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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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遼河油田;定向井;控制;井眼軌跡;優化

1 概述

遼河油田新建產能區塊受城區、自然保護區等限制，存在征地費用高、鉆井實施難度大，必須實施定向井才能開發，定向井遼河油田開始規模應用，降低地面投資，方便生產管理。定向井井眼軌跡一般由直井段、增斜段、穩斜段、降斜段組成。

我們在定向井鉆井軌跡設計時，設計井身結構，方便鉆井施工的角度考慮經驗軌跡。在滿足鉆井工程要求的前提下，應綜合考慮后續機械采油設備合理運行及節能降耗等問題，優選井眼軌道剖面類型;優選不同垂深與不同水平位移定向井的造斜點、垂深以及水平位移的合理界限，指導定向井井眼軌道的設計;在三維軌跡條件下，研究作業管柱井下工具串在套管內直線與彎曲通過的臨界條件，指導作業管柱工具串配置方案設計，確保作業管柱的施工安全。

2 定向井井眼軌道模擬的數學模型

2.1 井身剖面類型

對于任意一口定向井，組成井身的所有井段形狀都包括;鉛垂井段、增斜井段、穩斜井段和降斜井段。定向井井身剖面類型較多，按目前地質情況，主要考慮四種井身剖面：三段式剖面、五段式剖面、懸鏈式剖面、拋物線剖面。

2.2 井身剖面曲線的數學模型

分別建立了三段式剖面、五段式剖面、雙增穩剖面的、懸鏈線剖面、拋物線剖面等五種井身剖面曲線的數學模型。

2.3 井眼軌道曲線的數值模擬

井眼軌道曲線模擬是機械采油桿柱與井下作業管柱力學分析的基礎。一般常用斜深、井斜角、方位角三個基本參數描述井眼軌道曲線，并根據基本參數確定井眼軌道的其它參數。

基本參數：鉆井工程上把井深、井斜角和方位角稱為基本參數。已知井眼軌道上某一點的井深、井斜角和方位角，就可以確定其它參數。

井深（S）是井眼軌道上任意一點到井口的井眼長度稱為井深，它是一條曲線的長度，所以也稱之為斜深。對于實鉆井眼軌道來講，測點處的井深稱為測量深度，它通常以鉆柱長度或測量電纜的長度來測量的。

井斜角（α）是井眼軌道曲線上任意一點井眼的方向線與鉛垂線的夾角稱為該點處的井斜角。

方位角（φ）是以正北方向為始邊，順時針旋轉至井眼軌道方向線在水平面上的投影所轉過的角度，稱為該點處的井斜方位角。

井斜角與方位角是相互依存的，只要井斜角不為零，就存在著什么方向的問題。事實上，井斜包括井斜角和井斜方位角兩方面的含義。

2.4 利用井身剖面模擬井眼軌道曲線

井身剖面曲線可以統一表示為：y=f（x）

①井眼斜深。對于井身剖面曲線上的任意一點（x，y），井眼斜深S（x，y）可以表示為：S（x，y）=

②水平位移與垂深。對于坐標為（x，y）的井身剖面上任意一點，x即為水平位移，y即為垂深。

③井斜角α與井斜角變化率Kα

α=tg-1（） Kα=

④ 方位角φ與方位角變化率Kφ。對于所設計的二維井身剖面，方位角φ與方位角變化率Kφ均為0。在實際鉆井中，由于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井眼軌道方位角是變化的，而且方位角變化率對舉升系統的性能參數有顯著影響，有必要考慮井眼軌道方位角變化率對機械舉升系統的性能參數。根據實際定向井測斜數據，利用隨機過程理論，統計方位角、方位角變化率與斜深的關系。

φ=φ（∑）

Kφ=

⑤曲率與曲率半徑。對于坐標為（x，y）的井身剖面上任意一點，井眼曲率K與曲率半徑R分別為：

K= R=

2.5 井身剖面優化設計的數學模型

懸點最大載荷PRLmax、懸點最小載荷PRLmin;曲柄軸最大扭矩MNmax;系統效率η;電動機實耗功率PM或年能耗費用ZMP;抽油桿柱質量MR或抽油桿設備投資ZR。

2.6 造斜點垂深優化設計的數學模型

設計變量包括定向井井身剖面類型、造斜點垂深。優化設計的目標函數，綜合考慮各個評價指標，建立造斜點垂深優化設計的目標函數。約束條件，給定垂深與水平位移，簡單考慮鉆井工藝對井眼造斜斜率的要求。 給出不同垂深與水平位移定向井在不同井身剖面條件下造斜點垂深的優化結果。

3 工具串在套管內通過界限的研究

工具串在套管內直線通過的臨界條件

在實際應用中，我們通過幾何關系可得：

L≤Lmax=2

當僅有兩個工具時，D1=d，則：

L≤Lmax=2

式中：Lmax――允許的工具串最大長度;Dc――套管內徑，m;D2――兩端工具串的最大外徑，m;D1――中間工具的最大外徑，m;d――油管直徑，m。

4 結論及認識

第2篇：計劃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中國民營經濟；空間差異；空間極化；基尼系數；Theil指數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5）03-0051-07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民營經濟作為除了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總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在自身規模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還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成為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長速度，而民營經濟增長速度更是達到了20%，民營企業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0萬家發展到目前超過1 000萬家，民營資本占全社會總資本的60%。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僅有利于發揮市場的配置作用，實現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而且有利于吸納社會就業、增加供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提出了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理念，強調了民營經濟的社會地位和不可侵犯性，標志著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然而，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思想和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影響，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后，中國民營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具體表現在發展宏觀環境不完善，企業起點低，融資渠道不暢，科技含量不高，經營管理理念落后等。在此背景下，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存在明顯的空間非均衡特征。基于此，本文要解決兩個基本問題：一是中國民營經濟區域分布特征及演變態勢，即解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差異問題；二是中國民營經濟空間極化程度和極化方向問題。對于上述問題的研究，不僅可以豐富中國民營經濟理論研究，從空間角度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研究提供新視角，而且可以為中國各層主體制定民營經濟發展戰略、縮小民營經濟區域差異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

從目前國內外關于中國民營經濟相關理論來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研究。孫麗環（2005）以吉林省為研究對象，通過與發達民營經濟省份對比，提出了吉林省民營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1]。秦尊文等（2013）認為民營經濟發展為社會創造了就業崗位，吸納了勞動力，對于新型城鎮化建設和提高城鎮化率具有重要意義[2]。陳廣勝（2007）從制度、科技、組織、管理、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推進創新民營經濟發展模式[3]。此外，陳曉雪 等（2009）構建了民營企業競爭力指標評價體系，對區域民營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評價[4]。陸玉梅 等（2013）采用數據包絡法對江蘇省民營經濟運行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評價與測度[5]。

第二，中國民營經濟與金融關系研究。孫巍 等（2005）借鑒了日本中小企業融資經驗，啟示和促進了我國民營經濟發展[6]。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課題組（2005）認為外部環境、預算約束和需求偏好等因素決定了民營經濟金融服務需求差異的形成[7]。盧成萬 等（2012）認為民間金融發展與民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種長期正相關關系，即民間金融發展將會促進民營經濟增長[8]。

第三，中國民營經濟與制度關系研究。陳曉峰（2005）認為制度失衡是制約民營經濟做強做大的關鍵，制度化遲滯使得民營經濟發展面臨障礙[9]。王志凱（2007）認為中國民營經濟是在區域制度不斷變遷演進中發展的[10]。孫立（2010）探討了政府管理制度改革對民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11]。錢巨炎（2013）梳理了浙江財稅推動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實踐，并提出了下一步財政政策建議[12]。

第四，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影響因素研究。外資企業對中國民營企業勞動生產率具有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13]，并且基于FDI的產業集群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14]。此外，有學者分別認為技術創新[15]、勞資關系[16]、軟環境[17]、集群發展[18]、品牌創新[19]等對民營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綜觀現有關于中國民營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上四個方面，而對于中國民營經濟空間研究比較匱乏，即使有關于民營經濟區域研究，比如，王宜強 等（2012）基于GIS研究了福建省民營經濟空間格局[20]，胡大立 等（2012）利用統計分析了江西和東部民營經濟發展的差距[21]，然而，他們的研究都是停留在統計描述層面，沒有系統有效分析中國民營經濟空間差距的演變態勢以及空間極化問題。為此，本文重點研究金融危機后（2008―2012年）中國民營經濟空間發展問題，選取由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每年定期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數據①，利用GIS、基尼系數和Theil指數及其分解方法來研究中國民營經濟空間差異及其演變態勢，使用ER指數、Wolfson指數、TW指數測算中國民營經濟極化程度，并應用KZ指數分析中國民營經濟極化方向。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

