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導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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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經濟導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 信息 因特網 電子商務

一、新經濟時代的到來

世界正在飛速發展，新的全球經濟時代即將到來,前進的動力主要來自經濟結構的變化，而推動這一經濟結構演變的不僅僅是科技的進步，更為重要的是創造財富的主要因素已經從過去的土地、人力和資本轉變為信息，并進一步轉化為知識——人類已經掌握了利用信息和知識創造大量機遇和財富的有效手段!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對此，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應予以充分重視。新經濟的運轉將更多地依賴web作為快速廉價的商品交易和信息交換媒體。要想在新經濟時代站穩腳跟并獲得成功，就必須參與因特網，拒絕因特網就等于拒絕進步、拒絕生存、拒絕發展。因此，電信的普及成為必須關注的首要問題。

從本質上講，新舊經濟結構的差別主要表現為物質經濟和思想經濟的差別：物質經濟著眼于創造可以銷售一次的物品，而思想經濟卻著眼于可以反復銷售的知識和想法；因特網創造出許多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全新事物。

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傳統的觀念和標準將發生巨變。物質的作用將被削弱，人的價值將得到充分體現。新的經濟體系為每一個人帶來許許多多的機遇和選擇，每個人都有能力、有機會創造出全新的事物并取得巨大的成功。

大家都已熟悉了可口可樂和麥當勞那樣業務遍存全球各地的跨國公司。現在看一看由網絡造就的另一類跨國公司，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網上書店亞馬遜(al~zon．com1。無論您身在何處，只需點擊圖標，就可以輕松進入亞馬遜書店因此，從任何角度看，亞馬遜書店都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盡管這家公司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設立眾多的分支機構。亞馬遜書店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一躍發展成為全球最知名的20個品牌之一．而普通企業要做到這一點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時間。這就是因特網創造出來的奇跡!

二、新經濟時代的影響

技術的進步一方面促進了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大幅降低了生產成本。例如，光纖技術的發展使信息的傳輸速率每年增長一倍；通信軟件也逐步從舊的封閉模式轉變為提供一個更加開放的分布式環境；無線通信的容量在5年間增長了1000倍。所有這些都為新經濟時代的到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在未來5年內，技術的進步將使網絡帶寬得到極大的提高，從而徹底消除現存的通信障礙。帶寬的極大豐富將使設備與網絡的連接變得更為廉價，并使交互電視、電影點播等各種新興業務的全面普及成為可能。朗訊現在可以通過0ptiStar產品系列實現光纖到服務器，而具有高性能價格比的桌面對桌面光電子產品也將在一到兩年內出現。

隨著軟件技術的發展，未來的因特網將逐步成為一個可以充分體現個人價值的高智商網絡。目前已經實現了人機對話，兩三年之內就能用各自的母語在因特網上實時交談，網上交流的速度將因此大為提高，與生活中人們面對面的交流毫無二致。這無疑將對整個社會產生極大的影響。距離將不再成為人們之間的通信障礙，隨著遠程教學、遠程醫療等的普及，網絡將成為連接人類和信息的媒體，并為顧客帶來近乎無限的選擇。

企業用戶和一般消費者將擁有更多的選擇和更大的權力——鼠標操縱權，他們可以通過網上工具自己解決問題。消費者可以在全球范圍內獲得第～流的產品和信息；許多過去僅為少數人或富裕階層提供的服務，如高質量的健康和投資咨詢等，現在可以為所有人共享。大量的顧客數據將使企業可以更好地針對特殊個人和群體設計、生產和銷售產品。

在新的經濟結構下，人的智慧將取代土地或設備成為讎財富和獲得權力的首要因素，業務價值鍵也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磚、瓦、混凝土將變得不再重要，企業將被虛擬化，企業員工也將成為自由流動的全球統一勞動力資源的一部分，個人的價值將變得更加透明和更易實現。地點和時間的重要性也將大大削弱，諸如設計和開發新汽車等許多工作將可以由虛擬小組承擔。

新的經濟模式還將促使社會經濟觀念發生巨大變化，國家、企業和個人間的相互依賴性將得到不斷加強，權利將逐漸匯集到可以將資本轉化為創造財富想法的人手中。新的全球經濟將不是—個總和為零的游戲，人們的是“如何將蛋糕做大”而不是“分得的蛋糕有多大”，一方的利益不必建立在他方的損失之上。

隨著參與新經濟屏障的逐步消失，新的競爭者可以用很少的資金在全球范圍內快速進人市場。“一無所有者”的介入將使整個經濟結構變得更加民主．并使快速發展成為新經濟模式下取勝的關鍵因素。

三、世界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建立在全球數字化網絡基礎之上的電子商務正在迅速瓦解現有的經濟體系，并從根本上改變世界。電子商務為人們帶來跨越地域局限的能力以及更多的選擇，其涉及范圍從最初的書籍、玩具和磁帶，逐步擴大到汽車及其他產品。盡管電子商務目前占全球交易總量的比例還很小，但發展迅猛。人們或許還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些變化發生得究竟有多快，就像坐在一列奔馳的火車上一樣，你很難確切意識到速度增加的程度[新經濟結構將使越來越多的企業面臨轉型的巨大壓力。例如，市場對更具競爭力價格的需求，將使旅行社等利潤微薄的企業雪上加霜；以MerrillLynch為代表的經紀公司則需要迅速徹底地改變其業務模式，以面對CharlesSchwab和E*trade等建立在Web基礎之上的交易公司帶來的令人害怕的競爭壓力。

與此同時，在人們的周圍也的確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許多過去的競爭對手都在聯合起來，以便充分利用因特網帶來的機遇。美國最大的三家汽車制造商通用、福特和戴勒一克萊斯勒有意合作建立一個通過因特網交易的單一零部件市場。這些汽車業巨頭相信這將有益于提高質量和降低成本。新的競爭焦點將集中于產品的設計、銷售和客戶服務，這將使公司的運營方式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人們還看到許多新型的業務組合，例如沃爾沃、愛立信和TeliaAB將合作推出Wire—lessCar，為汽車制造商和航空公司提供移動Web服務。

第2篇：世界經濟導論范文

【論文關鍵詞】市場導向；營銷戰略；企業績效

鑒于學者們對市場環境在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中是否發揮調節作用的結論的不一致性，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環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情境下，再次檢驗市場環境在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中是否具有調節作用。從而為進一步厘清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問的關系提供證據。

