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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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采茶戲；表演藝術；藝術風格

中圖分類號：J8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4）03-0043-01

看過采茶戲的人們都說采茶戲是表演歡快，幽默詼諧風趣，載歌載舞，戲劇性強，鄉土氣息濃郁的特點。這種廣泛吸納了本地的民歌、民間舞蹈以及民間戲曲，成為了帶有濃郁當地習俗和風情的地方性戲曲。

采茶戲是貼近生活、反映現實的。由于采茶戲發源于贛南安遠，信豐一帶，而且與茶葉有關，這種一邊采茶一邊唱山歌來鼓勵勞動的歌曲，慢慢才變成這個有人物，有故事情節的民間戲曲。這種融了東南西北中這五大流派，每個流派又有不同的本地唱腔，使得這種來源于生活、反映了現實的戲曲深受廣大民眾的喜愛。從早期的采茶歌來看，大多數是描寫各地的茶地風光，是茶農們勞作的真實寫照。從旋律來說，也吸收了當地的山歌、小調，所以在演唱時朗朗上口。在結構上簡單明了，曲調上優美動聽，節奏上輕松活潑。

贛南采茶戲的傳統劇目主要是通過形象化的語言，將大量的地方語言、歇后語、諺語，來演出。表演藝術是通過人的演唱、演奏或者是人體動作和表情，來塑造形象，傳達情緒，情感從而表現生活的藝術，所以我們要從采茶戲的語言、音樂、演唱、表演形式上進行分析，為將采茶戲更好的進行傳承發展。

一、語言藝術

采茶戲的舞臺語言是當地的客家方言，這個語言是源于我國的江南、江西以及廣東等地區的語言。但是由于人們廣泛使用普通話，南北語言差異較大，使得這些客家話在許多地區并不試用。但是客家話保留了許多中原漢語的發音，它本身是民族多語言融合的產物，所以這種語言是代表了客家人的獨特語言，這種具有特殊語言、特殊文化、特殊民俗和感情的民族，我們不能讓他們失去原有的民族特征。

二、音樂藝術

采茶戲是屬于載歌載舞的民間戲曲，題材上多是日常生活的展現，采茶戲的音樂唱腔屬于曲牌體，是以茶腔和燈腔為主，并且兼有路腔和雜調，俗稱為“三腔一調”。

采茶腔是根據特定語言所發展而成的唱腔，主要是與戲曲搭配演出。采茶腔的音樂結構為板腔體，其歌詞是以上、下句成對的詩體組成，音樂特色是旋律的進行要配合歌詞的聲調。采茶腔源自大陸，屬于采茶歌系統，目前采茶腔系統的唱腔已在戲曲中穿插使用，再經藝人的改編、加工后，現已成為三腳采茶戲基本唱腔系統之一，演唱風格獨特。燈腔節奏鮮明、舞蹈性強。路腔相傳來自湖南，這是一種打擊樂的點子，具有很強的節奏感，路腔的曲調風趣輕松，歡快幽默，適合載歌載舞的劇種使用。這種融合了具有當地特色的唱腔伴奏均為民間樂器，主要是二胡、嗩吶、鑼、鼓、鈸和笛子等。

三、舞蹈藝術

采茶戲中無論男女老少，手中必拿一物：彩扇。小小的一把扇子表演起來代替了勞動時的道具，代替了寫作時的書寫繪畫，代替了采茶時的茶籃，運用收放自如，變幻無窮，表演時有“五指花頭朝天，四指花頭超前，三指花打四邊，二指花搖胸前。這種常用的扇子花是采茶戲的特色的表演。

戲曲中我們經常見到甩袖，是在舞臺上表達人物情緒時放大和延長的手勢。在采茶戲中，相傳的是一個人被困在了山上，突然來了一條狗，狗就在前面帶路，引導這個迷路的人走下了山，這個人感激不盡，特意將左袖加長，模仿了狗尾搖擺的姿態，編出了水秀的動作。

矮子步是采茶戲中，男子的基本舞蹈舞步，這種動作都是在雙腿保持半蹲或者全蹲的姿態中進行。每個動作都是從現實的勞動生活中提煉出來的，由于男性比女性高，茶樹矮小，不能直身采摘，所以茶郎必須半蹲讓采茶女將茶葉倒入茶簍。這種具有茶鄉特色的采茶文化經過這種夸張、風趣的表演，使采茶戲這個戲曲深得當地人的喜愛。

四、角色藝術

第2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為了更深入了解閩籍商人的精神內核，本報記者就此專訪了曾在福建省多家大型民營企業集團高層管理崗位任職、對福建省企業歷史、現狀與發展有著深入研究的方池雄先生。

記者（以下簡稱“記”）：企業家無疑是社會最稀缺的資源之一，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區域經濟圈的逐步形成（如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城市經濟圈等），中國也已形成一大批企業家群體。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方池雄（以下簡稱“方”）：“企業家才能”是新古典經濟學“生產四要素”之一。它對其他三個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進行“組織”，以形成具體的生產經營過程，所以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總體上，可將中國目前企業家群體分布狀況概括為“四四四”，即三個“四”。第一個“四”指得是具有中國特色企業文化的四大流派的企業家群體。具體而言，我認為目前中國已形成四類比較成熟的企業文化和企業家群體：一、燕趙派。以聯想的柳傳志、方正的王選、四通的段永基等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其基本特征為頗具古代“燕趙”之風，“皇城根子”味較濃，善于從理念層面演繹日常的企業管理經驗。如柳傳志提出的管理三要素——“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等。二、川蜀派。以長虹倪潤峰、希望的劉氏四兄弟等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其基本特征為頗具“一代梟雄”之風，霸氣十足，企業管理風格極為細膩，宛如三國時的諸葛亮，事無巨細。三、齊魯派。以海爾的張瑞敏、海信的周厚健等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其基本特征以儒家、道家哲學理念為根基，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獨成一派，善于從古代哲學的視野高屋建瓴概括企業基本管理經驗。如張瑞敏的“海爾是海”、“日日清、日日畢”、“激活休克魚”、“賽馬不相馬”等。四、嶺南派。以TCL的李東生、華為的任正非等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其基本特征以“嶺南商業文化”為底蘊，大量借鑒港澳華人企業經營中形成的“華企文化”優勢，剛柔相濟，進退自如，不慍不火、靜中有動，獨具一格。

記：那另外兩個“四”呢？

方：第二個“四”指得是代表中國四大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企業家群體。一、珠江模式。其典型代表如創維的黃宏生，格蘭仕的梁慶德、華帝的黃啟均等。二、蘇南模式。其典型代表如萬向的魯冠球、紅豆的周耀庭、華西的吳仁寶等。三、溫州模式。其典型代表如正泰的南存輝、均瑤的王均瑤等。四、晉江模式。其典型代表如恒安的許連捷、安踏的丁志忠、七匹狼的周少雄等。第三個“四”指得是代表中國四大區域經濟圈的企業家群體，即珠三角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和閩東南經濟圈企業家群體。其中我們所熟悉的建發的王憲榕、萬利達的吳惠天、金鹿的張華安、惠泉的程漢川都是閩東南經濟圈企業家群體的代表。

記：您的“四四四”架構非常清晰完整的描述了中國目前企業家的群體狀況。那么這些不同地域、不同模式下的企業家群體有著哪些普遍的共性呢？

方：共性是很明顯的：他們普遍都具有中國企業家精神所需要的特質，那就是要（“要”字請刪除）敢于冒風險但又不是盲目冒風險，勇于創新，對事業執著追求，對外部反應非常敏捷、深刻的憂患意識等。我記得前幾年華為任正非先生深刻反映憂患意識的名篇《華為的冬天》曾經是那樣深深感染著我周圍的每一個企業家。從更廣義的中國大文化的角度看，以儒家倫理為正統的中國傳統文化在精神及行為層面上均能為企業家精神提供其所需要的文化源泉。如儒家倫理中蘊涵的崇德重義、修身自律、勤儉節制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以苦為樂、甘冒風險、積極進取、追求成就的企業家精神取之不盡的寶藏，它與市場經濟倫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層面上找到與企業家精神一致的契合點。歷史上著名的“晉商”和“徽商”便是所謂“儒商”早期的代表。

記：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同當地的地域文化、環境等因素更應該是息息相關的。

方：的確是這樣。嚴格來講，我所闡述的“四四四”架構下的企業家群體有著很多不同的地方。你比如：代表中國四大企業文化流派的企業家群體總體的學歷水平較高，富有科學遠見；從事的一般都是科技含量較高的行業；公司總部一般設在北京、深圳等大都市；所領導的企業規模都比較大等。而中國四大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企業家群體總體的出身很苦，學歷水平較低；從事的一般都是傳統性的行業；公司總部一般設在中國三、四線地縣市；所領導的企業雖然很多是行業老大，但企業總體規模一般都較小等。從深層次的角度看，不同地域企業家群體體現的更多是個性。你比如就算地域比較靠近的“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企業家群體，差異也是很大的。

記：請您具體展開談一下。

方：這里面內容就很多啦！你比如它們在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方面的差異。“蘇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吳文化，“溫州模式”的文化淵源是浙東文化，前者精巧纖細，溫柔敦厚，而后者則開拓解放，豪邁大氣；前者強調均衡集體、等級制度，而后者則強調個性、能力。顯然，吳文化有利于工廠制度的產生。目前，大量的加工制造業產業群積聚蘇州、昆山一帶便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浙東文化則更利于企業家精神的成長，因為企業家精神的本質是創新精神，而創新精神說到底是一種個人主義精神。民間所謂的“吳中多管家”、“紹興出師爺”指得就是這個意思。此外，還有很多別的方面的差異，如自然地理環境、工商業歷史傳統和農村工業化的歷史起點等。這里就不展開談了。

記：我注意到您前面所談的“四四四”架構所提到的企業家群體有兩處涉及“閩籍商人”，一處是“晉江模式”，另一處是“閩東南模式”。那么同其他企業家群體相比，“閩籍商人”的成長具有哪些方面的特點呢？

