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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財政支出增長規律與教育產業融資
從政府支出角度分析教育產業的融資問題,不能孤立地看待教育產業發展與運營中的政府支出額,應當從整個國家經濟增長變化與公共財政政策的變動中把握教育產業的地位與融資份額及其演變規律。
根據西方國家的財政支出統計,國家財政支出具有絕對增長和相對增長的趨勢。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公共部門的相對規模也將增長,政府支出必然以比生產增長更快的速度增長。各國的經濟分析表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社會生產與社會生活對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擴大,政府公共支出將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增長。無論窮國還是富國,各國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最近幾十年來都毫無例外地表現出明顯的增加趨勢。而且,雖然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財政相對規模與發達國家相比要低得多,但是卻比發達國家在與之可比的、相應經濟發展階段的相對規模要高得多。這說明,當今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承擔著比過去更多的責任。在從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中,最小的政府不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扮演著資源配置的重要角色,它把更多的資源轉移到公共物品的配置和供給方面。
政府支出不僅在總量上具有不斷增長,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率逐漸上升的變化趨向,而且在其內部結構上亦呈現出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變化規律。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指出,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包括“起飛的準備”和“起飛”階段),為了擴展市場交換的范圍,促進貿易與生產的發展,公共部門面臨著開發國家資源以及將其與市場連接起來的任務,為私人資本的形成創造起碼的條件,因而此時的公共資本形成份額較大,需要由政府來提供這些“社會先行資本”,如基礎設施、教育、衛生系統以及司法等。羅斯托認為,這些社會基礎資本的先行建設,是起飛的必要條件,在起飛可能出現之前,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必須要有最低限度的先行社會基礎資本建設,政府財政投資是促進經濟起飛到經濟發展的中間階段所必需的。當經濟增長得以啟動后,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民間儲蓄開始增加,在公共資本已經搭成的框架內,民間資本形成機制得以形成并趨于完善,民間資本存量得以增加并處于不斷上升態勢,公共資本將處于較慢的增長態勢,在總資本形成中也處于次要地位。但當經濟經過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后,為整治一些“增長的扭曲”現象,解決產業災害、污染、交通擁擠、市政建設、公共安全以及人力資本投入不足等問題,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滿足公眾消費方式由溫飽型向發展型與享受型轉變過程中補充性公共服務(公共消費性的或者界于公共消費與公共資本形成之間的項目)需求的增加,公共投資會再次上升,公共資本形成在總資本形成中的比率也將再次提高。
此外,美國財政專家理查·A·穆斯格雷夫和皮吉·B·穆斯格雷夫以及經濟學家阿斯喬也都分析了政府公共支出在經濟發展階段上的結構變化趨勢。他們均認為,隨著經濟的起步和發展,社會對基礎設施、文化教育、衛生健康等方面的要求進一步增加,因此公共支出中對人力資本投資的份額必然會相應增加。
對照政府財政支出及結構變動的規律,可以發現我國在這方面是存在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處于“起飛準備”和“起飛”階段,亟待大力加強基礎產業(當然包括教育產業)的建設,但在財政支出結構中都出現了公共投資性支出急劇下降并持續下降的不正常狀態。這種格局,顯然是同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基本任務和要求是不相適應的。因此,教育作為一種“社會先行資本”,教育產業作為“具有全局性、先導性,需要優先發展的基礎產業”,要使其能真正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保證其穩步、健康的發展,盡快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中教育投資的比例是勢在必行的。政府教育財政支出始終是教育產業融資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渠道。
二、市場經濟下政府財政政策功能的有限性
我們強調政府財政支出在教育產業融資中的重要地位,并不等于說政府必須通過財政直接撥款的方式來扶植教育產業的發展。這是因為:雖然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制度本身具有內在的自動穩定器的功能。當經濟出現波動時,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會自動發揮作用,以減輕乃至消除經濟波動。但是,在商品和貨幣經濟發展了的前提下,財政收支平衡了,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并不一定平衡。財政政策在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總量平衡方面的功能存在不完全性:
1.政府財政政策的效應大小直接受制于政府的財力。相對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總盤子而言,政府財力是有限的,從而制約了財政政策作用的發揮。況且,從財政支出看,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是非生產建設支出。這部分支出剛性很強,進行調節的余地不大;另一部分是生產建設支出。這部分主要是投資支出,其增減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總需求,但由于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國家預算內投資在整個社會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同時新體制下,這部分投資主要用于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國家重點建設工程上,可以講主要是為了保證經濟結構的合理。因此,若當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需要緊縮需求時就不能依賴削減預算內投資,否則會惡化經濟結構。
2.財政政策對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總量失衡調節的效果并不理想。假如在一定時期內,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需要利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需求、抑制供給。其中擴大政府支出對個人消費和社會投資存在“擠出效應”,如果政府投資擠掉了社會投資,則利用財政支出改變需求“瓶頸”的作用會大打折扣;假如在一定時期內,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需要運用緊縮型的財政政策抑制需求、增加供給。這時可供實施的手段有增加稅收、發行公債、減少補貼、平衡預算等等。事實上,這些手段的使用對于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所施加的作用具有無差別性,即在限制了總需求的同時,也限制了產品的生產。
3.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要的財政政策手段在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總量失衡的機制方面受制于貨幣政策。就拿公債這種一國政府最常用的財政政策手段來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債發行一般通過中央銀行進行,盡管公債的發行是財政政策的組成部分,但中央銀行所掌握的公債則是作為貨幣政策的一部分,成為調節金融市場的重要工具。于是運用公債調節社會總需求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央銀行手中,取決于貨幣政策的目標需要。
4.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與貨幣政策而言,財政政策與市場機制存在的聯系較少,而與計劃機制存在的聯系較多。這樣隨著市場經濟的程度加深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大量、長期地使用財政政策將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常健康地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果仍按過去那種財政直接投資的方式來保證、擴大對教育產業等公共領域的投資,以保證其穩定、健康、快速地發展,顯然是不切合實際的,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產業發展資金瓶頸問題的。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當在明確劃分教育產業投資主體、靈活選擇提供教育產品方式的基礎上,積極調整自身的角色,努力介入到金融資本市場中,加大債務融資的力度,利用各種金融手段來為教育產業融資。
三、教育產業投資主體的劃分
教育產業是一個較為龐雜的產業體系,涉及部門多,內部結構十分復雜。因此,在對教育產業的投融資主體進行選擇時,就需要對教育產業內部進行分解,即需要在教育產業內部進行盈利性與非盈利性的區分。這一劃分導源于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的劃分,換句話說,公共物品是非盈利性的,私人物品是盈利性的。這一區分對確定某教育產業項目是由政府融資,還是由民間投資提供了“分界線”。要真正把握教育產業內部的盈利情況,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即必須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上,判別其盈利與否與盈利程度。只有在這一前提下,價格關系才是真正合理的,才能為教育產業的融資及資源配置提供準確的價格信息和投資信息。
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上,教育產業可以分為盈利類和雖不能盈利但具有明顯的外部經濟效應兩大類。職業技術教育、民辦教育、成人教育基本可以看作是盈利類;正規的三級教育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非盈利類。對于盈利性的教育產業項目,盡管可能存在某種壟斷因素,需要政府干預,但由于其所具有的盈利性而帶來的市場競爭性,因此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私人物品”,可以由市場來提供,最大限度地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其投資主體不應當是國家,而應當是社會、個人以及大型企業或企業集團。對非盈利性的教育產業項目,由于其具有的競爭性不足,市場提供缺乏動力,所以應當確立其投資主體是國家或政府,并由政府管理機構管理。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此類項目的建設和運營中,政府必須依靠強制力來規定資金流向或通過提高和降低教育行業的最終利益水平以調整教育產業的發展規模和方向,繼續采取過去那種政府包投資、包建設、包經營的做法。恰恰相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非盈利性教育項目的發展資金來源,雖然要以政府融資為主,但同時為了避免“政府失效”和“尋租”等延遲效率的行為,更強調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以及投資方式的多樣化,除了政府采取財政撥款或財政融資方式外,還必須積極鼓勵其他融資方式的介入,如吸引民間資金投資,通過政策性金融和金融債券等多種方式進行融資等。
