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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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范文

【關鍵詞】孤獨感；老年孤獨癥；認知腦神經

一、老年孤獨癥的誘因

實施“一胎化”生育政策以來，我國人口呈現出一種倒三角式的家庭結構，隨著獨生子女成長為社會的青壯年人群，老齡化的速度在不斷加快，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間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 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8. 87%。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 93%，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 91%，平均壽命增長3.4歲。數據表明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進一步加快，75歲以上老人近一半是獨自生活。

現代社會家庭分散（家長和子女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朋友鄰居之間的聚會變少，身體的逐漸衰老，社會活動的減少，這些生理-心理-社會因素的疊加，極大的增加了老年人的孤獨感，并且孤獨感又會進一步損害生理機能，導致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患上老年孤獨癥。

二、老年孤獨癥的定義及臨床表現

老年孤獨癥是感到自身和外界隔絕或受到外界排斥所產生出來的孤伶苦悶的情感，是一種封閉心理的反映。一般而言，短暫的或偶然的孤獨不會造成心理行為紊亂，但長期或嚴重的孤獨感可引發某些情緒障礙，降低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老年孤獨癥患者屬于一個特殊的年齡群體，大致是指年齡在65歲以上的老年人，該部分群體常常是與年輕時生活變化有較大的落差，不能適應當前的社會生活，由于老年人缺乏相關的心理知識的了解，從而無法對自己目前的情緒狀態給出個合理的解釋，較為嚴重的表現除了心理功能、情緒、思維出現異常以外，生理功能也會隨之異常、紊亂，各種軀體癥狀也會伴隨而來，它可以表現在：吃不好、睡不香、疲憊、乏力，同時還伴隨有思維不能集中、記憶力減退、心情感到沉重、感到壓抑、生活沒有了樂趣。

除此之外，老年孤獨癥還具有區別于其他年齡階段孤獨癥的三大特點：（1）老年孤獨癥患者缺少顯而易見的一般心理疾病的表現，常常沒有明顯的焦慮、憂郁、憤怒、悲傷等情緒表現。（2）老年孤獨癥患者并不會主動訴說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與常人沒有明顯的區別，很少訴說自己的苦悶。（3）老年孤獨癥患者常常比較固執，不認為自己有心理疾病。

三、老年孤獨癥與老年人死亡率相關性

據國外一項調查研究，隨機抽取了1239名年齡在75歲至94歲不等的老年自愿者進行橫縱向對比研究。在20年的隨訪中，罹患老年孤獨癥的群體在生活中需要面臨與年齡有關的個人健康、社會損失、生活成本顯著增加，而其他形式的工作和社會交往有較大幅度減少，直接導致該部分群體死亡率均顯著高于其他群體。就目前臨床經驗，老年孤獨癥與老年人死亡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是老年人致死的一大重要誘因。

四、老年孤獨癥的認知腦神經研究

目前的孤獨癥研究主要關注兒童和年輕成人的認知。孤獨癥是一個異構的精神障礙這是特點是受社會和交際障礙限制的，刻板的行為模式和利益（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PA）這個障礙被認為是終生的。健康老齡化已經對認知功能有很深刻的影響。觀察老年孤獨癥患者在注意、工作記憶、流暢性方面的不足。目前，還沒有孤獨癥患者不同年齡的明確表現。盡管一些孤獨癥的癥狀似乎隨著年齡的增加逐漸減少，老年人患有孤獨癥不會達到正常水平的社會功能。

認知腦神經科學就是主要了解認知活動的腦機制，即人類大腦如何調用其各層次上的組件，包括分子、細胞、腦組織區和全腦去實現各種認知活動。傳統神經科學的某些分支吸收了認知科學的理論和神經科學的新技術，逐漸形成了認知神經心理學、認知心理生理學、認知生理心理學、認知神經生物學和計算神經科學等認知神經科學的各個分支。

Daselaar研究年齡對記憶提取加工的影響，將事件分為提取嘗試和提取成功，發現前者具有明顯年齡相關性差異，老年人表現左下前額葉激活較年輕人增加，而此前的研究表明左前額葉主要與語義加工有關，這可能表明老年人為了維持提取加工的順利進行，主要依賴語義加工。而后者沒有發現增齡性差異，老年人和年輕人左前額葉皮層均激活。

有研究者在研究情景記憶時，在排除內容記憶的影響后發現老年人來源記憶能力明顯下降。Spencer 等根據來源信息的不同將來源記憶分為聯系性來源記憶（來源信息與項目結合非常緊密，能與項目內容同時編碼）和組織性來源記憶（來源信息不是項目的固有屬性，與項目內容分開編碼），聯系性來源記憶的年齡差異往往與內容記憶相當，而組織性來源記憶存在更大的年齡差異性。Trott等發現和青年人相比，老年人來源記憶能力下降較內容記憶下降更明顯。Senkfor等通過ERP 研究得出同樣結果。一些統計分析研究也證實來源記憶受老年化影響較大，故來源記憶對老年化較內容記憶敏感，呈明顯雙向分離。一些研究者通過抽象圖和單詞任務，證實年輕人來源記憶的提取主要位于左前額葉而內容記憶主要位于右前額葉，但就內側顳葉皮層是否參與來源記憶的提取尚未達成共識。對老年人來源記憶的研究大多仍局限在認知心理學方面，尚不能由此得出精確的解剖定位。總之，隨著世界人口老齡化的出現，記憶障礙的人越來越多，不僅僅是記憶，由于大腦老化引起的知覺、感覺以及肢體運動能力都有所下降，所以造成老年人很少或者不愿意走出“空巢”，從而形成了老年人內心的孤獨感。

第2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范文

溫斯坦大腦里的囊腫

當未來的歷史學家試圖確定腦神經科學從何時開始影響和改變著美國的法律時，他們想到的會是上世紀90年代一件不太引人注目的案子。65歲的廣告經理溫斯坦被控扼死了妻子芭芭拉，為掩蓋罪行事后又將尸體從12層樓窗戶扔下，企圖造成自殺假象。在庭審中，溫斯坦的辯護律師提出他的當事人有精神上的缺陷，不能為他的行為負責，他的顱內蛛網膜里有一個異常的囊腫。

一開始法庭對此不予認可，當時，法官理查德?卡拉瑟斯宣布：溫斯坦的律師可以告知陪審團，腦掃描結果顯示溫斯坦腦中有囊腫，但法庭不能對陪審團說囊腫與他的暴力行為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法官擔心這樣的說法有可能對陪審團產生影響。11天后，陪審團一致同意，如果溫斯坦認罪服罪，可換取對他謀殺罪減輕處罰的決定。

溫斯坦案件后，作為證人的法醫心理學者丹尼爾?馬特爾聲名鵲起，越來越多的人請他出庭作證，為此他開設了一項名為“法醫神經系統科學”的咨詢業務，控辯雙方都會雇用他出庭。

在這些案件中，腦神經科學方面的一些舉證被法庭認可，包括從腦部腫瘤到電腦游戲中暴力傾向對青少年攻擊行為的影響等。但馬特爾指出，只有在那些涉及死刑的起訴案件中，腦神經系統科學的證據才真正對美國的司法系統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在此影響下，律師們照例總要提出對被告進行腦掃描檢查，稱腦神經系統的損傷會影響他們當事人的自控能力。雖然法庭一般對這樣的舉證不予認可，但在死罪判決中被告卻往往會得到從輕處理。

