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范文

光學望遠鏡的“裝備賽”

折射望遠鏡統治了半個多世紀的天文觀測，人們在這段時間里不斷通過延長望遠鏡的焦距來消除影響觀測效果的物像變形和物像上惱人的“花邊”現象，望遠鏡因此被做得越來越長。1655年，荷蘭科學家惠更斯把他的望遠鏡做成了接近40米長，望遠鏡的物鏡被吊在一根高高的桅桿上，目鏡則用一根繩子與物鏡相連，這樣做雖然提高了觀測質量，但操作起來很不方便。

1668年，牛頓制作出了第一架反射望遠鏡。這時人們意識到，物鏡的口徑越大，收集到的光線就越多，分辨率也越高。于是，望遠鏡開始變得越來越“胖”，而不是越來越長了。到了18世紀末和19世紀中葉，大口徑望遠鏡日益興盛，其制作的代表人物是英國天文學家威廉?赫歇爾和羅斯伯爵。1789年，赫歇爾制作了一架口徑為1.22米的大望遠鏡，他用這架反射望遠鏡發現了土衛一和土衛二。1845年，羅斯伯爵制作了一架當時最大的望遠鏡，這個龐然大物重3.6噸，口徑1.84米，鏡筒長達17米。羅斯伯爵用它發現了第一個旋渦狀星云，還看到了“蟹狀星云”內的纖維狀結構。

然而望遠鏡的鏡片越大，望遠鏡就越笨重，承載系統變得巨大無比且費用高昂，這個問題直到近現代電子計算機輔助觀測技術和多鏡片拼嵌技術的逐步應用才得到了巧妙的解決。人們使用多鏡片組合方式，在鏡片背面安裝活動支撐系統，利用升降裝置使鏡片保持正確的形狀，于是光學望遠鏡才真正進入到了巨鏡時代，由此誕生了功勛卓著的凱克望遠鏡、昴星團望遠鏡、大雙筒望遠鏡、大麥哲倫望遠鏡等世界頂級巨鏡。地面望遠鏡的“裝備賽”至此又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紅外目光下的星空世界

天體除了發出可見光之外，還發出多種人類的眼睛看不見的光，包括射電波、紅外線、紫外線、X射線、伽馬射線等。現在，人類已經掌握了在各種“不可見”波段上全面觀測宇宙的技術。1962年，美國天體物理學家萊曼?斯皮策主持設計了一個用紫外線觀測宇宙的太空天文臺，這就是1972年8月發射的“哥白尼”衛星，它攜帶的紫外線望遠鏡對宇宙進行了成功的觀測。斯皮策提出并實踐了將望遠鏡送入太空的設想，他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

2003年8月25日，一架名為“空間紅外望遠鏡設備”的太空望遠鏡被德爾塔2型火箭發射升空。12月8日，為了紀念斯皮策在太空望遠鏡方面的開創性貢獻，美國宇航局將這架發射成功的紅外太空望遠鏡命名為“斯皮策”。

“斯皮策”太空望遠鏡主鏡口徑0.85米，它的紅外“眼睛”能透視遙遠星系中被塵埃遮擋的中心地帶。它發回的第一批圖像包括一個距地球1200萬光年的旋渦星系M81，它在紅外波段上反映出來的豐富細節令科學家們大為驚訝。在一個遠離地球30億光年的星系中，“斯皮策”還發現了有機分子，它們是生命存在的基石。

在紅外波段，恒星與行星的光譜特征明顯不同，所以“斯皮策”可以相對容易地研究太陽系以外其他恒星周圍的行星。2007年3月，“斯皮策”首次捕捉到來自兩顆系外行星的“足夠多的光”，從而幫助科學家確定了其中的一顆――HD189733b的大氣中有水和甲烷。“斯皮策”還在對彗星和柯伊伯帶天體的觀測中大顯身手。2005年，它觀測了“深度撞擊號”探測器釋放的撞擊器撞擊“坦普爾一號”彗星后產生的噴出物，證明彗星是由行星系統形成之初的物質簡單凝結而成的。2007年，它捕捉到“施瓦斯曼瓦茨曼三號”彗星在靠近太陽時因彗核的持續碎裂而留下的由碎屑和塵埃構成的軌跡，這是此前人類從未曾見過的現象，科學家們從中了解了彗星破碎的詳細過程。

“斯皮策”主要工作在近紅外和中紅外波段上，波長范圍為3～180微米，而另一架紅外太空望遠鏡“赫歇爾”則是一架遠紅外太空望遠鏡，它于2009年5月發射升空，其主鏡口徑3.5米，大約相當于“斯皮策”口徑的4倍，其強大的功能足以使它收集到來自宇宙深空中的由極寒冷和極遙遠的天體發出的輻射。“赫歇爾”是紅外天文學的新一代利器。

透過X射線看宇宙

在宇宙中，有些雙星發射強烈的X射線，它們被稱為X射線雙星，這種雙星多由一顆普通恒星和一顆致密星，如中子星和黑洞組成。由于致密星強大的引力，鄰近普通恒星中的物質被致密星拉了出來并落入致密星，這個過程被稱為“吸積”。“吸積”使物質達到極高的溫度并產生X射線輻射，雙星系統也因此成了X射線源。吸積活動也存在于大質量黑洞的周圍，它使星系的核心部分變得極其明亮，人們可以通過觀測這些“活動星系核”的X射線輻射來研究黑洞周圍的氣體活動。

星系或星系團之間充滿著大量發射X射線的氣體，科學家認為，星系團中存在著大量的暗物質，它們往往與高溫氣體共存，所以研究其中的X射線輻射對研究暗物質的性質具有重大意義。

超新星遺跡是宇宙中重要的X射線源，這些遺跡在下一代星球誕生的過程中被吸收而變成新的恒星和行星的一部分，其中的元素，如碳、氧、鐵等是人們研究宇宙物質的重要內容，因此超新星遺跡也是天文學家們非常感興趣的宇宙X射線源。

X射線是我們的肉眼看不見的一種電磁輻射，它在天文學領域的真正應用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到了1999年，天文學家們迎來了X射線天文學的輝煌時期，一架人類史上造價最高的太空巨鏡――“錢德拉”X射線太空望遠鏡被“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送上了軌道，它給現代天文學帶來了全新的視野。

“錢德拉”包括四臺套筒式掠射主鏡，每臺口徑1.2米，它的升空使人們看到了此前未曾一見的宇宙X射線景觀。科學家們曾用“錢德拉”觀測到了船底座兩個星系團碰撞融合的景象，發現了暗物質確實存在的證據。2004年5月，科學家宣布說，他們用“錢德拉”對遠近不等的26個星系群作了X射線觀測，然后用觀測到的數據對宇宙中的暗能量問題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60億年前，宇宙在重力的控制下其膨脹的速度是在逐漸減速的，但此后，神秘的暗能量接替重力控制了宇宙，宇宙又開始轉入加速膨脹的狀態。

在X射線和可見光之間還有紫外線波段，這個波段的望遠鏡研究的第一個對象是太陽，后發

展到研究早型星、白矮星和各種星際物質。自“哥白尼”衛星升空后，人類發射了涵蓋各類紫外波段的望遠鏡，紫外天文學也是人類研究宇宙的重要途徑。

捕捉伽馬暴的巡天翹楚

在宇宙中，伽馬射線會產生突然增強的現象，人們稱之為伽馬射線暴，簡稱為“伽馬暴”。天文學家們平均每天都能夠觀測到一次來自天空中不同方向的伽馬暴。它們在數秒種內產生的能量差不多等同于把太陽的全部質量都轉變成能量。在短短的一瞬間里，這種爆炸所釋放出的能量可以相當于太陽一年輻射能量的幾百億倍。它們是如何形成的?產生的源頭在哪里呢?

現在，天文學家們對伽馬暴的成因已有了一些初步的解釋。一種情況是，當一顆超大質量恒星走向死亡時，它們中的一部分會成為超級新星，這是一種特殊的超新星，比一般的超新星威力更大。這時，由于重力的坍塌，灼熱的能量便從星核處以光速沖出星體，爆炸波與星際間的氣體、塵埃發生碰撞，于是，伽馬暴就發生了。另一種情況是，當兩顆中子星發生碰撞時，它們融合成黑洞，這個過程也會產生伽馬暴。

當伽馬暴發生時，劇烈的沖擊和碰撞還會產生X光、可見光和無線電波，這些射線都能從地球上觀測到，天文學家們稱之為伽馬暴的“余光”。

幾十年來，人類發射了一系列天文衛星觀測伽馬暴，有些取得了很好的成績。2004年11月，一顆名為“雨燕”的觀測衛星搭乘德爾塔火箭升入太空。“雨燕”是非常先進和靈活的伽馬暴觀測衛星，它擁有一系列搭載的望遠鏡，包括爆發警示望遠鏡、X射線望遠鏡和紫外線光學望遠鏡，可從伽馬射線、X射線、紫外線和光波四個方面研究伽馬暴和它的余光。“雨燕”非常靈活，它首先利用爆發警示望遠鏡偵察伽馬暴，然后利用X射線望遠鏡和紫外線光學望遠鏡收集伽馬暴發生點附近的信息，最后通過這些信息找出伽馬暴的位置。到目前為止，“雨燕”已經發現了數百次伽馬暴現象。

迄今為止，“雨燕”捕捉到的最遙遠的伽馬暴位于大約130億光年之外的地方，這讓科學家們非常驚訝。我們知道，宇宙大爆炸發生在大約137億年前，也就是說，當這個伽馬暴發生時，宇宙僅僅形成了約7億年。假若將這種伽馬暴的光線予以分解，人們便可以得到反映在伽馬暴中的各種元素的光譜，從而了解早期宇宙的大量信息。伽馬暴在這方面為天文學家們研究早期的宇宙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大手筆”托舉天文學的未來

面對宇宙，人類依然懷有許多疑問：宇宙大爆炸后的第一縷星光是如何出現的?早期的宇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在宇宙中，生命，尤其是智慧生命是否十分稀少?抑或地球人并非宇宙中的唯一?神秘的黑洞、類星體、暗物質和暗能量，它們在宇宙的形成和發展中起著怎樣的作用?在人類所知甚少的太陽系遙遠的邊緣，傳說中的柯伊伯帶和奧爾特云是否果真存在?

要解開這些謎團，就需要更大更強的望遠鏡。正在建設中的“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有望把人類的視線延伸到宇宙遙遠的邊緣，看到宇宙初期的狀態，人類因此得以回望130多億年前宇宙初開時的情景。正在籌建中的歐洲極大望遠鏡將使地面望遠鏡的口徑達到42米。天文學家希望用未來的望遠鏡直接觀察恒星周圍的行星，從而在這些行星上尋找支持生命存在的化合物，包括水、甲烷和氧氣等。

科學家還希望用未來的望遠鏡研究宇宙中的黑洞和類星體，從而揭示星系的產生和發展之謎。現在科學家知道，一個神秘的超大質量黑洞“半人馬座A*”就隱藏在銀河系的中心。在過去的近20年里，他們一直在追蹤運行在這個神秘天體周圍的恒星，他們發現那些恒星運行得非常快，這是黑洞存在的證據，因為黑洞的引力十分強大，所以附近的恒星必須快速運轉，否則便有墜于黑洞的危險。

現在，一個龐大的射電望遠鏡陣列一“阿塔卡馬大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正在建造之中，預計兩年以后便可投入使用。科學家們相信，通過與地球上的其他望遠鏡相配合，這個由66個碟形天線組成的射電望遠鏡陣列將最終能夠為“半人馬座A*”成像，這將為破解星系的形成之謎提供很大的幫助。在未來，像這種依賴于望遠鏡的太空探測“大手筆”將把天文學帶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中國視線”，舉世期待

2001年，中國啟動了一個名為“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的大型光學望遠鏡項目，簡稱LAMOST，它是一個由大口徑(4米)、大視場和4000根光纖組成的超大規模光譜觀測系統。2008年10月，LAMOST正式落成。2010年4月17日，LAMOST被正式冠名為“郭守敬”望遠鏡，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視場望遠鏡，可觀測1000萬個天體，在光譜觀測中獨樹一幟。LAMOST是中國望遠鏡制造史上的里程碑，它的建成為繼續研制極大口徑望遠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2篇：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東西方文化；數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G642.4？搖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06-0111-02

一、背景和現象

眾所周知，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而這個世紀與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有所不同，21世紀是一個變幻莫測的世紀，也是一個催人奮進的時代，21世紀的技術突飛猛進，知識更新日新月異，同時希望和困惑、機遇和挑戰，隨時都可能出現在每個成員身上，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尋求發展、適應變化的制勝法寶就是學習，而教育是學習的一種重要形式，其中數學做為教育的一門重要學科，我們有必要討論一下其發展歷程。從我們每個人的教育生涯中出現的定理、名言、名人軼事等等，出現的最多的是西方人的名字，而東方人的名字卻寥寥無幾，那么這種現象的出現，我們是否就可以說，西方人在數學發展上的貢獻要大于東方人呢？在此，筆者認為，中國數學有它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歷史淵源，它一直是持續不斷地發展，它的成就十分輝煌，呈現給人們的是鮮明的“東方數學”的色彩，它對世紀數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有些西方學者持有偏見，錯誤地認為中國數學是受西方的影響發展起來的。筆者認為，東方和西方對數學的貢獻同樣重要，基本上對等。

二、原因分析

1.研究方向不同。東方以計算數學為主，自古以來，形成了以計算數學為主的數學，他們聯系實際，注重實際問題的研究，數學做為一門解決現實問題的工具便應運而生，這樣必然注定東方數學是以代數和計算為主的，特別是以各種解方程的算法為主，從線性方程到高次方程和多次方程，甚至不定式方程，中國古代數學創造了很多先進的計算方法（中國古代數學家把它稱為“術”），從而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當幾何問題也化解成代數問題時，也變得十分容易。中國數學根據它自身的特點，可以分為五個時期：①先秦萌芽時期；②漢唐奠基時期；③宋元全盛時期；④西學輸入時期；⑤近現代數學發展時期。而西方數學則注重形的研究，他們是以理論為基礎的，不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標，而是研究理論上存在的數學問題。17世紀是一個重要的標志，17世紀以前，西方以數學理論為基礎，但是卻遇到了一個理論上的瓶頸，從而導致西方數學沉寂了一千多年左右，但當其引入東方的數學思想之后，又迅速發展起來，由此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17世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是微積分和解析幾何的創立。

