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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技術教育》:當前世界職業教育發展的主要趨勢是什么?
Denise Amyot: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經濟全球化的變化意味著,擴大人們接受技術和專業教育(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機會,增強技術和專業教育的適切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相關研究表明,所有國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需要獲得一系列廣泛的中等后教育與培訓,而應用學習機構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教育不可能在所有國家都采用同一種模式,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全之策。但為適應全球經濟的迅速變化,技術和專業教育機構需要與雇主及其所在社區更緊密地合作,以確保提供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怎樣形成這樣一種高效、有活力的合作伙伴關系,是所有國家面臨的關鍵問題。傳統來說,人們普遍希望通過進入大學實現個體的就業和生活成功,因此,怎樣吸引更多的人到應用型學習機構學習是我們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為此,我們需要提高專業和技術教育的地位,使其成為一個促進個體實現成功的公平和有吸引力路徑。我們需要提高畢業生的就業能力、就業率,幫助其創業成功,這些是改變學生及其家長對技術和專業教育看法的重要信息。我們還必須確保職業教育體系中有一流的領導者和改革的先驅者。僅僅有充足的管理者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動態的領導者。我們也要求教師不僅僅是授課者,還能利用各種工具啟迪青年人,給予他們動手操作的經歷,從而為其獲得有報酬的職業生涯作準備。
《職業技術教育》:各國職業院校在辦學和技能人才培養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是什么?各國和學校又是怎樣應對這些挑戰的?
Denise Amyot:我上面已經提到了現在面臨的關鍵挑戰。就可能的解決方法而言,我可以介紹一下加拿大的學校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就培訓的適切性而言,加拿大的學校都設有項目咨詢委員會,每年都對相關的課程項目進行調整。我們還設有國家行業理事會,持續推進與雇主的合作關系,從而使課程適應當前行業發展的要求和標準。現在加拿大負責中等后教育的國家部門也根據一些關鍵的績效指標對部分學校給予經費資助――這包括畢業生的就業率以及雇主和學生的滿意水平。這種實施形式和問責機制持續激發了專業和技術教育機構在國家資格框架的基礎上努力增強所提供課程和服務的勞動力市場適應性。
就職業教育的社會形象來看,職業教育畢業生職業生涯的成功及學校開展的創新性教育項目就已經證明了職業教育的價值。在這方面,我們的職業教育機構已經適應了新的不斷變化的全球市場,我們已經改變了這一領域的用語――現在探討的是專業和技術教育(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而不僅僅是職業培訓(vocational training)。事實上,加拿大近來出現的一種現象更加證明了需求驅動應用學習體系的優勢,如一些獲得學士學位的大學畢業生再回到技術學院學習證書或文憑課程。在過去的五年中,僅在多倫多地區,大學畢業生進入職業學院學習的學生人數就增加了40%。現在的雇主對其青年員工培訓的投資日益減少,因為他們都積極尋求雇傭已經證明具有勞動力市場需求相關資格,而不僅是具備理論知識的員工。職業學院提供的與行業相關的實踐導向的生涯培訓和工作場所實踐是一個有益的結合。
就職業院校教職員工的培訓和領導能力來說,為適應全球化發展趨勢,增強職業教育機構的影響力,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已經積極致力于加強職業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化發展、領導力構建及其合作網絡建設。我們已經與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CAEIE)合作,開展職業教育領導力培訓(Vocational Education Leadership Training,VELT)項目。通過該項目,中國職業教育機構的校長和副校長可以到加拿大和其他五個國家學習技術學院的領導模式。
《職業技術教育》:通過與中國職業院校辦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及到中國職業院校的參觀考察,您對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有哪些感受?
Denise Amyot:近年來,中國努力通過政府決策和增加投資加強專業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發展,以增強其適切性,擴大其受眾。在與其他國家教育部門交流時,我們經常把中國作為這一領域的一個范例。中國應該為其對職業教育的投資感到自豪――努力提升其職業教育機構的領導能力及其師資的能力,并把這些方面作為評判未來成功的標準。我們對其中的一些積極改革感到激動和振奮。例如,利用亞洲發展銀行的貸款,加拿大溫哥華社區學院(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VCC)對來自中國湖南省職業院校的教師開展了三個月的定制教師培訓項目。這一項目關注的重點是培訓教師的課堂教學方式、課程開發、領導力、評估技術、戰略規劃和治理能力等。
我們積極鼓勵來加拿大參與這次培訓的教師能夠在課堂教學方式上進行改革,以支持其實現對學生的積極教學目標。
參與者對培訓的反饋是非常積極的,大部分參與培訓的教師都認為,這次培訓經歷豐富了其教學途徑和方式方法,他們期望能夠進一步開展合作。
《職業技術教育》:與您所在的國家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您認為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有哪些差距和需要改進的地方?
Denise Amyot:首先,我認為在中國文化中有一種較強的傾向是,希望每個人都能進入大學學習,并認為其他類型的教育都是次等的。要改變這種心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前面已經說了加拿大的例子――要改變這一點需要發展并宣傳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并使職業教育學生有繼續進入大學學習的路徑,以滿足想進入大學學習的這部分學生的需求。同時,還要宣傳具有應用性學習經歷的學生在就業及獲得工作機會方面的優勢和價值。雇主也需要認識到職業教育的價值――一個高質量的勞動力依賴于他們與教育機構的合作,以提升相關的教育項目,并確保教師具有相關的行業工作經驗。教育機構需要向企業一樣運營――需要創造條件,實現自身經費的可持續性。如果看到了職業教育的價值,行業企業就會向職業教育提供相關的設備、教師培訓、應用研究合作、技術轉讓及學生實習機會等多種支持。
為使應用性高等教育機構做到這一點,需要為職業教育發展一個高效的治理體系,從而為學校或教育機構提供決策的權力,以應對經濟發展的變化。他們需要敏銳地抓住社會中的各種機會,使社區和行業參與到學校的治理中來。在這方面,需要實現一種范式的轉型――這一體系必須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而不是以機構為中心,以確保整個體系都關注學生的成功,從根本上支撐他們從教育到就業的順利過渡。
《職業技術教育》:目前,建設完善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中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主要目標,在這方面,加強不同層次職業教育及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銜接溝通,實現學生的無縫過渡是中國職業教育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在這方面,您所在的國家有什么經驗,國家政策應提供哪些支持,職業院校在具體辦學中應作出哪些改革?
Denise Amyot:通過加拿大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出,提供不同教育體系間溝通的路徑是實現成功的關鍵。有許多國家教育體系中的一個錯誤是,強迫青年人過早地對教育路徑進行選擇,但并沒有為他們提供改變教育路徑的機會。需要為青年人發展從中等學校到不同類型中等后教育機構過渡的清晰且容易轉換的教育路徑。加拿大學院體系90%以上的就業率吸引了很多大學畢業生到我們的體系學習。我們還看到很多學生特意到技術和專業教育體系進行學士學位學習,因為他們知道,這一體系提供的學位是應用性的,并包含工作經驗,很多老師和指導者也來自行業。一個令人滿意的教育體系不是完全一樣的,這一體系應有不同類型的學生、不同類型的學習方式,培養不同類型的人才。
圖1是加拿大教育體系的示意圖。
《職業技術教育》:近來,中國相關政策提出將一些大學轉向以培養應用型技能人才為主的職業教育機構,許多院校在這方面面臨困惑,您對中國這些院校有什么建議?
Denise Amyot:我的第一個建議是,他們首先需要考察本國最成功、做得最好的技術學院,同時實地參觀其他國家有效應對這些挑戰的學校。比如加拿大,在實現教育體系的多樣化和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路徑方面就做得比較好。
此外,還可以參觀巴西聯邦學院,該學院計劃派遣1000名教師到加拿大學習三個月,以提升他們學院的教學水平。首批50名教師已經在加拿大接受完培訓,并返回巴西,他們在教學方式改革及與行業企業合作方面獲得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同樣,我們也已經與中國的一些職業教育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他們計劃于2015年春天到加拿大參觀考察,我們非常歡迎并期待他們到加拿大來!
《職業技術教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斷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培養適應國際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人才是世界職業教育發展的主流趨勢,在這方面,WFCP提供了一個重要平臺,WFCP未來在促進國際職業院校合作方面將采取哪些策略,重點目標是什么?
