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經濟的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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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相對生產率，比較優勢，經濟發展
一、現有文獻概述與批評
現有的研究文獻絕大多數遵循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們接受這樣的假定，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意義，是代表了接受體的資金和技術資源的一種“凈增加”。這種分析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將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總量的主要指標的比率簡單標示出來，然后“讀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由此得出判斷，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對較小，進入1990年代以后就開始大幅度上升。這些研究同時發現，在日益擴張的中國外貿出口中，外資企業所占份額也在急劇上升。這兩項指標，對于迅猛發展的沿海地區省市表現得尤為顯著(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種方法，可以說是第一種方法的補充，主要專注于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各項指標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這種分析意在檢測外商直接投資對可觀測的指標，如GDP增長等的間接影響，這種影響在在第一種分析中不能夠顯示出來。另外也試圖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對那些不可觀測的指標，如全要素生產率等的影響。這些分析發現對于各種不同的回歸模型結果各異，但總體結論是，相關性都表現為正，而且在統計上顯著。其中最樂觀的發現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年增長達2.5%，加上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資本形成使GDP增長0.4個百分點，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總貢獻在1990年代年平均達3%，也就是占整體經濟增長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類研究還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與國內總投資增長也是顯著的正相關。他們將這個結果視作是投資“擠入效應”的證據(Kueh 1992；Zhan 1993)。
在較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種方法的應用較為普遍，主要應用于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分析，即進行個別區域分析或跨區域比較。很明顯，吸引較多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現出較快的經濟增長。這些分析的典型結論，都是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說明外商直接投資透過各種直接或間接影響，包括地方資本形成、地方投資的“擠入效應”、地方生產技術或知識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由此得出的推論是，外商直接投資解釋了不同地區或省份的不同經濟增長表現，對總體中國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現存這些文獻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顯的，在它們的分析中，因果關系和相關關系很難區分開來(Li et al. 2002)。這個問題可以說貫穿所有的現存文獻，但在區域和跨區域回歸分析中尤其嚴重，因為所分析的這些區域與其他區域畢竟屬于同一國家、同一種體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環境)，使用同一貨幣。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存在著眾多的機會，可以透過創造租金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尤其是在各地區間市場化程度差別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增長確實存在正相關，也難于判斷地方經濟增長到底是來自生產率的改進還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租金轉移，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極端情形是，租金創造效果如果超過生產率的改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對中國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有可能為負而非正。
從上文的討論可以得出一個普遍論斷，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現有的文獻中，有關外資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具體機制，究竟主要是透過促進生產率進步抑或是創造租金的問題，往往會在回歸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聯立方程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測也是如此，問題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資引起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促成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問題是，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創造租金還是通過生產率改進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因此，關鍵是要將有關兩者的相關性的分析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定路徑相聯系，在這個特定路徑中，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影響的機制必須要能夠準確地識別和評估。
要將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分析與中國特定發展路徑聯系起來，邏輯上就必須超越純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唯一指引的視野，訴諸更寬泛的理論框架。在相關理論文獻中，與新古典傳統相對，還有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它們并不否認外商直接投資可以體現為額外的金融和技術資源，然而它們更加強調外資的其他特性，這包括外商進入國內市場的模式、技術轉移的類型、塑造國內市場競爭模式的制度和結構環境，等等，認為這才是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后進發展的最關鍵因素，而且其影響往往是負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關的中國研究文獻中，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結論不盡全面、合理。
二、宏觀指標的直觀判斷
從宏觀指標的直接觀測結果看，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總體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因素的觀點，并沒有得到經驗支持。作為固定資本形成的一個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在1979-1991年期間的年流入量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相比還是極其微小的，只有從1992年開始才大幅度增加。從1992年至2006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之比年均約為12%，從國際背景來看，大約是同期所有發展中國家平均值的兩倍。盡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同樣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斷言，從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資透過資本形成來促進GDP增長，其貢獻每年應該不超過一個百分點。
概念上，上述指標存在著三方面的局限性，從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一，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并不反映資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因為對資本形成的貢獻除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外，還有來自外商投資企業的凈利潤再投資。第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與資本形成的比率這個指標，本身并沒有涵蓋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投資“擠入效應”。第三，這個比率并沒有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無法觀測的影響。
第2篇：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
一、實證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指標選取
本文選取國內生產總值(GDP)y來反映經濟增長,主要從消費水平、固定資產投資、外資、勞動力四個方面來探討經濟增長與要素之間的關系。消費水平x1的高低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它包括城市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以固定資產x2投資來衡量物質資本。以我省每年實際利用外資額x3來衡量我省利用外資的情況。用我省各年的就業總人數x4來衡量影響經濟發展的勞動力狀況。
2、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河北經濟統計年鑒》2000―2006。
(二)模型建立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出了取消福利分房、醫療及養老保險社會化和教育收費市場化等改革措施。這些措施的出臺,使我省居民消費結構的改善更為明顯,城市居民已經告別了溫飽型消費,開始了由小康型消費向富裕型消費的過渡。在吃穿用住行等消費支出中,吃的比重下降,住用行的比重上升;在用品消費上,非耐用品比重下降,耐用品比重上升;在消費支出總額中,食物消費比重下降,文化消費和勞務消費比重上升。
投資是當期國民經濟與下期國民經濟間的橋梁和轉換器,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從靜態來看,投資是當前國民經濟的需求市場,包括工業部門的投資消耗大量材料物質和機器設備,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并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促進經濟實力的可擴展;從動態來看,投資是下期國民經濟的供給市場,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充分的技術設備。從宏觀經濟運行角度來看,也可以看到投資總是一個活躍的因素。
我省人口較多,這種勞動力資源豐富,特別是一般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狀況,在短時期內,甚至于在更長時間內都難以改變。尋求擴大勞動力就業的途徑,對于促進我省社會經濟的發展,實現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穩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勞動力需求總量取決于經濟增長和發展能夠創造的工作崗位的數量,而這個數量又取決于經濟增長速度。我省各行各業的發展不是不需要人才,而是需要大批有能力有學識的人來從事工作。但是,就目前我省的教育狀況來看,文盲人員仍然很多。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許多崗位需要高端人才,沒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人只能被淘汰而選擇低端職業。可是低端職業也是有限的,不能同時容納大批的低文化者,這就造成了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不僅不利于我省經濟的發展,反而造成了經濟發展的負擔。
外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大因素,但是從結果看,我省利用外資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因為我省在引進外資的時候,只注重數量而不注重質量,為了追求引資數量,不惜給予外商過度優惠的政策,一味地以讓市場來迎合外商,對技術方面卻避而不談。結果是外商借著技術上的優勢,大量占據我省市場,使企業喪失了經營自。很多外資企業利用外資稅收優惠政策的空子,不斷撤掉或變換企業名稱使之成為新企業,以此來逃避稅收。而且外資利用管理只注重外資引前管理,忽視引進過程和引后的管理,因此就出現了以投資為名,高價出售陳舊老化設備為實的假投資以及資金不到位或資金到位率低等現象。
