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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普通邏輯學;思維能力;論證觀點
一、普通邏輯學的課程概述
普通邏輯學課程的主要內容是:首先闡述邏輯學的對象和性質;然后學習概念的內容(內涵和外延及其相互間的反變關系;概念的種類;概念間的關系;概念的限制和擴大;定義與劃分);最后學習推理的知識(演繹推理;非演繹推理)以及普通邏輯的基本規律;課程重點在于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和三大基本規律的學習。
(一)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的學習內容。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或特有屬性的思維形式。判斷是對客觀事物情況有所斷定而且對周圍現實的真假有所反映的一種思維形式。推理是依據已知的判斷得到新判斷的思維形式。它們在普通邏輯學課程中是基礎而重要的,故而要求學生全面掌握并且有所側重。
1、概念。在授課過程中,著重講解讓學生了解什么是概念,理解概念的兩個基本的邏輯特征:內涵和外延。從而識別不同種類的概念,特別是學會區分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接著理解并識別概念外延之間的各種關系,能夠熟練地使用歐拉圖表示兩個概念外延之間的各種關系。還要掌握具有屬種關系的兩個概念內涵與外延之間的反變關系。達到正確掌握概括、限制、定義和劃分等明確概念的邏輯方法。并且學會識別并糾正常見的概念方面的邏輯錯誤。
2、判斷。通過這個部分內容的教學,讓學生明確判斷的基本概念和邏輯特征。正確理解什么是性質判斷,進而理解量項的含義,掌握各種性質判斷的邏輯形式。而且要理解同素材的判斷之間矛盾關系、反對關系、下反對關系和差等關系的含義,能夠正確運用對當關系由一個性質判斷的真假推知其他同素材的性質判斷的真假。并且在了解判斷的分類之后,要熟記四種性質判斷主、謂項的周延情況。要了解什么是關系判斷及關系判斷的結構,掌握關系常見的邏輯性質。
3、推理。授課要求學生了解推理的實質和特征;能夠掌握推理的種類、形式結構和規則。進而要求學生既能分辨正確與錯誤的推理形式,從而能運用正確的形式進行推理;進一步要求學生能夠根據復雜的語言環境和推理的知識,準確地分析出具體的推理形式,靈活運用,并且能摒棄錯誤的推理,提高正確運用各種推理的邏輯思維能力。要求掌握簡單判斷的推理、復合判斷的推理和模態判斷的推理。
(二)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基本規律和邏輯方法的學習內容。三大基本規律是運用各種邏輯形式的總原則。授課要求學生理解、掌握三大基本規律的內容和要求及其適用范圍、作用等;從而學會用邏輯規律找出問題,分析現實問題。進而能夠運用三條基本邏輯規律來進行推理、論證,并且能夠識別實際推理和論證中違反三條基本邏輯規律所犯的邏輯錯誤。
1、同一律。同一律是要求在同一思維過程中保持思想的同一性。具體要求有兩個方面:a.概念:要求保持概念的同一性。不要犯“偷換概念”或“混淆概念”的錯誤。b.命題:要求保持命題的同一性來進行推理或論證。不要犯“偷換論題”或“轉移論題”的錯誤。
2、矛盾律。矛盾律是指在同一思維過程中不能同時肯定兩個互相否定的思想。要求有二:a.概念:要求不能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同時用兩個互相否定的概念指稱同一個對象。b.命題:要求不能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同時肯定兩個互相否定的命題都是真的。
3、排中律。排中律是指兩個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同時為假,而是必有一真。其具體要求也有兩個方面: a.概念:排中律要求對任一對象,或者用A這一概念去反映它,或者用非A這一概念去反映它。b.命題:要求對具有矛盾關系的命題不應該在同一思維過程中都予以否定,而須有一真。
二、該課程知識在學生辯論賽中的運用
(一)學生辯論賽的盛行。在校園里,形形的比賽數不勝數,辯論賽也是學生們喜聞樂見的比賽之一。辯論之于大學生的意義,是培養人、訓練人、陶冶人,尤其是培養人的思辨能力,訓練人的口才能力,陶冶人的審美能力。而這些是跟普通邏輯學課程同一的。
(二)分析一個辯題的論證結構
1、論題、論據和論證方式是一個辯題論證過程的三個組成部分。論題即是辯論正反方的立論觀點。拿到辯題,雙方首先要分析對這個句子是肯定還是否定:正方的論題就是肯定,其論證就是證明。而反方的,即是否定,那么其論證就是反駁。一個論證在文字上除了論題就是論據,故此辯論的整個過程都是論據的運用。而反證法和歸謬法的論證方式要引起我們的注意,要留意其特征。若是正方的論題,其立論卻用“如果不……”在后面,就是用了反證法。而若是反方的立論用了“如果……”在后面,則是歸謬法。
2、論證就是為某個主張提供理由,以表明它的可接受性。論證由論題、論據和論證方式組成,但影響論證可接受性的因素還要考慮其背景或假設。論證的結構往往比較復雜、多重,既可以是直接論證和間接論證,也可以是演繹論證和歸納論證。通過課程內容的學習,我們也可知充足理由律作為三大基本規律的補充,也是論證所要求遵守的規律。從這些邏輯規律的要求,我們可得出論證的若干規則,但需要注意反駁是論證的特殊形式。這些都是在辯論過程中應該遵守和掌握的。
三、結語
普通邏輯是思維創新的前提,也是理解、論說的基礎工具。學習它的意義總體上說是為了培養批判性思維習慣與能力,具體則是培養自己邏輯思維的能力,提高整體思維能力,從而有助于獲取新知識,也有助于識別、反駁錯誤,避免不講邏輯。規律的邏輯要求是人們根據其內容來保證思維的正確性。
參考文獻
[1] 姜全吉.邏輯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農名穎.形式邏輯新編[M].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3]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邏輯教研室編.邏輯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一、邏輯哲學不是邏輯學
大多數學者認為,邏輯哲學從學科性質來分是邏輯學與哲學的交叉學科,是兩者相互滲透的產物,是哲學的新分支之一,因此,邏輯哲學不是邏輯學,而是哲學。一般認為邏輯學是研究純粹理念的科學,所謂純粹理念就是思維的最抽象的要素所形成的理念。邏輯學的研究對象是真理,是認知思維,是人的思想。根據英國著名哲學家哈克的理解,從研究的范圍來看,邏輯是關于形式邏輯系統的形式特性的學科。它通常包括形式邏輯系統的一致性、完全性或可判定性的證明或證偽)。邏輯哲學也同形式邏輯系統的問題有關,然而是同哲學問題有關,而不是同純形式問題有關。邏輯哲學并非完全從事于形式邏輯的問題;非形式推論,形式系統與非形式推論二者間的關系也包括在邏輯哲學所研究的范圍之內。形式系統的發展確實極大地增加了邏輯研究的深度與精確度;但是,非形式推論的研究對形式系統的發展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同時,系統化的非形式推論的成就也是檢驗形式系統有用性的試金石。
從邏輯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來看,學者們對邏輯的涵義仍有不同的理解。首先,邏輯指經典邏輯,即二值的命題演算與謂項演算,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叫數理邏輯,這是最“標準”、最“正統”的邏輯,也是最狹義的邏輯。其次,邏輯還包括現代非經典邏輯,也就是所謂的哲學邏輯,即哈克所講的擴的邏輯與異常的邏輯。再次,邏輯還包括傳統演繹邏輯,它是以亞里士多德邏輯為基礎的關于非模態的直言命題及其演繹推理的直觀理論,其主要內容一般包括概念、命題、推理、證明,特別是三段論等。盡管關于邏輯的涵義和研究對表述不一,存在爭議,但基本上可以從廣義的和狹義的兩類概念去理解。廣義的邏輯是指研究思維形式、邏輯基本規律及簡單的邏輯方法的科學。而狹義的邏輯是指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學,即如何將有效的推理形式從無效的推理形式中區分開來的科學,其中心問題是區別有效論證和無效論證,“邏輯的形式系統則為論證的有效性提供嚴格的工具和純形式的標準”。狹義邏輯的形式系統力圖把“非形式論證”形式化,力圖用精確、嚴格和概括的名稱來表述它們。“邏輯學家總在邏輯論著中直接提出他的公理系統,而決不告訴你他是怎么得出這套公理系統的。然而,邏輯哲學則要研究形式體系如何創立的問題,創建、調整過程的一般特征,直覺在這一過程中的定向、引導作用等。”
二、邏輯哲學不是哲學邏輯
從概念產生時間看,哲學邏輯要遠遠早于邏輯哲學,而且兩者在研究的內容上多有重疊之處。因此,經常有人將兩者等同,認為哲學邏輯就是邏輯哲學。但從目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情況來看,大多數學者認為應當將邏輯哲學和哲學邏輯區分開來,邏輯哲學并不是哲學邏輯。二者不能同等對。哲學邏輯主要是由邏輯學發展中相關的哲學探討而引起的現代邏輯的一些分支,這方面的研究實質上預示著一個新的邏輯學科群體的產生,其特征是以某些傳統的哲學理論、概念、范疇和方法為對象所進行的現代邏輯的研究,它是關于某些傳統哲學范疇的形式理論,因而,它本質上屬于邏輯學。最早明確使用“哲學邏輯”一詞的是羅素,他在《我們關于外在世界的知識》一書中指出:“數理邏輯,除了它的初創形式之外,就連最現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學上的重要意義。
在初創以后,它就屬于數學而不屬于哲學了。我將要扼要論述的,是數理邏輯的初創形式,只有這個部分才真正稱得上哲學邏輯。往后的發展,盡管沒有直接的哲學意義,但是對哲學研究有很大的間接用處。”但羅素并沒有給哲邏輯學以明確的定義,邏輯哲學和哲學邏輯的關系如何,一直是學者所爭論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邏輯哲學就是哲學邏輯,英國牛津大學講師A.C.格雷林(Grayling)在其出版的《哲學邏輯導論》一書中指出,哲學邏輯的研究是圍繞語言問題展開的,它的基本概念為命題、分析性、必然性、存在性、真理性、意義和指稱等,而其目的則在于通過語言的分析更好地理解思維和世界。雖然邏輯哲學有時候在一定的場合也被理解或者說涉及到哲學邏輯,但是它實際上是指與解決哲學范疇和方法相關的現代邏輯的一個學科群,大概可以包括: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多值邏輯、概率邏輯、自由邏輯、相干邏輯、直覺主義邏輯、存在邏輯、問句邏輯、問題邏輯、對話邏輯、認識論邏輯、命令邏輯、優先邏輯、行動邏輯、部分與整體邏輯、本體論邏輯、信息與信息過程邏輯、量子邏輯、歸納邏輯等。
北京大學哲學系陳波教授在其相關論著中,也明確主張嚴格區分哲學邏輯與邏輯哲學。他認為哲學邏輯是20世紀20-40年代開始興起,50-70年代蓬勃發展的一個新興邏輯學科群體。它們以數理邏輯為直接基礎,以傳統的哲學概念、范疇以及邏輯在各門具體學科中的應用為研究對象,構造出各種具有直接哲學意義的邏輯系統。邏輯哲學則是哲學。然而,哲學邏輯作為邏輯的形式系統,本身也提出了許多哲學問題,成為邏輯哲學的研究對象,因而,哲學邏輯與邏輯哲學又有著密切的聯系。
關鍵詞:Peirce;科學家;邏輯學家;科學;指號學;化學概念
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其一生曾作為“一個美國人的悲劇”〔1〕,現在已經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他那個時代、也是美國至今產生的最有創造性、最具多才多藝的偉大思想家。他廣博的研究涉及非常不同的知識領域:天文學、物理學、度量衡學、測地學、數學、邏輯學、哲學、科學理論和科學史、指號學、語言學、經濟計量學和實驗心理學等等。而且這里的許多領域,Peirce在不同程度上被視為倡導者、先驅甚至是“鼻祖”。Russell早就做出評價:“毫無疑問,他是十九世紀末葉最有創見的偉人之一,當然是美國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思想家。”〔2〕而當代在世哲學家H.Putnam稱他為“所有美國哲學家中高聳的巨人”〔3〕。
雖然Peirce的思想具有極為廣闊的視野,但當今學者所公認、Peirce本人也承認的他的兩個主要研究領域卻是科學和邏輯學。科學和邏輯學是Peirce畢生付出精力最多的兩個領域,也是他在大學畢業后決定他一生將做什么時曾猶豫不決的兩種選擇。但在其學術興趣上它們是他的孿生子,二者在理論聯系上常常是融為一體,成為Peirce最傾心關注的焦點。而且,作為科學家和邏輯學家的經驗是Peirce整個哲學系統構建的基礎與出發點,是貫穿他一生思想發展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實際上,科學和邏輯學的共同追求正是Peirce為自己所界定的生活目標。把握他的這一顯著特征,我們可考察作為科學家的Peirce與作為邏輯學家的Peirce之間的某些聯系。
1科學家職業、邏輯學家志向
從實際從事職業來看,Peirce是位科學家,包括化學家、大地測量員、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工程師、發明家、實驗心理學家等等;同時這也是他謀生的門路,是他最早獲得學術名聲的領域。