一、假設提出

1、市場導向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市場導向理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盡管采用市場導向量表進行實證研究的結果出現了一些分歧，但是大多數學者發現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由此可以說明，市場導向可以提高企業績效。

這些學者認為，市場導向能提高企業績效的邏輯是，市場導向型的公司將市場導向作為企業經營的基本理念，根據獲得的市場信息開發符合顧客需求的新產品，從而使企業的績效得以提高。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1。

假設1：市場導向水平越高，企業績效也就越高。

2、市場環境

與市場環境相關的一個主要變量就是市場波動(MarketTurbulence)，即頤客組成及其偏好的變化。當企業需要滿足的是由具有穩定偏好的消費者所組成的固定細分市場的需求時，市場導向對企業績效的作用就會很小，因為此時公司不需要對營銷組合做出太多的調整就可以滿足其細分市場上消費者的需求。而當企業所面對的細分市場或消費者偏好不太穩定時，由于企業需要不斷的調整營銷組合以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此時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問的關系會更加的緊密。由此我們得出假設2。

假設2a：市場波動越大，市場導向與業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越強。

假設2b：技術波動越大，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就越弱。

假設2c：競爭程度越高，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向關系就越強。

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定性與定量調研相結合的方法，首先采用深度訪談進行探索性研究，訪問對象為企業營銷部經理或企業主管，訪談內容為他們對市場導向的認知程度，對于創新、企業表現的描述，以及市場導向與企業營銷表現、財務企業表現之間的關系等。。

為了研究全國服務行業市場導向的情況，我們選擇吉林大學商學院大一和大二的學生為訪問員，由訪問員利用暑期回家的時間完成調研。調研采用面訪的方式，訪問對象為服務業企業中的總經理或營銷經理及高級管理人員。此次調研共發放問卷2500份，回收有效問卷570份，訪問成功率為22．8％。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1、理論意義

研究結果表明，市場環境中的市場波動和競爭程度并不會對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產生調節作用，只有技術波動會對二者之間的關系起到調節作用，而且技術波動程度越大，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就越弱。這與KOhliand Jaworski(1990)在其實地訪問研究中所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即在技術波動比較大的行業中，市場導向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因此在技術波動程度不同的行業中，企業在實施市場導向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也就有所不同。然而，本文所得結果還表明，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也就是說市場導向水平越高，企業績效也越好。這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環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情境下，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問的關系依然是成立的。 轉貼于

2、現實意義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對于管理者而言，提高市場導向水平是其提高企業績效十分有效的一個途徑。因此，在實際管理活動中，企業不僅要關注于顧客偏好和需求的變化，同時還要關注企業外部競爭對手的短期行為和長期優劣勢，此外最要弓I起管理者注意的就是要協調好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只有這樣市場導向才能發揮出最大的作用。

此外，本文的研究結果還表明，技術波動的強度會影響到市場導向對企業績效的作用，而且技術波動強度越大，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就越弱。由此，管理者需要注意的是，當其所處行業為技術波動程度比較大的行業時，企業在市場導向方面的投入是需要更為慎重考慮的，因為其所處行業的技術波動性會削弱市場導向對企業績效的作用。因此，管理者需要對建立市場導向所付出的成本極其可能帶來的收益之間的關系進行權衡。

3、研究局限性及未來研究方向

首先，盡管使用客觀的數據對企業績效進行測量是十分理想的方式，但是鑒于數據的可獲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使用了主觀的數據對企業績效進行了測量。雖然目前在理論界使用主觀數據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在未來研究中，因盡量將主觀數據和客觀數據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第3篇：世界經濟導論范文

盧現祥，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發展規劃部部長，學科建設辦公室主任，高等教育評估與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中青年學科帶頭人和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理事，湖北省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經濟學會副會長，湖北省法學會法經濟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會副會長等。

二、研究方向及主要貢獻

一是對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研究。主要出版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本）、《新制度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0年第二版）及《新制度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這三本書都對新制度經濟學體系進行了探討，各有特色和側重點。專著《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研究西方新制度經濟的專著，多次重印，在經濟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2011年4月29日北京世紀讀秀技術有限公司的“被引次數最多的圖書”顯示，1996年出版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被引1251次，在經濟學類排在較前面。CSSCI評析盧現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在“五年內在經濟學領域被引100次以上的著作”中排名第9，五年內被引246次。在我國2000—2004年經濟學論文引用最多的前96種圖書中，盧現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排在第19位。

二是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問題，注重中國現實問題的剖析，關注國計民生。近年來以尋找一個好制度為主線，以現實問題為題材，先后在《光明日報》、《經濟參考報》、《廣州日報》、《長江日報》等發表了近百篇理論隨筆，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并于2010年出版了《尋找一種好制度——盧現祥制度分析隨筆集》（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這本隨筆集出版后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搜狐讀書、鳳凰網讀書、當當網讀書、中國文化傳媒網等多家網站轉載或連載。

三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并探討一些轉型中的中國現實問題。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去觀察中國經濟社會問題，這也是作為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吸引人的地方所在。經過篩選和修改，匯集成了這本《尋找一種好制度——盧現祥制度分析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次選擇了36篇論文，分為三大部分，即制度理論、市場經濟、國家理論與中國模式及中國經濟問題。此前還出版了《尋租經濟學導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和《有利于窮人的制度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三、主要成就及獲獎情況

盧現祥教授先后在《經濟研究》、《研究》、《經濟學動態》、《經濟學（季刊）》、《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世界經濟》、《財貿經濟》、《管理世界》、《中國工業經濟》、《金融研究》、《改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雜志和報刊上發表了與制度經濟學有關的文章80多篇，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些問題，并引起了較大反響，其中有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及人大復印資料轉載。

第4篇：世界經濟導論范文

關鍵詞：產業政策 理論 啟示

一、日本產業政策及其理論依據

產業政策的概念首先產生于日本。日本為了推進產業合理化, 在不同的產業發展階段, 采取了相應的產業政策。日本的產業政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協調不同產業間的關系,為適應日本產業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需要而采取的產業結構政策。二是協調各產業內部企業之間的相互關系,使它們既能相互合作補充,又能保持競爭的產業組織政策。具體地，日本產業政策的理論依據主要有以下內容:

1、雁行論

雁行論是日本學者赤松要提出的，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發達國家的生產技術、機器、設備、建立產業時, 其一邊學習模仿輸入的生產技術進行生產, 一邊消化、創新、發展新的產業。這種由模仿到創新的追趕過程類似于群雁飛行, 時常排列成“一”字型或“人”字型的形態, 故稱之為雁行論。

雁行狀態分為基本型和兩種變換型。

雁行的基本型: 發展中國家最初靠引進先進國家的生產技術、機器、設備、建立產業進行生產, 其產品市場是面向國內, 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與技術進步, 產品質量提高, 其產品開始走向國外。這種由進口出口的產業轉換過程宛如群雁飛行的基本隊形“――”字的形狀。

雁行的變型1: 在產業呈現為進口向出口的局面時, 產業的類型與順序也很清楚展現出來。一般來說, 由生產消費資料向生產資料的產業轉換, 例如由農業向輕工業、進而向重工業依次轉換。

雁行的變型2: 生產產業的發展不僅僅是產業順序的變化, 在兩大部類的產業結構中, 也存在著由低級向高級轉換的現象。在生活資料生產的產業部門, 起初是日常生活用消費品的生產, 進而向高檔耐用消費品轉移。在生產資料的產業部門是從低技術部門(像紡織、木材造紙) 進入高、中技術工業部門(特別是汽車電子計算機和通信設備)。產業結構由單一化、低級化、向多樣化高級化轉移。

2、幼稚工業論與傾斜生產方式

幼稚工業論認為, 一國應選擇某些具有潛在比較優勢和發展前途的幼稚產業, 給予適當的、暫時的關稅保護, 以便逐步扶植其國際競爭能力。在這種保護初期, 采取保護關稅的政策, 起初會使工業品的價格提高, 消費者不得不支付較高的價格, 但經過一定時期, 生產力發展了, 商品生產費用就會降下來。消費者就會從今后的價格下降中得到利益。

幼稚工業論對日本產業政策與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經濟復興時期(1949―1960 年) 日本為保護國內產業, 曾對進口數量、進口關稅、外國投資等進行限制, 進口數量限制幾乎曾應用到日本所有近代化產業。在經濟復興的初期階段, 日本產業政策在“幼稚工業論”的影響下, 制訂了“傾斜生產方式”的政策，其內容是: 進口原油, 增加鋼鐵生產; 增加煤炭生產, 側重分配給鋼鐵行業。即以煤炭、鋼鐵兩個部門為核心, 雙方互相促進以擴大再生產。

3、邊際產業擴張論

日本產業存在著二元結構, 一方面有近代的大企業, 另一方面是零細的小企業, 兩者在資本規模、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工資、技術等方面差距很大, 日本國內市場規模也很小, 然而, 經濟發展卻沒有因產業的二元結構與國內市場狹小而受到限制, 因為它是以世界為市場, 實施了“貿易立國”的方針。“貿易立國”理論依據之一是“邊際產業擴張論”。“邊際產業擴張論”認為: 國際分工原則和比較成本原則是一致的, 即國際分工既能解釋對外貿易, 也能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貿易與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或稱邊際產業) 依次進行。日本將自身與發展中國家進行比較, 認為由于勞動力成本的提高, 日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處于比較劣勢, 變成了“邊際產業”。

二、不同時期日本產業政策的演變及特點

戰后日本產業政策經歷了從戰略性產業政策向補充性產業政策的轉移過程,而在政策手段上又經歷了從直接管制向誘導型、指導性政策手段的轉變過程。

1、在經濟復興時期(1945―1950年) 產業政策是傾斜生產方式。政府選擇鋼鐵和煤炭這兩個基礎材料工業作為經濟復興的突破口, 通過集中性的資源投入促進這兩個部門的增長, 以期帶動其他的產業的發展。

2、經濟自由期(1950―1960年) 采用了企業合理化的產業政策,1952年為了確保經濟發展,日本制定了《企業合理化促進法》, 對企業的所有結構、經營方針、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改革, 使企業向合理化方向發展。這一階段,日本產業政策的變化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政策重心從經濟恢復轉向經濟振興;二是政策手段從直接控制轉向間接控制。

3、高速增長時期(1960―1973年) 產業政策是產業結構重化學工業化。1963年,日本政府發表了《關于產業結構的長期展望》, 把發展重化學工業、提高產業的競爭能力作為實施產業政策的重要目標。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 日本的重化學工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一時期日本產業政策在政策體系、目標、手段和功能上都開始向適應現代市場經濟方向發展并逐步完善。

4、穩定增長時期(1974―1985年) 提倡了“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政策。由于重化學工業的迅速發展, 產業的公害和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 為此, 日本政府提出要把產業結構由當前重化學工業轉換為知識密集型工業結構。

5、國際化進展時期(1985―1999 年)提出了“創造性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政策,90年代之后倡導“環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政策。日本“以科學領先、技術救國”的方針,調整產業結構、建設知識密集產業、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由單一增長為目標, 轉向以“生活大國”為目標, 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

6、經濟全球化時期(2000―) 在“國際社會共存推進世界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信念指導下,推行“宏觀結構調整、微觀經濟改革、產業結構政策”的三位一體的經濟結構改革。在產業結構中注重技術革新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特別是實現全體國民的生產富裕化,在考慮產業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的同時,確保能源需求供給與環境等方面的協調性。

日本在不同時期能迅速地轉換產業結構確定適應世界經濟潮流的主導產業。日本在產業組織政策上,既注意培育大型企業,又對中小企業采取扶植政策,以保證市場競爭能力，防止過度競爭為指導思想,在充分發揮和運用市場機制的前提下,防止企業壟斷和過度競爭,使企業進行有序競爭,以充分發揮企業的活力。