（一）空間差異研究方法

1. 基尼系數。最早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提出，用洛倫斯曲線來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本文引入基尼系數概念，采用2008―2012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數據，來測算基尼系數指標，分析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差異問題。

根據相應省份將全國分為n組②，wi、mi、pi分別表示第i省民營500強企業營業收入份額、平均營業收入和企業頻數（i=1，2，3，…，n），按平均營業收入（mi）對全部樣本由小到大排序，可得基尼系數G計算公式：

4. KZ指數。Zhang and Kanbur（2001）利用廣義熵的可分解性將區域非均衡分解為兩部分，包括區域內非均衡和區域間非均衡，并用區域間非均衡與區域內非均衡的比值來測度空間極化程度，即KZ指數[25]。本文利用Theil指數將總體差異進行群組分解后的組間差異和組內差異比值，即中國民營經濟區域間差異和區域內差異比值，作為測度空間極化程度的KZ指數。

（三）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使用中國民營500強企業平均營業收入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同時，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來源于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以及《中國統計年鑒》。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時效性等特點，本文收集整理了2008年以來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數據，樣本數據的時間跨度為2008年到2012年③。本文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江蘇、浙江、上海、廣東、福建、海南、廣西，西部地區包括陜西、甘肅、四川、貴州、重慶、云南、青海、寧夏、新疆、，中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在此基礎上，本文構建了相關空間差異與極化模型，并加以測度。

三、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分布及差異

（一）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分布特征

1.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GIS空間分布現狀。本文采用Arcgis軟件進行可視化空間分析，繪制2012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布圖，如圖1和圖2所示。其中，圖1表示2012年各省民營500強企業營業收入分布狀況，從圖中可以看出，浙江和江蘇民營企業500強營業收入處于絕對優勢，東中西部民營企業營業收入呈現為明顯的遞減態勢。圖2表示2012年各省中國民營500強企業數量分布狀況，浙江民營500強企業數量最多，其次是江蘇、山東、廣東等東部省份民營企業數量，同樣，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東強西弱的分布特點。

2.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態勢。本文整理了2008―2012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情況表，如表1所示。從2008年后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營業收入呈現兩位數的增長。營業收入總和從2008年的41 099.2億元發展到2012年的105 775億元，年均增長27.37%，尤其是2010年，民營企業營業收入增長45.88%，呈現了快速增長態勢。單位企業營業收入逐年提高，2012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平均營業收入達到211.5億元，年均增長27.38%。最高和最低的企業營業收入均呈現增長趨勢，年均增長分別為12.88%和27.40%，最低企業營業收入增長率遠高于最高企業營業收入增長率。

本文測算了中國民營經濟東中西部企業營業收入和數量的占比情況，如表2所示。從表中數據可知，東部無論在營業收入還是數量方面都處于絕對優勢，但是這種優勢隨著時間推移在不斷遞減，營業收入占比從2008年的84.77%下降到2012年的79.06%，企業數量占比從81.00%降為75.2%，降幅較為明顯。與此同時，中部和西部民營經濟仍然處于劣勢地位，中西部企業營業收入和數量都沒有超過15%。然而，中部和西部民營經濟在不斷發展，企業營業收入和數量占比都呈現上漲態勢，營業收入方面，中部地區從2008年的9.95%上升到2012年的12.15%，西部地區從5.28%上升到8.82%；企業數量方面，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也有明顯上升，并且西部地區上升幅度要高于中部地區。

（二）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差異分析

為了分析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本文采用基尼系數和Theil指數及其分解方法，測度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

1.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差異分析――基于基尼系數和Theil指數。根據基尼系數和Theil指數計算公式，本文測算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差異，如表3所示。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民營經濟空間差異的基尼系數和Theil指數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呈現V字型變動。在經歷2008年較大值后，2009年基尼系數和Theil指數均出現最小值分別為0.147 6和0.019 0。其中，基尼系數在經歷2009年最低值后，開始逐年略有增加，但增加幅度較小。Theil指數2010年比2009年有所增加，之后逐年下降，2010―2012年年均下降5.28%。

2.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差異分解。本文利用Theil指數分解，將中國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區域，并將總體差異分解為組間和組內差異，測算了區域間和區域內民營經濟發展差異水平，如表4所示。從中不難看出，區域內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要大于區域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區域內差異是造成總體差異的主要因素，考察期內平均貢獻率為90.22%，而區域間差異貢獻率不足15.00%，平均貢獻率為9.78%。區域間差異在5年內呈現U型變化趨勢，2008年TBR為0.003 2，隨后開始下降，直到2012年再次上升為0.003 1，區域間差異對總體差異貢獻上升；而區域內差異在考察期內呈現出波浪變動趨勢，在經歷2008年高點后，2009年進入了低點，于2010年再次上升，此后區域內差異逐年下降，2012年降為0.019 6，說明近兩年區域內差異有所收斂（見圖3）。

通過測算東、中、西部三大區域的內部差異可以看出，橫向比較西部地區內部空間差異較大，均大于東中部地區，東部地區內部差異在2008年和2012年要高于中部地區，其余年份中部地區內部差異要高于東部地區（見表4）。縱向比較西部地區呈現M型變化趨勢，2011年西部地區內部差異達到最大值，2012年下降較為明顯；中部地區呈現倒U型變化趨勢，在2010年內部差異達到最大值后，開始下降，具有收斂趨勢；東部地區呈現W型變化趨勢，在2008年、2010年和2012年處于高點，其他年份較低，內部差異在近期有變大趨勢（見圖4）。

四、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空間極化分析

（一）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極化特征

根據2008―2012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數據，本文按照東、中、西部進行分組，測算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空間極化指數，包括ER指數、Wolfson指數、TW指數和KZ指數，結果如表5所示。在此基礎上，本文繪制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極化指數變化趨勢圖，如圖5所示。從圖表中可以發現，2008―2012年各空間極化指數呈現上下浮動的態勢，由于各指數對于空間極化敏感程度不同，因此，各指數數值結果不同，反映的中國民營經濟空間極化趨勢略有不同，但是從總體趨勢來看，各指數均呈現出類似U型的變動趨勢。區域分組的空間極化指數中，TW指數對于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極化敏感程度較高，測度的數值最大，其次是ER指數和Wolfson指數。其中，TW指數波動幅度較小，ER指數變動幅度最大。

基于考察期內極化指數演變過程來看，極化指數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8―2010年，極化指數處于高位下降階段，除ER指數外，三年期間各指數都呈現下降趨勢，說明這一階段中國民營經濟極化集聚現象有所減弱。其中，TW從0.466 4下降到0.455 9，年均下降1.14%，降幅較小；Wolfson指數從0.222 9下降到0.191 5，年均下降7.17%；KZ指數從0.136 8下降到0.081 5，年均下降21.00%，降幅較大；而ER指數持續兩年下降趨勢，從2008年的0.299 3降為2009年的0.166 2，下降44.28%，下降幅度較大。第二階段為2011―2012年，各指數呈現整體略有上升階段，反映出本階段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極化和集聚現象有所上升。其中，ER指數經歷了2009年的下降后開始了連續4年的增加，直到2012年的0.278 5，平均漲幅18.96%，說明空間極化程度有加強趨勢；TW指數和Wolfson指數在本階段先上升后下降，分別從2011年的0.460 4、0.229 1下降到2012年的0.441 1、0.221 7，降幅分別為4.18%和3.21%；KZ指數從2011年0.087 2上升到2012年的0.158 2，上升幅度為81.47%。

