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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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范文

關鍵詞：標準化；聯盟標準；推廣與制定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由于互聯網、計算機、通訊等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信息技術領域的技術與產品的生命周期愈來愈短，技術創新與變化的速度大幅度超過了傳統的組織、制定標準的速度。處于這類技術快速發展的領域中的企業逐漸認識到盡早制定新技術規范，快速打開市場的重要性。然而，若完全通過正式標準制定程序與途徑，形成標準的過程與時間明顯過長。單個企業由于企業規模等方面的局限性，難以完全左右市場，無法獨自控制標準。因而，具有共同市場利益的企業需要相互妥協，最終形成企業聯盟，以便共同制定聯盟標準。

一、聯盟標準產生的時代背景

企業聯盟指的是與某項新技術相關的單位、企業以及研究機構在特定時間段，為了促進、強化基于新技術的產品或服務取得更大的商業成功而組成的聯盟。企業聯盟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制定正式的標準，而是針對某項技術標準取得協商性的一致或促進某項技術標準的應用與推廣。聯盟中的企業、研究機構在制定標準上具有相互合作的工作性質，但是在產品市場與研發方面又是相互競爭的關系。

作為正式標準的補充內容，聯盟標準可以利用其對市場需求響應及時、制定速度快、標準推廣高效、知識產權政策靈活等種種優勢，在國家經濟與市場體系中發揮愈發重要的作用。信息通信等技術告訴發展的領域中，以企業聯盟形式制定標準的現象也隨時間的發展愈發普遍。常見的例子有閃聯、DVB聯盟等等。這些以企業為主體構成的標準聯盟正逐漸成為市場上標準制定的中流砥柱。

二、企業聯盟的標準化

1　聯盟標準的制定

企業聯盟一般是由多家企業或者科研機構組成的、結構較松散的、非公司性質的團體。在組織結構上，企業聯盟基本上是由一個成員代表組成的成員大會，是該聯盟的最高權力機構。聯盟的內部常常又設有知識產權委員會、技術委員會、公共關系委員會、和審計委員會等。在技術委員會下又設有眾多的專題工作組、分技術委員會等負責該聯盟標準的制定與起草工作。聯盟一般還會設有秘書處，作為企業聯盟的協調機構與行政機構。

企業聯盟的重要任務就是制定聯盟標準。聯盟的成員所提出的標準項目的建議，通過聯盟技術委員會審核后組建標準工作組。標準初稿通過技術委員會同意后，再向聯盟成員征求建議。在處理和考慮所有的意見后，再讓聯盟成員投票。如果投票通過，在經過聯盟理事會批準，就形成了聯盟標準。有些聯盟會將最終形成的聯盟標準交給正式的標準組織通過正式標準的審核程序從而形成正式標準。在這一標準的制定過程中，聯盟的知識產權委員就會負責解決標準中所涉及到的專利等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

2　聯盟標準的推廣

對于企業聯盟來說，聯盟標準的實施與推廣是實現該聯盟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

聯盟標準轉變為正式標準，更容易獲得生產廠商和消費者的信賴，同時也有利于聯盟標準的實施與推廣。但是標準推廣的成功與否，并不是指將該標準交給權威的標準組織使其成為正式標準，而是要在行業領域內擁有足夠的使用者從而使該標準轉變成為業界里面事實性的標準。從而成為正式標準只是聯盟標準推廣的一個主要策略。

企業聯盟主要通過宣傳、公關、廣告以及認證和許可活動來實施聯盟標準。例如：注冊一個與聯盟標準有關的標識和商標、對符合聯盟標準的產品進行產品認證和合格評定、要求符合標準的產品加注標識等。利用商標許可和標準認證，不僅可以提高聯盟標準品牌的知名度，還可以推進聯盟標準的發展，并且達到保護知識產權、抵抗競爭對手等目的。許多聯盟還通過優惠的或免費的知識產權的許可策略來推廣聯盟標準，更有甚者，以提供免費的培訓和資源來促進標準的應用實施。

三、企業聯盟標準的發展建議

為了讓企業聯盟標準更加富有生命力，根本方法是管理與創新上做文章。重點要解決標準脫離企業實際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也是企業標準化進程推進過程中的一個共性的問題。目前，大多數企業的管理者對標準的態度還是被動地接受，標準工作在企業管理工作中不不受重視、沒有地位、難有作為。如果企業聯盟標準的組織者希望實現管理角度的突破，就要在主觀上解決被動到主動的問題，盡可能將企業標準工作的作用前移，讓企業經營者能夠認識到標準不僅僅是用于產品檢驗之用，同時還要貫穿到產品設計、質量管理、品牌建設等等環節中，從而體現行業標準在各個生產環節的增值作用。

