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市場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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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經濟市場范文

【關鍵詞】金融市場差異 全球經濟失衡 戰略

一、前言

經濟實力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金融市場差異的出現歸根結底由一個國家經濟實力以及體制所決定。在金融市場差異條件下，各國對資本的吸引力會有所差別，久而久之則會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出現。對金融市場差異以及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分析能夠為使有關部門及人員認識到當前國內經濟的發展狀態，這對于發展策略的調整能夠起到導向作用。

二、金融市場差異與全球經濟失衡簡介

（一）金融市場差異

金融市場主要指以辦理有價證券以及處理各種金融衍生品的買賣的市場。根據不同國家經濟體制以及整體實力的不同，金融市場會存在一定的差異。相對于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低的國家而言，金融市場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在各項金融業務的辦理以及衍生品的買賣的過程中會具有更大的優勢，同時也能夠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而上述目的的達成又能夠反過來對金融市場的發展產生促進作用[1]。相對而言，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則恰恰相反。由此可見，金融市場差異的狀況一旦出現，如不及時采取措施對其進行解決，其狀況會越來越嚴重，從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

（二）全球經濟失衡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國由于供求關系的不平衡所導致的一種失衡狀態，同時也指受長期的金融市場差異影響而導致的一種不平衡狀態。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出現往往源于長期的積累，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想要解決這一問題，各國都必須提出一項長期的規劃，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為國家經濟實力以及綜合國力的增長提供保證[2]。

三、金融市場差異與全球經濟失衡現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全球各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金融市場的種種問題開始逐漸顯現，其中金融市場差異的出現便屬于非常嚴重的一項問題，就目前的情況看，由此所導致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也已經影響到了很多國家。

（一）金融市場差異現狀

從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市場差異的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世界各國的金融資產總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地區之間的差異卻十分明顯。根據對近些年來全球金融資產分布情況的調查發現，全球金融資產分布狀況十分不平衡，作為全球經濟的中心，美國金融資產分布情況占全球金融資產總數的31.9%，其總量較亞洲其他國家的總和多出1.8%。相對于美國而言，日本的金融資產總量占全球各國的第二位，其比例為11.7%，但較美國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中國的金融資產總量占實際金融資產總量的7.6%，在各國的排名中較為靠前，但與美國、日本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間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其次，不同收入的國家金融市場差異較大。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國家的收入也會存在差別，鑒于此，國家之間金融市場的差異也就會不斷的擴大。

最后，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流動情況較為明顯。調查顯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向主要為發達國家，深入分析發現，其主要原因在于發達國家的收益相對較高，且在風險防范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明顯的金融市場差異。

（二）全球經濟失衡現狀

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況并非從未發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屬于全球經濟出現的第一次失衡。就目前的情況看，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況主要集中在少數國家，其中美國為主要代表。自20世紀后，美國經濟出現逆差的狀況便一直存在，并在2006年達到了巔峰。受美國經濟逆差的影響，很多與美國存在經濟往來的國家均受到了波及，在這一情況下，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況開始變得更加明顯[4]。

四、全球經濟失衡狀況下中國發展戰略的調整

在全球經濟失衡狀況下，為避免自身的經濟發展狀況受到更大的負面影響，中國必須積極轉變發展戰略，要使其能夠有效的防范各種金融風險的發生，這樣才能使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更加穩定。

（一）轉變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

在過去，我國采取的一直為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即在進出口貿易中以出口為主，進口為輔的發展戰略，同時，為了鼓勵出口，國家還提出了大量的鼓勵措施，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國家的出口商品數量急劇增長，在增加了出口總額的同時，也提高了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這對于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十分不利。轉變出口導向型戰略能夠有效的拉動內需，從而為國家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動力[5]。需要注意的是，保持進出口的相對平衡非常必要，這是國家經濟健康發展的主要途徑。

（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內需不足是當前國內金融市場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主要體現在居民對于儲蓄的需求量過高方面，通過深入的分析發現，導致居民儲蓄量過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因此居民往往會出于養老以及醫療等目的進行儲蓄。為拉動內需，避免上述問題的發生，加強設備保障體系的建設十分重要，要從醫療衛生以及養老失業等不同的角度出發對社會保障體系進行建設，從而使居民能夠在失業以及疾病等問題發生時得到國家及時的補助。在這一環境下，居民的儲蓄量必定明顯減少，同時也會促使其更加熱衷于消費行為，在促進資本流動的同時，國家經濟的發展必定能夠被注入新的活力，這對于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風險能力的提高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五、結束語

在經濟全球化下，受各國經濟體制等方面問題的影響，金融市場差異的問題正在逐漸深入，從長遠發展的角度看，金融市場差異會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狀況的發生。在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下，為避免自身受到過多影響，轉變發展戰略已經成為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要以擴大內需為主要目的，從進出口戰略的轉變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兩個角度出發使國家經濟能夠得到更加快速、更加長遠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付爭.金融市場差異與全球經濟失衡[J].世界經濟研究，2012，07：10-15+35+87.

[2]張.論美元本位與全球經濟失衡的形成、特征及可持續性[D].吉林大學，2011.

[3]姚曉磊.金融發展差異與全球經濟失衡[D].吉林大學，2014.

[4]李宏，陸建明，楊珍增，施炳展.金融市場差異與全球失衡：一個文獻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10，04：3-20.