法律領域中的新興前沿科學

在美國，“神經法律學”的影響正在日益增長。在一些案件中，由于神經系統科學方面的舉證，陪審團對犯罪嫌疑人做出終生監禁而不是死刑的判決。法庭在一些刑事案件中，也開始認可了某些腦損傷的證據，謀刺里根總統的小約翰?欣克利以精神錯亂獲判無罪便是一例。法學教授卡特?斯尼德在為政府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了生物倫理學方面和神經系統科學方面的證據對刑法的影響，他總結道，神經系統影像證據的可靠性雖然還在兩可之間，但“案件中此類證據出現的數量之大卻是驚人的”，并且毫無疑問還將繼續增長。

神經法律學的支持者認為，腦神經系統科學的證據不僅在認定有罪與否和判決量刑方面，而且在測謊技術、法律公正以及對未來犯罪行為的預測方面，都將產生重大影響。與此同時，持懷疑論者卻擔心，作為高級“讀心術”的腦掃描技術的使用，是否會侵犯到人們的隱私和精神上的自由。

范德比爾特大學法律和生物學教授歐文?瓊斯是神經法律學最熱忱的支持者之一，他和一些杰出的神經科學家和法律學教授一起，希望能在更廣泛的范圍內進行研究和探討，比如：實施犯和暴力行為的青少年的大腦活動和大腦形態是否與常人不同?聲稱感受被鞭打樣痛苦患者的大腦掃描圖像是否與慢性頸痛患者相似等等。瓊斯說：“這是法律領域內新的前沿科學，我們正在窺探大腦這個黑匣子，要了解大腦實際上是如何在運作的，在大腦最隱蔽的角落里，有著我們最隱秘的思想和最隱秘的反應。法律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抉擇，如何迎接這一新技術的到來。”

影響暴力犯罪行為的到底是大腦還是人的理智?美國刑事法庭對大腦異常者的從輕判罰，讓人們對犯罪行為到底由何影響而產生，法律該如何面對全新的腦神經科學等問題進行了全新的思考。

“西蒙斯案”的里程碑作用

隨著核磁共振的研究成果越來越普遍地應用于法庭審理以及法官和陪審團的判決中，迫切需要在所謂的“正常”與“非正常”大腦之間劃出一些新的分界標準來，但是這是非常困難的。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心理學教授魯賓?吉爾專攻這一領域，他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做專家證人，當時有位同事請他幫忙為鮑比?喬?朗系列殺人犯辯護，此人被稱為“分類廣告者”，他與在報紙上登載分類廣告銷售家用物品的女性聯系，然后并殺害她們。此人在坦帕市犯下了至少9宗謀殺案后被判處死刑。

吉爾作為美國在大腦掃描術方面的權威專家被邀請以該技術對犯人進行鑒定，吉爾證實，朗曾在一次摩托車事故后昏迷，他的大腦扁桃體嚴重受損，從那次昏迷醒來后他就犯下了第一宗案。

吉爾說：“我并不認為我的證詞對案件的審理會有重大的影響。”朗至今仍在申請上訴。吉爾已經為20宗死刑案件做了專家證人。他在法庭宣誓書的書面陳述中寫道，青少年不如成年人那樣能夠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沖動情緒，前額葉皮層的神經細胞要到20多歲才能完全發育成熟，這一觀點日益得到了有關科學證據的支持。美國的羅珀訴西蒙斯案是一個起著里程碑作用的案件，2005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對此案的裁決中指出，禁止對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判處死刑，而對未成年人大腦和行為的研究在這個決定的產生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神經法律學的未來前景

加利福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邁克爾?加扎尼加指出，在未來10年里，神經科學家將能分辨人們為自己的行為作證與為他們所看到的事情作證時在大腦神經系統上的差別。他說：“如果你殺害了某個人，你會有一個程序上的記憶。而如果我只是站在一邊看見你殺人，那么我只有一種事件記憶，而這兩種記憶存在于大腦的不同部位。”即使不對證人的大腦進行掃描，神經系統科學也能引導法官和陪審團得出結論，因為這兩種記憶是在大腦的不同部位進行處理的，它們的可靠性程度也不相同。

更久遠的未來，這一學科的前景可能接近于科幻小說里的情節，到那時，我們有可能將記憶下載。斯坦福大學法律教授漢克?格里利寫道：“我們甚至可以想象這樣一種技術，它能‘讀出’證人的記憶，當神經元活動時，能對其進行截獲和破譯，并直接翻譯成聲音、文本或錄像。”格里利承認，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測謊技術和記憶存取技術將對我們的思想自由提出嚴重的挑戰，將對現有的根據行為而不是根據想法來評定法律責任的原則提出挑戰。

賓夕法尼亞醫學院的保羅?魯特?沃爾普預期，未來神經系統科學預測技術將走出法庭，進入到公民生活的各個領域內。他說：“未來我們會不會將大腦掃描技術應用于學校里的學童呢?因為我們發現某些大腦功能或者大腦形態將能預示某個孩子可能相當聰明。航空航天局篩選宇航員時，可通過大腦掃描挑選空間感極強的人。”沃爾普還說，大腦影像掃描技術在未來還可應用于讓養父母決定某個孩子是否值得他們收養，或者用來確定想要收養孩子的某個人是否能夠成為合格的養父母。比如，吸毒者會在大腦里留下可以分辨的痕跡，未來的研究還有可能發現大腦中與教養和愛心相應的部位。

第3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范文

關鍵詞:神經經濟學;傳統經濟學;決策潛意識;經濟行為;神經層面

理性主義歷來是傳統經濟學家堅守的陣地，然而由于傳統經濟學說在一些理論推理過程中所作的假設難以衡量，又與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經濟決策行為多有違背，因而備受質疑。特別是美國Baylor醫學院的科學家所做的“百事可樂”品嘗實驗證實了“可口可樂”市場份額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樂”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響，這表明與味覺相關的低級認知功能被高級認知功能所取代[1]，從而進一步說明，應用傳統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存在缺陷的，經濟學領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陸”有待人們去挖掘和探索。伴隨著腦成像為代表的神經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神經心理學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這片經濟領域的“新大陸”很快成為學界和商界關注的熱點，逐步被揭開其神秘的面紗。

深入探索神經經濟學，挖掘大腦的經濟決策機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經濟學家重新認識經濟學的核心經濟理論，彌補經濟學領域的空白，進一步拓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將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商業推銷、法庭博弈等實踐活動，更好地為實踐服務。

一、走出傳統經濟學的困境

傳統經濟學體系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和邏輯演繹方法論的基礎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動物，所作出的各項決策的終極目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該理論經過上百年的延續仿佛已經成為經濟學界的不二法則。然而，眾多學者已經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嗎?”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現象對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原則形成挑戰。一個有趣的實驗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們愿意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錢，原因僅僅是因為小杯盛滿了。[2]此外，人們在作出經濟決策時也不完全是利己主義的，很多情況下可能因為環境的影響以及互惠關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為。凡此種種均表明經濟學領域尚有未被人們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陸”。

