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經濟定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規模經濟定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規模經濟定義范文
關鍵詞：自然壟斷 政府管制 激勵性管制 非對稱性管制
一、自然壟斷與自然壟斷行業
1.1自然壟斷的定義
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自然壟斷是指由于生產技術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平均成本隨產量的增加而遞減，從而最優規模要求一家企業即可滿足市場需求的狀況。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家對自然壟斷進行重新定義。在單一產品生產的條件下，弱可加性意味著由單個企業生產既定產量的成本小于多個企業生產相同產量的總成本；在多產品情況下，弱可加性意味著單一廠商生產多產品組合的成本小于由多個企業分別生產該產量的總成本。這兩種結論都具有一致性，即都認為壟斷的市場結構更有經濟合理性。但是，壟斷的市場結構又存在諸多弊端，所以需要政府出面對自然壟斷行業進行管制。
1.2自然壟斷行業的基本特征
1.2.1巨大的沉沒成本。
自然壟斷產業生產技術的固定成本很高，具有很強的長期使用性質，折舊耗費時間，一旦投入生產經營過程就很難收回。如果多個企業之間進行自由競爭，其破壞性和殺傷力將是巨大的，結果要么是兩敗俱傷，要么是兼并合作。
1.2.2普遍服務性。
大多數自然壟斷行業的產品或服務是公眾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因此需要管制機構保證所提品質量的可靠性、服務的穩定性等。普遍服務是讓自然壟斷企業以大多數人承擔得起的價格標準提供基本的產品或服務，是自然壟斷行業的最基本要求。
1.2.3交易的不可逆性。
由于自然壟斷行業是以固定網絡為載體的產業，它提供給客戶的產品或服務是通過網絡到達終端用戶，因此該產品或服務是一個單向的傳遞過程，一旦提供出去便無法收回和退換，并且由于這類商品是人們基本生活所必須的，所以需要對產品或服務實行有效的管制。
1.2.4特許經營。
國家無論是通過招標制度還是區域間標尺競爭或者其他種類的特許經營選擇，必須賦予特定企業以壟斷經營權才能保證產品或服務充足供給。實際生活中的自然壟斷行業，以公用事業為主，其他特殊產業為輔。
1.3自然壟斷的國外研究發展進程
自然壟斷理論的演進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萌芽期、早期的自然壟斷理論、比較成熟的現代自然壟斷理論以及當代自然壟斷理論最新發展四個階段。
1.3.1自然壟斷理論的萌芽。
自然壟斷理論的萌芽最早出現在十九世紀，由英國學者約翰?穆勒提出。他認為:“地租是自然壟斷的結果”。但穆勒沒有對自然壟斷做任何闡述，僅僅從土地這一要素層面上定義自然壟斷，與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然壟斷含義相差甚遠。
1.3.2自然壟斷理論的發展階段——早期的自然壟斷理論。
法羅是率先從經濟特征的角度來研究自然壟斷的學者之一。他認為,自然壟斷產業是指那些從來沒有發生過競爭和即使發生過競爭但最終失敗的產業。他具體總結出自然壟斷的幾個特征：一是該產業提供某種必須產品或服務；二是該產業的廠址有天然的優勢；三是產品不可儲存；四是存在規模收益；五是需要協調的供給安排，而這種供給制度只能在壟斷條件下才能實現。從這以后，很多經濟學家開始把規模經濟作為自然壟斷的基本特征。
但是埃利提出了一種與法羅完全不同的定義。他把自然壟斷劃分為三類: (1)依靠獨一無二的資源(礦藏)而形成的壟斷；(2)依靠信息獨占和特權(專利)而形成的自然壟斷；(3)依靠該產業的特殊性(業務特性)而形成的壟斷。
亞當斯根據不變的規模效益、下降的規模效益和上升的規模效益這三種狀況，把產業分成三類。他認為，對第一、二種產業類型可以采用市場競爭機制，而對于規模效益遞增的產業應實行政府管制。他是最先提出對自然壟斷產業實施政府管制，以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學者之一。
由此可見，早期的經濟學者雖然也從經濟特征的角度提到了規模經濟,但依然是從自然因素或自然條件的角度和制度壟斷的角度來論述自然壟斷的,或把它們并在一起,共同構成自然壟斷的成因。
1.3.3比較成熟的自然壟斷理論——現代自然壟斷理論。
隨著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很多經濟學家以經濟性為出發點，尤其是從規模經濟的角度來看待和論述自然壟斷理論。
1923 年克拉克最早提出從規模經濟角度來理解自然壟斷，認為自然壟斷不過是一種具有長期顯著規模經濟的行為。米勒從規模經濟的角度說明了自然壟斷行業的最基本經濟特征是生產函數一般呈現規模報酬遞增狀態，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越小。
1.3.4自然壟斷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
當代經濟學家非常質疑將規模經濟看作自然壟斷成因的觀點。這種質疑開始于對范圍經濟和成本劣加性的認識。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等用成本劣加性和范圍經濟這兩個范疇重新審視自然壟斷。范圍經濟是指單一企業內生產不同的產品較之幾個特定的企業分別生產這些商品是廉價的。成本劣加性是指如果一個企業生產該產業內的所有產品的成本低于由若干企業分別生產這些產品的成本之和，那么該產業的成本就是劣加的。從這兩個范疇中，人們發現規模經濟只是自然壟斷的充分條件，并不是必要條件。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夏基等經濟學者對自然壟斷重新進行定義，認為自然壟斷的顯著特征是成本函數的劣加性。
二、自然壟斷行業的政府管制
2.1政府管制的定義
第2篇：規模經濟定義范文
關 鍵 詞：規模經濟；結構經濟；最優經濟規模
中圖分類號：F0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2-0010-06
規模經濟的概念，在中國經濟界普及開后其實踐熱潮一直就未曾消退。從中央到地方，從學校到公司，從連鎖店到企業集團，甚至政府機關單位，舉國上下，各行各業言必稱走規模經濟的道路，規模經濟似乎成為經濟發展的理所當然的有效模式。[1]毫無疑問，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規模生產確實引起了降低單位成本、收益遞增的經濟作用，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許多發達國家的工業經濟發展歷程即是規模經濟的明證。然而，與國內轟轟烈烈的規模經濟實踐相比較，對規模經濟的理論深入探討就顯得過于冷清。國內大量的關于規模經濟的論文也往往停留在對西方所謂成熟理論的介紹上，似乎對西方已經成熟適用的東西我們也必定適用，似乎已成熟的理論再也不可能發展了。事實上人們在得到這些理論啟發的同時，也往往會產生許多誤解。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網絡知識經濟、全球經濟一體化等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究竟該如何認識規模經濟，把規模生產作為發展經濟的模式是否仍然合理?本文將在已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對規模經濟的本質進行理論上的深入探討。
一、規模經濟與分工和專業化
“規模經濟”的概念，在微觀經濟學生產理論中是從規模報酬的角度來分析、展開的。生產理論中，通常是以全部的生產要素都以相同的比例發生變化來定義企業的生產規模變化。規模報酬變化是指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內部各種生產要素按相同比例變化時所帶來的產量變化。企業的規模報酬變化可以分為規模報酬遞增、規模報酬不變和規模報酬遞減三種情況。規模報酬的三種情況可以用齊次函數來定義，如果生產函數Q=f(λL，λK)滿足f(λL，λK)=λnf(L，K)，其中，λ是任何大于0的常數，則生產函數Q=f(L，K)為n次齊次生產函數。對于n次齊次生產函數Q=f(L，K)來說，如果兩種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投入量隨λ增加，則當n>1時，Q=f(L，K)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當n=1時，Q=f(L，K)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性質；當n
一般說來，企業的規模報酬的變化呈現如下規律：當企業從最初很小的生產規模開始逐步擴大的時候，企業面臨的是規模經濟階段，如圖1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向右下方AB部分即表示規模經濟。在企業得到了由生產規模擴大所帶來的產量遞增的全部好處以后，一般會繼續擴大生產規模，將生產保持在規模報酬不變的階段，此階段成本最低，也就是規模最經濟，如圖1的BC段，[3]這個階段有可能比較長。在此以后，企業繼續擴大生產規模，就會規模報酬遞減，單位成本隨規模的擴大而上升，規模不經濟，如圖1CD段規模經濟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張，企業內部的生產分工能更合理和專業化。也就是說，規模經濟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分工、專業化所帶來的經濟節約。規模經濟和分工、專業化是相互緊密聯系的一對概念，許多學者對兩者間的相互關系作出過深入的探討，但未曾得出過一致性的結論。譬如盛洪認為：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表現為生產費用的節約，嚴格地說，是單位生產費用的節約，實現這種節約的途徑，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分工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性。在生產技術水平一定的前提下，從較長的時間角度看，分工所引起的勞動熟練程度的提高、間歇時間的減少和物質資料的節約等都可以概括為規模經濟性。[4]很顯然，盛洪認為是“規模經濟性”帶來了分工專業化的經濟性，而不是相反。楊小凱則認為[5]：“分工經濟概念與個人間的組織程度及相互依存度概念相關聯，它與個人產出范圍的內生化有內在聯系，而規模經濟概念則與個人專業化水平或企業內部專業化水平無關。一個企業的規模可能很大，而同時其專業化水平可能很低。”規模經濟與分工專業化經濟在楊小凱看來有著明顯的區別，但楊并未探究兩者產生的根源。規模經濟和分工專業化經濟都被當成公理在運用著。盛洪將規模經濟性當作公理推導出分工專業化帶來的經濟性。亞當?斯密曾指出：“帶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之后，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家就將分工和專業化帶來的經濟性作為推論的起點，于是薩繆爾森集他人之大成得出規模經濟性很大程度上來自合理的分工和專業化。
圖1規模成本曲線
分工和專業化的議題，盛洪和楊小凱都有專著論述，規模經濟和分工專業化經濟無論兩者的關系如何，都有共性的東西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經濟性。全面準確地理解分工專業化帶來的經濟性無疑對我們理解規模經濟大有裨益。前輩經濟學家已對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作了許多論述，歸納如下：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大致可分為直接經濟性和間接經濟性兩種。直接經濟性就是指采用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專業化的生產方式，較采用這種方式以前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或生產資源的節約。而間接經濟性是指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為生產方式的其他創新提供了條件，而對這些生產方式創新的采用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或生產資源的節約。分工和專業化的直接經濟性大致有以下五個方面：(1)分工和專業化使得勞動生產者越來越將其生產活動集中于較少的操作上，能夠較快地提高其生產的熟練程度；(2)分工和專業化會使勞動生產者節約或減少因經常變換工作或變換生產活動中的不同操作而損失的時間，節約了生產的人力資源；(3)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使得勞動生產者可以節約生產時所使用的物質生產資料；(4)分工和專業化還可使人們的工作在既定的技術水平條件下變得簡單；(5)企業的專業化發展還可以降低企業管理工作的復雜程度，從而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分工和專業化的間接經濟性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技術進步；(2)促進了迂回生產方式的發展；(3)促進了投資方式的出現和發展。
全面地評價分工專業化所帶來的經濟性還必須看到分工專業化所帶來的壞處即不經濟性。隨著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勞動者越來越失去人的本性，即豐富性和創造性，越來越受到他所創造的產品――物質生產資料的支配，馬克思稱之為勞動的異化。從這一角度看，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帶來了人類福利的損失，此即分工和專業化的不經濟性。汪丁丁也有類似看法。不過他是從規模經濟的角度來談的。他認為：規模意味著只有標準化了的生產、交換、消費才談得上“規模經營”；規模經濟之下的生產、交換、消費往往要求以統一方式的調配資源，即要求權力集中；專業化，人類必須為規模經濟支付兩項代價，即允許“霸權”存在，允許人的異化。[6]
