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經濟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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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資經濟含義范文

“民營經濟”，其內涵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其焦點主要在于對集體性質的企業怎么看。在改革開放之前，許多集體企業“官辦”的味道很足，有的被人們稱為“二全民”、“二國營”、“大集體”。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在對原有的公有制企業進行改制的時候，出現了“公有民營”的稱謂，這里所指的“公有”，既有“國有”的含義，也有“集體”的含義。這一界定把“民營”與“集體”分離開了，自然就縮小了“民營”的含義和范圍，這是狹義的理解。

“民”的含義還與“公民”、“國民”、“居民”、“民間”、“民族”等詞義相聯系，這些含義又往往與人們的居住場所、生活地域、國籍待遇、文化和政治類別等因素相聯系。按照這樣的含義，“民營經濟”又可以理解為，具有本國國籍的公民興辦或經營的經濟實體的總和。鑒于此，有人把目前我國境內經濟分為三大部分，即：國有經濟、外資經濟和民營經濟。(值得商榷的觀點：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同志《在中國首次民營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演講》把民營經濟的范圍界定為：廣義的民營經濟是對除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統稱，包括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集體企業、港澳臺投資企業和外資投資企業。狹義的民營經濟則不包括含港澳臺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

“民營”和“民有”也有區別。“民營”與經營方式相聯系，具有經營管理的屬性。“民有”與產權關系相聯系，具有產權歸屬的屬性。一般說來，“民營”的未必就是“民有”的，我國目前還存在“國有民營”的企業；而“民有”的絕大多數是“民營”的。換言之，“民營”包括的范圍要大于“民有”，所以用“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比用“民有經濟”和“民有企業”更為合適。

“民營經濟”與“民營企業”還有區別。“民營經濟”應該是民營意義上的各種經濟成分和要素的總和，“民營企業”是民營意義上的一種企業形態，是“民營經濟”的主體部分或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在“民營企業”之外，還有具有“民營經濟”屬性，而非以盈利為目的的、從事非經濟活動的、非企業的單位或部門。比如：一些從事社會福利、從事社會救助、從事慈善事業的民營單位或組織。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對“民營經濟”試做如下定義：民營經濟是以反映投資主體或經營主體為主要特征的經濟成分，是在一個國度里由本國居民投資創辦、經營或控股經營的企業和事業單位經濟要素的總和。“民營企業”是由本國公民出資興辦或經營的從事經濟活動的經濟法人實體和非經濟法人實體，具有自行組建、自行籌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謀發展的特征。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

近幾年來，為了及時了解民營經濟運行情況，分析和解決民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更好地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遼寧等省市都對當地民營經濟運行情況建立了統計分析制度。比如遼寧省對民營經濟的統計范圍是，不包括國有及國有控股、外商和港澳臺商獨資及其控股的經濟組織，而前者之外的經濟組織都在統計范圍，即：它包括了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也包括鄉鎮企業的全部，還包括城鎮集體、股份合作制等等企業組織。這樣界定的實質等于換個角度給民營經濟下了定義。

但無論怎樣說，“民營經濟”其概念必將約定俗成，其理由有四：

第一，民營經濟的發展態勢，客觀上需要帶有總括性的詞匯對其進行總體描述。包括個體、私營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及其他非國有、非外資的經濟組織的社會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顯著，是必須引起我們足夠重視的社會經濟現象。

2004年，遼寧省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現實，按照上述統計口徑，遼寧省民營企業創造的增加值達到了全省社會總產值的51％，民營經濟在遼寧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顯現。遼寧在全國以“國有企業大省”著稱，因此，遼寧經濟運行的重大變化不僅在遼寧有重大意義，而且在全國也有重要意義。

我們來看看令中國乃至世界驚嘆的“溫州模式”。改革開放之后，在浙東南的溫州依托民間資本，興辦民營企業，100萬農民由農村轉移到城市，220萬溫州人走到全國各地經商，276萬外地人員到溫州去工作。溫州迅速致富，躋身于全國城市競爭力24強之一，被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稱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溫州人創造了中國脫貧致富的成功模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最先反叛傳統的所有制結構，與傳統的所有制結構形成鮮明的對照，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實踐證明，這種選擇符合溫州的實際，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實際。溫州成功模式的內在動力在于：民營經濟，特別是非公有制經濟產權約束更為嚴謹，機制運行更為靈活，追求利益的欲望和發展的欲望更為強烈。溫州的崛起依賴于千家萬戶，經歷了千方百計的籌劃，歷經千辛萬苦，積累了千言萬語的體會，顯示了民營經濟旺盛的生命力。

從全國而言，按照黃孟復同志的界定，2002年全國民營經濟在城鎮中的就業比重已經超過70％，2004年民營經濟在第一、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超過82％，2003年廣義民營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占全國GDP的65％(其中外資經濟約占15％左右)，廣義民營經濟繳納稅收占全社會稅收收入的比重2003年為66．5％，2004年1至9月為71％(見黃孟復《在中國首次民營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演講》、《在第二屆中國民營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演講》)。而且，民營經濟的發展在穩定社會，發展社會公益事業，建設和諧社會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民營經濟的基本內涵看，它反映了我國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一個大特征。這種稱謂把它涵蓋的經濟成分與國有經濟，與外資經濟區別開來，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令人關注的重要經濟力量，它的發展壯大記錄我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是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見證。

第二，民營經濟的表述基本符合科學分類方法。對事物進行歸類表述是科學方法之一，也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良好習慣和重要傳統，這種習慣和傳統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幾十年來，我國對經濟組織、經濟成分的分類表述錯綜復雜。比如，從工商注冊看，現行的企業類型就有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等17個類型，其中還沒包括個體工商戶和外資企業。從地域上劃分，有鄉鎮企業，還有城鎮集體企業。從所有制大的框架劃分，有國有的或全民的，有集體的，還有私營的，其中還有在世界尚未有定論的，到底屬于公有，還是屬于私有的企業――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業。而民營經濟的表述，把國有經濟和外資經濟作為兩種特有的經濟類型獨立起來，把兩種類型之外的本質相近的經濟成分結集在一起，既有內在合理性，又有表述便捷的特點。從邏輯學的角度看，在總體經濟構成中它是對本質相近經濟成分的分述；下延一個層次，它又是對本質相近經濟成分的概括。

第三，這種稱謂在全國大多數省市得到了基本認同。據考證，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我國一個叫王春圃的學者就曾在一本書中用過“民營”的概念。1942年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也曾使用這個概念，他把民營經濟看成是老百姓辦的經濟，其中包括合作社。(見宋寶全、王生發編著的《托起明天的太陽》沈陽出版社)使用這個概念真正頻繁起來是近十幾年的事情，而且它是來自基層，來自群眾的。這種來自群眾，來自基層的認同，往往是一種稱謂得以確定的基礎和前提。特別值得提出的是，1993年國家科委和國家體改委聯合擬發了《關于大力發展民營科技企業若干問題的決議》，2002年11月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也使用了“民營科技企業”的概念。目前在我國有眾多的地方民營經濟報刊，有中國民營經濟研究院，還有眾多的地方民營經濟研究會。2003年11月和2004年12月，全國工商聯牽頭連續召開兩個年度的中國民營經濟形勢分析會，會后全國工商聯又組織連續編寫了2003年、2004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兩個年度報告和2004年《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可見，盡管目前人們對這種稱謂內涵的界定還不盡相同，但它不會，也不能因此而影響這種稱謂的認同趨勢。

第2篇：外資經濟含義范文

如何在原有的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謀求較高的投資水平，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所需解決的首要問題。FDI通過彌補“雙缺口”(Dual―Gap)直接促進了東道國的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可以講，雙缺口模型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吸引外資大規模流入的重要理論依據。事實也是，資本的流人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王小魯和樊綱在2000年的實證研究表明，在1980―1997年總共18年間，我國國內儲蓄減國內投資的實際缺口有13年出現正值，其中最高的1997年名義缺口為2745億元，實際缺口為898.5億元，占GDP的3.01％。一方面是國內儲蓄的過剩，另一方面又是國外資本的流入。這種絕無僅有的現象向經濟學界提出了挑戰。本文試圖就這個問題給出一個解釋，并從中引伸出一定的政策含義。