Denise Amyot:世界職教院校聯盟(WFCP)是一個學院和學院協會間的國際網絡。WFCP希望能夠在全球經濟背景下勞動力教育的發展中發揮一種引導性的作用。WFCP希望促進世界范圍內的成員分享前瞻性的教育策略和最好的教育實踐,以提升世界各國勞動力的就業能力。WFCP希望能夠通過全球統一的聲音影響相關政策的發展,我們積極致力于在國際水平上促進成員創新性教育項目的發展。這些跨國性的多元文化交流與合作對于全球創新是非常重要的。
一、*新型工業化發展的必然性
加快新型工業化發展是建設和諧*的必然選擇。推進工業化進程,對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作用和歷史意義,需要從“新階段”的戰略高度來把握經濟發展的方向。
第一,新型工業化是全面建設和諧*的必由之路。“基本實現工業化”,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根據*市提出的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212億元,人均7萬元,財政收入達到9億元,農牧民人均收入達到2萬元的目標。而20*年我市人均GDP只有1.6萬元,處在1200-1800美元之間;一、二、三產的結構比例為36.6:34.3:29.1,第一產業比重高于20%,第二產業的比重達到34.3%,但工業增加值占全市GDP的總量只有17.5%,遠遠低于40%。要實現這些目標,在我市農業發展增幅空間有限、工業化進程總體上還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的情況下,關鍵在于促進工業發展,必須走新型工業化發展之路,以增強*綜合經濟實力,增加農民收入和城鎮居民收入,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二,新型工業化是城市化發展的基礎。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標志是非農人口所占的比重,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前提條件是城市工業的長足發展。我市農業人口所占比重仍很高,達到64.81%,城市化水平達到36%左右,剛剛超過30%。要促進農村人口有序向城市轉移,必須實現城市工業的發展,這樣既可提供工業就業崗位,又可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解決更多的勞動力就業,就必須發展新型工業化。
第三,新型工業化也是加快*經濟發展的動力。從本質上講,*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從城鄉二元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近年來,我市經濟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招商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有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競爭優勢來支撐,最終必須在發展新型工業上找出路,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解決財政困難、就業壓力、社會事業發展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突出困難和矛盾,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二、*新型工業化現狀分析
(一)新型工業化的內涵
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對新型工業化概念作了界定。理解新型工業化的內涵需要與傳統工業化的區別與聯系角度去把握。從區別來看,新型工業化道路不能重蹈傳統工業化覆轍,不能再以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工業的高速發展;從聯系的角度看,新型工業化不是全盤否定傳統工業,傳統工業仍然是新型工業化的重要內容。因此,*發展新型工業就必須立足*資源優勢,鞏固提高傳統工業,以招商引資為動力,實施科技創新,構筑*新型工業化體系。
(二)*在塔城地區“三大經濟板塊”中的定位
根據《20*年塔城統計年鑒》關于塔城地區五縣二市的工業經濟數據統計(材料一)和發展速度對比分析(材料二):
通過對兩個材料的分析對比,可以得到結論:*工業經濟在塔城五縣二市經濟的發展中處于龍頭帶動作用的地位。
(三)發展*新型工業化的優劣勢分析
*發展新型工業化既具有難得的機遇又面臨著艱巨的挑戰,理性分析*發展新型工業化的優劣勢,對于規避劣勢、發揮優勢,促進新型工業化發展意義重大。
1、*發展新型工業化的有利因素
(1)工業基礎扎實。80年代就已構建以食品、輕紡、煤炭、電力、建材為主體的傳統工業體系。經過多年的艱辛努力,培育了部分專業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人才,積累了一些發展經驗;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企業活力有所增強,企業產權改革基本完成,部分企業煥發出了新的活力,由于自身素質的逐漸提高和發展環境的不斷改善,非公有制企業的競爭力正在逐步增強,有了一些如*啤酒、四棵樹煤炭、屯河番茄、北方新科等發展勢頭良好的企業,為加快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2)資源優勢突出。*蘊藏有20余種礦產資源,其中煤炭、石油、黃金、銅礦、石墨、石灰巖、鉛礦、鎳礦儲量豐富,工業價值極高,為*新型工業化走資源轉換戰略提供了堅定的物質基礎。
(3)區位優勢顯著。經濟區位與經濟發展有著必然的聯系,經濟區位優勢越強,經濟發展越快。*具備發展新型工業化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處于*天山北坡,在交通網絡中處于圓心地位。從塔城地區看,*處于地區最南端,有奎賽高速公路、歐亞大陸橋從境內穿過,同時*又毗鄰工業區獨山子和商業城市奎屯。交通發達,信息暢通,區位優勢逐漸增強。
(4)政策機遇難得。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我們指明了方向;自治區、地區新型工業化會議為我們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政策保證;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和廣泛運用,我市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為加快外向型工業發展,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增長周期,國內市場將持續擴大,為我市工業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2、*發展新型工業化的不利因素
一是資本市場相對分散。主要表現為物質資本、貨幣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過于分散,既無體系也沒有規模,這就成為無法形成大型工業集團的“瓶頸”;二是工業結構矛盾相對突出。在工業內部,重工業比重小,輕工業比重大,深加工、精加工產品少,原料型初級產品多。今年上半年,全市鄉及鄉以上重工業完成值1.9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3.1%;輕工業完成值1.9億元,同比下降16.6%,重工業快于輕工業,這導致企業抗風險能力和競爭力相對較低;三是聯動機制不協調。即工業與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產業化結合度偏低,因而工業的輻射拉動作用就無法發揮;四是企業管理人才匱乏。*的中高級人才大都集中在衛生、教育、黨政機關,而企業人力資源就相對匱乏,尤其是懂管理、能管理、會管理的工業經濟人才更少。
三、*新型工業化發展的對策思考
(一)實施重點工業項目,培育工業經濟新的增長點
從整體看*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從產業結構比重看,第二產業剛超過第一產業;從工業內部結構來看,輕工業比重過大;勞動力剛剛開始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必須大力實施工業項目,尤其是重點工業項目。有了工業項目,才能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實施工業項目要堅持選擇好項目,重點開發、加重發展的原則,這是新型工業化的客觀要求。對*來說,就是要做大做強石化、煤電、棉花、綠色農產品加工等“四大產業”,不斷增強產業帶動能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優化升級工業結構,提升工業經濟發展水平
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增長方式才能改變,工業經濟存量才能提高,從而最終實現工業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工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必須堅持現有產業為基礎,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發展新興工業,構筑新的工業產業體系,這是新型工業化發展的本質要求。對*來說,優化升級工業結構,重點是提高重工業的比重,提高重工業的運行質量和效益,把*建設成北疆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為石化生產服務的基地,同時大力發展棉紡產業和特色農產品加工業,鞏固推進輕工業發展,大力發展旅游等服務業,提升服務業的服務水平和質量。
(三)推動科技創新,提升工業經濟核心競爭力
科技對工業發展的作用主要是支持、引領作用,通過科技創新實現工業的高新技術化,提高工業的整體科技水平,包括生產、設備、工藝、產品、環保等技術含量都有一個整體提高。工業一旦高新技術化,工業的核心競爭力就會提升。同時,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工業是科技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來說,一是要加大科研力度,加快研發和使用新技術,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產權;二是要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完善以工業為主體的投融資體系;三是要開展重點專項研究,在重要的領域實現科技創新的突破;四是要加強科技人才隊伍的建設,為科技創新提供堅實的基礎。目前,西北工業大學科技園是集科研與生產為一體的科技園,它在*的落戶,為*科技創新構建了平臺。一些企業如*北方科技投資有限公司近兩年來已獨立研發自己的核心技術,極大的提高了企業競爭力。
(四)推進招商引資,為新型工業化提供持續動力
科學發展觀要求做到統籌兼顧,而新型工業化要求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路子。因此招商引資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要求,立足新型工業化的本質,由傳統的招商引資轉換到選商選資的軌道上來,才能為新型工業化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對*來說,一是要打破行政區劃、隸屬關系和所有制制約,把國家產業政策、市場投資趨勢和*的資源優勢結合起來;二是要實現專業化招商和市場化運作相結合,招商引資必須符合市場發展規律;三是要加大政府職能轉變,制定招商引資的政策、制度,規范招商引資行為,提高服務質量;四是要加快工業園區建設,主要在同區規劃、同區管理制度和同區服務三個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切實為新型工業化搭建有效載體。
能源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問題。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快速擴張導致能源需求大幅增長,作為一個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能源供給不足的約束效應日益凸顯,解決能源缺口越來越依賴于國際市場。以石油為例,2005年進口量已經達到了1.3億噸,對外依存度高達43%。這種依賴性不僅嚴重影響了能源安全,而且國際市場的劇烈波動也給國內經濟的平穩運行構成了嚴峻挑戰。與此同時,石油、煤炭等非可再生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又是導致我國環境質量急劇惡化的直接原因。為了緩解能源約束與長期增長之間的矛盾,節能降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就成為當前的必然選擇。“十一五規劃”著重強調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出通過提高整個社會利用、配置資源的效率來降低能源消耗,萬元GDP能耗降低20%也作為約束性指標提出。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節能降耗到底有多少潛能可挖?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涉及對另一個問題的思考,即我國的能源使用效率到底處于一個怎樣的水平?產出既定條件下,有多少能源真正用于生產,而又有多少在資源的不合理配置中耗散?這些問題的答案,直接決定了節能降耗工作的遠期規劃路徑,進行深入分析很有必要。
我國能源使用效率的測度已經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興趣。例如,高振宇等(2006)以省級單位劃分為基礎研究了各地的能源生產率,并通過聚類分析方法將全國劃分為能源高中低效三類地區。史丹(2006)同樣以省為基礎測算了區域能源生產率,結果發現東南沿海地區的能源效率較高,內陸煤炭資源豐富、以煤炭消費為主的地區的效率最低,作者還進一步計算了各地節能降耗的潛力。這些文獻中測算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標是能源生產率,又稱為單要素使用效率、能源強度等。依托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Hu等(2006)對我國各省能源使用效率進行了DEA分解,結果發現中部地區的能源使用效率最低-。應該說,既有研究得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結論,也為判斷我國的能源使用效率提供了有益借鑒,但從中也不難發現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之處。首先,國內研究多是采用能源生產率作為能源使用效率的測度指標,該指標雖然易于統計,但正如后文所述,也存在著比較明顯的缺陷,相對而言,在全要素生產函數框架下計算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更好的包容度,但這種方法的應用還不多。其次,既有研究幾乎都是以區域數據為基礎,但區域實際是一個由產業構成的加總概念,若進一步據此來制定節能規劃,不得不去面對的問題就是,區域層面下的規劃又如何在不同產業上加以具體落實?如果從更加接近實踐的角度出發,以產業為基礎進行分析同樣具有必要性,區域層面和產業層面的研究應當作為有益的補充,遺憾的是,就我們的檢索來看,后一方面的研究還未能得見。這些問題的存在也為我們的研究指出了一個可行的方向。具體而言,本文將以產業層面的經驗事實為基礎,依托全要素生產函數框架,對我國工業部門能源使用效率進行測度,并進一步對影響能效水平的關鍵因素進行初步考察。
