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重要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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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糧食安全重要意義范文

一、對糧食購銷工作重要意義的認識

“民以食為天”，這句流傳幾千年的古語道出了糧食購銷工作的重要意義。國有糧食購銷企業作為公益性企業的性質，承擔了國家賦予的重要工作職責，概括起來就是兩點：一是保證國家“糧食安全”，二是維護農民“收入安全”。國家“糧食安全”與農民“收入安全”是相輔相成、互相制約的，沒有農民的“收入安全”就不可能達到國家“糧食安全”，而要國家“糧食安全”必須保證農民“收入安全”。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要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維護農民“收入安全”，必須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方面當市場出現有效供給不足或出現天災人禍時，國有購銷企業能夠滿足基本的民生，保證老百姓吃得上，能夠維持生存；另一方面，當市場出現有效需求不足時，國有購銷企業通過“吞吐”，實現產銷銜接，保證農民產糧賣得出，維護農民“收入安全”，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

二、如何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認識

在近半年的工作中，我到糧庫工作了一個月，從所見所聞中，我覺得糧食購銷的基礎工作都是由糧庫承擔的，可以說糧庫是糧食購銷企業的一線部門，對于做好糧食購銷工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總起來說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1、認真收好糧

要嚴格執行《國家糧食收購政策》，做到價格公開、質量標準公開、驗糧公開、計量公正、以質論價；嚴把收購質量關，不合格的糧食不準入庫，保證了收購質量；按時結算農民交售糧食價款，確保一手交糧，一手付款，維護農民的利益。

2、服務好農民售糧

要樹立服務意識，為售糧農民提供優質的售糧服務，要為農民提供茶水和糧食整曬工具，方便農民售糧。在收糧過程中，落實崗位責任，堅持早開門，晚關門，確保售糧農民隨到隨收，隨收隨結，決不留糧過夜，不給農民打白條。

3、保管好糧食

對收進來的糧食，要切實保管好，這里面關鍵做好“安全生產”和“一符五無”糧倉工作，確保所有庫存糧食萬無一失。要建立健全保糧制度，認真執行糧情“三觀、七測、半月化”的檢測制度，實行危糧限期處理制度。要求責任保管員對糧情至少三天進倉一查，保管組檢驗員七天一查，并逐倉逐垛扦樣，現場查看糧情，發現問題及時處理，把儲糧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保證糧食安全。

4、做好糧食購銷工作

在糧食購銷市場化的情況下，糧食購銷企業要增強企業市場競爭能力，抓好糧食訂單合同工作，確保有糧源。要堅持“購得進、銷得出、有效益”的原則，多收糧、收好糧，多銷糧、產效益。

三、近半年的工作體會

在近半年的工作中，在熟悉公司情況、提高認知的基礎上，我感受了公司良好的工作作風，看到了老員工的愛崗敬業精神，自己增強了組織紀律性，覺得要當好一名員工，做好自己的工作，為公司發展做貢獻，自己必須做到以下三點。

1、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覺悟

經過近半年的工作，我懂得了學習的重要性，要在學習中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要把學習作為一種政治責任、精神追求和立身之本。要認真學習黨的理論知識，還要學習市場經濟知識、社會管理知識、科技知識、法律知識等現代科學文化知識。通過學習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覺悟，遵守公司的制度規定與工作紀律，樹立全心全意服務思想，做到無私奉獻。

2、提高自己的工作業務能力

近半年來的工作，我熟悉了公司情況和糧食購銷工作，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業務能力，拓寬了工作的視野，為自己今后更好地從事糧食購銷工作打下扎實的基礎。同時，我還懂得在工作中不僅要深入學習工作業務知識，用專業知識武裝頭腦，而且還要貫徹落實到平常的工作中。在學習中，要有目的，有方向，要進行系統思考、系統安排，都要與推動本職工作結合起來，在實踐中善加利用。要有一種學習的危機感、緊迫感，把學習知識、提高素質作為生存和發展的緊迫任務，把學習當作一種工作和追求，牢固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爭當學習型員工。要通過學習，不斷提高理論水平，提高知識層次，增強業務工作能力，全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力爭為公司多作貢獻。

3、培養良好的工作作風

第2篇：糧食安全重要意義范文

關鍵詞：糧食生產 內蒙古 糧食安全 農民增收

糧食安全，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基礎，始終是關系全局的重大戰略問題。內蒙古是全國13個糧食主產區和5個糧食凈調出省區之一，研究內蒙古糧食生產問題，對于促進全區農民增收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一、充分肯定內蒙古糧食生產取得的巨大成就

進入新世紀以來，內蒙古糧食生產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一是糧食產量由2000年的248.4億斤提高到2012年的505.7億斤，占全國的比重由2.7%增加到4.3%，在全國的位次由第15位上升到第10位。二是2001年至2011年全區糧食產量累計達到3858.5億斤，近年來每年向國家提供商品糧200億斤以上，實現了從缺糧大省到糧食凈調出省區的歷史性轉變。三是2012年人均糧食占有量首次突破2000斤，從2001年起連續11年居全國第3位。四是糧食單產大幅提升，2012年糧食畝產量首次突破600斤，達到603.2斤。

二、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的主要思路

2009年6月，政府提出，要在承擔國家規劃的51億斤糧食增產任務的基礎上，力爭到2015年完成100億斤糧食增產目標。內蒙古應緊緊圍繞這個目標，正確處理農業和工業、農業和牧業、農業與生態的關系，堅定不移地緊抓糧食生產，加快推進糧食生產現代化，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多作貢獻。

2.1穩定面積，提高單產。內蒙古生態環境脆弱，草原退化嚴重，絕不能以開荒擴地來增加糧食產量。目前，糧食單產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0%，科技對農牧業貢獻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6個百分點，依靠科技提高單產的潛力很大。要穩定1億畝的耕地面積和8000萬畝的糧食播種面積，主要依靠單產提高來增加糧食生產能力。

2.2穩定總量，提高質量。2012年內蒙古優質高產高效作物比重為70%，與仍有相當大的提高空間。應在保持糧食年產量在500億斤以上并逐步增加的基礎上，不斷優化糧食種植品種結構，大力發展優質強中筋小麥、優質專用玉米和優質馬鈴薯品種，加快發展高油大豆，適當擴大稻米種植，實現糧食生產總量與質量的雙提高。

2.3穩定東部，提高西部。總體上看，東部地區是內蒙古主要的糧食產區，產量和商品量都占全區的65%以上，是完成糧食增產目標的中堅力量。東部盟市特別是通遼市、呼倫貝爾市、赤峰市要穩定耕地數量，穩定糧食播種面積，穩定提高產量。西部地區尤其是巴彥淖爾、鄂爾多斯等地要改善水利和土地生產條件，發展節水灌溉，著力提高單產，進一步提高糧食產量和商品率。

2.4穩定非產糧大縣產量，提高產糧大縣產量。2011年全區80個旗縣市中，糧食總產10億斤以上的有18個，5億斤以上10億斤以下的11個。要繼續發揮好這些產糧大縣對全區糧食穩產增產的支柱作用，重點支持和抓好一批超5億斤的產糧大縣糧食生產，建成一批穩定可靠的“糧倉”。同時，糧食增產任務不能全靠產糧大縣來完成，非產糧大縣絲毫不能放松糧食生產，一定要穩定糧食播種面積和產量。

三、建立完善內蒙古糧食發展的政策措施

3.1加快中低產田改造。內蒙古中低產田占耕地面積的85%左右，干旱及半干旱地區的面積約占全區總面積的3/5以上，耕地質量低、水資源短缺是制約糧食發展的突出問題。要大力開展以水為中心的農田基礎改造，深入實施“四個一千萬畝”節水灌溉工程，改善旱作區農田基礎設施，增加耕地有效灌溉面積，把中低產田建設成為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節水高效的規范化農田。

3.2推進糧食生產規模經營。內蒙古耕地平坦連片，人均耕地面積大，土地流轉空間大、成本低，非常適宜規模化機械化作業生產。應積極探索有利于提高農業效益的土地流轉辦法，鼓勵支持城鎮工商企業參與糧食生產，有序推動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流轉，加快推進糧食規模化生產。

3.3增強科技對糧食生產的支撐作用。內蒙古農業基礎條件薄弱，設施建設落后，“靠天吃飯”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改變，糧食生產的基礎仍然不牢固。應大規模開展糧食高產創建活動，加快發展現代種業，大規模開展病蟲害專業化統防統治，推廣先進適用農機裝備和技術，用科技力量支撐和保障糧食增產提效。

3.4健全產糧大縣利益補償機制。內蒙古糧食生產大縣多數是貧困旗縣，全區糧食產量前10名的旗縣國家級和自治區級貧困旗縣就有7個，而這7個貧困旗縣人口占全區總人口的11.4%，糧食總產量卻占全區的42.94%，為全區糧食生產作出了巨大貢獻。應高度重視產糧大縣經濟發展和財力保障，使產糧大縣種糧不吃虧、主銷區糧源有保障，保護和調動好產糧大縣政府抓糧食生產的積極性。

3.5加快發展糧食加工產業。近年來，內蒙古糧食連獲豐收，但輸出糧食絕大多數是初級產品，糧食加工發展明顯滯后，區內消費70%的面粉、85%的大米、70%的植物油靠從區外購入解決。應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培育和引進一批糧食加工龍頭企業，延長糧食產業鏈，發展糧深加工，加快實現由糧食輸出大區向食品輸出大區的轉變。

參考文獻：

1 韓長賦，“十二五”發展糧食生產的基本思考[J]，求是，2011，（3）

第3篇：糧食安全重要意義范文

摘 要：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安，糧以土為源。耕地是糧食安全的基礎的基礎。耕地資源的數量和質量上的變化將影響到糧食生產的波動，進而影響到糧食的供給及糧食安全水平，加強耕地保護是實現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攀枝花市為例，對其1999-2012年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攀枝花市耕地數量和糧食產量增加，但人均耕地少，糧食供需緊張，容易發生糧食危機。