應該說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家對規模經濟的描述是全面的，但他們卻都只停留在現象的層面，其研究方法基本上只是實證，他們只是發現描述規模變動和報酬變動間的三種關系，規模變動既可能導致報酬遞增(經濟性)，也可能導致報酬遞減(不經濟)，也可能對報酬變動毫無影響，他們的理論最多只能算說明文。事實上對規模經濟理論的研究如果僅停留在這種層面，將會阻礙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根據已有的這些理論，人們根本就不了解規模和經濟的內在本質聯系，因而也不能得出企業最經濟的規模究竟在哪。當然已有的這些理論對那些只知道規模經濟的人還是會大有啟發；它明白地告訴我們，規模既可能經濟也可能不經濟，并不是一上規模就能經濟的。但是，僅告訴我們這些并不夠，我們還確切地想知道究竟規模和經濟之間有什么內在聯系，什么樣的規模才最經濟?可以說，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家關于規模經濟的理論只是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并沒解決它，甚至也不想解決這個問題。后來的經濟學家們對這個問題似乎也不大關心，對于大部分人而言，已有的關于規模經濟的結論已經夠用了。
新制度經濟學家似乎忽略了這個“問題”，我們在他們那里也很難找到答案，但卻為我們對此問題作更深入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科斯教授被視作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大師，在他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并用此概念第一個提出并解決了企業為什么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換個提法就是企業為什么會有一定規模?既然互為專業化的個體生產者可以通過市場買他們生產的專業化產品(零部件或工序加工)，為什么還要聚集在一個企業內?對科斯來說，市場和企業是資源配置的兩種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它們之間的不同表現在于：在市場上，資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價格來調節，而在企業內，相同的工作則通過權威關系來完成，二者之間的選擇依賴于市場定價的成本(交易成本)與企業內組織的成本( 也是交易成本)之間的平衡關系。[7]可以這么說，科斯是當代經濟學家中對成本費用概念理解最深的人，他認識到市場交易是有成本的。同樣企業內部的組織也是有成本的。之所以企業會出現，形成一定規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場，只是企業內部組織成本低于市場交易成本罷了。這一結論對我們研究規模經濟有兩點啟示：其一，最初規模經濟體現在交易費用的節約上；其二，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我們一直這么理解規模和經濟的關系，即規模是因，經濟是果，而根據科斯的理論，似乎經濟是因，規模才是果。即企業的出現或生產規模的增長是因為節約交易費用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科斯的結論是在分工和專業化一定的條件下得出的。在科斯提出交易費用之前，傳統經濟學是不可能這樣認識規模經濟的。他們只能從現象到現象，描述性地介紹規模和經濟關系的實證結果，再加上用分工和專業化經濟來說明。綜合新制度學派和傳統學派的看法，我們可以把對規模經濟的認識歸納如下：(1)在分工和專業化一定的條件，規模經濟就是對交易費用的節約；(2)考慮分工和專業化發展的情形，規模經濟其實就是分工和專業化經濟，就是對生產費用的節約。考慮到企業的成本=生產性成本+非生產組織性成本=生產費用+交易費用，規模經濟也就是對企業成本的節約。僅認識到這一層是不夠的。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規模和經濟兩個概念其實是互動關系，因為節約交易費用的經濟需要，出現了企業對市場的替代，企業是非個體的，即意味著規模生產，規模生產又促進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提高了生產效率，節約了生產費用，實現了經濟。
二、規模經濟與結構經濟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經濟學在討論規模經濟問題時，始終未明確指出什么是規模。他們明確指出規模變動是各種生產要素同比例的變動，卻不明確規模的內涵讓人十分困惑。他們似乎并沒有考慮過此問題，便用跳躍性的思維把規模與產量一一對應起來，如圖1的橫軸Q本意是產出。“年產出多大的規模”已成行話，然而規模與產量是否存在一一對應，是否可以相互替代，令人十分懷疑。
事實上用產出Q來表示企業的規模，把企業規模和產出一一對應起來，是古典經濟學把企業看作黑箱的延續，也正是因為把企業視作黑箱，不愿分析企業的內部構造，對規模經濟的理論探討就無法深入下去。對于企業規模的認識，絕大部分人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境地，西方經濟學教材都找不到企業規模的定義。企業規模的內涵不是“企業的大小”這樣簡單的認識就能概括的。譬如說：工廠甲和工廠乙，工廠甲有4臺A機器，4個工人，1個管理人員；而工廠乙有3臺A機器，5個工人，2個管理人員。對工廠甲和工廠乙進行規模大小比較，我們就會陷入尷尬的境地。為了后面討論的方便，這里對企業規模作如下定義：所謂企業規模是指企業內生產要素的集合，用S( F1 F2…Fn)表示，其中S表示企業規模，Fn表示第n種生產要素。顯然企業規模是一個多元向量。在傳統經濟學的生產理論中，是以全部的生產要素以相同的比例發生變化來定義規模變動，毫無疑問，這只是規模變動的一種特例。在解釋規模經濟時，卻又要認為生產規模擴大會使企業能利用更先進的技術和機器設備等生產要素，企業內部的生產分工能夠合理和專業化。這種解釋與規模變動是各種生產要素同比例變動的假設相矛盾。生產要素的內涵已發生變化，同比例變動還有何意義?生產分工合理和專業化反映了企業內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改變，企業內部結構都不相同，何來規模大小的比較呢?再回到企業規模是否會和產出一一對應的問題上，根據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當Fx≠n生產要素一定，Fn生產要素變化時產量Q曲線如圖2。
圖2產出規模曲線
我們不難發現，不同的Fna、Fnb在Fx≠n一定的條件下，產量Qn 完全相同，也就是說不同的生產S完全有可能導致相同的產出，規模S與產量Q之間根本不是一一對應關系。但是當Fn≤Fno時，Fn與產量Q還是呈一一對應關系的，也只有在此條件下用產量Q來表示企業規模才有意義。
事實上傳統經濟學關于規模經濟的解釋還是給了我們深入認識規模經濟的機會。規模變動是生產要素的同比例變動，規模的擴大帶來新技術的使用和更合理的分工和專業化，這些都讓我們思考到：規模經濟的原因肯定與企業內部結構變化有關。所謂結構是指事物各個部分的配合、組織，反映了各部分間的相同關系。值得注意的是結構既有量的規定性，如生產要素間的比例關系，也有其質的規定性。把結構理解為各部分的質態組合更為重要，如分工和專業化就是對生產結構質的規定性，生產要素的同比例變動并不能保證生產結構質的不變。對于只有一種可變生產要素導致的規模變動的情形，即Fx≠n一定，Fn變化導致的規模報酬的變化正是企業內生產結構變化的結果。而在同比例變動各種生產要素導致的規模變動的情形下，若企業內生產結構并無質的改變，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保持不變，如前面所提到的規模報酬不變的例子，規模變動對報酬將毫無影響；若企業內生產結構發生了改變，如重新進行了分工或專業化，則規模變動會導致報酬變動。產生經濟或不經濟的兩種結果取決于分工或專業化是否合理或生產結構是否得到了優化，在全社會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恒定的情況下，規模經濟的出現則是用企業結構組織生產對用市場結構組織生產的替代。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不難得出規模經濟的本質其實是結構經濟即結構優化而導致的經濟。規模變動和經濟節約之間并沒有直接聯系，隨著規模變動而帶來的經濟性或不經濟僅是現象，規模變動必須通過結構變動才能產生經濟作用。正是規模量的變化引起結構質的變化，結構質的變化產生了經濟效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說規模經濟是不準確的，結構經濟才是其應有之義。但由于約定俗成的原因，我們在后面關于確定經濟規模的討論中仍將使用“規模”這個詞，不過我們的討論其實是在探索最佳的生產規模結構。細心的讀者至此可能反問：只要生產規模結構一定，生產規模的大小對經濟報酬并無影響。可是現實中，機器大生產的企業規模是大的經濟效益好而小的差。事實上假如生產要素都是連續可分的話，生產規模結構一定，企業規模結構對經濟報酬確實毫無影響，可是生產要素并不是可以任意取值的。比如廠房、機器，無論如何是不能讓半個廠房、半臺機器運作的，對于人力資源也一樣，你不能只計算半個人。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制約了企業總規模的最小取值，即存在一個下限，達到結構最優的規模。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生產要素的非連續可分性，導致人們在規模和經濟之間建立了牽強的聯系。觀察西方發達國家的機器大生產過程，表象上似乎是規模在起經濟作用，其實不然，真正起作用的仍是結構，大機器生產在擴大生產規模的同時改善了生產結構，為節約資源、提高效率創造了條件。在現存的一些手工業中，生產要素的可分割性強，我們就可以明顯地看到結構的作用，而很難看到規模效應了。
三、確定經濟規模與結構
首先我們來看僅單個可變生產要素Fn變動時的規模變動效應。前面已經介紹存在Fn，當Fn≤Fno時，Fn可與產量Q意義對應，亦即S可以用產量Q來替代表示。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我們可得出如下圖的成本-規模曲線：
圖3不同結構的成本規模曲線
圖3中選用的是具有典型意義U型成本曲線，其中MC為邊際成本曲線，AC為平均成本曲線，P代表市場價格曲線，我們假定市場需求無限，或認為企業的產量在滿足市場需求的份額中是微乎其微的，即市場價格幾乎不受某個企業產量的影響。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當Q≤Q1時，Fn≤Fn1，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即單個生產Fn投入的增加，企業的平均成本逐步降低，收益遞增；Q1點時，即平均成本最低點，企業的收益費用比=P-AC/AC時達到最大；超過Q1點后又呈下降趨勢。
于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產生了：公司的最優規模究竟應定在哪一點呢?一般認為，公司為實現其利潤最大化，公司規模會擴大到Q2點，此時邊際成本等于市場價格，利潤達到最大。然而Q2點是規模不經濟的。從上面的分析已得知只有Q1點才是真正的規模經濟點，此時才體現出經濟一詞的本質涵義，即“最少投入，最大產出”，從而實現資源節約。于是，這個問題又轉化為公司究竟應追求利潤最大化，還是應遵循利潤率最大原則呢?我們堅持認為，后者會比前者更為優越。實現利潤率最大才能真正地實現利潤最大。理由是很明顯的：在理想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可以自由轉移(在此條件下，西方經濟學認為完全經濟利潤為零，Q1 Q2兩點重合)。一個公司其規模在達到規模經濟點后，已實現利潤率最大，如果還存在多余資本，完全可以將此資本投入到同行業中尚未達到規模經濟的企業，或別的行業里去。這樣，資本總量一定，而利潤率最大，所獲利潤無疑最大。對規模經濟的這點認識，不僅有助于微觀的公司、企業實現利潤最大，而且對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速度雖快，而資源浪費嚴重、經濟效益低下的客觀現狀更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當企業的生產規模結構保持不變，即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一定時，規模收益不變，即規模擴大n倍，單位成本不變，產出也擴大n倍，此時規模與產出是一一對應關系。如圖4中點A與B，直線AB、CD同特定結構下的成本規模曲線可表征規模收益不變。圖中U形曲線是指只有一種可變生產要素Fn，Fx≠n一定時平均成本曲線。規模經濟的本質是確立了最佳的生產規模的結構，圖中AB線單位成本費用最低，也就是最合理的生產結構，無論企業規模多大，產出的單位成本一定。CD線上的生產結構顯然要次于AB線，但只要保持結構恒定，規模收益仍然不變。
圖4相同結構的成本規模曲線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結構下的成本規模曲線完全有可能相同，企業追求規模經濟的過程其實是結構優化的過程，即尋求最低的成本規模曲線。結構優化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結構優化是一種質變，其手段只能是創新，如技術創新、重構業務流程改善分工專業化水平、使用新型能源等，結構優化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是否降低了單位成本。
在企業結構一定的條件下，企業規模除受生產要素的不連續可分性限制外是否就沒有約束呢?并非如此，企業的實際規模將受到來自市場的兩個約束：
1. 市場交易費用約束
前面已經分析過，在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一定時，企業之所以替代市場，是因為企業的組織成本低于市場交易費用的緣故。如果企業的組織成本高于市場交易費用，則企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市場交易費用約束在這個意義上也可稱為企業存在性約束。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市場交易費用(用市場組織生產的費用)會比企業組織成本增長緩慢[8]，如下圖：
圖5組織成本規模曲線
當SCM，企業就會被市場替代。所以企業的實際規模將受SO限制。
2. 市場需求約束
前面的討論都沒有涉及市場需求對規模經濟的影響。現實生活中，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產品量的豐富與質的提高，社會需求的品位也完成了由量到質的轉變。傳統的大規模生產同日益挑剔的社會需求產生了矛盾，商品生產者必須冷靜地面對這一事實，因為在致命的飛躍中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產者本身。商品生產逐漸向產品多樣化、小批量化方向發展，我們在考慮規模經濟的時候不得不正視需求問題。
圖6反映了市場需求對規模經濟的影響，曲線PC表示市場價格受產量的影響，AB則表示最優結構的成本規模曲線，而AC1、AC2則表示產品成本單受規模中的某個Fn的影響。
從圖6中我們看到，A點的收益費用比率是高于B點的，對于廠方來說，生產規模應確定A還是B是很分明的。這就是說，我們得出了一個更不尋常的結論：在考慮市場需求的影響時，廠方應盡量選取最優結構下的最小規模。這樣不僅可保持最高的利潤率，而且受市場需求影響的風險大為減少。如果我們還因習慣認可規模經濟這個概念(準確地說應是結構經濟)，那么，廠方在考慮實現規模經濟的同時務必考慮需求對其影響。
