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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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艾滋病；流動人口；調查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11-6884-02

目前，艾滋病流行廣泛，根據衛生部提供的全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員按傳播途徑分類的數據顯示[1]，性傳播已成為主要傳播途徑，從事建筑、商業、服務等勞動強度大的工作人群，已成為艾滋病預防控制的重點人群。由于生活比較單調，是AIDS傳播中的高危人群和傳播橋梁，應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2]。為了解流動人員對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及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尤為重要，通過干預提高此類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及改變安全從而更好的防治艾滋病的傳播與蔓延。于2011年6月――2012年8月對縣城區域建筑工地和木業加工廠農民工進行了有關艾滋病防治知識、態度和高危行為的調查，現報告如下。1資料和方法

1.1對象2011年6月――2012年8月縣城區域建筑工地和木業加工廠農民工701人。

1.2方法對流動人口采用統一設計的《健康調查問卷》進行面對面訪談，內容包括流動人口一般特征、流動史和流動形式、艾滋病相關知識及行為、艾滋病防治需求等；舉辦艾滋病防治知識講座和設置宣傳欄以及發放宣傳單（冊）；知曉率調查的題目為8題，只要答對其中的任何6題，即判斷該份問卷屬于正確知曉艾滋病知識。流動人口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率比干預前知曉率≥5%；流動人口安全率比干預前安全套使用率≥5%；通過項目實施開展，對700名目標人群進行問卷調查，同時開展HIV檢測篩查，檢測率≥70%；HIV檢測發現的確證陽性者的配偶檢測率≥75%（國家考核指標）；HIV檢測發現的確證陽性者100%轉介到抗病毒治療點參與咨詢。

1.3檢測項目干預前問卷調查結束后，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采集血液標本檢測艾滋病病毒抗體（抗-HIV）、梅毒、丙肝抗體（抗-HCV）。抗-HIV、抗-HCV、梅毒抗體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初篩試劑為，初篩陽性用試劑復檢。

1.4數據統計及處理方法（包括計算公式）采用Epi Data軟件建立數據庫，應用SPSS軟件進行數據描述、卡方檢驗等統計分析。

知曉率%=（艾滋病知識知曉人數/調查總人數）×%

安全套使用率%=（安全套使用人數/調查總人數）×%

檢測率%=（HIV檢測人數/調查總人數）×%

陽性者配偶檢測率=（HIV陽性配偶檢測人數/HIV陽性配偶總人數）×%2結果

第2篇：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人口變化；基礎教育；影響對策

【關 鍵 詞】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15）06-0051-03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傳統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呈現出明顯遞的減趨勢，人才支撐、科技進步與創新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科技、教育和人才優勢是未來社會發展可依托的主要優勢。

江蘇省的經濟總量多年來穩居全國前三，人口數量維持全國前五。隨著國家經濟結構調整轉型，人口數量、年齡結構等全國性變化，江蘇省的人口變化也在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社會各個領域。教育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而基礎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的根基。根據人口發展趨勢，分析人口變動對基礎教育發展的影響，科學制定基礎教育發展的重點和方向，合理配置優質基礎教育資源，對江蘇省教育的中長期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對我國其他省份根據人口變化適時調整教育規模機構，把握重點，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江蘇人口變化的主要特征

（一）出生人口數量變化

“六普”數據顯示，江蘇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出生人口為68.5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8.71‰，處在較低出生水平。

圖1是江蘇1981年至2010年各年的出生人口數量變化情況，從中可見，江蘇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初呈下降趨勢，1984年曾下降至64.09萬的歷史低谷。1984年之后進入新一輪出生高峰，持續7年出生人口增長，至1990年達到137.96萬峰值，比1984年增長115.26%。1990年江蘇出生人口數量又開始回落，至2000年降到66.01萬，比1990年減少52.15%。經歷了1980-2000年20年大起大落之后，21世紀以來，江蘇出生人口總體呈平穩緩慢增長趨勢，2010年出生人口75.89萬，與2000年相比，10年增長14.97%。但2010年與1990年相比，出生人口仍減少44.99%。

（二）人口流動數量增加

江蘇2010年11月1日流動人口（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下同）為1822.68萬人，比2000年五普流動人口910萬增加1倍；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也從2000年的12.46%上升到2010年的23.17%，即2010年江蘇常住人口中有近1/4為流動人口。改革開放以來，江蘇一直是中國流動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2010年流動人口占全國26139萬流動人口的6.97%，高于常住人口占全國5.87%的比重；江蘇2010年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也高于全國的19.51%。

江蘇2010年“六普”登記的1822.68萬流動人口中，省內流動人口為1084.75萬人，占59.5%，比“五普”增加428.5萬人，增長65.3%；外省流入人口737.93萬人，占40.5%，比“五普”的253.69萬人增加了484.24萬人，增長190.88%，大大快于省內流動人口的增長速度。

六普數據還顯示，江蘇戶籍人口為7496.31萬人，其中流出人口（外出半年以上人口）1397.54萬，流出人口中的流出省內人口，即前面所說的省內流動人口為1084.75萬人，其余312.79萬流出人口應為流出省外人口，為外省流入人口737.93萬人的42.39%。也就是說，江蘇跨省流動人口中流入人口遠遠大于流出人口。

江蘇省內流動人口以地市（指13個省轄市，下同）內流動為主，占64.9%，另外35.1%為地市間流動。地市間流動人口主要流向蘇南，最多的依次是蘇州、南京、無錫、常州，分別占全省地市間流動人口的29.8%、17.8%、16.7%、11.3%，四地市合計占3/4。

江蘇流動人口與教育需求關系密切的人口特征主要有：（1）江蘇流動人口以青壯年人口為主，15-39歲人口占62.9%。（2）江蘇流動人口主要來自農村（指戶口登記地類型為鄉或鎮的村委會，下同），省內流動58.5%來自農村，省外流入人口87.2%來自農村。

（三）人口城市化加快

按照“六普”數據，全省城鎮人口為4737.15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60.22%，其中市人口為3016.65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38.35%，鎮人口為1720.50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21.87%。江蘇“六普”城鎮人口比重60.22%比全國平均水平49.68%高出10.54個百分點。

圖2為江蘇1990-2010年間市、鎮、鄉村人口數量變化，圖3為江蘇1990-2010年間市、鎮、鄉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變化，圖中可見，市人口數和鎮人口數都保持穩步增長，二者合計的城鎮人口從1990年末的1458.94萬增加到2010年末的4767.63，占總人口的比重從21.6%上升到60.6%，是世所罕見的城市化速度。江蘇已于2005年實現城鎮人口超過常住人口的50%，比全國提前6年。與此同時，江蘇鄉村人口不僅占總人口比重從1990年末的78.5%降低到2010年末的39.4%，而且鄉村人口絕對數也從5307.96萬，減少到3101.71萬。

江蘇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大區域人口城鎮化存在明顯差異。如表1所示，從城鎮化水平上看，自南向北降低，但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蘇南人口城鎮化水平高達70.3%，已接近于發達國家當前的平均水平75%，與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71%相當。蘇中城鎮化水平略高于蘇北，二者都剛剛超過50%，顯著低于蘇南。而從城鎮化速度上看，目前是自南向北加快，城鎮人口比重2010年比2000年在蘇南提高10.7個百分點，蘇中提高18.3個百分點，蘇北提高20.3個百分點。

（四）人口性別結構變化

江蘇六普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6.24，與五普的116.51很接近，略低于全國六普出生人口性別比118.06，仍高于人口統計學上的經驗正常區間。表2是未來主要學齡人口的性別結構，可見在少年兒童人口中，男性要比女性多1/6。

二、人口變化對教育的主要影響

（一）出生人口數量變化對基礎教育的影響

2000年以來江蘇省的出生人口數量總體呈減少趨勢，隨著適齡女性生育意愿的持續下降，大的人口出生波動應該不會出現。基礎教育從擴大教育規模為主轉變為提高教育質量為主，優質教育資源的配置會受到社會民眾日趨廣泛和更加強烈的關注。因為出生人口數量的減少，很多中小學，主要是農村地區的中小學以及城市老城區的普通中小學，規模將急劇萎縮，所以教育部從幾年前就開始的撤并農村部分中小學的舉措也是順勢而為，提高了學校的規模效益，當然由此而生的其他問題，如走讀學生的交通安全、家庭接送子女而造成的經濟負擔、住宿學生的心理疏導等等應當引起重視。城市老城區的普通中小學如果不能在教育行政部門的引導下盡快提升教育質量的話，會逐漸受到民眾的不滿與拋棄，從而使附近的優質中小學變得更加炙手可熱，擇校矛盾愈發激烈。

（二）人口流動和人口城市化對基礎教育發展的影響

區域內人口流動是區域內總人口的重新分布，同時也是學齡人口的重新分布，①這必然導致不同地方學齡人口規模和學齡人口密度的變化。跨區域人口流動則是人口流入區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江蘇省流入人口已成為人口增長的重要來源，大量外省農村人口流入江蘇省域，省內人口流動主要流向蘇南地區。而隨著江蘇省人口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對作為人口流出地的農村和作為人口流入地的城鎮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人口流動和人口城市化對江蘇基礎教育發展的影響主要有：第一，農村生源流出性減少，城市生源流入性增加，會造成基礎教育的教育資源在城鄉區域之間的結構性失衡。第二，城市的流動學齡人口與戶籍學齡人口之間的教育機會不均等，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凸顯。第三，相對落后的農村基礎教育與大量農村子弟將來要進城工作生活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加劇。

（三）人口性別結構變化對基礎教育的影響

我國人口性別比在人口學界，包括在整個社會看來都是一個較為嚴重的問題。人口性別比2000年以來攀高不下，中小學男生比例遠高于女生。另一方面，根據已有的研究和媒體報道，我國教育領域女生學業成績遠優于男生，不僅是在小學階段（專家們通常認為女孩發育較早，小學階段學業領先是正常現象），即使在大學和研究生階段，凡是需要考試勝出的時候，女生往往占有較大優勢。此外，我國男童的成長教育被批評為“柔和有余、剛強不足”，這當然和家庭教育有很大關系，但也應注意到，基礎教育領域女性教師日趨偏多，學校為防范事故施行的多種約束性規矩條款等學校因素也是不利于男生陽剛性格的塑造。面對中小學日益增多的男童，對基礎教育的師資結構、課程設置等等都需要做出適當調整。