為了積極應對企業聯盟標準化的新趨勢、新需求，我國政府應當充分利用聯盟標準的作用和特點，支持、鼓勵企業聯盟的發展，積極培養具有自主創新成果的優秀聯盟標準。引導國內企業在自主研發領域形成創新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標準和知識產權的有機結合來組建企業聯盟，制定聯盟標準，最終通過聯盟標準，開拓市場，促進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市場化。

第2篇：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范文

關鍵詞：三元悖論；金融安全；資本流動；人民幣區域化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志碼： 文章編號：1007—5194（2012）04—0093—04

作為經典的金融理論之一，“三元悖論”反映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穩定性、資本自由流動性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不可得兼的矛盾。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下，中國經濟中的“三元”的現狀及變化趨勢是決定中國金融穩定的核心因素。從“三元”角度對影響中國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進行剖析，研究如何在不斷開放的背景下防范金融風險，預防金融危機，確保國家金融、經濟安全，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三元悖論”理論簡述

1999年，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其著作《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提出，宏觀經濟通常有三個目標——以靈活的貨幣政策來應付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的威脅；以穩定的匯率使商業活動不至于面對太多的不確定性；讓國際商業活動自由進行，特別是讓人們自由地買賣外匯，以維持私有經濟的精髓。但各國最多只能達到兩個目標：要么放棄匯率的穩定性，像美國和澳大利亞那樣實行浮動匯率制；要么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像阿根廷那樣實行固定匯率制，甚至像歐盟國家那樣取消本國貨幣；要么放棄完全的自由市場原則，實行資本管制。保羅·克魯格曼明確提出了“三元悖論”的原則：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這三個目標不可調和，同時最多只能實現兩者。

二、中國經濟中的“三元”分析

（一）發展過程與現狀考察

1.資本流動

（1）資本和金融賬戶逐步開放。我國于1996年12月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的第八條款的第2、3、4條義務，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下可兌換。與此同時，我國資本賬戶的開放也在積極有序地推進。從2001年加入WTO開始，我國逐步加快了資本賬戶的開放步伐，初步形成了跨境資本雙向流動的格局，主要表現在：一是資本流入已達到相當規模；二是對外資本輸出逐漸增多；三是利用外資渠道多元化，交易規模迅速擴大，并從最初的較為單一的融資渠道，如外商直接投資設立企業，擴大到境外發行債券和股票、境內發行外資股、兼并收購等多種形式。

（2）大量隱性資本流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出現了嚴重的資本隱性出入現象。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每年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從1996年到2008年間，我國凈誤差與遺漏賬戶余額4次為正、9次為負，2001年以前都保持負值，存在隱性資本的流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由于存在人民幣貶值的預期，我國的資本外逃規模進一步擴大，其數額在1997年和1998年分別為364.74億美元和386，37億美元。2005年和2006年，在我國面臨資本流入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的情況下，該數值依然連續兩年為負。

2.人民幣匯率制度

1994年-2005年，我國實質上是以釘住美元為主的固定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長時期保持在1美元兌8.27-8.30人民幣左右的水平，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處于一種超穩定的狀態。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6年3月1日，央行宣布實行“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匯率原則。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根據我國經濟、特別是對外經濟發展，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給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出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使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具靈活性。

3.貨幣政策

我國1994年后的貨幣政策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4—1997年。貨幣政策主要目標是對付通貨膨脹。第二階段，1998—2002年。我國經濟出口量開始大幅下降，總需求嚴重不足，出現了通貨緊縮的趨勢。貨幣當局轉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采用了一系列擴張性貨幣政策工具。第三階段，2003年至今。貨幣政策轉為緊縮性政策，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防范房地產信貸風險、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等。

加入WTO后，隨著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自由化的推進，為維護匯率穩定，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強烈沖擊，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發生了幾次明顯沖突：1994—1996年抑制通貨膨脹與人民幣緩慢升值之間的沖突，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迅速下降和抑制通貨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2003年以來人民幣升值壓力和國內投資過熱的沖突（2005）。

