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經濟體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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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

印度是1948年獨立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一年后宣布成立，“印度象”和“中國龍”幾乎在第一時間便當起伙伴、做起生意（中國入藏部隊的軍需一度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從印度購買），“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國是兄弟）的口號曾經在兩國間家喻戶曉，但不過十幾年功夫，兩國關系便“熱轉冷”，并打了一場短暫而血腥，至今令兩國社會難以忘懷的邊界戰爭。近20多年來，這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分別被看作新興國家兩種發展模式的代表，并不時被國際間出于各種目的加以比較，本世紀初以來更雙雙入列“金磚”，開啟了象與龍既頻繁密切、又踉踉蹌蹌的“天作之合”。

“印度捷徑”是否走得通

50-70年代，兩國不約而同踏上了計劃經濟的道路，目的自然是集中國家資源，發揮所謂“后發優勢”，盡快補上“欠課”。

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兩國都取得了一些發展成績，工業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具備了一定經濟基礎，但這種僵化經濟模式的弱點也同樣在兩國發展過程中暴露無遺。70年代末，當時情況更糟的中國率先走上市場化改革的道路，所遵循的模式是“自上而下”，先解放農村生產力，再進行國企改革，通過發展制造業和工業品出口解決市場和就業的“兩難”，最終讓“中國制造”強行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并在短時間內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地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帶動了各行業的發展和整個社會面貌的現代化。

印度則直到1991年才在當時任財政部長的曼莫漢.辛格領導下開始市場化改革，1994年國大黨在選舉中獲勝，辛格出任總理，印度經濟改革開始提速，并迅速獲得了顯著成就，在當時蓋過了中國的經濟表現，至1999年印度GDP增速達到8.8%，自兩國都有GDP統計以來首次超過中國（7.6%），在當時不僅印度朝野揚眉吐氣，世界各國許多主流經濟傳媒、評論家都認為，印度經濟前景遠較中國光明。

印度之所以在經濟改革之初后來居上，在當時的分析家看來，是走了一條“印度捷徑”。

所謂“印度捷徑”，是指當時辛格為代表的國大黨經濟決策層鑒于印度人口多、底子薄、資源短缺，若亦步亦趨地像中國那樣走按部就班、先農業后工業、先工業化后信息化的道路，就會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總也趕不上一直想趕上的中國。但印度社會分化明顯，在人口比例中只占不到1/3、但絕對人數卻已上億的精英階層英語能力強，教育程度高，印度的國際環境和與國際市場接軌度也遠好于中國，如果跨越工業化階段，直接“升級”到信息化、金融化等“無煙工業”領域，就可以獲得所謂“代差優勢”，從而占據“龍象競爭”的經濟制高點。

在這種思路下印度首先開放了本國金融市場，并繞過投資大、見效慢的基礎產業和工農業，直接發展“兩頭在外”的電腦外包、高端服務業和“多快好省”的仿制藥等產業，并果然在短時間內收到奇效。反觀上世紀末的中國，正處于改革“闖關”、國企改制的最艱難階段，國際環境微妙，“入世”久拖不決，社會上充斥著怨聲載道的下崗工人，城市里則到處看得見奄奄一息的國企――這或許是“印度超越論”和“中國崩潰論”最熱銷的一段時間。

但好景不長，進入21世紀后不久，穩步發展、循序漸進的“中國模式”開始進入“豐收季節”，而“跨越式發展”卻讓印度開始嘗到下盤虛浮、后繼乏力的苦果。由于“跨越”了農村現代化和工業化階段，將“法寶”完全押在只占人口30%的中產階級，和回報快但受上下游產業影響大，且難以吸附大量低端就業人口的“無煙工業”上，導致印度近10億人口游離于經濟“快車道”之外，非但無法如某些預言家所言，成為印度經濟最大助力，反倒成為經濟和改革的包袱。辛格曾在2012-2013年多次推動零售業開放和減少補貼，但都受制于這一包袱，因為“跨越”所導致的制造業崗位匱乏，迫使印度不得不依靠多達1200萬多個小商店和超過2500萬個流動商販來消化低端就業人口，而“被忽視的大多數”生計無著，又讓他們更加依賴導致印度巨額赤字的財政補貼。

更麻煩的是，“跨越式發展”、即跳過工業化，直接發展新興產業思想導致印度對包括交通、電力等在內的基礎設施發展掉以輕心。2013年，印度經濟增速只有4.7%，連續兩年低于5%，通脹率卻達到15%以上，赤字也迭創新高，就連一些一貫高喊“印度經濟模式優于中國”的經濟學家，也開始看衰印度投資環境。

莫迪經濟學的橫空出世

正是在這種尷尬中“莫迪經濟學”橫空出世了。

2014年5月12日，印度大爆冷門，在全部543個直選議席中拿下282個，比上次大選多出166席，占總議席51.9%，成為繼1984年拉吉夫甘地國大黨政府后，印度首次出現的單一政黨多數政府。

這次勝利被國際社會普遍稱之為“莫迪經濟學”的勝利，認為印度選民對國大黨的“辛格式改革”普遍失望，對“莫迪經濟學”寄托厚望，導致了“取舍效應”和納倫德拉.莫迪及其印度的脫穎而出。

所謂“莫迪經濟學”，即莫迪2001-2013年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長期間于該邦推行經濟發展模式的放大。

有人說“任何印度經濟發展模式都不可能忽略中國因素”，莫迪也不能免俗：中國提出“中國夢”，莫迪也強調“印度夢”;中國提出“一帶一路”，莫迪則提出“季風計劃”（Project Mausam，借用古代印度人借印度洋季風之利發展與環印度洋國家間經貿文化往來的典故拓展當代印度交流、市場空間）。

2015年1月15日和3月4日，莫迪在CPI數值尚維持在6%以上的情況下接連兩次降息共計50個基點，結束了20個月不降息的紀錄，擺出一副“為GDP不顧一切”的架勢。今年1月底，印度政府大幅上調截止2014年3月31日財年的GDP增速，從原先的4.7%大幅上調至6.9%，而截止2015年3月31日財年的GDP增速則更上調至比中國同期高0.1%的7.4%，而照此計算，下一財年印度GDP增速將高達8.1-8.5%。在這一系列“金手指”作用下，印度2014年4季度和2015年1季度GDP增速都顯示為7.5%，連續兩個季度超過中國（7.3%和7.0%），一時間“印度超越論”的聲調再度高漲起來。

龍象的天作之合

然而莫迪卻表現出一副極力推動“龍象共舞”的積極姿態：繼主席去年9月中旬訪印，雙方達成一系列合作協議、意向后，今年5月中旬，他回訪中國，又簽署了總價值達100億美元以上，覆蓋范圍廣泛的雙邊合作協議，他本人更在行前專門開設了新浪微博，和英文twitter同步更新訪華感受，并力圖和中國網友直接進行交流互動。

不僅如此，中印兩國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也表現出更多的合作姿態，這包括“金磚”機制的逐步成熟，雙方在亞投行問題上的心照不宣，也包括在全球氣候問題談判中的步調一致，等等。

之所以如此，不僅因為“莫迪經濟學”所獲得的成績含有諸如“含水量”太大、許多改革措施虎頭蛇尾，有的推動氣勢磅礴，但雷聲大雨點小（如整頓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消滅），有的投入不小但效果欠佳（如發展“印度制造”，提高制造業比重），有的則原地踏步（如增設貨勞稅方案，至今尚提不上議事日程，以至于一些分析家泄氣地表示“等提上議事日程莫迪第一個任期也差不多結束了”），有的甚至出現倒退（如改善投資環境，實施對外資更友善政策，就因印度政府不久前宣布對外國基金公司征收“可替代最低稅”MAT而被認為是“倒行逆施”），以及國際投資者態度反復（去年底今年初大量外資涌入，4月底起又大量撤出），等等，更重要的是，正如許多明眼人所見，雖然印度象和中國龍間存在歷史上的齟齬和現實中的競爭關系，但就經濟而言，龍象間存在著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天作之合”。

對中國而言，印度不僅是重要的鄰國，也是潛力巨大的目標市場（路透社預計市場總潛力容量達2萬億美元/年），盡管印度市場和投資環境素以復雜、不理想著稱，但華為、小米等中國公司在印度的成功表明，相對于發達經濟體，經歷過不成熟市場洗禮的中國企業、投資者對印度環境更駕輕就熟。不僅如此，中國擁有龐大的制造業過剩產能，且勞動力成本不斷抬高，利用印度制造業的后發優勢進行產能轉移，對兩國經濟都大有好處。這種模式中方已在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地行之有效，在印度的類似合作也已開了個好頭。

對印度而言，由于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勞動力素質低下和效率不彰，其經濟發展速度雖快（按照其修正后的速率甚至已超過中國），卻跳過了至關重要的制造業發展階段，這不僅意味著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更意味著龐大的人口和勞動力技術不能轉化為生產力和財富，反可能成為隱患和包袱。從以往和近期的一系列數據不難看出，印度發展所急需的大量基礎投資（僅鐵路系統現代化一項印度便宣稱正尋求未來5年內多達1370億美元投資），和發展制造業所需要的產能、技術、目標市場，其它經濟體或不愿、或無力、或“相性不合”，而中國恰是互惠互利的、最理想的“對接”伙伴。

不僅如此，中方要推行“一帶一路”不可能繞過印度這個既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要點，又是中國-中東、中國-非洲兩大關鍵航路中樞的節點;印度要吹起“季風”，也勢必不得不左瞻右顧，考慮到非洲、東南亞，乃至南亞周邊越來越濃厚的“中國因素”，這兩大計劃相合，則意味著覆蓋全球一多半人口的廣闊天地，反之，則從非洲東海岸到馬六甲，“一帶一路”和“季風”都將處處羈絆。

正因這一“天作之合”，中印雙邊貿易關系發展速度驚人且潛力巨大，2004年雙邊貿易額不過70億美元，2008年高達380億美元，2013年為650億美元，2014年更達710億美元，中國超過美國、阿聯酋，首次攀升至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雙方更計劃在2015年達到1000億美元。

當然，國際環境優越向來是印度的傳統優勢，莫迪當然也不會放棄“幾個雞蛋跳舞”的印度傳統，他上任后首先向日本而非中國、向美日主導的亞開行而非尚未“完工”的亞投行拋出橄欖枝，印度高鐵項目首先和日本傳出“緋聞”，印度和歐洲各國間也一度在金融等領域“眉來眼去”等。印度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不論基礎投資還是市場開拓，都不可能“一棵樹上吊死”，莫迪的做法是順理成章、無可厚非的。

但至少現階段，中國無疑是最適合印度的“那棵樹”。

當然，“龍象姻緣”中的不和諧音始終存在，除了政治、歷史因素外，印度投資環境的“先天不友好”、政策的朝令夕改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始終成為中國資本大規模進入的障礙（當然這對任何外資都是公平的）。

第2篇：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廣東；廣州；航運經濟；地位作用

中圖分類號：K205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igins of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Guangdong has advantage in history， geography， economics and cultur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Silk Road. Because of the specialty of Guangdong， particularly relies on the facts that the start point of Maritime Silk Road was in Guangdong， China， and Guangzhou is the only harbor with more than 2000 years of history， it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Guangdong to take par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21th Century.