二、能源使用效率的界定與分析方法
本文依據史丹(2006)的定義,能源使用效率即是有效的能源投入與最終產出之間的比例關系。測度能源使用效率目前存在兩種方法,一是計算單要素能源效率,即只是把能源要素投入與產出進行比較,計算某種能源投人占總產出的比重來反映能源使用效率,這一指標在既有文獻中又被稱為能源強度、能源生產率等;二是在全要素生產函數框架下計算能源使用效率。比較而言,單要素能源效率的思路簡單,易于計算,在既有研究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但它的缺陷也是明顯的。首先,單要素能源效率指標并沒有考慮生產過程中的其它要素,如資本、勞動等,以及這些要素之間可能會存在的替代關系,這就有可能致使結果存在偏差。其次,應用單要素能源效率時,只是通過與其它單位(如區域、產業)的對比來判斷自身效率水平,指標值最低的單位往往被認為是效率最高,同時也成為其它單位的努力目標。然而這個目標是否就是各個決策單位的最優能源投人目標?各決策單位的最優決策又處于何種水平?這些問題是單要素能源效率指標所難以回答的。有鑒于此,Hu等(2006)提出了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的概念,即在全要素生產函數的框架下,借助數學規劃的方法測度各決策單位的最優能源(當然也包括其它要素)投入規模,將最優投入量與實際投入量相比,從而得出能源使用效率。相對而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概念要更為合理,本文的研究也將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展開。出于表述的便利,后文中凡單獨使用能源使用效率均指全要素能源效率。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一個不便之處是其計算較為復雜,一般需要借助于運籌學中的DEA,即數據包絡分析的方法,該方法的基本要義就是使用線性規劃數學模型來擬合出各決策單位的最佳效率邊界(包絡曲線),進而測度出各決策單位的效率水平。例如,在不變規模報酬前提下,假設有N個決策單位,每個單位有K種要素投入M種產出,那么第i個決策單位的包絡線可以通過求解如下線性規劃問題得到:
Minθλθ
約束條件:-yi+Yλ≥0;θxi-Xλ≥0;λ≥0
其中,0是標量,入λ為N×1維向量。O取值在O和1之間,值越高說明決策單位越是靠近效率前沿邊界。上述規劃問題的求解過程較為復雜,具體過程可參閱CollEi(1996)的相關說明。
對上述規劃問題的求解確立了決策單位的最佳效率位置,以此為基礎即可以測度出各個投入要素的實際投入量與最佳投入水平之間的差距,進而計算出包括能源要素在內的各要素的使用效率。圖1做了更直觀的表述,折線ss’就是在產出既定條件下的最佳效率包絡線。位于A點的決策單位,其要素使用就存在無效性,在保持既定產出的前提下,要素投入可以從A點所示水平降低至A’點,AA’稱為要素使用的徑向(radial)調整。進一步,還可以在保持投入要素1(input1)不變的情況下,再次減少投入要素2(input2)的投入至c點水平,CA’被稱為松弛(slack)調整。徑向調整和松弛調整之和代表了無效的要素投入量,要素實際投入量減去無效投入即得到真正有效的要素投入,計算有效投入占實際投入的比重,即反映出要素的實際使用效率,這就是全要素框架下要素使用效率的含義。本文即是根據以上定義計算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具體公式為,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實際能源投入量一徑向調整量一松弛調整量)/實際能源投入量。
三、數據來源及說明
工業是最主要能源消費部門,其能效高低直接決定著宏觀經濟的整體能效水平,因此本文的分析將針對我國工業部門。考慮到1998年起我國工業經濟統計口徑發生改變,本文將研究期定為1999--2005年。具體而言,我們將以二位數細分行業為基礎,測度各行業樣本期內的能源使用效率水平及其變動趨勢。考慮到水電煤氣的生產和供應業所具有的公用性、壟斷性及地區性的特殊性質,本文研究將這些行業剔除。我國在2003年實行了新的行業分類目錄標準(GB/T4754--2002),前后行業劃分存在一定差異,不過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說明,這次調整主要是二位數行業內部各細分三位數、四位數行業的歸并或重新劃分,對于大部分二位數行業,這種調整并不會影響前后數據的可比性。將前后兩個目錄進行對比,我們剔除了舊目錄中存在但新目錄中沒有以及新目錄中新增的細分行業,最終包括了33個細分行業。
在全要素框架下測度能源使用效率,我們需要使用產出、資本、勞動及能源投入等四方面的數據。關于產出數據,本文使用工業總產值,原始數據取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期。使用歷年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對原始數據進行平減處理,將其轉換為1999年價格水平的不變值。由于2004年數據是基于第四次工業普查得到的,與前后數據的統計口徑不一致,本文的做法是進行插值處理。進一步來看要素投入。(1)本文采用固定資產代表資本投入,具體地,我們根據永續盤存法對各行業的年末固定資產凈值進行折算:ki(t)=ki(1998)+(ki(t)/pi(t))。其中,k;(1998)是不變價格水平的1998年末固定資產凈值,ki(t)是第t年固定資產凈值增加量,以相鄰兩年固定資產凈值的差額表示,pi(t)為固定資產價格指數。按照通常的做法,為了使資本投入數據更加準確,基礎存量(即此處的ki(1998))應該取更加久遠年份的數據,但考慮到1998年的統計口徑變更,我們也只能從1998年算起了。計算資本投入所需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期。(2)關于勞動投入,本文采用年均就業人數來表示,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期。年鑒只是從2001年之后才開始公布這一數據的,不過,在年鑒的指標解釋部分,我們發現1999--2001年的年均就業人數,可以借助于增加值和全員勞動生產率兩個變量來獲得,具體推算公式為:年均就業人數=增加值/全員勞動生產率。(3)關于能源要素投入,我們采用經標準化處理的各行業能源消費總量,單位為萬噸標準煤,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各期。
四、T業部門能源使用效率的測算
在全要素生產函數框架下,我們借DEA模型考察在既定產出下工業部門能源使用效率,這又被稱為投入導向的DEA分析。分析之前還需要確定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特征。DEA分析包括規模報酬不變(CRS)和可變規模報酬(VRS)兩種情況,根據既有關于中國工業的研究文獻,我們認為CRS假設基本符合中國工業的實際情況。例如,樊瀟彥(2004)的研究就發現規模報酬不變的CD函數對于工業行業是可行的選擇,胡永泰(1998)、李京文和鐘學藝(1998)、張軍(2005)等也都認為中國工業經濟的規模報酬不變。從計算方法的角度來看,采用CRS假設也有一個優勢,即無論是以產出為導向,還是以投人為導向進行DEA分析,所得到的效率值具有一致性,故本文最終選擇在CRS假設下進行分析。考慮到不同行業在能源消費方面具有一定的差異,我們將33個二位數行業進一步劃分為三組,即采掘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不包括采掘業)(具體劃分方法參見表1)。計算結果在表1中給出。
總體而言,我國工業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并不算高,32個兩位數行業的效率均值在樣本期中基本維持于50%至60%水平之間,而且在樣本期內沒有顯著變化。較低的能源使用效率同時也表明我國工業部門節能降耗具有較大的潛能,“十一五規劃”所提出的萬元GDP能耗降低20%的目標,不僅具有現實性及合理性,事實上也已經為今后的節能工作留有了一定的余地。進一步觀察各行業數據,不難發現,不同行業的能源效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首先將采掘業、輕工業、重工業三大組別進行比較,就很容易看出三組的能效均值存有不小的差異。其中,采掘業的能源使用效率是三者中最高的,該指標在樣本期中基本維持在70%至80%之間;輕工業組別的平均能源使用效率在2004年之前一直高于重工業,但在2005年出現了趨勢逆轉,重工業組別的能效水平首次超過了輕工業,然而從效率指標絕對值來看,這兩組行業的能效水平均不算高,樣本期里基本維持于40%至50%之間的水平。進一步比較各兩位數細分行業,不難發現行業間的差異性更大。在采掘業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的能效達到或接近了前沿效率水平,并在總體上提高了該組別的能效均值,但煤炭采選業的能源效率值卻低出不少,例如在1999年只有28%。根據史丹(2006)的研究,內陸煤炭資源豐富省份的能源效率最低,這一結論也可以從本文的分析中得到進一步的印證。與之相似,輕工業和重工業組別內部各細分行業的能效水平也存在較大差異,在一些行業達到或接近效率前沿面的同時(如輕工業組別中的煙草加工業、服裝制造業、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制品業等,重工業中的化學纖維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材料制造業等),也有一些行業的能效水平基本維持在很低水平上(如輕工組別的紡織業、造紙及紙制品業等,重工業組別的化學原料及制品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等)。
圖2是上述計算結果的更直觀反映,其中(a)圖反映的是全部行業及采掘業、輕工業、重工業三組行業的效率均值,(b)圖反映的是相應組別的標準差。從(a)圖中可以看出,工業部門總體效率均值不高,分組別來看,采掘業要高于其它兩組,這在前文中已有說明。從演變軌跡來看,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2002年似乎明顯成為輕工業的拐點,因為在此之后該組別的能效值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而這一變化趨勢也帶動了總體效率的走低。也正是在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了世貿組織,這是否導致了輕工業組別的效率下降?應該說,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市場開放度和競爭強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企業利潤水平以及節能減排投入的激勵。當然,由于我國加入世貿的時間并不很長,其對我國經濟的深入影響還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上述解釋只是作為假說提出,同時希望能夠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更為深入的思考和驗證。
與輕工業組別不同的是,由于國家節能降耗政策對于重工業部門的特別關注,重工業組別的能效逐漸提高,但從(a)圖中不難看出,效率增幅比較平緩,說明節能降耗工作確實存在著不小的難度。再來看(b)圖,這反映了全部行業以及各組別效率值的標準差。容易發現,輕工業組別的效率標準差波動最大,同樣是在2002年,該組別的效率標準差由此前的下降,逆轉為大幅上升,說明行業間的效率差異逐漸擴大。重工業組別和采掘業的效率標準差在樣本期內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然而從總體來看,各行業能源使用效率的標準差則是沿著一條上升軌跡變化的,表明行業間能源使用的效率差異在逐漸擴大,并沒有出現行業間能源使用效率趨同。
概括而言,中國工業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這樣兩個基本特征,一是能效水平總體不高,且在樣本期內沒有明顯的改進,二是行業間存在著較大差異,沒有出現能效水平的行業趨同。中國工業的發展目前仍然是以高能耗為基本特征,存在著較大的節能潛力,但要實現節能降耗的規劃目標,確實存在著不小的難度。
五、能源使用效率影響因素的初步考察
進一步借助計量方法考察哪些因素影響著能源使用的效率水平。根據相關研究以及產業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我們主要考慮了這樣一些因素。首先是企業的規模,這一點并不難理解。能源是與資本、勞動一樣的投入要素,也存在著規模收益的問題。隨企業規模的擴大,設備使用潛能的發揮,能源使用效率應該也會得到提高。第二個因素是市場結構。一般而言,市場上的競爭者越多,企業就會越有激勵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然而,高強度的市場競爭同時卻也可能降低企業的利潤水平,這又會制約企業實施節能降耗的相關技術改造、設備更新。市場結構對能源使用效率的影響方向,最終還要取決于兩種效應的力量對比。第三個是國有企業因素。國有企業往往被認為存在預算軟約束問題,進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資,源的擔憂。第四個是外資因素。無疑,外資進入已經成為我國工業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顯著特征,外資的影響較為復雜,它既可能通過競爭效應降低內資企業節能改造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有可能通過示范效應推動內資企業的節能改進。
對上述變量的數據來源進行說明。企業平均規模(sL)由工業總產值除以企業個數得到,其中工業總產值為1999年價格水平的不變值。在產業組織的相關研究中,市場結構(NF)一般采用行業集中度、赫芬達爾指數等指標來表示,但已有的數據還無法支持這些指標的計算。作為次優解決方案,我們選取了企業數量作為替代,數量多寡可以間接反映出市場競爭的強弱。國有企業因素(sOE)采用國有企業產業占工業總產出的比重來表示。外資因素(FDI)由外資企業產出占工業總產出比重表示。上述變量的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及中國資訊行數據庫。回歸方程的被解釋變量為各行業的能源使用效率EE,數據來自表1。