2.文化背景不同。我國自古以來接受儒家文化思想，講求謙虛忍讓、以和為貴、孝敬父母、尊重長輩、愛護兒童；講求以集體為中心、集體利益大于個人利益、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這種思想必然會抹煞個人的作用，必然會輕視個人的價值。我國自古以來就奉行做好事不留名，默默奉獻不求回報的品質，這種思想延伸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自古以來在我們的先人、文學家、思想家的著作當中一向是無姓名的，或以筆名代替，或以他人姓名代替，這樣就導致了我國大量的書籍、名言等不知道其作者是誰，當然這種思想同樣會涉及數學，造成我國古代數學方面的公式，定理等不健全、不知道其作者是誰的情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九章算術》，它雖然是我國古代數學方面的代表作，但其作者卻無從考證，這樣就導致了我國現存定理無法命名的現狀。而西方文化則不同，他們注重個人價值，每件事都要追本溯源，最終都要歸結到某個人身上，否則決不甘休。西方自古以來就注重法律意識的培養，他們尊重個人的研究成果，也極力反對冒用他人的研究成果，這樣一種文化氛圍，必然使大量的研究成果留有作者姓名，西方人的專利意識特別強，如果是自己的發明，他們決不容許別人侵犯，必定會爭個頭破血流，比如，英國的牛頓和德國的萊布尼茲為了爭奪微積分的發明權，兩國為此打官司長達一百年之久，最終經過證實他們是各自互相獨立地發明了微積分。

3.傳播和影響不同。交通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與交通密切相關。交通的發展情況決定了文化的傳播情況，從而決定文化的影響力。中國地形的特點決定了中國的文化不可能順利從陸地上傳到西方，所以中國文化只限于在東方傳播，由此導致了西方學術界的一個偏見，他們認為中國古代數學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成就，他們同樣認為中國古代在數學界一片空白，但是17世紀以后，隨后來華的歐洲傳教士的傳播，逐漸使西方人認識到他們的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其中美國的李約瑟博士的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向西方人揭示了一個獨立的中國數學科學方面的成就，他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科學文化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在其著作中，李約瑟關于計數法和進位制，關于不定分析，關于高次方程數值解以及數學史上的著名問題做了東西方之間的比較，正是這一比較，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古代數學的相對獨立性。而西方文化的傳播比較深遠和廣泛，因此了解他們文化思想的人比較多。

4.重視程度不同。在中國古代，數學并不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發展起來的，而是作為其他學科的一門計算工具而發展的。比如說天文學，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比較迅速，也是世界公認的。特別是我國古代對哈雷彗星的觀測和記錄那么久遠和詳盡，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與之相比的。其中，我國公元前240年對哈星的記錄，被認為是最早的記錄。在我國古代，特別是先秦時期，我們的先人就對各種形態的彗星進行了精確的測量，不僅描繪出了三尾彗和四尾彗，還窺視到了很難見到的彗核，這么精細的工作是離不開數學的，因此在它的影響下，中國數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例如中國古代數學家祖沖之，首先是一個天文學家，然后才是一個數學家，也就是說數學是作為天文學的附庸發展起來的，這種現象必然注定數學不會受到重視，同樣數學家也不會被重視。相反，西方人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數學，在古代，西方的數學研究就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綜上原因，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不僅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更是數學的重要發源地之一，由于地域和文化的特點等等，中國古代數學與西方數學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不僅表現在對理論和計算的重視程度上，還表現在對社會關系的處理上。西方數學重視理論和邏輯的建立，中國數學重視對算法的研究。這些特點使得中國數學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位居世界前列。當古希臘數學衰落時，中國數學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歐洲進入黑暗時代之時，中國數學仍在騰飛，但是到了14世紀時，中國數學卻開始走下坡路，使得幾百年來，中國在這片領域幾乎找不到重大的成就，從而導致了西方人對中國數學方面的偏見。事實上東方人對數學的貢獻并不可忽視，他們雖然與西方人研究的方向不同，但是他們的成就同樣重要，同樣輝煌，同樣值得我們肯定。

參考文獻：

[1]張奠宙，宋乃慶.數學教育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任樟輝.數學思維論[M].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

第3篇：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清朝/流星觀念/流星觀測/流星記錄

【正文】

晴天夜晚，仰望天空，常常可見流星在天中劃過。遇到流星雨的時候，四方流星交織夜空，大小縱橫，異常壯觀。流星和流星雨以其引人注目而喚起了古代人們的極大興趣，引發古人記錄這些現象并做出種種猜測。中國古代觀測了大量的流星和流星雨，逐漸形成了完整的流星記錄和流星占體系。[1][2]到了明末，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東來和《崇禎歷書》的編定，歐洲古典天文學知識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曾認為，流星、隕石、彗星和孛星（新星和超新星）均屬大氣現象。這個認識一直流行到十七世紀。來華傳教士介紹了流星是大氣現象的說法，這個說法在關心西學的士人中又流傳開來。然而，以流星占為特點的中國傳統流星觀仍然有很大的影響，以至于清朝欽天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繼續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觀測和記錄流星的發生，重要的還按傳統星占方法給出占語，通過禮部迅速地報告給皇帝。考察中西流星觀念交織下的清代流星觀念和觀測，對于了解清朝天文觀念的傳播和清欽天監活動的特點，討論清代流星記錄的產生過程和分布狀況，判斷清代天象記錄的可靠程度都有重要意義，本文討論以上問題。

一、清代的流星觀念

1.兩種流星觀

中國傳統天文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五行觀念在天文觀念上也有體現。就流星而言，從《漢書·天文志》起，歷代正史的天文志都有流星的觀測和占驗的記載。唐朝的《乙已占》以“流星犯日月占”、“流星與五星相犯占”、“流星犯列宿占”和“流星入列宿占”為題匯集了唐以前的流星史料。宋代成書的《靈臺秘苑》卷十五說：“星辰麗于天，猶民之附于王也”，而流星出沒無常，被視為“五行之散精”，對應于“天皇之使”或將叛、百姓流離之狀。明代著述頗多的陸深(1477-1544)在《玉堂漫筆》說：[3]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二十八宿是也。日為陽精，月為，五行之精為五星，布于四方二十八舍為宿，咸列布于天。運形躔次，用示吉兇焉。”

“五行之散精”即為流星，可以用來顯示吉兇之兆。清初黃鼎的《管窺輯要》（1652年）搜集了當時能見到的多種天文和地理方面的古籍，其中卷60是關于流星占的內容。總之，在中國傳統天文學中，流星一直是天文的內容。

西方古典流星觀念則不是這樣。它認為，流星是大氣現象，而不屬天文范疇，即“流星非星”。古希臘自然觀認為，自然界有水、土、火、氣四元素，每種元素有干和濕、冷和熱兩種屬性。太陽照射到地球，促使地球產生蒸發作用。蒸發分為兩種，一種是水蒸發后產生濕氣，這就是霧、雪、苞、雨的成因。另一種是太陽照射到陸地后，焦干的陸地產生干的、象火一樣的物質，它們升騰到九層天的第一層——月亮天的下端，就象一種易燃物分布在地球的外部空間。一旦這種物質聚集得足夠多，僅需一點點運動，比如天球旋轉，就被點燃，爆發成火焰，形成流星現象。如果有足夠的物質補充，就形成彗星。這些物質燃燒不完全，又聚集在一起，就成了隕石。把變化無常的流星、彗星和隕石的出現歸究于地（大氣層），而不是天，可以很好地符合天球形式和運動的完美性要求，因而與地心說的“水晶球宇宙體系”一起，一直流行到第谷時代。[4]

2.西方古典流星觀念在清代的傳播

明末，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東來，歐洲古典天文學知識陸續被介紹到中國。利瑪竇(1552-1610)的《乾坤體義》，上卷言天象，下卷言算術，均為西學傳入中國之始。卷上討論流星時說：“夜間數見空中火，似星隕，橫直飛流。其誠非星，乃煙氣從地沖騰，而至火處著點耳。”[5]為了論證“流星非星”，利瑪竇又用到了反證法：如果夜夜果落幾星，“何以計其數乎？何像之成乎天？星不幾于盡亡乎？”他所要陳述的是西方古典天文學知識，即：

“氣無逢阻者，則氣域臻火疆，便點著。若微者，速走而消落似星；若厚者，久懸于是而為孛星焉。人在下而遠望之，如在天而為真星，不亦謬乎？”

利瑪竇的說法源于亞里士多德《氣象學》(Meteorologica)卷一第4章。稍后于利瑪竇的另一位耶穌會傳教士高一志(1568-1640)，在其《空際格致》更詳細地論述了流星現象。此書二卷，[6]卷下“火屬物象”條說“……為流象，為隕星，……為彗孛，此皆從干氣而遇火燃，結成其象”，也是亞里士多德說法的翻版。卷上“氣之厚域形動”說：

“太陽攝土、水、清氣，無所阻而徑沖，直至火輪而止，乃以甚干、甚清、易燃而變火。其微者，一燃即散，是為流星；厚者，燃不易滅，久懸空中，是彗孛，必系氣之最高域矣。”

我們知道，第谷(1546-1601)在1588年論述1577年大彗星的拉丁文著作中有一個對托勒玫地心說和哥白尼日心說折中的宇宙體系，即認為地球位于宇宙中心，諸行星繞太陽運行，而太陽則率領諸行星繞地球運轉。這已經是對亞里士多德關于天球完美和不變的觀念的一個沖擊，并且把彗星不再歸于大氣現象。不過，即使是開普勒(1630)和牛頓(1642-1727)還是認為流星純粹是大氣現象。[7]從這段話看，高一志雖然把太陽從九重天球中解放出來，卻似乎沒有認同第谷對彗星的研究。

第谷宇宙體系，經過傳教士介紹到了中國，具體反映在《崇禎歷書》。《崇禎歷書》沒有討論新星爆發、流星、彗星現象，江曉原認為這是因為“水晶球體系必須將新星爆發、彗星、流星等現象解釋成大氣現象，也與中國的傳統天文學觀念判然不容，因此很少有人接受。”[8]雖然清代的天文學家都接受了第谷宇宙體系，從《格致草》、《天經或問》和《物理小識》卻可以看出，許多關心西學的中國人仍受了流星的大氣現象觀。

3.清初士人對西方流星觀念的接受

熊明遇(1579-1649)《格致草》，清初順治五年（1648年）刊行。該書與熊明遇之子熊人霖《地緯》合刻，以《格致草》言天，《地緯》言地，合名曰《函宇通》。[9]事實上，熊明遇明萬歷年間在京作官時，就與徐光啟友善，又與傳教士龐迪我、陽瑪略、畢方濟時有來往，并在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11月為熊三拔《表度說》作序。他本人則著成了《格致草》的前身《則草》。王重民先生對此有公允評價。（注：王重民說，“自萬歷間西士以天算之說入中國，國人真能融會貫通者，徐、李、王征數輩，尤數先驅；熊氏父子，以教外人而邀其教中，以科學頭腦而習其科學，所得之深，有非余子所能及者。”見《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8頁。）

熊明遇是官至南明弘光政權兵部尚書的晚明義士，《格致草》因此流傳不廣。反倒是主要抄錄《格致草》的游藝《天經或問》影響很大。前集被收進《四庫全書》，后集傳入到日本，[10]同時代的學者（如方以智、梅文鼎、揭喧）也頗加贊譽。[11]

游藝，字子六，福建建寧府人，生平不詳。《福建通志》“文苑傳”說：[12]

“（順治）初，江西熊尚書明遇隱閩中，作《格致草》、《原象原理》。藝受業焉，遂精天官之學，取中西之義指言數，不遺理器不遺道。”

《天經或問》的現存最早本是1675年刊刻的。不過，至遲在1660年，該書當已定形并有所傳播，因為方中通1660年在北京向湯若望學習西洋天算知識時，湯若望給他看過《天經或問》，并介紹方中通和游藝通信相識，互相辯證有關問題。（注：依據方中通《陪詩》卷二，“遠游草”，“與湯道末先生論歷法”，見《清代人物傳記》“方中通”條（任道斌撰），上編，中華書局，1994年。）

《天經或問》（前集）卷四對流星的設問與作答，完全承襲了《格致草》的“彗孛流星隕星日月暈”條的內容，游藝說：[13]

“問流星劃一火光，瞬息之間見而無定形；隕星或落而無定形，或落有如石者；彗則有尾如帚，孛則有芒如刺，能同天轉，此種何物也？

曰：流隕彗孛，皆火也。火氣從下挾土上升，不遇陰云，不成雷電凌空直突。至于火際，火自歸火，挾上之土，輕微熱燥，亦如炱煤，乘勢直沖，遇火便燃，狀如藥引，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大盛者，有聲有跡，下及于地，或成落星之石。初落之際，熱不可摩，如埏氣初出。若更精厚結聚不散，附于晶宇即成彗孛。”

這里所依據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大氣論。而最后一句話中的“晶宇”一詞，顯然是指水晶球宇宙模型，表明秉承熊氏之學的游藝仍然只接受了水晶球體系。

方以智（1611-1671年）在學術上與熊明遇和游藝都有聯系，他對流星的討論，也來自《格致草》或《天經或問》。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彗”條說：[14]

“滿空皆火，近天極熱，如窯中無光，投物則發光耳。此皆地氣迸上，帶物入此熱際而火光迸射。其久者，氣結厚大。隨輪天轉，去地尚近，非列宿之天也。”

同卷“雷說”條，也有意義一致的說法：“質測家曰：火挾土氣而上，火焚而上附天，土成澤而下，星隕為石，亦非星也”。

張永堂[15]和馮錦榮[16]分別對《格致草》和《天經或問》進行了研究，認為兩書是以間接的方式傳播了耶穌會傳教士的天地觀。就流星而言，也大致如此：以傳教士的說法為基礎，融入清初士人的理解和改造，文字更為淺顯通俗，影響范圍更大。另一個事實是，方中通(1635-1698)在《數度衍》提到：“同學象數而辯難討論者，則揭子子宣，梅子定九，薛子儀甫，湯子圣弘，（注：湯子圣弘，名湯澍，字圣弘，號昭夔，江蘇六合人，著有《言樹堂諸集》，《讀易考略》、《測天歷補》。見雍正《六合縣志》卷十“文藝志”，第116頁，南京圖書館藏。）游子子六，丘子幫士六君子居多，今皆各有著述，為方內所珍重，通謹書其姓氏以志不忘。”由此可以推知，西方流星觀也是藉“為方內所珍重”的著述而得以傳播。后來在民間的普通讀書人中也有所體現，如徐朝俊、毛祥麟和王仁俊等。

