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資模式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直接融資模式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直接融資模式范文
理論和實踐都表明，我國企業改革至今之所以仍未取得根本性成功，原因雖然多種多樣，但關鍵在于沒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現代企業理論的表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的企業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它們解決了兩大：一是激勵問題，即在企業內部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利益分配機制，能夠大限度地減少企業成員的機會主義行為，充分調動每個成員特別是經理人員工作的積極性；二是經營者選擇和監督機制問題，即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經理人員選擇和監督機制，使最具有經營才能的人能占據經營決策崗位。一旦實踐中經理人員因自身原因造成企業經營不佳甚至虧損，則企業就面臨被接管，經理人員面臨被撤職的危險。這就迫使經理人員不得不努力搞好企業經營。由于經營者的經營決策能力是決定企業經營業績的最重要因素，經營者的選擇和監督機制就成為企業經營成敗的關鍵因素。而這兩大問題正是企業治理結構的核心問題。應當說，國有企業過去十幾年所進行的各項改革已經基本建立起了一套經理人員的個人收入與經營業績掛鉤的分配制度，并賦予了經理人員較大的經營自主權。在解決企業激勵問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問題在于，國有企業改革沒有解決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即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經理人員選擇和監督機制。近年來國有企業中廣泛出現的“內部人控制”即是明證。迄今為止，國有企業經理人員除在形式上仍由政府或主管部門任命外，幾乎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監督約束，使不少企業內部資源配置扭曲，發生了大量揮霍公款、鋪張浪費、國有資產流失等機會主義行為。經理人員由于是由政府任命（實際是由人事、組織部門的官員具體負責），而不是由承擔企業最終經營風險的所有者從競爭的經理市場擇優任命（政府官員個人并不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經理人員的任免權實質是一種“廉價股票權”，這就使經理人員素質良莠不齊，不可能保證真正具有經營決策才能的人占據經理崗位。所以說國有企業的困境，主要并不在于給企業的激勵大少，而在于沒有解決好企業經營者的選擇和監督機制問題，即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國有企業改革要想取得根本性突破，必須也應當把企業治理結構的轉軌作為主要任務。相應地，深化企業改革的研究無疑要以企業治理結構轉軌的研究為出發點。
企業治理結構和融資問題密不可分。企業治理結構轉軌離不開融資體系變革，而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轉軌目標模式的確立，則可以為我國融資體系的變革指明方向，也即是為研究融資體系變革問題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一慣的框架。根據企業治理結構的一般原理，建立一套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關鍵在于明確能真正承擔企業最終經營風險的外部出資人，并形成一套機制，使外部出資人有動力和壓力從經理市場擇優選拔企業經理人員，并有效監督和約束他們的經營行為。在現代企業中，有兩種典型的外部出資人——商業銀行和企業股東，并相應形成了兩種有代表性的企業治理結構模式：商業銀行主導模式（即日德模式）和股東主導模式或資本市場主導模式（即英美模式）。在我國，目前國有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從資本市場籌資的比重近年來也逐步加大。但是，作為外部出資人，無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資本市場中的股東和長期債權人，都沒有起到外部出資人的在選拔和監督企業經理人員中應當發揮的主導作用（政府雖然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由政府部門掌握企業經理人員的選擇和監督權是一種低效的企業治理結構，必須加以改革）。因此，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轉軌，必須解決這樣一些問題：企業未來的治理結構中，是商業銀行還是資本市場更適合充當企業主要的外部出資人（即融資結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還是以直接融資為主）？應當建立一套怎樣的機制，才能使國有商業銀行或資本市場（通過市場各行為主體）有動力和壓力來有效選擇和監控企業經理人員的經營行為（即國有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自身如何改革，以發展為有動力和壓力進行企業外部監控的出資人？兩者如何參與對企業經營的監督）？這兩大問題合起來實質就是融資體系的變革問題，也是我國金融體制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問題。所以說，研究企業治理結構問題，離不開融資體系變革的研究。
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究竟應當如何改革其金融系統，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之所以在這一問題上難以形成共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研究融資體系變革的出發點和各不相同，沒有一個統一的、公認的標準。或者說，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一慣的分析框架。我們認為，從企業治理結構轉軌角度進行研究能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因為，融資體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為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服務的。既然企業持續高效發展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而能承擔企業最終經營風險的外部出資人（包括商業銀行或資本市場）又在企業治理結構中起著關鍵作用、那么，按照中國治理結構轉軌目標模式的要求，建立一套高效的經理人員選拔和監督機制，就必須重建有能力、動力和壓力進行外部監控的出資者，而這實際上也就為融資體系變革（包括國有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的改革）確立了原則和方向。很顯然，從這一角度出發進行的研究比其他任何角度更具有說服力，更易為人們所廣泛接受。因此，從企業治理結構轉軌的角度無疑可以為我們研究融資體系變革問題建立一個統一的、一慣的分析框架。
此外，企業治理結構轉軌與融資體系變革涉及現代經濟學中一些非常前沿的學科，如企業理論、轉軌經濟學理論、企業金融理論等，這些理論在國內的和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無疑具有較強的理論價值。
學位論文《企業治理結構轉軌的目標模式與融資體系變革》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和意圖確定的。
二、本文的主要創新觀點
本文的主要創新觀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國內首次較系統地從企業治理結構轉軌的角度來探討融資體系的變革問題，從而為金融系統的改革問題建立了一個新的統一的、一慣的框架。
2．從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角度雄辯地揭示了企業治理結構轉軌和融資體系變革必須建立在一國的、和經濟背景之上的深層次原因。即從理論上看改革具有“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特征，符合一國歷史傳統政治經濟特征的改革更易取得成功；從實踐中看，轉軌國家中適應本國政治經濟特征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反之則遭受極大挫折，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兩種典型的企業治理結構和融資模式之所以比較合理有效，也是因為它們根植于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基礎之上。由此進一步明確了中國企業治理結構轉軌和融資體系變革也必須建立在我國國情基礎之上，而簡單地照搬國外模式是沒有出路的
3．客觀地分析了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的優缺點，指出既不能因為日德模式在戰后對促進兩國經濟迅速起飛的積極作用而全盤照搬，也不能因為最近的東亞金融危機而全盤地否定這一模式，更不能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全盤照搬英美模式。十全十美的模式是不存在的，一種具體的模式只能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發揮最大的效用，固步自封必將導致災難性后果。一種模式只有在變化的環境中不斷發展和豐富自身的內涵，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由此，中國未來的企業治理結構和融資模式也應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是動態的發展狀態。
4．在借鑒轉軌國家經驗和有關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較新穎的銀企聯動重組模式，即將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分離為新舊兩個帳戶，新帳戶用于繼續經營，舊帳戶用于清理不良債權，并相應將各國有銀行劃分為商業銀行部和投資委托管部兩大部門，前者負責新帳戶的繼續經營，后者負責舊帳戶的清理和重組。同時將按經營效益高低和重組前景加以分類，使用不同手段，對銀企不良債權債務進行聯動重組。其優點是重組過程被安排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完成（即是一個漸進式過程，風險較低），既能有效化解銀企不良債權債務，增強其資本實力，又能完成銀企的產權改革，同時盡可能地為一切有重組前景的企業提高重建恢復的機會，這是一個較適合國情特征。又具有較強操作性的重組方案。
5．從適應企業治理結構轉軌目標需要的角度，雄辯地證明了當前及今后相當長時期內我國融資體系應保持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格局，并逐步形成兩者相互競爭的局面。
6．從適應企業治理結構轉軌目標需要的角度證明了：①國有商業銀行為什么以及如何加緊債權重組和進行產權改革，進而建立有中國特色的主銀行體系；②資本市場什么必須逐步推進其改革、深化和的進程，為什么以及如何促進資本市場中介體系和多層次市場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公司控制權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三、本文的結論和基本觀點
依照既定的邏輯結構安排，本文形成了以下分析結論和基本觀點：
1，學的最新成果表明：由于企業的團隊生產和非流動性特點，以及權力必須與責任對稱的內在要求，應當讓承擔企業最終經營風險的外部出資人掌握對企業經理人員的選擇權和監督權（即最終控制權），同時賦予經理人員適度的剩余索取權以及與此對稱的日常經營權，這是一個合理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基本特征。在轉軌經濟中，由于企業治理結構呈現典型的“內部人控制”特征，并相應產生了許多弊端，應當建立有足夠動力和壓力進行外部監控的商業銀行體系，或者說建立控制導向型的融資體系，以便形成對“內部人控制”的有效抑制。在轉軌過程中，商業銀行在企業治理結構和融資結構中起主導作用，而資本市場的作用則不太明顯。但在企業治理結構和融資結構中，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補充的，并且，隨著轉軌的深入，后者的作用將進一步突出和加強。
2．日本和中東歐的國家轉軌過程的實踐比較表明，轉軌過程具有“路徑依賴”特征．即轉軌方案的設計和實施要依據一國的基礎和現實條件進行，建立在一國國情基礎上的轉軌更容易取得成功，而平穩的、漸進式的轉軌過程比激進的休克療法更有效率和更具可行性。轉軌過程中銀行更適合在企業治理結構中承擔外部監控者的職能，但重要的是必須對銀行重組和進行完全的商業化改革，使其有動力、壓力和能力對企業經營進行有效監控。資本市場在轉軌過程中只能起輔助和補充作用，但其適時適度發展有利于轉軌的成功進行。政府則可以也應當在轉軌過程中發揮積極的協調作用。
