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性系統理論總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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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線性系統理論總結范文

摘 要：本文追尋控制理論的發展過程，首先簡單回顧了經典控制理論的產生、發展，接著引出了現代控制理論及并介紹了其發展概況，并通過兩者之間的簡單對比，彰顯現代控制理論的不同之處。最后，對現代控制理論的發展方向提出了一些預見。

關鍵詞：經典控制理論；現代控制理論；發展趨勢

一.經典控制理論的產生、發展與局限

維納曾定義，控制論是“關于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學”。

在20世紀30到40年代，奈奎斯特、伯德、維納等人的著作為自動控制理論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礎；二戰后，又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在總結了以往的實踐和關于反饋理論、頻率響應理論并加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自動控制系統設計的頻率法理論。1948年又提出了根軌跡法。至此，自動控制理論發展的第一階段基本完成。這種建立在頻率法和根軌跡法基礎上的理論，通常被稱為經典控制理論。

經典控制理論以拉氏變換為數學工具，以單輸入――單輸出的線性定常系統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將描述系統的微分方程或差分方程變換到復數域中，得到系統的傳遞函數，并以此作為基礎在頻率域中對系統進行分析和設計，確定控制器的結構和參數。通常是采用反控制，構成所謂閉環控制系統。它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經典控制理論只限于研究線性定常系統，即使對最簡單的非線性系統也是無法處理的；出描述方式，這就從本質上忽略了系統結構的內在特性，也不能處理輸入和輸出皆大于1的系統。實際上，大多數工程對象都是多輸入――多輸出系統，用經典控制理論設計這類系統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

第二，經典控制理論采用試探法設計系統。即根據經驗選用合適的、簡單的、工程上易于實現的控制器，然后對系統進行分析，直至找到滿意的結果為止。雖然這種設計方法具有實用等很多優點，但是，在推理上卻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效果也不是最佳的。

綜上所述，經典控制理論的最主要的特點是：線性定常對象，單輸入單輸出，完成鎮定任務。經典控制理論具有明顯的局限性，突出的是難以有效地應用于時變系統、多變量系統，也難以揭示系統更為深刻的特性。當把這種理論推廣到更為復雜的系統時，經典控制理論就顯得無能為力了，即便對這些極簡單的對象、對象描述及控制任務，理論上也尚不完整，從而促使現代控制理論的發展――對經典理的精確化、數學化及理論化。

二.現代控制理論的五個分支

I.線性系統理論，性系統理論是現代控制理論的基礎，也是現代控制理論中理論最完善、技術上較成熟，應用也是最廣泛的部分。主要研究線性系統在輸入作用下狀態運動過程的規律和改變這些規律的可能性與措施；建立和揭示系統的結構性質、動態行為和性能之間的關系。線性系統理論主要包括系統的狀態空間描述、能控性、能觀測性和穩定性分析，狀態反饋、狀態觀測器及補償的理論和設計方法等內容。

II.最優控制理論，在給定約束條件和性能指標下，尋找使系統性能指標最佳的控制規律。主要方法有變分法、極大值原理、動態規劃等。其中極大值原理是現代控制理論的核心（使系統的性能指標達到最優――最小或最大）。一般而言，最優化方式有離線靜態優化方式和在線動態優化方式，而最優化問題的求解方法大致可分為四類：解析法、數值解法（直接法）、解析與數值相結合的尋優方法、網絡最優化方法。

優化方法的新進展包括：一，在線優化方法，基于對象數學模型的離線優化方法。含局部參數最優化和整體最優化設計方法、預測控制中的滾動優化算法、穩態遞階控制、系統優化和參數估計的集成研究方法.。二，智能優化方法，含神經網絡優化方法、遺傳算法、模糊優化方法、模糊優化方法。

最優控制理論的應用領域十分廣泛，如時間最短、能耗最小、線性二次型指標最優、跟蹤問題、調節問題和伺服機構問題等。但它在理論上還有不完善的地方，其中兩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優化算法中的魯棒性問題和最優化算法的簡化和實用性問題。

III.自適應控制。在控制系統中，控制器能自動適應內外部參數、外部環境變化，自動調整控制作用，使系統達到一定意義下的最優。有模型參考自適應控制與自校正自適應控制之分。

自適應控制和常規的反饋控制和最優控制一樣，也是一種基于數學模型的控制方法，所不同的只是自適應控制所依據的關于模型和擾動的先驗知識比較少，需要在系統的運行過程中去不斷提取有關模型的信息，使模型逐步完善。具體地說，可以依據對象的輸入輸出數據，不斷地辨識模型參數，這個過程稱為系統的在線辯識。隨著生產過程的不斷進行，通過在線辯識，模型會變得越來越準確，越來越接近于實際。既然模型在不斷的改進，顯然，基于這種模型綜合出來的控制作用也將隨之不斷的改進。在這個意義下，控制系統具有一定的適應能力。比如說，當系統在設計階段，由于對象特性的初始信息比較缺乏，系統在剛開始投入運行時可能性能不理想，但是只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通過在線辯識和控制以后，控制系統逐漸適應，最終將自身調整到一個滿意的工作狀態。再比如某些控制對象，其特性可能在運行過程中要發生較大的變化，但通過在線辯識和改變控制器參數，系統也能逐漸適應。

IV.系統辨識。根據系統的輸入輸出時間函數來確定描述系統行為的數學模型。通過辨識建立數學模型的目的是估計表征系統行為的重要參數，建立一個能模仿真實系統行為的模型，用當前可測量的系統的輸入和輸出預測系統輸出的未來演變，以及設計控制器。對系統進行分析的主要問題是根據輸入時間函數和系統的特性來確定輸出信號。對系統進行控制的主要問題是根據系統的特性設計控制輸入，使輸出滿足預先規定的要求。而系統辨識所研究的問題恰好是這些問題的逆問題。

V.最佳濾波理論，亦稱為最佳估計理論。當系統受到環境或負載干擾時，其不確定性可以用概率和統計的方法進行描述和處理。也就是在系統數學模型已經建立的基礎上，利用被噪聲等污染的系統輸入輸出的量測數據，通過統計方法獲得有用信號的最優估計。經典的維納濾波理論闡述的是對平穩隨機過程按均方意義的最佳濾波，而現代的卡爾曼濾波理論用狀態空間法設計最佳濾波器。克服了前者的局限性，適用于非平穩過程并在很多領域中得到廣泛應用，成為現代控制理論的基石。

三. 現代控制理論與經典控制理的差異

現代控制理論基于經典控制理論，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與差別的發展中，擴大了控制理論所能解決問題的范疇。根據自動控系統的目標――認識與改進控制系統來說，主要在研究對象、數學模型及基本方法、應用領域來討論上，存在著不同之處。前兩者在上述論述中，已有闡述。在應用領域上，現代控制理論是經典控制理的進步與補充，但由于現代控制理論的發展晚，而經典控制理論的趨于成熟，因此按作者的觀點，兩者在相應的領域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鄭應平.充滿魅力的現代控制理論[J].自動化博覽2003（5）

第2篇：線性系統理論總結范文

[關鍵詞]自動控制理論；Matlab；模糊控制；魯棒控制；最優化控制

中圖分類號：TP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01-0310-01

隨著控制系統復雜性的增加，不確定因素的增多，要求各控制理論分支有進一步的發展，彌補各理論分支的缺點與不足，以滿足更高的控制性能指標。現有的控制理論在線性系統控制中大都能取得良好的控制效果，但對離散、非線性復雜系統領域的研究大都剛剛起步，或處于初級階段，遠未達到人們的期望。而實際工業生產過程的模型一般都很復雜，通常具有非線性、分布參數和時變等特性。因此將控制理論的研究領域推廣到非線性復雜系統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另外與宏觀復雜系統控制相對的量子控制（Quantum Control）也正在作為一個全新的學科領域蓬勃崛起，它的發展也依賴于完善的控制理論和優化控制策略。近年來隨著微電子、半導體、計算機等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強有力的推動了自動控制理論的發展。

一、現代控制理論的產生及其發展

控制理論作為一門科學，它的產生可追溯到18 世紀中葉的第一次技術革命，1765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應用離心式飛錘調速器原理控制蒸汽機，標志著人類以蒸汽為動力的機械化時代的開始，后來工程界用控制理論分別從時域和頻域角度討論調速系統的穩定性題，1872年勞斯（Routh E J）和1890年赫爾維茨（Hurwitz）先后找到了系統穩定性的代數據，1932年奈奎斯特（Nyquist H）發表了放大器穩定性的著名論文，給出了系統穩定性的奈奎斯特判據。美國著名的控制論創始人維納（Wiener N）總結了前人的成果，認為客觀世界存在3大要素：物質、能量、信息，雖然在物質構造和能量轉換方面，動物和機器有顯著的不同，但在信息傳遞、變換、處理方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948 年發表了《控制論―或關于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書中論述了控制理論的一般方法，推廣了反饋的概念，確立了控制理論這門學科的產生。

1.經典控制理論。第一代稱為“經典控制理論”時期，時間為20 世紀40～50 年代。它研究的主要對象多為線性定常系統，主要研究單輸入單輸出問題，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以傳遞函數、頻率特性、根軌跡為基礎的頻域分析法，它的控制思想首先旨在對機器進行“調節”，使之能夠穩定運行，其次是采用“反饋的方式，使得一個動力學系統能夠按照人們的要求精確地工作，最終實現對系統按指定目標進行控制。”

2.現代控制理論。第二代稱為“現代控制理論”時期，時間為20 世紀60～70 年代。經典控制理論對線性定常系統可產生良好的控制效果，但是它對多輸入多輸出、時變、非線性系統的控制卻力不從心。所以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學者卡爾曼等人將古典力學中的狀態、狀態空間概念加以發展與推廣，將經典控制理論中的高階常微分方程轉化為一階微分方程組，用以描述多變量控制系統，并深刻揭示了用狀態空間描述的系統內部結構特性如可控性、可觀性，從而奠定了現代控制理論的基礎。

3.第三代控制理論。以上所提的經典控制理論和現代控制理論都是建立在數學模型之上的，所以統稱為常規（傳統）控制。它們為了控制必須建模，但許多實際系統的高維性及系統信息的模糊性、不確定性、偶然性和不完全性給基于數學模型的傳統控制理論以巨大的挑戰。是否可以改變一下思路，不完全以控制對象為研究主體，而以控制器為研究對象；是否可以用人工智能的邏輯推理、啟發式知識、專家系統解決難于建立數學模型的問題呢？智能控制的出現正源于這一思想。1967年Leondes 和Mendel 首次正式使用“智能控制”一詞，1971 年傅京孫教授指出，為了解決控制問題，用嚴格的數學方法研究新的工具來對復雜的“環境2對象”模型進行建模和識別以實現最優控制，或者用人工智能的思想建立對不能精確定義的環境和任務的控制設計方法，這兩者都值得試一試，而重要的是把兩種途徑密切結合起來協調的進行研究。沿著這一思想出發，現代控制理論將微分幾何、微分代數、數學分析與邏輯推理、啟發式知識建立和發展了智能控制理論相結合從而形成第三代控制理論大系統理論和智能控制理論。

