的人將得到更高的回報，而教育是生產力最好的指標之一，這樣，經濟轉型將提高教育的回報率。

假設2：市場轉型理論預言，象政治資本等這些非市場因素相對于人力資本在收入決定中的作用會下降。如果兩者是相互依存的話，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都會隨時間的變化對經濟報酬有著持久和顯著的影響。

假設3：市場轉型理論認為，那些更為市場化的職業和組織中的教育收益率將會提高。

假設4：在非國有經濟部門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國有經濟部門，并且國有經濟部門中的教育收益率也會提高。

經濟轉型一方面是一個制度不斷變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經濟增長的過程，基于此，許多研究者應用時間序列數據對上述假設進行了實證檢驗。

Xie &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發現了相反的情況。通過建立地區異質性模型，他們比較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各地區的教育收益率，結果發現在經濟增長較快的城市里，并沒有發現較高的教育收益率，對此的解釋是中國城市地區還缺乏真正的勞動力市場。然而，他們數據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這一結論推論到以后還有一定的限制。事實上，就如上文中對教育收益率隨時間的變化特點的描述中那樣，此后的多數研究都驗證了轉型理論的基本假設。

Meng（1995）的研究就認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技術變革，教育在決定生產力方面的作用會越來越明顯，因而決定工資差異方面的作用也越來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結果支持了市場化改革程度較深的地區的收益率越高，教育與收入的關系越強的假設。Zhao & Zhou（2001）詳細的分析了制度變遷與教育收益率之間的關系，認為，在改革期間，教育收益率確實在穩步的提高，特別是在市場機制作用更強的非國有經濟部門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樣本分為三類，分別是1980年以前參加工作者、1980－87年參加工作者、1988－95年參加工作者，結果發現這三類樣本的收益率依次遞增，說明了中國轉型過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斷的提高。

應用農村樣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證實了轉型理論的假設。Li & Zhang(1998)的研究說明了制度特點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他們應用1978年和1990年兩個省農村的數據，分析了農村改革前生產隊制度下與改革后的農村教育收益率的差異，結果發現，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產隊制度下的收益率，對此他們的解釋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樣本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條件相似，其他社會經濟條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術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認為，在農村改革過程中，教育在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員能把更多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到非農活動，更善于把握政策變化帶來的機會，而且可以應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發揮教育的生產力效應，這些都對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積極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認為，在農村勞動力市場上，教育的回報隨時間的推移逐漸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對農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響不大，而隨著改革的深入，這種作用會逐漸提高。

然而，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 Urmanbetova（2002）就認為經濟轉型的對教育與收入關系影響最大是城鎮地區，而在農村，由于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沒有形成，轉型過程對農村教育收益率的影響并不大。農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鎮的現實也表明，制度變革對農村中教育對收入的作用影響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鎮地區?？磥碇袊霓r民不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資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鎮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與收入不平等

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實質是揭示教育對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國的教育收益率還有許多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一個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遞增現象還比較明顯。而相應的是中國人口的總體教育水平比較低，特別是較高層次教育（大學）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這對收入差異又會產生什么影響呢？一個基本的假設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遞增，那么，如果高層次教育僅由少數人獲得，教育獲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會提高，這樣就會導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來的幾項研究關注了這一問題。

利用1988－99年中國六個省的城市居民的個體數據，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國城市職工工資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響因素。他們首先發現這期間中國城鎮職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趨勢，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斷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專、特別是大學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過了前者（也參見Zhang等人， 2002）。隨后，他們通過建立一個分解影響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該模型中，包括了同時把教育數量和教育收益率兩個變量引入模型中，結果發現教育收益率對收入總不平等的貢獻超過了10個百分點，僅次于地區差距的貢獻。也即是說，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農村地區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華北和東北地區農村的家庭調查數據，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農村教育收益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他們的研究首先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之上：農村村莊內的收入的不平等對總不平等的貢獻要高于村與村之間的不平等的貢獻；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與村之間有顯著的差異；村內教育水平的不平等與村平均教育水平負相關。通過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數表示）及交互作用項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結果發現，教育對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與教育的收益存在著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這樣，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話，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話，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結果似乎說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隨時間提高的趨勢“幫助”了中國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較高教育水平的個體比例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過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資，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僅會提高他們的收入，而且還會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結論

對中國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僅揭示了教育與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間關系的變化特點，而且從方法上進一步豐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經濟學理論，如計量方法、教育與收入關系的變化特點等等。綜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結論：

1. 根據1997年以前的數據估算的中國城鎮教育收益率還低于世界和亞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結果已經接近或開始超過這一水平，說明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漸完善。

2. 相比之下，農村的教育收益率還比較低，低于城鎮約3-4個百分點，特別是近年來有擴大的趨勢。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及農村生產技術條件的落后造成的。農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會對農村居民的教育需求產生負面的影響，對于這一結論，還需進一步的實證檢驗。