第2篇：全球經濟市場范文

比較優勢只是全球化最初的理論基礎，全球化紅利真正來自于數百年以來，全球統一的大市場的形成。這個市場并不是狹義的市場，即普通意義上的商品和服務的銷售地，而是代表著一種資源的最優配置模式―全球化。

一方面，它讓各國、各經濟體都能發揮“比較優勢”。同時，在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中，也更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分攤研發的成本和風險，從而刺激研發和創新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全球化還推動著生產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從而讓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得以不斷推陳出新，并從發達地區惠及后發經濟體。

但是，當前的世界，全球化也正在遭遇阻力和風險，除了特朗普，還包括更多的反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崛起和醞釀?？傊?，這個惠及人類數百年的全球統一大市場正有分崩離析的風險。

有人認為，全球化和平滑的市場是造成貧富分化和不公平的罪魁禍首。但也有人認為，前者不過是一種謬論，很多領域、很多地區的貧富分化和不公平，剛好是由于市場化程度還不夠高、要素市場存在嚴重的碎片化和割裂所造成的。 插圖/子祺

中國的春節之后，2017年才正式舒展開來。在這一年，全球的“英雄們”―改革者、領導者，需要明辨是非，排除干擾，探索適合本國的發展之路。同時，也要匯聚合力，影響世界，捍衛這個來之不易的全球統一大市場。

經濟奇跡無不誕生于“大市場”

要技術革新，而不是拿分配問題做文章，這是人類擺脫物質匱乏的唯一路徑。

在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史上，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特點，即那些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技術革命，多半都誕生于一個大市場、大經濟體中，小市場、小經濟體很難有這樣的“運氣”。

第一次工業革命肇始于英國，第二次則以美國（可能加上德國）為策源地，而戰后偉大的信息技術革命依然主要發生在美國―這些都不是偶然。因為，這些發生地都有著巨大的市場，海量的人口（消費者）。

第一次工業的時代，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大英帝國的子民。當時，全球人口不過四五億，而英國至少直接統治著1億人。此外，通過企業控股、貿易往來等手段，其控制的全球市場更大。

1865年，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曾這樣描述英國的“經濟版圖”：“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是我們的牧場，秘是我們的銀礦，南非和澳大利亞是我們的金礦，印度和中國是我們的茶葉種植園，東印度群島是我們的甘蔗、咖啡、香料種植園，美國南部是我們的棉花種植園?！?/p>

第一次工業革命并不只有蒸汽機，它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它還包括了交通運輸、機械制造以及化學工業等領域一系列的技術革命。而唯有打造并掌控著“全球市場”的英國，能在超過100年的時間內一直引領技術革新的潮頭。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要推動力是美國國內人口的暴增，以及巨大國內市場的成型。1850年，美國人口僅2320萬。1920年，美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1930年，美國人口已達1.2億。這70年時間，剛好是美國趕超英國的時代。

同樣，德國人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也屢有建樹，他們發明了汽車?？梢哉f，如果不是德國統一導致國內市場膨脹和人口大幅增長（西歐第一人口大國），汽車這種交通工具恐怕根本就沒有這么大的市場需求，發明家也不會傾其一生來從事這項工作。

但最后，美國人卻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汽車生產國，并由亨利?福特建立了全球最領先的流水線生產模式。因為，這個國家的國內市場全球第一。

二戰之后的信息技術革命，更不用贅述。美國人口在1950年是1.5億，此后進入長時間的上升通道。1990年，接近2.5億，并于2007年即次貸危機爆前突破3億。除了本國的大市場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國用美元、軍隊為工具將全球經濟體納入了以其為中心的、穩固的市場體系中。資金在紐約、倫敦進行配置，技術則在波士頓或者后來的硅谷進行研發。

戰后60年，世界上所有的技術革命都發生在了這個市場的中心―美國，從計算機、互聯網、生物技術到人工智能，沒有一樣例外。而技術在發明之后，則不斷外溢到這個體系的邊緣，比如日韓，然后再到了正在崛起的中國。

一個國家，如何才能成為技術革命的策源地？理由必然有很多，比如教育、文化、歷史傳統、政治治理，甚至還可能歸于人種問題，等等。

這些因素可能都對，但三次工業、技術革命的歷程顯然證明了這樣一個“鐵律”：持續的技術革命和商業模式創新，它必須植根于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國內市場對接國外市場的統一的全球化大市場，唯有此種超級市場能催生巨大的需求，而巨大的需求所蘊藏的“超額收益”，才是刺激科學家、資本擁有者不斷投入智力和資金的原動力。

在這個意義上講，要提振全球經濟，關鍵就是要繼續捍衛這個通過數百年歷程整合起來的全球化的統一大市場。但很遺憾，這個市場現在遇到了麻煩，甚至有分崩離析的風險。

捍衛全球市場需要“領導力”

所謂全球化的統一大市場，它并非傳統的意義的商品和服務銷售地，而是代表著資源配置的高效模式。

它包含了兩個層次：一是國內市場的平滑和有效，生產要素可以在國內的自由流動，“摩擦損耗”很低。二是生產要素在國家、經濟體之間也可以自由流動，比如資本項目的開放，技術移民政策的寬松等。統一的全球市場由這兩個市場對接而成，缺一不可。