二、Matlab工程軟件

第3篇：線性系統理論總結范文

從系統動力學的國內外發展和特點出發，簡要介紹了系統動力學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后，按時間的先后順序列舉了系統動力學在經濟管理中的應用實例，最后指出了系統動力學在經濟管理應用中尚需完善之處及其局限性。

關鍵詞：系統動力學，經濟管理，應用

1系統動力學

1．1系統動力學簡介系統動力學(SystemDynamics)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JayForresterW教授于1956年創立的系統仿真方法。它是一門研究信息反饋系統，認識系統問題和解決系統問題的學科。系統動力學非常適合于復雜系統的建模和仿真。它通過研究系統的結構模型，分析系統內部各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借助計算機仿真技術，定量分析信息反饋系統結構、功能和行為之間的動態關系。

根據鐘永光3(2006年)等的總結，系統動力學創立時被稱為工業動力學，首先應用于工業管理系統分析，研究諸如生產與雇員情況波動等問題。根據喬治梅森大學(GeorgeMasonUniversity)的沃菲爾德(JohnN．Warfield)教授的總結，系統動力學派是管理復雜性的五大學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Senge，Meadows，Forrester等人，運用常微分方程與計算機模擬等理論工具，主要解決組織理論、社會經濟系統方面等問題l4J。根據鐘永光(2006年)等的總結，20世紀70年代末系統動力學引入中國，其中楊通誼，王其藩，許慶瑞和陶在樸、胡玉奎等專家學者是先驅和積極倡導者。

1．2系統動力學的特點

1)系統動力學是一門可用于研究處理社會、經濟、生態和生物等一類高度非線性、高階次、多變量、多重反饋、復雜時變大系統問題的學科。

2)系統動力學研究對象主要是開放系統。

3)系統動力學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結合，系統思考、分析、綜合與推理的方法盡可能采用“白化”技術，把不良結構相對地“良化”，其模型模擬是結構一功能模擬。

4)規范的模型。

5)系統動力學建模過程便于實現建模人員、決策者和專家群眾的三結合，便于運用各種數據、資料、人們的經驗與知識，也便于汲取、融會其他系統學科與其他科學理論的精髓。

2系統動力學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

根據王其藩l5J(1995年)的總結，系統動力學是系統科學中的一個分支，由于它被廣泛應用于微觀和宏觀管理領域，因此也可以歸屬為管理科學的一個分支。

系統科學一般被認為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系統學；第二層次為系統科學的基礎理論學科；第三層次為實際的工程應用。

系統動力學是一門同時屬于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系統學科。

3系統動力學在經濟管理中的應用

1)系統動力學模擬企業管理。根據黃覺雛l6J(1999年)的總結，JayForresterW教授最早提出，主張運用系統動力學的原理，用反饋控制回路方法，建立數學模型并用計算機模擬企業管理，但是國內對這一學派介紹的還不充分。

2)系統動力學應用于物流與供應鏈領域。Eorrester在20世紀60年代對于生產、庫存與銷售波動問題的研究，被認為是供應鏈研究的經典，即牛鞭效應。1989年Sterman對啤酒分銷游戲的結果進行了分析，為此獲得1988年Forrester獎。90年代起研究成果較多，相應的研究機構有英國Cardiff大學的物流系統動力學小組、意大利Palermo大學的CUSA-系統動力學小組等。供應鏈的高效取決于物流與信息流的協調，系統動力學中的物質流、信息流的概念非常有利于描述供應鏈問題，因此在供應鏈動態模擬分析與診斷、協調、優化與決策研究中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

3)項目管理領域。系統動力學提供了一種自上而下的戰略層面描述項目進展計項目時間、成本風險的方法。這種方法把項目視為一個整體，而不是一系列任務的簡單組合，并能有效的描述項目中的返工等回路和任務間的非線性關系，有助于項目管理者理解項目過程對項目表現的影響，從宏觀上對項目進行估計和把握。

4)學習型組織領域。根據王其藩(2000年)等的總結，學習型組織研究出現的背景是在西方經濟長波的影響下，企業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系統動力學的系統思考是從企業的內部組織尋找導致失敗的原因。顯然，組織學習的目標是將企業塑造成學習型組織，保持企業的競爭優勢。

5)分析企業過程改進的困境。洪佩軍、陳思根和張列平(1999年)應用系統動力學采用一種有效而簡明的流圖——簡化的企業經營過程系統動力學流圖，來表示反饋系統各部分的相互關系及系統的反饋回路的結構。分析了企業過程改進的組織行為，避免一味將企業過程績效低下的原因歸結為員工的努力程度不夠，從而采用不正確的方法來改善經營過程。對企業過程改進的困境進行分析，指出企業過程改進的成敗根源所在和避免過程改進進入困境的基本原則。

6)系統動力學在企業家確定報酬中的應用。通過建立模型，最終得出結論：影響企業家報酬的因素眾多，各因素相互作用的關系復雜。所以，要長期有效地激勵企業家，從模型來看，報酬方式的選擇不僅有金錢因素，還應有更多的立足于企業家的教育背景、學習能力、企業環境等因素。

7)系統動力學在城市新區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應用。城市新區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系統性、動態性、目的性、可控性、復雜性的共同特點。引入系統動力學仿真模型對新區社會一經濟一環境系統的發展趨勢進行戰略分析，使新區有目的的按規劃發展，可以避免老城區發展的弊病，建設一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健康系統。

8)系統動力學語言和軟件的應用。系統動力學方法通過建立系統動力學模型(流圖等)，利用DYNAMO仿真語言在計算機上實現對真實系統的仿真實驗，從而研究系統結構、功能和行為之間的動態關系。其中，DYNAMO是一種計算機模擬語言系列。

取名來自DynamicModeL(動態模型)的混合縮寫。DYNAMO和系統動力學的關系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系統動力學發展的初期。DYNAMO的前身簡稱SIMPLE，是“SimulationofIndustrialManagementProblemswithLotsofEquation”的縮寫詞。目前流行的DYNAMO有DYNAMO1／與DYNAMO1／／F，DYNAMOill與Mini—DYNAMO。此外，與DYNAMO雷同的模擬語言還有美國i—think，STELLA系列Vensim，Powersim和NDTRAN，英國的DYSMAP。用DYNAMO寫成的反饋系統模型經計算機進行模擬，可得到隨時間連續變化的系統圖像。換言之，模型描述系統的結構并模擬系統的功能與行為。

4系統動力學在經濟管理應用中尚需完善之處

1)非線性系統動力學。數學的發展水平限制了非線性動力學的研究。系統動力學模型是基于非線性動力學理論的，非線性動力學曾經是一個未知領域，而現在卻有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來描繪各種局部或整體的復雜非線性系統動態變化。

2)模擬軟件的自動化。目前建模對人的要求比較高，也比較復雜。希望將來的計算機技術能達到具有以下功能：自動確定變量空間，自動進行靈敏度分析，自動進行極端條件測試，自動交互的變量估計、校準與政策尋優，自動識別主導回路與反饋結構等。

3)模型的跟蹤研究。對我國學者而言，尚未發現對所建立模型的跟蹤研究，也就是說，這些模型都是一次性使用，因此，有待于對一些實際效果較好的模型進行二次開發。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現有文獻來看，目前缺乏適用于我國區域可持續發展問題系統動力學建模的共性結構(GenericStructure)的基礎性研究工作，而這方面的工作對有效構建可持續發展政策有重要意義。

第4篇：線性系統理論總結范文

關鍵詞：CAS理論；團隊管理；復雜適應系統；創新

作者簡介：李治淼（1976-），男，黑龍江五常人，東北石油大學機械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姜民政（1964-），男，河南周口人，東北石油大學機械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黑龍江 大慶 163318）

基金項目：本文系黑龍江省教育廳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課題編號：GBC1211021）、黑龍江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項目編號：JG2012010097）、黑龍江省學位和研究生教育科學改革研究項目（項目編號：JGXM_HLJ_201202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2.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19-0162-02

任何模式的競賽歸根結底都是人才的競爭，是競賽團隊整體實力的競爭，實力的提升即是成功管理的體現。競賽團隊創新能力的提高受學生的知識水平、人際關系、教師指導、學校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團隊管理是一個需要不斷完善、不斷提高的系統工程。本文運用復雜適應系統理論（CAS）對競賽團隊這一復雜性系統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競賽團隊管理機制，以促進團隊的成長，提升管理方法的科學性。

一、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概述

復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簡稱CAS）理論是美國霍蘭（John 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該理論認為系統演化的動力本質上來源于系統內部，微觀主體的相互作用生成了宏觀的復雜性現象。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把系統中的成員稱作具有適應性的主體（Adaptive Agent），簡稱“主體”。復雜適應系統的主要特征是：[1，2]

（1）復雜適應系統是由許多主體（如神經元、機體、消費者、雇員、公司）構成的網絡，這些主體會自我管理且是并列的，沒有中心來控制它們的行動。

（2）主體發現自己生存在一個與其他主體相互作用的環境里，它們總是根據其他主體的行動來做出反應，導致環境不斷地改變和演化，并不斷創生新奇性質。

（3）主體行為的組織模式形成于主體間的競爭與合作。

（4）主體不斷地組織和再組織自己，以形成含有多層次組織的較大結構，某層次的主體成為較高層次主體的積木。當外部條件改變時，這些積木會被修改、再聯合和重組，并把信息或經驗嵌入系統的實際結構中。

（5）適合于探索某些特殊行為位置的主體，就占據了這些位置。然而當環境改變時，舊的位置消失了，新的位置就產生了。

（6）在某種程度上，主體預測未來，它們根據適用于一定條件的內部模型（關于環境隱含或明顯的假設）做出預言，并采取特殊的行為。當主體獲得經驗時，這些內部模型能被檢驗、精制、重新處理。主體對來自環境中的反饋做出反應，從而調整它們的行為。

（7）主體沒有實際的方法來優化它們的行為（如適應性、使用性等），因為在復雜的、不確定的和迅速變化的環境中，可能性空間非常大。主體希望能根據其他主體的行動來改變和提高自己。

從復雜適應系統的特征來看，競賽團隊是典型的復雜適應系統，團隊成員即是主體，團隊成員不斷組織和再組織自己，彼此之間有競爭、有合作，相互刺激與依存，個人的成長促進團隊的提升和環境的改變，并進而創新和發展。

二、競賽團隊的復雜性系統分析

競賽團隊是一個基本的人才培養單元，它的運作不僅受到團隊內部人員組成、技術經驗、團員素質等因素影響，也受資源配置、分工合作、組織形式、政策等作用。團隊需要在內外資源的整合上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促進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團隊通過特殊形式的臨時性組織運行機制，通過有效的計劃、組織、領導與控制，充分利用既定的有限的資源完成一個既定的競賽目標，即競賽團隊的管理。為了使團隊中的個體能力與整體實力得到提高，應遵循如下方針：

1.尊重主體性

在競賽團隊管理中，應充分發揮團隊成員的主體性。通過科學的、人性化的人力資源管理方針，使團隊成員自主的、能動的把團隊的成績與個人能力及知識儲備聯系在一起，使團隊成員真實的感覺到自己是團隊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2.承認非線性