3. 在中國，發現了教育收益率的遞增現象，由于這一現象有可能是由于經濟發展上的結構性扭曲和教育投資體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將引起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夠的重視。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區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東部地區，收益率隨時間的變化逐漸提高。

5. 制度因素仍舊影響著中國居民教育投資的回報，市場機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勞動力資源配置中起的比較弱的作用解釋了這一時期中國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國轉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漸提高，這種變化的內在機制主要歸因于面向市場化改革的制度變遷。一些研究還發現，中國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點還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參考文獻

陳曉宇、冉成中和陳良焜（2003），《近年中國城鎮私人教育收益率的變化》，載閔維方等主編，《為教育提供充足的資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丁延慶（1999），《七省市農村私人教育投資收益實證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

杜育紅和孫志軍（2003），《中國欠發達地區的教育、收入與勞動力市場經歷》，《管理世界》第9期。

賴德勝（2001），《教育與收入分配》，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第172－242頁。

李春玲（2003），《文化水平如何影響人們的經濟收入——對目前教育的經濟收益率的考察》，《社會學研究》第3期。

李實和李文彬（1994），《中國教育投資的個人收益率的估計》，載趙人偉、基斯·格里芬主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邵利玲（1994），《國有企業內部職工個人收入差異的因素》，載杜海燕主編：《管理效率的基礎：職工心態與行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6－172頁。

孫志軍（2002），《中國農村家庭教育決策的實證分析》，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

鄔劍軍和潘春燕（1998），《個人教育投資回報率與企業工資體制》，《經濟研究》第1期。

于學軍（2000），《中國城市轉型時期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力資本回報率研究》，載王裕國等主編：《中國勞動力市場與就業問題》，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95頁。

諸建芳、王伯慶和恩斯特·使君多福（1995），《中國人力資本投資的個人收益率研究》，《經濟研究》第12期。

朱農（2003），《論教育對中國農村家庭生產活動和收入的作用》，《中國人口科學》第2期。

Appleton， Simon， John Knight， Lina Song， and Qingjie Xia(2002). Towards a Competitive Labour Market? Urban Workers， Rural Migrants， Redundancies and Hardships in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Benjamin， Dwayne， Loren Brandt， Paul Glewwe， and Guo Li(2000). Markets，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 298，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Brauw， Alan de and Scott Rozelle(2002).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Center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Williams College， Aug.27.

Byron， Raymond P. and Evelyn Q. Manaloto(1990).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8， 783-796.

Card， David(1999). The Ca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Amsterdam)， Orley Ashenfelter and David Card， eds.， Volume 3A， Chapter 20， pp. 1801-1863.

Fleisher， Belton M. and Xiaojun Wang(2002). Skill Differentials， Return to Schooling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Case of Mainland China.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Gustafsson， Bjorn and Shi Li(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3， 305-329.

Heckman， James J.(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Vol47， Issue1， pp.153-162.

Heckman， James J. & Xuesong Li(2003). Selection Bi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Returns to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in 2000. NBER Working Papers9877.

Heckman， James J.， Lance J. Lochner and Petra E. Todd(2003). Fifty Years of Mincer Earnings Regress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9732.

Ho， Samuel， Xiaoyuan Dong， Paul Bowles， and F. MacPhail(2002). Privatization and Enterprise Wage Structures During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Industries，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10， No.3， pp.659-688.

Jamison， D. and J. V. Gaag(1987). Education and Earning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Vol.6， No.2， pp161-166.

Johnson， Emily N. & Gregory C. Chow (1997)， Rates of Return to Schooling in China，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 2， 101-113.

Li， Haizheng (2003)，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Jun， Vol. 22 Issue 3， p317.

Li， Haizheng and Aselia Urmanbetova(2002).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School of Economic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 Haizheng and Yi Luo(2002). Reporting Errors， Ability Heterogeneity，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Working Papers， School of Economic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 Tianyou and Junsen Zhang(1998). Returns to Education under Collective and Household Farming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6， 307-335.

Liu， Zhiqiang(1998). Earning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97-725.

Maurer-Fazio， Margaret and Ngan Dinh(2002). Differential Rewards to， and Contributions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Working Pape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ates College.

Maurer-Fazio， Margaret (1999). Earnings and Educa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Survey Evidence from 1989 and 1992.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0， No. 1， pp.17-40.

Meng， Xin(1995).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Education Economics， Vol.3， pp.235-247.

Park， Albert， Xiaoqing Song， Junsen Zhang and Yaohui Zhao(2002). The Growth of Wag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1988 to 1999. Working Paper， Beijing University.

Psacharopoulos， Georg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2002).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81.