盈利性教育產業項目基本上屬于競爭性項目,這類項目投資收益較高,基本可以實現社會平均利潤率,市場調節比較靈敏,具有市場競爭能力。因此,其投融資可以完全推向市場,通過商業銀行進行間接融資或通過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政府對這部分投融資主要是加強政策導向。非盈利性教育產業項目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公益性項目,如普及義務教育,對貧困地區進行教育扶貧等,這部分項目的資金來源主要由政府財政撥款安排;還有一類項目,介于競爭性和公益性之間,主要存在于非義務教育階段,其區別于公益性項目的特征在于可以實現價值回流,可以保本甚至微利。其區別于競爭性項目的特征在于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效應更加明顯,不能實現社會平均利潤率。因此,此類項目屬于財政投融資范圍,主要由政府集中必要的財力,通過政策性金融,并廣泛吸引和動員民間投資,政府投資起導向、引導和杠桿作用,或給予補貼(如對商業銀行融資給予貼息)及其他優惠政策,以促進這部分項目的建設和經營。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對于教育產業項目盈利性、非盈利性的劃分,競爭性項目、非競爭性項目以及介于二者之間的項目(姑且稱之為準競爭性項目)的劃分,不應僅僅拘泥在不同學校、不同教育類別、不同教育形式層面上考慮,還應當考慮從教育產業系統縱向的角度進行分析,如學校的教學工作(非盈利、非競爭),校辦產業(盈利、競爭),后勤、物業管理、師生的住房、教學設施的生產管理(微利、準競爭)等等。
四、政府提供教育產品方式的選擇
從國際經驗及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政府介入教育產業的發展和運營,大體上可分為兩種類型:(1)政府投資、政府直接生產;(2)政府投資、政府間接生產。前者指政府直接通過財政支出撥款給教育產業來生產教育產品;后者指政府通過預算安排及其他政策,將教育產業的建設和運營委托給民營。
教育產業的產品和服務無論是純公共物品也好,還是準公共物品也罷,抑或是私人物品,均可以采取公營、民營兩種形式。“政府直接生產”和“政府間接生產”都是政府進行教育產業建設并提供教育產品和服務的可供選擇的方式,而且這兩種方式都是正常的、合理的。政府直接生產具有力度大、收效快的特點,其生產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三種:(1)中央政府直接生產經營;(2)地方政府直接生產經營;(3)地方公共團體經營。政府間接生產一直以來為我國所忽視,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開始逐步地運用間接生產的方式來促進教育產業的發展,但在運用方式上還遠不能得心應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對政府間接生產方式的選擇和運用也必將靈活多樣,歸納起來,這些方式主要有:(1)法律保護私人進入;(2)授予經營權,其重要內容就是允許經營者收費;(3)簽定合同;(4)財政資助,主要有直接投資、減免稅收、無償贈款、低息貸款、財政貼息、價格補貼、以及土地、設備所有權的無償轉讓等方式。
教育產品的供給,既可以采取政府直接生產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政府間接生產的方式,而且這兩種方式都是必須的,從總體上看,它們各有所長,不可替代。但在具體的教育產品的供給上,都有選擇何種方式的問題。如何選擇?總的原則是按照資源有效配置的要求,看何種方式能夠實現以較低的成本滿足人們對教育產品的有效需求。
(一)“產業融合”提出的背景
產業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羅森伯格(Rosenberg,1963)對美國機械工具業演化的研究,而學術界對此的廣泛關注和研討則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數字技術革命而引發的信息產業領域的產業融合現象。1978年,美國學者尼古路龐特(Negreouponte)用三個重疊的圓圈來描述計算、印刷和廣播三者的技術邊界,指出圓圈的交叉處將成為成長最快、創新最多的領域。1997年,歐洲委員會發表了關于電信業、媒體業和信息技術三個產業部門融合的綠皮書,指出產業融合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問題,更是涉及到服務以及商業模式乃至整個社會運作的一種新方式,并把產業融合視為新經濟條件下促進就業與增長的一個強有力的發動機。此后,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紛紛發表了關于產業融合的報告,討論了這一融合趨勢所帶來的社會經濟的全面變革及相應的管制政策。
(二)“產業融合”的定義
由于學術界對產業融合的關注始于信息領域的數字技術變革,因此,關于產業融合的含義也多是從此視角來揭示的。對于產業融合的定義,理論界沒有統一認識,不同的學者給予不同的答案。美國學者格里斯坦和卡恩指出:“產業融合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是指為適應產業增長而發生的產業邊界的收縮或消失”。根據歐洲委員會綠皮書的定義,產業融合是指“產業聯盟和合并,技術網絡平臺和市場三個角度的融合”。日本學者植草益在《產業組織論》書中認為產業融合是這樣一種現象,即原本屬于不同產業或市場的產品,由于技術創新而導致具有相互替代關系,使兩個產業或市場中的企業轉為處在競爭關系中的一種現象。 而我國學者厲無畏的認識得到普遍認可,他指出,產業融合是指不同產業或同一產業內的不同產品相互滲透,相互交叉,最終融為一體,逐步形成新的產業的動態發展過程。 產業融合最先出現在信息產業,此后蔓延至金融業、物流業、傳媒業、服務業等其他領域。服務業不僅進行著內部各行業的融合,而且與農業和制造業也進行著融合。服務業在第一、二產業增值中的作用凸顯,形成了跨行業、高知識密度、高投入、高回報的現代服務業。
雖然學術界對產業融合的關注始于信息化領域,但是從產業融合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歷程來看,產業融合并非信息化進程中的特有現象,而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高級化發展而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展現出來的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只不過正是信息技術的廣泛滲透和應用,才使產業融合現象出現得更加頻繁,并有可能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產業發展范式。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開始從更廣泛的領域來定義產業融合,如麥霍特納認為:“兩個或多個以前各自獨立的產業,當它們的企業成為直接競爭者時,即發生了融合。”林德更是指出:“融合無處不在,融合是分離的市場間的一種匯合和合并,跨市場和產業邊界進入壁壘的消除。”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產業融合是相對于產業分化而言的一種產業發展范式,是指原本各自獨立的產業,相互交叉、相互滲透而使原有產業邊界模糊或消失的經濟現象。
二、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互動發展
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是密切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促進的。從文化產業角度看,文化是旅游的靈魂和重要內容,任何旅游活動過程及內容無一不以文化為內容,并與文化密切聯系和接觸,以至于有旅游就必然有文化,文化消費是旅游消費的重要內容。從旅游產業角度看,旅游活動是一種流動的文化活動,是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的交流過程,隨著旅游者的流動就為不同的社會群體及民族文化的交流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因而旅游是文化的載體和傳播渠道,旅游發展過程就是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和地區文化頻繁交流的過程。因此。近年來,文化旅游作為各國旅游產業創新發展的策略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
(一)文化旅游的興起和發展
對文化旅游的定義,國外的學者認為,廣義上講,文化旅游包括旅游的各個方面,旅游者從中可以學到他人的歷史和遺產,以及他們的當代生活和思想,麥金托什(McIntosh,1986)以及世界旅游組織(1985)均提出過這種觀點。狹義上講,文化旅游是一種對“異質”事物的瞬間消費,經常是比較異常的“那一個”。在他們看來,文化旅游者是一些有濃厚懷舊情緒的人,對于異常的“那一個”有很強的好奇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旅游者迥異于那些蕓蕓大眾旅游者,瓦倫史密斯(2002)的觀點屬于這一類。世界旅游組織在1985年給出了“文化旅游”的狹義定義:人們出于文化動機而進行的移動,諸如研究性旅行、表演藝術、文化旅行、參觀歷史遺跡、研究自然、民俗和藝術、宗教朝圣的旅行、節日和其他文化事件的旅行。
國內學者的觀點有以下幾種表述:(1)文化旅游是一種旅游類型。具體表現形式可分為遺跡遺址旅游、建筑設施
旅游、人文風俗節慶旅游和特色商品旅游等四大類型(馬波,1998);(2)消費者消費帶有文化色彩的旅游產品的過程即是文化旅游(郭麗華,1999);(3)文化旅游相當于民俗旅游(于嵐,2000);(4)文化旅游是指旅游產品的提供者為旅游產品的消費者提供的以學習、研究考察所游覽國(地區)文化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為主要目的旅游產品。如歷史文化旅游、文學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蒙吉軍、崔風軍,2001);(5)人們對異地異質文化的求知和憧憬所引發的,離開自己的生活環境,觀察、感受、體驗異地或異質文化,滿足文化介入或參與需求沖動的過程(張國洪,2001)。
(二)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互動機制
我國歷史悠久,文物古跡、風俗民情等文化資源豐厚,文化既是旅游的最初動機,又是旅游的最終目的。文化是旅游的本質屬性,旅游因為文化的滲透而變得豐富多彩,富有品位。旅游為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提供了平臺,為文化資源的開發提供了載體,這為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和潛力。隨著文化的產業化發展,歷史遺跡、人文景觀、民風民俗等文化資源都已發展成為重要的旅游資源,旅游促進了民族文化的保護、保存和傳承,文化因為旅游的開發而變得生機勃勃,富有活力。實踐證明,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互動與整合有利于區域文化、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并從根本上推動中國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大發展。
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都有明確的技術邊界、產品邊界、業務和運作邊界及相應的市場邊界,但旅游行業中那些專門開發利用文化資源為旅游服務的經營企業,其本質屬于文化產業;而文化產業中那些主要生產供旅游者參觀、游覽、鑒賞和購買產品的企業又發揮著旅游的作用。實際上這是該類經濟產業的兩種不同特征――文化是其屬性,旅游是其功能,只是由于歷史遺留和傳統劃分方法等原因使它們隸屬于不同的旅游部門、文化部門或其他部門而已,在行業滲透、學科交叉的當今,兩者之間就更難分彼此。 因此,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發展相互關聯,與旅游有關的文化產業的發達與否是旅游業興衰的重要因素,與文化相關的旅游產品開發得當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又支持著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兩者相輔相成。
三、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的發展策略
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要實現和諧發展,需要有效加強二者的融合力度,以形成互動雙贏的發展局面,為充分挖掘出兩大產業的潛力并通過整合創新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就要對思想理念的創新、產業發展模式、市場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探索與實踐,從較高層面對兩大產業進行整合創新。
(一)創新管理思想觀念引領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
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和諧發展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樹立全局觀念、加強產業融合,堅持政府引導、企業運作、市場機制下的大產業發展道路。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和諧發展,政府引導是出發點,企業是實施主體,市場化運作是手段,資源挖掘和整合是主要方法,發展大產業是最終目標。