競賽團隊是一個非線性系統，在這一系統中向系統輸入的變量與系統中輸出的變量并不遵循簡單、單向的線性關系。這些因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環境因素。環境因素一般是指競賽條款限制、競賽激勵政策、競賽準備條件、其他競賽團隊的實力等。二是經驗因素。經驗因素包括科研項目承擔、參加相關比賽經歷等。三是交流因素。交流因素是指團隊成員相互交換信息的過程。信息流通不暢就會導致團隊合作效率低下，產生工作脫節等不利影響。四是個人因素，也就是說團隊成員的差異，要科學的認識到團隊成員及其屬性的變化，并以此調動團隊成員的積極性。

3.保持開放性

保持開放性就是不斷引進外界環境的外部參量，并緊緊跟隨這些外部參量的更新速度。團隊與外部環境需要不斷地關注外界信息，擴大知識面與視野，增強信息交流，時刻保持知識性與實踐性的統一。團隊成員需要不斷加強自身知識的儲備，不斷優化配置各種資源，學習、吸收、完成與競賽項目相關的基礎知識儲備，并由此激發自身能力的培養。這樣可以使得團隊水平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

4.包容沖突進化性[3]

包容沖突進化性是指競賽團隊能夠通過導師的指導與成員相互間的溝通與合作來化解團隊建設中可能出現的矛盾與困難，用理性的方法解決遇到的問題，保持團隊健康發展。團隊的進化是在不斷解決沖突，在沖突中不斷學習，不斷積累經驗的過程。團隊在與環境的接觸中時刻會有矛盾涌現，這種矛盾既不可預測也無法避免，團隊主體需要在不斷的接納與改變中前進。競賽團隊系統在運作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團員知識差異、團員觀點不一致等問題，這就需要成員間相互包容和理解。團隊這一階段的問題可能在下一階段循環出現，團隊只有在包容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性學習，才能解決一切遇到的問題，團隊的發展才有保證。

5.自適應性

復雜適應系統理論認為團隊系統中的主體具有主動適應的特性，并且能夠與環境進行相互適應與融合。系統中的成員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或與其他成員進行合作和競爭的過程來調節自身，以達到對環境的適應。在這個過程中系統中的主體的競爭力不斷加強，系統的各項指標也會改變，系統的生存力得到提升，系統的利益將會最大程度的實現。主體與環境（包括主體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是系統演變和進化的主要動力。[4]

團隊的發展依賴于團隊中每一個成員的分工與協作，競賽團隊這一復雜適應系統的適應性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團隊成員間聯系緊密。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知識更新越來越快，個體的成功越來越依賴于團隊的合作。個體對知識的掌握、對環境的了解畢竟有限，只有借助集體的力量，個體的能動性才能得到最大的發揮。另一方面團隊與自身環境之間也存在著相互適應。在面對團隊的內外環境改變時，團隊應能夠及時采取相應措施以適應環境的變化。團隊正是在這種不斷適應與改變的過程中逐步向前發展，個體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提升著自身。

三、競賽團隊管理機制

競賽團隊作為一個復雜的適應系統，成員與成員之間、成員與外部環境之間都存在著相互作用，并通過這種作用不斷反饋給系統本身，使系統在努力適應外部環境的情況下得到優化。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為競賽團隊的管理和創新提供了新的啟示，管理機制需要針對競賽團隊的復雜性來制定與實施，將無組織的、無序的團隊自行轉化為自組織的、有序的競賽團隊。以高校力學競賽團隊為例，建立了如下團隊管理機制：

1.協同培養機制

在競賽成員培養機制中，采取了導師指導和集體培養相結合的方法，建立了“雙導師”、“多導師”制。指導范圍涵蓋了力學、化機、機自、計算機等專業方向，使學生不再僅僅局限于某一教師的研究領域和理論方法，學生也能夠同時接受多個教師的指點，這有利于不同專業之間的相互聯系，加強學生知識的全面性。這種培養機制既是一種知識的傳遞，同時也是一種思維的傳遞。這樣不僅能夠達到傳統教學的目的，也促進了學生全面均衡的發展，改變了以往教學中單科獨大的局面。

2.協同創新機制

一個機體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外界的刺激與補充，在競賽的組織管理上，力學競賽中除了吸收力學的學生外，同時積極吸收引進了數學、計算機、機電、化機等專業的優秀學生，促其實現學科知識的移植，為競賽團隊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識補充，同時在學生的日常交往與學術交流中形成了多角度、多層次的學術討論與爭鳴的氣氛。

3.競爭激勵機制

建立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的雙層激勵機制。在精神獎勵上，依據學生的特長、愛好、志向等為學生做好研究方向、學習內容等方面的規劃，激勵學生為提升自我修養、研究能力、創新意識而自發主動的學習；在物質獎勵上，將競賽獲獎與學習、研究工作緊密結合，促進學生之間的公平競爭，增強學習和研究的積極性。競爭激勵機制把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有機地結合起來，能更好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4.開放創新機制

多層次、全方位的開放實驗室策略。[5]學校實驗室在團隊訓練的不同階段分別設立了基礎性實驗、綜合設計型實驗和研究創新性實驗，以此來為團隊成員自身綜合能力的提升進行培訓。實驗室進行全天候、多領域、高層次運作，最終達到了加強團隊各項競爭力的目的。

5.保障管理機制

通過制度建設不斷提高和保障學生培養的質量，例如：通過計劃總結制度讓學生有目標、有導向的研究學習與總結；通過每周一次的學術專題報告會議發現問題、提高認識、拓展視野；通過日常管理制度明確學生設備管理、資料管理、安全衛生管理的職責與習慣；通過郊游旅行、體育競賽等文體活動鍛煉學生身體、激發學習生活熱情。這些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有效地保障了團隊的發展與提升，為學生的培養提供了高質量的平臺。

四、總結

高等教育應該讓學生具備學習、分析和尋求事物本質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可以用于處理任何事情的。競賽團隊屬于有明確競賽題目和目標的科研型組織，在競賽管理過程中應該指引學生進行大膽實踐，成員之間相互競爭與學習、相互刺激與妥協、相互協調與融洽，讓學生成為有智識、有人格的人。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為競賽團隊管理提供了理論基礎，通過競賽團隊管理機制的建設，可為學生知識應用與遷移、協調溝通、創新研究等能力的提升提供可靠保證。

參考文獻：

[1]霍蘭.隱秩序[M].周曉牧，韓暉，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2]趙磊.基于CAS理論的國家大學生創新團隊管理及其創新學習研究[J].中國電力教育，2011，（11）：52-53.

[3]柯健.基于CAS理論的“新新員工”特色化管理[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07，（2）：30-33.

第5篇：線性系統理論總結范文

線性代數是高校理、工、經、管等專業的基礎課之一，隨著這門課程在基礎課中的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在科學技術生產實踐中日益廣泛的應用，線性代數的重要性也日益顯現，對線性代數的教學改革勢在必行。自2007年以來，我校先后與多所國外高校開展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還與企業聯合共建“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軟件外包方向）”本科專業，結合這些實際情況，依據教學改革實踐的體會，該文對《線性代數》課程教學提出一些設想和做法。

1 我校線性代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校線性代數的教學學時為36學時。一般放在大二的上學期。所用的教材是同濟大學數學系編《線性代數》第五版。由于學時的限制我們只講授前五章的內容。

2007年開展中外合作和校企合作以來，線性代數的教學對我們教師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一方面，線性代數課程本身就有一定的學習難度，課程涉及的概念、定理、結論非常多，比較抽象，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在理解上有一定的難度，不容易被他們所接受；另一方面，中外合作和校企合作辦學的學生的基礎相對不是很好，一部分學生的學習態度不夠端正，上課前沒有積極預習，上課時沒有認真聽講，課后沒有及時復習練習；最后學生在思想上沒有足夠重視，他們沒有很好地了解學習線性代數的意義，普遍認為學習線性代數沒什么用，導致有些學生表現出一定的排斥態度。

2 結合我校實際的線性代數的教學改革

2.1 讓學生認識到學習線性代數的重要性

線性代數是所有自然科學的基礎，也是現代工程技術的基礎。它不但是學生學習其它后續許多課程（如電路分析、控制原理、信號與系統等）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而且還為一些實際應用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重要方法。在講授這門課程的時候我們教師一定要讓學生明白線性代數來源于實踐，它最終也要應用到實踐中去。

矩陣是線性代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也是一種常見的數學現象，比如學生的成績單、車站時刻表、工廠里的生產進度表、價目表、科研中的數據分析表等等，它是表述或處理大量的數據的有力的工具。能把一些頭緒紛繁的數據按照一定的規則清晰地展示出來，并通過矩陣的一些運算或變換來揭示各事物之間內在的一些聯系，這就是矩陣的重要作用之一。

方陣的特征值、特征向量、方陣的相似對角化也有很重要的實際應用。例如，在生物信息學中，研究人類基因的染色體圖譜進行DNA序列對比時就要用到這些內容，當然在其他方面如自動控制理論、機械振動以及線性電路分析中，這些內容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

二次型的理論起源于解析幾何中對二次曲線和二次曲面的研究，它在線性系統理論和工程技術的許多領域中都有應用。例如工程上，與現代控制理論、無線電技術、振動問題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

2.2 教學過程中教學內容的改革

本課程的重點是在下表中用“”號標明，對這些重點要在學時安排上側重一些，保證能有足夠的學時進行強化教學，且習題課時要反復講解，反復練習，使學生能切實掌握（表1）。

概念多是本課程最大的難點，非常抽象，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很難理解，接受起來也有困難。對此我們盡量將抽象問題具體化，復雜問題簡單化。

（1）先講具體問題，再從這些具體問題中引導出抽象的概念，例如§2.1和§2.2的矩陣和矩陣運算就是從解決實際問題中提煉出來的，這使得抽象的數學概念有一個可以捉摸的實際背景，不僅使得學生容易接受；更重要的是使得學生懂得抽象的數學概念和理論是解決實際問題的有力工具，從而激發了學生學習數學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將困難的概念分幾個層次講。比如矩陣的秩，在第三章講矩陣時，涉及到了一般的矩陣秩的性質和一些理論，并用此來求解線性方程組。接著在第四章，在闡述向量組秩的時候，把向量組的秩和矩陣的秩聯系起來，對秩的理論作了作了進一步闡述。分成兩步走，使得學生對秩的概念有一個逐漸的認識過程，難理解的秩也就逐步理解了。

（3）講難點時將方法和理論分開，比如§4.3節講向量組的極大線性無關組，就先講如何求的方法，將求秩的方法歸納成3步，每步都具體寫出，先教會學生會具體算，而省略一些理論證明的詳細推導，有興趣的學生可以去自學這些推導。