當今各國，真正解決了內部和外部兩個市場對接問題的經濟體以美國最為典型。這個國家以金融和高科技立國，兩個行業都分別受益于兩種要素自由流動，一是資金，二是人才。

美國建國始于零散的殖民據點，而這些以德裔、英裔為主體的移民又帶來了日耳曼人和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地方自治傳統，這決定了這個國家在成立之初，必然面臨強大的離心傾向，要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并非易事。

但美國人做到了。雖然有三權分立的制衡，但這個國家依然建立起了西方世界相對強大的聯邦政府和總統制，更重要的是，保證了國內要素市場的統一和自由化。這一過程，很大程度是通過金融市場的統一來形成的。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美國竟然是西方大國中最后建立起中央銀行的國家。歷史上，這個國家曾兩次建立起中央銀行，分別是“第一銀行”和“第二銀行”。但最終，因為各州特別是中西部各州的地方利益集團的反對而沒有能持續。原因在于，中西部各州擔心全國統一的銀行系統會讓東部資本家利用銀行來“剝削”中西部地區。

在這種長達百年的“樸素擔憂”和“利益平衡”考量之下，因為沒有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提供流動性，美國成為了西方世界銀行倒閉最頻繁的國家，很多中小儲戶為此傾家蕩產。這種局面直到1913年《聯邦儲備法》通過，并建立美聯儲才結束。

在美國國內市場統一歷史上，出現過三位英雄式人物，一是林肯，他決心用武力維護市場的統一。另外兩位的作用則常被忽略，一是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唯一連任三屆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漢密爾頓統一了美國的國債市場，并嘗試發行統一的美元，而羅斯福則在任期內拯救了經濟，并建立了和美聯儲體系同等重要的存款保險制度。

金融市場的不斷統一，這是美國在二戰之前迅速崛起全球第一強國的金融基礎。二戰后，以這個統一的全球第一大國內市場為基礎，美國又建立起了滲透全球各個角落的美元金融系統，夯實了超級強國的根基。

除了資金這種要素的自由流動之外，硅谷的崛起顯然還得益于另一種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動，即人才。因此，美國崛起的歷程，充分說了“兩個市場”對于一個國家以及全球經濟的關鍵作用。但如今，逆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抬頭，全球化的大市場正在遭受質疑，乃至挑戰。

當前，西方國家的“高福利”成為一個通病。高福利的直接原因是選票，但從根本上講，高福利也可以看作是這些國家的國內市場出了大問題―勞動力要素市場存在嚴重的弊端，這個市場已經被割裂并破摹

在經濟學家看來，工會其實是一種對勞動力的壟斷，政府應該竭力破除。但隨著選票政治的越演愈烈，這種壟斷也不斷強化。它并非從地域上破壞了統一的要素市場，而是從另外一個維度破壞了統一的市場。它阻礙了勞動力要素在國內企業之間，或者行業之間的自由流動。市場的配置作用受阻，導致成本走高，投資減弱，增長停滯，反過來進一步導致了貧富分化。

一些發展中國家則面臨另一個大問題。國內統一的要素市場正遭受了利益集團的破壞。比如，后者壟斷了資金的供給，增加資金流動的成本，虛擬經濟凌駕于實體部門，少數人通過在股市融資和在銀行制造壞賬的方式，讓國家金融體系成為它們的套利工具。這樣的市場弊端，必須要通過結構性改革來破除。

第3篇：全球經濟市場范文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民族音樂教育； 市場化； 機遇

中圖分類號： G4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1）01-0086-02

所謂經濟全球化，又稱為全球經濟一體化，是指隨著高新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經濟的不斷進步，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具有相互的依賴性，都必須互相合作、互相促進、取長補短，才能夠共存共榮，共同獲得發展的新機遇。換言之，在當今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可能獨立地或孤立地進行，都要不斷地尋找眾多的合作伙伴，并不斷地擴大彼此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經濟的全球化浪潮，對整個人類社會以及社會的各個領域帶來了十分深刻而又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絕不僅僅限于經濟領域，而是波及和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教育也不例外，也和其他行業一樣，受到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在這樣一個國際大背景和大環境下，作為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分支――中國的民族音樂教育，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影響，必然會出現一些新的重要變化。因此，研究經濟全球化浪潮下中國民族音樂教育的規律和特點，對于我們振興民族音樂，進行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就經濟全球化與民族音樂教育的市場化走勢，談一談自己的看法，以期拋磚引玉。

一、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促使民族音樂教育走上市場化的道路

縱觀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對教育帶來的最直接和最大的影響，就是促使教育與經濟相結合，最終促使教育市場的形成。在這里必須強調指出：在我國，教育市場的形成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新生事物，教育和市場的結合是一種文明、進步的結合，而不是唯利是圖的“金錢至上”的結合。民族音樂教育與市場的結合，則更應當如此。

民族音樂教育是一種高雅的文化教育，其內涵豐富，品位高尚。一旦民族音樂教育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形成民族音樂的教育市場，就能夠導致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實現教育結構的優化和組合，提高民族音樂教育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從而有力地推動民族音樂教育的發展。

因此，對于民族音樂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個正確的、客觀的認識。不要以為民族音樂教育一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就會導致拜金主義和金錢至上的思想意識，就會使高雅的民族音樂教育沾染上銅臭，從而導致民族音樂教育的低俗化或低品位。如果我們從宏觀的大環境來看，當今社會的各個行業，都不可避免地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只不過因各個行業的特點不同、情況有別而導致結合的程度和結合的方式有所不同。盡管各個行業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千差萬別，但是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卻不能視而不見：各個行業都在以自己的特長和優勢，尋找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最佳契合點；都在結合的過程中，尋求有利于本行業發展的新機遇。

