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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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少子高齡化；勞動力供給；應對措施；啟示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16）03-0057-10
DOI：10.14156/ki.rbwtyj.2016.03.007
一、日本少子高齡化
（一）日本少子高齡化現狀
少子高齡化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日本是進入少子高齡化社會較早的國家之一，少子高齡化問題已經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按照聯合國老齡化標準，一個國家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就稱為老齡化社會，超過14%則稱為老齡社會，超過21%則稱為超老齡社會。按照此標準，日本昭和45年（1970年）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平成6年（1994年）進入老齡社會，平成19年（2007年）進入超老齡社會，可見日本人口老齡化問題已經十分嚴重[1]。對于少子化問題來說，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但是從日本少子化發展趨勢來看，0～14歲人口數量呈逐年減少的趨勢，少子化問題日趨嚴重。表1顯示日本各年齡段人口數量及變化情況，圖1反映日本少子高齡化現狀及變化趨勢，可以看出1950年日本各年齡段人口分配合理，并未出現少子高齡化問題，1970年，0～14歲人口由1950年的2 979萬人減少至2 515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由416萬人增加至740萬人；1990年，0～14歲人口減少至2 249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增加至1 489萬人，少子化程度由1970年的23.9%降至18.2%，老齡化程度由1970年的7.1%增長至12.1%，少年兒童撫養比由34.9%降至26.2%，老年人口撫養比由10.3%增至17.3%，說明少年兒童撫養負擔減輕，但老年人撫養負擔加重；2010年，0～14歲人口減少到1 680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增加到2 677萬
人，老年人口數量比兒童人口超出近1 000萬人，少子化程度為13.2%，老齡化程度為23%，少年兒童撫養比為20.7%，老年人口撫養比為33.0%，老年人撫養負擔增長較快；截止2013年，0～14歲人口1 639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為3 190萬人，少子化程度為12.9%，老齡化程度為25.1%，少年兒童撫養比20.7%，老年人口撫養比為40.3%。由此可見，日本少子高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
（二）日本少子高齡化的變化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研究所的推測，如表1、圖1所示：2020年，日本0～14歲人口數量將減少到1 457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增加至
3 612萬人，少子化程度為11.7%，老齡化程度為29.1%，少年兒童撫養比為19.8%，老年人口撫養比為49.2%，老年人口撫養負擔進一步加重；2040年，0～14歲人口數量為1 073萬人，65歲人口數量為3 868萬人，少子化程度降至10%，老齡化程度增至36.1%，屆時日本人口中有1/3以上都是老年人，少年兒童撫養比為18.5%，老年人口撫養比為66.8%，1.5個勞動力需要撫養一個老年人；2060年，0～14歲人口數量為791萬人，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為3 364萬人，少子化程度為8.3%，老齡化程度為39.9%，少年兒童撫養比為17.6%，老年人口撫養比為76.1%，日本少子高齡化程度已經達到鼎峰。此后，少子高齡化問題會逐漸得到緩解。
二、少子高齡化對日本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一）勞動力供給數量減少，年齡結構老化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勞動力數量和供給取決于這個國家總人口中處于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少，勞動力年齡結構和數量對勞動力的供給變化具有制約作用。日本是進入老齡化較早的國家，老齡化速度的加劇對勞動力供給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2]。根據表1可以看出，日本勞動適齡人口1950-2000年一直呈增加趨勢，由5 017萬人增加到8 622萬人，年均增長率約為1.4%；從2000年開始，勞動適齡人口數量開始出現大幅下降，到2010年降至8 103萬人。截止2013年，日本勞動適齡人口數量為7 907萬人，13年間減少715萬人，降幅為8.3%；預計2020年勞動適齡人口減少至7 341萬人，2040年則跌至5 787萬人，2060年降至4 418萬人。由此可見，日本勞動適齡人口數量逐年減少，并且減少的速度不斷加快。日本勞動力人口的現狀及變化情況見圖2，1990年日本勞動力人口6 384萬人，占勞動適齡人口的74.3%，65歲以上勞動力人數360萬人，占勞動力人口的5.6%；2000年勞動力人口數增加至6 766萬人，占勞動適齡人口的78.5%，65歲及以上勞動人口493萬人，占勞動力人口的7.3%；2006年、2012年日本的勞動力人口數量開始下降，2006年為6 557萬人，2012年則降至6 628萬人，65歲及以上老年勞動力的比重達到8.8%。根據總務省統計局推算，日本勞動力人口繼續呈下降趨勢，2017年、2030年勞動力人口數量將降至6 556萬人、6 180萬人，65歲及以上老年勞動力的比重分別升至10.4%和11.1%。由此可見，受日本少子高齡化趨勢的影響，日本勞動適齡人口及勞動力人口呈下降趨勢，勞動力供給數量不斷減少，而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及老年勞動力數量呈上升趨勢，勞動力人口數量總體呈減少趨勢，導致日本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就業
社會保障體系是日本社會的安全網，有力于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安定，其作用不可替代。日本政府為解決少子高齡化給社會帶來的危機，日本政府不斷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對年金制度、醫療制度、介護保險制度等進行改革，以提高社會保險費收繳水平，降低社會保險支出，“開源節流”，多措并舉，達到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就業的目的。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改革，主要有公共年金財政政策、建立大學生公共年金繳納制度、實行公共年金減額發放制度、推遲領取老齡厚生養老金者實行獎勵制度等[9]，此外，政府不斷強調加強和改善年金管理和運營、加強對年金機構的改革、組建年金基金經營會、提高年金基金運營人員專業化水平、設立監督機制和公開經營狀況等措施，以加強國民對年金基金運營的信心。在推進醫療保險改革方面，主要采取提高國民加入健康保險的個人負擔比例、改革老年人健康保險制度、將“老人醫療制度”年限推遲到 75 歲開始、選擇“特別養老院”的老年人個人承擔房費和水電費及針對75歲以上老年人建立“高齡者醫療制度”等。在介護保險制度方面，主要針對體弱病殘老人生活所需方面的護理和照料， 2000年正式實施護理保險制度，主要包括居家護理和設施護理。居家護理是以老人的家為中
心向老人提供護理； 設施護理是老人住在特定的設施內接受護理服務[10]。日本通過一系列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措施，對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障老年人福利等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對于撫養負擔不斷加重的年輕人來說，能夠老有所養、老有所保，是他們選擇就業的主要動力，日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利于增加年輕人就業的信心，促進就業率的提高。
（三）發展老齡產業，支持老年人就業
人口少子高齡化引起日本年輕勞動力數量不斷減少，為補充勞動力供給，日本政府不斷采取措施，發展老齡產業，支持老年人就業[11]。日本老齡產業主要包括老年產品制造業、老年生活和護理服務、老年房地產、老年金融保險及老年休閑服務等五大領域。日本老齡產業發展從20世紀70年代產生，80年代、90年代逐漸完善，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大公司和企業轉變經營戰略模式，利用資金和技術優勢，進軍老齡產業相關領域，產業規模逐漸擴張，并以每年4%～5%的利率增長。目前，日本老齡產業已經開始步入了結構合理、分布平衡、競爭有序的相對成熟階段，不僅能滿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基本物質消費需求，也能滿足老年休閑、健康、文化、娛樂等精神方面的消費需求。日本政府為應對今后更加迅猛的“銀色浪潮”，大力支持民營企業進入老齡產業市場，促進老年產業發展，以更好地滿足老年人的需求。日本老齡產業已經實現良性循環發展，對于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日漸明顯。在促進老年人就業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為鼓勵60以上的老年人延長就業年限，或者重新選擇新的職業，采取逐漸延長退休年齡政策，并且通過法律的形式保障老年人的權益，對企業設立高齡雇傭獎勵政策，向雇傭 60～65歲老年人的企業雇主提供25%的高齡職工工資補助，對于臨時雇傭老年人的企業也給予一定的補助[12]。此外，政府還劃撥專款，成立“銀色人才中心”，目的是為老年人提供就業幫助、尋找就業機會、延長老年人雇傭年限，增加勞動力供給，緩解老齡化對社會的沖擊。實踐證明，日本老齡產業不斷發展，老年人就業增加，對少子高齡化的經濟影響產生了一定的緩解作用，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
（四）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外國年輕勞動力
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明治維新之前一直處于閉關鎖國狀態，自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逐漸開放國門，加強與外界的經濟往來，但由于島國根性，日本在吸收外國勞動力和人才方面，與歐美國家相比政策還不夠開放。隨著20世紀90年代少子高齡化速度的加快，日本政府認識到單靠提高生育率難以彌補國內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逐漸放寬了移民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國勞動力，緩解國內勞動力不足的壓力[13]。根據日本相關研究機構推算，日本今后50年間，每年需要外國勞動者60萬人，才能補足勞動力供給，維持國民經濟發展。日本將移民對象的首選放在來自各個國家的留學生身上，主要通過獎勵措施留住高學歷留學生，對擁有一技之長的留學生，放寬其就業勞動許可，使其盡可能長期或者永久居住日本[14]。2013年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日本政府將不斷放寬移民政策，增加移民數量，補充國內勞動力不足。根據政府確定的方針，日本將大幅放寬接收外國勞動者進入日本國內的限制條件。除將放寬技能勞動者的入境條件以外，日本政府還計劃將現行制度下未被允許的不具備特定專業、技術領域能力的單純勞動力在限定條件下也允許其入境。2014年日本《讀賣新聞》相關報道指出，日本政府已經就建設、護理等領域引入外國勞動者的政策進行論證。第一階段為擴充建筑行業的外國勞動力數量。由于東京成功申辦2020年奧運會，國家建筑設施需求會逐漸增加，未來建筑行業將面臨勞動力嚴重不足問題，所以日本政府決定將延長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規定的在留期限，由原先的3年更改為6年。少子高齡化給日本勞動力市場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放寬移民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增加了外國勞動者數量。
四、啟 示
（一）大力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
中國是在經濟不發達、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情況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老年人口基數大、“未富先老”，再加上經濟實力水平相對較弱，應對老齡化帶來的問題難度較大。因此，中國要解決人口老齡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問題，主要依靠大力發展經濟，增加國家的經濟實力，用強大經濟實力做后盾，解決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各種問題。為實現經濟發展，政府應該不斷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解決好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之間的關系，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國應發揮作為勞動力資源大國優勢，在積極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增加更多就業崗位的同時不斷提高資本、技術投入水平，促進產業優化升級，保持經濟發展后勁。此外，勞動力素質提高有利于促進就業，平衡教育資源的分布，重視發展中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提升勞動力素質，增加其就業的機會。勞動者素質提高，尤其是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僅有利于促進企業勞動生產率增長，增加企業經濟效益，從而增加更多就業崗位，更有利于增加高知識、高技能的老年人就業機會、改變其生活觀念，緩解人口老齡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促進經濟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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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1我國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的形成與現狀