（4）將難點分解，把復雜的、難的知識點轉化為簡單的問題。

①第一章中行列式計算的主要方法就是利用行列式的性質將一般的（難的、復雜的）行列式歸結化簡為上（下）三角形行列式（簡單的）。

②第三章解線性方程組也是將一般的（難的、復雜的）線性方程組歸化為同解的簡單線性方程組來求解。

③第三章矩陣的秩也是將一般的（難的、復雜的）矩陣的秩歸化為階梯型矩陣的秩（簡單的）。

④第二章至第五章中的矩陣間的等價、相似、合同，其實這三者也是旨在借助標準形（具體的，簡單的）來推斷一般矩陣（抽象的、難的）的性質。

⑤第五章二次型中用非退化線性變換化二次型為標準形，借助標準形（具體的、簡單的）來推斷一般二次型（抽象的、難的）的性質（比如是否正定）。

2.3 線性代數教學中融入數學建模的思想

近幾年，我校區在數學建模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多次獲得國家一、二等獎級山東省一等獎，這也激發了校區學生參加數學建模的熱情。針對這一情況，我們建議在講授課本上理論知識的同時，也給出一些實際問題，引導學生進行分析總結，通過做一些適當的簡化和引入一些合理的假設，建立簡單的數學模型，并對此模型進行求解，從而利用這個結果再去解釋實際問題。一方面這樣做能讓學生了解數學建模的基本思想，另一方面又讓學生體會了線性代數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的重要作用。針對不同的專業，我們可以根據專業來選擇不同類型的數學模型，比如電氣專業，我們可以引入電路網絡方面的數學模型；計算機專業，可以引入關于計算機圖形處理方面的數學模型；經濟專業，可以引入投入產出數學模型等。

2.4 線性代數教學與計算機緊密結合

首先在教學方式上，我們可以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發揮計算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線性代數的教學質量和效率。其次可以在線性代數教學中指導學生用計算機如常用的一些數學軟件Mathematica、MATLAB來完成繁雜的運算，給學生提供一些簡單且容易掌握的應用程序，為學生今后參加數學建模競賽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6篇：線性系統理論總結范文

關鍵詞：公共危機管理；危機模式；契合性；混沌理論

一、“混沌理論”與“公共危機”

1.混沌理論的概念提出

“混沌理論”的產生，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左右，提出者是一名著名的氣象學家——愛德華·洛倫茲。該理論一問世便得到了可與相對論、量子力學相媲美的待遇，并稱“三大科學革命”。現今，隨著該理論的發展，其影響力已波及幾乎社科的各方各面。

顧名思義，混沌理論中的中心詞匯“混沌”，本意是指混亂而沒有秩序的狀態，在哲學中，混沌指虛空，或者沒有結構的均勻狀態。而在愛德華·洛倫茲理解中，這個詞匯被賦予了另一種全新的意義：即指它們看似是隨機發生的而實際上其行為卻由精確的法則決定。而當今很多學者們又認為，混沌產生于確定性的非線性系統，貌似隨機卻又暗含規律，是無序中的有序。

綜上所述，該理論也可以成為非平衡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事物或系統中有序和無序相互轉變的理論，表現為由無序狀態轉變為有序狀態。混沌理論總體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混沌系統的運行并非無跡可尋，重點在于其初始條件的設定，也就是說，其對初始條件有著相當的敏感、依賴性；初始再為簡單的系統，經過一系列演變之后也會復雜無比，反之，復雜的背后可能是一個簡單無比的系統；混沌狀態的系統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漸進的轉化。

以上幾點，就是混沌理論研究的核心。

2.混沌理論的主要特征

（1）無序性和有序性的辯證統一。混沌理論宏觀上具有無序性，這主要體現在混沌現象具有內在隨機性和局部不穩定性。混沌現象敏感地依賴其初始狀態，這種對初始狀態極度的敏感則表現為某種程度的不可預測性和不穩定性。同時，混沌理論還具有微觀上的有序性則體現在它的普適性上。

（2）穩定性和不穩定性的辯證統一。混沌，本身就是一個介乎于穩定或不穩定之間。該系統在全局上非常穩定，但在局部卻混亂非常，這也是區別于有序系統的最大特征。局部的不穩定，就決定了整個系統對初始條件極為敏感，這也就是在混沌理論中最為有名的一個名詞：“蝴蝶效應”。初始條件極其細微的改變就會引起系統運行結果的千差萬別。

（3）隨機性與確定性的辯證統一。無序中尋找有序，復雜中總結簡單，這就是混沌理論的方法論。兩者之間是對立而統一的。而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很多現象表明，瞬息萬變的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事件本質和發生也存在一些必然的確定性因素。

3.公共危機管理模式中的混沌理論

⑴混沌理論的非線性體現在公共危機管理模式的開放性中。在混沌理論中，無論是什么系統，都會經歷一個過程，即：簡單——復雜——混沌。而在文章開頭所說的公共危機管理系統也一樣在這個范疇之內。一個政府，和政府所處的環境，本身就處在一個相互平衡的狀態，無論哪一方面發生過大的變動而超過平衡所能承載的極限，就會使得整體產生巨大的波動，從而導致社會秩序的失調、混亂等結果。這就是所謂的公共危機。就像混沌理論中所描述的，公共危機具有突變、多變、失控等特性。

⑵所謂公共危機的突發性，在混沌理論中相對應的就是無序中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對于政府而言，也存在著作用相同的機制。假設當前滿足一定前提下，公共危機在隱蔽的情況下積累，從而擴散性地爆發諸多公共危機事件，對公共危機管理模式造成威脅。

⑶混沌現象內在隨機性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公共危機的不確定性。公共危機不僅是恒定存在的，也是內在不可確定的。它們內生于政府存在不確定性，這主要是因為人的認識能力有限，信息獲取不完整，進行決策時，政府管理人員根據內外部環境變化自行判斷作出的是最佳選擇而非最優選擇。

二、混沌理論在公共危機管理模式中的現實應用

1.混沌理論在公共危機管理模式中的應用背景

（1）理論背景。混沌理論的應用和推廣是公共危機管理模式的系統理論演進的必然要求。公共危機管理模式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角度對公共危機進行綜合的、全面的系統管理，是公共危機管理的內在本質要求。系統管理理論傳統模式以一般系統理論為依據，在此思維定勢下產生的系統管理理論已不太適用。隨著政府管理理念的轉變，促使危機管理實踐不再將公共危機當做一種混亂無序現象，而是將公共危機視為走向秩序的前奏，更加強調把握危機中的轉機，而混沌理論為更好地把握危機以及轉換創新公共危機管理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論框架。

（2）時代背景。混沌理論的應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國當前情況。對于處在大力建設、發展特色社會主義的我國，這是一個特殊且重要的階段，因此，相對的各種公共危機多發也就成了必然。對于整個管理系統來說，也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如此一來，對公共危機管理系統的強化、完善和革新就顯得勢在必行了。

2.混沌理論在公共危機管理模式中的應用現狀

一方面，在公共危機管理實踐中，混沌理論在加強對轉型期我國公共危機的認識，了解其特點及其誘因，探索公共危機管理規律，探尋公共危機演化的主導因素和創新公共危機管理模式等方面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研究基礎。

另一方面，混沌理論對公共危機應對、危機形成機理與公共危機演化規律還缺乏更高理論層次的深刻認知，也尚未形成系統的知識體系，混沌理論的應用還需不斷探索和深入。

三、公共危機管理模式與混沌理論的契合性探析

1.對初始環境和條件的敏感度的契合

混沌理論認為，混沌狀態的非系統運動敏感地依賴于初始條件或者初始環境，初始環境經過時間演化很可能造成不同結果，而公共危機管理模式系統也同樣具備這種混沌特性，公共危機的爆發都有一個臨界點，當臨界點的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引發災難性后果。

2008年，我國南方爆發特大雪災，災情的嚴峻形勢和突發性，對我們政府的管理能力是一次不小的考驗。天氣預報的誤差導致對未來估計不足，就直接使得了準備嚴重的不充分，而在惡劣天氣的持續肆虐下，更大的災情發生了。連續的惡劣天氣加上初始估計錯誤，所產生的實際損失已經遠遠比不上對社會地影響了，于是各種各樣的間接負面效應隨之而生。因此，對初始條件具有較強的敏感度，也是公共危機管理系統的一個顯著特征。

2.隨機演進過程中的契合

⑴從演進過程角度看，混沌理論是系統從有序突然變為無序狀態的一種演化理論，是對確定性系統中出現的內在隨機過程形成的途徑、機制的研究。而公共危機的本質也是一種極其復雜的演化過程，由于混沌現象的普適性使得混沌理論的思想和方法迅速向各領域廣泛滲透，更為公共危機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系統研究視角。

（2）從內在隨機性角度看，混沌理論認為，即使沒有外部隨機作用，混沌系統自身也會產生隨機性，這是混沌理論固有的特征。在這種狀態下，簡單個體遵循簡單規律，隨機相互作用就能產生難以準確預測的復雜行為。公共危機的演進過程同樣也是一個微小差異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這個過程有其特殊性，表現為其管理模式系統的內在隨機性。公共危機管理模式中的很多不確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危機管理系統的隨機性所誘發，這都是二者內在契合性的具體體現。

四、基于混沌理論的視角創新公共危機管理模式

1.借鑒混沌理論和創新視野改進傳統的公共危機管理模式

⑴借鑒混沌理論，以創新開放的視野把握我國公共危機管理模式，就是在學習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基于公共危機管理混沌特性，在推進公共危機管理實踐中，探索出中國特色的公共危機管理模式，最終真正實現由危機管理模式學習到模式創新的根本性轉變。

⑵強化全局性觀念，針對傳統公共危機管理模式的弊端加以改進，建構全局與局部、中央與地方、整體與部分三位一體的公共危機管理模式。混沌理論強調系統和整體特征不能還原為單個要素，在研究局部時要將其放在整體中。因此，公共危機管理要在全局性的宏觀決策觀念指導下，從戰略高度意識到公共危機事件呈現出跨國性、危機波及范圍越來越廣、復合型社會危機事件增多等顯著特點，充分考慮危機可能的發展方向。

⑶構建靈活的公共危機管理框架，改進完善過分依賴理性思維的傳統危機管理模式。對當今存在的持續時間較長和綜合因素復雜的公共危機事件，理性決策模式在短時間內可以準確預測危機產生，但長時間則無法準確預測，危機管理模式應該加強理性思維基礎上的非理性因素的有效應用，能夠從多個層面對預測產生影響，可以跳躍和創造性地瞬間把握危機本質，在最佳時機選擇公共危機管理模式中的最佳應對方案。

2.創新構建動態型的公共危機管理模式

公共危機的混沌特性客觀上要求政府對公共危機的管理要處于一種動態的變化過程之中，這就需要構建公共危機管理的動態應對模式。首先，應急機制要在常態下用力。在危機未發生之前，應做好公共危機管理的制度建設、機構建設、物資及知識儲備等工作，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其次，危機防范意識和能力的培養要經常化、制度化。這種知識和能力需要通過專門的公共危機管理機制來進行培訓、教育和演練，也需要部門相互協調，并將更多的人力和財務資源投入到公共危機管理模式的構建中。

3.創新建構知識需求型的政府公共危機管理模式

由于政府公共管理系統具有混沌特性，為改進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績效和質量，這就需要改進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的學習機制，并能從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獲取新知識，構建知識需求型的政府公共危機管理模式。具體框架如前圖所示：

在知識需求型的公共危機管理模式框架下，政府在指定了管理目標之后，就要有相應危機管理系統來支持運作。經過初步篩選后將其中有價值的留下，并入庫，在并行的管理系統之間流動共享，從而形成一個由管理的模式、流程、各主體系統之間的多層危機管理系統。

4.創新構建回應型的公共危機管理模式

伴隨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腳步，在我國公共危機管理實踐過程中，公共危機管理系統和其他系統密切相關，諸如政治、經濟、社會系統等，這就客觀上要求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過程中，應該將混沌理論引入到政府公共危機管理中來，重新審視原有的公共危機管理理論與實踐。

總而言之，混沌理論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視角，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應用具有深厚背景，這將成為今后時期我國公共危機管理模式未來研究和改革的新方向。將混沌理論引入到政府公共危機管理中來，為推進我國公共危機管理模式創新帶來諸多啟發：首先，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政府的危機管理系統同其他運作的系統一樣，都有著混沌理論中的性質；其次是危機管理系統的混沌性是可控可調的，它并非雜亂無章而是遵循一定規律；第三，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危機管理機制也要進步發展，要跟上社會的腳步，結合實際情況，做出完善和創新，為未來我國公共危機管理模式創新提供全新視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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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仁良.混沌理論視角下政府危機管理機制和對策研究[J].集團經濟研究， 2010 （3）.