政府及各部門要充分認識到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之間的相互促進作用及其融合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制定和完善推動產業融合發展的產業政策,扶持兩大產業融合發展的地方法規體系,實行與兩大產業政策相銜接的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政策。要在已有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全面梳理旅游當地的文化旅游資源,制定出產業融合發展的整體規劃,選準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市場定位,明確發展目標和各階段的發展任務,為旅游地發展旅游文化產業提供科學指導。同時要制定共同發展大文化、大旅游,培育大產業的具體可行的規劃,加強在宏觀指導和監管力度等方面的作用。
(二)拓寬產業發展模式促進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
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要實現和諧發展,需要有效加強二者的融合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寬產業發展模式,走多渠道、多層次、多角度的產業化發展之路:一是項目帶動型,即開發以文化體驗為主要特征的旅游項目,組織各種文化活動,促進旅游市場繁榮。二是綜合發展型,即政府牽頭,兼顧區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共同需求,統籌規劃,綜合發展;運用多種手段加強區域內各項資源的整合力度,實現“大產業”、“大發展”的局面。三是品牌帶動型,品牌對市場的影響力有目共睹,要實現區域范圍內的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和諧發展,就需要創建一批在國內甚至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品牌,實現品牌與資源互享,搭建旅游與文化產業之間協作發展的橋梁。四是企業驅動型,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市場運作主體都是企業,企業運作可以把各項資源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可以組建國有控股跨行業的龍頭骨干型企業,對區域旅游文化等優勢資源進行系統整合和開發,同時培育一大批中小型文化旅游企業,完善整個產業鏈。五是管理創新型。旅游與文化產業的協作由過去的松散走向協同,既是一次產業發展創新,也是一次管理模式創新,政府統籌引導、企業實施運作,區域加強協作,以實現規模化、集約化、集群化發展。
[關鍵詞] 數字出版 媒介融合 文化邏輯 產業規制
[中圖分類號] G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2012) 02-0018-04
[Abstract] On the 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two trends of industri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ing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alyzed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cultural change with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logic be yard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u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e and regulation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s core driving force. Given this point:monopoly force and competition force to be balance,that means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on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regulation is the coexistence of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Media convergence Cultural logic Industry regulation
我國的傳統出版正處在急劇變革當中,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技術、內容、服務、資本的融合,形成一系列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合作、聯營、并購、重組的傳媒形態,出現了全新的融合媒體組織;媒體機構的兼并重組、體制機制的改革、傳媒與其他行業的滲透兼容,打破了以往出版產業的格局和產業模式,促使傳統出版實現數字化升級和產業化轉型的變遷。隨著主流媒體的國際化拓展和媒體集團化趨勢,各傳媒集團將主導我國傳媒產業各個領域的發展,并力爭在國際上爭奪更多的市場空間和政治經濟文化的傳播話語權。
然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國數字出版產業快速發展正朝著兩個看似矛盾的方向發展。
一方面,出現產業擴散和媒體延展的趨勢。數字技術的滲透和新媒體的產生,大大地降低了生產和銷售成本,擴展了現有的分銷渠道和市場空間,使得消費者能夠在體驗新技術的同時使用功能強大的新的內容產品,可以對內容進行諸如存檔、注釋、循環利用之類的操作,享受良好而快捷的消費服務;出現了紙媒、電子書、手機讀物、聽書等各類數字內容產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傳統出版社、內容集成商、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用戶生成內容)等多元化的內容生產和提供方式;出現了手機移動閱讀、手機音樂、當當書城、電子書網站、游戲動漫等平臺化的營銷和服務;移動運營商、大型網站、硬件生產商、教育醫療衛生等行業也紛紛介入出版領域。這表明我國的出版業務主體正向傳統出版以外行業拓展,呈現產業擴散的趨勢;可以說全民參與出版、多行業參與出版的數字出版時代已經到來。
另一方面,呈現產業集聚和媒體融合的態勢。在資本與制度的推動下,出版行業與其他行業在技術、機構、資本、市場等方面產生融合,出現了融合媒體或機構;出版產業的邊界正在拓展,逐漸向其他行業滲透與融合。具體表現在介質融合、渠道融合、內容融合、技術融合、市場融合、資本融合和機構融合等現象,并重新組建新的出版集團和媒體組織,具有跨行業、跨區域、多元化競爭的優勢。可以說媒介融合已經在數字出版行業得到印證。
似乎很少有媒介批評家能同時把握這個媒體擴散和媒體融合的矛盾天平的兩端。有人擔憂傳統主流媒體會在新媒體的生長中被淘汰出局;有人慶幸傳媒行業的淘金時代已經來臨;還有人擔憂內容碎片化將會導致共同價值和大眾文化的喪失。有人看到了數字化技術帶來的便捷和自由,對媒體的失控表示恐懼;另一些人又說媒介被控制過度。一些人看到了一個沒有把關人的世界,另外一些人又看到了把關人具有前所未有的權利。這種種現象和問題,都集中于數字技術和媒介融合國際大背景下的數字出版產業之中。筆者以媒介融合和制度經濟學視角,嘗試分析數字出版的文化邏輯和產業規制之關系,求教方家。
1 技術推動之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在技術推動之下不斷演變發展,媒介融合改變了傳媒行業的技術、產業、市場、體制和受眾這五者之間的關系;媒介融合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技術轉變,本質上是在制度經濟框架下的產業轉型;融合僅僅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終點。
隨著新媒體便攜性的增強和通信技術的發展,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媒體無處不在的時代。我們能夠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媒介來了解世界,并且多種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同一種媒介工具之中,出現了融合媒體的終端設備。以手機為例,在今天手機已不再是一種簡單的通訊工具,它們能夠讓我們從互聯網上下載數字內容、接收發送圖片和音樂、收看電視、玩游戲、定位和搜索地理信息,甚至可以取代身份證和銀行卡,多種其他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手機這一個媒體之中,手機可以說是融合媒介的典型代表。如今數字內容產品的激增給人們帶來多元化的文化消費和市場,人們可以通過DVD播放器、車載收音機、IPod、隨身聽、MP3播放工具、網絡廣播電臺、音樂有線頻道或音樂網站,甚至是SD芯片卡來收聽音頻節目;可以采用有線電視、IPTV、衛星電視、數字電視、社區終端視屏等設備,甚至是手機來收看視頻節目;三網融合技術下,可以通過數據線來查閱社區生活信息、電視、廣播、電子書刊等多種數字內容,享受便捷的信息服務。凡此種種都是媒介融合趨勢下產生的融合媒體,并由此生產了融合媒介的文化現象和經濟現象。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技術無所不在、技術無所不能,數字技術看似主導了數字出版的產業發展,但是,真正推動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因不是技術,而是制度規制模式下的產業嬗變。主要體現在傳媒所有權模式和產業利益鏈模式;技術融合只是媒介所有權模式和利益鏈模式的具象方式和表現。當古老的好萊塢還致力于傳統的電影制作時,而一些新媒體集團,比如說美國著名的維亞康姆公司在所有權模式和數字技術支撐下,已經開始打造和控制整個娛樂產業的利益鏈條,它生產電影、電視、流行音樂、電腦游戲、做網站、做玩具、主題公園、圖書、報紙、雜志和漫畫等,實施融合媒體的戰略。可見數字技術促使了媒體的變革,加速了新的融合媒體組織的誕生。
融合媒體一方面促進了產業的重組和兼容,反過來,媒介融合又影響了媒介市場,影響了我們對媒體的使用和消費。人們使用融合媒體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年輕人在操作電腦的時候,可以同時留連于四五個窗口,瀏覽網頁、聽音樂、下載音樂、和朋友聊天、完成文字處理的文件、回復郵件等;流行電視劇迷們也可以模仿對白,概括劇情,對電視劇內容進行討論,創造原創流行的小說劇本,創作音樂,譜寫樂章、制作自己的視頻電影――然后通過互聯網進行全球傳播。這種融合現象發生在同一種設備里,存在于具有相同經營權的企業里,存在于消費者的大腦里,存在于“群迷”里,甚至存在于一個人身上。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和進程中,人們使用融合媒體的現象也越來越普及,這種融合媒體造就了新的傳媒文化。
2 數字出版之文化邏輯
對文化而言,媒介融合將是一個“雜糅”的文化現象,數字技術和新媒體構成了新的利益關系和價值鏈,從而形成新的傳媒文化,媒介融合促進了文化的變遷。可以看到,文化變遷、傳媒規制和媒介經濟三者的合力加速了媒介融合,并促使技術設施和媒介設備發生變化。
媒介融合的速度在不同的文化階層和消費階層里具有不同的表現:那些最富有的、最懂技術的少數精英將變成最早的融合媒介產品的適應者,并被其他階層的人追捧為時尚,而努力模仿和追趕。媒介融合的速度在國家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媒介融合將形成強大的傳媒帝國,直接導致權利和財富在發達和富有的國家高度集中,同時也將改變發展中國家原有的格局。融合不僅是企業品牌擴張的機會,它也意味著媒體力量的重新配置和媒體美學、媒體經濟學的重塑。法國網絡信息理論家皮埃爾?利維(Pierre Levy)用“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這個術語來表述在某些網站社區出現的大范圍的信息收集和處理活動。他認為,人們利用互聯網把個人的專門知識或技能加以傳播分享以實現共同目標。而UGC模式目前已經被廣泛地應用于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和新媒體業態之中;如維基百科、YouTube、MySpace等網站都是UGC的成功案例,社區網絡、視頻分享、博客、播客和微博等都是UGC的主要應用形式,這就是“集體智慧”的體現。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傳媒理論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認為“集體智慧”的出現可以歸因于媒體融合以及共享文化。
新知識新文化層出不窮,人和人之間的傳統聯系方式已經開始支離破碎;新技術支持下,人們的聯系方式更加多樣、更加快捷。網絡社區的新結構正在形成,這些新社區往往通過自愿的形式,即時的方式,通過情感投資的形式加以確認并形成,有些還通過企業的產品推廣營銷、互贈知識、互換信息的活動方式組合,形成了人們自己的社交圈和網絡社區。
知識文化將會逐漸地轉變商業文化,甚至會轉變國家民族的文化傳承方式。新技術帶來了許多新的生產方式、生產流程和銷售模式。例如,點對點技術不斷被推廣,越來越多的新生銷售和傳播方式如在線閱讀、跳轉鏈接、分章節銷售、碎片化的知識檢索等,已經無需再經過傳統的“整本復制”環節,這種新的生產和傳播方式嚴重地挑戰著舊有的分銷和所有權系統。