（二）發展趨勢考察

1.資本自由流動趨勢不可逆轉

當今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一體化勢不可擋，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趨勢越來越顯著，而目前我國資本項目還存在著一定管制，這與經濟、金融自由化深化的趨勢相悖，也產生了嚴重弊端：妨礙國際貿易的發展，扭曲資源的合理配置，制約金融服務的專業化。我國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制將會逐步放開，而不斷增強的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可能會在未來中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資本自由流動加強的趨勢不可逆轉。

2.深化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盡管自2005年7月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開始升值，但是這一過程相對緩慢。在資本自由流動日益加快的客觀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制度對貨幣政策存在制約。一是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制約。二是貨幣政策的部均衡目標難以實現。特別是在這幾年宏觀經濟過熱時，貨幣政策難以兼顧內外均衡兩個目標的弊病表露無遺。三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受到限制。外匯儲備的增減是影響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之一。外匯儲備的波動將造成人民幣升值或貶值的壓力，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空間和有效性將減低。因外匯占款而投放基礎貨幣，央行一般會進行“對沖”操作。在控制匯率波動幅度的情況下，基礎貨幣投放渠道與貨幣供給結構的改變，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

2010年6月，央行在其官方網站上新聞，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被認為是中國重啟匯率制度改革的信號。盡管人民幣匯率不會進行一次性重估調整，但根據“三元悖論”原理和對我國經濟中的“三元”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必將繼續深化。

3.人民幣區域化勢頭明顯

2009年7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銀監會共同制定、公布實施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隨著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增長較快，企業和銀行對用人民幣進行跨境貿易結算的需求不斷增長。2010年6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地區由上海市和廣東省的4個城市擴大到北京、天津、、新疆等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另外，廣東省的試點范圍由4個城市擴大到全省，增加上海市和廣東省的出口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企業數量；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境外地域則由港澳、東盟地區擴展到所有國家和地區。

全球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已成“不可逆轉”之勢，新興經濟體貨幣國際化會明顯加快，特別是人民幣國際化將有序推進。央行積極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同時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范圍，旨在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三、從“三元”看后金融危機時期中國金融安全的影響因素

（一）資本流動與中國金融安全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國際過剩貨幣供應量時刻在尋找出路是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誘因。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早已成熟，這些資金在那里很難找到獲利的機會；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不成熟，金融監管不到位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剛剛放開資本市場的國家將成為這些游資追逐的目標。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很好的例證。

隨著我國金融開放的不斷深化，資本項目的開放勢在必行，開放便利了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如果經濟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吸納驟然流入的巨額資金，大量投機性很強的套利資金流入股市、匯市等短期資本市場以牟暴利會引發市場動蕩，給國際收支平衡和金融穩定帶來嚴重威脅。特別是在我國尚未解決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的情況下，資源和流動性的迅速增加不僅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反而很可能會刺激金融資產價格過度上漲，進而促使經濟泡沫化，最終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脆弱化。

（二）貨幣政策獨立性與中國金融安全

資本市場的開放使宏觀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更加困難。盡管目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劃分的資本交易項目中，我國有一半左右的交易項目受較多限制甚至嚴格管制，但目前我國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已經不可低估，而且我國逐步放松資本流動管制的趨勢不會逆轉。在資本賬戶管制逐漸放松、人民幣匯率升值波動趨穩的條件下，根據“三元悖論”原理，貨幣政策獨立性會受到重大影響。如果貨幣政策這個主要的經濟金融政策工具喪失了獨立性，那么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失衡問題就少了一個有效的解決手段。特別會對銀行的脆弱性產生影響。因為，銀行業開放對銀行存款和貸款的影響將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清償能力，如果東道國的當地銀行相對缺乏效率和資本，會引起貨幣大幅度貶值，大批金融機構倒閉，金融崩潰，經濟倒退，社會動蕩。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與中國金融安全

1.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實體經濟

2005年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的金融安全狀況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匯改后我國宏觀經濟保持平穩運行，經濟增長率連續3年保持在雙位數以上；隨著人民幣匯率的逐步趨于靈活，貨幣政策也取得顯著效果；國有銀行改革也加速進行，不良貸款率逐年下降。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的高度國際化，特別是具有外貿依存度高達70%-80%特征，因此當世界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時，實體經濟波動會相當明顯。2008年起，受人民幣升值和經濟危機影響，實體經濟出現下滑，實體經濟出口額下降。據海關統計，2008年前11個月我國對外貿易增速達20.9%，其中出口增長19.3%，11月起我國外貿進出口形勢急轉直下，進、出口雙雙逆轉為下降，2009年1月我國進出口總值為141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出口額回落導致大量企業減產甚至倒閉。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的報告顯示，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在出口大戶紡織業中，倒閉的中小企業更是超過1萬家，2/3的紡織企業面臨重整，超過2000萬工人被解聘。實體經濟的下滑影響了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并造成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進而對金融安全構成威脅。