方：“閩籍商人”可分為海外“閩籍商人”和國內“閩籍商人”。海外“閩籍商人”主要是由于歷史上各種各樣的原因，移民到海外“求生存，謀發展”所形成的企業家群體。如遍布全球的近4000萬的閩南人（包括臺灣、南洋等地）和460多萬客家人中所產生的企業家群體。海外“閩籍商人”典型代表如祖籍福清的印尼林紹良、林文鏡兄弟，祖籍泉州的新加坡黃亦聰、黃鴻年父子，祖籍永定的胡文虎、胡仙父女，祖籍安溪的香港施子清等，他們對世界經濟尤其是東南亞經濟圈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這里重點探討國內的“閩籍商人”。國內閩籍企業家群體的成長大概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這里有兩種主要發展途徑。其一，依靠自己的人力資本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依靠敢冒風險的企業家精神，通過從事貿易、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慢慢完成資本積累的同時形成企業家能力。這一過程中，農民出身的很多。如恒安的許連捷、柒牌的洪肇設、潯興的施能坑等。其二，在承包或同國有企業、鄉鎮集體企業合作過程中，積累經驗的同時，完成資本的積累。如才子蔡宗美，福耀的曹德旺等。

第二階段：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以后，開始投資辦企業，進行工廠制或公司制運作。這一階段，大部分“閩籍商人”主要靠的是經驗來選擇擬進入的行業。因此他們的知識結構、資金實力及歷史慣性決定他們只能進入一些傳統產業。如“閩籍晉江商人”長期發展所形成的紡織服裝、陶瓷建材、制鞋業、塑料玩具、食品飲料、電子機械六大傳統產業。

第三階段：在實業投資以后，“閩籍商人”又進一步積累企業經營管理經驗，真正能力強的一批企業家逐漸冒出來，他們具有比較強的市場經濟運作能力，同時又有能力實施行業上的整合，甚至進行跨國資本運作。如世茂的許榮茂、燦坤的吳燦坤、金源的黃如論、僑興的吳瑞林、新大陸的胡鋼、利嘉的陳隆基、超大的郭浩等。

記：能否舉一個詳細的例子讓我們感受一下。

方：那我就談談大家都熟悉的恒安許連捷的創業史和發展史吧。許連捷的創業史和發展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5年——1985年。和許多貧苦的農村孩子一樣，許連捷在12歲時就開始了創業的征程。在晉江他拎著籃子叫賣自家產的雞蛋，從貨郎倌做起，為此還進過“學習班”。逐漸的手頭上有了一些原始積累，1979年，他聯合幾個鄉親在老家辦起了“后林”服裝廠。1983年，在服裝加工廠的基礎上，頭腦靈活的許連捷又搞起了尼龍拉鏈。

第二階段：1985年——1998年。1985年許連捷掙到了他人生的第一個50萬元。挖掘到“第一桶金”后，一般商人也就“小富即安”了，但許連捷卻信奉“人生難得幾回搏”，頂著市場和別人譏笑的雙重壓力，決定正式上馬。女衛生巾項目。剛開始，做得很苦，一個月的產量要花一年去銷售。但到了1986年，企業就有了轉機，產銷在上半年就平衡了，到下半年就開始供不應求。應該說從1989年以后，恒安就是中國最大的婦女衛生巾、嬰兒紙尿褲供應商了。

第三階段：1998年——現在。1998年12月8日，這是許連捷永遠難以忘記的日子——“恒安國際”正式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恒安為什么去上市，而且到香港？一句話：為了建立規范的企業管理制度。要造就百年不衰的企業，靠什么？技術、設備、人才至關重要，但體制創新是企業保持不衰的法寶。許連捷逐步實現了由普通商人向企業家的轉變。1999年上半年，許連捷開始實施變革計劃，對整個集團廠長以上的管理人員大調整；2001年9月，美國咨詢公司湯姆斯集團攜手恒安傾心打造“恒安TCT行動”；2004年“恒安國際”全資收購非上市產業——恒安紙業，“恒安國際”朝“藍籌股”目標推進；同年，恒安控股收購“香港威信藥業公司”，不僅延伸了企業多元經營的觸角，并為恒安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建立了通道，預示著恒安朝世界級企業穩步邁進。

許連捷創業史和發展史無疑是“閩籍商人”的一個典型范例。

記：無論是海外的“閩籍商人”還是國內的“閩籍商人”，他們的成長過程都是相當艱辛的，而其中所折射出來的企業家精神更讓人欽佩。您能否總結一下“閩籍商人”企業家精神的主要特征？

方：可以。同其它地方的企業家群體和企業家精神內涵相比，“閩籍商人”具有很強的個性特色，我認為主要有三條：

一、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經濟的濃厚的企業家意識。由于閩籍企業大部分為個私經濟體，因而“閩籍商人”“求生存，謀發展”的市場意識比其他地方的商人更早，也更為強烈。如改革開放初期，僑鄉晉江商人利用“三閑”（閑房、閑資、閑散勞動力多）優勢，選擇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聯戶集資興辦鄉鎮企業，闖出一條以市場經濟為主、外向型經濟為主、股份合作制為主、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共同發展的獨具特色的“晉江模式”經濟發展道路。

二、以朱熹“理學”為文化導向的企業家文化精神。從歷史背景和文化傳承角度來看，“閩籍商人”同中華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如新儒學中的濂、洛、關、閩四大派中，閩學的代表就是朱熹；而新儒學即為理學，其主要精神在修身養性和愛人愛國。“閩籍商人”深受此理學的影響與傳承，養成節儉、勤勞、守信、尚義等理性行為，這對于“閩籍商人”均產生深刻的影響。同時，“閩籍商人”又與時俱進，發揚“愛拼才會贏”的拼搏精神，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如前面所提到的遍布全球的閩南人和客家人對東南亞經濟圈崛起所作的巨大貢獻就是這種精神的明證。

三、以“堅持福建本地優勢，選擇符合自身條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經濟發展”為導向的企業家發展戰略思路。如以曹德旺為代表的福耀集團所走的國際化道路便是一個典型范例。福耀集團早期國際化所走的“生產基地福清化，營銷渠道直銷化、品牌模式國際化”，同海爾的“國際化就是本土化”的思路有著較大差異，具有較為鮮明的地方特色。而近來媒體所報道的“福建企業群體出走”的現象，如果從積極的角度來講，應該把它看成是“閩籍商人”為在更大地域范圍內謀求企業發展的一種表現。

記：外界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福建省企業長不大；而且其根源在于福建地方文化的封閉性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您怎么看待這一觀點？

第3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現代景觀設計；鄉土景觀；現狀；作用

鄉土景觀有著鄉村質樸、自然的氣息，是我國本土文化的重要組成。差異外來文化的輸入使得我國現代景觀設計越來越缺少中國元素，失去了地域性與傳統性的特征，不利于展現地域與地域之間不同的文化特征。我國鄉土景觀多種多樣，不同地區的景觀特點有著較大的區別。

一、鄉土景觀的特點

首先，鄉土景觀都是在長期的歷史中探索、改造得來的，是人們物質需求與精神世界的一種集合反映，屬于歷史遺留下來的寶貴財富，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本土元素，因此具有歷史性。其次，許多鄉土景觀都具備一定的社會功能，是為了當地人們生產生活而服務的，例如客家土樓、陜西窯洞等，其存在是為人們提供一個生存與居住的功能，具備了功能性的基本特征。再次，我國幅員遼闊，地域與地域之間有著既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而許多鄉土景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地域人文或自然特征的影響，例如云梯田這一鄉土景觀等，主要是受到了地勢環境的影響，從而產生了景觀本身的獨特性。最后，鄉土景觀可以分為人文鄉土景觀與自然鄉土景觀這兩大類，其中自然鄉土景觀包含了耕地、山林、池塘等，許多都是自然形成的景觀，天然淳樸，因此具有自然性。除此之外，許多人文景觀也是在自然環境的基礎之上形成的，例如木橋、石刻等，同樣具備自然性的特征。[1]

二、現代景觀設計中鄉土景觀應用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

（一）鄉土材料的缺失。鄉土景觀的建造大多都是直接從自然中取材，其目的是為了適應當地的自然特征，因此材料價格低廉，經濟性較強。但正是由于鄉土景觀的造價不高，因此部分城市居民對其存在著偏見，再加上受到現代文化的影響，始終認為鄉土景觀不符合城市人的審美，這就使得鄉土材料在城市景觀中的應用較少。例如在現代景觀設計中，草木綠化建設選擇的往往是國外培育的名花、名樹，而中國本土的花草較為少見。[2]

（二）鄉土文化的遺失。鄉土景觀本身所體現出來的人文特征與精神本質就是“鄉土文化”。鄉土文化并非單純地是指出自農村的文化，還包括了鄉土情結或者對大自然最本真的依戀之情。在現代城市中，高樓大廈占據了大量的城市空間，而在城市景觀中，同樣也存在著大量歐美風格雕像、建筑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已經很少看到，鄉土文化遺失。（三）鄉土景觀的刻意性。盡管當前有部分現代景觀設計中融入了鄉土元素或者本土元素，但往往存在著刻意性。例如在一種西方風格的雕像中出現一座簡陋的木橋，盡管能夠引起部分游客的鄉土情結，但是卻影響了景觀的整體美感，改變了設計師原有的設計出發點，甚至可能會帶來負面的評價。