4.西方流星觀念在民間的傳播

華亭（今屬上海）徐朝俊《高厚蒙求》五卷，收有他所著的五種著作，[17]據其“天學入門”自序所說“余先世愛研數理，手造泰西儀器，五代于茲矣”，推知他是徐光啟的五世孫，但生卒年不詳。在“日晷測時圖法”自序又說：

“昔先君子在時尚撫徽人所制之晷，愛其藻繢之極工，轍惜其師承之無本，爰口授余作種種晷法。”

可見，其父也是有心儀器之人。《清稗類鈔》“物品類”記載他曾試制的龍尾車，“進水退水，無立踏坐踏之勞。”[18]此外，他完成的“自鳴鐘表圖法”，主要講述鐘表原理及其維修，是中國第一部鐘表專門著作。[19]

關于流星的記錄，見于《天學入門》“天地雜說”條：

“在天為星，在地為石。精之流于天者為隕星，質之隕于地者為隕石。是一是二，原的攸分。大凡隕石隕星，皆在月輪天下。隕星者，日月五星之精氣，積而成形，為天帝之使命，非卻有其星。星形巨則所應之事巨，星形微則所應之事微。”

徐朝俊所認為的流星，既是“皆在月輪天下”（水晶球體系），又是“日月五星之精氣”（傳統說法），能“積而成形”，還有流星占的“天帝之使命”的含義，這實際上是對西學和傳統流星觀的一種折中處理，但邏輯上不太清楚。因此，他同時代的人對他評價不高。著《續疇人傳》的羅士琳（1789～1853年）曾說：[20]“諸說亦悉本利氏《乾坤體義》，荒遠無憑，不足取也。”從上述關于流星的討論看，這個評論是恰當的。不過，徐朝俊對《乾坤體義》的接受，表明這個時候西方古典流星觀念在民間有傳播。

喜于著作、不樂仕進的毛祥麟，對流星也有所論述。他祖藉江蘇蘇州，長在上海，生卒年不詳。他的高祖、祖父和父親均為學者，各有著述。祥麟少承家訓，成年后著述涉及詩文、繪畫、醫藥、音律等。《墨余錄》十六卷，是“綴舊聞，征近事”一類的筆記，其卷四“流星俗忌”條曰：[21]

“人見流星入天獄，宜即披發坐哭，俟其出，而災始彌。說見《酉陽雜俎》。汪三農辯之曰：‘如見星流天獄而得獄，則見星入臺垣而無得相矣。’每訝世之祝文昌以祈科第，禮長庚以介眉壽，拜北斗以邀福，禱女牛而乞巧者，均未必果如所愿。從知吉既不可迪，兇亦無可禳也。今小兒夜數棺星，而以罵為葉擊；新婦露行，恐觸大狗損嗣而禁之，俗忌相傳，恐多附會。”

這條材料沒有討論流星的本質問題，但揭示了對包括流星占在內的傳統星占術的否定和懷疑。該書于同治庚午（1870年）出版，之后各省翻刻者頗多。可見，傳統的流星觀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雖然不再相信流星占，對于流星雨一類的壯觀現象仍然驚詫不已。該書卷十一，“星墜地震”條又說：

“道光丙午，新秋后數日，夜將半，忽有大風驟起，勢如山崩地裂，時伯兄也山臥病，大侄女侍疾未寢，風起時，適以開窗傾水，見紅光一團，其大如盆，赤氣四射，疾若飛星，自北向南。后有流星萬點，隨之以落，其聲如雷。地即大震，室中諸器盡皆傾覆。時聞人喊馬嘶，家家扶老攜幼，開門奔避，蓋慮屋宇之坍塌也。喧呶竟夜，天明始息，未知何詳？”

這條記錄描述了公元1846年秋后的一場流星雨，伴有極光和地震等現象。如果記錄可靠的話，本身是一條有價值的流星雨記錄。[22]流星雨發生后，百姓表示詫異，卻沒有將之聯系到“庶人流徙之象”的流星雨占驗，也表明流星觀念在當時的改變。

清末王仁俊(1868～1913)，江蘇吳縣（蘇州）人，光緒十六年進士，著作很多，其《格致古微》用當時的西學知識來注讀傳統文獻，即“思發古書之遺蘊，窮西學之根株”，有“西學中源”的傾向。[23]卷一“天學部”討論流星時說：

“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案；此西人流星，隕石，所論出自《天文圖說·三》。曰：昔人謂流星、隕石附近地球，由空氣凝結而成。今知不然，細考，其質散布于行星軌道中甚多，被地攝引，即下墜于地。”

流星物質散布在軌道上，“被地攝引，即下墜于地”，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早期流星學的研究成果，[24]清末的翻譯著作，如1880年江南制造局刊刻的《格致啟蒙·天文學》，1886年總稅務司署刊刻、艾約瑟(1823～1905)翻譯的16種格致啟蒙之一——《天文啟蒙》和1887年益智學會傅蘭雅(1839～1928)作的27種格致須知之一《天文須知》等。《格致啟蒙·天文學》的第三章“論太陽所屬天穹諸星”的“六論彗星流星”討論了流星學知識，其底本是麥克米倫公司出的Astronomy in Science Primer Series，[25]而《天文啟蒙》的卷三“繞日之諸星”有“第六課：論彗星隕石流星”。后者的底本，僅有“敘”中提及“泰西新出學塾適用諸書”，由流星條目的內容可以發現兩者極為相同，可能為同一底本。傅蘭雅的27種科學入門書，是基督新教在華傳教機構推薦給教會學校使用的教科書。

流星天文學知識能夠被用來討論《左傳》的內容，而《格致古微》一書又廣為流傳，反映出流星學的知識在大眾中又有了新的傳播。不過，作為歷史的延續，清代的流星觀測及記錄方式一直是以傳統的形式來進行的，光緒年間的流星題本和地方志上的流星記載就是證明。也幸虧了這種延續，才有可能保留下這些寶貴的流星記錄。

二、清朝欽天監的流星觀測

前面已述及清代的流星觀念有中西觀念交織的特點，這種特點反映在流星觀測活動中則表現為基于流星占的傳統觀測繼續進行，其神圣性則逐漸減弱。

清承明制，《清史稿》說：“世祖入關，因明遺制，內自閣部，以迄庶司，損益有物”，[26]欽天監也是這樣。因此，在討論清代的流星觀測制度前，先考察明代的有關情況。

1.明朝欽天監的天象觀測

(1)欽天監的人選

欽天監的人選，明初一開始就規定“世業代補”、“子孫承習”。《明會典》卷一百七十六“欽天監”說：[27]

“凡本監人員，洪武六年令永遠不許遷動，子孫只習學天文歷算，不許習他業。其不習學者，發海南充軍。”

天文生是欽天監的主要成員，“俱以父祖世業代補”。“有缺，舊例天下訪取，仍會禮部考驗收用。后或有投充及收用義男、女婿者，禮部議準不許，止選世業子弟。”（注：明初著《七政推步》的貝琳，即“投太仆少卿廖義仲、欽天監五官靈臺郎臧珩、司歷何洪求天象之學，得充天文生”，見（江蘇）同治《上江兩縣志》第二十八，轉引自陳久金：《回回天文學史研究》，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122頁。）為了保證世業子弟的成才，又“立教師。教習有成，遇天文生缺，于內選用，其教師亦量升授。”

欽天監又規定，“凡本監習業者，分為四科”。（注：監候、司晨、漏刻、回回。）自五官正以下，與天文生、陰陽人，各專一科。回回官生附隸本監，子弟仍世其業，以本國土板歷相兼推算。”

此外，欽天監的人也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諸如“有父母喪，例免丁憂”，“天文生除本身外，再免一丁充當民差；陰陽人止免本身”。監官本是天文生提拔上來的，如果犯了罪，應削職為民者，還可降為天文生以免其罪，“應役應發充軍者，奏請處治。”

這樣的規定，保證了欽天監的工作人員的素質和隊伍的穩定，也杜絕了欽天監人士對政治的參與。

(2)觀象臺的制度

《明史·職官志》記載：“靈臺郎辯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變。觀象臺四面，面四天文生，輪司測候。”[28]這表明，天文生輪班觀測天象，靈臺郎則分辨天區，對觀測結果進行占驗。《明會典》也說：

“凡天文，如日月、星辰、風云、藹霧，本監各委官生晝夜占候。或有變異，舊歷自具白本占奏。正統后始會堂上官僉書同奏。其觀象臺分定四面，每面天文生四人專視。凡本監觀星，有盤，系洪武十七年造，又渾天、璣玉衡、簡儀，俱正統四年造，十一年奏準簡儀修刻黃道等度。”

借助渾天、簡儀等天文儀器，可以將流星出沒的位置確定下來。就流星觀測而言，在觀象臺的四面分別安排觀測者也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流星的出現時間和出沒點沒有一定的規律，觀測者必須注意力高度集中，否則流星稍縱即逝。而觀測者的視角又有一定的限制，特別是流星的目視觀測受人的生理因素的影響較大。據研究，[29]在半徑張角53°范圍內的監視天區內，觀測者有可能發現該天區出現的全部流星的98%。因此，安排多人分天區觀測，可以觀測到較多的流星。

天文觀測對計時儀器和授時制度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流星的出現時刻很是重要。在明朝，“定時刻，有漏換時，有牌報更，有鼓警晨昏，有鐘鼓其器，皆設于譙樓”。[30]開始的時候，這套機構屬于順天府，正統六年改屬欽天監。這樣統籌起來，保證了觀測工作的需要。

日常用品的供應，也有安排。“凡觀象臺、譙樓合用燈油、木炭及祭祀、齋宮調品、壺漏，亦有油炭，俱行禮部坐派，順天府送用。”[27]

這些規定，保證了觀象臺的觀測工作的正常進行，也使得觀測結果有較高可靠性。

(3)對妄報天象的防范

明中葉的時候，有一起妄報天象的事件。天順四年(1461)，禮部右侍郎湯序兼掌欽天監監正，因欽天監失于推算，有一次月食沒有預報，發生月食時朝廷來不及救護，引起明英宗極大不滿。經調查，又發現湯序“凡有災異，多隱蔽不言，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或將不詳字語改削而進，若遇吉兆卻詳書進呈，其懷奸不忠如此”。[31]于是，湯序、欽天監監正谷濱、監副倪忠、春官正郭貴等下獄都察院。處理意見是，將湯序由三品的禮部侍郎降為四品的太堂寺少卿，不過任掌欽天監監事，五品的欽天監監正谷濱和六品的監副倪忠罰俸三月。三位均接受坐杖之刑。

降職罰俸的懲治當然不是辦法，為了防止工作中的疏誤，明朝除設觀象臺觀測外，還內設靈臺，以察異同勤惰。《明實靈》說：[32]

“（成化二十三年，）欽天監冠帶儒士朱祚陳本監利病，一謂天文生晝夜觀候，冬月露坐艱苦，宜二年一給毛襖，并依期給與歲例木炭；一謂國朝外設觀象臺，令天文生占候，內設靈臺，令內臣占候，用較察異同勤惰，而近時外臺生每預報，內臺官雷同附和，又本監歷書政事，內臺往往干預，皆宜禁止。”

“天文生晝夜觀候”得到了保存到現在的觀測記錄。始于此而延于清末的“內設靈臺”，制止了欽天監官員和內宮宦官不誠實的行為。

這些措施的效果應該還不錯，明代欽天監犯科作奸的明確記載后來就少見了。

2.清代的天象觀測制度

與明代相比，清代的設官任職，六部堂官以上設滿漢各一半，地方督撫則滿漢兼用。欽天監的配置，最早并無滿漢之分。康熙三年(1664)，“增置天文科滿洲官員五人，滿員入監自此始。”[33]第二年，“定滿、漢監正各一人，左、右監副各二人”。這樣，形成了相當于兩套領導班子的機制。

轉貼于 (1)人選與培養

康熙七年，朝廷發表諭示：“天象關系重大，必得精通熟習之人乃可占驗無誤。著直隸各省督撫曉諭所屬地方，有精通天文人即行起送來京考試，于欽天監衙門用，與各部、院衙門一例升轉。欽此。”[34]乾隆二年，又詔征精通天文歷術者由國子監和欽天監共同培養天文生，再從天文生中選拔欽天監監官。

在國子監的教學中，天文算法是合在一起的。《大清會典》“國子監”規定：“凡算學之教，設肄業生。滿洲十有二人，蒙古、漢軍各六人，于各旗官學內考取。漢十有二人，于舉人、貢監生童內考取。附學生二十四人，由欽天監選送。教以天文算法諸書，五年學業有成，舉人引見以欽天監博士用，貢監生童以天文生補用。”[35]這表明，欽天監博士和天文生都接受了至少五年的天文和算學的科班教育。蒙古族數學家明安圖，即曾經五年學習，錄用為欽天監天文生，后來在欽天監作出了重要成就。

“國子監”又規定：“凡錄選鄉試，在監肄業貢監生及武英殿供書各學教習、欽天監天文生遇大比之年，均由監集試校，文錄科冊送順天府鄉試。”可見，作為天文人才培養的學子，也可以參加特別鄉試以獲取舉人身分。至于教習，“于習算有成之學生內，考補五年期滿，以欽天監博士敘用”。也就是說，通過五年的習算和五年的考補，有可能成為身為欽天監博士的算學教習。

錄用到欽天監的天文生和監官，并非萬事大吉，每三年還有一次考核。《大清會典則例》“欽天監”規定：“本監官生三年考核一次，術業精通者，保題升用。不及者，停其升轉，再加學習。如能黽勉供職，即予開復。仍不及者，降職一等，再令學習三年，能習熟者，準予開復，仍不能者，黜退。”[34]

所有這些規定，保證了欽天監從事天文工作的人員的專業素質，也使得觀測結果具有較好的可靠性。

(2)觀測制度

清代的制度與明代相同。《大清會典》規定：

“凡測候之法，設觀象臺于京城東南隅，日以滿漢官各一人率天文生十有五人，登靈臺，考儀器，以窺乾象。每時以四人分觀四方，晝夜輪直。按時記風雷云氣，流星諸象，次日報監。應奏者，按占密題。不應奏者，注冊。”