三、日本產業政策的啟示

日本的產業政策帶有柔性, 屬于誘導型的產業政策。在日本, 企業的絕大部分是私人企業, 政府不可能直接插手企業經營。日本政府的做法是從產業(或行業) 合理化的角度出發, 組織政府官員、學者、經濟界人士、社會有識之士, 成為“產業結構審議會”, 分析產業發展動向與變化趨勢, 指出企業在產業結構合理化過程中應該采取的措施, 同時對政府將出臺的政策由下而上進行討論, 論證其可行性。各種產業政策沒有強制性, 不帶有計劃經濟的特色。中國由于作為市場經濟運行主體的各個企業, 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 即都歸全民所有, 企業受到國家的調控。因此, 國家(政府) 介入資源分配, 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 雖然,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政府把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經營者所必需的經營自在一定程序上歸還給了企業，但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存在產權界定不清的問題: 一是對國有資產使用的權、責、利關系界定不清楚, 企業成員對國有資產的關切度很低, 實際上處于較少有人真正負責的狀態, 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二是由于國有企業領導的職務升遷還不以企業效益為依據, 加之用人制度上的缺陷, 使得企業領導對于企業投資、產品開發、科技進步出現事不關己, 做天和尚撞天鐘的情形,。三是由于缺乏管理責任和管理激勵, 造成企業經營管理不善, 經濟效益低下, 企業員工對于如何使產品升級換代, 如何降低成本、擴大市場占有率也和領導一樣患有冷漠癥。這三種情況表明:在產權界定不清的情況下, 作為制定與審議產業政策時, 企業界因為利益機制刺激作用不能發揮, 而不會主動地、真心實意地投入。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產業政策制訂時,政府不得不加大調控力度, 實施某種程度的計劃化。由此可見,企業、地方政府、國家之間存在著產權界定不清與利益關系的矛盾,往往使產業政策產生偏離與落空的現象,為了扭轉這種現象,中國的產業政策不得不帶有剛性與指令性。縱觀日本產業政策的變遷與理論,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1、發展中國家在追趕先進國家時,既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又要注重知識密集型產業。從日本的經濟成長過程來看,其產業政策采取過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再向知識密集型分階段推進的戰略,能夠穩打穩扎。但是日本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競爭中敗北于美國, 顯露出這種趕超戰略的缺陷。因此,發展中國家在趕超發達國家過程中,既要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又要注重發展知識密集型的產業,在產業布局時,如果國情國力不允許大范圍內,三種密集型產業齊頭并進,也應該選擇重點部門行業地區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

2、后起國家在技術引進時要實行產業傾斜政策。后起國家在資金,熟練勞動力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都存在著差距,因此,在技術引進時,要將自己國家的生產要素現狀、市場規模、社會文化環境、吸收創新能力等從總體上進行考慮,要突出重點,多渠道,多形式引進適用的先進技術,換言之,要明確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根據本國國情和社會經濟條件,全方位地選擇適用的關鍵技術,既不能片面地追求高、精、尖技術的引進,置本國的實際發展水平于不顧;又不能完全從目前的利益出發,而犧牲長遠的利益。

3、 產業發展戰略要產、官、學、研一體化。新技術革命突出了科學在新產業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這就要求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在新技術產業中要發揮帶頭作用, 提供新產品的研制方案與科研成果, 同時培養更多的創造型的人才。然而, 大學、科研院所雖然有高智能、高技術人才和科研成果, 卻無制造、規模生產、銷售能力, 要使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 必須產、學、研緊密結合起來, 使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形式下建立新的產業, 或者共同開發新產品, 從而推進國民經濟的增長。

4、用動態比較利益方法來制定產業政策。我們在制定產業政策時,一方面應從我國的資金，技術資源，人力資源等條件出發,著眼于未來,采用動態比較利益方法來制定產業政策,以適應國際產業加速轉換的要求。

5、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實行分階段產業保護政策。我國應充分利用世貿組織協議的相關規定和例外條款,根據產業發展狀況擬定時間表,逐步分階段地開放我國市場。

6、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產業政策實現今后為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產業政策實現，國家應加速經濟立法,尤其是應盡快制定反壟斷法,產業振興法;打破市場割據,建立健全統一的市場體系。

7、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充分發揮產業政策的調節作用，對供求失衡的行業應該主要運用經濟法律手段來加強調節,對投資過熱的行業要促進供給增長與需求增長相互適應,對投資嚴重過熱行業的投資規模一定要嚴加控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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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世界經濟導論范文

韓國的遷都是經歷漫長醞釀和爭論后抉擇的產物。早在20世紀70年代，時任總統樸正熙就曾計劃建設新首都，只因其意外死亡而未果。當時提出遷都主要考慮兩大問題：一是首都首爾（當時中譯名為漢城）與朝鮮首都平壤相比，更近休戰線（即俗稱的三八線），安全性差；二是首爾人發式增長，規模膨脹問題嚴重。

2002年末，韓國總統競選期間，候選人之一盧武鉉提出遷都構想，并在執政后致力于付諸實施。2006年12月，韓國最終確定新建行政首都名稱為世宗市，2007年7月開始工程建設。

那么，韓國遷都必要性在哪里？

首先，韓國的區域發展不均衡現狀嚴重。

其次，針對區域不均衡發展的問題，政府實施國土均衡發展戰略，隨之首都圈規劃重點主要放在了抑制方面，這反而令首都圈的發展受到嚴格控制，難以適應全球化時代要求。

第三，地方的發展也受到影響。

遷都的基本邏輯是，把政治、行政等公共權力分散到地方，從源頭上切斷區域不均衡發展的機制。因為區域不均衡發展機制主要是由于政治、行政等公共權力即中樞職能集中于首爾，造成首爾的經濟發展基礎從一開始就比其他區域優越；需要這種環境的大企業或輿論機構集中于首爾后，就使信息和機會集中于首爾，進而導致投資乃至公共和民間服務集中于首爾。這種趨勢最終促成首都圈規模膨脹，地方相對落后，并導致一系列副作用。

遷都可令韓國獲得如下均衡發展效果：

第一，緩解首都圈人口壓力。一部分人直接搬出，將令首都圈人口集聚力下降。第二，有利于地方的發展，在地方將形成新的增長極。流向首都圈的要素流，將多少被截流為地方發展所用。第三，首都圈的規劃模式可從抑制型轉向發展型，從而可有效提高首都圈的國際競爭力。第四，扎根于韓國社會的以首爾乃至首都圈為全國中心、視地方為邊緣的傳統觀念將被打破。