三、鄉土景觀在現代景觀設計中的作用

（一）能夠激發設計師的靈感。首先，鄉土景觀具有較強的歷史特征，許多鄉土元素是經過長時間傳承下來的。在現代景觀設計中，設計師通過對鄉土景觀的人文特征與精神內涵進行分析，更能夠體會到地方情感，從而產生新的解讀方式，并將之以新穎的角度融入到現代景觀中，相得益彰，并不會讓人產生突兀的感覺。其次，通過鄉土元素的應用，設計師往往能夠感受到其與現代文化之間的差別，并利用一定的方法將這一差距最大程度縮小，使之符合當地居民的審美特征，同時體現出地域文化色彩。最后，在對鄉土景觀進行分析的過程中，設計師能夠感知到地域性的地理知識，例如氣候、水文等特征，在現代景觀設計中包含了園林綠化設計，通過對氣候水文特征的掌握，能夠讓設計師選擇最適宜栽種的植物類型，以提高綠化效果，降低植物死亡率。[3]

（二）能夠引起民眾的鄉土情結。鄉土景觀大多經過數百年乃至于數千年的流傳，其最早的功能往往是為人們的生產生活而服務的。而在現代社會中，這些傳承下來的鄉土景觀會被賦予一定的藝術特征，觀賞性更強。在現代景觀設計中融入具有當地地域性特征的鄉土元素，能夠讓民眾在觀賞的過程中產生共鳴，使其更好的體會到地域文化，產生一定的鄉土情結，并喚起對大自然的向往之情。

（三）能夠體現城市特色文化。鄉土景觀代表了一個地域的自然特征與人文特征，而現代景觀設計往往是為城市建設服務的，在設計中融入具有地域性的鄉土元素，這與城市特色文化的打造在本質上有著一致性。城市特色文化建設不但是城市文化底蘊的凸顯，更能夠吸引更多的外來游客以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因此，在城市特色文化打造的過程中，應當重視鄉土景觀在城市景觀設計中的應用。[4]

結束語

鄉土文化是我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是我國文化底蘊最主要的表現形式之一。當前我國的現代景觀設計，對于西方元素的應用越來越常見，對我國本土文化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不利于傳統文化的傳播與弘揚。因此，在城市景觀設計中，應當加強對鄉土景觀的應用，通過分析鄉土景觀的特點深化對其認識，并剖析當前我國在鄉土景觀應用中存在的問題，明確其對城市景觀建設的重要作用，在尊重外來文化的基礎上對鄉土景觀加以改造并應用，使之融入到現代文化中，成為傳播本土文化的重要工作。

參考文獻：

[1]石永婷.淺析鄉土景觀及其對現代地域性景觀設計的意義[J].藝術品鑒,2017,01:95.

[2]張玥.鄉土景觀及其對現代景觀設計的意義分析[J].明日風尚,2016,22:398.

[3]趙宇,陳歡歡.鄉土景觀在現代設計中的延續[J].環球人文地理,2014,20:65.

第4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以所在地府縣進行冠名的鄉村

1.以泉州府縣冠名的鄉村

明清時期，福建泉州府先民移居臺灣后，多以“泉州”為村鎮名。直接稱“泉州”的在彰化縣和美鄉，稱“泉州厝”的分別在苗栗縣的卓蘭鎮、新北市的淡水鎮、桃園縣的新屋鄉、臺中市的清水鎮和大甲鎮。南投縣竹山鎮有“泉州寮”，彰化縣最北端的伸港鄉有“泉州社”，云林縣臺西鄉有“泉州村”，彰化縣線西鄉有“泉州里”，臺北市有“泉州街”。云林縣刺桐鄉，早期稱“刺桐巷莊”，是移居臺灣的泉州先民以泉州刺桐古城名稱來冠名。

高雄市鼓山區惠安里、臺北市信義區惠安里，是泉州府惠安縣的先民所冠名。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里港鄉永春村，臺北市信義區永春里，新北市松山區的永春里，宜蘭縣蘇澳鎮永春里地名，均為來自泉州府永春縣先民冠名。

臺南市麻豆鎮名為晉江里的地方，早期是泉州府晉江縣陳姓開墾地，稱晉江宅，后為晉江里。高雄市田寮鄉的南安村，是泉州府南安縣的移民所冠名的。新北市三峽鎮安溪里、彰化市的安溪里，早期因來自泉州府安溪縣的移民在此形成聚落，稱安溪寮，后成為里名。臺中市大甲鎮的德化里，是泉州府德化縣先民初到臺灣的立足之地，故以德化進行冠名。

明清時期泉州府轄同安縣。1661年，同安縣大批先民隨鄭成功部隊來臺灣墾荒。清康熙至雍正年問，官府又不斷招募同安鄉親赴臺開墾，一起墾殖的場所或聚落按閩南人習慣叫“寮”，冠以故里名稱叫同安寮；有的建成居住群形成聚落就改稱同安厝，其中發展為行政村的稱同安村。在臺灣，稱同安、同安村、同安里、同安寮、同安厝、同安新村的地名有十二處，分布在臺北、臺中、臺南、彰化、屏東、云林等縣市；桃園縣轄的桃園市還有一條同安街。臺灣的“同安”鄉村地名，均是同安先民移居臺灣后所冠名的。

臺南市南區同安里，是祖籍地為泉州府同安縣鼎尾鄉積善里十八都鴛鴦保的姓林先祖，隨鄭成功部隊來臺灣，奉祀玄天上帝，后建宮廟，為紀念家鄉取名為同安宮，并以同安冠村名；后裔繁衍形成聚落，大部分居民姓林。新北市三重市的同安里、屏東縣南州鄉的同安村、南投縣東勢鄉的同安村、高雄市梓官鄉的同安村、臺中市大甲鎮銅安里，均是來自清代泉州府同安縣先民創建的。同安也寫作銅安，大甲鎮銅安里形成聚落后以原鄉命名為銅安厝莊，1945年后為銅安里。彰化縣有一處地名為同安寮，包括同安、中化兩個行政村。據史料記載，雍正年間同安陳姓先民來此開墾，經多年發展繁衍，遂成為同安人的聚居地。而今社區保存的廟宇如學甲慈濟宮、中州惠濟宮、將軍金興宮等供奉的信仰主神，香火多來自同安白礁慈濟西宮，奉祀同安移民虔誠信仰的保生大帝。

2.以漳州府縣冠名的鄉村

福建漳州府縣的先民移居臺灣后，不忘祖居地，同樣多以家鄉地名命名開基地。臺南市佳里鎮漳洲里（“洲”為“州”之誤）、海澄里，源于漳州府海澄縣三都霞陽楊文科隨鄭成功入臺，為當地開基祖，定居臺南。海澄縣今為龍海市。臺灣移用漳州府縣的地名，已知有臺南市佳里區海澄里，高雄市小港區海澄里，新北市林口鄉的漳州寮、小港區海澄里等。

閩南龍溪縣1985年與漳州市合并改稱漳州市。在臺灣，與漳州龍溪同名的有臺中市烏日鄉的龍溪村、桃園縣大溪鎮的龍溪花園。高雄市仁武鄉的漳浦寮、南投縣南投鎮的樟普寮，均為漳州府漳浦縣的先民所冠名。

臺南市白河鎮的詔安里，彰化縣鹿港鎮詔安里（原稱詔安厝）、和美鎮的詔安厝、和關鎮的詔安里，均是早期在此建立聚落的漳州府詔安縣的先民所冠名的。

臺北市鶯歌鎮的南靖里，嘉義縣梅山鄉的“南靖寮”及水上鄉的靖和、南和、南靖、美源等村統稱為“南靖”等，為來自漳州南靖縣的先民所冠名；臺中市南區平和里、西區平和里、北屯區平和里，云林縣虎尾鎮的平和里，均為來自漳州平和縣的先民所冠名；新北市蘆州鄉的長泰村，為來自長泰縣的先民所冠名；嘉義市新東區的云雷厝，為來自漳州府云雷縣的先民所冠名。

3.以汀州府縣冠名的鄉村

福建汀州府和龍巖州是客家人的祖籍地。歷史上永定、上杭、連城等縣有許多客家人遷徙臺灣。云林縣二侖鄉的永定村原稱永定厝，臺中市的永定厝、南屯區永定里、石碇鄉永定村，均是早期在此建立聚落的永定縣先民所冠名的。

中和市的連城里，是汀州府的先民所冠名。褒忠鄉龍巖村和南投縣元長鄉龍巖村，為早期在此建立聚落的龍巖縣先民所冠名。

4.以福建府縣冠名的街市

在臺灣，以福建祖籍地府縣名稱進行街市冠名的有：臺北市的泉州街、福州街、廈門街、漳州街、同安街、晉江街、惠安街、永春街、永安街、長泰街、汀州街、平和街、明溪街、金門街等。

類似上述情況的還有臺中市龍井鄉的福州厝，為福州府的先民所冠名。

5.以廣東省府縣冠名的鄉村

在臺灣，來自廣東的移民多屬客家籍，以廣東府縣命名的有：潮州鎮、潮州寮、潮州村、大埔鄉、大埔厝、饒平厝、程海厝、海豐厝等。

屏東縣潮州鎮位于屏東縣中部，為屏東縣的第一大鎮。明清時期，許多來自廣東潮州府的移民在臺灣南部的屏東開墾發展。早期潮州府移民直接以原鄉的名稱來命名，所以屏東也有多處以潮州命名的鄉村。清乾隆中期，“潮州莊”形成繁華街區，并成為鄰近鄉村的中心市集，民眾也稱“潮州街”。這里一派南國情調、風景優美、民眾富足。

惠州府的早期居民多來自靠海的陸豐和海豐，因此臺灣有4個海豐村莊以及海豐崙、海豐坡與陸豐村。以大埔為地名的有20個，包括嘉義縣的大埔鄉，多數是來自廣東客家大埔縣的移民冠名的。臺中縣神岡鄉是清初蕉嶺縣神岡鄉張姓移民臺灣墾荒開發的，抗日志士丘逢甲的祖籍地就是在粵東蕉嶺縣的神岡鄉。臺中市西屯區的惠來厝，與潮州府惠來縣移民應有直接關系。

兩岸同根、地名同源，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傳承。我們從人類文化遺產看人類社會遷移的軌跡，可以更清晰地探索出海峽兩岸極為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