二、 改革時期的FDI與國內儲蓄變動分析

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FDI迅速增長，增速達到兩位數。1983年，中國實際利用FDI為9.16億美元，1992年突破100億美元，1996年又突破400億美元，之后雖然有波動，但一直維持在400億美元以上。加入WTO以后，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增長，2002年首次突破500億美元大關，成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國家。2004年又突破600億美元大關，2006年外商直接投資額達到695億美元，2007年又增長到747億美元。

我們不能否認, 中國引進FDI可以彌補國內的儲蓄不足, 增加就業崗位, 引入先進的技術、管理、規則和國際市場等等。然而, 無論引進外資有多少好處, 彌補國內儲蓄不足始終構成其最基本的因素。

從1952年以來，中國貸款大于存款成為常態。這種狀況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實際狀態,也符合發展經濟學的經典范式。作為發展中國家,資源短缺( 儲蓄缺口) 是我們的主要矛盾, 因此,引進國外資源( 相應地出現貿易赤字) 是我國謀求快速發展的重要途徑。

但是,從1978年開始的近30 年經濟轉型中, 這個最基本的因素卻是在變化著的。1978- 2004 年間的中國存款-貸款格局大致經歷了兩個趨勢相反的階段。1978- 1994 年為第一階段。此間, 儲蓄不足是中國經濟的常態。引進FDI是中國謀求快速發展的重要途徑。1994- 2007 年為第二階段。此間,存貸款差額轉為存差，且存差的規模巨大，這成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常態。相應地, 資本外流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長期現象。簡言之, 如果從存款-貸款的對比關系來分析引進FDI, 其合理性已經基本喪失。也就是說, 如果國內存在使儲蓄資源轉化為投資的有效的金融體制, 引進FDI 的合理性就會喪失, 但現實并非如此。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我國銀行體系存差大量增加，國內儲蓄難以轉化為有效投資；另一方面，FDI大量流入，這是一對尖銳的矛盾，但現實是兩者并存。有學者將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的由過剩國內儲蓄(內資)和在此條件下依然大規模進入的國外儲蓄(外資)所表現的那些資金稱為“迷失的資金”。

三、 國內儲蓄過剩與外資大量進入并存的成因分析

如果說1994年之前FDI的涌入填補了國內投資資金的不足，那么，1994年之后國內銀行體系存差的大量增加則說明在國內儲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外資仍然大量流入，并在中國獲得大量利潤。為什么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迷失的資金”這個謎團呢？

對這一金融謎團, 國內學者的解釋大都認為，這是由于國內儲蓄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投資, 形成了儲蓄過剩和資金不足并存的矛盾。但是，國內儲蓄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投資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與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個大背景的關系是什么呢？本文試圖探究背后的原因，給出一個邏輯自洽、符合事實的解釋。

1、漸進式改革過程中，內生的金融控制導致國內儲蓄無法有效的轉化為投資

肇始於1978年的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是在經濟增長與社會主義的雙重約束下進行的。這是一次偉大的制度變遷。它要求通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穩定中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經濟體制的根本變革。這樣的目標和難度內在的要求一個強政府。一段時期內這個政府擁有強大的動員和分配資源的能力，而實現這種能力的手段有二：一是財政，二是金融。在1978年后，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都是下降的。這說明國家通過財政手段控制經濟是不可行的。即當政府財政能力虛弱，強政府不可能以“強”財政來支持體制內系統本身運轉，迫使國家采用金融控制來支撐舊的體制。這是由于經濟轉型的約束和目標而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

政府意識到“強”國家金融控制有利于儲蓄動員和租金創造, 提升國家金融能力, 因此, 政府就會想方設法來集中和控制這些儲蓄和租金, 進一步做出一些維護和擴展這種制度的具體安排。一旦做出以后,這些具體的制度安排又會由于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而自我強化。這些具體安排包括壟斷性的國有銀行體制, 早期限制金融投機需求及資產替代選擇而不發展證券市場, 1992 年后發展證券市場又主要服務于國有企業。政府通過控制國有銀行為主、控制證券市場為輔, 來動員儲蓄并集中金融資源。這樣, 中國在國家財政能力迅速下降的同時, 迅速實施了強金融控制, 主要依托金融營業網點的行政化分布, 重建了收集民間財富的能力, 為實現儲蓄動員及集中金融資源奠定了良好的體制基礎。

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對體制內企業提供了持續的金融支持。從銀行來看,中國金融機構絕大部分的短期貸款都貸給了國有企業, 國有銀行對國有經濟的貸款比重長期以來平均高達85%以上, 而中長期貸款貸給國有企業的比率不會比短期貸款的低。而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是內生國家金融控制在20世紀90年代的邏輯延伸。此外，國家對體制內企業還進行金融補貼。據世界銀行1996年統計, 中國在1985年至1994年間, 以低利率信貸和未歸還本金形式統計的金融補貼占GDP 比例平均為1.72%, 1992 年曾達到3.6%。因而，我國的改革在體制內企業產出沒有大幅度下降的同時，更多地體現為“體制外增長”。

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還是以計劃的邏輯在分配資金，根本無法保障資源的有效配置。這種制度安排由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進一步得到強化，金融領域本身難以擺脫舊體制的影響。同時,體制內企業改革的復雜性與遲緩惡化了我國金融發展，反過來迫使國家遲遲無法進行全面系統的金融改革，促進金融發展來有效配置資源。中國漸進改革的成功是以金融改革的滯后與巨大的金融風險的積累為代價的。

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 都假定社會中的儲蓄能夠自動轉換為投資。實際上, 在現實生活中, 這種假定是不符合實際的。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是加速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但是, 由于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導致了金融體制的缺陷或相對低效率的國內金融體系, 這造成在中國不僅缺乏促成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的健全、完善、發達的證券市場, 而且缺乏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的發達金融機構和豐富的金融工具, 導致中國國內儲蓄資源的閑置。

2、 地方政府在引資方面進行惡性競爭，扭曲了中國對外資的實際需求

另一方面，內生金融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在體制內獲得資源的格局短期無法打破，國內金融體系不能滿足其投資和增長沖動，地方政府只好更多地從境外獲得支持本地GDP增長的融資來源。

而在分稅制和以GDP作為政績考察主要指標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不恰當地成為以本地GDP增長為目標的市場投資主體。政府邊界的模糊導致了投資沖動的無限釋放。通過吸引外資并使之本幣化,地方政府就可以從國內相對固定的資源總量中占有和使用更大的份額。吸引外資越多,地方經濟實際利用的資源就越多,經濟增長就越快,地方政府的政績也越突出。地方政府經濟活動的軟預算約束和目標短期化特征激發了其不計成本吸引外資的強烈沖動。

引資之風刮得最為熾熱的長三角，地方政府甩賣式的競爭達到了非常慘烈的程度。蘇州是中國吸引外資最為成功并將這個戰略發揮到極至的榜樣，為此，蘇州獲得了一系列的贊譽和政治上的獎勵，但蘇州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蘇省政府的內部刊物披露，蘇州的土地開發成本為每畝20萬元，但為了引進外資，卻將地價壓至每畝15萬元。惡性競爭的驅使下，周邊的吳江、寧波、杭州地區只好將地價壓到每畝5萬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處相鄰，號稱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這種殺價競爭。在上海郊區，每畝土地的價格壓至5-6 萬元。如此，就出現了GDP不斷增長，但招商用地價格不斷下滑的怪現象。在蘇州昆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01年的9.5萬元降到02年的8萬元，再降到 03年的6萬元。

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采取的都是組合性的引資策略，意味不僅在土地上讓利，還要在財政，甚至金融上補貼。同樣是長三角地區，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比例為1：1甚至 1：2）、五免十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這個地區常見的引資組合，有人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福利。這種扭曲的引資政策直接增加了引入外資的成本,降低了外資的利用效益。外資企業由于“超國民待遇”而獲得較高的報酬，扭曲了中國對外資的實際需求，在當前國內資金過剩的情況下，還進一步誘使外資大規模進入。