韓國中央政府數十年來一直關注國內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尤其是不惜通過遷都來促進國內均衡發展，其精神實屬難得，有必要借鑒。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遷都耗資巨大，卻并不能確保政策目標的實現。因此，在不遷都的情況下搞好區域均衡發展，也許是更好的選擇。從韓國的經驗來看，這種更好的選擇可概括為如下幾方面：

第一，在政策內容上足夠重視分散、分權、分工問題。分散指政府部門的分散，防止中央政府權力過度集中于一個城市或區域。分權指中央的行政審批權等政府權力應下放到地方政府，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分工指不同城市或區域應按自身的特點特殊化發展，形成全國范圍的分工與合作。

第二，在促進方式上做到持之以恒。區域特點是長期積累的產物，因此要塑造或改變區域特點，就要在實施政策的方式上避免頻繁變動，即既要長久堅持某項戰略原則，又要在政策之間保持一致性。

第三，在空間發展上建構多中心結構。區域均衡發展的目的是使人們在不同區域都能得到與首都圈相媲美的發展機會，而要達到這種境地，必須有效培育與首都圈相抗衡的多個國土核心。

第6篇：世界經濟導論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財政

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二戰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和趨勢,對世界經濟產生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熱門話題。而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財政問題也不斷地凸顯出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同時,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擴展,傳統的國家財政理論分析框架已經無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作出合理的詮釋,這需要我們從一個新的視野和分析框架———國際財政的角度去展開研究。因此,探討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際財政問題,不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財政理論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為了達到最佳配置生產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義通過談判協商實現成員之間互利互惠及經濟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興起,其背后隱含著多種因素,有著眾多的目標,既有促進貿易、收入和投資的需要,又有實現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既有獲取市場準入適應區域與全球化的意圖,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慮。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同時也是我們所討論的財政問題。可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并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決定的。

遺憾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中卻很少直接關注財政問題。以被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核心的關稅同盟理論及其發展為例,維納(Viner 1Jacob)及其后繼者們從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投資效應等不同層面和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體、非成員體乃至整個世界的生產、消費、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或損害。雖然該理論是從關稅及其效應分析這一財政問題出發,而且后來約翰遜、庫珀和馬塞爾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將“公共產品”引入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分析,并得出了關稅同盟更能滿足成員體政府對各種保護主義傾向的商業政策以及對工業化目標的偏好的結論(田青, 2005) ,但總體看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基本上是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的闡述,很少直接關注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也沒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政府主導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機制作出全面的闡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約。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性這一特征決定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但卻不被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它不僅涉及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效應這一基本問題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系統闡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財稅制度協調及發展的研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本身,而且還關系著區域經濟體各成員國之間乃至非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利益和財政關系的協調;同時,將財政問題作為重要的變量引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還可以更好地從政府經濟活動的角度闡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府主導性及其機制,不僅有助于豐富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而且將直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國際財政是伴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擴展和國家間經濟依賴的日益加強而在財政關系領域形成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是財政和國際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關于國際財政的定義(董勤發, 1997) ,理論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世界或全球角度來看的財政,即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為后盾的;另一種觀點是把國際財政看成是國際經濟中的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國際經濟中的延伸或變種,是國際經濟中的國家財政活動,是不同國家的財政通過國際經濟交往而相互聯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關系。與國家財政相比,國際財政具有一般財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國際性、整體性、復雜性和協調性等特點(林品章, 1995) 。雖然在歐盟的財源籌集方式、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研究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于1999年提出的對電子郵件開征“比特稅”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的影子,但在現代主權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全球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國際財政就只能是國際環境下財政的作用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財稅制度協調和財政利益分配,是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是國家間的財政關系。

第7篇：世界經濟導論范文

關鍵詞：文化商品；東亞地區；對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75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4-0197-02

導論

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完善使得商品的發展也進入了循環模式，尤其是生活必需消費品以及能源類消費品，都是以市場的供需情況調節。而世界范圍內的知識經濟與信息經濟也在迅速發展，各個國家之間的交流活動也在非常頻繁，文化產業的傳播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逐漸凸顯。美國經濟學家沃爾夫指出：“文化、娛樂正在逐漸替代汽車制造、鋼鐵、金融服務業成為新的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輪。”總理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一個國家，當文化表現出比物質和貨幣資本更強大的時候，當經濟、產業和產品體現出文化品格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才能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才能具有可持續發展和持續創造財富的能力。”正是因為文化具有能夠提升一個國家“軟實力”與“競爭力”的潛能，很多國家都把文化產業的振興提上了政治戰略規劃的高度。藍慶新（2012）對2010年世界各國文化產業發展相關數值進行了測度評價，排名前二十位的國家中發達國家14個，美國占第一位，競爭力指數為71.44，中國的競爭力指數為42.16，相差近30分。中國在文化商品貿易是出口價值低，進口價值高，文化商品貿易條件惡劣，因此，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非常不平衡，競爭力低下。

一、文化產業貿易理論研究背景

國際學術關于文化產業貿易的研究都集中于文化強國歐美國家之間的分析，忽略了東亞地區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產業貿易水平。Fukunari.K（2004）利用引力模型針對OECD①各成員國進行了雙邊服務貿易②影響因素測量，指出地理位置，區域經濟合作，經濟開發程度對于服務貿易的正影響要顯著于一般商品貿易，并且，運輸成本越低，成員間進行服務貿易交流越多，并且服務貿易的增加有利于促進一般貨物貿易。方英、李懷亮（2012）分析了中國的文化貿易地理結構，中國出口主要貿易伙伴為美國（33%），③香港（15%），日本（8%），歐盟（16%），進口主要貿易伙伴為日本、美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孫麗巖（2011）指出從文化貿易整體規模來說，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文化貿易大國。④

二、東亞文化產業合作現狀

在經濟相互依賴性不斷增強和文化經濟的興起背景下，區域經濟合作一體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個集團應對全球化所采取的普遍合作模式，區域經濟集團往往擁有促進共同經貿利益實現的獨特優勢，比如NAFTA、ASEAN、EU等等，都是因為成員國之間具有緊密的經濟市場聯系，地緣相近、人文優勢、文化習俗都比較相近，因此可以打破國界限制共享資源、資本、市場，共同促進區域內經濟發展。Filippini（2003）用重力模型分析了東亞各國之間的貿易流動情況，指出東亞地區的貿易數量大小和國家的高科技制造業發展程度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Geda（2002）在對關于東南亞共同市場研究的時候，指出一個國家好的宏觀政策，比如金融財政政策的深入情況，基礎建設的補給，都對各個國家的貿易流量有著正相關的影響。