我國于20世紀70 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經過 30 多年的嚴格實施，已取得顯著成效，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不是人口總量的迅猛增長，而是低生育率導致的適齡勞動力不足，以及逐步顯現的“老齡化”與“少子化”等問題。我國人口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出現峰值，自從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推行后，出現了出生人口不斷減少、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的情況，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僅使我國人口數量不斷趨于減少，也加速了我國的老齡化進程。人口年齡結構將嚴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導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質量的整體下降。
2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對我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老齡化與少子化問題的形成給我國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首先，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執行下所產生的少子化直接導致我國人口不斷減少。當未來進入嚴重的少子化社會后，人口均衡將難以恢復，人口衰退也將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經濟增長后勁乏力，勢必成為抑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齡化嚴重，養老保險負擔本已沉重。因此我國現有的政府推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地區必將受到來自老年人養老問題的嚴重挑戰。
3廣東省某地區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
在筆者進行調研的某村，通過走訪村部，查看相關村志和本村現有的人口資料等文獻，結合與村民、學校相關負責人的訪談，筆者了解到，某村現有住戶156戶，戶籍人口約有571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約占到13%，而0～14歲的少年兒童共有113人，約占19%，因此，根據對某村的調查發現，該村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均比較突出。通過走訪調查發現，該村中青年，無論男女，外出打工現象盛行，絕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會選擇外出務工，以賺錢養家。那么該村中的養老和育子責任如何保障？筆者針對廣東省某地區農村的老年人希望選擇的養老方式進行了調查（見下圖），其中希望依靠子女養老的老年人有 39%，打算依靠自身養老的老年人有 21%，打算依賴政府救濟養老的老年人口有 10%，打算依靠養老保險的政策措施養老的老年人有 27%，還有 3%的老年人甚至對自己將來依靠什么方式來養老還很迷茫。在我國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情況下，大多數老年人都考慮過將來的養老情況，但是在農村老年人群體中將養老寄希望于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過其他途徑來實現養老的老年人有72%，這也反映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還不完善，農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對我國養老保險的作用缺乏足夠的信心。各地雖然都將農村地區老年人養老保險作為保險公司社會保險制度市場擴大覆蓋面的主要對象，但在這個龐大的近兩億人的群體中，老年人參保率依然偏低，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擁有養老保險的不會超過3000 萬人。
4存在問題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對于商業性社會保險的意識低
在農村地區，60歲以上的老年人群?w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問題，小學畢業甚至文盲等情況較多存在。這一代老齡群體對于社會養老保險認識度低，且傳統的養兒防老思想觀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過度滿足農村老人的物質需求
隨著子女進城務工，收入的持續增加提高了農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得到不斷改善，農民生活得到較為可觀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資料得以不斷地豐富。
43經濟收入低的不舍心態
農村地區的老年人群體一輩子受苦受窮的經歷，使得他們對于所獲收入的錢財比較珍視，舍不得花費每一分錢，哪怕是他們自己生病，都延續著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態，對于養老未知風險的預防的金錢花費，他們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業養老保險難以滿足農村老人的養老需求
由于中國保險業的快速恢復和發展是在城市，商業養老保險公司忽視了農村養老市場的保險需求，簡單地把在城市銷售的養老保險產品直接運用到農村市場，難以滿足農村居民的實際需要，而且保費相對較高，大多數農民無力承受。
5農村地區養老保險的對策分析
51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宣傳力度，增加農民參保意識
為了加強老年人群體對于商業養老保險的信任，我們必須加強對商業養老保險的宣傳力度，通過各種渠道，使農村地區老年人群體對商業養老保險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和認識，為他們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建立信心，之所以許多農村地區沒有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人們對商業養老保險的不了解。另外，針對更新農村老年人的傳統觀念而言，他們認為依靠子女養老才是最穩妥的養老方式。但在老齡化和少子化形勢嚴峻的今天，要加強農村老年人對于社會新形勢的認識，加強農村地區信息更新和傳播的速度，強化商業養老保險的概念，增加農村地區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意識，更新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深化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認識并鼓勵購買的消費行為。
第3篇：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減少 老齡化 人口結構 綜合國力 人口策略
作者簡介：田香蘭，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圖分類號：F3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107－15
基金項目：2011年度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編號：TJZZ10－098)。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已進入人口減少及超老齡社會。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這種情況將長期持續下去。沒有一定規模的人口再生產，就談不上綜合國力。現行的日本社會經濟發展是以人口增加為前提的，而人口減少及老齡化必然與社會經濟結構發生矛盾，從而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削弱綜合國力。
一 日本人口減少及老齡化現狀及趨勢
人口減少及老齡化是日本人口變化的主要特點。考察人口減少現狀及趨勢時，可以運用人口規模、出生人數及總和生育率等指標，而考察人口老齡化現象及趨勢時，可以運用老齡化率、老齡化速度、平均壽命等指標。
(一)日本人口減少現狀及趨勢分析
從人口規模來看，2004年日本總人口為1億2779萬，達到高峰，2005年減少到1億2777萬，比上年減少2萬人，二戰后第一次出現人口減少現象，日本開始進入人口減少階段。今后，人口將持續減少，到2055年將減少到8993萬，到2105年減少到4459萬(參見圖1)。由于人口規模的變動具有再生產慣性，即使大幅度提高出生率，到2055年為止，也很難改變人口減少趨勢。在總人口減少的同時，勞動力人口也明顯減少。2008年，勞動力人口為6650萬人，但到2050年，將減少到4228萬人(預測數據)，相當于2008年的三分之二。圖2顯示了日本總和生育率變化情況。總和生育率在2.1～2.2左右稱為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表明人口數量會維持現狀。1950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3.65，而到了1960年下降到2.0，總和生育率處于更替水平以下。1989年總和生育率為1.57，由于創歷史最低(低于1966年的1.58)，稱作“1.57沖擊”。日本政府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然而，低生育率一直持續，2005年再次創造歷史最低水平，降到1.26。此后，2007年雖增加到1.34，但仍然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從出生人數(參見圖2)來看，第一次嬰兒潮時期(1947～1949年)最高年份的1949年出生人數為270萬人，而第二次嬰兒潮時期(1971～1974年)最高年份的1973年為210萬人，但到了1975年減少到190萬人。此后，出生人數持續減少，1985年為143萬人，2005年為106萬人。2006年，雖有所增加(109.2674萬人)，但到2007年(108.9818萬人)，又減少了2856人。日本已進人人口減少的循環當中。
(二)日本人口年齡結構現狀及趨勢
1965年，在總人口中0～14歲少兒人口所占比例為25.6％，15～64歲生產年齡人口所占比例為68.1％，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為6.3％。65歲以上老年人口與15～64歲生產年齡人口比例為1:11.2，人口年齡結構屬于成年型。而到了2005年，在總人口中0～14歲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歲所占的比例為66.1％，65歲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歲以上人口與15～64歲生產年齡人口比例下降到1:3.3。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為老年型。
人口老齡化率(總人口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是衡量老齡化程度的重要指標，該指標值越大，表明人口老齡化程度越深。日本于1970年老齡化率達到7.1％，進入老齡化社會；1994年達到14％，進入老齡社會；2005年達到20.5％，進入超老齡社會。日本人口老齡化率從7％增加到14％，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日本總務省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8月1日，日本總人口約1億2743萬人。在總人口中，0～14歲的少兒人口占13.3％，創歷史新低，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3％，創歷史新高。在總人口減少的同時，老年人口持續增加。據日本《2009年版老齡社會白皮書》預測，到2055年，老齡化率將達到40.5％，每2.5人中就有1位老人(參見圖1)。從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平均壽命來看，1955年，男性平均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7.7歲，而到了2008年，男性平均壽命達到79.6歲、女性達到86.05歲，日本成為世界上人口長壽國之一。
二 日本人口減少及老齡化對其綜合國力的影響
人口變化是影響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人口減少及老齡化是一場國家危機，將嚴重削弱其綜合國力。為了便于考察日本人口結構變化對其綜合國力的影響，筆者主要從有關研究機構的綜合國力指標中選取了幾個影響因素。
(一)人口與綜合國力的關系
1、綜合國力概念及指標體系
衡量一國實力最常用的指標是綜合國力。綜合國力是指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力量，主要包括經濟、軍事、科技、政治、文化、外交、自然條件和人口等。經濟、軍事、科技、自然條件、人口等是物質形態的，可稱為硬國力；政治、文化、外交等是精神形態的，可稱為軟國力。硬國力是綜合國力的基礎。漢斯?摩根索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充足的人口來創造和供應綜合國力的物質工具，它顯然不能成為一流國家。”豐富的人口資源是提高綜合國力的最具活力的因素。雷?克萊因(Ray Cline，1975)曾提出如下國力方程：
