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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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

靠增長解決“未富先老”

問：如何解決中國人口老齡化超越經濟發展階段這種“未富先老”的狀況？

蔡：在過去的30余年中，中國在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跡。但是，中國的人口轉變更是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步伐推進。人口轉變與人均收入提高之間的這種缺口，可以被表述為“未富先老”。

從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就開始快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老齡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隨著2015年前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老齡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并趕超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轉變后果，關鍵在于保持高速增長勢頭。換句話說，由于人口轉變過程是不可逆轉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調整的情形下，老齡化趨勢仍將繼續，已經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應該依靠持續的經濟增長來予以縮小，并最終得到消除。

應對老齡化面臨諸多挑戰

問：中國在應對老齡化上面臨什么挑戰？

蔡：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與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獲得之間，需要避免出現一個人口紅利的真空時期。而“未富先老”的特點，的確在兩次人口紅利的良好銜接上，給中國帶來特殊的困難。如果通過在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條件的同時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中國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雖然在許多發達國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成為應對老齡化及其帶來的養老基金不足而廣泛采用的手段，但是，中國的情況有顯著的不同，使得這個做法不應成為近期的選擇。中國目前臨近退休的勞動力群體是過渡和轉軌的一代。由于歷史的原因，他們的人力資本稟賦使得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不利競爭地位。一旦延長退休年齡，高年齡組的勞動者會陷入不利的競爭地位。

中國的養老模式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為主的。作為“未富先老”特點的一種表現，中國社會養老體系尚不健全，參與率和覆蓋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養老來源，即勞動收入、家庭成員供養、離退休金或者養老金三種來源中，家庭成員供養的比例很高。

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仍然是現收現付性質的，現收現付制是建立在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撫養比低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上述條件發生變化，則要求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支撐，否則這個制度就是不可持續的。相應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率，并且把養老保險制度從現收現付模式轉到積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備必要的制度條件，解決與儲蓄率相關的未來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問題。不僅如此，及早擴大個人賬戶積累也有利于緩解養老負擔問題。

開發人力資本保持增長

問：中國應如何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

蔡：“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給中國經濟增長轉向生產率提高驅動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戰，另一方面，也留給中國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現存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保持經濟增長。而無論是應對前一挑戰還是抓住后一機會，都要求創造相關的制度條件，以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

第2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

“人口紅利”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類似的機遇也基本上只有一次。在2002年世界銀行發表的《世界發展報告》別指出，“人口紅利”期是為發展中國家打開的“機會的窗口”，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充分利用這一歷史性機遇，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比如韓國在1961年把家庭計劃(即計劃生育)確立為一項國策，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隨之出現了“人口紅利”期，韓國政府抓住了這一機遇，從自身基礎條件、發展水平和國際比較優勢出發，及時捕捉和積極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資源和資金支持，創造了令人稱羨的“漢江奇跡”。

我省的“人口紅利”期大致從1986年開始，到2029年前后結束，持續40多年。此間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段：2001年前，少兒負擔系數相對較高，總體在30％以上，老年負擔系數較低，總體在10％以下；從2002年到2016年，少兒負擔系數和老年負擔系數都比較低，總負擔系數均低于40％，也就是一個勞動力人口最多僅供養0．4個非勞動力人口，是我省人口負擔程度最輕的時段；2017年以后，少兒負擔系數仍然較低且保持穩定，大體在20％～22％上下，老年負擔系數則不斷攀升，將從20％提高到30％。能否根據不同時段的特點，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推進我省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對于實現全面小康目標，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和諧社會等，都具有重大意義。

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紅利”期，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三個方面的機遇：一是勞動力供給充分，價格便宜，如果就業充分，會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年齡構成較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于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快。過去五年是我省經濟發展速度最快、質量最好的時期，這既是省委、省政府率領全省人民抓住西部大開發機遇，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推進“三個轉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表明我省已經從“人口紅利”中獲益。

努力實現充分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將潛在“人口紅利”轉化為現實“人口紅利”的根本途徑。我省一方面是勞動力資源充足，另一方面是就業壓力巨大。因此，一要堅持就業優先．確立以就業優先和兼顧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模式，以擴大就業規模、降低失業水平為當務之急：二要鼓勵自主創業，從體制、政策等各方面為自主創業營造環境、降低風險，既可大量增加就業崗位，又可促進民間資金向民間資本轉變；三要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從某種意義上講，獲取“人口紅利”的大小，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程度。特別是要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四要擴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引導和鼓勵他們到基層建功立業，這是一個“人口紅利”的寶藏。

投資于教育和健康。勞動者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是獲取“人口紅利”、建立人力資本的重要條件。我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不高，人口素質與產業升級不相適應等問題仍較突出。一些傳染性、突發性疾病已經對人口安全構成了威脅，就醫難的問題也較突出。將公共財政優先投資于教育和健康，既是獲取“人口紅利”的必然要求，也有“人口紅利”期本身帶來的發展機遇。以教育為例，隨著受撫養少兒人口的減少，為教育的發展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創造了條件，特別是為實施農村九年制免費義務教育減輕了壓力，為逐步走向普及高中教育、發展大學教育提供了可能。因此，要加大公共財政投入，盡快實現兩大基本目標：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同時，要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盡其才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積極構建養老體系。在“人口機會窗口”關閉前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準備，也是一個必須抓住的機遇。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或地區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需要20年左右的時間做準備。我省“人口機會窗口”大約在2029年前后關閉，留給我們應對的時間也就是20來年。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養老與保障體系，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做好準備，已成為事關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現實問題。因此建議：要加快建立城鄉養老保障制度，對城鎮主要是完善，對農村則需要加快探索建立。“人口紅利”的形成，計劃生育家庭功不可沒。因而在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時，應當首先惠及計劃生育家庭，比如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獨生子女死亡傷殘家庭扶助制度等，都是具有養老保障性質的“德政善舉”；要大力發展老年福利事業，由政府投入建設一批綜合性老年活動場所和設施，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社會福利領域，逐步形成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骨干的老年福利體系。

第3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 壓縮型工業化國家；人口紅利：中間技術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4-0035-05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落實，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城市就業壓力將更加嚴重，中國就業壓力將進入新的高峰期，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失業與環保、社會穩定、產業結構調整等一系列問題以更加復雜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對改革、穩定和發展形成巨大壓力。針對這一系列問題，以張坤為代表的學者率先提出中國經濟存在“壓縮型”特征［1］，這種特點表現在經濟、社會、人文等各個層面，對中國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課題。

1 壓縮型工業化社會的一般特征

聯合國開發署環境專家D?O?Conner指出，早期發達國家經歷了幾個世紀完成的工業化，在東亞國家卻只花了數十年，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顯著縮短，這種縮短的工業化被有關專家稱為“壓縮型工業化”［1］。壓縮型經濟社會典型特征是工業化進程超速發展，產業結構急劇轉變，就業矛盾突出，資源環境問題復雜。

1．1 工業實行“跨越式”發展，產業結構變動幅度大

工業的快速崛起是“壓縮型”工業化社會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現在工業突然而快速地替代農業，與“非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過程。如：英國的工業革命自18世紀開始，到 21世紀仍處于工業信息化階段，而工業后進國［2］則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就完成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轉型。如韓國1965年的GDP中工業產值的比重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農業部門在GDP中的比值從39％下降到9％；我國自50年代開始工業化，到2005年，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從20．9％上升到47．3％，與此同時，農業總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從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脹與結構性失業并存

工業發展初期，經濟快速增長和對勞動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劇上升，隨著世界工業朝著自動化、信息化方向的發展，工業產業對簡單勞動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數使勞動力的供給增加，使就業與失業問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國為例，從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都超過10‰，總人口從57 482萬人激增到130 756萬人(2005年)，人口數量的迅速增加導致就業問題出現。從“九五”期間開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出現失衡，下崗失業人口大幅上升，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進入“十五”，就業與失業問題更為突出，不僅總量供求失衡，而且結構失衡。