在這樣的背景下，神經經濟學正是以其獨特的視角、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實驗手段實現了對人類經濟行為的更好解釋與預測。神經經濟學試圖為大腦復雜的決策過程探尋一種更加準確與完善的決策模型。它不僅為行為經濟學的很多理論建立了神經學基礎，而且發現了那些對決策有重要影響的卻被忽視的生理學變量。

二、神經經濟學研究方法

(一)腦電圖技術

腦電圖是最早引入神經經濟學研究的一種技術，它將腦細胞生物電活動的電位作為縱軸，時間作為橫軸，這樣把頭皮上的兩點之間或頭皮之間的電位差通過電子放大儀器放大并記錄下來。腦電圖作為一種常規檢測手段有其自身的特點:首先，它具有實時性，可以直接監視大腦神經的活動;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攜帶，方便實地檢測;再次，它的造價成本相對低廉，可以支持較大范圍和規模的實驗。然而，由于它只記錄頭皮兩點的電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測到大腦表面的部分活動[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依靠追蹤血液攜氧變化而產生的磁性變化感應成像，圖像能客觀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腦相應區域活動的變化，且具有無輻射無損傷的獨特優勢，已廣泛應用于認知科學和心理學領域的研究。

美國著名的尼爾森市場調查公司將其作為市場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時它也是神經經濟學領域研究的重要技術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術作為一種先進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價昂貴，儀器十分復雜，對被試者的影響較大;其次，檢測過程中血液流動與神經區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后性。然而，其最大的優勢是空間延展性強，能夠記錄整個大腦和各個細分層面的神經區域活動情況。

(三)統計分析法

腦成像技術為統計學的發展提供了平臺也帶來了挑戰。由于圖像數據的特殊性，它需要經過預處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 p值法。P值檢驗法在腦成像的早期應用較為廣泛，其核心思想是對統計數據進行假設檢驗，運用P值對所得到的數據進行反復檢驗和修正。隨著統計學的發展，目前也出現了對圖像數據處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組織圖來刻畫神經網絡。Mitchell也提出了將機器學習算法應用于FMRI數據集來對認知狀態加以分類[3]。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弱圖像對比的頻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 時空序列法。在腦成像研究領域里，時空序列法是一項常用的技術。在FMRI中，先將每一個體素視為獨立的單元應用到通用線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數平滑法來統一數據形式，使之便于處理[3]。此外，也可以將通用線性模型擴展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為復雜的模型。有些技術試圖根據通用線性模型的參數對數據間的關系進行建模。

三、神經經濟學主要的研究課題

(一)效度計算在決策中的新發現

效度是經濟學領域的核心概念。經濟學家認為，人們會對可能的選擇賦予效度，通過比較效度來做出最終抉擇。然而，由于作出的選擇所涉及的獎賞激勵范圍很廣，因而對于如何計算效度仍是個未知數。盡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員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興奮的結論:第一，不同類型的獎賞激勵通常會增強公用神經結構的活性;第二，通過FMRI實驗進一步證明了預期理論的核心觀點，即效度是在通過對比絕對值與參照點的基礎上加以計算的;第三，進一步解釋了在經濟決策中效度計算的跨期折現問題。研究表明，人的大腦至少有兩套折現結構，一種是對即刻獎賞敏感的結構，另一種是對遠期獎賞敏感的結構。[3]

(二)情感因素在決策中的作用

眾所周知，情緒會影響一個人的決策。然而，由于對情緒進行定量計算并不容易，因而傳統的經濟學研究通常忽視其對決策的影響。有別于傳統經濟學，行為經濟學開始關注情緒在決策中的作用。這其中研究的較為成熟的是后悔理論。研究人員發現，在內側前額區、前扣帶皮層和海馬區，后悔程度的增加會強化這些區域的活性[4]。研究還表明，額葉皮層在協調后悔經歷的過程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所以，預期情緒的能力對作出合理的決策是至關重要的。

(三)不確定性決策

根據各選項結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將不確定性決策分為風險決策和含糊決策。借助FMRI技術，研究人員發現個體在面臨收益時厭惡風險，在面臨損失時追求風險;而在含糊情境下，個體無論是面對收益還是面對損失都采取含糊規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將被試的主觀經濟偏好與相應的大腦神經活動相連。該實驗要求被試者在每組博弈中作出選擇，實驗發現被試者的含糊偏好能夠預測外側前額葉皮質的活動，并且該區域的活動與個體行為沖動的臨床測試負相關，這說明大腦此區域主要負責情境分析并且抑制沖動反應。有關風險與含糊情境下決策的神經機制正在進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經經濟學發展遇到的阻礙

(一)技術水平方面阻礙

伴隨著以腦成像為代表的神經實驗技術的快速發展，科研人員已能夠在較精確的范圍內觀測到神經反應。然而，用來進行這項研究的FMRI實驗設備造價昂貴，很難做到使受試者在自然條件下接受實驗。美國的調查顯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掃描獲得動態圖片，每人每小時收費1 000美元，而1個包含12名測試者的單項實驗則需要花費5萬美元;并且該設備難以移動，導致受試者只能在實驗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條件下接受測試，從而影響實驗的客觀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經活動是在剎那間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測儀器，也無法追蹤神經反應軌跡。

(二)倫理道德方面阻礙

在神經經濟學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應用價值日益顯現的同時，也有不少人對這一研究的倫理性提出了質疑。很多人認為這種“讀腦活動”會控制人們的決策行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們的隱私權，這使得神經營銷學逐漸在消費倫理和企業道德的邊緣徘徊。美國的消費者組織——商業警報則抗議使用神經科學的手段來解決營銷問題，認為這是把商業引向病態:跨國公司企圖控制人的購買決策行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會研發某種神經藥物來操控人們的行為。隨著神經經濟學研究的愈加深入，技術愈加成熟，這些擔憂也并非空穴來風。

(三)神經活動交互不確定性方面阻礙

人腦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層級決策機構，從結構和功能上可以分為大腦、小腦、腦干三部分。其中大腦又包括額葉、頂葉、枕葉和顏葉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繼續分為更為具體的功能模塊。然而，當面對某一外來刺激時，并非是某一或某幾個功能模塊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塊協同運作的結果。雖然研究人員可以通過檢測腦區所收刺激的強度來作出判斷，但這種客觀性也是難以保證的。比如測試人員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積極或消極情緒的影響，這種影響會極大地妨礙實驗的客觀性和檢測的準確性。

五、神經經濟學的未來應用前景

神經經濟學在認知科學領域的應用產生了認知神經科學，它是神經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對腦神經系統的智能活動過程進行實驗研究和模擬研究。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以兩個基本觀點為基礎:第一，腦的結構與功能具有多層次性，而且大腦結構的多層次性導致了其功能的多層次性;第二，腦的結構是腦功能的基礎，但結構與功能之間不存在簡單的對應關系[5]。隨著神經科學研究技術的迅速發展，已經可以對人類的心理感受和思維活動加以測量，從而使我們以一種新的視角理解人類的思想和行為。