（二）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極化方向

空間極化指數ER指數、Wolfson指數以及TW指數，僅僅能夠測度中國民營經濟極化的總體趨勢，但不能反映出空間極化的方向，而KZ指數在上述指數基礎上，利用可分解的廣義熵理論，將整體差異分解為區域間差異和區域內差異，本文利用組間不均衡值和組內不均衡值之比，即Theil指數分解的區域間差異和區域內差異比值來測量區域空間極化和集聚的變化。KZ指數大小表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在空間方向上強弱集聚大小。本文除了測算東、中、西部KZ指數，還分別按照沿海―內陸和南方―北方④進行Theil指數分解，并測算了沿海―內陸、南方―北方KZ指數，如表6所示。從各方向上KZ指數值來看，KZ指數均未超過0.5⑤，說明區域間差異要明顯小于區域內差異，東―中―西部、沿海―內陸、南方―北方之間的空間極化程度微弱，而空間極化主要表現為區域內差異問題，區域內民營經濟集聚現象要明顯強于區域間民營經濟的集聚。

從東―中―西部方向來看，中國民營經濟空間極化強弱趨勢呈現U型變化，并且在東中西部方向上，空間極化程度要強于沿海―內陸、南方―北方方向空間極化程度。空間極化程度從2008年的0.136 8開始下降至2009年最低點0.081 5，而后逐步上升到2012年的0.158 2。從沿海―內陸方向來看，空間極化強弱變動趨勢也呈現V型變動，2008年中國民營經濟在沿海―內陸方向上出現了最大空間極化現象，KZ指數達到0.086 3，之后2009年下降到最小值0.014 0，隨后，連續三年呈現上升趨勢，直至2012年的0.084 7。在此方向上空間極化強度要大于南方―北方方向。在南方―北方方向上空間極化現象不明顯，發展呈現上下波動趨勢，2011年達到最大空間極化值0.011 8，但從考察期總體來看，中國民營經濟空間極化程度有加強趨勢，2012年集聚強度是2008年的6.6倍。從中國民營經濟空間極化總體趨勢來看，在經歷了初期較大空間極化程度后，中期有所下降，近期空間極化集聚程度出現上升態勢。東―中―西部方向空間極化程度最為強烈，其次是沿海―內陸方向，而南方―北方方向空間極化程度較弱。

五、結論

本文選取了金融危機后（2008―2012年）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每年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數據，首先，采用GIS可視化分析工具分析了2013年中國民營經濟空間分布現狀，然后，統計描述了中國民營經濟近年來發展態勢并測度了不同區域民營經濟發展分布情況，進而，利用基尼系數和Theil指數分別測算了中國民營經濟空間差異程度，并使用Theil指數分解測定了區域間、區域內差異及三大區域內部差異，在此基礎上，本文構造了ER指數、Wolfson指數、TW指數分別測度中國民營經濟極化程度，用KZ指數分析了中國民營經濟極化方向問題。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1）中國民營經濟在金融危機后實現了快速發展，總收入和企業數量逐年提高，但是，從GIS空間分布圖來看，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存在空間非均衡的狀態，其中，東部民營經濟發展具有絕對優勢，中部次之，西部最弱。（2）中國民營經濟整體空間差異（基尼系數和Theil指數）較小，近年來，空間差異呈現V型變動趨勢。（3）從Theil指數分解可知，中國民營經濟區域內大于區域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其中，區域內差異是造成中國民營經濟空間差異的主要因素，貢獻率平均為90.22%。（4）從東、中、西三大區域內部差異來看，西部地區民營經濟內部差異最大，高于中部和東部地區；中部和東部地區民營經濟內部差異分別呈現倒U型和W型變動趨勢。（5）對極化指數測度可得，中國民營經濟極化指數均呈現類似U型變化趨勢，其中，TW指數值最大，波動較小，ER指數波動較大，Wolfson指數近年有下降趨勢。（6）通過對中國民營經濟空間極化方向分析表明，區域內極化要大于區域間極化，在東中西部方向極化程度要強于沿海―內陸、南方―北方空間極化程度，在考察初期，極化程度較為強烈，中期有所下降，近期空間極化程度有加強趨勢。

注釋：

①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在上規模民營企業調研的基礎上，以營業收入總額為參考指標的排序結果。

②本文研究31個省、市、自治區以及直轄市數據。

③全國工商聯每年的當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數據，實際是依據前一年數據得來，因此，本文采用的年份數據，表示年度實際數據。

④沿海―內陸（沿海地區包括：京、津、冀、遼、魯、蘇、滬、浙、閩、粵、桂和瓊等省市區，其余省市區為內陸地區）。南方―北方（以長江流域為分界線把我國劃分為南方、北方地區，其中南方包括滬、蘇、浙、徽、贛、閩、鄂、湘、粵、桂、瓊、渝、川、貴、云等省市區，其余省市區為北方地區）。

⑤本文基于KZ指數提出空間極化判定標準：如果KZ0.5，則極化程度微弱，可視為無極化現象；如果0.5≤KZ1，則極化程度小，極化現象不明顯；如果1≤KZ5，則極化程度中等，極化現象明顯；如果5≤KZ10，則極化程度大，極化現象顯著；如果10≤KZ，則極化程度劇烈，極化現象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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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計劃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字：京津冀；產業協作；存在問題；解決思路

自2009年以來，全球經濟逐步渡過金融危機的恐慌進入后危機時代。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每次危機幾乎都可能帶來一次經濟結構和產業分工的重新"洗牌"，形成新的產業、區域興起的歷史契機。面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我們既面臨發展的機遇，也面臨著殘酷的競爭。京津冀區域產業發展問題，是加快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步驟，也是繼長三角、珠三角兩大經濟圈發展、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重要舉措。然而，面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京津冀地區產業發展受到嚴峻挑戰。如何更好更快地實施京津冀區域一體化，是我國區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2011年出臺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打造首都經濟圈"，相關戰略延續了京津冀區域統籌協調發展的理念與思路。近年來，京津冀地區經濟合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直未能形成優勢互補、協同合作的有機整體。 一、京津冀區域產業合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障礙

1.缺乏統一產業發展規劃，區域內協作機制建立緩慢，協調意識薄弱

首先，多年以來京津冀三地由于現行行政區劃阻隔，財政、金融、投資體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礙，合作觀念缺乏，導致京津冀區域內政府和企業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在動力不足，產業規劃缺乏協調，三地在產業政策上均追求大而全，定位雷同。盡管近年來隨著天津"北方經濟中心"地位的確立和北京城市功能的轉換，京津冀長期以來存在產業結構趨同、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等現象引起了廣泛的重視，但還并未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即使在"十一五"規劃中，京津冀各地的產業規劃仍然大多是面面俱到，很少考慮其他城市的產業發展態勢，缺乏經濟圈整體區域發展合作的理念和合力。三方對如何共同爭取國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如何在國際國內的經濟活動中樹立區域形象等重大問題專注度不夠，共榮共贏、統籌規劃的整體合作理念尚未形成。其次，北京、天津作為首都、直轄市，政治色彩嚴重，國有企業所占比重較大，造成要素流動性差，而多數民營企業規模還比較小。這種客觀現實一方面決定了企業包袱重，調整難度大，活力不足，有跨地區擴張欲望和輻射能力的企業比較少，另一方面政府對企業控制能力強、行政干預多，企業進行跨地區生產要素流動受到制約，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作用并不充分。再次，盡管京津冀進行了雙邊互訪和多邊協商，但一直未能建立起一套正式的協調機制，未能就區域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及生態環境治理等關鍵性戰略性合作問題達成共識。

2.京津冀三地發展承力不均，資源流動不足，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不協調

（1）城市承載力，資源環境方面

人口膨脹、交通擁擠、資源緊張、生態安全威脅等一系列"大城市綜合癥"，已成為阻礙北京天津可持續發展的突出問題。北京：水資源短缺、水污染、干旱、土壤沙塵污染等自然環境問題；人口、交通、住房人文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建國以來，北京市區人口增長了將近4倍，并且仍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如果保持目前的人口增長速度，2020年北京市人口將達到2100萬人以上，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與既有城市承載力的矛盾日益尖銳。另外能源、資源匱乏，98%的能源靠外地供應，成為北京發展可持續經濟的制約。天津：環境問題，城市承載力問題日益嚴峻，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重化工業加速集聚，能源消耗量大。河北：工業結構偏重，依然屬于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

（2）勞動力配置方面

北京和天津的勞動力素質較高，但勞動力數量的優勢比不上河北；河北的勞動力數量比較大，勞動投入冗余率為124%，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三地勞動力要素流動力差，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低。