1．3 人口增長結構演變歷程縮短

從東亞人口發展史上看，后進工業國家的人口結構變化(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所經歷的時間僅為發達國家的1／3。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一個低生育階段，標志著我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經過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根據聯合國(2002)預測［3］，65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從10％增至20％，各國所用年數為：中國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國61年(1951-2012)：美國57年(1978-2028)。

2 壓縮型工業社會的“人口紅利”特點

2．1 “人口紅利型”經濟期的縮短

發達工業化國家“人口紅利”期出現的時間與工業化進程大致相同，持續時間為100年左右。由于后進工業國家經濟增長“追趕效應”作用，人口急劇膨脹，“人口紅利”期迅速到來，持續時間縮短。以我國為例，由于政策和社會因素，在經歷20世紀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從8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進入了“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期最多持續60年(見表1)，而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在60年內完成工業化過程尚不可知。人口撫養系數［5］在短期內趕超發達工業國家。如在20世紀5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撫養系數比為0．7～0．8，到2000年，撫養系數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發達國家人口撫養系數比僅下降了0．039，基本穩定在0．55左右。人口結構的黃金時期也被“縮短”，意味著勞動力資源減少，經濟發展必定受阻。

2．2 “壓縮型”工業化與“人口紅利”期的交織

“壓縮型”工業化帶來的人口老齡化負效應將使社會總儲蓄開始減少，繼而總投資下降，通過乘數作用影響經濟持續發展，同時，人口撫養比上升、勞動力資源開始減少、日益龐大的養老金使政府開支增加。

顯然進入老齡化社會需要一定的“社會積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費用”。因此，經過充分工業發展和財富積累的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都較為富裕，如英國等發達國家從成年型社會向老年型社會轉變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為5 000～10 000美元，而后進工業化國家完成這種轉變只用了發達國家1／3的時間，我國完成這種轉變用了大約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這種“未富先老”正是“壓縮型”工業化國家所獨有的。

工業化后進國家的“追趕效應”和“結構效應”使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節奏快、社會轉型幅度大、經濟畸形發展，致使在“人口紅利”期內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獲得“人口紅利”，相反卻出現了“壓縮型”綜合性的問題：自然新增勞動力+城鎮失業勞動力+城鎮化帶來的農業勞動力，與產業結構改變、城鎮化和因過快工業化導致的制度不完善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形成后進工業化國家獨特的人口特點，如果不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人口紅利”將迅速轉變為“人口負擔”。

2．3 人口“紅利”中存在泡沫現象

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只是獲取“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社會要享有“紅利”還需要與本國勞動力資源相匹配適合的制度環境、政策措施、人文環境和足夠的工作崗位等，這些條件和“人口紅利”一起構成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數后進工業化國家為了盡早獲得“人口紅利”，在工業化起步階段鼓勵生育，如戰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現了持續三年的生育高峰期。這三年共出生約806萬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國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達37％。同時各國政府大力發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學毛入學率為29．6％，2003年大學毛入學率達到了47．7％，同期韓國大學毛入學率從386％上升到77．6％，新加坡從18．6％上升到48．3％，中國從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9％，但當我們考察教育科研經費的投入時卻發現，從1990-2005年，盡管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由569億元增加到3 951．59億元，增長了5倍多，但是財政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全國教育經費占GDP比重從2002年最高點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這種急于求成的教育發展模式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低下和教育層次的單一化。同時，由于后進工業國急于實現產業現代化，是知識技術引進的主要國家，急需技術創新，導致對高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而本土產業在國際產業鏈中所處的地位要求實用性中檔人才，這種多樣化的需求與本國單一的人力資源素質不相匹配，導致大部分勞動力資源沒有形成與本國經濟相適應的人力資本，出現了“人口紅利”泡沫。

2．4 長期非自愿失業人口的存在使實際撫養系數高于理論數據

實際撫養系數計算公式中分子為0～15歲幼兒和65歲以上老人，該公式暗含的前提條件是充分就業。只有當社會自然失業率低于6％時，理論撫養系數才與實際相符。但當大量失業勞動力存在時，被撫養人口就不僅僅限于少兒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進工業化國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問題，目前，我國每年有80萬～120萬的出生缺陷嬰兒，15年后，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從系數公式的分母中扣除，這時實際撫養系數往往要高于理論撫養系數(見表2)。

3 人口紅利壓縮的后果―大量持續性失業的經濟學分析

人口基數大，勞動力資源豐富正是獲取人口紅利必不可少的條件，它可以通過生產和消費行為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動力，因此，人口基數大不應該是導致失業的直接原因，只有當它同不合適的產業結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會出現勞動力供大于求現象。孤立地判斷人口和產業結構是否合理是不科學的，只有將他們納入一個系統之內來考察，這樣的判斷才有意義。由于人口總量是既定現實，界定人口與產業是否適應就涉及到重新判斷發展中國家現行產業是否適應人口的問題。

以我國為例，我國屬于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產業結構在50年里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農業社會步入工業化、信息化社會(這種轉變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幾十年時間［8］，就業形勢也相應發生變化，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經過一個短期的就業高峰，從1997年開始失業率開始進入風險區，并一直持續居高不下。對這個問題本文的理解是現行產業結構和我國的人口特征不相適應。

3．1 現代化的產業結構要求與勞動力現代科學素質［9］普遍低下不相適應

在國際產業自動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隨著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后進工業國家也順應潮流，大力發展自動化、信息化工業，一方面提高了本國資本和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顯示出后進工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進工業化國家處于國際產業轉移的低端，勞動力素質低下，基本上沒有能力為本國要求現代化的企業提供必須的高技術產品，勞動力處于閑置狀態，沒有發揮生產，相反，對高科技產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為發達國家的生產性產品和消費性產品提供了市場。因此，就業壓力、人口紅利期縮短、人口泡沫等問題從表面上看是勞動力供大于求，總量失衡，實際上是“趕超型”工業化過程中，整體產業結構升級太快、太陡，缺乏相應的人力資源支撐造成的。

3．2 生產性消費的盲目跟進

在自動化、資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聲中，大部分學者一致推崇通過技術和資本投入帶動經濟增長，于是幾乎各行各業開始千方百計地爭取項目、更新設備，期望在資金有限的條件下，通過解雇員工、增加投入來達到改資本廣化為資本深化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種生產性高消費導致大量勞動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使就業結構發生轉變，一部分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產品的生產知識含量較高，需要具有較高教育程度的技術人員，而人口素質的提高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就業結構無法及時調整，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工業不是在大量吸納勞動力而是開始飽和吐出勞動力，第三產業緩慢增長的就業機會，難以容納同時來自農業和工業外溢的勞動力。生產性的消費向發達國家產業盲目跟進導致了各產業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直線下降。

3．3 對西方理論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業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趨勢，但是實現這種目標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應該因國而異。

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資本替代勞動力所獲得的巨大發展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后進國家希望通過模仿他們的發展模式達到本國經濟的騰飛，甚至用急進的方式企圖將“失去的工業化時間”抓回來。因此，相應出現了一批介紹和推崇西方理論的學者和官員。但是，引介理論首先要理解理論，而要對西方理論進行充分的理解必須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現時的社會整體背景。