P=(C+E+M)×(S+W)
式中C為土地和人口，E為經濟實力，M為軍事能力，S為國家戰略系數，W為國家意愿。綜合國力是前三者相加與后二者相加的乘積。
從國力方程中可以看出，人口顯著減少意味著綜合國力的下降。而且人口減少，經濟實力也會隨之下降。1987年，日本經濟企劃廳綜合計劃局委托日本綜合研究所進行了綜合國力基礎調查。在其出版的《日本的綜合國力》一書中，提出了由國際貢獻力、生存能力和強制能力三個層次立體構建的綜合國力評估體系。2004年，日本內閣府報告指出：“人口減少及老齡化直接影響綜合國力及社會活力。”同年7月，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發表了《關于人口減少與綜合國力的最終報告概要》，其中提出了NIRA型綜合國力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由市民生活能力、經濟價值創造力、國際社會應對力等三個部分組
成。從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結構變化直接影響日本綜合國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10年《國際形勢黃皮書》，對11個國家的綜合國力進行了評估，評估的評價體系包括領土與自然資源、人口、經濟、軍事、科技五個直接構成要素以及社會發展、可持續性、安全與國內政治、國際貢獻四個影響要素。國情決定其綜合國力研究的側重點不同，中國面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其綜合國力研究更加關注社會發展、可持續性，而日本由于人口結構變化是其最大的國情，因此其綜合國力研究考慮人口因素較多。
2、人口與綜合國力的關系
人口與綜合國力密切相關。人口作為硬國力，是綜合國力的基礎。考察人口問題，不僅要考慮人口數量，還要考慮人口質量、人口結構等因素。人口并非越多越好，但需要保持適度的人口規模。在人口數量有限的情況下，人口質量尤為重要。人口結構中，勞動力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能為經濟發展和國防提供更為雄厚的人力基礎。相反，如果未成年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過大，就可能會出現社會生產勞動力不足甚至兵源缺乏的情況，從而對經濟建設和戰爭進程產生不利影響。任何國家，只要人口減少，人力資本總量也會減少。一旦人口減少，從宏觀上看綜合國力會縮小。科技的進步只能部分替代人口再生產。人口狀況最終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因此，在人口減少及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的雙重壓力下，日本面臨綜合國力日趨衰弱的局面。1950年，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為3.3％，排在第五位。而到了2005年，所占比重縮小到2％，排名也下降到第十位，預計到2050年所占比重將下降到1.0％(第18位)。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減少，意味著消費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源和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力削弱。中國與日本比較，1950年，中國人口為日本的6.6倍，1995年為9.7倍，2050年將增加到15.1倍。從長遠看，人口再生產能力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變化。
(二)人口減少及老齡化與綜合國力
根據上述有關研究機構的綜合國力指標體系，從人口角度，筆者選取了其中六個對日本綜合國力影響較大的因素進行分析。
1、經濟價值方面
短期經濟預測關注的是需求層面的變化，而長期經濟預測需要關注供給主體。一般預測長期經濟活動需要以20～50年或更長時間為對象，因此勞動力和資本作為供給主體受到關注。人口減少及老齡化，使勞動力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勞動力人口減少，競爭力削弱，抑制經濟發展。缺乏充足的勞動力及優良的人力資本，科技創新能力及創造經濟價值能力受很大影響。雖然可以利用老年勞動力，但勞動生產率隨著年齡增加而降低，因此直接影響產業升級及技術創新。而且，老年人的流動偏好低，直接影響勞動力在產業間的流動，阻礙經濟發展。日本勞動力人口正以世界最快的速度減少。根據推算，到2015年，日本勞動力人口比2005年將減少400萬，GDP增長率被拉低0.4個百分點。有預測說，到2030年，日本實際國民收入將比2000年縮小15％。GDP減少，內需也隨之縮小，內需規模縮小，導致各種產業基礎削弱，儲蓄率下降，影響投資所需資金。財政狀況惡化，政府的長期投資減少。而企業投資又主要依賴國內儲蓄，因此假如中長期國民儲蓄率下降，企業將很難維持較高的投資率。勞動力供給不足或勞動力質量下降，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增長及產業競爭力下降，從而影響其創造經濟價值能力，進而削弱綜合國力。
2、國際影響力方面
國際影響力與人口及GDP規模密切相關。日本人均GDP從1991年的第9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24位。20年來，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明顯下降。1990年，日本在東亞擁有7.9％的人口和72％的GDP以及67％的制造業GDP，而到2001年，日本在東亞所占比重下降為人口6.7％、GDP52.6％、制造業GDP55.3％。日本GDP縮小，政府開發援助規模隨之減少，很難維持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成為西方第二經濟大國，70～8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以后，ODA的規模大幅度擴大。但進入90年代，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經濟長期低迷，財政困難，日本政府不僅改變了ODA的政策方針，也修改了援助條件。曾位居全球榜首的援助規模近年降至第五位。2010年4月12日，日本外務省向國際合作局及其他四個與對外援助有關的部門發出通知，要求凍結日本對外經濟援助項目。外務副大臣福山哲郎在例行記者會上說，由于政府公共債務負擔沉重，今后日本可能不再增加ODA貸款規模。ODA規模的縮小再次印證了日本綜合國力削弱，也說明日本國際影響力正在下降。
3、可持續發展方面
人口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人口變化影響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維持適度的人口規模，不僅是民族及文化得以延續的需要，也是保持綜合國力的基本條件。人口的過度老齡化及急劇減少將削弱綜合國力。2005年，日本國情調查顯示，全國47個都道府縣中32個道縣人口都在減少，市町村中有三分之二人口減少。另據日本國土交通省調查顯示，全國62271個人口過疏村落中有2643個村落正面臨消失的危險。由于稅收減少，公共汽車、電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很難運行，基礎設施投資受阻。由于耕地荒廢，交通通訊落后，過疏地區的農地和森林很難維護，糧食生產、防止災害等問題頗多。市町村負責的護理保險、國民健康保險等難以維持。而上述地區的風俗文化、自然遺產也面臨無法傳承的局面。
4、國家安全與國內政局穩定方面
日本人口結構變化使其國家安全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必然在心理上總體趨向保守和防御，公眾對于良好社會保障的訴求會使國家不可能將更多財富用于國防建設。聯合政權的上臺，表明了“民生優先”的執政理念。社會保障及社會福利是剛性需求，因此日益增加的福利財政侵蝕防務支出。如果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支撐軍事開支，這不僅影響軍事安全，也影響其戰爭能力。在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中位年齡投票人也趨于老齡化。1970～1990年，投票人的中位年齡為40～49歲年齡層，而到2000年后，推到50～59歲年齡層，到2040年后，將增加60～69歲年齡層。由于老年人的發言權增加，日本政治將更加趨于保守，政策焦點也將集中在與民生有關的問題上。此外，從民族結構的變化上看，雖然目前日本民族仍占主體地位，但移民占總人口的比重持續增加。上世紀80年代為止，移民不過60萬～70萬人，但到90年代，超過100萬人，到2005年超過200萬人。1990-2005年的15年間，增加了1倍。移民在日本總人口中所占比重1985年為0.6％，到2005年，增加到1.2％。日本政府擔心這將會影響到日本人作為主體民族的地位。但為了維持現有的經濟規模，又不得不增加移民，這使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陷入兩難境地。政府既希望用引進外來勞動力來解決日本國內勞動力短缺問題，又擔心移民增加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從而影響國家穩定。
5、國民生活水平方面
隨著人口減少及老齡化的加劇，社會保障費用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兒童補貼及老年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對提高整體國民生活水平帶來極大影響。盡管突出民生主義，強調收入再分配，但在經濟增長緩慢甚至負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對撫養人口的分配，意味著對勞動力人口的分配減少。尤其是撫養人口分配升高，不僅加重勞動力人口的負擔，對財政也帶來巨大挑戰。如果養老金及醫療費用的負擔進一步加重，國民對社會保障的負擔有可能超過其負擔能力。2008年，日本的國民負擔率為40.6％，潛在的國民負擔率為47.5％。這說明國民負擔率已超出其承受范圍，嚴重影響國民生活水平。另外，2008年，國民養老金保險實際繳納率低于50％，而國民健康保險未繳納率超過10％。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國民可支配收入減少，影響其繳納各種保險費用的能力。
6、國家發展方向選擇方面
日本國家發展正處在歷史性轉折時期。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的140年里，日本經歷了四次國家發展方向的選擇：第一次是軍國主義武力擴張(1868～1945年)，第二次是依靠美國優先發展經濟(1945～1983年)，第三次是靠美謀求政治大國(1983～2009年)。
在第三次國家發展方向選擇上，日本全然不顧人口結構變化及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大環境，選擇了走政治大國道路。事實上，人口增長為前提的高速經濟增長模式已被人口減少的低速甚至負經濟增長模式代替。因此，綜合國力逐漸衰弱的局面已形成，不適合走政治大國道路。第四次日本國家發展方向轉型從2009年執政開始。政權已提出“民生優先”的發展模式下的“新增長戰略”。“新增長戰略”需要以人力資源為依托，因此在人口減少及老齡化背景下，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是國家發展模式成功轉型的有力保障。保持綜合國力，并非只有政治大國一條路，只要符合國情，民生優先，將人口制約條件轉變為發展杠桿，仍然可以保持綜合國力。通過采用適合于少子老齡社會的制度、技術、服務，照樣可以為世界提供新的國家發展模式。
三 阻止綜合國力衰退的三種人口政策及效果
對于已進入人口減少及超老齡社會的日本來說，如何保持綜合國力是非常重要的課題。為了消除人口問題對綜合國力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不得不同時推進三種不同政策，即：“防止人口減少政策”、“適應老齡社會政策”，以及“適應人口減少社會政策”。
(一)防止人口減少的政策
1、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措施
實施“防止人口減少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出生率，改革社會經濟體系。為了防止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199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育兒休假法》，1996年規定育兒期間可以得到25％收入補償以及免繳社會保險費。1994年，由文部省、厚生省、勞動省、建設省等四個部門共同制定了“天使計劃”。1997年，人口問題審議會發表了《少子化報告書》，開始認真考慮少子化問題。1999年，設立了“少子化對策促進閣僚會議”，制定了《少子化對策促進基本方針》，并根據此方針制定了新的“天使計劃”(2000～2004年)。此后，為了進一步促進少子化政策，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以及《培養下一代支援對策促進法》。2004年根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
2、減輕養育孩子的負擔
2009年，上臺后，非常重視養育及教育問題，制定了多項措施。具體政策為：(1)增加各項補助。增加生育一次性補貼(55萬日元)；到中學畢業為止，每年給每個兒童補貼31.2萬日元(平均每月2.6萬日元)。為減輕家庭的教育費負擔，實施高中生學費減免制度，在大學設立獎學金。(2)放寬對幼兒園、保育園的各種限制，鼓勵民間企業投資幼兒托保設施，實行彈性產假，營造良好的生育和育兒環境。(3)擴大教育需求，發展教育產業，廣泛接受外國留學生，推動民營教育的健康發展。通過發展高等教育及職業培訓、加強理工科教育來提高人力資源質量。
日本政府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以來，雖然針對出生率下降制定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出生率依然很低。上臺后，把政策重點放在支援家庭育兒上，動用巨額財政資金，實施了兒童補貼政策。但由于財政狀況惡化，兒童補貼的可持續性遇到挑戰。增加兒童補貼，只能適當減輕家庭養育子女負擔，不可能根本上解決家庭收入減少的問題。養育成本上漲、家庭收入減少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經濟不景氣、男性無法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為提高家庭收入，女性參加工作是必然趨勢。因此，為了提高出生率，需要把政策重點轉移到為女性創造工作家庭兼顧的社會環境上。但日本現有的社會經濟體系無法適應這種變化。因此，改革現有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經濟體系是有效實施“防止人口減少策略”的體制保障。上世紀80年代后，隨著日本人口結構(人口減少及老齡化加劇、勞動人口減少)、產業結構(服務業的擴大及雇傭的不穩定)及家庭結構(女性就業、家庭不穩定)的變化，福利供給的三極結構(國家、家庭、市場)發生了動搖，國家的福利供給功能下降，家庭負擔增加。在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已不適應新的環境。因此，需要改革現有的就業、養老、醫療、福利、企業經營體系，適應女性平等參加工作的社會。同時，還需要增加多元化的保育服務設施，實現保育服務社會化，讓更多的民間企業及非營利團體參與這項事業。只有這樣，女性才能兼顧工作及家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出生率低的問題。
