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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后國際貿易格局的新變化
戰后特別是六十年代以來,國際貿易格局出現了一系列新變化: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比重迅速上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成為世界貿易的主要部分;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工業國傳統的“出口制成品,進口初級產品”的貿易形勢逐漸變化,出現了大量的同一產業內既有出口又有進口的產業內貿易;跨國公司空前發展,跨國公司內部貿易成為工業國總貿易量的主要組成部分。
二、針對國際貿易格局的新變化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反思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論,是以比較優勢理論為核心內容,以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為基礎,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進行自由貿易,可以實現貿易雙方的利益雙贏。因此其主要在于解釋產業間貿易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垂直分工與貿易。所以不能或不完全能解釋國際貿易中的新變化,必然會引起對傳統貿易理論局限性的重新思考:
首先,傳統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之間的差異和要素稟賦的差異來解釋貿易,強調國家間的相似性與貿易量之間的反向關系,即國家間差異越大,產生貿易的可能性越大,即貿易更多發生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顯然不能解釋二戰后要素稟賦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成為世界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一事實。其次,傳統貿易理論認為各國應當按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進行生產與貿易,即所交換的應當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產品,應當是產業間的貿易。然而,實際的貿易構成中卻包括大量的要素密集度相似的同一產業內的雙向貿易,即產業內貿易。此外,當人們將注意力轉向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及由此引起的公司內貿易時,就會進一步發現傳統理論的不適應性,期望有一種考慮了公司行為的貿易理論。
因此,為了能對國際貿易的新變化做出科學的解釋,需要對傳統貿易理論進行補充與發展,促成了新貿易理論的產生。
三、新貿易理論的產生與假設前提
新貿易理論主要是指二戰結束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解釋新的貿易現象而產生的一系列國際貿易理論學說。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迪可西特、克魯格曼、赫爾普曼、斯賓塞和布蘭德等。其中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魯格曼。以下對其假設前提進行介紹。
傳統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的產物,是以一些嚴密的理論假設為基礎的,主要包括: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或遞減、各國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變、模型分析的是兩個國家、兩種商品、兩種要素,即2×2×2模型。但新貿易理論認為正是這些前提不符合當今社會經濟生活,使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現實。應當放寬并建立更符合現實的前提假設:
1、引入產業組織理論,市場結構假設轉變為更符現實的不完全競爭。
2、規模報酬不再是不變的,而是遞增的。
3、傳統的2×2×2貿易模型過于簡單化,新貿易理論改為J×N×M模型。
4、放棄赫克歇爾-俄林關于貿易國在獲得生產技術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國家獲得技術的可能性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在建立了更符合實際的前提假設后,打破傳統貿易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這兩個關鍵假設后,為解釋貿易動因與貿易基礎開辟了新的源泉,新貿易理論得以發展壯大。
四、新貿易理論的主要內容與特征
1、新貿易理論對貿易動因與貿易基礎的解釋
產業內貿易、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分工與貿易的迅速增長成為當今國際貿易的主要現象,新貿易理論認為這是因為產生國際貿易的動因與基礎發生了變化,不再僅僅是因為技術和要素稟賦的差異帶來了貿易。新貿易理論從供給、需求、技術差距論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國際貿易的動因與基礎。
(1)從供給角度:揭示了規模經濟性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企業的壟斷競爭行為成為貿易產生的重要動因與基礎。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D-S模型,闡述了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消費者需求多樣化和企業生產規模經濟的兩難沖突問題。在具有規模經濟的條件下,企業傾向于擴大生產規模,對生產者來說,產品差別越少越好;而消費者則要求產品要具有多樣性,即產品差異。國際貿易可以解決這一矛盾:各國專業化大規模生產具有某一方面差異的同種產品并進行貿易,既利用了規模經濟性獲得比較優勢,又滿足了消費者對差異產品的需求。
克魯格曼看到了D-S模型解釋貿易問題的潛力,首先將它應用到國際貿易分析中,建立了規模經濟理論,即一個由規模經濟引致貿易的模型。通過采用張伯倫壟斷競爭分析方法,得出結論為:貿易并不需要是技術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而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獲取規模經濟的一種途徑。國際貿易的意義就在于能夠形成一個一體化的世界市場,廠商可以打破單一狹小的國內市場限制,在世界范圍內擴大產品銷售市場,并從別國進口其它差異性產品,以滿足消費者需求。
綜上所述,關于貿易發生的原因,新貿易理論從供給角度分析,認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規模經濟就成了引起專業化與國際貿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國的偏好、技術和要素稟賦都一致的情況下,也會產生差異產品之間的產業內貿易,并且國家間的差異越大,產業間的貿易量就越大,而國家間越相似,產業內的貿易量就越大。
(2)新貿易理論還強調需求因素對貿易產生和貿易結構的影響。從需求角度進行探索,填補了貿易動因研究視角上的一大空白。瑞典經濟學家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論,將需求與產品差異結合起來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他指出,一國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國的代表性需求。生產者只有專門生產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達到規模經濟,因此,一國應集中生產本國代表性需求的產品,出口該產品,并從與本國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國家進口相似產品,以滿足本國其他收入水平消費者的消費需求。該貿易理論表明,規模經濟容易在各國代表性需求的產品上產生,因此收入水平越相似,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越多。
(3)技術差距論以不同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為分析前提,認為技術差距和模仿時滯決定了現實的貿易格局。1959年,美國經濟學家波斯納運用技術創新理論修正了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提出了技術差距理論。該理論在解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貿易時,即是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論。同時也可解釋發達國家之間貿易:即使兩個發達國家在技術開發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開發出的技術與產品仍會有差異,從而促成國際貿易的產生。因此技術水平接近的國家會因為追求產品的差異性而產生貿易。從而解釋了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
2、在貿易政策方面,兩個論點——利潤轉移論和外部經濟的提出
傳統的貿易理論是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框架下,完全競爭市場是最具效率的市場,任何干預只會帶來效率損失。因此傳統貿易理論強調自由貿易的重要性。
新貿易理論則認為現實中市場的有效性就值得懷疑。因此提出了兩個干預貿易的論點-利潤轉移論和外部經濟論,在此基礎上提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
外部經濟論認為,一些具有技術創新的高新技術產業,可以通過知識外溢為其他部門帶來收益,即產生了有益的外部經濟性。政府則應該對這些產業進行扶持,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
以上述兩種理論為基礎,新貿易理論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即應當對對本國經濟有重要促進作用的戰略性產業進行扶持補貼。如日本80年代中期從美國手中奪得半導體產業的控制權,就是戰略性政策使用的結果。戰略性政策對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貿易政策有重大影響力,同時,也影響了歐洲聯盟條約的內容。
3、新貿易理論提出了參加貿易并不總能得到利益的論點
傳統貿易理論并未對國際貿易的福利效應作專門分析,因為其理論的結論是按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對各國都有利益,貿易利益來源于專業化生產效率的提高。新貿易理論認為貿易利益不僅來自比較優勢,還來自于:規模經濟性、增加了不完全競爭產業的競爭程度、增加了產品的差異性等。同時,新貿易理論指出,盡管存在著潛在貿易得益,但不完全競爭市場同時也產生了風險,使一國經濟有可能不僅無法利用潛在的貿易得益而且實際上遭受損失。當貿易使得本國以遞增規模生產的行業和高度壟斷的行業收縮,而帶來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彌補這種收縮帶來的損失時,貿易使本國受損,這說明,參加貿易并不是總能得到利益。
4、新貿易理論開始注重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融合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將貿易與投資問題孤立地進行研究。經濟全球化使人們認識到貿易與投資實際上是廠商國際化經營中的不同選擇方式,出口或到東道國建立基地所需考慮的因素實際上是相似的,國際貿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為載體的要素的國際流動。二戰后跨國公司成為國際經濟生活的主要載體,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故一些學者開始將貿易與投資置于統一框架中進行研究,注重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融合也是新貿易理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
國際貿易純理論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有三個方面,即,國際貿易的原因,國際貿易的結構和國際貿易的結果。國際貿易的原因要說明,一國為什麼要參與國際貿易,它的動力是什麼?國際貿易的結構所要回答的是,國際貿易的生產結構或分工結構是什麼?從而要回答一國在國際貿易中所出口或進口的商品結構是什麼。國際貿易的結果所要回答問題的是,國際貿易能否給參加國帶來經濟利益。要回答這三個基本問題還有待于國際貿易理論前提的確立。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前提所得出國際貿易理論是不同的。
我們認為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古典貿易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前提是:企業是完全競爭的企業;在當生產要素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個部門,或其它部門是,增加某種商品生產的機會成本不變;一國的生產資料在本國范圍內得到充分利用;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不流動。各國對商品貿易不加干預。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內容是比較利益理論。這一理論從不同的方面出發,有兩種表述。一是技術差異論。技術差異論認為,各國之間開展貿易的基礎在于,它們生產同一產品或同質商品的價格差;這種價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國生產該商品時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在生產中只投入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力—的假定條件下,這種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表現為各國勞動力熟練程度上的差別,從而是單位產品的成本差別。在這里比較利益實質上是比較各國在生產同一產品時勞動生產率,從而是勞動力熟練程度在各國的差異。在生產兩種產品的條件下。各國在同一商品生產上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又進一步表現為,各國在生產同一產品是相對勞動生產率,即表現為生產某種產品的機會成本的差別。在假定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的情況下,當一國在兩種產品生產上的勞動生產率都高于另一國家時,從相對意義看,該國專門生產其中一種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商品時,可以發揮本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即將本國的生產要素都投入到生產其機會成本比較低的商品。進而通過貿易交換到本國放棄生產的那種產品。相應地,盡管另外一國生產兩種產品的勞動生產率都低于另一國,但是它仍然可以專門生產自己(相對于外國)機會成本較低的產品。進而通過交換,獲得本國放棄生產的商品。在這里技術差異—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成為各國進行國際貿易和分工的原因和決定各國專門生產某種商品結構的基礎。這種貿易和分工使參加國際貿易的雙方都都獲得了利益。因此在這一理論的提出者—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看來,勞動生產率的差別或技術差別是各國生產同一產品時存在價格差別的基本原因,這種價格差及其生產者對較高價格的追求是國際貿易的原因或動力;每個國家專門生產自己有優勢的產品并根據自己對產品的需要進行交換是國際分工的結構;各國經過國際貿易都能夠獲得實際收入水平的提高則是國際貿易的結果。基于獲得和維持這一結果的因素,國際貿易得以維持和發展。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另一種觀點是生產要素稟賦論。在其提出者赫克歇爾和伯蒂爾•奧林看來,現實生產中投入的生產要素不只是一種—勞動力,而是多種,而投入兩種生產要素則是生產過程中的基本條件。根據生產要素稟賦理論,在各國生產同一產品的技術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兩國生產同一產品的價格差來自于產品的成本差別,這種成本差別來自于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差別,這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差別則決定于該國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由于各種產品生產所要求的兩種生產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國在生產密集使用本國比較豐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時,成本就較低,而生產密集使用別國比較豐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時,成本就比較高,從而形成各國生產和交換產品的價格優勢。進而形成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此時本國專門生產自己有成本優勢的產品,而換得外國有成本優勢的產品。在國際貿易理論中,這種理論觀點也被稱為狹義的生產要素稟賦論。廣義的生產要素稟賦論指出,當國際貿易使參加貿易的國家在商品的市場價格、生產商品的生產要素的價格相等的情況下,以及在生產要素價格均等的前提下,兩國生產同一產品的技術水平相等(或生產同一產品的技術密集度相同)的情況下,國際貿易決定于各國生產要素的稟賦,各國的生產結構表現為,每個國家專門生產密集使用本國比較豐裕生產要素的商品。生產要素稟賦論假定,生產要素在各部門轉移時,增加生產的某種產品的機會成本保持不變。生產要素稟賦論是瑞典的兩位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伯蒂爾•奧林提出的,奧林在他的老師赫克歇爾提出觀點的基礎上,系統地論述了生產要素稟賦理論。這一理論突破了單純從技術差異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的局限,而是從比較接近現實的要素稟賦來說明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1技術差異論和生產要素稟賦論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是以各國生產同一產品的價格或成本差別作為國際貿易的原因和動力的。因此盡管兩種理論在產生的時間上相距約150年的時間,但是其理論淵源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我們衡量這種變化的基本尺度是:它們借以立論的經濟學基礎是否有根本性的變化;它們的理論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動力機制上,即是否改變了價格差作為貿易原因或動力的基本觀點。在我們看來這兩個方面都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2因此我們將技術差異論和生產要素稟賦論統稱為比較利益理論,從而構成古典貿易理論的內容。