[4]薛瀾，張強.危機管理：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挑戰[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

第7篇：線性系統理論總結范文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合作行為的博弈論與計算模擬研究”（編號：13AZD093）

作者：楊冠瓊，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劉雯雯，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5

[摘 要]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本質上是國家治理體系與其面臨的公共問題之間的不斷契合的過程。作為化解公共問題的工具，國家治理體系與其面臨的公共問題復雜性的契合度越高，國家治理能力越大。任何一個社會面臨的公共問題，都具有社會和文化嵌入性、時空依賴性與知識、理性和技術依賴性，因而公共問題具有動態復雜性的性質。這一性質表現為多重嵌入性、動態演化性、宏觀涌現性、主觀建構性、自組織臨界性以及不確定性等特征。根據阿什比定律，公共問題的動態復雜性要求化解與應對公共問題的國家治理體系必須具有與其相適應的性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必須重構與當代公共問題動態復雜性相適應的國家治理體系，為此應堅持網絡化結構、利益相關者或公民為中心、協商與共識達成、公共價值增殖效應最大化、社會自組織與協同能力激發以及信任、互惠與合作能力促進等原則。

[關鍵詞]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公共問題；復雜適應性；阿什比定律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863（2014）02-0015-09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問題，向社會科學領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與實踐問題：如何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標志是什么，如何有效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是否存在固定的模式，如何理解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條件或影響因素、機制、結構、過程，如何確定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本質，等等。

本文試圖從國家治理體系與其面臨的公共問題的性質和特征相契合的角度，對上述相關問題，特別是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本質與模式等基本問題進行初步探索。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本質上是國家治理體系與其面臨的公共問題性質與特征之間不斷契合的過程。作為化解公共問題的工具，國家治理體系與其面臨的公共問題的契合度越高，國家治理能力越大。任何一個社會面臨的公共問題，都具有社會和文化嵌入性、時空依賴性與知識、理性和技術依賴性，因而公共問題具有復雜適應性的性質。這一性質表現為多重嵌入性、動態演化性、宏觀涌現性、主觀建構性、自組織臨界性以及不確定性等特征。根據Ashby必要多樣性定律，公共問題的動態復雜性要求化解與應對公共問題的國家治理體系必須具有與其相適應的性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必須重構與當代公共問題動態復雜性相適應的國家治理體系，為此應堅持網絡化結構、利益相關者或公民為中心、協商與共識達成、公共價值增殖效應最大化、社會自組織與協同能力激發以及信任、互惠與合作能力促進等原則。

一、問題基礎為何重要

公共問題的性質與特征是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基礎來源，是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支點與歸宿。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程度或水平，取決于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與其面臨的公共問題性質與特征的契合程度。因而這種契合性是理解一系列與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相關問題的關鍵。

事實上，問題的性質與特征是理論建構的基礎，這已經是包括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內的科學領域人們的共識。追問問題的性質與特征要求人們必須回答如下關鍵問題：人們面對的現實由什么樣的基本實體構成？這些基本實體怎樣彼此相互作用？這些基本實體又怎樣與感官相互作用？對這些實體提出什么樣的問題才合理，以及在尋求問題解答中使用什么新技術或新思維？庫恩認為，對于這些問題的探索性回答，將形成一整套假設、概念、命題、方法與邏輯結構以及他們之間特定聯結關系所構成的理論，因而既是科學研究的起點，也是理論創新的必經之路。對于這些問題的探索性回答的再考察，若形成與此前完全不同的理論，那么這種新理論便是理論范式的一種演進或革命。[1]

正是基于上述邏輯，眾多具有重大理論創新的大師們，都非常重視各自領域問題性質與特征的研究。愛因斯坦曾指出，“問題的性質與特征遠比問題的解決方法更為基礎，因為問題的界定與呈現本身蘊含著問題的解決思路和辦法”。[2]哈耶克認為，在回答應該構建什么樣的理性經濟秩序時，首先必須理解人們面臨問題的性質與特征。正是由于人們對理性經濟秩序問題的性質與特征存在錯誤的理解，才引發了關于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許多爭論。為了說明問題性質與特征的重要性，他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一文中深入、細致地探討了理性經濟秩序的性質與特征以及理性經濟秩序不同實現方式的可能性等問題。

國家治理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構建有效應對或化解公共問題的公共領域的理性秩序。公共問題性質與特征，不僅是人們理解和認識公共問題的基礎和前提，更是構建國家治理體系理論和設定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基礎和前提。事實上，早在20世紀60-70年代，人們就已經開始討論公共問題性質與特征，不過當時人們討論這一問題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深入理解國家實施全面計劃的可能性。[3]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隨著正統的“科層行政”持續面臨來自理論與實踐的挑戰因而面臨持續的危機，西方學者不僅從理論上重新思考、討論和歸納公共問題的性質與特征，而且在不同的實踐領域重新識別與標識各具體領域問題的性質與特征。[4]公共問題性質與特征的研究已經成為當代國家治理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與基礎性主題，目的是全面、深入理解和化解國家治理面臨的持續的理論危機與實踐危機，以便構建能夠有效理解和解決當前國家治理面臨的挑戰與策略選擇。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對公共問題性質與特征進行了廣泛的探索與概括。公共問題的復雜性、結構不良性、奇異性（wickedness）、模糊性、動態性、多重決定性、相互依存性、非目的決定性、多變性與變異性等，充斥著近20年來的相關研究，并且總是被作為相關理論構建與實踐對策的基礎性前提。[5]這種探索表明，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過程，就是在不斷地使國家治理體系與其面臨的問題的性質與特征再契合的問題。

然而，目前大多數研究僅僅將這些相互重疊與缺乏結構的概括當成既定事實，既缺乏關于當代公共問題性質與特征的系統化分類與表述，即各種不同表述之間的邏輯關系，也缺乏不同概括或表述的涵義的說明與解釋，即復雜性、相互依存性以及變異性等意指什么，更缺乏其生成機制的系統性說明。同時，以這些概括為基礎而提出的各種理論與政策主張，缺乏與公共問題性質與特征之間的連接或媒介，即為什么這樣的問題蘊含著特定的理論與政策主張，因而缺乏與問題性質和特征之間邏輯結構上的完整性與嚴密性，人們看不到問題性質與特征和理論與政策主張之間的內在聯系。

二、當代公共問題的復雜動態性

事實上，不論如何界定，公共領域（1）是社會和文化嵌入的領域，（2）是時空依賴的領域，（3）是知識、理性和技術依賴的領域。這三個維度決定了公共領域面臨的問題，從本體論上說，都是“結構不良的問題”或“奇異問題”（wicked problems），即公共領域充滿了結構性矛盾當系統的內部組織或其運行自發地產生與系統構成關系相反的關系或對立的傾向性時，該系統便存在結構性矛盾。例如，資本與勞動、生產的社會化與利潤的私人占有、穩定與發展等。、戰略性困境當行為者面臨如此多重選擇局面，其任何一種選擇或行動都有損作為實現整體目的（標）的關鍵前提或核心能力時，行為者便面臨戰略性困境。、相互沖突的多重目標與利益訴求，到處顯示出偶然的必然性。從整體上說，公共問題本質上是由眾多復雜、動態網絡構成的變動不居的實體，不同網絡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使公共領域問題的奇異性或復雜動態性特征日趨凸顯。

鑒于“識別和標識公共問題的性質與特征，與人們用來剖析、結構化問題的認知格局相互依賴、相互影響、互為因果”[6]，我們認為，識別與標識當代公共問題的性質與特征，必須堅持如下幾個策略性原則：（1）必須以科學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所發現的新規律為基礎，吸收迄今為止人類智慧的所有結晶；（2）必須既概括和描述問題的外在特征，也應該說明其形成的內在機理或機制，從而既表明問題的靜態狀態，也表明問題的動態性質；（3）必須既體現問題的性質與特征的相對穩定性，也應該為問題的性質與特征的進一步變化留出足夠的空間，而不是將問題的性質與特征界為恒古不變的，因為問題性質與特征的任何界定者都處于“實踐――認識――再實踐”這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過程中的一個有限階段，都面臨歷史局限性。（4）歸納出的公共問題的新特征應該能夠自然地推斷出或涵概已有研究成果所歸納出的那些特征，即新歸納的公共問題的特征與前人已經歸納的特征相比，應該具有更廣的內涵，從而使后者成為前者的特例，就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涵概了牛頓力學而不是否定牛頓力學一樣，從而能夠整合各種不同的表述，構建人們能夠進行討論和交流的共同的語義背景和相同的概念框架，構建人們能夠進行對話并能夠相互理解的共同表述和語義平臺。

基于上述考慮，我們認為，當代公共問題具有“復雜動態性”或動態復雜性的性質，即多種因素、機制、過程交叉影響與相互作用。具體地說，“復雜動態性”是指公共問題由多種維度的因素相互滲透、相互纏繞糾結而成；這些不同維度間以非線性的方式相互作用；問題的整體狀態由不同維度間相互作用的參數范圍或關系參數決定；這些不同維度總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變化，而且任何一個維度的變動都將使公共問題發生狀態轉移；不同維度間相互作用的參數范圍和時間尺度決定狀態轉移的方式與方向。[7]

我們之所以將這種性質標識為“復雜動態性”，原因在于：（1）公共問題是隨著人們的知覺或心智與其他維度之間相互作用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8]人的觀念或思想、印象或感知即人的知覺（perception）[9]，是公共問題諸多構成維度的核心與靈魂，離開人的知覺便不存在公共問題。人的知覺受公共問題的其他構成維度及其變遷的刺激與修正，知覺著其他維度的變遷與演化，進而知覺著公共問題及其形態的變遷，并盡一切可能調整人類可以控制的維度，最大程度地縮小被稱之為問題的現實狀態與人們希望的合理狀態之間的差距，進而降低或減緩這種差距給人們的心理與生理造成的緊張與沖突，從而使公共問題具有人類適應公共問題構成維度變遷而不斷調整知覺以及人類可控制維度的性質。（2）不同的人在知覺其他維度的變遷是否影響了公共問題及其變遷方面，存在不同的、難以調和的觀點，在如何調整或選取人們可以控制的維度，來最大程度地縮小被稱之為問題的現實狀態與人們希望的合理狀態之間的差距，從而降低或減緩這種差距給人們的心理與生理造成的緊張與沖突方面，不同人的知覺差異可能如此強烈，以致于簡單多數的解決途徑不僅無法調和問題，可能還會引起沖突，更不用說一致同意的途徑了，因而使公共問題具有復雜的知覺差異的性質。（3）公共問題的諸多不同構成維度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使公共問題變成了一個不穩定系統，其變遷方式與演化方向等都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因而使公共問題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復雜動態性。[10]