(一)神經經濟學在商業推銷領域的應用

推銷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費者的眼球是企業最為關心的問題。以廣告設計公司為例，傳統營銷學主要借助小范圍的宣傳以及調查問卷的方式來探尋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從而檢驗廣告是否能達到預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費者的主觀偏差以及調查問卷中存在誤差等因素，傳統的營銷學手段難以在深層面挖掘消費者購買決策的真實意愿。而神經營銷學通過探索大腦不同區域對刺激的不同反應來調整廣告刺激的設計方式。許多營銷公司都在試圖找到一種最好的廣告陳述方式，從而使廣告的產品或服務更加吸引人。英國營銷機構Weapon7通過在廣告中添加可視圖像，促使大腦下意識地儲存信息，使得廣告信息存入客戶大腦。可見，通過神經營銷學可以高效準確地找到這種“情緒按鈕”[6]。

(二)神經濟學在金融投資領域中的應用

神經經濟學能夠為金融學提供神經學的理論基礎，把人們的金融決策行為用神經學的觀點加以分析運用，從而以更科學的方法對待和處理金融決策問題。在對金融決策過程的神經經濟學的研究中，人們發現大腦的前額葉系統與金融決策有密切關系[7]。人們還可以利用神經科學研究金融市場上投資者的投資行為，了解證券市場信息以及投資者本身的情感狀態如何驅動他們作出投資決策，從而設計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贏利性的市場投資模型。

(三)神經經濟學在法庭博弈中的應用

人們在作出決策時通常要經歷大腦的博弈過程，這也是神經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著名的博弈問題——囚徒困境所得到的決策結果已給傳統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帶來了巨大挑戰。人們開始轉換思維方式探索博弈論的內在機理，這其中神經經濟學在法庭博弈中的應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類思考過程可以從兩個方面幫助我們研究法律問題。第一，可以更好地預測法律制度對行為的影響，使我們能夠更有效地構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會成員福利的含義，為制度決策提供依據[8]。神經經濟學實驗通過改變“法律”，使行為主體在幾種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選擇，從而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據。

六、總結

神經經濟學作為正在被探索和發現的“新大陸”日漸改變著人們對經濟學的看法。以往傳統的經濟學是通過調查問卷、談話采訪等方式研究和預測人們的決策行為，主觀性較強。而神經經濟學則通過深入大腦來捕捉人們的潛意識，挖掘大腦決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經經濟學是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有益補充，它將有助于解釋許多傳統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

神經經濟學作為一門邊緣學科，它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研究方法，揭開了依靠實驗研究經濟學的新篇章。它在融匯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以實驗經濟學、實驗心理學以及行為科學為指導，借助先進的神經學檢測設備展開研究，從而將經濟學導入實驗研究的軌道上來。不過就目前來說，它的研究還是過多地側重于大腦功能的研究，多學科融合的深度明顯不足，其自身的理論框架還有待進一步建立完善。

在當前情況下，神經經濟學只是對人們行為背后的神經學原理進行研究，但對利用這些原理來預測和指導人們行為則缺乏足夠了解，這也受到了不少神經經濟學反對者的批評。此外，神經經濟學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受到了一些來自學界和倫理界的阻礙和質疑。然而其極強的應用價值和廣泛的商業前景也預示著這塊蘊藏科學價值和商業價值的“新大陸”必將為人們所探知。

參考文獻:

[1]萬迪昉，喬志林.神經經濟學探析[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5，(9).

[2]朱琪，陳樂優.神經經濟學和神經管理學的前沿[J].經濟學家，2007，(4).

[3]馬慶國，王小毅.認知神經科學、神經經濟學和神經管理學[J].管理世界，2006，(10).

[4]汪蕾，林志萍，馬慶國.神經經濟學:經濟決策研究的新視角[J].經濟學家，2009，(3).

[5]余榮軍，周曉林.神經經濟學:打開經濟行為背后的“黑箱”[J].科學通報，2007，(9).

[6]馬慶國，舒良超，王小毅.創新營銷思維——神經營銷發現“購買按鈕”[J].企業管理，2007，(4).

第4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范文

這些年里，目睹了太多父母在教養孩子上的瘋狂舉動，耳聞了太多社會上的道聽途說，雖然種種困惑疑慮日漸明晰，自家的教育方向與方式也日趨上軌，但心中還是會有這樣那樣的疑問。我相信，與我有同樣顧念的父母絕不占少數，我們不敢用似是而非的道理把孩子當成實驗品塑造，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完整的孩子，我們愿意學習最科學最接近教育本質的理念和方法……幸運的是，我認識了洪蘭教授。

太多大腦騙局，需要父母習慣去追問一句“為什么”。

洪蘭是加州大學實驗心理學博士，腦科學家。臺灣第一位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臺灣教育部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委員。在各種大腦理念層出不窮的今天，洪蘭堪為最有發言權的人。

當你聽到有“專家”說“人類大腦只利用了10％，其他的90％都有待開發”時，是不是立即熱血沸騰，想要在孩子身上躍躍欲試大干一場？20世紀初，美國世界博覽會上的一個攤主在打出這一廣告詞時，也沒想到自己這樣一條絕非科學實證的“標題黨”竟然像滾雪球一樣，騙得父母窮盡心機賣力搜索各種能開發大腦的旁門左道，馬不停蹄地遣送孩子往返各種培訓班。讓洪蘭教授最為不解的是，父母認為這樣做是為了孩子好，但為什么就沒有人停下來問一句：“這種說法的證據在哪里？”其實反駁這個謬論非常簡單，洪教授說：“如果把正常人的眼睛蒙住5天，他的視覺皮質就會開始改變，去做聽覺、觸覺方面的事。所以，大腦怎么可能放任其余90％不做事呢？”

現在，你大概知道了為什么洪蘭教授放著優厚的待遇和種種榮耀不去盡情地享受，反倒要走到父母中間，與媒體合作，不斷地去做演講，傳達科學的理念。她深信科學，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要應用于實踐才能發揮它真正的價值。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教育”的事實，要求為人父母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在人的發展上，心理學早已經歷了遺傳決定論和行為決定論的紛爭，目前公認的觀點是：先天條件和后天因素各占一半。但是，洪蘭教授新近推出的著作卻把書名叫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教育”。當小編自作聰明地問她，這樣做是否有意強調后天的努力，是否要給父母多一些信心時，她說這就是事實。

洪蘭教授講述了一個實驗：加拿大有家大腦銀行（brain　bank），自殺的人為了贖罪會把大腦捐出來供研究。研究人員按照這些人童年時有沒有過被虐待的經歷進行分類，然后分析下丘腦中可體松等糖皮質素的受體情況如何（下丘腦是大腦中一個重復的地方，它跟內分泌系統很有關系，而可體松是一種壓力激素，憂郁的人體內可體松的含量會很高），結果發現：環境會深入基因，并去改變它！也就說，如果孩子一直處于很緊張的情緒中，可體松含量居高不下，遇到壓力沒辦法做適當的調整，時間長了就會引發各種情緒障礙。

“當后天可以改變先天時，后天的分量自然就變重了。”洪蘭教授不無憂心地強調，“這些實驗告訴我們，孩子的出生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你要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就不要生兒不養，養兒不教，既然要了他就要為你的選擇負責任。”