成為一名科學家,Peirce具有非常優越的條件;同時這也是他的親戚朋友尤其是父親所期望的。Peirce出生于具有良好科學氛圍的家庭,特別是其父親BenjaminPeirce是哈佛大學天文學和數學Perkins教授,也是當時美國最有影響的數學家。Peirce從小由其父親教授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等學科;其聰穎智慧深得父親欣賞。而Peirce本人也深受父親影響,尤其是在父親1880年去世之后,他極想遵照父親遺愿而繼承父親的事業,從此專注于科學研究。
在Peirce十幾歲時,他已經在家中建立了私人化學實驗室,并寫出了《化學史》;其叔叔去世后,他又繼承了他叔叔的化學和醫學圖書館。1859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后,他父親安排他在美國海岸測量局(后來改名為海岸和地質測量局)野地考察隊作為臨時助手學習鍛煉了一年;而同時他私下跟隨哈佛動物學家LouisAgassiz學習分類學方法。1862年進入哈佛的Lawrence科學研究所,并于1863年畢業獲得化學理學士。其間于1861年他再次進入海岸測量局,但這次是作為長期助手;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主管度量衡辦公室;1867年父親成為海岸地質測量局的第三任主管,Peirce于同年7月1日由助手(Aide)提為副手(Assistant),職位僅次于主管;他的這一職位上一直持續到1891年12月31日,時間達24年半之久。從1872年11月開始,他又負責鐘擺實驗;在1873—1886年間他在歐洲、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的站點進行鐘擺實驗。晚年(1896年直到1902年)主要為圣勞倫斯能量公司做顧問化學工程師。
同時,Peirce在1867年被安排在氣象臺從事觀測工作,并于1869年被任命為副手。他曾是一次日環食和兩次日全食現象的觀測者,還負責使用氣象臺新獲得的天體光度計。1871年其父親獲得國會授權進行橫跨大陸的地質測量,Peirce由此又成了職業的大地測量員和度量衡學家。
Peirce生前雖只出版過一本科學方面的書(《光測研究》(1878)),為《theNation》雜志撰寫的短評、書評現多收集在由Ketner和Cook編輯出版的《ContributionstotheNation》中;但他在海岸地測局和哈佛氣象臺的諸多貢獻已經為他(也為這兩機構)在很年輕時就贏得了國際(特別是在歐洲)聲譽(Peirce1870年、1875年、1877年、1880年和1883年先后五次接受測量局任務到歐洲考察,同歐洲的許多科學家建立了聯系,并極力主張擴大科學界的國際聯系)。Peirce于1867年成為美國文理學院的常駐會員,1877被選為國家科學院的成員,1880年被選為倫敦數學學會成員,1881年被選進入美國科學進步協會。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現在Peirce已被認為是采用光波長來測定米制長的先驅。
然而,盡管他原本可以很好地專職于科學職業,并有廣闊的前景;并且事實上,他也是由化學進入了各種各樣的科學部門,并投入了極大的興趣和精力,成為美國當時杰出的科學家。但與邏輯學相比,它們只是他生命的第二焦點。
從理想志向來看,Peirce視邏輯學為其天職。早年在父親指導下學習《純粹理性批判》時就認為康德的失敗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邏輯”,要超越康德體系,必須發展一種嶄新的邏輯。他聲稱在12歲時已經除了邏輯別無其他追求;甚至在生活潦倒、疾病纏身的困境中他依然堅持這一工作。他建有自己的私人邏輯史圖書館,他是近代以來少有的精通古代和中世紀邏輯的一位邏輯學家。他自己說,他是自中世紀以來唯一全身心貢獻于邏輯學的人,并聲稱他是終生的邏輯推理學習者。1906年他在美國《WHO’SWHO》中把自己命名為一名邏輯學家,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現象。晚年在Milford的Arisbe,他形容自己為田園邏輯學家、邏輯學隱士。與具有美好前程的科學職業相比,Peirce之所以熱中于當時不可能成為謀生手段的邏輯學,更多的是出于對自己既定學術目標的追求:要發展一種有前途的邏輯。他對于邏輯的執著和熱情,使得他在邏輯學上的貢獻并不亞于科學。
年僅二十幾歲時,Peirce就開始在哈佛和Lowell學院作關于邏輯學的演講;從1879年直到1884年,在保持海岸地質測量局職位的同時,他作為JohnsHopkins大學(美國歷史上第一所研究生學院)的兼職邏輯學講師(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獲得的大學職位),并在這期間出版了他第二本書(也是最后一本)《邏輯研究》(1883年,Pei
rce主編)。這本書在當時的美國乃至整個歐洲都有較大影響。在1901年,他為Baldwin的《哲學心理學辭典》撰寫了大部分的邏輯學詞條。
雖然Peirce只有短暫的學院生活來傳播他的邏輯理論,但在他那個時代,Peirce已經是一位國際性人物。在五次訪問歐洲期間,雖然他是作為科學家去考察,但不僅碰到了許多著名科學家,也會見了當時知名的數學家與邏輯學家,包括DeMorgan、McColl、Jevons、Clifford、Spencer等,還與Cantor、Kempe、Jourdain、Victoria夫人等保持著通信關系。1877年英國數學家和哲學家W.K.Clifford評價“CharlesPeirce...是最偉大的在世邏輯學家,是自Aristotle以來已經為這一學科增加實質內容的第二個人,那另一個是GeorgeBoole,《思維規律》的作者。”〔4〕
而在今天,Peirce學者不斷發掘出的Peirce的邏輯尤其是現代邏輯貢獻更是值得重視。一般認為,他早期主要是作為一名布爾主義者(Boolean)從事代數邏輯方面的研究,而晚年他的貢獻主要集中于圖表邏輯方面,主要包括存在圖表系統和價分析法。1870年Peirce的“描述一種關系邏輯記法,源于對Boole邏輯演算的擴充”是現代邏輯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為它第一次試圖把Boole邏輯代數擴充到關系邏輯,并在歷史上第一次引入(比Frege的Begriffschrift早兩年)多元關系邏輯的句法。在1883年之前他已經發展了量化邏輯的完全的句法,與直到1910年才出現的標準的Russell-Whitehed句法僅僅在特殊符號上有點不同。
在對于數理邏輯貢獻的廣泛性和獨創性方面,Peirce幾乎是無與倫比。與邏輯主義學派的Frege相比,Peirce的特殊貢獻不在定理證明方面上,而更多的是在新穎的邏輯句法系統和基本邏輯概念的精制化發展上。他創造了十多個包括二維句法系統在內的不同邏輯句法系統。把實質條件句算子(在他那里的形式為“—<”)引入了邏輯學,比Shaffer早40年發展了Shaffer豎并僅僅基于這一算子發展了一完全的邏輯系統。還獨立地系統采用了真值表方法和歸謬賦值法,過早地意識到Skolem前束范式的技術。在JohnsHopkins大學教書期間,Peirce開始研究四色圖猜想并發展了邏輯和拓撲學特別是拓撲圖論之間的廣泛聯系。
我們看到,Peirce不僅是有著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邏輯學家。然而在二者關系上,首要的一點是:他承認自己熱愛科學,但坦言對于科學的研究只是為了他的邏輯;因為邏輯的研究需要從各種特殊科學(還有數學)的實際推理方法中概括出一般的邏輯推理方法,而決不是僅僅從邏輯書籍或講課中背誦、記憶和解題;多樣化的科學研究正是為了邏輯之全面概括,由它們獲得的材料形成了邏輯學的基礎和工具。實際上,這種前后的“從屬關系”最突出地表現在他晚年常常是以作為科學家的收入來維持從事邏輯學研究的時間。
2邏輯學作為科學
雖然上文表明邏輯學家Peirce與科學家Peirce之間有近乎目的與手段間的主從關系,但事實上并非如此簡單,它們還有更為深刻的一層關系,那就是:邏輯學也是科學。很顯然,這是Peirce長期的實驗室經歷已經使得他以科學的方法處理所有問題(他有時的確稱自己為“實驗室哲學家”)包括邏輯學了。
我們首先看,科學在Peirce那里意味著什么?Peirce看到大多數人包括科學界之外的人都習慣于把科學視為特殊種類的(主要是指系統化的)知識,而他更愿意像古希臘人那樣把科學作為認知的方法,但他強調這種方法一定要是科學探究(inquiry)的方法。知識開始于懷疑,為了尋求確定的信念我們必須要解決(settle)懷疑,一般解決懷疑的方法主要有情感方法(求助于自己的感覺傾向)、信忠團體的方法(選擇那些最適合其社會團體的那一信念)和尊重的方法(求助于自己對于某特別個人或機構的尊重之感情)等;但這些方法本質上都是自我中心的非客觀的方法,它們往往只通過懷疑者自己的行為、意愿來選擇信念,缺乏足夠的證據。而真正客觀的方法只有科學探究的方法,在這種方法指引之下,探究者從經驗出發基于科學共同體(community)的合作去尋求真理(TRUTH)或實在(Reality),這也正是科學活動;最終的真理性認識可能并不是由某一實際的探究者所發現,但只要是遵循這種方法、運用先前的結果,最后都必定會一致達到真理的。這正是Peirce在《通俗科學月刊》上發表的兩篇經典性論文《信念的確定》和《如何使我們的觀念清楚明白》中所闡述的實用主義(與后來James版本的實用主義有很大不同)方法相一致的,事實上如Peirce所指出的,實用主義不是什么世界觀,本質上是一種方法,一種科學探究的方法。而與此同時,我們看到,Peirce把邏輯學視為設計研究方法的藝術,是方法之方法,它告訴我們如何進行才能形成一個實驗計劃;邏輯就是對于解決懷疑的客觀方法的研究,是對于達到真理之方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幫助我們成為“科學人”。現代科學之優于古代之處也正在于一個好的邏輯,健全的邏輯理論在實踐上能縮短我們獲知真理的等待時間,使得預定結果加速到來。
但是我們發現,他在思想更為成熟的階段是把邏輯學的科學屬性放置于指號學(Semiotics或更多的是Semieotics)的語境中來考察的,雖然這種處理與以上把邏輯學視為科學方法之研究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
Peirce不止一次指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的邏輯學就是指號學或關于指號的理論,僅僅是指號學的另一個名字。〔5〕它包括三個部門:批判邏輯學(CriticalLogic),或狹義上的邏輯學,是指號指稱其對象的一般條件的理論,也即我們一般所謂邏輯學;理論語法(SpeculativeGrammar),是指號具有有意義特征的一般條件的學說;理論修辭(SpeculativeRhetoric),又叫方法論(methodeutic),是指號指稱其解釋項的一般條件的學說。〔6〕這種劃分可能受中世紀大學三學科:語法、辯證法(或邏輯學)和修辭的課程設置的影響,指號學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對于中世紀后期所理解的邏輯的現代化版本。而我們在此需要強調的是,Peirce把指號學視為經驗科學、觀察科學。推理就是對于指號的操作,觀察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指號學同其它經驗科學的不同在于它們實驗操作對象不一樣,在于其它科學的目的僅僅是發現“實際上是什么”而邏輯科學要探明“必定是什么”。但既然是經驗科學,根據經驗學習的科學人進行邏輯推理所得到的結論就是可錯的即準必然的(事實上,任何邏輯必然都只是相對于特定
推理前提而產生必然的特定結論)。
更進一步,Peirce把狹義上的邏輯學(logicexact)分成假設邏輯(abductivelogic)、演繹邏輯和歸納邏輯三部分。顯然這比傳統邏輯上演繹(必然的)、歸納(可能的)二分的做法多出了內容。Peirce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對于Aristotle三段論基本格研究的結果,他認為Barbara集中表現了演繹推理的本質,而作為特殊的演繹三段論Baroco(把Barbara中結論的否定作前提、小前提的否定作結論)和Bocardo(把Barbara中的結論的否定作前提、大前提的否定作結論),如果把它們的結論考慮為或然性的,則分別相應于假設推理(abductivereasoning)和歸納推理。但更重要的是,Peirce在此顯示出了邏輯學與科學的最合理的緊密聯系。在他看來,演繹邏輯也即數學的邏輯,而假設邏輯和歸納邏輯主要就是科學的邏輯。在演繹邏輯已經得到普遍承認的情況下,他終生的愿望就是要把歸納和假設(Abduction)同演繹一起堅固地和永久地確立在邏輯概念之中。在科學探究過程中,假設、演繹和歸納先后組成了三個不同階段的科學方法,它們的共同作用使得科學探究能自我修正。
Peirce把假設放在首位,作為科學探究程序的第一步,目的在于發現和形成假說。假設是為解釋違反規律(或習慣)的意外事實而產生假說的過程,它能產生新信息,Peirce把它視為所有科學研究甚至是所有普通人的活動的中心。但這種假設并沒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結論,假說必須要經過檢驗。于是,還需要演繹來解釋(explicate)和演示(demonstrate)假說即得出預言;再后由歸納回歸到經驗,旨在通過觀察被演繹出的結果是否成立來證實或否證那些假說,即決定假說的可信賴度。在這連續的三種推理形式中,假設是從意外事實(surprisingfacts)推到對事實的可能性解釋,演繹是從假說前提推到相應結論,歸納則是從實例到一般化概括。經過這樣的科學探究,我們在科學共同體中將能不斷接近真理。