經濟轉型過程中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導致了金融體制的缺陷，即儲蓄向投資轉化機制處于“低效運行”狀態，實際上是讓渡了利益給外資。

由此可見，漸進式改革內生的金融控制和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 使得一方面FDI大量流入中國，而另一方面國內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每年都有大幅增加。

四、 結論及其政策含義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是在經濟增長與社會主義的雙重約束下進行的。在政府不可能以財政來支持體制內系統本身運轉時，迫使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來支撐舊體制。同時體制內企業改革的復雜性反過來迫使國家遲遲無法進行全面系統的金融改革，使儲蓄向投資轉化機制處于低效運行狀態。而且，內生金融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國內金融體系不能滿足其投資和增長沖動，地方政府只好更多地從吸收FDI來支持本地GDP增長的融資來源。這扭曲了中國對外資的實際需求，在當前國內資金過剩的情況下，還進一步誘使外資大規模進入。

因此，我們要重視漸進式改革中FDI、國內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著手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政策的思考：

第一，要重視從儲蓄角度來觀察失衡問題，提高國內資金的使用效率，努力促成國內儲蓄向有效投資的轉化。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為提高國內儲蓄的利用效率，要穩步推進國有銀行改革；加快發展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和直接融資；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減少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國內融資和對外借貸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培育高效的市場投資主體。一旦我國金融發展有序和健康，內外資的矛盾也就會迎刃而解。

第3篇：外資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美國的直接投資制造業吸收外資比例中國俄羅斯

中國和俄羅斯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的狀況比較

俄羅斯(前蘇聯)和中國過去是兩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大國。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于1978年,遠遠早于俄羅斯。1992年正式確定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經濟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近20年來,中國的GDP年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俄羅斯的改革開始于1992年蘇聯解體之后。前蘇聯解體后的激進改革,導致俄羅斯在一段時期內經濟大幅下降,經濟總量甚至只及改革前的三分之一。直到20世紀末,俄羅斯的經濟才止跌回穩。俄羅斯的經濟增長,開始于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達6%多,經濟總量增加了70%。同時,俄羅斯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后,人均收入的實際增長超過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

中俄兩國的改革,都是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實行市場經濟就勢必融入世界經濟。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中俄兩國存在著很大差別。

中國FDI流入量遠遠多于俄羅斯。1990年中國FDI流入量為35億美元,2003年達到535億美元,是1990年的15倍。2005年的金額是790億美元,2006年是870億美元。同時,2003年俄羅斯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僅僅10億美元,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谷,隨后大幅增長,2005年是150億美元左右,2006年達284億美元。盡管如此,俄羅斯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金額仍遠遠低于中國。

DeMello(1997)指出,FDI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產的私有化和全球化。其他因素還包括政治穩定、政府政策的性質、貿易和投資的制度安排、接受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以及接受國的市場規模等。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定位于“改革和開放”,吸收外資是改革開放的最重要內容之一。俄羅斯實行的是激進的改革,私有化力度很大,但政府沒有特別提倡諸如中國“對外開放”那樣的政策導向或“引進外資”的政績考核指標。

可以說,中國和俄羅斯在吸收外資方面,無論是金額還是政策導向上,都存在不小的差異。正是由于這些差異,使得對兩國吸收的外資在行業間的分布特點進行比較才有意義。

本文擬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制造業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變化狀況進行比較。這一比較是基于計量回歸模型的實證研究。諸如中國和俄羅斯那樣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主要產業,其他眾多的“非制造業”部門尚居于次要的地位。俄國是制造業強國,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制造業也一直占50%以上。美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直接投資輸出國,中俄兩國制造業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狀況基本可以反映兩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在行業間的分布狀況,從而反映出兩國經濟結構的變動趨勢。

對中國和俄羅斯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是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直接投資的存量數據,全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歷年公布的資料。美國商務部公布它們時,已對數據根據歷史成本進行過調整,可比性更好。美國對中國制造業及俄羅斯制造業直接投資金額占美國對它們直接投資總額的百分比是筆者根據兩者的數據計算的。

首先研究美國向中國制造業投資的金額對美國向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彈性。計量模型如下:

lnMANt=α+βlnFDIt+μt(1)

其中,ln是自然對數符號,MAN是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直接投資的金額,FDI是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總金額,u是誤差項,t是時間序列的符號,α、β是參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非常高,自變量前面的參數非常顯著。回歸結果說明,在1982到2004年的23年間,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每增長1%,其中對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約1.22%。對制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比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增長速度快22%。這就導致對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在投資總金額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

由于俄羅斯的數據是從1993年到2004年的,為了與這一時間段相匹配,以期更好地進行比較,本文從表1中截取1993到2004期間的相關數據來考察美國對中國制造業投資的金額對美國投資總金額的彈性。仍用計量模型(1),這時的時間段是1993到2004,其他符號的含義不變。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也非常高,自變量前面的參數非常顯著。在1993到2004年的12年間,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每增長1%,其中對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約1.09%。對制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比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增長速度快9%。雖然制造業吸收的直接投資金額的增長速度沒有23年間的總體速度快,但制造業吸收投資金額的增速仍比投資總金額的增速快。

最后再來看看1993年到2004年間美國對俄國制造業投資金額和投資總金額之間的關系。仍用計量模型(1),這時MAN是美國對俄羅斯制造業直接投資的金額,FDI是美國對俄羅斯直接投資的總金額,其他符號的含義不變,時間序列的長度是1993到2004。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較差,自變量前面的參數也通不過5%條件下的顯著性檢驗。回歸結果說明,美國對俄羅斯的直接投資總額的增長,和其對制造業的投資金額的變動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結論與分析

根據以上數據及計量回歸的結果,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結論:在1982-2004年間,中國吸收美國的直接投資快速增長,而中國制造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增長更快。基本上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每增長1%,投向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就增長約1.22%,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占美國總投資的比例從1982年的22.45%增長到2004年的55.67%。僅制造業一個行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就占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從1993-2004的12年間,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每增長1%,投向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就增長約1.09%。而在俄羅斯獨立后的1993年到2004年,俄國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金額變動與美國對俄國投資總金額的變動基本上沒有相關性。美國是世界主要的直接投資輸出國,對外投資的行業也很齊全。一國的不同行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該國經濟結構的真實情況。在全球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中國的制造業接受的外國投資不斷提速,成為“世界工廠”的趨勢非常明顯。其中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政府倡導的對外開放政策使吸收外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二是中國較低的工業水平和龐大的勞動力使得低附加值的制造業成為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能與外資的投向一拍即合。

俄羅斯的情況較之中國大為不同。在實證研究所涉及的12年中,俄國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總額也有8倍的增長,但制造業吸收的投資金額上下變動很大,沒有明顯增加。直接投資總額的增加大多落實到了“非制造業”。因為俄國比較徹底的私有化使得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政府沒有明顯地提倡諸如“擴大開放、引進外資”之類的發展經濟的政策取向(即使提倡也未必被私有化了的企業所認可);再者,俄羅斯的制造業水平遠較中國為高,其他國家的制造業未必比俄羅斯本地的制造業有優勢。這就限制了制造業向俄羅斯的轉移。

如第一部分所述,外資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產的私有化和經濟的全球化。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開放政策倡導下以開放促發展,而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主要是以徹底的私有化促發展。俄羅斯的私有化經歷了私有化股權證時期(1993-1994年)、債轉股時期(1995-1996年)和個案私有化時期(1997年以后)三個階段,其中雖多有缺陷,對私有化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但其最終的徹底私有化目的還是達到了。可以說,中國吸收外資的主要因素來自大力對外開放,俄羅斯吸收外資的因素來自經濟的徹底私有化。外資流入兩國制造業的重大區別是否是由于兩國吸收外資的因素不同所致,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俄羅斯的制造業吸收外資的比重不隨吸收外資總金額的增加而增加,從一個方面說明俄國的產業結構比較合理,制造業并未擠壓其他行業—特別是代表未來產業發展趨勢的服務業—的發展空間。中國和俄羅斯在這方面的差別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參考文獻:

1.世界銀行的兩份報告,.2007.1.29

2.唐以今.中國與印度利用外資之比較研究[J].現代財經,2005(5)