公共問題的“復雜動態性”強調，人們為適應自身知覺與環境變遷而選擇適應性策略的過程，是一種不斷反饋與無限循環的過程：為適應自身知覺與環境變遷而選擇一種適應性策略，而這種選擇反過來又以非線性的方式影響或作用于人們的知覺與環境，進而為適應新的知覺與環境而重新進行策略選擇。顯然“結構不良性”和“奇異性”只是“復雜適應性”中的一個部分或一種特殊情況，因而被涵概于“復雜適應性”之中。同樣，“復雜適應性”的特征也完全涵概了“結構不良性”和“奇異性”的特征，這可以通過研究“復雜適應性”的特征而顯現出來。

三、當代公共問題的特征

依據公共問題的社會和文化嵌入性、時空依賴性與知識、理性和技術依賴性，以及這些方面的復雜作用機制，我們認為，當代公共問題的復雜動態性可以具體分解為公共問題的如下六個特征。

（一）多重嵌入性

公共問題的多重嵌入性是指公共問題的真實的、具體的以及受時空限定的一種現實的構成性狀態。每一個現實活動著的人都生活于現實社會之中。現實社會，是由自然、生態、社會、歷史、技術以及心理等因素渾然嵌入在一起而形成的不可分離的現實狀態。生產、生活與交往于其中的每一個體，既是受社會現實的約束與塑造，因而是社會現實的產物，又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和呈現著社會現實。自然、生態、社會、歷史、技術以及心理等因素渾然嵌入于個體之中，在個體身上無法分離出人們建構出的各種各樣的宏觀范疇的任何一個，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歷史的、心理的以及自然的、生態的等。

公共問題，不論如何界定，都是與某一時空下每一個個體相關的問題，都與每一個個體的利益、價值以及偏好等密切聯系。事實上，所有涉及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問題，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社會安全以及醫療保險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與每一個體相關。由個體承載并體現于個體之中的公共問題，必然如個體一樣是社會現實的產物。這意味著，如個體的情形一樣，自然、生態、社會、歷史、技術以及心理等因素渾然嵌入于公共問題之中，在任何一個公共問題上無法分離出人們建構出的各種各樣的宏觀范疇的任何一個，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歷史的、心理的以及自然的、生態的等。在任何一個公共問題之中，自然、生態、社會、歷史、技術以及心理等因素相互糾結、相互纏繞地混雜在一起，既相互酶化又彼此相互掣肘。

公共問題的多重嵌入性表明，全面、準確、詳細地描述現實中的公共問題需要再現公共問題，而要再現公共問題必須發現影響公共問題的全部因素、機制并獲得可度量這些因素、機制的定量信息。然而由于影響公共問題的某些變量是無法準確測量的，因而僅僅這一點就表明，多重嵌入性使公共問題無法滿足西蒙的“結構良好性”的如下條件：再現“問題的基本過程只需要可實施數量的計算，而且計算中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僅通過可實施數量的搜索便可獲得”。[11]同時，多重嵌入性使公共問題的理解和描述存在遞歸性（recursiveness），即要理解和描述一個變量對問題的影響機制依賴于其他變量對問題的影響機制以及對此變量的影響機制。因而多重嵌入性同時具有瑞特爾“奇異問題”或“奇異性”的多個特征。

公共問題的多重嵌入性也表明，任何企圖將公共問題結構化為幾個重要變量或關鍵變量的做法，都會使如此分離出來的公共問題不再是真實的、存在于生活之中的、原本的公共問題，因而都是在扭曲真實的、原本的公共問題。依照此種方式解決的公共問題，只是原本公共問題的一個有偏的（biased）部分。這種有偏的方向與大小取決于問題解決機制與社會的文明程度、人們心智的開明程度、人們的價值取向、時間偏好率以及社會可用資源的約束等。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開明程度越高，這個社會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價值取向越有利于創造公共價值，時間偏好率越小（著眼于長期效應而不是沉溺于短期效應的錦標賽中），公共問題的解決越偏向于中位數的偏好而不是社會權貴們的偏好。著名社會學家布萊克曾總結說，“社會在其面臨的問題中發展”，“一個社會對自身及其問題的理解――它的認同感和目的――是一種主要凝聚力量，它把社會成員整合起來并促使他們有效地共同行動以解決其面臨的問題”。[12]布萊克之所以將一個社會對自身及其問題的理解視為一種主要的凝聚力量，關鍵在于這個社會在理解和解決其面臨的公共問題時，能否做到最小化有偏性問題。只有最小化公共問題解（resolution）的有偏性，才能夠最大化公共問題的公共性，因而才能夠形成巨大的凝聚力量，將社會成員整合起來，并促使他們有效地協同行動以解決其面臨的問題。

（二）動態演化性

公共問題的多重嵌入性特征表明了公共問題的結構性或構造性要素之間的一種復雜關系，是對公共問題靜態狀態的一種描述。然而，公共問題更本質的特征是其動態演化性。公共問題的每一個構成要素或系統每時每刻都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不停的運轉、變動之中，每時每刻都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不停地以非線性的而不是機械的、線性的方式影響著或相干于其他構成要素或系統[13]，從而使公共問題隨著時間的流逝以非線性的方式不斷地演化。現代復雜性科學表明，非線性相互作用系統是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系統，特別地，存在多重穩定狀態的非線性系統較之不存在穩定狀態的非線性系統具有更快的演化速度和更為突然或劇烈的演化方式。公共問題構成要素或系統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使公共問題具有鮮明和強烈的動態演化性特征。

動態演化性意味著，完全相同的一類事件，在某一個時空下不會引起任何社會性的響應，而在另外一個時空下可能會引發一場社會騷動或社會大動蕩；類似的一個傳言，在某一個時空下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便銷聲匿跡，而在另外一個時空下便可能引起一場社會大恐慌。類似的實例隨處可見，俯首可拾。

公共問題的動態演化性表明，公共問題在不同狀態之間的演化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還原性，因而不可能滿足條件：“可行的狀態變遷能夠表示為從初始狀態到直接可達到的狀態間的轉移”；也不可能滿足條件：“問題解決者在解決該問題時能夠獲得的知識，至少可以在一個問題空間中得到再現或表達”以及“存在狀態變遷以及對狀態影響的明確界定，從而利用任何變換都能夠完整、準確地反映支配外部世界的規律（自然規律）”。這表明，所有具有動態演化特征的公共問題都是“結構不良的問題”。公共問題構成要素或系統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表明，任何一個公共問題所構成的系統都是高度不穩定的系統，任何一種微小的外部干擾或沖擊以及任何一種構成要素的微小的變動，從而任何一種解決辦法或方式，都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發生劇烈的變動，或發生各種意想不到的后果；同時，由于人的知覺是公共問題的諸多構成維度的核心與靈魂，并且在不同時空下人的知覺的穩定性是不同的，特別是在非線性系統中，人的知覺可能會受“瀑布效應”（cascading effects）的影響[14]而發生非連續裂變，因而先前接受或默認的公共選擇在“瀑布效應”的作用下變成強烈要求改變的現狀，由此使公共問題的先前的解決方法變成了當下的問題。運用近似相同的論證方式我們可以證明，動態演化性幾乎蘊含了“奇異性”的所有特征。

公共問題的動態演化性表明，任何以線性心智理解和洞察問題演化的未來景象，都將過分簡化問題從而過分扭曲問題，結果是問題演化的未來狀態與這種線性心智想像的景象完全不同。以線性心智理解和洞悉問題，非常容易遺漏問題的最根本性質或方面，猶如通過向空中拋出一只死鳥來模擬鳥在空中的飛行一樣，從而嚴重扭曲真實的公共問題。

（三）宏觀涌現性

公共問題是與特定時空范圍內每個人（的利益或效用）相關的問題。這種相關性來源于或生成于外生性和內生性兩種情形。外生性是指問題作為一個整體從外部強加于特定時空范圍內的人們從而對每個個體產生的特定影響，如各種自然災變、戰爭等等的發生；內生性是指問題作為異質性個體間的相互作用而對每個個體所產生的特定影響。顯然，這種劃分與人們界定內外的不同的時空范圍有關：在一定時空下為外生的，在另一時空下可能是內生的。外生性公共問題是最為古老的公共問題，因而從起源上說，與我們的論題不相干，但從解決方法、方式的選擇上說，則又是內生的，因而又在我們的論題范圍之內。因此，若將我們下面的觀點運用于外生性問題時，是指其解決問題的過程、方式與方法的決定問題，而運用于內生性問題時，則既可指問題的生成機制、過程，也可指公共問題的界定、解決過程、方式與方法等的決定問題。

內生性公共問題，并不是作為背景性宏觀變量先于個體而出現的，而是異質性個體間通過非線性互動而涌現出的一種社會宏觀現象，一種相互依存和相互影響的整體狀態。然而，公共問題的整體性狀態一旦生成，涌現性便發生一次跳躍或脫胎換骨式的變換，獲得了新的意義，仿佛成為先于個體而出現的作為背景性宏觀變量施影響于每一個體。

首先，伴隨具有自我強化功能的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導致個體間或不同領域間涌現出相互依賴的網絡關系。社會運轉的基本過程，是社會分工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細化與再整合或重新劃分的過程。社會分工具有不斷自我強化的性質，分工的細化導致分工以指數方式進一步細化。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特定分工領域所擁有的資源日益單一化和專業化。然而，不論哪一個分工領域，也不論哪一個分工領域內的構成部分擁有多少這類專業化的資源，該分工領域或其構成部分對其他分工領域資源的依賴，將隨著分工的細化而不斷增加。因此，分工細化意味著資源種類的增加，擁有不同種類資源的主體將以某種方式分布于這些不同的分工領域，或者說，分工的過程就是不同的主體專業化于特定資源領域的過程。資源之間的相互依賴實際上是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依賴。由于不同分工領域資源的相互交換是實現各自領域福利最大化的基礎，因此隨著分工細化而發生的不同種類資源之間的交換日益廣泛、普遍和多樣化。各自擁有不同資源的主體為使其福利最大化，必然與擁有其他資源的主體進行交換從而形成交易關系。每一個主體因需求眾多其他個體的資源而使每一個主體都與眾多其他個體形成了相互依賴的網絡關系，即伴隨具有自我強化功能的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導致個體間或不同領域間涌現出相互依賴的網絡關系。[15]社會分工越細化，每一分工領域的主體，其擁有的資源越單一化和專業化，其與其他分工領域的主體交換的內在要求越強烈，其所需要與之進行交換的領域或種類越多，這種相互依賴的網絡關系也就越顯著和越緊密，社會問題的涌現性特征越強，甚至出現所謂的“意義的自創生”（autopoiesis）。[16]