Key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Guangdong； Guangzhou； Shipping economics； Role and importance

廣東瀕臨南海，地處亞太海洋交通要沖，海岸線長，自漢代以來一直是中國海上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在東西方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廣東在重建海上絲綢之路的過程中，具有歷史、區位和文化三方面的優勢。《廣東航運經濟文化史研究》課題組從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與現實角度，結合國家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揭示了廣東在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提出要加快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鞏固和提升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唯一長盛不衰港口的地位。

1 廣東在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最早在廣東，班固《漢書?地理志》記載了秦漢時期南海航行的完整航線，可看做海上絲綢之路在漢代的最早體現。兩千多年來，廣東與廣州在我國與海外的交流中一直發揮重要作用，有關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物古跡遍布全城，特別是其港口迄今始終未衰，是當今世界上少有的兩千多年不衰港。

1.1 廣東在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

（1）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

東西方的海路交流可以上溯到秦末漢初，當時從中國南方的番禺等地前往東南亞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開始接駁貫通，呈現出“珠璣、犀、x瑁、果、布之湊”的活躍景象。1983年發現并發掘的廣州南越王墓內發現了來自伊朗波斯帝國（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0年）的舶來品――銀盒，這一舶來品是經過海上絲綢之路的運輸來到南越國的。墓中出土的希臘風格銀器皿以及南越國宮殿遺跡發掘出來的石制希臘式梁柱等證實了秦末漢初海上絲綢之路已經誕生。

（2）漢代海上絲綢之路開始于徐聞古港

據《漢書?地理志》所載，從西漢開始徐聞古港就憑借它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條件，在中外貿易中發揮重要作用。漢武帝滅南越國后憑借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從徐聞、合浦通沿海各國，到達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東漢時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這是歷史記載的中國與羅馬帝國第一次往來。

徐聞古港在西漢時期有繁榮昌茂的歷史，作為西漢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毋庸置疑。

（3）唐朝的廣州通海夷道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

唐朝正式形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當時的名稱是廣州通海夷道。唐人賈耽《廣州通海夷道》把廣州到巴士拉港的航路，作為東路航道；把阿拉伯半島沿岸乃至亞丁灣、紅海航道成為西路航道。東路航道大致包括今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國的沿海據點。西路航道大致包括今天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沿海據點。

廣州通海夷道作為唐朝最長的遠洋航線，是我國人民航海活動輝煌久遠的標志，而這條航線的起點就是廣州。此外，從廣州港起航也有通往日本、朝鮮的航線。

唐代廣州“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大歷五年（770年），前來的外國海舶，有南海舶、西南夷舶、海道商舶、番舶、南海番舶、婆羅門舶、蠻舶、西城舶、昆侖舶、昆侖乘舶、波斯舶和獅子國舶等名稱。廣州港口的景象，如劉禹錫詩中所云：“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

1.2 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

在海上絲綢之路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東非和歐州，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共14 000千米.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國際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時期，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有3條航線；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訪粵，標志著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線開通。目前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主要有6處：南越王宮署遺址、南越王墓、光孝寺、懷圣寺光塔、清真先賢古墓、南海神廟及明清古碼頭遺址。

在九城聯合申遺中，我們可以看出廣州與福州、南京、北海、泉州、揚州、漳州、蓬萊、寧波在“海上絲綢之路”形成與發展中地位與作用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其中廣州定位為永不關閉的對外窗口；福州是東南福地的控海咽喉；南京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中心；北海是光彩奪目的南海明珠；泉州是盛極宋元的東方大港；揚州是盛世大唐的“海絲”奇葩；漳州是全球化初期的映海明月；蓬萊是中原文明的海上門戶；寧波是東亞海域的商貿中心。

1.3 廣東航運經濟文化是東西方文化激蕩的根基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商貿之路，還是古代東西方文明碰撞、交流之路。以海上絲綢之路為紐帶，廣東不僅是佛教禪宗的“西來初地”，也是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和瑣羅亞斯德教來華的第一站和橋頭堡，因而留下了眾多的歷史遺跡：光孝寺、懷圣寺與光塔、清真先賢古墓、石室圣心大教堂，達摩初祖、宛葛素、鄂多立克、沙勿略、利瑪竇、馬禮遜，還有偶見于史書中如謎一樣的昆侖奴以及唐宋時長期居住在廣州蕃坊的蕃客。

當我們說起廣東人的精神特質時，“開放”、“包容”、“務實”、“領風氣之先”已成為普遍的共識。長期的商貿往來，使廣東人培養出獨立自信的意識，即使在充滿屈辱的百年近代史里，廣東人仍大膽提出“以夷制夷”、“中體西用”、“商戰救國”等口號，充分顯示出粵人敢于融入海洋文明的魄力。廣東的開拓，源于航運經濟；廣東的歷史發展脈絡，基于航運經濟；廣東的未來發展，更要依托航運經濟！

2 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

2.1 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意義

（1）拓展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目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產能過剩，結構性矛盾突出，需要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中重新定位，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體，以開放促改革。

（2）構建開放型亞太經濟體系

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亞太地區需要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高層次上的區域合作，中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有助于提高亞太地區一體化水平。

（3）加強亞太地區安全治理

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時代主題，積極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2.2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內涵

與古海上絲綢之路相比，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態和內涵都已發生較大變化。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有形通道，更代表著一種精神和文化。不僅包涵了自然形態，而且反映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內涵。

（1）機制方面：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合作機制。

（2）理念方面：互信、包容、合作、共贏。

（3）定位方面：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

（4）實現途徑：經濟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

（5）五大支柱：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

2.3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輻射范圍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包括三段：

（1）中國至東南亞航線

節點國家包含了幾乎所有東盟國家。東盟10 國總面積約448 萬平方千米，2012 年人口約6.86 億人、GDP為2.32 萬億美元。

中國與東盟2010 年建立了自由貿易區，并與新加坡單獨建立了中新自由貿易區。2012 年中國對東盟貿易總額為4401億美元，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 10.34%，

（2）中國至南亞及波斯灣航線

節點國家包括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巴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曼等12 個國家。該航段區域855 萬平方千米，2012 年人口約17.48 億人、GDP 為4.53 萬億美元。

中國與巴基斯坦于2007年建立了自由貿易區。2012 年中國對該航線國家貿易總額為2 335億美元，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 6.04%。

（3）中國與紅海灣及印度洋西岸航線

節點國家包括也門、埃及、蘇丹、厄立特里亞、吉布提、索馬里、肯尼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等9 個國家。該航段區域714 萬平方千米，2012年人口約2.75 億人、GDP 為4 507 億美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

2012 年中國對該航線國家貿易總額為266億美元，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0.69%，

2.4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結構要素

（1）南海是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區域，要積極推進海上合作和共同開發。要堅持以和平方式，通過平等對話和友好協商，妥善處理涉及南海的爭議與分歧，積極推進海上合作和共同開發。

（2）用好中國-東盟思想庫網絡，完善與東盟國家的智庫交流機制。擴大并用好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深化農業漁業、互聯互通、海洋環保、航道安全、海上搜救、防災減災等領域的合作。

（3）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后續行動和制定“南海行為準則”，在海上規劃等方面占據制高點，共同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支持海南建設南海資源開發服務保障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

2.5 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主要舉措

（1）加快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便利的投融資支持；

（2）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為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提供長遠的制度支持；

（3）全力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為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提供強大的經濟基礎；

（4）適時加入跨太平洋貿易伙伴關系（TPP）談判，為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掃除合作伙伴的后顧之憂；

（5）推動沿線地區發展港口經濟和自由貿易園（港）區，為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提供先行先試的載體；

（6）謀劃建設若干“海上驛站”。為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提安全的通道保障。

3 廣州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支點

3.1 立足于與東盟建立戰略合作基點

廣州歷來是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的門戶城市，東盟10國也是廣州最重要的貿易合作伙伴之一。近年來東盟已成為廣州除美國、歐盟之外的第三大貿易伙伴， 2013年廣州與東盟貿易總額達132.06億美元，占廣州進出口額的11.27%。

3.2 立足于金融等服務行業創新

世界公認的國際大都市，服務業發達是最重要的標志。廣州可探索推進與東盟國家在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業務等方面的創新合作，推動制度、手段、機制創新，為廣州的繁榮發展和內外互利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3.3 立足于推動廣州產業轉型升級

目前，廣東正在實施產業轉型升級計劃，而沿線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程度不一、產業跨度很大，為廣州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空間，因此可以立足于廣交會的輻射影響，利用海上絲路沿線國家與廣州產業的互補性推動廣州產業轉型升級。

3.4 立足于建立廣州―東盟產業人才培養基地

遵循“以我為主”的原則，建立廣州―東盟產業人才教育培養基地，建立合作共建機制，把教育培訓基地建設成為產業人才培養、科學研發、區域合作、國際交流的重要平臺，為服務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經貿交流活動提供充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撐。

3.5 立足于提升交通基礎設施水平

海運方面，通過開拓國際航運線路、增加國際航運的班次密度，主動融入國際化貨運物流體系；陸運方面，加強內接周邊及內陸腹地的公路、鐵路的聯通和口岸基礎設施建設，打造便捷高效的通關體系；空運方面，推進白云國際機場擴建工程建設，加密與沿線國家的航空客貨航線，增強白云國際機場航空樞紐功能，構建21世紀“海上絲路”互聯互通綜合樞紐平臺。

3.6 立足于海上絲路文化精神梳理與重塑

兩千多年的海洋文化沉淀與海上絲路的經驗浸潤，給廣州的城市品格、思維方式與發展視野，帶來了重大的影響，留下了一大批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古跡及精神財富。廣州要挑起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龍頭重任，需先梳理出一套完整的文化傳承脈絡，如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交流、商貿發展、十三行發展、港口發展、城市發展、城市建設、廣府、宗教、史跡保護等系列文化發展，為新一輪的發展奠定文化基調和理論基礎，提升嶺南文化國際影響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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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資源開發”研討會，2014，12.