相比于美國，歐洲區域合作來說，東亞國家的文化產業合作還在初級階段，基本都側重于經濟貿易技術方面的合作，很少涉及文化軟實力領域，但是隨著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商談議程加快，東亞地區的文化產業合作也處于多機遇時期。相比其他區域經濟而言，在東亞經濟體當中，各國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大多數東亞國家和地區因為二戰使得工業化進程較歐美國家晚了一百年左右，因此各國均采取了“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在各項配套設施，法律不完善的背景下，單純依靠市場力量完成工業化進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日本，韓國依靠政府力量和大型財團，有效地統籌了相對較少的資源，采取了最高效率發展經濟，因而在文化產業經濟上，這兩個國家在東亞地區也起了帶頭作用。中國—東盟10國對外開放時間較早，地理位置比較有利，加上政府大力支持海外投資的引入，使得本土經濟也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蒙古和朝鮮則因為地理位置以及政治各方面因素，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滯后。

三、文化產業貿易發展模式

由于文化是政治和經濟雙重屬性的高度統一體，推動文化事業的發展一般和各國的政策與措施是分不開的。根據每個國家不同的經濟體制、文化背景、法律完善程度，都會有不同的文化產業相關政策。通過總結，政府發展文化產業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

第一種是“高成本投資，高收益回報”模式。這是美國與歐洲國家慣用的政策手段。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均是世界上綜合實力排名靠前，產業集聚效應較大，規模較強的地區。這種政策方式首先會在文化商品的引入期加大技術和宣傳投資。而最成功的模式還是迪斯尼動畫制作公司，因為成立時間最早，其主要文化作品形象都深入人心，已經形成了無法估算的無形價值，迪斯尼正式通過政府扶植的手段大力發展衍生產業與服務，才把這些無形價值轉化為了有形財產，可以作一個對比，迪斯尼主題公園的年收入可以達到4.5億美元左右，但是年增長率一直為負值，而其動畫人物所創造的衍生價值年收入可達110億美元，是前者的25倍左右。此類模式需要政府有大量的資金扶植支持，否則很容易前功盡棄。

第二種是“培養創作人才，健全保護體系”模式。這是日本對于鼓勵本國文化商品生產所用的模式。因為相對來說日本屬于小國，國家文化影響力沒有歐美國家強勢，涉及范圍大。因此政府主要通過培養各類創作型人才來豐富本國的文化產業內容，因為文化商品很容易被復制，所以日韓政府都制定了相關的文化產業保護，發展政策，這是維護它們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

第三種是“以科技為載體，全球迅速擴散”模式。這是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較快的韓國所使用的模式。韓國文化觀光部與2001年就開始制定“韓流”方案來宣傳韓國文化產業。韓國學者經過分析研究認為文化經濟全球互動主要靠跨國媒體和觀光旅游來推動。因此韓國今年一直從數位媒體包裝地方產業方法來推動韓流發展，例如媒介景觀、科技景觀、金融景觀等等。同時設立文化院來推動韓國文化在世界領域內的宣傳。不斷推進創新精神，累積韓國特色文化，通過成功模式把韓國原有的傳統文化加上科技，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上也帶動了軟件研發、娛樂產業、相關消費產業的建設，使得韓國產業結構成功轉型。2010年韓國各類文化商品貿易規模擴大到了80億美元。

第四種是“全力利用資源，模仿成功產品”模式。這是大部分文化產業正在興起的發展中國家所使用的模式，也被成為“蛙跳模式”，意思是緊盯發達國家發展模式的方法，將比遵循歷史的模式更有效，并借此超過領先者。選擇這種模式的國家特征一般如下：其一，文化資源優勢明顯，具有豐富的歷史作品，但是都沒有轉化為文化經濟優勢；其二，國內消費者剛剛進入精神物質滿足階段，人們對于文化藝術或者是發展和享受型支出不敢輕易消費；其三，本國的文化商品發展規模不大，實力不強，面臨著從資金、技術到理念和制度的障礙；最后，這些地區的中國文化產業從業者的創新叉，沒有深入開發國內市場需求，文化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較差。

結論

文化本身的特性就是要憑借媒介或者商品才能進行傳播，而其本身的價值在于附加在商品上的精神因素，而非一般商品所附帶的使用價值。所以不能單純地按照貿易交易量排名作為考慮研究對象的因素。文化的傳播具有循序漸進性，和距離一般是呈反比關系，以日本為例，日本的文化商品是先影響并出口到周邊地區，韓國、臺灣和中國東部地區，然后慢慢向中國中部、南部，東南亞國家出口商品。所以東亞地區各國之間的文化商品貿易緊密性要大于和歐洲、美洲地區。最后，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使得東亞地區相互接受彼此文化商品時要更加容易。并且東亞地區如果可以加快區域間融合一體化，更可以帶動整體文化產業經濟實力的增強，為宣傳亞洲文化，乃至東方文化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谷源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前瞻[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2，（2）.

第8篇：世界經濟導論范文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為了達到最佳配置生產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義通過談判協商實現成員之間互利互惠及經濟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興起,其背后隱含著多種因素,有著眾多的目標,既有促進貿易、收入和投資的需要,又有實現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既有獲取市場準入適應區域與全球化的意圖,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慮。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同時也是我們所討論的財政問題。可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并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決定的。