臺灣以祖籍地名冠名的鄉村

臺南市安平區，是以鄭成功故鄉安平進行冠名的。這種“地名搬家”，始于鄭成功把荷蘭人在臺南所建古堡所在地以故里作為地名。鄭成功后，因懷念祖籍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的安平鎮（今安海鎮），就把這座城改名為安平。后鄭成功故里安平鎮改為安海鎮，而臺南市的安平地名則保留下來，今為安平區。

嘉義縣東石鄉，位于牛稠溪下游。清康熙年問，主要由東石的吳、黃姓氏移民來臺聚居在這里開墾拓展。在嘉義的嘉應廟前，就是古老的布袋港；東石鄉包括布袋和東石的這一帶鄉親，大部分是從泉州府晉江縣東石來的。他們想念家鄉，所以把這個地方稱為東石鄉。始建于宋末的晉江東石鎮嘉應廟，源于蔡姓鄉親將魏天忠尊奉為神，供奉的是地方神祗九龍三公，是晉江東石鄉親每年都要前來祭拜的地方。明清時期，隨著大批東石鄉親前往臺灣定居，九龍三公的香火也隨之跨海來到了嘉義的東石，并且數百年綿延不絕。因此在嘉義的東石地區也有同樣的嘉應廟，供奉神像同樣也是九龍三公。目前，臺灣有23座宮奉祀“九龍三公”，均源于晉江東石的嘉應廟。

花蓮縣楓樹村，是來自南安市碼頭鎮楓樹村的林姓移民所冠名的。清雍正年問，泉州府南安楓樹村的林姓宗親到臺灣花蓮開基創業，為了讓子孫后代永遠記住家鄉，先民把花蓮聚居村落也稱楓樹村，至今海峽兩岸的楓樹村居民也多為林姓。雖然臺灣花蓮楓樹村已是個2000多人口的大村落，但是這里的林氏宗親數百年來一直沿用南安碼頭的楓樹村傳世輩字序列：“孝友昭世德，敦仁念乃祖，文禮篤吾宗，習業于書齋。”并沿用相同的林姓堂號：“九牧傳芳。”

臺北市士林區的芝山巖、中山區的圓山等，是移居臺灣的漳州府先民以明清時龍溪縣屬地的冠籍地名。明末清初，漳州人黃澄清落腳臺北近郊，便以漳州芝山作為新辟居地的名字，讓世代不忘大陸祖籍地。位于臺北市士林區巖山、芝山境內的芝山巖，俗名圓山仔，乃附近漳州籍人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由吳慶三等捐資在巖頂建惠濟宮祀開漳圣王陳元光之神明，并以漳州府西部的名勝“芝山”為地名。

臺南市北門區的錦湖里，位于東北端八掌溪南岸，原屬渡仔頭莊，為郭姓開漳的開墾之莊。錦湖里是以漳州府龍溪縣石保鄉錦湖社（現龍海市角美鎮橋頭村和西邊村一帶的錦湖社舊地名）冠村名，后設村。明末清初，錦湖郭姓先民隨鄭成功軍隊遷臺，其后裔傳衍臺南、澎湖。清順治八年（1651年），漳州龍溪二十九都錦湖鄉石尾堡寮西社，即今龍海市角美鎮西邊村寮西郭姓先民開基臺南麻豆，形成龍溪錦湖西社的渡臺聚落；下營區賀建里意為郭賀所建之村，為紀念龍海市角美鎮錦湖社寮西郭賀最早入墾而命名。錦湖西即龍溪縣寮西社現為西邊村，錦湖東現為橋頭村，均為郭姓聚居地。龍海市角美的錦湖舊地名現已消失，但錦湖郭姓現已傳至20多世。

南投縣草屯鎮的月眉厝，是來自漳州市南靖縣和溪鎮林坂村月眉厝的林姓移民所冠名的。明末清初，南靖縣和溪鎮麟野社龍德樓林姓居民為求生存，結伴背井離鄉前往臺灣，在南投縣草屯鎮月眉厝墾殖。他們帶去了祖地信奉的神祗保生大帝、觀音菩薩，在當地興建廟宇奉祀，命名為龍德廟以示不忘故土。如今龍德廟已是臺灣第三級文化古跡。

彰化縣的田中鎮和車田村，分別是來自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鄉田中村和車田村的先民所冠名的。彰化縣田中鎮頂潭里有座“書山祠”，供奉書山派蕭姓肇基始祖，它的坐向、建筑形式與祖籍地的書山祠完全一樣。彰化縣田中鎮有兩座蕭氏宗祠，“龍山祠”與祖籍地書洋鄉田中上平厝的“龍潭祠”一樣，“團武公祠”與祖籍地書洋山下村的“乾元祠”也一樣。

新北市上港的雙溪村，是來自漳州市南靖縣和溪鎮雙溪村的簡姓移民所冠名的。從南靖遷去臺灣的簡氏后裔，有十分強烈的宗親觀念，他們在居住地普遍仿照祖籍地梅林長教各房親的宗祠形式和名稱，建筑臺灣簡氏宗祠。

高雄市嘉義縣（原諸羅縣）的六斗厝，是來自漳州市南靖縣和溪鎮樂土村（古村名為六斗村）的黃姓移民所冠名的。福建平和縣大溪鎮和臺灣桃園縣大溪鎮，嘉義縣布袋鎮九龍里、龍江里等，移用舊龍溪縣（今華安縣）的舊地名。基隆市頭南境村，是來自漳浦縣深土鄉南境村的陳姓移民所冠名的。

彰化縣福興鄉頂粘村和頭粘村，是來自晉江市衙口鎮粘厝埔的粘姓移民所冠名的。新北市林口鄉的林口村，是來自晉江市羅山鎮林口村的柯姓移民所冠名的。彰化縣鹿港鎮的院里村，是來自南安市石井鎮院里村李姓移民所冠名的。基隆市窯子底的大乍村，是來自惠安縣崇武鎮大乍村的移民所冠名的。

臺灣早期移民創建新聚落命名時，是基于深切懷念對閩粵故鄉的情，始終銘記在閩粵原鄉的根。

臺灣以同宗族同宗姓冠名的鄉村

在中國農耕社會，不斷強化宗族意識和宗親觀念，是封建社會宗法制度文化的重要內容；漂泊萬里不忘歸宗，是閩粵先民根深蒂固的故鄉情結。因而移居到臺灣的閩粵先民，形成同鄉同宗聚居，共同從事墾荒。這種傳統的宗親觀念不斷傳承，最終形成了一個個具備密切血緣關系的宗族群體，以姓氏冠名聚落或村落，并使之代代相傳。

據臺灣出版的《唐山過臺灣》一書記載：臺灣現有的百余個主要姓氏中，有40多個進行村莊冠名，主要分布于臺北、彰化、臺中、臺南、高雄、基隆、屏東等22個縣市的鄉村，共100多個聚居地或聚落地。其中大多數是明清時期來自福建的閩南人。這充分說明閩南先民對于同宗一脈關系、宗親血緣關系和同鄉地緣關系，一向是極為重視的。據統計，臺灣以同宗同族姓氏在聚居地冠名的村莊如下：

臺北市有林厝、陳厝、黃厝、洪厝、顏厝、施厝、李厝街、朱厝巷等。

臺南市有劉厝、張厝、蔡厝、謝厝寮、胡厝寮、何厝莊等。臺南歸仁鄉公所附近有楊厝、李厝、許厝、灣厝、辜厝、黃厝等。

臺中市有楊厝、吳厝、陳厝、林厝、張厝、吳厝、孫厝、何厝、許家村、吳厝寮、陳厝坑、江厝店、許厝港等。

臺灣還有賴厝、鄭厝、彭厝、柯厝、林厝、吳寮、蘇寮、宋寮、楊厝寮、劉厝埔、賴厝廓、廖厝、胡厝寮、施寮厝等。

此外，在臺灣還有7個許厝、9個劉厝等聚落。

海峽兩岸的郡望堂號，都是姓氏和家族發祥地的別稱。在臺灣，閩粵先民在完成鄉村聚落冠名的同時，把祖籍地祖祠堂姓氏郡望堂號，原樣搬到臺灣的聚居地：陳姓的“潁川堂”、林姓的“西河堂”、黃姓的“江夏堂”、蔡姓的“濟陽堂”、劉姓的“彭城堂”、王姓的“太原堂”、李姓的“隴西堂”等等，海峽兩岸同樣的姓氏與同樣的郡望堂號，構建了一個彰顯中華民族血緣關系的社會網絡；海峽兩岸的祖祠堂，也基本保持了祖籍地的建筑風格和布局。

在臺灣，以同宗同姓冠鄉村地名，是閩粵先民移居聚落地與血緣結合的基本特征；而以閩粵祖籍地進行冠名，是閩粵先民移居臺灣以地緣結合的具體表現形式。在臺灣，采用冠有聚居地姓氏之地名，以充分展示其濃濃的血緣關系，并對聚居地的開墾也具有積極意義。

第5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 社交禮儀 口才訓練 學生

禮儀是人們生活和社會交往中約定俗成的,人們可以根據各式各樣的禮儀規范,正確把握與外界的人及交往尺度,會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交談講究禮儀,可以變得文明;舉止講究禮儀可以變得高雅;穿著講究禮儀,可以變得大方;行為講究禮儀,可以變得美好……總之,一個人講究禮儀,就可以變得充滿魅力。

一、科學安排程序,明確訓練目標

訓練學生突破心理障礙,能在正式場合當眾表達自己的見解。通過氣息控制訓練、“吐字歸音”訓練、語音規范訓練、語調純正訓練,要求學生做到聲音洪亮、口齒清楚、四聲準確。向學生傳授頭部動作、面部表情、眼睛動作、四肢動作等態勢語言知識,及坐、立、行、走等方面的身體姿勢知識。做到不僅會控制自己的態勢語言,而且會根據別人的態勢語言判斷傳達的情感。通過訓練形象思維、比較思維和創意思維等,要求學生的思維有一定的廣度、深度、精確度、敏捷度。針對聽眾心理,進行口才話題選擇訓練、口才集中性訓練、口才應變性訓練等,要求表達內容符合聽眾的判斷標準。