這里所說的“滿漢官各一人”實際上是欽天監天文科的官員。《清史稿》說“天文科掌觀天象，書云物jī＠①祥。率天文生登觀象臺，凡晴雨、鳳雷、云霓、暈珥、流星、異星，匯錄冊簿。應奏者送監，密疏上聞。”而漏刻科“掌調壺漏，測中星，審緯度”，也與觀測工作有關。

從事天象觀測的人員來自欽天監天文科。乾隆甲申（1764年）制訂《大清會典》時，天文科共有四十八人。其中有三十四位天文生中，每次使用十五名進行觀測，晝夜輪直則需要三十人，剩下的四人大概就在輪休了。十五名天文生，平均每邊有將近四人同時進行觀測，其結果應是滿意的。

(3)觀測結果

觀測結果要有詳細記錄，于次日早晨交呈監官，監官將記錄匯錄成冊，如薄樹人先生所發現的“流星冊”。[36]重要的天象要立即給出占詞，由欽天監監正以題本方式密疏禮部，禮部轉呈皇帝，皇帝批復題本后交禮部處置。題本保存在禮部檔案里，現在還可以查看。監官完成的流星冊造送國史館，后來就成為《清史稿·天文志》中流星記錄的來源。

下面以一份禮部檔案中的流星記錄為例，討論流星觀測記錄的產生過程。

3.流星觀測記錄的一個實例：欽天監題本

第一歷史檔案館可以查閱到這樣一份材料：[37]題

欽天監監正加三級臣戈枚謹

題為觀候天象事。據天文科該直，博士瓦爾喀拜等呈報：本年二月二十九日癸卯寅時，觀見南方有流星一個，如雞子大，出房宿，往東南行，入尾宿。青色，有光，微有尾跡。臣等謹按占書，曰：流星出房宿，天子使出賑饑；入尾宿，青色，臣有歸國。有緣系觀候天象事，理謹具題。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欽天監監正　臣　戈　枚　臣　徐日升　臣　安　多

詹事府右春坊中允仍兼官左監副事　臣　常　額　左監副　臣　鮑英齊　右監副　臣　艾　山　臣　安　多　右監副　臣　司爾瑁　博　士　臣　瓦爾喀　博　士　臣　陳之珍

道了（注：此三字為朱批。）研究這份檔案，可以得到三個有趣的─結果。

(1)給出了一個有明確的出現時間和出沒位置的流星記錄

此記錄在《清史稿》記作“康熙三十二年二月癸卯，流星如桃，出房宿，入尾，色青”，沒有時刻記錄。檔案中記“寅時”，即公歷1693年4月5日3-5時，如果定為中值，則為4時，因此，可得這顆流星的太陽平黃經。出現點為房宿附近，消失點為尾宿附近。設起始高度和終結高度為流星平均值：Hb=110公里，He=90公里，可以擬合出輻射點：α=122°，δ=50°。“如雞子大”，“有光”，“微有尾跡”是這顆流星的特征。

(2)清欽天監所用的占書可能是《觀象玩占》

這份題本按傳統占書給出了占語。流星入尾宿，《乙已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歸者及逃走者”，[38]《靈臺秘苑》作“流星出入（尾宿），風雨時，稼穡成。……青則外國降”[39]，《觀象玩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歸國”。[40]題本作“入尾宿，青色，臣有歸國”，與《觀象玩占》同。因此，清欽天監所用的占書可能就是《觀象玩占》。

(3)反映了傳教士在清朝欽天監里的活動

清廷禮聘耶穌會士擔任欽天監監正始于湯若望(1592～1666)。監正這一高級職務首先在修會內部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是否意味著對具有吉兇日區別的皇歷的認同和同意中國傳統星占術？不過，受請示的羅馬總教廷還是接受了湯若望的就職立場。

湯若望去世后，南懷仁(1623～1688)接任欽天監西洋監正。南懷仁去世后，意大利人閔明我(1638～1712)又于1688年4月9日被缺席委任為監正。[41]當時的閔明我正在歐洲，因此他又任命葡萄牙人徐日升(sancho Pereira，1645-1708)和比利時人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為他不在北京時的欽天監監正全權，直到1694年他自歐洲返回中國為止。在1693年4月的這份檔案西洋監正位置上署名的是徐日升和安多兩個人，他們都沒有正式頭銜。安多還同時在“右監副”上署名，這是因為他在1686年11月7日曾被任命為欽天監監副，也沒有頭銜。可見，欽天監的頭銜是“內外有別”的。

耶穌會的來華傳教士，作為欽天監官員，參與了這條流星記錄的產生。他們不可能完全認同中國的流星占理論，有理由認為他們會主動地宣傳亞里士多德的大氣觀念，只是迫于當時的形勢，還得認真地按傳統方式做應做的事情。

黃一農通過對“熒惑守心”和“五星會聚”的驗證研究認為中國古代天象記錄有政治影響的可能性，進而猜測有些記錄可能不可靠[42]。以上討論表明，由于西學的參與，有清一代對流星的認識已與星占背景的傳統觀念有所區分，這使得清代欽天監的流星觀測減少了星占的實用成分，增強了的可靠性。因此，至少清代的流星記錄是可靠的。總的說來，清代的流星記錄既豐富又可靠，這就為這些天象記錄的應用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清代流星記錄的分布

為了對清代的流星記錄進行應用研究，必須了解流星記錄的分布。上面已經討論了題本中的一份流星記錄，可惜的是現在能夠見到的流星題本只有24份，[36]更多的清代流星記錄分布在《清實錄》、《清史稿》、地方志和筆記中。下面分別舉例討論各自特點。

1.《清實錄》中的流星記錄

《明實錄》中保存了近兩千條流星記錄，而《清實錄》中僅有清初順治朝保留了12條流星記錄，其中9條又被《清史稿》轉載。順治以后，不再在實錄中載流星事件。這一現象可能與前述的西方古典流星觀在中國的傳播有關。

《大清世祖實錄》卷78記：

“清世祖順治十年九月壬子，夜，有流星大如彈刃，赤色，尾跡有光，出畢宿，行入紫微垣。”

這條記錄與《明實錄》的記錄方式相同，是“清承明制”的一個體現。由于沒有出現時刻的記錄，出沒點的記錄顯得很孤立。因為“出畢宿”和“人紫微垣”只是流星軌跡的天球投影，不同時刻可以對應不同的軌跡，因此無法了解其輻射點的情況。僅能根據出現日期1653年11月9日（λ=232.6°），推斷它可能屬于獅子座流星群（λ=234.5°）。

2.《清史稿》中的流星記錄

順治以后的流星記錄主要保存在《清史稿·天文志》。由于篇幅的原因，《清史稿》的記錄比題本和實錄更為簡略，如“天文志”卷39中記有“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流星如盞，出左樞，色白，至蜀沒，尾長竟天”。而題本記作：

“（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二更，北方有流星一個，如盞大，白色暉暉然，有光，尾長竟天，自紫微垣左樞外出，往南行，至近濁。”

比較兩者的內容，發現基本相同，可以確認為同一顆流星。不過，題本多時刻（二更）記錄，出現點“左樞外”也比《清史稿》“左樞”詳細；而《清史稿》有消失點的記錄（蜀）。

綜合《清實錄》和《清史稿》兩方面的信息，得到出現時間：1686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21時43分左右，λ=269.5°。此時正是小熊座β流星群的活動期（λ=270.6°），（231°，δ=59°）和消失點（α=235°，δ=6.5°）的連線反向延長，可以近似地發現小熊座β流星群，它可能屬于小熊座β流星群。

3.地方志中的流星記錄

清代地方志很多，保存了大量的流星記錄。總的說來，記錄方式各不一樣，形態描述較為詳細，多數未記出現時刻和出沒點。如同治間湖北《竹溪縣志》卷十六：[43]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東北有星，大如月，色如爐鐵。初出，聲則凄凄然，光芒閃爍，人不能仰視。頃之，向北一瀉數丈，欲墜復止，止輒動搖，直至半空。忽如銀瓶乍破，傾出萬斛明珠，繽紛滿天，五色俱備。離地丈許始沒，猶覺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這條記錄描寫生動，詞藻華麗，有文學色彩。就科學性而言，既沒有時刻，也沒有出沒點，是不夠理想的。

4.筆記中的流星記錄

清人筆記很多，流星記錄也有不少。與地方志相似，由于記錄者非專業人士，其科學價值有限。如錢泳(1759-1840)《履園叢話》“星異”條記：[44]

“嘉慶戊午十月二十八、九月夜，眾星交流如織，人人共觀。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異。二十五初更，有大流星隕于南方，光如白晝。……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隕如雨。乙酉十月二十四、五兩夜，星移如織，俱由西北而至東南。二十六日夜，東南方星隕，颯颯有聲。最后，有大星墜于地，其聲如雷。”

錢泳一生多為幕客，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兼工詩文書畫。《履園叢話》二十四卷所記873條，多據經歷，兼采見聞。這里所記錄的流星和流星雨，應該主要來源于見聞。事實上，這些記錄也見于當時江南一帶的地方志。

四、結論

1.亞里士多德水晶球宇宙體系中“流星為大氣現象”的觀念在清代有所傳播，這使得清代呈現出中西觀念交織的流星觀，并影響到清代的流星觀測。

2.有清一代對流星的認識已與星占背景的傳統觀念有所區分，加上嚴密的觀測制度，導致清欽天監的流星觀測減少了星占成分，增強了其觀測的可靠性。因此，清代的流星記錄是可靠的。

3.分析四種來源的流星記錄，可以發現《清實錄》和《清史稿》的記錄有較高的科學價值，而地方志和筆記中的流星記錄科學價值有限。總的說來，清代的流星記錄既豐富又可靠，這就為這些天象記錄的應用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第575-1082頁。

[2]江曉原：《星占學與傳統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0-132頁。

[3]［明］陸深：《玉堂漫筆》，（叢書集成初編）從2905冊，第11頁。

[4]Martin Beech，"The making of meteor astronomy:part Ⅱ"，WGN，the Journal of the IMO21:1(1993)，pp.37.

[5]利瑪竇：《乾坤體義》卷上，《四庫全書》文淵閣影印本，第787冊第766頁。

[6]高一志：《空際格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刻本，年代不詳。

[7]Martin Beech，"The making of meteor astronomy:Part V"，WGN，the Journal of the IMO 21:6(1993):p.260.

[8]江曉原：“第谷天文工作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科技史文集》，第16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第127-143頁；又江曉原：“天文學的輸入”，戴董光璧主編《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1頁。

[9]承蒙韓琦惠示該書日本關西大學復本，又觀《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中山茂：“關于《天經或問后集》”（日文），載《東亞的科學與技術－藪內清先生頌壽記念論文集》，同朋舍，1982年，第199-208頁。

[11]方以智《天經或問》序、揭暄《天經或問》序，見張永堂《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附錄”，（臺灣）文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

[12]［民國］《福建通志》“文苑傳”，卷七，“清一”，第5頁。

[13]［清］方以智：《物理小志》，光緒宜稼堂本，中科院科學史所藏。第7頁。

[14]［清］游藝：《天經或問》，《四庫全書》文淵閣影印本，第783冊第630頁。

[15]張永堂：《明末清初理學科學關系再論》，第二章，（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又見張永堂：《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附錄”，1987年。

[16]馮錦榮：《第七屆中國科技史國際會議論文集》（深圳，1996年），待出版。

[17]［清］徐朝俊：《高厚蒙求》，嘉慶丁卯(1807)云間徐氏藏版，中科院科學史所藏。

[18]陳祖維：“清代的鐘表大師徐超俊及其《自鳴鐘表圖說》”，《中國科技史科》第8卷(1987)，第1期，43-45。

[19]轉引戴逸主編《簡明清史》第二冊第315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

[20]丁福保、周云青編：《四部總錄天文編》。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4頁。

[21]［清］毛祥麟《墨余錄》，畢萬忱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頁、第182頁。

[22]《中國天象記錄總錄》未收入，《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認為：“是否為地震現象，待考。暫錄于此。”見謝毓壽、蔡美彪主編：《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第三卷（下），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92頁。

[23]［清］王仁俊：《格致古微》“略例”，中科院科學史所藏刻本，承王揚宗先生惠告，托名江標的《格致精華錄》（1896年），實為同一書；又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頁；陶緒：《明清民族主義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頁。

[24]David W.Hughes."History of meteor and meteor showers"，Vistas in Astronomy，Vol.26(1982).

[25]王揚宗：“江南制造局翻譯書目新考”，《中國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第3-18頁。

[26]［清史稿］卷114，“志八十九·職官一”，中華書局標點本。第3263頁。

[27]［明會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18冊723頁。

[28]［明史］卷74，“志五十·職官三”，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811頁。

[29]馮占良、徐品新：“流星目視觀測的新方法”，《天好者》，1992年第4期。第21頁。

[30]《明會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18冊第720頁；又［清］朱彝尊《日下舊聞考》卷46說，觀象臺“殿東小室日壺房，即浮漏堂”，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7冊641頁。

[31]《明英宗實錄》卷289頁1。

[32]《明孝宗實錄》卷8頁14。

[33]《清史稿》，卷115，“志八十九·職官二”，中華書局標點本。第3324頁。

[34]《大清會典則例》卷一百五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5冊。

[35]《大清會典》卷八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9冊；又參見李儼《中國數學大綱》，“清初數學教育制度”，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406頁。

[36]薄樹人：“清欽天監檔案中的天象記錄（下）”，《科技史文集》，第14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

[37]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欽天監檔案（康熙三十二年）。

[38]［唐］李淳風《己已占》卷第七，“流星入列宿占第四十三，石云里標點本，載《傳世藏書》“子庫·科技”，海南國際新聞出版社中心。第400頁。

[39]［宋］《靈臺秘苑》卷十一，“尾宿”，段異兵標點本，載《傳世藏書》“子庫·科技”，海南國際新聞出版社中心。第322頁。

[40]［明］劉基：《觀象玩占》卷五十，“拾遺”。科學史所藏抄本。

[41]［法］榮振華著，耿shēng＠②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華書局，1995年。第760頁。

[42]黃一農：“星占、事應與偽造天象－‘熒惑守心’為例”，《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0卷第2期（1991年）；Yi-Long Huang，Five-planet Conjunction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Farly China，15(1990)，pp.97-112；又見江曉原：《天學真原》，第239-244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