二、對策及建議
第一,在消費結構轉型期,實行擴張性的消費政策,對投資的膨脹進行適當抑制。消費是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政府在經濟的調控和監管過程中,應該將關注的焦點從擴大投資需求轉移到刺激消費需求增長上來,適當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把增加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村居民和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作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通過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使居民收入和家庭財產普遍增加,逐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在社會中的比重,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不斷改善消費環境,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尤其是農村地區消費環境,使農村消費在新時期對經濟增長發揮更大的拉動作用。
第二,增強城鄉居民的購買能力。將提升就業率作為重要目標。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繼續發展就業容量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失業者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著重提高城市貧困群體和農民的收入水平,同時,進一步完善醫療、教育體系建設,改善居民預期消費。深化戶籍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開展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
第三,重視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強調固定資產投資,以實現我省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過程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要取得經濟的持續長期增長,必須更多地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以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且,從固定資產投資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導向作用來看,我省不能只強調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而必須從協調發展的戰略高度制定固定資產投資政策,以有利于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以及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第四,為省內企業創造良性競爭的環境。各地的“優惠政策競爭”近年來愈演愈烈,這種不顧市場需求、靠政策優惠吸引外資的政府招商行為極大地限制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從而導致了低水平外資的流入和資源浪費。為了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優質外資的導入作用,取消不必要的外資優惠政策,變政府招商為市場招商勢在必行。因此,完善符合國際慣例的外商投資促進體系和服務管理體制,創造有利的內外資企業平等競爭的體制環境,促進企業的發展。
第3篇：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地區生產總值；實際利用外資額；固定效應模型
中圖分類號：F7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34-0173-02
引言
關于外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不同方面。一方面，外資流入對經濟發展會產生積極影響，根據“兩缺口模型”，外資流入能夠彌補發展中國家的“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從而提高一國國內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另一方面，外資流入對經濟發展也會產生一些消極影響，如減少國內投資，損害本國國內經濟的自。本文利用江蘇省13城市南京、無錫、徐州、常州、蘇州、南通、連云港、淮安、鹽城、揚州、鎮江、泰州、宿遷1998―200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地區生產總值對實際利用外資額的回歸分析，研究它們之間的數量關系。
一、相關文獻綜述
有關經濟增長與利用外資的研究文獻主要是實證分析。牛南潔（1998）對中國利用外資的經濟效果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實證分析。沈坤榮（1999）基于實證分析與計量檢驗，對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黃華民（2000）基于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資本形成、就業和國際收支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發現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鐘昌標（2000）概括了外資影響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機制后，利用省份數據，實證分析了外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沈坤榮、耿強（2001）基于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對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計量分析。江小涓（2002）對外資經濟對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進行了描述和分析，認為外資經濟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且改變了經濟增長的方式，提高了經濟增長的質量。桑秀國（2002）基于一個以新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的理論模型，對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計量分析。陳玉平（2004）在菲德模型的基礎上推導出江蘇省外資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計量模型，并利用江蘇省年度經濟發展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江錦凡（2004）在經濟增長理論框架的基礎上納入外國直接投資變量，就外國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進行了經驗分析。黃日福、陳曉紅（2007）利用中國中部6省的面板數據，對FDI對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趙奇偉、張誠（2007）利用中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溢出效應的決定因素之一。盧方元、李成鈺（2009）基于相關性和協整檢驗方法，發現外國直接投資、進出口額和國內生產總值三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朱承亮、岳宏志、李婷（2009）基于對數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隨機前沿模型，利用省域面板數據，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效率及包括外資依存度在內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何躍飛、汪海濤、賀立龍（2010）采用定性與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四川省外資引進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已有的研究是利用國家或省際層面的數據進行實證計量研究，缺少城市群層面數據的實證分析。本文利用江蘇省13城市南京、無錫、徐州、常州、蘇州、南通、連云港、淮安、鹽城、揚州、鎮江、泰州、宿遷1998―200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地區生產總值對實際利用外資額的回歸分析，研究它們之間的數量關系。
二、實證模型與數據
本文利用江蘇省13城市南京、無錫、徐州、常州、蘇州、南通、連云港、淮安、鹽城、揚州、鎮江、泰州、宿遷1998―2009年的156組面板數據進行地區生產總值對實際利用外資額的回歸分析，研究它們之間的數量關系。
1.模型設定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回歸模型：
固定效應模型：
lngdpit=β1i+β2itlnwit+uit （1）
隨機效應模型：
lngdpit=β1+β2itlnwit+εi+uit=β1+β2itlnwit+ωit （2）
其中，lngdp為地區生產總值取對數值，lnw為實際利用外資額取對數值。β為線性方程回歸系數，u、ε為隨機擾動。
2.數據來源與處理。本文利用江蘇省13城市南京、無錫、徐州、常州、蘇州、南通、連云港、淮安、鹽城、揚州、鎮江、泰州、宿遷1998―200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地區生產總值對實際利用外資額的回歸分析，研究它們之間的數量關系（數據來自中經網―中國經濟統計數據庫，13個城市每個城市12年的數據，共156組）。
三、實證結果分析
為了研究兩個回歸變量地區生產總值和實際利用外資額的數量關系，本文使用面板數據回歸方法。Hausman檢驗結果在5%的置信水平上認為回歸模型滿足固定效應模型：
lngdp=3.7731+0.7164lnw
R2 = 0.7646
F值 = 5.28 P值（F值）=0
回歸方程的結果表明，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地區生產總值增加0.7164%，利用外資對經濟發展有正向作用。
結論與政策建議
而本文的面板數據回歸結果表明實際利用外資額對地區生產總值有正向的作用，合理增加利用外資額對地區生產總值有積極作用。如何合理利用外資，制定相關政策變得非常重要。對于合理利用外資本文參考相關文獻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完善引進外資的各項規章和管理體制，努力向國際慣例靠攏。并在此基礎上繼續積極引進外資。（2）引進外資應當有所側重。對于能夠提高地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產業升級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應當積極引進。
總之，外資流入對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外資流入通過彌補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將儲蓄轉變為投資，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外資能夠帶來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同時開發當地的人力資源，對地區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影響。但在引進外資的同時應當注重確保地區經濟的自，避免外資流入的消極影響方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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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日福，陳曉紅.FDI 與產業結構升級:基于中部地區的理論及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7，(3):154-155.
[5] 江錦凡.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J].世界經濟，2004，(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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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沈坤榮.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J].管理世界，1999，(5):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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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趙奇偉，張誠.金融深化、FDI 溢出效應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1997―2004 年省際面板數據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6):74-82.