3．兩種成熟的企業治理結構與融資體系的比較分析表明，任何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和融資體系都是立足于一國的傳統、經濟、背景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日德模式之所以是銀行主導型，與兩國銀企間傳統的緊密聯系、銀行體系相對發達且傾向于提供控制導向型融資，而資本市場相對落后以及兩國法人資本主義的政治傾向密切相關；英美模式之所以是資本市場主導型，與兩國企業原始資本積累較充分、對銀行體系依賴較少、革命中企業主要從資本市場融資、資本市場高度發達而銀行體系相對較弱并傾向于提供保持距離性融資以及兩國自由資本主義的政治取向密切相關。完美的企業治理結構和融資體系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種模式都是只能相對有效。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既有各自明顯的優勢，也有其不足和缺陷，而上述兩種模式在一定歷史階段取得成功的關鍵性因素是企業的最終控制權由承擔企業最終經營風險的資本所有者掌握。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在及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存在著相互趨同和兼容的變革趨勢。無論采用何種模式，都應有效防止和控制體系的潛在風險，這也是保證一種具體的企業治理結構和融資模式具有長期生命力的基本條件。
4．對歷史的回顧和分析表明，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企業困難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沒有建立一套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及相應的融資體系。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扭虧為盈的關鍵在于改革不合理的企業治理結構與融資體系，培育和確立具有激勵和約束動因，并能承擔企業最終經營風險的資本所有者作為企業最終控制權和外部監控權的擁有者。
5．從上述分析結論出發，中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轉軌的目標模式是：改變由政府部門直接任命企業經理人員的經營者選拔制度，讓承擔企業最終經營風險的商業銀行或股東掌握最終控制權；改變低效率的、由政府部門掌握對經理人員進行考核和撤換的行政監控機制，讓具有信息和專業優勢的銀行體系對企業進行相機監控，并賦以銀行體系對非上市公司進行相機“接管”的權力，由資本市場的公司控制權市場形成對上市公司的“接管”威脅，使“接管”成為對所有企業最嚴厲的制約，在此基礎上最終建立銀行主導型企業治理結構。
6．從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轉軌的目標模式出發，中國融資體系的基本格局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但隨著轉軌的深入，直接融資的比重可能逐步加大，并形成與間接融資相互競爭的格局。
第2篇：直接融資模式范文
［關鍵詞］直接融資市場擴容 通貨膨脹 發展思路
一、近期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發展現狀
繼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后，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明確提出“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發揮好股票、債券、產業基金等融資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滿足多樣化投融資需求。”這一要求引發市場各界對股市、債市主導的直接融資市場擴容提速的預期。而其實早在2010年初通貨膨脹開始表現出明顯勢頭后，我國直接融資市場也迎來了新的發展高峰。特別是自2010年六月至今，證券市場規模連續上漲，2010年底證券市場規模收于32,098.65億元，較之09年增長24.22%。這一勢頭一直持續至今，截至2011年三月，中國證券市場總規模達32,620.33億元。（在我國，直接融資市場一般就指證券市場，故用證券市場規模來衡量直接融資市場規模）
二、本輪通脹與直接融資市場的相互關系探討
1.直接融資市場的長期發展滯后是本輪通脹的一個深層原因
首先，盡管本輪通脹成因復雜，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來自貨幣超發帶來的流動性過剩。目前中國的貨幣投放主要為各類貸款增加和外匯占款增加兩個渠道。但是由于我國直接融資市場長期發展的滯后，在間接融資結構與直接融資結構的失衡的格局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包括應對08年的金融危機，只能依賴于銀行貸款的支持。而銀行貸款派生的漏出效應又必然導致貨幣存量大于實體經濟總量，超量貨幣供給被動產生。
同時，在居民財富增加的情況下，證券市場規模相對較小，沒有與之匹配的足夠多的金融產品，特別是債券市場，導致投資渠道較窄。這使得這些多余的資金不能通過直接融資市場轉化為有效的實體經濟投資和消費，但在銀行利率低，物價逐步升高的情況下，貨幣的天然趨利性決定這部分未能進入生產渠道的貨幣資金必將另尋出路，最終帶來――投機資本泛濫。2010年民間資本對農產品價格的幾番熱炒的根源就在于此。
2.本輪通脹推動了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的擴容
第一，物價水平不斷攀高，存款連續負利率，更多的儲戶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據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統計，2011年1月末各項存款比年初下降199.9億。隨著住戶存款增長率的持續下降，2011年三月下旬部分銀行甚至出現存款增長停滯。這種資金脫媒傾向直接刺激了居民在股市、債市的上的投資。
第二，今年政府采取各種限貸政策、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實行差別準備金等措施收緊銀根，力圖控制通脹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擠出效應。社會可貸資金大幅下降，許多需要資金的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轉向證券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欲通過直接融資的方式尋求資金。據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統計，2010年近500家企業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了約1.3萬億元債券，同比增長10.9％，發行品種包括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占企業全部直接債務融資規模的75.5％，成為替代貸款的主力。此外，2011年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房地產調控政策，尤其是全國性限購，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房地產投資。加之不斷調高的房產持有成本和交易成本，導致一部分資金流向證券市場，推動了直接融資的規模擴張。
第三，政府在實施一系列政策控制社會融資總量的同時，有意識地推進社會融資結構的合理性，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從而代替信貸減少的缺口，以保證社會融資需求總量，穩定經濟增長。故在此階段，政府積極拓寬企業資金需求的多元化融資渠道，證監會和發改委等部門積極修訂相關政策法規，進一步簡化和提高公司債發行以及公司上市融資、再融資的審核效率。這為直接融資的擴容提供了寬松的政策環境。
3.此次直接融資市場擴容存在問題及政策建議
雖然此次直接融資市場擴容成果顯著，但是總體規模與間接融資規模相比較小，間接融資為主格局仍未打破。以直接融資規模最高的2010年為例，2010年直接融資市場全年融資額為2.76萬億，而間接融資光是新增信貸額度就超過9萬億。若以直接融資額占融資總額的比重衡量，成熟的金融市場直接融資比重大致在50%以上，就美國而言，其直接融資比重一直維持在80%―90%的水平。而我國2010年的直接融資占融資總額的比重約25%，已為近十年來的最高水平。此外，直接融資市場迅速擴容的過程中，內部結構的失衡仍未得到有效改善，在盲目的股權融資偏好下，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為發行股票，債券的發行和交易量均較少，債券市場的效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可見，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不論是從量上還是從質上尚存很多不足。
那么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思路應該是什么呢？答案只能是市場。從直接融資市場與通脹關系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直接融資市場能夠在此輪通脹中得以擴容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資產價格的波動對整個金融體系的傳導更為順暢。通貨膨脹下，貨幣的對內貶值及實際利率水平的變化能夠影響到證券市場上金融產品的成本與收益，進而刺激了直接融資市場的擴容。因此，若要真正實現“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要求，實現直接融資市場從擴容到保證質量的真正發展，必須推進中國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解除客觀上存在的市場分割及規模限制等不利直接融資市場發展的因素，為中國直接融資市場的穩步發展提供一個寬松的市場化環境。
參考文獻：
[1]王曉璐 張曼 《直接融資體系擴容》[N] 《財經》 2011年第09期
第3篇：直接融資模式范文
【摘要】為了提高我國企業的經營管理效率，對我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問題進行研究，并針對我國企業融資決策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探討，尋求相應的解決措施便具有了重要的現實意義。依據MM定理，在完美的資本市場上，企業的價值創造取決于其生產經營活動創造現金流量的能力，完全不受其所需資本的融資方式的影響。然而，在現實的資本市場條件下，企業的融資決策對其投資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關系。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企業對融資方式的選擇及選擇不同方式進行融資所形成的資本結構對企業的市場價值、經營效率、治理結構以及穩定性都有著重大而直接的影響。
【關鍵詞】內部融資；直接融資；優序融資
一、前言
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傳統公司財務理論認為，在完美的資本市場上，企業的價值創造取決于其生產經營活動創造現金流量的能力。企業可以通過科學的投資決策，創造出理想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結合合理的風險控制，從而實現其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理財目標。關于企業的融資決策，在不考慮公司所得稅的條件下，公司的財務結構與其投資決策無關，這意味著外部資金和內部資金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然而，完美資本市場假設條件雖然有利于降低理論分析的復雜性，但也削弱了理論對現實的解釋能力。在現實的資本市場條件下，企業的融資決策對其投資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①合作發表了“融資約束與公司投資”一文，在文中，他們用股利的支付率來度量企業所受的融資約束程度，并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企業的融資約束與其投資－現金流敏感性之間呈正向關系。之后，許多理財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經驗證明，并得出了相似的企業投資具有融資約束②的結論。后來，大量實證研究又表明企業對融資方式的選擇及選擇不同方式進行融資所形成的資本結構對企業的市場價值、經營效率、治理結構以及企業的穩定性都有著重大而直接的影響，而且，不同的融資方式選擇與組合所體現的融資效率的差異是可以比較的③。既然選擇不同的融資方式具有效率上的差異，為了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對我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問題進行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我國企業融資方式選擇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即外部籌資方式和內部籌資方式。所謂內部籌資是指從企業內部開辟資金來源，籌措生產經營所需的資金，主要有企業的折舊和留存盈余；它的優勢主要表現在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的影響，節省交易費用，可以避免同外部投資者的交涉及簽署相應的條款。所謂外部籌資，是指從企業本身以外的對象籌集資金，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金融市場來實現的④。我國企業外部融資的主要方式有兩種：一是債務融資，即通過銀行或者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從投資者那里籌集資金；二是發行股票進行融資。其中，債務融資還可以分為間接債務融資和直接債務融資。間接債務融資是指通過銀行進行貸款融資；而直接債務融資一般是指通過證券市場發行債券來進行融資。外部籌資中的直接債務融資與發行股票融資又統稱為直接融資。外部融資既是企業融資的一種途徑，也是公司所有者向外轉移風險的一種途徑。