第4篇：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影視　文學　關系　研究

在傳統文學觀念中，影視與文學的關系當然是以文學為主體，影視從屬之。然而，在電子媒介的影響下，隨著大眾文化時代傳播媒質由語言文字向影像符號、聲音符號的全面轉變。以及圖像時代影像霸權意識的滲透，文學的主導地位便讓位于視聽藝術的影視。影視給文學帶來了哪些有益的影響，又導致了哪些根本性的遮蔽，應該怎樣建立影視與文學的雙向互動關系，從而使文學既開放又不失本性，等等，這些成了學界不可回避的問題。影視對文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一、影視拓寬了文學的傳播渠道

任何藝術樣式的傳播都離不開當時的科技提供的條件，文學也不例外。新媒介為文學的傳播提供了新的渠道。當詩歌與電視相結合后，各家電視臺推出的電視詩(PTV)頗受歡迎。電視詩使詩的意象更具象，不但以電視的手段闡釋了詩歌，而且由于電視走近現代家庭的客廳和臥室，詩歌便展開電視的翅膀得到更多的鑒賞者。以余光中詩歌為例，《鄉愁》、《鄉愁四題》等詩在中秋節和春節，《詩你，在雨中》等情詩在中國的七夕節(即“七月七”)，經常被電視臺請人演唱或配樂朗誦，也是電視“詩情畫意”這檔節目追捧的對象。中央電視臺還在《讀書時間》、《東方之子》等欄目專題向大眾推薦報道余光中。余光中詩歌在中國內地、香港、臺灣乃至整個華文世界產生廣泛影響，除了詩歌本身外，電視等大眾媒體對其詩歌的傳播功不可沒。

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的《百家講壇》等讀書、講座節目起到了宣傳、推薦文學的作用。《百家講壇》除了成功推出易中天、劉心武、紀連海、閻崇年、于丹以及王立群等人外，經他們讀解的《三國演義》、《紅樓夢》、《論語》等文學經典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閱讀。可見，電視為文學的傳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拓寬了文學的傳播渠道。

二、文學影像化程度加強

影視在拓寬文學傳播渠道的同時，也便文學的樣式發生變化，文學傳統樣式出現了“邊緣化”的趨勢，首當其沖的便是文學與影視的“牽手”。由于影視媒介日益強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多的作家把“觸電”視為揚名立萬的標志，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不但意味著文學作品自身獲得了更加廣泛的社會知曉度，而且還給作家本人帶來更多的非關文學的收益。于是，小說家期待著影視導演青睞自己的作品，進而使自己原創的文字作品被“影像化”，在今天文學影像化的時代，文學要依仗影視為其“增勢”。文學影像化的另一種表現就是文學作品自覺成為電影、電視劇的前腳本，當作家在拿起筆開始構思的時候，他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使他的新作品能符合影視改編的要求，突出強化小說轉化為視覺影像的可能性，一切文學手段包括語言情節結構，都以能順利轉化為影像為目的。有的小說家干脆直接以電影的方式撰寫小說，以至于有些小說本身就帶有相當程度的“視覺化”傾向，或可直接稱之為“影視小說”，其文體特征實際已是界于小說和腳本之間了。在文化消費市場上，往往是一部火爆當紅的影視劇，在其播演推廣時往往會同對有同名的小說上市，文學與影視劇相互連動。且往往能達到雙利雙贏的市場效果。《大宅門》、《國家公訴》、《誰主沉浮》，以及海巖的數部小說莫不如此。海外的典范則有《哈里波特》、《大長今》、《達?芬奇密碼》，且勢頭強勁，大有成為圖書影視營銷撒手锏之勢。再如，電影《大話西游》、電視連續劇《還珠格格》受到廣大受眾歡迎后，出版商將影視腳本稍加修改，便趁勢收容到印刷文學的旗下。顯然，這種特殊的影視文學是影像作品派生出來的文學形式――“影視同期書”。正如南帆所言：“這時，文學已經不是電影或者電視的范本：恰恰相反，文學成為電影或者電視的孳生。”

的確，影像制品，包括電影和電視，正成為文學傳播的主要媒介，無論在受眾的覆蓋面還是在受眾的選擇量上影像作品都漸趨超過文字作品。于是作家又紛紛觸“電”，以影視為“媒”，把自己的作品成功地推銷給更多的大眾，擴大其影響。這方面，最初是男作家“觸電”頻率和比例都明顯高于女作家，但近幾年女作家也不甘示弱，池莉、張欣、張抗抗、鐵凝、王安憶、皮皮等的作品，都備受導演青睞。

三、影視的商業性對文學的影響

由于影視天生具有的商業性。因此，大部分依附在影視之上的文學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商業性，小說與影視工業聯姻已成為許多作家的選擇。例如小說暢銷與同名影視劇的熱播同步現象，甚至有許多作家在寫作之前已經在醞釀著把小說改編成影視，比如柳建偉的《突出重圍》、《英雄時代》、周梅森的《中國制造》、張平的《抉擇》，陸天明的《省委書記》等等。周梅森的小說《絕對權力》出版時，出版者就直接在該書的封底宣傳道：“該小說出版之際，同名電視連續劇25集在攝制當中，一千萬元巨資的傾力打造，唐國強、斯琴高娃、高明等影壇巨星領銜主演，必將引發強烈的轟動效應，震撼中國文壇。”這是大多數小說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宣傳套路，從而出現了小說與文化工業的互動格局：小說為電視連續劇預先廣告，電視劇熱播后又拉動了小說的暢銷。截至2002年底，周梅森小說《中國制造》已連續20余次印刷，累計30萬冊；其另一部小說《絕對權力》2003年4月出版后，也在半年內印刷六版，累計15萬冊，并翻譯成俄文版、韓文版發行。可以說寫作中影像化方式的盛行很大程度上源于商業利益的驅動，影視霸權的影響，但也離不開公共消費群體的文化需求。

四、影視與文學的互滲進一步加深

文學與傳媒的互滲將進一步加深。在大量的影視劇中，為人稱道的影視劇作往往是改編自優秀的文學作品，張藝謀就曾經說過是優秀的文學作品賦予他創作電影的靈魂和生命。作為視覺文化藝術的影視并不排斥文學，反倒要依靠于文學為其基礎。或者說，影視能否具有雋永的意味、精美的形式以及吸引人心的魅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依重于文學的。作為電視藝術的主要樣式，電視劇吸引人的重要原因，是它的故事性或者說是敘事品格。而這種敘事品格則無疑是歸屬于文學的。以中國人的欣賞習慣而論，情節的曲折和人物命運的未知性，是最能夠吸引人們的審美興趣的。而這與中國的小說傳統有著非常深厚的淵源關系，并非純粹的視覺所能擔負。

這就要求我們正確認識并積極發揮影視對文學發展的促進、解放作用。長期以來，受傳統文學觀的影響，許多理論家(如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等)只看到影視的消解之維。卻在有意的遮蔽或無意的遺忘中忽略了影視的建構之維。張邦衛對此進行 了精辟的論述：“事實上，傳媒雖然有消極影響，但理性分析，傳媒對于文學的發展還是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氣象”的確，影視給文學帶了許多可喜的變化：例如，傳媒技術的發展大大拓展了文學傳播的渠道，以多維度、立體傳播的形式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繁榮。同時，影視與文學聯姻使文學的新形態不斷涌現；大量經典文字文本經改編為圖像文本后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如《三國演義》、《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圍城》等經典作品改編為電視劇、電影后重新熱銷，大大激發了人們閱讀文字文本的興趣，掀起重讀經典的熱潮。

文學與視像不是相互排斥的，從其積極的方面看，影視應該是更多地吸取文學的乳汁。我們在面對無所不在的視像時，當然沒有必要取一種抵制或排斥的心理，而應該將其納入到文藝學的研究格局之中。文學之于視像也非是消極的、異己的，而恰恰是具有重要的建設性作用。文學本身有著內在的顯像功能。文學作品以文字為其藝術語言，文字與其它用途的文字并無二致。但文學卻是以文字來構織一幅幅圖像，欣賞者也是通過文字閱讀在頭腦中形成畫面。這種內在的視像，是文學的特殊性質。從二度創作的角度看，文學作品有著巨大的生發性，這是其他藝術形式所無法比擬的。不能想像沒有好的文學劇本或以經典為依托。就能夠創造出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影視作品。

事實上，影視與文學之間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雙向互動關系，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論述影視對文學滲透和影響。其實，文學對影視的影響也是廣泛、深遠而復雜的。例如，在中外影視發展史上，優秀的電影、電視作品很多都是根據文學名著改編而成的。再如，中國古典四大名著、老舍的《茶館》、巴金的《家》、魯迅的《阿Q正傳》以及國外的名著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斯丹達爾的《紅與黑》、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瑪格麗特?米切爾的《亂世佳人》、瓦西里耶夫的《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等。

第5篇：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幾何；中學幾何；大學幾何；課程改革

隨著中學課程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培養準教師的高師教育改革被推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高師數學課程改革中，幾何課程內容與教學的改革又是歷來數學教育改革的熱點及爭議較大的問題。我們順應這個潮流，結合我院教育部特色專業項目——數學與應用數學的課程建設，進行了高師數學教育專業幾何課程改革的嘗試。

1 幾何課程變革

1.1中學幾何課程變革

歐氏幾何在數學教學中的作用與地位究竟是什么？長期以來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本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國內外對中學幾何課程改革曾經出現過大起大落的階段。因此，現在來回顧總結以往的歷史經驗，總結對中學幾何教育的研究成果是很有必要的。這樣不僅可以避免在今后的教學上不再重復那些已經證明為不成功的經驗，同時也可以確定哪些是經受過實踐考驗的成功經驗，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教益；并且對那些尚未明確的有關問題，也希望能對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便確定可能采取的措施。這將會對今后二十一世紀的幾何課程改革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數學課程中的幾何內容，歷來是數學教育改革運動爭議的焦點。尤其是初中階段的平面幾何更是備受關注。然而，我國幾何課程的教學，雖然曾經受到“新數學”運動的影響，但是無論在質還是在量的方面卻仍然保持了它的重要地位（見下表所示）：

1.2大學幾何課程變革

高等師范院校數學教育專業開設的重要基礎課程之中，幾何課程主要有“解析幾何”、“微分幾何”、“高等幾何”等。大多數學校“高等幾何”課本是以“射影幾何”為主要內容，并由

仿射幾何作為過渡，也有少數簡單介紹了“幾何基礎”的內容。但也有學校只有“解析幾何”是必修課程，“微分幾何”、“高等幾何”均作為選修。這主要是由于新課程的增加（如：信息類、思想教育類、新的實用類等）與總課程的壓縮，使傳統幾何課程的教學學時不得不大大縮減，但另一方面，中學數學對幾何內容的要求并沒有降低。由此可以看出高師數學教

育的課程設置已經滯后于中學數學教育。有許多學校的“解析幾何”課程曾經單獨開設，后來又與高等代數合并成為高等代數與解析幾何課程，由兩個教師穿行教學，或是由一個教師單獨承擔教學，但是由于各個教師的專業偏向不一，偏向于代數的教師教學過程中難免偏重于代數抽象性而忽視幾何的直觀性，而對于專業偏向于幾何的教師則往往偏重幾何的直觀性而忽略代數的抽象性，這樣就沒有達到當時兩門課程合并成為一門課程的真正目的。所以經過一段時間以后大多數學校又把它們單獨分開成為“高等代數”和“解析幾何”兩門課程。而“微分幾何”課在高等師范院校數學教育專業有作為必修課程開設的，也有作為選修課程開設的，甚至還有不開設的。為了適應中學課程對幾何內容的需求和大學幾何課程教學學時的減少的實際情況，我校在2006年就嘗試將幾何課程進行改革，開設了“幾何學概論”課程，并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地改革和優化教學內容，由于一直沒有合適的配套教材，本學院特為此編寫了“幾何學概論”一書。

2.《幾何學概論》的編寫思路

2.1 從幾何學的發展歷史了解幾何

結合歷史以及相關歷史人物簡介，介紹幾何學的發展。首先考慮介紹最早的幾何，即約公元前300年的古希臘數學家的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歐幾里得將公元前7世紀以來希臘幾何積累起來的豐富成果整理在嚴密的邏輯系統之中，使幾何學成為一門獨立的、演繹的科學。除了幾何《原本》之外，歐幾里得還有不少著作，比如《已知數》、《圖形的分割》和《光學》，只是可惜大都失傳。其中《已知數》是除《原本》之外唯一保存下來的希臘文純粹幾何著作，體例和幾何《原本》前6卷相近，包括94個命題，指出若圖形中某些元素已知，則另外一些元素也可以確定；《圖形的分割》現存拉丁文本和阿拉伯文本，論述用直線將已知圖形分為相等的部分或成比例的部分；《光學》是早期幾何光學著作之一，研究透視問題，敘述光的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認為視覺是眼睛發出光線到達物體的結果。還有一些著作未能確定是否屬于歐幾里得，而且已經散失。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把至希臘時代為止所得到的數學知識集其大成，編成十三卷的《原本》，這就是直到今天仍廣泛地作為幾何學的教科書使用下來的歐幾里得幾何學（簡稱歐氏幾何）。對于幾何《原本》，不但應該介紹它的優點，還需講解它的缺點，同時還必須介紹幾何《原本》對我國數學的影響，讓大家對幾何《原本》有一個比較全面客觀的認識。

法國數學家笛卡兒和費馬在創立的《解析幾何》，是幾何學的研究方法的一個重大突破，近代數學本質上可以說是變量數學。文藝復興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對科學技術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到了16世紀，對運動與變化的研究已變成自然科學的中心問題。這就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數學工具，從而導致了變量數學亦即近代數學的誕生。笛卡兒在1637年發表了著名的哲學著作《方法論》，該書有三個附錄：《幾何學》、《屈光學》和《氣象學》，解析幾何的發明包含在《幾何學》這篇附錄中。笛卡兒的出發點是一個著名的希臘數學問題——帕波斯問題。與笛卡兒不同，費馬工作的出發點是竭力恢復失傳的阿波羅尼奧斯的著作《論平面軌跡》，他為此而寫了一本題為《論平面和立體的軌跡引論》（1629）的書。除此之外解析幾何產生的重要性也是應該著重介紹的。

在幾何的發展歷史過程中，古希臘數學家的工作，已略見射影幾何的端倪。阿波羅尼奧斯已經知道完全四邊形的調和性。巴布什的著作中已有了對合概念，著名的巴布什定理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梅因勞斯定理無論在初等幾何、解析幾何還是射影幾何中都是著名的定理。16世紀歐洲數學家中很多人關心阿波羅尼奧斯的《圓錐曲線論》第8卷的恢復與整理，圓錐曲線在天文學上的應用，促使人們需要重新審視希臘人的圓錐曲線，以及其它高等曲線。《光學本》是希臘人的興趣之一，也是由于天文觀測的需要，它又日益成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重要課題。不過文藝復興時期給人印象最深的幾何創造其動力卻來自于藝術。