3.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產業發展落差大，"環京津貧困帶"亟待整治

在京津冀區域的整體發展中，一方面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資源抽取導致周邊城市經濟發展緩慢，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發展又受到周邊地區的制約。盡管從經濟和技術發展程度來看，京津冀三地存在梯度差距，并進而形成了產業的梯度差距，但區域內梯度無序，城市等級結構不合理，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發展不足，缺少發揮"二傳"作用的中間層次的城市。2011年，盡管河北的GDP總量達到24228.2億元，比2010年增長11.3%，居全國第六位。但其人均GDP卻僅居全國第14位，不僅如此，在京津周邊，還有一條"環京津貧困帶"的存在，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河北省11個地級市共下轄172個縣(市、區)，有近40%的縣(市區)被列為各種貧困縣。在上述貧困縣中，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有39個，囊括272萬貧困人口。河北與京津之間的發展水平，可謂橫著一座巨大的"懸崖"。京津冀過于懸殊的社會經濟二元結構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是區域中落后和邊緣的地區沒有能力引進、吸收、消化周邊發達地區或中心城市各種必要的生產要素和先進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使發達地區所出現的產業聚集、形成的產業規模和產業鏈因為找不到適宜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沒有能力向周邊落后地區推廣和擴散，對合理的經濟梯度形成有著嚴重影響。

二、加快京津冀產業協作與升級的思路與對策

1.改革現行區域發展協調機制，提高區域合作效率

在現行制度安排下，現有的松散型京津冀區域發展協調機制只能形成原則性的"共識"，很難有效地推進經濟圈內具體領域的協調發展。因此，必須加快改革，一方面，在現有的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高層論壇基礎上，盡快成立由國務院領導、國家發改委牽頭、各行政區行政長官參加的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聯席會，專門負責研究、編制經濟圈區域發展總體規劃，統籌協調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的戰略決策。另一方面，根據影響京津冀區域發展的重大問題或突破點，就跨行政區的重大項目和具體問題的協調與合作舉行三方會談，尋找三方都能夠互利互惠的合作切入點。近期，重點加強資源、環境、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項目的合作協調工作，同時把一時難以解決的深層次問題，作為遠期協調的重點，逐步加以引導控制。

2.找準城市定位，進行產業升級與整合

隨著競爭的加劇和形勢的變化，京津冀作為又一帶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只有拋棄以往各自為政的局面，明確各城市的分工，各區域集中精力發展各自的優勢產業，合理配置資源，才能實現三地產業的錯位發展，形成城市經濟圈發展的合力。

從發展階段看，京津冀三地存在不同步性，為產業在區域范圍內的擴散、集聚與整合提供了現實基礎和根本動力。北京的經濟已與發達國家趨同，天津目前處于工業化中后期。正在邁向工業化后社會的北京，產業發展的重點是現代服務業，首都職能的要求和資源環境的約束，必然要求將重化工業和一般傳統制造業向周邊轉移和擴散；而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的天津，重化工業和高技術產業還在集聚、極化階段。河北省目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京津冀制造業的"一散一聚"，恰好為區域的產業整合提供了重要契機和發展空間。

從產業結構看，京津冀三地產業發展存在明顯的梯度差異，為區域產業合作提供了驅動力和發展空間。北京將以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生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為重點，重在提升服務業的整體發展水平，而第二產業將繼續走高端化發展道路。北京未來最具活力的產業將是總部經濟、高新技術產業、金融管理及中介服務、文化創意產業和現代物流業。天津市以發展重化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物流業為重點，未來最具活力的產業將是汽車工業、電子工業、石化工業、航空航天業、現代造船業、現代制藥業和倉儲物流業。河北省近年來重點發展"十大支柱產業"，未來最具活力的產業是鋼鐵工業、醫藥工業、石油化工、裝備制造、建材工業以及紡織工業等。

從資源稟賦來看，資源的互補性是京津冀區域經濟產業協同發展的資源基礎。北京市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人才、旅游等資源名列三地前茅；天津市的科技成果轉化以及工業制造能力資源處于三地的龍頭地位。河北省的自然資源居三地之首，河北省礦產資源豐富。

3.加大對"環京津貧困帶"扶持力度，助其與中心城市共同發展

可以說，"環京津"地帶并未享受到"大樹底下好乘涼"的區位優勢,而是飽受"大樹底下不長草"的虹吸效應制約，深陷經濟與生態雙重貧困之中。針對所涌現出的問題，我們必須盡快出臺相應的措施，改善整個貧困帶的生態環境，拉動其經濟增長。首先，加快京冀水資源補償機制的構建，根據北京市和河北省的生態、經濟、人文歷史等綜合情況，從構建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理順水資源管理的價格機制、建立水權交易的市場機制、實行流域統一管理運行機制、加強流域水資源法治體系和建立流域水資源補償協調機構等六個方面，全面建立和完善京冀水資源補償機制。其次，加大生態建設專項資金投入力度。實行"科學預算、據實結算"的投資體制，或增加專項資金投入，并確保經費及時、足額到位。再次，賦予環京津貧困帶自身的造血功能。在施行京津冀市場對接、產業的融合與轉移時，產業鏈應當延伸到周邊貧困帶，把京津的資金、技術、信息與貧困帶的自然、勞動力等資源相結合，積極探索京津冀"雙贏"或"多贏"的區域間協作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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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計劃經濟研究范文

【論文關鍵詞】京津冀；空間經濟學；一體化

一、研究現狀

一般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最早是從國際關稅同盟的角度提出的，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手段、貿易條款等進而轉向生產領域的聯合。國內有關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在過去更多的是介紹國外的有關理論，近些年才逐漸將視角轉移到國內。如張佑林（2000）認為所謂一體化，其含義可概括為：在一定區域內，通過統一基本方略、統一規劃布局、統一發展政策、進行資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調節機制，健全有效的激勵約束制度。宋巨盛（2001）認為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按照區域經濟發展總體目標，充分發揮地區優勢，通過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區域內優化配置生產要素，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以提高區域經濟總體效益的動態過程。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包括產業發展一體化、生產要素市場一體化和區域城市發展一體化三個方面。從空間經濟學角度研究京津冀地區經濟，也逐漸進入了人們的視角。

二、研究意義

本研究通過空間經濟學視角研究京津冀地區經濟差異，合理地解釋該差距在一定時期合理差距的可能性與合理性。遵循產業集聚、產業擴散的一般理論，探索京津冀實現一體化、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三、實證研究

根據空間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由于在實際的經濟現象中，經濟空間彼此之間存在距離，因此無論如何縮小貿易成本，經濟差異不可避免。這種差異體現在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資源稟賦等各方面。京津冀目前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根據各省市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北京人均GDP達11630.23美元，天津為10595.03美元，河北為4161.17美元。凸顯了京津的強大經濟實力。北京第三產業達到70%以上，第一產業僅僅占到10%；天津第二產業優勢明顯；河北第三產業比重較小，第一、二產業比重均較大。而這種產業結構又是就業結構的表現。隨著中國大規模城市化的推進，會有更多的農業人口轉入城市。加上目前農業機械的迅速發展，農業機械化程度步步加強，也會產生更多的剩余勞動力。而在京津冀地區，農民工鄉土情結嚴重，會首選本區域城市。北京、天津這樣的城市經濟總量巨大，產業門類齊全，就業信息和就業機制相對更加靈活。無形之中會縮小工人、農民的信息搜尋成本。根據空間經濟學，由于這兩個首位城市產品種類多，同樣的工資水平會有更多的消費選擇，增加了消費福利，相對地就減小了消費價格指數。此即反映了成本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同樣由于京津冀產業門類多，工資水平高，會吸引更多的產業工人，而且京津大量的外國駐華機構及旅游資源也會吸引更廣泛的人群，會帶動其更多的消費，反過來促動企業更大規模地進行生產，此即形成需求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然而產業和企業的過度聚集也會增大企業之間更激烈的競爭，甚至會形成互相攻訐、惡性競爭市場份額的極端情況。果如此，企業就有離開和分散的動力。但是只有競爭的成本（比如因為工資上升、產品降價造成超額利潤下降）大于集聚獲得的收益時，這種擴散現象才會實實在在地發生。