(二)適應老齡社會的政策
1、制定實施《老齡社會對策基本法》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日本政府制定實施《老齡社會對策基本法》(1995年法律第129號)，并根據該法第9條至第13條，就“就業與收入”、“健康與福利”、“學習和社會參與”、“生活環境”、“調查研究”等五個方面制定了具體方針。內閣府、總務省、法務省、厚生勞動省具體負責制定相關政策。內閣府下設老齡社會對策會議，協調各省廳的具體計劃，從宏觀上綜合促進老齡社會政策。總務省下設老年人對策室和老齡化綜合研究中心。老年人對策室主管老齡問題，主要調查全國各地人口老齡化的動態，并綜合各方面專家的意見，提出老齡問題的對策建議。老齡化綜合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人口問題。通過制定和實施護理保險制度，該制度的實施，實現了向契約制度的轉變，消費者可以根據“契約”自己選擇服務方式。
2、加快發展老年人福利事業
日本實施以全體老年人為對象的普惠型社會福利模式。厚生勞動省作為社會福利的責任主體，組織實施老年人福利發展規劃。1986年制定了《長壽社會對策大綱》，1989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進十年計劃》(黃金計劃)，1994年制定了《新黃金計劃》等。為發展老年人福利，積極增加各項資金投入。在各都道府縣及市町村成立了社會福利協會、非營利性組織中心等，利用多方面力量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務。在福利供給上，擴大民間企業的參與，促進非營利部門的多樣化。民主
黨政權確定的“新增長戰略”中提到發展醫療護理和健康相關產業。主要措施有積極鼓勵民營資本參與，扶持新藥品和醫療護理技術研發，開發和建設無障礙住宅，開展新型居家服務，填補護理保險制度的空缺等。
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老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以來，通過完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及加強老年人福利服務體系，使老年人的收入、醫療、護理等社會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護理保險制度實施十年來，實現了“行政措施”向“契約制度”的轉變，基本滿足了老年人的多樣化護理需求，在適應人口老齡社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老年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賴于巨額財政支出。2007年，日本社會保障支付總額為91.4305萬億日元，占GDP(374萬億日元)的24.4％。而GDP增長率僅為0.3％。社會保障支付額中與老年人有關的支付為63.5654萬億日元，占總費用的69.5％。按具體領域來看，養老金支付為48.2735萬億日元(占總費用的52.8％)、醫療支付為28.9462萬億日元(31.7％)。日本財政已不堪重負。因此，財政重建及增加GDP是有效實施“適應人口老齡社會策略”的資金保障。在人口老齡化以及經濟長期停滯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必須高度重視財政赤字及公共債務的增加。為了阻止債務的持續增加，必須增加分母即GDP。通過經濟增長，增加稅收，縮小財政赤字，實現財政重建。除了做大分母之外，還需要縮小分子，但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很難縮小財政赤字規模。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推測，假如落實的競選公約，國債總額將從2009年的165％增加到2020年的243％。因此，只要不縮減社會保障支出，很難縮小財政赤字規模。財政重建的關鍵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但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實現財政重建的途徑并不是縮小社會保障支出規模，而是提高消費稅。但是，為了得到國民的理解，政府需要把新增消費稅的名稱改為社會保障目的稅。此外，并非所有老年人都是社會弱者，不應把全體老年人當做社會弱者，用巨額的社會保障財政供起來，過度保護老年人。應為老年人營造創業及再就業的環境，使其發揮潛力，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三)適應人口減少社會的政策
1、制定男女就業平等政策，促進女性就業
1985年，日本政府制定《男女就業機會平等法》，第一次把女性看成與男性平等的勞動力，禁止就業上的歧視，此法成為女性勞動力政策的歷史性轉折點。很多女性傾向于育兒任務完成后再就業。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女性再就業制度》和《勞動省關于確保男女雇傭機會和待遇平等的法律》。具體內容為包括確保在就業方面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支援女性兼顧職業生活和家庭生活、制定時間制工作、提高女性地位、開發女性能力等。具體措施：(1)通過女性重返工作崗位計劃，對女性進行普遍的技能訓練，使女性可以尋找離家近的企業上班，讓女性可以靈活地在企業之間流動，這樣可以大大減少機會成本；(2)改變工資體系，采取同工同待遇，減少女性的收入損失；(3)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方便出入。另外，通過制定《勞動者派遣法》、《短時間勞動法》、《最低工資法》等，為女性再就業提供方便。
2、修改移民政策，吸收外國勞動力
2005年6月，法務省設立了“促進多文化共生社會研究會”，2006年3月總務省也召開了“多文化共生研究會”，提出不同國籍和民族的人在互相尊重對方文化的基礎上，平等生活。過去，日本移民政策強調“同化”，而現在強調“共生”，并采取提供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措施保證外國人在日本就業及生活。“外國人才交流推進議員聯盟”提議，今后50年內，日本應該向“多民族共存的國家”過渡，使移民人數達到日本總人口的10％，即1000萬人左右。該機構還建議制定專門的移民法，以明確移民國家的理念，并設置移民廳負責相關事務。
3、實施《老年人就業穩定法》，促進老年人就業
2004年6月，日本政府重新修改《老年人就業穩定法》，實施繼續雇用制度。《老年人就業穩定法》是日本應對老齡社會所制定的法律。《老年人就業穩定法》規定，所有企業都有義務雇用老年人。從2006年開始，企業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到2013年，提高到65歲。企業可以從以下三種形式中任意選擇一種：(1)廢除退休制度，不以年齡為理由終止勞動合同；(2)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到2013年采用65歲退休制度；(3)采取“延長工作年限制度”以及“再就業制度”，確保65歲為止的雇用。實施《老年人就業穩定法》之后，到退休年齡后仍被繼續雇用的人數，從2005年的12萬人(48.4％)增加到2008年的31.6萬人(73.3％)。《老年人就業穩定法》不僅有效保護了老年人的權益，也促進了老年人就業。
“適應人口減少社會政策”的關鍵在于充分利用老年人、女性及外國勞動力。日本政府為促進老年人及女性就業，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措施。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社會及企業雇傭意識尚未發生變化，老年人及女性只能從事短期勞動及臨時勞動，無法獲得長期穩定收入。特別是老年勞動力創新精神減弱，勞動生產效率不高，也影響再就業。而女性由于習慣在結婚后辭掉工作，很難對其實施有效的職業培訓，無法挖掘女性勞動力的潛力。因此，日本單依靠自身的人力資源難以滿足國內對勞動力的各種需求。
第4篇：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探求自我發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達到了總人口數量的7%，年齡中位數超過35歲，正式步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造成了整個國家處于“未富先老”的狀況下，即人口年齡的老化程度快于經濟發展水平。一方面，醫療條件的改善、“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經濟的轉型以及社會觀念的改變使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經歷了從相對年輕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轉變。另一方面，雖然我國經濟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費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的居民消費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鄉消費差距也還十分明顯。
如圖1所示，2000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率逐年下滑，雖然這一趨勢在2010年之后有所緩解，但是居民消費率一直處在50%以下的水平，這與錢納里等人提出的標準結構中工業化中期階段65%的居民消費率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從圖1中還可以看出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到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為16674元，而農村居民僅為5908元。在影響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城鄉居民在消費觀念、家庭年齡結構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隨著城市化的進行，農村人口的大量遷移，使得落后的農村地區反而出現的更高的老齡化水平，并且我國城鎮和農村的老齡化水平倒置情況還很嚴重，這對于居民的養老與城鄉社會發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那么，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城鄉老齡化水平的不同是否會對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產生影響呢？本文對此進行了研究。
文獻綜述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莫迪利亞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根據這一假說，消費者會將一生的預期總收入在不同年齡階段進行最優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該理論為基礎，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多方探討，力求得出老齡化與消費或儲蓄之間的關系。Leff（1969）對1964年74個國家的截面數據作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人口撫養比和儲蓄率存在負相關的關系。然而，隨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則對leff的結論提出了質疑，他們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撫養比和儲蓄率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國1953-2000年時間序列數據，對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率的關系進行計量估計，研究結果認為老齡化是我國出現高儲蓄的一個重要原因。舒爾茨（2005）使用16個亞洲國家和地區1952-1992年間的數據，利用動態面板回歸的方法檢驗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認為老齡化會對儲蓄率產生影響，但其影響是很微弱的。國內學者方面，王金營、付秀彬（2006）對我國自1978年以來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引入標準消費人概念和變量，并證明了人口老齡化對消費水平、消費規模和消費結構均有一定影響，并且老齡化水平的提高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2008）利用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對1989-2004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估計，考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發現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于瀟、孫猛（2012）通過對邊際消費傾向的測算，認為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路徑主要是通過改變社會總體消費傾向來實現的，但在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中的不同階段，會對總消費需求產生不同的影響。毛中根、孫武福、洪濤（2013）通過對1996-2010 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測算，認為老年撫養比的提高是導致居民消費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齡化的提高顯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費支出，而對農村居民的影響則不顯著。