那么，民族音樂教育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走教育市場化的道路，其利如何？其弊如何呢？客觀地講，民族音樂教育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既有利也有弊。從總的方面來看利大于弊，好處多于壞處，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在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教育（包括民族音樂教育）再也不是游離于市場經濟之外的“世外桃源”。從根本上講，當代教育的發展，必須以一定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特別是由于我們打破了計劃經濟的舊體制。實行了市場經濟，現在教育的融資渠道必然是多方面的，我們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想發展教育就必須伸手向國家和政府要錢。相反，我們要想發展教育，就應當想方設法拓寬渠道，動用多種社會力量來辦學，尤其要注意恰當地運用市場經濟的規律，多方面籌措教育資金。

相比較而言，就國內的教育市場來看，民族音樂因其固有的高雅特點，在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起步比其他教育行業要慢一些。我們的民族音樂教育工作者們至今思想解放的力度不夠，總以為我們所從事的民族音樂教育乃是傳播高雅藝術的殿堂，應當不偶流俗，不為金錢所動。其實，這種將民族音樂教育與經濟發展截然對立起來的觀念，是非常錯誤的，也是很不合時宜的。高雅的教育難道就不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了嗎？民族音樂教育難道一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就一定會變成追金逐銀的“下三濫”行當嗎？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的。如果我們放開視野，目光向外，縱觀當今的多種藝術行業，就不難看出：無論歌舞、影視還是書法、繪畫，許多高雅藝術行業早已不同程度地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了，而且結合的結果，帶來的不是藝術品位的降低，相反卻是藝術的繁榮發展以及藝術質量的提高，形成了藝術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和諧共振與良性循環。

實事求是地講，由于民族音樂教育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速度太慢，現在國內的民族音樂教育行業相當不景氣，多數甚至大多數民族音樂教育工作者待遇偏低，至今仍然過著清貧的生活甚至是苦行僧似的生活。在許多藝術院校中，民族音樂教育專業因經費的投入不足，形成了制約專業發展的“瓶頸”，少數院校連添置一些基本的樂器和教學用具的錢都拿不出來，從而導致民族音樂教育出現了令人堪憂的“生存危機”。所以，要改變這種捉襟見肘的窘態，我們就必須解放思想，開拓前進，在當今的形勢下，必須形成新的共識：要發展民族音樂教育，就必須邁開步子，大膽地走教育市場化的道路；只有走教育市場化的道路，我們的民族音樂教育才能夠走出低谷，登上秀美的藝術峰巒。只要我們從發展民族音樂教育的大局出發，以民族音樂教育自身的優勢來尋求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最佳契合點，我們就完全可以避兔“金錢至上”觀念的影響，避免市場經濟帶來的其他負面影響和效應，讓民族音樂教育走上健康發展的正確道路。

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給民族音樂教育融入市場經濟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社會帶來一個巨大的變化，就是促使中國在新世紀之初成功地加人了世界貿易組織，而中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反過來又促使國人加深了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一言以蔽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給國內的許多行業帶來了極其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樣，也給民族音樂教育的發展帶來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具體來講，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給民族音樂教育帶來的機遇，在當前主要就是促使民族音樂教育必須跟上中國教育改革的步伐，為民族音樂教育融人市場經濟提供了直接的有利條件。

筆者之所以提出這樣的看法，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環境，為民族音樂教育融入市場經濟提供了良好的生長土壤，促使每一位民族音樂的教育工作者必須作出果斷干脆的選擇。這種選擇的出路明擺著只有一條：就是必須走教育市場化的道路，必須盡快使民族音樂教育與市場經濟體制相融合，實行良性結合。否則，如果我們繼續抱殘守缺，不思變革，不突破陳腐的觀念，那么，在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大環境中，我們就會喪失發展的機遇，甚至可能導致民族音樂教育的惡性衰退。

第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促使中國經濟更快地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體系之中，也為中國的民族音樂教育提供了可以施展拳腳的良好時機。當然，辯證法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決，對于中國的民族音樂教育來說，既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又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如果我們只看到挑戰而看不到機遇，那么我們就會陷入悲觀主義；而如果我們只看到機遇而看不到挑戰，那么我們就會盲目樂觀，庸人自娛。首先，我們應當審時度勢，利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國際國內大環境，努力進行民族音樂的教育改革，特別是要對民族音樂教育的體制進行改革，促使其適應時展的潮流，朝著教育市場化的方向邁進。其次，我們在把握機遇的同時，特別要看到民族音樂教育現在業已面臨的嚴峻問題，看到民族音樂教育發展的一些不利因素，化被動為主動，把民族音樂教育的發展放在全國教育改革的大環境中來思考，找準民族音樂教育的定位，尋覓民族音樂教育發展的突破口。實際上，只要我們努力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那么經濟全球化提供給我們的，可能就是一個比之于以前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寬廣的大舞臺。我們在這個新的國際國內大舞臺中，完全可以利用民族音樂教育自身的優勢，大展拳腳，再現中國民族音樂的雄風，為振興中華民族的精神、優化民族的心理作出重要的貢獻。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的良好時機，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民族音樂教育發展之路