可見，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特別是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各種直接融資工具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使得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資方式為企業自主融資提供了條件。然而，在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信息傳遞效率、市場競爭結構、社會大眾的成熟度等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下，我國企業對不同融資方式的選擇和組合方面存在一定的低效率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在對內部融資方式和外部融資方式的選擇上，我國企業比較依賴內部融資，但是缺乏對資本成本的正確理解，普遍存在過度投資的偏好
在我國，自1993年稅收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國有企業很長時間都沒有向國家股東進行過紅利分配⑤。國企將大量的利潤予以留存，國有企業即使已成為上市公司也大多選擇不支付或少支付現金股利而將大量現金予以留存。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國現階段資本市場的發展遠遠落后于企業的需求，出于減輕外部融資約束的考慮，企業傾向于不支付或少支付現金股利。同時，由于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尚不穩固，對外部的融資規模和融資渠道還沒有充分的選擇權。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講，如果企業的內部資金來源不足以滿足公司的發展需要，而實際上資本市場對他們并不開放，申請上市發行股票或債券進行直接融資的難度很大，這就直接導致了我國企業比較依賴內部融資方式的現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對資本成本的理解往往只是基于表面的觀察。即借來的債務是有資本成本的，借款利率是資本成本的典型代表；而不分派現金股利形成的留存收益是自有資金，是沒有成本的。這是對資本成本概念的錯誤理解，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國企業普遍存在過度投資的偏好，資產負債率低，資本使用效率低。
（二）在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中，直接融資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未來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在我國，企業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的間接融資仍舊是企業最重要的外部融資途徑。嚴格來講，銀行貸款屬于“私募”融資方式，是企業與銀行之間經過一對一的談判而達成的信貸協議。對于我國的企業而言，銀行貸款不僅在企業發展的歷史上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即使是現在，銀行貸款仍是最為主要的融資方式之一。
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在1993年至2004年，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情況為：境內股票融資額為8983.46億元，占境內股票、銀行貸款、企業債券三者的比重為5.21％；銀行貸款融資額為161299.98億元，占三者的比重為93.59％；企業債券融資額為2063.49億元，占三者的比重為1.20％⑥。
雖然，在我國企業可以采用通過證券市場直接向投資者發行證券，比如發行股票、公司債等來獲得資金的直接融資。即采用通常情況下所謂的“公募”形式⑦，面向公眾發行證券。但是，由于我國目前資本市場尚處于發育階段，這種直接融資方式的融資成本很高。例如：我國企業如果選擇直接融資，不僅需要達到一個上市公司的門檻，還需要在融資時支付昂貴的手續費用等酬資成本。另外，為了獲得較高的公信度，從而便于證券的發行，還要求：1.準備直接融資的企業要向社會公眾公布企業的財務信息，以便讓潛在的投資者對于企業發展的戰略、發展的前景有一個概括的了解。2.企業必須經過政府有關部門的資格驗證，確認其可以負擔必要責任的能力等等。因此，目前，大多數企業外部融資可能更多的還是通過間接融資的途徑，對銀行貸款的依賴很大，直接融資尚不能成為我國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我國企業外部融資的模式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
（三）外部股權融資偏好現象已經成為我國企業上市融資行為的一大特征
我國企業債券的出現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我國開始正式批準發行企業債券，隨著金融市場的出現和發展，股票和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在我國得到穩步發展。然而，就目前情況看，我國企業選擇的外部融資方式順序是：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債券融資，外部股權融資偏好現象已經成為我國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一大特征。造成我國企業關于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的優序與國外存在如此明顯差異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國企業債券的計劃管理體制約束了債券的發行。債券市場不發達，債務融資工具單一，市場化創新不足，以及社會信用水平較低，債權人企業申請發債的審批程序比申請上市發行股票還要復雜、條件更加嚴格。二是市場基礎不完備，當前股票融資非正常的低成本，使不得不還本付息的股票融資相對于既要還本又要付息的債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關于我國企業融資方式選擇的幾點建議
關于我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問題，關鍵在于如何安排內部融資、外部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得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低，企業價值最大。
（一）在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理財目標下，按照剩余股利原則確定企業的股利支付率，按自由現金流原則來確定企業內部融資的比重
由于企業的留存盈余內部融資事實上是企業股利政策的另外一種表述形式，因此，按照現代股利理論，基于股東財富最大化理財目標的企業股利政策應該依據剩余股利原則來制定。所謂的剩余股利原則，是指企業制定股利政策時，首先必須依據資本預算決定企業的目標資本結構，然后按照目標資本結構來安排股利政策和融資活動。在此原則指導下，只有企業所有凈現值大于零的投資項目均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時，企業才會發放現金股利。企業應該把稅后凈利潤首先用來滿足那些收益率高于股東最低要求報酬率的投資項目，然后將剩余的現金流發放給股東。而這所謂的“剩余的現金流”也稱為自由現金流量。
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沖突的時候，首次對自由現金流量進行了定義。他認為：自由現金流量是指企業在滿足了凈現值為正的投資項目資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自由現金流量的所謂“自由”，即體現為管理當局可以在不影響企業持續增長的前提下，將這部分現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給企業的所有投資者，既可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給債權人，以滿足債權人的報酬率要求，也可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給股東，保證股東財富最大化的實現。
因此，依據剩余股利原則與自由現金流量原則，為了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理財目標，保障股東要求報酬率的實現，最大程度地減少企業的沖突，防止經理人員不經濟地運用現金流量（比如投放到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上）甚至是非法地挪用現金流量，一方面，企業必須依據資本預算決定的目標資本結構來安排企業的內部融資比重；另一方面，企業必須將自由現金流量完全地分派給股東。
（二）依據直接、間接融資效率的實證研究結果，積極發展我國企業的直接融資能力
在對不同國家企業的融資結構比較時，許多學者以直接和間接融資方式所占比重的不同，將不同的市場經濟國家企業融資模式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市場導向型融資模式，主要以美國為代表；另一類是銀行導向型融資模式，主要以日本、德國為代表。根據測算，美國的融資效率平均高于日本和德國1/3。雖然美國的儲蓄率一直不高，但其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發達，直接與間接金融相互競爭，資本的積累、形成、再生和重組水平很高，因而把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較高。而日、德兩國過分倚重間接融資，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資的發展，沒有形成兩種融資方式的合理配置和組合。
在我國，由于目前資本市場尚處于發育階段，直接融資尚不能成為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我國企業融資的模式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但是，從長遠來看，為了加強社會盈余資金的使用效率，我國應當加強資本市場的發展，通過發展直接融資，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減輕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壓力，增強融資工具的流通性。
（三）以優序融資理論為指導，借助我國不斷完善的債券市場，積極擴大我國企業的債券融資比重
按照優序融資理論以及發達資本市場國家的經驗，我國企業應該更加重視企業的債券融資方式，在我國證券市場不斷發展完善的前提下，不斷提高債券融資的比重。
關于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問題，梅耶斯教授的優序融資理論在西方資本市場的實證中已經得到了有效的驗證。即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公司按照如下的優先次序選擇融資方式，形成自身的資本結構：1.公司首先偏好于內源性融資；2.由于公司股利政策具有剛性，分紅比率很少變動，而公司投資收益具有不確定性，因而經常會出現公司內源性融資無法滿足投資支出的情況，公司由此產生了外部融資的需求；3.在外部融資方式中，公司往往又選擇安全性較高的證券，即首先從公司債開始，其次選擇可轉債等混合型債券，最后才選擇股權性融資。可見，依賴內部融資與債務融資已經成為西方現代企業融資行為的一個基本特征。“有資料顯示，全球債券市場在2001年上半年共集資9240億美元，而同期通過發行股票和可轉換債券只籌集了1027億美元，債券市場融資的規模約為股市融資的9倍。”⑧正所謂，公司債券是成熟證券市場的“寵兒”。
【主要參考文獻】
[1]王昕，主編.中國直接融資方式的發展[M].中國計劃出版社，2000.
[2]方曉霞，著.中國企業融資：制度變遷與行為分析[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4）.
[3]魏明海，等.國企分紅、治理因素與過度投資[J].管理世界，2007，（4）.