腦神經研究的發展不斷證實，順其自然就是最好的育兒真經。

父母觀念的改變是孩子成長的起點。洪蘭教授常用放風箏來做比喻：父母手握著風箏線，想要風箏飄得高飄得好，線既不能太長，歪了的話一拉就能入正軌；線也不要太短，管得太緊孩子便沒法自如發展。“其實時間到了，孩子成熟了，行為自然會水到渠成地出現。”只是，對其深以為是的父母太少。

洪蘭教授說，腦神經發展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父母根本不需要特別開發孩子的智力，只要給他正常的家庭環境，他的腦就可以發育得很好。

第5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范文

關鍵詞：語音 文字符號 語義 神經認知視角

1.引言

傳統的“分析語言學”往往游離于人腦這一認知實體器官之外，其理論大都無視人腦神經科學的相關證據。相反，神經認知語言學則建立在神經科學的證據基礎之上，研究語言產出、理解的過程，或是使這些過程成為可能的人腦神經認知系統。人腦是所有認知，包括語言認知的物質基礎。

本文將從人腦神經認知科學的視角，簡要描述語言音、形、義得以實現的人腦語言神經元網絡各子系統及其相互關系，強調該系統是個體由于外界刺激而構建起的神經元網絡激活連通結構，語言歸根結底不是表征于大腦的符號信息，而是表征于人腦語言神經元網絡的一種生物電化學的激活連通操作過程。

2.人腦的語言神經元網絡系統

2.1 語音系統

人類胎兒大腦在母體之內便已經開始接收來自外界的各種刺激，使其神經元產生激活連通和結構變化的過程。出生后的嬰兒，更是積極動用所有的感知器官，感知這個世界的一切。語言的聲音形式，必是嬰兒感知最直接的刺激之一。物理形式的語音聲波，通過聽覺運動感覺神經系統轉換成生物電信號，激活大腦分配負責語音的神經元，使這些神經元激活連通形成語音神經元網絡。這一過程，和大腦所有其他認知模塊的形成過程一樣，一般須通過短時記憶的學習機制和長時記憶的習得機制。從嬰幼兒到青少年時期，大腦神經元活動處于最活躍期，對外界各類刺激做出靈敏而迅速的反應，逐漸構建起功能各異的極其復雜的認知神經元網絡聯接系統。個體語言的語音系統作為語言神經認知系統的一部分，其形成受制于個體由所接觸到的語音刺激：嬰幼兒接觸越早越久的語音，其神經元聯接數量越多，強度越大，越能在大腦中形成優勢語音神經元網絡。未接觸到的語音，如外語語音，自然無法建立對應的神經元網絡系統。隨著個體的生長發育，到達一定時點，比如青春期結束，神經元細胞聯接的靈活性和精確性已大不如從前，眾多神經元已被分配給其他認知模塊，這時再要構建更多的語音神經元網絡結構，如外語語音的，就遠不如青春期以前那么自如了。

2.2 語義系統

一般在語音神經元網絡開始構建之前，個體大腦龐大的意義感知神經元網絡――關于這個世界的經驗知識網絡就已經在開始構建。個體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過程中，除了大量無意識接收的刺激外，可選擇接受某些刺激而忽略另外的刺激，經常接受的刺激使大腦中對應形成的神經元網絡結構得到增強和豐富，而不常接受的刺激其形成的神經元網絡聯接數量少，強度低，如長期不刺激，還有可能會逐漸消亡。個體對世界的一般常識和對某一事物的專業知識應該就表征為聯接復雜性和強度各不相同的大腦神經元網絡結構。這些網絡結構就是知識經驗的網絡結構，也就是感知意義的網絡結構。普通語言詞匯中的“意義”極為抽象，但從神經認知科學的視角，關于某事物的“意義”或“概念”，實際上就是某一事物刺激大腦所形成的一種對應的神經元網絡結構，只要這一結構受到激活連通，個體便感知到這一事物，感知到該事物的“意義”或“概念”。該神經元網絡激活的范圍越廣，其意義表征就越豐富；神經元網絡激活的強度越大、越活躍，意義或概念表征就越鮮明。不過，該事物的意義豐富或鮮明與否取決于之前大腦主動或被動接受該事物刺激時所建立的神經元網絡聯接的復雜度和強度。

個體從嬰幼兒時期開始感知周圍環境千千萬萬不同的事物，由此而形成大腦中千千萬萬極其復雜的神經元網絡結構。由于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個體有意識和無意識接收的感知刺激也會依據刺激種類和水平的不同而形成復雜性和強度各不相同的神經元網絡的相互聯接，逐漸在大腦中形成一個極其龐大、復雜而精密的經驗意義系統。這一系統包括了個體對客體和主體全部的經驗和知識，是以人腦神經元的連接和生物化學物質形式存儲的人的經驗記憶（克里克，（1994）1997；索爾索等，2005）。并且這個網絡在個體一生中是處于不斷擴展，調節，或改變之中的。毫無疑問，這一意義神經元網絡系統必然要和語音神經元網絡系統聯接才能形成日常語言中稱之為語義的東西。而和語音神經元網絡聯接的意義神經元網絡，可以推斷，必定只是整個意義神經元網絡系統的一部分，因為每一種所知語言中，規約的語音或語音組合是有限的；盡管一個語言群體可以不斷規約更多的語音組合以聯接更多的意義網絡，但相對于群體所感知到的整個世界的事物和現象及其相互關系來說，語音規約的數量和速度總是少于事物和現象認知的數量和速度。許多意義認知，用日常俗語說，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而且，個體之間由于語音系統和意義系統（包括下文提到的文字符號系統）均存在著差異，其語音和意義神經元網絡系統聯接的量和質也必定存在差異。所以，不同的個體其語義神經元網絡聯接系統是有差異的，這就導致了不同個體即使使用相同的語音，這個語音所激活的意義系統也有所差別，進而導致交流時對話語意義理解的誤差。總之，語義，是語音神經元網絡和意義神經元網絡的連通激活，是人腦進化到語言階段的產物。非人類的其它動物必定也有層次高低不同的感知意義神經元網絡系統，但在進化的現階段，沒有哪種動物的聲音神經元網絡系統及相應的肌肉運動神經系統達到了人類的高度，因而沒能進化出人類那樣有效的語音交流手段。

2.3 文字符號系統及其與音、義系統之關系

人類交流與動物交流之間的最大區別，還在于人類大多數群體進化到現今，一般都創造出了一整套規約的文字符號。這些文字符號代代相傳，一般通過學校的正式語言文字教育，已經成為受教育群體大腦神經元網絡結構的一部分。受教育群體感知語言最直接的形式便是接觸語言的形，因而對文字符號感受深刻，往往將文字符號看作語言本身。傳統語言學研究語言大都鎖定文字符號，認為音和義是文字符號的屬性，其研究一般都脫離語言的本體――動態的大腦語言神經元網絡及其激活連通，因而對語言的描寫是靜態的，對很多語言現象往往不能做出圓滿的解釋。比如，為什么某個語詞或句子用于不同語境會有不同含義？傳統語用學，包括屬于“分析語言學”的那些認知語用學，對這類語言現象提出了紛繁復雜的理論，有的理論相當精致，其研究之深入，思維邏輯之縝密，令人嘆為觀止。但是可惜，只要這些理論仍停留于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其對自然現象的描述總是不太令人滿意。語言音、形、義三大要素出現的順序，一般是感知意義神經元網絡發展在先，其次是語音神經元網絡，最后才是文字符號神經元網絡。無論是從整個人類的語言進化發展來說，還是從個體大腦發育的情況來說，正常的順序是義、音、形。如果聲音在先，意義在后，聲音系統必定有一個搜尋連接意義的努力，單獨的聲音對大腦“無意義”。同樣，符號如果先于聲音和意義在大腦中構建起神經元網絡系統，它最終要尋求和聲音及意義網絡建立連接，否則，這一無聲音、無意義的符號就不能成其為為文字。語音、語義、文字這三個概念內在而邏輯地要求音、義、形三種神經元網絡系統之間必須相互連通。