3.中國證券網,.2007.1.11

第4篇：外資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 外資并購 國家安全 安全審查

一、國家安全的含義,以及我國對其保護的現狀

很多學者認為，國家安全就是指經濟安全。筆者認為，當今社會的構成要素融合已經相當集中，外資并購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不僅僅只是過去對經濟的沖擊，其范圍已經擴張到更加廣泛的國家安全，主要包括國防安全、文化安全、環境安全、能源安全、經濟安全等重要內容。

文化安全，就是文化的保護做的不到位。

環境安全，指與人類生存、發展活動相關的生態環境及自然資源處于良好的狀況或未遭受不可恢復的破壞。一方面是生產、生活、技術層面的環境安全；另一方面是社會、政治、國際層面的環境安全。

能源安全，筆者的理解就是外資并購國有企業，大量消耗我國本土的能源為自身企業謀利益，同時，由于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夠發達，在原料加工、能源利用等方面都不夠完全，加速了我們的能源危機。

對于經濟安全，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但核心就是和利益問題。

我國對外資并購安全審查制度的建設與完善正在不斷更新，其中：2006年2月23日出臺的《國務院關于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中就明確，“大型重點骨干裝備制造企業控股權向外資轉讓時應征求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意見。”表明了國家管理層對于外資并購重點行業的骨干企業不得危害國家安全的底線。

2006年8月8日，商務部、國資委、稅務總局、工商總局、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等6部委頒布了新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該規定中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顯得格外突出，為外資并購我國境內企業劃定了一條“安全底線”。

2006年11月出臺的《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對外資并購給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加強對外資并購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行業重點企業的審查和監管，確保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戰略行業、重點企業的控制力和發展主導權。”

2007年6月，反壟斷法二審稿又增加規定：“對外資并購國內企業或者以其他方式參與經營者集中，涉及國家安全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審查。”

然而，我國對外資并購的安全審查還極不完善，只是明確了對于“涉及國家安全的”應當進行審查，但由誰審查，如何審查都沒有規定。現有的行業準入審查和反壟斷審查并不能替代國家安全審查最多只是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審查，外資并購有可能對廣泛的國家安全，甚至包括對國防安全構成威脅，我國在這方面的審查制度基本缺失，目前，迫切需要建立全面的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二、外資并購對國家安全造成的主要威脅

1.抑制我國某些行業的龍頭企業，甚至阻斷其發展，控制國內企業，直至達到控制某些行業的目的。

2.國有資產流失，同時逐漸消滅我國的民族自主品牌。

3．收編我國一些自主研發力量，使國內多年積累的技術進步的基礎受到嚴重削弱。

4.帶來許多社會問題，特別是就業問題。外資并購后，為了企業自身的利益，采取各種迂回方式解雇工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三、國外的相關立法

對外資并購進行國家安全審查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的制度。美國是世界上最早設立跨國并購門檻的國家，對外資并購的審查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和程序,對外國公司并購本國企業的國家安全審查也由來已久。其主要構成為：

1.審查機關。外國投資委員會是其負責國家安全審查的機構（CFIUS），是隸屬于財政部、但跨部門運作的政府機構，主要負責評估和監控外國投資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CFIUS在實際運作中發展出一整套衡量和評估體系，各成員分工明確、相互配合。在財政部以外，國防部和商務部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對于外資并購的國家安全審查，并不限制在經濟安全的范疇內，而是整個的國家安全，包括國防安全。

2.審查程序。CFIUS的國家安全審查分為4個階段：申報或通報、審查階段、調查階段、總統決定。

3.審查標準。CFIUS的審查標準從法律的相關規定來看比較原則籠統，為具體執行預留了很大的空間。主要是看是否有充分證據表明該并購將威脅美國國家安全，以及美國現有法律規定能否提供足夠的權限來保護國家安全。

四、對我國外資并購安全審查的建議

1.對外資并購設立統一的審查機構。即建立跨部門、跨地區的聯合審查機構，建立透明、規范的審查程序和流程，切實把住國家安全的審查。在目前統一的審查機構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可以建立臨時的聯合審查會議之類的機構，作為過渡性機制。

2.明確審查的對象。比如制定國家管制的戰略性產業、重點企業、重點產品與技術名單，對外資購并進行規制，根據不同情況分為禁入、禁控和禁購幾個層次。

3.確立審查的標準。如對于我國的一些“幼稚性產業”，要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做出限制或禁止的規定，對于我國的一些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業”，如軍工產業等，則禁止外資并購。

第5篇：外資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 民族地區;外資投資;原因分析;對策思考

自西部大開發以來,國家對民族地區的大量扶持政策使得我國民族地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外商投資規模也不斷的加大,但是我國民族地區在利用外資方面與中東部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民族地區對外資的使用不合理直接阻礙了民族外資使用增長率的提高,進而影響了我國民族地區自身經濟的發展。解決民族地區利用外資發展本地區經濟,是影響我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西部大開發和社會和諧,民族地區穩定的重要問題。

一、民族地區外資利用的理論分析

1966年錢納里和斯特勞特提出“兩缺口”模式。他們在開放經濟的框架上分析決定經濟能否增長否定增長的四種因素,即儲蓄、投資、出口和進口。

根據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宏觀分析,得出以下恒等式:

I-S=M-X (1-1)

由公式(1-1),(I-S)表示儲蓄缺口,(M-X)表示外匯缺口,在既定的核算階段,儲蓄缺口應與外匯缺口相等。當出現儲蓄缺口的時候,需要靠外匯缺口來彌補,而要保持外匯缺口,主動的做法就是引入外資。

他們認為大部分不發達國家國內資金缺乏,主要依賴外部資源來提高人均收入,外部資源的利用不僅加快了經濟增長的速度,而且也大大加強了運用自己資源取得經濟持續發展的能力。“兩缺口”模式從理論上強調了利用外資發展經濟的積極作用。我國民族地區長期以來經濟發展落后,儲蓄缺口大,但是由于民族地區自身的經濟實力不能內部解決其資金問題,因此,需要靠外來資金的注入解決其資金形成困難的局面。

二、民族地區利用外資現狀與特點

隨著我國投資環境的逐步改善以及國際產業、資金的轉移速度加快,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也不斷大幅度上升。2008年吸引外資水平繼續提升,實際利用外資923.95億美元,同比增長23.58%,其中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79.84%。雖然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我國今年1～6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30.09億美元,同比下降17.9%。但是從長遠來看,隨著各國經濟的復蘇以及國際間經濟合作的加強,我國利用外資的規模也將不斷攀升。但是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我國民族地區長期以來,經濟落后、發展水平低,在外資利用方面仍落后于我國其他地區。由于民族地區的特殊性,在外資利用方面有許多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點。

1.利用外資總額小。民族地區利用外資總額與中部,東部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根據西部實際利用外資額和結構數據顯示:2002年西部實際利用外資總額200517萬美元,占全國外資利用總額的3.82%;2003年西部實際利用外資總額169738萬美元,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3.11%。2005年江蘇、廣東和山東三省實際利用外資都超過100億美元,而民族地區大部分實際利用外資都低于10億美元。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利用外資的總額僅占到全國利用外資總額的3%左右。

2.利用外資的質量不高、效率低。外資投入的產業分布不平衡,目前,東部地區外商投資的產業分布情況為:第一、二、三產業的比例為3:70:27。而西部地區的外資有90%投資于第二產業上,農業項目比重僅為0.07%,第三產業投入比重也很少。外資投入在第二產業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而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較少,投資于基礎設施,高新產業較少。

3.資金來源單一。資金主要來源于港澳臺的中小投資商,歐美日等國大財團投資較少。

4.利用外資的地區分布不均衡。西部地區,外資主要集中于四川、廣西、陜西、內蒙古、云南、重慶6省市。無論是從各省市實際利用外資情況,還是東西部儲蓄缺口與引資狀況來看都呈現出“二八規律”。6省市年實際利用外資占西部12省市區實際利用外資的80%左右,其他省市僅占20%左右;6省市的外商企業投資總額占西部12省市區總額的80%左右,其他省市僅占20%左右。