早期工業化國家進行技術創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勞動力不足，生產能力低下，工匠們通過技術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彌補勞動力資源的不足；②技術創新路徑自下而上，是自發創新，沒有行政干預；③具有“歐洲特色”的科舉制度是技術創新的制度背景。工業革命前我國正處于經濟文化鼎盛時期，由于歐亞文化和生產力水平相差太遠，歐洲社會無法直接模仿借用類似中國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只能通過手工藝創新來達到快速從學徒“升級”到業主的目的，因此，工藝技術創新成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業革命在此基礎上展開；④自由、開放的經濟是技術創新的宏觀經濟條件。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人文背景與西歐大相徑庭，如果只重視借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而忽視技術的同化和吸收，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假設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按照其價值定義為“一千英鎊”技術，把發展中國家的本地技術定義為“一英鎊”技術［10］，如果發展中國家貿然引進“一千英鎊”技術會給本地的“一英鎊”技術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基礎和國情，“一千英鎊”技術不能馬上被當地經濟消化和吸收，大量勞動力失業和經濟增長放緩將在一段時間里存在，社會穩定將受到威脅。

4 通過產業結構創新解決人口問題

目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是：早期工業化國家分階段出現的社會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同步爆發，如人口問題、就業問題、環境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等，這些問題不僅多而且盤根錯節、相互交織具有綜合性和復雜性，而且與本國國情結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問題團”，現有的國外理論難以有效解決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綜上所述，發展中國家要使經濟和社會持續地發展，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以我國為例，可以嘗試創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產業發展道路解決人口與經濟發展問題。

4．1 明確本國國情

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基數大、國民現代科學素質普遍低下、地區發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經濟結構。為早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通過學習和模仿西方經濟發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實行了大規模的產業自動化，用機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產量，并將這種方式廣泛地推廣到工廠和農村，這一方面使我國在短期內經濟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導致社會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使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低下，繼而影響自動化的最初目的―經濟增長，同時，大量剩余勞動力的長期存在又不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

4．2 構建包含國家專有要素的本土經濟學

我國失業理論的發展代表了后進國家學界“洋為我用”的覺醒歷程，特別是后兩種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國實際、反思西方理論、獨立思考后的結果，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有這樣一種思維慣性：通過模仿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路徑，考察我國實際經濟社會中存在卻相悖于他國發展路徑的“不當之處”，給予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看似有道理卻難以實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面臨的問題。經濟和人口理論的作用在于為經濟社會發展出謀劃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經濟社會的健康、穩定、持續發展是主體，理論、政策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而不是通過改良社會去適應理論，然后按照理論設計進入另一發展模式。這里并不反對借用他國發展模式，但是首先應該選擇真正適合本國的模式，且在實施前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去偽存真，選擇其中與本國國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礎上再對理論進行創新性的完善。

4.3 創新型產業模式為人口問題提供了解決之道

根據本國國情選擇，創新理論是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根本，關鍵在于政府和學界思維方式的改變，對國際經典理論不迷信不盲從，采取審慎的態度對待“舶來品”，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創建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

以人口問題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素質、失業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誤區，從根本上講失業、人口數量、人口質量等問題是相對存在的，是經濟社會發展偏離本國國情導致的結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問題。因此，研究不應繼續糾纏于問題的表象，而應該尋找問題產生的根源，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如失業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當國民整體經濟社會水平不高的條件下，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全面盲目自動化，忽視了我國人口眾多、正處于人口紅利期的特點，無視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舍本逐末，花費有限的資金外購昂貴的自動化設備替代人力，導致失業現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這種結構性失業是外生因素(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引起的，與早期工業化國家不同，很難在短期內通過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容納失業人群(產業國際自由轉移與勞動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動造成這一問題)，即“一千英鎊”技術摧毀了“一英鎊”技術，經濟和人口問題以扭曲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適合本國的中間技術產業，即“一百英鎊”技術型產業才能充分利用本國充裕的勞動力，使經濟真正獲得“人口紅利”。這種中間技術型產業可以將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鎊”技術分解為若干能適應本地產業、本地技術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鎊”產業，這種新型產業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鎊”技術型產業的技術含金量，幫助提升國內經濟和技術水平，使發展中國家盡快與世界經濟接軌：另一方面，大量中間技術產業的存在能充分吸收發展中國家豐富的勞動力，使社會能平穩地渡過產業結構轉型期，使發展中國家延長“人口紅利期”，充分享受經濟與人口發展帶來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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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河南民辦教育 人口紅利 人才紅利

引言：隨著中原經濟區建設提到日程，我省的經濟發展將有更大的潛力和優勢，而這些優勢中我們必須看到的是我們的人口優勢與受教育程度的矛盾。河南人口全國第一，但經濟落后于沿海，受教育程度偏低。河南每十萬人中擁有大專以上學歷人口數量為 6398 人，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中部六省中位列倒數第一，遠遠低于湖北的 9533 人與山西的 8721 人。

整體來講，科技和商業貢獻率低于沿海發達城市。低素質勞動力無法與經濟增長所需的人力資本相匹配，成為河南省經濟增長的一大“瓶頸”。要想改變這一現狀，我們就必須認識到河南省人口紅利的隱憂，未雨綢繆，重視自身人力資本的積累，改善現有的人力資本結構，真正實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強大拉動。在此過程中，我省的民辦高校在擔任培養高技能人才，向社會輸送更多高技能高素質人才，提高勞動力整體水平上，做出了很大貢獻，這為河南省人才紅利的到來開創了很好的條件。

一、河南教育的基本情況

河南的教育經過多年發展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由于受經濟、歷史等因素的影響，河南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在全國仍處于落后狀態，這極大地影響了河南人力資源質量的提高，進而制約河南經濟的發展。

二、河南省民辦教育對“人才紅利“形成的作用

現階段，我省僅依賴公辦教育來發展教育產業還不具備充分的條件。其中既有因國有資源規模的限制，也有因教育公益性的辦學方向限制，但最根本的制約因素，是公辦教育體制與開發教育產業所必須的市場化要求難以相互適應。由于民辦教育更適應市場化的要求，所以民辦教育對教育產業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民辦教育是“窮國辦教育的必經之路，可以說民辦高校承擔了一定的責任，也承擔了一定的社會義務，既滿足了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多樣化的需求，也在深化高等教育教學體制的改革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一）發展民辦教育是緩解教育供給落后于教育需求這一矛盾的有效途徑。民辦教育的發展，就起到了動員、組織、利用社會閑置教育資源的作用，使原來閑置的教育資源轉化為增量教育供給。在推動經濟增長的意義上，民辦教育的發展不僅是滿足社會對教育的需求，而且是對社會經濟資源的重新整合與配置。

（二）民辦教育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培養多方面人才，進而提高社會就業率，推動經濟增長。

現代經濟理論的進步使人們認識到，教育與再教育是提高勞動者素質、培養經濟適用人才、調整勞動力供需結構、緩解結構性失業的根本途徑。在知識經濟時代，由于技術創新的頻率加快，新學科、新行業、新需求、新市場不斷地出現，故而通過教育，緩解結構性失業，提高社會就業率的要求顯得更為緊迫。

（三）民辦教育的發展為改善我國的勞動力和人才結構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

它可以擺脫應試教育的桎梏，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多元化、多層次辦學，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培養社會所需的人才，從而通過調整勞動者供給結構，實現社會就業率的提高。如果我們把教育視作一個產業，則民辦教育對社會就業率的提高就具有更廣泛的含義。民辦教育的發展，擴大了教育產業的規模，不僅其本身就能提供出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且在民辦教育發展的拉動下，也會在其它部門間接增加就業機會。

民辦教育的特點決定了它在教育觀念、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等方面突破傳統教育體系，在調整教育結構、改良教育內容、培養創新型人才各方面有所創新。民辦教育在促進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方面可以彌補傳統教育的不足。