2.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制約因素

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目前仍存在一些制約因素。一是缺少匯率風險規避機制。新的匯率體制下匯率將具有更大幅度的彈性，市場主體將不可避免遭遇到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我國現有外匯市場體系在交易品種和規模上都遠達不到避險要求。二是巨額外匯儲備無法有效運轉。2011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達31811.48億美元，其中很大比例是美元及美元面值的債券，隨著人民幣不斷升值，外匯儲備不斷縮水，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改革問題也浮出水面。在目前外匯管理體制下，中國人民銀行依靠發放央行票據來勉強維持外匯供給平衡，而吸納外匯儲備卻造成了金融系統的流動性過剩，不僅增加了流通中的人民幣數量，也造成了人民幣單向升值的壓力。三是出口企業如何應對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超出預期，出口企業能把以美元計的成本提高轉嫁到更高的產品價格上，那么出口需求將會降低；如果出口企業無法轉嫁成本，那么其利潤率將會受到擠壓。這兩種情況都將抑制出口部門產能的擴張，也將對宏觀經濟增長造成制約。這些制約因素如不得到有效解決，必將對金融體系穩定構成一定風險。

（四）人民幣區域化與金融安全

1.人民幣區域化微觀經濟基礎薄弱

推進人民幣區域化進程，需要牢固的微觀基礎。人民幣區域化要求中國的銀行和企業走向世界，需要擴大商業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或者行網絡覆蓋范圍，將人民幣的跨境流通納入商業銀行體系，提高人民幣國際清算服務的便捷程度。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剛起步。人民幣區域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也使國內金融體系在國際市場范圍內面臨更多的風險暴露。人民幣一旦實現可自由兌換，國際游資可自由出入，在企業和國民缺乏風險意識和規避風險能力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和金融安全將面臨嚴峻挑戰。

2.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對金融安全的影響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即將全面展開，是人民幣區域化進程的重要一步。一是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解決的是貿易便利化問題，資本及金融賬戶交易的人民幣結算解決的是投資便利化問題，將有助于推動我國資本及金融市場的開放。跨境資本流動數量增加，頻率升高，跨境資本流動影響越來越大，對金融安全的影響也就越大。二是人民幣用于國際結算后會形成境外人民幣債權。當這種債權達到一定的規模后會產生如下問題：一是海外持有的規模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我國央行在海外的信譽、宏觀調控能力以及金融監管的信心。二是貨幣供應量能否再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需要考慮。因為人民幣跨境結算加大了人民幣的跨境流通，這部分資金將更多地隨著境內外、本外幣的兩個市場的收益率變化而流動，使得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渠道發生變化。三是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與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范圍，這兩項措施實際是相互關聯的：從短期看，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業務規模擴大有助于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相對增加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降低了匯率風險。從中長期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將為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業務帶來契機，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增加有助于人民幣趨于市場化及企業對匯率風險的測算，有利于推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業務的全面展開；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規模的增加又會使人民幣實際需求量及供求關系更加顯現，從而有利于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