第4篇：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核心，是社會資金融通的樞紐。金融的發展對經濟的作用，逐漸從最初的適應性作用變成先導性作用。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金融發展是指在一定時期內金融結構的變化，因此對金融發展的研究必須以有關金融結構在一定時期內變化的情況為基礎。在戈德史密斯理論基礎上，麥金農和肖拓展了金融發展的含義。他們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指出金融發展是金融深化的過程，主張發展中國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實現金融深化，以減少金融抑制。相關學者關于金融發展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多數人的認識是，金融發展可以刺激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可以促進金融發展，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關系。
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集數據、建立經濟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周寧東（2007）基于我國各省面板數據，從區域層面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金融要素在量的增長和質的提高兩方面均促進了區域經濟增長。靖學青（2016）根據不同省份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了金融發展對不同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指出各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同。許利嬌（2012）從金融效率貢獻度的實證分析，得出我國金融效率缺乏，對經濟的貢獻率較低。
本文旨在通過收集相關金融要素積累、經濟發展程度等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從宏觀角度探討金融要素發展對我國經濟景氣的貢獻情況，得出結論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二、模型構建
（一）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
1.GDP（經濟景氣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核算體系中重要的綜合性統計指標之一，它反映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從GDP數據的變化可以觀察到一國（或地區）經濟處于增長還是衰退階段，以及經濟增長的速度。該指標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整體狀況的重要指標，GDP數據總體概括了一國經濟景氣變化。本文采用了中國統計年鑒中的GDP統計數進行分析。
2.金融相關率。金融相關率由美國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提出，是指在某一時點，一國（或地區）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該國（或地區）經濟總量的比值。金融相關率可以用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說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該指標也可以反映我國經濟發展對銀行部門的依賴程度。本文使用我國金融機構存款、貸款之和與GDP的比值得到，即FIR=（金融機構存款+金融機構貸款）/名義GDP，存貸款總額由中國統計局網站數據相加得到。
3.證券化程度。隨著金融的發展，商業銀行在金融體系的相對重要性下降，而金融市場相對重要性上升，使其在全社會資本資源配置中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相對地位上升。這一趨勢代表了金融體系內部分工的細化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使用S代表證券化的程度。由于部分種類債券、基金數據難以獲得，所以用企業信用債券發行額、股票籌資額和GDP進行計算，即S=（股票籌資額+企業信用債券發行額）/GDP。
4.實際利用外資額。實際利用外資額，是指批準的合同外資金額的實際執行數，用FI表示。實際利用外資額不僅可以表示我國利用外部資金發展經濟的水平，也可以體現我國金融開放程度，由中國統計年鑒獲得數據。
（二）模型構建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本文對LnGDP、LnFIR、LnS、LnFI兩兩之間進行了格蘭杰因果檢驗，滯后期分別設置1、2、3進行檢驗，部分存在顯著結果的數據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金融相關率、證券化程度和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均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原因。同時，經濟的良好發展是金融相關率、證券化程度和實際利用外資規模的原因。金融發展相關指標與經濟景氣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
（四）結果分析
第一，由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景氣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長期以來保持中高速增長，經濟的快速增長推動了經濟貨幣化、金融化水平提高。而我國經濟在金融發展后獲得了更強有力的支持，形成了良性循環。
第二，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與金融相關率、證券化程度和實際利用外資額均為正向相關，彈性分別為2.01、0.35和0.69，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其中，用于計算金融相關率的金融機構存貸款主要集中在我國銀行體系。因此，金融相關率的彈性越大，表明銀行業的影響越大，銀行業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第三，企業重要的籌資途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從銀行取得貸款，另一個便是通過發行股票、企業債券。企業在證券市場獲得生產、經營所需的資金，而證券市場通過資源重新優化配置，募集資金向有發展前景的產業流動，使產業結構優化。回歸結果中，證券化程度與經濟增長正向相關，但彈性為0.35，相對較小。一方面說明證券市場的發展對我國經濟景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隨著金融的發展，金融結構的變化趨勢使金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相對地位上升，而證券化程度對我國經濟景氣的影響較小，說明我國證券市場依然不發達，對經濟的貢獻度有限，金融結構有待轉變。
四、對策及建議
第一，從結果分析中可以看出，銀行業對我國經濟景氣影響程度最大。銀行是國家金融體系的基礎，具有信用創造、資源配置、支付中介、提供基礎金融服務等作用。我國目前對銀行部門的依賴程度依然較高，且銀行業發展對我國經濟景氣的促進作用較為顯著。因此，政府可持續發展銀行業，以銀行業為主導，繼續發揮銀行對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等重要作用。
第二，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促進證券市場發展。證券市場對我國經濟景氣的影響較小，金融結構、融資結構還不夠優化。隨著金融的發展，證券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相對地位應當上升，逐漸過渡到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證券化階段。
第三，平衡地區發展，促進金融業整體發展。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實際利用外資對我國經濟景氣的影響較大，較為顯著地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但經研究發現，我國金融發展不均衡，實際利用外資額中，東部地區占絕大部分。大量信貸資金聚集于東部發達地區，在經濟不發達地區，金融發展對地區經濟貢獻度不高。因此，政府應當對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采取一定的優惠政策，適當傾斜，以達到金融和經濟相互促進的目的。
第5篇：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經濟開放度；經濟增長；VAR；脈沖響應；方差分解
[中圖分類號]F1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08-0053-03
一、引言
經濟開放度是指一國（地區）經濟對外開放的程度，它反映在一國（地區）與國外（地區）經濟交往的各個方面，體現了一國經濟融入國際經濟的程度和允許別國或地區滲透本國或地區經濟的方式和程度。
浙江省是中國最早的對外開放省份，也是目前我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據統計，浙江省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約0.7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093.78億美元，增長了約4420倍。截至2011年，浙江省利用外資累計達153.98億美元，相比1984年的4487萬美元，增長了近343倍。2011年浙江省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營業額完成30.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合同額28.86億美元，增幅顯著。同時，浙江省GDP從1978年的123.7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32318.85億元，增長了約261倍，經濟保持不斷增長的良好勢頭。