三、民族地區引用外資困難的原因分析

1.基礎設施條件落后,是民族地區吸引外資困難的硬件屏障。基礎設施建設的好壞與外資投資有很大的關聯性,基礎設施條件是外商投資考慮的主要因素。外商在投資與于某一地區時不僅考慮投資回報率而且在立足于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上,分析其基礎設施條件的好壞。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后阻礙了信息的傳播,影響了外商的收益率,從而也大大的降低了外資進入民族地區投資的積極性。

2.勞動力素質較低影響外資投資。勞動力的素質高低、技術水平的先進與否、管理才能及相應管理經驗、相關的投資法規等要素,影響經濟發展中外資吸收能力的大小。其中,勞動力素質的高低對外資吸引能力的制約尤為最甚。

我國民族地區教育水平落后,勞動力素質不高。西部民族地區小學入學率低,初中教育薄弱,九年義務教育很難普及。文盲、半文盲人數較多。據統計,2004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占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為10.32%,而我國的文盲絕大部分又集中在西部民族地區。因此,我國民族地區人口數量較多的優勢與較高素質和熟練勞動力的相對不足的矛盾,這勢必會影響對外資的吸納能力。

3.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是影響投資收益,影響外資吸納能力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區的生產要素在各地區,各行業之間的流動不通暢,市場信息傳播不靈通,商品得不到充分的交換;民族地區貧困,對商品的消費欲望低,同時由于民族地區政府更多的干預,價格缺乏彈性,從而市場不能出清,投資商的利益也會受損。民族地區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極大的約束了外資的吸收能力。

4.民族地區投資利潤低,投資風險大,才是外資投入較少民族地區的根本原因。資本的逐利性質決定了資本只會向利潤率較高的地方移動。綜合民族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低,教育水平落后,勞動力素質低,投資環境差的綜合原因致使外資投資于民族地區的利潤率較低,這才是民族地區外資吸收困難的根本。

四、民族地區外資利用對策探討

“兩缺口”模式為不發達地區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用外資發展本地區經濟提供了理論指導。制定妥善的外資利用計劃,進行經濟改革,積極利用外部資源正是“兩缺口”模式的政策含義。

1.引用適當規模的外資。根據“兩缺口”模式理論與東部10省的實際利用外資經驗,吸引外資的規模應以稍微大于儲蓄缺口為宜。規模太小不能彌補儲蓄缺口,也不能發揮外資的技術效應,就業效應和效率效應;規模太大,超過地方的償債能力,反而成為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負擔。一國或一地區使用外資的規模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地區的經濟規模、地區的生產總值、財政收支狀況、進出口貿易總額、地區的儲蓄情況、外債結構以及管理水平、地區經濟發展潛力等,所以,民族地區在引用外資時應充分考慮上述因素,合理的引進外資規模。

2.合理分配外資,使其產生最大經濟效益。民族地區百業待興,很多產業和方面都可以利用外資來彌補。但是根據資源的稀缺性,外資也不可能無限制地引進,也不可能全方位的投入,只有產生最大經濟效益,才算實際利用外資的成功。如何分配外資,才能達到最大經濟效益?

事實上,法國發展經濟學家佩魯提出的“發展極”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為落后地區發展經濟提供了理論指導,佩魯的發展理論已經成為當今一些發展中國家解決地區經濟優先發展的理論依據。在民族地區利用外資的問題,我們完全可以擴展“發展極”理論,重點將外資引入這些“發展極”產業,使得某些地區產業,企業以較快的速度優先得到發展,通過不斷其吸引力和擴散力擴展自身規模,在帶動效應的作用下,帶動其他部門的共同發展。作為“發展極”應該具有吸引作用和擴散作用,其具有技術的創新和擴散、資本的集聚和輸出、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形成“團塊經濟效果”四方面的表現。

(1)結合民族地區自然資源優勢的特色產業。民族地區可以依靠本地區的自然資源發展相關產業,從本地區獲得資源和原始材料有利于節約成本,同時在引資發展特色產業的同時應注意產業的布局和產業鏈的發展。通過利用外資擴大特色產業規模,使其發揮規模效應和帶動作用,延長產業鏈,發展深加工,充分利用資源。所以,民族地區特色產業的集中分布和深加工是引用外資時應注意的問題和發展方向。

(2)結合民族地區人力資源廉價且技術水平低的特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民族地區的教育不發達,技術缺乏,利用外資的時間晚于東部,所以在引用外資時資金的利用更傾向于資源密集型,如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農業、采掘業、食品加工、紡織業等,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新技術產業或資本密集型產業。

3.根據民族地區原有工業,引進外資。在引進外資時,必須和民族地區現有的國有企業相結合,以現有國有企業為依托,通過引資帶動產品的開發,活躍市場,引進先進管理經驗推動國有企業管理,促進技術和經營機制的提高,增強競爭能力,使之更能適應市場的變化,也使得在外資的幫助下國有企業進一步發展。

4.營造利用外資的良好環境。民族地區利用外資的環境遠不如東部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在這里的“環境”不僅指客觀的地理環境,而且指民族地區的硬件環境(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也指民族地區的軟件環境(教育、素質、技術、文化習俗等)。民族地區要獲得更多的外資就必須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做好規劃,為引用外資清除硬件屏障。民族地區一方面要實施好義務教育,發展好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提高民族地區的技術水平,同時給下崗工人提供專門的職業教育提高整體勞動力素質機會。

為了更好的吸引外資,民族地區還應更進一步的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如:(1)加強法制建設,打擊各種違法經營行為,營造一個公平,透明的市場體系;(2)改變思想,與時俱進,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民族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

綜上所述,民族地區引進外資是民族地區彌補自身缺口,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徑。但是在強調資金重要性的同時,不能忽視對本地區內在潛力和資源的開發。在利用外資發展民族地區經濟的過程中優先將外資用于“發展極“產業是有效利用外資的理性選擇。

參考文獻

[1]譚崇臺.發展經濟學概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3)

第6篇：外資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企業；所得稅改革；稅收優惠；外商；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810.4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3-0033-04

引言

2008年1月1日開始全面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實現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制的統一。長期以來，由于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在名義稅率上的不統一，加上眾多吸引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外資企業的實際平均稅負一直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外資企業獲得了投資和經營的良好政策支持，稅收優惠政策在吸引外商投資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出于為內外資企業創造一個穩定、公平和透明的稅收環境的考慮，企業所得稅改革將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所得稅進行“兩稅合一”。“兩稅合一”，是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的統一。對原來享受眾多稅收優惠的外資企業來說，這一政策在客觀上將導致這些企業整體稅負增加。新企業所得稅法的這一規定將直接影響各行業、各地區在吸引外資方面的現有格局，單純的稅收優惠政策將不再成為特定行業或地區進行招商引資的最重要手段。

在這個背景下，研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之后對外商投資的影響就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本文以廣東省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對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后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并試圖通過本文的有關研究，對廣東省在兩稅合并之后如何更好地吸引和利用外資提出建議。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作為最早開放的省份之一，已經在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積累了優質的投資環境資源，并形成了良好的區位優勢。同時，得益于稅收優惠的政策支持，廣東省在吸引外商投資一直走在全國前列。研究兩稅合并對廣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對兩稅合并之后中國其他經濟較發達地區的招商引資也具有借鑒和參考價值。

一、相關文獻回顧

本文所指的外商直接投資，即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現代資本國際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FDI作了如下定義：外商直接投資是指在投資人以外的國家所經營的企業擁有持續利益的一種投資。FDI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眾多研究表明，FDI的流入與當地經濟發展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在涉及FDI的文獻中，不乏與稅收優惠政策有關的研究。孫江明等（2008）以中國的制造行業為例，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稅收政策對中國吸引FDI的影響。該研究指出，現階段中國稅收優惠政策對吸引FDI的流入存在正向影響作用，因此涉外稅收優惠的波動可能會影響到中國對FDI的吸收。但該研究并沒有考慮到中國不同省份之間對吸引FDI的區位因素，只是重點考慮行業差異帶來的影響。傅元海（2007）選取了稅收優惠政策對FDI質量的影響的角度進行分析。傅元海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的FDI雖然在總量上保持增長，但是所吸收的FDI在質量上并沒有得到持續改善。改革開放以來依靠稅收優惠政策吸引的FDI是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相對較少，中小企業投資比重較高，FDI的平均質量不斷下降；中國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所吸引的外資大部分集中于對政策更為敏感的中小企業，歷年FDI的平均規模不斷縮小，即FDI的質量也不斷下降。