3.人民幣區域化需承擔的國際責任可能過重

第3篇：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范文

在西方資本結構理論中的MM無關性理論（ModiglianniandMiller，1958）提出之后，人們就始終沒有停止過對所謂“資本結構之謎”問題的爭論和研究。尤其是近年來，資本結構理論作為公司財務理論中一個重要而復雜的問題，得到了廣泛關注和發展。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已經逐漸運用到企業實際操作中的資本結構理論，帶來的更多的必然是理論與實踐的相互演進和考證。按照優序融資理論，企業經營者在進行融資選擇時，會按照以下順序進行選擇：企業內源融資――>對外債務融資――>對外股票融資。但我國的企業融資情況，眾所周知，帶有中國特色，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會首選股票融資來獲取資金。可以明確的指出，這種情況同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轉制企業）獨特的股權結構有著必然的相關性。因為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市場規律的產物，而取決于政府有關部門做出的決策。需要考察的是，這種獨特的股權結構是怎樣影響著資本結構的選擇，從而最終反映在融資方式上的？資本結構分析的基本目的在于為與企業資金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當事人提供一些盡可能量化的依據，而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形成和變動又有其特定的背景。本文試圖以資本結構理論為基礎，選取相關數據，通過SPSS統計軟件做出一些實證的考察；針對我國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制度安排和獨特的股權結構特征，來探討股權結構與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1）MM無關性定理的簡要闡述。Modiglianni和Miller（1958）在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財務與投資理論》中證明了著名的MM理論即“無關性定理”――無所得稅情況下資本結構的無關性。MM理論使資本結構理論成為一種嚴格、科學的理論。MM定理1―無所得稅情況下資本結構的無關性。在沒有所得稅的完善的市場條件下，假定企業存在一個確定的投資政策，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現金流量的市場總價值無關。按照MM理論的假定：沒有企業所得稅，無市場交易成本，債務是無風險的（對債權人而言），資本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還假定如果兩個企業m和n被所有的投資者認為是相同的，即兩個企業可產生相同的現金流Yn、Ym，也就是Yn=Ym。因此，兩現金流量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并且相關系數為1。在這些假定下，MM理論可以簡述如下：在完善的市場下，企業的均衡市場價值與它的債務權益比是無關的。MM理論是從嚴格的邏輯證明推導出的結論。在完善的市場條件下，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方法進一步證明了MM定理是成立的。MM定理2―考慮企業所得稅的MM定理。如果考慮企業存在所得稅的情況，前面所述的無企業所得稅的MM定理結論已不再成立了。這種情況下，MM定理可以表述成這樣：在完善的市場條件下，如果企業需要交納所得稅且借款的利息可在稅前作為費用支付，則有舉債企業的市場均衡價值為Vn，Vn=Vm+tBn。Vm是無任何借款和規模相同的企業均衡價值，t是企業所得稅率，Bn是企業債務的市場均衡價值。這一結論表明，企業價值與企業舉債量成線性關系，舉債越多，企業價值就越高。顯然MM理論的假定是嚴格的，也沒有過多的考察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他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指出了建立更有效的資本市場的標準。我們研究股權結構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在我國不完善的市場條件下進行的。不完善市場條件的存在，并不是對完善市場條件下MM理論的否定，而是以完善市場條件下的財務理論為基礎的。這也是本文闡述MM理論的初衷。（2）資本結構的理論。Masulis，R.W，A.N Korwar （1986）在M-M理論的基礎上，從成本的角度研究了資本結構問題。他們認為，公司可以通過發行新股或增加舉債來實現融資。當公司通過發行新股來融資時，隨著公司外部股東持股的增加，公司管理者對外部股東的權益成本會不斷增加；而當公司通過舉債方式來融資時，隨著負債程度的增加，公司管理者就更有動力利用債權人的財富為自己或代表的股東牟利，從而造成股東對債權人的負債成本不斷增加。由此，公司在進行資本結構的決策時有必要在這兩種成本之間尋求一種均衡。而此均衡點也同時決定了公司合理的股權結構和資本結構。這種成本的選擇過程，也正是我們所強調的資本結構本質的探求過程。應該承認，這種理論可以讓我們更深刻的了解到資本結構的形成機制。但是詹森與麥克林的理論并未去探討股權結構等宏觀因素是如何影響資本結構選擇的。可能的原因在于：他們所研究的企業股權結構特征沒有我國企業這么獨特。