總之，國內外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水平關系的研究至今并無定論，而在進行城鄉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分析時，以住的文獻也是假設同一省份或地區的城鄉老齡化水平相同。但事實上，城鄉老齡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現象。因此，本文分別對2000年至2012年的城鎮和農村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重點考察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有著怎樣的影響，并從城鄉不同年齡階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結構、消費行為以及老齡化對社會的影響等角度分析上述結論。
城鄉二元經濟下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由于西藏自治區人口較少，且抽樣數據的波動性很大，個別年份還存在數據缺失的情況，這嚴重影響整體數據的穩定性，因此筆者剔除了該地區的數據。
在這里，模型的建立相對簡單，只考慮消費與人口年齡結構和收入的關系，沒有考慮財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該模型的重點在于研究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此選取的數據包括城鄉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以及城鄉居民的人均消費和支出。數據處理上，為了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費這兩個變量相匹配，筆者將各地區城市及鎮兩個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鎮老年撫養比和城鎮少年撫養比。該模型的居民收入與消費已扣除價格因素。
（二）計量模型設定
為體現城鄉之間的差異，本文分別建立兩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基于面板數據的特點，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表述為：
（1）
（2）
這里，式（1）表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式（2）表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經濟區域，t表示時間，cons表示實際人均消費，old表示老年撫養比，young 表示少年撫養比，ln（income） 表示實際收入的對數值，對實際收入取對數的意義在于表示實際收入對實際消費支出的彈性，即衡量實際收入變化百分之一的情況下，實際消費量將會變化百分之幾，從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對城鄉消費影響的差異。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滯后一期和兩期的消費水平，用來衡量棘輪效應的大小，ε表示隨機誤差項。城鎮和農村的方程構造和經濟學意義相同。
對于面板數據模型參數的估計選擇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在文獻中，一般將他們二人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稱為標準一階差分GMM估計。本文利用STATA12進行具體估計。
（三）實證結果
2000-2012年城鎮與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關系的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并不相同，老齡化與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負相關，并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同時，老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收入會減少21.49元。而老齡化與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關系不顯著。少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存在正向的影響，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城鎮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城鎮居民消費提高22.09元，農村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增加15.11元。城鄉收入對消費的影響也很顯著，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加27.78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長10.49元。此外，城鎮和農村居民都會受到上一期和上兩期消費水平的影響，其中上一期的影響更為顯著，存在明顯的棘輪效應。
城鄉老齡化與居民消費關系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城鎮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負相關，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鎮居民退休之后，收入減少，老人們需要動用之前的儲蓄來養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較節儉，這會減少他們對自身的消費支出。第二，城鎮地區生活相對富足的老人們有很強的贈送動機。在我國，老人們的代際消費傾向較高，他們往往對自己的消費比較克制，但是對后代則比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購買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上，老一輩的財富積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使得老年人們會自覺減少自己的消費，而主動將儲蓄贈予后代。第三，我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少子化成為我國家庭目前面臨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18，其中城市為0.88，鎮為1.15，農村為1.44，這與發達國家1.7的總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對于城鎮地區的老年來說，少子化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確定性增加。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為老年時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種投資。但子女數量的減少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得不為預防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而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另一方面，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與城鎮居民消費的負相關關系僅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這是由于一方面受傳統的養老觀念的影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會一部分地補償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來到生命的最后階段，補償消費心理比較強，一些年輕時沒有體驗和享受到的事物，他們希望可以在夕陽階段得到補償。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老年消費水平的提高。
其次，與城鎮不同，農村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地區居民收入來源與城鎮不同，他們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并且一些身體強健的老年還可以繼續勞動。表2顯示了2012年城鎮和農村老年人主要收入來源。其中，農村地區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體機能下降，不再勞動，收入減少，消費也會隨之減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農村地區超過半數的老年人還要依靠家庭成員的供養，這也會增加其他家庭成員的支出。且家庭成員對老年人不同的贍養方式也會影響家庭的消費水平。同時，由于農村家庭規模相對更大，子女相對較多，這對老人的贍養也更為有利。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我國城市平均家庭規模為2.73人/戶，這一指標，鎮為3.09人/戶，而農村則為3.19人/戶。另外，由于農村地區的消費物資相對城市較為匱乏，尤其在醫療保健、老年文化娛樂等方面，這不利于農村老年人消費水平的提高。總之，這些方面綜合起來使得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的正負關系不明顯。
再次，實證結果中還可以看出，城鄉的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都呈正相關關系。這與之前多位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會帶來家庭消費支出的增長。但是，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孩子數量的減少，加上預防性動機的增強，這些都會減少居民消費水平。結論中還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對人均消費影響的絕數值并不相同，城鎮是農村的近三倍，并且從實證結果也可以看出，城鄉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消費水平的差異。另外，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還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棘輪效應比較明顯。因此，消費水平的提高還需要一個過程。
另外，老齡化不僅影響了老年人的消費水平，還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以及全社會的消費預期。在我國，家庭養老仍然是最主要的養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養老支出。而目前，我國老齡化還表現為老齡人口數量大，老齡化速度快以及高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三大特點。預計到2020年，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200萬，這將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體機能以及行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顧，這更會增加年輕子女的家庭負擔。子女對老人的贍養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老人的消費水平，但是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支出。同時，由于老齡化、高齡化已成為一種趨勢，我國城鄉居民的預期壽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4.83歲，10年間增加了3.43歲。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增長，人們對自己未來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長遠的打算。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居民也會自覺增加儲蓄，從而減少當期消費。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我國城鄉居民老齡化與消費水平的計量檢驗以及對實證結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城鎮地區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水平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老撫養比的提高會顯著降低居民的消費水平；但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水平無顯著關聯性。
第二，城鄉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的關系。
第三，收入是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并且城鄉居民都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
針對以上分析結果，筆者認為要在老齡化加深的條件下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應當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農村地區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繼續擴大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城鄉養老金的并軌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做法。