圖6需求約束下，最優規模的確定
圖7知識經濟條件下規模成本曲線
最后我們來簡要探討一下新經濟條件下的規模經濟問題。新經濟對社會生活的沖擊將是全方位的，許多概念、規律的內涵、外延都發生了變化。為了討論的延續性，我們認定企業規模、結構及經濟的含義都沒有發生改變，但舊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在新經濟中失效。新經濟區別于舊經濟的一個最重要特征是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討論新經濟條件下的規模經濟問題就轉化為探討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下的成本-規模曲線，如圖7。
AC是平均成本規模曲線，即對于企業規模S(F1…Fn…)，Fx≠n一定，Fn擴大變化時呈邊際收益遞增，邊際成本下降，AC、MC始終向右下方傾斜。圖中清晰地告訴我們，規模越大越經濟，即當Fn趨于∞ 時平均成本最低，但是企業的投資收益率受市場價格曲線影響較大。企業最適度的規模即投資收益率最大的規模為投資收益率=P-AC/AC。由于新經濟條件企業本身的性質可能發生改變，如虛擬企業的出現，企業與市場的界限日益模糊。關于企業規模的市場交易費用約束還值得另辟專題探討。
――――――――
參考文獻：
[1]聶劍芳. 論當前國企改革的障礙與突破[J]. 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6，(6).
[2]薩繆爾森，等. 經濟學[M]. 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85.
[3]高鴻業. 西方經濟學[M].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
[4]盛洪. 分工與交易[M]. 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
[5]楊小凱. 專業化與經濟組織[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6]汪丁丁. 自由人的自由聯合[M]. 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
[7]張維迎. 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M]. 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5.
[8]迪屈奇. 交易成本經濟學[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第3篇：規模經濟定義范文
關鍵詞:電子商務;創新;信息;交易費用;規模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電子商務專題報告的定義,電子商務是指通過電信網絡進行的生產、營銷和流通等活動,它不僅指以因特網為基礎進行的交易,而且指所有利用電子信息技術來解決問題、降低成本、增加價值和創造商機的商務活動。隨著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信息處理與信息傳遞已經突破了時空和地域的界限。伴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網絡化而發展起來的電子商務已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對企業的發展、區域經濟的增長、乃至全球經濟的擴張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有專家宣稱,21世紀是電子商務的時代,電子商務將成為全球經濟的第一增長點。本文擬從經濟學的角度對電子商務進行經濟學意義上的追本溯源。
一、熊彼特的創新理論
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概念,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和接受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定義。他定義的創新就是生產要素的新組合,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未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企業家的職能就是進行創新,引進新組合。經濟生活的創新主要發生在以下5個方面:新產品的生產;新生產方式的引進;開發一個新的市場;發現新的生產資料來源;實現新的產業或企業組織形式。熊彼特在他早年的著作《經濟發展理論》(1912)中,把創新更多地歸結為企業家活動的結果。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熊彼特的創新概念也在變化。在他后來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中,他引進了“變動”和“發展”的觀點,認為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發展”也是來自其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他把創新看成是由企業行為內生決定的,創新主要是企業自覺投入研究與發展活動的結果,而不僅僅是企業家的隨機行為。
創新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以技術變革和技術推廣為主要內容的技術創新;二是以制度變革和制度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美國經濟學家P?戴維從技術創新的角度,提出了技術創新與企業規模的“起點”理論,認為一個企業要采用一種新技術至少需要達到一定的規模。M?卡曼、N?施瓦茨等人從壟斷與競爭的角度對技術創新過程進行分析,探討了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的關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術創新的市場結構類型。諾斯從制度創新的角度出發,認為促進制度創新的主要因素是規模經濟性、技術經濟性、預期收益剛性,制度創新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電子商務的形成和發展是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創新理論在流通實踐中的應用和證實。企業由于內在的利潤動力與外在的市場競爭壓力,不斷進行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又推動制度創新。從EDI電子商務到Internet電子商務的發展過程包含了商務活動模式、市場范圍與結構等內容的制度創新。可見,沒有電子信息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就沒有電子商務的形成和發展。
二、不完全信息理論
信息包含兩層涵義,一方面,它是對生產經營活動的記錄與反映,是可以數據化的東西。另一方面,信息是可以被加工的東西。信息具有有用性、稀缺性,因而是一種有價值的社會資源,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市場機制運行機理的重要內容。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描述“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時是以完全信息市場為前提的。在完全信息市場中,每個參與者都了解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從而能夠進行最優的市場決策。但是,現實生活中這個完全信息市場是不存在的,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不完全的市場環境中。擁有信息資源的多寡直接影響到微觀主體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也直接影響到商務活動的效率和經濟資源配置優化狀況。信息可以用于處理經濟活動中的不確定性,從而給企業帶來利潤。對信息的把握可以節約資源、提高效率、產生物質替代作用,這就形成信息作為資源的社會價值。
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的市場運作方式,是市場信息化、網絡化和信息市場化引導下的經濟活動方式,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擴大資源配置的地域空間范圍,促進不同國家、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使稀缺資源流動更為迅速、配置成本更低。市場信息的分散性以及人們對大量信息判斷力的局限性,決定了市場經濟活動主體對有效市場信息的需求性和急迫性,由此導致信息市場需求的客觀性和無限性。這樣,在市場信息需求的刺激和引導下,相應的信息市場供給機制便會形成。電子商務便是在信息市場供需互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即電子商務是市場信息化與信息市場化引導下的經濟活動方式。另一方面,電子商務的形成和發展有利于市場信息化、網絡化與信息市場化。電子商務是信息技術在商務活動中的應用。電子商務通過人們對信息占有的擴大和對信息處理能力的提高,對宏觀與微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改進作用,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保證了信息應用的及時性,減少信息收息成本,提高經濟活動效率,使市場資源配置機制效率更高,有利于市場信息化推進。
由此可見,電子商務的形成和發展是市場信息化、網絡化與信息市場化發展的結果,而電子商務形成和發展又反過來影響到市場信息化、網絡化與信息市場化進程。電子商務形成與發展,市場信息供應更加充分而全面,也刺激著市場信息需求,強化了信息在資源地域空間配置與產業配置中的引導與調整作用。目前,信息、知識、技術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調的關鍵性要素,電子商務的發展將會進一步加深這一趨勢,促進全球經濟、國民經濟與區域經濟運行的市場化、網絡化與信息化。
三、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
交易費用是由科斯首次提出的一個概念,被以后的經濟學家們認可并有所推廣。阿羅對交易費用的定義,就是使一個經濟系統運行所付出的費用。它可以分為事前費用和事后費用。所謂事前費用就是起草、談判、擔保協議的費用。事后費用包括幾種形式:由于交易偏離原來的規定而產生不適應的費用;雙方力圖修正事后偏差而出現糾紛的費用;管理結構和營運的費用;實現承諾的費用。交易費用的復雜性在于,事前費用和事后費用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因而只能同時處理。可采用比較制度的方法對交易費用進行評估。交易費用經濟學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部分,認為經濟組織具有節省的目的,經濟組織問題就是契約問題,而經濟制度具有追求交易費用節省的目的和效果,把經濟組織視為管理結構,注意交易關系的連續性。
電子商務的一個最大特點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面對,大大減少了交易的中間環節,供需雙方在起草、談判、擔保、協議簽訂過程中能夠獲得更充分的信息,減少不確定性風險,較大地降低交易過程中的事前費用。另一方面,通過電子商務途徑,交易主體能更快、更方便、更節省地發現交易偏離契約,減少糾紛發生的概率,由此而產生的事后交易費用降低。同時,電子商務使管理機構輕型化網絡化、管理組織柔性化,使達成交易承諾所需的制度與非制度成本降低,從而進一步降低了事后交易費用。
四、規模經濟理論
規模經濟是指生產規模擴大而導致單位產品成本降低。規模經濟可以從企業自身和行業規模擴大兩個方面分析,前者為內在經濟,后者為外在經濟。內在經濟又稱“內在規模經濟”,即一個生產單位的規模擴大時從自身內部所引起的平均成本的降低與收益的增加。外在經濟又稱“外在規模經濟”,指整個行業、規模擴大而使廠商平均成本下降或收益增加。
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興商務活動方式,有利于以企業為核心的微觀經濟活動規模的低成本規模擴張,形成內在規模經濟效應。電子商務發展有利于企業在更為廣闊的市場范圍獲得生產要素,經濟資源地域空間配置效率提高。同時,電子商務發展有利于擴大企業產品與勞務的市場銷售范圍,為企業生產規模擴大提供市場需求條件,使企業單位產出的固定成本降低,獲得內在規模經濟效益。另一方面,電子商務的興起有利于企業內部分工與合作的深化,提高企業內部經濟活動的專業化水平與效率,使企業內部與外部經濟活動的信息成本降低,不確定性減少,提高企業經濟活動效率。可見,電子商務的形成和發展,有利于企業內部與外部經濟活動分工的深化與合理,降低企業經濟活動交易成本,提高決策的準確性,使單位產出的平均固定成本降低,進而形成內在規模經濟。
電子商務的形成和發展,也能在更廣闊的地域空間與市場體系中傳遞同類微觀主體經濟活動信息并深化它們彼此間的經濟聯系,促使新型產業擴大其產業經濟活動規模,形成外在規模經濟。由于電子商務的深入發展,使產業經濟活動的外部市場條件與信息供給得到改進,從而降低經濟活動的外部交易成本。另外,電子商務有利于促使某一產業內部各微觀主體之間的分工與合作,獲得專業化分工帶來的經濟收益,使產業內部企業間的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降低,進而影響到單位產出的成本與收益關系。一方面,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構成某一產業的單個企業可以得到生產要素、輸入、信息供給等方面的非貨幣因素的便利條件,形成技術性外在規模經濟。另一方面,電子商務的引入,使規模不斷擴大的產業的各微觀主體獲得貨幣方面的便利條件,形成金融性外在規模經濟。
簡而言之,電子商務的形成和發展,有利于形成內在規模經濟效應與外在規模經濟效應。同時,規模經濟效應的存在又進一步刺激電子商務活動在微觀主體、政府及其他非經濟組織之間的應用,并在技術與制度方面促進
電子商務創新。因此,可以這樣認為,電子商務的形成是人類經濟活動規模化擴張的重要表現。
五、結束語
以電子商務和互聯網領銜的新經濟格局已經成為現實,經濟學界也展開了眾多討論。本文從創新理論、不完全信息理論、交易費用理論、規模經濟理論4個經濟學角度出發,探索電子商務發展的經濟學根源。從分析中,我們能得出從經濟學視角來看電子商務有其發展的必然性,經濟學公認的幾個原理都呼喚著電子商務的產生,同時電子商務本身又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商務印書館,1990.