（二）國內文獻 從國內來看，許多學者也從不同角度研究了各種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中山大學的顧乃康和楊濤選擇國家股、法人股、公司成長性、企業規模、資產擔保價值、非負債稅盾（如折舊）等變量作為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采用橫截面和時間序列混合檢驗的方法進行了回歸分析。南開大學的劉冬和李雪蓮則從現代資本結構理論角度對企業最優資本結構進行了界定，并就如何優化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提出了建議和實施途徑。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的李雯也在資本結構的基礎上探討了不同的股權結構對上市公司融資方式偏好的影響， 并提出中國的上市公司有著與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相違背的融資結構：即上市公司普遍偏好于股權融資。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不同類型股份在投資形式、投資成本和股東權益等方面有著不同的內涵，從而增加了股權結構的復雜性。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復雜性必然給公司治理帶來特殊的影響。鑒于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現狀，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分析，進而提出了本文的假設。國有股的存在表現出了我國上市公司的獨特性。國有股的持股主體主要有：行業主管部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國有資產委員會、集團公司、地方政府。有些國有股甚至沒有明確的持股主體。但是無論誰代表國有股，都無法承擔其應有的責任，也沒有直接的利益激勵其提高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使國有資產收益達到應有的水平，這就實際上造成了國有股產權虛置。由于國有股權沒有形成人格化的產權主體，對公司的監控約束機制難以建立，這種缺陷的制度往往容易衍生經營性道德風險，因此國家股的存在將加劇公司的內部人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當國家股比例增加時，會進一步降低公司的價值。這種降低直接反映在股價和公司市值上。這種公司價值的降低是內部人不可接受的，因為這種直觀的降低更容易被所有者覺察，不但損害自己的利益和形象，還會喪失許多消費和機會。因此經營者（內部人）偏好于更多的隱蔽性負債融資。所以國有股比例越大，就越有可能產生內部人控制問題，對內部人的監督控制就越弱化，內部人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融資方式的可能性就越大。鑒于內部人轉嫁風險的便利性和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假設：

假設1：國家股的比例與負債的比率呈現出正相關關系

法人股既與追求短期資本利得的外部流通股不同，也與流動性很差且缺失產權主體的國家股不同。法人股相對具有控制和監督管理者行為的內在激勵。法人股具有相對明晰的產權關系和明確的投資主體，因而具有積極參與公司治理的動力。反映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在選舉的董事會和監事會中都有法人股東代表。法人股東基于其市場化程度更高和更規范的特性而偏好于債務融資。因為債權融資所具有的避稅功能和會給經營者帶來更大壓力的衍生作用能更好的保證法人股東們的利益。在完善的市場條件和合理的治理結構安排下，考慮到法人股東在公司治理結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法人持股比例越高，對管理者的監督作用就越大，反映在融資方式上就更趨向于債務融資。因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法人股比例與債務比率呈正相關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上市公司非國有法人股所占的比重比較小，力量很弱，對公司治理結構形成的影響力較弱，那么也會出現法人股同債務比率負相關（甚至弱相關性）的可能性。如果考慮到我國不完善的市場體系和不合理的企業治理結構，那么就不能把合理狀態下的正相關適用到我國企業。再加上我國消費者和生產者普遍存在著“避債”心理，所以本文認為出現負相關或弱相關的可能性更大。對于流通股，具體到我國，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既沒有像美國、英國那樣把重點放在保護小股東的利益上，也缺乏英美體制中具有競爭性的外部市場和法院制度的強大作用。我國還缺乏外部治理結構模式起作用的經濟條件和法律制度。國有股不能流通，使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二級市場并購難以實現，“用腳投票”的市場淘汰機制失靈，弱化了上市公司加強管理的動機。流通股東（散戶和公眾股民）投資的目的是通過股票升值來獲得投機收益，對公司股價波動的關心遠勝過對公司經營業績的關心。“搭便車”的心理與“用腳投票”的行為使流通股東監督經營管理行為的動機和能力都比較弱。因此流通股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是隱性模糊的。管理者在面對債務融資時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不會過多在意“監督缺失”的流通股民的意愿。當流通股比例大到能對經營者的行為發揮監督約束作用時，不考慮國有股和法人股東的情況下，流通股東風險厭惡者的特性會迫使經營者、管理層降低債務比例，以規避風險。考慮到我國上市公司流通股的實際情況，到2012年底還達不到65%，也就是說大約1/3的股份沒有流 動性。流通股東并沒有能力去影響和約束經營者債務融資的偏好和動機。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3：流通股比例與債務比率呈負相關

對于管理者持股，通過考察我國上市公司實際情況，本文認為管理者持股對資本結構選擇的影響是混合的。詹森與麥克林（2007）認為管理者相對外部股東而言更偏好低債務水平，其解釋是管理者面臨著的是更多不可分散的非系統風險。然而鑒于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特殊情況：管理層持股比例普遍比較低。可以認為管理者持股比例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可能是微弱的。因此假設：