第二，應該促進城鄉在基礎公共服務上的均等化，這包括基礎醫療保健、社區養老設施、老年文娛活動等方面，從而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第5篇：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少子化”；人口結構；“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9-00-01
引言
據相關部門統計顯示，中國0～14歲人口比重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到現在一路下滑：1964年為40.7%，1982年為33.6%，1990年為27.7%，2000年為22.9%，到2010年已經降為16.6%，2011-2015年基本維持在這個水平。不斷走低的人口生育率會帶來幼兒園入園孩子減少、小學在校學生減少、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大大下降等等諸多問題。所以對其對策建議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分析顯得尤為重要。
一、少子化的概念及在我國的發展趨勢
1.“少子化”的概念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少子化”代表未來人口可能漸變少，對于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遠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會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2.“少子化”的發展趨勢
根據人口統計學標準從絕對數量看，20世紀80年代出生人口為2.28億，20世紀90年代出生人口為1.75億，而2000年后出生人口只有1.46。在20多年的時間里，出生人口減少了36%。而目前中國適齡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2020年未能找到配偶的結婚適齡男性數目達到3000萬名。根據人口發展的過度，少子化現象在有限的時間內不可能迅速得到改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二、“少子化”產生的影響
1.對教育的影響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近日《2015年基礎教育發展調查報告》顯示，全國小學招生人數從1978年的3300萬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不足1700萬，全國小學學校數量從19世紀80年代的900多萬，下降到2014年的200萬左右。這將導致空間閑置，教育資源過剩。
2.對勞動力的影響
“少子化”現象影響了勞動力結構。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全球逐漸步入了信息化社會，我國亦是如此。從打的趨勢來看，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比重在飛速攀升，第二產業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而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口比重將嚴重下降。這就導致從事新興行業主圖生物技術、光纖通信技術等行業得以不斷地發展，而一些傳統的種植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等勞動力相對下降，甚至有些個別的行業遭受嚴重的勞動力危機。這也就導致了我國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
“少子化”現象影響了產業結構。“少子化”和“老齡化”是相互伴隨的問題。正常的現象是年老人員和年輕人員能夠合理流動。而在出現了“少子化”的情況下，將有一大批老年人由于具備了特別的專業技能，加上退休年齡的延長，年輕人很難加入進來。與此同時，大規模的產業需要新技術，能夠很好接受新東西的年輕人減少，老年人又不愿意去培訓就不能夠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產生結構性失業，即合格勞動力短缺。減慢經濟發展速度，降低中國的GDP。
3.對幼兒產業的影響
“少子化”現象將對幼兒產業帶來極大的沖擊。諸如嬰兒服裝、奶粉、出版物、玩具等等產業將會受很大的影響。這就使一些產業不得不轉型。如果轉型不成功會造成嚴重的供大于求，造成損失。
三、“少子化”的成因分析
1.政策因素
“少子化”最大的政策因素是中國七八十年代開始大力推行并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地解決了人口對環境、資源的壓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少子化”、高齡化等一系列人口問題。
2.觀念因素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人們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沖擊。過去結婚的目的就是生孩子，傳宗接代。現在很多女性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不僅不急于生育，而且還推遲結婚。女性的自我權益意識逐漸提高，更多的女性由家庭走向社會。
3.經濟因素
先在的育兒成本是逐漸提高的。而對于大部分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最大的兩塊支出有房貸和育兒費用。初次之外，還有各種物價的上漲，生活成本的提高。這都使女性生育的年齡往后推遲，或者生二胎的意愿下降。
四、我國應對“少子化”現象的措施及建議
1.出臺相關法規
日本比中國出現“少子化”現象要早，并且也取得了成績。日本出臺過《“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兒童和育兒支援計劃》。中國現在已經開始大力推行二孩政策，這是第一步。接著從女性職業、產假、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來促進二孩政策的實施。
2.扭轉觀念
^念決定行為。在超低生育率的背景下，我們不得不呼吁女性重新審視家庭的重要性、生育二孩將減少孩子今后的養老負擔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待將要面對的人口風險。
3.優化經濟結構
我們不僅要提高生育率，更要正視少子化現象。在未來，我們將面臨用工恐慌，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將會減少。那么我們就需要把人員數量優勢改變為質量優勢，充分發展技術、信息等高端行業。
第6篇：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在對溫州現狀的實踐考察和了解下，本文對溫州人口老齡化現狀進行了探討，并認為加強物質基礎和健全養老保障機制依舊是溫州的奮斗目標。同時，小組成員還認為，老齡事業的健康持續發展，不僅需要政府、社會、家庭和個人共同關心與參與，還需要針對老齡問題的特點，推進“積極老齡化”，激發老年人的潛能，使老年勞動力成為我市經濟的增長點；積極推進“為老”服務事業，最大限度滿足老年群體特殊需求，減輕政府和家庭的壓力。讓老年人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日本作為全球的老齡化大國，在老齡化解決方面對中國來說有著極大的借鑒意義。本文通過老師提供的資料以及其他渠道的資料對于富士市老齡化現狀進行討論與研究，針對日本富士的老齡化解決方案采取適合溫州市老齡化問題的改革方案，提出對溫州市改革的一些建議與設想。
關鍵詞：老齡化現狀；措施；建議
一：溫州老齡化現狀
早在1995年，溫州就進入了老年型社會。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溫州60歲以上人口已達108.10萬，占總人口的13.87%。65歲以上人口比例從2000年的7.39%增長到2005年的10.54%，溫州只用了5年，比日本快了10年。
溫州將長時間處于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化社會中，而這也將是影響溫州市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性和全局性問題。溫州市長壽老人多，農村老齡化程度更加突出。據統計，溫州市60周歲以上戶籍老年人口有116.71萬人，占總人口的14.83%。其中，農村人口為89.74萬人，占老年人口總數的76.89%。
與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先富后老”相比，溫州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屬于“未富先老”。例如，日本在老齡化比例達到14%時的人均收入為38555美元。溫州老齡化比例已接近14%，人均GDP4937美元，僅為日本的12%。
二：溫州市居民對于老齡化的了解程度
考慮到溫州目前的老齡化情況已經比較嚴重，而且溫州作為一個外來人口聚集地，本小組成員對溫州本地人員及外來人員分別作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1、老齡化是什么？幾歲以上可以算是老齡化？有70%的溫州本地人可以明確地表達出老齡化到底是什么樣的一個概念，其中，有65%認為男性到70歲女性到65歲可以才算是進入老齡化階段；而大部分外來人員對于老齡化沒有一個具體的概念，80%的他們認為男性65女性55歲就屬于老齡化范疇。
2、你了解養老保險的問題嗎？是通過什么途徑了解的呢？65%的本地老人表示自己所在的社區會定期做一些宣傳，有事自己也會上網了解相關新聞和政策；70%的外來人員表示自己并不了解，自己平時都忙于工作，一般很少看電視，而且出門在外希望有時間就去賺點錢。
3、在養老問題方面，你們是希望子女贍養還是自己去養老院之類的機構歡度晚年呢？65%的本地老人表示自己更加愿意采取社區養老服務，不想增加年輕人的負擔，只要子女能夠定期去看望他們即可；75%的外來人員則表示，自己將在外面工作努力減輕家庭負擔，到時更加希望和孩子們住在一起，自己至少還可以為他們燒飯之類的。
4、作為大學生，你們對老齡化問題了解嗎？ 75%以上的浙江省大學生表示自己對于老齡化比較了解，溫州市采取了很多老齡化的對策，比如建立老年大學，開展老年文化節等；60%的外來大學生表示自己的家鄉在老齡化問題上并沒有做很多的對策，雖然自己有所了解，但是還是無能為力。
三：溫州市市政府對于老齡化采取的措施
1、建立老齡工作機構；農村老人協會建設逐步規范；城市社區為老服務網絡逐步健全；充分發揮志愿者組織作用。健全養老保障體系，解決市區城鎮老年居民養老保障問題。貫徹 “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服務”社會化管理服務模式；健全醫療保障體系，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2、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全面加強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為核心內容有關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進一步提高全社會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的法律意識；嚴格涉老案件執法檢查。
3、加強老年活動設施建設。充分利用現有公益性文化設施活動場所，將政府興辦的公共文化和體育活動設施向70歲以上老年人免費開放；完善老年教育網絡。
4、注重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實現居家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深化社區為老服務工程，加強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強化社區為老服務功能。完善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滿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四：建議
1、延長退休年齡，提高老年人口就業率，鼓勵老年人發揮特長，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日本有很多由老年人牽頭開始家族經營單位的企業，60歲以上的老社長也隨處可見。而溫州作為一以做生意發展而成的沿海發達城市，推行此方法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可行，對于溫州市未來的發展也將起到一個不可替代的領導性作用。
2、重視養老保險，將計劃生育與養老事業有機結合。與日本的高齡少子化不同的是我國擁有14億的人口，人口的龐大使我們不得不推行計劃生育。可是隨著計劃生育的推行，”4―2―1”家庭，”丁克”家庭，空巢老人家庭不斷增多，所以解決養老問題也迫在眉睫。日本最成功的便是護理保險模式。它可以分為：身邊護理，家務幫助，復合型3中服務模式，有效地緩解了日本的老齡化高壓。小組成員認為溫州市可以嘗試這種護理模式。首先，溫州有其地域性優勢，溫州醫科大市時一所專門培養醫護人員的大學，每年溫州醫科大學都為社會推送出一批批的優秀的醫生，護士，醫學相關的研究人員。其次，溫州市是經濟發達的城市，這也為推行此模式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3、居家養老與社會養老的有機結合。與日本不同的是，溫州乃至我國都處于一個社會層次，勞動力和社會生產力有著極大差距的現狀，每個人對于養老方式也有著不同的追求與愿望。因此，采取多模式的養老模式將會推動一個地區的社會，人文發展。
4、加大老齡化的宣傳。由問卷調查可見，溫州在對于本地老人的老齡化政策方面已經相對比較完善，但是對于一些外來人員或者農村人員的宣傳和保障力度顯然不足，所以，本組小組成員認為加大對農村及外來人員的保障將是未來幾年內溫州市的發展和奮斗目標。