可以看出，浙江省經濟開放度與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關系，研究浙江省經濟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對于浙江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其他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目前大多數學者采用外貿開放度和外資開放度來測度經濟開放度，以此來研究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在外貿開放度和外資開放度基礎上，增加了對外經濟合作度，用這三個指標來度量浙江省經濟開放度，同時采用VAR模型的動態分析法來研究浙江省經濟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設定、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行動態實證分析。浙江省經濟增長用歷年生產總值表示，記為GDP。浙江省經濟開放度用外貿開放度、外資開放度和對外經濟合作度的加總來表示。其中，外貿開放度為出口開放度和進口開放度的總和，出口開放度為浙江省出口總額與GDP之比，記為EXPR，進口開放度為浙江省進口總額與GDP之比，記為IMPR。外資開放度為浙江省實際利用外資總額與GDP之比，記為FCR。對外經濟合作度為浙江省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營業額與GDP之比，記為ECOR。
文中各變量的樣本數據取自1988—2011年各期《浙江統計年鑒》及《中國統計年鑒》。為消除匯率因素影響，對進出口額、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和對外經濟合作額按當年美元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同時以1985年作為基期不變價格，剔除價格因素對變量的影響，并對各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模型中的變量分別為：LNGDP、LNEXPR、LNIMPR、LNFCR、LNECOR。本文使用Eviews 6.0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二）VAR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法對相關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所有相關變量均為一階單整過程，符合建立VAR系統的要求。為保持合適的自由度，需要先確定VAR系統的滯后階數，本文采用LR準則、AIC準則和SC準則選定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階。
（三）Granger因果檢驗
為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引起與被引起關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出口開放度（LNEXPR）、對外經濟合作度（LNECOR）是經濟增長（LNGDP）的Granger原因，而經濟增長是外資開放度（LNFCR）的Granger原因；進口開放度（LNIMPR）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經濟開放度（LNEOPR）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
（四）脈沖響應函數
在建立的VAR（2）模型基礎上，對浙江省經濟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進行脈沖響應分析（詳見圖1-4）。圖中實線部分表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部分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
圖1表示浙江省經濟增長對于出口開放度一單位新息沖擊的響應函數曲線。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對出口開放度具有正向響應，在第6期達到最大響應，隨后略有下降但趨于穩定。出口開放度的提高對浙江省經濟增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
圖2表示浙江省經濟增長對進口開放度一單位新息沖擊的響應函數曲線。前3期，經濟增長對進口開放度的響應幾乎為0，從第3期開始，表現為負向響應，并在第6期達到最大負向響應，隨后逐漸趨于0。表明浙江省進口開放度對經濟增長具有反向作用，同時存在一定的時滯效應。
圖3反映浙江省經濟增長對外資開放度一單位新息沖擊的響應函數曲線。外資開放度拉動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較微弱，原因主要是由于浙江省經濟增長才是外資開放度的Granger原因，只有經濟的快速增長才能吸引外資，從而提高外資開放度。
圖4反映浙江省經濟增長對于對外經濟合作度一單位新息沖擊的響應函數曲線。可以看出，對外經濟合作對浙江省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的正向影響，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應該得到有關方面的充分重視。
（五）方差分解
在VAR（2）模型基礎上，對浙江省經濟增長進行方差分解，并以表格的形式輸出，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在不考慮浙江省經濟增長自身貢獻率的情況下，出口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大，最高可達22%以上；其次是對外經濟合作度，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隨著滯后期的延長呈不斷增加趨勢，在第10期時達到17.95%；進口開放度和外資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其貢獻率在第10期分別為0.74%和1.26%。
三、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本文通過引入對外經濟合作度指標重新度量了經濟開放度，并利用浙江省1988—2011年相關經濟數據，采用VAR模型對浙江經濟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動態實證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出口開放度、外資開放度和對外經濟合作度對浙江省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三者對浙江省經濟增長貢獻率之和高達40%以上，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
2.進口開放度對經濟增長具有反向作用，但其作用較小。同時，進口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低，均在1%以下水平。
3.外資開放度并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相反，經濟增長才是外資開放度的Granger原因，這與之前的許多類似文獻結論不同。
4.浙江省經濟開放度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
（二）促進浙江省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
1.出口貿易仍然是浙江省省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應在保持原有貿易規模的基礎上，不斷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及附加值，更好地發揮出口對浙江省經濟增長的正向推動作用。
2.對外經濟合作作為經濟增長的另一重要推動力量不應被忽視。浙江省省應充分發揮沿海地理優勢，擴大對外經濟合作，以此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
3.只有經濟的快速增長才能擴大引資規模。因此，浙江省要想吸引更多更好的外資，應通過立足于自身經濟的增長來實現，不是單純依靠引進外資來拉動浙江省經濟的增長。
4.經濟開放與經濟增長存在因果聯系，浙江省經濟要保持持續、健康、穩定的增長就必須進一步提高經濟開放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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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rrison， A.Openness and Growth：a Time Series， Cross-Country Analysi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48）.
[3]范良.經濟開放度與經濟增長——基于VAR方法對中國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5（11）：13-20.
[4]林宏，蔡宏波.中國對外貿易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關聯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動態實證分析[J].亞太經濟，2007（5）：77-80.
第6篇：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FDI；進口；武漢；實證分析
一、前言
一直以來在我國，將國內投資、本國消費和出口視作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由此認為貿易順差總比逆差好，進口是GDP增長的“漏口”！因此，中國長期奉行“出口導向”的外向經濟。WTO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長期以來巨額貿易順差所帶來的龐大外匯儲備，既惡化了我國的出口貿易環境，也帶來了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2011年的人民幣持續升值，對我國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也讓我們重新審視以前的外貿政策的作用。如何正確看待進口的作用是當下的一個問題。加大力度地引進外資也是一直以來我國地方政府努力的方向；但是FDI對經濟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卻不是很明確。武漢首批外資進入是在1985年，數額是80萬美元，占全國當年的外資總額的4％，其后武漢一直努力于引入外資，但是外資對武漢市經濟的影響效果到底有多大，和一向被認為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進口相比作用又如何呢？這是本文將要探索和估計的問題。