[2] 王智亮.廣東：海上絲路歷史、區位和文化優勢.南方網，2014.7.

[3] 洪三泰.尋找廣東的靈魂（海上絲綢之路探尋）---珠江文化與海上

絲綢之路的研究.人民之聲，2004（2）.

[4] 黃啟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

[5] 黃偉宗，司徒尚紀主編.中國珠江文化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

第3篇：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

關鍵詞

錳礦資源　供給　需求　資源承載力

錳礦是工業產業重要的基礎性大宗原料礦產。錳是鋼最基本的元素，是對鋼及其鋼材性能產生重要影響的合金化元素，所有鋼種及其鋼材都含錳。錳多以化合物形式廣泛分布于自然界，幾乎各種礦石及硅酸鹽的巖石中均含有錳礦物。錳礦石初級產品包括冶金用錳礦、碳酸錳礦粉、化工用二氧化錳礦粉和電池用氧化錳礦粉等。冶金工業是錳礦石的最大用戶，主要用途是煉鐵和煉鋼的脫氧劑和脫硫劑，以及制造合金，世界上錳礦石總產量的90％以上用于生產錳系鐵合金。我國是生產錳系鐵合金和金屬錳的大國，錳系鐵合金產量為445萬噸以上。錳代鎳生產不銹鋼工藝突破后，電解金屬錳的需求量猛增，電解金屬錳的產量為60萬噸。每年冶金用錳礦石在1000萬噸以上。電池工業用錳約為總量的3％，化學工業(二氧化錳礦粉作氧化劑和制造二氧化錳、硫酸錳、高錳酸鉀、碳酸錳、硝酸錳、氯化錳等)用量約占總量的2％；5％左右的錳礦資源用于其他工業，如輕工業(火柴、印漆、制皂)、建材工業(玻璃、陶瓷和搪瓷的著色劑和褪色劑)、電子工業(磁性材料)，環境保護(吸附劑)、農牧業(復合肥料、復合飼料)和國防工業等。

一、世界錳礦資源儲量分布

統計，截至2008年底，世界陸地錳礦石儲量、儲量基礎合計57億噸，其中儲量5億噸，儲量基礎52億噸(見表1)。

全球可供開發且有商業價值的錳礦儲量約9-10億噸，95％以上分布在南非、加蓬、澳大利亞、巴西、烏克蘭、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其中絕大多數為氧化錳礦石。全球錳金屬分布明顯不均衡，南非和烏克蘭是世界上擁有錳礦資源總量最多的兩個國家，南非錳礦資源約占世界錳礦資源的71.8％，烏克蘭占11.9％，其中世界基礎儲量排名前四位的國家占世界總儲量基礎的92.88％。全球錳金屬礦品質差距明顯，其中世界高品位錳礦(含錳35％以上)資源主要分布在南非、澳大利亞、加蓬和巴西等(見表1)。

另外，世界大洋底蘊藏著極其豐富的礦產資源，錳結核就是其中的一種，是錳的重要的潛在資源。錳結核是沉淀在大洋底的鐵、錳氧化物的集合體(礦石)。它含有三十多種金屬元素，其中錳、銅、鈷、鎳等有價金屬具有巨大的商業經濟價值。錳結核廣泛地分布于世界海洋2000-6000米水深海底的表層，而以生成于4000-6000米水深海底的品質最佳。深海海底錳結核約有4400噸/km2，總儲量估計在3萬億噸以上，其中錳、銅、鈷、鎳四種金屬的儲量比其陸地上相應儲量要大一至三個數量級。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都有豐富的海底錳結核資源，但最有開發前景的地區是太平洋夏威夷群島的東南部海域。

隨著世界陸地錳礦石儲量日益減少，人們愈來愈重視海底錳結核的利用。西方國家，尤其是無陸地錳礦床的國家，如英國、日本、德國、法國、瑞典和加拿大等對海底錳結核進行了廣泛地開發研究。20世紀80年代，美國、蘇聯、日本、德國等國礦產商組成的跨國公司，采用鏈斗、水力升舉和空氣升舉等方法開采錳結核，日產錳結核300-500噸。冶煉技術方面，美、法、德等國建成了日處理錳結核80噸以上的試驗工廠。海底錳結核的開采、冶煉技術已基本成熟，一旦商業上可行，便可形成新的產業，進入批量規模生產。

二、中國錳礦資源分布及資源承載力分析

國土資源部公布的2008年末我國錳(Mn)儲量4000萬噸，基礎儲量10000萬噸，錳的資源儲量分布主要集中于八個省市自治區：桂西南地區，湘、黔、川三角地區，貴州遵義地區，遼寧朝陽地區，滇東南地區，湘中地區，湖南永州一道縣地區，陜西漢中一大巴山地區。上述地區保有錳礦儲量4.63億噸，占全國總保有錳礦儲量的82％，是我國當前和今后錳礦業的重要原料基地。按行政區劃分，21個省、市、自治區有較大錳礦，其中以廣西和湖南最為重要，其次是貴州、云南、遼寧、重慶、湖北和陜西。

中國錳資源地理分布不平衡，礦床規模小，開采條件差，難以充分利用現代化工業技術進行開采，80％以上錳礦產量來自地方中小礦山及民采礦山，產量很難大幅度提高。同時，貧礦多、富錳礦少，礦石品位低、含雜質高、粒度細、技術加工性能差，不能滿足國內生產錳系鐵合金的需要。而且，現有錳礦儲量保證年限僅為12年。

通過勘查找礦使我國錳礦資源變成現實的生產能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深度錳礦的開發利用也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要想緩解當前我國錳礦資源突出的供求矛盾必須多管齊下。一方面要在錳礦采選技術上獲得突破，合理和充分利用貧礦；還要在國外進口錳礦石渠道上有合理可操作性的方案，以保證我國錳礦資源的安全供應；同時，要加強國際地質勘探合作，盡可能在開發我國錳礦資源的基礎上，參與國際礦業開發，并通過一定的政策，促進形成一定的國際礦產控制能力，以期從供需雙方把握錳礦石貿易的主動權。

三、錳礦資源國際市場供需情況

(一)世界錳礦的供給情況

目前，國外有十多個國家在生產錳礦石，其中，南非、澳大利亞和加蓬生產的主要是高品位錳礦石，礦石中錳的品位一般在44-52％；巴西、印度、哈薩克斯坦和墨西哥生產的主要是中等品位錳礦石，礦石中錳的品位一般在35-40％左右；而烏克蘭、加納等國生產的是低品位的錳礦石，需要通過選礦，人工富集后才作為商品礦(35％以上)出售。

國際上通常將世界上的錳礦產地分為主流和非主流。主流指含錳量高、來自壟斷性較強的國家和地區的錳礦；非主流則一般是指緬甸、印度尼西亞、印度、菲律賓、納米比亞、摩洛哥等國家的錳礦。

南非、澳大利亞、加蓬、巴西等世界主流錳礦產地，錳礦資源天然稟賦優越，礦床規模大而構造相對簡單，礦體厚大、產狀條件較好，多賦存于近地表或淺部，宜于大規模、大裝備、機械化露天開采。國外錳礦資源露天開采占80％，地下開采僅占20％，生產規模多在100萬噸以上，采掘(剝)裝備大型化，礦山生產采、掘、運機械化、連續化、自動化程度高，集成高效。通常是推土機、索斗鏟和鏟運機剝離，穿孔爆破，索斗鏟、挖掘機裝礦，大噸重卡、皮帶機和鐵路運輸。

目前，全球主要錳礦生產國南非、澳大利亞、巴西等采礦年生

產能力總計2580萬噸。采出的礦石一般只須破碎篩分或洗礦即可獲商品錳礦石。世界錳礦特別是主流高品位商品級錳礦石的生產和貿易，主要集中在世界六大礦業公司，即必和必拓、埃赫曼一康密勞、巴西淡水河谷、南非聯合錳業及烏克蘭Privat集團(控股加納錳業)和西澳聯合公司。六大公司擁有13個礦山，年采礦產能規模2270萬噸，2007年高品級錳礦產量1515萬噸，占當年世界錳礦總產量的38％，幾乎控制了全球大約一半的錳礦資源，特別是世界優質富錳礦資源，掌握全球主流錳礦石貿易供應量的70％左右，對世界錳礦石市場和價格走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世界商品級主流錳礦資源配置中處于主導地位，具有絕對競爭優勢。

國際錳礦市場經常處于供不應求狀態，基本上是一個賣方市場，錳礦資源豐富的國家幾乎壟斷了錳礦的定價權。從全球范圍而言，錳的生產經營正向少數幾個跨國公司集中。全球最大的礦業(跨國)生產和貿易商是必和必拓，該公司業務涉及鋁業、鐵礦及錳礦開采，基本金屬采選及冶煉，石油、煤炭、金剛石、錳質合金冶煉等。在錳礦開采方面，必和必拓控股南非馬馬特旺、韋塞爾和澳大利亞格魯特島露天錳礦，錳礦產量由2004年的534.1萬噸增加至2008年的675.9萬噸，年均遞增6.06％；產量占世界錳礦總產量的15.71％。

(二)世界錳礦的需求情況

歷年世界消費錳礦的領域主要是錳系鐵合金、錳的氧化物和錳鹽。另外還有富錳渣、煉鐵、化工等。原料性的中間產品――高爐或電爐富錳渣主要用于生產錳硅、金屬錳，其錳礦耗用終端去向仍是錳系鐵合金。錳系列產品中，電解產品(電解金屬錳、電解二氧化錳、高錳酸鉀)產量僅次于錳系鐵合金，但其錳礦及錳金屬量消費所占比重并不大。據測算，目前全球80％以上的錳礦耗用于生產錳系鐵合金。