其次，隨著社會分工細密化程度的提高，個體活動間的相互感染性或相互關聯性日益提高。伴隨具有自我強化功能的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不僅不同社會分工及其網絡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社會不同網絡間互動日益緊密，個體活動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感染性也日益強化與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過程，是資源在不同個體間重新分割的過程，因而使不同個體獲得的新收入流的比例呈現出巨大差距。特別地，隨著教育的發展、社會交往范圍的擴大和信息傳播速度的提高，由于各種先賦性和后天性因素的影響，知識在個體間分布呈現出多峰態，而在不同峰態下都會結成一個知識網絡，因而決定了有價社會資源（包括有形的物理資源與無形的信念資源）在不同的網絡之中以及網絡中各個體間出現不平衡的分布。新收入流在不同分工主體間的不平衡分割導致個體在生存、住房、教育、健康、就業等各個方面的能力出現重大差別，由此不僅生成各種犯罪行為，也生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這些問題從個體層面上升為社會層面，顯現為宏觀涌現性。

最后，眾多個體行為，包括個人、企業、政府和各種非營利組織的各種行為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正的與負的外部性。這些外部性隨著分工的日益細密化與不同行為主體間互動的緊密化，導致公共問題的因素與機制形成復雜網絡。[17]這些負的外部性對于不同分工領域及不同行為主體的影響，將隨著相互依賴的網絡間互動的日益緊密，特別是這些負的外部性通過非線性方式的擴散與傳遞而日益具有感染性、遍歷性和劇烈的漲落性，因而以不確定的方式涌現為社會性問題，如環境污染、產品質量、腐敗行為、非常規事件的風險沖擊等。[18]

（四）主觀建構性

如前所述，人的知覺是構成公共問題的諸多不同維度的核心與靈魂，人們對公共問題的感知、認識、理解以及化解過程、方法等隨著知覺的變化而變化，即公共問題具有主觀建構性的特征。

主觀建構性不是任意脫離社會實際的幻想或任意構畫出的完美而誘人的烏托邦，而是社會發展水平或時代條件的產物。人類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通過不斷地調整與周圍世界（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結構、制度安排等）的關系來保存、發展和創新有利于適應環境的特性，“特別是心智與自我的特性”[19]，通過不斷地建構自我和評估、重建社會結構來尋求適合其生存的小生境。保存、發展和創新心智與自我的這一過程與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密切相關。隨著社會分工細密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日益緊密的個體間的網絡互動涌現出新的價值體系。

事實上，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相對獨立的網絡之間的互動關系，不僅重新結構化社會，而且同時重新結構化社會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倫理道德、合乎義理性標準等。隨著社會分工細密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個體之間、個體與網絡之間以及不同網絡之間互動的頻率與強度也隨之日益提高和增大，主體間的多重參照性由此而涌現出來。通過多重參照，不同主體間的巨大落差持續地沖擊、喚醒著不同行為主體，特別是弱勢行為主體的主體性意識，將不同主體帶入重新審視、評估社會過程或社會行動合理性的反思狀態之中：人們開始從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兩個方面重新審視現實狀態的社會事實，進行現實判斷；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這些社會事實對于審視者的意義，或者說，重新審視這些社會事實與規范性價值之間的關系，進行價值判斷；基于現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其行為的合理性，進行行動判斷，即應該如何、在什么時候、與誰一起以及通過誰做什么與目前的實際行動進行對比，并做出行動選擇。[20]

重新審視、評估社會過程或社會行動合理性的過程是規范性價值與行動同時演化的過程。這是因為：（1）社會過程或社會行動合理性的重新評估與審視本身就是一種判斷的行為，源自于一系列的反思或內省中的沖突；（2）現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兩者共同演化出新規范性價值。只有相對于某種價值判斷，社會事實才是相關的或有意義，同樣，只有通過一系列的社會事實才能做出價值判斷。價值判斷賦予了現實判斷以意義；現實判斷為價值判斷提供經驗證據。價值判斷與現實判斷相互影響、相互修正、互為因果，進而生成新的規范性價值；（3）新的規范性價值修正個體的行動，而個體的行動在網絡互動中又在不斷地修正個體的規范性價值。異質性個體基于現實判斷和價值判斷而形成的新的規范性價值，往往是一種缺乏聯系和較為偏激的主觀性構造。基于這種規范性價值的社會行動，在社會交往中與其他個體的社會行動相互碰撞與相互適應，進而修正個體的社會行動，也就修正了作為行動基礎的規范性價值。不同的相互作用導致了相互適應的規范性價值，即社會的規范性價值。這種涌現出的性質源于個體但又超越了每個個體的規范性價值。

主體間的多重參照性，或重新審視、評估社會過程或社會行動合理性的過程，持續地沖擊、修正著傳統的程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結果是參與合理性與溝通合理性的涌現。不同行為主體間資源的相互依賴與程序理性、實質理性和相互主觀性共同演化，涌現出個人之間、個人與網絡之間以及網絡之間的“溝通理性”。Dryzek將溝通理性定義為一種擺脫了控制、個體的策略和（自我）欺騙性的社會互動形式。[21]在這一社會互動形式中，所有參與者都平等地和能夠充分地提出和挑戰各種不同的觀點和主張（即溝通競爭性）；參與溝通競爭的行為者不受任何外在施加的限制的約束。在這些條件下，溝通過程中存在的唯一權威是觀點或論證的權威性，這種權威性可通過經驗描述的真實性、解釋的可信性、理解的深刻性和規范性論點的有效性來獲得。

（五）自組織臨界性

科學和技術，或者籠統地說，知識是社會分工的決定因素，既決定了社會分工的細化水平同時也決定了社會分工的限度。有什么樣的知識便會生成什么樣的社會分工。由于知識的發展、發明、擴散過程是一種自組織過程，因此，社會分工的過程本質上也是一種自組織的過程：源于特定知識的一種分工一旦開始，它便不斷地自我強化直到實現引發這種分工的知識所能夠生成的最大可能的分工狀態；生成特定社會分工的知識出現之前，沒有人知道社會將如何分工從而沒有人能夠指引或事先安排社會分工。知識進步從而社會分工的自組織過程決定了公共問題具有自組織臨界性的特征。[22]

經驗觀察和統計規律表明，任何自組織系統的每個子系統最終都將演化到一種動態均衡狀態，在這一狀態下，來自子系統內部或外部的任何一個小的沖擊對該子系統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或者說，對該子系統產生不同的影響，有時對子系統沒有任何影響，而有時對子系統產生巨大的影響，即使子系統失去穩定性。如果任何小的沖擊使子系統失去穩定性的概率與過去子系統失去穩定性的次數之間具有某種比例關系，那么，系統便演化到了自組織臨界狀態，來自系統內部或外部的任何小的沖擊都會以這一概率對系統產生劇烈的震蕩從而導致整個系統失去穩定性或導致系統的瓦解。

知識的多樣性與相互滲透性導致社會分工呈現出一種縱橫交錯、相互嵌入和無限遞歸的網絡結構：每一個小的分工網絡都嵌入于較大的分工網絡之中，而較大的分工網絡又嵌入于更大的分工網絡之中；同時每一個小的分工網絡又在橫向水平上相互嵌入或重疊，同一水平上的分工網絡相互滲透和相互糾纏。既定的社會分工形成既定的網絡結構，因而也就形成了既定的社會地位網絡，即由網絡結點所構成的全體及其之間的關系。

分布于社會地位網絡中每個結點上的任何一個個體，都是“不斷尋求適合其生存之小生境的有機體”[23]，都試圖通過改變其策略或選擇來提高其效用水平，由于有限理性的制約，個體無法預測其個體選擇的宏觀結果，因而個體通常是最優化其自己的局部適應性而不是對系統整體的適應性。由于個體行為的效用依賴于其他個體的選擇，不同的策略選擇在個體間分布的變化將改變個體的適應函數，從而改變個體的行為，因此，個體之間的選擇共同演化，個體不斷調整其策略選擇以便更適應其行為于其中的小生境（landscape），個體生存的小生境因此也就持續不斷地變遷。[24]

然而，小生境總是嵌入于更大的網絡之中。[25]個體間相互調適其策略選擇的過程終將面臨小生境嵌入于其中的更大網絡施加于其上的網絡關系的制約。經過一定時間和一定次數的調適性的互動或撞擊，若這種制約一直無法被小生境所排除，那么小生境的演化將達到一種動態均衡狀態。在這一狀態下，每個個體都達到了適應小生境的最優狀態。來自該小生境的內部或外部的任何小的沖擊，都將改變小生境的狀態因而改變每個個體的最優策略選擇，從而打破小生境的動態均衡而使小生境失去系統穩定性。若相對于整個系統而言的所有小生境都演化到了動態均衡狀態，那么，來自整個系統內部或外部的任何小的沖擊，都將以某個特定的概率使整個系統失去穩定性。

近年來，中國社會面臨的一系列公共問題具有典型的自組織臨界性特征。例如，一個地方的出租汽車司機的罷工引發了某些其他地方的出租汽車司機的罷工，但另外一些地方并沒有反應；一個偶然的事件引發了某個地方發生了較大的社會，而相同或相似的事件在另外一個地方并沒有引起社會的任何注意；經濟中的某個局部環節出現的問題最終導致整個經濟出現衰退等。近年來國外相關研究表明，社會騷亂、戰爭與革命、選舉行為、政府持續時間以及社會瓦解與文明衰落等都具有自組織臨界性的特征。

（六）不確定性

雖然公共問題動態演化性、宏觀涌現性以及自組織臨界性等特征都蘊含著公共問題的不確定性，但由于這些特征所生成的不確定性是公共問題內在構成要素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演化的不確定性，因而并沒有完全顯現當代公共問題不確定性來源的全部。公共問題的不確定性除了包含非線性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演化的不確定性之外，也包含社會內部和外部沖擊的不確定性以及伴隨人的智能性而生成的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

所謂不確定性是指人們不知道某事件存在多少種未來可能性狀態，或對某一事件是否將會發生的時空預期不具有任何確定的主觀概率或主觀信念。在公共管理領域，目前人們主要關注三種不確定性：認知不確定性、策略不確定性和制度不確定性。

認知不確定性，也被稱為科學不確定性、實質不確定性或知識不確定性，是指人們缺乏足夠的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知識來真正認識和理解相關問題的性質，從而找不到有效的問題解決方式或方法，或在問題的性質與解決方法方面無法達成共識。問題的性質主要涉及問題形成的因果關系。因此，認知不確定性的第一個來源是問題構成因素之間的共時性。問題的共時性是指生成公共問題的各種因素同時出現，而且這些因素之間相互依賴，每個因素都是其他因素的構成部分或存在的前提，人們分不清哪一個在先哪一個在后，由此導致公共問題的因果關系表現出相互嵌套、相互糾纏和相互滲透的特征，每一種因果關系都是其他相互依賴過程的自然演化，而每個相互依賴過程的自然演化又是其他相互依賴過程的自然演化的結果。各種因果關系混雜在一起，人們很難區分哪些是因哪些是果。認知不確定性的第二個來源是各種各樣的自然沖擊。人們無法確切地知道何時會發生給社會帶來巨大沖擊的地震、龍卷風、洪水、干旱、各種傳染性病毒以及人造或自然界現存基因的突變等。相對于人類社會、人本身和自然界的復雜性而言，人類目前所擁有的知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認知不確定性的第三個來源是人們認知格局（schemata）的多樣性與易變性。對于公共問題性質的認識和理解，絕對地依賴于人們的認知格局。不同的認知格局相對于公共問題的性質，猶如一個多棱鏡相對于陽光一樣。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常常擁有相互競爭的認知格局，因而同一個公共問題將被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性質。更為復雜的是，人們會隨著社會情景的不同或演化而策略性地選擇相互競爭性的認知格局，從而使問題的性質隨著社會情景和人們的認知格局的變化而變化。