第7篇：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供給；延遲退休；精算調整因子；提前退休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是對我國當前“少子老齡化”挑戰的強力回應。一方面，自20世紀90年代初下降至更替水平(2.1)以后，我國總和生育率(TFR)持續下滑，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當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5。另一方面，我國人口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2019年65周歲及以上人口占12.6%。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這些不僅威脅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養老保險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而且會對整體宏觀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針對上述挑戰，近年來我國不斷進行政策調整，尤其是從2016年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而且“十四五”規劃建議再次強調要“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這兩項舉措都是為了增加勞動力供給，“全面兩孩”政策有助于增加未來的勞動供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則是充分利用現有勞動力資源。然而，“全面兩孩”政策增加新出生人口的效果不及預期，2016年至今出生人口數反而逐年減少，2019年出生人口數僅為1465萬;延遲退休年齡從具體政策出臺到產生效果還需要一段時間，政策效果尚不可知。除了這些舉措，能否通過對現有制度的改革達到增加勞動力供給的目的呢?20世紀60年代以來，面臨類似的“少子老齡化”挑戰，許多OECD成員國著眼于通過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來激勵老年人增加勞動力供給，許多改革措施提高了老年人的實際平均退休年齡和勞動參與率、降低了提前退休人員比例，這些國家的制度改革能夠為我國提供參考。本文將采取文獻綜述法和比較研究法，從宏觀角度把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與勞動力市場結果結合起來，考察荷蘭、奧地利、德國養老保險制度不同改革舉措對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影響，最后基于案例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實踐，提出對我國的啟示。
一、理論基礎:養老保險制度影響
老年人勞動供給的作用機理已有研究發現，養老保險制度主要通過三方面因素影響老年人的勞動供給行為，分別是正常退休年齡和提前退休年齡的設置、養老金財富、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其中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對老年人勞動力供給行為的影響最為直接、影響效力更強。
(一)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
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可視為影響老年人勞動供給行為的直接變量，是達到退休年齡以后再多工作一年其養老金財富的變化值占繼續工作期間勞動收入的一定比例。相比t－1歲退休，t歲退休的養老金財富更多意味著延遲一年退休獲得了隱性補貼，反之相當于對多工作一年的工資所得征收了隱性稅。理論上，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越高，老年人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越大，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通常與實際平均退休年齡負相關(Duval，2004)。
(二)養老金財富
養老金財富指的是參保者未來養老金待遇的折現值減去全部繳費的折現值，而養老金財富增長率是t歲退休與t－1歲退休的養老金財富差額除以t－1歲退休時的養老金財富。通常認為，如果預期養老金財富增長率為正，人們會選擇繼續工作、增加勞動供給。養老金財富受到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而養老金財富本身又直接影響到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
(三)退休年齡的設置
退休年齡的設置通過影響養老金財富水平和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對老年人的勞動力供給行為產生影響，是養老保險制度影響老年人勞動力供給行為的間接變量。改革可以通過調整提前退休年齡或正常退休年齡來影響老年人的勞動供給行為，規定的最低養老金領取年齡越高，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越低，老年人越有可能增加勞動供給(Duval，2004)。
二、實證經驗:荷蘭、奧地利和德國的改革及其影響
20世紀60年代以來，為了應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率下降、實際退休年齡降低、提前退休增多帶來的挑戰，許多OECD國家在制度改革時著眼于改進相關參數的激勵作用以推動人們增加勞動供給，包括提高退休年齡、引入待遇精算調整因子、改革提前退休計劃等舉措，以此達到降低提前退休人員比例、提高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和實際退休年齡的效果(Schils，2008)。接下來將分別闡述荷蘭、奧地利和德國的制度改革及其對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影響，具體為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實際退休年齡、提前退休人員比例等指標的影響。
(一)荷蘭提前退休計劃由非精算公平向精算公平改革:消除高隱性稅率
荷蘭的法定養老金領取年齡是65歲，允許在65歲之前提前退休。20世紀70年代，荷蘭開始采取“VUT計劃”作為提前退休計劃，該計劃是現收現付制籌資模式，提前退休待遇相當于退休前最后工資總額的80%。“VUT計劃”不對待遇進行精算調整，參與者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較高，有激勵提前退休效應。90年代，政府開始對“VUT計劃”進行改革，逐漸被精算公平的基金積累制“PP(pre－pension)計劃”取代:“PP計劃”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性儲蓄安排，養老金待遇替代率至少比“VUT計劃”下降低了10個百分點，提前退休的養老金財富更少，但由于進行精算調整，延遲退休者的待遇更高(Euwalsetal.，2010)。提前退休計劃的精算調整改革消除了繼續工作的高隱性稅率，影響不同年齡退休時的養老金財富，進而影響勞動供給行為。比如改革之前，雇員傾向于在59歲提前退休，因為推遲1年退休反而使享受80%高替代率養老待遇的時間減少1年;改革以后，59歲退休時養老待遇替代率是45%或48%(取決于其出生年份)、60歲退休時替代率為55%或59%，提前退休激勵消失了，人們更有可能延遲退休。荷蘭提前退休計劃開始實施和改革的時點與55－64歲勞動參與率趨勢的轉折節點吻合:1971年55－64歲的勞動參與率為46.0%，70年代和80年代大幅下降，1986年降至27.2%的最低水平;90年代以來，55－64歲勞動參與率不斷提高，2005年提高到46.9%，而且90年代以后的增幅大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降幅。這說明55－64歲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提前退休計劃實施和改革的影響，將非精算公平的“VUT計劃”改革為精算公平的“PP計劃”提高了55－64歲雇員的勞動參與率。
(二)奧地利提高提前退休年齡:減少提前退休者的養老金財富
奧地利的養老金制度規定，只要繳費年限滿35年，男性60歲、女性55歲(即提前退休年齡)就可以申領提前退休養老金。在正常退休年齡(男性65歲、女性60歲)之前申領退休待遇只能享受減額養老金，超過正常退休年齡申領養老金則有所增加，每提前或延遲一年，養老金系數降低或提高約2個百分點。2000年，政府逐步將提前退休年齡提高1.5年，還加大了對提前領取退休待遇的懲罰力度，即每提前一年退休，養老金系數降低3個百分點。2003年，再次將提前退休年齡提高3.5年(女性60歲、男性65歲)，而正常退休年齡并未調整，因此逐漸消除了早于正常退休年齡領取退休待遇的可能性。2000年和2003年兩次改革的目標是激勵增加勞動供給，實際確實對增加老年人勞動供給產生了積極效果。整體而言，提前退休年齡每提高1年，受80影響男性雇員的就業率提高9.75個百分點，女性就業率提高11個百分點。具體來看，2000－2010年，57－64歲男性就業率從19.8%提高到38.8%;52－59歲女性就業率從39.5%提高到64.9%。60－61歲男性、55－58.2歲女性就業率在2000年以前基本不變，2000年以來大幅提高:2000－2010年，60－61歲男性就業率提高了約20個百分點、55－58.2歲女性就業率提高了約30個百分點，超出提前退休年齡后仍繼續就業的雇員增多了(StaubliandZweimuller，2013)。
(三)德國引入待遇精算調整因子:降低隱性稅率
德國養老金制度在1992年改革之前，沒有對待遇進行精算調整，但因待遇與工作年限掛鉤，實際上每提前1年退休，待遇減少約2.5%。1992年，德國引入了待遇精算調整因子，65歲之前每提前1年退休，養老金待遇降低3.6%(即每月降低0.3%);65歲以后每延遲1年退休，每月待遇增加0.5%，到2004年完成改革(BerkelandSupan，2004)。未對待遇作精算調整時，延遲退休會損失養老金財富，制度具有激勵提前退休效應。1992年改革削弱了這種效應(削弱而非完全消除這種提前退休激勵效應的原因在于，1992年改革設置的精算調整因子并不是“完全”精算公平的)，改革以前繼續工作的隱性稅率超過50%，2004年隱性稅率降到20%左右(SupanandJurges，2006)，能夠發揮提高實際退休年齡、減少提前退休者的影響。相比改革之前，1992年改革后，男性實際退休年齡從平均61.2歲提高至63歲，女性從61.7歲提高到62.4歲。改革之前，男性(女性)60歲以前和65歲以前退休的人員占比分別是17.2%(10.8%)和81.9%(66.9%);1992年改革后，男性(女性)60歲以前和65歲以前退休的人員占比分別下降到4.7%(6.3%)和51.7%(54.8%)。據測算，如果精算調整因子由3.6%提高至6%(更接近完全精算公平)，男性實際平均退休年齡將從63歲提高到64.9歲，女性從62.4歲提高到63.2歲，低于65歲的男性退休者將從51.7%減少為20%，女性則從54.8%減少為42.9%(BerkelandSupan，2004)。引入待遇精算調整因子的積極效果明顯，調整因子的精算公平性越高，養老保險制度激勵老年人自愿延遲退休年齡、增加勞動力供給的效應越好。測算結果還顯示，將德國的正常退休年齡提高1年只能使男性實際平均退休年齡從63歲提高到63.3歲，女性從62.4歲提高到62.6歲(BerkelandSupan，2004)，提高正常退休年齡的效果小于引入精算調整因子。
三、對我國的啟示
第8篇：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養老靠兒還是靠房？延遲退休時間還是延長養老金繳費年限？
養老問題之所以成為近期熱議的話題，是因為七成中國人都在為自己將來的養老問題所擔憂。養兒防老靠不上，以房養老靠不住，養老金太低又養不起，那么政府又該為我們的養老負什么責呢？這對未富先老的中國是個極大的政治和經濟考驗，因此，重構退休制度就顯得尤為迫切與重要。
據了解，養老體系改革于今年10月16日研討，在圍繞養老改革頂層設計的規劃、養老制度的安排以及個人賬戶、雙軌制改革等多方面達成了共識。近年來，延遲退休問題備受關注，議論風生。可以說，不管是贊同還是反對，延遲退休這一做法本身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重大舉措。2010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74.83歲，已遠遠高于上世紀50年代現行退休制度制定之初的50多歲。
養老金危機須提前預防和化解
“未富先老”的特點表明了中國養老金體系的脆弱性。1999年，中國開始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大概只有1000美元，而發達國家和地區在達到同等老齡化程度時人均GDP卻在5000-10000美元之間。 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基本上是經濟社會發展自然而然的歷史產物，屬于“先富后老”和“邊富邊老”的類型。由于獨一無二的一胎化計生政策和快速的人口轉變，可以說中國不僅是首先出現未富先老的大國，恐怕也是唯一一個出現未富先老現象的人口類型。“未富先老”意味著很多老年人會遭遇“低水平養老困境”，就是維生型養老水平甚至老難所養、老無所養。大量少子高齡化趨勢下的農村老人更有可能發生大面積老年貧困化的人道主義危機。國家承擔的福利性養老的公共財政壓力將在未來幾十年持續上升，嚴肅考驗政府對國民的養老責任和養老能力。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正在積累巨大的養老風險，養老金支付壓力持續上升，養老安全問題已經提上議事日程。2010年7月，在《生命時報》聯合“搜狐健康”進行的樣本量超過2500人的調查中，七成以上的人承認自己在為養老發愁，其中40歲以下的占75%。早在2006年，零點研究咨詢集團的《中國居民生活質量報告》就發現，有78.5%的被調查者對自己當前或今后的養老問題有憂慮。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帶來養老金支付的政治壓力，這個壓力是剛性的，也是放大的。截止2012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94億，占總人口14.3%。預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占總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占總人口30%以上。
中國城鎮職工養老金實行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個人和企業分別按職工本人上年工資總額的8%和20%繳納保險費。從理論上講，記入個人賬戶基金的保險費為個人繳納的8%，企業繳納的20%全部劃入統籌基金。社會統籌是指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各地社保局）依法統一征收（有的省份是地稅部門征收）、統一管理、在屬地范圍內統一調劑使用，主要用于當期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發放。個人賬戶則是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以居民身份證號碼為標識，為每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個人設立的惟一的、用于記錄職工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以及利息金額的賬戶，其賬戶余額為參保人退休后歸個人養老使用，發放的是賬戶養老金。