為了確保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采用了多種計量方法,結果見表2。我們首先利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由于豪斯曼檢驗最終確定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故表2中只列出了固定效應模型的檢驗結果。考慮到本文研究樣本包含行業較多,行業間存在一定差異性,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進一步地,我們又在只考慮異方差以及同時考慮到一階自相關兩種情況下,分別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了檢驗。此外,由于效率取值均位于0和100之間,這種有截取(truncated)變量取值是否會導致分析結果出現偏差也是需要考慮的。因此,我們最后還采用了面板數據環境下的Tobit模型對數據進行了檢驗。不過,從對多種方法的計量結果來看,結論并沒有發生顯著的改變。
多個模型的檢驗結果均表明,企業規模是決定能源使用效率的一個顯著正相關因素。能源使用同其它要素一樣存在著規模收益特征,企業規模的擴大、能源消費的增加,有助于設備潛能的發揮以及能源更加集約化的使用。那么,如果企業規模過大是否反而會導致能源使用的非經濟性?事實上,我們也曾在模型中引入該變量的平方項,最終結果也確實證明存在一個規模上限,但這個上限值已經大大超過了企業的現有規模,從而不具有現實意義。因而在本文的研究期內,企業規模對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穩定的正向作用。再來看市場結構指標,結果顯示,企業數量也是能源效率的重要影響因素。多個檢驗模型中,該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均顯著為負,這說明企業數量增加以及由此代表的產業競爭強度的提高,并不利于能效水平的提高。這很有可能是競爭強度的提高,削弱了企業的利潤基礎,從而不利于其技術改進及規模效應的實現。盡管競爭強度提高會激勵企業去更有效地使用要素,但顯然在我們的研究中,這種激勵效應并不足以抵消競爭效應。相對而言,國有企業因素的影響要復雜一些。盡管表2第3列的結果卻表明國企因素具有負向作用,但多數模型的檢驗結果都顯示該變量的估計系數為正,不過,除了Tobit模型外,其余模型的檢驗結果均表明該變量并不顯著。盡管現代產權理論認為國有企業往往存在預算軟約束的問題,進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但這里的結果卻顯示這種擔憂是并不成立的。國企預算約束的逐漸硬化、國有企業總量的減少,這些都是減少國企資源誤置的可能原因。關于外資變量,其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外資比重的上升有利于能效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結果也只能揭示出這一結論,至于外資進入是因為示范效應促進了內資企業能效水平的提高,進而導致行業能效的全面提高,還是僅僅由于能效水平較高的外資比重上升導致表面上提高,這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但由于無法得到進一步的數據支持,這一工作也只能留待后續研究中去完成。
六、結束語
【關鍵詞】工業化;重新重工業化;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2-099-02
先輕工業化,再重工業化,最后進入全面發達工業化是工業化過程的普遍現象,也是為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工業化歷程所證明的一般規律。我國由于當時的國際環境、經濟結構等方面的影響,走上了一條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即優先發展重工業,然后逐步發展輕工業,建立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后,重工業重新發展。雖然經過改革開放后近些年的迅速發展,我國仍然未能實現工業化。由于沒有強有力的工業支撐,造成一、三產業持續發展的動力不足。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人口大規模集聚,消費需求也在不斷提升,但是由于工業化水平不高,社會成員的人均收入水平沒有跟上需求的增長,造成了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不高,內需疲軟。為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必須建立發達的工業,重工業是工業的基礎和支撐,重新重工業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重新重工業概念的界定
所謂重工業是指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主要包括裝備制造業(機械設備制造業)和原材料、能源及化學工業豍。重工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其中原材料、能源和化學工業會消耗巨大的自然資源。但是裝備制造業不一定會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本文所講的重新重工業化即是以振興裝備制造業為核心,重點是高新技術產業,包括電子信息設備制造、精細化工、機電一體化等相關產品的研發,在此技術基礎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利用率的能源、原材料及化學工業的重工業化。
二、當前重新重工業化面臨的機遇
(一)就業結構調整的需要
當前我國的就業形勢嚴峻,據相關數據顯示,預計2012年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將達到6800萬人,創歷史新高。但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環境不容樂觀,就業困難的原因首先就是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低于大學畢業生供給增長速度,從而形成的周期性失業。其次是經濟結構升級速度慢,形成的結構性失業。重新重工業化振興裝備制造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能源利用率,建立強大的工業支撐和基礎,從而帶動一、三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是解決我國當前就業的根本途徑。
(二)城鎮化的進程加快
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必然趨勢,同時反過來也促進工業化的發展,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顯示,2011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47%,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在70%~80%。隨著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出臺,城鎮化也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城市數量的不斷增多,規模的不斷擴大,也客觀上帶動了房地產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對能源及原材料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另外,隨著城鎮化的加快,對基礎設施也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基礎設施既是工業化的前提,也是工業化的主要任務,這都將巨大的推進重工業的發展。
(三)已具備一定的資本優勢
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我國僅民間資本就高達3.3萬億元人民幣,我國當下的實際情況是有的大量閑置資金,但是缺少的是相應足夠寬的投資渠道。所以2009年以來在政府宏觀調控政策趨緊的情況下,具有高額利潤的房地產市場逐漸降溫,由于資金的逐利性,大量的閑置資金流入居民生活必需品領域,造成了生活必需品價格急速升高,從而出現了網友調侃物價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等網絡名詞的呈現,這都說明我國當下不缺少資金,相反具有一定的資本優勢,從而為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四)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
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對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居民對大件消費品的需求意愿日趨強烈。如住房需求,住房需求是城鎮化的主要動力之一,隨著此類需求的增長,與之相關的設備制造業、能源及原材料的供應及加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私家車的增加也對相應的重工業部門提出了快速發展的要求。
(五)農業現代化的要求
農業是基礎性產業,是一切工業部門的基礎,為二、三產業提供賴以生存的糧食和一定的勞動力。發達的現代農業是工業化的前提,也是工業化的主要任務,工業化的過程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過程,向農業部門提供先進的農業機械設備是工業反哺農業的重要途徑。我國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其發展水平不高,機械化程度低,生產技術相對比較落后,迫切要工業部門提供更多、更好的設備和技術來發展和實現現代農業,這就要求重新重工業化必須振興裝備制造業,尤其是高新的農業技術,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必要的發展條件。
(六)提升裝備制造業的需要
裝備制造業是重工業的重要組成,其發達程度是衡量一國工業化程度的重要標志。我國當前的裝備制造業落后,很多核心技術依賴進口,對我國工業化是一個瓶頸,振興裝備制造業的重要內容就是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打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制造業的轉移一般是先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然后轉移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重工業,在當下勞動力成本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國際重工業的轉移也為我國重新重工業化提供了重要的機遇期。
三、當前重新重工業化面臨的挑戰
(一)資源短缺且利用率不高
我國重工業化需要的主要礦產資源和相應的能源,相對于需求來說是極為不足,相當一部分都處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需要大量的進口,以石油為例,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的數據,2011年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度從去年的55%上漲至55.2%,我國2010年的能源利用率僅為32%,是發達國家的60%~70%豎。能源的利用率不高也是我國重新重工業化的挑戰之一。
(二)環境污染
自然環境受重工業的影響明顯,重新重工業化必然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工業三廢的增加給環境的治理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如何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保護環境是重新重工業化的重要課題。
(三)就業壓力
不可否認,重工業部門是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資本的有機構成較高,其創造的就業崗位和勞動力吸納能力遠沒有輕工業和第三產業高,短期容易引起經濟增長與就業不協調的現象出現。隨著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對工人的知識和技能要求也隨之不斷提高。就業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四、對挑戰的認識和對策
(一)保障能源的安全供應,同時開發新能源
國家建立戰略資源的一定儲備,建立穩定安全的能源來源地,并保證運輸的安全,確保國家的能源安全,同時改善能源結構,開發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實現能源供應的多元化和環保化豏。
(二)提高勞動力素質和技能
重新重工業化以振興裝備制造業為核心組成部分,以高新科技產業為重點,因此必須相應的提高就業主體的素質和技能,以適應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減少結構性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
(三)重新重工業化注重創新
重新重工業化應該以高興科技產業為主要振興對象,注重技術創新,以人力資本為主體,以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為目標,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技術更新,努力提高科技的貢獻率,實現裝備制造業的優化升級。
綜上闡述,當前中國重新重工業化機遇與挑戰并存,在面臨諸多挑戰的同時也適逢難得機遇期,當前的重工業化主要不是由政府推動,是市場調節的結果,是市場經濟的要求,重新重工業化從長期來開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的優化,有助于加快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全面發達的工業化的實現,必然引起人口的大規模集聚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形成對第三產業的巨大需求,使第三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必將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形成良性循環經濟,進而成為發達的現代化工業國家。
注釋:
豍簡新華,余江.重新重工業化不等于粗放增長和走舊型工業化道路——對吳敬璉研究員的質疑[J].學術月刊,2006(5).