我們知道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假定:只有兩個國家;生產中使用的生產要素是一種,或兩種;兩國都能生產兩種商品;在各國范圍內,生產要素在部門間轉移時,增加生產某種產品生產的機會成本不變;生產要素在本國的各部門間自由流動,而在各國之間不能自由流動。這些假定條件在理論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離解釋現實還有一定的距離。
二
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是放松了古典貿易理論各個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國際貿易理論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對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從而得出了某種新的觀點。首先,古典貿易理論提出者,兩個國家、生產兩種產品。現實中的國際貿易不只是生產兩種產品。這些學者將兩個國家與生產多種產品生產聯系起來,提出,在多種產品生產的條件下,每個國家總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較成本優勢的商品,而進口另外一部分本國有比較劣勢的產品。這一分析沒有改變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原理,但是卻推進了古典貿易理論的使用范圍,即無論是兩種產品還是多種產品,國際貿易都能夠用比較利益理論加以解釋。其次,古典貿易理論假定,各國只使用一種或兩種生產要素生產產品,現實生產中,人們使用的生產要素不只兩種。亞羅斯拉夫•萬尼克在其著名的論文《要素稟賦論—多種要素的情況》中指出,在多種生產要素下,同樣可以依據兩種生產要素的分析方法將多種要素下生產的多種產品按照產品的相對價格比進行排列,得出要素稟賦在產品價格上比較優勢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爾和奧林的基本結論。第三,古典貿易理論假定,當各國為了實現專業化分工,生產要素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個部門時,其機會成本不會發生變化。正是基于這一假定,各國的貿易結構表現為完全專業化的國際分工。因為在本國有優勢產品國際比價高于封閉下的國內比價的情況下,該國廠商將增加其產品的生產量。當機會成本或邊際成本保持不變時,該國的資源將逐步集中到自己有優勢的部門。由于該國生產者無論怎樣增加其產量,邊際成本仍保持不變,結果是該國的全部資源或生產要素就集中到專門生產自己有優勢的產品生產上,形成各國完全專業化的國際分工。但是在現實中,當生產要素從一種產品的生產向另外一種產品的生產轉移時,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其機會成本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機會成本遞增。機會成本遞增意味著,當本國有比較優勢的商品產量增加時,本國總會在該優勢行業尚未實現完全專業化生產水平以前邊際成本就上升到等于邊際收益的水平,從而本國的生產不能達到完全專業化。由此可以看出,當放松了機會成本不變的假定條件時,古典貿易理論關于完全專業化生產和貿易的假定,或貿易結構會有某種程度的調整。因而其結論更接近于解釋國際貿易結構的某種現實情況。即在現實的貿易中很少存在一國專門一種產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貿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靜態分析分析的基礎上的,實際上無論在生產要素的總量上,還是技術水平上,一國的技術優勢或要素優勢將發生變化。從動態的角度看,一國各種生產要素總量會發生變化。從勞動力的總量看由于經濟發展各階段勞動力的自然增長呈現出“∩”型,即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其勞動力表現出開始增長較曼,然后增長加快,到經濟發達階段勞動力增長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將減少,而用于儲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國的資本存量將隨著該國經濟的發展而直線增加。資本的直線增長與勞動力的“∩”型增長相結合,使該國的要素豐裕度發生變化,從而按照赫克歇爾—奧林模型的結論,該國的貿易結構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都會發生變化。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主張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各國技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基礎,它是以要素技術建立在各國之間不存在技術傳播為前提的。然而在現實中,各國間存在著技術的相互傳播,這種傳播有利于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不僅指出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動力,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客觀上帶來了技術的擴散,從而是技術發明國喪失了在某種產品生產上擁有的技術優勢,并將這種優勢轉向其它國家。某種產品技術優勢的轉移帶來了貿易結構的變化,即從該產品的出口國變成進口國,而某些過去的進口國,由于技術的引進變成了出口國。從國家的角度看,這種技術轉移帶來了技術進口國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國公司的理論告訴我們,這里存在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某種利益集團的利益分享。技術擴散和技術轉移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產生了新的影響。即建立在各國技術差異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優勢不是一個長期不變的量,相反從動態的角度看,建立在技術差異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優勢是一個不斷傳播的過程。而技術的擴散則表明,如果技術發明國不能不斷發明新的技術,它的技術優勢,從而是貿易優勢將會消失,更深層的意義是,技術擴散將使建立在技術差異基礎上的貿易逐步減少,進而出現各國對對外貿易的依賴“遞減”。古典貿易理論還假定,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是不流動的。然而在現實中,如果生產要素的流動能夠給有關企業帶來較多的收益,資本的流動是可能發生的。1957年羅伯特•蒙德爾發表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論文《商品流動與資本流動的關系》。在論文中,蒙德爾從要素價格均等化的角度說明了,商品流動與資本流動對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這意味著,當商品的自由流動遇到障礙時,資本流動將代替商品流動實現各生產要素價格的均等化。從另一個角度,美國經濟學家王凱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動與生產要素流動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補充關系,即在考慮生產要素可以在各國間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國際貿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進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產要素不能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的假定之后,廣義上的要素價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補充,即生產要素的價格均等化不僅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加以實現,也可以通過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實現,或者商品流動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可以同時起作用,實現生產要素價格的均等化。然而無論這種假定條件的放松對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變古典貿易理論的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較成本差別基礎上的商品價格差異;二是,國際貿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之下的。因此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是自由競爭市場結構下的理論。三
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新貿易理論發展的階段。前面我們已經注意到,生產某種產品時的機會成本不是不變,而是變化的。這種變化的第一種形式是機會成本遞增。而另一種形式是機會成本遞減。實際上,機會成本遞減的另一面就是由規模經濟所引致的報酬遞增。所謂規模經濟是指,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其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為TC/Q=FC/Q+VC/Q。式中,Q表示該商品的生產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產總成本,FC表示生產商品的固定成本,該成本將隨著其產量的增加平均到每個單位產品上的固定成本會下降。VC表示生產該商品的可變成本,該成本不會隨著產品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變。規模經濟效果意味著,企業可以通過擴大其生產規模、降低商品的單位成本占居競爭的優勢地位。同時企業對規模經濟效果的追求,將帶來產品一個行業或產業內排他性的增強,先進入的企業可以通過逐步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形成單位產品的成本優勢,從而是價格優勢。這是一種憑借規模經濟效果所取得的市場勢力或市場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瓊•羅賓遜認為,盡管理論上我們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但在現實中,大多數的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其原因是,任何企業都希望通過某種優勢,獲得對市場價格的操縱權,或控制權。獲得壟斷或控制權的便利途徑是生產差異產品。從消費者的角度看,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者不僅要追求某種消費品消費數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費的福利水平,還可以通過在多種同類產品的供應中,選擇最適合本人愿意消費的產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從一國封閉經濟的條件下,市場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不完全競爭的特點,一是規模經濟排除了企業自由進入某些部門的可能性,二是差異產品意味著企業追求控制產品價格的可能性。這兩個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結構。然而在一國市場范圍內,追求規模經濟效果和追求差異產品是矛盾的。因為規模經濟效果要求生產大批量、同質產品,從而帶來市場價格的下降。但是對差異產品的追求要求生產小批量、異質產品。要解決這一矛盾的最佳途徑是開展國際貿易。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批量生產的產品分布在不同國家的市場上,從而在每個國家都成為小批量產品,且成為差異產品。這一基本觀點由保羅•克魯格曼在其國際貿易新理論的經典性論文《報酬遞增、差異產品和國際貿易》作出了完整準確的論述。在那里,保羅•克魯格曼非常系統地闡述上述觀點。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貿易理論強調,在規模經濟發生作用的條件下,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差異產品的追求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對規模經濟效果的追求,從而是對獲得超額利潤的追求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力。這一理論觀點還意味著,國際貿易的結構是不確定的,因為建立在規模經濟效果基礎上的國際貿易暗含著這樣兩個重要的假定條件,一是各國之間不存在技術水平的差異;二是各國生產要素稟賦不一定是有差異的,甚至可以說,在參加貿易國家的生產要素稟賦相同的條件下,國際貿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時的貿易結構與以往國際貿易結構的根本差異在于,古典貿易理論所揭示的國際貿易是產業間或部門間的貿易,而建立在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基礎上的國際貿易是產業內貿易。產業內貿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競爭廠商獲得的市場勢力與規模經濟利益的總和。進口方利益則是從消費差異產品中獲得消費上的滿足,進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既然要素稟賦相同的國家可以通過開展產業內貿易獲得經濟利益,那麼各國之間建立在要素稟賦相近或相同基礎上的貿易沖突將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國企業在產業內生產和出口差異產品。新貿易理論的第二個重要的理論是相互傾銷理論。詹母斯•布蘭德和保羅•克魯格曼在其著名的論文《國際貿易的相互傾銷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頭壟斷廠商為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將增加的產品產量以低于本國市場價格的價格銷往國外市場。盡管從表面上看,在國外市場上產品的銷售價格降低了,但是從銷售全部產品所獲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如果這種銷售不影響在本國銷售的其它產品的價格,那麼廠商所獲得的總利潤水平提高了。同樣道理,其他國家的廠商也會采取同樣的戰略將增加的產品銷售量銷往對方國家市場,這種相互傾銷行為所形成的貿易不是由于兩家分屬不同國家的廠商生產了差異產品,而是因為各自對自己最大限度利潤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傾銷貿易理論這里,各國開展對外貿易的原因只在于壟斷或寡頭壟斷企業的市場銷售戰略。進而國際貿易的結構既不受產品成本差別,進而是要素稟賦差別的限制,也不受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差異產品追求的限制。同時,相互傾銷基礎上國際貿易的利益來自于各國企業通過“傾銷”所獲得的壟斷利潤和在本國市場上銷售價格保持不變情況下所獲得的壟斷利潤總和。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假定,A國的壟斷廠商甲生產和銷售汽車100萬量,單價為20,000萬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產量1000量,并在國內市場銷售,則為使市場吸納增加的供應量,企業必須將產品的市場價格降低。(因為寡頭壟斷企業面臨的是一條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例如降價200美元。即每量車售價19800美元。在此情況下,該企業因增加生產和銷售1000量汽車額外獲得1980萬美元。但是,當企業降低其商品售價時,不僅要降低新增產品的價格還要將原有的100萬量汽車的價格降低到與新增產品價格相同的水平,即從2萬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萬輛汽車因降價減少收入2000萬。結果是企業增加生產后,其總收入還減少了20萬美元。顯然是有背企業增加生產和銷售的初衷的。對此,企業的決策是將產品以低于本國市場價格的價格“傾銷”到國外。此時即使該汽車在國外市場上的賣價相對較低,也不致引起企業整體銷售收入和利潤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說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貿易理論開創了新貿易理論的新階段,那麼相互傾銷貿易理論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推向了更高的層次:即使各國生產的商品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壟斷或寡頭壟斷企業仍然可以出于對最大限度利潤的追求,開展各國之間的貿易。不完全競爭企業的市場戰略,使國際貿易的結構更加不確定。在那里,既然國際貿易產生于企業為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而確定的市場戰略,貿易的結構只服從于壟斷企業的市場戰略或獲取最大限度利潤的標準。所以,相互傾銷貿易理論指出了,現代國際貿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競爭企業的市場戰略,這種市場戰略下,貿易的結構僅僅是由于各國企業對最大限度利潤的追求。新貿易理論的第三個重要方面是外部規模經濟基礎上的國際貿易。所謂外部規模經濟是指由于企業外部經營規模的優勢給企業帶來的額外報酬或外在優勢。根據外部規模經濟貿易理論,企業有貿易優勢或沒有貿易優勢的一個原因不在于各國之間絕對的要素優勢的差異,而在于有關部門在某個時點上的發展規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國在某個行業上發展的規模較大,相應地會形成一個行業的規模優勢。這種優勢表現為,該行業有一個可供共同使用的勞動力隊伍,它可以調劑各企業間的余缺;同時行業規模較大,有助于技術的進步和技術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總之一定的行業規模有利于資源或生產要素的共享,從而能夠在自身企業規模不變條件下的經濟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國范圍內,行業的規模較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要求一家企業必須“小而全”,否則難以維持正常的生產,在生產規模較小的情況下,“小而全”將導致產品單位成本較高,從而是該行業在國際市場上不具備競爭能力。在以往的貿易理論中,我們所謂一國在某種產品的生產上有優勢,是將企業優勢與行業優勢等同起來。在新貿易理論中,企業的優勢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企業的內部規模經濟,二是企業的外部規模經濟。企業的內部規模經濟可以使企業自身產生競爭優勢,而企業的外部規模經濟是借助行業優勢產生的企業優勢。這兩種優勢都會導致國際貿易的產生。在外部規模經濟貿易論那里,某些具有要素優勢的國家所以不能在某個行業處于劣勢地位,可能產生于該國的這個行業還沒有發展起來,因而行業規模有限,難有外部規模經濟的優勢,“干中學”是該國發展此行業的途徑。由此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預下,獲得某種規模經濟優勢或行業規模優勢。上述三個方面所闡述的新貿易理論是從生產的角度分析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在這些理論中,國際貿易的基本前提已經發生變化。由于現代企業追求對市場的操縱,并且從操縱市場中獲得額外利潤,因此這種市場結構已經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競爭,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這里的關鍵在于,現代經濟學,從而是國際貿易理論已經承認了這樣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的事實,并將這一事實納入國際貿易理論的思考之中。這種貿易理論基本前提的變化,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即使國際貿易理論進入了新貿易理論發展階段。在此基礎上,國際貿易理論才有了建立在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基礎上的國際貿易論,才有了相互傾銷貿易理論以及外部規模經濟貿易理論。這些理論的核心是,具有某種不完全競爭優勢的企業或行業憑借自身的優勢獲得國際貿易中競爭優勢,它們擴展了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的理論觀點。使現代貿易中的許多新現象得到了更切合實際的解釋。