媒介融合的發展,最終勢必會造成商業傳媒和“集體智慧”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可以想象,傳媒領域將會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媒體權力:一種來自于媒介融合,以網絡電視這種融合媒體為例,任何需要播放的信息,都需要獲得授權;另外一種就是“集體智慧”,信息傳播是面向不同公眾組成的松散網絡人群,信息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而不需要付費。由此造成了“傳播權被高度集中”和“傳播權被徹底粉碎”的媒體生存博弈。
此外,傳統主流媒體是處于國家議程的核心位置,將主導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價值觀。草根媒體或新媒體往往會以維護公民的知曉權、參與權的面貌出現,構造出與那些主流媒體核心價值觀不同的觀點,嚴重地挑戰著主流媒體的權威與核心地位。主流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競合不斷演進,技術、產業、市場、體制和受眾這五者也永遠處于博弈之中,主流文化的價值觀與旁門左道的價值觀在媒介傳播中不斷碰撞、不斷博弈,商業傳媒與“集體智慧”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不斷斗爭,這就是媒介融合下的數字出版產業發展背景與文化邏輯。應該看到,傳媒創新往往出現在主流媒體與新媒體這兩者之間的邊緣地帶,把握好邊緣地帶往往就能鞏固主流媒體的導向,這要求文化研究必須重新審視和重新思考傳媒文化和核心價值,探索其內在的文化邏輯。
3 數字出版之產業規制
數字出版產業是內容產業,涉及意識形態領域;因此,產業發展不能脫離現實的國情和文化環境,受到宏觀社會發展的制約,更主要地受到制度經濟模式的制約,具有多種規制方式和特征。
規制是一種普遍現象。傳媒規制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普遍存在,可以說大凡有傳媒產業的地方就有規制的存在。不同國家對傳媒規制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情,產業體制各異,但規制恒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傳媒產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等國,都有專門的傳媒規制機構對傳媒產業進行直接或者間接的管理,并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策和規制系統,以激勵產業或者制衡行業。
壟斷與競爭并存是數字出版產業規制的主要內容。媒介融合的內生邏輯及終極指向是通過規模化和差異性來滿足人們即時即地的信息需求,一方面需要壟斷經營以提高數字出版產業規模效益和產業整體優勢,另一方面又需要競爭,以提高效能。數字出版壟斷巨頭和新興媒體企業并存是數字技術條件下數字出版產業的現實;壟斷和競爭并存是數字出版規制的主要內容之一。
制衡是規制的天平支點。媒介融合過程和傳媒形態是在壟斷作用力和競爭作用力之間的博弈中不斷發展的,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只有當兩者力量呈現均衡狀態時,所產生的產業效益是最大的。因此,媒介融合背景下,數字出版產業規制的核心就是要讓具有調適壟斷作用力和競爭作用力這兩股力量達到均衡的能力――“制衡”,以“制衡”作為平衡數字出版產業內部作用力的原則。在規模經濟驅動下的壟斷經營的空間中調適壟斷性作用力,擴大產業邊際效益、提高產業效能;同時也要最大可能地激勵競爭,通過放松管制、不對稱管制和反壟斷等手段來調適競爭性作用力。這兩股力量達到均衡就是數字出版產業規制的“支點”,也是數字出版產業健康快速發展的核心原動力。
發揮數字出版規制的“公器”作用。以政府為代表的規制主體,基于法制和科學管理,采用有效而穩健的漸進式制度改革和規制措施,激勵和制約數字出版企業在保障社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數字出版企業在開拓市場,使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社會化的同時,也往往可能為追逐最大利潤而犧牲社會效益或給公共安全帶來負面影響,因此需要運用政策、法律、經濟等各種規制手段來引導產業競爭和發展。傳媒規制是傳媒社會的“公器”,因此在數字出版產業發展中要牢牢把握“規制公器”,發揮規制的“公器”作用,引導我國數字出版產業快速健康地發展。
數字技術和媒介融合環境下,對我國數字出版的發展模式和產業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伴隨我國傳媒體制的改革和產業轉型,應該把握媒介融合的發展特征,認清媒介融合背景下新的文化發展邏輯和產業特征,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把握規制的平衡點,從文化新形態和傳媒新業態特征入手,根據媒介融合的變化來調整傳媒規制,為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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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1-29)
關鍵詞:文化產業;文化藝術;科技;創新建議
1文化產業語境下文化藝術與科技融合的關系
1.1科技提升了文化藝術的社會價值
文化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根源,只有發展國民文化,才能有效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科技是先進的生產力,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起著一定的決定性作用,科技的創新和發展是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體現。通過電腦、網絡等科技產品,可以有效傳播文化藝術,提升文化藝術的社會影響力,使越來越多的人受惠于文化藝術,從整體上促進國民文化水平的提升。電影是新型的文化產業,是文化藝術的傳承者,一些文化內涵往往通過電影表現出來。例如,電影《紅高粱》是根據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家族》改編而成的,得到了觀眾的一致好評和認可,[1]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作品。
1.2文化藝術可以使科技更加人文化
在文化藝術的融合與影響下,科技被賦予了人文氣息,文化內涵和意義更加深刻。對于廣告行業來說,廣告的宣傳更加注重廣告的審美特點。現在的廣告考慮更多的就是文化內涵和情感表達,這也是文化與科技融合的成果。由于文化的加入,也出現了電視和攝像機等科技產品,將文化藝術推到全新的高度,使科技更加深入人心。深圳的文博會就是文化創新和科技創新的最好融合,更是全國文化產業的“橋頭堡”。
2文化產業語境下文化藝術與科技融合的限制性因素
2.1科技對文化產業的支撐作用沒有得到體現
(1)技術集成能力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環節之一,但相應作用卻沒有得到良好的發揮。基礎研發對技術集成的帶動作用有限,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現代信息技術在文化產業中的應用。產、學、研的結合力度不夠大,文化科技創新成果與文化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脫節,很難構建完善的文化科技創新體系。文化科技創新產業項目并不多,地域文化與高新技術尚未緊密結合起來,造成歷史文化內涵與現代表現形式兼具的產品形態比較單一化。(2)文化產業科技創新水平有待提升。文化企業科技創新觀念較為薄弱,新興文化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沒有得到有效提升,一些動漫游戲、創意設計企業仍然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核心技術和產品競爭力沒有得到提升。
2.2缺少構建文化科技融合政策的保障機制
科技創新和文化產業促進政策缺乏銜接,缺少構建更為完善的文化科技自主創新的激勵政策。一些地區已經出臺了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和規劃,其中有些內容能夠推動文化科技融合發展。然而,科技支撐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存在較多不完善的地方。從城市層面來說,缺少構建能夠扶持文化科技融合發展的專項規劃和政策體系。此外,現行政策的條塊分解特點比較明顯,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稅收扶持以及科技創新專項資金等方面,文化企業與能夠享受到高新技術產業的政策待遇有一定的差距。
3文化產業語境下文化藝術與科技的融合創新建議
以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和科技融合創新為例,成都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城市整體經濟實力有所提升,文化產業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然而,與市場經濟發展需求仍然有些許差距,文化產業行業結構、市場結構較不完善。基于此,成都積極進行了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不斷增強科技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支撐能力,構建了以企業為導向的文化科技創新體系,促進了文化產業的飛速發展,值得相關地區加以借鑒,已經獲得了“國家級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性基地”的光榮稱號。
3.1加強科技對文化產業的支撐能力
要構建以企業為主、市場為輔的文化創新體系,將產、學、研等緊密結合在一起,掌握好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構建配套產業體系,給予文化產業發展強大的支撐動力。首先,要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保證公共文化服務能力的穩步增強。其次,要將現代科技與文化創作結合在一起,賦予演藝產品表現力。此外,還要完善文化市場中介機構建設,將文化產業做大做強。
3.2科學規劃,促進文化科技融合創新
要制定出與文化產業發展相適應的文化科技融合發展規劃,要發揮出本土的特色文化資源優勢,并且正確利用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等高新技術,不斷提升文化傳播力。結合高新技術園區和文化產業集聚地,構建具有特色的文化科技創新園區。同時,要對產業轉型、產品創新以及政策環境等進行理論研究,以便于發揮科技創新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引領作用。
3.3完善政策扶持,鞏固文化科技創新地位
文化科技創新的產業發展是聯動的,是整體聯動和銜接的產業鏈、產業體系的整體發展。結合產業核心企業培育文化科技創新主體,構建完善的服務平臺和服務體系,形成創新型的產業集群。[2]要對非公有資本、境外資本投資文化科技企業給予一定的扶持和幫助,簡化相關審批手續。給予文化科技企業優惠扶持,尤其要在土地使用、財稅政策以及融資服務等方面予以扶持。除此之外,要進一步強化文化科技管理制度的實施,加強文化科技基礎建設,財政投入模式要進行適度創新與優化,創建良好的創新文化氛圍。
3.4利用科技手段,拓展文化產業鏈
(1)現階段,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方向往往在數字文化產業的新模式中得以體現,數字內容可以有效延伸傳統文化產業鏈,如圖書到電視劇、電影以及動畫等。簡言之,所有傳統產業被附帶上了一種數字化色彩,通過數字化,可以促進品牌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提升,如利用3D技術改編而成的經典電影。同時,可以實現文化科技在技術方面的融合。通過科技手段的應用,成都市加快建設“光網城市”和“無線城市”,大大提升了寬帶技術的規模化應用水平,構建了文化信息產品生產、傳播的技術環境。這一點上,深圳尤為突出,特別是在科技創新和產業化拓展融合的道路上不斷嘗試,知名藝術區、文化產業創新園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迅猛發展。(2)基于文化產業語境下,要打造區域性文化科技創新研究平臺,構建人才智庫載體,構建圍繞社會服務、項目開發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文化科技創新的學術研究中心、人才培養中心。密切關注世界文化發展趨勢,抓住信息化深入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加快文化與科技的融合創新。完善網絡保護的過濾技術,為了避免黑客的攻擊,要加強使用防范黑客攻擊的技術手段。
4結語
文化產業語境下,加強文化藝術與科技的融合創新勢在必行,順應科學技術革命的新浪潮,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實現科技與文化藝術的同步發展,相互促進、共同進步,推動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
參考文獻:
[1]…劉楊,顧海兵.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融合功能[J].群言,2017(09):34-37.