關鍵詞：耕地保護；糧食安全；攀枝花

耕地保護是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局性戰略問題。耕地數量和質量決定著一個國家糧食的潛在供給能力[1]。面對我國“一多三少”的土地資源國情，加之快速城市化建設占用耕地，農業結構調整、生態退耕等實際情況，耕地數量和質量的下降必然會給糧食安全帶來巨大的威脅。1994年萊斯特.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引起了當今學者的重視，劉正山（2006）[2]通過計量分析發現，不能簡單的將糧食產量與耕地面積掛鉤，影響糧食產量主要因素則是價格、投入、政策等因素。然范成勇（2010）[3]等人認為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保持必要的耕地面積是我國糧食自給和安全的基本條件。從研究的已有成果來看，耕地保護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中部糧食主產區或東北老工業基地和對全國、省（區）宏觀性的大中尺度為主，對西部地區和地區（市）等中小區域耕地保護的研究較少[4]。因此以攀枝花市為研究區域，分析了1999-2012年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的變化，得出一些結論。對其實現其糧食安全、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1.研究區概況

攀枝花市是中國四川省省轄市，位于中國西南川滇交界部，北緯26°05′～27°21′，東經101°08′～102°15′。位于攀西大裂谷的中南段，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地形起伏，主要以山地地貌為主。屬于以南亞熱帶為基帶的立體氣候，具有夏季長，四季不分明，干、雨季分明，日照多，太陽輻射強等特點。境內有豐富的有色金屬礦和釩鈦磁鐵礦資源。下轄東區、西區、仁和區、米易縣和鹽邊縣五個區縣。2014年攀枝花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70.85億元，增長9.3%。糧食播種面積4.1萬公頃，增長2.4%，糧食總產量21.82萬噸，增長2.0%。

2.攀枝花市耕地資源現狀

2.1耕地數量現狀

攀枝花市耕地資源總量是增加的。1999年，攀枝花市耕地面積31.57千公頃，2012年耕地面積達40.81千公頃，由占四川省耕地面積的0.71%上升到1.02%。總的來說，攀枝花市耕地面積變化可以分為波動的穩定、上升和較高的穩定三個階段。由于1999年以來，攀枝花市總人口大致呈逐年增長趨勢。2007年前總人口年均增長1%左右，除2009年總人口減少0.27%外，2008-2012年總人口年均增長0.3%，故人均占有耕地量少。2008年前攀枝花市人均耕地在0.03公頃左右，2009-2012年人均耕地增長至近0.04公頃。

2.2耕地質量現狀

耕地分布不均衡，市內耕地等別分異規律復雜。攀枝花市90%左右的耕地主要分布在米易縣、鹽邊縣和仁和區，極少數耕地分布在東區和西區。根據等別面積加權計算，攀枝花市耕地平均等別為8.01等，說明區域內的耕地質量處于中等水平，但耕地等別差距較大，其中米易縣最高等和最低等間差距達7個等。中等地分布范圍廣，占51.815%，其次是高等地，占46.011%，優等地范圍小，僅占2.17%。然而在城市開發建設過程中，占用最多的是優質耕地。

3.耕地資源與糧食安全關系

通過統計數據（圖1）發現，攀枝花市糧食產量分為先增后減和持續緩慢增加兩個階段。1999年糧食產量22.69萬噸，2012年達到23.61萬噸，糧食產量增加0.92萬噸。研究表明，攀枝花市耕地面積對糧食產量具有約束作用。這是因為耕地數量不是唯一影響糧食產量的重要因素，政策、價格、天氣、技術等因素也影響著糧食產量，尤其是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對耕地生產力的作用越發突出。但在自然狀態下耕地數量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極大，尤其是經濟水平及科技水平落后地區，糧食安全的主要保障還是靠耕地數量來維持[5]。

4.結論

（1）攀枝花市耕地數量是增加的。這主要得益于我國的耕地保護制度正處于一個完善時期，土地利用規劃制度、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基本農田保護制度等不斷修改和完善，形成了以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為基礎，各種政策以及地方性法規為支撐的較為完整的耕地保護制度體系[6]。

（2）2012年相比1999年，攀枝花市耕地面積增加9.24千公頃，但經濟不斷發展和人口不斷增長，人均耕地面積少，是四川省的四分之三，并遠遠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人均0.053公頃的警戒線。

（3）根據《中國農業資源綜合生產力與人口承載力研究》成果，初步小康型糧食消費標準為人均400千克[7-8]，然1999-2012年攀枝花市人均糧食產量在200千克左右，糧食自給率為44%-56%，而2008年7月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提出將我國糧食自給率穩定在95%以上，這說明攀枝花市糧食安全壓力巨大。

耕地面積是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條件，糧食安全關乎到國泰民安，各地區必須從數量、質量和生態環境方面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度，建立起耕地保持-農地保持-農地保護的多級保護體系。

（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西南土地資源評價與監測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四川師范大學地理與資源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1] 肖順武.論耕地保護法律制度之完善―基于糧食安全視角的解析[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6，8（4）：59-62.

[2] 劉正山.我國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J].財經科學，2006，（7）：89-95.

[3] 范成勇，付士波，謝鑫星.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研究―基于卡爾多―希克斯改進視角[J].草葉科學，2010，27（3）：132-135.

[4] 郭芙梅，黎德川，廖鐵軍.我國耕地保護問題研究綜述[J].安徽農業科學，2009，3（2）：765-767，791.

[5] 耿玉環，張建軍，田明中.論我國耕地保護與糧食安全[J].資源開發與市場，2007，906-909.

[6] 張效軍，歐名豪，李景剛.我國耕地保護制度變遷及其績效分析[J].社會科學，2007：13-20.

[7] 郭忠.山西省糧食安全的耕地保護研究[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06，27（5）：23-27.

[8] 賀一梅，樣子生.基于糧食安全的區域人均糧食需求量分析[J].區域經濟與產業經濟，2007，6-8.

第4篇：糧食安全重要意義范文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著深度調整，一方面使我國出口增長和結構升級的競爭壓力加大，另一方面也帶來加速技術進步、優化調整產業結構的新機遇。中國作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隨著國內經濟轉型步伐加快，不僅要推動出口升級，繼續穩定出口增長，更要進一步加大進口市場開放力度，積極擴大進口，優化進口結構，促進進出口的均衡發展。

一、外貿政策調整有利于擴大進口

長期以來，我國“重出口、輕進口”，一直推行“獎出限入”、“寬出嚴入”的貿易政策，形成了出口促進和進口替代的政策目標和政策體系。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不斷向出口產業集中，促使外貿出口獲得快速發展，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并導致經濟發展對出口部門過度依賴。與出口相比，進口政策偏重監管，進口受到嚴格控制，增長緩慢，貿易順差持續擴大。2005 年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000 億美元，并持續4年大幅攀升。2008 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達到2981 億美元歷史高點，此后雖因全球經濟危機、外貿整體發展速度放慢而逐漸收窄，但隨著對外貿易恢復性增長，出口增速再度超過進口，最近3年貿易順差快速擴大。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進出口總額4.16萬億美元，約占2013 年全球貿易的12%。其中出口2.21 萬億美元，進口1.95萬億美元，分別居世界第1 和第2位，貿易順差達到2597 億美元，為全球金融危機5 年來的新高。

總體而言，我國進口與出口發展仍存在較為嚴重的不平衡。進出口失衡、貨物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也帶來貿易摩擦增加、能源資源供應緊缺、環境污染嚴重、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等諸多問題，給當前和今后的外貿發展帶來相當大的困擾，并加大了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同時，由于長期實施進口限制、對國內部分產業過度保護，導致一些行業出現了壟斷、競爭力低下、缺乏創新動力的局面，影響了產業升級。

近5 年來，我國開始實施積極的進口政策，以緩解貿易順差的過快增長，進口規模不斷擴大。2008 年，中央財政設立了進口貼息專項資金。2011年，國家啟動了設立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范區的行動，目前已設立了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天津東疆保稅港區、蘇州工業園區、寧波保稅區。2012年4 月，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強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在保持出口穩定增長的同時，更加重視進口，適當擴大進口規模，促進對外貿易基本平衡，并從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加強和改善金融服務、完善管理措施、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加強組織領導等幾個方面，對積極擴大進口的推進和落實給予保障。2014年5 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史無前例地將加強進口列為第一條，并提出了非常詳細具體、可操作性強的幾項重點工作和思路。這一系列外貿政策的調整反映出擴大進口、加快調整貿易結構，將成為我國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

二、進口規模擴大的同時更要重視進口結構優化

隨著我國一系列外貿政策的調整，我國的進口規模不斷擴大，從2002年至2013 年，進口規模由2953 億美元擴大到1.95 萬億美元，增長了5.6 倍，進口額占全球進口的比重也由4.4%提高到10.3%。進口與出口具有相互促進的關系，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同樣重要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進口具有更長期、更有價值的作用：進口國內短缺的能源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對建立完整產業體系、介入產業分工中的高增值環節具有關鍵作用；進口先進技術設備等資本品，有助于提高國內裝備水平和技術水平，提高生產效率，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提高出口產業競爭力；進口消費品可以產生消費示范效應，增加國內消費市場的產品豐度，提高消費者福利水平，并傳導至生產環節，提升國內同行業制造水平，提升出口產品檔次和質量。因此，實施積極的進口戰略，對促進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緩解貿易保護主義壓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與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我國進口商品結構仍有待進一步優化，進口對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改善資源配置、提高人民福利的積極作用有待進一步發揮：一是能源、資源等初級產品進口依賴程度急劇上升，但在國際市場的定價權缺失；二是先進技術設備進口滯后，未能有效提升國內產業裝備水平和競爭力；三是對消費類產品進口存在偏見，進口比例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對進口滿足消費者日益多樣化需求、提高消費者福利水平的作用不夠重視。