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客觀現實出發,嘗試采用共同前沿函數法(Metafrontier Function Approach)來進行世界各國技術效率的比較研究。該方法于1971年Hayami和Ruttan首先提出概念框架,他們將共同前沿函數視為新古典經濟學生產函數的包絡線①,用以說明產業投入——產出關系的潛在生產力,這意味著所有具有不同技術環境的群組(國家、地區等),其生產者都有獲得共同技術的潛在可能性。雖然共同前沿法提出的時日不長、文獻不多,但已經有學者將這種方法應用于中國實踐,他們一般將我國的省級地區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部四大區域,從農業、區域創新體系、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物流業成本效率等角度,研究和比較樣本相對于區域隨機前沿面和共同前沿面技術效率的不同波動特點和變動趨勢,并通過比較不同區域的技術差距比證實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存在顯著的不同。在對我國工業效率進行研究時,學者們一般都采用傳統的前沿分析法,忽視了東中西部地區之間明顯的二元結構特征,把所有的樣本置于同一個包絡面,構造的前沿面不太科學和準確。本文在考慮到世界不同區域的經濟存在顯著差異的條件下,構造共同前沿函數模型,該模型能夠更加合理的比較不同發展程度的地區經濟效率。它在將研究對象科學分組的前提下,可以考察相似技術環境的組內生產效率差異;另一方面還可以考察可能的共同技術環境的整體生產效率差異,增加了研究的層次感,從而可獲得相對更為豐富的結論。
一、理論模型
共同前沿法是Rao等人于2003年提出,其基本思路為,設Y是m維產出列向量,x是n維投入列向量,假設有K(K>1)個地區,每個地區的技術水平表示為T(k=1,2,…,),由于技術水平代表著能將n個投入轉換為m個產出的能力,因此理論上存在一個能夠包絡各地區技術水平的普適性共同前沿。
二、中國與世界各國技術差距實證檢驗
運用DEAP2.1軟件以及62個國家的1980-2010年的數據進行計算整理得出以下結果:
由表1可以得知,從1980年到2010年,中國的技術效率不斷增加,由最后一欄也可以看出,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技術差距在不斷的縮小的發展規律。技術差距率變化主要分為二個階段:1980-1999年技術差距率值很小,說明技術差距很大;2000-2010年,技術差距率不斷增加,技術差距不斷減少。
三、原因分析
第一階段,從1980年到1999年中國與發達國家工業技術差距很大,平均水平大于0.6,且總趨勢上技術差距不斷擴大。第一,這一時期,正值我國“八五”計劃、“九五”計劃期間,是我國重化工時代前導時期,這個階段工業發展的重心在重工業,但是輕工業在工業中所占比重較大,我國輕工業技術水平并不高,主要以廉價的勞動力獲得比較優勢,所以中國與發達國家工業技術差距很大且不斷擴大。第二我國對外開放總體格局基本形成,形成了由沿海到內地、由一般加工工業到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總體開放格局,但我國開放水平還不高,無法從國際貿易中吸收先進技術,無法分享第三次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技術進步。第三,這一階段我國正值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初級階段,大量工人下崗,技術效率本應提高,縮小技術差距,但由于我國工人素質普遍不高,轉型階段企業管理的混亂,盡管從業人員減少,其實并沒有提高我國與OECD發達國家間的技術差距,反而技術差距拉大。
第二階段,從2000年到2010年處于技術差距追趕階段。中國加入WTO對中國縮小與發達國家技術差距作用非常大,在國際貿易根據比較優勢國際分工中,中國在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中可以迅速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技術差距;中國加入WTO還擴大了中國具有比較優勢行業的市場規模產生規模效應。中國從2000年開始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刺激了工業的發展,特別是重工業,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在 2000 年以來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重工業的比重在不斷提高。2000 年,第二產業比重首次超過 50%,達到 50.9%,全年完成工業增加值近 4 萬億元,其中重化工所占比重近 60%,為 59.9%。到 2001 年,重化工所占比重首次超過60%,達 60.5%,2003 年,已躍升至64.3%,2004 年已經達到 66.5%,重化工業在經濟發展中已經占據主導地位,工業重化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技術進步,增強了中國工業行業的技術吸收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另外我國稅制和企業體質改革在這段時期初見成效,市場經濟運行良好且充滿活力,企業管理效率提高,高等教育在這一時間階段推廣擴展,勞動力市場的用工機制得到改善,從業人員素質普遍提高。(作者單位:湖北大學商學院)
參考文獻
[1]王燕,謝蕊蕊.區域工業效率和技術差異研究——基于共同前沿方法的考察[J].產業經濟研究.2012(02).
[2]林毅夫,劉明興.經濟發展戰略與中國的工業化[J].經濟研究,2004(7)
[3]林毅夫,張鵬飛.適宜技術、技術選擇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D].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2005年5月.
注解
關鍵詞:傳統農區;城鎮化;產業結構;信陽市
中圖分類號:P901;F2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4)23-5902-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4.23.072
對傳統農區的研究目前已經成為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1],對傳統農區城鎮化的研究也較多,集中在國家和省級層面[2-4]。根據河南大學耿明齋的劃分標準,傳統農區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內太行山伏牛山以東、桐柏山大別山以北的地區,大別山和長江以北、隴海鐵路以南的蘇北和淮北地區,山東境內京滬鐵路以西地區以及縱貫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中部的廣大地區。傳統農區城鎮化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脫貧致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步驟和內容[5]。通過對市級傳統農區城鎮化的分析,提出傳統農區城鎮化發展應注意的問題和對策建議。
1 研究區概況
河南省是農業大省,是典型的傳統農區。信陽市水稻產量居河南省第一位,是國家糧食核心產區和河南省農村改革綜合試驗區,也是全國18個糧食生產超百億斤的省轄市之一,屬于傳統農區。信陽市東與安徽省毗鄰,南與湖北省接壤,有“三省通衢”之稱(圖1)。2011年底總人口851萬,常住人口611萬,城鎮人口221萬,鄉村人口389萬,城鎮化水平36.3%。信陽市的城鎮化速度要快于河南省和全國的速度,但城鎮化起步晚,城鎮化水平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也較低。
2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數據有全國、河南省、信陽市的城鎮化率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河南省和信陽市的城市基礎設施水平,信陽市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建筑業生產總值指數、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第二、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GDP的比例、信陽市DEM等,這些數據都是由對應年份、對應區域的統計年鑒整理而來。
研究方法主要是對比分析法,應用的指標有全國、河南省、信陽市城鎮化率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河南省和信陽市的城市市區燃氣普及率、用水普及率、建成區綠化普及率,信陽市三次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計算公式為產業產值的相對比重/產業勞動力的相對比重),具體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在下文具體內容中標注。
3 信陽市城鎮化現狀及傳統農區城鎮化特征
3.1 信陽市城鎮化現狀
由圖2可知,2001~2011年信陽市的城鎮化率一直低于全國和河南平均水平,2001年信陽市的城鎮化率低于河南省5.3個百分點,低于全國18.5個百分點,2011年信陽市的城鎮化率比河南省平均水平低4.3個百分點,比全國低15個百分點。由表1可見,信陽市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雖然發展速度很快,但人均GDP較低。信陽市不屬于河南省的中原城市圈,在河南省城市圈處于被邊緣化地區。反映城鎮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指標: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信陽市低于全國和河南省平均水平(圖3)。反映城市基礎設施水平的指標:城市市區燃氣普及率、用水普及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等,信陽市均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反映了信陽市城市基礎設施水平在河南省還是比較高的(圖4)。其中,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從2008年開始,每年都超過了《中國宜居城市科學評價標準》的10 m2,2009~2011年連續3年獲得中國十佳宜居城市,說明信陽城市生態功能比較完善。
3.2 傳統農區城鎮化典型特征
傳統農區第一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大,而且第一產業中種植業的比重占較大比例。種植業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農民占總人口的比重大,所以傳統農區城鎮化水平較低,一般情況下,都會低于全國和全省的城鎮化平均水平,在省級層面上,都是倒數幾位。工業化和現代化對城鎮化有較大的促進作用,我國傳統工業化是以重工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超過輕工業的發展,這種工業化發展模式損害了農業的發展,忽視了工業對農業的帶動作用,把農業的發展排除在外,這就導致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滯后,不利于城鎮化的推進。但是傳統農區工業化的發展較為緩慢,而且是以農業原料為基礎的輕工業為主,所以,傳統農區可以跳過中國傳統工業化的老路,避免了我國傳統工業化過程對農業的損害,總而言之,傳統農區城鎮化起步晚,產業結構不合理對城鎮化發展有很大的阻礙作用,城鎮化質量較低,但農業基礎較為穩固,對城鎮化的發展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在找對發展路徑之后,城鎮化的發展潛力巨大。
4 信陽市城鎮化發展制約因素
4.1 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不合理
城鎮化率雖然表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但實際上是反映了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6],故選取第二、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GDP比例和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兩個指標來分析信陽市的城鎮化發展機制。由表1可知,信陽市2001~2011年第二、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GDP的比例的變化并不大,在68.4%~74.7%之間波動,平均值為72%,而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有較大提升,從2001年的39.3%增長到2011年的56.1%,年均增長1.52%,信陽市2001~2011年的城鎮化率年均增長1.56%,表明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與城鎮化率呈現同步增長趨勢,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城鎮化的貢獻較大,但兩者從業人員的比例較低。建筑業生產總值增幅較大,對城鎮化的推動作用較大。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不合理限制了其城鎮化發展。
4.2 第二、第三產業的產出效率較低
比較勞動生產率是衡量某一產業產出比重和就業比重之比,反映出產業的產出效率和勞動密集度的狀況[7]。比較勞動生產率分析是借鑒西蒙?庫茲涅茨相對國民收入的概念,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值越大,說明產業勞動生產率越高,其計算公式為:
Ei=Gi/Li,i=1,2,3 (1)
式(1)中,Gi為i部門的國內生產總值比重,Li為i部門的勞動力比重,Ei為i部門的勞動生產率。
根據西蒙?庫茲涅茨的實證分析,在大多數國家,第一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都低于1,而第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大于1。在工業化階段,第二產業創造的國民收入比重及占用勞動力比重都會提高,其中前者上升速度會快于后者。在工業化后期特別是后工業化時期,第二產業的國民收入比重和勞動力比重會不同程度地下降,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會持續上升。表2是信陽市2001~2011年的三次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由表2可見,第一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是小于1的,第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都是大于1的,符合西蒙?庫茲涅茨的實證分析。但是,按照庫茲涅茨的理論,在工業化和工業化后期第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是逐漸增大的,而信陽市的第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從2001年的2.73、1.34降低為2011年的1.63、1.05,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很不完善,還處于初級階段,說明了信陽市第二、第三產業的生產率較低,勞動密集度有待提高。
4.3 地形的制約
信陽市位于河南省最南部,地處大別山北麓與淮河上游之間,位于北緯30°23′―32°27′,東經113°45′―115°55′。西部的桐柏山和南部的大別山構成的豫南山地占全市總面積的37.0%。中部丘陵崗地(合肥―潢川盆地西半部分)占全市總面積的38.4%,北部是平原和洼地,洼地主要分布在淮河兩岸,分別占全市總面積的17.0%和7.6%(圖5)。大面積的山地丘陵是其城鎮化率低下的重要制約因素。
5 傳統農區城鎮化發展對策
傳統農區的城鎮化發展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各級政府應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發展城鎮化。搞好傳統農區農業產業化和有選擇的工業化、現代化,最終推動傳統農區的經濟發展,造福于民。
1)制定與地方實際相符的城鎮化率目標和進度。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很多城市環境不斷惡化,也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惡果,傳統農區更應該密切關注城鎮的發展是否與當地實際情況相符,不能盲目地追求高城鎮化率而制定高目標,以免得不償失。
2)合理調整三次產業結構。當前,傳統農區普遍面臨產業結構升級的問題,主要是第二、第三產業的生產率亟待提高。對于一些環境優美、旅游資源豐富的地區可以適當減少發展工業,搞好第一、第三產業的深層優化,同樣可以為地區城鎮化做出很大貢獻。
3)推進農業產業化,尤其是發展以農產品深加工為主導的輕工業。傳統農區農產品豐富,農產品深加工的附加值要比單純的糧食生產經濟效益高很多倍,發展輕型工業有利于農民在當地縣、鎮就業,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農民向市民轉化。
4)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土地是農區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傳統農區人口較多,而土地資源有限,隨著《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頒布和實施,傳統農區容易被劃入農產品主產區,將在很大范圍內限制進行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城鎮化開發,更凸顯了人地矛盾[8]。如何在被限制開發的情況下發展城鎮化將是傳統農區未來發展的重要問題。
5)大力發展鄉鎮城鎮化,走精致發展道路。傳統農區居民居住較分散,不利于市政設施的建設,新農村建設政策是解決這一問題很好的對策。傳統農區的城鎮化發展應緊密聯系農區,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推動城鎮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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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unctional foods, and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characters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the functional foods.