從古希臘時代到公元1800年間，數學家們雖然一直堅信歐氏幾何的完美與正確，但是歐氏幾何的所有公設中，唯獨平行公設顯得比較特殊。它的敘述不像其它公設那樣簡潔、明了，當時就有人懷疑它不像一個公設而更像是一個定理，于是許多數學家都嘗試根據歐幾里得的其它公理去證明歐幾里得平行公理，結果都歸失敗。就連歐幾里得本人對這條公設似乎也心存猶豫，并竭力推遲它的使用，在《原本》中一直到第1卷命題29才不得不利用它。歷史上第一個證明第五公設的重大嘗試是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玫做出的，后來普洛克魯斯指出托勒玫的“證明”無意中假定了過直線外一點只能作一條直線平行于該直線，這個與第五公設等價的命題。阿拉伯數學家在評注《原本》的過程中，對第五公設產生了興趣。對于非歐幾何的形成，著重介紹了德國數學家高斯、匈牙利數學家波爾約和俄國數學家羅巴切夫斯基，以及他們對非歐幾何形成的貢獻。總之非歐幾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們對歐幾里得平行公設的懷疑。非歐幾何的出現打破了長期以來只有一種幾何學即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局面。19世紀中葉以后，通過否定歐氏幾何中這樣或那樣的公設、公理，產生了各種新的幾何學，除了上述幾種非歐幾何外，還有如非阿基米德幾何、非德沙格幾何、非黎曼幾何、有限幾何等等，加上與非歐幾何并行發展的高維幾何、射影幾何，微分幾何以及較晚出現的拓撲學等，19世紀的幾何學展現了無限廣闊的發展前景。在這樣的形勢下，尋找不同幾何學之間的內在聯系，用統一的觀點來解釋它們，便成為數學家們追求的一個目標。這個統一幾何學的第一個大膽計劃是由德國數學家克萊因提出的。1872年，克萊因被聘為埃爾朗根大學的數學教授，按慣例，他要向大學評議會和哲學院作就職演講，克萊因的演講以《埃爾朗根綱領》著稱，正是在這個演講中，克萊因基于自己早些時候的工作以及挪威數學家李在群論方面的工作，闡述了幾何學統一的思想：所謂幾何學，就是研究幾何圖形對于某類變換群保持不變的性質的學問，或者說任何一種幾何學只是研究與特定的變換群有關的不變量。論述了變換群在幾何中的主導作用，把到當時為止所發現的所有幾何統一在變換群論觀點之下，明確地給出了幾何的一個新定義，把幾何定義為一個變換群之下的不變性質。埃爾朗根綱領的提出，正意味著對幾何認識的深化。它把所有幾何化為統一的形式，使人們明確了古典幾何所研究的對象；同時顯示出如何建立抽象空間所對應幾何的方法，對以后幾何的發展起了指導性的作用，故有深遠的意義。這樣一來，不僅19世紀涌現的幾種重要的、表面上互不相干的幾何學被聯系到一起，而且幾何學的一種分類也可以對應一種變換群的分類。

最后以微分幾何和拓撲學為例，簡單介紹幾何學近現代的發展歷史。

2.2 從幾何學的研究方法認識幾何

對于同一個幾何對象，人們在認識時，會有不同的視角，在研究時，會有不同的方法。例如通過公理化方法的研究有歐氏幾何、非歐幾何等，還有如非阿基米德幾何、非德沙格幾何、非黎曼幾何、有限幾何等等，加上與非歐幾何并行發展的高維幾何、射影幾何、仿射幾何、微分幾何以及較晚出現的拓撲學等；對于代數的方法研究幾何就產生了解析幾何、代數幾何等；而數學分析的微分方法對幾何進行研究產生了微分幾何；數學分析的積分方法對幾何進行研究產生的積分幾何。在幾何學概論這本教材中，對于幾何的研究方法來說，我們著重講述了仿射幾何和射影幾何的倫理體系和框架。

2.3 從大學幾何與中學幾何的關系指導幾何課程的教學

該教材除了講解幾何學的理論知識、結構體系外，還有一個很大的作用是它必須為我們高等師范院校數學教育專業的培養教師這一歷史使命和重任服務，所以我們從大學幾何與中學幾何的關系入手，結合大學幾何的思想方法在中學幾何的應用來編寫其中的一部分內容。

3. 幾何學概論教材的結構

幾何學概論一書共分為三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使學生了解幾何學發展簡史和非歐幾何的幾種經典模型；第二部分著重講解歐氏幾何與二次曲線的度量性質及分類，使學生理解和掌握仿射幾何和射影幾何的基本內容以及二次曲線的性質與分類；第三部分則簡單介紹“大學幾何” 對“中學幾何”的指導意義以及“大學幾何”方法在“中學幾何”中的應用，讓讀者通過本部份的學習為中學幾何教學更好的服務。幾何學概論教材的具體內容見表3。

“數學來源于生活，同時數學又服務于生活”，作為數學中的重要課程——幾何課，對我們的學習和生活都十分重要，我們希望該教材能達到我們的預期目的，能對高師學生的培養有一個較為有價值的指導意義和作用，對中學數學教師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此，我們特別感謝貴州師范大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學院的全國高校教學名師項昭教授對我們指導和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感謝貴州師范大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學院院長游泰杰教授的關心、支持、幫助和指導。此書已于2011年4月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且在貴州省高師院校中使用。

參考文獻：

[1] 張奠宙，宋乃慶.數學教育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

[2] 馬忠林.數學教育史[M].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

基金項目：凸體的內蘊體積與混合體積及其幾何不等式的研究（黔科合J字LKS[2011]16號）；

第6篇：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范文

開展高中歷史的多媒體教學是在中學歷史新課程標準的要求下，對學生進行知識教育和能力提升，情感價值觀培養的的有效手段。黑板加粉筆的傳統課堂教學模式，由于其手段相對單一、陳舊，已遠遠不能滿足當前教育現代化的需要，不能滿足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需要。在這種陳舊的教學模式下，學生成了被動接受知識的容器。導致中學生中普遍存在對歷史課不感興趣的現象，嚴重制約了學生創造思維的形成和發展，對他們一生的學習方式、思維方式和實踐能力都會產生不良影響。在信息化時代素質教育目標的要求下，多媒體技術被應用于教學領域，給中學歷史教學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方法帶來強烈的沖擊和影響，促進了教育體制的變革，使我國的中學歷史教育更符合世界未來教育的方向，以便成功地與世界未來教育接軌。

一、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優化了歷史課堂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里，擴大信息量，完成歷史教學目的，提高課堂教學效率，是新課程標準對中學歷史教學的要求。在歷史課堂上，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可以使大量的圖片、動畫、電影等材料整合在同一個課件之中，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接觸盡量多的原始資料，形成對歷史事件的直觀印象，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拓寬學生的知識面。例如，我在新人教版必修一第16課《》的講解中，我運用大量的圖片展示了日本侵華之后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學生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利用《東京審判》當中的一段影視材料，使學生明白了日本罪惡的最終受到了正義的審判，戰爭中正義的一方獲得了勝利，對學生的心靈產生了很大的觸動作用，很好地完成了本課情感態度價值觀的要求。課下不少學生主動來跟我探討中日關系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同學們之間也自發地進行了討論，有些同學還寫出了質量很高的小論文。在這節課的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學習興趣被大量的圖片，影像等直觀形象調動了起來，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任何一個學生都不會對自己感到索然無味的課程傾注太多的熱情。多媒體教學適應了青少年的心理特征，讓歷史通過圖形、圖像、聲音、視頻、動畫等媒介，從多種形式呈現在學生的面前，使過去的歷史起“死”回“生”，使枯燥的歷史概念、歷史材料變得直觀化，具體化，學生仿佛身臨其境，壓縮了空間感和距離感，能夠主動地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并且鍛煉了分析問題和邏輯思維的能力。

二、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帶來了師生關系的改變

多媒體技術在中學歷史課堂的運用有利于建立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在傳統的歷史教學課堂上，主要采取老師講學生聽的方式，造成一種事實上的師生的不平等關系，在這種模式下，學生只能被動地接受聽到的知識，老師被當做知識的權威存在，使學生缺乏了主體性意識的培養。新的高中歷史課程標準中規定了中學歷史培養的目標是要為國家培養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公民就要有獨立的意識。多媒體技術的運用使學生能更好地融入歷史課堂，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的學習，真正實現了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在這個過程中教師走下了權威的神壇，站在跟學生平等的地位，有利于學生民主意識和平等意識的培養。在講必修二第五單元《中國近現代社會生活的變遷》時，因為其貼近生活的特點，我把課堂的主動權交給了學生，每個小組派出一個代表分別講解物質生活與習俗變遷中衣、食、住、風俗的一個方面。由于課下做了充分的準備，每個小組代表在規定了10分鐘時間里利用大量的圖片向大家展示了近現代中國人物質和習俗變遷在一個家庭的表現。最后我進行了概括總結，結束了本節課的學習。在整堂課的學習中，學生暢所欲言，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觀點，老師和學生坐在一起聽小組代表的發言，營造了一種自由，民主的課堂氛圍。

三、多媒體的運用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方式

高中階段的學生，心理發展逐步成熟，認知能力已處于較高的階段，邏輯思維能力增強，獨立性格初步形成，知識面已經大大地開闊。多媒體教學可以通過模擬問題情境，訓練學生分析問題、作出決策、進行邏輯推理的能力，使學生提高學習歷史的積極性，鍛煉歷史思維能力思維能力，對歷史學習產生真正的愛好，產生對歷史學習的需求。而生活中電影、電視、網絡等媒介都可以變成學生學習的手段。這樣學生就產生了主動學習的意識，不僅局限于在課堂上獲得新知，課下也會主動地運用多媒體技術學習歷史。在學生探究方式中，學生通過多媒體技術獲得資料的方式變了，可以在短時間內快而多地獲取解決問題的信息，眼界大大地拓寬了，思維也更活躍了。由于計算機具有的交互性特點，學生可以及時得到在探究過程中的反饋信息，從而不斷調整或修改探索新知的方式或途徑。例如孟加拉裔美國人薩爾曼?可汗創立了一個旨在于利用網絡影片進行免費授課的可汗學院，學生可以通過訪問網站在網上學到關于數學、歷史、金融、物理、化學、生物、天文學等科目的內容。這樣學生的學習行為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就大大地拓寬了，而不止局限于在課堂上和在學校接受知識，在家里，在路上都可以進行歷史學習。可以說多媒體改變了學生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方式。

四、多媒體技術的運用有利于教師素質的提高

信息社會中的教育模式，使教師的權威不再建立在學生的被動與無知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教師借助學生的積極參與以促進其能動性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教師角色已由“獨奏者”向“伴奏者”轉變，多媒體教學技術為主流的現代教育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逐漸改變了教師在教育中的角色。在今后的教學活動中，教師不但是教育者，同時還是學習者，研究者。在當今信息激增時代，知識的更新和發展速度極快，未來社會是一個學習化的社會。而歷史是一門與時俱進的學科，如果老師僅僅局限于已擁有的歷史知識，顯然已經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學任務了。網上的歷史資源浩如煙海，從原始資料到最新動態，從很多沒有公開出版的書籍或發表的文章，到臺灣、香港和國外的很多研究資料、動態和教學情況無所不包。作為中學歷史教師必須具有終身學習的意識，必須不斷的充實自己，接受新的知識，轉變教育思想和觀念，緊跟時代的步伐。多媒體技術教學下還要求教師具備更高的教育科研能力，能夠研究在現代信息技術環境下學生學習的特點、規律和教學模式改革以及學生各種能力的提高等問題。在這個信息瞬息萬變的時代，掌握現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教學方法，是一個合格中學歷史教師的重要體現。各種多媒體設備只有在掌握了現代教育技術的教師中才能充分發揮其最大效能。因而教師需要不斷地進行多媒體技術及理論的培訓，掌握多媒體教學理論，課件制作理論及技術，能使用現代化教學手段，促進教學改革和發展。

第7篇：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大學；中世紀：人文知識

中國自“”后恢復高考制度已經30年了，國內各大媒體對這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進行了密集的報道。30年間，重新恢復的高考制度和逐漸規范化的大學教育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時至今日，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大學教育關系到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根本，它不僅對于傳播知識、提高國民的科學技術水平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于塑造人文精神、培育國民的道德情操和崇高信念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這件事不禁聯想起中國人在一百多年前創辦大學的情景。后，尤其是在前后，一批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如自強學堂(1893)、北洋大學堂(1895)、南洋公學(1896)、京師大學堂(1898)等相繼產生，從而揭開了中國大學教育的序幕。毋庸置疑，中國最初的這些大學都是以西方大學作為范本的。除了洋務派人士所創立的這些官辦大學之外，一些西方教會在中國所創辦的大學，如圣約翰大學、震旦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更是西方大學在中國的直接翻版。中國早年的一些教育家，如吳稚暉、、、蔣夢麟、梅貽琦等，也都是以西方大學的教育模式來建構中國大學體制的。就此而言，中國的大學制度，正如現今流行的另一些現代化體制(如市場經濟、民主制度、法制體系等)一樣，最初都源于西方。

西方的大學源遠流長、由來已久，至今已有800多年的歷史。早在基督教信仰一統天下的12世紀，西歐就出現了現代大學的濫觴。西歐的大學，尤其是法國、英國等地的大學，最初都是在基督教會的扶持之下發展起來的，它的雛形就是教堂學校或修道院。如中世紀西歐最享有盛名的巴黎大學，其前身就是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學校。后來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大學已經成長為一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強大社會力量，逐漸擺脫了教會的控制，形成了與教會、國家的三足鼎立之勢。大學從強化基督教正統信仰的堡壘變成了滋生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溫床。如果說13世紀的大學培養了一些基督教神學思想的理論臺柱(如托馬斯?阿奎那、波拿文都拉、鄧斯?司各特等)，那么十五、六世紀的大學則產生了一批激烈批判基督教傳統的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家(如伊拉斯謨和馬丁-路德)。