給出一個熟悉的話題,稍許準備,讓學生進行發言。要求學生大方得體的走到臺上,與臺下進行目光交流,流利地表達自己的見解。掌握演講稿的寫作技能,學會確定演講基調的風格、控制語調、營造等技巧,能夠自然地運用手勢和表情,初步進行有效的演講。在了解辯論的基本特征、作用及分類的基礎上,重點掌握辯論賽的戰略設計和實踐戰術技巧,組織學生觀看辯論賽并進行模擬,體驗賽前、賽后的每一個環節,逐漸領悟辯論的精髓。

二、優化訓練方法,調控訓練過程

社交中受人歡迎、具有魅力的人,一定是掌握社交口才技巧的人。社交口才的基本技巧表現在適時、適量、適度三個方面。一要適時。說在該說時,止在該止處,這才叫適時。可有的人在社交場上該說時不說,他們見面時不及時問候;分手時不及時告別;失禮時不及時道歉;對請教不及時解答;對求助不及時答復……反之,有的人該止時不止。他們在熱鬧喜慶的氣氛中嘮嘮叨叨訴說自己的不幸;在別人悲傷憂愁時嘻嘻哈哈開玩笑;在主人心緒不安時仍滔滔不絕發表宏論;在長輩家里樂不可支地詳談“馬路新聞”。請設想一下,假如你在社交中遇見了上面這種人,你會對他產生什么樣的印象呢?二要適量。捷克諷刺作家哈謝克的名著《好兵帥克》里有一個克勞斯上校。此人以說話羅嗦聞名。他有一段對軍官的“精彩”講話:“諸位,我剛才提到那里有一個窗戶。你們知道窗戶是個什么東西,對嗎?一條夾在兩道溝之間的路叫公路。對了,諸位,那么你們知道什么叫溝嗎?溝就是一批工人所挖的一種凹而長的坑,對,那就叫溝。溝就是用鐵锨挖成的。你知道鐵锨是什么嗎?鐵作的工具,諸位,不錯吧,你們都知道嗎?”克勞斯上校的這番話,雖然是作家加工過的,但生活中、社交場上說話羅嗦,也不乏其人。

三、突出舉止禮儀訓練

要塑造良好的交際形象,必須講究禮貌禮節,為此,就必須注意你的行為舉止。舉止禮儀是自我心誠的表現,一個人的外在舉止行動可直接表明他的態度。做到彬彬有禮,落落大方,遵守一般的進退禮節,盡量避免各種不禮貌、不文明習慣。到顧客辦公室或家中訪問,進門之前先按門鈴或輕輕敲門,然后站在門口等候。按門鈴或敲門的時間不要過長,無人或未經主人允許,不要擅自進入室內。在顧客面前的行為舉止,當看見顧客時,應該點頭微笑致禮,如無事先預約應先向顧客表示歉意,然后再說明來意。同時,要主動向在場人都表示問候或點頭示意。在顧客家中,未經邀請,不能參觀住房,即使較為熟悉的,也不要任意撫摸和玩弄顧客桌上的東西,更不能玩顧客名片,不要觸動室內的書籍、花草及其它陳設物品。在別人(主人)未坐定之前,不易先坐下,坐姿要端正,身體微往前傾,不要蹺“二郎腿”。要養成良好的習慣,克服各種不雅舉止。不要當著顧客的面,擤鼻涕、掏耳朵、剔牙齒、修指甲、打哈欠、咳嗽、打噴嚏,實在忍不住,要用手拍捂住口鼻,面朝一旁,盡量不要出現在場,不要亂丟果皮紙屑等。這雖然是一些細節,但它們組合起來構成顧客對你的總印象。

需要說明一點的是,人前化妝是男士們最討厭的女性習慣。關于這一點,慣例放寬了。女性在餐館就餐后,讓人見到補口紅,輕輕補粉,誰也不再大驚小怪。不過,也只能就這么一點,不能太過分。需要梳頭,磨指甲,涂口紅和化妝時,或者用毛刷涂口紅時,請到化妝室,或盥洗室進行。在人前修容,是女性使男性最氣惱的一個習慣。同樣,在人前整理頭發,衣服,照鏡子等行為應該盡量節制。

四、優化訓練談吐禮儀,達到理想境界

禮貌是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交往中,相互表示尊重和友好的行為規范,它體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風格和道德品質。禮節則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交際場合中,相互問候、致意、祝愿、慰問以及必要的協助形式。禮節是禮貌的具體體現。社交是一門技術,同時它也是一門藝術。人如果不懂一些禮節的話,會鬧一些笑話,這還是小事。就是怕你無意做出的事,對別人來說,是一種侮辱,怕你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了。禮儀作為一種行為準則和規范是約定熟成的,這是各民族禮儀文化的一個共性。

一般來說,訪問某人,應事先選擇好時間,不宜選擇對方較忙或三餐時間,晚上不宜太遲。節假日和周末,本是訪問的好時機,但如果沒有預約,也不要冒然前往,這些時間主人往往另有安排。預先約定時間,最符合禮貌。盡量不做不速之客,不請自到。預約好的拜訪,賓主都要守時、守約、守信。客人應準時或稍提前一點兒到達,因特殊情況不能赴約,應想辦法通知對方,無聲無息地取消預約是極不禮貌的。注意服裝的選擇。一般的訪問,整潔、樸素、大方即可,不必太過華麗。虛掩著或開著的門也不可破門而入,給主人一個措手不及則很失禮,進室后最好等要拜訪的人來后才落座。如果需要較長時間等候,可先落座與接待者交談或看些報紙書刊雜志之類的讀物,要拜訪的人來后應起立寒暄。對于約好的正式拜訪,無論事情多急,拜訪的時間很緊,在門口也只能寒暄問候,不要談正題,入室落座后再談,否則會給對方留下不成熟的印象。要穿拖鞋的在門口就換好,見到其家人應問好致意,不打招呼是失禮。對主人的熱情款待表示感謝。

在人際交往中,擺正你和他人的位置,交往以對方為中心,請你注意端正自己的態度,善于接受別人,做一個真正有教養的人;不斷地完善自己,充實自己。

參考文獻:

[1]方位津.實用口才訓練教程[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5.

[2]艾華.思維訓練與口才訓練同步進行嘗試[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4,20(6).

第6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項先堯是上海電視臺的導演，他的最新作品十集紀錄片《石庫門前》即將登上熒屏。但此時，他卻選擇重拍部分內容。

《石庫門前》講述的是石庫門的起源，在石庫門申遺大熱的當下，關于其起源的研究卻引發了新的爭議。

被遺忘的祖先

《上海地方志》“里弄住宅”一節所賦予石庫門的定義為：“上海里弄住宅建筑起源于19世紀中葉，是在中國江南傳統住宅建筑的基礎上，受到西方城市聯列式住宅布局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

這個定義闡述了兩點：首先，江南傳統住宅是石庫門的“父親”；其次，石庫門是中西合璧式建筑。

但近幾年“絞圈房子”這種建筑形式的重新發現，讓高級建筑師徐大緯對石庫門起源的主流觀點提出了質疑。

徐大緯的質疑有二：一是江南傳統建筑種類繁多，石庫門到底由哪個特定分支演變而來？二是石庫門聯排式布局真的來自西方嗎？

在徐大緯看來，作為上海民居的特有形態，“絞圈房子”在石庫門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可遺忘，它也是石庫門的祖先。

“上海測繪院的‘天地圖’可以查閱上海地區歷年的航拍圖。1948年的航拍圖中，‘絞圈房子’比比皆是，布滿城區，直到2006年的圖中還能在七寶和三林地區找到一些分布。然而它卻莫名地在學界和公眾視野中消失了幾十年。”徐大緯告訴《t望東方周刊》。

曾任上海大學建筑學系系主任的王海松教授告訴徐大緯，在其主編的《中國古建筑叢書》上海分冊中，就“遺漏了這種建筑形式。”

這樣的遺忘可能與“絞圈房子”的屋主人多是社會下層的農民和商人有關。

徐大緯告訴本刊記者，“絞圈房子”脫胎于江南古民居中的廳堂式建筑，兩者的主要區別是，作為通道的避廊演變成了家中次子們即“爺叔和娘舅”所居住的東西廂房，而其他部分的建筑特征幾近相同。

與江浙相比，上海位于平原，當廳堂式建筑傳入地廣人稀的上海時，也就有了東西兩廂房產生的建筑和土地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客堂間和東西廂房正是石庫門建筑的基本特征之一。《上海弄堂》中寫道：它雖然無法跟過去傳統民居的層層進進、庭院深深相比，也無法鑿池疊石、賞花折柳，但它畢竟還保留著正當中規整的客堂，有樓上安靜的內室，還有常見的兩廂。

徐大緯認為：“絞圈房子”是近代上海民居的根，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演進、脫胎成為上海早期石庫門。

較真的徐大緯找到了項先堯，對他講述了自己的觀點。

“拍攝之前，我就知道‘絞圈房子’，”項先堯告訴《t望東方周刊》，“我特地向石庫門研究中心的專家咨詢，他們認為還是原來的界定較為正確。徐大緯的新論點在石庫門研究界依然爭議頗多，但我被徐老師的論據說服了。”

于是，就有了這部紀錄片部分內容的重拍。

中國基因

上海現代建筑設計（集團）有限公司資深總建筑師蔡鎮鈺博士說：“上海石庫門僅是在山花及門檐上被歐洲投資者灑了一些外國的花飾而已。”這句話指明了石庫門建筑中，中國基因是重要的，甚至是主導的部分。