新貿易理論不僅從供給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原因、結構和結果,還從需求的角度對現代國際貿易加以解釋。林德認為,每個國家都存在一個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國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這種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費品是各國消費品產業發展的主導。因為企業生產的產品只有符合大多數消費者的需要,其生產才容易達到規模經濟,從而有助于企業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國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異,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異。因此一國專門生產某一個代表性需求層次上的商品,就意味著它不能滿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費者對同類產品的消費。國際貿易可以解決各國生產者在某個層次產品的生產上達到規模經濟和滿足不同收入消費者消費需要的矛盾。即各國可以專門生產本國代表性需求產品,并出口這種產品,同時分別從不同的國家進口其他國家生產的這些國家代表性需求的產品,滿足本國其他收入層次消費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貿易理論表明,在消費品的生產上,規模經濟容易在各國代表性需求的產品生產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較接近的國家,它們的貿易較多,因為它們代表性需求的接近,為相互之間滿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費者的需要創造了條件;由此可以推論,兩國間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們相互貿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礎上的國際貿易是同一產品內部不同檔次產品的貿易。這是產業內貿易的一種表現形式。
新貿易理論的中心問題是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的產業內貿易。根據這一理論,產業內貿易是第二產業內部各種制成品之間的貿易。這種貿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競爭或機器大生產的基礎上的。因此它趨向于排除競爭,形成大規模企業控制某個行業產品生產和市場的程度;這種生產上的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上產生三個方面的結論。一是由于企業追求差異產品形成的不完全競爭導致的國際貿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競爭企業的市場戰略所導致的相互傾銷(貿易);三是由外部經濟效果所產生的行業優勢,從而是不完全競爭企業所進行的貿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發展的國家為獲得某種行業,從而是企業優勢所需要的“干中學”。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產業內貿易則是由于代表性需求與需求的多層次性給各國企業向大規模化發展創造了條件。從而產生了建立在差異需求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此外新貿易理論也試圖解釋跨國公司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在那里,赫爾普曼不是從對外直接投資引起貿易,而是真正從企業選擇的角度推論出國際貿易的產生和結構。然而依筆者看來,到目前為止,新的貿易理論主要是上述四個方面的內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國際貿易理論從基本前提劃分,可以分成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從貿易理論漸進的發展看,國際貿易理論分成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三個發展階段此后,保羅.薩謬爾森、愛德華特.利馬都進一步論述了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理論。在薩謬爾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爾帕.薩謬爾森定理。即對任何本國密集使用稀缺生產要素產品的關稅保護都有助于稀缺生產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這是生產要素稟賦論的一個逆定理。
一些學者認為,將新貿易理論出現以前的所有貿易理論通稱為傳統貿易理論似乎更符合人們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學的任務之一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將其發展過程細分成不同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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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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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最近幾十年來,在以克魯格曼、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學一般理論各個方面方面均獲得了持續和富有成效的發展。
一、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占據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經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整個的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系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系數,勞動投入系數,分配率。由于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系(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系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這樣,處于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思想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
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于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
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凈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2]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于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說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3]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4]
1、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7]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稅、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稅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略效應”,并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1)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慮戰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并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占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稅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占行為對于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探討國內市場上戰略互動的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稅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克魯格曼還把研究與開發、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系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10]
(2)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現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時,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為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稅;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國內產業發展情況,采取關稅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于壟斷時,可以依據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占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是本國企業而非他國企業,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在這一產業領域內的發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征收進口關稅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11]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為止。
二、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現代經濟理論的專門分支始于亞當·斯密。他在其《國富論》中提出了絕對成本的概念,后經李嘉圖修正,形成了比較成本理論。比較成本理論提示了互利貿易的基礎以及貿易利益的來源。繼而俄林在其《區域間貿易與國際貿易》一書中對此作出了解釋,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即H—0模型)。這一理論指出:比較成本差異的原因在于各國資源稟賦的不同,并且對國際貿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確定性的結論。至此,奠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兩個層次的核心。
比較成本理論與要素稟賦理論。此后,雷布津斯基、薩繆爾森等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補充,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流行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內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的最大特點是邏輯嚴密,形式完美。但這也是它的弱點所在。因為現實的世界畢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實上,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自它誕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到嚴峻的挑戰。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過實證研究對它關于國際貿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預測提出了疑問。戰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發達國家間(即要素稟賦相似國家間)的貿易以及相似產品之間(即生產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產品之間)的貿易等。對此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一籌莫展。80年代以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致力于利用產業組織理論和市場結構理論來解釋國際貿易現象,用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相異產品等概念及思想來構造新的貿易理論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魯格曼、格羅斯曼以及赫爾普曼為主要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創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諸多貿易理論的合理因素,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這一理論因其理論的新穎、分析方法的獨到和解釋現實的能力逐步為大家所贊同,其地位已遠遠超過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格羅斯曼、克魯格曼為此先后獲得了克拉克獎。該理論也被稱為“新貿易理論Neo—tradetheory”。
二、新貿易理論的特點
(一)全新的理論假設前提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的產物,其理論的假設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幾點:(1)規模收益不變;(2)各國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變;(3)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4)兩個國家、兩種要素、兩種商品,即通常所稱的2×2×2模型。這些假設前提與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前提是一致的,在當時也是符合社會經濟生活主流的。然而,時過境遷,面對客觀現實,新貿易理論者意識到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前提已與當今社會經濟生活相去甚遠。他們認為:
1.規模收益不再是不變的。現實世界中的許多商品是以遞增規模報酬生產的,并且這些行業(如汽車業、半導體業、計算機業等)構成了國民經濟的支柱。商品生產的規模經濟可分為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和內部規模經濟效應兩個部分。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指公司水平上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的遞增性報酬以外部經濟的形式出現的情況。這種外部效應原則上可以來自任何經濟活動。比如說,日本電腦公司的生產率多半依賴于美國電腦業的大小——國際間的外部效應、日本半導體業的大小——產業間的效應以及日本本國電腦業的規模——國內產業的產出效應。但這些對公司間的經濟行為影響并不大,因為各公司都同時和同等程度地享受這種外部經濟效應帶來的益處,公司間的競爭行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響。重要的是公司的內部效應,即公司水平上的規模經濟。例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較大的公司能夠更好地克服生產的不可分割性使生產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說,它能使用更專業化而更有效率的設備;同時,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費用并不隨著生產規模而變化,因此其每單位成本會隨著生產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現象就為大的規模提供優勢。例如,體積和表面積不成比例增長的關系刺激著加工工業中的管道、儲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內部規模經濟之所以重要,關鍵問題是,如果規模經濟持續存在,則平均成本總大于邊際成本,如果以邊際成本定價就意味著損失。因此,內部規模經濟不可避免地與競爭均衡發生了矛盾。也就是說,它必然與一個允許價格超過邊際成本的市場結構相聯系。這就引出了新貿易理論與傳統理論的第二個不同假設前提。