三.加大民辦教育改革力度，促進“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

1. 進一步解放思想，營造良好的民辦高等教育發展氛圍

思想觀念的轉變，是制定政策、落實政策的先導，是營造民辦高等教育寬松的發展環境、促進民辦高等教育快速成長的關鍵。在人們傳統的思維中，民辦高等教育不能與公辦高等教育同日而語。實事求是地講，它們之間確實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但正是由于這種差距的存在，才更要求我們對民辦高等教育實施政策傾斜與扶持，為其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當前，我們要從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來認識民辦高等教育在我省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其一，民辦高等教育可以為社會培養大量人才，在推動生產力發展方面應該大有作為。二，民辦高等教育在傳播文明、培養具有先進文化的建設者方面，與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三，民辦高等教育和廣大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在解決高等教育資源匾乏問題、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接受良好的教育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已成為我省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轉變對民辦高等教育，求全責備的觀念，樹立主動服務和切實扶持的思想。為我省的人口紅利深入徹底的轉向人才紅利作出貢獻。

2.政府可以為民辦高校提供一定的財政資助，促進其健康發展

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雖然以自籌經費為主，但政府也要給予不同形式的財政支持。高等教育屬于“準公共物品”，無論是公辦大學還是民辦大學，其所推動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文化繁榮等為全社會所共享，其培養的人才為整個社會服務。政府對不同學校的資助會有所區別，但因為是民辦高校就不給予任何支持的觀點是錯誤的。印度學者邊拉克曾指出：國家不應放棄資助高等教育的責任，國家對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財政資助有助于推動、激勵私人和社會團體的努力。因此，我們應該重視政府對民辦高校的財政資助，通過貸款、免稅、設立基金會等不同形式減輕民辦高校的負擔。

參考：

1.《河南省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思路》殷杰蘭，河南教育學院學報

第5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人口紅利” 轉型問題 必然性

一、“人口紅利”助燃東莞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東莞現象是中國經濟改革大潮中一朵耀眼的奇葩,它富可敵省卻倍受爭議;它的財富和提供的機會吸引了成千萬打工者的聚集。廣西日報記者唐廣生曾這樣對東莞贊賞地描述:東莞“1985年9月撤縣設市,1988年升格為地級市,20年來經濟以平均22%的速度快速增長,財政收入每年遞增近30%,人均存款余額超過6.4萬元。用2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100多年才能走完的路,成為國內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1988年東莞三來一補企業3420家,三資企業528家.而到了2007年末三來一補及三資企業達到了23074家,GDP達3000億元,財政收入達539.54億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7025元,人口從不到200萬人發展到今天的近1200萬人,”就是對東莞發展模式持懷疑態度的《中國青年報》記者李忠志對東莞發展不得不發的感嘆。

出現這一經濟奇跡的主要原因除了是東莞人抓住了世界,特別是香港,臺灣企業轉移的時機,筑巢引鳳,依托區域位置的優勢,以土地換投資的經濟策略外,充分享受了中國近20年的人口紅利也是東莞經濟騰飛的重要因素。

所謂“人口紅利”主要是指人口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的一段時期。產生“人口紅利”的原因在于,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階段轉變的過程中,死亡率往往先于出生率下降,從而造成人口在一段時期內高速增長,當出生率也下降到低水平后,人口會因高速增長期間出生者進入勞動年齡而形成一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比較高的年齡構成,這樣一種人口結構因為大大有利于經濟增長而被形象地比喻為人口所帶來的一種“紅利”。而且,相對于中國外向型經濟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和長三角這一事實,東莞幾乎是享盡了全國的人口紅利。極低的勞動成本極大地吸引了外資的眼球。龐大的勞動大軍助燃了騰飛中的東莞經濟。

二、“劉易斯拐點”突襲東莞經濟

2004年東莞已經出現了民工荒,特別是2009年以后,民工荒已經嚴重影響了東莞經濟的發展。而事實上與此同時,也正是人口學上“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出現的前后。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稀缺,人口學家稱之為“劉易斯轉折點”。事實上,“十一五”期間,從總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國非農產業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將持續下降。這就是說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將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一種相當長期的發展趨勢性。尤其隨著全國對外開放走向全方位、寬領域、縱深化發展,許多地方在承接國際大企業和新興產業方面都各有所長,使得東莞獨占全國人力資源的優勢不復存在。東莞經濟失去了人口紅利的助燃劑。

三、東莞經濟的特點使其受“劉易斯拐點”的沖擊尤為嚴重

眾所周知,東莞至今所引進的產業仍是以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環節為主,在全球生產網絡中處于邊緣位置,對整個產品的研發及定價幾乎沒有發言權,使得產業成長空間被動受到擠壓,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差,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尤其在自主技術和自有品牌處于落后地位。這種產業特征意味著人力資源是企業競爭的重要籌碼,失去了人口紅利的支撐,就會出現大量類似于合俊鞋業倒閉的情況。因而東莞經濟要再造輝煌,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成為歷史的一種必然選擇。

四、東莞制造轉型為東莞創造

其實,東莞市政府早對這種模式的隱患有足夠清晰的認識。在1993年市政府的經濟研究報告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下列論述:“展望未來,東莞將沿著產業升級的軌跡,不斷地將產業結構推向更高次。我們將不斷提高工業的科含量,大力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逐步確立第三產的主導地位;鞏固和提高農業的發水平,到2005東莞三大產業的比值將從1992年9:51:30變為4:28:68”。

但是轉型是痛苦的,弄不好從騰籠換鳥變成鳥去籠空。事實上東莞從宏觀上已經具備了產業轉型的條件。正如暨南大學顧忠華先生所述:“區域經濟總量絕對值的迅速擴張和相對值的高速增長,大大擴充了東莞市的經濟實力。按照S?庫茲涅茨和H?錢納里等人對實現工業化的經濟增長階段的劃分標準來看,東莞己步入工業化后期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上,具備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物質基礎和基本條件。”

然而轉型過程必須遵循市場規律為主導,政府手段為輔助的原則。同時特別要結合產業和金融的時代背景加以調節轉型節奏,將轉型陣痛降到最低點,維護社會的和諧,回歸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我們欣喜地看到2010年東莞經濟的轉型已經初見曙光。

參考文獻:

[1]唐廣生:《舞好外向型龍頭 從東莞20年經濟發展得到的啟示》2004.2.26《廣西日報》

第6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

論文關鍵詞：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用工荒，用工機制

一、“劉易斯拐點”的顯現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劉易斯拐點”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討論“二元經濟”發展模式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一般經歷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為短缺，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后來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拐點”。在2009年以前，我國勞動力供應總體上一直源源不斷，市場基本處于無窮供給的狀態，但進入2009年以后，隨著我國經濟情況的不斷回暖，形勢發生急轉，尤其我國四大勞動力密集產業部門如機械制造業、紡織業、電子和酒店服務業的用工開始出現緊張起來，很多企業正經歷著持續的開工不足的用工難題，并且影響范圍已經由地方性波及到全國，這似乎預示著我國勞動力供應過程中“劉易斯拐點”開始顯現。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 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人口紅利是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用工荒，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嚴格來說，任何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這樣一種“人口紅利”。但最早實現人口轉變的西方發達國家，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于1930~1935年，結束于1990~1995年，持續了60年左右的時間。

中國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中60歲老齡人口已超過1.6億，且每年以近800萬的速度增加，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標準（60歲人口比例10%），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速度越來越快，預計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雖然我國，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但由于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劇，人口紅利正逐漸縮減直至消失，而 “用工荒”就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征兆。

二、“劉易斯拐點”對旅游酒店行業用工的影響表現

1.招工難和留人難并存。截止到2009年，全國共有星級飯店14237家，擁有客房167.35萬間，而2010年預計星級飯店的客房數量將達到180萬間，酒店從業人員的數量需求也將突破270萬。但實際上，截止2009年我國酒店從業人員的數量一直徘徊在170萬左右，每年我國酒店的用工缺口都在50萬-80萬左右，最近隨著我國電子、紡織、制造業的對用工的強勁需求，更加劇了酒店的招工困難。另外一個突出表現是酒店行業與金融危機之前相比更難留住人才，據中調網調查，2009年我國半數以上星級酒店的員工的流失率已經達到45%，而酒店正常的員工流失率應該在6%-20%之間，這就造成很多酒店常年都在疲于招聘員工論文格式范文。