三、當前積極擴大進口戰略著力點

（一）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進口

國內外實踐表明，先進技術設備進口所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十分明顯，通過技術引進，可提升國內企業制造能力，引導產業轉型升級，這是后進國家在短時間內實現跨越發展甚至趕超先進國家的必由之路和捷徑。在世界經濟深度調整時期，實施高新技術進口和自主創新并舉的戰略，是提升我國科技水平，不斷推進新型工業化，增強內生增長動力和后勁，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方式和途徑。以高速鐵路技術為例，通過初期的進口設備、引進技術，我國圍繞高鐵技術完成了400 多項科研實驗，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題，目前已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時速300-500 公里的中國高速鐵路技術體系。

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要綜合考慮經濟轉型升級的稀缺性要素，充分發揮關鍵要素投入在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鼓勵先進技術設備進口，要正確認識并協調好高端技術設備進口與國內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充分認識到進口先進技術設備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通過加強與發達國家高新技術戰略合作，加大政府間高技術領域磋商力度，努力突破發達國家對我國先進技術設備進口的管制和限制，擴大高技術產品進口。另一方面，也要適當降低工業制成品進口關稅，推進貿易便利化，這既是世界貿易發展大勢所趨，同時更加開放和自由的進口環境，也是為我國產業發展營造“鯰魚效應”，對企業的競爭能力和創新活力形成良性刺激。

（二）增加高質量中間產品的進口，提升分工層次

全球化改變了國際產業分工格局，中間產品成為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力量，貿易規模迅速擴張，成為各國貨物出口的重要內容。本世紀以來，我國融入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程度日益加深，中間產品進出口均呈上升趨勢，近幾年出口占比超過40%，進口則達到75%左右。這凸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進口中間投入品在工業產品制造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出口產品中的進口含量不斷提高。事實上，中間投入品進口對于提高出口產品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參與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途徑和結果。

今后10 年，我國正是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推動新一輪對外開放、深度參與全球化的時期，外貿結構的優化升級，不僅產業間貿易要升級，產業內貿易也要升級。要繼續鼓勵中間產品貿易，積極擴大出口規模，調整進口結構。增加高質量中間產品的進口，從而提高下游產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出口競爭力；在控制“兩高一資”產業的同時，增加“兩高一資”中間產品的進口，減少國內能源資源消耗；大力扶持國內自主創新，適當控制零部件進口，避免對技術密集型中間產品進口的過度依賴，給國內相關部門提高研發生產能力提供時間和空間。

（三）穩定戰略性資源和能源進口

我國自然資源稟賦越來越無法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能源、原材料短缺的約束日益強化，主要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潛在風險不容忽視。

本世紀以來，國際能源資源市場爭奪日趨激烈，大宗商品告別低價時代，我國通過國際市場保障資源能源安全的困難越來越大，包括以經濟的價格獲得穩定的資源供應。高依存度使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高位波動情況下，國內經濟運行風險加大：進口能源資源付出更多代價，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增加，對外部經濟波動更加敏感，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受到牽制。因此，必須配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倡導合理消費，控制能源資源進口的增長速度；開發利用新能源資源及新用途、新的使用技術，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效率；建立國內儲備機制，協調進口與國內儲備，把握進口的規模、時機、節奏，真正做到“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從而為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可靠的資源和能源保障。

（四）適度進口，彌補糧食供需缺口

糧食安全關系國計民生。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糧食安全新戰略，強調“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在此基礎上可以“適度進口”。糧食安全的核心目標明確地界定為谷物安全，同時增加了通過國際市場彌補糧食缺口的空間。“適度進口”首次被明確為我國糧食安全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2013年中國糧食產量已實現了十連增，與此同時，在旺盛的國內需求推動下，糧食進口持續快速增加，不僅成為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其他主糧也出現了凈進口，我國未來糧食供應面臨更大壓力。據有關部門預測，到2020 年，我國可能將有高達5 千萬~1億噸的糧食供應缺口，加之我國糧食生產多年來存在品種結構失衡情況，通過國際市場進行結構性補充是保證國內糧食供應安全的必然選擇。

但是，當前全球糧食供求緊平衡呈常態化，糧食低價時代難以再現。今后若糧食進口持續快速增長，國際市場對國內市場的傳導作用將更加突出。這既是全球糧食安全面臨的主要挑戰，也是中國今后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難以回避的風險。

鑒于我國人口基數大、進口基數高，今后在糧食進口過程中，不僅要考慮自身風險，還要擔負起穩定國際糧食市場的大國責任。

要確定適度的進口規模和品種，總體來說有三個標準。首先，控制糧食進口在世界市場份額，不威脅全球其他國家的糧食安全，不以犧牲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低收入國家的糧食安全為代價。其次，糧食進口規模不能導致國內生產萎縮，不能傷害國內糧食生產者的積極性和生產能力。第三，要提高糧食進口中的虛擬資源含量，降低國際糧價波動傳導到國內的風險。因此，要加強對糧食進口的總量調控、品種調控，尋求最有利的口糧消費與飼料消費比例，在糧食、飼料和肉禽蛋奶產品的生產與進口之間進行品種權衡，實現糧食進口來源的多元化，防范過度集中的風險。

（五）進一步增加消費品進口

第5篇：糧食安全重要意義范文

多年來,隨著中央一系列扶持、保護農業生產,以及惠農利農政策的頒布實施,中國成功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但長期仍然僅靠有限的土地、稀缺的水資源以及相對落后的農業技術來供養國民,今后中國的糧食供求必將難以保持平衡。何況,近年全球糧食供求偏緊、貿易環境惡化也使中國利用國際市場保證國內糧食供應的難度不斷增大。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情況更糟的是,占國人糧食消費很大比重的中國大豆產業不盡如人意,振興中國大豆行業提上日程。目前在中國小袋食用油生產67%已掌握在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等國外糧食巨頭手中;全國97家大型油脂加工企業中,外資控制了64家,占66%,外資還占有中國進口大豆加工能力的80%。

大豆之外,國際糧商加緊布局,逐漸進入上游原料倉儲、糧食加工、糧食銷售各個領域。當國際糧商逐漸完全掌握中國糧食流通領域之后,將對中國糧食安全帶來極大危害。

在這種背景下,要想與跨國糧商抗衡,僅依靠全國中小企業是遠遠不夠的。只有依靠實力相對較強的國企,并且依靠大型國有糧食企業在糧食產業中發揮“非同尋常”的作用,主動出擊,我們才能掌握糧食安全的主動權。

維護糧食安全的國企作為

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完備的糧食產業鏈,而跨國糧商已開始了在中國的糧食戰略布局。大型國企如何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當時是他們(益海)主動找到我們,希望利用我們的庫容做代儲。對我們來說,這當然是好事,至少我們有活干了,能解決溫飽問題。”河北某基層國有糧庫主任孫元告訴記者,“六年來,雙方合作的規模也在逐年擴大,2008年代儲量為2500噸,今年的代儲量已經增加到5000噸,而每噸的代儲費用則為55元左右。”

孫元的話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跨國糧商早已經打起基層糧庫的主意。由此引發對糧食安全的擔憂絕非空穴來風。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8月18日公布了《2010年糧食安全風險指數》。這份數據是針對全球163個經濟體進行的調查研究,它根據谷物產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極端天氣發生風險、農作物品質、糧食分派的基礎設施以及政府效率等12個主要影響因素評判出各國的糧食風險水平。中國被列為“中度風險”國家,排在第96位。

2007年制定的《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堅持立足于基本靠國內保障糧食供給”的指導思想,這也是中國政府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基本方針。為此,不僅要提高糧食生產能力,還要進一步完善糧食流通體系、儲備體系和加工體系,同時注重加強糧油國際合作。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新產業研究部部長李怡群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具體到企業層面,國有糧食企業仍將承擔起絕大部分責任,繼續發揮糧食流通主渠道和宏觀調控主力軍的作用。

“跨國糧商已經開始了咄咄逼人的進攻。在此背景下,要想與他們抗衡,依靠廣大中小企業是遠遠不夠的。”李國祥指出,“包括民企在內的中小企業實力太弱,規模太小,短時期難以做大做強,融資又很困難,因此他們是靠不住的。只有依靠央企,也就是中儲糧和中糧。”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持相同觀點。他認為,在中國完備的糧食產業鏈尚未形成、外資企業對糧食產業不斷沖擊的背景下,大型國企應當在糧食產業中發揮“非同尋常”的作用。“現在糧食生產和銷售走的是市場化路線,但是國家一定要對此有一個基本調控,擔負這個任務的,就是糧食行業的大型國企。”

李怡群向記者坦言,事實上,以中儲糧、中糧、華糧為代表的大型國有糧食企業一直是國家糧食宏觀調控的載體,承擔著國家糧食儲備、維護市場穩定的重任。

2000年,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正式組建,從體制上保證了中央儲備糧管理的政令暢通;通過托市收購掌握了大量糧源,有力維護了種糧農民利益,為保持國家糧食宏觀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糧集團在糧油食品進出口貿易方面一直是行業的領導者,是中國大米貿易的主渠道,小麥進出口貿易的重要樞紐。中糧集團還是中國最大的食用油生產商,是中國精煉食用油的最早開拓者。