神經語言學的研究發現（Loritz 2002； Ahlsen 2006），語言神經元網絡系統構建基本完備的大腦，其對聲音語言的理解操作順序一般是：語音聲波激活語音神經元網絡，語音神經元網絡再直接激活意義神經元網絡，中間一般不會激活文字符號神經元網絡（文盲就無此網絡）；而對聲音語言的表達操作順序正相反，由意義到語音，中間亦無文字符號作為中介。而大腦對文字符號語言的理解操作順序一般是：文字符號光波激活文字符號神經元網絡，符號神經元網絡連通激活語音神經元網絡，語音神經元網絡再激活意義神經元網絡；對文字符號語言的表達操作（書寫）順序則是反過來，即意義神經元網絡激活語音神經元網絡，語音神經元網絡激活符號神經元網絡，符號神經元網絡再激活肌肉運動神經系統。也就是說，對正常人來說，讀寫文字符號語言的認知操作一般要經由一個語音神經元網絡激活的中間操作環節，這說明正常人的文字和語音兩個網絡是緊密連接，不可分割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直覺感知，在讀寫文字時，總是要么默念該文字的語音，要么直接發出該文字的語音。即讀寫文字兩個操作方向均會激活其語音神經元網絡系統。

3.結語

語言的音、形、義均表征為人腦的神經元網絡結構及其生物電-化學過程的激活發射。語音和文字符號是特定群體規約的聽覺和視覺刺激形式，兩者都是物理性質的（聲波和光波，而對盲文來說，是觸摸的物質形狀），它們在人腦中有對應的神經元網絡激活發射表征。“意義”則是以人腦神經元的連接和生物化學物質（如神經遞質）形式存儲的人的經驗記憶；“語義” 則是由語音或文字符號激活的意義。所以，可將人腦的語言系統看作是兩個部分的神經元網絡，其中一部分表征形式而剩下的一部分表征意義。由于形式激活意義，而意義也激活形式，所以形式和意義兩個神經元網絡表征之間必是雙向連接的。另外，語言的音和形可以物化到人腦外部的各種媒介，但物化后的靜態符號難以完整準確反映大腦中動態的語言神經元網絡系統的激活連通操作過程。習慣于將意義歸屬于靜態文字符號的人們總是竭力從字里行間去發掘意義，卻不知曉意義就存在于自己大腦的神經元網絡結構及其激活連通之中。

參考文獻

[1]克里克/[英]著 1994，汪云九、齊翔林、吳新年、曾曉東 等/譯校，《驚人的假說-靈魂的科學探索》，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7

第6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范文

一、對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再認識

在研究智力發展障礙兒童過程中,有一個問題必須明確,那就是:智力發展障礙兒童首先是兒童,其次才是因為腦神經系統發育出現障礙使得心理發育顯著遲緩的兒童。既然他們是兒童,那就必然具有兒童發展的一般性規律。低年齡兒童在心理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現象為“一切以我為中心”,并由此派生出來的自制力、自控力、耐挫力和社會適應能力比較弱,社會化程度不高。這一規律隨著心理年齡的增長、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漸降低。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由于疾病的原因,心理發展受疾病的影響而受到限制,所以低齡兒童的各種心理表現在他們身上得到充分的顯現。

目前,我國特殊學校中智力障礙兒童按照成因來劃分有:唐氏綜合癥(先天愚型)、脆性X綜合癥、先天性顱腦畸形、先天性腦積水、小頭畸形、多重殘疾、腦癱(部分腦癱兒童存在智力障礙)。這些兒童往往具有一些典型特征,包括言語和語言發育障礙、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異常的情緒和行為、嚴重的觸覺失調等。

由于每個疾病類型兒童的表現癥狀不一,腦神經受損傷或發育不全的程度不一,所以即使同一疾病的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疾病程度和具體表現也不盡相同。但是,在觀察中我們看到,不論何種疾病兒童,不論生理年齡達到什么歲數,只要心理發展在同一個時段內(譬如說發展到正常4歲的水平),這個時候,他們的心理和行為水平基本上差不多(國內外大量的研究成果說明了這一點)。

二、我國智力發展障礙兒童心理發展研究現狀

目前,我國的特殊教育學校的教育教學較改革開放初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對特殊兒童的心理發展的研究還十分薄弱。特別是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心理研究常常從表面現象去論證的多,而從挖掘這些兒童的心理本質特征的研究很少。正是這種“為研究而研究”的現象,導致了我國對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教育與國際發展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教育康復的水平差距也在逐漸的加大。主要表現在:一是教育的有效性較差,個別化教育這一特殊教育的基本方法,似乎成了口號和擺設。二是忽略了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歷史觀所提出的關于教育本土化的問題。三是行為主義的行為改變理論,扭曲了對人的基本尊重,對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行為改變,循著刺激――強化――再刺激――再強化的這樣一個過程,注重外在行為改變而忽略了“內化”在這些兒童發展中的作用。四是對智力發展障礙兒童只強調教育的作用,而忽略了醫學科學最新研究成果對教育的指導作用等等。

三、對如何加強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心理與教育的幾點思考

維果茨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心理學的研究,側重于重視大的社會環境和小的社會環境影響之間的關系,更強調文化和歷史的社會因素和個人特點的關系。維果茨基關于社會文化對兒童心理的影響的觀點,打破了在西方人心目中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個人主義的思想,使他們看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2]維果茨基的文化歷史觀,強調了人的心理發展的過程是與其所處的環境密切相關的。這給予我們兩個啟示:其一,盡管從世界來看,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外在表現特征許多方面是相似的,但是由于各國的國情和社會文化背景不一樣,這些兒童的心理發展和教育的手段及方法也未必一樣,即使在國內,不同地區兒童的心理發展也未必一樣,因此,對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教育一定不能脫離當地的社會環境來進行。其二,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歷史觀也說明,教育的手段與方法,不僅要“洋為中用”,更重要的是要堅持教育的本土化。