關于西歐最初的大學發展情況，正如中世紀的其他社會問題一樣，由于年代久遠和資料匱乏，仍然處于撲朔迷離的狀況中。在西歐早期大學研究方面，美國著名的中世紀史專家、在哈佛大學執教近30年的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教授(Charles HomerHaskins,1870―1937)無疑是國際學術界公認的權威人士。這位32歲就出任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的著名學者，不僅把文藝復興開始的時間向前推至12世紀(他的一部代表作就是《十二世紀的文藝復興》)，而且通過對大量原始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對中世紀西歐大學的興起情況進行了富有啟發性的研究。哈斯金斯關于中世紀西歐大學研究的一部代表作《大學的興起》(The Rise of Universities)(該書是以哈斯金斯1923年在布朗大學的三次講座為基礎整理而成)對西歐最早的大學發展、中世紀的教師與學生狀況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而又饒有趣味的探討。該書的中譯本最近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07年4月版，梅義征譯)，它使我們對中世紀西歐大學的總體情況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讀完哈斯金斯教授的《大學的興起》一書，對中世紀西歐大學留下了三點深刻印象：一是關于中世紀西歐大學產生、發展的歷史脈絡，二是關于中世紀西歐大學的基本面貌，三是關于中世紀西歐大學對后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就第一方面而言，哈斯金斯在掌握大量原始手稿、書信和其他材料的基礎上，為我們描述了西歐早期大學的形成過程。從11世紀末葉開始，由于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活動越來越頻繁(這既與有關，也與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由于商業和文化等原因與阿拉伯人的密切交往有關)，那些在西歐湮滅已久的古典文化成就，如亞里士多德哲學、歐幾里德幾何學、托勒密的天文學、希波克拉底的醫學，以及羅馬法文本等，紛紛流回西歐，從而開啟了“12世紀的文藝復興”。在這個知識復興的過程中，西歐的大學也應運而生，在一些零散的專業學校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普通研究班(StudiumGenerale)。這些普通研究班的聯合體被稱為Universitas，但是它最初的含義只是指一個行會式的學生社團或師生社團。在意大利的波洛尼亞和薩勒諾等地，在11世紀中后期就出現了以法學教育和醫學教育為主的大學雛形。而在12世紀的法國，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學校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最早的綜合性大學――巴黎大學。1200年，巴黎大學獲得了國王頒發的王室特許狀，從而使大學向學生所頒發的結業證書(學位證書)具有了法律效力(這種證書后來成為學生在歐洲各大學執教的必要憑h2)。剛建立的巴黎大學包括四個學院，即人文學院、教會法學院、醫學院和神學院，其中人文學院是教師人數最多的學院。

“大學”(Universitas)最初只是一個中世紀行會式的學生法人社團，它的宗旨是代表學生與大學所在城鎮的居民在房屋租金、書本價格以及教師薪酬等方面進行討價還價，與學習本身并沒有太大的關系。“大學”最初既沒有自己的校舍和教室，也沒有董事會或政府的財政資助，學生上課的地點通常是在租借來的教會廳堂或者學生宿舍，后者被叫做Colleges，后來就成為固定上課的場所，即“學院”了。在巴黎大學以及稍后出現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地，“學院”逐漸成為大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學生接受教育的場所，而“大學”本身的功能則僅限于舉行入學考試和授予學位等行政事務。

在12世紀后期，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一批英國教士遵從英王的命令離開巴黎大學，回到英國牛津鎮建立了大學，這就是牛津大學的開始。1209年，由于牛津大學的學生殺死了一位當地婦女，國王下令絞死了幾位學生，三千名學生離開牛津出走，其中一些人在劍橋鎮建立了普通研究班，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劍橋大學。至于歐洲的其他大學，如布拉格大學、維也納大學、海德堡大學、科隆大學、萊比錫大學等，都是14世紀以后才相繼出現的，這些大學在創建的過程中幾乎都是以巴黎大學作為范本。到了中世紀末期，歐洲已經建立了80多所大學，而近現代歐洲和美國的大學，可以說都是在中世紀大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對于中世紀西歐大學的基本面貌。哈斯金斯也作了

生動而具體的描述。在基督教信仰籠罩一切的特定文化氛圍下，西歐早期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重視邏輯學和辯證法。雖然這種以亞里士多德演繹三段論為基本模式的邏輯學和以抽象玄奧的神學問題為基本內容的辯證法具有濃重的形式主義色彩，但它畢竟培養了西方人注重邏輯思維的素養。哈斯金斯強調：“三段論法、辯論法、為支持或反對特定命題而依據一定的規范對論據進行整理，所有這些在一個法律與醫學并重、哲學與神學并行的時代，都變成了知識分子的習慣。”(第20頁)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西方學術傳統中注重邏輯、崇尚理性的精神傾向，即使是對于那些神秘玄奧的神學問題，也總是要用邏輯來加以論證(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中世紀神學家們對上帝存在的各種邏輯證明)。除重視邏輯之外，一般意義上的人文知識訓練也是中世紀大學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雖然中世紀的人文學科除了形式主義的邏輯學和文牘主義的修辭學之外，主要就是繁瑣抽象的經院哲學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但是它們卻被規定為法學、醫學和神學的共同基礎。當時的一個大學生，如果不首先修好“七藝”(即語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是不可能繼續去深造法學、醫學和神學的。這種注重人文知識的態度，對于我們當今急功近利的大學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中世紀的大學教育雖然難免受到基督教信仰和教會體制的掣肘，但是除了神學教育之外，在法學、醫學和人文學科的其他領域，教師和學生們仍然具有相當大的自由度。由于沒有經濟上的資助者和行政上的監管者，中世紀的大學是真正意義上的教授治校。“在很大程度上，大學是自我管理，敝帚自珍的。”(第32頁)在法律、醫學、數學等領域，人們可以自由地進行教學和爭論。在大學里可以接觸到原汁原味的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只是在涉及亞里士多德體系與基督教信仰的關系時，人們才被要求按照教會的正統觀點來進行理解。許多后來被教會斥為異端的思想，最初都是在大學里孕育的。更重要的是，從產生伊始，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就被國王們賦予了免受世俗司法審判的特權。1231年的教皇詔書不僅確認了教師和學生享有世俗豁免權，而且還承認他們具有“制定章程和條例，規范講座和研討的方式與時間、著裝”等權利。在貫穿于中世紀歷史的教俗之爭的背景下，教會與世俗王權都把大學作為爭奪的對象，其結果反而使大學對于雙方來說都具有了一定的獨立性。13世紀以后，教會雖然試圖加強對大學的控制，指派多明我修會和方濟各修會的那些信仰虔誠、學問精深的經院哲學家(如托馬斯?阿奎那等人)占據大學講壇，試圖把大學變成培養“上帝的學者”的場所。但是這種重視卻進一步使大學成為思想論爭的熱土，從而衍生出更多的異端思想。

中世紀西歐大學的學生生活更是豐富多彩，令人眼花繚亂。來自歐洲各地的大學生生性活潑、無拘無束、思想自由、行為放縱。他們愛吵鬧、好斗毆，經常與當地的居民發生沖突，雙方械斗致死的事情時有發生(上述劍橋大學的起源就與此相關)。在學生上課的學院周圍，有各種娛樂服務設施，如酒肆、妓院、糕點鋪、鐵匠作坊(大學生們通常都佩帶短劍)等等，一些行為不端的學生下了課就去青樓酒館尋歡作樂，放蕩形骸。中世紀大學生的這種自由散漫作風，一直延續到近代，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仍然可見一斑。在一些大學里，修辭學演變成為一種教大學生們如何以雄辯的方式來向家長索要錢財的書信寫作體例。在大學里還流傳著一些教學生如何邀請老師赴宴、如何請老帥免費沐浴的工具手冊，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讓老師在學位考試時高抬貴手。在這些工具書中，最有趣的一本名為《準備上大學并想在此賺錢的學生必讀》。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使得許多來自鄉村的學生都想方設法推遲畢業時間，以便在巴黎、牛津等尋歡作樂之地多享受一些人生的快意。

中世紀西歐大學對后世的深遠影響是《大學的興起》?書最富于啟發意義的地方。在中世紀西歐分散落后的封建社會中，大學不僅是保存和傳播知識的中心，而且是克服狹隘孤立的地方主義、維系思想文化的統一性和普遍性的重要堡壘。在“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莊園經濟和藩國林立的封建制度環境下，大學與教會一樣，成為把分散閉塞的歐洲社會統一起來的重要紐帶。如果說羅馬天主教會是通過有形的教階制度和教會組織把分散的西歐社會統一起來的話，那么大學則是通過無形的知識和思想把西歐社會統一起來。一個大學生，只要在大學里拿到了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這二者最初并沒有等級上的區別，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就可以到歐洲的任何一所大學里任教，這樣他就把同樣的知識和思想從巴黎和牛津帶到了羅馬、那不勒斯、布拉格、維也納、勃蘭登堡或者斯德哥爾摩。哈斯金斯在《中世紀觀念的傳播》一文(該文作為《大學的興起》一書的附錄)中寫道：“從其確切的定義來講，普遍性的教育是對各個國家的求學者開放的，教授和學生可以帶著書本、筆記和頭腦中的知識自由地從一個學校轉到另一個學校。這些條件保證了相隔遙遠的學術機構之間能夠很容易地進行交流，同時也便于受教育的階層快速地傳播知識。”(第92頁)在近代工業化進程在實踐領域中把西歐聯結成一個整體之前，中世紀的大學已經開始潛移默化地在思想領域中推進歐洲的統一運動了。

在中世紀，由于歐洲人尚未能掌握活字印刷技術，書籍的復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書籍和教材不僅數量極少，而且價格非常昂貴，絕非一般人所能問津。大學通過接受捐贈等途徑，積累了數量較多的書籍。事實上在中世紀，大學和教會、修道院一樣，成為社會上僅有的幾個書籍收藏所。在大學和教會之外，社會上通常是不會像今天這樣隨處都可以找到書籍的。教師和學生需要閱讀書籍，一般都是通過租借的方式，這樣費用既低廉，閱讀的范圍也要大得多。據哈斯金斯記載，早在1286年，巴黎大學就有138種書籍可供租閱；到了1338年，巴黎大學的索邦圖書館就已經擁有1722冊書籍了。這個數字如果與我們今天任何一所大學圖書館的藏書相比，都是極其可憐的，但是在當時，這個藏書量是相當可觀的，它幾乎已經包含了那個時代人們所能了解的一切知識。由于大學成為圖書租借和出版中心(中世紀寫書的人主要是大學教師兼神學家，他們寫的書通常都是作為大學教材)，所以大學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知識傳承和傳播的中心。中世紀知識的增長與擴散，就如同圖書館里的藏書一樣，是在大學里日積月累地發展起來的。

在哈斯金斯看來，中世紀大學留給現代人的遺產既不是建筑物(因為中世紀大學最初并沒有自己的建筑物)，也不是某種特定的教學形式和儀式，而是大學制度。這種制度首先表現為一種把教師與學生聯系起來的組織或團體，即大學，這種具有特定內涵的組織(它是以學術和思想作為唯一紐帶的)是任何其他社會組織都無法比擬和取代的。其次表現為一種學習課程的觀念，在其中學習的時間、主題和獲得學位的方式等都有著明確的

規定，這種規定使得中世紀的大學教育不再像古希臘的學園教育那樣具有隨意性。第三表現為學科的劃分和學院的設置，這種多學科的大學建制使得學生們不僅可以學到專業性的技能，而且也可以受到綜合性的人文知識訓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一種以學術為神圣的傳統，無論社會如何變遷和大學體制如何改革，“但大學的主業從來就沒有變換過，即：培訓學生和保持學習和探究的傳統。拉希達爾是這樣說的，中世紀大學值得榮耀之處在于‘學問的神圣化’，且這種榮耀和幻想還沒有從這個星球上消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中世紀的大學是現代精神的搖籃”(第16頁)。

第8篇：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范文

在距今約300萬年至1萬年的舊石器時代，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自然科學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然而科技自有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人與動物的最大差別在于人能有目的地制造工具并用于生產勞動。在打制石器，對弓箭、投矛器等遠射程復合工具的運用和用骨針縫制獸皮的過程中，遠古人類的大腦得到鍛煉，手也變得更加靈巧，這些都促使其有能力在長期生活的洞窟描繪出粗獷、生動、神秘的圖象符號。火的利用對人類的生活和生產都有巨大的意義。原始人類對火的利用，使他們逐漸改變了生食的習慣，增強了體質。用火照明和取暖，使他們擺脫了對黑暗的恐懼，也為洞窟繪畫提供了光源。用火燒過后留下的黑色木炭、紅色的火燒土或礦物質、動物血、土壤等，再摻和動物油脂制成顏料，繪出了至今色彩仍鮮艷奪目的歐洲洞穴壁畫。歐洲舊石器時代的洞窟藝術，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國南部的拉斯科洞穴壁畫、科斯凱洞穴壁畫和西班牙北部的阿爾塔米拉洞穴壁畫。這些壁畫多以寫實、粗獷和重彩的手法，刻畫原始人類熟悉的動物形象，達到了史前藝術的高峰，具有很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同時也體現了歐洲原始人類“最高科技水平”在繪畫當中的運用。

二、愛琴文明時期的科技與繪畫

在公元前2500年后，希臘愛琴海地區的冶金、金屬加工、建筑技術已經有了相當高的水平。這時的人們已經能夠制造復雜的金銀手工制品和繪制非常精細的圖案，舉世聞名的“瓦菲歐金杯”上面就飾有人類捕捉和馴服野獸的精彩場面。當時的建筑技術已經有了很高的水平，米諾斯王朝修建了規模龐大的克諾索斯宮，宮中的墻上繪有美麗的壁畫。這些壁畫藝術家對壁畫材料進行了認真的探索和研究，他們把這些壁畫直接畫在潮濕的石灰泥上，并涂上一層薄薄的透明液體，以防止褪色和干裂，所以這些壁畫雖然經歷了3000多年的歷史，仍然色彩鮮明。寶座殿墻上的《怪獸圖》《巴黎少女》《斗牛圖》等壁畫造型優美、線條流暢，色彩大膽鮮艷，體現了較高的造型能力和色彩運用能力。但由于對透視學和人體解剖學的不了解，畫面人物動作呆板、比例不夠協調，但愛琴文明時期的繪畫技術和表現方法對古希臘繪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三、自然科學對古希臘、古羅馬繪畫的影響