[4]張維迎，著.產權、激勵與公司治理[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5]胡鳳斌，主編.資本結構及治理優化——現代公司理論與國企改制實務[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第4篇：直接融資模式范文
關鍵詞：直接融資 資本市場 貨幣市場
隨著經濟發展不斷深化，投融資渠道呈現多元化趨勢，傳統以銀行信貸資金為主的間接融資模式已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以股票、債券、票據、基金為主要形式的直接融資已成為社會融資總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內陸省份的山西省，直接融資呈現出加快發展的勢頭，對經濟的助推作用日益增強，但山西省直接融資規模尚小，融資渠道還比較狹窄，需進一步開拓思路，加大發展力度。
一、山西直接融資的現狀
（一）資本市場融資大幅增加
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動下，山西省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總額2008年實現134.54億元，2009年增長2.7倍實現492.52億元，2010年融資601.53億元，2011年獲批額930.19億元，實際融資716.35億元。四年合計融資達1944.94億元，是前15年（1993年至2007年）融資總額702.59億元的2.77倍。
（二）上市公司規模不斷擴大
2008年，S*ST生化成為山西省第27家境內上市公司；2009年，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借殼中油化建成功上市；2010年實現同德化工、山西證券2家企業首發上市，魯潤股份更名為永泰能源并遷址晉中市；2011年實現振東制藥、仟源制藥、百圓褲業3家企業首發上市，山西省上市公司數量從2007年的26家增加到34家。
（三）公司債、企業債發行規模快速攀升
2011年，山西省公司債獲批135億元，實際發行45億元；企業債獲批103.5億元，實際發行103.5億元，是2007年至2010年發行量的總和，發行總量躍居全國第5位。
（四）貨幣市場直接融資持續增長
山西從2005年開始有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從2008年開始有企業發行中期票據。2011年山西省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共計融資352億元。其中，國際電力等10家公司發行短期融資券81億元；太鋼集團等10家公司發行中期票據271億元，是2010年的兩倍多，在全國排名第6。
二、山西直接融資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直接融資比例相對偏低，改善融資結構的任務仍然艱巨
長期以來，山西直接融資比例相對偏低。從2001年至2005年，山西省直接融資比例不足3%。2006年以來，直接融資比例明顯上升，企業融資渠道呈現多元化趨勢，特別是債券融資比例從2005年的2.3%上升到2011年的26.0%，但銀行信貸仍然是主要融資渠道。山西是重工業集中的省份，第二產業比重在60%左右，產業的升級改造與轉型跨越發展需要大量資金，銀行信貸一直以來是企業融資的主渠道，占到融資總量的2/3。如果融資企業感受不到直接融資的便利，就不會選擇直接融資，導致缺乏一些創新的融資方式，如期權交易、期貨交易、煤炭資源證券化等。
表1 2001-2011年山西省融資總量及融資結構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2012年山西金融運行報告》
（二）上市公司數量和融資能力有限，結構有待完善
一是上市公司數量少，融資能力弱。截至2011年末，山西省共有境內上市公司34家，上市公司數量僅占滬深上市公司總數的1.5%，居全國第20位，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5位，低于湖北（78家）、安徽（76家）、湖南（67家）、河南（63家），僅高于江西（32家）。二是行業集中。除了山西證券、大秦鐵路分屬第三產業的券商和運輸物流行業外，其余32家上市公司都分布在第二產業，占到上市公司總數的94%。三是地區集中。山西省上市公司排名前三位的市分別是太原18家、大同4家、運城3家，這3個市的上市公司數量占到全省的74%，其中省會太原的上市公司數量占到全省的53%。從市屬上市公司來看，僅有太原、大同、晉城、運城各有1家，其余7個市還沒有。
表2 2011年山西省上市公司基本數據與全國情況對比表
備注：證券化率是指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與GDP的比值。
（三）要素市場發育不夠，中介機構發展滯后
在股票、期貨、債券、基金等方面，山西省發展水平整體滯后。截至2011年末，山西省期貨公司僅有中輝、山西三立、和合和晟鑫4家；證券、期貨營業部分布不均，山西共有106家證券營業部（其中山西證券公司40家，大同證券公司19家，異地證券公司47家），多數集中在省會太原和其他地級市，119個縣（縣級市、市轄區）中還有76個沒有證券營業部，全省11個地級市只有6個設立期貨營業部；備案的8家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資金總額僅18.3億元。各類中介機構發展薄弱也是山西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塊短板，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和資產評估機構數量為零。
（四）企業融資主體的積極性不高
2003年安泰集團掛牌上市，成為全省第一家民營上市公司。截至2011年末，我國民營上市公司達到1003家，山西民營或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僅有10家，占比1%；山西省中小板上市公司僅有3家，占全國中小板上市公司總數的0.5%；山西省創業板上市公司僅有2家，占全國創業板上市公司總數的0.7%。盡管在發展中不時為融資難問題所困，但山西省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對上市融資能動性不足，與同行業民營上市公司相比，在未來的發展中可能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
三、擴大直接融資的政策建議
（一）構建政府支持體系，發揮政府在擴大直接融資發展過程中的支持推動作用
政府支持、各部門通力合作，結合山西實際，建立有利于引導和推動直接融資的政策環境。建議將直接融資納入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之中，并將創建金融生態環境目標任務分解到有關職能部門，建立考評制度，促進資本市場健康有序快速發展；定期不定期組織直接融資產品創新和項目對接會，做好直接融資政策宣傳和產品推介，搭建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合作平臺，推動直接融資工作向縱深發展；充實完善擬上市企業資源儲備庫，篩選和儲備一批核心競爭力強的入庫企業，推動企業加快上市步伐。
（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積極拓寬融資渠道
一是加大貨幣市場融資力度，鼓勵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積極運用短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券、中小企業集合票據、中期票據和非公開定向融資工具進行融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二是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鼓勵優質企業在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融資，支持已上市公司通過并購、重組、配股、增發新股等形式，做優、做大、做強，拉長產業鏈條，實現傳統產業轉型發展。三是鼓勵保險資金通過股權投資等方式加大對重點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四是鼓勵資產管理公司參與企業并購、重組，加大投資力度。五是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直接融資領域，引導民間資本規范有序投向具有增長潛力的企業和項目，為金融業發展注入新活力，使轉型綜改試驗區建設的金融先導效應充分顯現出來。
（三）充分利用資源優勢，積極推動直接融資產品創新
一是結合山西煤炭大省的特點，積極探索煤炭資源證券化，包括將煤炭勘查權證券化、煤炭開采收益權證券化、煤層氣開采收益權證券化等。同時加強對煤炭期貨交易的研究，建議充分依托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現貨交易平臺，盡早建立太原煤炭期貨交易市場，這對于完善市場體系、爭奪國際定價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都有重要意義。太原煤炭期貨交易市場應立足山西，輻射全國，可優先發展動力煤、焦煤、焦炭等期貨品種，再逐步發展其他與煤炭相關的期貨品種，逐漸實現與國際期貨市場接軌。二是結合山西文化資源優勢，可試點開展私募股權基金、文化產業項目未來收益證券化等融資方式。目前，晉中市準備以平遙古城、綿山景區、喬家大院3家景區的門票收入作為證券化資產。如果該試點成功，這將是國內首只由券商發行的掛鉤景區門票收益的資產證券化產品。三是利用期貨市場發展訂單農業，為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作出貢獻。
（四）采取切實措施，創建適合直接融資發展的優良金融生態環境
實踐證明，僅從金融市場內部謀求直接融資的發展是不夠的，還必須重視本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結合外部環境優化發展直接融資。一是加大對金融機構在債權保全、資產接收、資產處置等環節的政策支持，制定打擊逃廢銀行債務的地方性法規，加大對失信人的懲戒力度，加強宣傳，增強公眾信用意識。二是依托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擴大信用信息采集范圍，構建社會信用信息平臺，為企業直接融資提供服務。三是大力培育中介機構發展，進一步發揮審計、評估、律師等中介機構的作用。四是加大宣傳培訓力度，提高社會對直接融資產品的認知度。在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平臺上刊登直接融資相關知識，編輯出版利用資本市場融資的成功案例，引導企業了解直接融資市場，熟悉市場規則，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融資工具。
參考文獻：
[1]李志強，容和平.山西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報告（2011）[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34
第5篇：直接融資模式范文
關鍵詞：中小企業 融資渠道 多樣化融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逐漸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提供了80%的城鎮就業崗位，創造了60%的國內生產總值、50%的稅收，完成70%的發明專利以及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雖然中央和地方都加大了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扶持力度，融資條件、融資環境逐步改善，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小企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劇烈沖擊，資金周轉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難。2010年全球進入后危機時代，我國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銀行信貸規模也受到嚴格控制，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已成為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現狀