假設4：管理者持股比例與債務比率呈不顯著關系

另外還有諸多的變量會對公司的資本結構產生內在的影響。本文把這些影響變量作為隨機誤差項納入分析范疇。借鑒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資料，主要考慮以下變量：（1）盈利性。梅耶斯和馬基盧夫（MyersandMajluf，1984）的優序融資理論（即啄食理論）指出盈利性高的企業傾向于低的負債率，因此在中國盈利性高的企業的負債率可能較低。（2）成長性。高成長性的企業比低成長性的企業對未來的發展有更多的選擇。（3）公司規模。大公司由于其透明度較高、破產風險較低和融資成本較低而具有在資本市場上發行長期債券的優勢，而小公司不易發行公司債券，因此傾向于采用短期債務。（4）道德風險。容易發生道德風險的公司很難博得債權人的“好感”，從而通過債務融資也就很難實現。（5）非債務稅盾。一家有較多稅盾（如折舊等可以抵稅的量較多）的公司傾向于少舉債。一般認為，債務發行與折舊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6）債務稅盾。根據米勒和莫迪利安尼（MillerandModigliani，1966）的理論，一個公司的所得稅越高，其公司越傾向于發行債務以便得到稅收減免好處。

（二）變量定義 本文采用SPSS統計軟件，應用多元回歸分析，用最小二乘法（OLSE）來檢驗股權結構等因素對資本結構選擇的影響以及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由于在資本結構中負債和所有者權益（股東權益）是最基本的分類，負債與所有者權益（這里用總資產來表示）的比率稱為負債比率，用以表示資產對負債的最大承受能力。這個百分比最基本的經濟學含義是當企業出現破產清算時，債權人利益的保障程度，其值越大保障程度越低。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將使用債務比率這個指標來做為主要描述量。為了便于分析，定義如下變量：以負債比率為因變量，以國家股比例、管理者持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為自變量，公司成長性、贏利性等為隨機誤差項。具體見表（1）。

（三）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的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君安數據庫，本研究的樣本選取遵循以下原則：（1）A股是人民幣普通股票，共境內機構、組織或個人以人民幣認購和交易，經過幾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初具規模；B股是人民幣特種股票，以外幣認購和買賣，投資人限于外國以及香港、臺灣、澳門地區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為了確保研究公司的行為成熟以及市場規模，因此本研究不考慮B股的上市公司；（2）為了確保公司行為的成熟，因此本研究剔除了被ST的公司，為避免異常值的影響；（3）為了保持研究的實時性，本研究數據研究的數據選取節點為2011年12月31日。在以上原則基礎上，本研究選取了2012年1月1日之前在滬市A股上市的876家公司作為樣本，以這876家公司的2011年年報數據為基礎。

（四）模型建立 為了得到管理者持股比例、國家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以及變量之間各自的相互相關性的經驗證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設Y=D/A為隨機變量；取一般變量MSO、SS、LS、IS。從而有：

Y=D/A=β0+β1SS+β2MSO+β3LS+β4IS+ε

對于回歸模型，可以這么解釋：通過變量間相關性的分析，既可以知道自變量國家股比例、管理者持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是如何共同影響因變量債務比率的，也可以分析出這些自變量中的某一個在其他自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是如何影響債務比率（資產負債率）的，以及這些自變量之間各自的相關性。通過這些分析，為本文的結論提供支持。

四、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從表（2）描述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到，自變量的均值分別為：SS=0.3212、MSO=0.0354、LS=0.2957、IS=0.3827、 D/A

=0.5839，樣本容量n=33。債務比率（D/A）的標準差S（D/A）=0.7890。

（二）相關性分析 從相關系數表（3）中看到，國家股、管理者持股、法人股、流通股同債務比率的相關系數分別為：r（ss）=0.221、r（mso）=0.016、r（ls）=-0.176、r（is）=-0.138。國家股、管理者持股同債務比率呈正相關關系，法人股和流通股則同債務比率呈負相關關系。單測檢驗顯著性：Sig（ss）=0.108，Sig（mso）=0.464，Sig（ls）=0.163，Sig（is）=0.222.