3邏輯學中的化學概念移植
為更具體地論述Peirce的科學研究與邏輯學研究之間的緊密聯系,我們在此可談到Peirce對科學中的許多概念向邏輯學研究的成功應用,這突出表現在化學上。因為化學是Peirce的大學專業,也是他進入整個經驗科學的入口。
邏輯學作為一門特殊的學科領域,事實上從近代以來,就從數學(包括代數和幾何)理論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發展動力和理論技術。我們在此談到的化學概念應用作為整個自然科學概念推廣中的一例其實也是Peirce為發展邏輯學而提出的。
首先,Peirce晚年極為傾心的存在圖表邏輯構想正是基于化學圖表原理(可能還有拓撲學方法的啟發)。存在圖表是Peirce在其指號學背景下對Euler圖和Venn圖的重大發展,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其在自然、直觀、易操作上要遠勝于代數方法(包括標準的Peano-Russell記法),因為我們心靈的思想過程被同構地展現在推理者面前,對于圖表的操作代替了在化學(和物理)實驗中對于實物的操作。化學家把這樣的實驗描述為向自然(Nature)的質疑,而現在邏輯學家對于圖表的實驗就是向所關涉邏輯關系之本性(Nature)的置疑。〔7〕
第二個例子,現代邏輯(可能從《數學原理》開始)中的一對基本概念:命題和命題函項(或有時稱為閉語句和開語句)原本就是來自化學中的“飽和”(Saturation或Gesättigkeit)和“未飽和”概念。Peirce用黑點或短線來代替語句中的“指示代詞”(即邏輯中的自變元),得到形如“——大于——”、“A大于——”這樣的形式,它們分別被稱為關系述位(relativerhema)(區別于像系詞一樣的關系詞項)和非關系述位,也即他那里的謂詞(謂詞是幾元的取決于我們到底如何選擇去分析命題)。他指出,述位不是命題,并坦言“述位在某種程度上與帶有未飽和鍵(unsaturatedbonds)的化學原子或化學基極為相似。”〔8〕然而不無意外,我們發現同時期歐洲大陸的Frege也正在獨立地從化學概念得到邏輯研究的靈感。他把諸如“……的父親”的函項記號稱為“未飽和的”或“不完全的”表達式,以與專有名詞相區別。〔9〕超級秘書網
另外一個例子是Peirce提出的價分析(ValencyAnalysis)法。正如名字所顯示出的,它同化學中的化合價概念密切相關,Peirce所使用的詞語Valency直接源于化學中的術語Valence即化合價。價分析是Peirce在圖表化邏輯思想指引下于存在圖表(ExistentialGraphs)之外創設的另一種二維表現法。其中,顯然他是把思想中概念的組合與“化學離子”的組合相比擬,如他采用類似“——”這樣的結構表示帶有“開放端(looseend)”(即黑點后面的橫線)的實體,即謂詞;這就是化學中離子結構的簡單變形。由于它們的開放端導致的“不穩定”(正像離子本身不穩定一樣),開放端之間就可能連接起來形成共同“鍵”(bond)。如“——”同“——”可形成“——”樣式的新結構〔10〕。正是利用這樣的離子組鍵技術,Peirce成功證明了其著名的化歸論題,即對于三元以上關系都可化歸到三元和三元以下的關系,但一元、二元和三元關系卻不能化歸。這一論題是他哲學思想體系中所堅持的三分法原則的邏輯證明。
綜觀Peirce的科學家經歷和邏輯學家志向,Peirce把邏輯學視為對于各種科學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時又把邏輯學理論指導、應用于科學研究過程。二者緊密相連,互為作用。而更為突出的,他的邏輯貢獻大都可追溯到其多樣化的科學研究,他的邏輯獨創往往也是其科學研究經驗的啟發性建議。筆者以為,研究Peirce的這些方面,我們至少可得出以下啟示:邏輯學應從數學和科學推理實踐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質;邏輯學家應盡可能學習、掌握科學(傳統邏輯就因為沒有這樣做而失敗,科學家非邏輯學家或邏輯學家非科學家都不能勝任于對科學推理的分析工作),因為拓寬自己的科學研究領域必將能加強邏輯學家對于邏輯科學的貢獻能力;同時科學家要想更為一般地把握住推理方法也應了解邏輯學,但是前者在當前學術界值得特別注意。當前處于被冷落地位的邏輯學要想擺脫這種局面,必須加快發展自己;而經驗科學(不再僅僅是數學)必能使得邏輯學發展獲得新的生命力,這已經是被現代邏輯的發展史(特別是初創時期)所證實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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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素.西方的智慧〔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276.
〔3〕HilaryPutnam.PeircetheLogician〔J〕.HistoriaMathematica,9(1982).292.
──恩格斯《反杜林論》
在廣州購書中心買書,邏輯類的書籍中既然有《泛演化邏輯引論-思維邏輯學的本體論基礎》(何新著,時事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從該書引用的文字,簡稱何著頁××,表示該書第××頁)這本書。何新先生名氣雖大,但邏輯圈的人知道他不是做邏輯的,何以他也寫下一本有關邏輯的書呢?出于好奇,我隨手翻了一下,發現很有些東西能夠刺激我們這些專搞邏輯的人。便買下了何先生的書,由此有了這篇讀后感。
一大話學者:從反杜林論談起
大約在150年前,德國出了一個大話學者杜林,他創造了一個主義的新體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體系時,杜林的東西總算還被恩格斯稱為高超的胡說。杜林,這個創造體系的所謂「智者,自稱為在哲學和所有科學領域中都實行了全面的變革,并對所有的知識前輩都用嘲弄謾罵的語氣予以了無情批判。
在時間之軸上,不同時段的事件和人物雖各有不同,卻有驚人的可比較之處。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一個半世紀倏忽而過。在當代大陸也出現了一個大話學者,其著作等身,幾乎全知全能。中國的這位「學者似乎比杜林的功勞更大,不僅在哲學和其它社會科學領域碩果累累,在宗教、、古代中國文化、、、甚至是國際政治領域,他也爭取到機會淋漓盡致地發揮了一番,遠遠超越了當年杜林所涉獵的知識范圍。甚至一般學者望而生畏的邏輯和數學領域,他也敢大大咧咧地闖將進來,并極為自得地宣稱:「布爾、弗雷格創立布爾代數和數理(符號)邏輯以后,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我為自己能發現一種新的邏輯工具而感到欣慰。(見何著頁11)
不僅如此,在他洋洋自得宣稱的同時,幾乎對所有的邏輯,不僅僅是邏輯知識本身,也包括對邏輯的先驅和后學,使用了非常不得體的評論方式。這種評論堪和杜林對知識先輩的評論相媲美。
我們先看恩格斯引用的杜林對哲學家的評論:
缺乏任何優良操守的萊布尼茲,這個一切哲學侍臣中的佼佼者;
出現了特別是叫做費希特和謝林的這兩個直接模仿者的謬誤和既輕率又無聊的蠢話;
達爾文主義的半詩和變態術……。(《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三卷第70頁)
我們再來看何新這位大話學者對現當代邏輯學者的評論:
羅素試圖以愚蠢的指號論消除哲學本體論。這種獨斷論的邏輯斯蒂,可以戲稱為「邏輯中的「法西斯蒂。(何著序言頁11)
當今國內的主流邏輯學界,幾乎已被維也納學派和學派獨擅言語權。因此,當時我的文章難以發表。但正是在那個會上,我有幸第一次接觸了中國的「邏輯斯蒂學派的若干主要代表人物,欣賞到了他們那種笨拙地模仿羅素的「當且僅當的有趣獨斷論觀點。(何著頁12)
邏輯正好是我所從事的專業,雖然在這個領域,一個以教學為業的邏輯研究者并沒有做出甚么開創性的工作。但邏輯是一門嚴肅的科學,中國邏輯學界是一個有著良好學術傳統的團體。以致在當今哲學界,有很多人認為,從事邏輯學教學和研究的這個團體,最鮮明地體現了學科研究的國際規范。盡管這個團體有其存在的種種,但把獨斷論說成是中國主流邏輯學界的特點,實在表明評論者對中國邏輯學界的無知。這種無知,又是評論者對邏輯學本身也無知的一個體現。出于對邏輯學科的良知和感悟,也出于對我所在的邏輯學團體的尊重,我感到有一種無法遏止的沖動,要對這種無知的大話學者和無理的大話邏輯予以清算。
二大話邏輯:有根無葉的哲學思辨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評論他所在的德國學術界,有一段妙語:「近來在德國,天體物、自然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體系,雨后春筍般地生長起來。最蹩腳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不動則已,一動至少就要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三卷第46頁)
我把泛演化邏輯稱為大話邏輯,就是因為這個邏輯要就不建立,一旦要建立,那就不僅是要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且是導引和拓荒意義上的體系,它還是一個革命性的體系。泛演化邏輯的大話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語言概括為以下四點:
第一,這樣一種邏輯的「根本重要點在于,它并不是一種形式化的主觀的數理邏輯,而是一種有效預測事物演化趨勢的智能邏輯。
第二,這樣一種邏輯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可以構成古典邏輯的本體論基礎。
第三,泛演化邏輯,乃是邏輯的邏輯,可以稱作真正意義上的元邏輯。
第四,現代邏輯多以數學中的形式集合論為基礎,我的泛演化邏輯對于概念類集理論的重新研究必將涉及邏輯基礎的重大革命。(何著頁11)
更令人驚詫不已的是,這種邏輯他早就應該完全建立起來,但何先生志趣深廣,「當時中國改革進程中發生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沖突與辯論吸引了我,我的研究重點轉到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問題上(何著頁112)。按照和何先生歷史概念類集的思辨方法不同的方法,現在,何先生對邏輯的興趣回歸了。他從對泛演化邏輯的興趣,遷移到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但時過境遷,他再復歸為今天的所謂邏輯興趣。這樣一個短暫時間段內的興趣遷移,似乎是濃縮了個體有關概念歷史演進的另一種一般進程。但這里沒有進化,作者還在原先知識的起點上。
但奇怪的是,所謂的創造性竟然依舊存在。這個邏輯依然是別人沒有做出,只是他做出的「完全新型的邏輯。在知識變化如此迅速演進的現時代,時隔二十多年。還敢于聲稱這種邏輯是完全新型的邏輯,真讓人佩服他的自信和勇氣。但有點令人欣慰的是,他開始把邏輯看成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了,遠超出他以前對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的重視。因為在何文中,何先生聲稱:他那個有關泛演化邏輯的著作成了何先生一切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了(何著頁11)。
何先生的邏輯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邏輯創造呢?我先做出兩個簡要的評述,在本文第三部分再討論何氏邏輯的核心部分:概念歷史類集。
第一個評論,泛演化邏輯只有哲學思辨的根,沒有邏輯的根和葉。
現時代的知識體系,其專業門類紛繁復雜,對從事專業研究的人員,有較高的專業素質要求。現時代的任何一個學科分支,都有其圈內的游戲規則,首先得遵守規則,然后才有可能突破規則。我想在這一點上,何新不可能是例外,雖然任何規則都可能有例外。
但遺憾的是,泛演化邏輯只有主流哲學和主流思辨的根,除了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卻沒有任何邏輯學者的工作。它既和主流的邏輯無關,和我國的非主流邏輯研究也扯不上關系。在何先生眼里,只有哲學家和革命家是邏輯學家,只有錢學森先生是邏輯學家,其它的人都不是。而黑格爾的邏輯體系呢?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三個人重視并且理解之外,只有何先生重視并且理解,再也沒有其它人重視和理解。這實在是對中國邏輯學界的一個歪曲,在中國邏輯學界,既有何先生所說的主流邏輯研究學者,現代邏輯的研究團體,辯證邏輯研究也是邏輯學界中重要的研究項目之一,也有一個專門的辯證邏輯研究團體。
談及現代邏輯的歷史、現狀和,則何文的態度簡直是認為不值一提,現代邏輯幾乎全是陷入死胡同似的東西。用何先生的話:現代邏輯正在變成一種及其主觀和非常形式主義的東西,一個及其空洞的東西(何著頁117)。相信進化的何先生出此之言,進化大概就只能理解成退化了。