2.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公司水平上的規模經濟的存在意味著價格受行為(即邊際成本定價行為)與非負的利潤不一致。因而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然而,對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西方經濟學迄今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理論。這涉及到兩個難點:一是具有市場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還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現實的回答是兩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參與者之間是不合作的,一產業競爭的結果仍依賴于兩種因素進行不合作游戲的戰略變量及進入和退出該產業的條件。理論上游戲的戰略變量有兩個;一是產出——古諾假定,二是價格——伯蘭特假定。所有這些都造成了理論一致的困難。新貿易理論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種市場結構:(1)可競爭市場(伯蘭特假定與無代價的無限制地進入和退出相結合);(2)古諾寡占(分進入限制使賺得利潤以及自由進入使利潤為零兩種情況);(3)壟斷競爭(伯特蘭假定與相異產品相結合,并分進入限制利潤存在以及自由進入利潤為零兩種情況),并指出,在各種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在實證和規范兩個方面有關貿易的一些重要結論都有效,這也表明,即使沒有一個關于不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理論,形成一種存在規范經濟的貿易理論也是可行的。
3.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的2×2×2的模型雖然形式簡潔明了,但卻把事實過分簡單化了,以至忽視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況。新貿易理論則如實地把經濟世界劃分為J個國家、N個商品、M種要素(以后我們稱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現商品的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不確定的情況。
至此,我們知道,新貿易理論建立在一系列幾乎全新的假設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這些理論前提更貼切于當今的現實。
(二)全新的結論
1.國際貿易形成的根本原因。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需求偏好和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決定了對最終產品的需求,由此導出了對要素的派生需求。對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給決定了要素價格。要素價格和生產技術決定了商品價格。商品價格差異則是貿易產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定了兩國需求偏好與生產技術是相同的,得出兩國間相對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了兩國相對要素報酬的差異,又直接導出了兩國相對商品價格的差異、相對要素報酬差異和相對商品價格三者在解釋貿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對要素稟賦的差異是根本的原因。反過來,如果兩國間不存在相對要素稟賦差異,則兩國間的貿易不存在。新貿易理論則認為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兩國相對商品價格的差異就不能由要素價格差異直接得出,必須加入生產技術的因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兩國經濟規模的不同就會導致生產成本的不同,也就影響到商品的價格。商品相對價格差異決定的軌跡為,相對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了相對要素價格差異,相對要素價格的差異和國家間的經濟規模差異(具體地說是產出水平的差異)共同決定商品相對價格的差異。因此,相對要素稟賦差異與相對要素價格差異是等價的,但兩者與相對商品價格差異不再等價。相對要素稟賦差異與國家大小決定的經濟規模的差異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貿易的根本原因。反過來說,即使兩國間沒有要素稟賦的差異,由于經濟規模的不同也會出現貿易。這就解釋了傳統貿易理論面臨的發達國家間存在大量貿易這一難題。
2.貿易的商品模式。傳統的貿易理論根據2×2×2模型得出:一個國家將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該國相對豐饒和便宜要素的產品,而進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對稀缺和昂貴要素的產品。簡言之,這里存在著一種必然性,勞動相對豐裕的國家出口勞動相對密集型商品而進口資本相對密集型商品,另一國則相反。新貿易理論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當貿易商品數量大于要素數目時,兩國商品生產和商品貿易中存在著不確定性。一國在一個生產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種商品,在另一個生產模式下則可能進口該商品。而生產模式卻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如政府計劃等。下面我們假定存在兩個國家(甲、乙),兩種要素(K和L),3種商品(X、Y、Z),解釋這種可能情況。
設全世界總資源為K=7,L=9。X、Y、Z的生產函數分別為:X=1K+3L;Y=2K+2L;Z=3K+1L。考慮:(1)資源集中于一國,則可生產X=2,Y=1,Z=1,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2)資源分布于兩國甲國為K=3,L=5,乙國為K=4,L=4,則以下兩種生產模式:①甲國(X,Y,Z)=(1,0,1),乙國(X,Y,Z)=(1,0,1);②甲國(X,Y,Z)=(1.5,0,0.5),乙國(X,Y,Z)=(0.5,1,0.5)都能使兩國達到充分就業均衡,即生產模式是不確定的。并且在第一種情況下,甲國出口Y商品到乙國,第二種生產模式下,甲國從乙國進口Y商品。對一國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進口商品。即貿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確定的。
3.貿易的要素模式。傳統貿易理論的貿易要素模式很簡單,貿易中要素的凈流動方向為:一國出口本國相對豐富的要素,進口本國相對稀缺的要素。新貿易理論則指出,即使兩國的貿易是平衡的,一國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凈流入國。原因是: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邊際成本定價原則。同時,如果由于規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進入受到限制,則規模報酬遞增的行為中存在著壟斷利潤(經濟租),當這些產業的商品出口到國外時,壟斷利潤將從國外獲得。而兩國獲得的壟斷利潤的幅度(即壟斷利潤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時,一國就可以利用獲得的壟斷利潤購買另一國商品,甚至可能達到進口所有要素的狀況。這部分解釋了當前世界貿易中初級產品生產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現象。發達國家的產業一般具有強大的規模經濟和壟斷程度,以美國為例,在原鋁、電話電報器材、機動車、合成纖維等行業中,前四大公司的工業產量均占全行業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莫比爾石油公司銷售額竟超過了挪威、希臘、芬蘭等中等發達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憑借這些強大的壟斷的優勢,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在世界市場上以高價出售,獲得了巨額的壟斷利潤,而從初級產品生產國獲得廉價的原料、燃料、間接地占有了這些國家的資源。隨著這種壟斷趨勢的加強,初級產品生產國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4.貿易構成和貿易量。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一國必然出口相對豐富要素密集型產品而進口本國相對稀缺要素密集型產品。兩國間只存在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產品的貿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圍內,兩國要素稟賦相對差異越大,貿易量越大。當兩國要素稟賦無相對差異時,不存在相互貿易。現實情況卻不然,不僅許多產業內(如小汽車、機械、電子)等存在著大量貿易;而且戰后世界貿易量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更有甚者,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增長更快,這些都是傳統貿易理論無法作出解釋的。
新貿易理論則引入了相異產品的概念來建立貿易模型。所謂相異產品是:我們確定了商品部門結構后,屬于這一商品部門的不同種類的產品。譬如說,我們確定“石英表”為一商品部門,則精工牌、北極星牌、海達牌等市場上可以買到的各種品牌的石英表均為“石英表”這一商品的相異產品(也稱“變體”),不僅如此,有更多的變體可以潛在地生產出來,例如,一年后可能會出現“夢想牌”、“虛構牌”石英表,這些都屬于新貿易理論相異產品的范疇。尤其重要的是,各種相異產品都能因其自身有價值(市場上總有一些人喜好這種變體)而存在,并且,相異產品各類越多,消費者可選擇余地越大,社會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國自給自足的情況下,由于規模的限制。變體的種類不可能很多,因為變體的數目越多,則生產規模越小,規模越小,規模經濟效益受到限制。變體種類將保持在與規模經濟權衡的水平上。開展貿易后,兩國市場合一,兩國分別生產幾種變體,互不重合,但總數目大于貿易前任一國的數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費變體數目的增加將提高福利,兩國互相進口對方的變體。于是,產業內貿易產生。并且,就貿易量而言,存在相異產品的世界經濟與傳統的貿易理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此時,國家相對規模對貿易量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國家大小越相似,產業內貿易量越大。就總的貿易量而言,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決定產業間貿易量)和國家相對規模(決定產業內貿易量)共同決定了貿易量。
5.貿易利益。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不考慮貿易產生的動態利益,當存在著要素稟賦相對差異的兩國分別進行不完全專業化生產,各自發揮比較優勢,然后進行貿易,則雙方都能獲利。這種靜態的貿易利益來自專業化生產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新貿易理論則指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經濟不可能達到完全競爭市場下的資源最佳配置狀態,只能在一種次優狀態下運行。但相比于各國自給自足的情況,開展貿易后,全世界的總體福利水平提高。這不僅得自于傳統的比較優勢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潛在得益:(1)生產效率效益。貿易使報酬遞增的產業由于市場的擴大而擴大,規模經濟增加,提高了生產率。(2)生產集中。貿易使報酬遞增的產業,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國家生產,使商品價格下降。(3)生產的合理化。貿易的開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競爭產業的競爭,減少了壟斷利潤,緩和了價格扭曲,資源配置優化。(4)產品多樣性。貿易使世界市場遠大于國內市場,可選擇的變體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貿易理論也指出,對一國而言,也存在著貿易受損的可能性。當貿易使得本國以遞增規模生產的行業和高度壟斷的行業收縮,(這是因為本國生產效率低于國外,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失敗),而貿易帶來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補償這種收縮帶來的規模經濟損失和壟斷利潤損失(此時壟斷利潤由外國獲得)時,貿易使本國受損,當然這種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視的是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問題。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新貿易理論幾乎在國際貿易的所有理論問題上修正了傳統貿易理論得出的結論,較好地解釋了現實世界中出現的各種新的貿易現象,稱其為“新”并不為過。
三、新貿易理論的理論和政策意義評價
新貿易理論的核心部分是壟斷競爭與產品種類內生化的模型。這種研究方法的創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魯格曼則把它應用到國際貿易理論中。但這一模型的意義不僅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響到了發展理論和宏觀經濟學。
在這一模型中,有一對規模經濟和產品多樣化之間的沖突,如生產很多種產品,則生產規模小,生產率低,反之亦然。市場競爭會調和這對沖突,找到一個均衡的產品種類數和每種產品的生產規模。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很大,則人們有更大的余地來平衡這對沖突。這一理論的直觀意義是:美國經濟規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長的潛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電視臺兩個規模報酬遞增行業為例,美國2億多人共用三四個全國電視網,而澳大利亞2000萬人共用4個電視網,結果澳洲平均每人負擔的電視臺固定費用要高得多。將此引申,由于國際貿易會使世界市場的總規模擴大,所以國際貿易會使生產率和產品種類數同時增加。而且會減少規模經濟帶來的壟斷性,因而減少不可避免的壟斷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負擔的高速公路費用也比美國高得多。而且根據這一理論,在保持國家的情況下,建立歐共體那樣的生產要素較自由流動的經濟共同體,就能一定程度上減緩規模經濟和品種多樣化這一對矛盾,促進各國共同的經濟發展。這似乎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找到了一個不損人利已的正當理由。
在貿易政策方面,新貿易理論提出了所謂的對策貿易政策理論,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車”的例子為模型所引出的貿易政策。這種理論把政府的政策加進了傳統的納什對策問題,其政策意義是反當前自由化潮流的,也與臺灣、香港的成功的非對策自由化貿易政策的經驗相沖突。連這種理論的創立者克魯格曼也承認,對策貿易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貿易理論中關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的不確定性問題以及國際商品中存在“經濟租”(即壟斷利潤)的問題的提出能給我們一些借鑒意義,尤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具有指導價值。
由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是不確定的,一國政府就能夠根據自己的經濟目標,通過適當的干預,較靈活地調整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生產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從而達到調整產業結構,保護幼稚產業的目的。以我國的汽車工業為例。汽車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資本要素相對匱乏。根據傳統的貿易理論,我國不應該大規模進行汽車工業的生產,而應根據比較優勢的原則,專業化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輕工業品等。但現實的情況是,我國的汽車市場潛力很大,在今后不長的時間內汽車工業將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賴進口,則會喪失國民經濟的自。因而,保護是不容置疑的。傳統的理論上的依賴的幼稚產業保護論。但它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是幼稚產業如何選擇;二是采取何種保護措施。因此,這一理論的可操作性不強。根據新貿易理論,我們則可以很好地克服這兩個弱點。首先,幼稚產業的選擇不再成為問題,因為我們可以靈活地調整生產模式,使我們期望的保護對象得到充分發展。其次,要對這一對象進行保護,就不能單純地采取傳統高額關稅的辦法(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更多地是造成價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須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這一產業相對對集中,形成規模經濟。我國12億人口,汽車工業市場潛力很大,發揮規模經濟的潛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導產業向規模經濟方向發展應是我國保護和發展汽車工業的主導措施。
“經濟租”存在的問題以上已有過一些理論上討論,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其政策意義。當沒有對外貿易時,一國的“經濟租”是生產者向消費者獲得的超額利潤,只是財富在一國不同的集團間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國際貿易行列,則牽涉到財富在不同國家間的分配問題。由于各國都是國家,有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護和封閉又不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根據新貿易理論,發達國家通過規模經濟優勢和壟斷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獲得超額壟斷利潤,而這種規模經濟和壟斷優勢主要源自國家的大小和經濟規模。根據平等的國際政治關系的原則,國家大小不應成為一國侵占別國利益的依據。因此,在國際貿易談判中,發展中國有理由要求適當程度的關稅保護,使發達國家的超額利益部分回流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也不得以自由貿易為借口,限制發展中國的權利。