華糧物流是目前國內最大的跨區域糧食物流企業,已初步形成北糧南運通道,在糧食物流方面擁有無可比擬的網絡優勢、稅收優勢、資金優勢、運輸優勢。

李怡群告訴記者,盡管傳統上三家大型國有糧食企業各有側重、各有所長,但出于長遠發展考慮,他們都在向產業鏈整合的方向進軍。

中儲糧依托其垂直體系的網絡化和規模化優勢,正致力于向倉儲上游糧食生產和下游糧油加工兩端延伸產業鏈條,確定了“不僅做大國家大糧倉(生命線),還要做強市場大糧商(發展線),逐步將總公司打造成集倉儲、貿易、物流、加工為一體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排頭兵”的發展目標。

中糧集團則結合糧油進出口、加工和物流業務,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導中國糧食市場化流通的大糧商。中糧在糧油加工方面的優勢已經日益凸顯,集團擁有多個為消費者廣泛認可的知名品牌。中糧集團已開始大舉進入糧食收購環節,在河南、江蘇等地的小麥收購一度成為媒體和輿論關注的焦點。

華糧物流雖然成立時間不長,但依托其在糧食物流方面得天獨厚的優勢,積極擴大糧油購銷貿易,業務種類覆蓋普通和優質品種的原糧,包括小麥、稻谷、玉米和油脂油料等;糧食加工業務已涉足大米、面粉、飼料加工。此外,與中糧一樣,華糧物流也已獲得參與小麥托市收購的資格。

但是,他們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為了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時代還賦予了他們必須承擔新的歷史使命――與跨國糧商爭奪糧食控制權。

應走出去利用國際市場

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國情以及復雜的國際環境,使得糧食儲備的重要意義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更深入到國家戰略及安全層面。在這種條件下,國家的糧食安全取決于國家獲取糧食的能力。為更大限度地提升獲取糧食的能力,國有糧食企業必須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參與國際分工。

“國際糧食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加之中國糧食需求量越來越大。要想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在保證國內糧食產量持續上升的同時,也要注意從國外市場尋求出路。要通過買地租地種植糧食、控制糧食流通環節,以此確保進口糧食來源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從而保證國內市場糧食供應的穩定。”李國祥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東方艾格農業咨詢分析師馬文峰也告訴本刊記者:

“據我了解,四大糧商在南美大量購買耕地,面積約相當于美國耕地數量,并且他們擁有當地的鐵路等種種便利條件;而中國糧食企業僅僅在非洲擁有少部分耕地,不僅面積有限,而且相關配套措施也不甚到位。簡言之,很多工作等

著國有資本的糧食企業去做。”

事實上,對企業本身而言,糧食國家隊走出去也是發展的必然結果。“之前承擔這一使命的中糧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做得并不算出色。而中儲糧沒有進出口資質,無法涉足這一塊的業務。日本在這方面做的就比較好。日本的糧食主要靠進口,日本的農業企業積極走出去買地組織生產。”基于對中國糧食長久安全的擔憂,李國祥希望中儲糧、中糧等央企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在國際舞臺上與四大糧商同臺競技。

鄭風田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希望中糧承擔起應有的責任。他告訴本刊記者:“中糧應該以中石油、中石化海外找油維護國家能源安全為榜樣,更要學習美國到南美等地購買農田種植糧食以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強大才有能力承擔更多責任

除了進軍海外,不少專家明確表示,本土糧企尤其是有實力的大型國企應積極整合產業鏈,以有效對抗國際糧商。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包括中糧、中儲糧在內的本土大型糧企的廣泛認同。中糧在2008年確立了全產業鏈的發展戰略,而中儲糧也堅定了進軍加工行業的決心。

“不僅做大國家大糧倉(生命線),還要做強市場大糧商(發展線)”是中儲糧確定的發展目標。

“事實上,在我看來,中儲糧從大糧倉到大糧商的轉型,固然有其主觀愿望,亦有其客觀必然性。”據李國祥透露,由于中國糧食連年增產,市場供應較為充裕,因此有時會遭遇中央儲備糧庫存消化難的問題。在這種局面下,糧食加工就成為被迫的選擇,“應該想辦法實現動態的平衡,而不是把糧食堆放在糧庫里多年不動,現在雖然也有輪換的制度安排,但是手續太復雜。而選擇糧食加工則不失為一個解決辦法。不過,一定要加強相關監督,避免出現管理上的漏洞。”

從田間到地頭的“全產業鏈”則給了中糧一個對抗跨國糧商的利器。

中糧集團總裁于旭波表示:“過去應對國家儲糧安全問題,就是國家缺什么我們買什么,多什么賣什么;買賣的多是基本口糧。”現在的情況則是因為消費品價格的上漲,缺的是蛋白、油脂,而且價格波動劇烈,受國際市場影響大。“作為一個大型國企,中糧能不能在糧食安全中起到一個更好的作用,因為最終受到考驗的是市場份額夠不夠。”于旭波介紹道。上世紀90年代初,中糧在米面油方面不斷投資,把下游發展起來。下游發展起來以后,中糧集團原有的貿易模式才會得到利用,而且在這模式上建立起來的銷售基礎也才會更加穩固,才更容易對抗國際市場。

不過也有專家提醒說,全產業鏈力求的是控制力,而不是鋪攤子。精髓在于打通倉儲和物流,從而連接種植區和消費市場,而不是什么都要做,牛奶、方便面、葡萄酒、果汁……

對于國有糧食企業而言,為了確保中國糧食安全,最好的方法是壯大自身,成為世界大型糧食集團,增強與國際同行們同臺競技的能力和競爭力,使國有資產的效益達到最大化。另外,要挑起中國糧食安全的大梁,國有糧食企業的目標不僅是成為一個巨人,更要成為一個強人,一個體格健壯而且勇擔國家責任的企業,這樣在國際糧油巨頭們中間才能真正站立起來。

保證糧食安全需要解決的問題

保證糧食安全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國有糧食企業只是一個重要的環節。當然,企業層面保證中國糧食安全的重任,不能只落在中儲糧、中糧和華糧等大型國企身上,還需要依靠廣大的中小國有糧食企業,民營糧食企業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鄭風田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

“糧食安全最終要靠糧食生產,靠把糧食產量搞上去。中儲糧、中糧等國有糧食企業主要著眼于糧食的儲藏和加工,本身不生產糧食,對糧食安全起的是輔作用。”

“解決糧食安全問題首先要解決賣糧難的問題,增加補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不僅要防止谷賤傷農,還要考慮讓農民增收致富。”李國祥告訴記者。

業內人士分析稱,很多事情是政府層面應該去做和解決的,比如鼓勵興修水利、提高農業科技水平、促進農業現代化產業化經營,學習美國增加農業補貼(對種糧農民的補貼和對糧食企業的補貼),優惠政策支持糧食企業發展,以國際四大糧商為目標、培育中國農業領域的大企業集團,控制糧食流通環節、增加糧食儲備,加強農業環境監管比如啟動反傾銷、反壟斷調查,等等。

第6篇：糧食安全重要意義范文

關鍵詞：糧食安全；農業協議；多哈農業談判；發展中國家

中圖分類號：D922.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2—0054—05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對糧食安全的界定，糧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取足夠、安全和有營養的糧食，以維持其積極、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在國家層面，糧食安全主要取決于該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進口能力。

近半個世紀以來，雖世界糧食產量增長的速度始終高于人口增長的速度，有足夠的糧食可以供給那些糧食不能自給的國家，但由于糧食產量的分布不均以及進口能力的限制，許多國家仍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其生產的糧食基本無法滿足消費需求。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嚴重依賴糧食進口和糧食援助。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顯示，1998—2000年間，世界上大約有8.4億人處于饑餓狀態，其中有7.99億位于發展中國家。而到了2010年，全球饑餓人口總數上升到9.25億，其中98%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饑餓人口的比例平均高達16%，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直接或間接地依賴農業維持生計。因此，糧食安全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二、WTO《農業協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一）《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

國內支持是指政府通過各種國內政策，以農民和農業為扶持對象所進行的各種財政支出措施，包括對農產品的價格支持、直接支持以及其他補貼形式在內的國內保護措施。其政策目標是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維持農產品價格穩定和保障農民收入。由于許多國內支持妨礙了自由貿易，《農業協議》對于國內支持措施的總體思想是進行削減。根據國內支持對貿易的扭曲程度，《農業協議》將其分為“黃箱”、“綠箱”和“藍箱”，并對不同的支持實施不同的規則。

“黃箱”支持是指那些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的政策措施。按照《農業協議》的規定，需要以1986—1988年（基期）國內支持的年均水平為基礎，進行綜合支持總量（AMS）的削減。其中，發達國家在6年內平均削減AMS的20%，發展中國家在10年內平均削減AMS的13%。如果AMS占農業生產總值的比例很小，則不需要納入AMS的計算和削減，其中發達國家的微量允許水平為5%，發展中國家的為10%。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成員方在基期內沒有采取“黃箱”支持，它以后也不能采用，除非在微量允許的標準之下。而那些在基期內采取了“黃箱”支持的成員方，除需履行削減義務外，仍然可以對農業維持相當程度的補貼。事實上，長期以來能對國內農業提供巨額補貼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AMS很低，甚至為零或負數。因此，《農業協議》實際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使用“黃箱”支持的權利，從而制約了其選擇有利于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由于AMS的削減承諾并不徹底，實際上也給發達國家預留了巨大的農業補貼空間，對國際農產品貿易仍會產生較大扭曲作用。