二、實證分析
（1）數據選取。本文選取的數據來自于武漢市2010年統計年鑒1990～2009年的武漢GDP、FDI、以及IM。在下面的實證分析中，將數據單位統一為人民幣萬元，后取其對數形式，這樣既便于比較，消除數據序列的異方差性，也不會影響數據的內在聯系。具體數據取對數保留兩位小數后如下：
數據來源：中國歷年統計年鑒原始數據計算后得到。（2）模型的建立。本文建立模型為：ln（GDPt）= C+ aln （FDIt）+ bln（IMt）+ ut，在經濟學分析中，我們時常用對數的形式來表示一個經濟變量的增長率，所以本模型中，a和b可以分別表示為產出（GDP）的FDI彈性系數和進口彈性系數。即通過本模型可以看出FDI和進口分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以及通過比較a 和b 的大小得出兩者對經濟作用的強弱。（3）模型的驗證和估計。一是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本文中所用到的數據屬于是時間序列數據，而時間序列時常會因為其不平穩性而出現“為回歸”現象，所以首先對各變量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使用ADF單位根檢驗。經檢驗在1％的置信水平下，三個變量LN（GDP）、LN（FDI）、LN（IM）的水平序列以及一階差分序列是不平穩的；但是二階差分形式變得平穩。這可以看出三個變量都是二階單證序列。二是協整關系檢驗。經典回歸模型都是建立在平穩數據變量的基礎上的，但是非平穩的序列的線性組合有可能是平穩的，即變量可能是協整。我們用E—G兩步法來檢驗三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根據E—G兩步法，當變量是同階單整時，就可以可以用OLS進行回歸，然后得到殘差序列。再對殘差序列用ADF單位根法檢驗其平穩性，如果是平穩的，變量是協整的。經檢驗得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殘差序列ut是可以通過單位根檢驗的，是平穩的。也就是這三個變量是協整的。三是模型的估計與解釋。將輸入Eviews6,0中進行OLS回歸得到如下方程：
LN（GDPt）=0.819LN（IMt）- 0.088LN（FDIt）+6.1304
（5.839） （-0.780） （8.416）
調整后R2=0.925，該模型的擬合優度為92.5％，說明該模型的擬合度很高，變量LN（IM）和LN（FDI）對LN（GDP）的整體解釋能力較高。5％的顯著性水平下，LN（IM）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系數為0.819，即在1985～2009年，武漢市進口額平均每增加1％，會引起GDP增加0.819％；但是LN（FDI）的系數是不顯著的，而且其系數為-0.088，非常接近于0，也就是在1990～2009年間，FDI對武漢的GDP幾乎沒有什么影響，甚至是有很小的副作用。明顯在系數的對比上，進口額的增加比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武漢的經濟影響作用要大很多。也就是說，從模型結論來看，FDI對GDP的影響為負，而且作用力非常微小；反而進口對GDP的增長效應為正的，而且在數額的絕對值上是要比前者更大的。這一結論明顯與常規觀點相悖。
三、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的實證結果，筆者給出以下建議：（1）為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武漢市現在應該堅持出口和進口協調發展，以加快“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軌步伐，更好地適應根本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需要。（2）應該改善機制，大力提高對外資的利用能力和水平；完善法制，為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有一個明確的競爭機制，充分發揮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同時鼓勵自主創新，提高整體技術水平，促進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
參 考 文 獻
[1]尹敬東，王佳妮．FDI、進口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的比較研究[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09（2）
[2]萬軍．我國利用外資能力[J]．當代財經．2007（12）：101～104
第7篇：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并購；影響；對策
并購指企業通過購買其他企業的股權，并取得該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把該企業直接納入自己的經營體系。據專家估計，目前世界跨國并購的價值相對于FDI流量的比率已達80%以上；該趨勢在我國更加明顯：從1990年以來，外商對我國直接投資建立方式逐漸發生了變化，即由新建投資向存量投資―并購與綠地投資并重的方式轉變。據統計，2002年上半年，我國外資并購數量已達306件，交易金額134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同期上升89%和150%。這表明，我國已成為當今國際并購市場上最具活力的國家之一。
一、并購在我國發展的原因
一般來說，各國政府，尤其是工業化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比較歡迎外國公司以新建的方式到本國進行直接投資，而對并購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是，近年來外資并購在我國并沒有遵循該規律，反而得到迅速的發展，其原因可從國內和外商兩個方面來分析：
1.國內原因
對于我國引入并購方式的效應，雖然有負面的討論，但國內大多學者認為，外資并購將有助于促使我國從一個農業國為主的國家逐步變成一個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國家。在并購的過程中，資源配置的效率會提高，我國的產業結構會得到明顯的改善和升級，外資并購在我國產業結構變遷中會扮演一種積極的角色。另外，我國加入WTO擴大開放的要求，也使得我國對于外資并購應表現出歡迎的態度，尤其是并購我國原本效益較差的一些國有企業。這也是我國政府引入并購方式的初衷。
2.外商原因
對外商而言，較之于新建投資，并購具有更大的優越性：首先，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使國內的市場容量不斷擴大，且由于入世后外資準入領域進一步拓寬，給外商帶來了新一輪的投資良機；其次，我國經濟發展至當今這種程度，市場競爭異常激烈，而并購一個舊企業比創立一個新企業更有利于搶占市場先機從而在競爭中贏得主動：第三，我國加入WTO后貿易自由化的進一步發展，市場透明度的提高，使得我國放寬了對電信、金融服務、運輸業等行業的管制程度。所以，外商基本都樂于以并購方式進入我國。
二、外資并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我國引進并購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提高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然而，客觀地講，由于外國投資者的動機和所追求的目標與我國選擇利用外資的目標之間存在的固有矛盾，所以外資并購不可避免地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一些消極影響。然而針對并購消極影響的研究較少，本文主要就并購對我國經濟的負面作用進行探討。
外資并購對我國經濟的消極作用首先體現在外資并購對我國經濟和產業安全的危害方面，這一問題尤以在制造業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目前，外資對我國制造業的并購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制造業的高端產品部門，技術就是競爭優勢，若外資企業在技術上遙遙領先，一旦并購國內企業，即使開始并非全額控股，也會憑借其技術優勢，按照其計劃，收購剩余股份。因此，技術處于絕對領先地位的外國企業不僅侵吞了其并購的國內企業，而且很容易形成該行業的壟斷。這樣，我國市場上本國企業將逐漸減少，最終形成只有少數外資企業控制某行業的寡頭壟斷局面[1]。例如，我國的彩色膠卷行業，95%的市場份額被柯達和富士瓜分，我國本土的樂凱膠卷只能在夾縫中求得生存。未來我國汽車業的外資并購也將有可能形成類似的局面。
另一種情況則是外資對我國一些知名的國有大中型制造企業的并購。如美國公司對我國南孚電池公司的收購，美國凱雷集團對我國徐工集團的收購，還有活力28、山東正大、西北軸承、無錫威孚等等。事實說明，外商對我國制造業的并購，并沒有按照我國政府當初的設想為了提高經營效益較差的國有的企業的效益，而是“從一般性并購轉向重點并購效益較好的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從過去分散性隨機性并購轉向有目的并購某地區或某行業的骨干企業”。這與國際上強強聯合的大公司之間，例如德國戴姆勒-奔馳汽車公司與美國的克萊斯勒公司的并購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嚴重威脅了我國的經濟和產業安全，對我國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
綜上所述，由于各國國情不同，行業特點、企業實力不同，外資并購對其經濟的影響作用也是不同的。我國的企業和政府應該從各行業的實際情況出發，探索適合我國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并購模式，為我國經濟服務。
三、我國利用外資的適度規模問題
從1993年起我國每年實際利用外資額穩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2003年又超過美國居全球之冠。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發展的形勢下，既不能不利用外資，也不能讓其危及我國產業的安全，這就提出了適度利用外資的規模問題。