目前，北京和天津任然表現出較強的吸引力，而隨著天津濱海新區的投產，這種吸引力還會有繼續加強的趨勢。盡管京津冀存在較強的行政干預，阻礙一體化的發展，但北京和天津仍然顯示了其黑洞效應。在國家戰略層面，對濱海新區投入了千億元以上的資金，對北京的城市改造、基礎設施建設也投入了不少資本。最直觀的結果就是這兩個城市的經濟總量快速提高，且近幾年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市內的交通、娛樂設施、公共生活基礎設施、甚至生活用水等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就是說投入到這兩個城市的資金都發揮了效益，而且是帶動了全方位的社會進步。反觀河北，唐山依托其強大的制造業有較強的集聚人口、產業的功能，承德依托其旅游資源、石家莊發揮其交通樞紐功能有一定集聚力外，其它地區戰績平平。綜合來看河北規模以上工業的經濟數據，2011年，1到12月份，企業單位數是15994個，主營業務收入為31738.6億元，利潤總額1594億元，虧損企業1980個。月均增長值為10%左右，而天津1到12月份達到月均20%以上，北京也大概處于20%的水平。這從側面反映了區域經濟的自我放大效應。京津經濟體規模巨大，人均水平高，集聚力量強大，市場放大效應也強于同時期的河北。

為了從經濟中獲益，人們不惜住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也要想法在北京謀得一份工作。盡管交通擁擠不堪，人們還是欣然往之。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有數百萬工人移民到經濟機會集中的沿海地區，北京和天津更是吸引了為數不少的地區工人。但是，有關政府部門要動態地關注這三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程度及其結構，并制定相應的政策。以便使三省市在產業發展方面不至于過度地極端。因為極端就會很脆弱，經濟體系抗風險能力不強。只要市場預期有稍微的波動，就可能會發生突發性聚集。會對經濟造成劇烈的震蕩。美國的鋼鐵城匹茲堡就曾因為鋼鐵生產在經濟中占到80%以上，而在二戰后當美國進行產業升級，發展高新技術、服務業和金融業進一步興起時，匹茲堡不僅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反而因循守舊。成為一時間美國經濟的棄兒。接著就是經濟近乎崩潰。同樣經濟行為過度分散化，也會產生平均主義的落后思想，形成對經濟發展的無形桎梏。中國在20世紀50到70年代就實行國民經濟大而公的政策。實行區域經濟均衡化發展的政策，導致了失去的二十年。回到京津冀，以目前的發展水平，雖然在全國處于前列。但是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不足之處還有很多。依世界城市化規律、空間經濟學原理，當經濟發展到相當水平的時候，可以改變以往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實行均衡發展戰略。具體而言，就是在存在較大經濟差異的情況下（由非均衡發展戰略積累而成），實施均衡戰略，但要注意不要陷入平均主義的泥淖。

至于具體的產業調整方面，北京借助其得天獨厚的政治地位，加上其歷史、文化的淵源，可大力發展包括旅游、金融、餐飲、高科技等第三產業。適當加強對第一產業的培育，畢竟第一產業是基礎。天津則可承接北京的部分汽車業務、大力發展港口、物流、輕工業；特別是中間產品，一方面供應北京、一方面出口。河北可繼續發展重化工業，重視第一產業的完善，除滿足自身需求外，還可加強與北京、天津的商貿往來。

四、借鑒東京經驗發展京津冀

城市發展，交通順暢至關重要，注重方便、快捷的交通網絡體系建設，是確保都市圈產業聯動與一體化發展的前提和支撐。東京都市圈在每一次規劃中，都根據發展需要制定了相應的區域內交通規劃，遵循“優先公共交通”原則，使公共交通發揮最大作用。東京的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在資金上還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如日本地鐵建設采用補助金制度，對于市郊鐵路，由國家和地方政府負擔36%的補貼，而對單軌等新交通方式，國家的補貼達2/3。

東京都市圈發展取得了以下兩點重要經驗：1.東京的工業結構演化模式。按照都市圈發展規律，需要有較大的經濟中心城市驅動并成為都市圈的核心，東京包括土地在內的各種自然資源十分有限，所以東京在發展中，運用了不同于歐美國家城市發展過程中低密度、粗放式的擴張模式，采用了以便利、完善的基礎設施為基礎，以集約化產業鏈為格局的發展模式，形成疏密相間、適度集中的都市圈。東京的工業進程經歷了初級工業化、重化工業化、高加工化和知識技術高度密集化階段，走過了一個逐步高度化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發展道路。2.東京的經驗。首先，在工業結構高級化過程中，經濟結構呈現出高技術化趨勢。其次，都市型工業是能夠廣泛吸收就業、為滿足現代城市功能服務的行業，這些行業一般具有勞動密集，花色品種變化快，耗水少、污染低，占地少的特點，從東京工業結構演化來看，都市型工業在整個過程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直位于主導行業之列。第三，制定合理產業政策，推動產業鏈形成，有助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在東京都市圈形成過程中，日本政府積極、適時、主動地實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從而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第四，充分重視與構筑合理產業鏈，以優化的城市職能分工促進區域共同發展。

另外，在政策方面，政府沒有足夠的影響力以使社會預期向著政府意愿的方向發展。在這方面，政府是大有可為。一方面充分發揮示范效應。通過幾次典型的許諾，并認真兌現許諾，讓社會充分信任政府的政策。其次，政府根據長遠的經濟發展規律，制定各時期的具體政策，并設計合理的激勵機制引導社會預期。在這兩點之后，政府就可以相對自由地讓社會經濟活動理性地在空間進行分配。不管是在非均衡發展時期還是在均衡發展時期，都能實現經濟效率的優化。

五、地區經濟政策探討

在農村地區，政府可以保持中立，并在某些地方為可能發生的城市化建立制度基礎。良好的土地政策至關重要，為所有人提供基本服務的政策同樣如此。在城市化迅速發展的地區，除制度以外，政府還必須保證連接性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擴大不斷增長的經濟密度所帶來利益的受惠范圍。這一點可以借鑒中國重慶直轄以來的建設經驗。這些想法可以在河北廣大的腹地加以貫徹實施。

在北京和天津發達的地區，除制度和基礎設施外，有必要采取針對性干預措施來解決貧民窟問題。但是，如果土地和基本服務等方面的制度效率不高，交通基礎設施缺位，這些干預措施將不會奏效。由于貧困人口很可能遷離貧窮地區，所以落后地區常常并不一定是貧苦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政府如何通過政策組合來促進京津冀地區的一體化，同時減少所有地區的貧困才是最后目標。落后地區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與發展較好的地區經濟距較遠。但除此之外，不同地區的經濟地理并不相同。在人煙稀少的地區興建昂貴的基礎設施，或者鼓勵公司向這些地方搬遷，意義不大。而將基本服務推廣到各個地方——即使到達這些貧困地區的成本較高——則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鼓勵人們移民在一體化政策中應處于優先地位，保證土地市場更好運作和提供安全以及提供學校、街道和衛生設施服務的制度也非常重要。將經濟一體化原則付諸實踐，不僅要求識別最有利于實現經濟區域的集聚和不同地區生活水平趨同的市場力量和政府政策，而且也必須認識到市場力量的作用因經濟地理的不同而有強弱之別。世界發展報告曾經研究過此類現象。本研究將空間在政策中的潛流地位提升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從而凸顯了地理因素對經濟機會的影響與作用。

第5篇：計劃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空間 機制 對策 對策

區域內任何社會經濟客體的空間活動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都會形成一種空間態勢。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區域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間結構特征，發展階段大致接近的不同區域具有大致相似的空間結構特征。浙江省地處東部沿海地區，是我國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地區之一，要保持區域空間競爭力，必須了解其空間演化機制。

浙江省空間結構演化機制分析

（一） 模型建立與指標選擇

外部因素：包括全球化機制的影響。區域處于全球化大環境下，世界經濟發展和格局對區域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各個次區域的對外開放程度是影響區域空間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FDI）來量化這個影響因素。

區域內部因素：主要包括區域資源條件、經濟發展水平、生產力水平、產業結構、社會發展現狀、交通通達性、通訊便捷度、區域發展政策、區域環境因素等。由于浙江經濟處于工業化后期，資源分布情況對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影響削弱，暫不把該因素放入模型。

空間相互作用力：杭州市對周圍地區有很強的輻射作用，杭州周邊的地區經濟增長迅速，因此，本文選用各縣域離開杭州的距離（DISTOHZ）來反映杭州對其的影響。另一方面浙江省處于長三角經濟圈，受上海的輻射作用，因此，本文選用各縣域離開上海的距離（DISTOSH）作為指標之一。