“無論是石庫門建筑本身，還是它的布局方式，都是很中國的產物，”徐大緯說，“我丈量過很多‘絞圈房子’和石庫門建筑的大門尺寸，它們都是相同的。”

傳統漢民居的門寬、高在1.44米和2.80米左右，仔細琢磨的話，會發現這個尺寸“只能右不能左”。

展開魯班尺便可看見，每一個長度刻度下，都標有這個尺寸所指應的兇吉。1.40米到1.44米中指應的是：離鄉、死別、死、退丁、失財，1.45米至1.48米則指應：登科、貴子、興、添丁等，所以門寬只會在這些吉利的尺寸間細微調整；門高更是不能矮一厘米，2.79米對應的就是災至。

老木匠口耳相傳的建筑法則在這里成為建筑血統的佐證。

于中國漢民居而言，“四”是最主要的血統密碼。

四合院是北京重要的城市名片。只是，大多數人不知道，四合院這種“合”字結構的民居，在中國很多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延續方式。

明初經洪洞縣大槐樹處遷往全國各地的移民曾達百萬人之多，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影響之深，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見的。這對于當時的明王朝以及后來的社會發展，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四合院這種建筑形式，也是隨著這次人口大遷徙，流傳到大江南北。

現今留存在各地的古民居有北京老舍故居四合院，山西祁縣的喬家大院，四川李家大四合院，揚州汪魯門四合院，客家族廳堂組合府邸式民居，大理白族張家花園四合院，蘇州東山春在樓四合院，福建西部古民居四合院，等等。

專家認為，“合”字結構證明了石庫門與中國傳統漢民居的血統一脈相承。

當“合”字結構的院落成片出現時，連接一個個院落的通道也變成了建筑的一部分。在北方，它被稱為胡同，而到了上海，則被稱為里弄。

中文中“里”有著古老的解釋，它的一個含義為街坊，中國古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弄在方言中指小巷。“里弄”又稱“弄堂”。

“堂”字出于何處呢？

弄堂里大戶人家的客堂間是聚會、待客、祭祖之處，往往有著別致的名字，這些名字源于傳承。古代每個宗族都有自己的祠堂，每個祠堂都有堂號，如王氏“三槐堂”、趙氏“半部堂”等。家族在城市中分散而居，宗族文化的滲透，讓客堂間也有了自己的堂號。

石庫門弄堂中，每戶人家的大門兩旁，有“堂”字界碑石，堂、主人的姓氏被刻在界碑石上，在上海的新天地，現在還能找到一塊刻有“三省堂朱界”的碑石。

弄堂里那些排列整齊的界碑，如今或湮沒于角落，或被破壞，也有被作為鋪路石墊于青石板上的，但它們存在的痕跡仍依稀可尋。

聯排式建筑源自西方？

出版于1997年的《上海弄堂》一書中寫道：從整體看，一個個“石庫門”單元被聯排在一起，呈西方聯立式住宅的布局方式。

這或許是石庫門“受到西方城市聯列式住宅布局的影響而發展起來”一說的起源。

《霧都孤兒》描繪了英國倫敦東部貧民窟的景象，那是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后期，英國貧民窟由“背靠背”的工人排屋所組成。

同樣的陰暗和封閉，使人聯想起上海弄堂的封閉結構。“這種住宅基本保持了中國傳統住宅建筑對外較為封閉的特征，雖身居鬧市，但關起門來卻也可以自成一統。”《上海弄堂》中如是說。

但英國在1846年出臺了《衛生條例》，在1864年出臺了相關的《修正條例》，禁止這種封閉式聯排屋的存續，當時工人的排屋和貧民窟全部拆除，封閉式院子不再允許被建造，新建的工人住宅必須是開放式的。

學術界公認1870年是上海石庫門出現的時間，它的誕生晚于英國禁令近三十年。徐大緯說，消失三十年的英國貧民窟不會影響到上海弄堂的布局。

相關史料記載：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鶻淌抗26人，他們是最早的一批來滬外僑。英國僑民中，主要是從事大宗進出口貿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產業根基的望族。徐大緯認為，早期英商不屬于貧民階層，沒有關于貧民窟的記憶，他們將這種布局引入中國的可能性較低。

聯排式建筑的確存在于歐美，而類似石庫門“天井”這樣封閉的內部結構，在歐美卻無跡可尋。

石庫門里弄排列格局和歐洲聯排格局的不同之處在于：石庫門是封閉式的，且戶戶朝南；而歐洲則為開放式，戶戶面街，忽略朝向。

聯排式建筑在中國自古有之，傳統江南民居沿街、臨河的聯排格局，那種“非”字型或“魚骨狀”布局，均與石庫門血脈相連。

狗肉弄里賣狗肉，花衣街上做衣裳

董家渡地區是上海最早建造石庫門的區域之一，隨著市政動遷，糖弄坊、引線弄、狗肉弄、篾竹路、花衣街、咸瓜街、蘆席街等弄堂早已消失。

不過，從其命名來看，就可知曉這些消失的石庫門里，曾經住著什么人，操持著怎樣的營生。

和小刀會起事，給上海帶來了江浙一帶的富商。上海租界的房產成為難民居住、經商和儲存財物的剛需，富商們原本住慣了的傳統二層三合院絞圈房，遂成為房產投資商的不二選擇。

總體而言，上海石庫門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木結構――白色外立面；水泥結構――灰色外立面；清水紅磚――紅色外立面。

羅小未是第一個提出二層合院建筑即為石庫門起源的學者。她曾介紹：簡易木板房被取締后，上海租界內開始出現用中國傳統的“立帖式”木結構加磚墻承重的方式建造起來的新式住宅。它的“平面和空間更接近于江南傳統的二層樓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更適合于中國居民的永久性居住”。

徐大緯的研究則論證了二層三合院絞圈房與一層三合院絞圈房的關系：富農遷入古鎮，謀生方式從農耕轉為經商。住宅拔高，滿足了家庭作坊的商住兩用需求。

“賣狗肉的鄉紳到了租界還需靠著老營生過活，原有房屋的功能，一樣都不能少”，徐大緯說。

第7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南南宋江南的移民特征

移民具有不同類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經濟環境中移民的形態及其作用迥異。移民經濟可能出現邊緣化、或主流化、或有機融合三種趨勢②。在歷史上，移民及其后裔容易形成自我封閉性群體，東晉的南遷家族與僑州郡縣是其極至。客家人在閩粵贛地區，筑土樓自保，在語言、習俗等方面自我延續。在近代的東南亞穆斯林社會，華僑華人相對獨立地發展，強烈地表現于移民及其后裔的內部網絡化聯系。南宋移民形態與社會經濟的制約表現如何呢?

兩浙路是宋代經濟最為發達之域，形成以杭州為中心的區域市場體系。隨著宋廷南遷臨安，成為最大的移民接收地，“四方之民云集兩浙，百倍常時”③。南宋江南的北方移民為數之巨在歷史上是少有的，移民的遷入不是一次性，而是源源不斷的連續現象。這一基本特征已為學術成果所證實。本文要強調的是，與以往的移民潮相比，南宋移民的政府強制色彩較弱，家族共同體在移民中的作用也不強，由此形成自身的特色，進而發揮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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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吳松弟在《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的遼宋金元時期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中全面論述了南宋北方移民及其對南方經濟與文化的影響，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則強調了北方文化尤其是開封文化向南方的傳播。

② 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將土著印第安人趕向山林，反客為主，移民經濟主流化。歐美唐人街則是一種典型的邊緣經濟形態，海外華族作為少數民族相對獨立于主流社會之中。泰國等地的華族則與當地居民有機融合，華族經濟成為當地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可分割。

③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5。

政府強制性遷徙與家族舉族而遷，定居后往往形成凝固性與封閉性的經濟單位。歷史上曾多次遷徙豪強，唐代長安尤為突出。這是一種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兩晉之交的移民南遷，則往往是舉族而遷，筑塢堡自固，東晉政府實行僑州郡縣制，以集中安置大部分北方移民。世家大族作為漢魏以來社會經濟的基本單位，在遷徙過程中及定居后進一步加強，宗主、豪族與所謂宗親、鄉黨、部曲、門徒、義附等逐漸結成不可分割的牢固整體“鄉族集團”①。

南宋江南的移民，雖然史載多稱“扈從南遷”，但大多不是政府強制性的統一安排；雖然也有舉族而遷，但不復為主流形態，移民多以個體與小家庭為單位。白話小說中，南遷者多是小家庭，常見者二三口而已②。這與個體小農家庭經濟的成熟與獨立性增強相關，同時也與市場的發展相關。個體小農家庭經濟體至宋代已趨于成熟，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一方面表現于個體小農家庭經濟體在北方的成熟，家族與莊園的經濟功能弱化，已經不是社會經濟的基本單位，也不再成為移民單位。另一方面表現于個體小農家庭恢復和重建經濟體的能力增強，江南現有的經濟基礎已足以容納小家庭單位的開發，甚至可以說是如魚得水，不像東晉時期必須以鄉族集團為單位才足以進行經濟開發。移民抵達后，通過租佃或購買小塊土地，就能較快恢復個體農耕經營。市場的發展也有利于移民的遷徙與謀生。水陸交通與運輸工具，沿途市場補給，使小家庭能完成遷徙行為。依靠江南市場的機會與潛力，在城鎮內外或交通要沖處啟店謀生，或做點小生意，像《夷堅志》中不少此類事例一樣，以小本經營也能迅速在城鎮市場獲得謀生之資。小家庭容易為城市接納，大家族成員統一在城中安插則要困難得多，因而他們往往選擇市鎮定居。