關鍵詞:功能食品;功能;安全性;評價
Key words: functional foods; function; safety; evaluation
中圖分類號:TS218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04-0044-01
0引言
功能食品(functional food)一詞是近幾年來使用頻率相當高的一個名詞,在我國輕工業中長期發展綱要有關“食品工業科技發展戰略目標”中曾提出“調整食品工業和產業結構,開發方便食品、功能食品和工程食品等各類新產品”,也提出了“功能食品”這一概念,說明了它是未來食品工業發展趨勢之一。
隨著食品工業的迅猛發展和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伴隨飲食帶來的一些疾病,特別是心血管疾病、高血脂、肥胖癥、糖尿病、癌癥等與飲食關系密切的富裕病的發病率的增高,危害著成年人、老年人的健康。因此,一些國家的政府機構提出,食品的攝入不僅僅再是為了攝入必需的營養素維持生存,而且還要求食品同時具有調節機體生理活動的功能。因此,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功能食品,必將成為食品工業的一個長久而深遠的研究課題。
1功能食品
功能食品的概念最早由日本提出,日本厚生省提出的定義是:功能食品是具有與生物防御、生物節律調整、防治疾病、恢復健康等有關功能因子,經過設計加工,對生物體有明顯調整功能的食品。歐美國家將其稱為“健康食品”,我國成為“保健食品”,雖名稱不同,但可以等同為一個概念。縱觀功能食品的發展歷史,它大體可分三個階段,也可分為三代產品:
第一階段的功能食品主要是各類強化食品,這是最原始的功能食品,僅根據食品中各類營養素或所強化的營養素的功能來推斷該類食品的功能,沒有經過任何實驗予以驗證,目前我國的多數功能食品均屬于此中,而日、美已將此類列入一般食品之中。
第二階段功能食品,經過人體和動物試驗證明它具有某項生理調節功能,相當于日、美等國強調的真實性、科學性。我國存在少數此代食品。
第三階段功能食品,不僅需要經過人體和動物試驗證明它具有某項生理調節功能,還需明確具有該項功能的功能因子(或有效成分)的結構及其含量,并且要求功能因子在食品中應有的穩定的形態。目前歐美、日本等國都在大力發展第三代功能食品。我國尚未見到自己研制、開發的第三代功能食品。
2功能食品的有效成分及功能特性
2.1 纖維素功能作用:①整腸作用。消除便秘,抑制有害物質吸收并促進排泄,提高免疫力。②調節血糖。預防糖尿病。③調節血脂。降低血脂,血膽固醇,降血壓,預防膽結石發生。
2.2 低聚糖(低聚果糖、低聚葡萄糖、聚異麥芽糖、帕拉金糖等)功能作用:①整腸作用;②預防齲齒(無蔗糖);③;促進乳酸菌和雙起桿菌增值的作用。
2.3 糖醇(麥芽糖醇、山梨糖酸)功能作用:①防止肥胖;②預防齲齒;③低熱量。
2.4多不飽和脂肪酸(α-,γ-亞麻酸,EPA(C20:5),DHA(C22:6) )等功能作用:①降低血壓、血脂;②;防癌、防皮炎、防止血小板凝集;③對大腦發育有積極作用。
2.5 蛋白質和肽類蛋白質:SOD、轉鐵蛋白質、免疫蛋白質、溶菌酶等。肽類:萃產素具有萃產作用,加壓素,一些激素等。
2.6 配糖體(大豆配糖體、杜仲液配糖體)功能作用:①降低血壓;②抑制LPO生成;③調節肝臟能;④其它一些具有抗疲勞、促進造血機能的作用。
2.7 酚類和醇類(1)茶多酚。①預防齲齒;②消除口臭;③降血壓血膽固醇。(2)十八碳醇。①增強機體耐力;②提高基礎代謝率。
2.8 復合質脂(大豆、磷脂、卵黃脂)改善血清支支代謝,預防動脈硬化,改善肝臟脂質代謝功能。
2.9 乳酸菌類功能作用:①整腸;②降低膽固醇;③防止乳糖不耐癥。
2.10 礦物質(Se,Ca,Fe,Cu等)總之,這些功能因子很多,總結一下具有以下12種作用:(1)降低膽固醇;(2)延緩衰老;(3)咀嚼功能改善;(4)整腸作用;(5)降壓;(6)消除口臭;(7)防止齲齒;(8)消炎增加免疫力;(9)肝功能改善;(10)抗疲勞; (11)改善視力; (12)醒腦。
3功能食品的評價
功能食品的概念提出不過是三十年的歷史,總的來說,各國對功能食品持謹慎態度。面對市場上大量功能食品的出現,專家們認為對它的評價要涉及到對其功能的評價和對其安全性評價。
3.1 功能性評價功能性評價就是分析功能食品的有效性,評價項目和方法依功能食品的品種而定。一般包括組方配伍的合理性分析、有效成分的結構及定量分析、動物實驗驗證和相應的人群驗證統計資料。以抗衰老功能食品為例,功能性評價需進行:體外細胞培養增代試驗;果蠅、家蠶喂養增長壽命試驗你;內臟、脊髓脂褐素斑計數或脂褐素含量測定;紅細胞SOD活性測定;免疫力增強方面試驗;強壯作用試驗;內分泌調節方面試驗等。
3.2 安全性評價進行五個方面的評價:(1)急性毒性;(2)慢性毒性;(3)消化吸收試驗;(4)代謝試驗;(5)蓄積毒性試驗。
3.3 營養與衛生學評價對一個功能食品僅作功能性評價,而不做營養成分分析,是不夠全面的。功能食品作為食品的一種,其研究與開發,首先應注意口感指標;同時,食品的基本屬性決定其必須有營養。所以,必須對功能食品的營養成分作全面分析,包括三大營養素含量及各種氨基酸、維生素、微量元素的測定。
綜上所述,全面的功能食品評估應包括功能性評價、安全性評價、營養及衛生學評價。功能食品的定性、定量化評價是優質功能食品的突出標志,是社會和消費者選擇、評判和監督功能性食品生產企業的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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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城市化;動力機制;新疆;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 F29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13)02-0149-05
一、相關文獻回顧
城市化是由產業分工與技術進步引起的人口和非農活動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地域景觀和城市文明的擴張過程。關于城市化的概念,由于研究它的學科不同,迄今為止學術界仍沒有形成統一的定義。Friedman(1967)認為城市化應該是實體性城市化與抽象性城市化的統一。Hudeson(1969)認為城市化是人類社會從傳統農業生活方式向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轉換過程。Henderson(2005)認為城市化是農村自然經濟向城市工業化經濟的空間轉換過程。徐學強(1997)等認為城市化是人口向城鎮集中的過程。謝文蕙,鄧衛(1996)認為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變革引起的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居住方式改變的過程。綜上所述,城市化應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人口及非農經濟活動向城市集中、城市型地域景觀擴大的過程;二是城市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向其農村腹地的擴散傳播過程。
城市化動力機制是推動城市化發生和發展所必需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的總和。國外學者關于城市化動力機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Lewis,1954),該模型認為城鄉之間的生產率差異是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但低效率的勞動力分配制度阻止了城市化的發生。Krug-man(1991)認為運輸成本的下降導致勞動力向核心區集聚。而Henderson(2005)認為內生性的技術進步、經濟增長以及人口增長是城市化主要的動力因子。Scott(2001)認為,工業化過程中的產業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所引起的集聚經濟效益是城市化動力。我國學者根據城市化的推動主體與組織主體,將我國城市化動力機制分為不同的類型,如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型、市場主導的自下而上型;根據動力來源不同分為“外生城鎮化”與“內生城鎮化”;根據產業結構轉換過程,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可以分為: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城市化的基礎動力,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服務業是城市化的后續動力。
在研究方法上,Lewis(1954)通過外生給定城鄉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建立靜態模型來分析欠發達地區的二元經濟問題;與二元經濟模型不同,新經濟地理學者將地區之間生產率差異內生化,在D-S模型以及冰山成本等假設條件下建立起靜態模型,然后運用動態演化方法分析模型均衡的穩定性(Krugman,1991;Puga,1999);Henderson(2005)在外生給定儲蓄率的條件下建立內生增長模型,求解城市化過程中的決定因素,并通過建立OLG模型來研究收入不平等對城市化的影響。我國學者主要通過建立指標體系,應用主成分分析法或者層次分析法將多個因子簡化為幾個主要因子,然后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研究城市化與各因子之間的關系(薛鳳旋等,1997;張杰等,2010)。
國外學者關于城市化動力機制的經典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側面上的理論模型研究,且這些模型均來源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國內學者將城市化與其各動力因子之間的關系界定為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而忽略了城市化與各動力因子之間循環累積的動態因果關系。因此,為了彌補現在研究的不足,本文將嘗試作以下幾方面的努力:一是對城市化與其動力因子之間累積循環的動態因果關系進行定性分析;二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對1992-2011年新疆城市化與各動力因子的原始數據進行處理與檢驗,并建立VAR模型,以準確分析近年來新疆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為政府部門提供科學的政策依據。
二、城市化動力機制的定性分析
現代城市經濟學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城市化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工業化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服務業是城市化發展的后續動力。因此,農業現代化、工業化以及服務業的發展是推動城市化發展的主要動力因子,但這并不意味著各動力因子與城市化之間只存在單向的因果聯系。其實,城市化與其各動力因子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長期動態演化關系。
(一)各動力因子對城市化作用機理
1979年美國地理學家諾瑟姆發現,對于世界各國的城市化過程,可以概括為一條被拉伸的“S”型曲線,可以將城市化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在城市化初期,農業為城市化提供非農產業所需的原材料、資本積累、勞動力等要素以及非農業人口所需的商品糧,農業現代化是城市化發展的基礎動力。在農業提供了基礎動力之后,工業化便成了城市化的主要動力。這一階段的城市化主要靠傳統工業的擴大再生產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集中。隨著經濟發展,專業化分工與生產社會化刺激了與之相適應的服務業發展,吸引農村以及城市的剩余勞動力到該領域就業。由于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和服務業勞動密集型的技術特點,服務業逐漸取代工業成為城市化的后續動力。需要強調的是,農業、工業以及服務業并不是獨立地存在于城市化的各個階段,而是各動力因子幾乎同時存在于城市化的各個階段,只是不同階段各因子所發揮的作用不同而已。
(二)城市化對各動力因子的反饋機制