邏輯是一門很專門的學科,外行可以領導內行,但外行不能代替內行,外行也很難代替內行。哲學家或者革命家從圈外層面上來看待一個學科,這和學科本身的發展是一種非常弱勢的聯系。權威是有語境限制的,權威的論斷不能代替學科本身的發展。邏輯有其自身的發展契機和進化歷程。某個政治家的青睞,某個財團的資助,某個圈外權威人士的首肯,不能改變學科本身的發展軌跡。在二十世紀的整個一百年,邏輯學科枝葉繁茂,生成了一個巨大的知識群落,何先生視而不見,也未看到作甚么研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熱鬧領域玩膩了之后,換一個游戲場所,看一點黑格爾的哲學著作,就擺起開山祖師的架勢。幾十年前這尚有可能,在如今的普適大眾傳媒不再,整個市場細分,整個知識門類細分的條件下,無異于天外夢想。
第二個評論,現代邏輯并不排斥黑格爾邏輯。
何文說:由于羅素、弗雷格、維特根斯坦等近代邏輯學家根本搞不懂黑格爾邏輯,反而由于無知而對黑格爾持輕視的態度,因此他們對黑格爾的動態邏輯原理可以說一無所知(何著頁117)。
簡單地把現代邏輯學者都看成是黑格爾邏輯的反對者是不公道的。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初期,黑格爾哲學(包括他的邏輯)因為其思辨性質而成為科學拒斥的對象。但現代邏輯發展到二十世紀的50年代,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辯證邏輯也開始受到現代邏輯學者的關注。當然,伴隨著這種關注,仍然存在著重大的爭論。
辯證邏輯是源于西方近代哲學,特別是黑格爾辯證法體系的產物,作為不同于主流經典模式的一種邏輯,它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但是辯證邏輯更適合于看作是哲學邏輯的一個分支方向,看作是數理邏輯在非經典邏輯方向上的一個發展。如同道義邏輯是哲學邏輯的一個分支,因此道義邏輯實際上就是演繹邏輯的一個延續一樣,辯證邏輯也應該看作是演繹邏輯的一個延續。由波蘭學者盧卡西維奇,雅斯科夫斯基和巴西學者科斯塔開創的次協調邏輯研究,體現的就是對辯證邏輯的一種研究。
這樣一種邏輯,芬蘭邏輯學家馮賴特作過頗帶辯證法意味的一個估計。一方面,馮賴特表示,這一邏輯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有意義的發展之一(桂起權等著《次協調邏輯與人工智能》,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3頁);另一方面,馮賴特又表示: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在邏輯的非經典方向的發展中,發現了一個出乎意料的、但我認為是不可靠的同盟軍,那就是源自于黑格爾的辯證邏輯。我們可以希望的最好結果是,用次協調邏輯和相關的變異邏輯的形式工具對辯證法的處理,能夠有助于闡明它的那些不大適合理性理解的特征。(馮賴特著,陳波等譯:《知識之樹》,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66頁)
我并不完全同意馮賴特的看法,我對辯證邏輯承認矛盾的新奇思想是取支持態度的。辯證邏輯的一些思想是對經典邏輯的某種顛覆,含有野性思維的成分。而正是野性,才可能是理論創新的原動力(同桂起權等著,第10頁)。但是何先生對待辯證邏輯、對待現代邏輯的態度,卻讓我頗存疑慮。在學術上,誰具有獨斷論的色彩,把何先生的話語和上述馮賴特的引語相對照,結論就是一目了然的了。我們關于邏輯的討論最好是不要討論了,最好的思想和最革命的理論已經創造出來,邏輯本體論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那里還需要我們去做那些無聊至極的學術討論。
三告別大話時代:普遍性訴求的衰落
何先生邏輯的核心內容,是其歷史概念類集,以馬概念為例:
集合A:馬∣白馬-黑馬-紅馬∣,
集合B:馬∣始祖馬新馬真馬∣
集合A是馬的空間分類,是非歷史的。集合B則是描述動物進化過程的一個歷史概念類集。由這個類集的理解,概念的邏輯關系依然參照亞里士多德的詞項間關系,但呈現黑格爾的由簡單到復雜的進化:同一關系矛盾關系交叉關系對立及種屬關系(何著頁36)。
概念真是這樣一個進化過程嗎?邏輯也相信直覺,但這里的概念進化過程,讓人很難直覺地接受。一個更容易產生的概念間關系的直覺,并不是何先生的概念的思辨想象,最大的可能是基于基因的生物鏈聯想。何先生先有一般關系的想象,再找一些并不得體的例子來論證自己的想象,無非是共相在先,例證在后的先驗觀,不知道其中的創新之處何在。看看在現代經典邏輯基礎上建立的模態邏輯,看看集合論,看看今天橫亙于邏輯和數學之間的關系語義學!你就會感覺到,和主流的邏輯學家和數學家在其中所討論的關系結構和關系性質相比,所謂泛演化邏輯的歷史概念類集,是一個多么小兒科的東西。類集概念分析實際上僅僅只是對亞里士多德詞項外延間關系的笨拙模仿,毫無任何現代感可言。很難理解,錢學森這位科學家為甚么把這樣的常識性理解看成是一個創造,并把這個概念類集的簡單圖示美譽為一個專業的「何新樹的稱謂。現代模態邏輯早就在研究樹結構,還有其它的結構方式。何先生對樹的小兒科理解,哪里能夠和現代邏輯學家對樹和其它關系結構的研究相比(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模態邏輯》,第一章基本概念部分)。
即使這個邏輯構想真是一個合理的構想,那也用不著抬到具有革命性轉折意義的高度。革命在今天已經不是一個時髦的詞匯,也許用不著革命同樣可以實現進化。而夸張說泛演化邏輯是邏輯的邏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元邏輯,這不過是普遍性訴求在何文中的回光返照。今天的時代,是告別大話的時代,普遍性訴求正在衰落。即使是經濟的全球化趨勢,也無法去除各個社會群體、各種社會知識的個性特征和語境特征。
人類知識體系,從古希臘一直到現在,似乎都假定了至少有一個被認為在理論上無懈可擊、在實踐上歷久長新,因此非常可能是萬世不移的普遍原則,它被當作是知識體系的基石。通常這類據信為「絕對無疑的普遍原則,被人們稱為「金規則。而且,那些在歷史中各自獨立地自發生成并且以不同方式表述出來的金規則,似乎含義上也「都驚人地相似,其邏輯語義也似乎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一致性也就表明,金規則應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必然原則。
然而現代社會的實踐活動表明,所謂普遍必然的原則,現在到處都在面臨挑戰。就是在作為理性標準的邏輯和數學領域,也并不存在一個理論上無懈可擊,在實踐上歷久常新的萬世不移法則。在美國學者克萊因的著作《數學─確定性的喪失》一書中,克萊因以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數學之確定性、絕對無疑性并不存在,邏輯也同樣如此。1930年哥德爾的著名定理既是對數學提出的質疑,也是對邏輯學提出的質疑。正是哥德爾的這個定理引起了數學和邏輯的巨變,并且使數學和邏輯隨后的發展帶來更大的麻煩。但是,這些麻煩并沒有消滅數學和邏輯,而是給數學和邏輯增加了更多可能的結構,同時把數學家和邏輯學家分成了更多的不同派別。用美國數學家克萊因在《數學─確定性的喪失》一書中的表述:
數學的當前困境是有許多種數學而不是只有一種,而且由于種種原因每一種都無法使對立學派滿意。顯然,普遍接受的概念、正確無誤的推理體系──1800年時的尊貴數學和那時人的自豪──現在都成了癡心妄想。與未來數學相關的不確定性和可疑,取代了過去的確定性和自滿(克萊因著,李宏魁譯:《數學-確定性的喪失》,湖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何文建立起來的所謂泛演化邏輯,充其量不過是邏輯學探索長河中的一個小小支流。企圖把這個思辨探索的粗糙猜想看成是某種普遍邏輯法則,甚至是法則的法則,這只是一種知識的迷信和盲目的自大。數學原則和邏輯原則通過我們的直覺就有可能被我們所接受,但仍然是有可能受到質疑的。就此而言,泛演化邏輯普世化的知識訴求,在今天這樣一個永不停息地推陳出新的現代社會中,在競爭和博弈幾乎存在于一切現存領域的社會中,也許永遠只能是我們的主觀想象,而不能是生活世界的現實。四邏輯走進死胡同了嗎?
何文的無知主要不在其泛演化邏輯,他至少看了很多黑格爾的書。在其《泛演化邏輯引論》一書中,粗略而且保守地估計一下,其中討論黑格爾思想和著作的篇幅占到了全書的四分之三以上,討論現代邏輯的章節卻一個也沒有。
所以,他就有資格說全世界只有他真正地懂得了黑格爾。就是恩格斯也「并沒有徹悟黑格爾的思辨邏輯,因此他所謂『辯證邏輯體系從未建立成功(何著頁6)。
所以,他也就有資格初生牛犢不怕虎,反正這虎是厲害還是不厲害他全然不知,冒犯了也可以不負任何責任,頂多就是被老虎咬傷吃掉而已。但誰能吃掉一個思辨的天才,一個雄心勃勃的知識界英雄?
看黑格爾的書并不意味著你就懂現代邏輯,現代邏輯和黑格爾的邏輯是完全不同的的邏輯。何先生把現代形式邏輯獨斷地、武斷地認定為:「現代邏輯在形式化道路上愈走愈遠,現在已經陷入了死胡同(何著頁117),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實際的情形正好相反。僅以我所關注的模態邏輯而言,這一新邏輯正獲得其中的一個極好機遇。這個說法可不是信口開河,僅憑思辨和懂一點黑格爾思辨邏輯就能獲得的。
模態邏輯是二十世紀50年代以來最富成長性的一門邏輯分支。路易斯在20年代針對實質蘊涵提出嚴格蘊涵的概念,到30年代,由路易斯創立了最早的模態邏輯系統。自50年代以來,模態邏輯在語形方向、代數方向、模型論方向以及道義、可證性、多值、直覺主義、認知等等領域發展迅速。一直到今天還繼續保持向許多領域滲透和擴張的強勁勢頭。模態邏輯既在人文社科領域具有形上思辨的啟示功能,例如在倫理道德、法制建構、博弈領域;在和工程科學領域,特別是在機和人工智能領域也顯示出良好的前景。今天,模態邏輯幾乎是我國所有邏輯學生課程中的必修課程。近二十年來,國家社科基金和部人文社科規劃都對模態邏輯的研究給與了支持。這些錢絕不是白花的,它為邏輯學研究和世界接軌,并創造出新的邏輯知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關鍵詞:中醫教育邏輯思維非邏輯思維
中醫學作為東方科學的一部分,其思維方式具有邏輯思維和非邏輯思維的雙重特點,同時代表東方主要思維方式的非邏輯思維的頓悟、心悟和直覺被大多數中醫學者認為在中醫思維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前的中醫藥院校大學生是在以西方邏輯思維為主的知識體系下培養出來走入大學校園的,這造成了學生對具有邏輯與非邏輯雙重思維模式的中醫藥理論的學習在認知上產生了障礙。當前的中醫藥人才培養中并沒有完全認識到思維問題是中醫教育的關鍵問題。只有從培養學生邏輯和非邏輯思維兩個方面著手,使學生充分認識中醫學自身的思維特點,才能培養出合格的中醫藥人才。
1當前中醫院校大學生思維方式存在的問題
中國已經歷經百年西方文化洗禮,當代大學生更是在數學、物理、化學等西方科學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對于醫學的認識大多來源于以西醫為主的醫院,對中國的古代傳統思維在社會生活方面有一定的認識,但對于古代科學技術的理論認知和建構方面,則較難理解傳統的思維模式。學生進入中醫藥院校以后一開始學習的就是中醫基礎理論中的“元氣”“陰陽”“五行”“命門”“三焦”等基本概念,這些基本概念在目前的解剖學并沒有嚴格的對應物。學生在對這些基本概念的學習中仍像在中學時對于概念的認知一樣,注重對其物質實體性的把握,用邏輯論證去分析,把高層次還原為低層次。但這種形式邏輯的認知方法在這里遇到了困難,因為概念是思維抽象的結果,而中醫學的概念不是實質定義,而是思維到最高層次的哲學概念,即“形而上者謂之道”的思辨最高階段,不能用形式邏輯的屬加種差的方法去界定其內涵和外延。由于學生對中醫基本概念的認知困惑,進而對由中醫的基本概念建構起來的中醫理論系統也不能完全的理解,甚至持否定的態度,有的甚至會排斥對中醫的學習。中醫學強調唯象聯系,突出宏觀整體,重視和諧平衡,與學生以前所形成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習慣格格不入,不易理解難以接受,另外,中醫和西醫所認知的客觀對象都是人體,其中有一些相同語詞構成的概念,在其內涵上是不一致的,如“心”“肝”“脾”“肺”“腎”等,西醫對這些概念是實體和解剖意義上的解釋,中醫是系統和功能的認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易造成混淆,尤其是剛入門的學生,對以后的學習造成不良的影響,甚至對專業失去信心。
2中醫思維中的邏輯與非邏輯解析
造成中醫院校大學生在中醫學習中存在的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中醫理論的思維形式與學習者的習慣的思維形式不一致。而當前的中醫教育模式并沒有從中醫自身特點出發,而是模仿西醫教育模式,這樣造成一些中醫藥院校學生和中醫研究者對于中醫學產生困惑,并極大的影響著他們對中醫藥的學習和信任度。
中醫學知識和所有的古代知識一樣,以自然哲學為背景,在中國傳統的求同思想的影響下結合當時的簡單解剖知識和臨床實踐發展起來,始終沒有與倫理道德、藝術、宗教、等文化分離,主張“天人合一”,在《黃帝內經》中就有“智者察同,愚者察異”的字樣,求同即求得萬物的整體和諧統一。其理論體系從思維的角度上看,既有邏輯思維的概念、命題、推理,又有非邏輯思維的形象、直覺、頓悟,而作為中醫學最主要的特點——整體觀指導下的辨證論治過程中,非邏輯思維占主要方面。