2008年世界總計消費錳礦1297.8萬噸，同比增長4.59％。其中，中國消費625.7萬噸，歐洲203.6萬噸，獨聯體191萬噸，美洲84.9萬噸，印度69.5萬噸，日本46.9萬噸，亞洲其他地區76.17萬噸。中國涉錳產業消費錳礦石實物量約2460萬噸左右，其中錳質合金冶煉耗用進口錳礦約680萬噸左右。

世界錳礦主要出口國包括南非、澳大利亞、加蓬、巴西、加納等，見表2。

世界錳礦主要進口國是中國、烏克蘭、挪威、日本、法國和印度等，見表3。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錳系鐵合金生產國，目前中國錳質合金產量745萬噸(不包括電解金屬錳)。中國錳礦石類型繁多，物質組分復雜，品位偏低，雜質含量高，不同類型和含雜各異的錳礦石其工業用途及消費領域大不相同或各有側重，因此，我國每年必須進口數百萬噸優質富錳礦：一是滿足我國高牌號錳系鐵合金，尤其是中低碳錳鐵生產的需要；二是進口礦與國內礦搭配使用，以合理充分利用國內貧氧化錳礦和貧碳酸錳礦資源，綜合高礦價，降低原料成本；三是調節入爐料技術要求指標值，達到強化冶煉、增產降耗、改善指標、經濟合理生產各種牌號錳質合金。

四、世界錳礦石貿易的趨勢及與展望

上世紀70年代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錳礦石價格1998年起連續三年下跌。2001年世界錳礦石價格(離岸價)止跌回穩，為1.94-2.093美元/噸度，2002-2003年仍然維持這個價位水平。受世界經濟及錳礦需求增長，特別是中國錳礦進口大量增加以及鐵礦價格大幅上漲等因素影響，2004年1月下旬起，國際市場錳礦價格開始躍出2美元/噸度低價位區。2004年2月以后，國際市場錳礦價格徘徊在2.2-3.8美元/噸度的價位水平。

近年來由于錳硅、錳鐵市場持續向好，國際市場錳系鐵合金需求強勁，日本市場中國產錳硅成交價逐月攀升，中國市場錳硅價格也因出口猛增，產需缺口加大，庫存告急及囤積炒作，錳硅開始暴漲，進而導致全球錳礦需求大增，供應趨緊，海運費上漲，必和必拓等全球六大錳礦生產貿易商紛紛調高錳礦出貨價格，國際市場各品級錳礦價格全面上漲。加之國際錳礦供應商海上運輸、港口卸載等原因，錳礦石不能按期到達中國港口，致使中國市場進口錳礦突然短缺而價格暴漲，進一步拉動國際市場錳礦價格飆升。2008年世界主流錳礦成交價格沖頂，超過18美元/噸度。

目前，世界錳礦市場和中國錳礦市場(碳酸錳礦、氧化錳礦、鐵錳礦市場及衍生的中國進口錳礦市場)已基本融合全面接軌，國內錳礦市場及價格變化趨勢基本上與國際市場相一致，但國內產錳礦品位低，價格水平低于國外錳礦。

隨著金融危機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全球金融及資本市場動蕩加劇，世界鋼和錳系鐵合金產量急劇下降，錳礦訂單突然“蒸發”，需求飛速下挫，價格迅即猛跌，世界錳礦市場再次踏入需求萎縮、市場蕭條、價格低迷的調整期。從世界錳礦市場演變發展的周期來看，全球錳礦市場主流錳礦價格將回落至低于本輪周期起始時的價位水平，之后才有可能回漲。

第4篇：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

【關鍵詞】 灣區經濟 創新經濟 深圳品牌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灣區經濟的內涵和關鍵要素

灣區經濟現象在上世紀80年代左右開始受到人們關注，但一直缺乏系統、權威定義和經濟學原理分析。深圳所追求的灣區經濟，是依托世界級港口（群），發揮地理和生態環境優勢，背靠廣闊腹地，沿海灣開放創新、集聚發展，具有世界影響的區域經濟。世界上以生態環境優良、自然風景秀麗而著名的灣區有東京灣、悉尼雙水灣等。但是對世界經濟版圖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是東京、紐約、舊金山三大灣區，它們文化開放、產業發達、功能強大、區域協同，是區域經濟的突出亮點。分析這些著名灣區的經濟發展特點，并與其它類型區域經濟形態比較，可以發現它們具有以下關鍵要素或共同特征。

高度開放性。灣區經濟靠港而生、依灣而興，具有天然的開放屬性，開放成為灣區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和根本優勢。在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推動下，海運成為對外交流中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直接推動港口成為連接本國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重要節點。灣區經濟依賴國際港口發展而蓬勃，在不斷擴大的貨物貿易中，港口城市成為對外開放門戶，促進了國際貿易、外來投資和港口發展。灣區城市在開放發展中，率先薈萃世界多民族文化，吸引大量外來人口，形成不同于一般內陸地區、開放包容的移民文化。在紐約灣區，外籍居民來自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占紐約總人口的40%，形成了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集合體。

創新引領性。灣區城市在對外開放中，最先匯集了新的信息和人才資源，激發了創新活力，催生了創新機構發展，涌現出大批創新成果，逐步成為有全球影響的創新中心。同時，創新又增強了城市發展動力，使得城市在不同階段都保持了領先地位。農業文明時代，也就是港口發展初期，為滿足貨物裝卸、運輸、補給等功能的需要，產生了不同于農業生產方式的專業港口運輸及其服務業。工業文明時代，率先形成了依賴于大規模港口運輸的臨港工業，伴隨而來的貿易、金融等新興業態不斷涌現，并逐漸成為主導產業。后工業化時代，灣區城市率先發展信息技術，并推動了信息服務業、新興商業模式等發展，繼續依靠創新引領全球產業發展。

宜居宜業性。比較研究發現，灣區經濟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就是灣區城市更加宜居宜業的環境優勢。灣區因靠近海洋、海灣，形成了怡人的自然環境和優良的生態環境。同時，港口城市往往是新興城市，城市規劃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形成了優美宜居的城市環境。灣區城市對內陸乃至世界資源產生強大吸引力，集聚了世界各地的投資，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創造了大量工作機會，帶來了大量的年輕移民，為城市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區域協同性。協同發展是灣區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港口城市在對外開放中最先發展壯大，達到一定規模后，會對周邊區域產生外溢效應。世界級港口需要有世界級腹地的支撐，否則很難持久興盛。如曾躋身世界第三大集裝箱港口的臺灣高雄港，雖然具備強大的運輸轉運能力，但由于沒有廣闊腹地貨運量的有力支撐，逐漸被新的港口替代。同時，腹地的貨物也要通過港口才能更便捷地運到海外，為謀求自身發展，周邊區域也會主動承接外溢的相關產業和功能。港口城市和灣區腹地形成緊密依存、共同發展的良好關系。

灣區經濟發展階段和形態演變

縱觀世界發達灣區經濟，大致經歷了港口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創新經濟四個階段。

一是港口經濟發展階段：以裝卸運輸為主導，經濟活動范圍局限于港區內部。20世紀50年代以前，受生產力發展水平限制，港口的功能主要是連接各種運輸方式，進行貨物中轉運輸。經濟活動僅包括直接服務于港口轉運的裝卸、倉儲、運輸以及提供設備和船舶修理等，范圍也局限于碼頭及相關水陸域內。

二是工業經濟發展階段：以臨港工業為主導，經濟活動范圍向港區外拓展，灣區城市迅速發展成為制造中心。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左右，隨著對外貿易的擴大和港口功能的完善，大量的人流、物流等在港口周邊區域集聚，推動了港口城市的發展和興盛。同時，工業文明的興起和海洋運輸的疊加優勢，極大推動了臨港工業的集聚發展。日本在東京灣布局建立了石油化工、鋼鐵等巨大臨海型工業帶，貢獻了近60%的日本工業產值，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中心。這也對日本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1955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于美國的6%，憑借發達的工業，在上世紀60-70年代，躍升為當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三是服務經濟發展階段：以服務業為主導，經濟活動范圍拓展到周邊城市，灣區核心城市成為區域或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節點。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末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圍繞臨港工業和對外貿易，催生出了一批新興的服務業形態。與此同時，臨港工業開始出現大規模產業轉移，工業在灣區城市經濟中的比重逐漸下降。產品設計、法律、金融、會計等服務業集聚發展，推動灣區城市由制造業中心向信息中心、貿易中心、金融中心、管理中心等轉變。在這一過程中，灣區城市掌握了金融業等高端資源，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核心節點，產業結構也發生根本性改變。東京、紐約等城市第三產業占比超過80%，其中金融業占較大比重。

四是創新經濟發展階段：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經濟活動范圍拓展到更廣區域，形成區域多個中心共同發展格局。上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產業加速發展，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迅速崛起。灣區城市抓住新興產業發展的歷史機遇，加快推進以網絡服務、創新金融、供應鏈管理以及商業模式創新等為主要內容的創新經濟發展，搶占了產業發展的制高點。舊金山灣區新興產業發展迅猛，涌現出蘋果、谷歌等一批創新型企業，進一步提升了全球創新中心的地位。

深圳及粵港澳發展灣區經濟的基礎和優勢

經過多年的發展，粵港澳灣區成為我國綜合實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具備發展世界一流灣區經濟、更好服務國家戰略的良好基礎和條件。

輻射帶動能力強大。2014年地區生產總值1.4萬億美元，相當于東南亞十國的50%，是東南亞最大經濟體印尼的1.4倍;進出口貿易額接近1.5萬億美元，其中與東南亞國家雙邊貿易額約占中國與東南亞的25%，對沿線國家有較強的經濟輻射能力。粵港澳是全球重要的制造業基地，號稱“世界工廠”，是沿線國家工業制成品的重要供應地。粵港澳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了70家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銀行，2014年港交所和深交所IPO總額位居全球第二。

地理區位條件優越。粵港澳灣區地處西太平洋――印度洋航線要沖，與馬六甲海峽的海上航線距離比環渤海和長三角近2500公里和1500公里，是我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海上往來距離最近的發達區域。深圳港口的國際集裝箱航線達219條，其中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航線170條，是國內擁有國際航線最多和東南亞航線最密集的港口。粵港澳擁有世界級海港群和機場群，深圳港、香港港、廣州港均居世界集裝箱港前八強，年集裝箱吞吐量超過7000萬標準箱，是東盟最大港口新加坡港的2倍多;區內機場年旅客吞吐量約1.4億人次，是東盟最大機場印尼雅加達機場2倍多。