城市化對各個動力因子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的集聚經濟效益;二是城市的規模經濟效益。集聚經濟效益主要是指多個企業集中在同一個城市,彼此之間由于存在前后向關聯效應、共享專業化勞動力隊伍以及技術外溢而產生的高效率。規模經濟效益主要是指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的各項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不斷提高。因此,城市化可以為工業發展提供集聚經濟效益,而工業化與城市規模的擴大可以為服務業提供必需的市場門檻。工業與服務業的發展又為農業提供新技術與先進的生產工具,促進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進一步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集中,促使城市化的發展。
綜上所述,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工業化、服務業之間存在一種循環累積的因果關系。長期來看,四者之間“螺旋式”的發展過程既表現為人口不斷由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向高生產率的非農業部門轉移,也表現為全社會各部門總體生產率水平提高的過程。前者即為城市化外延式增長的過程,后者是城市化內涵式增長的過程。因此,在對城市化動力機制進行定量分析時,既要考慮到各動力因子對城市化直接影響,也要考慮到各動力因子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對城市化的間接影響。
三、新疆城市化動力機制的定量分析
(一)變量的選取、數據的處理及檢驗
1 變量選取與數據處理的說明
根據可操作性和針對性的原則,選取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代表城鎮化水平(UR),選取人均農業機械總動力代表農業現代化程度(AG),選取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例作為工業化指標(IN),選取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作為服務業的指標(SE)。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新疆統計年鑒》(2005-2012),《新疆五十年》(1955-2005)。數據采集的時間跨度為1992-2011年。為了消除異方差,對變量取對數即LNUR、LNAG、LNIN以及LNSE。
2 平穩性檢驗
以時間序列數據為依據建立VAR模型,首先要保證變量是平穩的,否則將產生謬誤回歸現象。運用ADF檢驗方法對LNUR、LNAG、LNIN以及LNSE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單位根檢驗的結果表明,時間序列LNUR、LNAG、LNIN以及LNSE都為非穩定序列(P值大于0.05)。對一階差分后的四個時間序列進行ADF檢驗,則都顯示為平穩序列,說明DLNAG、DLNUR、DLNSE以及DLNIN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本文建立關于DLNAG、DLNUR、DLNSE以及DLNIN的VAR模型來分析農業現代化、工業化、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之間的動態關系。
3 滯后結構檢驗
對平穩序列建立VAR模型,無需進行協整分析。但需確定模型的滯后階數。表2顯示出直至最大滯后階數的各種信息標準,表中帶“*”的數據表示最優階數。因此,本文的最優滯后階數為0。
(二)VAR模型的參數估計及檢驗
1 模型的參數估計
根據Eviews6.0軟件的估計結果,可以將方程寫為如下形式:
如方程所示,三個方程經調整的擬合優度較高。因此,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模型進行下一步的分析。
2 模型的穩定性檢驗
在建立VAR模型后,應檢驗模型的穩定性。常用AR根圖來檢驗模型的穩定性。如果VAR模型所有的根模倒數都小于1,即都在單位圓內,說明模型是穩定的。否則,模型是不穩定的。Eviews6.0軟件輸出的圖形顯示,所有單位根都落于單位圓內,因而VAR模型滿足穩定性條件(圖略)。
(三)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分析
1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由于VAR模型是一種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在分析VAR模型時,一般不分析變量間的相互影響,而是分析一個隨機誤差項發生變化對系統產生的動態影響,這種分析方法稱為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方法。
從圖1可以看出,給農業生產率一個正單位沖擊,城市化幾乎不產生任何響應。這表明新疆農業現代化對城市化幾乎沒有影響,這與新疆現實相符。新疆屬于干旱地區,農業生產活動主要是季節性的,這就決定了新疆農村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難以有效轉移。據有關學者測算,2009年新疆農村剩余勞動力為281.80萬人,在疆內的就業比例占90%以上,其中,轉移到新疆城市就業的比例僅為11.5%,且城市的就業多具有季節性與兼業性的特點。這將導致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鎖定在低收入的陷阱中,造成新疆城市化的推力不足。
從圖2可以看出,給工業化程度一個正單位的沖擊,新疆城市化也幾乎沒有產生任何響應。這說明新疆工業化發展也幾乎沒有影響其城市化進程,這是因為新疆工業結構不合理所造成的。一直以來,新疆工業結構存在輕工業偏輕、重工業偏重以及產業地方化不足等問題,以至于工業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有限,進而無法成為城市化的根本動力。1992-2011年期間,新疆工業部門中就業人口所占比例一直處在13%-15%之間。
圖3顯示,城市化對服務業變化的響應路徑。若本期給服務業一個正單位的沖擊,那么新疆城市化將在第2期達到最高點(0.005196),第三期達到最低(-0.008226),之后服務業對城市化幾乎無任何影響。這表明,短期內服務業對城市化有正的拉動作用,但長期內作用并不顯著。這與新疆服務業的特點相符。在2011年新疆服務業產值的構成中,生產型服務業產值占總產值的33.69%,消費型服務業產值。占21.73%,科教文衛等事業單位產值占44.57%。因此,新疆服務業存在“虛高”的特點,這就導致長期內服務業對新疆城市化作用不明顯的結果。
2 方差分解分析
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是通過分析每一個隨機誤差項的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進一步評價不同沖擊的貢獻度。圖3是變量城市化水平的方差分解結果。該圖顯示了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工業化以及服務業發展對城市化變動的貢獻度。圖中橫軸表示滯后期數(單位:年),縱軸表示四個內生變量對城市化的方差貢獻率(單位:百分數)。
從圖3中可以看出,從第1期到第3期,城市化對其自身的方差貢獻率由100%降低到75%。服務業對城市化的貢獻率在第3期達到了最高為18.65%,從第4期到第5期又呈現下降的趨勢,第五期之后開始穩定在15%左右。工業化對城市化的貢獻率從第6期開始穩定在3%左右,農業現代化對城市化的貢獻率從第6期開始穩定在6%左右。這表明城市化對其自身的貢獻率最大,其次是服務業。這與新疆實際相符。改革開放以來,新疆服務業迅速發展,服務業從業比例由1978年的13.61%增加到2011年的35.71%,增加了22.1百分點。與此同時,農業的從業比例由72.06%減少到48.66%,減少13.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新疆服務業不僅僅吸收了由農村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而且吸收了大量城市中的待業人員。因此,服務業成為近幾年新疆城市化的最主要的動力。
一、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
1.傳統失業理論
在西方經濟學中,以“薩依定律”為基礎的充分就業理論是傳統失業理論的代表。1803年,薩依提出“供給會自己給自己創造需求”的論斷。他認為,勞動的供給,在市場供求機制的自發作用下,會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不會出現勞動供求的長期失衡,即長期內不存在失業。之所以存在失業現象,是因為工資水平定在了不恰當的位置上。當實際工資過高時,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就會大于需求。如果工資水平可以隨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運動而向下調整,則勞動需求就會增加,失業就會慢慢地消除。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工資水平的自然運動受到了干擾,所以才產生了失業,如果排除了外在因素對工資運動的干擾,工資的自然運動就會消滅。失業的現象正像生產會自然創造出需求一樣,工資的運動會實現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平衡。
2.有效需求不足失業理論
凱恩斯的失業理論從“有效需求不足”出發,否定了傳統失業理論“供給會自己給自己創造需求”而實現充分就業的觀點。他認為,現實的失業除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還存在著第三種情況――非自愿失業。它是指愿意接受現行工資水平,但卻無工作可做而產生的失業。在凱恩斯看來,僅靠市場自發的力量,不能達到供給與需求的均衡狀態,從而不能形成足以消滅非自愿失業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有效需求。他指出,由于工資拒下剛性的存在,要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帶來的非自愿失業,最好辦法是政府干預經濟,采取赤字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增加政府開支,降低利息率,從而刺激消費,增加投資,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3.凱恩斯之后的失業理論
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現象使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失去了解釋力,很多經濟學家開始尋求新的失業理論來解釋失業和通貨膨脹并存的現象。在此背景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在就業理論方面提出了“自然失業率”假說,認為即使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也存在一種自然失業率,其在現代社會中會始終存在,但并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量,主張發揮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依靠降低自然失業率的水平來增加就業;除此之外,發展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和托達羅探討了二元結構發展模式下的失業問題,認為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失業問題,而加快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可以增強其吸納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的能力,達到解決二元結構失業問題。我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型國家。對于像我國這樣存在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國家來說,該理論有很大的借鑒與參考價值。
顯然,現有的理論在解釋失業問題上還存在很多爭議,任何單一理論都無法對其進行完全的概括,但是,這對于我們分析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就業形勢卻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當前就業形勢分析