四、新貿易理論的地位和一點缺憾
首先,我們認為,新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貿易理論的發展而不是全盤否定,傳統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下的2×2×2模型不過是新貿易理論J×N×M模型的一個特例,事實上,傳統的貿易理論仍能夠解釋一部分貿易現象。即使在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新貿易理論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將規模經濟和壟斷產生的壟斷利潤,看成是“企業家才能”這種虛擬要素的報酬(這種假設不盡合理),那么貿易商品所體現的要素凈含正確量仍反映了國家間的相對要素稟賦差異。也就是說,新貿易理論兼容了傳統貿易的正確結論,并有新的發展,從本質上說,是將傳統貿易理論的相對要素稟賦原理修正為相對要素稟賦和規模經濟優勢原理。
其次,我們說,新貿易理論沒有否定比較利益原則。事實上,它也無法否定比較優勢原則,因為“取長補短,發揮優勢”是世之公理。問題是比較優勢從何而來。新貿易理論指出,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是比較優勢的來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規模經濟優勢帶來的比較優勢。而規模經濟優勢不僅取決于國家大小和國家經濟規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對產業的干預情況。因此,在這一點上,新貿易理論又擺脫了完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陰影,強調了人的行為的重要性,這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是相通的。
之間并無直接聯系。克魯格曼確實在國際金融領域做出了一定貢獻,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匯率目標區理論,但他獲獎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新經濟學”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創建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為基礎,出現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論貢獻的新經濟學研究浪潮。在克魯格曼看來,這一系列新經濟學研究浪潮可分為四大階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所出現的新產業組織理論,構建了分析產業組織與結構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所出現的新貿易理論,構建了收益遞增情形下的國際貿易理論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新增長理論,構建了收益遞增情形下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第四次浪潮則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所出現的新經濟地理學,試圖根據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對經濟的空間結構做出新的解釋。克魯格曼本人既是新貿易理論的主要締造者,又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領軍人物。
克魯格曼對經濟學的突破性理論貢獻之一是創建了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有別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之處,在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李嘉圖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之上,新貿易理論則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在國際貿易中,各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因此,貿易應在資源稟賦差異最大的國家間發生,例如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而欠發達國家出口農產品。然而自二戰以來,貿易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卻并不是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而是在要素稟賦極為相似的先進工業化國家之間。同時,大量的貿易不是在不同行業之間發生,而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導致一個國家可能既出口汽車也進口汽車。這些事實對傳統貿易理論構成了嚴峻挑戰。
克魯格曼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與國際貿易》(1979)、《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格局(1980年)等論文中所提出的規模經濟理論是對李嘉圖傳統的背離。該理論認為,即使在不存在比較優勢的情況下,規模經濟本身也可以是產生貿易的原因。尤其是產業內貿易使得專業化與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并進而導致更低的價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樣化。雖然歷史上也曾有經濟學家認識到規模經濟是導致貿易發生的原因之一,但他們沒有將這種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邏輯的推論。克魯格曼的成功之處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構建的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模型拓展應用于具有可分性產品的國際貿易領域,從而構建了一個不僅是全新的,而且是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模型。
克魯格曼認為,新貿易理論模型為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因為,當交換基礎是各種要素的稟賦差異時,開放貿易會有損于雙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換是以規模收入遞增為基礎,貿易開放就會對雙方均有利。
克魯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論貢獻是多年來致力于經濟地理學的復興研究,創建了新經濟地理學這一新興學科。他最早對新經濟地理學思想進行的系統闡述見于1991年發表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這一論文中,并在隨后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著中進行了深入探討。克魯格曼認為,以前主流經濟學由于缺乏分析“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工具,導致空間問題長期被排斥在外,現在,由于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等分析工具的發展,可望將空間問題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范疇。
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報酬遞增規律如何影響產業的空間集聚,即市場和地理之間的相互聯系上。他的基本觀點是,規模經濟與下降的運輸成本相結合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為什么相似的經濟活動集聚在相同區位。克魯格曼曾運用“中心—外圍”模型分析一國內部產業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該模型中,處于中心的是制造業地區,外圍是農業地區,區位因素取決于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的相互影響。假設工業生產具有報酬遞增的特點,而農業生產的規模報酬不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業生產活動將趨向于空間集聚。
克魯格曼還通過重新詮釋馬歇爾關于外部經濟性的觀點進一步論述了產業集聚的形成過程。在他看來,產業地方化現象產生于基本要素、中間投入品和技術的使用等供應方面的外部經濟性,具體而言分別是:1、勞動力市場的“蓄水池”效應。即來自同一地方、同一行業的許多企業的聚集能集中越來越多的技術工人,幫助企業克服種種不確定性。2、中間投入品效應。一種產業長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許多提供特定投入和專業化服務的供應商,使之逐漸成為地區的生產中心。3、技術“外溢”效應。新技術、新產品和新工藝的信息在地區內部更易流動和獲得,因而聚集在一個地區內的企業更易獲得正的外部性效應。
克魯格曼認為,報酬遞增同時以規模經濟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現,在產業集聚的形成進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前者使產業在特定區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業和相關產業集中,造成地區專業化,這樣,產業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專業化就成為克魯格曼運用報酬遞增原理來分析產業集聚現象的兩大依據。
從經濟學說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可追溯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重商主義學說。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斯密與李嘉圖的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二十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資源配置”或“資源稟賦”的貿易學說。在赫克歇爾和俄林的模型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的規模報酬仍然不變。他們的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在赫克歇爾—俄林體系中徘徊多年的國際貿易理論又活躍起來,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來研究貿易的原因和結果,研究新的貿易結構與貿易政策,創立了一系列新的學說。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這些學說已逐漸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編入教科書,另外部分仍在繼續討論之中,仍是貿易的前沿論題,本文將簡要地介紹這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并闡述其對我國貿易政策的意義。
一、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工業發達國家之間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為貿易原因提出新解釋的主要是從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規模經濟貿易學說”,主要的貢獻者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這一理論以企業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和世界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為基礎解釋戰后增長迅速的工業國之間的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規模經濟貿易理論[(1)a]的發展是建立在兩個與以往理論不同的假設上:(1)企業生產具有規模經濟;(2)國際市場的競爭是不完全的。
具體講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下降,企業面對的是市場需求曲線,市場需求量會隨著價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參與國際貿易以前,企業所面向的只是國內的需求。由于國內市場需求有限,企業不能生產太多,從而使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不得不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國內需求加上國外需求,企業生產就可以增加。由于生產處于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反而使產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了競爭能力。
由于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囊括一行業的全部產品,從而使國際分工和貿易成為必然。但具體哪一國集中生產哪一種產品,則沒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競爭)產生,也可以協議分工。但這種發達國家之間工業產品“雙向貿易”的基礎是規模經濟,而不是技術不同或資源配置不同所產生的比較優勢。
二、國際貿易、技術外溢、與經濟增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在經濟學文獻中,雖然已有許多理論闡述了技術在貿易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討論技術對貿易的影響,也分析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結合起來研究,是國際貿易理論的最新發展和前沿課題。
國際貿易理論的這一新發展的背景也與戰后國際貿易格局變化有關。在用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理論說明了當前“北北貿易”和同類產品之間貿易的原因之后,人們自然就會進一步探討。為什么會有規模經濟?產業的規模經濟和國際分工是怎樣形成的?如果說技術的差異與發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術又是怎樣產生、發展、傳遞的?技術的發展與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的關系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引起了國際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學者們將國際貿易理論與增長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
近年來,在國際經濟學的研究中,關于國際貿易、技術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文章很多。從其理論淵源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部分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研究技術怎樣影響貿易和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研、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間的關系。
1.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1)技術差異所形成的貿易模式
除了“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貿易學說外,技術作為外生變量上的差異亦被用來說明發達工業國家之間和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馬庫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們的研究中假設兩國的資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產品生產需用兩種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規模經濟。但如果兩國在生產技術上有某種細微的差別,勞動生產率就會略有不同。在兩國的貿易中,各國都會出口其要素生產率相對高的產品。
戴維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設兩個國家兩種產業。其中第一種產業只生產一種產品,而第二種產業生產兩種不可完全替代的產品。假設其中一國在第二種產業的生產中與國外略有技術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種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別國略勝一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要素價格的相等會使該國生產和出口這種產品,而別國則會生產出口另一種產品。
馬庫森、斯文森和戴維斯的研究說明,即使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技術上的差異亦可引起同行業產品之間(intra—industry)的貿易。
(2)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福利的影響
克魯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術進步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福利的影響。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類國家:技術較先進的國家(發達國家)和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產品亦分為兩類:技術密集型產品與非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些假設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發展在于:假如技術變動了(而不管為什么會變動),會對各國的貿易模式和福利產生什么影響?