2.1邏輯思維是科學思維的最普遍、最基本的類型,它是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等形式對客觀世界的間接的、概括的反映過程,在現代科學的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從其理論體系上來看,中醫學是具有完整的概念、命題、推理的理論體系,從元氣——陰陽五行——藏象學說——氣血津液——經絡——病因病機——辨證論治,層層深入通過演繹和比類推理將整個人體的系統性、整體性體現出來。在其具體應用方面主要是以辨證邏輯為指導的,從對陰陽的消長平衡分析法,到五行生克制化的制約法,到治療的本標緩急法,再到經脈臟腑的運動傳變法,最后到運用自如的知常達變法。
2.2非邏輯方法包括形象思維和直覺思維,它們與邏輯思維相比,缺乏分析、綜合、比較、分類、歸納、演繹等邏輯內涵,而是強調感性認識,以意象、聯想和想象或直接領悟來揭示研究對象的本質及規律,甚至有時伴有“靈感”這一特殊的心理體驗及心理過程,使認識主體的創造力達到超水平的發揮。非邏輯方法歷來被認為在中醫學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1]。如匡調元所說:“在傳統中國醫學學術思想的發展過程中主要是依靠直覺領悟與形象思維而不是靠邏輯思維[2]。”中醫學中的非邏輯思維方法體現大量的形象化、類象化、比象化語言和思維的應用上,如四診上形象話語言的應用,發熱、惡風、惡寒的“翕翕發熱”“蒸蒸發熱”“淅淅惡風”“嗇嗇惡寒”等,濕邪所困的“腰重如帶五千錢”等,對于脈診“如盤走珠”與“如刀刮竹”“如循琴弦”與“如循刀刃”等;在辨析病因病理變化時,六學說用自然界風、寒、暑、濕、燥、火的特征作類比來說明病因病理,建立了致病因素與機體反應性結合的病因觀念,如眩暈欲仆、手足抽搐、震顫等病癥,都具有動搖的特征,與風之善動相似,故歸為“風證”;在確定治則治法時,如“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溫病條辨·治病法論》)。又如“增水行舟”法、“釜底抽薪”法、“提壺揭蓋”法、“導龍入海”法、“引火歸原”法等都是通過事物本身的形象結合個人的感悟和經驗沿著取象比類的思路生發出來的。這種用心領、會意、體悟的思辨功夫,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意[3]。這些知識來源于歷代醫家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判斷,基于主觀的直覺、預感和洞見而深深植根于中醫學的理論體系之中。這些知識就象中醫中的陰陽的概念一樣含有大量非語言、非概念形式的信息,語之則不能盡意,故“圣人立象以盡意”“用意以明理”,所以歷代醫家總是把“醫者意也”作為行醫的最高境界。“醫者意也”在對中醫的認識中甚至可以作為中醫非邏輯思維方法的代名詞,它不僅體現在形象思維方面,而且與直覺、頓悟密切相連,它能激發思維主體的想象,蘊藏著極大的創造力,使認識主體的創造力達到超水平的發揮。它不需要瑣碎的實驗數據和指標,也不需要在此基礎上的分析、推理,它保持了認識活動本身的整體性,在廣闊的聯系中認定疾病,能夠揭示局部的、分割的方法甚至很難揭示的人體奧秘。中醫這種“醫者意也”心悟的能力是建立在醫者的兩個基礎之上,一個是醫者的知識結構基礎,另一個是其臨床實踐的經驗基礎。所以,中醫本身具有極深人文內涵的醫學典籍和經驗積累性決定了”醫者意也”作為個人自身對健康與疾病問題所能領悟的深度,只有把對經典著作的理解與臨床經驗結合起來,充分運用邏輯和非邏輯思維,才能夠“心悟”到人體生理和疾病的本質,才能領悟到中醫診治疾病的最高境界。
3中醫教育中邏輯和非邏輯思維的交融
為了使學生對上述中醫學思維方式有一個明確的認識,解決中醫學習中的困惑,在中醫教育中,應加強邏輯思維和非邏輯思維的培養,從思維知識的滲透和中醫文化氛圍培養兩個方面促進邏輯和非邏輯思維的交融。
3.1邏輯思維方面在教學中加強思維知識的滲透,在中醫基礎理論教學中,應該讓學生從中醫基本概念出發,了解中醫理論體系的建構的命題和推理過程。在中醫經典的教學中,應分析其中的邏輯思維方法,如以《內經》的陰陽學說為例,《內經》提供了一個辨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相統一而以辨證邏輯為主,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相統一而以演繹推理為主的邏輯思維模式。將其分為6種主要模式:比類對應式、互含遞進式、轉化循環式、消長平衡式、揆度合參式、正反逆從式[4]”。其中最常用的是“比類對應式”即“取象比類”的思維方法。這種方法導源于《墨辯》的類概念和《周易》的卦辭、爻辭[5]。《內經》中所講的“援物比類、化之冥冥”,“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都是指的取象比類的思維方法。這種方法的特點是: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礎上,通過把兩個或兩種不同的事物或現象聯系起來加以比較,找出它們之間相類似或共同的地方,然后把已經知道的某一事物或現象的有關知識和結論,推論到與之相類似或有共同點的現象和事物,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知識和結論。這樣一來萬事萬物都可歸到陰陽五行的范疇之中。在中醫診斷教學中,可以穿插中醫經典當中的一些案例進行分析,將中醫學的基本思維方法蘊涵其中,比如對《傷寒論》中的一些經典案例進行分析,使學生對張仲景的“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治則有更深刻的理解,還可通過中醫辨證論治中“審證求因、法隨證出”及中醫經方分析中“以方測證”等推理分析方法為例去說明中醫中邏輯思維的應用[6]。
3.2非邏輯思維方面:加強中醫文化氛圍培養中醫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有氛圍里發展出來的,與儒、道、佛、技有著割不斷文化的淵源,它的起源深受古代唯物論和辨證法思想的影響,與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相承,而且貫穿于中醫理論體系各個方面,涉及人文學科和人文知識,如陰陽、五行、易學、哲學、道學、道德、養生等,與傳統的自然科學,如天文、地理、時令、生物(藥食)形體等共同構成了中醫藥學獨特的理論體系,因而具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雙重屬性[7]。它與當時的其他學科建立了同構系統的聯系,因此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占主導地位。古代科學環境下的中醫師甚至平民百姓,都能自覺地接受中醫理論,不會有不理解說不清的困惑。例如,“天人相應”“五行相克”“血脈同流”“經絡相通”“子午流注”等通過意象、聯想和想象,甚至直覺心悟創造出來的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主觀直覺特點的命題,采用當前現代科學研究的生理、病理、生化等定量研究方法則很輕易的就會被否定掉,如對其傳統文化的內涵有了很深的理解,認識到中醫學的多元性的特點,再利用現代的科學技術探索其未來與發展,也許會找到其有效途徑,所以,對于中醫院校學生中醫思維的非邏輯思維的培養,一個是在專業課課程的教學中,把形象思維、直覺思維這種非邏輯思維方法的優點和長處進行透徹的分析,啟迪學生積極思辨。其二從文化的角度認識中醫具有積極的意義。應開設有關古代哲學、古代文學等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課程或講座,在講授過程中應注意傳統文化和中醫相契合的中醫文化學內容,學習和掌握有關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人文知識;在專業課講授過程中教師授課除了傳授中醫的基礎知識外,還應將中醫的歷史文化背景、哲學根源、認識論、方法論等理論特色貫穿于始終;在校園文化建設方面也應體現出其傳統文化的積淀,如在辯論賽上多設計與傳統文化相關的辯題、開展校園傳統文化節及傳統文化知識競賽等等。讓學生在掌握中醫知識的同時,逐步加深對中醫非邏輯思維方式的認識。
另外在中醫思維中邏輯思維和非邏輯思維是交織在一起的,在邏輯與非邏輯思維的培養中還應注意兩者的交融,使學生學習運用正確的思維去學習中醫理論,把握中醫思維的精髓,把邏輯和非邏輯思維滲透到理、法、方、藥的各個環節中去,成為合格的中醫藥人才。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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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40年代,休謨指出歸納推理不具有邏輯必然性,認為它只把真前提同可能的結論相聯系,是主觀的、心理的,不曾想到當時概率論所揭示的或然性的客觀意義及其對歸納的可能應用。穆勒在《邏輯體系》中以很大篇幅討論了偶然性問題,認為概率論只同經驗定律的建立有關,而與作為因果律的科學定律的建立無關。惠威爾也對偶然性作過討論,但與穆勒一樣,并未想到把概率論應用于歸納。直到1859年,德國化學家本生(R.W.Bunsen)和基爾霍夫(G.R.Kirchoff)用統計方法分析太陽光譜的元素組成等科學活動,進一步引起科學方法論家對統計推理問題的注意。許多科學方法論家認為科學結論不是確定的,而是或然的,開始嘗試把歸納還原為概率論。
最早將歸納同概率相結合的是德摩根和耶方斯。德摩根將一般除法定理和貝葉斯定理應用于科學假說。但是布爾(Boole)抓住了它的缺點,即運用貝葉斯推理給科學假說的概率帶來更大的任意性,至此否定了概率歸納邏輯的方向。在70年代耶方斯作出重大開創性工作之前,這方面的工作基本趨于沉寂。耶方斯發展了布爾代數,他一方面有著關于歸納本質的方法論考慮,另一方面,他將數學應用于發展演繹邏輯的同時,也將數學應用于發展歸納邏輯。他在《科學原理》中說明:“如果不把歸納方法建立于概率論,那么,要恰當地闡釋它們便是不可能的。”[1]耶方斯認為一切歸納推理都是概率的。
耶方斯的工作實現了古典歸納邏輯向現代歸納邏輯的過渡。
二、現代概率歸納邏輯
現代概率歸納邏輯始于20世紀20年代,邏輯學家凱恩斯、尼科(Nicod)及卡爾納普和萊欣巴赫(Reichenbach)等人,采用不同的確定基本概率的原則及對概率的不同解釋,形成不同的概率歸納邏輯學派。
凱恩斯將概率與邏輯相結合,認為歸納有效度和合理性的本質是一個邏輯問題,而不是經驗的或形而上學的問題。他提出了“概率關系”的概念:假設任一命題集合組成前提h,任一命題集合組成結論a,若由知識h證實a的合理邏輯信度為α,我們稱a和h間的“概率關系”的量度為α,記作a/h=α。并著眼于構造兩個命題間的邏輯關系的合理體系,但未取得成功。而且他認為,大多數概率關系不可測,許多概率關系不可比較。但他在推進歸納邏輯與概率理論的結合上,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是現代歸納邏輯的一位“開路先鋒”。
邏輯主義的概率歸納邏輯的代表卡爾納普,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概率邏輯系統,這一體系宣告了歸納邏輯的演繹化、形式化和定量化,將概率歸納邏輯推向了“頂峰”。卡爾納普認為休謨說的歸納困難并不存在,歸納也是邏輯,并且也有像演繹一樣的嚴格規則。施坦格繆勒(Stegmuller)指出:“2500年前,亞里士多德開始把正確的演繹推理的規則昭示世人,同樣,卡爾納普現在以精確表述歸納推理的規則為己任。”[2]演繹的邏輯基礎在于它的分析性,所以,從維特根斯坦和魏斯曼(Waismann)就開始致力于把它改造為邏輯的概率概念,以使概率歸納成為分析性的。卡爾納普完成了這一發展。他說:“我的思想的信條之一是,邏輯的概率概念是一切歸納推理的基礎……因此,我稱邏輯概率理論為‘歸納邏輯’。”[3]他并把此概念直接發展為科學的推理工具:“我相信,邏輯概率概念應當為經驗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概念,即一個假說為一給定證據所確證的概念提供一個精確的定量刻畫。因此,我選用‘確證度’這個術語作為邏輯概率刻畫的專門術語。”[3]與凱恩斯一樣,卡爾納普把概率1解釋作句子e和h間的邏輯關系,表達式是c(h,e)=r,讀作“證據e對假說h的邏輯確證度是r”。這樣,歸納便是分析性的了,演繹推理是完全蘊涵,歸納推理是部分蘊涵,即歸納是演繹的一種特例。此外,卡爾納普所想要的歸納邏輯還是定量的,他希望最終找到足夠多的明確而可行的規則,使C(e,h)的計算成為只是一種機械的操作,以將他與凱恩斯嚴格區分開來。
20世紀30年代,萊欣巴赫建立了他的概率邏輯體系,被稱為經驗主義的概率歸納邏輯。他用頻率說把概率定義為,重復事件在長趨勢中發生的相對頻率的極限。這種方法簡單實用,但卻帶來兩方面的困難。首先,上述極限定義是對于無數次重復事件的概率而言的。那如何找出一種測定假說真假的相對頻率的方法呢?其次,對單一事件或單一假說怎么處理呢?所以頻率說只適用于經驗事件的概率,其合理性的辯護非常困難。它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找不到由頻率極限過渡到單個事件概率的適當途徑。為此,萊欣巴赫建議把“概率”概念推廣到虛擬的、平均化的“單個”事件,引進了單個事件的“權重(Weight)”概念,試圖把理想化的單個事件的概率或“權重”事先約定與對應的同質事件的無限序列的極限頻率視作同一。但這與他的初衷相背,頻率論者不得不由原先主張的客觀概率轉向主觀概率了。