“社會統籌加個人賬戶”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自1996年正式開始實施，1997年就虧空50多億。“統籌賬戶”解決歷史遺留的“老人”的養老問題，用來支付當期養老金。過去沒有個人的養老保險積累，存在“制度（歷史）空賬”問題。“個人賬戶”解決未來的個人養老儲備和養老保險問題。由于統籌賬戶收不抵支， 個人賬戶的積累也被用來發放當期養老金， 形成“個人（未來）空賬”。“社會統籌加個人賬戶”制度沒有養老儲備，先天不足。這項制度設計意味著一個正在工作的勞動者，既要養上一代已經退休的人，又要往個人賬戶里為自己存錢，“雙肩挑”壓力很大。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2011年參保人口2.84億，但14個省份養老金收不抵支，缺口達767億元。2000年，養老金財政補貼338億，2011年達到2272億。由于養老金收支的平衡性差，實際還是現收現付制，現在的在職職工養活現在的退休職工，未來還是沒有足夠的儲備。根據中國銀行和復旦大學團隊完成的《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預測，2050年養老金缺口將達到當年財政支出的20%以上。領錢者增多，繳費者減少，少子老齡化趨勢下的養老風險巨大！
通常通過人口增長和人口遷移難以滿足發展所需要的人力資源供應，特別是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展加劇公共財政的壓力和負擔的情況下，提高退休年齡成為很多國家可以考慮的基本戰略和重要選擇。這些國家的考慮是通過推遲退休，可以相應增加勞動力供給，緩解勞動力資源緊張甚至短缺的形勢；同時，退休人口的減少可導致公共養老金支出的減少，從而實現平衡財政收支的政治目的。
國際經驗表明，延遲退休年齡是應對人口老齡化壓力的重要選擇，是生育少子化時代的必然趨勢，一方面可以減少養老金的當期支付，另一方面則增加了養老保險金的存量。
頂層設計可持續的退休制度
從全球的視角看，總結各國的經驗，延遲退休的做法有早有晚卻是大勢所趨，并不以我們的意志和好惡為轉移，那么余下的問題就變得集中、簡單和富有建設性，那就是如何使延遲退休的做法盡量減少社會震蕩、降低制度轉軌的成本、風險和代價，使之成為可以釋放社會正能量和人口紅利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
頂層設計必須具有戰略遠見和社會正見，必須考慮周詳，避免任何的閃失。一個可持續的退休制度需要將效益性、差別性、選擇性、激勵性、公平性和漸進性六個方面很好地結合起來。
首先是制度的效益性。一個好的制度需要體現經濟理性、人文關懷和社會效益三大追求，必須有社會產出和社會效益。最大的社會效益就是退休制度的重構應該成為最大多數人實現老有所養的“中國夢”的有力保障，應該成為老年民生的社會安全網。
延遲退休至少可以帶來三個方面的效益：其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老年人口增長高峰期養老金支付的壓力。延長退休年齡，把拿錢的人變成出錢的人，是一個自然的邏輯。延遲退休方案提出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緩解中國未來養老金以萬億為單位的巨大缺口。不少國家都用延長退休年齡來減輕老齡化帶來的各種壓力，證明是一個有效的辦法。其二，可以挖掘健康、有知識、有技能的老年精英的人口紅利。在西方，老年人的初始年齡是65歲，隨著壽命的延長，老年人的概念可以重新界定。60～65歲屬于高齡勞動力，不再屬于傳統意義的老年人，他們工作經驗、社會閱歷豐富，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延長退休年齡意味著人力資源的繼續開發。中國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也逐年上升，若維持現退休年齡不變，無異是在浪費寶貴的人才資源。其三，借此改革的機會，構筑“全國一盤棋”的養老保障體系，有利于促進男女同齡退休的社會性別平等、農民工等享受國民待遇的社會階層平等以及其他方面的社會公平正義。
但必須強調，延遲退休年齡只是緩解老齡化壓力的一種途徑，但不是唯一途徑甚至不是最佳途徑。需要注意的是，延遲退休年齡是為了增加人力供應，同時通過延期來減少養老金當期支付壓力，但另一關鍵是如何保持甚至提高延遲退休人員的工作績效或者說勞動生產率，避免出現人浮于事的低效率和“冗員”現象。所以，我們對延遲退休年齡預期取得的“績效”不要寄予厚望，延遲退休有助于緩解養老金缺口帶來的財政壓力，但靠高齡勞動者支撐龐大的養老金體系畢竟不是上策之選。在這個意義上，及時提振超低生育率，實現適度低生育，平衡代際人口“一頭沉”的關系，實現“適度老齡化”尤其具有戰略上的重大意義。
其次是制度的差別性。一個大的制度安排包括了針對不同群體的小的制度設計，從而完成制度的差別化整合。誰應該退休、誰愿意退休，不應該忽視行業職業的差別，不能強制性“一刀切”。根據英國匯豐集團對20個國家和地區2.1萬名成年人“未來的退休生活”的調查，大多數人認為，個人的選擇或者能力應當是確定退休年齡的第一標準，而且年齡越大的人越傾向于這種觀點。對艱苦的體力崗位、藍領階層不宜提倡延遲退休，對公務員等權力階層也要暫緩，對知識性技術性強的教師、醫生等崗位和企事業單位可以提倡。例如，目前韓國的法定退休年齡是：企業職工55歲，公務員60歲，老師65歲。差別性同時也說明了制度必須保證一定的彈性和選擇空間。彈性就是制度的適應性和適應力，能對不同行業的勞動者區別對待。
再次是制度的選擇性。一個有人文關懷的好的制度要尊重潛在退休者在退休權利和工作權利之間的博弈和權衡。一個好的制度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同時也要體現出對每一個個體的關懷。英國匯豐集團曾經進行過一項名為“未來的退休生活”的調查，訪問了五大洲20個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2%）約2.1萬名年齡在18歲以上的人士。調查發現，大多數人認為，個人的選擇或能力應當是確定退休年齡的第一標準，而且年齡越大的人越傾向這種觀點。
把退休權利交給個人，在信息對稱的情況下做出自己無悔的決定，但用工單位可以和潛在退休者商量決定。延遲退休從各國經驗看，不失為一劑良方。但有兩個挑戰需要關注：其一，平衡好各方的權利關系。在業者的工作權利、年輕人的就業權利和退休者的休息權利有一個博弈的過程。其二，保持一定的制度彈性，包括行業職業的差別性和個體行為的選擇性。一個簡單化的設想是，在目前，可以以現在的退休年齡作為最低年齡（以體現歷史的連續性），以65歲為最高年齡（以體現制度的公平性）。也就是說，最低年齡有一定的行業職業的差別，最高年齡則趨同。在最低年齡和最高年齡之間，就是“彈性退休年齡”。
第四是制度的激勵性。激勵性的含義是為了鼓勵符合延遲退休的人員做出順應制度設計初衷的選擇，用行政強制的辦法往往事倍功半適得其反，最好用軟性的經濟杠桿來調節選擇性退休行為。激勵性就是如果希望某個行業職業多點延遲退休的選擇，可以提高延遲退休后在職時的工資水平和退職后的退休金收入。退還是不退，歸根結底是利益比較的產物。制度設計的時候，需要留出一個個人選擇的空間，例如60～65歲之間都可以退，但晚退多得益，養老金收入更多，從而形成一種激勵機制，鼓勵有條件的傾向于延遲退休。制度的激勵功能可以在養老金替代率參數的設定方面得到體現，總之要體現出退休時間的選擇與養老金收益的清晰關系，從而產生延遲退休的利益驅動。
第五是制度的公平性。制度的公平性是文明社會的普適價值。不公平性是制度的最大破綻，也是引發社會心理失衡的制度因素。退休制度的公平性包括不同勞動強度的職業在退休時有選擇性，而且不會因為對潛在退休者的性別和年齡歧視影響這種選擇權利，這才是以人為本的、公平公正的現代退休制度。機會是平等的，選擇是不同的。目前，中國規定的男性退休年齡是60歲，女性為55歲。這一規定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制定的，已不符合當前的社會情況。男女同齡退休是一種制度化的權利，但女性愿意早點退休也是對個人權利的行使，應該得到尊重。例如，很多年輕一代生孩子之后，就期望父母親早點退休幫助他們帶孩子，往大了說，生育影響人口的未來，人口影響國家的未來，所以生育制度和退休制度之間也應該很好銜接。
第六是制度的漸進性。為了盡量減輕延長退休年齡帶來的各種沖擊，發達國家都采取了循序漸進的辦法。比如美國在1983年制訂的67歲退休的規定一直到2000年才開始實施；2003年，年滿65歲的職工將延長工作兩個月；2004年，延長工作4個月；以此類推，到2015年延長至2年。這樣做是為了讓各界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調整和應對。中國也要走漸進式改革之路，一方面是長時段的戰略設想和科學設計，另一方面是分階段的細致落實和有效推進。
延遲退休是應對中國未來老齡化高峰時期重大挑戰、影響長遠發展和國計民生的重要制度安排，需要通過漸進式的改革逐步逼近合理的目標。制度安排需要契合大多數公民的退休權利和利益訴求，否則可能危及社會和諧，法國、西班牙等國爆發的抗議延遲退休的游行示威活動可謂是前車之鑒。這項改革也是激發國民的社會責任，眾志成城，共同應對老齡化的過程。延遲退休雖然有反對意見，卻是大勢所趨，這是人口形勢、人口規律早就決定了的。但考慮到高齡勞動者的生產力和創新力畢竟有限，工作畢竟要以健康和能力為基礎，還有就業的代際繼替需要，所以延遲退休要慎重、要有邊界意識――不可能無限延長、要有彈性、給潛在退休者選擇的權利等等，才可收良好效果，否則會產生新的弊端，不能長久。
第9篇：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全面二孩；計劃生育
1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分析
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呈出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趨勢明顯的態勢，再加上我國未富先老的國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結構疊加在一起，養老問題異常嚴峻。以福山區為例，計劃生育國策實施以來，福山區少出生人口20余萬人。目前我區常住人口為27.7萬人，人口出生率15.69‰，人口死亡率為8.04‰，人口自然增長率為7.65‰。是典型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人口發展類型。人口結構方面，60歲及以上人口6.2萬人，占人口總數的22.3%;0-17歲人口4.33萬人,占人口總數的15.6%。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為超少子化。
2計劃生育政策下人口老齡化出現的問題
1）是政策性人口缺陷逐步顯現,福山區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絕大多數家庭人口結構形成“4＋2＋1”金字塔形模式(一對年輕人夫妻,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個孩)，是典型的人口衰落型模式。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面對漸漸老去的兩對老人和不斷成長的孩子,年輕夫妻不約而同都會感受到贍養老人和撫養小孩的雙重壓力,生育意愿低。2）是生育觀念改變,育齡獨生子女的價值取向和生育觀念和他們的父輩已經完全不同了,隨著個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追求孩子的數量,而是更愿意高質量培養孩子。增加孩子就會付出雙倍的關注度和成本。3）是“失獨”家庭的困難和老有所養，失獨家庭相對于一般家庭來說，最大問題是失去子女所產生的精神痛苦，這無異于一場伴隨其余生的精神打擊。失獨老人面臨的困境不僅源于難以排解的喪孩之痛，更有來自養老及就醫時遭遇的各種現實尷尬。比如因為缺乏擔保人無法入住養老機構和手術時存在的無子女簽字問題。4）是獨生子女家庭老人的供養問題,父母居住在老家,子女居住在大城市,父母生病住院無人照顧,短期還能請假照顧,長期的就會遭遇被辭職。年邁的父母接到身邊居住，住院報銷比例要下降很多，養老金的異地支取受次數或額度限制。獨生子女父母失能后，更會加大獨生子女家庭負擔。
3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現狀，以及對經濟社會產生的影響
放開“全面兩孩”政策后，福山區2016年出生新生兒比2015年多出2376人，增長幅度非常大，出現了新的生育高峰。主要因素為全區1988年以前出生的獨生子女約5500多戶，已進入育齡期，多數已生育一孩并有二孩生育愿望。放開“全面二孩”政策后，從群體上看，“70后”多年來累積的二孩生育愿望得以實現，故受益最大、生育二孩比較迅速。“80后”和“90后”生育二孩的占比較大，但生育時間相對比較分散，并不集中。從目前的生育情況分析，全面二孩的實施的確給我區帶來了一次明顯的生育高峰。此次生育政策調整有效的緩解了獨生子女家庭的成人風險、成才風險、婚姻風險和養老風險以及獨生子女家庭的兒女養老風險、結構缺損風險和社會的發展風險。還緩解了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調、內需低迷等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一方面，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實施，對我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帶來一定的積極影響。二孩嬰兒潮的到來，拉動了相關食品、玩具、母嬰醫療、兒童服飾、家用汽車、教育行業等的發展。還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減緩了老齡化速度。根據購房的人口結構，20-44歲的人口是買房的主力，大部分人在25-30歲的時候就會面臨首次買房置業需求。全面放開二孩，新增人口使房地產行業直接受益。當然，隨著放開二孩的實施，新一輪人口紅利的形成和潛在經濟增速的提高，各類行業都將最終受益。對于福山區具體來說，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福山區勞動力需求增長與勞動力減少的壓力有效緩解，有利于改善人口結構，延緩人口老齡化速度，增強全區經濟發展活力；有利于增強家庭生育、養老等基本功能，順應了全區人民群眾的期待；有利于促進出生人口平衡，提升家庭發展能力；有利于將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促進全區社會穩定。另一方面對社會事業支出加大，社會消費也有所增加。出生人口的增加，對婦幼保健機構、醫院婦產病床的需求增加，對幼兒園、中小學帶來擴容壓力，引起了學校教室、教師等需求增加，需要得到更好地解決。
4計劃生育政策下人口現有問題的解決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