同時，不可忽視的是，除了北方移民之外，來自其他地區的商業移民、謀生移民，以及江南區域內的人口流動，為數也很可觀，尤其是臨安等大城市。市場的發展過程，不僅是商品流通的過程，也是勞動力、資本及其所有者的流動與配置的過程，在南宋人口分布、市場格局的大變動中，南方和江南區域內的人口遷移與資源空間配置加強。農業人口中分離出一批工商業者和非體力勞動者，流轉各地，尋求謀生之資。例如福建，“居今之人，自農轉而為士、為道、為釋、為技藝者，在在有之，而唯閩為多。閩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學有閩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宮有閩之道釋，所在阛阓有閩之技藝”③。許多福建技藝人員與商人就來到了江南，特別是臨安，發達的市場為他們謀生與營利提供了機會。明清時期引人注目的商業移民，實際上宋代就已開始。區域內的人口流動，同時與城市化進程相伴隨，就是一個農村人口遷居城市的過程，所謂“自村疃而遷于邑，自邑而遷于郡者亦多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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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阿祥《東晉南朝僑州郡縣的設置及地理分布》，《歷史地理》第八、九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第十章第二節。

② 話本《馮玉梅團圓》、《賣油郎獨占花魁》、《西湖三塔記》、《錯斬崔寧》、《沈小官一鳥害七命》、《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樂小舍拼生覓偶》等，主人公家庭，少則二三口，多則三四口。本文所引話本，出自《宋人小說七種》、《古今小說》等，經考證多源出宋代。

③ 曾豐《緣督集》卷17“送繆帳干解任詣銓改秩序”。

④ 《宋會要．食貨》70之106。

北方移民遷入江南后沒有形成家族或政府控制下自我封閉的社群，數量之巨使移民沒有邊緣化，沒有形成與原住民相對隔絕地或相對獨立地發展，而是迅速融人當地社會，相當部分進入城鄉市場，仰賴原有的市場體系為生，并擴大了市場規模。南方和區域內的流動人口與工商業移民更是如此。在江南，南北習俗與各地文化相互融匯，商品生產與技術共同發展，市場獲得進一步發育。流動人口和移民似乎與工商業有著天然的聯系①，僑居異地，唯求迅速謀生致富，不懼市場風險，善于捕捉市場機會。還值得指出的是，這種移民，脫離了原居地的人際氛圍與文化環境，脫離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這種環境的觀念約束與人際約束，因而有可能自由開放一些，有可能突破傳統的制約而形成開拓創新意識②。移民容易突破舊有的框框，生存的壓力使他們更具開拓意識與創新精神。

移民的特性及其外部環境與歷史條件，決定了移民經濟的作用。江南經濟發展水平與市場體系基礎，為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間。江南遭金兵血洗，人口劇減，移民填補空白，迅速恢復了江南經戰亂破壞而中斷的市場體系。不僅如此，移民的需求與市場活動，宋廷駐蹕臨安所形成的新的機遇，促進了江南市場的發展，臨安城市市場表現尤為突出。 二，移民特性與臨安城市市場

南宋江南的移民特性及其作用，在臨安的成長進程中表現最為突出。臨安堪稱為一大移民城市，在中國歷史上的大都會中，可能最具移民特性。這一重要因素推動了臨安經濟在戰后的迅速恢復，城市市場與市民階層的發展，并形成獨有的特色。臨安“建炎及紹興間三經兵燼，城之內外所向墟落，不復井邑。繼大駕巡幸，駐蹕吳會，以臨浙江之潮，于是士民稍稍來歸，商旅復業，通衢舍屋，漸就倫序。”③有人估計移民在臨安總戶口中的比例甚至高達六七成④。更重要的是，南宋臨安移民與上文所論歷史上建都或遷都的移民現象有所不同。北方移民之外，其他地區的工商業者與流民及周邊農民都涌向這個中心市場來謀生。短期流動人口，包括官員升降，游走商販，以至行僧道士等，為數亦不少。三年一次的會試。尤為壯觀⑤，《夷堅志》與話本中記錄著不少應考秀才的趣聞韻事。數量巨大的移民迅速融人杭州市民社會，并且絕大多數都仰賴市場為生，促進了臨安市民社會的進一步成長，城市市場進一步發育。

其一，消費需求格局的變化。宋廷駐蹕臨安，吸引了南下移民匯聚⑥，移民的涌人，填補了戰亂人口銳減形成的需求缺失，更重要的是，人口構成的變化形成需求格局的改變，表現于需求層次的提升與需求結構的多元化。一方面是為數眾多的官僚貴族遷居臨安，形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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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慶元府象山縣市戶胡三十太等，“各系經紀小民，賃屋居住開店”。他們顯然是外來人口，有趣的是，房東也和房客一樣不是本地人，“本縣鄉里屋主，皆系寄居官戶”。(《許國公奏議》卷4“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錢”)客寓他地的寄居官戶，宋人文獻中時可見之。

② 話本《計押番金鰻產禍》有一則事例，慶奴和張彬逃亡至鎮江，無以為生，慶奴道：“我會有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這里不怕羞，何不買個鑼兒，出去諸處酒店內賣唱，趁百十文，把來使用。”宜黃人詹度，“業伶倫”，在城外只能“行丐而前”，到城市后，其吹笛技藝獲人賞識，有了市場，“白是以技得名，漸亦溫飽”。(洪邁《夷堅三志壬》卷4“陶氏疫鬼條”)

③ 曹勛《松隱集》卷3l“仙林寺記”。

④ 吳松弟(20001 577)。吳氏據《系年要錄》“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后，戶口所存，裁十之二三”，推斷十之六七為移民，恐難成立。一則史料顯系夸張，一則戰亂后有相當部分應為原居民回歸。

⑤ “到省士人，不下萬余人，駢集都城。鋪席買賣如市，俗語云‘趕試官生活’，應一時之需耳。”混補年更多，據稱達十萬之眾，還不包括幾乎同等數量的隨從。(《夢粱錄》卷2“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闈”)

⑥ 話本《單符郎全州佳偶》說，百姓從高宗南渡者，不計其數，皆散處吳下。聞．臨安建都，多有搬到杭州人籍守插。

水平消費需求。除了皇室之外，移民中“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①，周邊地區遷入臨安的一般也都是各地的富有家庭，這些富有階層，具有較強的消費能力，尤其是高消費，從而推動奢侈品、高檔商品和娛樂享受服務的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各地不同消費習俗的人口，形成不同的消費需求結構，最為明顯的就是，為數巨大的南遷北人，帶動了面食消費的劇增。消費需求格局的這些變化，推動了商品市場、服務市場的發展，也吸引了商人資本的流入。

其二，商品市場與服務市場的多樣化發展。商品市場的多樣化，除了原來稀見的面食類商品成為大宗商品之外，其他北方的風味產品與特色商品也為數不少。牛羊乳及制品出現，絲織品、服飾、陶瓷、肉、酒等品種都有所增加。臨安還有北方移民以其特有技術，賣冰為生的事例，“北人冰雪作生涯，冰雪一窖活一家”②。

服務市場的多樣化表現更為明顯，因南北文化的交融與碰撞而多姿多彩。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北方尤其是東京的文化娛樂成果南傳，成為移民帶給杭州的文化大餐，大大豐富了文化娛樂與服務市場③。飲食業最為人津津樂道，開封的名食名店，各地的小吃名點，在臨安隨處可見。街頭吆喝，小販叫賣，勾欄表演，瓦舍娛樂，汴京話聲聲入耳。北方移民傳來的神祠廟宇④，帶動了相應的祭祀活動與廟會交易。除了北方風俗南傳，移民在杭州也興起一些新的文化習俗。如杭州中元節有接祖之舉，就是因為移民無從到祖宗墳塋祭祀，逐漸相沿成習。移民本身的悲歡離合與謀生創業，成為臨安瓦舍勾欄中說話等曲藝表演道不盡的題材。話本《馮玉梅團圓》中徐信與劉俊卿在戰亂中的“交互因緣”的悲喜劇，《賣油郎獨占花魁》中汴梁六陳鋪主莘善父女的曲折經歷，等等，無不使人一灑同情之淚，與主人公共悲歡，尤其吸引眾多的移民成為忠實的聽眾。北方移民之外，其他地區的移民也帶來了各自的社會風俗與文化。地方曲藝匯聚臨安，如福建鮑老達三百人、四川鮑老亦有一百人。源自溫州等地的南戲，也流傳臨安。深受杭州市民喜愛的濟公和尚，就是一名來自天臺山的外來和尚⑤。杭州成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南北混雜，斑斕多姿，異彩紛呈，娛樂服務市場富有生機。

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也引人注目。為數眾多的移民，輾轉來到臨安后，一貧如洗，除了出賣勞動之外，他們無以為生，從而為臨安市場提供了數量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為外來的商業資本提供了充沛的雇傭對象，并降低經營成本⑥。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之興盛尤賴于此。在杭州，人力婢仆、歌童舞女都有專門的官私牙嫂中介雇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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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73“紹興二十六年七月辛巳條”。葉適亦謂“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葉適集．水心別集》卷2“民事中”)

② 吳松弟(1997)，詩出楊萬里《誠齋集》卷18“荔枝歌”。

③ 建康府城亦類似，“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衒)謳歌，尚傳京城故事，……習氣大率有近中原”。(至正《金陵新志》卷8)

④ 臨安東岳廟就有3處，東岳誕辰節慶熱鬧非凡；二郎祠就是東京的清源真君祠；惠應廟，在城中者4所，即東京顯仁坊皮場土地神祠。見咸淳《臨安志》卷73“外郡行祠”。東岳誕辰節慶還見于周密、吳自牧諸書。

⑤ 許尚樞《濟公生平考略》，《東南文化》1997年第3期

⑥ 雇工稍有不慎，就會面臨解雇。如面食店中的“行菜”，“或有差錯，坐客白之店主，必致叱罵罰工，甚至逐之”。(《夢粱錄》卷16“面食店”)