真正意義上的歐洲美術從古希臘開始。希臘美術的地理范圍以愛琴海為中心，因此被視為愛琴美術的延續。古希臘藝術的表現內容多以人為主體，他們熱情、真誠地表露出了人類豐富的情感，以及人類純樸的天性和對美的渴求。馬克思認為：“希臘藝術在某些方面是一種高不可及的范本，并且彰顯出永恒的藝術魅力。”

（一）古希臘人在數當中發現美的奧秘

在延續和發展愛琴文明的基礎上，古希臘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歐幾里德（EuclidofAlexandria)創造了幾何學；阿基米德（Archimedes）發現比重原理、機械學杠桿原理等，他在數學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被稱為數學之神；托勒密（PtolemaeusClaudiusPtolemy）創立的地心說統治了歐洲天文學界1400多年。這些都為希臘藝術的發展奠定了理性、科學的理論基礎。在希臘人的探索中，數、數學、幾何學在他們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數成為他們認識和衡量世界的基本準則。無論是人體、建筑、雕刻還是繪畫，均以數的觀念來作為判斷美的標準。雕塑、繪畫、建筑、音樂中比例關系的發現更堅定了藝術家的這種美學信念，著名的黃金比就是希臘人發明的。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對此進行過初步的研究，他們堅信數有比例、對稱、節奏、韻律等和諧的特性，因此他們認為美來自和諧。他們還對天體運動做出了美學解釋，提出了著名的“天體音樂”和“宇宙和諧”的學說，認為“和諧是許多混雜要素的統一，是不同要素的相互一致”。

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數學家歐多克索斯（Eudoxus）第一個系統研究了黃金分割這一問題，認為黃金分割具有嚴格的比例性、藝術性、和諧性，蘊藏著豐富的美學價值，應用時一般取0.618。如果客觀存在的物體符合這一比例的話，物體就會顯得更美、更協調。在當時的藝術家看來，最完美的人體是肚臍到腳底的距離/頭頂到腳底的距=0.618；最漂亮的臉龐是眉毛到脖子的距離/頭頂到脖子的距離=0.618，許多希臘人體雕塑比例也是如此，人們所熟悉的《維納斯》就符合0.618的黃金比例，使這座雙臂雖然斷失的雕像，在她優美、典雅的身姿和表情里，展現了女性無與倫比的美麗，成為青春、和諧的永恒象征，完美地體現出人類的高貴和尊嚴。希臘盛產蜂蜜與橄欖油，需要大量的容器來盛裝，使得制陶成為當時一項很重要的工藝。因此，現今我們所看到的古希臘繪畫，只能從形狀各異、用途不同的陶器上欣賞到。古希臘在陶器上的繪畫被稱為瓶畫，有“黑繪”“紅繪”和“白底彩繪”三種表現形式。由于對數的研究和運用，在“黑繪”和“紅繪”風格時期，畫面人物造型比例也多遵循0.618的黃金比例，在表現女性人物的時候，大腿修長，體型優雅勻稱；在表現男性人物的時候，都表現得身材高大，肌肉發達，四肢靈活強健。黑繪風格大師埃克塞亞斯（Exekias）的作品《擲骰子的游戲》，是很有名的陶罐繪畫，畫面兩個人物對稱而又不失變化，畫面人物體格強壯，身材勻稱，人物造型流暢而又豐滿，體現了古希臘繪畫優美、和諧、勻稱、典雅的美學標準。

（二）解剖學對古希臘造型藝術的影響

古希臘藝術家在繪畫過程中不滿足于對人體比例的研究，他們對人體解剖對畫面人物造型的影響也進行了深入的探索。赫羅菲拉斯（Herophilus）是希臘最早有名的解剖學家，他當眾進行了600多次解剖表演，刻苦鉆研了人體結構和動物結構的構成關系。在醫學解剖的影響下，古希臘藝術家對畫面人物的表達又增加了新的美學判斷標準。他們都普遍認為：“美是觀照的對象，藝術是對美的模仿，對真的認識同時也是對美的體驗。”在雕刻方面，雕塑藝術家對人體骨骼、肌肉和結構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米隆的《擲鐵餅者》《維納斯》就是當時人體藝術的經典代表作品。當時的瓶畫作品也表現出了藝術家對畫面人物的解剖、結構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在黑繪風格時期，藝術家在黑色的人物輪廓上面用線條刻出人物或動物的結構、肌肉、肢體運動的相互關系；在紅繪風格時期，藝術家充分發揮線條的表現力，能夠靈活自如地運用各種線條刻劃人物動態表情，能夠比較準確地表現出頭、頸、肩的運動關系和軀干部分、四肢部分的肌肉結構，人物更接近寫實的手法，解剖也較為準確。代表作品有《戰士的告別》《伊娥和門農》《藝伎圖》等。（三）光學研究對畫面透視的影響古希臘人從來沒有放棄過在平面的媒介上表現物體體積和縱深感的研究。歐幾里德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從幾何光學的角度初步探究了視覺透視原理，著有《光學》一書。書中研究了透視問題，掌握了斜射光的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原理等，認為視覺是眼睛發出光線到達物體的結果。托勒密（Ptolemaeus，ClaudiusPtolemy）探究了光的反射和折射原理，也著有《光學》一書。

第9篇：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科學技術史　教學　原則與方法

[作者簡介]曲用心。廣西民族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工學博士，廣西南寧530006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07-0199-03

科學技術史是展示人類社會發展軌跡的重要窗口。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開展科學技術史教育。不僅可以影響國家現實的科學技術、教育和其他相關政策，而且特別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綜合素質。本文從科學技術史的教育功能分析人手，提出了高校科學技術史的教學原則和方法。

一、科學技術史教育的重要意義

科學技術史是關于科學技術產生、發展及一般規律的科學，它作為一門跨學科、跨專業的綜合性學科，對于大學生有著特殊的意義。筆者認為，開展科學技術史教育的重要意義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有助于學生從歷史的角度認識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史記述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歷程，通過學習科學技術史。可以使學生把科學技術了解為一個動態過程，而不是科學技術知識的現成結論。通過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邏輯的歷史分析，可以幫助學生認識科學技術的本質，更準確地理解科學概念、原理的演變過程，認識科學技術發展的批判、繼承關系。分析科學技術產生、發展的脈絡及歷史演變；可以幫助學生較準確地把握科學技術的生長點、突破，預測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

2　有助于學生從社會的角度認識科學技術

科學是一種社會建制，它不是象牙塔中的知識，科學技術史不僅對科學技術發展本身進行邏輯分析，而且對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的人文、社會因素進行分析。科學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被法西斯用來殺人；人們在享受著科學技術帶給人的豐富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同時，也面臨著環境破壞和生態危機的種種威脅，這即是科學發展付出的代價，它的最終解決也必然依靠科學技術。了解科學技術的社會性、人文性以及科學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對于學生有著重要意義，它可以使學生對科學技術有更加全面的認識，對于未來的科學技術決策有重要的潛在意義。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面向21世紀的技術人才不僅需要有較高的專業水平，而且需要有豐富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即文理兼容的復合型人才。科學技術史作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交錯的綜合性科學，可以起到溝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橋梁作用，這是科學史特有的優勢，因而科學史的教學對于文理滲透的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具有積極的作用。

3　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

科學態度是科學教育的重要目標。簡單地說，科學態度就是面對實際問題時能遵循事物本身的規律，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通過科學技術史教學，使學生認識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規律，進而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項重大科學技術發明創造都與社會需要有著內在的聯系。而其本身又有自身的規律。任何脫離社會、違背規律的發明創造不可能存在。如造紙術的發明就是適應了漢朝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發明后又推動了人類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

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科學史就是科學精神形成、發展和傳播的歷史。科學技術不僅是人類物質文明的決定因素，而且科學活動中所體現的科學精神正成為人類精神文明的構建因素。科學精神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幾個方面：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實事求是的嚴謹精神，批判創新的進取精神。互助共進的協作精神。而科學技術史正是科學精神的最集中的載體。通過科學史的教學，可以使學生了解這些科學精神。弘揚科學精神，對于人類文明的進步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科學家的科學精神和科學道德修養對正處于世界觀的形成期的大學生的世界觀形成會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4　有助于學生樹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

縱觀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會帶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從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得出的必然結論。通過對科學技術史的學習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信心，明確自己肩負的重擔，努力掌握科學技術。為將來投身經濟建設的主戰場作好知識準備。

5　有助于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我國古代在農學、醫學、水利、機械、建筑、橋梁、礦冶、陶瓷、紡織和造紙等各技術領域都有博大精深的技術成就，在大學各有關專業里開出各種技術史課程，不僅有益于各專業的學習，更可以。細雨潤無聲地對大學生們進行全面的素質教育。具體來說，船尾舵、指南針、水密艙壁和車輪舟，這是中國古代造船術的四大發明，推動了世界造船技術的進展。大學生們在學習和掌握中國造船史資料的同時，愛國主義的情懷持續不斷地浸潤他們的心田。對于學習理工科的大學生來說，這也是―個極好的人文科學素質的培養和鍛煉，對于后續的畢業論文和畢業設計也是有益的。

二、科學技術史教學需要把握的三個原則

(一)內史與外史相結合的原則

科學技術史屬于歷史范疇。但又是介于科學技術與史學問的邊緣學科，是聯系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橋梁。科學技術內史要求了解和研究自然科學與技術的原理、造就過程和內部規律性，科學技術外史又要求我們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科學技術和社會作出統一的研究和表述。哲學、政治經濟學的建立得益于它的創始人對近代科學技術史的研究。而今天科學技術史的教學也理應滲透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滲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對立統一的教育。

(二)中與西相結合的原則

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世界科學技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國的李約瑟博士說：“在人類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國人是有過貢獻的。而且貢獻是偉大的。”他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的。許多西方學者，或由于對中國的無知，或出于種族偏見。或出自對科學技術定義想當然的解釋，或采取了以已今日之長掩蓋昔日之短的思想方法，始終無視、貶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成就，甚至一些國內學者也自我貶低。因此，加強歷史唯物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教育，展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本來面貌，就成了科學技術史義不容辭的任務。中西結合就是要注意橫向比較。在古代部分，既應弘揚中國科學技術的輝煌，指出西歐中世紀科學技術的落后，又應突出古希臘科學的開放和理性傳統；在古代向近代的過渡部分，需明確指出，西歐中世紀少數科學。如物理

學與技術如水輪、鐘表中長期積聚的潛能與對中國四大發明的研究和改造相結合，再輔以古希臘優秀科學傳統的恢復和發揚，形成了西歐天文學、力學、機械學的優勢。在此基礎上。產生了近代的第一次科學革命和第一次技術革命。而同時期的中國卻發生了相反方向的轉化。循此前進，一方面是西方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幾乎壟斷了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源頭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國被遠遠地拋在后邊，半殖民地中國的科學技術基本上已是西方的舶來品。

(三)古與今相結合的原則

這是因為，一方面，科學技術近現代史內容量的增加，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越來越大。以至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也只是到了當代才能提出；另一方面，距離當代愈近，科學技術與現實生活的貼近度愈高。對受教育者的啟示更直接、更親切。因此，要古今結合，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既從古代科學技術發展汲取經驗和教訓。也從當代科學技術發展中汲取力量。

三、《科學技術史》教學方法

科學技術史是一個蘊含著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的巨大寶庫，從科學技術的歷史發展中。大學生不僅可以接觸到大量自然科學知識，而且可以開闊大學生的視野，活躍學生的思想，對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起到積極作用。但這種作用的發揮有賴于科學的教學方法。筆者通過幾年來的教學實踐總結出以下方法：

(一)啟發式教學方法

強調大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堅持教師主導和學生主體相結合。教學過程中注意啟發和引導對科技史的理解和掌握，重視非智力因素在教學過程中的作用。把握傳授知識和培養能力的關系，使學生在科技史學習中實現掌握知識和能力培養的有機統一。同時。重視教法和學法的結合及其轉化，培養學生學會學習。

(二)計算機輔助教學方法

充分利用現代多媒體信息量的特點，實施計算機輔助教學，培養和開發學生的形象思維能力、綜合思維能力和創造性思維能力。一是利用計算機輔助教學，優化課堂教學藝術。講究教學藝術，教師不但要向學生傾注感情。要有激情，要注意語言的規范、簡潔，并配合教學內容適時的聲情并茂，還要注意板書的工整、扼要，同時還要利用多媒體計算機結合知識點巧妙地設計一些小故事和生動的畫面，創造出美好的情境。二是利用計算機輔助教學。通過有效創設情境。突出重點，突破難點。科學技術史是一個靜態的已經發生的歷史，將其放在一個動感活潑的環境中，更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多媒體計算機系統有優美的圖像、動聽的音樂，有趣的動畫，是創造這種情境的最佳工具。在多媒體計算機的輔助教學下，使靜態變為動態，抽象變為形象，教學效果較好。三是運用計算機充分及時出示課堂練習，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在課堂練習鞏固中運用計算機輔助教學，可以省去板書和擦拭的時間，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向學生提供大量的信息，提高學習效率。四是運用計算機輔助教學，讓生活走進數學課堂，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能力。現實的生活材料，不僅能夠使學生體會到所學內容與自己接觸到的問題息息相關，而且能夠大大調動學生學習科技史的興趣，使學生認識到現實生活中隱藏著豐富的科技問題。

(三)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是一種以案例為基礎的教學法(came一hased teaching)，案例本質上是提出一種教育的兩難情境，沒有特定的解決之道，而教師于教學中扮演著設計者和激勵者的角色，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討論；不像傳統的教學方法，教師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扮演著傳授知識者角色。案例教學的實質是開放、互動，強調大學生的高度參與。教師的重要職責是創造良好的教學環境。激發大學生的學習興趣，保持大學生的學習動力，從而保證科技史教學的順利進行。

案例教學法的過程大致可以歸納如下：(1)收集科學技術發生發展的情境資料；(2)將所收集資料形成教學案例；(3)進行班級團體討論或班級小組討論；(4)討論中，成員輪流擔任領導者角色；(5)歸納各組或團體意見。在案例討論過程中，可以質疑他人的想法，學習如何發問，進而學習到獨立思考、與人相處、解決沖突、尊重他人等能力。

(四)共同討論教學方法

鼓勵學生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徑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助于鍛煉學生的思維靈活性。通過共同討論，不但可以強化學習的效果，而且可以鍛煉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同時方便教師檢查學生的學習效果和能力水平。

[參考文獻]

[1]宋海龍，白全貴，陳雷，工科院校科學技術史教學與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J]，河南紡織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2)。

[2]侯二朋，中固古代科學技術史課的教學改革和實踐[J]，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漢文綜合版)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