如果這種技術進步發生在發達國家,則結果是沒有壞處。第一,對發達國家來講,它技術更高了,產品更先進了,由于本來就在技術上領先,更新的技術的產生并不面臨什么競爭,也不威脅別國,別國也威脅不了它,所以技術進步對它有好處。第二,對落后國家也沒壞處,因為技術差距拉大了,給后進國家更大的空間來發展和趕超。所以技術進步發生在先進國家對這兩類國家均有利。對先進國家唯一的不利之處是對一些本來就有技術優勢的產品,技術進步和生產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這些產品的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有可能變得不利。
假如技術進步發生在后進國家呢?克魯格曼認為結果是縮小了兩類國家之間的差距,對原來先進國家是一種競爭,對他們不利。后進國家會因為自己有能力生產這類產品而減少進口,造成兩方面的結果:一是使該類產品價格的下降,對先進國不利,二是如果這種產品需要密集使用后進國本來就稀缺的資源,那么對后進國來說也不利。
2.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貿易理論的另外一方面發展是將技術視為內生變量來分析,研究技術變動的原因,也研究技術的進步作為生產和貿易的結果對貿易模式與社會福利的影響。技術變動有兩種源泉,一種是被動的,不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出來的,而是從看中、干中學會的,是通過經濟行為學來的,這叫“干中學”(learningby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另外一種是主動的,是自己創造出來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innovation)。技術革新一般是研究和發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簡稱R&D)的結果。
(1)“技術外溢”(Spillovers)與“干中學”(Learing—by—Doing)
所謂技術變動或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許多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只是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這種學習過程有時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時自然產生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被稱為技術“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技術外溢,又可分國際、國內、行業間和行業內幾種不同情況。
a)國際技術外溢
國際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通過直接或間接(如通過貿易)的途徑傳播到了別的國家,從而使別國的生產者也逐漸掌握了這些技術。
為了說明技術在國際間的外溢,我們假設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各國分別生產兩種產品,X和Y。在兩國沒有貿易時,各國的生產是由本國的生產技術和資源配置決定的,A國有生產X的比較優勢,B國則有生產Y的比較優勢。如果兩國發生貿易,根據“比較優勢”理論,A國會專門從事X的生產和出口,B國則專門生產和出口產品Y。這是貿易發生后的最初均衡。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假設技術是無法壟斷的,可以通過商品貿易“外溢”到別國。貿易的結果,AB兩國的生產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產技術并有可能對本國的生產進行調整。這種國際范圍內的技術外溢會有各種不同的結果。一種情況是,A國本來有生產商品X的比較優勢,但B國生產X的技術更先進,有絕對優勢。A國引進了B國生產商品X的技術,提高了本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率。這種結果發揮了本國資源上的比較優勢,有利于A國的長期增長。另外,商品X本來就是B國相對短項,在兩國實行分工和貿易后便不再生產。A國多生產X可以使B國的進口價格下降,也有利于B國。這種技術的外溢使原來由“比較優勢”決定的貿易模式變成了由“絕對優勢”決定。技術外溢的結果,兩國都從中受益。
但是如果B國生產商品Y的技術比A國先進,A國從B國中學到這種技術并用此來改進發展其本來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Y。對A國來說,這種技術引進的結果是一種進口替代型增長,但對B國來說則是一種威脅和競爭。如果A國生產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資源,對A國的長期發展也不一定有利。貿易和技術外溢有可能將發展引入“錯誤”方向,使兩國的長期發展速度都受影響(參見Yanagawa,1993)。
b)國內的技術外溢
國內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在本國范圍內的傳播。由于地理、語言、文化等原因,國內技術外溢比學習外國技術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在克魯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個國家A和B,生產一系列產品。其中任何一國會在一些產品的生產技術中有最初的領先地位。盡管技術可以在國際間傳播,但本國內的技術外溢會更快。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較快的國內技術外溢過程,該國原先的領先的行業會有加速發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較優勢會增強,“國內技術外溢”也會使別國在他們原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更有領先地位,技術的國內傳播使各國的差異擴大。
盧卡斯(1988)的模型與克魯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設一系列國家,生產兩種產品:X和Y。各國的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相同,但對兩種產品的技術知識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國家生產X,另一些國家生產Y,形成最初的國際分工。由于技術在國內的外溢,生產X和生產Y的國家都會在各自的專業生產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各國對兩種產品技術知識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一般情況下,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很難改變,除非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跟不上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改變原先國際分工的地位,從一種產品的生產轉向另一種產品生產的,也只能是那些原來就在邊緣上的國家(marginalcountry)。
克魯格曼和盧卡斯的分析說明:一個國家最初的比較優勢、產業選擇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可能與它本國的技術知識和資源配置有關,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產業結構一旦形成之后,國內生產技術的外溢使得一國在這些產業中的生產率比別國提高的更快,會使該國在這些產業中的領先地位更加鞏固。這在某種意義上解釋了為什么一些國家擅長于一些行業,而另外一些國家擅長于另外一些行業,這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是有關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種生產格局,改變是不容易的,因為產業規模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會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只要成本增長的速度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就會有利可圖而繼續存在。歷史在決定一國長期的生產和貿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業間與行業內的技術外溢
技術外溢也可以發生在不同的行業之間(inter—industry)和同行業之內,許多行業雖然產品不同,但所用的資源有許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產率對各行業都是有促進作用的。另外,這里的“技術”概念,也不僅僅局限于具體的生產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術知識。因此,一個行業擁有的技術優勢也可能外溢到別的行業,使別的行業的生產率也有所提高,并對社會的長期發展產生影響。[(1)c]
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有不同的產業集團(industryclusters),各集團生產類似產品但生產技術不會完全相同。與國外類似的產業集團相比,生產上也會有不同的優勢。國際貿易以及由此產生的競爭和技術外溢會縮短各產業集團的技術差距。
(2)發展研究(R&D)與技術創新(Innovation)
技術變動的另一個來源是技術創新,它是一種投資、開發與研究的結果。新技術的開發主要表現在:a)提高要素生產率,用有限的資源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或保證產量的情況下,使用更少的資源;b)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
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可以在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現。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分工越來越細,一個最終產品可以由一個企業變成許多個企業來生產。同一企業中也可分為許多部門,每個部門只生產產品的一個零部件。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每個部門只集中于一個小范圍的大規模生產,而在這個具體的零部件生產中,企業有可能通過降低成本來獲得利潤。換句話說,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潤不再只是從最終產品中獲得,每個生產環節都獨立出來,都有獲得利潤的可能性。對利潤的追逐使生產的每個環節上都有改進技術的動力。
開發型技術進步也常常是在對新產品的研制中獲得的。市場競爭迫使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或提高產品質量,從而產生出新技術。
與“干中學”不同,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大量投資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證這些投資能夠獲利的條件下,企業才會去研制新技術。因此,一國能否獲得大幅度的開發型技術進步,需要兩個必要條件:(1)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為沒有保護的話,企業開發新產品所冒的風險與其收益不對稱,也就沒動力去投資、研究。(2)要鼓勵對科研的投資。干中學雖然也能提高技術,但畢竟有局限性,畢竟只能縮短與先進技術的差距,一個國家要想技術上領先,就必須有開發型的技術進步,但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資來保證的。
國際貿易與開發型技術變動有相互促進的關系,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迫使各國努力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新技術的開發不再只是個別國家的行為,而成為各國的共同努力。這里邊也有一個技術開發的規模經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貿易和技術的國際流動可以使開發研究形成“規模經濟”而降低各國的科研開發成本。一項新技術從一國開始后,另一國可以馬上引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不應重復同樣一個過程。當然,這樣做需要許多政治條件和技術條件,但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這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最優方式。
另一方面,技術革新也會影響貿易模式。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和“干中學”的模型中,最初的貿易模式都是給定的,都假定各國在生產技術上有差距但沒有討論為什么有差距。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模型則揭示了產生技術差距的根本原因。綜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技術的國際國內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有可能縮短各國技術上的差距,本國原有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對于一國的長期發展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仍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強對發展研究的投資和不斷開發新的技術,是改善一國的貿易地位和保證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措施。
三、國際貿易新理論對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啟示
過去十五年來,我們雖然在開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貿易政策上仍受許多傳統觀念的束縛。我們在出口方面作了許多努力,但是開放國內市場方面顧慮重重。在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地位的過程中,我們把擴大進口和開放市場看作是一種進關貿的代價,是為了獲得某種權利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保護幼稚工業”的理論。
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對某些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怎樣選擇保護對象?采用什么方式來保護?保護的前景與代價是什么?我們必須充分估計為保護所付出的代價,并努力以最小的代價來實現我們發展先進或幼稚工業的目標。
古典和新古典的貿易理論已經分析了保護給消費者和整個國家福利所帶來的損失。關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學說又為我們揭示了保護所失去的“外部效應”,尤其是對電腦等高科技產品進口的限制,損失的不只是消費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電腦等科技知識產品與一般消費品不一樣,電腦的使用和普及包含著科學技術的普及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電腦迅速普及所能帶來的外部效應,是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況且電腦行業發展的關鍵不是硬件而是軟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礎上才能有足夠的人力資本和市場需求來促進軟件的開發。通過貿易壁壘的辦法來保護幼稚產業,其代價和結果都是必須考慮的。
規模經濟的貿易學說還為我們的貿易政策提出了許多新思路,新的貿易理論揭示了當代國際市場的壟斷競爭和工業制成品貿易為主的特征,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使得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來生產、出口全部的工業產品。國際貿易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大,即使在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既進口又出口。現代的國際競爭并不局限于個別產品的得失,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限制外國優質產品的進口,不一定非要通過保護來生產國外已占優勢的產品。對外開放某些市場,并不等于國內的同類產業就不能發展了。別人生產了一些種類型號,我們可以集中資源生產別的或新的種類型號,并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成本向國外出口。
怎樣使某些產業形成規模經濟?規模經濟的貿易學說提出了一個“戰略性貿易保護”的問題。由于國際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和現代企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如何擴大國際市場份額以擴大生產降低成本,成為企業能否在國際競爭中取勝的關鍵因素。如果政府能夠正確地選擇某些有發展前途并能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的產業,通過政策支持,幫助其達到一定生產規模的話,對本國利益和發展都會有利的。這種貿易保護著眼于一國長期的戰略發展,被稱為“戰略性貿易保護”。
不少國家曾采用過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如日本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對許多產業有過保護。它將一個產業保護一段時期,然后就轉移。保護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護期內,讓產業自身產生出一種技術外溢和自行不斷壯大的能力,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保護的時間是短暫的,保護的行業是不斷變動的。克魯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說法,將其稱做“狹窄的、移動的保護帶”(theNarrowMovingBand)。
無論是自由貿易的政策還是“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選擇的依據都是如何使本國的利益最大化。這種利益不僅要從靜態上估計,也要從動態上考慮。對什么產業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盡可能精確的利弊分析。國際貿易的新理論并不告訴我們應不應該保護的問題,而是為了我們貿易政策的選擇提供了更多需要考慮的問題。簡單地利用貿易壁壘來保護幼稚工業是一種被動和陳舊的方式,代價是不小的。而從戰略發展的角度對某些產品(不一定是整個行業)實行保護也許會帶來長期的優勢和利益,但是這些產品不一定是幼稚產業,保護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貿易壁壘,可以是代價較小的產業政策或消費政策,保護的時期應是短暫的,這種保護是一種積極的,有前途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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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貿易理論假設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各國間進行自由貿易,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關稅、進口限額等保護貿易或限制貿易的政策持否定態度,它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按照李嘉圖的學說,各國都應該致力于自身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交換自身相對劣勢的產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各國應該出口那些使用本國密集要素,進口那些使用本國非密集要素的產品。傳統貿易理論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
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新的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產業內貿易量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作用空前加強等現象,這些都是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于是新的貿易理論隨之產生。新貿易理論對前者進行了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新貿易理論提出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
以上兩種理論歸結到國家外貿政策上就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政策,對這兩種政策國內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傳統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不切實際;另一種則恰恰相反。下面筆者將從他們的觀點出發,結合我國實際來分析著兩種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
一、主張傳統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我國現階段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條件,戰略性貿易政策在我國不樂觀
1、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應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重復生產,地理集中度偏低,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
2、戰略性貿易政策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首先,將扭曲微觀經濟主體。我國許多重要行業多屬國有企業,企業在內部轉制中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還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場競爭中自然產生的,缺乏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對其進行扶持反倒會使其依賴性增強,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占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的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
3、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
4、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
(二)傳統的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