三、對策建議

（一）科學規劃教育布局，推進基礎教育均等化

江蘇人口總量趨于平穩，給教育實現從“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變提供了契機。教育行政部門應根據學齡人口變動的年齡結構、地區分布特點和趨勢，把握教育發展的時間差和結構差，及時調整基礎教育的規模與結構。②同時，應著重推進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減小城鄉間基礎教育的差距，減小城市區域重點學校與薄弱學校的差距。在適時撤并農村學校的同時，注重提升基礎教育質量，公共教育投資適當向農村地區、薄弱學校傾斜，重點促進義務教育在區域內的均衡發展。在基礎教育領域的決策要逐步透明化、民主化，接受民眾、媒體的社會監督，逐漸促使基礎教育的改進既能夠讓民眾滿意，也能夠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

（二）關注流動人口子女教育

城市流動學齡人口與戶籍常住學齡人口之間的教育不公平問題，應當受到高度重視。教育部門應主動作為，攜手人口計生部門，建立流動人口數據庫，動態測算流動人口子女規模，③尤其是在城市開發區、城鄉結合地帶等流動人口密集居住的區域，保障流動人口子女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第二，倡導和支持民辦教育，吸收民間資本，鼓勵有資質、有愛心的人士和機構創辦符合要求的幼兒園、中小學。方便流動人口的子女就近入學，盡可能地享受高質量的基礎教育。政府除對這些民辦教育機構規范管理外，建議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招聘教師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第三，重視流動人口子女的心理教育。流動人口的子女相比戶籍常住人口的子女，對所在城市缺乏地域認同和歸屬感，較多低收入流動人口的子女通常有自卑感，融入城市的時間較長。需要學校、教師給予充分關注呵護，加強疏通引導，使他們擁有同樣健康快樂的心態。

（三）應對“男生危機”，改進男生教育

面對中小學里越來越多的男生，以及男生學業成績不如女生這一世界范圍的難題，迫切需要改革基礎教育學校管理模式和學生評價體系，改變那種追求整齊劃一、為方便管理給學生太多限制約束的管理模式。現在的學校教育側重于“馴化”，女孩天生容易“安靜”、“遵規守紀”，男孩則由于活潑好動的天性而常常被教師認為是不遵守紀律，給老師制造麻煩，所以學業評價也因此較低。教師應把握男孩的性格特點和成長規律，改進有利于男孩性格發育和學業成長的評價體系。學校應創新教育教學方式和內容，多開展符合男生生長發展的教學活動。教育行政部門宜適當增加基礎教育教師隊伍中的男性比例，合適的地方也可以開設男子中學，多方努力來化解“男生危機”。

注釋：

①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中國人口與教育發展戰略研究[J].人口研究，2009（2）：4-19.

第3篇：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 工廠育齡女性； 生殖道感染； 現狀調查； 相關因素

1背景

作為全國的經濟特區，深圳的社區擁有許多工廠，而工廠中的多數都是外來流動育齡女性，為了提高這部分人群的生殖健康狀況，政府機構開展了一系列針對性的健康教育活動。此次調查目的是了解育齡群眾的生殖道感染現狀，了解對象的生殖道感染發生情況和相關行為情況，為社區健康教育活動提供重要參考。

2對象和方法

2.1對象

2011年1月，深圳市鹽田區某社區常住育齡（20～49歲）女性1703人。

2.2調查方法

采用匿名問卷調查，隨機抽取社區工廠育齡女性作為調查對象，了解對象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和收入情況，并調查對象近1年內生殖道感染發生情況和相關行為。

2.3統計學分析

采用Epidata 3.0錄入問卷數據，采用SPSS13.0分析問卷數據，計算各因素的均數、頻數分布，各因素對生殖道感染發生率的影響，并采用χ2檢驗分析差異。

3結果

3.1一般情況

3.1.1對象平均年齡（26.96±7.01）歲，最大52歲，最小18歲。

3.1.2對象學歷42.9%為初中，高中和中專為46.6%，大學及以上為9.1%，1.5%為小學及以下學歷。

3.1.3對象在深圳居住平均時間為（5.07±4.84）年，最短1年，最長52年。

3.1.4調查對象中58.2%已婚，40.6%未婚，1.2%對象為離婚或喪偶。

3.1.5戶籍人口占調查對象的12.8%，非戶籍人口占87.2%。

3.2生殖道感染發生狀況

對社區工廠育齡女性評估過去1年的生殖道感染發生情況，其結果。見表1。

4討論

本次調查對象樣本來源于深圳社區工廠工作員工，主要特征以流動人口為主，流動人口占87.2%，其中已婚人群占58.2%，平均在深圳居住時間為5年，學歷以初中和高中為主，平均年齡為27歲。這些特征是深圳工廠育齡流動女性的重要特征。

本次調查的是對象時段“過去1年”的生殖道感染發生情況，從結果3.2可以發現，對象過去1年內有陰道瘙癢的為14.9%，發生過白帶異味的17.1%，而過去1年內確診患有生殖道感染炎癥的對象為9.8%。這與國內其它研究調查的患病率從30%～50%[1～8]的結果有差異，同陶楓等[9]調查的北京地區婦女生殖道感染發生率6.03%相近。同時結果3.2可以發現，患有生殖道感染的對象去醫院的比例為35.1%，比高同芹等[8]調查的研究結果53.74%低。這與社區大部分屬于流動人口密切相關，因此，有必要針對社區工廠育齡女性開展生殖道感染健康教育[10-12]。

從本次調查對象生殖道感染危險行為因素結果3.3可以發現，工廠育齡女性由于多數居住在集體宿舍，洗浴等習慣行為較好，有近1/3的對象存在與他人合用洗腳盆、經期、內子混洗、穿緊身內衣等不良習慣[13-15]。因此，開展針對工廠育齡女性知識態度和行為的生殖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影響對象患生殖道感染的因素，從結果3.4中可以發現，隨著年齡增長，文化程度升高和家庭月收入提高，近1年內患有生殖道感染的比例明顯提高，這與付澤明等[6]研究的天津河東地區的女性生殖道感染相關因素結果相悖。造成這一因素不同的原因與對象選擇和婚姻狀況有一定關系，深圳地區育齡女性生殖道感染發生率隨文化程度，收入上升可能與這部分對象的性活躍程度相關，往往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流動人口居住在集體宿舍，該部分人群的生殖道感染發生率反而會比收入高和文化程度高的發病率低。

5結論

深圳工廠育齡人群的年度生殖道感染發生率為9.8%，年齡較大，文化程度高，家庭收入高的對象由于性生活較多而導致生殖道感染發生率較高，因此有必要開展針對該部分人群進行個性化生殖健康教育[16]。

參考文獻

[1]蘭紅霞，謝玉榮，郭潔新，等.北京市流動人口婦女生殖道感染調查分析.中國婦幼保健，2009（24）：3564-3566.

[2]張哲，劉鍇明，賀英勤.吉林省近年來生殖道感染和性傳播疾病的狀況分析與對策.中國性科學，2009， 18（12）：3-10.

[3]高儂，林娟霞，鄭雁堅，等.4370例育齡婦女生殖道感染情況分析.檢驗醫學與臨床，2010， 7（13）：1288-1289.

[4]張紅霞，卜艷.流動人口已婚育齡婦女生殖道感染的調查.護理實踐與研究，2008，5（12）：90-91.

[5]王瑋，許偉，吳文碩，等.沈陽市婦女生殖道感染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公共衛生，2008，24 （2）：131-132.

[6]付澤明.天津市河東區婦女生殖道感染現狀及相關因素分析.中國婦幼保健，2007（22）：1815-1816.

[7]馮偉，黃麗坤.已婚育齡婦女生殖道感染患病及知識現狀分析.中國婦幼保健，2008（23）：959-961.

[8]高同芹，劉榮芹.已婚育齡婦女生殖道感染現狀及干預措施.臨床醫藥，2009，18（17）：71.

[9]陶楓，丁輝，劉麗，等.北京地區婦女生殖道感染現狀及分析.中日友好醫院學報，2009，23（3）：160-165.

[10]劉廷華，劉玉蘭，張艷梅.已婚育齡婦女生殖道感染現狀及干預措施的探討.當代醫學，2009，15（7）：27-28.

[11]趙亞萍，毛京沭.已婚育齡婦女生殖道感染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中國婦幼保健，2009（24）：1694-4696.

[12]王群.社區育齡婦女生殖道感染現狀分析及對策.中國婦幼保健，2009（24）：5048-5049.

[13]郝立梅.女性生殖道感染調查.中國誤診學雜志，2009 ，9 （25）：24-25.

[14]張玲華，劉志強，曾序春.生殖道感染危險因素的定性與定量研究.中國性科學，2007 ，16（9）：19-24.

第4篇：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流動；二元經濟；戶籍制度；勞動力市場

中圖分類號：F323.6

勞動力流動是勞動者以改變就業形式、改善收入狀況等為導向的一種跨地域流動行為。在任何時期的任何國家，勞動力流動都是勞動力市場的一種常態。根據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推算，2010年農村就業勞動力達到1.55億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萬人，增長率為5.2%①。另據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進城農民工數量達到1.59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高達44.2%②；2012年進城農民工數量則高達1.63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達到44.0% 。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是我國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現象。我國流動人口特別是鄉城流動人口規模之大，增長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我國的人口流動已成為“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活動 ”③。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歷史沿革

根據不同時期國家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的不同，改革開發以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以前的嚴格限制流動階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國處于計劃經濟階段，對勞動力流動嚴格控制，對勞動力實行有計劃的流動，不在計劃之內的流動被稱為“盲流”。在城鄉嚴重分割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由農村遷移到城鎮的途徑很少，只能通過城鎮企業有計劃的招工、子女上大學、部隊干部轉業等途徑來實現遷移。

第二階段，1980年以后勞動力流動開始恢復，進入允許遷移階段。隨著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向鄉鎮企業流動。而且從1984年開始，國家允許農村居民自帶口糧、自籌資金進城務工經商，這個政策極大地刺激了勞動力的流動，此時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入一個快速增長時期。張曉建（1997）估計，1980年代末在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村勞動力達到了1500多萬人④。

第三階段，1990年代進入跨區域流動階段。進入1990年代，勞動力流動進入一個時期，主要是由農村地區流向城鎮地區，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跨區域流動頻繁。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1995年出省的農村勞動力人數大約為2500～2800萬人⑤。

第四階段，2000年以后進入快速的大規模流動階段。從2000年開始國家實施了積極的遷移就業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對農民工進城的不合理限制，推進相關配套改革保障農民工權益，促進勞動力市場發育。這些鼓勵政策極大地激發了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2002年末，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數量就突破1億人，達到1.05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高達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進城務工人員數量一路攀升，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一直維持在40%以上。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規模

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從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遷移、流動的過程。近年來，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特別是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流動引起了學者和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2006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指出，我國的流動人口達到總人口的10%以上，“我國目前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活動，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遷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計，全國在城鎮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數量1995年為3600萬，1996年為4000萬，1997年達到4600萬，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京、津、滬三地的流動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達到20%～25%，廣州市甚至達到38%，這些流動人口50%以上是由農村遷移出來的。⑦《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數量達到1.45億人，比上一年增加492萬人，增長率為3.5%⑧。另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北京市外來流動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該比重甚至達到39%⑨。