計算公式如式（1）下，以2000～2011年經濟增長將各縣域的人均GDP平均增長率作為因變量，表示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與其他影響因素之間進行回歸分析。

Y=c+ψX+ui （1）

Y為各個縣域GDP值，X為影響因素，ui為隨機擾動項。由于其他影響因素都采用總量指標，因此這里選用各個縣域的GDP來反映地區經濟的發展程度。為消除各指標量綱不同對相關系數數值的影響，本文進行了極差標準化處理。

（二）實證分析

表1、表2中的結果可以表示成以下兩個公式：

2000年浙江省縣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機制影響因子：

Y=0.23X1+0.25X2+0.03X3+0.43X4

（1.58） （3.22） （0.36） （2.59）

+0.51X5-0.13X6+0.02X7+0.04X8-0.17X9

（5.02） （-0.81） （0.23） （0.53） （-2.15）

+0.05

（0.34）

R2=0.797 F-statistic=31.9 （2）

2000年浙江省縣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機制影響因子：

Y=0.35X1+1.91X2-1.89X3+0.15X4

（2.33） （1.77） （-1.74） （1.37）

+0.65X5-0.02X6+0.01X7+0.17X8-0.21X9

（6.98） （-0.13） （0.08） （1.69） （-2.44）

+0.08

（0.82）

R2=0.797 F-statistic=25.7 （3）

X1=FDI，表示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X2= SECONDARY，表示第二產業產值與GDP的比值。

X3= TERTIARY，表示第三產業產值與GDP的比值。

X4=SCALE，表示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

X5= CONSUMPTION，表示人均消費水平，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年末總人口數的比值。

X6= ROAD，表示各個縣域境內的公路里程數。

X7= EMPLOY，表示地區勞動力從業情況，為社會單位從業人員數與年末總人口的比值。

X8= DISTOHZ，表示各個縣域離開杭州市區的距離。計算方法為：運用ARCGIS軟件計算出各個縣域的幾何中心，然后用ARCGIS自帶的距離計算功能計算出各個縣域幾何中心距離杭州市區幾何中心的距離，來近似的估計各個縣域離開杭州市區的距離。

X9=DISTOSH，表示各個縣域離開上海市的距離。計算方法離開杭州的距離類似。查表得到F0.05（9，59）=2.0429。上述兩方程中的F統計量都遠遠大于這個值，兩個方程都通過檢驗，存在回歸關系。在雙邊檢驗中，a=0.20時，t（69）=1.29。

在2000年方程中，通過T檢驗的指標有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規模以上工業產值、人均消費力水平、各個縣域離開上海的距離。在2011年方程中，通過T檢驗的指標包括：有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第二產業所占比重、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規模以上工業產值、人均消費力水平、各個縣域離開杭州的距離、各個縣域離開上海的距離。而境內公里里程、勞動力從業情況都沒有通過檢驗，因此本文認為這兩個要素對浙江省經濟格局的形成影響不顯著。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和各個縣域離開杭州的距離在2000年方程中沒有通過檢驗，在2011年方程中都通過了檢驗，且回歸系數為負。

進一步分析通過T檢驗的指標，發現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規模以上工業產值、人均消費力水平回歸系數為正。回歸系數分別為0.23、0.25、0.43、0.51；0.35、1.91、0.15、0.65。 各個縣域離開上海的距離回歸系數為負，分別為：-0.17、-0.21。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在2011年方程中顯著，但回歸系數符號為正，不符合預期。根據工業化發展的規律，隨著經濟的增長第三產業的比重應該增加。在2000年方程中，該指標回歸系數為正，但沒有通過檢驗，在2011年方程中，回歸系數為負。我們認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應當與該縣域到杭州的距離成負相關關系。從兩個方程看，回歸系數都為正，分別為0.04、0.17，且后者通過T檢驗。

杭州的增長極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浙江省三個明顯的增長極是：杭州、寧波和溫州。三個增長極在地域分布上相距較遠，尤其是溫州，處于浙江省東南沿海地區；輻射范圍和輻射力度大小各不相同。浙江省經濟空間結構不是單核發展，而是多核發展的形式，以三個增長極為中心，同時向外輻射，共同拉動浙江省經濟的發展，對浙江省經濟空間格局的演化有直觀重要的作用。而浙江西南地區由于缺乏增長極，經濟發揮缺乏動力。

浙江省經濟空間格局演化機制

區域空間協作機制。浙江省經濟發展圍繞著浙北核心城市進行集聚與擴散運動。區域均衡發展是相對的，而不均衡發展是絕對的。浙江省空間演變過程就是圍繞增長核心在浙江北部地區集聚、擴散的結果。杭州、寧波等中心城市產生了明顯的集聚效應，具有更多的就業機會，經濟擴散效應明顯。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規模和綜合競爭力均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 2011年，人均GDP超過均值的1.5倍的城市僅5個，其中3個在浙北地區，另外2個在東部沿海地區。

產業發展差異。浙江省目前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工業化程度高，第二產業的發展，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對經濟發展有較強的帶動作用。由于規模效應的存在，產業集群通過前向聯系和后相聯系吸引更多的產業集聚，進而引起區域經濟結構的演變。由于浙西地區產業分散，產業規模小，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小，占GDP份額低。產業集聚、規模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浙江北部和東部地區經濟的更快發展，產業規模小、分布分散是浙西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限制因素。

全球化動力。重組原有的空間結構是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調整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也是提高競爭力的有效手段。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三要素中，資本流動性是影響經濟空間演化的主導力量。浙江地區作為我國開放政策實施的核心地帶，外資的流向成為其經濟空間集聚和擴散的重要機制之一。

地理區位條件。浙北是長江三角洲的重要組成部分，地處東部沿海，臨近長三角經濟圈的中心—上海，與上海等大城市聯系緊密，擁有長三角經濟圈的副中心城市—杭州，嘉興、紹興、舟山、杭州、寧波、湖州六個地級市基本上都處于上海2小時輻射圈內，交通發達，能有效接收上海和杭州的輻射。

對策與建議

深入發展塊狀經濟，加強區域經濟合作與交流。區域塊狀經濟是浙江經濟發展的特色和優勢。浙江省一直堅持圈層發展的路線，貫徹了從“點”到“面”，從“線”到“軸”的分塊發展模式。這種規劃模式對浙江省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加快杭州、寧波、溫州為中心的三個經濟帶的發展，強化戰略地位；重點發展寧海、三門、諸暨和浦江等4縣市的縣域經濟以及臺州市域經濟，有助于消除經濟帶之間的“斷裂”現象，實現浙江省三大經濟帶的融合，從而協調區域內各城鎮空間布局、資源利用、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工作的開展。

培養第四增長極，平衡經濟空間結構。金華、衢州、麗水三座中心城市經濟基礎薄弱，其中衢州和麗水，2009年人均GDP為全省最低。金衢麗地區各種自然資源相對充裕，土地、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發展基數相對較小，同樣的投入可獲得更高的發展速度。發展金衢麗地區的重要途徑是在該地區發展新的增長極，實現區域聯動效應，拉動整個地區經濟的崛起。

發展沿線經濟，引導“點軸”系統的形成與發展 。滬杭甬高速推動了環杭州灣經濟帶要素的流動和資源的整合，從點到面，從軸到帶，促進了環杭州灣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周邊地區產生強大的擴散作用。沿海交通干線、浙贛、金溫鐵路、杭金衢高速等交通干線是連接浙江三大經濟帶經濟的樞紐。為配合交通網絡布局，發揮交通網絡的“載體”作用，應在交通干線沿線大力發展經濟。

大力發展海洋經濟，促進沿海地區經濟聯動。全面實施舟山群島綜合開發，支持舟山先行先試，創新體制機制，用足用好國家賦予的政策，加快建設國際物流島。打造“三位一體”港航物流服務體系。圍繞港航強省建設，加快構建港口大宗商品交易平臺、集疏運網絡和金融信息支撐體系。進一步深化寧波—舟山港一體化，加快港口開發建設，拓展航運通道，推進海河聯動、海鐵聯運，發展港口聯盟，完善港口集疏運基礎設施，加快建成集散并重的綜合性國際樞紐港。

參考文獻：

1.藤田昌久，保羅·克魯格曼等著，梁琦譯.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第6篇：計劃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情景化 民族化 意義化 趨勢