遺憾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中卻很少直接關注財政問題。以被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核心的關稅同盟理論及其發展為例,維納(Viner1Jacob)及其后繼者們從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投資效應等不同層面和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體、非成員體乃至整個世界的生產、消費、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或損害。雖然該理論是從關稅及其效應分析這一財政問題出發,而且后來約翰遜、庫珀和馬塞爾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將“公共產品”引入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分析,并得出了關稅同盟更能滿足成員體政府對各種保護主義傾向的商業政策以及對工業化目標的偏好的結論(田青,2005),但總體看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基本上是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的闡述,很少直接關注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也沒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政府主導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機制作出全面的闡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約。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性這一特征決定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但卻不被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它不僅涉及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效應這一基本問題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系統闡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財稅制度協調及發展的研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本身,而且還關系著區域經濟體各成員國之間乃至非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利益和財政關系的協調;同時,將財政問題作為重要的變量引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還可以更好地從政府經濟活動的角度闡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府主導性及其機制,不僅有助于豐富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而且將直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國際財政是伴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擴展和國家間經濟依賴的日益加強而在財政關系領域形成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是財政和國際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關于國際財政的定義(董勤發,1997),理論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世界或全球角度來看的財政,即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為后盾的;另一種觀點是把國際財政看成是國際經濟中的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國際經濟中的延伸或變種,是國際經濟中的國家財政活動,是不同國家的財政通過國際經濟交往而相互聯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關系。與國家財政相比,國際財政具有一般財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國際性、整體性、復雜性和協調性等特點(林品章,1995)。雖然在歐盟的財源籌集方式、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研究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于1999年提出的對電子郵件開征“比特稅”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的影子,但在現代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全球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國際財政就只能是國際環境下財政的作用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財稅制度協調和財政利益分配,是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是國家間的財政關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財政存在的客觀前提在于國民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同樣,國際財政的產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首先,國際財政作為國際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的國際化,其基礎是市場經濟;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決定的國際市場失靈,就直接成為了國際財政存在的理論基礎(董勤發,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利益目標追求,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并直接構成為各國政府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嚴重阻礙,因此,尋求和實現各國政府間的財政協調和合作,是國際財政存在的現實基礎。

從國際財政產生和存在的理論和現實基礎的角度出發,國際財政存在的意義就是矯正國際市場的失靈和實現各國財政的協調和合作。同時,又由于當前并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世界權力機構,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制定、頒布和執行國際課稅和支出方案的“國際財政當局”,更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效的世界范圍內的全球財政制度。因此,國際財政只能采取多國財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據合作的程度,國際上多國財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為財政協調(FiscalCoordina2tion)、財政同盟(FiscalUnion)和財政一體化(FiscalIntegration)。這三種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財政協調是以既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財政合作形式,是國際財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強調財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協商性,如現有的各種國際稅收協定等;財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國家的讓渡為前提,它強調財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強制性,往往是區域經濟共同體中較高級的合作形式,如歐盟內部廢除關稅、統一增值稅等;財政一體化則以國家財政的完全讓渡或消失為條件,實行超國家財政干預,它是最高級的財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現實性,所以更多地成為了一種理想化的財政合作形式。而根據不同的國際經濟發展水平和程度,國際財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一般而言,國際財政協調是當前國際財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內容,國際財政研究的理論體系也主要是圍繞著國際財政協調來展開。

三、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財政問題,是國際經濟活動中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研究的范疇。而通過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的分析,我們找到了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實質上就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因此,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相結合的角度,我們可以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本質上就是要詮釋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性的運行機制及意義,通過推進和實現區域內外各經濟體的財政協調和財政合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著從國家財政到國際財政的思路,借鑒馬斯格雷夫等人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的闡述,通過在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中引入政府及其經濟活動———財政這一變量,一種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的新視角和分析方法———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部分構成。

國際區域財政導論主要闡述國際區域財政的含義、產生、研究范圍及方法等內容。借鑒國際財政的定義,我們可以給國際區域財政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財政問題,是國家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延伸和發展。換言之,國際區域財政就是國際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家和國家間的財政關系,是我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層面的一種視角和分析框架。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也有著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上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導致的市場失靈即國際區域市場失靈,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產生的理論基礎。由于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異而形成的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經濟體不斷尋求財政協調與合作的努力,現實地演繹了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總體看來,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性質依然是財政學和國際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研究范圍也包含著財政協調、財政同盟和財政一體化三種形式,且它們不同程度地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國際區域財政也應遵循國際財政學的研究方法(董勤發,1997),即國家主義分析方法與世界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機結合。

國際區域財政支出主要探討國際區域財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應。具體而言,國際投資和國際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現,前者類似于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后者則更多地具有政府轉移支出的性質或類似于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意義。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和效應分析,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綜合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分析區域財政支出中國際投資的框架。從現實來看,國際投資制度主要由各國家的投資制度、雙邊層次投資制度、區域層次的和多邊層次的投資制度構成,且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陷并成為國際投資的阻礙,因此,要從制定更權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資制度和高標準的國際投資保護制度及公正高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等幾個方面來進行創新(柳劍平等,2005)。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國際援助在傳統的國家財政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作用(鄖文聚,2000),主要是緩和國際政治經濟矛盾和促進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短期性、政治性和經濟戰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歐盟法中的國家援助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國際援助特有的規律和運行規則總體上與作為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形式的內容和要求是不相適應的。因此,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各經濟體之間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著力構建一個能有效協調區域財政關系的經常化、制度化的國際援助制度。

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主要研究國際稅收、國際債務和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等問題及其經濟影響。國際稅收是國際財政大廈相對獨立的體系和重要支撐,同樣也是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內容。國際稅收的研究,不僅表現在早期對國際稅收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當前對國際稅收競爭、國際稅收協調、國際稅收合作與國際稅收組織、貿易與稅收摩擦、反吸收調查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和擴展。由于受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同發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約,國際區域財政中的國際稅收除國際稅收協調這個核心以外,還涉及到國際稅收同盟和一體化等表現形式,這在歐盟的統一關稅、統一增值稅和“自有財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證。也就是說,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國際稅收,必須密切關注和分析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下國際稅收的各種具體形式和效應。關于國際債務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在國際金融研究和國家財政的債務分析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內容和體系。如何從現有的理論體系和框架出發,立足于促進區域經濟穩定與發展,探討區域國際債務的規模及效應和債務監控體系,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高效的國際債務運行機制和風險防范體系,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框架中的國際債務研究的主要內容。此外,為了避免如聯合國財政危機中的會費問題的尷尬,還應該積極研究關于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方式,使區域國際組織能夠高效正常運轉,確保其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組織作用的發揮。

第9篇：世界經濟導論范文

關鍵詞:金融結構;金融發展;經濟發展;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國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問世以來,金融結構理論業已成為現代金融領域的前沿問題,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課題。