根據1983-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相應年份人口統計數據以及其它資料整理出了我國1983-2012年的進城農民工數量及其占城鎮就業比例的數據，由于受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數據缺失。為了更直觀地描述進城農民工的數量及其占城鎮就業比例的變化趨勢，圖1給出了它們的變化曲線圖。從圖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國進城農民工數量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從1983年的200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萬人，同時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主要表現為：1983-1994年處于快速上升時期，主要原因是從1980年開始國家開始允許勞動力的鄉城遷移，農村勞動力流動開始恢復，且到了1990年代勞動力跨區域流動頻繁，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入一個高漲時期；1995-1997年處于下降階段，原因是這段時間進城農民工由于在城鎮受到歧視等因素影響，部分勞動力開始回流到農村；1997年之后隨著國家對農民工權益保障力度的加強以及農民工工資的提高，農村居民進城務工的意愿和動力增強，進城農民工數量處于穩步上升階段。從圖1也可以看出，農民工占城鎮就業的比例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從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變化的趨勢及階段性特征與進城農民工數量相類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進城農民工占城鎮就業的比例出現了下降趨勢并趨于穩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工回鄉現象，但由于受國家實施的經濟刺激和就業調整政策影響，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農村外出就業人口逐漸恢復常態；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就業人數的增長，進城農民工數量的增長量相對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出現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導致能夠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民工數量減少。有學者估算表明，現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并沒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艷（2007）利用反設事實法，通過估算農業中種植業和飼養業的勞動力需求數量，根據農村勞動力的不同轉移規模，估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和比例的三種不同情形，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規模和比例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農村剩余勞動力50%左右是40歲以上的勞動力⑩。另據估算，我國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在9000萬人左右，與本世紀初相比大約減少了6000萬人，而且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以剩余時間的形式存在的，絕對意義上的剩余人口并沒有這么多！。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形式和特征

對我國來說，勞動力流動主要是指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由農業向非農業的轉移過程。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是城市工業部門以招工形式為主的有計劃的轉移。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戶籍管理的松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形式轉變為以就地轉移和跨區域轉移為主的轉移形式。所謂就地轉移，是指農村勞動力由農業向本地縣城的轉移，即鄉外縣內的流動。這種轉移形式在改革開放之初最為明顯，主要原因是農村副業、鄉鎮企業以及城市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所謂跨地區轉移，顧名思義，是指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廣義上的跨地區轉移還包括跨縣流動，即縣外省內的流動。跨地區的勞動力轉移雖然開始時間較短，但已經成為當前或許未來一段時間內勞動力轉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的勞動力流動@達到26139萬人，其中就地轉移#達到3996萬人，跨地區轉移$達到22143萬人，分別占農村勞動力流動總人口的17.27%和84.71%。與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相比，就地轉移人口和跨地區轉移人口分別增長了71.37%%和82.89%⑨。另據2012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2011年農村外出就業人口中，跨省就業比重達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個百分點；縣外省內就業比重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個百分點；鄉外縣內就業比重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個百分點；2012年跨省就業比重為46.8%，縣外省內就業比重33.2%，鄉外縣內就業比重為20%，增減趨勢與2011年基本一致^。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占總勞動力流動的比重和增長幅度大大超過就地轉移，已經成為勞動力流動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說的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的鄉城遷移，更準確地說是指勞動力跨地區的鄉城流動。

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為主

Zhao（1999）根據1995年四川省農村住戶調查數據的計算結果表明，男性占遷移人口的72%，而農村非遷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勞動力遷移的概率低4.7%&。根據2006年《我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男性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體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顯示，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流動以男性為主的特征一直延續到現在，2012年的最新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男性農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壯年為主，且年齡有提高趨勢

Zhao（1999）使用的調查數據顯示，遷移人口的年齡比非遷移人口將近小10歲，且隨著年齡的增大，遷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課題組2002年在全國12個省份所做的城鎮住戶和暫住戶調查數據分析結果表明，流動人口比城鎮人口年齡將近小6歲） 。2006年《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_平均年齡只有28.6歲，其中，16～20歲的農民工占18.3%，21～25歲占27.1%，26～30歲占15.9%，31～40歲占23.2%，40歲以上占15.5%+。2010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為33.8歲，其中，16～20歲占6.5%，21～30歲占35.9%，31～40歲占23.5%，41～50歲占21.2%，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數據表明：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7.3歲，其中，16～20歲占4.9%，21～30歲占31.9%，31～40歲占22.5%，41～50歲占25.6%，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進城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有了提高（2006年為28.6歲，2010年為33.8歲，2012年為37.3歲），且青壯年（21～40歲）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為66.2%，2010為59.4%，2012年為54.4%），這意味著40歲以上的外出農民工越來越多。主要是因為外出農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農民工收入增加額比上年同期減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個百分點^），且東、中、西部外出農民工收入趨同（2012年東、中、西部農民工月收入分別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壯年農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較高，在自己家鄉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價比的工作，也就是說，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農村非流動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農村住戶調查數據表明，遷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遷移人口，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遷移，但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這些人并不是選擇外出務工，而是就地占據基層資源，比如擔任村干部等職能崗位&。根據2006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4年外出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農民工比重達到81.6%，比全國農村勞動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個百分點2。2012年的數據也是如此：外出農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農村非流動人口只占10.9%^。

4.勞動力流動的區域間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研究發現，在2000年，東部地區有65%的跨省勞動力遷移是發生在地區內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有84%和68%的跨省勞動力遷移到東部地區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沿海發達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內陸欠發達地區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這反映了我國的人口流動是從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遷移過程。此外，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呈現出區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據1992年的分省面板數據研究發現，西部和中部地區流動到東部地區的是技術工人、管理人員等人力資本較高的人員，而東部地區流動到中部的是非技術人員，很少有流動到西部地區的5。另據《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的比重分別為17%和20.2%⑧。2012年的調查數據也證實了這一區域不平衡現象：外出農民工中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占42.6%，中部地區占31.4%，西部地區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外出農民工中在東部地區務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與2009年（62.5%）相比該數據已經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相反，在中西部務工的農民工比重有了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東中西部外出農民工收入趨同，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參保率低于城鎮居民

由于農民工在城鎮從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職業，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簽訂就業勞動合同6，從而導致外出農民工的社保參保率較低，且明顯低于城鎮居民參與水平。圖2反映了2012年城鎮居民和外出農民工社保參保率的差異。從圖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險”中，除了工傷保險外出農民工比城鎮居民參保率略高以外，其他類社會保險參保率城鎮居民均比農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農民工工傷保險參保率為什么要比城鎮居民高，原因顯而易見，跟農民工從事的高風險行業密切相關。有調查數據顯示，2012年外出農民工中有60.7%從事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等安全事故高發的行業；從事這些行業的農民工工傷保險參保率也高達73.5%^。

（三）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

根據勞動力遷移的經典理論，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農村居民在城鎮就業的預期純收入

農村居民在決定是否向城鎮遷移時考慮的不僅是在城鎮就業的預期收入，還要考慮城鎮生活成本，包括貨幣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謂貨幣成本是指農村居民由農村遷移到城鎮所花費的交通費用、找工作花費的時間和金錢等；心理成本是指遠離親人，適應陌生環境所帶來的心理壓力等。如果預期收入與生活成本的凈值大于零，則選擇遷移，否則不遷移。

2.戶籍制度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決定是否遷移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戶籍制度，遷入地的戶籍管理越松或戶籍限制越少，勞動力流向該地的可能性越大。

3.遷移距離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遷移距離也是影響遷移的一個重要因素。遷移距離的遠近直接影響遷移者獲取勞動力市場信息的成本、回家鄉往返交通成本、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呈現出就近區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勞動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蘇、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廣東，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響我國勞動力跨地區流動、鄉城流動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發達地區居民人均收入較高，外出勞動力就較少；而內陸中、西部地區居民平均收入較低，外出務工的可能性就較大。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較高，外出務工的可能性較小；而農村居民平均收入較低，外出務工的可能性就較大。

5.年齡因素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以青壯年為主，這與外出勞動力所從事的職業有關。農村的外出務工人員大多數從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職業”，這些職業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業，年齡成為從事這些職業的必需條件。另外，年齡越輕的人，遷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遷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長，從遷移中獲得的潛在收益的現值也越大。我國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16～25歲的勞動力占全部遷移人口的50%左右，16～35歲的勞動力占全部遷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狀況、子女上學、家庭贍養老人等問題，這些也是影響勞動力遷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發現，未婚人員遷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從于家庭的遷移，家庭中存在學齡孩子會降低遷移的可能性9。另外，隨著家庭規模的擴大，遷移的潛在成本會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遷移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資本存量就越高，從遷移中獲得的潛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對生活的追求越高，改變現狀的動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關政策建議

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國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既受經濟方面因素如農民工在城鎮的預期收入等的影響，又受城鄉之間不平等的因素如戶籍制度和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等的影響。因此，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是我國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現象和典型特征。要進一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既要增加農民工收入，又要通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來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歧視和不平等，而農民工在城鎮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資本素質影響以外，很大程度上還受歧視性因素的影響（如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因此，要促進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就要從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兩大方面著手：

（一）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有學者的研究發現，本世紀初的戶籍制度改革對農民工流動的影響不大，主要是因為部分省市僅僅是統一了城鄉戶口稱謂，城鄉戶口所攜帶的實際差別并沒有消失0。因此，要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就必須要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在于剝離與戶籍相掛鉤的城鄉歧視性政策和一系列隱利，統籌城鄉居民的遷徙權-（陳光普，2013）。戶籍上所附加的各種福利政策人為地加大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剝離與戶籍捆綁的社會福利，關鍵在于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戶籍觀念。

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離不開與戶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攜帶的社會保障制度，消除城鎮和農村地區在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等。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有序流動提供了制度保證：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盲目流動；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調動那些有能力轉變為城鎮“市民”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積極性；同時對于解決流動人口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問題以及子女上學等問題有重要作用。

在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會有很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城鎮居民，而這些人的收入比城鎮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課題組2002年全國12個省份的城鎮住戶和暫住戶調查數據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小時工資只有城鎮人口的61.67%），但比農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雖然這些務工人員成為城鎮居民會降低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邊際上降低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會更大，進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比原來的更大。因此，在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為城鎮居民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過測算認為，當前的農民工工資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農民工在城鎮所受到的就業、工資以及社會保障方面的歧視；增加他們再教育和培訓的機會，增強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等。