1、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發達國家。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如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和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國出口額為11,036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62.9%。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并且必須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2、我國出口商品更多地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我國在國際市場上控制能力差。我國目前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且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但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們的比較優勢。
3、當前世界經濟正趨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特別是WTO的加入,各國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正逐步取消,順應這股國際潮流,才會有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
二、主張新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且許多假設與現實不符
1、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外貿條件惡化,比較優勢陷入低水平循環的陷阱。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將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對這樣的情況應該積極改變外貿條件。
2、由于主流貿易理論的諸多基本假設與現實嚴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釋世界貿易中的如下現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謎展現的美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實證分析與該理論不符;其次是國際貿易伙伴結構揭示出的國際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而非在要素稟賦不同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最后是國際貿易內容主要是資本品與資本品之間的貿易而非資本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資源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貿易。而新貿易理論恰恰可以解釋這些現象,從而可以為我國外貿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理論依據。
(二)新貿易理論、特別是國家干預的政策可以為我國經濟水平提高發揮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實現產業高度化。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兩者的產業結構級別通常不同)的競爭優勢是由產業級別決定的,兩者間的貿易越自由對發達國越有利,而同產業結構的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則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并不會使某國自然具有競爭優勢,所以政策主張傾向于干預。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多邊貿易體制致力于減少管制,促進自由貿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種所謂“戰略貿易理論”的形成正掀起為保護正言的逆流。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可以從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得到啟示:接受現有國際貿易格局的產業發展政策會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一種低水平增長,并且在國際貿易利益這塊日益膨脹的“餡餅”中分得的份額越來越小;干預的貿易理論與產業政策的結合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國市場,開拓國外市場。首先,“戰略性貿易政策”框架內的多種貿易干預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增加本國企業成本競爭性;其次,出口補貼可降低本國企業的成本,增加其市場份額和利益;最后,通過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緊密結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術機會和外在型產業的發展。
三、這兩種貿易理論在我國目前都有其適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出口自身相對優勢的產品,這是傳統貿易理論的核心所在,我國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遵循這一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優勢,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貿易中有利可圖。就這方面而言不是新貿易理論可以替代的。但是我們還要看到我國的對外貿易目標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擴大開放和擴大對外貿易中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
任何國家的貿易比較優勢和貿易比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原因是一國的生產結構類型和貿易結構類型在不斷逆轉。這種貿易結構類型逆轉的速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階梯中有相對的位置。如果一個國家不能適時地完成生產結構類型和貿易結構類型的逆轉,或者貿易結構類型的逆轉滯后于生產結構類型的逆轉,那么它將處于貿易比較利益的劣勢地位。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可能也不應該靠自身的貿易比較利益來改善自身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發地完成動態比較成本優勢和貿易比較利益地位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結合。對此,我國應該正確把握國際經濟的變化趨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運用國家干預力量扶植和促進重點產業發展,開發新的比較優勢;同時,利用國際投資及采取相關政策來促進自身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類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化,才是取得在國際貿易中比較利益地位的必要條件。
(二)新貿易理論強調貿易利益不僅來自比較利益,而且來自對外開放產生的規模經濟和技術外溢效應,這對我國外向型發展戰略的確定,有著重要的理論啟示和政策意義。
1、我們應該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分工,推進貿易自由化進程。貿易自由化也是傳統貿易理論所倡導的。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需求會增加,企業生產規模就會擴大。由于生產處于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使產品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和國內市場上都增加了競爭能力。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分工,推進貿易的自由化進程,不僅要看到國際貿易帶來的直接利益,更應看到參與國際經濟分工所能帶來的技術外溢和邊干邊學的效應。不能把擴大進口和開放市場看作是一種“入世”的代價,是為了獲得某種權利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
2、新貿易理論中關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的不確定性能給我們一些借鑒意義,尤其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具有指導價值。由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是不確定的,一國政策就能夠根據自己的經濟目標,通過適當的干預,較靈活地調整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生產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從而達到調整產業結構、保護幼稚產業的目的。例如,我國有13億人口,汽車工業市場潛力很大,發揮規模經濟的潛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導產業向規模經濟方向發展應是我國保護和發展汽車工業的主導措施。
從經濟學說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可追溯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重商主義學說。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斯密與李嘉圖的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二十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資源配置”或“資源稟賦”的貿易學說。在赫克歇爾和俄林的模型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的規模報酬仍然不變。他們的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和結構變化,在赫克歇爾—俄林體系中徘徊多年的國際貿易理論又活躍起來,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來研究貿易的原因和結果,研究新的貿易結構與貿易政策,創立了一系列新的學說。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這些學說已逐漸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編入教科書,另外部分仍在繼續討論之中,仍是貿易的前沿論題,本文將簡要地介紹這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并闡述其對我國貿易政策的意義。
一、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發達國家之間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為貿易原因提出新解釋的主要是從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規模經濟貿易學說”,主要的貢獻者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這一理論以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和世界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為基礎解釋戰后增長迅速的工業國之間的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規模經濟貿易理論[(1)a]的發展是建立在兩個與以往理論不同的假設上:(1)企業生產具有規模經濟;(2)國際市場的競爭是不完全的。
具體講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下降,企業面對的是市場需求曲線,市場需求量會隨著價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參與國際貿易以前,企業所面向的只是國內的需求。由于國內市場需求有限,企業不能生產太多,從而使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不得不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國內需求加上國外需求,企業生產就可以增加。由于生產處于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反而使產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了競爭能力。
由于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囊括一行業的全部產品,從而使國際分工和貿易成為必然。但具體哪一國集中生產哪一種產品,則沒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競爭)產生,也可以協議分工。但這種發達國家之間工業產品“雙向貿易”的基礎是規模經濟,而不是技術不同或資源配置不同所產生的比較優勢。
二、國際貿易、技術外溢、與經濟增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在經濟學中,雖然已有許多理論闡述了技術在貿易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討論技術對貿易的影響,也分析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結合起來研究,是國際貿易理論的最新發展和前沿課題。
國際貿易理論的這一新發展的背景也與戰后國際貿易格局變化有關。在用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理論說明了當前“北北貿易”和同類產品之間貿易的原因之后,人們自然就會進一步探討。為什么會有規模經濟?產業的規模經濟和國際分工是怎樣形成的?如果說技術的差異與發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術又是怎樣產生、發展、傳遞的?技術的發展與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的關系又是如何?這些引起了國際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學者們將國際貿易理論與增長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
近年來,在國際經濟學的研究中,關于國際貿易、技術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文章很多。從其理論淵源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部分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研究技術怎樣影響貿易和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研、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間的關系。
1.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與增長
(1)技術差異所形成的貿易模式
除了“規模與不完全競爭”的貿易學說外,技術作為外生變量上的差異亦被用來說明發達國家之間和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馬庫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們的中假設兩國的資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產品生產需用兩種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規模經濟。但如果兩國在生產技術上有某種細微的差別,勞動生產率就會略有不同。在兩國的貿易中,各國都會出口其要素生產率相對高的產品。
戴維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設兩個國家兩種產業。其中第一種產業只生產一種產品,而第二種產業生產兩種不可完全替代的產品。假設其中一國在第二種產業的生產中與國外略有技術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種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別國略勝一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要素價格的相等會使該國生產和出口這種產品,而別國則會生產出口另一種產品。
馬庫森、斯文森和戴維斯的研究說明,即使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技術上的差異亦可引起同行業產品之間(intra—industry)的貿易。
(2)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福利的
克魯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術進步對發達國家和家福利的影響。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類國家:技術較先進的國家(發達國家)和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產品亦分為兩類:技術密集型產品與非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些假設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發展在于:假如技術變動了(而不管為什么會變動),會對各國的貿易模式和福利產生什么影響?
如果這種技術進步發生在發達國家,則結果是沒有壞處。第一,對發達國家來講,它技術更高了,產品更先進了,由于本來就在技術上領先,更新的技術的產生并不面臨什么競爭,也不威脅別國,別國也威脅不了它,所以技術進步對它有好處。第二,對落后國家也沒壞處,因為技術差距拉大了,給后進國家更大的空間來發展和趕超。所以技術進步發生在先進國家對這兩類國家均有利。對先進國家唯一的不利之處是對一些本來就有技術優勢的產品,技術進步和生產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這些產品的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有可能變得不利。
假如技術進步發生在后進國家呢?克魯格曼認為結果是縮小了兩類國家之間的差距,對原來先進國家是一種競爭,對他們不利。后進國家會因為自己有能力生產這類產品而減少進口,造成兩方面的結果:一是使該類產品價格的下降,對先進國不利,二是如果這種產品需要密集使用后進國本來就稀缺的資源,那么對后進國來說也不利。
2.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貿易理論的另外一方面發展是將技術視為內生變量來,研究技術變動的原因,也研究技術的進步作為生產和貿易的結果對貿易模式與福利的影響。技術變動有兩種源泉,一種是被動的,不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出來的,而是從看中、干中學會的,是通過經濟行為學來的,這叫“干中學”(learningby 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另外一種是主動的,是自己創造出來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innovation)。技術革新一般是研究和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簡稱R&D)的結果。
(1)“技術外溢”(Spillovers)與“干中學”(Learing—by—Doing)
所謂技術變動或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許多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只是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這種過程有時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時產生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被稱為技術“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技術外溢,又可分國際、國內、行業間和行業內幾種不同情況。
a)國際技術外溢
國際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通過直接或間接(如通過貿易)的途徑傳播到了別的國家,從而使別國的生產者也逐漸掌握了這些技術。
為了說明技術在國際間的外溢,我們假設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各國分別生產兩種產品,X和Y。在兩國沒有貿易時,各國的生產是由本國的生產技術和資源配置決定的,A國有生產X的比較優勢,B國則有生產Y的比較優勢。如果兩國發生貿易,根據“比較優勢”,A國會專門從事X的生產和出口,B國則專門生產和出口產品Y。這是貿易發生后的最初均衡。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假設技術是無法壟斷的,可以通過商品貿易“外溢”到別國。貿易的結果,AB兩國的生產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產技術并有可能對本國的生產進行調整。這種國際范圍內的技術外溢會有各種不同的結果。一種情況是,A國本來有生產商品X的比較優勢,但B國生產X的技術更先進,有絕對優勢。A國引進了B國生產商品X的技術,提高了本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率。這種結果發揮了本國資源上的比較優勢,有利于A國的長期增長。另外,商品X本來就是B國相對短項,在兩國實行分工和貿易后便不再生產。A國多生產X可以使B國的進口價格下降,也有利于B國。這種技術的外溢使原來由“比較優勢”決定的貿易模式變成了由“絕對優勢”決定。技術外溢的結果,兩國都從中受益。
但是如果B國生產商品Y的技術比A國先進,A國從B國中學到這種技術并用此來改進其本來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Y。對A國來說,這種技術引進的結果是一種進口替代型增長,但對B國來說則是一種威脅和競爭。如果A國生產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資源,對A國的長期發展也不一定有利。貿易和技術外溢有可能將發展引入“錯誤”方向,使兩國的長期發展速度都受(參見Yanagawa,1993)。
b)國內的技術外溢
國內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在本國范圍內的傳播。由于地理、語言、文化等原因,國內技術外溢比外國技術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在克魯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個國家A和B,生產一系列產品。其中任何一國會在一些產品的生產技術中有最初的領先地位。盡管技術可以在國際間傳播,但本國內的技術外溢會更快。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較快的國內技術外溢過程,該國原先的領先的行業會有加速發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較優勢會增強,“國內技術外溢”也會使別國在他們原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更有領先地位,技術的國內傳播使各國的差異擴大。