3、王道平.網絡經濟[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姚立新等.電子商務下的新中間商經濟模式研究[J].廈門大學學報,2000(3).
5、陳愛平,李永峰.中國網絡經濟和電子商務問題探析[J].商場現代化,2007(2).
第4篇：規模經濟定義范文
【關鍵詞】我國和東盟 產業內貿易 制造業
2004年11月，在老撾舉行的第十次東盟首腦會議，我國與東盟國家的經濟部長們簽署的《中國―東盟全可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貨物貿易協議的簽署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真正啟動。這將大大促進區域產業內分工的發展和深化，從而進一步推動雙邊貿易從產業間貿易向產業內貿易的轉化。
一、產業內貿易的定義
在理論界中產業內貿易的定義從不同角度闡述有多種定義的方法，本文主要介紹以SITC為基礎的定義。該定義突出了在過去經驗分析中所采用的現實統計方法，即以SITC第三層為區分產業的標準。很顯然，這種定義在人們進行歷史資料分析和經驗研究中，可以起簡化程序和統一標準的效果，但也容易引起爭議。因為SITC與SIC畢竟不是同一概念。SITC（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只是為了簡化統計方法和統一口徑而專門設計的指標體系，其功能是能夠較好的把世界貿易商品準確的區分為初級產品和制成品，但卻不能在任何分解層次上構成一個完整的產業含義；SIC（聯合國產業分類標準）是一種界定和區分產業類別的專門設計。所以在SITC第三層次內所包括的產品往往是在生產替代和消費替代上存在很大差異。
二、我國與東盟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
本文數據來源于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 COMTRADE Database），具體分類方法以聯合國第三次修訂的《國際貿易標準分類》（Rev.#3 SITC）為基礎。在十大類商品中，SITC0-4大多為初級產品，SITC5和SITC7大多為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制成品，SITC6和SITC8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本文分析的制造業生產的制成品包括了SITC5-8類商品。
1、產業內貿易測定指數
對產業內貿易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c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貝爾和勞爾（Crubel和Lloyd， l 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貝爾―勞艾爾指標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為：
2、我國與東盟制成品產業內貿易實證分析
（1）機械與運輸設備SITC7（見表1）
機械與運輸設備（SITC7）的大多數產品是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我國和東盟都屬于發展中國家，但經過這些年的發展，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的積累迅速增加，外資的大量進入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雙方資本和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國際競爭力大幅提高。目前，雙方在這個產業的貿易額己達543.2億美元，占雙方制成品貿易額的比重高達67.4%，成為雙方貿易中最重要的產品。而且這個產業的產業內貿易也比較發達，遠高于其他產業，產業內貿易指數1994年達到頂峰0.6380，后來雖有所下降，但除了2005年外仍然維持在0.50以上，貿易模式已經以產業內貿易為主。
（2）化學制品及相關制品SITC5（見表2）
這個產業大多數產品也屬于資本或技術密集型，但其貿易額和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與SITC7大相徑庭。在2005年我國和東盟在該產業的貿易額為109億美元，占雙方制成品貿易額的比重僅為10.8%，而且產業內貿易指數相當低，1994年達到0.3321后基本處于下降趨勢，雖然后來有小幅上升，但2005年也僅為0.2445。雙方在該產業的產業內貿易不發達主要是因為我國在與東盟貿易中處于比較劣勢，多年來一直保持逆差。
（3）按原材料劃分的制成品SITC6（見表3）
該產業的大多數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的。我國和東盟各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主動或被動接受了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與本國豐富的勞動力相結合，迅速培養了許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但隨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其競爭優勢逐漸衰弱，而我國競爭優勢依然很強，導致了在自由貿易區建立過程中，東盟各國擔心我國會對其國內產業造成重大沖擊。
（4）雜項制品SITC8
這一產業大多數產品也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在雙方貿易中的重要性要低于按原材料劃分的制成品SITC6。2005年雙方貿易額僅有79億美元，是四個產業中最低的。與SITC6產業相似，該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一直處于小幅上升，2004年達0.3826。該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與SITC6產業基本相當。
三、我國與東盟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動因
1、制造業的規模經濟是產業內貿易發展的重要基礎
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講，產品的平均成本會受到生產規模的影響。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當把一種生產要素連續的投入到生產中時，這種生產要素的增加會使產量增加，產品的平均成本會下降，我們稱之為“規模報酬遞增”，也就是“規模經濟”。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和東盟各國經濟的發展，我國和東盟國家中的新、馬、泰、菲、印尼等國家出現了以產業集聚、企業并購為特征的內外規模經濟現象。
2、我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一般而言，經濟一體化對促進產業內貿易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一體化水平越高，產業內貿易規模越大。因為隨著經濟一體化水平的提高，企業生產可以更充分地在最小有效規模（MES）上進行。另一方面，一體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不僅使人們的需求模式和消費行為在日益密切的文化和經濟交往中發生變化，為差別化產業提供了需求條件；同時，也加速了生產要素在各成員國間的流動，從而擴大了產業內投資規模，使產業內分工與交換得到發展。
3、我國與東盟的地緣優勢
金哲松利用“重力模型”回歸檢驗表明：我國出口流向及其規模與對方國家的經濟規模和收入水平呈正相關，與地理上的距離呈負相關。地理距離的遠近會影響雙邊的貿易規模，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尤為深遠，因為產業內貿易，特別是差別產品內貿易，主要是消費者在相似價格水平下對同一產品不同變體的偏好所拉動的，這種對產品變體偏好的程度往往取決于價格交叉彈性的強弱，而遠距離運輸所導致的價格大幅度上漲，會使這些變體產品間交叉彈性系數下降，從而抑制產業內貿易發展。我國與東盟地緣相鄰，文化相同，經濟交往密切，為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
【參考文獻】
[1] 強永昌：產業內貿易論――國際貿易最新理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2] 金哲松：國際貿易結構與流向[M].中國計劃出版社，2000.
[3] 王娟：中國-東盟產業內貿易的趨勢、動因和對策[J].世界經濟研究，2005（7）.
[4] 羅啟發：我國產業內貿易的理論分析[J].經濟理論研究，2007（4）.
第5篇：規模經濟定義范文
【關鍵詞】資產重組/整合/計算機集成/流程再造
【正文】
一、整合、集成和流程再造的異同
“整合”和“集成”的英文術語同為“integration”，它來自于integer這一詞根，integer來自于拉丁語的詞根“in”（內部）和tangere（聯系），所以，整合和集成都具有內部相互聯系、融合為一個整體或一體化的含義。
我國的“資產重組”這一概念與國外文獻并沒有嚴格對應的術語，由于兼并和收購（mergers&acquisitions）是我國企業資產重組的主要形式，所以，可以把兼并和收購看成是資產重組的相近似的術語，簡稱并購。并購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企業的一體化或是多元化戰略，例如可以通過對同行業企業的并購（橫向一體化）來實現企業規模經濟和建立一種競爭優勢，也可以通過對原材料供應企業或者是產品經銷企業的并購（縱向一體化）來使交易內部化和降低交易費用。并購活動也可以實現企業多元化的戰略選擇，多元化包括相關多元化（在與主業相關的領域內進行多元化經營）和無關多元化（進行跨行業的多元化經營）。從國際經驗看，跨行業經營成功的例子不多。正因為如此，美國本世紀90年代的并購活動不再重蹈60年代跨行業并購的覆轍，而是圍繞回歸主業和專業化經營來進行。
資產重組和重組整合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說我國企業的資產重組不僅是資產、產權、債務、業務和人員的重組過程，而且也是經營思想、管理制度、組織經驗和企業文化的重新組合，那么，重組整合就是不同質的資產、不同的權利主體、差別性的業務，以及不同的觀念、行為準則和行為方式有機地融合為一體，形成某種企業能力的過程。企業能力包括了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預見能力，即企業高層領導對潛在機會的把握能力，涉及戰略選擇和業務整合；二是一線執行能力，涉及決策結構、員工激勵和協調等問題。制度整合就是要形成這方面的能力。所以重組整合的兩個關鍵方面是業務整合和制度整合。
“集成”的技術基礎是以計算機技術和網絡化為標志的信息技術，信息技術（it）和信息系統（is）的發展促進了企業的變革。文卡特拉曼（n·venkatraman）認為，這種變革的程度及其所獲得的潛在利益（效率）的大小，可通過五個應用層次來描述，即局部利用、內部集成，業務流程再設計、企業網絡再設計和業務范圍再定義。第一和第二個層次對企業的變革是漸進性的或改良性的，因而獲得的潛在利益也相對較少，后三個層次對企業的變革產生劇烈的、革命性的影響，因而獲得潛在利益較大。這就是說，如果信息技術只是疊加在現存的組織狀況（特別是策略、結構、流程和文化）上，那么它獲得的利益是邊際性的。可以看出，文卡特拉曼把內部集成視為改良性的企業變革，同時認為，內部集成包含了兩類集成：技術的相互連接和業務流程的相互依賴。前者是指不同系統通過一個共同的信息技術平臺相互連接和共同操作；后者是指組織作用和責任在經營的不同職能部門的相互依賴（文卡特拉曼，1994）。
但是，正如薩維奇（charesm.savege）所說，集成不能僅僅看作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如果僅是這樣，組織就與原來沒有多大的區別。集成改變了組織的工作方式。在原來的企業中，各個部門以“部分集合”的方式工作，即它們僅看到自己部門內的活動，不會去考慮其他部門的問題，而高層領導對基層發生的事情也只有片面的理解。集成的真正任務是將它們組合在一起，將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創造性的思想彼此聯系，以迎接整體的挑戰和機遇。集成與網絡化相互補充，它們表示正在進行的過程。集成的過程就是人力資源網絡化的過程，它把我們的想象和知識連接成網絡，以使我們可以對具體的機會采取決定性的行動（薩維奇，1996）。