2.從發生頻率上看，酒店行業的用工荒由階段性正轉變為常態化。眾所周知，酒店業務淡旺季非常分明，酒店為了降低成本，正式在編的員工人數很少，因此以前我國酒店行業用工荒主要表現為季節性和階段性，即每年重要節日前后以及節事活動期間，用工荒問題表現特別突出。但是進入2009年以后，酒店行業的用工局面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用工緊張已經出現了常態化，不再分淡旺季或特定某個時期，主要原因隨著電子和制造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用工荒，一些勞動力輸出大省的務工人員不用再背井離鄉了，在家門口都能找工作環境和薪酬待遇比酒店行業更具優勢的的工作，從而造成了可從事酒店服務業的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大幅減少，因而酒店用工問題會持續緊張。

3.從發生范圍上來看，我國旅游酒店業用工已經由局部的用工荒轉向了全國性的大范圍的用工荒。過去，酒店行業用工荒主要集中于旅游業較發達大城市和東南沿海地區，如北京、上海以及廣東、福建、江蘇和浙江等地區，并且用工緊張程度在不同檔次和類型的酒店中表現是不一樣。但是2009年經濟回暖之后，我國旅游酒店行業用工緊張已經從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波及到全國，即使在中西部地區和一些三四線城市，用工緊張程度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據筆者對2010年全國酒店行業用工統計，中國大陸地區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除西藏自治區情況稍好一些外，都大范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酒店行業用工荒，尤其一些中西部的重要的旅游城市，影響程度更加嚴重一些。

4.從影響結果來看，酒店的可持續性經營受到嚴重威脅。劉易斯拐點的顯現效應通過影響酒店行業的用工直至全方面影響酒店的正常經營活動。中國計劃生育實施于上世紀80年代，如今獨生子女已經成為就業人口的主力軍，在吃穿不愁的環境下長大的80、90后已經遠遠不滿足于1000-2000元的工資，在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低于2000元的月收入在沿海城市甚至可以成為貧困人群。酒店的基層服務人員從城市人口，轉向農村人群和內地欠發達地區，而且還普遍招不到人。作為酒店經營者，應該好好考慮中國的酒店業是否還是能夠采取勞動力密集的形式繼續生存下去了。

三、創新酒店行業用工機制積極應對用工荒

1.創新用工制度，尊重員工權利，改善薪酬待遇。酒店行業“用工荒”從側面反映了用工的權利長期受到漠視，造成招工難和離職潮，實際是一種“權利荒”。我國《勞動合同法》從2008年初頒布至今到3年，而《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也出臺了兩年有余，但是這些法規條例到了企業層面還沒有真正落實到位。因此，在酒店規章制度應該與勞動法規同步實施，對原有《勞動合同》進行清理，在嚴格考核的基礎上，按法律有關規定，及時與相關人員續簽《勞動合同》。在合同期限上，以1—3年為一個合同期限，形成階梯型合同時限，避免同步到期，集中離店造成的短期勞動力緊張狀況，同時也延緩無固定期限合同生成的周期。在當前勞動力供需矛盾突出的形勢下，較好地穩定了員工隊伍，并為下一步員工有序流動打下了一定基礎。另外用工荒，合理安排員工年休假，改善員工薪酬待遇水平，飯店管理層從飯店實際出發，強化員工休假意識，建議將年休假安排放權給各部門，要求各部門根據經營情況，利用營業淡季，靈活安排員工年休假。

2.以信息技術為核心對酒店業務流程進行再造（BPR），使酒店的業務流程更加人性化和簡約化。這樣不但可以降低成本，還可以減輕員工工作負擔和強度，從而降低酒店員工的流失率。目前我國很多星級酒店的業務流程還是因循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管理模式設計，沒有充分融合現代高度發達的信息技術。最典型的是國外酒店目前普遍實行的收益管理系統和服務外包的經營模式在我國很多酒店還處于探索階段。以收益管理為核心的運營模式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以市場需求為主導，以收益為目標，對業務流程進行精簡裁撤，實現員工一崗多能，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顧客的滿意度。而服務外包則是把酒店相對繁瑣、勞動強度比較大的業務如公共區域清潔、日常清掃和餐具、衣物洗滌等外包給社區專業機構，酒店只做專業性比較強的核心業務。經過重新設計的業務流程更加強調信息化和人性化，員工也更有成就感論文格式范文。

3.加強員工長期職業生涯規劃，注重交叉培訓。員工職業生涯規劃酒店應該為每一位員工設計其職業發展規劃，尤其是對大中專畢業生等高素質人才的職業發展要有一套明確的規劃方案，使其能夠看到未來的發展方向和目標。目前我國畢業的旅游大中專畢業生數量接近30萬人，同時每年還有30萬左右旅游專業在校實習生，如果這些半數以上畢業生能夠選擇酒店行業，不但能提升酒店員工素質，而且極大的緩解用工緊張的問題。在招聘時，酒店選擇有潛質并熱愛酒店工作的旅游畢業生，按照其性格特點和興趣愛好，制訂職業生涯規劃，經過一段時間的基層鍛煉，達到了特定的指標并通過評審，可以獲得晉升。這樣，酒店行業必將受到旅游畢業生青睞。交叉培訓是一種員工通過接受額外服務技巧的培訓來滿足不止一個工作崗位需要的培訓方式，現已被越來越多的西方酒店作為保持人員素質優勢、提高服務質量及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實施交叉培訓有助于酒店更加有效的控制成本，在旅游旺季業務量突增或員工生病、休假以及顧客額外需求導致酒店內部出現工作缺位時能夠及時彌補，同時還可以降低員工的跳槽率。

4.在旅游人才培養和儲備方面，建立校企合作培訓交流機制，旅游院校可以為旅游酒店提供人才輸出和管理咨詢，酒店方可以為旅游院校提供實習基地和專業實踐課程指導，從而達到“雙贏”。我國旅游院校再也不能關起門來辦教育了，應該邀請酒店方參與專業目標的定位和課程設置用工荒，使得旅游專業人才培養更加適銷對路；酒店企業應該主動和旅游學院進行交流合作，通過建立實習基地的合作形式定期接納一定數量合作院校的實習生，不但可以緩解旺季時候的用工緊張的問題，同時也為酒店未來的發展儲備了一定數量的專業人才，保證酒店用工的可持續性。

5.加強企業文化建設，營造人性化的工作環境。企業文化是企業的靈魂，良好的企業文化激發企業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精神源泉，有助于塑造人性化的工作氛圍，這樣既能有效降低員工流失率，還能提高酒店企業對求職者的吸引力。企業文化是以價值為核心，以知識為基礎，以事業為共同追求，以職業道德、相關法令、制度和政策為導向的全體職工和企業領導的長期共識。酒店在塑造企業文化時，一要注重兼容性，能吸收和接納不同酒店管理模式的精髓，容忍員工個性上的缺陷和不足；二是加強學習性，建立學習型組織架構，并創造新的經營管理與服務理念；三是強調戰略性，注重酒店服務的長期效應，增強員工危機感。另外，酒店管理者應把員工當顧客，主動解決員工的困難和要求，使員工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都能感受到酒店的溫暖。

[參考文獻]

[1]威廉·阿瑟·劉易斯.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J].曼徹斯特學報，1954，(2).