對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教育,必須遵循兒童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堅持個別化教育這一特殊教育的基本原則。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顯著特點就是由于疾病的原因,使得腦神經系統發育不完善或出現腦神經發育出現停滯,因而這些兒童在心理發展方面呈現出顯著的低齡化傾向。美國學者霍曼等在其《活動中的幼兒》一書中指出:要促進一個在智力和語言發展上比他的同齡人遲緩兩年的4歲幼兒的發展,最好方法是提供適合正常的2歲幼兒的豐富的具體經驗和伴隨的語言。如果只是設法把適合于正常的4歲幼兒的行為縮小范圍以后作為這個幼兒的行為目標的話,可能只會使得他得到有限的學習經驗,無法遷移到其他技能上去。[3]這一研究成果告訴我們,對智力發展兒童的教育必須依照其心理發展水平來組織教學,這有利于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發展其語言。因此從事智力發展障礙兒童教育的教師和社會工作者,必須充分了解其教育對象的心理發展水平(又稱之為心理年齡),并依據其發展水平來組織教學內容,設計教學方法。

根據國際對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水平界定可以看出,智力障礙兒童的心理發展存在著顯著的低齡化傾向。我們知道,當處于低年齡的情況下,由于認知受到人們活動半徑的制約,受到神經系統不完善而出現的語言發展不豐富,缺乏邏輯思維的局限,往往表現為社會化水平不高,處處以我為中心。這就要求對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教育要依據其神經系統的發展水平,以脫中心化為目標來設計教育內容。依據其神經系統的發展水平,也就是依據其心理發展水平安排教育內容,組織有效教學,這是真正將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真正看成是一個兒童,而依據其發展組織教學,則充分體現了教育的基本原則,即因材施教的原則,循序漸進的原則和以人為本的原則。在兒童的行為發展過程中,“正支持”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這是由美國教育學者從管理學的名詞借用過來,應用于特殊兒童的教育的。“正支持”是指通過改變教學者的方法,幫助教育對象建立正確行為的方法。“正支持”的最大優點在于不是通過物理手段來強制改變教育對象的行為,而是通過使正確行為的教育引導和“內化”(讓孩子真正明白一定的道理)來改變受教育者存在的不足,從而實現教育效果的“長效化”。在實踐過程中我們看到,只要這些兒童聽明白了教師所說的道理并模仿其他同伴的正確行為去做,其教育效果的遷移程度是很高的。

必須堅持“醫教結合,以教為主”的原則。長期以來,我國的特殊教育存在著一種封閉的狀況。這種封閉表現為對現代醫學科學成果的了解不多,對腦科學研究的新成果以及神經科學新成果對人的心理發展的影響認識不足,因此造成就特殊教育講特殊教育,就特殊兒童講特殊兒童的現象。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特別是現代醫學科學的快速發展,為人類認識自我,更好地發展自我提供了具體形象的研究成果。例如,長期以來,人們對腦神經的認識是腦細胞受到損傷以后,造成的后果將是不可逆的。可是現代醫學科學的影像資料告訴我們,腦神經細胞受到損傷后,腦自身具有神經的修復和重建功能,受損傷的腦功能自身具有補償的能力。這對我們重新認識腦發育受到損傷和發育不足的兒童的教育康復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醫學科學還告訴我們,周圍神經系統在人的發展過程中具有與中樞神經系統同樣重要的作用。這些成果對于從事特殊教育,特別是從事智力發展障礙兒童教育的工作者來講,有巨大的價值,從中我們領悟到,通過有效的教育康復,可以促進智力發展障礙兒童腦功能的改善和康復。忽視這些研究成果將會導致我們的教育工作找不到起點,處于一種無奈又無助的狀態。因此,必須打破這種封閉,走醫教結合,以教為主的教育康復的新路。教育康復,是現代特殊教育的必由之路,是當代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對特殊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總之,加強對我國智力發展障礙兒童的心理與教育的研究,對于提高我國特殊學校的教育教學水平,促進教學成果的轉化,實現將這些兒童教育成為一個能有尊嚴的生活在這個世界的社會人,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毛穎梅.特殊兒童心理咨詢概論[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2]鄒曉燕,等.維果茨基對西方發展與教育心理學的影響述評[J].全球教育展望,2001,(10).

第7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范文

“耳朵蟲”這個詞由德語單詞Ohrwurm直譯而來，指歌曲或其他音樂作品的某個片斷不由自主地反復在腦海中出現。2007年，神經科專家奧利弗?塞克斯針對這一現象提出了“不自主的音樂想象”的概念：某些音樂片段能激發腦部的不正常反應，這些不正常的反應就像皮膚上的瘙癢，讓大腦不斷地注意這些音樂，結果只能是越癢越撓、越撓越癢，讓人忍不住回想這縈繞在心頭的旋律。

這種傳唱度極高的神曲就像能給人洗腦似的嚴重霸占腦內存，到底是因為歌曲本身合乎大眾口味，還是另有玄機？

公平地說，“耳朵蟲”不是新鮮事。奧地利音樂大師莫扎特的C大調作品《小星星變奏曲》穿越兩個多世紀到現在還在對世界各地的人們“洗腦”。在國內，1987年春晚費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在當時可謂洗遍男女老少之腦，而在事隔26年之后的2013年春晚被再度演唱，依然不減當年火力。

簡單強烈的節奏、朗朗上口的歌詞、明快的曲風、周期性重復強調主題樂句，再加上病毒式營銷的推廣方案，這些似乎構成了“神曲”的共有特征。

國家大劇院藝術普及部負責人方禮君從樂理角度對“神曲”進行分析：“一般舞曲都是四三拍的，相對復雜，但‘神曲’一般都是四四拍或四二拍，節奏的律動感更強，也相對簡單，特別容易帶動情緒。”

辛辛那提大學的市場學教授詹姆斯?凱拉瑞斯統計過一個“耳朵蟲”排行榜，其中高居排行榜前列的歌曲大多具有強烈的節奏，而且音樂的主題周而復始地持續出現。英國雷丁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畢曼的研究也顯示類似的結果，他發現“耳朵蟲”旋律一般都只是音樂中的一小段，其中33%是經常“周而復始”的副歌部分，27%是歌曲的其他部分，只有28%的情況重復的是整首歌曲。副歌部分是設置歌曲的地方，它同時具有周而復始的特點，也就是說一般流行歌曲都能憑借它的副歌部分成為“耳朵蟲”。

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歌曲都擁有“洗腦”的潛質，音樂創作的規律決定了音樂天生具有成為“耳朵蟲”的基因。

作為人類一項正常的大腦神經活動，“耳朵蟲”可以發生在人一生成長的各個時期，所有人都難免和它邂逅。那么，這種“不自主的音樂想象”是否會對人的健康造成危害呢？

北京師范大學南云教授指出：“2008年心理學家曾做過一個實驗，他們給11910名芬蘭被試者呈現5首熟悉的歌曲，結果發現，在兩個月的時間里，有33.2%的被試者報告每天都會想起那些音樂片段，32.4%的被試者每周都會想起，累計有91.7%的被試者至少每周會體驗到‘不自主的音樂想象’。但事實上，少于1/3的人才會受到‘耳朵蟲’的困擾，大部分人的生活并不會受到嚴重影響。”

如果出現了“耳朵蟲”的困擾，“一方面，我們可以利用‘消除旋律’，反復去聽另一首更強勢的歌，它可以覆蓋腦海中反復回響的這一個。另一方面，根據自我控制的逆效應：你越注意到它，想要刪除它，它的效果越強烈，給心理帶來的影響也越嚴重。這時候，聽之任之反而可能取到良好的效果。另外，別讓腦袋空著，轉移注意力，做一些中等占用腦力的活動，去讀讀書或者專注地做別的事也是一種好方法。”南云教授指出，在菲利普?畢曼的調查中，46.67%的人會選擇聽或唱其他的歌來趕走“耳朵蟲”，25.71%的人會用讀書、聊天等方法轉移注意，而效果最好的正是另外18.1%的人選擇的“聽之任之”。

第8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范文

艾倫?朗格將自己的研究稱為“可能性心理學”，“專注力”在她的學術生涯中是一個核心概念，即一種很簡單的實踐――留意新事物，積極尋找差異。她認為“衰老只是一個被灌輸的概念”，關于衰老的很多思維定式是經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記憶一定會衰退嗎?