（一） 中小企業現有的融資形式
根據資金來源可以將融資形式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兩類。內源融資是指企業不斷將自己的積累（折舊和留存收益）轉化為投資的過程。外源融資是指企業利用外部主體的資金轉化為投資的過程，包括直接融資（發行股票發行債券商業信用融資）、間接融資（銀行貸款信托投資、票據貼現、民間融資等）。外源融資已成為企業獲取資金的主要方式。
多元化融資是在保持傳統企業融資方式的基礎上，拓展長期優勢效應的融資方式，在銀行貸款、上市融資以外，采取直接融資中的海外上市、私募股權基金等，間接融資中的動產擔保融資、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融資租賃等方式。
（二）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存在的問題
1.融資渠道狹窄，融資方式單一。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主要是依靠內源融資和銀行貸款，股票和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發揮的作用極小。據統計，在中小企業所融資金中，間接融資高達98.7%，而直接融資的比例僅占1.3%。這說明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主要是依靠間接融資，直接融資渠道狹窄，融資方式單一。
2.股票、債券市場融資門檻高，缺乏創新的融資方式。我國證券市場的融資門檻較高，中小板市場有著較高的發行上市標準，加上上市成本和市場風險都比較大，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很多中小企業獲得外部資金。近年來創新的融資工具，例如應收賬款融資、中小企業集群融資、風險投資等工具并沒有在國內發展起來。
二、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的原因
（一）政府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傾斜力度不夠
目前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從某種程度上制約了中小企業融資能力。國家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方面缺乏配套的財政優惠政策。另外，現行金融體系對中小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活動的控制過于嚴格，導致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而美國，為了扶植與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聯邦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規，其中最具典型意義和深刻影響的就是聯邦小企業管理局的設立及其對中小企業的支持。
（二）金融機構扶持力度不夠，抵押市場不發達
由于市場信息不對稱，出于成本、風險等因素考慮，銀行傾向于選擇資信優良、財務透明度高和資產規模較大的客戶，而對于中小企業，銀行一般不愿意向其提供貸款。目前，我國的要素市場不夠發達，中小企業缺乏適宜的可抵押資產，很難獲得抵押貸款資金。而在美國、英國、日本，保險公司為中小企業提供的是不需要抵押的貸款保證保險，將近70%的工商業貸款使用了擔保，約80%的中小企業貸款是通過擔保獲得的。
（三）中小企業風險意識薄弱，財務管理制度不規范
大多數中小企業的財務報表隨意性很大、真實性較低、透明度不高；部分中小企業信用觀念十分淡薄，以各種方式逃避銀行債務，這嚴重影響了中小企業整體的信用形象。據資料顯示，我國中小企業有50%以上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信用等級60%以上都是3B或B3以下，抵御風險能力不強。更有一些中小企業由于種種原因逃債、偷稅、漏稅，使得中小企業的信用度大大降低。
三、完善我國中小企業多樣化融資渠道的對策建議
（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1.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抓緊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將《中小企業促進法》的規定具體化，盡快出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管理工作暫行辦法，完善擔保體系，加大扶持力度，提升中小企業的地位，提高擔保機構的工作效率，使中小企業的多樣化融資渠道有法可依。2012年3月2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這為全國金融改革，特別是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2.完善政府直接支持體系。我國政府的直接支持體系主要由財政支持政策、稅收支持政策、產業支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等組成。目前，我國已出臺了支持中小微型企業發展的六條金融措施和三項財稅政策，以改善中小微型企業面臨的融資難問題及減輕中小微型企業稅收負擔。政府應成立專業保險機構，即組建中小企業融資保險公司，把保險機制引入中小企業融資。保險機制的模式主要有：貸款抵押物保險模式、貸款信用保險模式、擔保機構保險模式、租賃信用保險模式、貿易信用保險模式等。
3.建立多元化、多層次資本市場，使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優勢得以實現。對中小企業債券資金的使用期限和上市交易限制進行改革，降低門檻。中小企業創業板市場的建設可以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平臺并為原始投資者提供退出渠道。2012年5月，深交所開通了中小企業板塊，一批符合條件的成長型中小企業已獲得上市融資機會，為中小企業迅速壯大提供了直接融資來源。
第6篇：直接融資模式范文
[關鍵詞]IT產業;企業融資;股票融資;海外上市
IT(信息技術)產業是資金密集型產業,資金需要量較大。融資是IT企業資本運動的起點,也是企業收益分配賴以遵循的基礎。而我國,在金融抑制政策和銀行主導融資機制的作用下資本市場的發展十分緩慢,導致了國內IT企業融資結構的極大不合理和IT產業新型公司融資的極大困難。IT產業是我國經濟的支柱產業,我們要對IT企業的融資予以高度的重視,保證和促進IT企業更快地發展。
一、IT企業及我國IT企業融資現狀
IT是英文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縮寫,漢譯是“信息技術”。信息技術產業是指從事信息技術產品生產及其相關經濟活動的產業。它的學科領域涉及半導體技術、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信息服務及軟件。IT業則是在以上領域基礎上出現的新興產業。主要包括以下四個部分:1.電子硬件產業。如:計算機及集成電路設計與制造。2.軟件產業。從事程序編制業、數據庫及信息系統開發業的單位。3.信息傳播業。包括電話、電視、傳真、數據通訊和衛星通訊等服務的行業。4.服務業。有新聞報道業、出版業、咨詢業和圖書情報業。
與傳統產業相比,IT產業對資金的依賴程度高。從創新企業的崛起到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都是以大量的資金投入為先導,因此,IT產業的融資特征首先表現為資金需求量大。另一方面,IT產業的發展是從單個企業的技術創新開始的,技術創新這個過程的投資具有特殊性,即投入的初始階段只是凈投入,后階段繼續大量投入才有產出。收益時間過程的滯后,使IT產業融資的另一個特征表現為資金投入的風險性高,且風險越大,預期收益越大。
二、IT企業融資的國內外比較
國外融資主導模式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日本、德國為主要代表的間接(銀行貸款)融資模式;另一類是以英國、美國為主要代表的直接(證券)融資模式。從國外融資模式看,無論是日德模式,還是英美模式,都有優點和缺點。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是市場經濟下兩種基本的融資方式,它們特點不同、資金中介的方式不同、興起的條件不同、適用范圍不同、基本功能不同,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及其相互關系構成了融資的核心內容。
國外的經驗表明,融資制度的形成要受到經濟條件和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國家的經濟制度和對經濟的干預程度、銀企之間的相互關系、主導性產業的開拓性與成熟性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直接融資主要用于企業籌集資本金,滿足其長期資金的需求;而間接融資主要用于企業進行適度負債經營的需要,它不僅主要向企業提供臨時性的短期資金,而且也涉及部分中長期融資領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充分,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種基本融資方式在競爭中將朝著互有分工、互相補充的方向協調發展。兩種融資模式的界限也將不斷消融,向著互相滲透、融合的方向演進。
我國IT企業與國外IT企業融資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資金籌措難易程度不同,美國的資本市場相當龐大,風險投資機制也比較完善,而且美國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處于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對未來互聯網發展樂觀的預期,人們可以把資金大量投入這一行業,從而促進了互聯網的發展。反觀國內資本市場,首先是尚未建立比較完善的資金風險投資機制;其次是國內二板市場尚未啟動,限制了投資的力度,由于國內資本市場的限制,很多企業希望能到國外上市。然而,國際資本市場的運作一向比較規范,符合國外上市融資條件的IT企業少,因此,即使有好的觀念,如果沒有明確可行的商業計劃,想從國際市場上融資還是相當困難的,目前國內互聯網企業在美國股市上的表現就印證了這一點,所以說,國內互聯網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融資困難與國外同行相比要大得多。
三、IT企業融資存在的問題
IT企業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融資需要多元化。多元化從理論上來講,應該是包括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間接融資是通過銀行開展的融資活動,由銀行承擔融資風險,對投資者來說相對風險較小;而通過股票進行的直接融資,由投資者自己承擔投資風險。隨著IT業的發展,間接融資已經不能滿足其龐大的資金需求,直接融資就成為IT業資金來源的重要途徑。
IT企業發展所具有的高風險和高收益的特點,使得這類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和其他企業有所不同,在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銀行體系下,資金的安全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而回避高風險的IT產業。但是,在資本市場中,IT企業的高風險、高收益則正好滿足一部分投資者的投資偏好。國外的經驗也表明,同間接融資相比,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能更好地促進高科技企業的發展。
IT企業直接融資主要以股票融資為主。發行股票進行股權融資,僅適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股權融資具有很強的公開性、社會性和流動性的特點,企業通過在股票市場上發行股票能夠在短期內把社會上分散的資金集中起來,達到社會化大生產所需的巨額資本量。股權融資能加速資本的積聚與集中。從理論上講,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可以改善資本配置,引起儲蓄和投資的良性循環,提高企業的融資發展能力。