[2]梁偉.人口紅利面臨衰竭我國或步入人口負債期[N].上海證券報.2009-12-11(2).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游局.2009年中國星級飯店統計公報[EB/OL]. cnta.com/html/zh/index.html，2010-10-07.

第7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黑龍江省；人口年齡結構；經濟增長；關系

人口年齡結構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主要通過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來實現，當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增加，勞動力供給充足且相對的撫養負擔較輕，人口的生產性能力增強對經濟增長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一、黑龍江省人口年齡結構和類型

（一）黑龍江省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情況

據1985-2014年數據顯示，黑龍江省0-14歲人口數量和占總人口比重逐年下降，人口數量從1053.8萬人下降至449.2萬人，下降604.6萬人，占總人口比重從31.4%降至11.7%，下降19.7個百分點；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占總人口比重呈上升狀態，人口數量從2175.1萬人上升至2998.2萬人，增長823.1萬人，占總人口比重從64.8%上升至78.2%；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和占總人口比重持續上升，人口數量從128萬人上升至385.6萬人，人口增長257.6萬人，占總人口比重從3.8%上升至10.1%，增幅6.3個百分點。

根據不同年齡組的人口數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人口年齡結構可以劃分為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見下表1。黑龍江省年齡結構數據自1990年開始統計，從現有數據看，90年代初，黑龍江省老少比和年齡中位數剛剛進入成年型結構；90年代中期已是完全的成年型結構；2000年以后，人口年齡結構已進入老年型結構。黑龍江省人口年齡結構老化較快，0-14歲人口逐年縮減，中青年是主要的生產力，這樣的人口年齡結構對于地區經濟發展缺乏發展后勁。

（二）黑龍江省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特點

1.勞動力供給潛力呈現下降趨勢

勞動力是構成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力資源情況。勞動力在數量上的投入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重對經濟增長也產生著影響。衡量勞動力供給潛力主要以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數為指標。據1985-2014年數據顯示，黑龍江省勞動年齡人口從1985年的2175.1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2998.2萬人，年均增長1.1%，較同期總人口增速高0.6個百分點。黑龍江省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在2011年出現轉折，增長率由正轉負，現已連續4年負增長，2014年增速降為-0.9%。由此可見，黑龍江省勞動力資源在縮減。

2.社會撫養負擔較重

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非勞動年齡人口（0-14歲和65歲及以上老人）比重較大，則該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撫養負擔較重，人口的生產能力就相對較弱。由于撫養少年人口和贍養老年人口所需的社會資源不同，所以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也不同。少年人口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成為勞動年齡人口，社會負擔較輕。而老年人口則不同，老年人口對消費和醫療服務等服務的需求較大，所以對社會的負擔較大。總結各國研究結論：撫養一位老人的平均費用是兒童費用的1-5至2倍。

見下圖，1985-2014年，黑龍江省總人口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整體上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少兒撫養比下降是總撫養比下降的主要原因。老年撫養比呈現逐年上升的狀態，近幾年上升速度有所加快，帶動總人口撫養比隨之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很有可能與少兒撫養比交匯后向上增長，進而超過少兒撫養比。盡管黑龍江省少兒撫養比下降幅度較大，但鑒于撫養成本的較大差距，社會撫養費用的支出將會隨著老年撫養比的提高而增加，擠占經濟發展的資源，給地區經濟的發展帶來沉重負擔。

3.人口老齡化進程較快

根據聯合國人口老齡化的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或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高于7%，這個國家（或地區）就進入老齡化社會。2005年，黑龍江省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達到7.6%，是老齡化社會的開端，比全國老齡化社會晚5年。

65歲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從5%提高到7%，一般要經歷50-80年，而黑龍江省僅用1996-2005年短短的9年時間，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就從5-2%提高到了7.6%，2005-2014年又一個9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從7.6%提高到了10.1%，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非常驚人。黑龍江省老齡化程度加劇，對地區經濟的發展非常不利，人口壓力將成為未來經濟上行的一大障礙。

4.存在虛假的人口紅利

目前，對于人口紅利的判定多以總人口撫養比為標準，但這種標準忽略了總撫養比內部少年兒童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的結構關系。因此本文采用車士義對人口紅利的界定標準，以總人口撫養比和老齡化率兩個標準衡量黑龍江省人口紅利狀況，即以總人口撫養比小于或等于50%、老年撫養比f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低于10%，界定為“真正的人口紅利”，總人口撫養比小于或等于50%，老齡化率高于10%，則為“虛假的人口紅利”。

根據所能掌握的數據，1985年，黑龍江省人口處于盈虧平衡狀態，不存在人口紅利；1986-2006年，是黑龍江省人口紅利期，紅利狀態在5年間從人口微利過渡到人口高利，90年代以后進入人口暴利狀態；2007-2014年，黑龍江省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老年撫養比超過10%，雖處于人口暴利狀態，但其中存在虛假的人口紅利。

二、黑龍江省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勞動年齡人口是15-64歲的所有人口，不論其是否參與了經濟活動，只能將其視為潛在的勞動力資源。真正與經濟增長相關的人口是實際參與經濟活動的勞動人口，即實際就業人員。因此，本文選擇實際就業人員作為勞動力投入、固定資產投資作為資金投入，與經濟增長一起構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進行定量分析，以此說明黑龍江省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為保證模型的客觀性和合理性，GDP和固定資產投資數據計算可比價格。由于黑龍江省就業人員數據僅統計到2013年，因此模型截取1990-2013年數據進行分析。假設黑龍江省1990-2013年間經濟總產出符合如下模型：

Y=AL?K

Y-經濟總產出，用黑龍江省GDP表示；L-勞動力，用黑龍江省就業人員年末人數表示；K-資本，用黑龍江省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表示；A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a為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B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兩邊求對數得出以下模型：

LnY=lnA+alnL+BlnK

運用Eviews7，2進行回歸分析，得出模型結果為：

LnY=-32.8242+5.0454lnL+0.5039lnK

對該模型的各項系數進行檢驗，R2為0.9454，說明方程擬合度較好。F為182.0057，說明該對數方程總體的線性關系顯著，且各個自變量的顯著性也較高，回歸結果顯著。由此得出黑龍江省1990-2013年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數為：

Y=2.718-32.8242L5.0454K0.5039

模型結論顯示，1990-2013年黑龍江省的勞動投入產出彈性為5.0454，說明黑龍江省投入一個單位的勞動，將拉動經濟總產出增加5.0454個單位；資本的產出彈性為0.5039，說明投入一個單位的資本，能拉動經濟總產出增加0.5039個單位。由此可見，黑龍江省勞動力的產出彈性遠遠高于資本的產出彈性，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

結合黑龍江省實際的經濟發展狀況，1990年以來，黑龍江省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就業人員占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同時，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始終低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由此可以判斷，近20多年黑龍江省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產出彈性相對較小的資本投入在拉動，勞動投入對經濟的拉動不足。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增加勞動投入或將對黑龍江省經濟復蘇帶來較大助益。

三、改善人口年齡結構促進黑龍江省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

（一）重視勞動力資源外流問題

多年以來，黑龍江省改革的重點多放在經濟結構調整、技術進步和增加投資等方面，勞動力的投入被默認是充沛的。然而鑒于以上的分析結論，黑龍江省勞動力供給狀況不容樂觀，人口年齡結構問題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中必須正視的問題。導致黑龍江省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問題的原因是低出生率和勞動年齡人口流出。針對出生率低的狀況，人口政策已經做出改變，從單獨二孩改為全面放開二孩，部分地區允許生育第三個孩子。就目前看，生育政策的改變所帶來的人口增長并不顯著。而且，新生兒的增加只是擴大人口基數，并不能增加近期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因此，為確保黑龍江省經濟快速發展，就必須積極應對勞動力資源外流問題。