流程再造（processreengineering）按文卡特拉曼的劃分屬于信息技術促成企業變革的第三層次，這是一種劇烈的、革命性的變革。企業流程再造論（bpr）的先驅邁克爾·哈默（michaelharmmer）在其與詹姆斯·錢皮（jameschampy）合著的《再造企業》（reengineeringthecorporation）一書中也認為，流程再造是為了顯著地改善經營而對業務流程進行徹底的重新設計，并認為定義中最重要的關鍵詞是“徹底的”，強調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全部推倒重來的變革風格（哈默和錢皮，1993）。后來哈默在其另外一本關于流程再造的著作《超越改革》（beyondreengineering）中承認，改革的徹底性，不管如何重要和令人振奮，并不是它的最重要的方面。流程再造定義中最為重要的關鍵詞是“流程”（process），即一套完整的貫徹始終的共同為顧客創造價值的活動。為什么要進行流程再造，哈默認為，工業革命違背了流程，將它們分解成一個個專門的任務，然后集中注意力改進這些任務的績效，任務以及建立在任務上的組織形成了工業社會的基石。這樣就產生了兩種重要后果：其一，依據勞動分工和管理分工進行任務劃分，為簡單的人創造了簡單的工作職位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復雜的、結果執行得很糟的流程。其二，當人們專注于任務時，就不會關心整個流程，不會關心流程產生的結果及這種結果為顧客帶來的價值。員工們的注意力就會集中在“上司、活動、任務”上面，而不是“顧客、結果、流程”上面。這樣兩種后果是導致許多企業表現不佳的主要原因。
從上述關于整合、集成和流程再造的分析可以看出，它們都是與一體化有關的概念。它們的差別在于，重組整合貫穿于整個工業社會，它體現出人和資源的調整和再調整以及一體化的連續過程。整合并沒有對建立在勞動分工和管理分工基礎上的嚴格等級組織結構、順序工作和嚴格定義的任務、以及指揮和控制的管理原則提出挑戰。一體化主要圍繞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交易內部化這樣一些經濟原理來進行的，這些經濟原理的基礎是分工和專業化。集成是產生于晚期工業時代的一個邊緣性的概念，說它是一個邊緣性的概念是因為，如果把集成僅僅看作是技術相互連接和業務流程相互依賴，而不觸動工業社會企業的基本管理原則和組織形態，那么，正如文卡特拉曼的劃分，集成屬于工業社會中企業的一種改良。如果像薩維奇那樣把集成看成是人力和知識的網絡化過程，目的是在組織內和組織之間建立多個功能交叉的團隊，那么，集成已經涉及到網絡組織，屬于后工業時代的組織形態。流程再造可以看成是對工業時代形成的勞動分工和管理分工的整合和一體化過程，因而它必然是對傳統等級制企業和管理原則的一種反叛和革命，從本質上說是屬于后工業社會的。
二、我國企業重組整合的基本方向
根據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和企業當前的狀況，我認為，我國企業戰略性重組應該解決三個問題：一是要解決重復建設和重復生產所導致的企業規模不經濟、產業集中度較低、產品競爭力不強和企業間惡性競爭的問題；二是要解決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行業，把資源集中于控制某些重要領域和關鍵行業，以及改善企業的經營機制；三是要解決結構調整和結構優化的問題，促進產業高度化和科技創新。所以，優化結構、改善企業經營機制和增強企業競爭力是我國企業資產重組要達到的三項主要目標。實現上述目標的關鍵在于重組整合；業務整合和制度整合是重組整合的兩個重要方面。
我國經濟在1996年以前是數量擴張時期，為彌補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的短缺空間，一些競爭性的行業，如家電、棉紡織、輕型汽車等出現大、中、小型企業并行發展的格局。雖然各行業產量排名前幾位的企業規模明顯擴大，競爭力增強，但其擴張速度不能跟上行業總規模的超常規高速擴張。同時，這些行業存在數量眾多的中小型企業，由于達不到規模經濟，產品缺乏競爭力，處在難以維持生計，處境日益惡化的狀態。在國有企業戰略性重組中，業務整合的重點是形成規模經濟和培植企業核心能力。
規模經濟是指倍增生產能力而不會倍增其生產成本，因而成為“成本領先“（costleadership）戰略的基石，而成本領先是波特認為能夠產生競爭優勢的三個基點之一。圍繞規模經濟進行業務整合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圍繞生產設備的規模經濟進行整合。生產設備的規模經濟產生于固定資產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即一些基本的生產條件（如廠房、專用設備等）不隨產量的變化而改變。第二個層次是圍繞工廠規模經濟來進行業務整合。工廠規模經濟包含生產設備規模經濟和操作成本的規模經濟，后者指操作者的專業化有助于提高操作熟練程度并且積累生產經驗，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第三層次是圍繞企業經濟規模進行業務整合。企業經濟規模指多個工廠組成的一個企業可以共享銷售渠道、售后服務系統、研究開發機構等，從而降低成本。通過資產重組整合多個工廠的業務，可以迅速達到企業規模經濟。
近年來我國彩電行業發生了頻繁的資產重組，其業務整合大多圍繞規模經濟來進行，并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其別值得一提的是康佳電子。康佳于1993年開始采用對目標企業進行資產剝離，合資組建公司的重組方式，先后組建了“牡康”、“陜康”、“安康”、“重康”等合資公司。在這些資產重組的過程中，包含了三個層次的規模經濟整合：剝離出目標企業的有效資產，再投入一部分設備和儀器，實際上是圍繞生產設備規模經濟層次進行的業務整合；利用目標企業原有的部分熟練工人，輸入康佳品牌和管理經驗，很快使彩電產品達到一定規模，完成了工廠規模經濟層次的業務整合；四個合資工廠再加上康佳原有生產基地，實現了包含多個工廠的企業規模經濟層次的業務整合。從康佳的成功經驗我們可以總結出，圍繞規模經濟進行業務整合要獲得成功的條件是，優勢企業必須具有同行業或相關行業的組織經驗、品牌和組織資本，后者被定義為企業所專屬的信息性資產。
圍繞核心能力來進行業務整合是保證資產重組成功和增強企業競爭優勢的另一重要方面。所謂核心能力是指企業內一系列互補性的技能和知識的結合，從而形成在一項或多項業務中達到一流水平的能力。中國有許多企業缺少的不是資金而是核心能力，往往是哪個領域賺錢就往哪個領域投資。由于缺乏核心能力，因而很難做得深入和精進，一旦市場發生變化，這類企業就陷入困境。企業的核心能力可以通過企業內部的孕育和演化來培植，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來獲得或者是增強。
青島海爾通過兼并的方式，把其名牌運作和市場銷售這一核心能力延展到家電生產的大部份領域，整合出包括洗衣機、電冰箱、空調等“白色家電”和電視機等“黑色家電”，以及小家電產品等20個門類、5000多個品種的業務組合。但是，名牌運作和市場銷售能力并不是像有的企業所理解的簡單地依靠廣告宣傳就能形成。密集的廣告宣傳可能造成一時的轟動效應，但如果沒有核心能力支撐，最終會是曇花一現。海爾的名牌運作和市場銷售這一核心能力實際上是協調各種技術、生產技能、管理和銷售的綜合性知識，它包括整套被消費者“認可的家電銷售程序化服務模式，依托于市場的國際化高科技開發網絡，“日清日高”管理法（overalleverycontrolandclear），零缺陷質量管理等等。
許多企業資產重組的效果不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業務整合不好，新的業務組合或者是不僅不能促進原有主業達到規模經濟，反而分散力量；或者是不注重培植核心能力和核心業務。
制度整合是重組整合的第二個重要方面。什么是制度？其內涵和外延是什么？張宇燕認為，習慣和規則構成了制度的內涵。對于經濟體制而言，制度的外延有三項：所有權關系。經濟決策結構和經濟協調方式。制度就是體現在上述三個領域內的習慣和規則（張宇燕，1993）。這樣一種對制度的看法，很符合我們所討論的制度整合問題。對于企業制度而言，其外延包括了四項：產權關系、治理結構或決策控制方式、協調方式和激勵機制。其中，產權關系是最基本的，它決定著治理結構并且影響激勵機制，而協調方式不僅與其他制度交織在一起，更為重要的是它依賴于人們選擇什么樣的技術。通過制度整合來增強重組企業的一線執行能力，就是以產權整合為基點，對激勵機制和協調方式進行一體化的過程。
在產權關系的整合過程中，困難的不是國有資產退出企業的資產評估和作價或債權的處理（如債轉股）等問題，而是不同企業制度下的產權主體。經營者和職工所具有的不同習慣和規則有機融合或一體化問題。在這里，習慣是指人們在熟悉的環境中處理問題時所遵循的有效行為方式，而規則是指某一群體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對國有企業職工來說，制度整合的重點是按公司法確定職工應有的地位和權利，通過建立新的規則來整合“端鐵飯碗”、“吃大鍋飯”的“所有者”的觀念和行為方式。這一整合過程中應輔以對國企職工轉變身份的經濟性補償和建立能夠產生較強激勵的晉升、工資制度和較穩定的雇傭關系。對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來說，通過股權出讓降低國有股權的比重，或是通過債轉股引入銀行或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這一外部監督者，都可以對所有者代表行使監督和控制權產生有效的激勵。對經營者來說，制度整合主要圍繞企業家遴選機制和轉變國企傳統的激勵方式，如控制權回報、在職消費等，把隱性的報酬制度變為顯性的形式，如年薪、獎金、分紅以及能產生較長激勵的股票期權等。
協調方式或信息體制的整合標準是信息效率性，這是哈維茨（huriwicz，1960）提出的評價一般協調機制的標準，即以預期費用最小化為原則來選擇企業內部的信息體制。信息體制的效率性取決于系統振蕩、個別振蕩、技術互補性還是競爭性等因素。系統振蕩是指一種不確定因素會影響到所有業務部門，而個別振蕩指僅影響本業務部門。如果一個企業個別振蕩占的比重相當大，有效率的信息體制就應當是分散化的信息體制，并在企業內實施分權。如果一個企業系統振蕩占的比重極大，則須考慮各部門之間在技術上是互補關系還是競爭關系，互補性高的技術，部門間的協調更重要，共同信息體制和信息共享是一種較好選擇。相反，競爭性高的技術則選擇分散化信息體制（青木昌彥，1999）。誠然，一個企業現存的管理體制會對信息體制的選用產生限制，但是，制度整合最終只能服從市場需求和為顧客創造價值這一企業目標。
三、我國企業是否需要集成和流程再造
1973年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把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劃入前工業社會。中國經過20多年的發展以后應該說已經處于工業化中期。如果這一判斷無誤的話，那么，那些屬于后工業社會或者至少是產生于晚期工業社會的概念適不適合中國？或者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企業是否需要集成和流程再造？我想用一個類似的問題來間接回答，這就是，處于后工業社會的發達國家還需不需要規模經濟？
美國福特公司在本世紀20年代成功地推出了t型車，采用的是單一車型的大規模生產方式，從而大幅度降低成本而獲得成功，福特主義（fordism）成為規模經濟的象征。在本世紀80年代以后，世界進入了全球性生產能力過剩和消費者需求多樣化的時代。西方很多學者認為，規模經濟的條件是具有持久、穩定的巨大市場需求，在需求多樣化和消費熱點易于轉移的時代，規模經濟的概念已經過時（雪恩格伯爾，1996，丹羽哲夫，1992）。但是，我們看到西方企業創造了許多管理方法來解決規模經濟和多品種、小批量及產品個性化的矛盾。例如，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創造了恰及時（justintime）管理體制，通過看板制生產來解決顧客、經銷商與制造商之間，以及制造商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高度協調，用大規模生產來適應顧客的多樣化需求。美國信息產業則從另外一個方向來解決這一矛盾，它們創造出大規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管理體制，盡可能使零部件標準化，生產模數化，并根據顧客的需求進行組合，由顧客導向進行銷售，用這種方式盡可能減少需要協調的地方。這樣一些靈活的生產方式和管理體制就是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的特征。可見，西方企業進行了“既此又彼”的實踐，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仍然可以創造出規模經濟效益，后工業社會的生產方式也可包容工業社會的生產方式。
1996年以后，中國經濟出現了過剩的特征，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并朝著消費者需求多樣化的方向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我曾認為中國企業處于福特主義的尷尬和后福特主義的尷尬，即是說，中國企業大規模生產方式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又面臨著適應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的靈活生產方式的挑戰，因而陷入一種兩難的尷尬局面。這種想法實際上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毫無疑問，中國企業需要發展大規模生產和實現規模經濟，這是本文上一節的結論，但是，這并不排斥我們采用“集成”和“流程再造”這樣一些管理思想。事實上，集成和流程再造的一些基本因素已在我國企業中萌芽。