如前所述，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們的民族音樂教育正面臨著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那么，我們究竟應當如何把握這樣的歷史性機遇呢？筆者認為，要真正把握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良機，就必須開拓創新，勇于探索，勇于實踐，走出一條有中國待色的民族音樂教育的發展道路。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不負歷史的重托，把我們的民族音樂教育搞上去。

1. 要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根據教育市場的發展規律，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組合和重新配置。就中國民族音樂教育的現狀而言，總的來說尚存在諸多問題：

其一，中國的民族音樂教育缺少必要的獨立性，更缺少強強聯合。迄今為止，國內的民族音樂教育，一般都是附屬在藝術類或者音樂類高等院校之中。民族音樂教育在這些院校中，多半不如外國音樂教育和流行音樂教育那樣受到廣泛重視或者普遍青睞。說得好聽一些，這是一種“曲高和寡”的狀況；說得現實一點，那就是民族音樂教育“獨木難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經濟的單個實體必須具有相對的對立性，經濟決策的獨立性和運行的獨特方式不受制于別人或不受制于別的經濟實體；同時，經濟的個體與個體之間又必須實行必要的聯合，特別是應當實行強強聯合，以便共存共榮，共謀發展。同樣的道理，民族音樂教育現在要取得長足的發展，首先必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也就是說首先必須謀求個體本身的發展，擺脫對其他學科和其他教學機制的依賴性。然后，在個體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再實行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聯合，乃至強強聯合。這樣，中國民族音樂教育才能夠發展壯大，形成氣候。否則，民族音樂教育如果只是某些音樂院?；蛘吣承┮魳方逃龣C構的附屬物，連起碼的獨立性都沒有，哪里談得上什么“強強聯合”與“共謀發展”！

其二，中國的民族音樂教育目前尚沒有融人市場經濟體制，因此，特別缺少按照教育市場的規律進行運作?，F在，民族音樂教育的市場機制還沒有形成，但是時下有一些民族音樂教師卻頭腦精明、進財有方，他們往往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或利用自己的專業水平，以個人的方式打人教育市場，私下里進行單個的或作坊式的音樂輔導，賺一些血汗錢。當然，我們對這種改善生活狀況的個人舉措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因勢利導，把有才能的民族音樂教師組織起來，以群體的優勢取代個體的優勢，以積極的姿態實行民族音樂教育市場的整合，就很有可能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這樣，無論對于民族音樂學科、專業的發展，還是提高民族音樂教師的經濟待遇，都會有明顯的益處。否則，如果不將有限的力量集中起來，就會導致教育資源的浪費，永遠停留在個體或作坊式運作的層次上，因而也就無法適應經濟全球化對教育市場的要求。最終受到損害的，只能是民族音樂教育這個行業和民族音樂教育工作者本身的利益。

2. 要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努力發展民族音樂教育的產業，并以此為基礎，帶動整個民族音樂教育的發展。民族音樂教育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這個工程包括民族樂器的生產、學科和專業的設置、招生與分配、教學與實踐、創作和演出等等。在這個大的系統工程中，如果我們用經濟全球化觀念來看問題。那么完全可以建立起獨具中國特色的民族音樂教育市場。

例如，我們可以利用有限的資金，與民族樂器廠實行聯合，派遣有經驗的教師指導民族樂器的生產與調試，提高民族樂器的生產質量和生產工藝。

我們可以按照音樂人才市場的實際需求，進行合理的學科與專業設置，調整舊的學科和專業，設置和加強新的學科和專業，避免學科與專業的重復設置，從而避免寶貴的教育資源的無謂浪費。

我們在招生與分配時，特別要注意把握好“一進一出”兩個關鍵性的環節，在招生時，嚴格挑選，擇優納良，將優秀的生源吸引過來，甚至可以目光向外，進行跨國招生。另外，在學生就業時，要密切關注音樂人才市場的動向，讓優秀的學生學以致用，能夠有一展雄風的機會，為他們提供施展才能的舞臺。

在教育和教學的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注重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一個民族音樂專業出來的學生，如果不精通專業技能，不具備很強的音樂實踐能力，那么畢業之后，是不可能受到用人單位歡迎的。久而久之，便會導致民族音樂人才市場的萎縮。只有培養優質的人才，才能創造出專業的品牌，從而能夠使民族音樂的人才市場得以不斷擴大，在教育市場中實現良性循環。

在當今的國際化大背景下，任何一門學科都必須培養出復合型人才，民族音樂的教育更應如此。我們在制定培養目標時，應當全盤考慮，統籌規劃，不僅要把學生培養成精通民族音樂知識的行家并具有研究能力的學者，更要鼓勵學生進行民族音樂的創作。還要提供機會，讓學生在國內和國外有上臺表演的機會。如果一所音樂院校的民族音樂專業能夠培養出一批這樣的優秀復合型人才，那么這些人走出校門之后，就能夠通過他們的創作和演出，在國內和國際擴大學校的知名度。而一所音樂院校的知名度擴大了，聲名遠揚了，那么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自然也就會長期地、持續地顯現出來。 更進一步地說，如果我們將上述的一系列工作聯系起來，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那么我們就可以在此基礎上，根據教育市場的發展規律，構建出中國民族音樂教育的產業體系。這種產業體系一經形成，雖然不能像美國的好萊塢那樣成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經濟實體，起碼也能夠利用民族音樂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優勢，來促進民族音樂教育自身的發展。這種良性循環，才是民族音樂教育的宏觀發展道路，才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能夠真正融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道路。一旦走上這條正確的道路，中國民族音樂教育方可擺脫目前的困境，走向光明而又美好的未來。