“綠箱”支持指的是對貿易沒有扭曲作用、對生產沒有影響，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國內支持措施，免予削減義務。它包括與生產脫鉤的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收入安全網計劃、作物保險計劃等。雖然這些支持和農產品價格并不直接相關，但卻為農民提供了額外收入，從而間接地補貼了農業生產正如OECD所指出的那樣，任何影響生產者財產、資金流動和對風險態度的支付轉移都會間接影響農業生產，為農民提供比市場更多的支持。實際上，國內支持措施不可能完全與生產和貿易無關，并因此具有非扭曲性。因此，“綠箱”支持仍對生產和貿易存在一定的扭曲作用，但“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底線是什么，《農業協議》并沒有確立任何判斷標準，導致“綠箱”政策的范圍失之過寬，面臨不斷被濫用的危險。如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為規避AMS的削減承諾，經常將“黃箱”支持轉化為“綠箱”支持。據統計，在1986—1988年至1995—1998年之間，OECD國家的“黃箱”支持下降，但“綠箱”支持卻翻了兩倍。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實施“綠箱”支持遠遠超出了其技術、財政和管理的能力，所以實際上“綠箱”支持最大的受益者仍是發達國家的生產者。

“藍箱”支持是價格支持的特例（“黃箱”支持的一種），是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美國和歐盟最后妥協的結果。它允許根據農產品市場價格和政府制定的目標價格之間的差額對生產者予以補貼，實際上是變相地承認了扭曲生產和貿易的國內支持政策的合法性。盡管這些支持不能用于擴大生產，受限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或牲畜頭數或確定的基期水平，但是它仍然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并且構成對發展中國家的歧視。根據《農業協議》第6.5條的規定，“藍箱”支持只有在符合限產要求的前提下才免于削減，即按固定面積和產量給予，或享受補貼的產品不超過基期（1986—1988年）平均生產水平的85%，或按固定的牲畜頭數所提供的補貼。由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牲畜頭數、基期水平由“藍箱”支持國來確定，因此這賦予了它們執行該政策額外的靈活性。依據“藍箱”支持，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革計劃下實施的補償支付免除削減承諾，美國的差價支付計劃也得到豁免。

實際上，“藍箱”支持并未起到限制生產的作用，無法避免對生產和貿易的扭曲效應。理論上盡管所有WTO成員都能使用“藍箱”支持，但由于其只能在限產計劃下適用，而發展中國家多數面臨農業生產的不足，因此，該規定是為發達國家量身定做的。

《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它為發達國家保留了充裕的政策空間，而發展中國家卻無法利用“黃箱”和“藍箱”支持，也無財力去填充“綠箱”，因此缺少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的充足政策空間。

（二）《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傾銷糧食，易致使部分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能力削弱

出口競爭規則主要涉及到如何減少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所謂“出口補貼”是指依出口實績而給予的補貼，與國內支持相比，它對貿易的扭曲更加直接、嚴重，且更易產生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此，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出口補貼成為談判的焦點，最終達成的妥協方案確立了兩項基本準則：凡在基期內（1986—1988年）未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也不得對農產品進行補貼；凡在基期內已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可繼續對相關產品進行出口補貼，但補貼支出和受補貼產品應在基期水平的基礎上作一定比例的削減。

事實上，農產品出口補貼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在WTO成立之初的135個成員中，只有25個成員有權使用出口補貼，其中歐盟、美國、瑞士、挪威四個OECD成員1995—1999年間對農產品的補貼支出額占總支出額的98.9%。因此，該準則意味著發達國家可繼續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只要其執行削減承諾，而發展中國家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的權利卻受限。

基于出口補貼的減讓承諾，發達國家的確在實施期內減少了對農產品出口的補貼。然而，出口競爭紀律的不健全同時又為發達國家規避出口補貼義務提供了契機。《農業協議》第10.4條要求提供國際糧食援助的成員方保證糧食援助與商業性農產品出口無直接或間接關聯，并以贈與方式進行。但該規定往往因不具操作性而被成員方忽視。一些主要糧食出口國借糧食援助之名大量傾銷剩余食品，據統計，美國有近一半的面粉通過糧食援助的方式出口。同時，出口信貸也因缺乏相應紀律約束，而被發達國家用來規避出口補貼義務。美國是出口信貸的最大使用者，年提供信貸達30億美元。因此，《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紀律未能對發達國家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形成有效約束。

《農業協議》關于出口補貼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這必然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出口萎縮，外匯收入下降，糧食生產、進口能力也相應遭到削弱，從而使其糧食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脅。

（三）《農業協議》的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

市場準入規則規定了WTO成員國如何向外國農產品開放的有關措施。關稅化是農產品市場準入的一個核心措施，旨在建立農產品市場的“單一關稅制度”，即把各種非關稅措施轉化為保護程度相等的關稅措施。盡管關稅化后貿易保護程度并沒有發生變化，但這有助于增加貿易保護的透明度。執行關稅化的關鍵是進行關稅等值的計算。然而，各國在折算過程中盡可能選用對自己有利的價格數據，極力擴大一些敏感產品的關稅等值水平，加上計算關稅等值的基期（1986—1988年）內國內價格和國際價格的差額達到最高值，因此，一些國家實際計算出的等值從價關稅率高達百分之幾百，大大提高了原有保護程度。不少學者將這一過程斥為“骯臟的關稅化”。利用這一過程，發達國家在維持其高關稅保護水平的前提下實現了政策轉變，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歷了結構調整計劃，其關稅等值大多為負值，因此只能選擇使用“上限約束”的方式約束關稅。實際上，關稅化對于發展中國家毫無意義，它最終淪為發達國家提高約束關稅的一種工具，這難免會削弱關稅減讓的價值。

關稅化后，農產品市場準入的問題就轉化成關稅減讓的問題。根據《農業協議》，成員方必須約束所有關稅，并在約束稅率的基礎上進行關稅減讓。但是減讓承諾只限于所有農產品平均關稅，并非針對每一產品的關稅減讓。這就使得各國對進口數量多或本國生產的農產品保持高關稅稅率，而對一些本國不生產的產品降低關稅。選擇性的關稅削減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關稅高峰。發達國家利用關稅高峰阻礙發展中國家主要糧食產品的出口，也利用關稅減讓的機會，提高原材料的關稅削減比例，壓縮加工產品的削減比例，通過關稅升級壓制發展中國家高附加值農產品的出口，進而影響其產業升級。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由于一些成員在實施非關稅措施的關稅化方面存在困難，《農業協議》允許其保留某些產品的非關稅措施，但這些產品必須實行關稅配額制度。各成員方應以相對較低的關稅進口一定數量（配額）的農產品，確保有效市場準入不受侵蝕。然而，《農業協議》對于配額的管理和分配至今缺少明確具體的規則。因此，成員方對于貿易配額的管理擁有較大的自。利用這種自，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參照以往的進口構成情況，將配額分配給傳統供應商，以延續特定國家之間過去存在的特惠貿易安排，這種配額管理模式明顯具有歧視性，發展中國家因此被排除在特惠安排之外，一些對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產品也被征收高關稅。事實上，關稅配額制度在改善市場準入方面并未發揮有效作用，反而弱化了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

為避免關稅化的結果可能使原先受非關稅措施保護的國內農產品直接受到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及過量進口的沖擊，《農業協議》規定了關稅化的例外條款——農產品特殊保障措施（SSG），即在特定產品進口數量大增，或進口價格跌至規定水平時，成員方可以征收一定的附加關稅，以保護國內相關產業。按照《農業協議》第5條規定，實施特殊保障措施的農產品必須經歷關稅化過程。由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進行關稅化，因此失去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權利。加之該措施適用的技術門檻高，導致即使有權使用該措施的發展中國家也不能頻繁地對其加以利用。2003年行動援助報告指出，在允許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6072項關稅稅目中，67.2%適用于發達國家，31.8%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一份WTO刊物統計數據也顯示，在1995—2008年有權使用SSG的22個發展中國家之中，僅有6個國家實際援用。

通過骯臟的關稅化、選擇性的關稅削減、弱化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戰略性的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等手段，發達國家極力規避市場準人的義務，因此《農業協議》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這嚴重削弱了關稅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農業協議》確立的國內支持、出口補貼和市場準入規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嚴重的不平衡性。它允許發達國家通過出口補貼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同時卻要求發展中國家逐步開放國內糧食市場；它為發達國家的國內支持保留了充裕的空間，卻令發展中國家與農業補貼失之交臂。這造成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公平競爭合法化，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政策選擇。因此，現行的《農業協議》很難有效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

三、多哈農業談判不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對糧食安全的關注

（一）多哈農業談判期間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鑒于現有農產品制度安排的不公平性及南北國家在農業競爭力上的懸殊，發展中國家積極利用多哈農業談判，爭取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在提案、磋商階段，發展中國家均強調農業對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為確保糧食安全，他們認為有必要保護本國糧食生產，給予國內農業政策充足的空間和靈活性。為保護本地的糧食生產和農民生計，發展中國家建議終止藍箱，改革或移除綠箱，并取消出口補貼。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承認貿易是一種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要途徑，尤其對于糧食進口國。但貿易帶來的進口激增也會影響進口國國內主要糧食的生產，影響農村發展和減貧。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農產品特別保障機制（SSM），取代只能由發達國家適用的特殊保障措施。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尤其強調特殊和差別待遇對糧食安全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建議擴大特殊和差別待遇條款。其中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以及印度提出的“糧食安全箱”包含了所有特殊和差別待遇的靈活性。

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有權以積極列舉的方式指定何種農產品受《農業協議》規則的約束；允許發展中國家重新評估并調整關稅水平，以應對廉價進口產品的沖擊，保障糧食安全；OECD國家應大幅降低現行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給予發展中國家國內支持方面的靈活性，包括將其微量支持水平提高到20%；禁止發達國家繼續援用特殊保障條款，但該條款應向發展中國家開放；禁止所有形式的傾銷，發達國家所采用的各種出口補貼應立即取消。之后，印度又提出了“糧食安全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一切與保障糧食安全、農村發展、就業和反貧困有關的國內支持措施應免于任何形式的削減；發展中國家對農業關鍵性投入所提供的補貼應具有靈活性，給予低收入和資源貧乏農民的具體產品支持應免于綜合削減；允許發展中國家保留適當水平的關稅限制，免于提供任何形式的最低市場準入；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權采取一種有別于特殊保障措施的獨立可行的特殊保障機制。無論“發展箱”還是“糧食安全箱”均著眼于：在不公平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政策支持空間，為貧困人口的糧食安全提供基本保障。