（二）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

根據前文的分析，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重要影響，越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城鄉一體化程度越高的勞動力市場有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地區的流動。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現象仍然存在，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仍然很低。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不僅能矯正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扭曲，還能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進勞動力流動就要加快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

我國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最主要表現是，城市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是指向具有城市戶籍的本地人提供就業崗位的勞動力市場；次要勞動力市場是指向外來農民工提供就業崗位的勞動力市場，這些就業崗位大多數是工作條件差、工資待遇低的崗位。造成我國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其它城鄉分割制度，如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就業制度，這些制度阻礙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就業部門的自由轉移。戶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鎮勞動者優先獲得就業機會，而農村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劣勢地位；另一方面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流動人口在城鎮享受與城鎮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機會。因此，要培育和發展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由農村地區向城鎮地區的自由流動，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還需要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就業制度，包括取消對進城農民工在就業工種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對勞動者的身份歧視，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信息網絡和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實行農民工社會保險與城鎮居民社會保險的相互銜接，以及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相互銜接和轉換。政府部門還應該把勞動力市場改革的重點從戶籍制度改革向就業制度、社會福利制度改革轉變，消除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所受到的各種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來促進和吸引農村勞動力從流動狀態向城鎮永久性居民轉變。

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的培育還離不開勞動力市場制度、各種規制和協調機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勞動立法、加強工會作用、建立勞動者權益保障機制等等。此外，政府職能要從以經濟干預為主向提供公共服務轉變，保護勞動者權益、降低勞動者所承受的就業風險，加大政府對勞動者的社會保護力度，同時發揮各類社會組織在建立、健全旨在保護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的社會保護機制方面的積極作用。

注釋：

①來源于2010年12月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

②來源于2011年和2012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③蔡昉：《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力問題報告，NO.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④張小建：《中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啟示錄》，中國勞動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頁。

⑤來源于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公報。

⑥進城農民工數據來源于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城鎮就業數據來源于2002年《中國統計年鑒》。

⑦仲小敏：《世紀之交中國城市化道路問題的探討》，《科學經濟社會》2000年第1期，第38～42頁。

⑧參見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0年。

⑨來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公報。

⑩蔡昉、王美艷：《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事實的重新考察——一個反設事實法的應用》，《中國農村經濟》2007年第10期，第4～12頁。

！蔡昉等：《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

@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計算得來的。

^來源于2012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版。

（來源于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調查年度內，在本鄉鎮地域以外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版。

1來源于2010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2蔡昉：《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力問題報告，NO.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頁。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公報。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2年外出農民工中簽訂勞動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陽、王美艷：《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孫文凱、白重恩、謝沛初：《戶籍制度改革對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經濟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頁。

-陳光普：《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的動態計量分析》，《經濟師》2013年第3期，第38頁。

=丁守海：《農民工工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一項實證研究》，《中國農村經濟》2006年第4期，第56～62頁。

參考文獻：

[1]蔡昉，都陽，王美艷.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蔡昉.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力問題報告，NO.7[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3]蔡昉，王美艷.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事實的重新考察——一個反設事實法的應用[J].中國農村經濟，2007（10）：4-12.

[4]蔡昉，等.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2011[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5]陳光普.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的動態計量分析[J].經濟師，2013（3）：38.

[6]丁守海.農民工工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一項實證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06（4）：56-62.

[7]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8]孫文凱，白重恩，謝沛初.戶籍制度改革對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 （1）：35-40.

[9]張小建.中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啟示錄[M].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7.

[10]仲小敏.世紀之交中國城市化道路問題的探討[J].科學經濟社會，2000（1）：38-42.

[11]Cai Fang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3（2）.

[12]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7 （2）：8-16.

[13]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749-775.

[14]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C].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2006.

第5篇：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地理信息系統（GIS） 人口 流動 管理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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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3-029-0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日益加深的全球化，使城鎮化進程進一步加速，同時也出現了資源緊缺、大學生就業難、人口老齡化等嚴峻的社會問題，這注定了我國正面臨著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轉型過程。從整體來看，我國人口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那么，如何研究和管理人口，意義非常重大。單一地研究人口并不能全面綜合地反映人口狀況，人是社會以及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所以要深入地研究人口就必須把人口信息、經濟信息和地理信息這三種信息整合起來，才能得到全面、準確、有價值的人口信息，并為政府各部門制定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對提高職能部門管理服務水平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近年來，GIS在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性不斷得到加強，人口、經濟等統計信息所具有的空間特征，通過地理信息系統可以進行空間可視化，從而得到人口在空間中的直觀的分布變化規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迫切需要精度更高、更加靈活有效的表示和統計人口數據的新方法，人口數據空間化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之一，而GIS技術在空間分析上具有突出的優勢。總之，結合地理信息系統，能夠更科學、高效地管理人口數據，提高人口管理信息化的技術水平，實現人口信息服務的有效增值。

一、地理信息系統

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縮寫為GIS）的創立與發展是與地理空間信息的表示、處理、分析和應用手段的不斷發展緊密聯系的。地理信息系統起源于北美。有時又被稱為“地學信息系統”或“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它是一種特定的十分重要的空間信息系統。是在計算機硬、軟件系統支持下，對整個或部分地球表層（包括大氣層）空間中的有關地理分布數據進行采集、儲存、管理、運算、分析、顯示和描述的技術系統。空間分析能力是GIS的主要功能，也是GIS與計算機制圖軟件相區別的主要特征。它還具有輸入、管理、轉換、可視化、組織、查詢、分析等功能。在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中，80%以上的信息都與地理空間位置有關。

地理信息系統作為獲取、處理、管理和分析地理空間數據的重要工具、技術和學科，近年來得到了廣泛關注和迅猛發展。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在城市規劃、智能交通、人口管理、人口統計與分布、房地產，公共衛生、運輸物流、防震減災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二、人口地理信息系統

人口地理信息系統（簡稱人口GIS）是MIS與GIS結合的一種新技術，具有強大的空間分析和可視化功能，人口地理信息系統是針對人口空間信息特點的GIS，是GIS的一個重要分支。國內人口GIS真正興起，始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隨著各地海量人口信息數據庫的建立與數據挖掘技術在各個行業中的廣泛應用，為在人口GIS中挖掘出可信的、有效的人口信息提供了方便{1}。

基于GIS的人口管理信息系統，將人口信息與空間信息相結合。充分運用GIS技術將人口的屬性數據、空間數據、時間數據“三位一體化”，實現了人口普查、日常管理、統計與分析的數字化和可視化。與傳統的管理信息系統相比.該系統具有時效性強、可視化效果好等優點.能更快地為各級決策部門提供直觀明了的各項人口信息。

三、人口地理信息系統的應用與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社會正在由過去那種高度統一和集中、社會連帶性極強的社會，轉變為更多帶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會（魏立華、閻小培，2005）。由此看來，轉型期大城市的空間發展已不單是經濟、產業、物質空間的問題，社會中人的問題已成為大城市空間發展中的核心要素。

人類的社會活動和自然界的發展變化都是在時空框架下進行的，地球空間信息是它們的載體和數學基礎。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市場化體制環境促進了資源的流動與配置，經濟要素、人口、職業等的流動性大大增強，有利于城市空間資源經濟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不容忽視的一些社會負面效應，造成階層間社會距離拉大（張京祥，2007）。由此看來，大城市的空間發展已不單是經濟、產業、物質空間的問題，人的問題已成為大城市空間發展中的核心要素。

人是社會以及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也是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人口與經濟發展、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解決人口問題迫在眉睫。要解決好人口問題，首先要全面掌握人口信息，不僅需要掌握人口的結構、受教育程度、老齡化等情況，也需要掌握人口的空間分布、流動遷移等信息資料，以利于科學制定人口政策，合理利用人力資源。

人口管理的特點是數據量大，流動性強、地域區別明顯，復雜度高，而將“人口信息”與“地理”相結合進行管理，結合數字地圖，運用Arcgis等技術，就可以較好地處理、解決上述問題。將人口管理與地理信息系統相結合，就能更好地實現對人口數據的采集、查詢、管理、顯示、分析、等功能。

對于人口的多種行為而言，人口賴以存在的地域空間同樣具有多重屬性。因此，人口地理信息系統是一個很好的直觀而又形象地表達人口地域情況的工具。具體的實現途徑是，利用地理編碼將空間信息和非空間信息聯系起來，并將這些信息集成到不同的空間域中（Grayson 2000； Jiang and Li 2003）。這樣便實現了人口信息與地理信息的結合，我們便可以利用地理信息系統的分析方法反映出人口規律。

因為有著強大而充分的數據支持，再加上地理信息系統特有的功能和分析技術，人口地理信息系統可以在很多領域得到應用{2}。

第一，城市規劃。例如：教育設施、生活服務設施、政府公共設施的規劃與選址分析等。

第二，商業機構市場前景與客戶分析的信息咨詢。例如：快餐店、商場等的選址，以及潛在的客戶群規模、分布和特征分析，特定區域內的競爭對手分析等。

第三，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分析工具。利用人口地理信息系統可以將人口、資源、環境以及社會經濟數據結合在一起，通過地理信息系統的空間分析手段得出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的現狀分布情況，進一步對現狀進行分析和評價，為政府相關部門作出決策提供有力的依據。

第四，流動人口信息管理系統的建設。目前，隨著各地經濟發展需求及市場競爭機制推動，人口流動性越來越大，政府各部門工作面對人口大流動的挑戰，原有的人口管理方式已經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由于現行的管理方式無法滿足對實有人口的動態管理，無法規范租賃房屋的管理行為，信息資源的綜合利用率較低，難以滿足為社會管理和經濟建設服務的需要。因此，建設流動人口信息管理系統在目前形勢下顯得尤為重要。

第五，老年人口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多元化需求描述。在我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從靜態的老齡人口規模和空間需求研究逐漸轉向動態的老齡人口結構變化、空間分布演變研究，構建人口空間分布視角下的城市空間發展研究理論框架，對完善城市規劃理論及方法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第六，人口經濟壓力的研究分析。人口壓力主要是指社會、經濟和環境等系統能力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從而形成人地關系的不協調。從GIS角度出發，對人口經濟壓力空間分布進行描述，分別從人口增長壓力、人口生活質量壓力、人口素質壓力、人口就業壓力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為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政策時提供參考依據。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人口地理信息系統有著美好的應用前景。將人口信息與空間信息相結合，將人口信息展布于地域空間之上，實現了人口分布、統計分析、日常管理的數字化和可視化。與傳統的管理信息系統相比，能更快更好地為各級決策部門提供直觀明了的各項人口信息。

參考文獻：

1.吳春陽，何友全.數據挖掘技術及其在旅游線路規劃系統的應用[J].計算機技術與發展，2008，18（9）：234—237.