一、金融結構的理論溯源

1580年威尼斯銀行的產生,標志著近代意義上的金融業的產生。早期的關于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是伴隨著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的發展而發展的。從歷史上看,人們對貨幣與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紀歐洲“價格革命”時期的貨幣數量論,之后以著名的費雪方程為代表。歐文?費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貨幣的購買力》一書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認為在貨幣的流通速度與商品交易量不變的條件下,物價水平是隨流通貨幣數量的變動而正比例變動的。

早期的經濟學家們將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貨幣的中性與非中性的問題上,中性論者認為貨幣不過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論者則強調貨幣能夠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其中,非中性論者代表之一凱恩斯,其《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著作把金融結構寓于金融業整體中進行研究的方法是與當時金融業的發展相適應的。

二、西方傳統的金融結構觀:兩個基本角度

金融體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資金盈余部門和赤字部門之間進行資金融通。這種融資主要有兩個途徑: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因此,傳統理論對金融體系的研究也就相應地分為兩個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場上各主體之間的關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銀行、保險公司等)活動。

格利與肖的金融結構觀。國外經濟學家對金融結構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在當時占有統治地位的主張強迫儲蓄和國家干預的凱恩斯學派影響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為都實行了低名義利率政策,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實際經濟增長率也導致了各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病態和金融體系的不健全,從而迫使人們開始反思并真正關注金融在經濟中應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別發表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過程》兩篇文章,闡述了金融與經濟的關系、各種金融中介結構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作用等問題。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論中的貨幣》一書中,把整個經濟劃分為盈余部門、平衡部門和赤字部門,指出只要經濟部門之間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資行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資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并提出以多種金融資產、多元化的金融機構和完整的金融政策為基本內容的廣義貨幣金融理論,強調經濟單位之間的儲蓄一投資差異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雖然格利和肖沒有明確提出金融結構概念,但在他們的貨幣金融理論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機構、融資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結構問題。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觀。研究金融結構問題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經典著作《金融結構與發展》中,通過對近百年的金融發展史及35個國家的金融結構現狀進行了大量的比較研究和統計驗證,戈德史密斯指出,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同步進行的,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一般都伴隨著金融發展的超常水平。此書還明確提出了金融結構的概念,即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之和構成該國的金融結構。

麥金農一肖的金融結構觀。肖在其《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中完全放棄了新古典理論,認為傳統貨幣理論將貨幣視為財富的觀點不符合落后經濟,在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往往并未形成統一的市場、價格,資本市場被嚴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視和干預,金融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處于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認為造成發展中國家金融壓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當局政策上的錯誤,特別是政府對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應該放棄金融抑制而實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現代金融結構研究:金融結構對金融發展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以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些經濟學家如萊文(Levine)、金(King)、德米爾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馬克西莫維奇(Maksimovic)、澤爾沃斯(Zervos)等又從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結構問題,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結構對金融發展乃至經濟增長的作用。

邁耶(Mayer,1988,1990)說明了不同國家的企業如何獲得資金。他發現,主要發達國家(除日本外)的企業資金來源結構中,企業利潤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資來源;在外部資金來源中,銀行貸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權融資的比重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國、美國、日本和德國近年來的數據,表明企業融資主要依靠內部積累,市場的作用很小。這意味著,從企業融資角度看,各主要發達國家金融結構差別并不大,這一研究直接動搖了人們對金融體系進行金融中介主導型和金融市場主導型分類的基礎。

萊文和澤爾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銀行發展和股票市場的流動性不僅都和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和生產增長率有著很強的相關關系,而且還是三者很好的預測指標。

德米爾居斯?孔特和萊文(1999)利用155個國家的相關資料來驗證戈德史密斯所論述的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表明:隨著財富的增加,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和股票市場規模越大的國家,金融作用越強,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金融結構的規模與收入增加沒有呈現出明確的變化規律,但是高收入國家的股票市場作用更強。

艾倫和蓋爾(Allen and Gale,2000)以傳統金融體系分類為前提,對美國、德國、法國、日本和英國的金融體系主要功能的發揮進行比較研究。他們認為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的分類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國家金融系統功能的發揮差異很大。他們也看到近年來歐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場來補充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的廣泛運動,但也沒有證明這是否代表金融體系發展的規律,是否意味著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優于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

四、國內金融結構的實證研究

隨著西方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理論的逐漸引入和傳播,以及中國貨幣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發展在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觀層面的分析,從其研究體系和內容方面看,基本上還沒有完全擺脫

貨幣銀行學的理論范式。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務(1990)、周曉寒(i988)、貝多廣(1989)、李弘(1988)等。20世紀80年代后期,出現了對于金融結構的實證研究。20世紀90年代起,一些中國經濟學者在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國內金融、經濟關系進行實證性檢驗,并有學者專門研究和探索金融結構問題。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國金融結構論為題,分析了金融結構對經濟結構的作用,提出了中國金融結構的優化原則和目標模式。王兆星論證了金融結構模式應該是:多元性與約束性結合的組織結構,多樣性與流動性結合的資產負債結構,政策性與靈敏性結合的利率結構,開放性與高效率結合的市場結構,以及完善的制度結構和健全的管理結構,并有機統一的結構體系。

在金融結構的實證領域,謝平(1992)較早地對1978-1991年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動狀況進行了分析,由此說明中國的金融深化進程和金融改革對中國經濟運行的深刻影響。張軍洲(1995)以中國區域金融分析為題探討了地區金融發展狀況和發展戰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國各地區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情況。

李量(2000)則把“反映一定時期各種金融工具、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形式、內容、相對規模和比例理解為一國的金融結構。一定的金融結構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個經濟的金融體系的特征。”他的《現代金融結構導論》在世界經濟理論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礎上,從論述資本積累、金融系統與現代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人手,對金融結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結構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和戰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等結構,提出了一系列的戰略發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為國內增長重要資源的境外資本,提出了利用外國資本的基本方略和開放經濟下的金融戰略的宏觀調控體系以及危機管理模型。

趙志君(2000)從流動性出發,將金融資產分為貨幣、債券和股票三類,分析了這三類金融資產的內部結構、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關系的外部結構以及金融資產總量、結構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

楊林、李建偉(2002)對中國金融結構轉變與實體經濟結構升級的關聯機制進行了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鄧智毅(2003)從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結構;季冬生(2004)從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發展問題。

鄭長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發展數據。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對四川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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