腦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腦活躍程度與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并沒有區別。他們在短期記憶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處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應差于年輕人。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們真實的潛能?朗格教授認為，這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崇拜青春而厭棄老年的社會。年輕時我們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老，并固執而輕率地認定衰老和能力減弱有著必然的聯系。某天早上我們醒來，驚恐地發現自己已步入老年，這種思維定式往往極具殺傷力。當我們發現自己記性越來越差時，最現成的解釋似乎就是――我們老了，而很少再去尋找其他的可能性。

早在1979年，朗格教授就曾做過一個實驗。在匹茲堡的一家修道院里，她和自己的學生精心搭建了一個“時空膠囊”，將這里布置得與20年前一模一樣。他們邀請了16位老人，年齡都在七八十歲，8人一組，讓他們在這里生活一周。這一周內老人們都沉浸在1959年的環境里，他們聽上世紀50年代的音樂，看50年代的電影和情景喜劇，讀50年代的報紙和雜志，討論美國發射的第一次顆人造衛星。他們都被要求更加積極地生活，一起布置餐桌，收拾碗筷。沒有人幫他們穿衣服，或者扶著走路。唯一的區別是，實驗組的言行舉止必須遵循現在時――努力讓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組用的是過去時――以懷舊的方式談論和回憶1959年發生的事情。

最后實驗結果是，兩組老人的身體素質都有了明顯改善。他們剛出現在朗格的辦公室時，大都是家人陪著來的，老態龍鐘，步履蹣跚。一周后他們的視力、聽力、記憶力都有了明顯的提高。血壓降低了，平均體重增加了3磅，步態、體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顯的改善。但實驗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進步更加驚人，他們的關節更加柔韌，手腳更加敏捷，在智力測試中得分更高，有幾個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欖球。

朗格教授對此的解釋是，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輕了20歲，于是身體做出了相應的配合。為了維持時間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須付出更多的“專注力”，即更有意識的“活在當下”。因此，他們的改善更明顯。這個實驗證明，人類生命最后階段的衰老并非是不可逆轉的。

第9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范文

人體內最勤勉的器官是哪個？沒錯，是大腦。大腦就像是一臺永動機，即便在身體休息的時候， 大腦也不曾停止工作。那么，大腦不眠不休，究竟在悄悄地干著哪些活兒呢？

如果你弄清楚了人體在睡眠狀態時大腦加班加點都干了啥，往后你再想賴床不起時，也許就有了更加充分的借口：“別打擾我，我雖然在睡覺， 可我的大腦一直在忙著呢！”

睡覺時大腦在幫助你記憶

大腦中的突觸變化是學習與記憶的基礎，簡單說來，當人進入深度睡眠時，大腦神經元會長出新的突觸，加強神經元之間的聯系，從而鞏固和加強記憶。

為研究睡眠對記憶的影響，美國紐約大學的科學家們曾經培育了兩種小鼠，讓它們學習在旋轉棒上站穩，其中一種小鼠學習1小時后睡眠7小時，另一種小鼠學習同樣的時間但不準睡眠。研究人員利用雙光子成像技術觀察小鼠大腦的運動皮層，發現有睡眠的小鼠會長出較多的新突觸， 學習能力較強，而睡眠被剝奪的小鼠則基本沒有新突觸生長，學習能力相對較弱。

他們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睡眠都對記憶重要。睡眠分為慢波睡眠和快速動眼睡眠等多個階段，慢波睡眠是基本不做夢的深度睡眠，而快速動眼睡眠是多夢的睡眠，大腦的記憶能力在慢波深度睡眠時期體現得更為突出。當然也有一些實驗證明只有快速動眼睡眠才有和記憶相關的信息加工過程。不過無論怎樣爭論，睡眠時大腦也在記憶已經得到了神經科學家的公認。

睡覺時大腦仍然在學習

當我們睡覺時，大腦卻在完全沒有意識的情況下對外界的刺激做出反應。心理學家通過腦成像和腦電技術檢測到，在睡眠時，我們的大腦能夠識別無意義的嘟嘟聲和自己的名字，可以在睡眠中接受刺激或者加強原有記憶，甚至還可以學習新技能。

最近的一項研究進一步揭示了在睡眠中大腦對信息的接受能力。這項實驗讓參試者在完全黑暗的環境中躺著，然后對播放的單詞作出反應， 也就是按左右兩個按鈕中的一個，將這些單詞分類。等到反應幾乎成為自動化后，參試者才準許睡覺。因為處于黑暗的環境之中，大多數人很快就入睡了，單詞還在繼續播放，這些已經入睡的人自然不會再按按鈕了，但是腦電圖發現大腦和按左右按鈕相關的區域在聽到單詞后繼續作出反應，而且是正確的反應。當聽到應該按左邊按鈕的單詞時，大腦負責指揮左手的區域出現反應。當聽到應該按右邊按鈕的單詞時，大腦負責指揮右手的區域出現反應。

不過不要高興得太早，參試者醒來后，對睡眠中接受的單詞毫無印象。但這項研究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既然人腦在睡眠中能夠做出反應， 是不是有可能實現讓人們在睡眠中學習？也許有一天，會發明一種閱讀器， 每天晚上在人們枕邊播放， 人們可以像充電一樣利用睡眠的時候學習知識。

睡覺時大腦正忙著“洗澡”

睡眠時，我們的大腦正在為自己高效清除腦內代謝廢物，恢復活力。人腦內有兩種液體，一種是有很多細胞代謝物的組織間液，另一種是給腦提供部分營養、排出代謝廢物的腦脊液。腦脊液沿著動脈周隙流入腦內，與腦細胞組織間液交換，將細胞間液體的代謝廢物帶走。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簡單易懂的小實驗。神經科學家分別在大鼠清醒和睡眠時注入小分子熒光染料，以此來觀察腦脊液在腦內流動的情況。結果發現熒光染料在大鼠睡眠時比清醒時分布得更廣泛，這意味著睡眠時腦脊液更容易在腦內流動。進一步研究發現，睡眠時腦內細胞間隙比清醒時更大，這意味著睡眠時腦脊液更容易進入腦內與組織間液進行交換。

原來，睡覺的時候，大腦還偷偷背著我們給自己“洗澡”。

睡覺時大腦正幫你減肥

有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會讓你吃得更多。所以，睡吧，睡吧，我親愛的小伙伴們，為了你們那苗條的身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