Psacharopoulos， G.(199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 World Development 22(9): 1325-43.

Rosenzweig， M.(1995). Why Are There Returns to Schoo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pp.153-158.

Schultz， T. W.(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i， Xin， Mun C. Tsang， Weibin Xu & Liang-Kun Chen(1999). Education and Earnings in Rural China. Education Economics， Vol.7， No.2， pp.167-187.

Xie， Yu and Emily Hannum(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950-92.

Yang， Dennis Tao(2000). Education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during Rural Reform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200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Yang， Dennis Tao and Mark Yuying An(1997). Human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and Farm Household Earning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Zhang， Junsen and Yaohui Zhao(2002).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1988-1999. World Bank Discussion Draft.

Zhao， Wei and Xueguang Zhou(2001).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Mime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uke University.

第8篇：漢語國際教育含義范文

關鍵詞：考核評價 以考促學 漢語教學

中圖分類號：G4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12-0180-01

新疆少數民族地區青少年學生 “雙語”教育經過多年的發展，在教育理論、教學方法、教學效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少數民族青少年學生漢語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教學實踐中，少數民族漢語教學科學的考核評價機制還沒有很好健全的完善，考核評價流于形式、重考試而輕應用的問題較為突出。因此，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科學的漢語考核評價體系，通過以考促學進一步提高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育水平和效果，是擺在各級教育工作者面前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

一、建立漢語教學科學考核評價機制的重要意義

嚴格的考核評價本身就是漢語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促進漢語教學水平、提高青少年學生漢語實際應用能力的重要方法，考核評價體系在教學活動中的地位絕不亞于課堂教學過程本身?？己嗽u價本身對教育教學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力，發揮著教學的導向作用，直接影響著教學內容的方向和教學目標的實現。有什么樣的考核評價標準和辦法，就有什么樣的教學價值取向。因此，健全和完善科學的考核評價機制，是提高少數民族青少年學生漢語教學水平的當務之急和重點工作；構建少數民族漢語教學評價體系的必要性評價作為漢語教學的一部分，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目前漢語教學考核評價機制存在的主要不足

通過調查表明，傳統的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學考核評價模式較為單一，在考核評價上存在著評估手段單一、評估指標不夠細化等方面的缺陷，教學考核評價不全面、不準確、不到位等突出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在考核評價的導向上，注重卷面筆試，對學生的實際能力考核不夠。學生學習成績的好壞，大都以學生的卷面成績為主。這種考核方法主要弊端就是卷面成績往往不能真正反映出一個學生的實際水平，如果他會作弊或者監考不嚴的話，那么這種重考試成績的考核模式就極大地打擊了一部分真正肯學會學的學生的積極性。二是考核評價的方法上，注意階段性考核評價，忽視對學生平時學習表現、實際能力的考核。漢語水平高低、學習效果好壞，往往用期中考試、期未考試來認定，通過一考定成績。三是考核評價制度本身實行“教考合一”，漢語教師既是教學的組織者，又是教學成效的評價者，使漢語教育工作者既成為教學的運動員，又成為考核評價的裁判員。四是在考核評價的重點上，存在著重理論、重筆試而輕應用、輕實踐的傾向。

三、探索既注重基礎更突出應用的考核評價體系

漢語教學考核評估具有檢查、診斷、反饋、激勵、甄別和選拔等多功能。當前，要從戰略角度整體把握考核的功能和效用。建立了較為完整的績效考核系統，明晰了考核主體和評價主體，簡化了考核的流程和手續。重點建立全方位考核學生綜合素質能力的開放式與靈活性相結合的評價體系，改知識考核為主為能力考核為主，改重寫輕說為說寫并重。通過嚴把評價考核關，以考促學提高漢語教學水平。

一是樹立“強基重技”的考核評價導向。將考核評價重點放在對學生對漢語基礎知識和實際應用能力的評估，主要考核應試者基礎教育水平和技能訓練成效?？己酥笜嗽O置多方面兼顧，明確細分考核標準，并通過權重分配保證考核的公平與準確。將考核評價的重點轉移到能力上，使少數民族學生的興趣和注意力也逐步遷移到注重能力的提高并使之成為學生追求的學習目標，最終實現素質教育的目標。

二是考核評價內容進一步突出能力評估。在原來重視基礎、語法筆試考試的基礎上，可包括閉卷、開卷、口試、筆試、課堂內與課堂外、論文與答辯等多種形式，加大對學生漢語應用能力的考核。要重點提高“說”的考核比例，對講演、討論課、分角色口語表演等都當堂評分，提高學生口語訓練的積極性。通過考核內容的轉變，使少數民族學生在學校學到真本事，走到社會上能夠用得上。