策略不確定性，也被稱為社會不確定性，是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基于其自身效用最大化選擇策略的行為可能會導致問題的解決陷入結構性矛盾和戰略性困境之中，從而使涌現出的策略（問題的解決方式或方法）導致一系列令人震驚的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26]公共問題的解決過程是眾多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不斷進行博弈的過程。參與人選擇一種策略的收益或效用依賴于其他參與的策略選擇。參與人策略選擇之間的這種相互性很可能導致問題的解決方式對于該問題或其他問題產生重大的不確定性影響。

首先，多人參與的博弈過程經常會出現多重（納什或演化）均衡與混合策略均衡的情形，因而參與人的不同策略將導致相同的問題解決方式卻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而且人們并不知道最終會產生什么結果。[27][28]其次，公共問題博弈是眾多不同行為者努力影響某一特定公共問題的界定、解決程序與方式的一系列互動過程。由于不同的問題領域涉及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并且這些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具有不同的資源優勢，因而不同領域的公共問題的博弈結果可能存在重大差異，從而使這領域問題解決機制與方式成為導致其他公共問題的根源。最后，不同領域的公共問題博弈可能同時發生，并同時在各自領域內形成策略選擇。如此選擇的策略僅僅具有局部穩定性或適應性的特征，一旦實施必然與其他領域相關策略產生偶合性互動，因而存在不同領域策略間相互抵消或沖突的不確定性，局部具有明顯正的收益的不同策略在總體上卻可能產生零收益甚至負收益。

制度不確定性，是指碎片化的制度安排之間相互影響而產生的不同的問題解決方式與辦法的后果的不確定性。現代社會的公共管理被一系列縱橫交錯的制度安排分隔為不同的領域和層級，公共管理的職能并非由鐵板一塊的、具有共通性目的的政府承擔，而是由具有特定目的的不同的政府部門和不同層級的政府承擔。公共管理已經被行政部門化。各部門及不同層級的政府嚴格遵循既有制度安排，成為政府有序運轉的金科玉律。然而，這種在理論上具有效率優勢的分隔，實際運行的結果卻完全不同。不同部門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地方政府之間，通過一系列具有橫向關系的垂直部門相互聯結在一起，每個部門分別由不同的組織化的利益相關群體所掌控，不僅導致政府部門職能交叉，政出多門，責任不清、問責無源，更導致相互掣肘、難以協調，有“利”則競爭挑奶皮（cream-skimming），無“利”則相互推諉的矛盾與沖突。更為嚴重的是，其他“未被認可的群體”或普通公眾通常根本不可能進入這些部門的決策過程從而影響公共政策的決策及其過程，因而使公共政策的作用對象被隔離于決策過程之外，使公共政策的決策博弈成為一種重要參與人不在場的不完整博弈，必然為公共問題的解決帶來眾多不確定性。

具體地說，制度不確定性主要源于如下四個方面：（1）部門利益以及相互競爭有利益的“領地”（turfs）導致各部門間設置的既定制度安排在一定范圍內具有一定的剛性，同時，部門間逐利的心知肚明導致沒有哪一部門愿意主動去挑戰其他部門設置的制度壁壘，由此導致相關公共問題的解決方式或途徑經常有意繞開這些壁壘，因此，問題解決方式和途徑的有效性依賴于其他部門是否會撤出已有的壁壘或是否會設置新的壁壘。（2）由于每一個部門都以其他部門既定的制度安排為解決問題的前提，因而解決方式和途徑的有效性可能存在幾種或多重均衡狀態，而實際運行中到底處于哪一個狀態，在解決方式運行之前沒有人能夠知道。（3）某些問題的解決依賴其他部門的協作，其他部門是否愿意協作以及協作的努力程度都將影響問題解決方式與途徑的績效。特別地，某些部門的職能或行為由其他機構確定，或者某些部門向其他機構負責，部門間協調行動可能涉及更高層次機構的決定，因而這些部門行為的改變依賴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4）任何制度都是社會行為的一種有偏性的社會動員、激勵與約束，由不同的制度安排而導致的社會的制度化分隔或碎片化必然形成不同的多源流[29]結構和不同的倡導聯盟[30]，因而導致哪些問題能夠進入政策決策的議事日程以及獲得倡導聯盟的支持從而成為公共問題，隨著社會組織的結構、不同子結構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稟賦以及占據社會不同地位網絡的者的信念結構的變化而變化。

當代公共問題的上述六大特征之間的關系是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相互聯系源于社會分工的細密化以及不同問題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這六大特征的相互區別從而其相對獨立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每個特征描述了公共問題的不同方面，包括結構、內部運行機制、變動規律、信念的核心作用以及演化路徑等。雖然我們不能作出這六個方面的特征涵概了公共問題所有特征的結論，但這六大特征至少表明，當代公共問題與傳統理論（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以及公共治理理論）所設定的公共問題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因而為重構網絡化公共管理理論提供了合理性與必然性的基礎。

公共問題的上述六大特征，作為一個整體，描述了當代公共問題的復雜動態性的性質。特別地，我們沒有像西蒙或瑞特爾那樣對公共問題進行類型學的劃分。這意味著當代公共管理問題，都在不同的方面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復雜動態性的性質。這是因為，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社會的網絡化特征日益明顯，從而使不同問題的“共時性”日益突出。現代交通技術、網絡技術和通訊技術將具有不同發展水平的社會納入到同一交往與碰撞的共時空框架之，各種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化和不同制度的社會形成了一個日益敏感的共振系統。發展中國家不僅要同時面臨而且必須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在歷史的不同時點上面臨和解決了的所有社會問題，而且要同時解決國內問題和國際性問題；不僅苦于不發展或發展緩慢的問題，而且也苦于發展或發展過快的問題。不僅如此，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進而使社會治理的“范式移植災難”威脅著發展中國家社會治理的穩定性。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貿易規則和附著于經濟、技術援助之上的相關社會治理改革規則，與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現實相沖突，致使發展中國的社會治理結構重構，成為“本土化”改革與輸入發達國家模式之間的一種復雜博弈。

四、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建構的總體原則

當代公共問題的動態復雜性及其特征表明，在公共行政領域，人們面臨的問題既不是韋伯所設想的標準化、確定性、專業化以及非人格化的問題，也不是新公共管理所設想的如何在政府與市場之間進行重新劃分的問題，更不是治理理論所設想的只要具備一系列宏觀模式變量就可以有效治理社會的問題，而是一系列新的問題。這些新問題意味著公共領域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變遷。

有效應對或化解具有復雜動態性的當代公共問題，必須轉換和重構關于公共問題性質、特征以及化解這類問題的方式、途徑的心智模式或思維理念。因為心智模式或思維理念就是Allison所指的觀察、思考問題的“過濾鏡”。“阿什比必要多樣性定律”表明，只有被探究的問題的本體論意義上的性質與特征與用來探究該問題的心智模式或思維理念相一致，即兩者之間的復雜性存在對等關系，這樣的心智模式或思維理念才能夠有效地理解和掌握其探究的問題的本體論意義上的特征，從而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確地解決問題。[31]依據這一定律，有效應對或化解具有復雜動態性的當代公共問題，公共治理體系必須具有復雜適應性的性質[32]，即公共治理必須更具靈活性、廣泛的參與性、強大的能動性、大膽的試驗性或探索性以及強大的協同性、自組織性等。

事實上，正是基于這樣的思維，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變遷正蘊育著一種新的公共行政范式。著名公共行政學家Meier認為，“ ‘能動的政府’不僅使有限政府的神圣光環暗然失色，而且使現代政府必須承擔那些對于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政府完全陌生的新職能”[33]，即解決具有復雜動態性的當代公共問題，成為當代政府新的核心職能。“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公共行政的最重要變遷是公共組織間日益增強的相互依賴性，這種變遷改變了公共行政者的職能，他必須努力構建與其他組織或機構不可或缺的聯系”。Goldsmith and Eggers認為，“網絡化時代需要一種完全不同于過去100年來人們已經熟悉與習慣的公共管理”。[34]Stoker指出，公共領域出現了新現象，需要從較先前范式更為廣泛的意義上界定行政的功能，并通過一系列動態治理網絡實現其眾多目的與目標。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變遷，使任何一個公共管理者都必須同時進行政府間管理、不同組織與部門間管理以及不同領域問題間的管理。任何公共行政機構已經很難從其所處的復雜環境中區分出其邊界，它必須學會在邊界模糊的時代履行其管理或行政職能。協同各種邊界與力量、資源、智慧已經成為社會現實特別是公共問題的性質與特征向人類頒布的一道自然命令。

為適應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變遷，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套以區域主義、跨部門伙伴關系、公共服務網絡、共識構建、公共參與、公共價值、公民導向或公民為核心、政府間與部門間協同以及跨界管理或協調等[35]為核心的國家治理話語體系，正在匯聚為一股強大浪潮，蕩滌與重塑著發達國家公共行政或公共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大量實踐探索與理論研究顯示，發達國家的政府正在努力求助于協同、合作與協調的理念及其一整套實現結構、機制與過程，重塑國家治理體系。他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在日益復雜的環境下，沒有與其他社會組織或資源的協同努力，根本無法實現公共治理的各種目的與目標。各種探索、經驗以及理論反思已經清楚地表明，如果希望能夠有效應對21世紀日益凸顯的各種巨大挑戰，各國政府必須開發持續協同能力；未來屬于那些能夠有效協同各種社會資源的社會與政府。2008年舉行的“澳大利亞政府2020高峰論壇”上，如何構建協同治理成為熱點話題，協同治理被視為未來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創新的“核心理念”。

不論人們怎樣標識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構建具有復雜適應性性質和特征的國家治理體系，都必須堅持網絡化結構原則、利益相關者或公民為中心原則、協商與共識達成原則、公共價值增殖效應最大化原則、社會自組織與協同能力激發原則、信任、互惠與合作能力促進原則等。篇幅所限，這些原則的具體內容、內在邏輯以及他們與復雜適應性的關系，將另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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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roblems and Governance System：

The Problems Foundations for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Yang Guanqiong Liu Wenwen

[Abstract]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capacity is essentially a recursive loop of associative matching proces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to the complexity of public problems. As a tool to deal with the public problems， the more fitter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to the complexity of public problems， the more effective it is in coping with its problems. Public problems any society confronts are social and cultural embedded， time-space bound as well as knowledge-rationality-technology bound， and therefore are of the nature of dynamic complexity. The natur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embeddedness， dynamic evolution， macro-emergenc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self-organization and uncertainty. The governance system coping with the public problems needs to be at least of the same n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herited in the problems according to Ashbys Law of requisite variety. The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thus framed to have the same complexity inherent in the problem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capacity. To do this， the principles such as network structures， citizen-centered， negotiation or consensus attaining， public value maximizing， and social self-organizing， trust and reciprocity promoting， need to be mainta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