科技創新實力突出。粵港澳大灣區以良好的自然、生態、社會、文化環境，形成了鼓勵創新的濃厚氛圍。擁有1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3個國家創新型城市、超過200所普通高校和200萬在校大學生，有近30名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以及獲聘其他國家同等職銜的科學家，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12個。深圳位居福布斯2014大陸城市創新力排行榜首位。粵港澳擁有華為、比亞迪、騰訊等一批知名創新型企業，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占全國56%，接近韓國專利申請總量，在國家（含中國）排名中位居全球第六位。2013年國際專利申請量排名前50的四家中國公司均來自深圳。

制度體系開放完備。粵港澳灣區涵蓋兩種制度、連接兩個市場，具有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和市場規則。香港和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司法獨立，具有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地位。香港已經與67個國家簽署民用航空協議、35個國家簽署避免雙重征稅協定、17個國家簽署投資保護協定，多年來位居世界銀行全球營商環境排名前列，被認為是全球最開放、最具活力、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廣東是改革開放先行地，是全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市場體系最完備的地區，率先形成了一套與國際接軌的體制機制和營商環境。

人文紐帶關系獨特。粵港澳灣區具有僑鄉、英語和葡語三大文化紐帶，是連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重要橋梁，有利于開展公共外交，更好服務國家戰略。東盟、南亞等國家的粵籍華僑占華僑總人數的50%以上，是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人文資源。香港和澳門是東西文化薈萃地，在促進中國與英聯邦和葡語國家經貿往來中具有重要作用。

深圳發展灣區經濟的策略建議

根據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需要和灣區經濟的本質特征，結合深圳的現實條件，建議做到“五個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攜手周邊區域，推動粵港澳灣區協同發展，積極爭取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更好服務“一帶一路”戰略;更加注重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以創新引領灣區經濟發展;更加注重優化城市產業和空間布局，提升灣區經濟核心區的功能，打造宜居宜業的綜合環境;更加注重提升灣區經濟國際化發展水平，加強與國際知名灣區城市和沿線國家重點城市的交流合作，推動建立開放發展新格局;更加注重質量引領，在更廣范圍打響深圳標準、深圳信譽、深圳品牌，高起點高水平打造灣區經濟。

第5篇：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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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

【關鍵詞】成人高等教育；教學質量；“一帶一路”戰略

目前全球正處于高速復雜的變化之中，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顯現，各國面臨的問題依然嚴峻。在此背景下，主席于2013年9月和10月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即“一帶一路”戰略，引起全球的高度重視[1]。這一戰略是沿線各國開放合作的宏大經濟愿景，促進各國開展多領域深層次合作，朝著共贏的目標前行。

在“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中，人才是重要保障。在企業的跨國合作中，非常需要國內既深刻理解“一帶一路”戰略，又熟悉沿線國家國情民意的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復合型人才。由于時間緊迫，提升已在本行業有相當經驗的行業精英或技術骨干，能大幅節省適用人才培養的周期，因此，“一帶一路”戰略給成人高等教育帶來了全新的機遇和挑戰，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刻不容緩。

一、我國成人高等教育的現狀

（一）學生來源復雜多樣，難以進行統一的管理

成人高等教育的學生和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學生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來自各行業的在職人員，年齡、原有知識儲備差別較大，而且，成人高等教育的學生具有多重身份，除了學生，還同時是員工、子女、夫妻或家長，他們難有固定的學習時間，很難采取統一的教學管理。

（二）成人高等教育缺乏全職教師，普教化嚴重

一般成人高等教育沒有全職的任課教師，他們的老師都是請普通高等教育的老師來擔任，教材普遍借用普通高教教材。這些兼職老師往往沒有深入了解成人學生的特點，簡單套用普高學生的教學方法，其達到的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三）課程設置沒有特點，教學方式單一

目前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學計劃和大綱基本與普通高等教育相同，沒有針對成人學習的特點，引入技能、實踐的環節，導致課程偏學術性，學生上課不愛聽講，最終使得上課流于形式。教學方式比較單一，以集中面授為主，使得一部分無法克服工學矛盾的學生不得不請假缺席，大大降低了教學質量。

（四）人才的培養與市場嚴重脫節

成人高等教育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創辦起來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原有的成人高等教育已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其培養的人才逐漸與市場脫節，且越來越嚴重。

二、“一帶一路”背景下需要的新型人才

（一）“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要義

“一帶一路”開始于貿易，其核心要義歸納起來有“三個內涵”和“五個相通”。“三個內涵”即經濟貿易、區域秩序和人才交流，“五個相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是基礎，而其本身又以高等教育為基礎，ρ叵吒鞴歷史文化、政策體制、地緣政治的知識傳授[2]，增進了解，廣泛開展文化層面的交流、增進人才的合作等，為深化雙多邊合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一帶一路”戰略對新型人才的需求

“一帶一路”發端于中國，貫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部分區域，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3]，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準的區域合作，構建區域經濟合作體[4]。戰略的推進與發展，需要大量的人才，這些人才不僅需要具備本行業的高端水平，還需要懂得“一帶一路”沿途所在國的國情、法律、行業背景、語言等，來應對在異國他鄉生活、工作有可能遇到的麻煩和糾紛，因此，培養一批熟悉“一帶一路”戰略，又懂外語，懂經濟，擅長管理的高級人才，高素質勞動者和頂尖創新人才尤為緊迫[5]。

三、在新背景下，如何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服務“一帶一路”戰略

（一）改變傳統的教育理念，與時俱進

傳統的成人高等教育以學歷知識為重，而輕視了實踐、技能的提高。為了滿足“一帶一路”戰略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式等都需要重新設計，任課老師也要改變方法，采用啟發式教學，在講課過程中多援引實際典型案例，使得學生能真正的學以致用。

（二）結合成人教育的特點，調整課程設置，豐富教學方式

成人高等教育的學生都是在職人員，他們來參加學習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目的性，因此，要根據社會需求，適當調整課程設置，更注重學生實踐、技能培養[6]。由于成人學生角色的多重性，導致其學習時間難以固定，因此，可以利用互聯網，把授課內容做成課件放到網絡上，通過網絡學習，使得學生的學習不再囿于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學習的效率。

（三）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保障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為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提供保障。設立成人高等學歷教育各個環節的質量標準，并制定相應的檢查、監督體系，促使各項標準得到有效的落實，對各教學環節進行規范、有序的管理，切實保證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7]。

中國夢的實現，與世界緊緊相連，古老的絲綢之路，正重新迸發生機。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推進，新型人才的缺口越來越大，令成人高等教育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筆者認為成人高等教育需牢牢把握住教學質量這條生命線，順應市場需求做出積極的改變和調整，真正發揮成人教育的特色和優勢，培養出符合社會需求的高品質人才，更好的服務于“一帶一路”戰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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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

關鍵詞：國際貨幣；英鎊國際化；美元國際化；日元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

文章編號：1003-6636（2013）01-0008-06；中圖分類號：F821.1；文獻標識碼：A

一、國際貨幣形成的基礎和條件

所謂國際貨幣是指被世界各國廣泛地用于國與國之間商品貿易、資金融通、直接投資和儲藏手段的貨幣，也就是能夠在國際流通領域執行計算單位、交換媒介、支付手段、價值儲藏職能的貨幣。所謂的貨幣國際化是指一個國家的貨幣不僅在國內流通領域執行貨幣的職能，而且在國際流通領域執行貨幣的職能，也就是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直接投資、國際儲備中被廣泛使用。

一種貨幣從國內走向國際不是這個國家政府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由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規模決定的。也就是說，一種貨幣的國際化主要是由國際市場驅動的。然而，盡管政府在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中不是發揮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它能夠對貨幣國際化的進程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一種貨幣的國際化是市場和政府相互推動的結果。

另外，還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到貨幣國際化的進程，如經濟發展的前景、貨幣自由兌換的程度、貨幣幣值的穩定程度、貨幣匯率的穩定程度、金融體系的發展程度等。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貨幣制度因素將對一種貨幣國際化的程度起到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已經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從影響貨幣國際化的因素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幣已經基本具備國際化的基礎，而且在事實上也已經開始了區域化的進程。

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認真研究英鎊、美元和日元的國際化是很有必要的。回顧英鎊、美元、日元國際化的進程，沒有一個國家的貨幣的國際化不是由這些國家雄厚的經濟實力決定的。但是，在不同國家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又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

二、英鎊國際化的進程

自人類社會形成國家并在國家之間發生經濟活動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國際貨幣是超貨幣——黃金。當黃金在各個國家將其他商品排除出貨幣流通領域而承擔起貨幣的職能以后，它在國際經濟活動中也成為了貨幣。在人類歷史上，第一種成為國際貨幣的貨幣是英鎊。但是，英鎊也是憑借著可兌換黃金而成為國際貨幣的。

在歐洲，經濟上首先崛起的國家不是英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經濟發展都先于英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經濟崛起主要是依靠海上貿易和海外擴張實現的。到16世紀初期，葡萄牙控制了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50多個港口地區，壟斷了半個地球的商船運輸航線，成為當時世界海上貿易第一強國。而西班牙則通過對美洲的掠奪，獲得了大量的黃金和白銀。據統計，從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從美洲得到18600噸注冊白銀和200噸注冊黃金。到16世紀末，西班牙的黃金和白銀產量已經占世界總產量的83%。

荷蘭的經濟崛起方式有所不同，荷蘭經濟是依靠捕魚業和商業貿易發展起來的。荷蘭人充分地發揮了經紀商、加工商和銷售商的角色，迅速地積累起社會財富。到17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經擁有15000個分支機構，貿易額占到世界總貿易額的50%，懸掛著荷蘭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五大洋上。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同年，世界第一家中央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正式成立。在17世紀，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金融業最發達的地區。

荷蘭盾本來是最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種作為國際貨幣的貨幣的。但是，根據歷史學界的看法，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界限。在這之前，人類生活在相互隔絕的陸地上，彼此之間很少往來；之后，不同地區的人類聯系才開始增加，人類歷史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但是，即使向后延續100年，世界經濟體系仍然沒有形成，國際貨幣還沒有產生的必要。而英國正好在國際貨幣產生最合適的歷史時期崛起了。