三是在考核評價方法上加大經常性考評力度。除在期中、期未、年度等階段性考核評價的基礎上，著力構建既體現考試成績、又體現平時表現，既體現能力，又體現學風的經常性考核評價機制。將學生漢語課堂表現、漢語學習態度、漢語應用熱情、課堂測評成績一并納入考核評價體系。通過規范的經常性考核評價制度，促進學生端正學習態度，樹立良好的學風，增強學習的熱情和效果。

四是在考核評價的制度上嚴格實行教考分離。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建立漢語教學考核評價專門機構，建立考核評價中心或專業委員會，對漢語教學成效進行專門考核，實現教學者不考核、考核者不教學，通過專業化規范化的考核評價逐步實現教考分離。同時，充分利用國家HSK、普通漢語等級考試這一平臺，通過社會化的評價來檢驗學生學習成效和實際能力。

四、加強考核評價結果應用，不斷提高漢語教學水平

考核評價只是一種教學手段，并不是教學的目標。強化考核評價的終極目的是為了促進教學，提高少數民族青少年學生漢語能力。加強對考核評價結果的應用，對于提高漢語教育教學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要建立考核結果有效溝通、反饋制度。實行教考分離后，考試部門或評價機構對考核評價的結果必須及時向教學單位進行充分反饋。重點對考核評價發現的問題進行分析歸納，進一步查找教學環節中的不足，切實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

第9篇：漢語國際教育含義范文

為貫徹落實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和劉延東副總理講話精神，加強學校體育工作，實現提高學生體質健康、運動技能和人格素養的總目標和總要求，提高校園足球普及水平，奠定中國足球發展的人才基礎，我部決定在全國遴選建設一批校園足球特色學校（以下簡稱特色學校）和校園足球試點縣（區）。現將有關要求通知如下：

一、目標任務

通過特色學校及試點縣（區）遴選，樹立一批校園足球教育教學工作先進典型，推動廣大中小學全面普及校園足球，不斷豐富體育教學活動內容，進一步強化體育課和課外鍛煉，推動學校加強體育師資和場地設施建設，確保學生每天一小時校園體育活動時間，切實提高學生體質健康水平，滿足學生足球學習的需求。到2017年，計劃遴選出2萬所左右特色學校及30個左右試點縣（區）。

二、范圍和比例

面向各地及中小學（含中等職業學校）進行遴選，按省域內中小學總數的6%～8%進行總量控制，分3個年度完成。今后每年可按省域內中小學?？偭康?%、3%和1%的比例遴選推薦特色學校（含已有定點學校），及若干個試點縣（區）。

三、遴選原則

1.統籌兼顧，合理匹配。特色學校遴選要統籌城鄉、區域和學校類型，按高中、初中和小學1∶3∶6的基本比例合理匹配，適當向寄宿制學校和九年一貫制學校傾斜。要有利于區域聯賽開展和校園足球的普及。

2.注重銜接，便于升學。遴選特色學校要按照就近入學的要求，充分考慮單校劃片、多校劃片現狀，優先遴選片區內小升初對口直升學校；可向優質高中和具有招收特長生資格的學校傾斜，要有利于學生升學和長期習練足球。

3.立足長遠，因地制宜。著眼于中長期發展，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注重引導，鼓勵多元化，吸引和鼓勵更多的學校提高體育教學質量，努力爭創校園足球特色學校。

4.做好存量，發展增量。要對區域內已有“校園足球定點學校”“體育傳統項目學?！边M行評估調整，并納入遴選范疇，在建設好存量的基礎上，逐步擴大遴選范圍，培育種子學校，成熟一批，發展一批。

四、申報條件

1.特色學校：凡符合《全國校園足球特色學?；緲藴剩ㄔ囆校罚ǜ郊l件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學均可申報。

2.試點縣（區）：政府部門高度重視，有校園足球發展規劃，加強措施，完善制度，加大投入，廣泛開展聯賽，區域內60%以上的中小學能達到特色學校標準的縣（區）均可申報。

五、遴選程序

特色學校和試點縣（區）遴選程序由學校和縣（區）自主申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推薦、教育部綜合認定三個階段組成。

1.自主申報。凡達到基本條件的學校和縣（區），按要求填寫申報表，并將申報報告及相應支撐材料等（附電子版），經上一級教育主管部門同意后，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審核。

2.部門推薦。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根據全國校園足球特色學校基本標準要求和試點縣（區）基本條件，組織專家組對本地申報學校和縣（區）的申報報告及相應支撐材料進行審核，將達到標準要求的學校和縣（區）列為遴選對象。在向社會公示的基礎上，向教育部進行推薦。

3.綜合認定。教育部在各地推薦基礎上，組織專家進行遴選，并結合相關工作進行實地抽查，經面向社會公示后，最終確定特色學校入選和試點縣（區）名單，并予以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