（二）《框架協議》未能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并未引起發達國家足夠的重視。以美國為代表主張農業貿易自由化的國家認為，自由貿易將穩定全球市場價格，同時增加貿易收益、促進經濟發展、提高購買力，從而有助于糧食安全，因此自由貿易和市場導向是實現糧食安全的主要路徑。以歐盟、日本為代表的農業保護主義勢力則主張一個理想的國際框架應充分考慮農業的多功能性和糧食安全的需要，以此作為延緩貿易自由化，推行農業保護主義的借口。立場的分歧，導致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僵持不下，幾經周折，最終達成一項《農業談判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框架協議》雖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照顧了發展中成員的特殊關切，但同時也使許多焦點問題被淡化或模糊化處理。其中，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考慮。

在國內支持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模式的選擇、政策箱的改革維持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平衡，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1）削減模式的選擇。《框架協議》要求按照分層公式對所有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OTDS）進行實質性削減，總量削減和分項削減同時進行，即不僅要對OTDS進行分層削減，還要分別對“黃箱”、微量允許進行單獨削減，并對“藍箱”進行封頂，但是，《框架協議》規定的削減基礎是約束水平或被允許水平，而不是現有的實際支持水平，削減后的支持水平通常比現有的支持水平要高。即使按照以后達成的削減幅度將分層公式適用于每項具體的削減步驟之中，削減的只是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的水分，并不能達到實質削減的目的。（2）政策箱的改革。《框架協議》規定對“黃箱”政策進行實質性削減，同時改革“藍箱”政策。但從“藍箱”的內容來看，框架協議顯然有意使發達國家運用“藍箱”政策代替“黃箱”政策。《框架協議》規定“藍箱”支持按農業總產值的5%進行封頂，將“藍箱”標準從原來的“限產”擴大到“不對生產進行要求”。這一變革擴大了“藍箱”的使用范圍，增加了發達國家使用“藍箱”支持的空間。由此，具有AMS削減義務的高補貼國家，可以通過“箱間轉移”（從“黃箱”移到“藍箱”）來調整現行的農業支持政策，規避削減義務，如美國，其AMS承諾水平為191億美元，2001年實際使用量為144.13億美元，比較接近承諾水平。但是，目前美國農業總產值在2000億美元左右，按5%的封頂要求，美國將有100億美元的“藍箱”使用空間。這意味著如果取消藍箱的“限產”要求，美國只需將一部分措施從“黃箱”轉入“藍箱”便可大大緩解削減壓力，甚至可以不作任何削減。這樣，美國《2002年農業法案》的反周期補貼便能順利的從“黃箱”轉向“藍箱”。

在出口競爭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日期的模糊規定為發達國家繼續進行出口補貼提供機會。《框架協議》指出：成員同意制定一個詳細的削減模式，以保證在一個可信的終止日期前，平行削減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措施。削減日期待定意味著發達國家可以繼續維持高額的出口補貼、出口信貸或保險計劃，同時也擁有充足的時間將“出口補貼”向“藍箱”和“綠箱”轉化。《農業協議》出口競爭紀律對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消極影響將繼續存在。

在市場準入方面，《框架協議》對敏感產品的定位，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的模糊規定未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需要。（1）敏感產品。《框架協議》關于敏感產品的概念允許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繼續對某些產品提供保護，只要每種產品的市場準入通過關稅配額承諾和關稅削減得到改進。“敏感產品”是歐盟和十國集團為使其部分維持高關稅的敏感產品少做減讓而提出的概念，旨在維持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農產品高關稅，這必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出口。（2）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框架協議》規定，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糧食安全、生計和農村發展的需要，指定特殊數量產品作為特殊產品，這些產品可以獲得更多的靈活待遇。同時，《框架協議》也要求制定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僅供發展中國家使用。這些規定一定程度上考慮了發展中國家使用出口補貼和國內支持措施的有限能力，特殊和差別待遇在其市場準入領域的重要性。但是，在特殊產品問題上，《框架協議》的文字相當模糊，幾乎所有的實質性問題都被留到下一階段解決，對如何特適用殊保障機制也沒有任何詳細規定。

（三）后《框架協議》談判，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關注的分歧依然嚴重

《框架協議》指出，農業對于發展中成員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他們必須能夠實行支持其發展目標、扶貧戰略、糧食安全以及生計關注的農業政策。該目標能否實現，取決于后《框架協議》階段更為艱難的具體模式談判。然而，后續談判過程中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農業補貼、農業關稅等核心問題上依然各執一詞，讓拖延了10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談判懸而未決，這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在OTDS的削減幅度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始終無法達成一致。面臨發展中國家大幅度削減OTDS的要求，美國和歐盟一直消極回避。從農業補貼的規模看，歐盟農業補貼為600億歐元，美國為482億美元，根據2008年7月談判案文歐盟應該削減75%—85%，美國應該削減66%—73%。但歐盟目前僅許諾削減70%。由于歐盟從總體上講處于農產品進口入超的局面，且農產品出口的大部分是歐盟各國間的貿易，因此其并未成為眾矢之的。美國雖然同意削減至150億美元，即削減69%，進入了談判案文的削減范圍，但美國2001—2005年實際農業補貼平均為170億美元，2006年為110億美元，2007年又下降為90億美元，因此，印度和巴西認為美國削減的幅度遠遠不夠，要求其必須削減到108億美元、至少削減到121億美元即削減75%以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農業補貼的對峙成為具體模式談判階段的主要阻力。

在農產品的特殊保障機制的適用條件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僵持不下。特殊保障機制是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發展中國家可以動用這個在農業領域的防御性政策工具，在進口產品數量激增或進口產品價格銳減的情況下，提高關稅壁壘，保障農民的生存、農業的發展和糧食安全。由超過40多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33國集團是特別保障機制最積極的捍衛者。他們主張在農產品進口量超過正常年份的5%、10%和30%并造成國內價格下跌時，就可采取追加不同比例關稅的特殊保障措施，而且程序應簡單、易行。美國等糧食出口國則堅持只有當某種農產品進口突然增至40%以上時，“受害國”才能啟動特別保障機制，提高關稅。最終，美國以必須界定該機制使用的合法性和防止濫用為由，沒有作出讓步，導致2008年談判破裂。

談判破裂后，農業委員會又組織多次談判，但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進展。2011年伊始，農業委員會主席沃克（David Walker）提出預計在年終結束談判。然而談判的進展并不樂觀，WTO大使們一致認為，各項議題在年內不太可能達成一致。目前，為挽救多哈，代表們選擇了分階段完成的妥協方案，其中農業問題被列為“慢速通道”。綜觀十多年的多哈農業談判，盡管發達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讓步，但發展中國家大部分關于糧食安全的建議并沒有得到采納，而發達國家的削減承諾很大意義上是空頭支票。可以預測，多哈農業談判不可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

四、結論與啟示

糧食安全問題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WTO《農業協議》卻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為改變這一現象，發展中國家利用多哈農業談判，積極闡明糧食安全立場，爭取農業政策空間，以保護國內糧食生產，保障糧食安全。然而，歷經十年的“發展回合”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因此，《農業協議》及多哈農業談判最多僅能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發展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外部環境。如果多邊貿易體制不能與國內政策很好地銜接，或者沒有附以相應的國內政策激勵，發展中國家從農業貿易自由化中獲取的利益有限。從這一點來看，國內政策的調整才是最重要的。

第7篇：糧食安全重要意義范文

關鍵詞：CROPWAT；農作物；虛擬水；水資源；西安市

中圖分類號：F323.21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14-3277-03

國外學者對虛擬水的研究相對成熟，虛擬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作物領域，尤其是糧食問題。1993年Allan[1]首次提出虛擬水概念，1996年正式定義虛擬水為生產商品或服務所需要的水資源量。虛擬水是很多國家解決國內水資源短缺問題的新思路，虛擬水已經成為國際研究的前沿領域。目前，虛擬水的概念從縱向和橫向兩方面都得到了拓展，Hoekstra等[2]認為測算一國的虛擬水流量并不能真正反映一國水資源的真實需求，隨即提出水足跡（Water footprint）的概念和測算方法，通過水足跡將虛擬水概念與消費聯系起來，拓展了虛擬水概念的范圍，為水資源供給和需求管理提供了新視角。虛擬資源（如虛擬土地、虛擬氮、虛擬二氧化碳等）概念的出現也是虛擬水概念的不斷拓展。

國內學者對虛擬水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現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全國或部分地區農作物、畜產品虛擬水含量的測算上，研究區域以干旱或半干旱地區為主。程國棟[3]較早從理論角度分析了水資源社會化管理與水資源恢復重建的關系。靳軍英等[4]針對虛擬水在我國水資源優化配置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認為水資源富足地區應發揮區域優勢，開發和生產水資源密集型產品；水資源缺乏地區則需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效特色農業，通過虛擬水貿易減緩水資源壓力，實現生態—經濟—水的良性循環。可見，對虛擬水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這對水資源貧乏的地區有重要意義。

虛擬水是在研究水資源配置效率過程中伴隨資源流動而提出的概念，被認為是解決水資源問題的重要策略。虛擬水對于水資源緊缺、以種植農作物為主的地區來說，提供了水資源的一種優化配置途徑，并且不會產生惡劣的環境后果，能較好地減輕局部水資源緊缺的壓力，虛擬水已成為緩解水資源短缺和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有效策略。基于此，對西安市的農作物虛擬水進行分析，以期尋求緩解水資源短缺和促進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思路。