在計算機和網絡化迅猛發展的今天，中國許多企業已經實現了信息技術的局部利用。例如，采用計算機輔助設計和輔助制造（cad／cam）來縮短產品的生產周期，建立客戶服務中心（800cal1center）增強與顧客的聯系，建立局域網（intranet）來解決企業管理的各類問題，實現辦公自動化（officeautomation），以及通過廣域網（internet）建立電子商務系統（e—business）等。在這種基礎上，一些企業開始有了集成的要求，并且開始建立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cims），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了cims研究中心幫助企業實施這一計劃，四川大學就有一個這樣的研究中心。
另一方面，信息技術（it）和信息系統（is）在企業重組整合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企業利用信息技術進行業務整合相當成功。四川金鳳股份通過并購的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和資產重組，在4年多的時間里成功地進行了9次并購活動，盤活了近3億國有資產，安置了3000多國企職工，資產由3000萬元擴展到2.5億元，股本由306萬元擴充到1.2億元。但是，重組企業的業務結構為普通食品加工和小化肥，很顯然，這樣的業務結構是不能保證資產重組的最終成功并促進企業發展的。金鳳股份依靠信息技術和信息系統把握了產業發展趨勢，確立了“農業現代化產業”這樣一個業務發展方向，最近與銀廣廈再次進行資產重組，建立廣廈金鳳現代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原有業務結構的基礎上整合出高科技農業產業一體化的業務組合：引進美國jersey系列蘆筍種子，建立5萬畝蘆筍種植基地，建立蘆筍綜合加工廠，包括速凍、罐裝、枝葉萃取和健康食品四條生產線；引進國外先進的超臨界co[,2]萃取裝置和技術，生產綠色天然香精、動植物精油、食品添加劑和中藥藥品等。廣廈金鳳是我所見到的使用信息技術最早，并且從中獲益匪淺的企業之一，雖然這個企業目前并沒有進行計算機集成，但是他們利用信息技術對業務進行整合，可以說是信息技術促成業務范圍再定義的先聲。這樣一些情況預示著中國企業對信息技術的應用必將進入更高的層次。
第6篇：規模經濟定義范文
關鍵詞：規模經濟；規模報酬；面板數據；柯布道格拉斯函數
文章編號：1003―4625(2007)07－0041－03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A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一體化和自由化為主旋律的金融改革，銀行已從傳統定義上的從事貨幣存貸款業務的貨幣機構向集中化、全方位方向發展，其自身規模也越來越大。這樣的改革，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結果。一種是伴隨銀行規模的增大，使其獲得了更大的市場份額，享受了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增強了其在國內外銀行界的競爭力。另一種結果是，銀行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后，出現了規模不經濟，導致壟斷和整個銀行體系效率的下降，給國民經濟帶來負效應，導致社會福利的凈損失。因此，銀行規模問題的研究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在研究銀行規模這一問題上往往涉及兩個概念，一個是規模報酬，一個是規模經濟。規模報酬是指所有的投入要素以相同的比例變動時產出變動的比例。規模經濟是指生產規模的擴大而導致長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情況。在近幾年的相關研究中，少有學者直接進行規模報酬研究的，更多的是直接從某個側面來研究規模經濟。典型的方法之一是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進行效率的度量，從中計算銀行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以規模效率反映規模經濟，代表性的有趙旭(2000)、張健華(2003)等。這種方法在展示效率的多面性方面有其顯著的意義，但是對于研究規模問題，卻值得探討。筆者認為最值得商榷的有兩點，一是變量的引入，一是解釋側重的角度。在變量引入中，DEA方法選擇的理論上的所有投入和產出量，其優點就是解決了多投入多產出的效率計算問題，但是這種變量的選擇卻并未直接反映平均生產成本，因此計算的規模經濟與標準的定義有差距。在解釋側重的角度上，規模問題的研究應該側重于同一主體的橫向對比，比較的是目前與過去的關系，但是DEA方法卻是以其所能達到的最大前沿面作為比較對象。這種比較違背了同一主體性，是一種縱向的對比，而不是橫向上對比。其他的一些方法，大多是參數方法，其最明顯的問題是變量的選擇過多，造成自由度過低，可信度下降。針對上述不足，本文擬運用面板數據(1989-2003年國有銀行)，應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對四大國有銀行的規模報酬進行計算，進而達到減少自由度的損耗和判定資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一、模型的確立及變量選擇
合理的定義銀行業的投入與產出是銀行效率測度的關鍵，同時也是計算規模報酬的關鍵。目前對于投入與產出的研究中，定義方法主要有兩種：生產法和中介法。生產法將員工數和實物資本作為投入，將存款賬戶和貸款賬戶筆數作為產出，將銀行看作生產不同存款賬戶的公司。中介法將勞動、固定資產和可貸資金作為投入，將存款、貸款的貨幣價值作為產出，將銀行看做是金融中介。這兩種方法在定義的過程中，重點考慮了銀行業的特殊性，將其同一般的企業區分開來對待。同時，不管是生產法還是中介法其作為投入的部分，又都可以歸為資本投入和勞動的投入兩個方面。其中的資本投入我們可以用所有者權益指標來體現，這是因為銀行業的資本循環實際就是從所有者權益中的實收資本開始到所有者權益增加的一個循環過程。對于產出，無論是依據那種方法，產出變量都不能脫離反映效益最大化這一目標。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將銀行資產總額的作為銀行的產出指標。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變量選擇時，更多的是從微觀角度考慮了企業的內部效應，將銀行特殊性中宏觀外部效應作為了次要的方面來對待，有其不合理的成分。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將銀行業的生產函數定義為Q=f(L，K)，Q代表資產規模，L代表員工數，K代表所有者權益。
綜合各種研究方法，在利用生產函數對資源配置進行分析的模型中，其理論基礎大多都建立于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或索洛(Solow)增長速度方程之上。前者的模型為Q=ALαKβ，Q代表總產出水平，L代表勞動力投入量，K代表資本投入量，α代表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β代表資本產生系數，A代表總產出率系數(生產規模)。當α+β＞1時，代表企業處于規模報酬遞增區間；當α+β=1時，代表企業處于規模報酬不變階段；當α+β＜1時，代表企業處于規模報酬遞減區間。后者索洛(Solow)增長速度方程認為生產函數為Q=f(L，K，t)，其中t代表時間變量，其他同上。通常為了分析的需要，采用中性技術進步生產函數，即Q=A1f(K，L)，經過對數處理后可以得到模型Q’=A’+αL’+βK’，其中Q’代表產出增長率，A’技術進步對產出貢獻率，L’代表勞動投入增長率，K’代表資本投入增長率，α、β代表的意義同前。從該模型可以看出，索洛(Solow)增長速度方程實際是C-D函數的微分表達式。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將微分表達式用差分表達式來替代，由于使用統計數據的時間是確定的，其時間間隔不可能非常小，因此兩個表達式之間定會存在一定的差異。
比較這兩種方法，Cobb-Douglas生產函數僅能描述某一恒定技術水平下投入量與產出量的關系，是一個靜態的表達式，在分析技術進步方面十分勉強，但在分析勞動和資本對產出的貢獻上卻完全可以。與之不同的是，對于索洛(Solow)增長速度方程，由于其改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更好的體現技術進步的貢獻(索洛余值)，所以更適合研究技術進步問題。然而本文研究的重點是規模報酬問題，假設技術進步對同一所有者(國家)所擁有的不同部門(四家銀行)的貢獻是相同的，因此在模型選擇上更適合選用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數。所以鑒于以上的認識，我們在研究中的測算公式選用C-D生產函數。
二、統計與計量分析
(一)樣本的基本描述
我們依據四大國有商業銀行1989-2003年的資產負債表和人員情況統計表，選擇各銀行的資產、所有者權益和年末員工數三項，形成觀測值180個。圖1、圖2和圖3分別給出了四大銀行資產、所有者權益和員工數的變化走勢圖。1998-2003年間，四大銀行的資產總規模平均增長約6.7倍，其中工商銀行增長6.8倍，農業銀行增長7.8倍，中國銀行增長4.6倍，建設銀行增長8.7倍，平均資產總額依次為工商銀行29790億元、農業銀行16413億元、中國銀行16037億元、建設銀行17276億元，具體數值展示在圖1中。圖2展示給我們的是15年間四大銀行的所有者權益變化走勢，四家銀行的所有者權益平均增長約
4.7倍，其中工商銀行增長3.4倍，農業銀行增長4.9倍，中國銀行增長5.1倍，建設銀行增長6.2倍，平均所有者權益總額依次為工商銀行1194億元、農業銀行757億元、中國銀行1119億元、建設銀行719億元。圖3展示了四大銀行人力資本的變化情況，相比1989年，四家銀行員工數平均增長了1.19倍，其中工商銀行2003年減少為1989年的80％，農業銀行增長1.1倍，中國銀行增長2.8倍，建設銀行增長1.8倍，15年內平均員工總數為工商銀行50.7萬人、農業銀行51.3萬人、中國銀行16萬人、建設銀行31.8萬人。
(二)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數分析
應用Eviews3.1對面板數據(panel data)進行分析，采用面板數據的變系數模型(Yi=αi+βiXit+μit)，同時為了考慮方程間的誤差異方差性和同期相關性，本文選擇似不相關回歸法(SUR)來估計方程參數，輸出結果見表1。
通過表1可以發現，四家銀行的彈性系數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只有工商銀行的人力資本彈性不顯著，若以90％的置信限來考慮，則所有彈性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對于工商銀行，其勞動的產出彈性為0.9，其資本的產出彈性為1.11，所以其α+β＞1，顯示工商銀行存在規模報酬遞增。同理發現，農業銀行和建設銀行同樣是規模報酬遞增的，而中國銀行卻是規模報酬遞減的，其人力資本彈性系數竟然為負數，這似乎與一般的經濟理論相違背。但是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國銀行在人力資本方面存在“相對過剩”，其在15年內人員總量幾乎沒有多大變動則證明了這一點。
對于上述結論，我們僅僅是通過各銀行的α+β值作出的，其是否能經受住模型設定時規模報酬不變(α+β=1)的原假設檢驗呢?為了更好地分析各銀行的規模報酬，我們對各銀行的原假設進行Wold-Coefficient Tests檢驗，檢驗輸出結果見表2。