[關鍵詞] 三網融合 產業融合 產業價值鏈 經濟特性
三網融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其復雜性體現在三網融合不是一個簡單的個體合并,而是一個產業的重新組合,整個融合過程含蓋了微觀層(企業合并)、中觀層(行業合并)及宏觀層(產業融合)的各方面。本文從產業融合效應、產業價值鏈效應等方面著手分析,試圖剖析三網融合的經濟特性,揭示三網融合的經濟本質。
一、產業融合效應
1.產業融合理念與三網融合。產業融合是一種新經濟現象,其是指不同產業通過相互交叉、滲透,從而模糊產業劃分邊界,而各相關產業在整體分布與格局中保持相對協調性和內在成長性。產業融合理論的誕生對產業發展和產業經濟理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產業融合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具有一定的內在規律性;產業經濟理論則從產業融合理論獲得補充。產業融合效應是指產業之間相互融合和滲透,導致產業邊界消失乃至催生一個新的產業的現象。最典型的就是信息產業與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融合滲透。1997年,Greenstein和khanna將產業融合的研究推及到計算機、通信和廣播電視業的融合,他認為產業融合就是指為適應產業增長而發生的產業邊界的收縮或者消失。
基于此,本文認為三網融合實質就是一種產業融合的表現。該融合包括了三網客戶端融合(客戶端可自由選擇、無縫覆蓋),三網業務層融合(各具體業務的相互滲透和交叉),三網網絡層融合(網絡間互聯互通),及三網技術上融合(技術趨向一致)四個層面的融合,具體關系示意如圖1所示。
2.產業邊界與三網融合。產業融合的完成,表現在各產業邊界或被打破、或被嵌入或被重新劃分。此處的產業邊界是指在同類或者有密切替代關系的企業群或企業集合中,由于同一產業的企業群在產業內部企業之間處于競爭關系和資源置換的合作關系,而在不同產業之間存在著進入壁壘與退出壁壘,從而導致不同產業之間存在的各自邊界。分析產業邊界有助于進一步明晰三網融合的動因及融合后的發展方向。
周振華(2003)在《信息化與產業融合》中對產業邊界進行了詳細論述,在探討電信、廣電、出版“三網融合”時,他認為以數字融合為基礎的電信、廣電、出版等三大產業的融合,雖然其外觀表現為產業邊界的消失或收縮,但其產業邊界的模糊是對傳統產業分類、產業分立的一種變革。傳統產業分立、分類是建立在產業內企業群體的產品、服務同質的基礎上,從歷史上看,電信、廣電、互聯網在服務內容、分配平臺、終端設備上的確存在專用和不可替代性,這三大產業存在明顯的產業邊界、產業間的進入、退出存在障礙。
1978年,美國學者尼古路龐特(Nicholas Negroponte)用三個重疊的圓圈來描述計算機、印刷和廣播三者之間的技術邊界、產業邊界,認為三個圓圈的交叉處將成為成長最快、創新最多的領域。對于三網融合的產業邊界可借鑒Nicholas Negroponte三個重疊圓圈來表示,如圖2所示。
圖2的三個圓圈分別表示三個產業的邊界,邊界由各個產業的技術、網絡、業務、市場、服務等屬性來區隔,圓圈出現交叉、重疊和包含,隨著電信、廣電、互聯網融合的深度與廣度,產業邊界將逐步模糊、甚至消失。三網產業邊界模糊,有其必然性。電信、廣電、互聯網近十幾年來的高速成長,誘發了這幾個行業在業務內容上的爭奪,產業之間的覆蓋與競爭日漸增大;技術的進步、監管與政策的放大為產業之間的交叉、重合、融合提供了現實的條件;電信、廣電、互聯網等三網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隨著網絡的延伸、信息之間在不同網絡之間迅速擴散,使得網絡與信息趨同,實現大信息服務產業。正是如此,隨著信息時代與知識時代的發展,由電信、廣電、互聯網構成的三個圓圈會出現由交叉走向重合,最終從業務應用層面的完全融合。
二、產業價值鏈效應
1.理論背景。產業價值鏈是指以某種核心技術或工藝為基礎,以提供能夠滿足消費者某種需要的效用系統為目標的、具有相互銜接關系的企業集合。產業價值鏈的形成不僅能有效地實現整個產業鏈的價值,體現價值的轉移和創造,而且能在充分整合產業鏈中各企業價值鏈的基礎上,持續地對產業鏈價值系統進行設計和再設計。
(1)產業價值鏈的主要特征。產業價值鏈有6個主要特征:①構成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組成部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每個環節都是由大量的同類企業構成,上游和下游環節之間存在大量的信息、物質、資金方面的交換關系。②產業價值鏈具價值增值性。鏈條間的各類交換環節是價值遞增過程。③產業價值鏈具循環性。價值增值實現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④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節技術關聯性強且在技術上具有層次性。⑤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節存在著增加值與盈利水平的差異性。⑥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節對要素條件的需求存在差異性,不同的環節對于技術、人力、資本、規模等要求不同,具有不同的區位偏好。
(2)產業價值鏈的兩維屬性。產業價值鏈存在兩維屬性:結構屬性和價值屬性。從結構屬性上看,產業價值鏈是指一種產品的“生產――流通――消費”全過程所涉及的各個相關環節和組織載體構成的一個網絡狀鏈式結構,可簡稱產業鏈。從價值屬性上看,產業價值鏈是在此產業鏈中大量存在著上下游關系和相互價值的交換,上游環節向下游環節輸送產品或服務下游環節向上游環節反饋信息的過程。
(3)產業價值鏈的結構體系。從現代工業的產業價值鏈環節來看,一個完整的產業價值鏈包括上游供應商材料采購、原材料加工、中間產品生產、制成品組裝、銷售、服務等多個環節,不同環節上有不同的參與角色,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并獲得相應的利益。產業價值鏈上各個環節的活動都直接影響整個產業的價值活動,而每個環節又包括眾多類似的企業,它們的價值創造活動具有相似性。產業價值鏈正是由產業鏈內各個企業的價值鏈整合而成,各企業的價值鏈由聯結點銜接。在產業鏈沒有形成前,各企業的價值鏈是相互獨立的,彼此之間的價值聯結是松散的,甚至沒有聯系。通過產業整合,企業被捆綁到一個產業價值鏈系統,產業鏈上的產業價值鏈隨之形成。按照邁克爾?波特的邏輯,每個企業都處在產業鏈中的某一環節,一個企業要贏得和維持競爭優勢不僅取決于其內部價值鏈,而且還取決于在一個大的價值系統(即產業價值鏈)中一個企業的價值鏈同其供應商、銷售商以及顧客價值鏈之間的聯接。企業的這種關系所反映的產業結構的價值鏈體系,如圖3所示。
正是由于產業價值鏈決定了在產業經濟活動中價值的形成、轉移和放大,故其對產業的結構和關聯的影響是巨大的,對產業發展產生的效應是直接的。對三網而言,融合后的產業價值鏈將為其帶來了新的經濟效應。
2.三網融合的產業價值鏈鏈接效應。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完整的產業價值鏈,三網亦不例外。隨著三網技術和市場的不斷交匯、發展,原本關聯度極高的三網業務得到進一步的互動和交流。傳統的各自分離的產業價值鏈已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多樣化的終端用戶需求,使原本在一個產業價值鏈可以實現的業務,需跨產業價值鏈提供;原本可以原網絡或是經同一產業價值鏈上下游結合提供的產品,需尋求更多的合作伙伴,以滿足市場與客戶的需求。因而,三網的融合使原有的產業價值鏈向橫、縱向延伸,不僅在傳遞環節上有所增加,在傳遞規模上亦有所拓展,其依托產業價值鏈的鏈接功能,通過整合形成新的三網融合產業價值鏈,發揮其巨大的鏈接吸納效應,具體如圖4所示。
三網融合的產業價值鏈由服務鏈條上各環節無縫組成,原來傳統的縱向產業價值鏈被鏈接成新的產業價值鏈網絡,除了原有的網絡設備提供商外,中間件提供商、軟件提供商、系統集成商亦包括其中。這些環節,相互交叉、共同作用,扮演新產業價值鏈中多個維度的鏈接結點,起到創造價值的作用。
3.三網融合的產業價值鏈增值效應。三網融合后的新產業價值鏈網絡是融合了最新的技術、最高端的服務、最先進的網絡、最優質的業務的價值締造鏈。源源不斷的價值流、資金流、物質流從鏈條上游向下游發送,實現著價值的一次次傳遞和轉移。經過增加、拓展后的新鏈條,由于實現了三網資源的整合和優化配置,使得原本各自獨立經營的業務、范圍得到補充和更新,交易成本逐步下降,服務效率不斷提升,產業價值鏈網絡體現出1+1+1>3的價值增值效應。
從量化模型進一步分析,假設Ri、Ci、Vi 為產業價值鏈的構成要素,其中Ri為原某一網絡的收入、Ci為交易成本、Vi 為利潤,則原有三個網絡的產業價值鏈總效益為:
V原=(R1-C1)+(R2-C2)+(R3-C3)=(R1+R2+R3)-(C1+ C2+C3)(1-1)
三網融合后,R1*+R2*+R3*得到放大,C1*+C2*+C3*逐步減少,則新產業價值鏈與原產業價值鏈的總效益之差>0,實現價值增值。
V新-V原=(R1*+R2*+R3*)-(C1*+C2*+C3*)-[(R1+R2+R3)-(C1+C2+C3)]
=[(R1*+R2*+R3*)-(R1+R2+R3)]-[(C1*+C2*+C3*)-(C1+C2+C3)]
>0 (1-2)
顯然,三網融合后新的產業價值鏈優于原有三個網絡產業價值鏈的簡單組合。無論在價值鏈接規模上還是在價值增值效益上,新產業價值鏈都起到了推動三網產業做大做強的核心作用。
本文運用產業融合效應、產業價值鏈效應剖析三網融合的經濟特性,揭示三網融合的經濟本質。(1)產業融合效應印證了由電信、廣電、互聯網構成的三個網絡與業務會出現由交叉走向重合,最終走向業務應用層面的完全融合。(2)產業價值鏈效應有效發揮其巨大的鏈接吸納效應,源源不斷的價值流、資金流、物質流從鏈條上游向下游發送,實現著價值的一次次傳遞和轉移。經過增加、拓展后的新鏈條,交易成本逐步下降,服務效率不斷提升,產業價值鏈網絡體現出1+1+1>3的價值增值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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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產業園建設;大數據;多元發展