（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人口流動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驅動，提高居民收入是吸引勞動力資源的有效手段。根據黑龍江省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變動等因素，應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以本省經濟社會發展為基礎、參照全國及其他省份情況，有計劃有步驟地調整和增加居民工資水平，使居民收入穩步增長。同時，積極研究部分行業最低工資標準，探索建立最低工資標準評估機制，如針對森工、農墾和煤炭三大行業人均收入低等問題，積極爭取國家加大投入，逐步實現三大行業收入水平的穩步提升。還要根據經濟變化的實際情況及時建立完善各項臨時補貼制度，確保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穩定和貧富差距的逐步縮小。

（三）建立促進就業的長效機制

就業環境和就業崗位的多少也是吸引勞動力資源的重要手段。黑龍江省在指定就業政策時，不能忽略就業環境的改善問題。在保持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吸納就業人員的同時，要更加注重發揮第三產業在創造就業崗位方面的作用，努力開發社區就業崗位，鼓勵多種多樣的就業形式。要在高科技產業集中區打造人才高地，用政策吸引人才，用情感留住人才，用科研激勵人才，通過資金投入、環境改善、人才培養等措施把高素質人才吸引到開發區來，實現人口集聚，以此帶動地區經濟快速發展。

第8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中國經濟；勞動力短缺

截止2015年12月，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已達2.22億，占到總人口的16.1%，根據聯合國關于老齡化社會的定義：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我國目前已完全步入老齡化時代。據聯合國預測，到2032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突破20%，2049年將突破30%。盡管已經開放了二孩政策，但我國的老齡化問題將依然長期存在。我國人口眾多，經濟體制復雜，老齡化問題不僅是社會問題，同時也是經濟問題。下面，筆者用簡單的經濟學理論，談一談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從供給需求看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下降，當年勞動年齡人口（16-59歲）減少345萬人，占總人口比重也下降了0.6個百分點。到2015年，當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487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下降0.7個百分點，至66.3%，中國勞動力減少正呈加速態勢。

從供給角度來看，勞動力短缺將導致我國潛在產出增長率的下滑。假設在2022年，我國總勞動力是8億，勞動力每年減少1000萬，中國產出的勞動力彈性是0.5，即意味著我國勞動力的增長率為-1.25%，潛在產出的增長率將下降0.6個百分點。從需求角度來看，由于老年人預期收入較低以及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特點，為確保基本的生活保障，大部分老年人將控制自己的消費需求，導致社會總消費需求減少，消費增長乏力。因此，老齡化將同時造成市場供給和需求的不足，經濟增長得到抑制，中國經濟增長下滑，形成L型增長曲線。

（二）其他方面影響

1、技術創新減緩。老齡化社會產生的同時，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也會變化，勞動力中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引起技術進步率下滑。

2、工資、物價上漲。勞動力人口的下降，導致工資加速上漲，引發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物價也將大幅度上漲。

3、資本積累下降。老年人比例的增加，引起全社會醫療支出的增加，導致全社會儲蓄率的下降，全社會儲蓄減少，資本增長率就將下降。

4、養老金缺口的壓力。據統計，截止2015年，我國養老金虧空已達到3000億人民幣，而且數字還在逐年擴大，給國家資產負債表帶來一定壓力。

5、房價下降。經濟增長率的下滑和年輕人絕對數量的減少，將導致住房剛性需求下降，對房價預期產生影響，最終導致房價下降。

二、影響分析――不會產生災難性影響

（一）“人口紅利”消失的影響

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國豐富的勞動力供給，即“人口紅利”。因此，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引發了人們對增長速度的擔憂。事實上，除“人口紅利”之外，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還有三個重要原因：全球化紅利、改革紅利和低收入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長。可以預見的是，今后一段時間內，這三個條件將依然存在。因此，“人口紅利”的消失不會給經濟帶來災難性影響。

（二）對勞動力供求情況的影響

今年一季度，全國用人單位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22.9萬人和0.5萬人，需求人數下降速率超過求職人數，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約為1.07，我國勞動力市場需求略大于供給。同時，隨著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將從低邊際生產率的第一產業轉移到高邊際生產率的二、三產業。另外，勞動力質量對勞動力數量的替代、機器對人的替代，也將部分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因此，雖然我國勞動力的供給開始步入下行通道，但勞動力的需求也在相應減少，未來較長時期內，勞動力供給總體上仍然充足。

（三）對資本積累的影響

在宏觀經濟學理論中，資本、勞動力和生產率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尤以資本的貢獻最為明顯。高投資的資金來源，是高儲蓄率，儲蓄者多于消費者，有利于國民儲蓄的增加。當前，盡管銀行存款利率被人為壓低，但由于我國的金融市場還不夠健全，股票等市場的投資風險仍然較大，居民的投資選擇渠道進一步收窄，更傾向于將可支配收入存進國有銀行，從而引起儲蓄率升高。因此，我國的人口結構并非形成高儲蓄率的根本原因，老齡化對資本積累和投資的影響作用有限。

（四）對養老金缺口的影響

盡管老齡化會加劇我國的養老金缺口，但我國政府依然擁有足夠多的政策選擇。當前，國家對養老金問題高度重視，沒有置之不理、避而不談，而是有序推進國企改革、延遲退休、養老金并軌等多項改革措施，養老金問題已經得到一定控制。在未來，更多的政府凈資產、更高的居民儲蓄率、更寬松的退休政策和更大的財政結構調整空間，將使我國能夠更加自由地選擇合適方法，來面對逐年提升的養老金需求，我國因為老齡化而陷入養老金危機的可能性不大。

（五）對房地產行業的影響

有人認為，老齡化將會使得城鎮的住房需求大幅度減少，我國將出現住房大量過剩的局面，進而導致房地產行業崩盤，實體經濟崩潰。但事實上，由于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和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對住房的剛性需求將持續存在，并且在未來30年內仍將處于相對旺盛的狀態。因此，在2045年以前，老齡化將不會導致中國城鎮住房需求崩潰。等到2045年，由于家庭規模小型化和城鎮化的發展空間變得有限，老齡化對城鎮住房需求的負面作用開始顯現，將把城鎮住房需求拉入下行通道。

三、老齡化的積極意義

在我們看到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產生溫和負面影響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老齡化給我國經濟帶來的一些積極效應。第一，老齡化給低端制造業帶來的“用工荒”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的沖擊，使低端制造業企業產生業績下降的預期，反而能促使企業加強產品研發力度、強化品牌意識、提高產品附加值、提高管理水平，通過提高企業競爭力來促進產業升級并倒逼經濟轉型。第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持續轉移，有助于推進農業的機械化和大型化，從而進一步置換出勞動力，加速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第三，老齡化引起的低端勞動力工資的上漲，會推動我國收入偏低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費能力的增強，從而優化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結構，進一步改善民生。

從國家發展的規律來看，老齡化問題必將是我國未來時期內需要認真面對的科學性難題。日本的老齡化問題，催生了“銀發經濟”，直接影響了日本的產業布局。我們要多學習國外的相關經驗，主動面對、科學分析、提前規劃，為國家層面制定政策提供參考和依據，同時號召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在新的人口結構特點中尋找改革發展的機會，把老齡化問題對社會和經濟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1] 中國養老產業發展白皮書，中國經營報，2016年

第9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

國務院日前下發《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要求從今年開始在全國開展新農保試點工作,年底前覆蓋全國10%的縣(市、區、旗),到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

這一政策的出臺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占中國總人口60%的農村居民的后顧之憂,對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中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不用再為養老發愁的廣大人口將撬動龐大規模的養老產業。

據專家測算,全國1.59億老年人口可牽動1萬億元規模的養老產業,但由于目前產品種類少、服務層次低等“軟肋”,中國養老產業尚處于“沉睡”階段,亟待激活。

國未富,民先老

2006年8月,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表明,中國老齡問題的社會壓力日益增大,對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將產生深刻影響。