1 西安市水資源概況

陜西省是全國水資源最緊缺的省份之一，省會西安市是陜西省關中經濟區的核心城市，現已成為中國中西部地區重要的工業、農業、科技、商貿、旅游和文化中心。隨著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加速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西安市對水資源的需求量將持續增加。西安市的水資源總量僅占關中地區的31.22%、占陜西省的5.54%；年人均用水量為184.9 m3，低于關中地區和陜西省的平均水平。作為陜西省的糧倉，西安市的農作物生產對陜西省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由于農作物生產耗水量較大，水資源短缺已成為長期制約西安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

2 西安市農作物虛擬水實證分析

2.1 研究方法

2.2 數據來源與選取

研究數據主要包括氣象數據、作物參數和農作物產量數據。其中氣象數據包括太陽輻射、月平均最高和最低氣溫、相對濕度、日照時數、風速、月降水量及土壤條件，作物系數是作物需水量與參考蒸散量之比值，以上數據都來源于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庫；農作物產量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的《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陜西統計年鑒》。

西安市是關中地區的典型代表城市，陜西省農作物生產主要集中在關中地區，考慮西安市氣象數據的代表性和易得性，選擇西安市氣象數據作為計算作物需水量的依據，這與陜西省農作物的實際生產狀況基本吻合。

2.3 實證分析與結果

3 結論與建議

基于CROPWAT模型對陜西省西安市主要農作物的需水量和虛擬水含量進行測算，初步得到以下結論：①在選取的7種主要農作物中，作物需水量最大的是水稻，需水量最小的是花生；所選取的糧食作物需水量普遍大于其他農作物的需水量。②通過對比分析，花生和棉花是生產過程中單位虛擬水含量較高的農作物，蔬菜則是生產過程中單位虛擬水含量最小的產品。因此，為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節約用水，使整個農業產業的總體經濟效益得到提到，并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的協調發展，建議從以下方面進行調整。

1）應適當調整農作物的生產與種植結構。西安市的水資源具有時空分布不均的特點，從時間分布看，降水量的年際變化較大，降水主要集中在6～9月份；從空間分布看，徑流主要分布在山區，山區徑流占地表徑流總量的86.4%；平川和臺塬階地區僅占13.6%。該區域水資源短缺，不適宜建設商品糧基地，應當壓縮高耗水的農業產業，大力節約實體水資源。西安市應根據本區域的水資源實際儲存、利用狀況適當調整農作物的生產與種植結構，在人均水資源利用率較低的情況下適當減少水稻和花生的生產，同時增加其他糧食作物和蔬菜的生產。

2）加強國內地區之間的農作物虛擬水貿易。依靠虛擬水戰略，加強國內的糧食貿易，缺水地區從國內糧食生產富足的地區購進糧食，實現地區糧食供給平衡，以緩解自身水資源的緊缺壓力，更好地保證區域內農業生產條件較好地區的糧食生產，實現區域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3）在農產品貿易結構調整時，應參考各類農產品具體的虛擬水含量，采取相應的對策，對虛擬水資源密集型產品主要采取進口替代政策，而出口時盡量以虛擬水資源含量較低的產品為主導，以淡化風險，保障糧食安全。

參考文獻：

[1] ALLAN J A. Fortunately there are substitutes for water otherwise our hydro-political futures would be impossible [A]. Priorities for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C].London：ODA，1993. 13-26.

[2] HOEKSTRA A Y. Virtual water trade：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virtual water trade[A]. Value of Water Research Report Series No.12[C]. Ihe Delft： Hoekstra A Y，2003：13-17.

[3] 程國棟.虛擬水——中國水資源安全戰略的新思路[J].中國科學院院刊，2003，18（4）：260-265.

[4] 靳軍英，張愛靜，袁 玲.虛擬水在我國水資源優化配置中的應用[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36（4）：205-210.

第8篇：糧食安全重要意義范文

【關鍵詞】糧食；糧食檢測；檢測工作；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糧食質量安全問題是直接關系到關系到中國人民切身利益和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問題。糧食質量檢測是判定糧食質量是否糧食質量安全標準的科學依據，通過糧食質量檢測數據可以直接指導糧食管理、確保糧食質量安全。因此，糧食質量檢測工作至關重要。本文從實際工作的角度出發，根據自己多年糧食檢測的工作經驗，以及糧食檢測的工作現狀，提出糧食檢測的工作要求，制定糧食檢測的工作計劃，總結糧食檢測的重要意義。

一、糧食檢測工作現狀

隨著糧改后的糧食經營多元化、市場化，一批又一批新的糧食經營企業不斷興起，懂行的做，不懂行的也做，由此產生對糧食檢驗認識不夠、認為執行標準不重要的思想，其表現為對檢驗工作重視不夠。有的經營者不懂糧食檢驗，不設質檢部門，不配檢驗員；有的雖然安排了檢驗人員，但沒有從事過糧食檢驗；較高素質的糧食檢驗人員非常短缺，從而在糧食經營流通中形成了糧食檢驗薄弱環節。糧食個體經營戶中普遍存在，糧食收購入庫第一關把不嚴，入庫糧食品質不清，有的次糧入庫，儲藏期間不懂檢驗、不做檢驗，有的出現壞糧，交易中有的標準不清，交易的糧食質量模糊。加之國家質量監管不夠，常有糾紛產生，給經營者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給國家帶來不安定因素。因此，當前糧食流通體制下的糧食檢驗工作現狀亟待改善。

二、糧食檢測工作要求

（一）緊抓入庫儲糧檢驗。在糧食收購工作過程中要重質量、嚴把關，根據糧食檢驗流程劃分糧食等級，依據質量和品質論價。入庫時，質檢工作人員務必要按照收購質量標準，按照倉儲有效管理底線，要嚴把收購質量關卡，多收干、飽、凈、無蟲、無霉的優質糧，拒收陳化糧、“三高糧”芽麥等不合格糧。這樣也為有效管理倉庫糧食打下扎實基礎。

（二）落實庫存糧食檢測。定期檢驗，做到嚴防蟲害與霉菌，糧儲工作的基本要素是定期并機動的進行糧情檢測；務必做到兩個及時和兩個特別：及時觀察糧食的蟲害與霉菌反映、及時掌握儲藏穩定性的變化情況，按照標準和規范要求檢驗糧情；特別對倉內邊緣、倉底及四角等易發隱患部位要著重進行防患，特別在季節或者氣候變化時期要增加固定進倉檢查的工作量；目的是及時發現問題并迅速解決；對還沒有發生蟲霉和結露的要做好提前預防與預警工作。

（三）確保庫存糧食準確。由于在收儲期間，購進的糧食會隨著貯存時間的變化，存在自然分解代謝自身的營養物質和能量，從而會在品質上發生逐步陳化與相應的劣變。那么就需要檢驗人員認真依照儲糧技術規范與要求，要保證檢驗樣品的代表性，堅持對樣品進行多頻率的檢測，并按照糧食的不同品質判定標準，對面筋吸水量、脂肪酸值、粘度、品嘗評分值、油脂過氧化值以及酸價等全面系統地檢測，并進行取樣化驗分析、依據實際結果對照標準書來判定此品種糧食是否宜存狀態，并以此作為輪換的科學指導依據。

（四）健全糧食檢測體系。理論指導實踐，做到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糧食質量監測站對糧食檢測結果的質量控。制要堅持質量體系的健康運行、做好外部質量監控和內部質量監控，從而形成理論再來指導實踐。保證檢測數據處理、記錄、報告準確；檢測方法必須優先使用國家規定的標準方法，制作作業指導書并處于受控狀態；每年年初制定質量控制計劃，并按計劃組織實施。

三、糧食檢測工作計劃

（1）制定完整、有效、適應的質量體系，使實驗室的質量活動處于受控狀態；（2）制定良好的管理制度、明確的職責分工和相關部門崗位銜接協調配合；（3）檢測人員必須遵守檢驗操作規程，并具有與從事檢測工作相應的技術知識和經歷。檢測人員應定期培訓，經考核合格后持證上崗，使檢測人員知識和技能不斷更新；（4）實驗室設施和環境必須符合檢測要求；（5）對實驗室的檢測儀器設備（計量器具）應定期進行維護、檢定和校準（期間核查），做好記錄，常年處于受控狀態；新購置的設備，在其使用前應檢定、校準，并處于受控狀態；（6）標準物質必須有專人保管，購買時須向供應商索要有效的標準物質證書，保證標準物質使用的可靠性和可溯性，使用標準物質前應對有效期進行核對；（7）樣品管理必須有專人負責，保證樣品的完整性和安全性；（8）保證檢測數據記錄、處理、報告準確；（9）檢測方法必須優先使用國家規定的標準方法，制作指導書處于受控狀態；（10）保證外部服務質量和采購物品的質量；（11）每年年初制定質量控制計劃，并按計劃組織實施。

四、糧食檢測工作意義

糧食安全是國策，糧食生產是前提，糧食流通是環節，糧食檢驗就是保證。糧食質量檢驗是一門專業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它是運用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對糧食及其制成品的物理特性、工藝品質、營養品質、食用品質、儲藏品質及衛生指標進行分析與評價。糧食質量檢驗又是糧食工作的基礎，是一項政策性、社會性很強的工作，如果糧食質量出了問題，不僅在經濟上給經營者造成損失，更會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糧食質量檢驗工作始終要貫穿于糧食行業各環節的全過程，是整個糧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糧食市場已形成多元化格局，競爭日趨激烈，糧食食品以假亂真，以次充好的現象經常發生，在涉及糧食質量方面的活動中，糧食質量檢驗工作在行政執法中起著至關重要作用。因此，加強糧食檢驗監測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為此，我們必須改變陳腐的舊觀念，以糧食的“最佳食用品質和用途”以及“確保儲備糧常儲常新”為目標進行糧食的質量管理工作，進逐漸挖掘和開拓糧食質檢工作的內容和方法，科學、真憑實據地發揮糧食檢驗工作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 陳鳳華.淺論如何做好糧食質量檢驗[J].新農村（黑龍江），2013（16）：41.