首先，英國依靠戰爭的方式擺脫了歐洲強國對它的束縛。1588年，英國發動海戰并戰勝了西班牙。1652年、1664年和1672年，英國三次對荷蘭作戰，終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荷蘭帝國的地位。同時，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以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聯盟為基礎的君主立憲制度，從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國家。英國通過海外貿易和殖民統治迅速積累財富，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但是，最終奠定英國經濟無與倫比地位的是英國的工業革命。

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使英國建立起強大的工業體系，人類社會也由此開始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英國依靠它所建立的工業體系成為了“世界工廠”，有力地推動了英國經濟的發展。隨著英國經濟的發展，資金融通成為必要，英國的金融業迅速發展，倫敦演變成金融中心。由于英國在工業制品的生產中具有明顯的優勢，英國政府努力推動自由貿易。英國從世界各國進口原材料，向世界各國出口工業制品，獲取了巨大的貿易利益。為了取得更大的貿易利益，英國企業大規模向海外直接投資，以控制外國的原材料供給和工業制品的市場。這樣，英國成為了不可比擬的經濟大國、貿易大國、金融大國和投資大國。在這樣的情況下，英國的貨幣英鎊變成為了國際貨幣。

英國很早就采用黃金作為貨幣進行商品的交換。1694年，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在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85年以后正式成立。英格蘭銀行很快就開始發行英鎊，但是當時英鎊只是黃金的符號，它的作用是代替黃金在市面上流通。1717年，擔任英國皇家鑄幣局的局長的著名科學家牛頓將黃金價格確定為每盎司黃金等于3英鎊17先令10又1/2便士。從此，英鎊建立了與黃金的平價，金本位制度的雛形開始形成。

1816年，英國通過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金本位制度。1821年，英國正式啟動金本位制度，英鎊成為英國的標準貨幣單位，每英鎊含732238克純金。英國最早的金本位制度是金幣本位制度，這個制度的特點是以法律形式規定政府發行的紙幣的含金量，人們可以將持有的紙幣按照含金量兌換為金幣；人們可以自由地將黃金鑄造成金幣，或者將金幣熔化為黃金；黃金可以自由地輸出或輸入本國。

到了19世紀，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已經開始變得越來越密切。隨著各個國家相繼采用了金本位制度，各國貨幣就根據各自的含金量建立起相互之間的匯兌比率即匯率。在各國貨幣可以兌換黃金的條件下，人們在國際貿易等國際經濟活動中不僅可以直接用黃金進行交易，也可以用大家普遍認可的貨幣來進行交易。

由于當時英國是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基于對英國經濟的信任以及對英鎊兌換黃金的信任，各國都愿意持有英鎊并用英鎊進行國際結算。顯然，如果各國持有黃金并用于國際結算，不僅要支付黃金的保管費用，而且還要支付較高的結算成本。但是，如果各國在倫敦開設英鎊賬戶并通過倫敦銀行進行國際結算，不僅可以得到利息收益，而且只需要支付較低的結算成本。這樣，英鎊這種貨幣就成為了國際貨幣。據統計，在20世紀初期，在國際貿易中大多數商品都是以英鎊計價的，在國際結算中90%的結算都使用英鎊。

應該指出，當時的國際貨幣制度是金本位條件下的固定匯率制度。這個制度不是通過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而采用的制度，而是在各國實行金本位制度的條件下自發形成的制度。由于英鎊是以等量的黃金為保證的，在英國政府嚴格以黃金為基礎發行英鎊以及保證英鎊兌換黃金的條件下，各國采用英鎊作為國際貨幣并沒有給英國政府帶來“鑄幣稅”收益。當然，各國采用英鎊從事國際結算是通過英國的金融機構進行的，英鎊成為國際貨幣給英國的金融業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正因為英鎊成為了國際貨幣，各國要進行英鎊的結算和借貸，作為英國國內金融中心的倫敦就演變為國際金融中心。

上述分析表明，英鎊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主要是兩個因素造成的：一是英國具有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二是英國具有世界最完善的金融體系。前一個因素是根本性因素，后一個因素是技術性因素。雖然英鎊是憑借著可兌換黃金而成為國際貨幣的，但是即使假設金本位制早100年解體，英鎊作為貨幣仍然會成為國際貨幣。進入20世紀以后，雖然英國經濟被美國經濟超越，但是國際貨幣的慣性運行使英鎊在此后的40年的時間里依然保持著國際貨幣的地位。

三、美元國際化的進程

美國也是憑借著強大的經濟實力使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但是，在美國經濟總量已經居世界第一以后很長的時間里，美元并沒有成為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國際貨幣。

美國經濟在19世紀迅速崛起，據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估算，英國從1801年到1831年每10年的產值增長率是321%，從1931年到1861年每10年的產值增長率是238%，從1861年到1891年每10年的產值增長率是386%。但是，美國從1800年到1840年每10年的產值增長率是523%，從1839年到1859年每10年的產值增長率是591%，從1869年到1889年每10年的產值增長率是500%。［1］由此可見，在19世紀，美國產值的增長率遠高于英國的產值增長率。經濟史學家一般認為，到1894年前后，美國的總產值已經超過英國。

雖然美國的總產值在19世紀末超越了英國，但是美國的人均產值在20世紀初才超越英國。據經濟史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的分析，1870年，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相當于英國人均GDP的753%，1900年相當于英國人均GDP的892%。到1913年，美國人均GDP已超過英國人均GDP55個百分點，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大國。

但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只是這個國家貨幣國際化的基礎。當時，英國的對外貿易、對外借貸和對外直接投資在世界上還占有較大比例，英國倫敦已經形成了國際金融中心，各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習慣用英鎊來進行計價和結算。另外，英國于1821年正式實行金本位制，美國也于1879年正式實行金本位制，英鎊和美元都以黃金作保證，各國持有英鎊和美元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進入20世紀以后，盡管美元的相對地位在上升，英鎊的相對地位在下降，但直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仍有40%的國際貿易是用英鎊結算的。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強大的經濟實力只是貨幣國際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一個國家的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除了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以外，還要深度參與國際經濟活動，有相當比例的國際經濟活動是用這個國家的貨幣計價和結算的。另外還要擁有比較完善的銀行體系，使各國用這個國家貨幣進行結算方便、快捷和安全。

1944年在美國布雷頓森林舉行的國際金融會議是美元國際化的劃時代事件。到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英國和美國的經濟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嚴重的創傷，消費品產量只有戰前的50%，出口不到戰前的33%，黃金儲備只有100萬美元，對外債務高達120億美元。美國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展壯大，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產量的50%，對外貿易占世界貿易的33%以上，黃金儲備占世界黃金儲備的59%。［2］在這樣的情況下，按照美國政府建議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了美元至高無上的地位：美元釘住黃金，各國貨幣釘住美元。美元成為了等同于黃金的唯一的國際貨幣。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機制中，美元是一種信用貨幣，在美國價格水平不斷上升的條件下它的實際購買力在不斷下降，而黃金是一種貴金屬，它的價值是很穩定的，這意味著黃金的美元價格將不斷上升。因此，美國政府是不可能維持1盎司黃金等于35美元的匯兌平價，金匯兌本位注定是要解體的。

1971年，美國政府終于違反了它對世界各國政府作出的用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承諾，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金匯兌本位崩潰。1973年，隨著各國貨幣對美元匯率浮動，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釘住匯率制度解體。但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幾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用美元計價，幾乎所有的國際經濟活動都用美元結算，這種格局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仍然延續下來。另外，即使美國經濟的相對地位下降了，但是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經濟大國、貿易大國和金融大國，美元在1976年以后形成的“牙買加體系”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國際貨幣。

上述分析表明，美元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主要是兩個因素造成的：一是美國具有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二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制度安排。顯然，即使布雷頓森林體系沒有建立，美元也會越來越多地被各國所采用，美元也會而且實際上也在走向國際化。但是，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制度安排，美元迅速成為國際貨幣并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四、日元國際化的進程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窮兵黷武使日本經濟瀕于崩潰。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已經是一個工業強國。盡管日本經濟受到了重創，但日本的工業基礎和工業技術還存在。隨著日本經濟的重建，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逐漸恢復，日本的內部需求迅速增加。另外，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分別參與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它所需要的戰爭物質就近大量從日本采購，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日本的外部需求。在一系列因素的推動下，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從1955年到1973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達到98%。日本經濟在1955年已經超過戰前水平，到1968年已經超越英國、法國、德國而躍居世界第二位。

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等同與黃金的地位不復存在，美元幾乎作為唯一的國際貨幣的格局也被打破。1976年，“牙買加體系”的形成使除了美元以外的別的貨幣有可能成為國際貨幣。在日本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日元計價的日本出口貿易所占的比例不斷增大，從1970年的0%提高到1980年的約30%。但是，以日元計價的日本進口貿易所占的比例到1980年仍不到5%。［3］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的地位繼續提高。以1980年為例，如果將日本與美、法、英相比，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是10593億美元，大約是美國27715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38%，但是已經是法國6821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155%，是英國5357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198%。另外，日本的進出口總額是2717億美元，大約是美國5926億美元進出口總額的46%，但已經是法國2509億美元進出口總額的108%，是英國2257億美元進出口總額的120%。［4］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政府開始推進日元的國際化。1980年12月，日本修訂《外匯法》，頒布了《外匯及外國貿易管理法》，實現了日元資本項目的基本可自由兌換。日本《外匯法》的修訂，是日元國際化的一個標志性的事件。1984年5月，日本大藏省提出了題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的報告，提出將日元交易的重點從經常交易轉變為資本交易，具體包括制定以日元計價的外債發行規則，實行歐洲日元借貸的自由化，放松對外國人發行債券的限制等。

1985年3月，日本大藏省一個稱為“外國外匯等審議會”的咨詢機構發表了題為“關于日元國際化的答辯”的報告，提出了包括金融自由化、歐洲日元交易自由化、東京金融市場國際化的三大日元國際化方略。其中金融自由化包括為非居民提供良好的以日元計價的資產，進一步擴大利率自由化的程度；歐洲日元交易自由化是指推動境外日元兌換和借貸的自由化；東京金融市場國際化是指將東京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外國外匯等審議會由大藏省官員、學者，銀行家、企業家組成，對日本政府的決策具有重要影響。此后，日本政府在東京建立離岸金融市場，宣布開放境外金融市場，取消對外資流出的限制，提高對外資流入的限額，對外國人在日本發行日元債券和發放日元貸款、非居民之間歐洲日元交易實行自由化，有力地推動了日元的國際化。1990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所占的比例為80%，低于美國的506%，也低于馬克的168%，但超過了英鎊30%的1倍以上。