1農業產業園建設
(1)健全現代農業產業園基礎設施,實現高科技精準農業。現代農業產業園的基礎設施建設是發展農業產業園、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在此基礎上,應該將高科技引入到農業產業園中,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高科技的引入會對農業產業園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使得農業產業園向著更高層次、更高水平前進,同時也會吸引更多的游客前來觀光旅游,豐富精神生活,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高科技對產業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標準,從而實現高科技的精準農業。(2)完善大數據控制系統。當今時代是大數據時代,應該充分利用大數據這一有利資源,不僅適應了時代的潮流,也是對大數據應用的一個發展,同時也會為我們的生產生活帶來重要的作用巨大的變革,大數據的發展影響了整個社會,當然對于產業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大數據控制系統的完善,會讓整個產業變得高效快速,提高效率,增加產能,促進生產的進步,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完善大數據控制系統對于社會的各個行業、各個部門都是有利的,充分利用大數據讓其為我們提供更好的生活。(3)豐富產業園游樂項目,促進多元化發展。增設親子游樂設施,讓家長帶著孩子一起玩,增進家長和孩子的情感,讓家長言傳身教,促進孩子茁壯成長,培養孩子的興趣,讓孩子在玩耍中培養樂趣,在玩耍中收獲喜悅,在玩耍中掌握知識,領略大自然的美好,體會生活的樂趣。(4)增設實體體驗基地。比如:采摘園,家長帶著自己的孩子去采摘園采摘,讓孩子親近自然,親自動手體會收獲的喜悅,體驗農民的生活,培養孩子吃苦耐勞的精神,勤儉節約的品質。還有自主種植基地,家長帶著孩子一起到種植基地進行種植,可以經常來種植基地澆水松土,對自己種的植物進行呵護與管理,體會勞動的價值,體會其中的樂趣,培養孩子自主動手的能力,勞逸結合促進身心健康發展。(5)加強與紅色旅游景區聯系。建設紅色旅游景區項目,由農業園發團,帶領兒童參觀景區,并與本農業園游玩相結合,制定旅游套餐,在紅色旅游景區設置講解團、記者團,由講解團的人員帶領孩子們旅游觀光,為孩子們講解紅色文化,由記者團的記者對旅游觀光后的小朋友進行采訪,讓孩子們說出自己的看法、分享自己的心情,同時可以讓孩子們做講解人員,做記者,對他們了解的內容進行介紹,體會不同角色所帶來的樂趣,從中學到知識,掌握技能。增設團體活動課程、訪學游學課程,讓孩子們自主提問,自主詢問周圍的人員,積極主動的學習紅色文化,讓他們能夠牢牢記住紅色知識、紅色文化,讓紅色深入人心。
兩化融合向綜合集成應用過渡
目前,裝備、船舶、汽車、家電、有色、紡織等信息化單項應用已經比較成熟的行業骨干企業,正逐步由單項向集成過渡。如上海家化在國內快速消費品企業中率先開發并實施了產品研發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統,產品上市時間縮短10%,質量缺陷減少35%;上汽集團開發建成國內首個集成且支持柔性生產的汽車制造執行系統,平均減少45%制造周期;鋼鐵、石化、航空、電子等行業涌現一批關鍵業務系統實現綜合集成應用的本土大型企業集團,部分企業的業務集成、管控銜接、產銷一體化水平已經居全球領先地位,如唐山軌道客車有限公司通過建立企業內部全面協作的管理信息化平臺,實現了高速動車組設計、仿真、制造、管理、執行與服務一體化,生產能力由月產2列提升至月產10列。
信息技術在工業生產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等領域的深化應用、滲透和融合,不僅催生了新型的工業產品,還形成了大規模定制、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異地協同研制等新型業務模式。如寶鋼集團根據產品市場行情和盈利水平,開發了閉環高爐智能專家系統,高爐爐熱預報準確度達到95%以上,填補了國內該領域的技術空白。青島紅領集團建設了5億個正裝版型數據庫,創新設計和制造模式,形成了全球大規模、個性化的定制生產模式(MTM),占領了歐美高端正裝市場,利潤大幅度上升。
同時,我國制造業企業依托兩化融合逐步走向服務化,促使產品的價值由加工環節向研發、維護保養、整體解決方案等價值鏈高端環節躍升,延長價值創造周期,提升利潤空間。如三一集團二線工程師可通過企業系統實時獲取客戶購買設備信息、歷史檔案、實時運行狀況等信息,為用戶提供設備維修等遠程協同服務,60%的設備問題可遠程解決。三一憑借服務優勢,其產品已占領南亞、中東、非洲、北美、東歐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兩化融合助推區域產業轉型升級
自2008年10月內蒙古呼包鄂地區被批準為第一個國家級兩化融合試驗區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國內上海等8個地區設立兩化融合試點示范項目累計1400多個,培育了1000多個典型示范企業;整合社會資源建設50多個兩化融合促進中心,200多個重點實驗室,以及依托企業建設了一大批企業技術中心,為兩化融合提供有效支撐和服務。各地圍繞區縣和工業園區產業特點,啟動建設了兩化融合試點區縣(園區),加快各地特色產業發展,促進優勢資源和規模企業向各類產業園區集中,發展面向產業集群的信息服務,增強產業集群整體實力,拉動產業鏈向縱深發展。如廣東省通過信息網絡促進珠三角與非珠三角地區在技術、物流、市場信息等方面的交流,扶持有條件的專業鎮、工業園區、產業轉移園區建設技術創新中心和信息技術服務平臺,促進了特色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
同時,兩化融合對區域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步顯現。首先,兩化融合促進了傳統工業由產業鏈低端向高端升級,提升了產業附加值。其次,兩化融合發展壯大了電子商務、物流等生產業。再次,兩化融合催生了工業軟件、汽車電子、物聯網、云計算、高端裝備制造等新一代新興產業。因此,兩化融合不僅有效地推進了區域產業轉型升級,還有力地推動了區域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如南京市兩化融合開展以來,軟件業等信息產業取得超常規態勢快速發展,2010年實現軟件收入突破千億元大關,達到1013.3億元,同比增長60.3%,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生力量。
兩化融合有效促進節能減排
兩化融合對工業企業節能減排支撐作用明顯。目前,在鋼鐵、石油化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普遍應用信息技術促進企業的節能減排,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寶鋼不銹鋼分公司的生產制造系統投入運行后,能耗降低5%,僅煤氣排放減少每年可為企業節約資金3000萬元以上。建材行業利用信息技術節能增效作用顯現,回轉窯水泥生產線采用計算機控制系統后,能耗下降17%,電耗下降29%,勞動生產率提高24%,在日產10000噸水泥熟料生產線上采用專家控制系統,提高產品產量和質量、降低燃煤消耗和電耗,提高耐火材料的使用壽命,年增加經濟效益729萬元。
兩化融合有效支撐政府的環境決策。近幾年來,各省市紛紛建立環境監測及預警系統,全面掌握各環境指標以支撐政府決策。如濟鋼能源管理控制中心系統建成后,每日減少煤氣排放282萬立方米,減少氧氣放散4.32萬立方米。有色金屬行業建設了金屬重點用能企業能效對標系統。煤炭行業的一些企業通過監控中心的實施監控和集中管理,動態控制了皮帶系統和開機時間,大大減少了主運輸皮帶的用電量等。
兩化融合推動生產業迅速發展
兩化融合推動生產業迅速發展,首先是推動工業企業電子商務取得長足進展。自“十一五”以來,我國工業電子商務年均增長40%,2010年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4.5萬億元。騰訊、阿里巴巴、網易等互聯網公司已經進入全球20強。大部分骨干企業和重點行業都開展了網上采購和營銷等活動,有些骨干企業實現了在線交易、支付及物流的一體化集成應用,帶動了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網上商務合約、訂單的交易量的快速增長。第三方電子商務平臺也獲得了飛速發展。其次是推動現代物流服務業蓬勃發展。RFID、GIS、GPS、EDI等物流信息技術開始大量應用,制造企業物流信息化、物流信息服務平臺以及物流公共信息平臺等領域都取得了較大進展,涌現出了眾多典型應用。大型企業物流和物流企業的信息化率達到90%以上。公路、鐵路、航空、水運、郵政等主要專業物流領域普遍實施了信息化管理,各領域內部初步實現了互聯互通。涌現了以倉儲和運輸信息化為重點的寶供物流、地方電子口岸佛山電子口岸等各具特色的物流企業。另外,兩化融合使得信息技術服務企業不斷壯大。目前,立足為行業提供解決方案的本土信息技術企業不斷涌現。一方面,從工業企業信息化或自動化部門剝離出來的既懂IT技術、又懂行業專業知識的信息技術企業,另一方面,逐漸形成了一批立足細分行業提供信息技術服務,而且有創新能力的研究機構和中小企業。
當前兩化融合發展中的問題
目前,我國兩化融合發展還不平衡。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同一行業不同規模企業之間的兩化融合發展水平還存在很大差距,地區之間,東部地區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行業之間,流程型行業普遍高于離散型行業;不同規模企業之間,大中型企業融合水平明顯高于中小企業。