該規劃指出,“十一五”期間,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續增長,到2010年將達到1.74億,約占總人口的12.78%,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132萬,占老年人口總數的12.25%。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預測,到2030年中國將迎來人口老齡化高峰。

通常,65歲以上的人口比率超過總人口的7%,就被稱為“老齡化社會”,而超過了14%就被稱為“老齡社會”。中國在2005年這一比率達到了7.6%。實際上中國在2001年就已開始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從老齡化社會進入老齡社會,法國用了115年,英國用了47年,德國經過了40年,而日本只用了24年,速度之快非常驚人。根據聯合國的人口統計數據,中國將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進入老齡社會,速度與日本大體相同。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實行了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了出生率的下降。當然,出生率下降不會馬上與人口老齡化聯系在一起。中國目前能夠參與經濟活動的15至65歲的“生產年齡人口”仍在增加。這一人口比率較高的國家,往往具有增長潛力。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從普遍經驗來看,如果對人口結構問題應對得當,充分利用人口紅利就可以趕上發達國家,為此就需要建立一個能夠吸納年輕人的勞動力市場。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幾乎實現了完全就業,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口紅利的作用。

那么,中國會怎樣呢?從人口構成來看,人口紅利期始于1965年至1970年。當時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建設,由于生產效率低下,1965年至1978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3.9%。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勞動力人口將在2015年轉為減少。日本的人口紅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結束,而中國大陸也像韓國和臺灣地區一樣,預計在2015年左右結束。

但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屬于未富先老。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都在5000至1萬美元以上。而中國目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不足4000美元。換言之,在中國成為發達國家之前,人口紅利就將結束。

中國所走的將是世界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階段進入老齡化”的道路。

養老產業商機巨大

北京太陽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裁朱鳳泊認為,老齡人口的增多一方面會對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會產生老齡的消費需求,比如對醫療、生活照料、老年住房的消費需求。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又會引發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變遷,催生一個新的產業――老齡產業,而養老產業即老人在哪兒養老、如何養老等問題在整個老齡產業中占據著核心位置。

除了市場的需求,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也是養老產業興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隨著中國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多,“4-2-1”的家庭結構模式日漸成為了主流,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嚴峻的挑戰。為了減輕兒女們的負擔,讓他們專心忙事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老人放棄了“養兒防老”的觀念,開始選擇住進養老院。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老齡社會保障與產業研究室副主任麻鳳利說,老年群體是“夕陽人群”,但養老產業卻是“朝陽產業”。養老產業不僅指服裝、拐杖等單個商品,還包括養老機構、生活照料、醫療保健等多個方面。當前中國養老產業存在需求大、供給小;產品門類少、層次低等“軟肋”,遠不能滿足老年群體消費需求。如美國專門生產老年用品的廠家有1000多家,一把老年人乘坐的輪椅就有上百種,中國則很少。

專家指出,養老產業是個龍頭產業,不僅能夠帶動老年用品、餐飲、醫療、房地產等產業,而且對上下游產業如建筑、鋼材、水泥、機械、彩電等行業具有顯著的經濟帶動效應。僅以養老床位測算,按照國際通行的5%老年人需要進入機構養老標準,中國至少需要800多萬張床位,而現在只有約250萬張,缺口達550多萬張。

目前全國各地公辦養老院都出現了排隊現象,等上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住進養老院的情況普遍存在。據悉,在上海某養老院,一些老人沒等到床位就已去世了。

在政府的鼓勵下和市場前景的吸引下,民辦養老機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有數字表明,北京市目前共有養老機構340家左右,其中民辦的養老機構約有100家,僅在2005-2007年兩年期間,民辦養老院僅北京市朝陽區就新開了十多家。

據統計,以前民辦養老院開業了5-6年,入住率才能達到70%-80%,但是現在開業兩年,入住率就能達到70%-80%。

養老機構:政府管得多,服務得少

然而,中國養老服務事業的發展卻與老齡化進程加速、社會養老需求不斷增長的形勢不相適應,養老資源緊缺,服務水平低下,體制機制滯后等矛盾相當突出。

據浙江一位民辦養老機構的負責人介紹,她創辦的養老公寓是當地養老服務社會化的試點,但在創辦過程中,最頭疼的就是“婆婆太多”,受計劃經濟下幾十年老習慣的影響,有些部門認為社會福利事業是政府的事,不可能社會化,懷疑企業參與這些事是“動機有問題”,因此處處設防。他們辦起事來,就像唐僧取經一樣,一家一家地跑,還常常碰壁。

不少民辦養老機構都反映,作為民辦福利機構,雖然國家政策表示要給予支持,但目前基層政府和部門管得多,服務得少。

據了解,目前大多數民辦養老院還處于投資階段,有的靠租用的民房倉庫、對閑置房屋進行改建,存在環境差、設施陳舊簡陋的問題。建筑設計不符合老年人生活習慣,如樓梯過陡過窄,或者只有單面扶手等,且往往因缺乏資金無力改建或因受場地限制難于擴建。另外,民辦養老院的服務相對落后,整體管理水平較低,工作人員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由于護理人員缺乏,一個護理員往往服務七八個甚至十幾個老人,使老人無法得到精心照料。

銀行對養老機構不“感冒”

融資難亦是經營養老院的困難所在。由于養老產業具有前期投入多、成本回收慢、短期內很難盈利的特點,必然決定了投資商和銀行對它不“感冒”。

據北京圣澤峰老年公寓院長杜士勇說,自己以前的積蓄是他經營養老院所需資金的主要來源,而且這種局面直到5年以后才可能好轉。因為像他們這樣規模(占地面積30畝,建筑面積7000多平方米,提供床位300張)的養老院,一般要經營5-6年才能盈利,目前他們的收入僅夠支付員工的工資。

還有就是高風險和無保障。其風險主要是由他們所服務的特殊人群決定的,一般來講,老年人具有骨質疏松、抵抗力和身體素質下降等特點,屬于高危人群,在生活中容易發生意外。

所謂無保障,就是一旦老人出了問題將由誰負責或者說在哪種情況下誰承擔什么責任,目前并沒有明確的說法。據了解,養老機構目前還沒有一個規范的合同文本,甚至在有些方面法律還存在著一些空白,有時遇到糾紛連律師都不知如何解決。

杜士勇說,有時老人純屬意外事故,但是養老院不得不承擔起全部責任,而且這不僅僅是賠錢的問題,還會影響到養老院的聲譽和評比,嚴重的還會被吊銷營業執照。在高風險和無保障的重壓下,經營養老院一定要小心謹慎、面面俱到。

從業人員缺乏是目前制約養老機構發展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據統計,按照發達國家的水平,養老機構床位數量占老年人口的比重最低應達到3%,如果能達到發達國家的下限,按照入住老人和護理人員3∶1計算,僅養老護理一項,中國就需要150萬名護理人員,但是目前中國只有30萬從業人員,其中只有2萬人具有從業資格證。可見目前全國養老機構不僅從業人員嚴重缺乏,而且整個養老機構中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服務水平比較低。

養老機構拿地困難

此外,房價的上漲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養老機構的發展。

有關人士表示,過去養老機構得以發展,原因之一是在房價較低的時候抓住了機遇。但由于興辦養老福利機構是微利或無利行業,隨著房價的不斷提升,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養老福利事業越來越難。

2000年,上海新建橋企業集團董事長周星增計劃收購南匯鎮一家一直無法開業的養老院,結果遭到捐贈者的反對而流產。自此周星增的養老院計劃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陷入了漫長的找地階段”。

上海非常鼓勵社會力量辦養老院,但是有心大規模投資養老院的社會資本首先在拿地環節就遇到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