第4篇：全球經濟市場范文

歐洲麥芽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麥芽制造商之一，該公司的采購主管阿蘭?謝卡爾特說：“因為金融危機，市場的狀況正在改變。現在最大的問號不是指向供應，而是指向需求?！?/p>

在2005年至2008年之間，為了滿足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全世界的啤酒產量上升了14%，達到1800億升（約395.9英國加侖）。

在2007年增長了5.3%之后，人們曾預測全世界的啤酒消費需求在2008年將增長2%到2.5%，然而以上預期已經按比例縮減。

歐洲麥芽交易中介商國際啤酒公司的常務董事吉恩?克勞德?吉拉德說：“因為金融危機，一些人認為全世界的啤酒消費量大約將會接近零增長?！彼€說，輿論一致認為2009年全世界的啤酒消費量不會增長。

為了應對2009年停滯不前的啤酒消費需求，啤酒的制造商也許會更多地轉向制造低麥芽含量的啤酒，這種麥芽含量的啤酒對于制造商和消費者來說都比較便宜。

歐洲麥芽公司的常務董事阿蘭?勒?弗什說：“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可能會導致多種消費形態的改變。”

以中國的情況為例，用于制造1百升啤酒的麥芽總量已經減少至7.75千克（即17.09磅）。相比之下，在歐洲各國，制造1百升啤酒的麥芽總量平均起來為13千克（即28.66磅）。

將麥芽供應給啤酒制造商的麥芽制造商已經從全世界不斷衰減的啤酒消費需求中感到了沉重的壓力。

吉恩?克勞德?吉拉德說，在俄羅斯，啤酒是一種相對奢侈的消費飲品。眾多俄羅斯麥芽企業已經減少了25%的生產量。

“在接下來的幾周之內，這樣的情況也將會在歐洲發生。我們可能會從過去95%的生產量減少到90%的生產量?！奔?克勞德?吉拉德站在會議室的一旁說了以上這番話。

制麥芽用大麥這種農作物是用于生產啤酒的主要成分。在2008年的制麥芽用大麥大豐收之后，麥芽需求量的急劇下降可能會更進一步增加制麥芽用大麥的庫存量。

在歐盟各國，制麥芽用大麥的庫存量在今年春季結束之前可能會達到130萬噸，可足夠六周的麥芽生產。

相關鏈接：

近年來，高度啤酒的增長速度令人矚目，亞太和西歐市場許多生產商都推出了這類產品。

在印度，酒精含量為7％至8％的啤酒十分受歡迎，高度啤酒占據了印度市場一半的份額。啤酒國際巨頭也盯上了印度市場這塊誘人的蛋糕，紛紛推出了高度啤酒。

不只是印度場，其他地區也如此。在菲律賓，生力啤酒公司生產的酒精含量為6.5％的“紅馬啤酒”，已經成為該市場的第二大啤酒品牌。

高度啤酒在東歐市場也深受歡迎。不過，該市場的情況比較復雜，雖然有一些高度啤酒品牌，但目前這些品牌沒有一個占到絕對的市場份額。就該市場的消費習慣來看，高度啤酒在東歐市場的發展前景樂觀。

第5篇：全球經濟市場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鐕慕洕顒右艿狡渌鳈鄧业恼谓Y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鶜W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第6篇：全球經濟市場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主權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鶜W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皣H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第7篇：全球經濟市場范文

此次Gary到訪中國充分體現出中國市場對Avaya的重要性以及Avaya對中國團隊及中國市場的重視。

中國團隊地位凸顯

跟全球其他國家的企業相比，中國企業比如金融企業的發展非常迅速，而且很多企業會使用領先的技術促進流程改進、業務成長。Gary向記者表示，在聯絡中心、協同這些領域，中國企業的應用非常迅速，而且有很多創新公司在使用Avaya的產品，它們的創新業務模式和Avaya的創新通信技術有很好的結合點。此次到訪中國，Gary看到很多中國的合作伙伴和客戶對創新超前技術的應用，尤其是在視頻通信方面的應用，這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中國市場的這些創新應用，對我們在全球推廣類似的應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把這些創新應用推廣到全球市場。我認為這是需要強調的中國市場戰略意義的一個方面。” Gary闡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會見Avaya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客戶，通過聽取這些企業在創新和領先的通信應用方面的反饋和建議，幫助Avaya在未來為全球合作伙伴和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在企業通信方面，各國企業的應用存在或多或少的區別，而中國企業與其它國家企業的最大區別在于中國企業喜歡迅速采用新技術幫助企業快速成長。這是Gary此行的一大感受。另外，中國的企業客戶在使用Avaya的整個技術和方案時，往往希望能夠把Avaya的解決方案融入到既有的、更大的IT整體解決方案之中。“這是中國比較明顯的一個現象，跟其他國家不一樣。這意味著，我們的解決方案必須是開放的、非常靈活的技術架構，同時在開放接口上考慮到用戶的這些需求，才能夠讓產品跟中國跟客戶需求做到無縫銜接?！?Gary介紹了中國市場的第二大特點。