2.劉建華，葉文振.我國人口地理信息系統的建設及其應用.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4）

3.侯雪，張文新，胡志丁，米文寶.基于GIS的寧夏人口經濟壓力空問分布研究.西北人口，2012（3）

4.趙偉華，黃曉，章復嘉.基于GIS的人口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與實現.計算機工程與設計，2004（1）

5.于增強.關于現代人口管理系統的構想.山東社會科學，2003（2）

6.蒙映人口地理信息管理系統的建立.桂林工學院學報，2008，28（1）

7.陳楠，王欽敏，林宗堅.基于GIS的人口壓力空間分布模式研究.2007（4）

8.Longley P A，Goodchild M F.地理信息系統（上卷）：原理與技術第2版[M].唐中實等譯.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04.

9.葉楓（導師：伏玉琛.）基于CIS的人口統計數據分析.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8.4

10.王新洲，柳宗偉，陳順清.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統建設模式探討[J].武漢大學學報：信息科學版，2001（3）：226—231.

11.羅宇琦.集成GIS的人口統計數據分析.西北人口，2006（7）

12.李成名，印潔，王繼周等.人口地理信息系統[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13.馬騰.淺談地理信息系統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作用.湖北社會科學，2007（7）

第6篇：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一、切實加強對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

繼續堅持黨政一把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有關部門配合抓，形成齊抓共管，堅持把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納入社會經濟發展總體規劃，做到同部署、同考核。認真開展創建計劃生育“合格單位”活動，切實加強本系統、本部門的計劃生育管理工作，強化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目標管理責任制，努力提高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的自身綜合素質和服務水平，進一步規范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員隊伍的管理行為和服務行為。同時，各股室、所、中心要把本單位的計劃生育工作認真抓好、抓到實處，要定期組織本單位已婚育齡婦女接受“三查”服務，要每季度組織本單位職工認真學習計劃生育政策和法律法規一次，切實保證元早婚早育、非婚生育、違法生育（含流動人口生育）、非法撿（抱）養孩子和大月份引產等，不得利用各種關系對自己或他人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簽定或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施行節育手術、進行假醫學鑒定、出具假計劃生育證明等情況發生。還要對外來人口在本單位或本單位出租的房屋內違法懷孕的事件進行及時的舉報，并協助有關單位做好工作，促進我局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穩步、健康發展。

二、加大宣傳力度，強化優質服務

大力加強新型生育文化建設，各股室、所、中心要充分利用各種科技活動，特別是科技三下鄉，科技活動周及計劃生育“三結合”等多種形式，著實加強對計劃生育政策法規的宣傳力度，形成強大的宣傳聲勢和輿論氛圍，特別是要把計生工作宣傳的重點放到我局聯系的鄉鎮，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廣泛開展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宣傳活動。

三、繼續抓好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

今年，我局的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重點是在前期工作基礎上落實幫扶和提高幫扶效果上下功夫。一是要進一步加大領導力度，真正把“三結合”工作作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一件大事來抓，納入綜合目標考核，堅持與經濟工作一起研究，一起安排部署、一起檢查考核，簽好責任書和協議書，明確具體的幫扶任務，真正做到幫扶人員到位，幫扶責任落實；二是加大幫扶任務，真正做到幫扶上來，結合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搞好制定和落實和計劃生育戶傾斜的政策措施，把政策幫扶、規模幫扶、生產生活生育一體化幫扶作為深化“三結合”工作的重點，在局幫扶對象----江陽新學村形成一個以規范化幫扶、產業化經營、市場化導向、一體化服務、規范化管理為主要特征的“三結合”工作新格局。要著重在政策、技術、信息方面進行幫扶，大力提高幫扶效果。把“三結合”工作與計劃生育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要堅持幫扶措施與計劃生育工作措施一起落實，做到幫扶效果與計劃生育工作質量一起提高。

四、完善依法治理機構

第7篇：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建立于傳統孝文化基礎之上，家庭養老保障方式曾經在中國養老保障事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養老保障成本極大提高，社會化養老成為現代養老保障的應然之勢。同時，要分清傳統孝文化的精華和糟粕，發展社會主義新孝道文化，作為社會化養老機制的補充，最終促進中國養老問題的解決。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實現“老有所養”。我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傳統孝文化發達，整個社會具有尊老敬老的傳統，并推崇反哺式傳承模式。因此家庭養老保障方式對解決中國的養老保障問題曾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加之社會正處于急劇變革時期，建立于傳統孝文化基礎之上的家庭養老保障方式的可持續發展遭到了嚴重的挑戰，養老保障機制函待創新。借鑒世界各國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社會化養老是現代養老保障的應然之勢。但其中我們不能忽視孝文化的作用，而應該理智對待和分析傳統孝文化的精華和糟粕，發展社會主義新孝道文化，作為對強制性社會保障制度的補充，促進中國養老保障體系的完善和養老保障水平的提高。

一、傳統孝文化解讀

人有生老病死，在不同生理周期，個體的收人狀況和抗風險能力是有差異的。從經濟學視角來看，理性的個體會在自己喪失勞動能力之前，考慮年老之后的生活問題，通過某種機制來平滑收人與消費的矛盾。在幾千年的農業文明社會，中國形成了“養兒防老”的家庭養老保障機制，并通過傳統孝文化的約束來解決中國人的養老難題。

孝文化是涵蓋一切關于孝的思想觀念、理論制度、行為規范、文藝作品及相關民風民俗的社會現象和客觀存在。傳統孝文化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國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之一，甚至對中國民族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理念產生根本性影響。

傳統孝文化是維系整個家庭、甚至整個國家的主流思想價值和精神追求，這對保障中國農業文明社會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建立于忠、禮基礎之上的傳統孝文化包含著諸多含義:養親、敬親、諫親、全體、貴生等等。“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子女成人后應該盡心盡力供養和照料父母，滿足父母在物質生活上的需求，這是傳統孝文化的基本要求。建立于忠心敬愛的血緣情感之上，“敬親”是“養親”的倫理尺度，“敬親”基礎上的“養親”才是合乎人倫孝道的。

以忠愛之心奉養雙親，讓老人安享人生晚年，這是傳統孝文化的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世代相承的精神財富。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孝文化在養老保障事業中的局限也日益凸顯。首先，農業文明社會中，孝被過多地賦予了政治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道成為要求子女對父母逆來順受，絕對服從的精神栓桔，事實上造成了父子關系的人格不平等。隨著人們追求民主與平等意識的增強，過分強調傳統孝文化，強調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極易導致子女在父母養老問題上的不合作。其次，孝文化的種種特殊要求已經不適應時代和潮流發展，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消極因素。如“父母在，不遠游”，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對人口流動的限制顯然無法滿足優化人力資源配置的要求。又如，父母過世，子女應守孝三年，也難以滿足市場經濟對瞬時萬變的訊息應及時應對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講，傳統孝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已經成為阻礙中國養老問題解決的障礙。

二、建立于傳統孝文化基礎之上的家庭養老保障機制

中國的傳統家庭是一個綿延的事業社群，它的主軸是在親子關系之間。家庭是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傳統家庭，代際之間事實上形成這樣一種“契約”關系:父輩將剩余產品的一部分用于撫養子女，以換取自己年老時從子女那里獲取生活資料的權利，即父母撫育子女，子女長大后贍養父母。在這種一種養老機制中，當父母在撫養子女成長和分配生產生活資料的同時，也相應地將養老的風險轉嫁給子女，這樣財富和風險就在家庭內部實現了代際轉移，而維系和穩固這種經濟“交易”關系的文化價值觀基礎就是傳統孝文化。而幾千年農業文明社會對傳統孝文化的推崇和強化，也為家庭養老保障機制的合理性予以了回答。

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機制的維系基礎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從經濟基礎來看，農業文明生產技術來源于生產實踐中日積月累形成的經驗，土地和家庭財產是公認的財富標志。老人因為經驗豐富而成為生產生活活動的核心，取得了生產的領導地位和家庭經濟的支配地位，進而在社會中得到了備受尊重的崇高地位。子女成年后的生產資料和技術來源于父母，因此必須贍養并尊敬父母。

從家庭結構和戶籍制度來看，農業社會中，由于科學技術水平的落后，個體生產生活的風險很大，而且對風險的抵抗能力較低。一種相對經濟而合理的制度安排便是家庭擴大化，通過幾代人共同組建一個龐大的家庭，來提高風險抵御能力。而且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以兒孫繞膝、四世同堂為美，因此家庭的人口規模一直比較大。而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從血緣關系和資源察賦來看，年老的長輩自然而然就成為家庭的管理者，統一調配家庭內部資源。同時，農業社會戶籍制度較為嚴格，人口流動不便，具有血緣關系的近親往往居住在相近的地域，這為龐大家庭的組建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條件。

從社會文化來看，孝文化成為主流價值導向，社會組織結構也為家庭養老保障提供強大的支撐。“百善孝為先”，封建統治者出于加強社會控制，穩定統治秩序的目的，大力宣揚“忠孝”文化，使得孝道成為個人安身立命，獲取外界認可的重要評價指標。家庭之外，宗法制度和宗族組織是監督孝道執行的重要機制，不認尊長和不盡孝道的行為會遭到族長和同族族眾的嚴厲處罰。再加上社會倫理道德和輿論的強大壓力，使得孝文化根深蒂固，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導向，這使得傳統的養老保障機制得到了極好的保證和延續。

三、家庭養老保障功效的弱化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建立于傳統孝文化基礎之上的家庭養老保障方式的交易成本很低，老人預期壽命短，家庭子女人數多，生活成本低廉保證了傳統孝文化能夠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解決中國養老間題。但由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傳統孝文化的實踐基礎經受著擅變和萎縮導致了家庭養老保障的功能的弱化和后退。

(一)財富標志的變遷和工農業剪刀差的存在加劇了人口的“鄉一城”遷移。

改革開放以來，象征財富的標志從土地轉變為貨幣，農民對土地的追求轉變為對貨幣的追求。再加上工農業之間價格剪刀差的存在，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利潤日益微薄，引發了人口的“鄉一城”遷移浪潮。據《中國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統計:1990年，全國農民工僅有1500萬人，到2003年激增至9800萬人，而到2007年底，就猛增至2.26億。由于農民工多為青壯年，農村留守人群以老弱病殘為主，導致了農村人口年齡結構失衡，老年撫養系數急劇增大。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近年來嚴格的戶籍制度已經大幅松動，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開始遷人城鎮，加速了農村的人口老齡化進程。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3年9月進行的《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研究專項調查》表明，40歲以下(不包括40歲)的流動人口占總流動人口的90%。