要保證IT企業經濟的順暢運行和穩定高速增長,必須調整企業融資結構,以實現企業最佳融資能力(效率最高),企業融資效率便成為一個關鍵的因素。IT企業在進行融資決策時,應當控制融資風險與謀求最大收益之間尋求一種均衡,即尋求企業的最佳資本結構。只有擴大直接融資才能優化企業資本結構,擺脫金融風險集中于銀行的困境。
四、我國IT企業融資的對策
(一)IT企業融資方式的創新
充分利用金融創新品種。IT企業資金需求量較大,是資金密集型產業,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的特征,使得企業的融資方式應該發生更變化。股票融資中,有累積股利的可轉換優先股將更受歡迎;可轉換債券等債券創新品種將更多的被采用;來源于銀行的貸款資金比重將有所下降,且越來越傾向于抵押貸款,這主要是應為難滿足銀行經營對安全性和流動性的要求;商業信用所產生的商業票據將越來越少,這主要是受制于企業的時效性。為迎合廣大投資大眾和企業融資活動的需要,金融機構會越來越多地推出各種類型的金融創新品種。
充分發揮二板市場的金融創新作用。從IT企業來說,二板市場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吸引創業資本(包括創業投資基金)所必要的市場條件,解決的就是創業過程中處于幼稚階段中后期和產業化階段初期的企業在籌集資本性資金方面的問題,以及這些企業在資產價值(包括知識產權)評估、風險分散和創業投資的股權交易問題。鑒于IT企業具有較高的風險,且主板市場也不完全規范,所以,二板市場應充分發揮“后發優勢”,更多地注意借鑒國際慣例和經驗,更符合我國實踐要求。
充分發揮私募市場的作用。處于起步階段和創建階段的IT企業新型公司,企業固定資產比重較小,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的比重較大,采用抵押擔保等形式向金融機構融資是很困難的。應充分發展私募資本市場,支持IT企業通過私募市場融資。IT企業能夠利用私募市場雄厚的資金來發展和壯大自己,既能解決融資難的問題,同時也能滿足投資者的投資欲望。
(二)開辟IT企業融資新渠道
企業融進的外部資金主要兩大方面,一個是國外資本,另一個是企業外部的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在我國,許多企業成功地運用國外資本,解決了企業發展中的資金籌措難題,促進了企業快速、持續、健康發展。IT企業應該不斷地提高融進國外資本的能力,通過融進資本帶進新的機制,使我國IT企業不斷發展壯大。
IT企業融資活動趨于國際化。網絡經濟時代IT企業的融資活動所面對的將是全球化的國際金融市場。由于“媒體空間”的無限擴展以及“網上銀行”和“電子貨幣”的運用,使國際資本流動加快,貨幣風險進一步加劇。企業在國際融資過程中對匯率風險應予以充分的重視,圍繞匯率風險的防范將會衍生出一系列類似于選擇債券的帶有濃厚色彩的新的融資工具。企業融資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圍繞金融工具創新,學習運用新興的金融工具,實現多渠道融資。
第7篇：直接融資模式范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金融監管的一個方向，也是防范不同性質的業務過度交叉所帶來的風險隱匿與擴散，特別是在銀行自營業務與代客業務之間、在銀行傳統業務與新興業務之間，明晰業務性質與風險歸屬，建立防火墻與隔離帶。
中資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是我國利率市場化和資產證券化發展進程緩慢、企業直接融資市場欠發達和投資者投資渠道匱乏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創新的產物。截至2013年9月底，商業銀行自身創設發行、投資管理的理財產品（銀行理財產品）余額已接近10萬億元人民幣。銀行理財產品在波動的市場環境中為投資者帶來了持續投資收益的同時，也連通了投資與融資，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促進了中國金融投資體系有效前沿面（efficient frontier）的逐步形成。
但另一方面，銀行理財產品以約定收益率方式為主的發行模式，以及法律地位缺失等問題，使得銀行理財業務的風險收益隔離、過手機制沒有真正確立，剛性兌付的現象客觀存在，代客與自營存在風險傳染的可能，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扎實的“柵欄”。 理財業務“三要件”
近期，十余家試點銀行推出了“理財直接融資工具”與“理財管理計劃”相配套的理財創新整體方案，可以看作是監管機構在銀行理財業務框架內，為繼續發揮銀行理財業務為投資者創造財產性收入、推動實體經濟發展、促進銀行轉型等積極作用的同時，解決理財業務存在的信息不透明、影子銀行隱性風險積累、通道業務放大金融杠桿等問題，按照“柵欄”原則，分別在理財業務資產端和投資端做出的規范性安排。
銀行理財業務本質上是受托業務，是銀行作為專業受托資產管理機構使用投資者的資金、在與投資者事先約定的投資范圍內進行資產組合配置和投資管理，投資收益與風險由投資者承擔，銀行從賣者有責的角度出發，做好受托、履職、盡責的義務并收取管理費的活動。
根據國際金融監管的理論與實踐，如何使銀行理財或資產管理業務的投資風險與收益過手給投資者，讓投資者愿意承擔、能夠承擔，即滿足“風險隔離、風險可公允計量、投資者可承受”等三個方面的要件，就是理財業務產品建立柵欄、回歸本源的關鍵。
1.風險隔離。首先要根據業務實質明確風險由誰承擔，并在法律形式、賬戶獨立、會計核算等方面能夠將不同權屬關系的資產相互隔離。
2.風險可計量。風險被隔離后還應公允、透明地計量，即基礎資產的風險被資產價格的公允變化所反映，否則投資者無法了解所進行的投資實際承受的風險，也就無從談及去承擔風險。金融學上的風險就是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反映的不確定性，而大多數銀行理財產品采用的按照約定收益率發行的方式，加之銀行聲譽的背書，使得理財產品所投資基礎資產的利率風險、市場風險以及信用風險并沒有傳遞給投資者。
因此，盡管銀行采取了很多投資者適合度銷售的措施，但結果仍是銀行理財產品的剛性兌付。而反觀債券基金、股票基金等產品，盡管也是銀行銷售的，但因為其按凈值認購、贖回，價格的變動反映了風險，投資者也真正認可了“市場有風險，投資須謹慎”的理念。
3.投資者可承受，即通過分散風險使投資者能夠承擔風險。在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中，金融風險是通過銀行的客戶關系管理與持續信用風險監測（貸后管理）、模式/模型選擇與組合管理得以控制的，儲戶（投資者）僅承擔銀行的信用風險而不承擔銀行貸款所對應的基礎資產的風險；而在以金融市場為主導的直接融資體系中，風險控制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專業化的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機構，以分散化的風險轉移為主要控制手段，投資者直接承擔了基礎資產的風險，但由于資產管理機構的動態管理與組合投資，單一基礎資產的風險被層層分解，最終能夠被投資者所承受。 標準化創新方案
反觀十余家試點銀行推出的“理財直接融資工具”與“理財管理計劃”方案：
所謂“銀行理財直接融資工具”，是由商業銀行作為發起管理人設立、以單一企業的債權融資為資金投向、由合格投資者（銀行理財管理計劃）進行投資交易的標準化投資載體，在法律上起到風險隔離與破產遠離的作用，并保證理財資金與實體經濟一一對應。這一工具的創設，引入了公開發行、集中薄記、持續報價、連續估值以及最高80%的自我投資，并向“計劃”管理銀行定期披露信息，使得非標準的基礎資產轉化為可交易、可估值、透明的標準金融產品。
“銀行理財管理計劃”有別于傳統的銀行理財產品，是商業銀行發行的開放式、無預期收益率、僅投資銀監會認可的標準金融工具（債券、理財直接融資工具等）并獨立開戶、單獨管理、單獨建賬和單獨核算的理財產品。“計劃”通過動態管理（開放式）、組合投資、公允估值（非預期收益率）、信息透明，做到分散風險并將基礎資產的投資收益于風險過手給投資者。
“計劃”的特性確立以“工具”的可交易、可估值為基礎，“工具”的風險傳遞以“計劃”的組合投資為要件，工具是立柵、計劃是橫桿，兩者缺一不可，構成了理財業務堅實的柵欄：“理財直接融資工具”將非標融資項目變身為標準化的金融產品（但無法解決單一投向的集中度風險以及實體經濟需要長期資金但資金端需要流動性的矛盾），“理財管理計劃”將金融產品變身為投資組合（通過動態管理與組合投資以分散風險，在基礎資產與投資者之間建立緩沖帶，體現資產管理人的價值貢獻）。
通過層層過濾，依托專業化的結構設計與組合管理，分散基礎融資項目的風險，使不同風險偏好的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能夠承受，從而使原來集中在銀行系統的信用風險得以轉移出來，真正促進直接融資的發展，提高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擬合度，也使投資者真正獲得風險收益。 強化風險把控
“理財直接融資工具”與“理財管理計劃”相配套的整體方案試點推出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推進多層次的直接融資體系建設，以理財業務增量資金對接實體經濟，同時理財直接融資工具與理財管理計劃對應，即是銀行理財資產端和負債端直接對應，壓縮了多層通道環節，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其次，使原有理財業務透明化、標準化，風險收益真正轉移，避免剛性兌付，推動發展為規范的資產管理業務，不僅賦予了銀行應對金融脫媒與利率市場化的有效防御武器，也促進債券等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一個強大的債券市場與一個強大的資產管理行業相互配合，才能促進中國金融體系轉變，在這一過程中，銀行通過理財業務的規范完成自我革命。
兩項試點鋪開，將倒逼銀行風險管控能力和投資管理能力提升。理財直接融資工具要求銀行提高對標的資產項目風險的識別和管理，以維持其發起方信譽，同時銀行理財所謂“影子銀行”風險將顯性化、透明化，從而有助于監管層對系統風險的把控；而理財管理計劃的投資與收費的透明、比較基準的顯性化，也迫使銀行真正提高資產配置和投資管理能力，從而促使銀行由財富持有銀行向財富管理銀行轉型。
第三，抑制過度虛擬化，緩釋“影子銀行”風險。一是減少通道業務，擠壓“資管泡沫”，推動金融機構差異化經營、專業化分工，推動大資管行業健康發展；二是整體方案是以商業銀行模式而非投行模式為主的綜合化經營，本身就抑制了過度杠桿。
第四，整體方案是增量改革、新老銜接。以往銀行理財業務在穩定銀行存款等方面有一定作用，但隨著利率市場化推進，將逐步被銀行更為規范的主動負債品種取代。在新的環境下，新的理財產品模式必將逐步被投資者所接受。
第8篇：直接融資模式范文
房地產證券化正是開發商拓寬融資渠道的重要途徑。
對于房地產企業來說，房地產證券化有利于拓展房地產業資金來源。直接向社會融資并且融資的規模可以不受銀行等中介機構的制約，有助于迅速籌集資金、建立良好的資金投入機制。另一方面，房地產證券化還可以釋放金融風險。
日前，華僑城地產與中國工商銀行深圳分行、中信信托投資有限公司共同發行了“華僑城租賃收益權直接融資項目”，融資金額6.5億元。
華僑城地產通過以其深圳本部的部分收益型物業，包括商鋪、寫字樓、廠房和國際公寓等物業的未來5年租金收益委托中信信托發行財產信托產品，托管銀行和監管銀行均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華僑城地產財務總監林育德表示，當前中國房地產信托普遍通過房地產項目開發、回籠資金，而通過物業租賃收入(現金流)的財產信托在國內尚屬首次，深圳華僑城租賃收入財產信托在此方面進行了金融創新。
租賃融資
目前我國傳統的房地產信托往往通過銀行貸款或信托貸款進行間接融資；而華僑城租賃收益權直接融資項目是國內首例房地產租賃收益權直接融資的項目，也是目前以未來收益作為信托標的直接融資最大的一筆。
用益信托分析師李說：“租賃收入財產信托以固定的房地產項目私募融資，可以加快資金的運轉。因為持有物業要收回資金需要的時間很長，而采用信托的方式可以把資金提前收回來，是房地產企業中期融資的一種方式。”
“另外，與以租金收益為基礎資產的房地產投資基金REITS不同的是華僑城租賃收入財產信托屬于私募性質，而前者則是公募性質。”李說。
但是，中信信托總經理蒲堅認為，華僑城租賃收入財產信托有希望發展成為國內上市的首只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
華僑城是以旅游主題地產為特色，它所持有的租賃型物業具有相當好的市場業績表現。因此，發行租賃收入財產信托對于華僑城來說是一條合適的融資渠道。
工行深圳分行行長王曉燕表示，這個產品適合旅游、地產聯動的經營模式，將來華僑城可以通過這種模式實現自身門票收入、地產收入的證券化，實現滾動發行，降低國家產業政策和地產政策的影響。