同時,支撐兩化融合的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產品依然缺乏。芯片、電子元器件、基礎軟件等領域的核心技術依賴國外企業,一些重大裝備和重要產品依賴進口。在我國知識產權局受理的近10年的專利申請中,傳統產業(包括化學、冶金等領域)的專利申請量只占全部申請量的30%,與傳統產業的規模不相適應。
三是工業生產業的發展不能有效支撐兩化融合發展。我國信息技術企業大部分居于產業鏈下游和價值鏈低端,自主開發能力弱,缺少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一些面向區域的、專業性的、集群的服務平臺由于未形成大的規模和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對工業發展和工業信息化的支撐能力不強。另外,滿足企業需求的工業軟件和行業應用解決方案仍然薄弱。工業軟件企業規模偏小,市場營銷能力相對滯后。
四是推進兩化融合的體制機制不夠順暢。推進兩化融合是工業和信息化部門的主要職責,而目前,推進兩化融合工作體系、方法和手段等都不清晰,仍需不斷完善。理順兩化融合的體制機制,充分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對于有效推進兩化融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此外,適應兩化融合的法律、規范、標準、人才等尚不夠完善,信息安全保障,政府應對新技術應用推廣過程中產生的規范管理、合理引導、公共服務等問題的能力亟待加強。
兩化融合發展政策建議
首先,要完善兩化融合部門間協同推進機制,完善財政金融支持政策。由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科技部、商務部、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等部門組成的跨部門聯合推進工作組,要統籌規劃、整合資源,形成分工合理、責任明確、推動有力的工作機制。引導各省(市、區)結合實際建立和完善跨部門協同推進機制。建議設立兩化融合專項資金,采取投資補助、貼息、獎勵等多種方式用于支持兩化融合的試點示范、關鍵技術研發、重大應用項目、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生產企業發展、人才培訓等。鼓勵銀行對重大共性技術研發、產業化和重大應用項目給予優惠貸款。引導企業利用債券、基金、貼息、擔保等方式獲得兩化融合項目融資。
其次,要加強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對重點行業企業的信息化投入實施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對兩化融合促進中心等支撐機構,其研發人員的薪酬、培訓費用及“五險一金”,可按實際發生額在企業所得稅稅前列支。經認定后的軟件產品和軟件企業,享受國家相關稅收優惠政策。為企業開展研發設計、物流配送、技術支持等生產外包降低稅負等。
再者,要進一步開展兩化融合試點示范。圍繞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展生產業、促進信息服務產業發展,推進兩化融合典型示范,確立一批標桿企業、典型項目等。開展工業軟件剝離重組試點示范。開展工業企業節能降耗、安全生產試點示范等。組織開展工業自動控制、節能監測、物流配送、質量跟蹤等重點領域的物聯網應用試點示范等。
【關鍵詞】新媒體;媒介融合;研究綜述
媒介融合已成為當今媒體發展的趨勢,也是學界和業界正在探索和實踐的一個課題。“媒介融合”概念最早由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的浦爾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①最初人們關于媒介融合的想象多集中于將電視、報刊等傳統媒介融合在一起,但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互聯網逐漸與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大眾媒介融合。本文以2010年為時間節點,在中國知網上搜索到關于“媒介融合”的文章180篇,并以這180篇為樣本,從不同視角對我國媒介融合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
一、媒介融合的主導力量
媒介融合的驅動力量很多,其中最主導的因素是什么,這些因素之間又存在怎樣的關系?
周志平認為“科技的進步不斷地改變著媒體及媒體生態環境,數字技術已成為支撐所有傳媒存在的基礎并決定著其未來發展方向。”②楊娟認為“面對媒介融合的大趨勢,我們想要尋找其根本原因時,答案是:需求。”③但是,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媒介融合的驅動力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多方面作用的結果,比如蔣曉麗和石磊認為“媒介融合是數字技術、社會需求和產業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④王亮也認為“驅動媒介融合的力量更多來自媒體對商業利潤的追求,而數字化技術恰好為此提供了實現手段。”⑤筆者認為,媒介融合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數字技術是前提,社會和市場的需求是動力, 產業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傳統媒體的發展
媒介融合沖擊了原有媒體的發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正形成一種互為補充、相互融合的關系。
蔣曉麗和石磊認為“數字技術和新媒體深刻地改變了傳媒的生態環境,報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發行量、廣告收入、讀者結構、閱讀習慣等方面發生了不利影響。”⑥他們還認為“新技術的出現并不必然意味著舊技術的消亡,數字技術和新媒體在對傳統報業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為報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那就是在媒介融合中的數字化轉型。”⑦筆者認為,報業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壯大,不可能單打獨斗。當前紙媒和新媒體融合的主要形式是報網融合和手機報,這是報業發展新媒體的一種運用,媒介融合拓展了報紙的生存空間,并為它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
對電視媒體來說,“以制播分離作為電視媒體產業化發展的突破口,以新技術作為電視媒體產業化的戰略資源和核心要素,借助資本市場完善電視媒體管理結構和壯大產業規模。”⑧媒介融合背景下,手機電視是電視業媒介融合的新形式,這在我國的發展剛剛起步,所以有研究者從產業視角分析認為“手機電視既然是媒介融合的產物,其產生和發展都要依靠手機所屬的電信產業和電視所屬的廣電產業的通力合作,打破產業之間的壁壘,加強合作,消除成見,以競爭為輔,以融合為主,共同達到互惠互利。”⑨此外,手機電視還必須根據自身特色,進行合理的內容設計,只有加強自身的內容建設才能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
對于出版業來說,“全媒體出版模式被業界所看好,被認為會是圖書出版業變革的一種趨勢。未來的每一本書都將是全媒體出版。”⑩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對人才的培養和教育改革
媒介融合,不僅造成了媒體間的重組,同時給媒體人才教育提供了新的課題。
李莉認為“根據美國的經驗,符合媒介融合發展要求的新聞人才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能夠在多媒體集團中進行整合傳播策劃的高層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夠運用多種技術工具的全能型記者、編輯。”⑾她還認為“傳統報業雖然已經認識到了經營管理人才、資本運作人才和新媒體技術人才的匱乏,但培養與引進復合型、專業型人才的力度與速度還遠遠達不到發展的要求。”⑿楊娟認為“我們缺少的是具有戰略意識的媒介管理人才。”⒀
對人才的需要最終要落實到教育上來,蔣忠波認為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人才的培養需從三個方面入手:“緊跟媒介融合趨勢,更新新聞人才培養理念;調整課程設置,打破專業壁壘;優化師資隊伍,整合教學實驗平臺。”⒁同時還有研究者認為“懂新聞、懂技術、懂管理而且擅長策劃, 具有整合傳播策劃能力的新聞人才, 不是高校單方面力量能夠培養的,只能與媒介合作, 共同培養。”⒂培養新一代的“媒體融合”人才成為新聞教育階段性目標的重中之重。媒介融合發展催生新型的人才培養方式,全媒體型復合新聞人才的培養模式是媒介融合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新聞教育儲備高層次人才、提高行業競爭力的必要舉措。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產業結構和盈利模式
在媒介融合的加速推動下,傳媒產業自身不斷融合也加速和其他產業的融合,其產業結構和盈利模式都有了新的變化。
從自身來看,“媒介融合對于媒介產業最突出的影響,表現在媒介產業結構的轉變上。在媒介融合的推動下,媒介集團可以不斷做大做強,整個媒介產業結構逐漸向知識集約型、多元化、合理化與高級化發展。”⒃