1 引言

在人類進入21世紀體驗經濟時代下，消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消費已經從提供標準化的服務向提供定制化的服務轉變，人們對個性化表達自我的產品越來越期待。個性化或個人特有的生活風格的突出時代已經到來，產品需求的變化預示著情景化設計時代到來。

2 產品設計趨勢發展

需求的變化預示著設計時代的變化。伴隨著物質產品的日益豐富，科技高度發達，產品設計亦從早期的理性設計時期，經歷了感性設計時期、體驗設計時期，過渡到今天我們所提倡的高概念設計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消費者除了關心產品的有用性、易用性之外，還會關注產品與人的情感價值，產品與環境的和諧關系。由此情景化設計理念應運而生。

3 情景化設計

情景化設計，包含情化設計和景化設計。主體是情化，關注產品與人的情感關系。客體是景化，關注的是產品與環境的和諧關系。第一是觸景生情，情化因景化而生；第二是情景交融，景化因情化而入，最終是要達到互溶的境界。

人們對個性化自我化的生活風格、品位的強調和突出，提出“將你的生活環境個性化”。當今生活的事實是當我們在電腦面前工作的時間越長的時候，手邊的咖啡杯的設計就越顯得重要。情景化設計使人們和產品的交互性達到更高層面，將促使非物質化消費在精神層面上日臻成熟和完善，促使人、物、環境三者之間信息交流和信息反饋達到更加和諧的狀態。

4 情景化設計趨勢

趨勢的本意是指事物發展的動向。設計趨勢的研究就是為了給產品設計的未來發展指出明晰的方向。在當下，設計者的作用不僅僅是創造新產品，來服務于一個非物質文明，而是要維持一個絕對和諧的可靠環境。一方面人與產品的情感關系是與自身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等息息相關，只有適合民族特性的產品才能在勾起消費者內心深處的精神情感回歸；另一方面在非物質文化社會，人們對產品的需求不再是有用和好用，更希望具有擁有之外的意義。正如雅各布?尼德曼所說：“我們生來就是為了探尋生命的意義，而不是為了享樂。只有找到生命的意義，我們才能體會到真正的快樂”。產品是人與環境相互關系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媒介，產品所傳達和表述的意義就是人對自身意義的外在表現理解。意義、目的、更深的生活體驗才是當今的主體。由此可見民族化特征和意義化特征是情景化設計的兩大重要發展趨勢。

4.1民族化特征趨勢

民族化特征即National Characteristics指一個民族的民族特點，即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生活方式、以及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與其他民族的不同點。它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生活條件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化。

民族化特征表現在六個方面：共同的歷史淵源、共同的生產方式、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風俗習慣、共同的心理認可。

民族化特征趨勢是指在產品的情景化設計中表現為經典符號化、習俗化、歷史文脈化三大主要方面。（1）經典符號化是以傳統文案、紋樣為基礎演變為適應現代審美的象征符號。在現代家具設計中，常常借鑒古典家具中的經典符號來演繹新的時尚家具；（2）習俗化常常從研究人的習慣、生活方式等來發現人類最自然的產品使用方式，以便更加的切入到人類最為淳樸的原始情感中。例如IPHONE、IPAD最先推出來的以手指翻頁的操作方式，符合了人類長期以來養成的閱讀翻書習慣，一經推出就立馬獲得了消費者的情感認同，取得了不菲的商業價值；（3）文脈一詞，最早源于語言學范疇。它是一個在特定的空間發展起來的歷史范疇，其上延下伸包含著極其廣泛的內容。從狹義上解釋即“一種文化的脈絡”。產品的歷史文脈化就是指在產品設計中能尋找到歷史淵源、使用族群的共通心里認同，重點體現在產品的人文精神。

以韓國產品特征為例。韓國人表現得很強悍，其實強悍外表底下是溫柔與情感洋溢。在設計上的表現是在設計的同時注入民族服飾柔和的線條及蘊含情感的濃烈色彩。因此韓國的設計非常強調“線條柔”和“情感烈”。“線條柔”在產品設計上常常表現為曲線線形特征；“情感烈”在產品設計上常常體現為表達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的特征或表達本民族風格的特征。以粉紅的色彩和可愛的造型潛移默化的表達該類產品的特征。我們所熟悉的韓國文具設計其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圓滾滾的電風扇、喊救命的水塞、繞來繞去的讀書燈、隱身化的書托等等。

4.2意義化特征趨勢

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學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認為：高度發達的世界運行規律變化十分微小，人們的價值觀正從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逐漸轉變。同樣，商業周期也經歷了數量革命、質量革命、廉價革命，當今已進入意義、目的等更加深遠的生活體驗革命。

體驗經濟時代，人們以追求“希望擁有”的產品為自己的述求，產品也越來越表達消費者的情感和品質。從能用的、可以用的到有用的、易用的和想擁有的產品，在當下，人們要的是擁有之外的意義，產品的含義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意味深遠的特征將是未來產品的重要發展趨勢。

意義的本意是指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產品的意義化特征趨勢在產品的情景化設計中表現為情趣化、象征性、語意化等三大主要方面。（1）情趣化以個人的性情和志趣為中心，通過產品表達個人獨特的風格。因而色彩情感豐富的產品常常受歡迎。與以往注重物質性的實體產品相比較，人們越來越親睞具有含義性的產品；（2）瑞士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醫師、分析心理學的創立者榮格先生在研究人類心靈時發現：每個時代、每個民族都有無數的象征符號，這是人類心靈的需求。產品的象征性就是借用這些象征符號來契合用戶無法用言語述說的內心情感，從而獲得消費者的價值認可。（3）語意的原意是指語言的含義。產品的語意化是指產品所包含的含義。一方面通過造型語言的明示傳達體現產品的主要功能和操作使用方式；另一方面表現為產品精神內涵，在更深的層面上與人的高層次的精神需求產生共鳴。

正如創立于1921年的意大利阿萊西公司，它并不是單純的某類產品的制造商，也不是單純的一個專注于某一產品領域的設計工廠。現任的公司總裁阿爾貝托?阿萊西從1970年來一直掌管公司，就從沒有承認過公司是一個廚房桌面產品的制造商。他理解的阿萊西是一個研究和應用藝術的實驗室。有著濃烈色彩的意大利風格，其設計也和意大利人民一樣：具有浪漫的生命意義追求，多情而浪漫、喜好而追求新奇、刺激而激進與高品位。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用品只是我們生活中的微小部分，注意力從來都沒有放在這些微乎其微的產品身上，但當你在擺設自己的家居或走動時，就會不知不覺地使用這些家居用品，而這些家居用品卻能使我們在做家務時，把事情變得更輕松簡單、更加饒富趣味，使我們覺得做起家事來更具有鮮明的個性風格。以這種注重生活創意的態度而聞名于世的阿萊西公司，設計出顛覆傳統家庭用品的許許多多產品，每一件精心設計產品的背后，都包含了阿萊西充滿幽默的戲虐趣味與詩意的感性體驗。（如圖一）

透過此現象，阿萊西帶給了我們目前生活中最有價值的東西：生活――真實而感性的生活。設計給人類帶來的幸福還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讓人們在購買、使用和擁有產品時能夠覺得有意味；另一方面是要讓人感受到某種含義（象征意義、啟發意義等）。只要我們創造了屬于自己的生活記憶，也一樣的可以打動他人。正是這種情感的共鳴和情感的同感，為我們的產品注入了如人類般多情的特質，也使產品的表達更加具有深刻的含義――意味深遠。

來自法國的著名設計師菲利浦?斯塔克在阿萊西看來是他設計理念的最好執行與傳達者，幫助阿萊西實現了產品的多種夢想。菲利浦?斯塔克亦是阿萊西的重要設計師之一，他為阿萊西設計的產品，表現得十分簡潔、務實而客觀，但卻又不乏生氣，因為他的善于聯想，把一些人們覺得很熟悉、很親切的造型以意想不到的方法引入到實體產品中去，讓人不自覺地跟著設計師的情緒和感情走（如圖二）。因而產品的表現越來越意味深遠，就更加值得消費者去慢慢的品嘗和發現。

總之，人類對幸福感的追求已經從喻悅的生活、有益的生活過渡到有意義的生活。對意義探索的產品設計一定是這個時代的重要特質。

第7篇：計劃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校園；水景設計；造景

中圖分類號：S61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Abstract: in the campus environment, waterscape design planning symbolizing the school environment of feeling and spiritual, mostly in the campus can see water scene.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d the water scene in the USES of campus environment,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water landscape orientation and the theme of the water landscape design, and finally briefly tal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ter and animals and plants.