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后，有學者對內外資企業稅負變化的有關影響進行了研究。張燕生、張岸元等（2006）分析了“兩稅合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的主要結論指出：外資企業投資的主要動機已逐漸從成本驅動為主向市場驅動為主的方向轉變，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在吸引外資過程中的作用已明顯減弱，但該研究并沒有針對這一論斷進行實證分析。莫曉芳（2007）研究了“兩稅合一”對廣東省外資企業稅負與利用外資的影響。該研究利用2000―2005年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并以此為依據預測未來五年內稅率變動對廣東外資企業的稅負影響，分析結果認為，“兩稅合一”政策通過規范化的稅收優惠政策導致外資企業的收入有所減少，因而“兩稅合一”在客觀上會增加廣東外資企業的稅收負擔，引資格局將發生一定變化；該研究在實證分析部分對影響FDI流入因素的考慮并不全面，只是對相關的涉稅數據進行了簡單的時間序列回歸分析，結果難免出現偏差。其他學者對有關“兩稅合一”政策和FDI的關系也進行了不同角度研究，如龍筆鋒（2007）研究了“兩稅合一”后中國FDI流入水平的穩定性。

以上有關文獻的研究表明，“兩稅合一”的所得稅政策在稅收優惠上的調整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分析，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借鑒前人的有關研究成果，采集了1994年稅改之后（1995年為本文采集樣本數據的起點）至2007年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兩稅合一”政策對廣東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實證分析部分將以稅收因素作為解釋變量，同時考慮其他影響FDI流入的控制變量，通過分析1995―2007年外資企業所享受的稅收優惠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對兩稅合并之后廣東省如何改善稅收和非稅收因素從而創造更好的招商引資環境提出相應的建議。

二、研究設計

本文將通過建立含稅收因素的統計模型對廣東省歷年吸引FDI的總量進行實證研究，分析企業所得稅改革的直接效應。企業所得稅改革（主要是所得稅方面的優惠）的直接作用是降低享受優惠企業的涉稅支出，使其稅后經營利潤增加，增大投資回報率，從而達到促進受惠企業生產經營的目的。改革開放以來，類似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吸引外商投資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因為有關優惠政策所帶來的稅收成本節省，使得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濟特區等地區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資。因此，外商直接投資與稅收優惠政策存在相關關系。

但稅收優惠政策并不是影響FDI流入的唯一因素。FDI的主體――國外投資者不僅僅看重稅收優惠所帶來的成本節省，其他一些非稅收因素也同樣能夠影響國外投資者的決策。國內外有關FDI影響因素的研究較為豐富，本文選取了以下幾個非稅收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即：該地區的市場發展前景，投資環境因素，經濟的對外開放程度，外商投資的人力資源成本，該地區的市場化水平等。市場發展前景、投資環境、對外開放程度和市場化水平等幾個因素與跟FDI的回報率直接相關，對于廣東而言，雖然近年來全省一直致力于發展技術密集型經濟，但受限于國內總體技術水平不高等因素，勞動密集型經濟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因此人力資源成本也是影響FDI流入的重要因素。

基于有關文獻研究和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了如下假設：

H0：企業所得稅改革所帶來的稅收成本節省對廣東省FDI的流入有顯著影響。

本文選取下列變量建立統計模型進行時間序列的多元回歸分析：以廣東省每年流入的FDI作為被解釋變量，對應的統計數據則采用每年的協議利用外資額；以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單位稅收支出作為解釋變量，由于無法獲得外資企業享受稅收優惠的直接數據，采用“外資投資企業所得稅/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作為替代。從理論上來說，稅收負擔越輕，FDI的流入越多，因此，被解釋變量FDI對解釋變量“單位投資的稅收負擔”反應較為敏感，預計符號為負；控制變量則包括：（1）廣東省GDP的年增長率，表示廣東省經濟發展水平或市場規模增長速度，作為市場前景的替代變量，與FDI正相關，預計符號為正；（2）廣東歷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表示郵電、通信、金融、信息等設施和服務的便利程度，作為投資環境的替代變量，與FDI正相關，預計符號為正；（3）廣東歷年進出口總額，作為經濟開放程度的替代變量，與FDI正相關，預計符號為正；（4）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水平，作為外商投資的人力資源成本的替代變量，與FDI負相關，預計符號為負；（5）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占規模以上全部工業企業產值的比重，作為市場化水平的替代變量，與FDI負相關，預計符號為負。綜上所述，建立模型如下：

lnFDI=α+βTax+λ1GDP+λ2Teri+λ3lnInt+λ4lnWage+λ5Mkt+ε

式中，α為常數項，代表無稅收因素下的FDI流入量；ε為隨機誤差項；其他各變量的含義（如表1所示）：

表1各變量含義

三、實證分析

根據前面所建立的模型，本文選取1995―2008年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數據除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額來自廣東省國稅局網站有關統計數據外，其余均來自《2009年廣東省統計年鑒》。對所有樣本數據采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時間序列的多元回歸分析，在進行回歸分析前對部分原始數據先進行處理，如將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除以每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計算得出解釋變量Tax對應的值；對控制變量Mkt也進行相應的計算，再輸入SPSS統計軟件。

本文所選取的統計年鑒中的數據，如全省歷年GDP總額，進出口貿易總總額等，均為對應當年年末時點的數據。而在實際的經濟決策中，外商投資企業通常根據以往的經濟運行情況來進行投資決策，換言之，一個地區本年度所吸引的FDI總量受到上一年度外資企業稅收負擔和有關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影響。因此，在統計分析過程中，對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均滯后一期，即被解釋變量lnFDI選取1996―2008年的數據，其他變量所選取的區間為1995―2007年。

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如下：

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表明統計模型基本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將有關數據輸入并運行SPSS統計軟件后，得到的有關回歸結果顯示R2=0.95，調整后的R2=0.889，F統計量的值為15.738（顯著性水平小于0.5％），說明模型總體擬合程度較好；DW統計量的值為2.156，接近于2，模型通過“杜賓―瓦爾遜”檢驗，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其他各項回歸系數值和t統計量的值（如表3所示）：

表3 回歸系數結果

注：t值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由“*”表示：***表示在0.01水平上顯著；**表示在0.05水平顯著；*表示在0.1水平顯著。

根據回歸結果得到：

lnFDI=19.57-2.583Tax+5.281GDP+6.738Teri+0.289lnInt-

0.321lnWage-0.637Mkt+ε

在不超過10％的顯著性水平下，各控制變量的系數均通過t檢驗，但作為解釋變量的Tax并未通過檢驗，顯著性水平低于30％，對應的值為0.349，從而拒絕原假設H0。這個結果表明，在觀察期間內，實際利用外資的稅收負擔水平對吸引FDI的負面影響并不顯著，而經濟和市場開放度、投資環境的完善程度、人力資源成本的高低等因素對吸引FDI的流入有著更為顯著的影響力。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由稅收負擔減輕所帶來的成本節省對FDI的吸引力正在不斷下降。

研究結論與展望

實證分析的結果進一步證明了近年來隨著影響外商投資的非稅收因素得到逐步改善，稅收優惠政策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正在逐漸減弱。改革開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資以港、澳、臺中小投資企業為主，占外商投資企業總額的75％左右，其中絕大多數在沿海地區設立，從事加工貿易。以最早開放的廣東為例，廣東省內的加工貿易均屬于典型的出口導向型外資，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廣東廉價的資源稟賦以降低成本，因而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外商投資的稅收優惠對其投資區位選擇有較大的影響。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廣東省外資企業的構成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大型跨國投資項目迅速增加，FDI的質量比改革開放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眾多跨國投資以搶占中國市場作為其長期發展戰略。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因素成為FDI流入的最主要誘因，而針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等政策因素的吸引力則相對下降。