我國面臨的就業問題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復雜,它集中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轉軌國家的就業矛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置身于我國的客觀環境分析影響就業的因素才能予以正確的把握。目前,我國日趨嚴重的就業形勢基本可以歸因于外部沖擊、制度、結構相互作用的結果。
1.宏觀經濟下行導致就業壓力加大
受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和國內經濟進入下行周期的雙重影響,結構性生產過剩、有效需求不足成為我國當前經運行中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率下滑而導致的有效供給不足;居民可支配收入特別是持久性收入的增長放緩而導致的消費結構斷層和有效需要不足;國內信貸總量萎縮導致的社會投資不足,外部需求下降而導致的貿易出口減速和產能過剩,截止2009年2月,我國外貿出口連續3個月下滑,為十年首次。以上原因直接導致我國國內勞動力市場面臨嚴峻的沖擊,大部分地區,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工廠停工半停工現象加劇,勞動力需求呈持續萎縮態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月10日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顯示,2009年1月份CPI同比上漲1%,較上個月回落0.2個百分點,創31個月來新低,這是自去年5月以來CPI增幅連續9個月回落,通貨緊縮的壓力明顯顯現。一旦經濟陷入通貨緊縮,一方面將使商品和勞務的價格變得便宜,而由于這種價格下降并非源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因此必然減少經營部門收入并相應減少從業人員收入,迫使經營部門縮小經營規模,導致大量失業:另一方面,收入增長緩慢必然影響社會消費,而消費需求不足,又反過來加劇通貨緊縮,產生惡性循環,使人們看淡經濟前景,影響投資特別是非政府部門的投資。目前,通貨緊縮對收入、投資和消費,尤其是對就業的負面影響已經初步顯現出來。
2.國民經濟增長拉動就業作用減弱
觀察經濟增長帶來的就業效應最重要的指標是就業彈性,就業彈性反映了經濟增長率與就業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奧肯定律描述的失業率和實際GNP之間的交替關系,其中所暗含的“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就業”假定在中國的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都存在問題。通過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的效應分析表明,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經濟增長與人口就業變動之間存在較強的非一致性: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就業彈性呈現下降的趨勢。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每一個百分點的城鎮經濟增長能拉動就業增長約03個百分點,而到本世紀,則只能拉動約0.2個百分點。這說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擠就業的。
3.二元經濟結構弱化就業政策效果
在此次經濟危機中,勞動密集型的外向企業受到的沖擊最大,而此類企業恰恰是吸納農民工就業的主體。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制度缺陷,農民工就業近年來呈現出非正規化特征,據研究,在城市就業農民工靈活就業比例占農民工總量的近2/3,約9000萬人,這對推行積極就業政策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由于這部分人很難在現行就業統計體系中反映(例如:如果考慮農民工失業情況,2008年實際失業人數將可能是登記失業人數的2倍),容易導致失業的嚴重程度被低估;另一方面,由于農民工就業地與戶籍地分離的特點所導致的較大的區域流動性,加大了積極就業政策落實到他們頭上的難處,容易使地方政府
將外地農民工排除在政策扶助目標群體之外。
4.產業結構調整加大就業難度
中國經濟目前不僅要抵御衰退,更要促進和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其在勞動力市場所表現的特征便是專業化程度的提高,而專業化程度提高帶來的結構優化、產品更新、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等,都要求對勞動力進行重新配置,這無疑將使得失業的矛盾集中地顯現出來。另外,由于專業化對熟能生巧的正面影響,改行也意味著過去的專業經驗突然變得無用,而新入行者永遠趕不上那些有專業經驗的人,因此再也難以找到就業機會。也就是說,一旦失業,就失去了邊干邊學的機會,因而效率更低,形成惡性循環。更重要的是,以上兩個方面的因素將更加強化傳統勞動力市場的二元性特征,即高層次勞動力與低層次勞動力的市場分割。數量龐大的低層次勞動力由于素質太低和缺乏培訓等因素,其低素質呈現固化趨勢,難以順暢的向高層次勞動力市場流動,因而面臨工資低下、供給過剩的局面;而高層次勞動力由于勞動效率高,邊際產出大,則呈現高工資,供給短缺的局面,從而出現結構性失業和勞動力短缺并存的現象,進一步加大促進就業難度。
三、產業振興計劃對促進就業的啟示
美國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已對我國經濟實體產生明顯的沖擊。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出口下降影響到2000余萬農民工就業之外,城鎮調查失業率很可能上漲1個百分點。”正由如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在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形成的積極就業政策基礎上,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把保增長、調結構和擴內需與擴大就業緊密的結合起來”。從現實角度看,此次經濟危機對就業的沖擊要大于對GDP的沖擊,產業振興規劃的醞釀與實施,對妥善解決好就業問題,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有巨大作用。
醞釀振興規劃緣于九大行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就業看,即使不包括農民工,九個產業的直接城鎮從業人員也達到了3615.6萬人,占城鎮從業人員總量的30%。輕工、食品、造紙、家具、家電等行業,涉及2億農民市場。僅輕工行業就可吸收農民進城務工2000萬。產業振興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必將對我國就業的改善幫助巨大。其意義及啟示有如下五點:
1.以加快服務業發展推動就業
相比于工農業,服務業的增長不僅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最大,吸納就業的潛力也最大。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大,勞動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并存,在吸納勞動力方面有獨特優勢,應成為擴大就業的主攻方向。
目前,在全國從業總人口中服務業直接從業人員所占比例并不高,但其穩定強勁的增長趨勢是非常直觀的。諸多產業直接從業人員占該年度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都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只有社會服務業等少數行業保持穩定的增長趨勢。此外,服務業的發展不僅具有直接吸納就業的能力,還具有很強的關聯作用,帶動了諸多相關產業的發展,由于服務業的發展對各個相關產業具有一定的中間需求,從而推動了相關產業的生產擴大,引致相關產業大量的就業需求增加,因此,搞好服務業的發展對于吸收勞動力,解決就業壓力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現代服務業通過擴展產業鏈的形式,通過產業鏈前后向關聯的就業形式延伸到我國各個城市,因此要充分認識并且充分發揮服務業的就業效應。對于服務業來說,那些產業鏈組織形式越長的行業,帶動就業就越多,生產業經營拓展的越多,帶動的就業也越大。
2.長產業鏈產業對就業帶動作用明顯
產業鏈理論是隨著企業分工和價值分配而展開的。產業鏈更多的體現在價值創造過程中,基本等同于產業價值鏈的定義。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是這一解釋的創造者。他認為每一個企業都是用來進行設計、生產、營銷、交貨等過程及對產品起輔助作用的各種相互分離的活動的集合,也就是說,任何企業的價值鏈都是由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創造價值的活動構成,這些活動分布于從供應商的原材料獲取到最終產品消費時的服務之間的每一個環節。產業鏈的價值體現在產業鏈的層次,亦即產業鏈的長短;層次越多,產業鏈越長,表明加工可以達到的深度越深,價值的創造也就越大。在此概念下之典型代表,莫過于汽車產業。作為中國產業鏈最長的產業,汽車業對GDP貢獻巨大。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汽車產業從業人員有291萬,相關從業人員達3000萬,創造產值占GDP的2.31%。汽車制造增加一個崗位的就業,能增加約10個相關行業的勞動力崗位。不僅僅有利于本行業就業的改善,亦可帶動相關行業就業的改善。這種示范作用的意義在于,不僅增加了勞動力數量,而且對行業勞動力結構之穩定有積極作用。
3.輕工產業振興推動就業,中小企業成為主力
輕工業是以生產生活資料為主的加工工業群體的總稱,是制造產業結構中的一大分類,涵括的行業眾多,包含食品、造紙、家具、家電等40多個行業,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輕工業受到的影響首當其沖,出現出口下滑、虧損上升、停產關閉、就業減少等連鎖反應。所以,輕工業振興規劃的出臺尤為重要。輕工產業是國內解決就業的主要力量,全國從業人員超過3,500萬人。由于輕工業多數行業與農村關系密切,所以輕工業的發展不僅帶動了相關的農業發展,還帶動相關就業超2億人。而在輕工行業中又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創造就業的主體就是中小企業。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蓬勃發展的民營中小企業創造了8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吸納了從農村流入城市的1億多農民工。而抵抗風險能力的天然不足使其受到經濟危機的沖擊最大。一場金融危機,讓中小企業倒下了一片。廣東省中小企業局的統計數據表明,2008年1到9月,廣東省內倒閉的企業超過6萬家,這帶來的最為嚴重的問題就是就業崗位的大量損失。為避免此種情況對就業的不利影響,輕工產業的振興勢在必行,將其納入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可謂是恰逢其時。
4.全面試行消費刺激政策,凱恩斯失業理論仍具現實意義
針對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致非自愿失業,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采取赤字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增加政府開支,降低利息率,從而刺激消費。增加投資,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我國當前面臨的結構性產能過剩主要集中于生產低端消費品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這也是吸納勞動力市場二元性特征下低層次勞動者就業的主要領域。本次經濟刺激計劃是以政府投資為主導,對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作用有限,這對于緩解由于產能過剩導致的蕭條性失業并無針對性效果。結構性產能過剩帶來的失業問題必須通過拉動內需,有效需求擴大等方式來解決。凱恩斯主義在當今亦可供現實操作。建議在全面評估南京、杭州、深圳等地發放消費券的積極政策效果之后,適時出臺增加居民收入的全面消費刺激計劃,促進服務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穩定,有效擴大城鄉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