房地產證券化
華僑城的租賃財產信托就是房地產證券化的初步嘗試。
安邦集團的分析師蘇晶說：“房地產企業傳統的融資方式是憑借開發商本身的資信能力來融資的，主要就是向銀行貸款。而資產證券化則是用開發商的一部分資產的未來收入能力來融資。”
“對于房地產企業來說，房地產證券化有利于拓展房地產業資金來源。直接向社會融資并且融資的規模可以不受銀行等中介機構的制約，有助于迅速籌集資金、建立良好的資金投入機制。另一方面，房地產證券化還可以釋放金融風險。”蘇晶說。
中信信托公司信托業務二部總經理李峰表示華僑城租賃收益權直接融資項目因為尚屬于私募性質，因此可以理解為“準房地產證券化”。
目前，國內的開發商融資渠道主要仍是銀行信貸。
數據顯示，2007年上半年，全國商業性房地產貸款的余額是4.3萬億，同比增長24.5％。房地產業的貸款在銀行貸款中所占比已經達到了17.2％，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呈快速增長的態勢，所占比重由30％上升到40％。融資模式的單一化使房企的負債率達到了70％以上，也給金融系統帶來了一定的風險。而國際上，房企更多的錢不是來自銀行，而是來自房地產基金。
2007年11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銀根緊縮將會對以銀行貸款為主的房地產開發商產生很大的影響。加之，受到信貸緊縮政策的影響，全國樓市普遍出現銷售速度放緩，開發商資金回籠放慢的情況。因此，開發商都在想辦法盡力擴大自己的融資渠道，以求得生存。
業內人士預計，今年，中小開發商資金從緊的狀況還會一直延續下去。目前，銀根的緊縮，已經把一些資金鏈緊崩的小企業排出市場了。
房地產證券化正是開發商拓寬融資渠道的重要途徑。
第9篇：直接融資模式范文
關鍵詞：政府職能、投資體制、投資主體、資金結構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010-09
影響投資體制形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政府職能、發展階段、發展戰略、經濟結構等等，其中政府職能尤為關鍵。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十七大提出的“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等目標的確立，未來我國政府職能范圍將發生重大變化。政府傳統的經濟建設職能將逐步淡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社會建設的職能將得到不斷加強①。與之相應，投資體制應該也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化。事實上，盡管投資體制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我國投資體制領域的改革一直相對滯后，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更是明確提出要加快投資體制改革。如何加快和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要求，已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面臨的新挑戰。
投資體制涉及范圍很廣，但大致可以劃分為投資主體、籌資結構、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等幾個方面。本文將從上述幾個方面入手，在對有關國家進行國際比較的基礎上，梳理分析政府職能及其他因素對投資體制的影響機制，以期為我國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化總結一些可資借鑒的規律。
一、投資主體結構的國際比較
投資本身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廣泛，本文的投資，從宏觀上講，主要指固定資產投資等形成實物資本的行為和過程；從微觀上講，則是具有價值創造特征的直接投資行為。至于證券投資、理財等意義上的投資，其本質只是微觀主體的一種財務安排。這種財務安排在宏觀上可以看作是儲蓄轉換為投資的各種具體途徑和機制。基于此，本文的投資主體是指在上述投資活動中具備獨立決策權、享有投資收益、承擔投資風險的主體，包括各類法人或自然人。更確切地說，可以稱為投資活動的決策主體①。
投資的決策主體主要是企業和政府。就兩類投資決策主體在整個投資中所占的比重（或結構）來講，各國之間有所不同。一般來講，在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國家中，企業作為投資決策主體所占的比重應越大，在整個投融資體系中占據基礎性地位；而政府作為投資決策主體，其份額相對較小。上述判斷是否正確還需要實際數據的支撐。有關企業和政府投資份額的數據很難直接獲得，但是通過國民收入核算及財政支出的相關數據，可以大體推算出政府投資占投資的比重，具體如下：（1）收集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政府消費占GDP比重這三個數據；（2）將“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減去“政府消費占GDP比重”，大體可以得出“政府投資占GDP比重”②；（3）將 “政府投資占GDP比重”除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便能大體推算出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③。
從表1可以看出，各國在投資的決策主體結構似乎并沒有呈現前述局面。具體來說表現為以下幾點：（1）各國政府投資比重基本都呈不斷上升的趨勢；（2）無論是北歐及中歐（含德國）等民主社會國家，還是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典型市場國家，甚至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和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轉型經濟體，政府投資比重都處于較高水平，政府投資似乎與經濟發展程度呈正比；（3）以政府主導為特征的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以及中國、印度，政府投資比重明顯偏低。
上述現狀出現可能有以下幾方面原因：（1）從經濟社會發展角度來看，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市場失靈領域和范圍在不斷擴大，因此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和主導的事務也日益增多，政府的邊界也因此而不斷拓展。政府投資領域和比重也隨之增加；（2）發達國家的市場體系更為成熟和完善，其出現失靈和缺陷的領域也已逐步為政府和公共財政所覆蓋，公共投資范圍相對增大；（3）東亞國家的政府主導與政府直接參與并不完全等同，強勢的政府可以引導企業的投資行為，但在統計上并不表現為政府投資；（4）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本身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發達經濟體的投資占GDP比重相比新興市場經濟體要低（見表2），這樣就愈發提高了發達經濟體政府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①。此外，各國政府投資方面的統計口徑也會存在一定差異。
盡管從表1的數據對比中得出的結果似乎與我們觀念上的判斷有所差異，但無論是典型市場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在各國投資決策都是最為重要的主體。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政府投資的領域相對企業來說更為局限，大多集中于非市場競爭性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科學技術、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①。另一方面，既便是對這些領域的參與，政府也會引入私人企業、采取市場運作的方式。因此，政府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此類領域投資的共同決策主體。
二、資金來源結構的國際比較
投資的資金來源包括財政資金、銀行間接融資、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等三種基本渠道。各國的資金來源結構受到投資主體結構、金融體系等因素的影響而不盡相同。
（一）財政資金相對規模的橫向比較
各國財政投資資金相對規模既可以通過“政府投資占GDP比重”來反映②。這樣，結合表1、表2的相關數據，我們可以整理出反映財政投資資金相對規模的表3。
表3反映的情況與前面表1有些類似，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內的亞洲經濟體，政府投資占GDP比重普遍較低；（2）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自由市場國家政府投資占GDP比重也處于較低水平；（3）北歐各國政府在公共事務領域的涉足范圍較廣，政府投資比重普遍較高；（4）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等西歐傳統資本主義強國的政府投資比重也處于較高水平；（5）前蘇聯地區和東歐各國等轉軌經濟體政府投資相對規模存在較大差別，且總體呈不斷下降趨勢。
（二）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的橫向比較
根據能夠獲取的數據，我們選擇“股票交易總額占GDP的比例”和“由銀行提供的國內信貸占GDP的比例”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①。有關數據整理如下表4。
根據表4所列數據，就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1）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發達程度，而金融發達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完善程度又直接相關；（2）不同經濟體制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差別很大。對比前蘇聯東歐各國和其他歐美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比重較低可能與這些國家轉型過程中實行“休克式療法”有關；（3）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還受一國經濟傳統和經濟結構的影響。對比法、德、意等歐洲大陸強國、東亞各國及美英等自由市場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奉行自由市場傳統的國家其資本市場及直接融資相對規模要明顯高于國家主導型經濟體；（4）根據各國1992年以來在數據上顯示的趨勢，直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隨著經濟發展將不斷擴大。
（三）資金結構與政府職能
進一步分析各國在籌資結構方面存在的差異可以發現，一國資金來源相對結構的形成與其政府職能范圍密切相關。
一是預算資金的相對規模和比重與政府職能范圍直接相關。在第一部分分析主體結構特征時我們已有較為詳細的說明。二是金融體系結構與政府干預程度也密切關聯。政府對商業銀行等間接融資機構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一般要強于對資本市場①。當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職能范圍更為寬泛、更為直接時，從政府角度來講，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結構更有利于職能的履行。從東南亞各國、法、德等政府主導和干預傳統較強的經濟體，以及政府職能更為廣泛的北歐諸國來看，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通常遠高于直接融資相對規模。而對比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的美、英、加、澳等國，這些經濟體中間接融資規模就沒有絕對優勢②。