對概率的前兩種解釋都著眼于概率的客觀量度,然而對隨機事件的概率預測離不開主觀的信念與期望。主觀主義概率歸納邏輯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創始人是拉姆齊(F.P.Ramsey)和菲尼蒂(DeFinetti)。它將概率解釋為“合理相信程度”或“主體x對事件A的發生,或假說被證實的相信程度。”表明,如果按貝葉斯公理不斷修正驗前概率,那么無論驗前概率怎樣,驗后概率將趨于一致;這樣,驗前概率的主觀性和任意性就無關緊要了,因為它們終將淹沒在驗后概率的客觀性和確定性之中。一個人對被檢驗假設的驗前概率是由他當時的背景知識決定的。
主觀概率充分注意到推理的個人意見及心理對于概率評價的相關性,意義重大。但是,人們在做出置信函項時,除了“一貫性”的較弱限制外,很難在多種合理置信函項間作出比較和選擇。
三、概率歸納邏輯興起的原因
概率歸納邏輯是伴隨現代科學、現代演繹邏輯、歸納邏輯本身的發展而興起的。
概率歸納邏輯興起的原因大致有:(1)現代科學的發展。對微觀粒子的運動只能采用概率的方法,因此,西方科學界出現了否定因果決定論而接受概率論的觀念。(2)較完備的概率理論。特別是20世紀以來,它具備了嚴格的數學基礎,而且被廣泛應用于各種領域。(3)歸納邏輯本身要求進一步完善和精確化。人們要求對單稱事件陳述對全稱理論陳述的歸納支持作出量的精確刻畫。邏輯的數學化,數學的邏輯化,穆勒已經注意到歸納與概率的關系,耶方斯等將歸納與概率結合。(4)以數理邏輯為主干的現代演繹邏輯逐漸成熟,從而使得一些邏輯學家熱衷于將現代演繹的形式化、公理系統方法與概率論方法協調起來,以運用于歸納邏輯的研究。(5)對歸納法的合理性問題的探索。休謨的歸納問題一直是個哲學難題。現代歸納邏輯的種種體系,幾乎都可以看成是對這個問題不斷作出回答。上述三種概率歸納邏輯體系也無例外,都是為求得歸納推理的合理性,或對歸納論證進行改進,或把結論改成概率的陳述,使歸納邏輯被構造成演繹邏輯的一個分支,或用實用主義策略使歸納即使不是有效的,至少也有存在的理由。所以說概率邏輯是以現代演繹邏輯和概率論為工具,形式化、定量化的歸納邏輯。
20世紀50年代以后,科學技術步入一個新的階段,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數理邏輯等相關學科取得新的發展,特別是計算機科學技術以及多學科交叉發展的趨勢,使現代歸納邏輯的研究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
第一,面臨歸納演繹化的困難,出現了非概率化、非數量化的趨勢,有的用有序化、等級化來代替,有的將定性的研究重新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有的又再度重視如模態、因果概念的結合使用等等。
第二,將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相結合,將純邏輯研究與其他學科相結合。這就不能只限于語構層次,而要考慮語義、語用層次,就要涉及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研究。而且不能脫離所涉及的具體過程(實驗)與學科。
第三,對歸納邏輯的研究與整個思維科學、信息科學的研究聯系起來。歸納是一類復雜性問題,決不是單靠純邏輯所能解決的。歸納遠比演繹復雜,須與多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系統研究。
第四,歸納邏輯的研究與當前的科技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申農提出的信息論僅是相當于語形的統計信息模型。而信息的語義層次的研究都出自卡爾納普之手,再經辛迪卡(Hintikka)等人的論作又已形成信息邏輯這一分支。這揭示了邏輯與信息科學的聯系。再如,隨著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的研究進展,對歸納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若能將人工智能與歸納結合起來,必將帶來新的進展與突破[4]。
概率歸納邏輯是歸納邏輯的一個發展階段,它大大發展了歸納邏輯,也昭示了歸納邏輯的發展機制,為我們出示了現代歸納邏輯發展的方向。
摘要:從穆勒等人對或然性的探討,經耶方斯對概率歸納邏輯的開創,到卡爾納普代表的現代概率歸納邏輯體系,考察了概率歸納邏輯的發展歷程,從中揭示其興起的原因,并分析現代歸納邏輯發展的一些新趨勢。
關鍵詞:概率歸納;邏輯;概率論
Abstract:FromMulle’sdiscussionoftheprobability,afterW.S.Jevons’sfoundationtotheprobabilisticinductivelogic,untilthesystemofmodernprobabilisticinductivelogicwhichCarnaprepresents.Thisarticleinspectstheprocessofwhichprobabilityinductivelogicdeveloped,promulgatesthereasonwhichitrises,andanalyzessomenewtendenciesofthemoderninductive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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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初中 數學教學 邏輯推理
推理是人類所特有的一種高級心理活動,是大腦反映客觀事物的一般特性及其相互關系的一種過程。概括地說,推理就是人們對客觀事物間接的概括的認識過程。所謂邏輯推理,是一種確定的、前后一貫的、有條理的、有根有據的思維,是人類正確認識事物必不可少的手段。《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數學教學大綱》明確提出展邏輯思維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并能夠運用所學知識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邏輯推理能力是與數學密切相關的特殊能力,培養這種特殊能力的最終的著眼點,是要使學生能夠運用所學知識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培養學生邏輯推理能力的首要關鍵是教師必須熟練地掌握各種不同的推理方法.而其根本途徑是通過發掘教材內部的邏輯推理因素,考慮教材特點以及學生年齡特征結合數學來進行,既要做到有意融,叉必須潛移默化。任何離開教材另搞一套的做法都是不必要的。晚離學生實際,片面追求邏輯上的完整、嚴謹,提出過高過急的要求也是難以收到良好效果的.培養和發展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是中學數學的重要教學目的之一。當然教師首先本身應該研究邏輯學,掌握一定的邏輯知識,在課堂教學中,應當充分體現出教材本身邏輯系統的要求,充分揭示教材的矛盾和學生認識過程的矛盾。通過設計一系列逐步深化的問題引導學生由淺人深地進行思考。
一、在加深對基本概念的透徹理解的過程中發展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
培養和發展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是中學數學教學的目的之一,中學數學教材從始至終都包含著豐富的邏輯因素,體現了邏輯規律和邏輯形式.在教學中,要不斷地揭示出教材的內在邏輯性,以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常常碰到有的學生在解答數學習題的時候,只重視公式定理的記憶,熱衷于難題的求解,卻不重視對數學概念的透徹理解,因而常有偷換概念等錯誤出現。
例如,在求解汽船往返甲、乙兩碼頭之間順水速度為60千米/小時,逆水速度為30千米/小時,往返一次的平均速度時,學生錯解為平均速度是(30+60)×1/2=45(千米/小時)。這里對“平均速度”概念的理解是錯誤的,把它和兩個數的算術平均數混淆起來了。違反了思維的基本規律,因而得出的結論是錯誤的。
正確的解法是:設兩碼頭相距s公里,則往返一次的距離為2S,順水用的時間為未小時,逆水時間為S/60小時,故平均速度為V=2S/(S/60+S/30)(千米/小時)。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如能運用邏輯推理方法去理解平均速度,也就可以加深平均速度這概念的理解。在教學中如果教師掌握了這一規律也就能強調對這概念的具體理解和使用,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
二、從特殊到一般,再從一般到特殊,在掌握知識和運用知識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
初中數學中的概念、命題(公理、定理、公式)、推理、論證等都屬于思維形式的范疇,這些思維形式都要遵循一定的思維規律。例如,在設計同底數冪的乘法法則推導時,先引導學生以特殊的例子103×l02=(10×10×10) ×(10×10)(乘方的意義)=10×10×10×10×l0(乘法的結合律)=105(乘方的意義)。
得出:103×l02=103+2。
然后用同理可得23×24=23+4;(1/2)2×(1/2)4=(1/2)2+4;說明不同的底數有相同的規律再舉出a3·a2得a3·a2=a3+2,從而提出問題引導學生思考am·an=?,由學生分析并歸納出am·an=am+n從而得到一般地如果m、n都是正整數,那么am·an=am+n,這就是一個由特殊到一般的思維過程。這樣訓練,既使學生搞清公式、法則的來龍去脈,又加強了學生邏輯推理能力的培養。
三、在更正學生練習或作業的錯誤中,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
例如,含鹽12%的鹽水4千克,需加人多少克鹽,才能達到含鹽20%的鹽水
解:設需加入戈克鹽,根據題意,可得方程:
4×12/100+x=202(4+x)×20/100解得:x=0.4克
這個根在檢驗時,可能不難發現不合題意。如能遵循邏輯思維基本規律,在同一運算過程中,保持同一運算單位,就不會錯在單位不統一上,而造成列錯方程了。
正確方程應為: 4000×12/100+ x =(4000+ x) ×20/100
從上面解題中可以看出:在列方程解應用題時,最容易忽略單位的統一而列錯了方程。如果你能運用邏輯思維基本規律檢查一下你所列出的方程,就可能會發現問題,從而得到一個正確的方程。因此,在更正學生的練習或作業時,要加強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根據邏輯推理迅速、準確的解答問題,論證自己的論斷,以及嚴謹而前后一貫地敘述自己的思想,從而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
總之,邏輯推理能力,是正確、合理地進行思考的能力,它在能力培養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初中數學教學中,發展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主要是逐步培養學生會觀察、比較、分析、綜合、抽象和概括,會用歸納、演繹和類比進行推理,會準確地闡述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形成良好的思維品質。只有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并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修正錯誤,認識真理,使他們獲得越來越豐富的科學知識,這尤其是在初中起點年級更為重要。
參考文獻:
在黑格爾的《美學》的最后一段中,可以看到這樣一段話:
這樣我們就達到了我們的終點,我們用哲學的方法把藝術的美和形象的每一個本質性的特征編成了一種花環。編織這種花環是一個最有價值的事,它使美學成為一門完整的科學。藝術并不是單純的娛樂、效用或游戲的勾當,而是要把精神從有限世界的內容和形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要使絕對真理顯現和寄托開感性現象,總之,要展現真理。這種真理不是自然史(自然科學)所能窮其意蘊的,是只有在世界史里才能展現出來的。這種真理的展現可以形成世界史的最美好的文獻,也可以提供最珍貴的報酬,來酬勞追求真理的辛勤勞動。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對某些藝術作品的批評或是替藝術創作開出方單。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溯藝術和美的一切歷史發展階段,從而在思想上掌握和證實藝術和美的基本概念。(第三卷下,P335)
這段話是概括性的,也是本質性的,包含著黑格爾美學的全部秘密和最高追求。我們的問題就是從這最高的和最終的地方出發,我們要追問,黑格爾為什么會用這樣的方法(編成花環)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史中顯現出的真理)?
問題本質上是要追問:是什么決定著一位美學家反思“美”時所使用的方法與他可能得出的結論?