Gary此行的第二個目的是與中國的研發團隊進行溝通。他介紹說，在Avaya全球的布局中，中國研發團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個北京的研發團隊不只做與中國市場相關的產品特別是視頻通信產品的開發，還為豐富Avaya在全球的產品線做出重要貢獻，它是Avaya針對全球服務非常重要的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與許多國際廠商近期削減中國市場員工的情況不同，2014財年，Avaya將大力加強在中國市場特別是二、三級城市的覆蓋。

收購互補企業

談及Avaya去年以2.3億美元收購Radvision時，Gary 向記者表示，此次收購對Avaya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八訌娏薃vaya在多媒體通信和協作領域的領導地位。Avaya以前在視頻通信方面并不是非常強。Radvision在視頻方面的優勢與Avaya在統一通信、呼叫中心、語音等方面的優勢，進行相互補充和有效結合，產生了非常好的合力。如此，不僅是在統一通信、聯絡中心和企業通信的應用方面，同時在視頻領域，Avaya也成為非常重要的企業?！?/p>

不同于過去基于物理空間的視頻通信，現在人們無須進入會議室就能進行視頻通信。Radvision在移動終端方面領先的技術將為Avaya 布局企業通信帶來不可替代的優勢?！拔艺J為企業通信的移動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趨勢。不僅是移動視頻通信，傳統的企業通信如UC（統一通信）和CC（聯絡中心）也將在移動終端實現。”Avaya通過收購Radvision，大大增強了提供多媒體、跨渠道協作方案的能力，從而能夠盡快地根據市場的需求和趨勢，提供一整套的全線通信產品。

事實上，就目前而言，收購Radvision已經達到了1+1>2的效果。Gary介紹說：“Radvision豐富了我們的通信產品，帶來了創新，例如在Web RTC技術的應用方面。有很多應用，實際上也是在融合Radvision的技術之后有了新突破。很多客戶實際上對此非常認同?！?/p>

第8篇：全球經濟市場范文

2014會不會僅僅是一個“改善版”的2013？

回望過去一年，全球經濟繼續處于緩慢的復蘇過程中。但潛在的風險仍是經濟增長的暗礁。美國通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經濟微弱復蘇，而失業率仍然高企、政府飽受財政赤字問題困擾；歐洲經濟體受債務危機拖累仍在泥淖中，歐元區經濟增長微弱；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放緩。

重壓之下，世界人民仍懷有美好期待，也不免擔心：樂觀的預測在2014年又會落空嗎？

全球經濟走向預測傾向樂觀

來自各國際組織預測中，雖然對經濟增長多少的預測有些許差別，但總的來看，他們對2014年好于2013年的預期是一致的。

2013年12月18日，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了最新的年度報告——《2014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預測，世界經濟在2014年將增長3%，并在2015年進一步上升到3.3%。報告分析指出：美國經濟有望加快增長，歐洲經濟將重返增長軌道，新興經濟體經濟呈現緩慢增長，中國經濟將平穩增長。

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全球經濟監測中心主任洪平凡表示，聯合國的預測為最保守預測，“我們相信一些因素已經改善，將為2014年的增長提供動力，預計2014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個百分點，和2013年預計增長2.1%的數字相比，增勢比較強勁?！?/p>

相比之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則相對樂觀。2013年10月，IMF在 《2014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2014年，世界經濟增速將達到3.6%，高于聯合國的增長預期。其中，發達國家和成熟經濟體2014年預期經濟增速為1.7%，略高于2013年的1%；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國民生產總值整體預計為4.6%，微降0.1%。

IMF同時指出，2014年世界經濟下行風險依然較為突出。IMF總裁拉加德稱，2014年全球經濟依舊懸在希望與不確定之間。盡管復蘇勢頭增加，但世界經濟的引擎尚未全部高速運行，2014年仍然可能動力不足。

但在IMF的中長期預測中，未來5年，世界經濟增速將呈階梯式緩步上升，2014—2018年的經濟增速將分別為3.6%、4%、4.06%、4.11%、4.12%。

世界經合組織（OECD）曾在2013年11月19日公布《世界經濟展望》，將2014年全球GDP增速預期下調至3.6%，低于此前5月份報告中的4.0%?？傮w而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總體經濟增長速度將略高于2013年。

另據英國路透社報道，2014年1月6日，全球調研公司益普索（IPSOS）調查顯示，76%的民眾稱對新的一年寄予厚望，比例略高于2013年。其中，53%的被調查者相信全球經濟2014年會更強勁，來自印度、中國和印尼的信心最強，瑞典、法國和意大利的信心最弱。

復蘇后的美國成全球經濟新動力

許多機構報告及媒體報道分析指出，2014年，全球經濟秩序正在逐漸轉變，而與其密切相關的是世界經濟增長動力的轉變以及未來全球經濟潛在風險所在。

根據IMF的報告，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動力將由新興經濟體向發達國家傾斜，而重要風險源則可能繼續向新興經濟體轉移。

各國際組織均預計，2014年，美國和歐洲有望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美國經濟2014年將增長2.6%，較2013年高出1.6個百分點。IMF總裁拉加德通過媒體表示，由于美國失業率下降、美聯儲的政策決策以及兩黨最近達成的兩年預算協議，使得美國經濟前景強勁了許多。