其三，商業移民與商人資本的注入。商業移民十分突出，北方移民中富商大賈不少，許多的汴京著名店鋪，都以舊名在臨安重新開業①。南方其他地區的商業移民與流動人口更為可觀。臨安鳳凰山因客商云集，習稱“客山”：“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者，蓋此郡鳳凰山謂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蔭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為江商海賈，穹桅巨舶，安行于煙濤渺莽之中，四方百貨，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業者眾矣。”②仰山二王廟，祀神出自江西袁州，它是隨著江西至杭州的木材貿易傳播而來的。徽州商人、福建商人是杭州人數最多的兩大外地客商，徽州婺源靈祠，在杭州有7個行祠；福建自南宋流行的天后信仰很快傳播到杭州，并設有順濟圣妃廟及其行祠③。這位外來的海洋女神林氏，其影響后來似乎超過了本地的海洋(男)神馮氏(同樣有順濟廟)，反映了外來的福建商人在臨安尤其是在海洋運輸貿易中的影響之大④。商人資本伴隨商業移民流人，促進了臨安市場的興盛，尤其是臨安與外地的經濟聯系。

移民迅速融人杭州市民社會，并且絕大多數都仰賴市場為生。他們離鄉背井，渴求文化娛樂生活，其旺盛的需求促進了杭州文化娛樂市場的發展。除了富豪顯宦外，一大批工商業主(店主)和經紀(小生意人)等商業移民，為臨安市場的繁榮提供了資金、技藝和從業人口，豐富了娛樂市場的消費需求與服務供給。杭州繼承北方文化尤其是開封文化，兼容各地移民帶來的文化成果，成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南北混雜，斑斕多姿，異彩紛呈，服務市場富有生機。可見，與移民相伴隨，臨安消費需求格局發生較大變化，商業資本流人，促進了城市工商業的活躍，廉價的勞動力降低營運成本，商品市場與服務市場都有顯著的發展。 三、移民與南宋江南市鎮的發展

移民對江南城鎮市場的影響，論深刻以臨安最為突出，論廣泛則輻射及相當多的市鎮。以斷代研究之所囿，宋代文獻資料之不足，宋代市鎮的時代特征與發展歷程的研究仍不夠清晰，遑論移民的作用。所幸明清江南地方志文獻豐富，包含了不少今存宋代文獻所佚的珍貴史料，對宋史研究而言值得深入挖掘，而且從宋代開始延續到明清的通貫性記載，有助于把握市鎮演進的歷史脈絡與宋代市鎮的歷史地位。筆者翻檢明清方志，特別是鄉鎮志，不憚繁復加以論列，或于同仁有益焉。

移民對江南市鎮發展的作用大體有三種類型。第一，移民在村落或市鎮落腳后，利用原有的市場基礎，個體經營迅速恢復，市鎮隨之獲得新的成長契機。濮院鎮，北宋為一草市，高宗時，曲阜濮氏扈從南下卜居于此。南宋時“農桑、機杼之利， 日生萬金，四方商賈云集，遂置鎮”⑤。湖州新市鎮，周圍物產豐富，原有陸市，后為交通更為便利的水邊新市取代。宋廷南渡，衣冠鱗集，繼而建鎮⑥。明清時地據兩省三府七縣的烏青鎮，其繁盛始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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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吳自牧、周密諸書均有記載，白話小說中亦有反映。其他城市亦然，如話本《碾玉觀音》述，潭州有人掛上“行在崔待招碾玉生活”的招牌。

② 吳自牧《夢粱錄》卷30。

③ 咸淳《臨安志》卷73“外郡行祠”。《夢粱錄》卷14亦錄之。

④ 祭祀馮氏的順濟廟，事見咸淳《臨安志》卷71“山川諸神”。

⑤ 《濮川所聞記》卷1、卷4。又據《桐鄉濮院鎮志》，濮院鎮之成為絲綢名鎮，肇始于高宗時駙馬濮風遷居于此，經營蠶織。

⑥ 正德《新市鎮志》卷1；嘉靖《德清縣志》卷1。

民的經營，“青鎮與湖郡之烏鎮夾溪相對，民物蕃阜，第宅園池盛于他鎮，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卜居其地”。南宋時漸由草市發展成市鎮，“市逵縱橫，尤稱富麗”①。因“江淮流民避地，稅物經過，偶有增羨”，額定商稅由年1．57萬貫，增至4。4萬貫(后減額仍達3．1萬貫)②，成為南宋最大市鎮之一。商業移民對商道市鎮的作用亦可見諸記載，港口澉浦鎮在南宋盛極一時，就與福建商人的活動相關③。

第二，移民大量定居，人口增多，市場需求增加，開張或擴建交易設施，推動了新的市鎮的建立。蘇州元和縣周莊，南宋時北人僑居，人煙漸密，元末沈氏自南鎮徙人，始辟為鎮。湖州更為突出，同治府志所載就有：菱湖，宋南渡后興市廛，治橋梁，漸即稠密。雙林，“宋南渡時聚商，名商林”。還有幾個聚落也是在南宋開始了作為鎮的階段性發展，連市，又稱練市、或璉市，宋南渡設酒坊以課稅。長興縣和平鄉，宋設稅務及犒賞酒庫一所。該縣四安鎮，“宋設監鎮一員，以京官為之。又犒賞酒庫一所”。南潯，宋高宗時止稱潯溪，理宗淳祐末立為鎮④。設置稅收機構，或派出官員，表明此類鄉村都因移民的開發而開始或已經具備置鎮要素。

尤其是一些大家族遷居后，在擴建市場設施、發展市場交易方面更具優勢，更有效地利用江南發達的市場網絡。馬陸里自宋陸秀夫長子南大與馬氏共居于此后，“市廛漸以稠密，元明以來由邨成鎮”⑤。楊行，宋時“有楊(垕)從高宗南渡，卜居于斯，工于會計，代客賣買，誠一無偽，商民共信而咸集，就成市焉”⑥。鄞縣小溪鎮，“宋紹興中，北客多樂居之。魏文節公結圃墅，與大粱張武子為詩友，其他如安儀同、孫、王尚書相繼卜筑”⑦。

第三，江南市場格局在宋廷駐蹕臨安后政府需求的刺激下有所變化，一些聚落獲得新的發展契機，特別是運河的地位與功能加強，沿線一批交通運輸型市鎮成長起來。杭州臨平鎮與秀州崇德縣之間有座長河堰，為行旅羈留之所，在其附近，北宋有修川市，筑長安堰，南宋其地理位置更為顯要，遂置鎮，因堰以名。常州奔牛鎮，“白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途出于此者，居天下十七，其所系不愈重哉”⑧。奔牛鎮和附近的呂城鎮，僅“腳船、腳夫平生靠運米以謀食者”，就逾數百家⑨。臨安府的長安鎮、湯村、臨平等鎮市，都因南渡人口的遷入而繁榮。《夢粱錄》說：“臨平、湯村等鎮市，因南渡以來伉為行都，二百年戶口蕃盛，商賈買賣十倍于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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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烏青鎮志》卷2；《烏青文獻》卷1。

② 《宋會要．食貨》卷19“商稅”，“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臣僚言”。

③ 澉鎮百醫靈祠，奉閩中吳真君，開禧三年“閩商繪像傳塑，俱祈病者，甚驗，匹方咸集”。該鎮另有廣福廟，所祈之神，亦有泉州之風。(海鹽《澉水志》卷5“寺廟門”)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22之1“輿地略村鎮”。

⑤ 嘉慶《馬陸里志》卷1“疆域”。

⑥ 嘉慶《楊行志》卷4“凡例”。

⑦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⑧ 陸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閘記”。

⑨ 黃震《黃氏日抄》卷72“回申再據總所欲監錢狀”。

南宋成長的江南市鎮，大多數至明清延續著南宋奠定的市場基礎與發展勢頭，呈現出不可逆轉的歷史演進脈絡，顯示出經濟地理布局上較強的合理性，表明市鎮演進的歷史連貫性和持久的生命力。但也有不少明清時衰落下去，因為南宋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不再具備。大多為自然地理的滄桑變化所致，水陸變遷，亦或由天災人禍造成，有的則是因為市場格局的變動，凡此都顯示出市鎮發展的曲折性與脆弱性。吳江縣(庉)村市較典型，據村志載，宋時因移民定居而興，明時則因居民移出而衰。該村市唐時即盛，宋“南渡寄居于此地者千余家”。明初居民遷徙，地多閑曠，乃易市為村，有前后二村。有的市鎮則在競爭中被淘汰。廠頭鎮，“在宋元時代亦一巨鎮。……父老傳言，當時商埠之廣袤較勝于真如。迄如今不過四五百年間，僅存二三店肆，無異村落。”明清時被附近的真如鎮所代替①。有的宋代名鎮，雖然不完全是因移民而興，但顯然不無關聯，明以后亦趨于衰退。青浦大蒸鎮“宋元時人煙稠密，明時遭倭寇，市遂衰落”。小蒸鎮“自宋元以來人文蔚起，為一邑望。鋪戶毗接，商販交通。國朝道咸以來，河道淤塞，市廛日衰。粵賊焚掠，更非昔比矣”②。月浦“相傳建于宋，盛于明，衰于倭變”。由于自然地理變遷，一些商道市鎮特別是海港市鎮凋敝。與月浦相隔六里有黃姚鎮，為宋之名港，“已沒人海，亦不知沒于何時”③。嘉定縣錢門塘，宋嘉定十年設嘉定縣后即為一大鎮，人煙稠密，街巷紛歧，元明兩代時規模漸小，改稱市④。澉浦鎮，“自南宋以來，為吾國重要之海口”，明代，“人情與前代大異，蓋自禁筑城，官兵守御，利源既絕，往跡俱非，不見異物，也無外慕”。水道湮塞，缺少疏浚而淤淺。⑤這些市鎮的滄桑變化，顯示出南宋移民作用與市場環境的特殊性，某些市場促進因素明清時期不復存在，或者格局發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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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國七年《真如里志》“真如商業概況”。

② 宣統二年《蒸里志略》卷1“鎮市”。

③ 《月浦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