盧卡斯(1988)的模型與克魯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設一系列國家,生產兩種產品:X和Y。各國的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相同,但對兩種產品的技術知識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國家生產X,另一些國家生產Y,形成最初的國際分工。由于技術在國內的外溢,生產X和生產Y的國家都會在各自的專業生產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各國對兩種產品技術知識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一般情況下,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很難改變,除非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跟不上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改變原先國際分工的地位,從一種產品的生產轉向另一種產品生產的,也只能是那些原來就在邊緣上的國家(marginal country)。
克魯格曼和盧卡斯的說明:一個國家最初的比較優勢、產業選擇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可能與它本國的技術知識和資源配置有關,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產業結構一旦形成之后,國內生產技術的外溢使得一國在這些產業中的生產率比別國提高的更快,會使該國在這些產業中的領先地位更加鞏固。這在某種意義上解釋了為什么一些國家擅長于一些行業,而另外一些國家擅長于另外一些行業,這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是有關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種生產格局,改變是不容易的,因為產業規模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會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只要成本增長的速度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就會有利可圖而繼續存在。在決定一國長期的生產和貿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業間與行業內的技術外溢
技術外溢也可以發生在不同的行業之間(inter—industry)和同行業之內,許多行業雖然產品不同,但所用的資源有許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產率對各行業都是有促進作用的。另外,這里的“技術”概念,也不僅僅局限于具體的生產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術知識。因此,一個行業擁有的技術優勢也可能外溢到別的行業,使別的行業的生產率也有所提高,并對的長期產生。[(1)c]
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有不同的產業集團(industry clusters),各集團生產類似產品但生產技術不會完全相同。與國外類似的產業集團相比,生產上也會有不同的優勢。國際貿易以及由此產生的競爭和技術外溢會縮短各產業集團的技術差距。
(2)發展(R&D)與技術創新(Innovation)
技術變動的另一個來源是技術創新,它是一種投資、開發與研究的結果。新技術的開發主要表現在:a)提高要素生產率,用有限的資源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或保證產量的情況下,使用更少的資源;b)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
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可以在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現。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分工越來越細,一個最終產品可以由一個變成許多個企業來生產。同一企業中也可分為許多部門,每個部門只生產產品的一個零部件。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每個部門只集中于一個小范圍的大規模生產,而在這個具體的零部件生產中,企業有可能通過降低成本來獲得利潤。換句話說,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潤不再只是從最終產品中獲得,每個生產環節都獨立出來,都有獲得利潤的可能性。對利潤的追逐使生產的每個環節上都有改進技術的動力。
開發型技術進步也常常是在對新產品的研制中獲得的。市場競爭迫使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或提高產品質量,從而產生出新技術。
與“干中學”不同,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大量投資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證這些投資能夠獲利的條件下,企業才會去研制新技術。因此,一國能否獲得大幅度的開發型技術進步,需要兩個必要條件:(1)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為沒有保護的話,企業開發新產品所冒的風險與其收益不對稱,也就沒動力去投資、研究。(2)要鼓勵對科研的投資。干中學雖然也能提高技術,但畢竟有局限性,畢竟只能縮短與先進技術的差距,一個國家要想技術上領先,就必須有開發型的技術進步,但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有和投資來保證的。
國際貿易與開發型技術變動有相互促進的關系,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迫使各國努力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新技術的開發不再只是個別國家的行為,而成為各國的共同努力。這里邊也有一個技術開發的規模。在某種意義上說,貿易和技術的國際流動可以使開發研究形成“規模經濟”而降低各國的科研開發成本。一項新技術從一國開始后,另一國可以馬上引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不應重復同樣一個過程。當然,這樣做需要許多條件和技術條件,但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這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最優方式。
另一方面,技術革新也會影響貿易模式。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和“干中學”的模型中,最初的貿易模式都是給定的,都假定各國在生產技術上有差距但沒有討論為什么有差距。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模型則揭示了產生技術差距的根本原因。綜觀,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技術的國際國內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有可能縮短各國技術上的差距,本國原有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對于一國的長期發展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仍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強對發展研究的投資和不斷開發新的技術,是改善一國的貿易地位和保證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措施。
三、國際貿易新對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啟示
過去十五年來,我們雖然在開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貿易政策上仍受許多傳統觀念的束縛。我們在出口方面作了許多努力,但是開放國內市場方面顧慮重重。在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地位的過程中,我們把擴大進口和開放市場看作是一種進關貿的代價,是為了獲得某種權利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保護幼稚”的理論。
仍是中國家,對某些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是,怎樣選擇保護對象?采用什么方式來保護?保護的前景與代價是什么?我們必須充分估計為保護所付出的代價,并努力以最小的代價來實現我們發展先進或幼稚的目標。
古典和新古典的貿易已經了保護給消費者和整個國家福利所帶來的損失。關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學說又為我們揭示了保護所失去的“外部效應”,尤其是對電腦等高產品進口的限制,損失的不只是消費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電腦等科技知識產品與一般消費品不一樣,電腦的使用和普及包含著技術的普及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電腦迅速普及所能帶來的外部效應,是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況且電腦行業發展的關鍵不是硬件而是軟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礎上才能有足夠的人力資本和市場需求來促進軟件的開發。通過貿易壁壘的辦法來保護幼稚產業,其代價和結果都是必須考慮的。
規模的貿易學說還為我們的貿易政策提出了許多新思路,新的貿易理論揭示了當代國際市場的壟斷競爭和工業制成品貿易為主的特征,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使得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來生產、出口全部的工業產品。國際貿易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大,即使在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既進口又出口。的國際競爭并不局限于個別產品的得失,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限制外國優質產品的進口,不一定非要通過保護來生產國外已占優勢的產品。對外開放某些市場,并不等于國內的同類產業就不能發展了。別人生產了一些種類型號,我們可以集中資源生產別的或新的種類型號,并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成本向國外出口。
怎樣使某些產業形成規模經濟?規模經濟的貿易學說提出了一個“戰略性貿易保護”的問題。由于國際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和現代規模經濟的存在,如何擴大國際市場份額以擴大生產降低成本,成為企業能否在國際競爭中取勝的關鍵因素。如果政府能夠正確地選擇某些有發展前途并能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的產業,通過政策支持,幫助其達到一定生產規模的話,對本國利益和發展都會有利的。這種貿易保護著眼于一國長期的戰略發展,被稱為“戰略性貿易保護”。
不少國家曾采用過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如日本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對許多產業有過保護。它將一個產業保護一段時期,然后就轉移。保護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護期內,讓產業自身產生出一種技術外溢和自行不斷壯大的能力,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保護的時間是短暫的,保護的行業是不斷變動的。克魯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說法,將其稱做“狹窄的、移動的保護帶”(the Narrow Moving Band)。
無論是自由貿易的政策還是“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選擇的依據都是如何使本國的利益最大化。這種利益不僅要從靜態上估計,也要從動態上考慮。對什么產業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盡可能精確的利弊分析。國際貿易的新理論并不告訴我們應不應該保護的問題,而是為了我們貿易政策的選擇提供了更多需要考慮的問題。簡單地利用貿易壁壘來保護幼稚工業是一種被動和陳舊的方式,代價是不小的。而從戰略發展的角度對某些產品(不一定是整個行業)實行保護也許會帶來長期的優勢和利益,但是這些產品不一定是幼稚產業,保護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貿易壁壘,可以是代價較小的產業政策或消費政策,保護的時期應是短暫的,這種保護是一種積極的,有前途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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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比較優勢 競爭優勢 貿易創造效應 比較優勢陷阱
一、引言
隨著通訊、網絡和信息技術等的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進一步的加快,世界經濟逐漸成為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整體,國際間的貿易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際貿易在國際分工的條件下進行,而目前的國際分工是由舊的國際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和各國資源的稟賦差異決定的。人民幣升值后,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為了更好地適應國際市場經濟環境的挑戰,我國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避開比較優勢陷阱,更好地利用國際貿易帶來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好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在貿易中更好地利用貿易的創造效應,避免其貿易轉移效應。
二、比較優勢理論綜述
1、傳統的貿易理論。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創立了絕對貿易理論。他認為貿易絕非像重商主義者認為的一種零和博弈,相反斯密認為貿易是一種正和博弈。在市場經濟中利益的驅動下,主觀上為自己利益的微觀經濟主體可通過分工和貿易利用自己的絕對優勢客觀上為社會工作,從而實現自利與互利、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相互聯系。社會各經濟主體(各國)按照自己的特長實行分工,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貿易,從而實現各自的絕對利益。斯密的絕對利益原理很好地解釋了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原因,為國際貿易的發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但是絕對貿易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解釋一個國家在生產任何商品方面都沒有絕對優勢時仍然能參與國際分工的現象。
針對絕對比較優勢的缺陷,大衛?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認為,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不論處于怎樣的狀態,經濟力量是強還是弱,技術水平是高還是低,無論有沒有絕對優勢,都能夠確定自己的相對優勢,然后利用自己的相對優勢進行國際分工和貿易使國際資源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從而使得貿易的雙方都能獲利。在李嘉圖的絕對優勢理論中最關鍵的是機會成本。一個國家即使總體上處于劣勢,可以從諸多的劣勢中找到自己的相對優勢。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回答了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上的比較成本有差別呢?李嘉圖沒有做出回答,回答這個問題的是俄林與赫克歇爾。他們認為國與國之間要素生產率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各國的不同生產要素的相對存量,這些不同的要素供給會影響到特定商品的生產成本,即在不同國家同樣的商品的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地區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的商品。
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他們認為,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要素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市場結構為完全競爭。在俄林-赫克歇爾貿易理論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規模報酬仍然不變,市場結構仍為完全競爭,俄林-赫克歇爾貿易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我們可以將斯密、李嘉圖和俄林-赫克歇爾的貿易理論稱之為傳統的貿易理論。他們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的,通常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缺少資本和技術,而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豐富的勞動力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優勢。因此,比較優勢格局一般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而發達國家則恰恰相反。
2、新貿易理論
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技術水平)差異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的資源稟賦理論,其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是不可改變的,資源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國際間流動。傳統的貿易理論是以“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條件的,但事實上國際間的貿易往往表現為壟斷競爭、新技術保護主義和產業內的貿易等,這些貿易行為表現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而產生的多樣化需求和不完全競爭。而新貿易理論大量運用產業組織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來構建新的理論模型,使國際貿易理論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新貿易理論把國際貿易概括為三個內容:第一,產業間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基礎之上的,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之所以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國,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較優勢。第二,產業內貿易則是建立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壟斷競爭的基礎上,由于對規模經濟的追求,貿易雙方一般只能生產種類有限的產品,然后通過產業內貿易來增進雙方的社會福利,從而使雙方的社會效用最大化。第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和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是可以同時并存的。新貿易理論很好地解釋了現今國際間貿易產生的原因。
三、比較優勢理論在經濟發展中的應用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較晚,技術相對落后,資金相對不足,而勞動力相對過剩,所以我們應發揮比較優勢,充分利用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生產大量出口產品,進行國際間的貿易,實現大規模的“資源轉化”,即以本國的低位資源換取國外的高位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工業化。在當今我國仍需要繼續充分利用我國的傳統比較優勢。
目前大力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出口的條件還不成熟。我國是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的資本和技術相對稀缺,不利于大量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所需的大量要素投入,這些要素包括物質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本等。繼續發揮傳統的以要素稟賦和比較成本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可以為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和技術,培養企業的管理人才,從而為促使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逐步升級打下基礎。
在宏觀上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需要繼續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宏觀層次上的資源利用不足和資源利用過度都是經濟缺乏效率的表現。目前我國的剩余勞動力過多,特別是我國農村地區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解決,與世界上的多數國家相比,我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其成本較高,而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的競爭力又與商品和勞務的成本密切相關,過早地放棄我國以生產勞動力密集產品的出口是欲速不達的選擇。此外,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會使我國的失業率上升,國民收入減少,造成大部分人的生活困難,不利于社會的穩定。
在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發展產業間貿易的同時,也應該利用國外需求結構的不同、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來發展我國產業內的貿易。在不完全競爭的世界中,價格競爭優勢不僅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此,我們要在國際貿易體系中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我國產業的規模經濟,節約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達到控制產品的出口價格,以擴大出口量,發揮其比較優勢。此外,我們也要利用當今世界人們對同一種產品的需求多樣性的特點,來對生產出的產品進行變異,如通過廣告、包裝、售后服務等工作來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求。
在國際貿易中,我們既要發揮自己的傳統貿易優勢,又要發揮自己新的貿易優勢。只有這樣,我國在國際貿易中才能充分地利用我國的各種資源和各種要素,從而保持我國的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華民:國際經濟學[M].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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