(二)家庭規模小型化和養老需求多樣化提高了養老保障的成本。

隨著社會進步和時代變遷.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加上年輕人與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差異，促進了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增長。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簡單化和家庭模式多樣化，成為中國現代家庭的主要特征。據統計，1990年一代戶占13.52%，核心家庭戶67.27%，二代戶67.5% ; 2000年一代戶占22.28%，核心家庭戶55.86%，二代戶56.83%。”很多家庭呈現出4-2-1的“倒金字塔”結構，即兩個成年人不僅要撫養一個孩子，還必須贍養4位老人，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見圖一)另一方面，人口預期壽命延長，養老的風險因素增多。人們開始關注如何提高養老保障水平和質量，養老的內容已經突破收人保障的傳統范疇，開始涉及老年人口醫療及護理等項目。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事實上子女所承擔的養老保障的經濟成本和精力投人都是上升的。

說明:1、少年兒童撫養比:CDR=

老年人口撫養比:CDR=

總撫養比:CDR=

2、數據來源:《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6-2008年)》和《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8年)》。 轉貼于 (三)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導致了孝遺觀念的淡澳。

伴隨著社會成員人口流動的加速，土地和家庭財產不再成為父母約束子女的工具，離家的子女也不需要繼承父母的土地和財產，也不會受到家族成員和社會輿論的監督和指責。因此，通過盡孝道來實現家庭養老保障的組織基礎已經遭到挑戰。而且，由于子女長期不在父母身邊，難盡賠養義務，就算雙方能維持經濟上的聯系，也難以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關心他們的精神生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老年人的獨立意識在增強，年輕人的價值觀也在變化，代際之間的地域距離的擴大也導致了代際之間交換困難，使得家庭難以繼續承載養老保障的責任。

四、社會化養老是現代養老保障的必然之勢

由上可知，建立于孝文化基礎之上的單純的家庭養老保障機制是通過縱向代際轉移的方式將財富從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進行實物轉移，它將整個社會的老年人養老的風險分散于千千萬萬個“碎片化”的封閉的小單元—家庭之內，并通過內部資源分配和外部輿論文化監督保證機制的實施和延續。但這種保證是非正式的“契約”，而且單個家庭抗風險能力往往很低。這種財富的代際轉移方式尤其在資本市場缺失、工業化沒有出現之前是唯一可行的養老保障機制。在進人工業化社會之后，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養老項目內容多樣化，風險因素的增多提高了養老的成本，時代呼喚養老保障機制的創新。1889年，德國《老年和殘障社會保險法》的頒布拉開了社會化養老的序幕。

社會化養老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養老保險制度，它通過強制性制度安排保障老年人因退休而引起的收人減滅的風險。其中以近期橫向收支平衡為指導原則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制度通過代內收人再分配和代際收人再分配促進社會公平;而以遠期縱向平衡為原則的基金積累制則是通過參保職工個人繳費與養老金待遇直接關聯的方式增強個人繳費激勵性，并通過工作期養老基金投資運營使參保職工分享經濟增長成果。自德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以來，工業化國家紛紛效仿，掀起了養老保險制度世界性立法的潮流。(表一)

資料來源:李潔明、許曉菌:(養老保險改革與資本市場發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轉引自劉昌平:《養老金制度變遷的經濟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頁。

以德國模式為藍本的現收現付制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遭受了人口老齡化和制度可持續的沖擊，因而在理論和實踐中出現了以社會養老保險主題的老年保障模式向“三支柱”(社會保險、企業年金和個人儲蓄)方案發展。在美國養老保險制度實踐基礎上，世界銀行提出了由社會公共養老保險、私營養老保險、互助共濟養老保險等共同組成的養老保障“多支柱模式”。而同處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韓國，分別在20世紀40年代和60年代開始實施強制性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日本養老保險制度由國民養老保險和厚生養老年金構成。國民養老保險又稱為基礎養老保險，凡年滿20歲以上，65歲以下的公民必須參加人保。厚生養老年金是在國民養老保險的基礎上設定的一種附加年金，投保對象限定工薪階層，強制性要求加人厚生養老年金，保費分別由政府、企業，個人共同負擔。而韓國的養老金制度則包括兩大類:一是以公務員、軍人、私立學校教職員為對象的養老金;另一種是以一般勞動人民為對象的國民養老金。韓國國民養老保險制度由保健和福扯部主管，參加者須18歲以上60歲以下，原則上需加人至少10年才能領取養老金。從日、韓的經驗可看出，建立一個覆蓋盡可能多社會成員的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無疑有助于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和經濟發展。

但養老保險制度并不是社會化養老機制的全部，要妥善解決中國社會的養老保障問題，還必須走全方位社會化養老的道路。所謂社會化養老，是指區別于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的.通過社會途徑、以社會制度保證的養老方式.其范圍包括老年社會保障、老年社會福利、老年社會服務、機構養老等。因為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添加了很多新的內容，養老保障不再僅僅局限于收人保障(養老保險制度)，更要求能夠對老人的日常生活進行護理照料，同時保證老人的精神慰藉的需求。社會化養老實質上是多種正式制度安排(如養老保險制度和老年社會福利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如社區養老)的結合。

五、社會主義新孝道文化是社會化養老的必要補充

第8篇：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西部地區；人口遷移；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3-0117-07

一、 西部地區人口遷移的規律和特征

（一） 全國人口的整體遷移特征

據不完全統計，1950―1982年間，全國省際遷移人口約為3 000萬人，年均約90萬人[1]。從總體來看，由于受到戶籍制度的嚴格限制，這一時期的人口遷移、特別是城鄉人口遷移的規模不大。改革開放后，經濟的快速發展激發了我國各地區的人口遷移，人口遷移活性顯著增強，遷移規模不斷擴大。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1987、1995年兩次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1982―1987年、1985―1990年以及1990―1995年三個時期，中國的人口遷移規模分別達到3 053．3、3 412．8及3 642．2萬人，年均遷移人數分別為610．7、682．6及728．2萬人，其中省際人口遷移規模分別為126．3、221．3及239．7萬人。在上述三個時期，農村遷出人口累計達2 076、2 131．1及2 176．2萬人，年均規模為415．2、426及435．2萬人。在上述三個時期,雖然全國的人口遷移的整體規模呈持續增大趨勢,但遷移強度卻有不同變化。表示人口遷移強度的人口遷移率分別為2．86%、3．02%和3．02% ,省際人口遷移率分別為0．59%、0．98%和0．99% ,顯示出在20世紀80 年代全國的總遷移(包括省內、外遷移)強度呈明顯增強趨勢,而進入20世紀90 年代后有所轉緩, 省際遷移強度和總遷移強度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實際上,從以上三個時期之間人口遷移規模增幅的減小,已可看出中國進入90 年代以來人口遷移強度轉緩、漸顯鈍化的變動趨勢[2]。然而，我國省際人口遷移雖然在1990 年代前期出現鈍化態勢, 但經過數年的能量累積以后, 到90年代后期, 人口遷移規模又開始急劇擴張。與上三個時期的省際遷移水平相比, 幾乎呈指數函數陡增[3]。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95―2000年，全國遷移人口總量達到 12 466萬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增長了2．65倍，其中省際遷移人口規模達3 398．12萬人, 年平均遷移規模約為679．6萬人(注:雖然歷次人口抽樣調查和人口普查的統計口徑存在一定差別，即可能存在1990年人口普查調查的遷移人數較其他幾次調查口徑的遷移人數可能偏少的情況，但從總體上看，人口遷移規律未受到較大影響。)

（二） 三大地區的人口遷移特征

從區域人口遷移來看，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省際人口遷移的區域模式主要表現為兩種：第一，從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遷入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中部地區成為省際人口遷移的主要遷出地區,兩地區遷出人口分別占全國省際遷移人口的46．95%和34．54%,二者合計達到八成以上。中、西部地區的遷出人口,又主要選擇遷向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使東部地區的省際遷入人口達2 596．5萬人,約占全國省際遷移人口的76．4%。而在20世紀80年代，三大地區遷出人口比例大致相當，各占三成左右，大約五成多選擇遷入東部地區。這說明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省際遷移人口的流向表現出更顯著的東遷特征，遷移人口向東部地區聚集的趨勢明顯。此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西部地區遷移人口的規律也發生了逆轉,90年代后期，遷出人口比例，中部地區已明顯超過西部地區，遷入人口比例，西部地區又明顯超過中部地區。第二，遷出人口主要以農村人口為主，基本占全國省際遷移人口的六成以上，其中幾乎有七成以上選擇遷入城市[3]。

由此可知，改革開放以來，三大地區省際人口遷移的主要特征可以簡單概括為：從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帶的農村地區遷向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帶的城市地區。同時，隨著西部地區逐漸成為新的人口凈遷入地，“中部塌陷”趨勢非常明顯[4]。三大地區遷移人口的地區分布變化、流向及遷移人口規模見表1和表2。

（三） 西部地區的人口遷移特征

由上可知，自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人口遷移的整體特征發生了“逆轉”。此外，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可以看出，西部各省區之間的遷移特征也不盡相同。全國省際遷出人口比例在5%以上的7個省區中，西部地區就有四川和廣西兩個省區，與此同時，新疆卻已成為了全國七大人口遷入中心地之一。因此，近年來整個西部扮演著人口分散與聚集的雙重角色。鑒于這種雙重角色的重要性，有必要對該地區內部各省區間人口遷移的特征展開更進一步的分析。

由表3可知，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相比，西部各省區的人口遷移特征發生了如下變化：第一，除青海和新疆外，其余省區的人口遷出率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增加，特別是四川、貴州和廣西的人口遷出率增長很快。第二，除青海略有下降外，其余各省區的人口遷入率也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增加，其中新疆和云南的增幅較大。第三，如果根據凈遷移率（遷入率－遷出率）指標進行觀察，則能更清楚地對各省區的人口遷移狀況做出判斷。兩次人口普查期間，人口凈遷移率增加的省區有云南、青海、寧夏、新疆和內蒙古，特別是云南和新疆增幅較大，而且云南和內蒙古由人口凈遷出省變為人口凈遷入省。除以上省區外，其余省區的凈遷移率都有程度不同的減少。綜合來看，整個西北地區正在由人口凈遷出地變為人口凈遷入地，而西南地區的情況則正好相反。

但由表4可知，自2000年以后，西南地區人口凈流出的局面有所改善，多數省區開始成為人口凈遷入省，與此同時，西北地區也繼續保持著對凈遷入人口的吸納。由此可知，在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帶動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省區基礎設施建設、生活水平和自然環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有所增強。

上文對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人口遷移情況進行了簡要分析，從中可以發現該地區人口遷移的基本規律，但這種規律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什么關系，或者說各省區的人口遷移對經濟增長有什么影響，下面將就此展開分析。