1998年4月，日本再次修訂《外匯法》，頒布了《外匯及外國貿易法》，實現了國內外資本可以沒有限制地自由流動。1999年4月，外國外匯等審議會再次發表了題為“面向21世紀的日元國際化”的報告，提出要提高國際融資交易和海外交易中日元的使用比例以及提高外國投資者持有的以日元計價的資產的比例，也就是提高日元在國際通貨制度中的作用以及日元在經常交易、資本交易、外匯儲備中的地位。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該報告提出了5項措施：第一，實現日本經濟的穩定增長并重建日本金融體系。第二，穩定日元的匯率。第三，發揮日元在亞洲各國匯率制度中的作用，即更多地使日元成為亞洲各國匯率制度的定價貨幣。同時，讓日本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更高程度地對亞洲開放。第四，改善日元國際化的環境，如改善資本市場、結算系統、貿易交易、資本交易等。第五，積極推進日元的使用。

盡管日元在市場驅動和政府推動下走向國際化，但日元國際化程度并不高，日元遠沒有取得與日本經濟相應的地位。到20世紀90年代末，以日元計價的日本出口貿易所占的比例約為36%，以日元計價的日本進口貿易所占的比例為25%，以日元計價的國際債券發行量所占的比例為45%，日本銀行以日元計價的貸款所占的比例不到20%。［3］182-183以最有代表性的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的構成來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元儲備在世界各國外匯儲備中所占的比例從相對數來說僅次于美元和馬克居世界第三，但從絕對數來看只有8%左右。同時，日元的地位還趨向下降。到2010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占615%，歐元占262%，英鎊占40%，日元只占38%。這就是說，日元所占的比例還不如國內生產總值只有日本50%的英國的英鎊。［5］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日元國際化的基礎仍然是日本雄厚的經濟實力。另外，隨著牙買加體系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除了美元以外的其他貨幣也有可能成為國際貨幣，從而給日元國際化提供了機會。但是，在國際貨幣體系慣性運行的條件下，世界大宗商品的貿易都以美元計價，世界主要的貿易、借貸和投資都使用美元，日元受到了擠壓，日元的國際化肯定是不充分的。

五、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

上述分析表明，英鎊和美元的國際化具有相似的特點，英鎊和美元都是以英國和美國具有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壓倒性的對外經濟規模而成為了不同時期主要的國際貨幣。英鎊和美元的國際化不同的是，英國通過建立完善的金融體系和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加快了英鎊國際化的進程，而美國則通過建立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制度加快了美元國際化的進程。

盡管英鎊和美元的國際化有很多方面可供中國借鑒，但人民幣國際化與英鎊、美元國際化的道路是不同的。即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10年后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也僅僅是物品和勞務的產值世界第一，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可能達到世界第一，中國的相對經濟實力不可能達到19世紀英國的相對經濟發展水平和20世紀美國的相對經濟發展水平。因此，按英鎊和美元國際化的方式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化遙遙無期。

日元是以日本具有世界第二的經濟實力和借助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而走上國際化道路的。雖然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尚不具備世界第二的經濟實力，但是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進出口貿易總值已經是世界第二了，現行的國際貨幣制度仍然是牙買加體系。另外，日本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情況與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具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日元的國際化進程對中國具有更多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在日元國際化的進程中，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日本的總體經濟實力不能說不強，日本的對外經濟規模不能說不大，日本政府不能說不努力，但是為什么日元的國際化程度仍然不高？在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有必要分析一下自20世紀70年代日元走向國際化以來日本經濟出現的各種事件對日元國際化產生的不同影響。

第一，日元匯率升值。1970年，日元匯率約為340日元兌換1美元。40年后的2011年初，日元匯率已經升值到82日元兌換1美元。在日元匯率趨向于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商愿意以日元計價和結算，進口商不愿意以日元計價和結算；貸款者愿意購買以日元計價的債務工具，借款者不愿意發行以日元計價的債務工具，各國政府則愿意儲備更多的趨向于匯率升值的外匯。盡管日元匯率升值對于日元作為國際貿易貨幣和國際借貸貨幣具有不確定的影響，但對于日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具有有利影響。

第二，日本經濟停滯。在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也就是在日本政府推進日元國際化不久，日本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的破裂，日本爆發金融危機，接著導致日本長達10年的經濟停滯，形成了日本所謂失落的十年。在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牙買加體系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對這個國家貨幣的信用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日本經濟停滯對日元國際化形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第三，日本開放程度。在歷史上，日本民族是一個很善于向外民族學習的民族，同時又是一個對外民族具有強烈的戒備心理的民族，日本經濟的開放程度一直不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是在美國等外部壓力下逐漸開放它的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另外，日本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盡管日本的貿易和金融一直在走向自由化，但是政府對經濟還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日本經濟的開放程度是很低的。經濟開放是一種貨幣國際化的前提，日本經濟開放程度不高給日元國際化帶來不利的影響。

第四，日本經濟結構。日本和英國一樣都是島國，日本的土地面積是378萬平方公里，英國的土地面積是245萬平方公里，日本比英國大54%。日本人口為128億，英國人口為06億，日本比英國多113%。但不同的是，英國擁有北海油田等自然資源，而日本則是一個自然資源十分缺乏的國家。日本的原油、鐵礦石、鋁礬土、磷礦石、橡膠、棉花、羊毛等幾乎100%依賴進口。因此，日本形成了以加工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通過將進口原材料加工為工業制品再銷往世界來實現經濟的發展。在正常的情況下，日本經濟可以順利運轉。但是一旦發生戰爭等特殊情況，日本經濟結構就變得十分脆弱。日本的這種經濟結構也制約著日元的國際化程度。

從貨幣國際化的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相比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諸多不同。

第一，人民幣匯率升值。與日本相似，中國在經濟發展中發生了國際收支順差和貨幣匯率升值的過程。200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已經升值了24%。雖然短期來看人民幣匯率是波動的，但是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趨向于升值。人民幣匯率的長期升值趨勢對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貨幣和國際金融貨幣的影響很難確定，但是對于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影響是有利的。

第二，中國經濟體制。從運行機制來看，中國的經濟體制與日本相似，也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從經濟制度來看，中國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對經濟的影響能力要強于日本。另外，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中國不可能為人民幣國際化而國際化，中國需要權衡利弊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很難實現像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開放程度。這些因素將對人民幣的國際化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三，經濟發展水平。中國的外匯儲備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進出口貿易總額超越德國位居世界第二。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與日元走上國際化道路時的日本是相似的。但是，中國的設計、技術、工藝、管理等方面的相對水平不如日元走上國際化道路時的日本，絕對水平還遠不如現在的日本。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也會對人民幣的國際化產生不利影響。

第四，經濟發展潛力。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的土地面積，有13億勤勞的人民，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這意味著中國具有日本不可比擬的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的歷程已經向世界證明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力，沒有人會懷疑中國將成為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逐漸接近于日本，中國經濟總量成倍地超越日本是遲早的事情，這是日元國際化所不可比擬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最堅實的基礎。

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美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大國、貿易大國、金融大國和投資大國，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的美元地位將在很長的時間里按照慣性延續下去。如果牙買加體系沒有發生變化，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將與日元相似。

在國際貨幣制度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是不樂觀的。但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運行了32年解體以后，牙買加體系又運行了35年。牙買加體系的弱點和矛盾不斷地凸現出來，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應該積極主張和參與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明確提出建立超國際貨幣的改革方案，并力爭在未來的超國際貨幣的構建中體現人民幣因素。就是說，超國際貨幣將由若干貨幣資產構成，人民幣成為其中的一種資產。［6］借助于國際貨幣制度的安排，可以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使人民幣的地位與中國經濟的地位相適應。

因此，超國際貨幣的構建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機遇。中國政府應該密切結合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進程來實施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戰略，使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與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進程相適應。如果超國際貨幣的構建已經提上議事日程，而人民幣還不具備成為超國際貨幣的成分貨幣，中國將失去利用人民幣國際化提高中國經濟地位的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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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印度洋經濟體研究范文

關鍵詞：“一帶一路”戰略；話語權；建構主義；認同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002-740820507-00-03

“一帶一路”戰略伴隨中國和平崛起而提出，在未來8-0年將對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產生重要影響，代表著中國外交戰略開始從“韜光養晦”向“有所作為”甚至“奮發有為”的話語體系轉向，必將對國際關系既有秩序產生重大影響。在今后一段時間內，通過深入解讀其政治邏輯，更好地理解和傳播“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增信釋疑、構建認同”，推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和更深層次”的合作，不僅有利于中國自身利益拓展，也符合整個國際社會的未來發展趨勢。本文擬利用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有關話語權的概念對“一帶一路”戰略具體落實中面臨的挑戰進行分析，提出構建“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的路徑建議，期望能夠對今后的相關實踐提供一些參考。

一、構建“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的必要性

認同是構建國際話語權的關鍵。“話語權”powerofdiscourse是指“話語”所包含的或體現的權力，即話語是權力的一種載體和表達方式。通俗地講，權力是“話語”的目標，而“話語”是獲得、展示和運用權力的手段。國際話語權的本質，是以非暴力、非強制的方式改變他人的思想和行為，并使一國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張成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張。當今國際政治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話語權政治”，[2]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就曾在《999：不戰而勝》一書中寫到：“我們的號召力量不是來自我們的經濟財富或我們的軍事力量，而是來自我們的思想”。[3]獲取話語權首先要讓自己的話語在國際社會上得到認同。

構建認同是減少戰略誤判、避免國際沖突的重要方法。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學者溫特認為，文化和觀念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動機，還影響國家的基本特征，即身份認同。[4]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一國可以通過提出富有吸引力的價值主張，并以互動和對話的方式，形成更加廣泛認同的價值共同體。這種價值主張包括制度、規則文化以及價值觀等，通過適當的渠道和方式直接作用于國際話語權，形成國際認同。[JP]