1.適度利用外資的原則
實踐證明，“一國經濟對外資的吸納能力受到該國的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基本社會制度及經濟體制的制約”，外商投資并非越多越好。結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在利用外資時應遵循兩大原則。第一，從數量型向效益型轉變原則。以為實現經濟增長速度和目標在客觀上所需要的外資量為準。按照“十一五規劃”要求，2006-2010年之間，我國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約為7.5%的速度來計算，根據哈羅德―多馬模型計算，我國每年所需要的儲蓄率為30%左右，但事實上，自1995年起，我國居民儲蓄額增長很快，儲蓄率約有40%，2005年更高達46%，大大超過了哈羅德―多馬模型所要求的30%的水平。 今后對于外資的利用，應在總量上加以控制，實現吸引外資從數量型向效益型轉變。要考慮我國實際所能吸納外資的能力，包括經濟環境基礎設施、專業人才等因素。如果必要條件缺乏，引入的外資就有可能造成浪費，發揮不了應有的效益；第二，其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為前提原則。對于引入的外資規模，無論就我國經濟整體，還是就行業而言，除非是我國沒有或是特別需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即使外資具有技術、管理經驗、專業人才等優勢，也不能接近或等于，更不能超過我國投入的資產數量，外資引進規模應以不損害或威脅該經濟結構為限。
2.我國適度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適度利用外資的原則，我國政府應當順應這一歷史潮流，充分利用外國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因素，趨利弊害，制定正確的利用外資政策，進一步提高全球化下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競爭力。
（1）適度保護民族工業，實施大企業集團戰略，改善我國的產業組織狀況。具體措施包括：引導外資進入國有企業改造，增強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含量，使“市場換技術”的方針發揮實效，提高民族工業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競爭力；在有關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域強化市場準入的限制，減少外資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保護民族品牌等民族工業的無形資產價值等。
（2）制定適當的產業傾斜政策，調整利用外資的地區結構，合理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近年來，國際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資金加速流向高科技行業和服務業的趨勢，我國也應該順應這種新趨勢，制定相應的產業傾斜政策，調整利用外資的產業結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從以制造業為主的開放轉向以高科技和服務業為主的開放。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服務業占GDP比重為32.88%。??遠低于發達國家75%以上的比例，也低于發展中國家45%的平均水平。政府通過制定產業傾斜政策，鼓勵計算機、生物技術、銀行、保險服務業、通訊服務業、旅游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領域的跨國公司進入我國，通過適當的方式與國內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合資合作，進行新產品、新技術的合作開發，共同開拓國內外市場。這樣不僅可以我國新興產業的培育，還有利于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
同時，政府應合理引導外資投資的區域方向，鼓勵外資進入中西部地區，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導外資和東部發達地區將加工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不僅可以利用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加速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而且有利于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升級，有利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平衡，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的整體協調發展。
（3）實行靈活的引資措施，加速引進技術的吸收和創新。首先，在引進外國投資時，不光要注重對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引入，還要加強引進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中小企業。其次，要加大引進技術的吸收和創新的力度，引進資金同時也引進吸收先進技術。從外商投資中國的角度考慮，他們為了盡量保持自己的技術優勢，所以對中國輸入的技術不會是最先進的，加之目前我國缺乏較成熟的吸收和再創新機制，還未能形成自己的研究開發體系使技術內生化，導致許多中外合資企業在技術上受到外資的控制。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定引資政策時，一方面要盡量引進當今世界的先進技術，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可以通過合同要求合資企業產品的國產化率逐年提高、或建立聯合科研機構共同開發新產品等具體措施加以實現[2]。
（4）健全和完善國際投資法律體系，推行國民待遇原則。 完善我國投資法律體系，將我國引進外資、對外投資法律與國際法和慣例相結合，從法律上保證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的健康發展。特別是應逐步推行國際通行的國民待遇原則，保證外國投資者投資東道國在同等條件下享受東道國的國民待遇，為外商創造一個穩定、公平、有序的投資環境的同時，也有利于我國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平等競爭和地區經濟協調發展。
作者單位：中原工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第8篇：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 經濟效應預算外資金管理
一、引言
預算外資金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為履行或代行政府職能,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規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納入國家預算管理的各種財政性資金。
目前,關于預算外資金的研究已經非常多,但筆者發現,在現有的研究中,我們談得最多的就是預算外管理,而在實踐中,強化預算外管理,乃至歸并預算外,甚至直截了當的取消預算外的條例層出不窮。但筆者發現,我們給了預算外一系列先驗性的假設,在這些假設、批評的基礎上,我們產生了這樣的結論,預算外必須管住,管死,乃至消滅。但是事實上,筆者發現,我們給預算外的這些先驗性的假設并不成立。那么,我們就產生這樣的疑問:我們為什么要管理,僅僅因為他游離于中央的直接管理范圍嗎?我們管理最終究竟是為了達到什么樣的目的?難道僅僅是為管理而管理,為控制而控制么?筆者認為,對于預算外資金,我們不能為管理而管理,而應該回歸預算外資金的本質。
無論是預算外資金還是預算內資金,事實上都是一種財政性資金。財政性資金歸根到底,其目的就在于管理國家,建設國家,放在今天,第一目的就是經濟發展。因此,研究預算外資金管理應當回歸其經濟效應上來。由此,本文將從預算外資金的經濟效應的角度,嘗試解答我們為何而管理預算外資金的問題。
二、預算外資金現狀
1.預算外資金是否迅速膨脹
對預算外資金,相關研究的第一個指責,也是其他批評的基礎就是規模巨大且迅速膨脹。有研究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分權化改革以前,預算外收入在我國財政收入中只占一個較小的比例,他還遠遠不足以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1994年的分稅制不但無法緩和預算外收入的增長,反而使他如發酵般地膨脹起來”事實上,筆者發現,在現有的研究中,或將預算外迅速膨脹直接作為一個既定的結論應用,或選擇性的使用數據,例如比較1952年的7.8%(預算外資金占當年國家預算收入比重)1960年的20.6%,1987年的31%,1985年的83.3%,1992年的97.7%即認為認為預算外資金是處于迅速膨脹中的,然而,如果我們繼續比較下去,卻發現近十幾年并非如此。誠然,全國預算外收入2005年的5544.16億比之1986年的1737.31億,增長了3倍有余,但我們同時不能忽略了整個財政收入的增長。從全國預算外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上看,近十幾年有以下的發展趨勢:
很明顯,我們發現,在1992年以前,正如前述有關研究所述,預算外資金急劇膨脹,在1992年達到了高峰,甚至超過了財政收入。但1992年以后,預算外收入比重持續下降。由于1993年―1995年,1996年,1997年起預算外收支包括的范圍分別有了調整,我們單看具有可比性的1997年起的一段,可以看到,近十年全國預算外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平穩、持續下降,從1997年的32.67%到2005年的17.52%下降了近一半。
由此可見,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預算外收入并沒有“如發酵般地膨脹起來”,相反,我們看到的是持續平穩的下降,在近幾年更控制在了20%以下的水平。
2.預算外資金是否影響經濟發展