二、 模型選擇與變量說明

巴羅和薩拉－I－馬丁（Barro、Sala-I-Martin，1995）曾將經典的索羅模型進行了擴展，在引入人口遷移因素后，構建了含有國際間人口遷移因素的經濟增長模型。國內與此有關的文獻并不多見，其中蔡東漢[5]利用巴羅的模型構建了一個具有內生人口遷移的經濟增長模型，該模型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農業人口向工業人口轉換、鄉村居民向城鎮居民轉換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此外張明如[6] 在羅默[7]增長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具有內生勞動力遷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框架，以此解釋了不同地區人口遷移與經濟增長產生差異的原因，并研究了最優的勞動力遷移數量。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展開進一步分析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和方法。

（一） 假設條件

（1）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以相同的比率μ折舊，μ、人口增長率n以及技術進步率g不變且外生；

（2）假設物質資本投資率sK和人力資本投資率sH固定不變；

（3）遷移人口都具有勞動能力，且具備相同的人力資本水平；

（4）人口遷移是以充分就業為前提的，且人口遷移只在省際間發生。

曼昆、羅默和威爾在索羅模型的基礎上，構造了一個含有人力資本因素的增長方程，運用這一方程可以考查人力資本因素對增長的內生影響，而且擬合結果很好。此外，更重要的是，對這一模型進行擴展，可以加入人口遷移因子，因此很符合本章分析的需要。以下我們采用這一模型對人口遷移條件下西部各省區的經濟增長績效進行考查。

該產出模型是以“哈羅德（Horrod）中性技術進步”為特征的，要素投入的規模報酬不變。Y為總產出水平，K為總投資量，H為人力資本積累存量，A為技術水平，AL為有效勞動人數。（1）式表明，產出是由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及勞動力三要素共同決定的。另外，考慮到動態過程中的要素數量變化，則有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及技術水平的動態方程為：

在考慮勞動力遷移時，受統計數據的限制，本章采用人口遷移率作為衡量指標。設某一地區人口增長率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本地區的自然人口增長率n，另一部分是區域外人口遷入帶來的機械人口增長率m。考慮到人口遷出因素，故這里將機械人口增長率m定義為人口凈遷移率，即人口遷入率與遷出率之差。一般情況下，人口凈遷移率越高，人力資本水平也越高，總人力資本投資量也就越高。據此引入下式：

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在資本深化停止，經濟達到平衡增長路徑時,有k?（t）=0、h?(t)=0，此時遷入地經濟增長達到平衡增長狀態，投資只能滿足用于新增人口（包括遷移人口）的人力資本以及折舊和技術創新；總產量以不變速率n+m+g+μ增長。由（12）式和（13）式可知，即便地區間其它條件相同，如果m不同，人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增量也是不同的，由此導致經濟增長率會存在差別。因此，不同的凈人口遷移率會產生不同的增長效應，這樣為理解人口遷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邏輯關系提供了確鑿的證據，也為如下展開進一步的實證分析提供了可行的依據。

三、 實證及結果分析

（19）式表明了人均產出是依賴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及產出彈性、人口增長率、人口遷移率、技術增長率以及資本折舊率這幾個因素的，其中任何一個因素發生變化，都會帶來人均產出的變化。

由該式就可求出平衡增長路徑上人均產出量與人口遷移率之間確切關系。為估計（19）式的定量含義，需要先確定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系數α和β的值，而在α、β和其它參數值已知時，就可估算區域間人口遷移率的產出差異。進一步觀察可知，在其它參數都一定時，人口凈遷移率m如果發生變化，則人均產出就會相應發生變化。

（一）模擬計算

為了在實際運用前檢驗（19）式的可操作性和應用的可行性，我們不妨先假設一些參數值，以便根據其模擬的結果對該式的意義做出判斷。這里選用的模擬數據來自羅默原文中的數據，只是在這里我們還必須設定其它參數的值。

假定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不同的兩個時期A和B進行生產，兩時期具有相同的生產函數和技術進步率，α＝0．35，β＝0．4，兩時期的物質資本投資率相等，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率以及折舊率的和n+ g+μ＝0．1，也相等且不變，即影響產出水平的只有人口凈遷移率m。同時，B時期和A時期的人口遷移彈性系數se也相等，凈人口遷移率分別為0．2%和0．1%。在上述假定下有：

將各參數值帶入（20）式可得：lny*(B)-lny*(A)≈1．07，則y*(B)y*(A)≈2．92。因此可知，在不考慮其它因素影響的條件下，如果兩時期存在凈人口遷移率的差異，如B時期的凈人口遷移率是A的兩倍，則在達到均衡增長路徑時，B時期的人均產出是A時期的2．92倍。由此可見人口遷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為顯著。

（二） 實證及結果分析

上述分析不但可以確切地說明人口遷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而且為進一步展開實證分析提供了方法。這里產出彈性值還是選用羅默原文中的數據，即α＝0．35，β＝0．4。其余假定也與上述模擬計算相同，做如上假定主要的目的在于屏蔽其它干擾，從而單獨考查人口遷移的影響。下面利用表4人口凈遷移率數據展開實證計算，計算的目的是衡量不同時期，各省區人口遷移對其自身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結果見表5，表中的數據分別以每兩個相鄰最近的年度對比得到。

表5對西部各省區四個時點的人均收入和凈遷移率之間的關系按序進行了測算，觀察表中結果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排除不可計算數據外（表中“”為無法應用于（20）式進行計算的數據），從已知結果看，各省區的人均產出與人口凈遷移率之間存在很高的相關性，即如果先后兩個時點的人口凈遷移率之差為正，則人均產出之比必然大于1。這表明，只要后一時點的人口遷移率比前一時點高，則后一時點的人均產出必定大于前一時點。反之，則相反。

第二，從整個西部看，各省區人口凈遷移的作用也不盡相同。從西南地區看，四川、特別是貴州和人口凈遷移的作用較為顯著；而云南由于凈人口遷移率幾乎沒有什么變化，所以比值也顯得較為平穩；此外由于廣西的人口凈遷移率呈不斷下降之勢，因此其人均產出之比也呈現出同樣的趨勢。從西北地區看，陜西、寧夏和新疆人口凈遷移的作用較為顯著，但除陜西省外，其他省區都表現為人口凈遷移的作用逐漸遞減。從這點來看，只能說明雖然西北已成為人口凈遷移的中心地之一，但遷移率的增長幅度有限，因此其對人均收入的影響也有限。從整體來看，西南地區凈遷移人口的作用更大一些。

第三，上述分析并未有任何跡象表明省際人口遷移伴隨有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收斂（趨同），相反，正是因為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擴大，才會形成以四川、新疆、陜西等為流入中心的省際遷移人口聚集地。而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兩個相鄰的省區――甘肅和寧夏，前期研究成果表明，寧夏人均GDP要遠高于甘肅。因此，即便甘肅的經濟規模要遠大于寧夏，但寧夏人均“更富有一些”。由此一來，人均收入的差距導致寧夏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明顯要高于甘肅，這點可以一目了然地從各自省際凈人口遷移率指標得到驗證。因此，本章的結論也與繆爾達爾和赫西曼以及巴羅和薩拉－I－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8]等人研究成果相類似，即人口流動不論是外生的，還是內生的，其并不能完全作為地區間經濟增長收斂的解釋變量，只是可以作為一個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變量而存在，至少在現階段的西北地區是這樣。

四、 討 論

本文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引入人口遷移因素后，以一種全新的方法得出了明確的、符合西部地區發展規律的實證結論，但上述分析也有所不足。

首先，實證的假設條件太嚴格，特別是彈性系數值假定為相同，由此得出的實證結論可能不太準確。表5的結果只能說明一個概括性趨勢，但人口遷移是否存在如此之強的增長效應還需要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因此，逐步放寬假定條件，以更為科學合理的方法探討人口遷移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一個極具價值的方向。其次，本文分析的側重點在于省際間人口遷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人口遷移一般總會伴隨戶籍的變動，然而由于我國戶籍制度的嚴格控制，使得大多數流動人口無法改變其戶籍地，而從事短期的、臨時性的工作，他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無法得到核算。實際上，由于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巨大，他們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肯定不能被忽略，目前作者已展開的初步研究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今后在這一方面還需展開進一步實際調查和研究。

參考文獻：

［1］ 鄧文勝．我國人口遷移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J］．江漢論壇，2000，(9)：91－93．

［2］ 王桂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省際人口遷移區域模式及其變化［J］．人口與經濟，2003，(3)：8－16．

［3］ 王桂新，等．1990年代后期我國省際人口遷移區域模式研究［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3，(4)：19－28．

［4］ 丁金宏．中國人口遷移的區域差異與流場特征［J］．地理學報，2005，(1)：106－114．

［5］ 蔡東漢．具有內生人口遷移的經濟增長模型［J］．應用數學學報，2002，(3)：547－553．

［6］ 張明如．具有內生勞動力遷移的經濟增長模型 ［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05，(2)：11－15．

［7］ Romer，Paul M．Ind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1002－37．

［8］ Barro,R and X．Ssla-I-Matin．Regional Growth and Migration: A Japan-United Comparison［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2,(6)：312-346．

［9］ Mankiw, N．Gergory, David Romer, and David Weil．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2）：407-437．

［10］ 查爾斯?I?瓊斯．經濟增長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1］ 逯進，李霞．西部地區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J］．財經科學,2007,(8):111－117．

［12］ 郭志儀，逯進．教育、人力資本積累與外溢對西北地區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6,(2)：72－80．

［13］ 戴維?羅墨．高級宏觀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

［14］ 鄧翔．經濟趨同理論與中國地區經濟差距的實證研究［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15］ 巴羅，薩拉-I-馬丁．經濟增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16］ 張艷，錢振偉．邊疆民族地區經濟增長與就業關系比較研究［J］．云南財貿學院學報，2005，（6）．

An Evolutional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est China

LU Jin,PIAO Ming-gen

(College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China)

Abstract:Firstly, the paper makes analysis and judgement with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rule and character of the west reg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uses the endogenous population migration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t is actually calculates the impact intensity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of west region in the past 10 years．The results shows that between the per capita output and the net migration rate of population of each province exists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but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of each province has a different influence intensity to the economy, overall the net effect of it in the southwest is greater．In addition, there is not any sign to indicate that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regional convergence 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contrary, exactly becaus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inuous expansioned, it is just formed the central region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such as Sichuan, Xinjiang, Shanxi etc．

第9篇：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為了掌握我區域內來京務工青年的基本狀況，進一步深入研究我區來京務工青年的特點、社會影響，找出相應的教育管理辦法，團區委于9月初至10月上旬對全區來京務工青年進行了普查，完成了回收調查問卷、信息錄入工作，并對系統數據進行了整理分析。召集各鄉鎮、街道相關人員召開了專題會議，對全區流動人口來京務工青年教育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難點和熱點問題進行了探討，并對進一步加強來京務工青年教育管理工作提出了可行性意見和建議，在此基礎上形成此報告。