三、投資調控和管理的國際比較
投資的宏觀調控和政府投資管理確切地說屬于政府的兩項不同職能。前者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社會管理者職責的具體體現；而后者則是政府相關部門為提高政府投資效率而采取的各種具體的管理手段。幾個具有代表性經濟體的投資調控、投資管理主要特征整理如下表5。
從表5我們可以看出，各國政府在投資調控、投資管理方面采取的具體措施同樣與各國經濟傳統、發展階段、經濟結構、政府職能等因素密切相關，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職能范圍
政府職能可以說是一國投資調控和管理方式最直接的決定因素。一方面，政府對投資的調控屬于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調控的目標、干預的方式、具體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則由政府職能所決定；另一方面，在投資管理方面，政府的介入程度取決于政府投資范圍，而政府投資范圍從根本上說也是由政府職能所決定，政府投資的范圍越廣，投資管理涉及的事務就越多，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也會更豐富。
（二）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
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對投資調控和管理的影響主要在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下，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職能范圍會有所不同。通常欠發達國家在經濟起飛的初期會采取趕超發展戰略，而這種戰略下政府對于經濟領域尤其是投資領域的介入很深。政府實施的投資調控和管理都是圍繞實現既定發展戰略目標而進行的，而且在具體的方式、手段方面可能會不拘一格。相比之下，在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為 “市場的守夜人”，這樣一來，政府職能也就非常有限，政府對投資領域的介入也就比較間接。
（三）經濟傳統和經濟結構
除了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以外，政府職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受一國經濟傳統和現實經濟結構的影響。這種影響傳導到投資領域，就表現為各國調控目標、調控手段及管理方式的差異。例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發展階段和發達程度在全球無疑處于前列，但國家干預的傳統使得日本與美英等國的投資調控和管理同樣存在很大差別。另外一個典型就是法國。在西歐傳統資本主義強國中，法國的投資調控和管理完全是另類。這主要是因為在法國經濟結構中國有企業占據很重要的比重，而且在法國的經濟傳統中，自然壟斷性行業應由國有企業經營。
四、政府職能等因素與投資體制的關系
（一）政府職能與投資體制形成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投資主體結構、投資的資金來源結構還是投資的宏觀調控及投資管理，都與一國政府職能有著密切的聯系。
首先，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直接影響到投資決策主體的結構。投資決策主體結構是由私人投資和政府投資的相對比重決定的。政府職能范圍較廣的經濟體，通過政府投資來完成和實現的職能通常也更多，最終反映為政府投資比重的提高。
其次，政府職能影響政府投資范圍的同時也影響了財政預算中用于投資方面的支出規模。而投資資金結構恰恰是由財政預算資金、直接融資資金、間接融資資金等構成的。此外，政府為實現特定職能還可以通過影響政策性金融機構進而影響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如各國的政策性銀行，其融資性質屬于間接融資，但其融資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服從政府安排、服務于政府特定職能的實現。
此外，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更是與政府職能范圍密切相關。
（二）影響投資體制的其他因素
除了政府職能外還包括經濟發展階段、采取發展模式、奉行的發展原則、歷史傳統以及現行的經濟結構等等。上述因素中，有的也是政府職能范圍的決定因素，并通過對政府職能范圍的影響來進一步影響投資體制的形成。
當然，有些因素本身對投資體制也會產生直接影響，如現行經濟結構。一方面，現行經濟結構直接影響政府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的方式和具體手段。當經濟結構中國有企業比重較大時，投資調控會偏重于計劃等直接調控的方式和手段，在投資管理方面更多地體現為政府對投資活動的直接控制；而當經濟結構中私人企業占絕對主導時，投資調控則主要依靠各種間接調控方式和手段，在政府投資項目的管理上也通常會引入市場機制和私人企業。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一國的經濟結構往往也會對政府職能范圍產生影響。例如，當產業結構表現出明顯失衡時，政府便可能將實施產業政策、優化產業結構納入其職能范圍，并因此對整個投資體制產生影響。
（三）投資體制相關因素間相互作用機制分析
經濟體所處的特定發展階段、秉承的經濟傳統、采取的發展模式、現行的經濟結構以及政府職能范圍都是投資體制形成的影響因素，但其作用機制又有所區別，具體來說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影響著投資體制的每個方面；（2）發展階段、經濟傳統、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對政府職能范圍的確定有著直接影響，并進而間接影響投資體制的形成；（3）發展階段、經濟傳統、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主要是發展階段和經濟傳統對于發展模式的選擇和現行經濟結構的形成有著很大的影響；（4）經濟傳統、發展模式及經濟結構對于投資體制的不同方面也有著直接影響；（5）投資體制中，投資主體結構、資金來源結構和投資的調控管理直接也存在著相互影響和作用。例如，投資決策主體的結構能夠影響預算資金在資金結構中的比重，而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發達程度也會對投資中介機構、融資機構的組成結構產生影響。
投資體制的形成和確立對于經濟增長和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體所處的發展階段、現行的經濟結構都會發生變化，未來選擇的發展模式也會有所調整。這樣，上述因素在長期動態中就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循環鏈條，如下圖1所示。
五、未來投資體制演變趨勢分析
根據前面對投資體制各方面的橫向比較及投資體制影響因素的分析，對投資體制的演變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一）政府作為投資決策主體參與投資的領域將越來越集中于公共事務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這一趨勢是由政府職能范圍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隨著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機制將得到的不斷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效率優勢也將不斷顯現。政府職能將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并致力于市場缺失和失靈的公共事務領域。
（二）即使在由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領域，市場機制也將被逐步引入到投資項目的具體運作中。這主要可以歸結為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政府對其投資項目通常會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引入市場機制意味著私人企業和民間資本的介入，可以有效緩解資金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引入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投資項目資金使用效率。
（三）政府在投資的宏觀調控方面將主要采用間接調控的方式。間接調控重在運用經濟杠桿調節市場主體的行為，是符合市場規則的調控方式，也體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有限干預的原則。
（四）在投資的融資結構中，以資本市場為依托的直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將不斷提高，以商業銀行體系為依托的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將出現下降。這主要是因為，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變化取決于金融體系的變化，而未來資本市場的日益繁榮和傳統商業銀行的日漸式微基本是大勢所趨。
（五）財政預算資金相對規模則可能呈倒U形變化。這是因為，財政預算資金相對規模主要取決于政府職能及其投資范圍。而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和市場機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政府職能范圍可能出現縮小和擴大兩種趨勢。一方面隨著政府對競爭性領域的退出，政府職能范圍將不斷縮減；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帶來的分工的不斷細化將產生許多新的公共事務，從而拓寬了政府職能及政府投資的范圍。
（六）投資中介機構在投資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將越來越大。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整個經濟系統變得越來越復雜，投資項目涉及到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客觀上需要由一些專門的機構獨立出來承擔一些投資服務的功能。與此同時，市場的不斷完善，也為這些機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分工越來越細化的必然結果。
參考文獻：
［1］ 林森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透析［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
［2］ 李榮融.外國投融資體制研究［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0.
［3］ 王學武. 美國的投資體制研究［C］.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國研報告2001-09-20.
［4］ 田椿生，黑愛堂. 美國和日本投資體制的比較研究［C］.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國研報告1992-03-02.
［5］ 史笑艷.德國的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J］.金融論壇，2003 (1)：57-60.
［6］ 劉志泉.對德國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管理的研究［J］.德國研究，2000，15(2)：19-21.
［7］ 董正信，趙曉明.中日韓政策性金融體系對比及啟示［J］.日本問題研究，2006(1)：1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