對預算外資金迅速膨脹的批評只是一個基礎,我們進一步將預算外資金放到經濟發展的范疇內。關于預算外對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普遍的觀點是:鑒于政府預算外非稅收入在調節和使用方向上與預算內資金嚴重脫節,大大削弱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對經濟增長負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然而,在這里,筆者發現了一個先驗的假設:預算內資金對經濟發展有正面作用,與預算內資金不同步的必然對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于是,下文我們用一個實證研究來看預算內資金與預算外資金對經濟增長究竟有何影響。
關于現實中預算外資金對經濟的影響,已經有學者做了實證研究。他們通過構造一個VAR模型,從支出的角度探求了政府預算外非稅收入、政府購買、政府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效應,以及經濟總量(GDP)對上述變量發生單位變化的脈沖響應。我們主要來看三個變量:經濟總量(GDP)、預算外支出(YWZ)、以預算內資金為變量的政府基建支出(TR)。
實驗表明:“GDP對YWZ的一個脈沖響應為正,經過三個時期影響減弱,這說明預算外非稅支出的一個單位變化對GDP有正沖擊,TR的單位變化對GDP沒有明顯大的沖擊。”“從對GDP增長率的解釋能力來看,YWZ和TR分別解釋了GDP增長率的3.3%和1.5%。預算外非稅支出對經濟的解釋能力雖然不大,但從長期講其對GDP增長的解釋能力大于其他預算內公共支出。”
由此可見,前述現有研究的先驗性假設是不存在的。預算外資金對經濟發展有積極的效應,而且這一效應會持續幾個時期。同時,我們還看到,在拉動經濟方面,預算外資金甚至比預算內資金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由于預算內收入主要是稅收,而大部分稅收會對市場價格體系造成扭曲,從而產生稅收負擔損失,相反,預算外資金主要是收費,并不需要以效率為代價來換取收入。
綜上所述,對預算外資金增長趨勢的錯誤判斷導致了對預算外資金問題的嚴重性和對控制的必要性的過分夸大;而對預算內資金和預算外資金的經濟效應的錯誤評判導致了一味的取消、歸并預算外。理論和實踐的誤差正源于我們沒有想明白一個問題――為何而管理?事實上,預算外資金并非如脫韁野馬般完全不可控的,而同時,預算外資金有較預算內資金更強的正經濟效應。因此,預算外資金需要管理,但需要的不是無目的的,一味的管住、管死的管理。而當前無目的的,為管理而管理的思想卻恰恰使我們看不到這點。
三、經濟效應視角下如何管好預算外資金
一方面,我們看到預算外資金比之預算內資金,對經濟有更大的正效應,取消預算外在當前并不可行,相反,正確引導預算外將有利與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分稅制改革的實踐告訴我們,無目的的、為管理而管理的管理不但損害了經濟的增長和穩定,更把地方政府推向了制度外。由此可見,管理預算外資金不是無目的的,不是為管理而管理的,管理預算外資金是為了發揮其對經濟的正效應。要發揮預算外資金對經濟的正效應,預算外管理說能做而且應該做的就是引導預算外資金的正確使用。
從上圖我們可以很明顯的觀察到兩個問題。
首先,行政性的收支包括行政事業費支出和行政事業性收費都占據了預算外收支的絕大部分,行政事業費支出比重與基本建設支出比重這兩個支出項目比重的對比更顯著的反映了這一問題。行政事業費支出比重從低于基本建設支出比重的32.68%一路攀升到超過70%的73.75%,增長了一倍有余。而相反基本建設支出從38.83%一路下挫到6.61%,并長期保持在7%以下,下降了6倍。
其次,我們改發現,近十年,行政事業性收費占預算外收入比重一直在70%的高位徘徊,沒有大的變動。行政性收支膨脹的主要是支出部分從2004年起,行政事業費支出甚至超過了行政事業性收入,而且,我們還必須考慮隱性的行政事業費支出問題。在實際中,轉嫁行政事業費支出的現象時有發生。
我們知道,政府的財政支出從某種角度來劃分,可以劃分為生產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前者是旨在促進經濟的支出,后知也就是所謂的“吃飯財政”,是消費性的,維持政府運轉的支出。從上文所述我們發現,代表生產性支出的基本建設支出比重大幅下降,而下降的部分恰恰轉移到代表消費性支出的行政事業費支出。預算外資金已經成為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發展支出投資融資中的一個重要資金來源。大部分預算外資金被轉移到消費領域,不僅僅降低了預算外資金對經濟的影響力,減弱了預算外資金對經濟的正效應,而且也為尋租創造了空間,使社會團體和個人非理性消費擴大。可見要管好預算外,就必須引導預算外資金的使用重歸生產性支出,因此,我們要解決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減少消費性的行政管理費支出,第二個是引導預算外資金生產性支出正確使用。
首先,預算外支出中行政事業費支出不僅比重迅速膨脹,而且壓縮困難。其原因源于兩方面,其一是機構重疊、政事不分,導致了財政不得不擔負著巨大的隊伍的支出,如此,行政事業費支出當然壓縮不下來。當前,在政府機構設置上,自上而下層層設置,搞所謂的上下對口,造成了大量的非必需的機構、部門,精簡機構勢在必行;在政事分離上,當前,歷史遺留下了相當多的與政府掛鉤的事業單位,事實上,這些事業單位的相當大一部分并非無法離開財政支撐,甚至理應離開財政支撐,對這部分事業單位應當將他們與財政之間的鎖鏈斬斷,讓他們參與到市場的競爭中。其二是行政事業費開支的范圍和標準上。對于這一問題,普遍的觀點是認為行政管理費支出也要作“零基預算”,要對過去的“基數法”進行改革,推行“零基預算”法。但在我國的實踐中,“零基預算”也存在不少問題、有研究表明某省的零基預算主要運用于專項經費,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事實上是在零基預算的過程之外決定的。而即使在實行零基預算的項目上,也存在重重阻礙。據凱頓和瓦爾達沃夫斯基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實際上是無法做真正意義的預算的,存在的只是“重復預算”。可見,簡單的引進“零基預算”難免“水土不服”,創新一種規范行政事業費開支范圍和標準的方法成了當務之急。
其二是如何引導預算外資金中生產性支出的正確使用,切實發揮預算外資金的積極的經濟效應。減少消費性的行政事業費支出,讓預算外資金重歸生產性支出并不就此結束,相反,這僅僅是一個開始。當前,預算外資金的管理過于追求短期利益,事實上,不僅僅是預算外,我們的整個財政都存在短期傾向的問題,年度預算本身就是一個短期的目標,預算外資金的管理同樣如此。在近期的研究和實踐中,我們常聽到這樣一個詞――“績效預算”。績效預算的核心理念是根據項目的預期績效來分配預算資金。績效預算主要針對的是預算內,但我們在預算外資金的管理中,也應當引入這種績效的觀念。我們不能僅僅看某個方向投入了多少資金,更要看這些投入產生了多少產出,同時,我們要克服短期化的傾向,不僅僅要有單個項目的績效管理,更要建立起短期、中期、長期的績效系統。
四、結語
當前,我國的財政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塊:預算內、預算外、制度外。預算外資金作為一個極具中國特殊的財政概念,如何管理,我們沒有任何的來自西方的經驗可以借鑒。正因為如此,我們對預算外的管理更應當慎之又慎。一句簡單的取消預算外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他帶來的只能是管理外、強化管理、新的管理外、再強化管理……陷入這樣的怪圈,我們也就只能看到一個疲于奔赴的消防隊長的形象了。無目的的純粹管理解決不了問題,那么,我們就應當冷靜下來,回歸到管理問題的最開始――為何而管理。無論是預算內、預算外還是制度外,作為財政性資金,其目的都在于管理國家,促進經濟,因而,預算外的管理也應始終圍繞經濟這一中心,對預算外的管理不是無目的的,不是為了管理而管理的,對預算外的管理最終要回到發揮預算外的積極經濟效應上來。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年鑒》(2007).《中國統計年鑒》編輯部
[2]馬元燕:分稅制改革后省級預算外收入膨脹的原因分析. 公共管理學報,2005/2
[3]《財政支出政策研究》.北京:財經出版社,1999
[4]蔣永志王小利:經濟增長中預算外非稅支出的長期效應分析. 預測,2005/6
[5]歐陽日輝:政府預算外收入膨脹及其對財政政策的影響. 經濟研究參考,2008/30
第9篇：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作用機制；經濟效應
外國直接投資已成為全球經濟的普遍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日益擴大。從2002年開始，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引資大國，外資為中國的經濟騰飛做出巨大了貢獻。但是隨著外資對我國經濟發展影響越來越大的同時，其負面效應也日益凸現。總體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兩個方面正在產生越來越顯著的負面影響。探討在保證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安全前提下合理利用外資問題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
（一）彌補了我國發展建設的資金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日益擴大，特別是在1992年我國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的10幾年間，我國年平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達到全國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的12.7%，可以說，外商直接投資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資金來源。
（二）提高我國的就業水平
據測算，截至2006年，我國注冊外商投資企業32萬家，約占注冊企業總數的3%，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人數約2800萬人，并通過外資企業帶動的其它相關企業發展解決了更多人數的就業問題[1]。
（三）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截至2006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稅收（不含關稅和土地稅費）達到7976.94億元，占全國稅收總額的21.19%，同比增長24.81%，高于同期全國稅收增幅（21.93%）2.88個百分點[2]。
（四）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近幾年來，無論是在我國外貿總額，還是在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上，外資企業所占比重都超過了50%，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動力。