一、全區來京務工青年的基本情況

（一）本文中來京務工青年的界定

離開戶籍所在地，在__區域內從事務工、經商等活動，居住30日以上的18至35周歲青年。

（二）主要組成人群

1、從事管理、研究、設計等職業的高學歷、高素質人才

2、在企業、工廠以打工為主的打工族

3、個體經營者

4、無工作、無居所人員

（三）數量及分布情況

據不完全統計，我區共有來京務工青年199194人（根據各鄉鎮、街道提供的數據統計），分布在各個鄉鎮、各個街道。就街道而言，前三種類型的來京務工青年占大多數，在農村，二、三類型的來京務工青年占大多數。

（四）主要特征

1、來源廣泛，成份復雜。全區來京務工青年來源省份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河北、四川、山東、湖北、江西、吉林等地區；

2、居住時間短，流動快。來京務工青年居住周期較短，流動速度越來越快，以于家務鄉為例，居住一年的外來務工青年占53.08%，居住二年的占22.18%，居住二年以上的占24.74%；

3、從事職業多樣，就業途徑狹窄。外來務工青年主要從事建筑、餐飲、服務、制造、加工等職業，大多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臟、累、險行業工作。在謀取就業渠道方面，大部分來京務工青年是通過老鄉朋友介紹、自薦或企業直招就任目前的工作，以張家灣鎮為例，經勞動部門正規途徑就業的外來務工青年僅占29%；

4、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勞動技能。通過調查顯示，來京務工青年大學以上學歷27504人，小學以下學歷2467人，其余多集中在中專、高中學歷，占總人口84.95%。據了解，大多數流動青工未受過專門技術培訓，專業技能十分缺乏；

5、性別比率基本持平。來京務工青年男女比例約為1.13：1（男105651，女93543），男女比率基本持平，男青年較女青年略多。

6、組織歸屬度較低。來京務工青年政治面貌以群眾居多，以馬駒橋鎮為例，黨團員占4.76%，普通群眾占95.24%，普通群眾是黨團員人數的20倍，明顯呈失衡狀態。

二、近年來我區加強流動青年教育管理工作的具體舉措及成效

（一）完善體系，搭建框架，齊抓共管的工作機制初步形成。

在全區各鄉鎮、街道均設立了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組織，兼管流動青年的教育管理工作，達到城鄉完全覆蓋，組織體系進一步完善。建立了工作聯系會議制度、聯絡員例會制度、信息通報制度、工作考評制度等一系列規范化工作制度，齊抓共管、群防群治的工作機制逐步形成。

（二）吸納資源，整合隊伍、建立了一支穩定、社會化的工作隊伍。

在完善組織建設的同時，強化了隊伍建設，建立了三層人員組成體系，第一層是委員，由各鄉鎮街道、職能部門主管領導擔任；第二層是聯絡員，由各鄉鎮街道團委書記或職能部門相關科室負責人擔任；第三層是社會兼職人員，吸納社會熱心人士擔任。共聘請法律宣講員20名，維權咨詢員20名，招募網吧監督員150名，禁毒志愿者540名，形成了一支穩定、專兼職相結合的工作隊伍，在流動青年教育管理工作中發揮了突出作用。

（三）大膽探索，創新模式，對流動青年實現有效覆蓋。

在新經濟組織團建中，我們積極創新新經濟組織團建，推行“聯誼”模式，通過成立“非公企業青年聯誼會”，凝聚和覆蓋非公企業團員青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區新經濟組織中，已建團組織92家，覆蓋團員青年近萬人。全區新經濟組織建團率近50%。同時，為不斷適應新時期青年工作新形勢和青年群體新特點，我們在流動青年團建中，推行“聯網”模式，通過加強與“八通網”等青年自組織的聯系，把互聯網作為聯系青年的新的重要平臺。

（四）建立陣地，聯合互動，流動青年法制安全教育進一步深化。

在各鄉鎮、街道、打工子弟

學校共建立法制教育基地45個，成立社區、村級維權工作站50余個，設立區、市、全國級青少年維權崗29家，為打工子弟小學籌建普法多媒體教室1個，同時，積極創新青少年宣傳教育陣地建設，把“兩法一條例”等法律條文，青春教育、交通、消防等知識搬進了樓道，形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樓門、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知識樓門等獨具特色的樓門法制教育陣地，為基層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活動提供了新的陣地和舞臺。多年來在廣大流動青年中持續開展“6.26遠離宣傳周”、“青春紅絲帶行動”、“12?4普法宣傳月”、《公開信》發表紀念日宣傳活動等多項宣教活動，共深入鄉鎮、街道開展大型普法宣傳活動20余場，印制發放各類普法宣傳品10余萬份。

（五）多措并舉，解決困難，流動青年權益得到切實維護。

以關愛流動青少年為主題，開展了多項教育活動，成立了流動青少年法律學校，加強了對流動青年的教育和管理。共接待青少年權益侵害投訴30余件，配合區公安分局、區法院審理青少年案件10余起。協調各委員單位集中開展文化市場、校園周邊環境、上網經營場所集中整治行動10余次，進一步優化了流動青年成長環境，減少了流動青年違法犯罪的誘因。

同時，團區委依托希望工程捐助中心，積極爭取市希望工程支持，整合社會資源，著力服務困難家庭子女，維護流動青少年合法權益。

20__年，團區委以扶助弱勢青少年群體、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進一步加大了“希望工程”吸納社會捐助和宣傳工作力度， 聯合各新聞媒體發起了“愛心在__慈善公益活動”，全年捐助貧困來京務工人員子女870人次，發放各類獎助學金241000元；20__年，團區委持續推進“愛心市場”、“愛心之旅”等服務流動青少年工作項目，全區723人次家庭貧困、品學兼優的來京務工人員子女得到了資助，發放各類獎助學金216900元，得到了青少年以及社會的廣泛認可；今年1月，團區委啟動了“溫暖1+公益行動”，并接受了青年企業家捐贈60萬元，成立了“溫暖1+”公益基金，用于幫助困難家庭青少年就讀、就業和就醫。截至目前，已為83名來京務工人員子女發放各類獎助學金24900元。

三、在流動青年教育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難點和問題

（一） 人口流動性大，掌握情況難度增大。

來京務工青年教育管理難，根本原因在于人員流動性強。在許多地方，務工青年數量龐大，因工作、生活的不穩定性而引起的小范圍流動及跨區域流動的情況發生頻繁，導致對來京務工青年青年的動態信息掌握不全面、不準確，來京務工青年“人戶不一致”現象較為嚴重。

（二） 高危來京務工青年人群管控效率低。

高危來京務工青年人群相對于普通流動青年更加難以管理和控制，主要在于高危人群通常刻意逃避管理并且其流動性較普通流動青年更強。由于高危流動青年人群大多潛藏著違法犯罪的沖動，加上在受打擊處理中積累起來的一些反偵察經驗，驅使他們在流動時有意識的逃避管理；同時，有些有已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高危群體，為逃避打擊，流竄性顯著增強。加大了公安機關對高危流動人群管控的難度。

（三） 出租房、中小旅館等流動人口集中地點控制難度大。

出租房、中小旅館數量多、分布廣，許多高危流動青年人群藏身其中。部分出租房主和中小旅館主為偷逃稅費獲取利益而逃避管理，不向有關部門登記申報；部分按照有關規定登記申報的房主和店主，在提供住宿服務時疏于管理，甚至根本沒有制定相關的管理制度，不按規定登記、了解和上報住宿人員的相關信息，導致許多出租房、中小旅館成了流動青年教育管理的盲區、死角，因而成了滋生違法犯罪的溫床。

（四）團組織對流動青年覆蓋有限，服務管理水平亟待提升。由于我區流動青年的管理仍處于探索階段，存在管理措施不完善、管理方法單一、管理力量不足等問題。雖然各級團組織從自身職能出發，研究制定出多項流動青年教育管理可行性辦法，但從實踐中看，工作中出現“空檔”的現象依然十分普遍。從流出地看，相當一部分青年外出往往是不辭而別，外出后又很少甚至從不與流出地團組織聯系，導致團組織對他們的去向及從業情況一無所知。同時，由于工作單位與組織關系兩分離，青年流動性較大，使團組織對流動青年教育管理工作出現滯后現象。特別是一些新經濟組織領導存有“經濟唯一”觀念，不希望更不支持“打工仔”與外界有太多的接觸和交往，導致新經濟組織團建出現了不少“空白點”，相當一部分青年沒有及時有效的得到團組織的幫助，久而久之自行流失。

五、進一步加強流動青年教育管理工作的對策和建議

（一）健全工作機制，加強隊伍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首先應盡快建立起相應的工作機制，形成市、區、鎮（鄉）、村（社區）四級聯動的工作體系，建立由勞動部門、公安司法部門、工青婦組織、教育部門等相關單位各司其職、整體聯動的教育管理機制。其次應建立健全工作隊伍，明確職責分工，確立專兼職人員對來京務工青年事務進行管理，維護來京務工青年的合法權益。另外應由同級政府列入財政預算劃撥專項資金，對來京務工青年的教育管理、技能培訓、法律援助等工作提供資金保障。

（二）創新團建模式，加大管理力度，把流動青工納入團組織管理之中。

新經濟組織中聚集著大量青年，如何更好的凝聚和服務這些青年，已經成為當前各級團組織亟待研究解決的新課題。下一階段，團區委將進一步加強團組織建設，在全區新經濟組織中繼續推行“聯誼”模式，通過發展“非公企業青年聯誼會”來更廣泛的覆蓋流動青年，根據流動青工的實際需求設計活動載體，以活動凝聚

青年，切實把流動青工納入團組織管理之中，更好服務流動青年成長成才。

（三）加強技能培訓，拓寬就業渠道，增加流動青年就業率。

爭取相關培訓資源，開展多層次、多類型的資格認證培訓，提高流動青年的綜合素質，提升他們的就業競爭力；聯合中等、高等院校在流動青年中開展學歷教育培訓，幫助他們參加自學考試、成人高考和網絡教育，接受基礎教育，為流動青年獲得學歷證書提供方便。

（四）強化維權工作，保障合法權益，服務流動青年成長成才。

聯合有關部門，制定有關來京務工青年勞動、教育、就業和福利等方面的制度，通過司法監督和法律援助，保障來京務工青年不受歧視，與本地務工人員同工同酬的平等待遇；充分發揮各類青少年維權機構的作用，受理來京務工青年的維權事務的咨詢、投訴，為他們提供形式多樣的法律援助服務。同時，聯合有關部門加強監督，采取有效措施解決來京務工青年勞動安全、人身傷害、工資拖欠等問題。

（五）加強普法宣教，開展多種活動，豐富來京務工青年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