通過表2發現，對于工行而言，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不能拒絕α+β=1的原假設，因此不能判定其存在規模報酬遞增，而結合表1似乎更多體現出一種規模報酬不變；對于農業銀行和建設銀行而言，其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顯著拒絕α+β=1的原假設，因此結合表1可以說明其處于規模報酬遞增區間；對于中國銀行而言，其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明顯拒絕α+β=1的原假設，因而結合表1可以說明其處于規模報酬遞減區間。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單一銀行角度來進行的，下面我們將四家銀行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在分析方法和步驟上，依然同上，輸出結果見表3。通過表3我們發現，作為一個整體的國有銀行勞動的產出彈性為0.315，其資本的產出彈性為0.835，而且其顯著性非常的高，調整后的R2值也接近1。而再結合Wold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國有商業銀行規模報酬不變的結論。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是：在近15年的國有商業銀行發展中，四大銀行的規模報酬存在顯著不同：工商銀行處于規模報酬不變階段，農業銀行和建設銀行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中國銀行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若是將四大銀行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則說明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正處于規模報酬不變階段。這個結論同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所差異，如張健華的《我國商業銀行效率的DEA方法及1997-2001年效率的實證分析》一文中得出的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均處于規模報酬遞減區間”等等。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應用方法的不同，同時也與筆者在進行數據處理過程中未考慮各銀行的壞賬有關。在此特別指明的是，在近幾年的國有銀行改革過程中，各銀行的壞賬不論是從相對量還是絕對量上都已經顯著降低了，但中國農業銀行的比率仍然居高。
對于規模報酬遞增的原因，一般認為主要有三點：第一，生產專業化程度提高。對于這一點，筆者認為不是構成國有商業銀行規模報酬變化的主要原因。因為對于銀行業而言，其專業化水平往往對應著員工的服務水平和配套設施(網點和取款機等等)的完善。而上述的專業化水平在一個資金供給遠小于需求的資本市場上，往往又是缺乏競爭的，從而也就無法使其得到很大的提升。第二，某些技術和投入的不可分性。如優良的電子設備、取款機等，只有在達到一定規模的條件下才可以使用，所以規模大就會有效率。對于這一點，筆者認為如果單從某個地區來看，或許不能發現各個銀行間有什么差異。但如果從全國來考慮，正是由于國有銀行的規模較大，才使其可以在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設立網點、增設存取款機等。這也是構成商業銀行規模報酬遞增的一個原因。第三，管理更合理，節省管理費用。這一原因能否用于解釋國有銀行的規模報酬問題，可用其歷史數據來考察。由于無法得到確切的各銀行的管理費用數據，我們不妨以單位資產的營業費用來代替。1994年-2003年，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的單位費用大致不變，中國銀行在1996-1998年間大幅度連續增加3年后又于2000年降低下來，建設銀行除1996和1997年輕微增加外其他年份基本不變。筆者認為，此原因也不是構成國有商業銀行規模報酬變化的原因。
通過上述的分析，似乎只能接受兩家銀行規模報酬遞增的原因是因某些技術和投入不可分性造成的。筆者認為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我國資本市場仍然處于“賣方市場”階段。由于籌資的渠道相對狹窄，使大多數企業只能依靠銀行來獲取資金，這就使國有銀行獲得一種相對較高的“壟斷”利潤，從而形成了規模報酬遞增。根據上述對于國有商業銀行規模報酬的分析，本文針對目前資本市場的實際特點提出如下建議：
1．適度調整規模以尋求規模效益。撤除一些臃腫的分支機構，依此來適當調整規模，降低經營和管理費用，以更充分的發揮規模優勢。但筆者不贊同財務效益為評價標準的調整策略，因為我國國情決定了國有商業銀行必須承當相應的公共性責任，所以其不能單純以追求效益為準繩。
2．規模調整需要與管理模式的改革相結合。國有銀行目前實行的是法人授權分級管理機制，管理層次過多，容易造成信息在傳輸過程中的流失和扭曲，也不利于對基層的控制和監督，而且容易滋生基層銀行的道德風險，不利于組織目標的實現。因此，國有銀行的規模收縮過程應向扁平式的管理層次靠攏，從而更好地發揮規模優勢。
第7篇：規模經濟定義范文
[論文摘要]完全競爭市場的一項重要行為結果是廠商以及行業之間都獲得均等的零利潤，而現實中任何偏離完全競爭市場假設條件的情況都有可能導致利潤的差異。現代產業組織理論認為，在評價利潤差異時需要判斷時完全競爭哪些假設的偏離是合理并有效率的，那么由這種原因所導致的利潤差異也即是合理并可以接受的。而那些不合理的偏離原因所帶來的利潤差異則是我們應該盡量避免的。
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假設條件下，市場機制的自發運行能夠使一個經濟體獲得良好的績效，完全競爭市場的一項重要的行為結果就是，廠商以及行業之間都獲得均等利潤。完全競爭依賴于非常嚴格的假設前提，在現實中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不存在的，現實中任何偏離完全競爭假設條件的情況都有可能導致利潤的差異(行業間以及行業內部)。然而，是否只有完全競爭以及均等的利潤才意味著經濟運行的效率呢?現代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及眾多競爭概念的提出給分析者提供了更多的評價效率的標準。
一、完全競爭與馬歇爾困境
1．完全競爭的理論內容。完全競爭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結論依賴于非常嚴格的假設前提，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所有廠商生產同質的產品，沒有進入或退出的壁壘，生產者和消費者擁有完全信息，不引起任何交易成本，并且他們都是價格的接受者，沒有外部性。其中，廠商具有如下行為特征：(1)廠商可以實現有效生產規模(即在平均成本最低點生產，規模報酬不變)；(2)實現邊際成本定價；(3)廠商獲得零利潤。完全競爭的理論假設要求大量的(小)廠商的存在，當產業中由于規模經濟而不存在大量廠商時，就無法實現完全競爭的效率。
2．馬歇爾困境的提出。馬歇爾(1890)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通過對規模經濟的系統分析認識到，產量的增加會引起企業規模擴大，而擴大企業規模則會增加內部和外部經濟，因而取得規模經濟效益。同時，馬歇爾也認識到，在追求規模經濟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壟斷，而壟斷使價格受到人為因素的控制并扼殺了自由競爭，從而使經濟運行缺乏原動力，企業缺乏競爭活力。這就是規模經濟與自由競爭的矛盾，即著名的“馬歇爾沖突”。概括來講，“馬歇爾沖突”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效率要求價格等于邊際成本，但是當邊際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即存在規模經濟)時，按效率定價將給生產該商品的廠商帶來損失。這是在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實現效率的一個基本障礙。
二、有效競爭與可競爭性市場——兩個現實參照點
1．有效競爭市場。“有效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J.M.Clark，1940)針對完全競爭概念的非現實性而提出來的。克拉克認為，雖然完全競爭被經濟學家進行了準確的定義和精心闡述，但它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且從來沒有存在過，由于現實環境的復雜性，決定了競爭的多樣性。克拉克給出了兩個大類的市場競爭類型：(1)純粹或嚴格的競爭；(2)修改的、中性的或混合競爭，如壟斷性競爭。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競爭”的觀點，啟發人們對各個產業競爭有效性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評價。愛德華·梅森(Edward Mason)將有關有效競爭的定義和實現有效競爭的條件歸納為“市場結構基準”及“市場效果基準”。在梅森之后，史蒂芬·索斯尼克(Stephen Sosnick，1958)評論了20世紀50年代末之前的所有文獻，并依據標準的結構一行為—績效分析范式來概括有效競爭的標準。根據索斯尼克的概括，有效競爭的結構標準包括：(1)不存在進入和流動的資源限制；(2)存在對上市產品質量差異的價格敏感性；(3)交易者的數量符合規模經濟的要求。行為標準包括：(1)廠商間不相互勾結；(2)廠商不使用排外的、掠奪性的或高壓性的手段；(3)在推銷時不搞欺詐行為；(4)不存在有害的價格歧視；(5)競爭者對于其對手是否會追隨其價格調整沒有完全的信息。績效標準包括：(1)利潤水平剛好足夠酬報創新、效率和投資；(2)產品質量和產量隨消費者需求的變化而變化；(3)廠商努力引入技術上更先進的產品和技術流程；(4)不存在“過度”的銷售開支；(5)每個廠商的生產過程都是有效率的；(6)最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賣者得到最多的報酬；(7)價格變化不會加劇經濟周期的不穩定。
2．可競爭性市場概述。在完全競爭理論中，大數目廠商假定造就了廠商的競爭行為。然而，由于潛在競爭的作用，產業中的廠商行為并不惟一地取決于現有廠商的多少。對此，Baumol Panzar andWilling(1982)提出了“可競爭市場理論”(the Theoryof Contestable Markets)。他們認為，決定市場進入壁壘與退出壁壘的因素僅是沉淀成本(sunk cost)的大小，只要沉淀成本為零，就能夠實現競爭均衡。換言之，只要企業進退自由，即使市場上只有少數幾家企業也能實現競爭均衡。可競爭市場即使在寡占甚至壟斷條件下，也可以實現最佳福利目標。在這里，正是潛在進入者的潛在競爭，而不是現存企業之間的競爭，把完全可競爭市場均衡推向了福利最優化。可競爭性理論通過強調潛在競爭對現有廠商行為的約束，較好地解決了一直困擾微觀經濟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的“馬歇爾沖突”。這一理論有效地將完全競爭的結論推廣到了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修正了對“看不見的手”應用范圍的傳統看法。
三、偏離完全競爭產生利潤差異的幾種因素
對完全競爭市場的任何偏離都可能導致廠商之間的利潤差異。從現實的層次來研究具體的市場及其績效的話，可以將完全競爭作為評價的基準，其假設條件的非現實性就給出了決定市場競爭程度的主要因素。以貝恩為代表的產業組織理論的哈佛學派認為市場結構是決定市場績效的主要因素，最主要的決定市場結構的因素是以企業數目和規模分布為特征的市場集中、產品差異和進入壁壘。筆者依據貝恩的這種劃分，將偏離完全競爭的因素歸納如下三點。
1．市場集中。“市場由大量廠商構成，且廠商規模小，是價格的接受者”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重要假設，但是在現實中，往往市場上只存在少數的廠商，這樣的市場結構自然導致了廠商行為偏離完全競爭。Chamberlain(1933)在《壟斷競爭理論》中根據壟斷程度的強弱，對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之間的市場結構作了分類，并構建了代表性消費者模型，說明不管產品是否存在差別，壟斷競爭均衡的均衡價格和均衡數量一般來說不是社會最優的，廠商可以獲得一定的超額利潤；法國學者Cournot(1838)提出了第一個非合作寡占模型，最早建立了市場容量確定、產品同質及非合謀的雙寡頭壟斷模型。古諾模型考慮的是廠商選擇產出而不是價格，伯特蘭提出，如果廠商不設定價格，就難以弄清在寡占市場上是誰制定了價格；Betrand模型(1883)依據強烈的假設條件，得出與社會最優均衡一致的均衡結果；Stakerberg模型(1934)描述了廠商設定產量，并且其中一個廠商先于其他廠商行動的情況。
2．產品差異。產品的同質性是完全競爭市場的基本假設，但明顯的是，現實生活中市場上銷售的產品是有差異的。產品差異化是指同類產品在消費者的心目中存在著不完全替代性。由于產品的差異程度不同，生產同種產品的廠商也可能獲得更高的利潤水平。
貝恩(Bain，1956)認為，信息差異可以構成市場進入壁壘，因為消費者傾向于忠誠早先創立的品牌。Schmalensee(1978)在一個正式模型中肯定了貝恩的觀點，認為一個已有的高質量品牌可以怎樣獲得超額利潤，而又不會鼓勵新的甚至是高質量的市場進入者。