2以“一帶一路”戰略重構國際話語體系。“一帶一路”戰略融合了基于地緣政治的空間觀與基于歷史維度的時間觀，既是對當今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秩序深度調整的一種回應，也是對歷史文明的傳承和未來國際秩序的一種構想，無論從實現手段還是最終目的上，都離不開國際話語權這種軟力量的構建。綜觀各國、各界對“一帶一路”的分析和解讀可以發現，對“一帶一路”戰略的目的和動機的解讀較多，而對其效果和影響的客觀、定量分析較少。當然，該戰略提出才年多時間，相關政策文件剛剛，相關研究面臨著理論和實證的困難。但如果在戰略提出初期就出現話語混亂，將對整個戰略的后續推進造成不可預估的負面影響。[JP]

把握國際話語權的前提是形成預期的話語體系，最終按照本國的理念來塑造世界秩序。“一帶一路”戰略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國與國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國際秩序的新模式。因此，國際話語體系的構建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對理念內涵的準確解讀；二是對話語爭奪的深層次目標――規則主導權的競爭。

當前國際上占主導的話語體系，主要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自由、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等建構的霸權式的國際性話語，冷戰結束后先后推出了“歷史終結論”弗朗西斯?福山FancisFukuyama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并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文明沖突論”亨廷頓認為，冷戰之后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未來的全球政治格局是多極的和多文明的，是文明之間的“競爭性共存”、“民主和平論”“人權高于論”“失敗國家論”等論調。這種話語方式的不合理之處在于帶有強烈的排他性質，人為地對一些非西方的文明進行矮化，其目的在于強化西方認同，維護西方文明話語主導下的國際秩序，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對自身更為有利的、非中性的國際規則來約束或限制競爭對手。與此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日益要求在國際事務中享有更多話語權，為自身發展謀求更大空間，因此亟需構建符合自身發展的國際話語體系。

“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就是要通過弘揚“絲路精神”，向世界傳播中國對世界秩序的理念和主張，構建認同，形成更合理的國際話語體系和國際秩序。該戰略不僅需要帶動一批實體項目“走出去”，同時輸出的還包括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中國新外交理念、外交哲學，通過弘揚“絲路精神”來打造“平等相待、發展共贏、共同安全、文明互鑒”的“命運共同體”，構建一種新的國際話語體系。

二、“一帶一路”戰略的話語內涵

“一帶一路”的歷史底蘊。“一帶一路”不僅是一種歷史現實，同時本身也是一種文化表達，因此在這一語境下推進經濟和外交戰略，自然就面臨著要打通歷史和現實的問題，通過恰當表述，避免抽象和負面的解讀，才能破解中國外交轉型過程中在國際上所面臨的話語困境。

古代絲綢之路在缺乏國際機制和組織框架的情況下延續了上千年，通過和平手段實現并擴大了跨國商貿活動和跨種族文化交流。中國作為古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國家，歷史上從沒有尋求領土擴張和霸權，這與西方列強通過貿易尋求殖民統治他國的歷史形成了鮮明對比。[5]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對鄭和船隊七次遠洋航行的評價是：“應當指出，中國人從不曾搶劫和殺戮，這與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歐洲人不同。”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這是古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寶貴啟示。[6]

2“一帶一路”的現實內涵。今天我們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重提“一帶一路”，與古絲綢之路一脈相承，其目的不是要按照考古的方法嚴格地重新再走一遍古絲綢之路，而是有更寬廣的視野、更遠大的目標：傳承“絲路精神”，表達我國共同體外交新理念，增進文化和文明的交流與互動，實現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國家的共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命運共同體”意識繼承與發展了我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符合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同時也有利于世界的整體和平與發展。

“共同體外交”不是要單純尋求一國利益，而是將共同體成員利益捆綁在一起，實現共同的利益增值。在204年月28日召開的外事工作會議上，主席就曾經強調“正確義利觀”，指出：“要堅持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堅持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因此，區域開放主義、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體外交”的邏輯基礎，也是區域多邊主義與開放主義的合法性基礎。共同體包含三重意義：利益共同體，即要在滿足需求上做文章；命運共同體，即要在應對挑戰與回應壓力上做文章；價值共同體，即要在相互欣賞與內心認同上做文章。在這種邏輯思維下理解“一帶一路”戰略，就會有一種在新的形勢下與世界人民，尤其是與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感覺。

三、構建“一帶一路”國際話語體系的路徑分析

構建國際話語認同的路徑模型。國際話語權是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命題，要在國際上獲得話語權起碼要經過以下五個步驟：構建話語、表達話語、接受話語、形成認同、影響規則。一個國家首先要能夠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態度，然后建構合適的渠道傳播話語，最終實現影響甚至主導國際規則的目標。能夠按照自己的理念來提出議題、設定議程、制定規則，這是衡量一個國家國際話語權得到認同的關鍵指標。

“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崛起道路上的一項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具體的工程項目打通各國經貿往來的通道，而且還包括一系列能夠得到國際認同的發展原則和哲學理念，以期得到國際認同、獲得更廣泛的支持和理解，構建新的國際話語體系。長期以來，中國外交一直奉行“韜光養晦”的思維方式和國際話語方式，導致我國在國際話語建構中常常停留在構建話語、表達話語階段，而在影響受眾接受話語、形成認同和影響規則方面能力明顯不足。在國際話語體系面臨轉型之際，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在國際上已經引起很大反響，如何擔當起共同體外交理念的倡導者和規則制定的主導者的責任，已成為經貿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外更深層、更復雜、更長遠的戰略問題。

“一帶一路”國際話語體系的構建核心是傳播“絲路精神”。首先我們自己要做好對“絲路精神”內涵的正確理解，構建能夠為國際所認同的價值體系；其次我們要搭建合適的平臺、利用合理的渠道來對外表達“絲路精神”；三是研究國際話語表達方式，在國際上形成對“絲路精神”的認同；四是通過適當方式影響國際規則的制定，在崛起的過程中履行相應的國際責任。

2破解“一帶一路”話語誤讀。“一帶一路”戰略提出以后，特別是《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后，“一帶一路”戰略的意圖、政策手段、前景更加清晰明確。但是，目前仍有一定程度上的誤讀亟待厘清，以便及時糾正誤解、減少疑慮，創造積極的國際話語環境。

首先，避免國內誤讀。在國內的許多宣傳和研究文章中，有四種和“絲路精神”相悖的觀點，需要特別注意。一是強調通過資源、能源合作保障中國的資源、能源供給，確保稀缺性資源的戰略安全。誠然，“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確實擁有豐富的資源和能源儲備，如黑金石油、煤炭、藍金天然氣等，但是這些國家并不喜歡成為“騎士的馬”；二是“過剩產能輸出”，此語總會讓人感覺“落后產能傾銷”的感覺；三是將沿線國家定位為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這樣無形中就會把中國定位為“恩主”；四是對“一帶一路”國家劃線過粗，如把22個阿拉伯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把5個中亞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把54個非洲國家看做一個整體等等，這種劃分會不自覺地落入類似“文明沖突論”那種話語邏輯，存在先入為主的歧視性語言。

其次，破解國外誤讀。國外對“一帶一路”的誤讀和近年來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疑慮不無關系，一些學者曲解和誤讀倡議的目的和意圖，將“一帶一路”解讀為中國向周邊及歐亞大陸推行的具有擴張性質的地緣政治戰略，挑戰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如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克里斯?約翰遜說，“一帶一路”將加強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區域合作，但是這種廣泛的合作或許將挑戰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俄羅斯學者謝爾蓋?盧賈寧認為，“一帶一路”構想的目的是中國重新劃分從太平洋到歐洲的經濟版圖，同時遏制美國并將其趕到大西洋。

203年2月，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宣布，拒絕中國在吉境內修建中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鐵路的計劃，認為中吉烏鐵路無法解決吉爾吉斯斯坦的任何問題，吉需要的是一條連接吉南北地區的路線俄羅斯的北南走廊。這一決定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吉國內反對派擔心通過投資建設中吉烏鐵路，中國因此會獲得通向吉金礦、白銀、鋁、銅和煤炭資源的路徑。法國世界大事網刊登了以色列海爾茲利亞國際事務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報告認為“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中國通過在西亞投資基礎設施，為獲取中東石油并運回國內鋪路。[7]

3“一帶一路”國際話語體系的構建。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要求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中國要與沿線諸國打造命運共同體，既充滿挑戰、也藏有變數。作為這一戰略的發起國和主導國，中國需要努力構建和睦共處的協商話語環境，贏取沿線國家的認同、信任、支持與合作，助力該戰略的成功實施。

第一，加強基礎理論建設。當前主導的國際話語體系理論基礎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和社會發展理論，它不僅為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合理性解釋，而且為西方資產階級向全球擴張和建構世界話語霸權提供了理論依據。另外，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以及科學技術成果，為建構西方世界話語體系的優勢奠定了科學理論和科學技術基礎。“一帶一路”作為一項世紀工程，其目標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種國際秩序的新模式。因此構建一種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經得住歷史考驗的國際關系理論，已經成為“一帶一路”戰略最終能否實現預期目標的重中之重。

第二，拓寬理念傳播渠道。互聯互通盡管從字面上體現了基礎設施先行的戰略部署，但從國際話語權的視角看，最終要落實在人員和信息的交往，尤其是人與人的精神、心靈和思想的交流上。一是需要加強在正式外交場合中對“一帶一路”理念的傳播。如主席在204年亞信會議上提出的“新安全觀”，在205年博鰲論壇上詳盡解釋“一帶一路”的“四是四不”；[8]二是需要加強對民間交流的指導。特別是“走出去”的企業和公民，更要加強語言和文化的學習，保持“文化包容”CulturalTolerance的態度，通過“規范性力量”NormativePower向世界傳達“和平發展、互利共贏、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絲路精神”。

第三，積極參與規則制定。當前世界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調整，“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將有助于國際新規則的最終確定。但是在推進全球規則戰略調整過程中，務必首先深入研究現有國際規則，通過平等參與和共同協商來制定新的規則。

結語

“一帶一路”戰略提出以來，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強烈反響，既有支持、也有質疑、更有反對的聲音。盡管我們已經提出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建設路徑、提議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但是要提出適用于全球且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全球規則尚需時日。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經驗并不豐富，對相關規則的理解有待深化，如何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形成有利于我國對外交往的話語環境，還需要更多努力。本文從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話語權的概念出發，對“一帶一路”的精神內涵進行分析，提出構建“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的模型，旨在通過話語體系建設，破解各種誤讀，提高國際社會對我國新的外交理念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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