[2] 王躍國.糧食檢驗中應注意的環節[J].科技與企業.2012（5）：44.

第9篇：糧食安全重要意義范文

但不容忽視的是，由于自然資源比較匱乏和人口基數過大，我國糧食安全保障的基礎仍不穩固，一直存在脆弱平衡、強制平衡、緊張平衡的“弱質三性”。尤其是浙江等東部發達省區，糧食生產規模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糧食自給率進一步降低。浙江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積僅有0.54畝，是全國第二大缺糧省份，再加上二三產業迅速發展，本省自主糧食產出遠遠無法滿足市場需求，浙江“米袋子”工程任務艱巨。因此，浙江省認真貫徹落實2013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抓好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設，根據浙江的實際情況，在省外建立糧源基地、多渠道掌控糧源對確保浙江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一、浙江糧食生產存在的問題

（一）糧食產需缺口不斷擴大

浙江是全國第二大缺糧省，65%的糧食需要從外省調入。2010年浙江糧食缺口1205萬噸，2011年缺口1270萬噸，2012年缺口1335萬噸，預計2015年全省糧食產需缺口將達到1295萬噸，2020年達1600萬噸。當前，我省從糧食主產省年調入糧食1000萬噸，水稻的調入地以東北、江蘇、安徽、江西為主，玉米以東北、河北為主，小麥以河南、山東為主。粳稻每年從外省調入約340萬噸，其中黑龍江約占122萬噸。今后一段時期，浙江省對外省的糧食倚重度將進一步增加。

（二）糧食產量穩定困難重重

一是種糧比較效益依然偏低。雖然糧食補貼政策每年都在加大，國家稻谷最低收購價也是逐年提升，但種糧效益仍然偏低，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不高。目前我省種糧效益為250元/畝左右，遠低于其他經濟作物。大多數農民只種口糧，不愿多種糧食。2013年流轉土地用于種糧的比重僅為43%，比2012年下降3個百分點。二是種糧成本持續上升。近年來我省土地流轉價格、雇工價格大幅上漲，據農業部門測算，2013年種糧成本每季上漲100元左右，早稻增加117元，連作晚稻增加82元，單季晚稻增加130元，基本沖抵了政策補貼效應。三是糧食產量存在脆弱平衡，我國糧食雖已實現十連增，形勢越好越容易產生拐點，一旦東北、河南、黑龍江等糧食主產區發生大的災害，就有可能引發全國性糧食安全問題，到時我省購糧的難度比廣東更大，因為浙江的近鄰上海是個糧食大銷區。

（三）現有生產模式對提高糧食保障水平的制約

2013年我省糧食種植面積1880.55萬畝，比上年增加3.22萬畝，增長0.17%；單產390.3公斤，比上年減少19.7公斤，降低4.8%；總產733.9萬噸，比上年減少35.9萬噸，降低4.7%。從目前情況來看，生產技術和種子技術已相當成熟，要在擴大種植面積和提高單產上非常困難。根據2004年度全省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的結果，全省土地利用構成中，農用地面積為12961.2萬畝，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82.0%，可開墾土地面積11.096萬畝， 其中大面積集中連片分布的有海涂灘地和荒（坡）草地等類型。可開墾荒草地面積為12.29 萬畝，相對集中地分布浙西南、浙西北山丘盆（谷）坡地， 浙中東和浙中西丘陵崗臺坡地和盆坡地區，耕地后備資源短缺。此外耕地分布破碎化和產權分散化問題比較突出，農業就業呈現老齡化、兼業化，90后農民基本不會種田。

（四）未來導致糧價波動加劇的因素增多

近年來，受國際政治、經濟、氣候、軍事、投機等因素的交疊影響，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波動較大較快，未來糧價的波動幅度和頻度有進一步加大的趨勢，保持省內糧食市場價格平穩的難度很大。同時，由于我國糧食市場價格形成機制的一些特殊性，出現了糧價“產區銷區價格倒掛、原糧與成品糧價格倒掛、國際國內價格倒掛”的市場扭曲現象，使得大批糧食經營企業面臨連續虧損的狀況，這對我省糧食安全保障也非常不利。

二、國內外經驗

（一）國外

建立海外糧食基地，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我國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內容。截至2012年，吉林省企業在俄羅斯、哈薩克斯坦、菲律賓、贊比亞、斯洛伐克等國家已投資建設8個示范農場，總投資額超5億元人民幣，以種植玉米、水稻、大豆為主，示范面積已達2.33萬公頃，比2011年增加1萬公頃。浙江省農業處于走出去的起步階段，但投資領域和地域分布趨廣。投資領域涵蓋農林牧漁各業，涉及糧食種植、經濟作物種植、設施農業、森林采伐、遠洋漁業捕撈、農業機械等，投資地域分布在五大洲31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8個，包括日韓、香港和東南亞國家；歐洲6 國，除俄羅斯外，均在西歐；南、北美洲5 國，北美的美國、墨西哥和南美的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大洋洲僅斐濟；最多是非洲，有11個國家。浙江福地農業有限公司在巴西投資達4860 萬美元，從事大豆、糧食作物種植以及林業生產，實施土地開發項目16800 公頃。

（二）上海

浙江的近鄰上海市預計到“十二五”末糧食總需求600萬噸，產需缺口80%。上海市政府決定以上海良友集團為主體建設糧食主產區糧源收儲基地。為了在糧食主產區建設糧源收儲基地，上海良友集團制定了“26248”計劃：在糧食主產區建設2個糧源收儲體系、6個糧食收儲基地（東北4個、蘇北2個），每年可實現糧食收購經營量200萬噸（東北160萬噸、蘇北40萬噸），覆蓋糧源播種面積400萬畝（東北320萬畝、蘇北80萬畝），每年可實現糧食物流吞吐量800―1000萬噸。

目前，已實施4個基地建設。其中黑龍江省虎林市通過控股綠都集團公司建立緊密型糧源基地（倉容21.5萬噸），其他3個分別位于黑龍江省大慶市（倉容4.5萬噸）、江蘇省大豐市（倉容15萬噸）和灌云縣（倉容5萬噸），以參股、租賃場地、建立協議合作平臺等方式落實。按照“上控糧源、中控物流、下控渠道”的戰略思路，在糧源基地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2012年收購糧食42.47萬噸，2013年上半年收購糧食27.32萬噸。綠都股份借助良友集團在上海糧食市場的渠道和品牌優勢，銷售虎林大米。2012年累計銷售糧食22.24萬噸，其中：上海市級儲備糧就地轉儲 7.52萬噸，發往上海 12.87萬噸；2013年上半年銷售糧食6.85萬噸。

三、跨區域建立糧食基地的途徑研究

跨區域建立糧食基地有利于緩解浙江省的糧食短缺問題，為市場提供足夠的糧源，實現省內糧食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平衡，將糧食產量和糧食價格波動水平控制在一個科學合理的范圍之內。跨區域建立糧食基地又是一項系統工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必須與浙江省的實際情況相符。

（一）選址

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耕地面積約3億畝，占全國耕地總量的1/6，東北平原以肥沃的黑土地著稱于世，是世界僅有的三大塊黑土區之一。從耕地面積來看，2008年底，東北三省的耕地面積分別為1183.01萬公頃、553.46萬公頃、408.53萬公頃，占全國耕地的比重分別為9.72%、4.55%、3.36%。2010年，東北三省的糧食總產量分別為501.3萬噸、284.25萬噸、176.5萬噸，其中玉米和大豆產量最高，玉米年產量4000萬噸，占全國產量的1/3，居全國首位。東北大米占全國總產量的10%，由于其口感好，非常受市場的歡迎，能賣出較高的價格。與其他地區相比，東北三省有建立糧食基地得天獨厚的優勢。

（二）合作形式

商品糧基地是指具有發展糧食市場優勢，能夠穩定地提供較多的商品糧，在地區上連片分布的產糧區。基地宜以糧食收儲能力建設為核心，以訂單生產為重要糧源組織方式。基地的基本要求要符合以下條件：一是在糧源充足的主產區，收購糧食的腹地縱深較大，且能夠建立較為穩定的契約關系，在糧食緊張時期也能保證收購；二是對外交通便利，一般應具有鐵路專用線；三是現有一定的倉儲、烘干等較為齊全的配套設施，或有足夠布局這些設施的空間；四是產權清晰、管理規范，企業經營管理比較接近浙江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五是當地政府支持，能在糧源掌控、土地、稅收、人員安置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三）倉儲

從糧食生產出來到消費，需要經過運輸和倉儲兩個環節。通運能力緊張使東北糧食運不出去，因此建立中轉倉庫是東北糧食收購、倉儲、中轉的重要節點。國家提出力爭再用3至4年時間提前完成全國1000億倉容建設任務，浙江省可積極爭取國家政策、資金扶持，在東北三省建立符合現代倉儲要求的糧食儲備庫，實現科學保糧儲糧，減少因儲糧不善等造成的損失。

（四）物流中轉

根據糧源基地的選點布局，結合浙江省人口分布特點和應急投放需要，采取以鐵路為主，水路、公路為輔并開展多式聯運的方式，應用物聯網等先進技術提升糧食供應鏈管理水平，進一步優化、暢通省外糧食調入通道。黑龍江基地均布設鐵路專用線或臨近專用線，一般情況下，糧食通過鐵路直運省內。同時還可充分利用長江和大運河黃金水道優勢，將安徽北部糧食通過公路集裝箱運輸集并到沿江港口，以內河船舶運輸到省內各地。在省內糧食供應緊張時，采取公路直運或公鐵聯運方式。

（五）銷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