莫曉芳在《“兩稅合一”對廣東省外資企業稅負與利用外資的影響》一文中指出，利用2000―2005年的有關數據測算，“十一五”期間新企業所得稅法將使廣東省的外商投資企業的整體稅負增加17.52億元。本文認為，盡管在新稅法的政策環境下，由稅收因素給外資企業帶來的成本節省減少，但廣東從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區位優勢和近年來投資環境趨于優化，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并不會造成FDI流入數量的大幅度下降。

綜上所述，企業所得稅改革后，新稅法規定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外資企業所得稅稅負較名義稅率提高之前略有增加。在此背景下，得益于區位優勢和投資積累，廣東省吸引和利用FDI的總量不會受到明顯的負面影響。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之后，有利于為內外資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同時，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之后，珠三角地區和省內相對落后地區的稅收優惠差距在客觀上也會縮小，外商直接投資可以更好地利用這些地區的勞動力和土地使用成本低廉的區位優勢。據此，本文認為，企業所得稅改革之后，廣東省應該進一步改善非稅收因素，促進外資分布在全省的地區分布結構優化；對粵北地區和東西兩翼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以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在山區發展勞動密集型等加工貿易項目。同時，要進一步提高利用FDI的質量，通過新稅法的宏觀調控，淘汰僅依賴稅收成本優勢生存的中小型外商投資企業，推動大規模、高技術含量的外商投資進入廣東，在此基礎上發展戰略型外商直接投資，從而提高所引入FDI的質量。

參考文獻：

[1]孫江明，郭懷照，張玉娥.稅收政策對中國吸引FDI影響實證分析――以制造業行業為例[J].市場周刊，2008，(5)：122-123.

[2]傅元海.稅收優惠政策對FDI質量影響的實證分析[J].稅務研究，2007，(7)：32-36.

[3]張燕生，張岸元，曲鳳杰，張哲人.“兩稅合一”的宏觀基礎及利弊影響[J].宏觀經濟研究，2006，(5)：5-9.

[4]莫曉芳.“兩稅合一”對廣東省外資企業稅負與利用外資的影響[J].國際貿易問題，2007，(12)：94-98.

[5]龍筆鋒.“兩稅合一”后FDI穩定狀態水平與測度[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07，(12):38-41.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form to The Influence of Attracting FDI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I Yong-ping

（Guangzhou Auto Colleg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800,China）

第7篇：外資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利用外資 國外直接投資(FDI) 產業結構

廣東利用外資總體狀況

自1979年以來的20年中,廣東實際利用外資累計達1108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相當于同期廣東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3。充分利用外資既為廣東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來源,也促進了廣東工業化水平的迅速提高,還為省內外創造了上千萬的就業機會。

2004年上半年，全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46.15億美元，下降14.3%；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繼去年被江蘇省超過之后，今年又被山東省超過。

從絕對數量來看，廣東省已不再是利用外資的龍頭老大，而且其地位有不斷弱化的趨勢，這不得不引起我們思考，同時對其他省份利用外資也許能起到借鑒的作用。

廣東利用外資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FDI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

廣東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在經濟增長率、人均GDP、產業結構、投資規模、技術水平、基礎設施、外向型經濟、市場發育、居民收入等方面，欠發達地區都遠落后于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有些經濟指標甚至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從總量看，2002年廣東實際利用外資前7名的地區仍是深圳、廣州、東莞、惠州、佛山、珠海、江門，都屬于珠三角地區，整個珠三角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150.21億美元，占全省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的90.55％；東西兩翼為8.98億美元，占全省的5.41％；山區為6.7億美元，占全省的4.04％。從人均利用外資來看，2001年珠三角為401.31美元，東西兩翼為26.75美元，山區為34.78美元，珠三角分別是東西兩翼和山區的15倍和11.54倍。

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弱化了廣東整體經濟發展的能力和現代化的效果，并將繼續制約廣東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不加快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廣東就不可能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實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通過利用外資加快欠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目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廣東利用外資改善欠發達地區投資環境應做到以下幾點：

政策傾斜與優惠，引導外資流向欠發達地區。盡快健全和完善欠發達地區利用外資的法規和政策。在遵循全國利用外資法律、法規的基礎上，根據欠發達地區的實際，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在充分考慮WTO公平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的基礎上，制定出既符合欠發達地區實際，又不損害國家整體利益的優惠政策。

改善欠發達地區的投資環境，增強其引資能力。目前，欠發達地區投資環境不盡人意，存在許多問題。因此，促使外資流向欠發達地區的工作重點就是要改善欠發達地區投資環境。

開辟欠發達地區利用外資新渠道。制定相關政策和法律，支持跨國公司對欠發達地區國有企業進行收購、兼并或聯合。

加強對外資流向的引導， 提高欠發達地區利用外資的質量。欠發達地區引進和利用外資應當由過去的全面吸收轉變為有選擇、有重點的吸收，促使外資與資源的結合，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廣東外資來源和投向

廣東外資來源過于集中，其中1990年和1998年廣東省域外直接投資（FDI）情況如表1。

從表1看出廣東省外資來源地區高度集中的特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港、澳與廣東的地緣關系和人民之間的血緣關系,而且開放后三地人民相互往來頻繁,資源互補、相對利益日益增長和經營環境的逐步接軌,是目前廣東仍然保持以港、澳資本為主的重要因素。由于廣東省,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的FDI主要來源于港澳臺地區，港澳臺資金以資本小、科技含量低、勞動密集型企業為特點,不利于廣東產品的競爭力,同時使得廣東利用國際直接投資處于低水平狀態。

所以，我們一定要擴大引資區域和出口范圍。在鞏固原有東南亞和港澳臺地區投資基礎上，應加大對北美、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地區的引資招商力度，避免引資區域的單一化，有效地規避某個地區金融危機的風險。通過外資擴大對外貿易范圍，擴大出口市場，更好地促進廣東對外貿易的發展，提升廣東經濟發展的競爭力。

產業結構不合理

從利用外資的產業結構上看,以工業部門為主。外商投資主要分布在工業部門和房地產業這兩大部門。其工業產業結構的特征表現為輕型化、外向化,輕紡工業項目占主要地位,輕型加工工業發展很快,基礎工業建設相對滯后,同時其生產性產品70%以上出口的占很大比例,有的產品甚至全部出口。這種結構鮮明地體現了外資追求利潤的特征。從廣東在工業化過程中的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來說,這是合理的,但從外資在工業內部的產業分布來看,則顯現出不合理性。在工業內部的35個部門中產值超過100億元的有14個,這些部門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科技含量高的產業。我國利用外資的目的之一就是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因此,須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為已逐漸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只適應于緊缺經濟和非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但20世紀90年代以后,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短缺經濟變成大部分產品供求平衡甚至供過于求,輕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很難適應國內外市場競爭的要求;支柱產業不強,高技術產業對整個產業的帶動、滲透力不夠;第三產業發展不快。所以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勢在必行。因此，我們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調整利用外資的產業戰略，鼓勵外資投向第一、三產業。目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及其進出口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廣東也是如此，雖然加快了第二產業的發展，但使其同第一、三產業的距離差越來越大，三者的不協調發展勢必會延緩廣東工業化發展的進程。廣東省一年四季氣候宜人均適合農作物生長，但由于相關政策措施的不完善不配套，使得農業利用外資的數量極低，從而影響農產品出口。因此，我們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鼓勵外資投資農業。同時，應加大對第三產業的引資力度，但在引進外資時應注意遵循循序漸進、逐步推進的原則，不能一哄而上。

同時應注重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只有這樣廣東才有可能真正成為世界的“制造中心”，而不是“加工中心”。FDI盡管帶來了我們所需要的先進技術，但其產品的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轉移來的只不過是已經進入“成本競爭”階段，也就是對我們來說的相對先進技術，在國際市場上并沒有很強的競爭力。因此，一方面，我們通過使用外資帶來的先進技術，發展其先進技術；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在很多根本性產業技術上加大投資，注重自身技術創新，特別是通過高校、科研機構的研究與開發，建立起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業。

最后，無論何時我們都不能忘記民族經濟是根本，外資只是一國經濟的補充，我們在利用外資的同時，必須大力發展民族企業，在對外開放的同時也要對內開發，主要是對我國民營經濟的開放，包括融資渠道、市場準入等方面，不應搞國內歧視政策和地方保護協議，讓外資、內資有一個公平的環境。