是存在論。從美學史的角度來看,由于希臘人對于“美”(kalos,或譯為“完善”)的宗教式的崇敬與追求,使得西方人一開始就是從最高存在的角度理解美的本質,這就促成了美學與形而上學的結合,這一結合往往體現為:形而上學的時代性的結論往往成為美學的時代性的起點,并以這一結論為自身的內核。哲學美學的發展因此體現出與形而上學發展的一致性,甚至通過對形而上學最高范疇的排列,就能為哲學美學的發展畫出基本軌跡,而存在論作為形而上學的核心部分,同樣體現著它對于美學發展的深刻影響。
這是一個需要證明的假設,這個假設實質想表明,美學在其方法、體系、結論甚至理論形態各方面,都受到存在論深刻的影響。這個觀念的正確性必須由美學思想史來證明,如果能夠從存在論的角度對美學思想史上那些作為邏輯環節的大家的美學思想作合理解釋,那么這個觀念作為美學史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就可以得到證明。我們選擇黑格爾為例證對象,因為對于美學來說,如果一種方法不能解釋黑格爾美學,那肯定是無效的。北京專業提供畢業論文服務。
一、黑格爾存在論的構成與結構
這個問題具體到黑格爾,就是要研究黑格爾的邏輯學與美學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種比較研究,所以必須把被比較者先擺出來。康德對形而上學的批判歷來被認為是深刻而有力的,人們一般認為,在康德之后要建立形而上學的存在論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離康德辭世不遠,就出現了人類思想史上最為博大、最為宏偉、最為深刻的存在論,這就是黑格爾的存在論。黑格爾扭轉了存在論在近代以來的頹勢,這種扭轉并不是否定,而是以一種海納百川之勢,吸收了自古希臘以來所有存在論思想的菁華,從而構成了一個大全式的體系。但這種綜合還不是他的真正貢獻,他的貢獻在于兩個方面:貢獻之一,堅持了對“存在”的思考是對自在自為之真理的探索,這是對近代經驗論的和康德主義的存在觀的反駁。他指責康德說:“康德這種哲學使得那作為客觀的獨斷主義的理智形而上學壽終正寢,但事實上只不過把它轉變成為一個主觀的獨斷主義,這就是說,把它轉移到包含著同樣有限的理智范疇的意識里面,而放棄了追問什么是自在自為的真理的問題。”(第四卷,P258)追問自在自為的真理,尋求世界的真正統一性,這才是探討存在問題的根本動因,如果放棄這種追問,那么哲學就放棄了最崇高的使命和最根本的意義,這種最高追求也貫徹到了他的美學中。這不單單是對康德的指責,而是對所有反形而上學者的質問,是對自奧康以來,凡在“存在”范疇上執取消主義態度者的反駁,包括洛克、休謨、貝克萊、康德等思想家。
黑格爾在“存在”問題上的貢獻之二在于:他從運動和發展的角度思考存在問題,將整個世界的存在視為一個過程。在黑格爾這里,辯證邏輯取代了形式邏輯,辯證邏輯是這樣一種方法:思維從最簡單、最抽象的概念開始,前進到比較復雜、具體的概念,最后成為一個包含一切的“大全”,對存在范疇的思考在這一辯證邏輯中取得了質的飛越。這種飛越體現在,“什么是存在”這一追問獲得了真正的內涵,“存在”概念從絕對的抽象走向抽象的具體,如果說以往的存在論一步步地剝離具體事物后得到最后的空殼,那么黑格爾則將這些被剝離的內容又一點點還給“存在”概念,以往的“存在”都是不可再追問的絕對、是基質、是最高統一性,而在黑格爾這里,“存在”是一個諸多環節結合成的整體。他把這個鏈條擺出來給大家看,并且指出全部世界就是這樣一個鏈條。黑格爾的存在論實質上是指出了“存在”就是整個世界的“存在”,“存在”被黑格爾理解為絕對精神的“運動過程”,而這個過程是諸多概念依次結成的整體。
就具體的“存在”范疇而言,黑格爾將這個范疇發展為他的邏輯學,他的邏輯學就是“存在”范疇的內涵被一步步揭示出來的過程。黑格爾把“存在”理解為一個運動的過程,并且認為對存在的規定就來自這個過程。他認為:
存在首先是對一般他物而被規定的;第二,它是在自身以內規定著自身的;第三,當分類的這種暫時的先行性質被拋棄去之時,它就是抽象的無規定性和直接性,在這種直接性中,它必定是開端。
依照第一種規定,存在與本質相對而區分自己,所以它在以后的發展中表明了它的總體只是概念的一個領域,只是與另一領域對立的環節。
依照第二種規定,它自己又是一個領域,它的反思的各種規定和整個運動都歸在這個領域之內。在那里,存在將自身建立為下列三種規定:
1.作為規定性,而這樣的規定就是質;
2.作為被揚棄了的規定性,即:大小、量;
3.作為從質方面規定了的量,即:尺度。
這里的分類,與導論中提到過的這些一般分類那樣,只是暫時的列舉;它的規定要從存在本身的運動才會發生,并由此而得出定義和論證。(注:黑格爾:《邏輯學》上卷,楊一之譯,商務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66頁。出于理論需要,將楊譯本中的“有”(德文為sein)均譯為“存在”。)
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存在作為絕對的直接性——無、作為實在(dasein也就是上段引文中所說的他物)、作為本質(essence在自身以內規定著自身的)、以及將存在作為實存(existenz)、作為自在的“一”、直到存在作為世界本身,存在概念的所有內涵都被攝入一個整體,從而使得“存在”概念成為包含無比豐富性的一個運動的整體。
“存在”范疇在黑格爾的整個體系中處于他所說的絕對精神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絕對精神還沒有外化到自然,它表現為抽象的邏輯概念之間轉化與過渡,而“存在”就是這個概念體系的開端。那么這個開端是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呢?在黑格爾看來這個問題是關于事物之“質”的問題,這個“質”不是事物的本質,相反,本質包含在“質”之中,“質”作為一個概念,黑格爾指的是與存在同一的、事物的“規定性”。這個規定性更直接一些的解釋應當是“確定性”,事物之存在,它的存在之顯現,就是它被一步步規定下來的過程,而被規定下來就意味著,事物獲得自身的確定性。
從規定性的角度,從事物被確定下來的歷程中來思考存在,這構成了黑格爾思考存在問題的基本出發點,而存在也就成為規定性發展的全部過程。這個過程的全部內容如下:
存在是無規定的直接的東西,存在和本質對比,是免除了規定性的,同樣也免除了可以包含在它自身以內的任何規定性。這種無反思的存在就是僅僅直接地在它自己那里的存在。
因為存在是規定的,它也就是無質的存在;但是,這種無規定性,只是在與存在規定的或質的對立之中,才自在地屬于存在。規定了的存在本身與一般的存在對立,但是這樣一來,一般的存在的無規定性也就構成它的質,因此要指出:第一,最初的存在sein,是自在地被規定的,所以,第二,它過渡到dasein實在,但是實在作為有限的存在,揚棄了自身,并過渡到與自身的無限關系,即過渡到第三,自為之存在。(P68)
這個過程簡單地說就是:sein——dasein——自為之sein(德語原文為Fürsichsein)。這個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值得深入展開,卻不是這里能完成的。這個過程本質上是“變”,是諸環節之間的“變”或者說是使諸環節顯現出來的“變”,他有過這樣一個概括:“我們曾經首先提出存在,存在的真理為‘變易’,變易形成到此在的過渡,我們認識到,此在的真理是‘變化’。變化在其結果里表明其自身是與別物不相聯系的,而且是不過渡到別物的自為存在。這種自為存在最后表明在其發展過程的兩個方面(斥力與引力)里揚棄其自己本身,因而在其全部發展階段里揚棄其質。但這被揚棄了的質既非一抽象的無,也非一同樣抽象而且無任何規定性的存在或實存,而只是中立于任何規定性的存在。存在的這種形態,在我們通常的表象里,就叫做量”。(P217)這樣,黑格爾把存在理解為一個過程,并將這個過程統一于“變”,然后在“變”中引出事物存在的新層面——量。
這個層面就是事物的存在在其具體性,也就是量與度的層面上的展開。量展開為純量、定量、程度,當存在之量獲得其確定性,進一步深化為度:特殊的量、此在的尺度、向本質的過渡。在量這個層面上,核心是此在之“此”,是存在之條件性、規定性、具體性的展開,當這一展開完成之后,達到了存在的絕對無區別狀態,因為對于所有存在者而言,質與量都是它們的存在的最基本的內涵,是它們最基本的規定性,僅僅肯定了事物之存在具有質與量上的規定性,僅僅是承認事物之存在是斯賓諾莎意義上的“實體”甚至可以回到更為古老的基質觀念,這種實體觀本身是否定性的,對這一實體而言一切規定即否定,但事情不當停留在無區別狀態之中,這種狀態應當被揚棄也必將被揚棄,因為自在之有本身包含著規定與被規定,這是事物之獨立性的根基,存在必須被“反思性”地重建起來,只有在反思中,才能克服“存在”這個概念所指示的“直接性”。所謂“直接性”,就是說事物的存在還停留在直觀的層面上,它的內在規定性與外在聯系性,它自身所包含的對立與差異還沒有向我們展示出來,精神的發展與認識的需要要求突破這種直接性的存在,從而達到——“本質”(wesen)。
什么是本質?在一個附釋中黑格爾說:
當我們一提到本質時,我們便將本質與存在加以區別,而認存在為直接的東西,與本質比較起來,只是一假象。但這種假象并不是空無所有,完全無物,而是一種被揚棄的存在。本質的觀點一般講來就是反思的觀念。反映或反思這個詞(reflexion)本來是用來講光的,當光直線式地射出,碰到一個鏡面上時,又從這鏡面上反射回來,便叫做反映。在這個現象里有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一個直接存在,第二方面同一存在是作為一間接性的或設定起來的東西。當我們反映或反思一個對象時,情形亦復如此,因此這里我們所要認識的對象,不是它的直接性,而是它的間接地反映過來的現象。我們常認為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在于認識事物的本質,這意思只是說,不應當讓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須指出它是以別的事物為中介或根據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說來,就好像是一個表皮或一個帷幕,在這里面或后面,還蘊含著本質。(P242)
這就清楚地揭示了存在與本質之關系,存在是直接的,但知要求獲得自在自為的真理,所以知并不停留在直接的東西及其規定上,而是穿透直接的東西,認為在直接性后面有某種不同于存在的它物,而這個它物構成了存在之真理,這就是本質。但問題是,除了說存在是直接的假象和本質是內在的真理外,存在與本質兩者之間的真正聯系,也就是兩者的統一性是什么呢?