陶喜紅從產業關聯的角度來看媒介融合給傳媒產業和其他產業帶來的聯動反應,“媒介融合加強了傳媒產業內部不同媒介之間的整合與聯系,同時也增加了傳媒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聯系。”⒄肖葉飛認為,“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使傳統媒介產業之間的邊界從清晰變為模糊, 這些變化將推動傳媒、電信、出版、娛樂、信息、文化等產業之間相互滲透和融合。”⒅
鄧青、牛靜指出了當前我國傳媒業在盈利模式上的現狀:“在媒介融合的過程中,傳媒業的盈利模式還比較單一,雖然傳統媒體也嘗試過短信新聞、手機電視、網絡雜志、網絡電視等融合形式,但大多數形式由于各種原因而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媒介融合形成的新產業鏈以及衍生出的新的盈利產品和服務還比較少。”⒆同時也提出“針對已有的媒介產品,建議實行收取訂閱包用費、數據庫查詢費、廣告征訂等多元的盈利模式。”⒇鄒琳就期刊的盈利模式指出,“融合媒介將使傳統期刊業更加注重拓展新的盈利模式。我國傳統期刊業主要靠發行和廣告盈利,模式單一。而DAB移動多媒體電視、手機動漫、手機游戲、手機博客等擁有巨大消費群體的融合媒介使盈利渠道越來越開闊。”(21)可見,在融媒時代,任何媒體都不能僅僅靠廣告來盈利,而是要實行媒體互動,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綜上所述,隨著新媒體的發展,沖擊了傳統媒體原有的格局,媒體間的融合在社會發展的趨勢下成為必然。2010年我國學者從媒體發展、產業、盈利、教育等不同視角對媒介融合進行了研究,在梳理現狀的同時,也給未來的研究和發展提供了依據。
參考文獻
①陶喜紅,《論媒介融合在中國的發展趨勢》,《中國廣告》,2007(6)
②周志平,《媒介融合:媒體未來發展的新趨勢》,《新聞愛好者》,2010(8)
③⒀楊娟,《對我國媒介融合現狀的人文思考》,《新聞界》,2010(5),2010(10)
④⑥⑦蔣曉麗、石磊,《從媒介融合看報業的數字化轉型》,《新聞大學》,2010(3)
⑤王亮,《反思媒介融合》,《傳媒觀察》,2010(9)
⑧王伯群,《論媒介融合下電視媒體的產業化之路》,《重慶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6)
⑨羅茜,《媒介融合視角下的手機電視發展研究》,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⑩周山丹,《媒介融合時代圖書出版業的發展策略》,《編輯之友》,2010(2)
⑾⑿李莉,《媒介融合環境下中國報業發展的挑戰與機遇》,《今傳媒》,2010(1)
⒁蔣忠波,《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人才培養模式探析》,《新聞窗》,2010(4)
⒂吳聞鶯,《論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聞傳播教育》,《教育與教學研究》,2010(11)
⒃⒄陶喜紅,《媒介融合背景下傳媒產業結構轉型分析》,《當代傳播》,2010(4)
⒅肖葉飛,《媒介融合引領傳媒產業變革》,《中州學刊》,2010(6)
⒆⒇鄧青、牛靜:《媒介融合背景下傳媒業的變革和發展》,《新聞愛好者》,2010(1)
(21)鄒琳,《淺談媒介融合與我國期刊的發展》,《社科縱橫》,2010(9)
[關鍵詞] 武漢城市圈 產業二次轉移 產業融合
產業轉移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業順應競爭優勢的變化,通過跨區域的直接投資,把部分產業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從而產業表現為在空間上移動的現象。
一、武漢產業二次轉移的誘因
產業轉移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武漢作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是承接國內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重要一極,做好東部產業的承接工作是縮小與發達地區差距,實現跨越式發展目標的重要舉措。同時,武漢作為武漢城市圈的核心龍頭城市,對圈內其他城市具有強大的經濟輻射作用,必須遵循產業轉移和結構升級的一般規律,向圈內其他城市進行產業二次轉移。
1.地區發展戰略的要求。武漢城市圈經濟發展的重點,是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布局、區域市場和城鄉建設的四個“一體化”。其中,產業一體化是城市圈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發展戰略之一。這一戰略要求營造一體化產業發展環境;完善圈域產業分工協作體系;優化產業資源配置,發揮中心城市和優勢產業的輻射帶動作用。武漢向圈內其他城市的產業二次轉移正是產業一體化發展的根本途徑。
2.圈內生產要素稟賦的流動。產業轉移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經濟發展規律。武漢作為城市圈的核心,吸引了大量經濟資源的聚集,要素稟賦比例也隨之發生變化,擠壓效應逐步顯現,部分企業日益感受營運成本的上升。其結果是,迫使一部分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提高勞動力素質,提升經濟的要素競爭優勢;另一部分企業則需重新考慮企業選址問題,向成本更低的圈內其他城市轉移,繼續謀求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從產業轉入地來看,承接相對于本地區有發展潛力的產業,有利于帶動該地區相關產業的發展,為形成要素稟賦的自由流動創造條件。
3.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需要。從區域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來看,產業二次轉移,客觀上為圈內其他城市的發展提供新的機遇,有助于縮小武漢城市圈內區域間的發展差距。武漢的產業向圈內其他城市的轉移,可以大量吸納就業,將城市圈的就業問題實現內部消化,加快其他城市經濟發展步伐。
4.市場競爭的壓力。邁克爾?波特的競爭戰略理論要求公司能夠選擇具有長期盈利能力的產業,采取措施保持有利的競爭地位,適時對企業的產業方向進行調整。因此,武漢企業在適應競爭環境的過程中,積極推進產業轉移,不僅有利于企業開拓新的發展空間,而且也有利于企業在本地的發展和成長。企業一方面調整產品生產經營結構,使產品更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從而擴大市場占有率;另一方面,為了節約生產成本,擴大企業知名度,企業會將產品或部件的生產地轉移到圈內其他城市。
二、產業二次轉移與武漢城市圈產業融合的關系
伴隨技術革新的不斷發展和企業跨行業、跨地區的兼并重組活動,產業的邊界正趨于模糊化,全新的融合型產業體系開始形成。武漢城市圈產業融合是社會生產力進步和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必然趨勢。將產業融合這一新的產業發展范式與城市圈區域經濟的發展結合,就必然產生產業在空間上的變動的要求。產業轉移是產業融合在空間上的體現。因此,產業二次轉移是促進武漢城市圈產業融合的重要戰略選擇。
1.產業二次轉移有利于生產要素的流動,為產業融合提供要素保障。一方面,產業二次轉移可以有效解決武漢經濟發展中資源稀缺的難題。資源稀缺是制約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瓶頸,將部分產業向圈內其他城市轉移,可以保證武漢能夠更加順利地獲得原材料,又能較好克服勞動力價格、地價上漲過快,企業交易成本提高,利潤下降等諸多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產業二次轉移的重心就是向圈內其他城市注入發展所需的各種要素。目前,圈內其他城市資本、技術、知識等高等要素短缺,產業二次轉移能夠通過大量的資本、技術和其他無形要素的轉移,使這些城市迅速積累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為區域產業融合創造條件。
2.產業二次轉移有利于武漢城市圈產業結構的優化,促進產業融合的發展。在武漢市的產業二次轉移過程中,武漢向圈內其他城市轉出的產業一般都是傾向于勞動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這些制造業對于武漢而言是早已達到成熟階段的產業,而在圈內城市尚處于成長階段或是急需的。這類產業的轉移對武漢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有著積極作用,能夠使其獲得自身增長的動力。城市圈內通過龍頭城市武漢向其他城市的產業二次轉移,充分發揮產業的前向關聯效應、后向關聯效應和旁側關聯效應。充分利用產業的關聯帶動作用是產業二次轉移的重要功能,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圈內其他城市的產業優化。
3.產業二次轉移有利于延長技術生命周期,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強化產業融合。產業融合是建立在技術革新基礎之上的,產業二次轉移必然帶來新技術的傳播與交流。武漢作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林立,科研力量雄厚,技術創新能力強。隨著科學技術生命周期的縮短,武漢將在本地已經處于成熟階段的技術通過產業轉移的方式傳播到圈內還需要此技術的其他城市,使技術繼續發揮作用,可延長依靠該技術獲取利潤和報酬的期限。武漢城市圈內城市可以利用產業二次轉移的技術溢出效應對關鍵技術進行模仿、消化、吸收,拉動技術進步,促進產業融合,并帶來區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