參考文獻：

1.王長瓊.國外逆向物流的經濟價值及管理策略初探.外國經濟與管理,2003(8)

2.褚大建.循環經濟：21世紀的新經濟.探索與爭鳴，2003(9)

3.顧巧論.陳秋雙.面向循環經濟的制造業系統模式.制造業自動化，2004(1)

第8篇：外資經濟含義范文

一、經濟高速發展背后的“拉美化”危險傾向逐漸顯現

在英文中，拉美化這個概念大致有兩種用法。一種是比較相對固定的用法，除將之比喻為兩極分化以外，主要指由于墨西哥等其他拉美國家大量移民涌入美國導致的包括音樂等美國文化藝術的拉美化傾向和就業結構的種族分層化現象；另一類是用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經濟社會問題，或指經濟發展模式甚至某一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所指問題的范圍比較寬泛，僅是一種或多種社會經濟問題和現象的描述。本文中所探討的經濟拉美化問題的含義主要也取決于后一種意思，即指所謂“拉美化”，是指國際壟斷資本（通常是通過跨國企業）控制著受資國的經濟，并形成大量的利潤轉移，國際壟斷資本把大量利潤“刮走”，令受資國只有受剝削而無法分享成果，導致“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七、八十年代拉美國家很多都是個中受害者，而經濟拉美化的名稱亦由此而來。

如今的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但同時世界上也涌現出了一些比中國更具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此時中國面臨的環境與九十年代初的拉美所面臨的如出一轍。簡單地把中國和拉美比附是草率的，但在拉美的前鑒之下，這種擔憂顯得不無道理：在新的戰略機遇時期，如果外資企業在中國繼續享受著優越于本土企業的政策優惠，這種不公平的競爭長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國的企業很難有機會成為本國經濟的主導力量。

二、如何徹底扭轉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拉美化”傾向

2003年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這標志著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國際經驗顯示，當一個國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可能會出現兩種前途：一種是進入“黃金發展期”；另一種是出現以上所說的“拉美化現象”，即面對各種矛盾處理不當，走向貧富懸殊、失業激增、社會矛盾激化，最終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倒退。因而，在保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應該通過各個層面的努力，避免經濟的“拉美化”趨勢。

（一）加強多層次區域經濟合作，改變單純的世界工廠地位。我們應在WTO規則的框架下,依照獨立自主的原則，立足東亞,通過同東盟、APEC、亞歐會議等經濟組織的廣泛合作,建立一個“圈中套圈”，即區域組織、次區域組織和增長三角相互重疊的、多層次多方位多種方式的對外經濟合作格局,從使而我國融入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當中去,形成與經濟全球化、區域化潮流相適應的與全球各國合作的依托體系。通過簽訂各種協議，降低以我國為原產地的產品進入他國的門檻，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發達國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還應努力改變單純的世界工廠地位，從一個大國的現實出發，以多元化的方式參與國際分工。沿海發達地區應當致力于高新技術和現代服務業，實現與發達國家的水平分工；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則應在擴大開放和與沿海合作中承擔起完整意義上的世界工廠的職能。

（二）避免對外資的過分依賴，加快扶持民族企業的成長。2003年我國的外貿經濟達8000多億元，其中有60％以上是加工制造產業。如果這些經濟主要控制在外國資本手里，形成對外資的過度依賴，就有可能導致國家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受制于人。因此，在開放中，一方面，吸引外資更好的發揮市場的作用，減少政府配置資源要素的權力，對各級政府所追求的目進行調整，弱化GDP、外資、出口增長率等指標的地位，強化稅收、就業、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平等水平程度等指標的作用。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一定要避免對外資的過分依賴，加快扶持民族企業的成長，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

（三）加強國家宏觀調控，掌握改革開放的主導權。世紀之交拉美頻繁爆發經濟危機的教訓告訴我們：如果按照壟斷資本設置的標準去調整經濟結構，發展中國家喪失的是改革的主導權，得到的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開放市場與保護市場是市場經濟內在的、相互依托的兩個方面。片面強調哪個方面都會導致經濟生活失常。因此，我國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力度，轉變觀念，決不能為實現短期內的經濟快速增長，而以出讓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的主導權為代價。同時，積極引導內源型經濟的發展，盡管其周期長、見效慢，但風險低，且一旦成長起來能成為經濟發展的頂梁柱。同時，在金融開放和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要學會如何趨利避害，防止潛在風險，維護本國經濟和金融，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這已成為我國面臨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第9篇：外資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如何；學習理解；掌握運用；國庫集中收付制度

4.有利于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框架

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是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框架。公共財政的建立依賴于各項具體財政制度的建設，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該制度不僅構成公共財政框架下一項高效、規范的政府預算執行制度，也是其他一些公共財政制度得以順利、有效實施的重要保證。如建立國庫單一賬戶后，全面壓縮了所有在途財政資金，并大大減少了推行政府采購制度的阻力。從這個角度理解，實行國庫單一賬戶制度不僅僅是一項管理技術的革新，它同時也體現了改革和發展的要求，改革傳統的分散收付制度，推行適合國情的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對我國公共財政框架的構建和完善是極為必要的。

三、國庫單一賬戶體系

1.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由下列銀行賬戶構成：

（1）財政部門在中國人民銀行開設國庫單一賬戶，簡稱國庫單一賬戶。

（2）財政部門在商業銀行開設零余額賬戶，簡稱財政部門零余額賬戶。

（3）財政部門在商業銀行開設預算外資金財政專戶，簡稱預算外資金專戶。

（4）財政部門在商業銀行為預算單位開設零余額賬戶，簡稱預算單位零余額賬戶。

（5）經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批準或授權財政部門批準為預算單位在商業銀行開設的特殊過渡專戶，簡稱特設專戶。

2.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的管理

財政部門是持有和管理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的職能部門，任何單位和部門不得擅自設立，變更或撤銷國庫單一賬戶體系中的各類銀行賬戶。中國人民銀行按照有關規定，對國庫單一賬戶和銀行進行管理和監督。這里所指的銀行，是指由財政部門確定的，具體辦理財政性資金支付業務的商業銀行。

預算單位使用財政資金，應當按照規定的程序和要求，向財政部門提出設立零余額賬戶、特設專戶等銀行賬戶的申請，財政部門審核同意后，書面通知銀行，為預算單位開設預算單位零余額賬戶，但需要開設特設專戶的預算單位，需經財政部門審核并報國務院批準或經國務院授權財政部批準后，由財政部在銀行為預算單位開設。一個基層預算單位開設一個預算單位零余額賬戶。

3.國庫單一賬戶的功能

（1）國庫單一賬戶。國庫單一賬戶用于記錄、核算、反應財政預算資金和納入預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的收入和支出。銀行應當按日將支付的財政預算內資金和納入預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與國庫單一賬戶進行清算。國庫單一賬戶在財政總預算會計中使用，行政單位和事業單位會計中不設置該賬戶。

（2）財政部門零余額賬戶。財政部門零余額賬戶用于財政直接支付和國庫單一賬戶清算。該賬戶每日發生的支付，于當日營業終了前與國庫單一賬戶清算；營業中單筆支付額5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含5000萬元），應當及時與國庫單一賬戶清算。財政部門零余額賬戶在國庫會計中使用，行政單位和事業單位會計中不設置該賬戶。

（3）預算單位零余額賬戶。預算單位零余額賬戶用于財政授權支付和清算。該賬戶每日發生的支付，于當日營業終了前由銀行在財政部門批準的用款額度內與國庫單一賬戶清算；營業中單筆支付額5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含5000萬元），應當及時與國庫單一賬戶清算。預算單位零余額賬戶可以辦理轉賬、提取現金等結算業務，可以向本單位按賬戶管理規定保留的相應賬戶劃撥工會經費、住房公積金及提租補貼以及經財政部門批準的特殊款項，不得違反規定向本單位其他賬戶和上級主管單位、所屬下級單位賬戶劃撥資金。預算單位零余額賬戶在行政單位和事業單位會計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