簡明地說:本質是過去的存在,但非時間上過去的存在。也就是說,“本質”不單單是知的結果,而且是存在本身的一種樣態,是在反思中被把握到的存在的“曾在”,這種“曾在”被我們的思維把握為本質,這個“本質”是存在的真理,是自己過去了的存在或內在的存在。
但即便是作為反思之中的“存在”,“本質”也是自在自為的存在,它本身自在地包含著規定,或者說它自身本身要求著規定,它要求揚棄自身的單一性,所以它必會要求過渡到——實存(existenz)。
實存這個概念所要表達的就是被觀念所把握到的“在實際中存在著的事物”。在觀念中人們認識事物時,第一步是判定事物存在,這種被判定的存在或者說直接映現出來的存在黑格爾稱之為“本質”,在這個基礎上,進而判定事物是實際存在著的。這一判定包括兩個方面:一,該事物是其自身,也就是說有其本質;二,該事物的存在被它物所反映出來,這就是“實際”這個詞所包含的意義。這兩個方面是直接統一的,因此黑格爾說:“實存即是無定限的許多實際存在著的事物,反映在自身內,同時又映現于他物中,所以它們是相對的,它們形成一個根據與后果互相依存、無限聯系的世界。這些根據自身就是實存,而這些實際存在著的事物同樣從各方面看來,既是根據復是信賴根據的后果。”(P266)
實存(existenz)一詞是關于上帝存在的證明中所使用的詞,也是近代思考存在問題時所用來指稱“存在”的一個詞,這個詞從拉丁文“existere”一字派生出來,有從某種事物而來之意(這是黑格爾的考證)。如果把從某物而來的“某物”視為根據,那么實存就是指從某種根據而來的存在,比如雷電使房屋著火,雷電是著火的根據,因其有根據,因而著火就是實存。這樣,在實存這個概念里,就看到了普遍聯系著的現實世界,世界在這個層面上徹底顯現出來了,因此,黑格爾在《邏輯學》中將其列入“現象”這個名目之下。
在黑格爾的體系中,本質是存在的映現,而這一被映現了的存在包含著同一、區別與矛盾三種反思規定,此三者構成了本質之“本質性”,在此種反思規定中,規定具體化為根據,而根據又體現為絕對根據與被規定的根據以及條件,在根據之中,在觀念所把握的存在的直接性,也就是本質,轉變為具體的現實,也就是實存。觀念的直接性終結于現實的豐富性與具體性,從而成為現實世界的直接顯現——現象。(注:在這里黑格爾深刻批判了關于上帝存在的證明與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觀點,見《邏輯學》下卷,第117-124頁。)
至此,黑格爾完成了對存在(sein/being/on/ens/esse)、對此在(dasein)、對本質(essence)、對實存(existenz)的體系化整理,西方思想史上每一種關于存在的思想都在這個體系中得到吸收與批判并且被再規定,在這個體系化過程中,世界的“存在”被分解為一個個環節,而又環環相扣,“存在”被理解為一個從單純的直接性到現實的具體性的流程與整體。可以說,對世界之“存在”的思考在黑格爾這里達到了真正的深刻與全面。北京專業提供畢業論文服務。
二、黑格爾的存在論對其美學體系的影響
這種思考及其軌跡與目的,也構成了黑格爾思考美學問題時的總體框架。在黑格爾那里,西方美學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并輝煌如一座圣殿。我們的任務不是描述這座圣殿的每一個細節,而是去探明這座圣殿的基礎,也就是黑格爾的存在論與他的美學之間的關系。黑格爾的存在論分為兩個層面,他的美學也是在這兩個層面上展開的。
黑格爾存在論的第一個層面提供了一個世界之存在的整體性的邏輯結構,這個結構對美學具有深遠的意義。
首先這個結構最終促成了美學學科的確立與成熟。在黑格爾看來,只有一個事物展示自身歷史發展的全部豐富性,并能表述為一個個邏輯環節構成的邏輯之鏈,這個事物才真正成熟起來。那么,美學成熟了嗎?成熟的標志應當是讓美學進入哲學的花環,這一點黑格爾做到了。“美學自1750年鮑姆嘉通創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后,呈現出一種不穩定的發展狀態,或者仍然完全依附于哲學,或者與哲學相脫離、相并列,或則蛻變為一種注重鑒賞技巧的具體藝術理論,雖然一時間大家都喜歡用‘美學’的名稱,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稱之為獨立科學,則很難說。從康德開始,重又把美學納入哲學體系,作為認識論與倫理學之間的中介學科,費希納、謝林也很重視美學,但只有到了黑格爾,美學才既成為他哲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是屬于廣義哲學范疇的一門藝術科學。……它又不同于形形的具體藝術理論,而是站在哲學高度對藝術進行理論概括,所以黑格爾的美學又是藝術哲學;而且,在整個體系中,美學也不是與其他哲學部門無關的孤立的學科,而是與其他各門科學緊密聯結、互相交叉,既有各自在體系中的確定位置,又從不同層次、側面聯成一個首尾呼應的科學系統。這樣,美學才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一門既有相對獨立性、又有系統性的科學。這在美學學科獨立走向科學、系統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是美學發展史上的一個貢獻。”(P21)
第二,黑格爾的存在論結構為反思美與藝術的意義與價值提供了一個坐標系,這個坐標系讓美與藝術明確了自己的地位,更明確了自己的追求,并且從某種程度上說,預測了美與藝術的未來。如果世界是一個存在之環的話,黑格爾的美學之根本出發點實質上是問:在世界的存在之鏈中,美與藝術處于這個環節的什么位置,有何意義。由于把美與藝術置入世界的整體存在中,這就為確立藝術和美在人類文明體系中的地位與價值給出了參照系。借助這個參照系,美與藝術與人類文明的其他精神活動的差異被明確化了,藝術的獨特性與自立性得到了維護,并且,通過使藝術與最高尚的精神活動相并列,賦予了藝術在文化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與偉大作用。
第三,黑格爾的存在論再一次建立了美與存在的直接聯系,這種聯系在近代被認識論的興起打斷了,這就打斷了美與真理之間的聯系,使得美成為低于理性的愉悅,藝術成為制造這種愉悅的工具。而且,這一打斷使得美陷入認識論的范式而喪失了存在論上的自立性。當黑格爾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這一命題納入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過程中時,存在與美的直接聯系再一次建立了起來。美的定義中所說的“顯現”(schein)是“現外形”與“放光輝”的意思,它與存在(sein)(注:請注意兩者字源上的相似性。)有著同在的聯系,是展現出的存在,是絕對精神,也就是“真”的外在存在。因此,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這個命題所揭示的正是存在與美或藝術的同一關系:美是存在的感性顯現。形而上學的最高概念與美再次體現出同一關系,這是黑格爾存在論對其美學最深刻的影響。黑格爾在把存在論與美學結合中建立起了美學研究的最高理想,奠定了藝術與美的最高理想——展現真理。
我們注意到黑格爾所說的“用哲學的方法把藝術的美和形象的每一個本質性的特征編成了一種花環”,這句話可以看作黑格爾第二層面上的存在觀對美學的影響。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中,以邏輯演繹的方式把存在概念編成了一個花環,以往存在論的全部成果,從“存在”(sein/being/on/ens/esse),到“此在”(dasein),再到“本質”(essence),最后到“實存”(existenz),成為一個環環相扣的花環,存在之鏈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中成為發展之鏈,“變”的觀念主導著鏈條的每一個環節,因此,在《邏輯學》中出現的存在觀,實際上是存在概念按邏輯的法則所進行的變化的歷史,是以邏輯的方法,用存在范疇的各個內涵編成的歷史。在這個存在的花環之中,體現出一種新的思想方法:從辯證發展的角度看待事物的存在,將“存在”視為“存在的歷史”,這是黑格爾存在觀中最偉大的東西。存在論的辯證發展必然使存在論的各個部分都處于這種辯證發展中,美與藝術作為存在論的一個環節,也必將被帶入這一發展之流中,因此黑格爾存在論的辯證歷史觀對于美學而言造成了至少三個方面的深刻影響:一,藝術史;二,美的歷史;三,藝術與社會歷史的關系以及藝術的命運
第一,黑格爾將這種辯證史觀引入到了藝術之中,使藝術的存在呈現為一個歷史過程,“藝術史”研究真正被確立了起來。黑格爾“第一次試圖去全面考察藝術(包括一切藝術)的整個世界史,并且使之成為一個體系。”(P405)黑格爾將藝術理解為一個從產生,到發展,到高峰,再到衰落,最后直到終結的歷史過程,盡管現在看來這個歷程由于出自一個19世紀的人之手而稍顯武斷,但,哪一個事物不是經歷著這樣一個過程呢?黑格爾的結論或許下得太早,他所說的藝術的發展過程或許過于僵化,但黑格爾的這種對藝術的歷史態度永遠有效。我們可以推翻藝術所謂從象征到古典再到浪漫的歷程,我們也可以否定藝術的終結論,但我們不能否定藝術的辯證發展歷程。
第二,黑格爾把“存在”觀念的發展歷程與美的歷程結合起來,存在概念從純無到實在的歷程也正是美的發展歷程,可以說,理解“存在”概念的邏輯過程是理解黑格爾美學的鑰匙。為什么藝術以邏輯性的三段論為發展過程?正是由于在黑格爾的存在觀中所體現出的綜合中的三位一體和重復應用同一公式輾轉相推,是一切辯證發展最根本原則,這也是一切哲學推理中的重要原則。“存在”的辯證發展的模式就是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模式,當這套模式被應用于美與藝術時,我們就看到了美的發展體現為諸多環節的三段發展:自然美——從各自的分立的物體美到有系統的無機物之美,再到自然生命的美;自然生命的美——植物美、動物美、人體美;藝術美——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藝術門類的體系——從建筑到雕刻再到繪畫,從繪畫到音樂再到詩,等等。“美”成為一個從簡單到復雜,從一般到具體,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史。這個史的中心環節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這一命題所指示的理念與感性形式的對立統一的發展過程,這既是美的發展的基本規律,也是美的發展的源動力。“美的本質”在這里被明確地表達為“美的歷史”,以此,黑格爾為美與藝術的研究奠定了“史”的觀念與方法,并使藝術史與藝術體系取得了一致。
第三,當這種“史”的觀念確立之后,美和藝術以一種專門史的狀態出現,但正如“存在”概念的演繹過程是絕對精神之發展的一個環節一樣,這個專門史的過程也是一個更寬泛的“史”的一個環節,這個史就是社會歷史。將世界藝術史置入世界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將兩者聯系在一起的結合點是理念在社會歷史中的具體形態——時代的世界觀(時代精神),按黑格爾的說法:“因為先后相隨的各階段的確定的世界觀是作為對于自然、人和神的確定的但是無所不包的意識而表現于藝術形象的。”(第一卷,P90~91)藝術史各個環節體現著不同的時代精神,從而也體現著與這個時代精神相應的社會歷史的一個環節,這樣,黑格爾就確立了這樣一種觀念:藝術的發展歸根到底要受到時代精神,也就是各時代社會思想文化狀態的制約,人類自身的文明水平與認識能力與藝術的發展互為表里,藝術隨時代與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變化。這樣一種對藝術的考察方式與藝術的發展觀念不是黑格爾首創的,在黑格爾之前,溫克爾曼、赫爾德、斯太爾夫人、席勒、施萊格爾等人都從不同的角度表達過相似的理論要求,但只有在黑格爾這里,歷史與邏輯統一在一起,藝術的邏輯發展與社會自身的發展統一在一起。這一思想的偉大已經被歷史所證實,因為這一方法在黑格爾的門生那里被發揚光大,丹納、鮑桑葵(注:應當說,黑格爾所實現的是藝術史與審美意識,而不是美學史,他并沒有以哲學史的方式整理自古以來的美學思想材料,這個工作是他的后學鮑桑葵按他的思想方式完成的。)、馬克思、別林斯基、克羅齊等把這一方法視為考察藝術理解藝術的最主要方式。
應當這樣來概括黑格爾存在觀對于美學的影響:“美學是辯證法想要著重指出的那種合理聯系的一個標本。”(P431)而辯證法按黑格爾的說法,是“存在的本然面目”,這樣,美學就是存在論的一個環節與一個標本。北京專業提供畢業論文服務。
關 鍵 詞:體育社會學;體育社會互動;概念開發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12)04-0007-06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或特有屬性的思維方式,是分析問題的起點,是構成判斷和推理的基概念有客觀的內容和確定的范圍,即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了解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對于人們正確地理解概念和準確地運用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社會互動是社會學一個重要的基本概念,是觀察、分析和認識社會行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出發點[2]。體育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從客觀說,應該存在社會互動的下位概念,而這個下位概念不但是體育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概念,而且是研究體育社會現象和體育社會問題的重要觀測點。研究借助社會學理論和邏輯學原理,聯系體育社會實際,試圖對體育互動這個下位概念的名稱、內涵和外延給予較為準確的描述、正確的界定和合理的劃分,并對其實踐意義進行多方位的剖析,旨在為人們正確理解和合理運用這一概念提供參考。
1 社會互動釋義
1.1 社會互動的基本涵義
一般認為,“社會互動”一詞最早出現在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1908年所著的《社會學》一書中。鄭杭生[3]認為,社會互動是一種社會交往過程,又稱社會相互作用,一般來說,社會互動是指社會上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通過信息的傳播而發生的互相依賴性的社會交往活動;王思斌[4]指出,社會互動也稱社會相互作用或社會交往活動,它是人們對他采取的社會行為和對方做出的反應性社會行為的過程,是發生于個體之間、群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相的社會行為的過程。總體看來,社會互動又稱社會交往,是人們之間相互進行的一種社會行為,它涵蓋了人類在社會生活中有意識的交往活動的全部。
馬克思[5]認為,社會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可見,交互作用是社會形成的根本原因,社會關系是構成社會的基本要素。個體的社會行為只有通過社會互動,即與其他個體之間發生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某種社會關系,并使之得到鞏固和發展。而有了社會關系就有了社會群體、社會組織以及群體和組織之間的關系,也就有了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思想文化關系,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進而又構成了社會[6]。但社會關系雖說只有通過社會交往才能形成,它卻又不同于個人關系或人際關系。因為社會交往不僅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也指群體與群體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等的相互溝通、相互了解和相互作用。從產生的角度看,社會關系是某種個人關系或人際關系固定化之后而形成的具有相當數量的兩類人之間的關系,它往往靠個體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來,卻具有非個體性,不是兩個單純個體之間的關系,還表現為群體之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等的關系。概括而言,社會關系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形成的較為普遍的聯系或行為模式[7]。總之,社會互動是人們相互之間的交往活動,是下接各種社會行為,上連種種社會關系的一種特殊紐帶,它既是社會形成的根源所在,又是社會運行的基本形式。
1.2 社會互動的構成要素
通常情況下,社會互動包括主體、載體、目標、規范和環境等5個基本構成要素。
第一,社會互動的主體。社會互動是人們之間的相互交往活動,人是社會互動的主體,即社會互動的行動者。行動者可能是個體,也可能是群體,還可以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如果沒有了行動者或只有單個(方)行動者,那么也就無所謂什么互動了。
第二,社會互動的載體。行動是社會互動的“載體”。應該強調的是,社會互動是人們之間注入了有意義的行動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不是指人們本能的、無意識的行動而產生的相互作用。比如,乘客爭搶上公共汽車以及在車上因擁擠所產生的互相擠撞作用,就不屬于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互動[4]。只有在行動者相互接近、接觸,或通過各種形式的媒介,發生了彼此依賴性的作用時,才會產生社會互動現象。僅是心理活動,或僅有接近、接觸而無交流,則不能形成互動[8]。
第三,社會互動的目標。社會互動是人類有意識的交往活動,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是為了滿足和實現自身的需求和利益,也就是說,社會互動通常具有一個相對明晰的目標,而這個目標也正是人類有意識的交往活動的“驅動力”。
第四,社會互動的規范。社會互動“對互動雙方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產生一定的影響,并有可能對社會環境形成一定的作用”[3]。因此,行動者的“相互作用”應遵循一定的規范。規范不但是社會互動中行動者“行為”的依據,也是保證社會互動沿著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向正常進行的條件[8]。
第五,社會互動的環境。任何一種社會行為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社會互動和社會環境之間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社會互動應在適應社會環境的基礎上,滿足互動者合理需求,促進社會健康發展;而社會環境也應為社會互動提供有益的平臺,進而優化社會環境,促成社會互動良性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