3．進入壁壘。“進入壁壘”的概念首先是由貝恩所提出，其含義為“一個產業中原有企業相對于潛在進入企業的優勢，這些優勢體現在原有企業可以持續地使價格高于競爭水平之上而又不會吸引新的企業加入該產業”。根據貝恩的歸納，在位廠商的優勢通常來自必要資本壁壘、絕對成本壁壘、產品差異以及規模經濟性。后來，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勒從成本的角度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進入壁壘可定義為必須由一個尋求進入某產業的企業而不是由已經在該產業內的企業承擔的(在一些或每個產量水平上的)生產成本”。這就將進入壁壘限定在影響潛在進入企業的需求和供給條件上，從而對企業規模產生影響。
第8篇：規模經濟定義范文
[關鍵詞] 項目競爭力研究現狀 評價
項目競爭力分析是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內容中市場預測的一部分，它主要研究擬建(新建和改擴建)項目在國內外市場競爭中獲勝的可能性和獲勝能力。項目競爭力分析的實質就是確認擬建項目或改擴建項目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定位問題。競爭力分析的結果將促進項目不斷優化技術經濟方案，為投資者提供決策參考，進一步提高決策質量。
一、項目競爭力研究現狀
在我國，由于實行長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投資主體或企業市場競爭意識不強，在進行項目投資評價時往往忽略了項目競爭力分析。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一些學者開始認識到項目競爭力分析的重要性，并發表多篇相關論文，指出項目評估必須考慮競爭力分析。目前學者關于項目競爭力討論所涉及的內容概括起來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對項目競爭力的定義及屬性的理解;項目競爭力的影響因素;項目競爭力的評價;提升競爭力的途徑與措施。
1.項目競爭力的定義及屬性。李云龍認為把競爭力理論引入、嫁接到項目評估上，是當時工程咨詢評估理論上的重大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對建設項目競爭力做出如下定義:建設項目的競爭力，是建設項目內部蘊涵的、在項目建成投用后體現出來的、相對于競爭對手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將保證項目投用后在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有能力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創造更大的利潤。并指出建設項目競爭力具有以下6個特性:(1)它是建設項目內部蘊涵的一種能力;(2)它是隱性的;(3)它只能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表現出來;(4)它是一種比較優勢;(5)這種比較優勢將給初期投資帶來理想的回報;(6)對它的評估，是建立在預測基礎上的。
2.項目競爭力的影響因素。佘蘭蘭從總量平衡與目標市場、產品完全成本、競爭策略、經濟評價與競爭力分析等四個方面對項目的競爭力進行了探討，提出項目競爭力分析是項目經濟評價的重要補充，應重視對項目的競爭力分析。李鋼、朱玉姍進一步討論了項目投資地點選擇對項目競爭力的影響。將項目競爭力的區位因素分為自然因素、社會因素、綜合因素類，并分析了各種因素對項目競爭力的影響，為項目投資地點選擇提供了參考依據。李鋼、溫徵偉討論了規模經濟對項目競爭力的影響指出項目規模經濟來源于項目的建設過程和運營過程，不同項目的規模經濟來源是不同的。由于項目的開工率、運輸成本、技術限制、需求的多樣化等原因，項目的規模不能無限擴大。
3.項目競爭力的評價及提升競爭力的途徑。在評價方法方面，曹曉、廖志堅把競爭力分析與評價分為高級階段和初級階段。在初級階段，投資者主要依靠主觀經驗對因素和競爭者進行判斷；在高級階段，隨著競爭力分析方法的實際應用，投資者將進一步引入一些基本定量的分析工具，對歷史數據進行統計，用數理經濟學、模糊數學、系統工程等方法建立模型，測算出各因素對競爭力的相對影響力。測算結果用來修正專家判斷法的打分值。李云龍指出風險分析和競爭力分析是互相補充，但不能互相替代的關系，并指出研究工作的技術路線是: 國內外信息檢索和調研歸集影響建設項目競爭力的因素影響因素定量化提出評價指標體系指標計算規定評價標準軟件化。
二、項目競爭力理論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我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及行業特征對項目競爭力的評價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但目前對項目競爭力評價的研究還存在如下不足之處:
1.研究文獻多從項目自身角度出發對項目競爭力進行評價，把項目競爭力等同于企業競爭力，認為項目好企業就會好，本質上是忽略了項目與企業的內在關系。在現實中，我們往往見到一個所謂成功的項目拖垮了整個企業，而一些企業為培養整體競爭力而投資一個看上去似乎不贏利或贏利不多的項目。在建設初期，項目需要從整個企業或投資主體吸取一定的資源，當項目建成后又會對企業或投資主體整體產生反饋作用，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因此，投資者應站在整個企業或投資主體的角度，綜合考慮項目與企業的關系，對項目競爭力進行客觀正確的評價。
2.在項目競爭力評價中，目前關于項目對企業整體的內在驅動機制研究不足。企業或投資主體究竟是如何通過有競爭力的項目對企業的整體競爭力進行驅動，使企業不斷成長發展。如果這個問題不清楚，企業就無法通過對項目的評價來指導企業有效地提升整體競爭力，那么項目的競爭力評價就缺少現實的指導意義。因此，關于項目對企業整體的內在驅動機制研究應是今后研究重點。
參考文獻:
[1]李云龍:工程項目評估必須研究項目的競爭力.中國工程咨詢，2002，（2）
[2]李云龍:建設項目竟爭力的定量評價方法和評價指標.中國工程咨詢，2003，（6）
[3]佘蘭蘭:關于項目競爭力分析的探討.石油化工技術經濟，1998，（6）
[4]李鋼朱玉姍:項目投資地點選擇對項目競爭力的影響.石油化工技術經濟，2004，（5）
[5]李鋼溫微偉:規模經濟對項目競爭力的影響.化工技術經濟，2005，（2）
第9篇：規模經濟定義范文
迪克西特為什么還沒獲得諾貝爾獎？最近接觸長尾理論后，對這位印度經濟學家產生了濃厚興趣。
迪克西特最主要的貢獻，是通過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S模型），建立了一個通過“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分析經濟問題的理論框架。迪克西特從沒談過長尾理論，但由于長尾理論的內核框架也是“數量―品種”關系。因此可以視迪克西特的理論為長尾理論的基礎理論。
許多新經濟理論，如羅默的新增長理論、克魯格曼的空間經濟學等，都是在迪克西特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增長理論是D-S模型的時間動態版本，新經濟地理模型是D-S模型的空間動態版本。雖然由于斯蒂格里茨獲得諾貝爾獎，迪克西特重復獲獎的可能性降低了。但在我心目中，迪克西特具有不輸于任何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實力。
迪克西特理論與新經濟的內在聯系
在互聯網業，人們經常提到水泥加鼠標。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遠沒有水泥加鼠標外在結合這么簡單。我認為，新經濟是舊經濟內部矛盾的產物，具體說是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矛盾運動的產物，強調多品種的范圍經濟是舊經濟中產生新因素的萌芽。研究多品種的經濟性，就成為研究新經濟發生學的重要問題。
循著這個線索，應該特別注意傳統理論中那些包含新經濟思想因素的理論。像安德森長尾理論這種典型的新經濟理論，背后是錢德勒“古老的”范圍經濟理論。但錢德勒是研究經濟史的，只談經驗，沒有建立數學模型。迪克西特正好提供了錢德勒背后的數學支撐，將品種這個維度，第一次數學化地引入經濟學內核。錢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正在形成一個新經濟理論軸心。
不懂經濟學的人，只要了解托夫勒關于“單一品種大規模生產轉向小批量多品種”這一說法，就會明白錢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這個理論軸心在說什么。托夫勒的說法，內在隱含的正是一個“數量―品種”框架：以數量為豎軸，品種為橫軸，傳統工業化特征，品種上是少，數量上是大（合起來就是短頭）；新經濟的特征，品種上是多，數量上是少（合起來就是長尾）。D-S模型就是“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上的函數解析；長尾理論講的則是“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上的統計分布（長尾理論名稱來源于“長尾分布”這個統計學術語）。錢德勒講的則是“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系中的利潤選擇。區別在于，安德森通過統計講故事，聽眾是普羅大眾；錢德勒通過歷史講管理，聽眾是管理學家；迪克西特通過數學講經濟，聽眾是經濟學家。迪克西特可以算半個新經濟學家。
迪克西特講的是什么故事
迪克西特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一方面規模經濟要求生產產品的種類越少、每種產品的產量越大，經濟性越好；另一方面消費的多樣化偏好又要求較多的產品種類數。市場會折衷這一兩難沖突形成一種壟斷競爭的均衡，內生地決定市場上的產品種類數。
代表過時的工業化的西方經濟學主流中，基本框架是數量和價格關系，遲遲沒有把品種這個維度作為內生變量，納入體系內核。表面原因是一直沒有找到表述品種的數學方法（這一點被迪克西特于1970年代中解決后，情況有所改變），深層原因是理論上的不兼容。
傳統經濟學理論中所有具有新經濟萌芽因素的理論，如范圍經濟理論、新增長理論、羅默理論、區域經濟學、產業集群思想、空間經濟學、都與范圍經濟有關，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共同都涉及到多品種協調問題。楊格指出：“產業的不斷分工和專業化是報酬遞增得以實現過程中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必須把產業經營看作是相互聯系的整體”。汪丁丁解釋知識經濟說，知識互補性的經濟學含義是：知識甲和知識乙單獨運用于經濟活動時各自獲得的收益的加總必定小于它們聯合運用于經濟活動時的收益。這是錢德勒范圍經濟定義的知識版。
深層的背景可以這樣理解：互聯網的特長在于協調，它的經濟作用是降低多品種的協調成本。如果多品種的經濟性得不到經濟學論證，互聯網的價值就始終進入不了經濟學視野。由此引伸出來的差異化、個性化、定制等一系列新經濟問題，就更找不到理論根據。而品種多樣化、或者說多品種的經濟性，是經濟學家能聽懂的新經濟問題的表述方式。
迪克西特的局限
迪克西特本人并沒有使用范圍經濟這個術語，它把范圍經濟表述為另一種規模經濟。他沿著馬歇爾的傳統，用規模經濟表述范圍經濟，區別只在外部規模經濟與內部規模經濟的不同。說迪克西特是半個新經濟學家，是因為他的理論是一種準新經濟理論。這點不同于錢德勒和安德森。
真正的新經濟理論與傳統經濟中的包含新經濟因素的理論（準新經濟理論）之間的區別表現為：第一，準新經濟理論把少品種與多品種的矛盾，理解為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即專業化生產與多樣化消費矛盾；新經濟理論進一步認為屬于生產內部（如少品種生產與多品種生產）和消費內部的矛盾。在這點上，錢德勒與安德森雖然數學上不如迪克西特，但認識比他徹底。第二，同樣強調產品多樣化現象，準新經濟理論認為證明的是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新經濟理論認為證明的是關聯化協調的作用。楊小凱大大發揮了迪克西特理論中傳統的那一面，把新經濟融合解釋成了舊經濟分工，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第三，同樣強調一加一大于二（Superadditivity）的報酬遞增現象，準新經濟理論把它歸功于專業化，新經濟理論把它歸功于打破專業化。第四，準新經濟理論依賴壟斷競爭框架，新經濟理論可以推廣到完全競爭框架。第五，對生產可能性邊界與無差異曲線的凹凸性的理解不同。
本來，分工離不開協調，協調離不開分工，爭論分工創造財富與融合創造財富，似乎會陷入雞生蛋、蛋生雞式的詭辯。但我認為，有一個判據，可以把誰為主導的意義顯示出來。這就是追問：品種越少，成本越低；還是品種越多，成本越低？這是錢德勒思考的問題，他比迪克西特與楊小凱站得更高。迪克西特的局限在于固化了“品種越少，成本越低”這個規模經濟假設，而沒有將互聯網現實中越來越常見的“品種越多，成本越低”內生于模型之中。這點遠不如不懂高級經濟學的安德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