這說明國家股同債務比率的線性關系最顯著，其次是法人股和流通股，管理者持股同債務比率的相關性最不顯著。這表明國家股、法人股對債務比率從而資本結構有著較為明顯的影響，流通股的影響則稍顯微弱。管理者持股同債務比率的相關性最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中國家股、法人股比重較大，而管理者持股比例較小，這也同前面的假設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從表中還可以解讀到，法人股和流通股與債務比率存在負相關關系。流通股同債務比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這符合本文的假設。但法人股同債務比率間的負相關關系卻不符合假設。可以解釋為，我國上市公司的法人股，無論是比重還是作用和前幾年相比都有了明顯加強，上市公司中法人股的監督和約束作用逐漸加大，“法人缺位”現象有所改變。這些變化同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是息息相關的。盡管如此，同（相對）完善的市場體系和合理的企業治理結構相比，我國上市公司法人股的這些變化并未使其監督約束作用達到足以改變經營管理者行為的程度。從另一層面上將，法人股東權位的逐漸“回歸”和監督約束作用的逐漸加強，更多的只是量上的遞增，而不是質上的嬗變；更多的只是反映了法人股東在收 益（主要是資本收益）上訴求的加強，而不是自身廣義利益（包括收益權在內的索取權、控制權、管理權等）的更大意義上訴求的加強。因此法人股的這種積極變化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法人股的弱勢地位，即還沒有具備理性條件下正相關的條件。本文認為，這是法人股同債務比率存在負相關關系的最可能解釋。

（三）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從Coefficients系數表中可以得到回歸方程：

Y=（D/A）=0.7730+0.4553SS+0.3517MSO-0.2214LS-0.7379IS

回歸系數β1檢驗的t值=0.2439，顯著性Sig=0.8091；回歸系數β2的檢驗t值=0.306，顯著性Sig=0.7618；回歸系數β3的檢驗t值=-0.118，顯著性Sig=0.9069；回歸系數β4的檢驗t值=-0.417，顯著性Sig=0.6799。這些檢驗結果，同F檢驗的效果是一致的。檢驗的效果，從整體來看并不理想。可能的解釋是：在本文所選擇的樣本中，國有轉制企業較多，這些企業的融資行為、股權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規范，有時甚至存在著股權安排同融資行為并不相關的情況。另一方面，我國的資本市場（這里主要指的是證券市場）現存的一些規章制度和法律規定，如跌停、漲停、ST、PT等制度，不但會給企業行為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而且會導致畸形的企業戰略和行 為。同時，應該看到，在本文所選取的樣本數據中，隨機誤差項：企業盈利性、成長性、公司規模等因素所帶來的影響也不可忽視。考慮到隨機誤差項在樣本中所占權重，盡管本文并未過多分析它們的權重，該檢驗結果可以接受。從表（5）和表（6）中看到，決定系數R2=0.0650，從相對水平上看，回歸方程能減少因變量債務比率約6.86%的方差波動。回歸標準差ó=0.8156，從絕對水平上看，債務比率的標準差從回歸前的0.7890增加到回歸后的0.8156。從方差分析表ANOVA中可以看到，F=0.4863，顯著性Sig=0.7456。這說明債務比率對國家股、法人股、管理者持股、流通股的線性回歸一般顯著，這與相關系數的檢驗結果是一致的。綜上，通過SPSS統計軟件所作的實證分析，驗證了前述假設，法人股比例與債務比率呈正相關關系；法人股比例與債務比率呈正相關關系；流通股比例與債務比率呈負相關關系；管理者持股比例與債務比率呈不顯著關系關系。

五、結論與建議

第4篇：簡述市場體系的構成范文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正文】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

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

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

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五、研究歷史經濟區形成發展變化的意義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我國由于地域廣大，自然差異明顯，各經濟區的形成、發展的特點都是不同的。《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一書中指出：“為謀求國民經濟在全國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發展，為編制全國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為進行國土規劃提供科學依據，有必要按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特點，進行經濟區的劃分。目的是指明各經濟區在全國勞動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經濟區經濟發展的長遠方向、主要矛盾和解決途徑。根據經濟區是經濟生產分工的地域單元的特點，在劃分時要注意把經濟發展與發揮地區優勢相結合，地區生產專業化與綜合發展相結合，地區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相似性與合理的經濟聯系相結合，地區經濟現狀與發展遠景相結合，經濟中心城市與其經濟輻射所及的地區相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改善環境質量相結合，不同層次的經濟區和相應的行政區相結合。”（注：《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我們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區形成和演變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就總體而言基本上是一個自給性封建小農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但整個歷史時期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幾經起伏的過程，這在經濟區的發展過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跡。二是了解各經濟區形成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及其產業特點，分析各經濟區興衰、演變的過程及其內在因素和規律。三是揭示歷史上不同經濟區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地區的自然和經濟基礎，以及有關人文信息的經濟背景。四是由于經濟區有繼承性和穩定性，研究歷史時期各經濟區的形成、演變的原因和規律，對今天經濟區的劃分和規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