2014年1月7日，《華盛頓郵報》報道指出，由于美國經常性貿易賬戶赤字狀況正在萎縮，隨著原油和其他石油制品價格的下降，以及美國潛在的貿易順差項目——頁巖氣能源熱潮的勃興等原因，未來美國有望擺脫“世界上所有貨品買家”的角色。該報認為，這種狀況將可能意味著“更加可持續”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形成。

針對歐元區及日本在2014年的表現，多數分析認為其未來仍存變數。事實上，2013年歐洲經濟僅實現微弱增長，在發達國家中表現最為乏力。IMF報告分析認為，歐元區銀行持續去杠桿化，以及重債國疲弱的經濟狀況將抑制整體經濟表現，歐洲經濟疲軟的風險仍然存在。

日本增長并不平穩。2014年1月2日，英國《金融時報》編輯克里斯·賈爾斯撰文指出：2013年，在“安倍經濟學”以及“量化和質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經濟改善了通縮勢頭，經濟增速已超出了自身潛力。未來想要持續這種動能，日本還需要推出更多諸如提高消費稅這樣的舉措。

全球經濟結構調整最艱巨的任務還在新興市場。經歷了過去強勁的增長，由于透支增長潛力及發展模式轉型等原因，新興市場開始持續放慢增速。

許多分析指出，2014年，中國經濟仍將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而其他較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則較難為增長乏力的全球經濟增添動力?！妒袌鲇^察》（Market Watch）專欄作家大衛·馬什撰文稱： 二十國集團中有5個主要國家將在2014年舉行可能具有深遠影響的全國選舉，它們分別是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這些國家的匯市和債市在2013年夏季遭遇了大規模拋售。2014年，美聯儲逐漸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外溢效應，或將再度影響新興國家金融市場穩定。

2014年，新興市場將面臨來自結構性改革方面的挑戰。政治因素和經濟風險的雙重作用使得新興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坎坷。IMF副總裁朱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新興市場的結構性改革包括重建財政空間、重新緊縮貨幣政策、加大結構調整，包括對市場和基礎設施等一系列結構調整，才能把經濟穩住?！?/p>

決策者的選擇決定預測能否成真

針對公共部門的較為一致的樂觀增長預期，媒體的態度卻多了一些憂慮。英國《經濟學人》在2014年首刊中刊文《為何說樂觀可能是壞消息》。文章分析指出：自從金融危機結束以后，幾乎每年都會以美國經濟預測專家的樂觀預期開始，而幾乎每年的樂觀預期最后都以失望告終。因此，最危險的問題恰恰就是樂觀本身。

文章指出，樂觀的經濟預期往往會導致自滿自足。比起實行艱難的改革，政客們永遠更喜歡享受經濟增長帶來的嘉獎。文章認為，歐元區日前對成立銀行業聯盟的回避，就證明了樂觀的經濟訊息帶來的負面作用。

然而，也許只有樂觀審慎，才能贏得2014年的經濟勝利。

2013年12月24日，花旗銀行在上海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報告稱2014年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三大政策將有助于全球經濟走向復蘇。但決策者必須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

第9篇：全球經濟市場范文

西方經濟學派長期存在凱恩斯經濟學和市場經濟基本教義派之爭。據我的粗淺理解，爭論的焦點是政府作用和市場自動調節作用是否存在根本對立。前者主張市場需要政府來發揮調節作用，當市場調節失靈時，就需要政府來加以調節，供求失衡時，需要政府投入來創造新的需求。尤其是經濟危機因素累積時，需要政府調節。后者認為市場會自我調節，不需要政府干預，任何政府干預都是多余的。政府干預是問題的根源，市場自動調節才是解決問題之道。他們不承認市場會有失靈的時候。所以這一學派被稱為市場經濟基本教義派。

應該承認在一定程度上市場的自由競爭能合理調節資源配置，但條件是競爭是完全自由的。其實，自由資本主義已成為歷史，完全的自由競爭早已不復存在。政府適當的調節和市場自動調節保持適度的平衡，才能保障全球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的增長。近20年來，可以說是基本教義派占了上風，市場自我更正被捧上了神壇，政府參與被斥為“障礙”。華盛頓共識主張不分青紅皂白地緊縮政府開支、不顧條件的私有化、不分經濟發展階段的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貨幣自由化。發展中國家想向國際金融機構借款，必須無條件遵守上述原則。凡接受這些條件的發展中國家或墜入危機，或增長停滯，凡接受這些條件的過渡經濟國家，都不能如期順利過渡到市場經濟。最近10年連續爆發兩場嚴重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2008年金融危機，不僅發展中國家，連美歐等發達國家也成為受害者。這引起世界各國的深思，改革國際金融貨幣制度和多邊貿易制度的呼聲日趨高漲。經濟全球化和多極化需要全球民主共管已成為廣泛的共識。這應該是保障全球經濟長期持續，均衡增長，實現互利共贏的基本條件。

這對中國來說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成功過渡到市場經濟，并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與世界各國相互依存，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不可避免要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為全球經濟長期穩定增長作貢獻。因此，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與全球經濟體系改革同步進行。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共管，理所當然，也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這不代表中國與美國爭奪世界經濟的主導權，美國也不必杞人憂天。

人們應該謹記，市場經濟基本教義派的觀點絕對不適時宜，必須找到政府監管和市場調節的適度平衡，才能保障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