（五）引進了先進技術
通過承接國際制造業轉移，我國的產業結構實現了向以汽車、化工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的升級發展。近年來，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外商投資逐步增加，特別是在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以及集成電路制造業的增幅顯著加快，反映了國際產業向我國的轉移正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工業方向發展。此外，有研究指出，外商投資企業中，有45%使用跨國公司母公司比較先進的技術，42%使用母公司先進技術，僅13%采用母公司的一般技術,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提高我國產業技術水平的重要方式。
但是必須看到，外商直接投資也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兩個方面產生越來越顯著的負面影響。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一）過分夸大其作用
毋庸置疑，外商直接投資對GDP確實具有促進作用。但如果考察外商直接投資對國民收入的作用，那么相比國內資本來說，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并不顯著，與實行經濟可持續發展以提高國民福利、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根本目標還存在一定距離。以外資經濟為主的蘇州和以民營經濟為主的溫州相比，其人均收入和人均儲蓄相應較低，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外資并不一定優于國內資本。
（二）使用成本過高
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舉措之一，是對外商直接投資實行稅收優惠。平均來看，外資企業在我國的平均稅負大約只有12%，而我國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達到24%，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稅負更高達30%[3]。1992年引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后，涉外稅收總額及其占全國工商稅收總額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由于我國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時，給予了外商投資企業超國民待遇，稅負比較低，所以每年上升的外商投資企業稅收總額，使得我國承擔的成本也在增加。如果按照外資企業比我國一般內資企業稅負少12％，那就意味著從1992年到2003年間，相對于我國內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少交了一半以上的稅收，也就是說累計少征收了18469.90億元的稅收，讓外商投資企業獲得了“超國民待遇”[4]。
實踐證明，我國為使用外商直接投資也付出了高昂成本。
（三）削弱了我國經濟的內生增長能力
經濟可持續發展要求經濟體本身能獲得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使經濟增長表現為“內生增長”。而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和企業家培養是影響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兩個關鍵變量。跨國公司是一個以盈利為目標的經濟組織，保持技術優勢是其追逐利潤的一個重要手段。跨國公司實行動態技術差距的策略，一段時間內可以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但FDI引進技術后，進一步創新的程度低，往往停留在淺度國產化階段，當到達一定程度后，就會停滯，差距甚至再度拉大。
三、未來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盡管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安全有產生了負面影響，但外資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仍應得到肯定。只要我們采取合理措施，相信外商直接投資會帶來巨大收益！
（一）適當控制引資規模
我國應將外資的引入和經濟增長結合起來，應隨著我國GDP總量規模的擴大，國內建設資金的需要，適當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但不能超出自身建設的需要，也不能盲目脫離現有的經濟基礎。引資規模還應結合國內不同市場的競爭程度加以考慮。提高引資質量，應綜合考慮出口、就業、技術等因素。吸引的外資應有利于出口，增加就業，并能提供我國急需的技術，提高我國自主的技術創新能力。此外，吸引外資還應考慮是否有利于國有企業的改造。要達到控制引資規模、提高引資質量的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是改革目前的干部政績考核體制。GDP指標考核干部政績，會造成對外商直接投資引入數量的沖動，而不會考慮外資質量。因此，應該用包含更多風險和成本的綠色GDP指標來衡量干部政績。
（二）優化引資結構
隨著我國在FDI引資規模的上擴大，我國FDI結構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也越來越大。FDI引入的結構問題可以從FDI來源、FDI在整個外資中的比例、FDI的內部結構、FDI在地區和產業當中的分布等幾個方面加以分析。應當繼續鼓勵外資與國內企業的合資，鼓勵外資以合資成立子公司、并購等方式進入中國，鼓勵外資參與國有企業的重組改造。當然，在一些我國企業已經獲得長足發展的領域，我國也鼓勵外資以綠地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創造一個具有競爭性的市場。對待外資的進入方式，我國都應該加以鼓勵，但在不同領域，應進行不同程度的引導，在具體措施上進行靈活調整，但應注意以市場方式進行，而不是政府具體干預。產業政策的制訂應該加強。一個有秩序的開放的市場，才會使外商直接投資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特殊的國情。產業政策的制訂，既要保護核心領域的產業安全，控制外資的進入，也要促使三次產業之間合理均衡發展，并在空間上進行規劃，避免地區發展差異拉大。
（三）完善外資管理法律法規
截止現在，我國還沒有一部《反壟斷法》，這給跨國公司留下了可資利用的政策空間。反壟斷法的缺失，使我國企業在國內市場無力抗擊跨國公司壟斷和限制性商業做法，而且也使我國消費者面臨跨國公司可能的高額利潤掠奪，在軟件行業等市場集中度較高的行業中，這種現象尤為明顯。抓緊制訂反壟斷法，有利于我國建立開放、競爭和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有利于維護國家利益，既能做到遵守WTO規則，又能控制跨國公司的負面影響。抓緊制訂反壟斷法也保障我國經濟安全、保護民族工業的需要。我國反壟斷法的制訂應借鑒國際經驗，增加透明度，提高開放度。我國制訂反壟斷法還應配套建立《企業并購法》，可以防止跨國公司的惡意收購行為，并采用國際通行的“國家安全”例外原則，允許國家依法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嚴重干擾市場秩序的跨國并購活動。此外，反壟斷法也應配套建立反傾銷法，并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同時還要制定商業秘密法、反賄賂法等，使之相互協調配套，對《商標法》、《稅法》、《價格法》等相關法律也要作出修訂，以更適應新形勢對法律制度的新需要，為我國有效制止跨國公司的反競爭行為提供法律依據。
（四）堅持獨立自主能力
雖然，改革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應該毫不動搖，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應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只有國內企業的強大，才可能使外商投資企業使用更先進的技術；也只有國內企業的強大，才能夠真正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作用。國內外許多案例表明，國內有與跨國公司相競爭的企業，跨國公司才會轉移先進技術，也才會以合理的價格出售產品。堅持獨立自主、自主創新，就是要求我國培養自己的跨國企業，擁有自己的獨立品牌。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夠在任何情況下，抵御別國的封鎖和控制。歷史的事實一再說明，將希望寄托于以盈利為目的、受政治制約的跨國公司是不現實的。
四、結語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功不可沒。它對我國的國際收支、就業和收入、生產能力的形成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對我國市場的壟斷以及對我國民族企業的擠壓。應該指出，我國的經濟條件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國已經從一個資金缺乏的國家變成一個資金充裕的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該根據30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影響的客觀評價，重新審視我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邁進，我國應該堅持繼續吸引外資的同時，努力發展本國經濟實力，對外資相關政策必須完善，同時加強獨立主的能力，這樣才能是中國經濟實現又快又穩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閻敏.外商直接投資[M].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2]陳梓佳.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建議[J].中國經貿導刊，20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