Key words: the campus; Waterscape design; landscape

水來自于大自然，帶來動的喧囂，靜的和平，還有韻致無窮的倒影。水是風景設計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學校是傳授知識、傳承文明的重要陣地，而一個學校缺少水景，就會缺少靈性。因此，水景觀設計也就成為學校環境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水景在校園環境建設中同樣表現為噴水、跌水、流水、池水等。

一、水景在校園環境中的用途

水景建設能夠改善環境，調節周邊小氣候，控制噪聲；提供觀賞性水生動植物的生長條件，為生物多樣性創造必需環境；匯集、排泄天然雨水；防護、隔離水面，創造園林迂回曲折的線路，隔岸相視，可望而不可即；在水景建設的過程中，以開挖水面的土方堆疊地形，減少土方運量。學校環境中的水景除了具備一般學校景觀的功能外，還具有以下幾個特點。①觀賞性。如噴泉、瀑布、池塘等，都以水體為題材，與周圍的環境建設相映生輝，成為學校環境的重要構成要素，以供學校師生欣賞之用。②大面積的水景建設可以改善學校環境，調節校園內的小氣候，減弱校外的噪聲。③提供休閑娛樂活動場所或安靜的學習場所。學校通常以校園水體為中心，結合周圍的環境建設形成重要的校園景觀，如曲折蜿蜒的水上汀步、寬闊的親水挑臺、隨風搖曳的荷花等，為學校師生提供了優雅宜人的休閑場所。另外，學校水景的周圍多是楊柳依依的靜謐之所，周圍多設有休閑坐椅等，如果喜歡早上晨讀的話，人工湖周圍是個不錯的選擇。

二、水景觀的主題定位與臨水景觀的設計

校園內部水景觀的設計要根據具體要求進行文化主題定位，以展現學校教育一如清源活水，長流不息。

1、水景觀的主題定位

下面介紹常見的三種主題：（1）清源活水。“清源活水”又稱“源頭活水”，宋朝朱熹在《觀書有感》中道：“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學校是學生接受教育的場所，是對學生進行教育的本源、根基，是學生全面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此景觀與水文化的睿智相結合，體現了學校重視每個學生的個性發展的辦學理念。臨水建設鏤空文化墻，展現休閑的一面。放置大型文化石，上面用紅色楷書鐫刻“清源活水”四個大字，來展現學校教育是學生智慧的源頭活水。可在水池里飼養小紅魚等觀賞魚類，種上睡蓮、浮萍、菖蒲、水蠟燭、紙莎草、黃花鳶尾等植物，形成和諧的水景家園。池子周邊原有的天然石保持不變，放置不銹鋼文化標志牌。水中遍植荷花，因荷得名，意指夏日池中荷葉田田，微風撲面，清香遠送，是賞荷的佳處。或是在標志牌上書寫頌蓮的著名詩句，“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楊萬里”，“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李白”。（2）水天湖。中國園林素有“有山皆是園，無水不成景”之說，可見水景在環境規劃中的重要性。人工湖能給予環境以生氣，可以軟化環境，增添親切感，賦予空間靈氣。自然狀態湖泊和小的人工池塘，無論大小，其中的水體都能給予環境以生氣，相對于體型巨大的建筑，它可以軟化環境，增添親切感。無論動態和靜態，水都能賦予空間靈氣。以寧靜之水反射周圍建筑，讓建筑的倒影呈現美感。設置植物名片、指示牌。植物名片融綠化、文化于一體，采用石類作為主要材質，以雕刻的形式將植物屬性、關于植物的詩詞等內容書寫其上，如“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柳葉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等。指示牌采用木材作為主要材質，上面漆繪湖名、路名以及關于愛護環境、德育教育的提示語與名言警句，如“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等。（3）韻澤湖。“韻”，有風度、情趣，聲音和諧之義。“澤”取潤澤之義。“韻澤”寓意學校是“和諧之苑”，學生在老師辛勤潤澤之下，能夠成為有情趣、有韻味、有成就的人才。路邊的樹，建議種植法桐或者垂柳中的一種，以便形成統一性。其中放置有設計性、美觀的坐椅，供學校師生休息之用。樹的周圍應設計花壇或是綠化帶，種植矮小的灌木類植物或者三葉草。湖邊設置一米左右的石欄，石欄上可以雕刻圖案，如花卉類、十二生肖、各種中國傳統的吉祥物等。石欄中間用較粗的鐵鏈或者是橫著的不銹鋼桿連接，起到安全保護的作用。在湖堤間或設置一些形狀隨意的天然石頭，以增強整個韻澤湖的觀賞性。湖中種植睡蓮或是荷花等水生植物。湖面上設計開發成“棧橋”的形式。折形的“湖上橋”通向湖中心的亭閣或是建筑。如果湖上有建筑，可以命名為“知陳室”，建筑作為校史博物館或是展覽室；如果湖上有亭閣，可以命名為“浸(近)月亭”。“湖上橋”可以考慮用石材制作，橋欄設計配合湖邊的石欄，雕刻花紋，中間用鐵鏈或不銹鋼桿連接，也可以設計成古香古色的木橋(橋欄和橋面都用木材制作)。

2、臨水景觀的設計

臨水景觀是水景設計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水的特殊性，決定了臨水景觀的多樣性。在探討臨水景觀的審美特征時，要充分把握水的特性，以及水與臨水景觀之間的關系。利用水體豐富的變化形式，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臨水景觀。橋以其造型優美、形式多樣成為園林中重要的造景建筑之一。在規劃設計橋時，應與學校道路系統相配合，注意教學區、辦公區、生活區、體育活動區的交通方便，展現人本關懷。

三、水與動植物的關系

水是植物的棲息地，能滋養周圍的植物、魚和其他生物。水邊的植物配置，與水邊的距離一般要求有遠有近，有疏有密，切忌沿邊線等距離栽植，避免單調呆板的行道樹形式。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又需要造就濃密的“垂直綠障”。水面全部栽滿植物的，多適用于小水池，或大水池中較獨立的一個局部。在水面上鋪滿了綠萍或紅萍，如一塊綠色的地毯或紅色的平絨布，體現出一種野趣。在水面部分栽植水生植物，其配置一定要與水面大小比例、周圍景觀的視野相協調，尤其不要妨礙產生倒影的效果。動物是水景規劃設計中的重要要素之一。一方面，水是生命之源，是動物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因為動物的存在，水景變得更具有靈性，成為景觀中的又一個閃光點。在學校水景的建設中，多以錦鯉、金魚等體現出校園水景的靈性，色彩斑斕的魚類與水面植物相映生輝，會讓整個水景添色不少。

參考文獻

第8篇：計劃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循環經濟理念;中部;產業集群;生態化發展

Abstract:In the face of a bunch of questions of eco-environment and slender resources in the middle part in China，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o build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eco-industrial clust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circular economy after analyzing problems and causes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industrial cluster.

Key words:concept of circular economy; middle part; industrial cluster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高速發展，中部地區成了全國制造中心，尤其是各種小而散的產業集群。在工業文明觀的主導下，過于注重自身的發展，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只認識到人口生產和物質生產的存在，忽視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忽視了資源與環境價值的存在，忽視了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對環境的保護，忽視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而形成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以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兩高一低”為特征的、“資源-產品-污染排放”開放式的單向線性發展模式，致使中部出現了水質污染、酸雨、環境惡化、能源、資源的急劇耗竭……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和資源短缺問題，已是中部面臨的最嚴峻的危機，它不僅無情地摧毀著中部美好的家園，而且正在越來越嚴重地損害和制約著中部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面對這樣殘酷的現實，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與定位人類和自然的關系，探索如何圍繞國家中部崛起的發展戰略，充分發揮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工業基礎優勢和歷史文化資源優勢，有效解決社會、經濟、環境發展的三元結構矛盾，達到既要高速發展經濟，又要大力改善環境，形成一種健康、和諧與平衡的發展道路。

介于這一背景，本文嘗試在分析中部產業集群生態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基礎上，探索在循環經濟理念的指導下如何打造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態產業集群，著力培育具有相對地理優勢的武漢、長沙、南昌、合肥、鄭州、太原等省會城市中心增長極，以此來推動經濟快速發展。這對貫徹“十七大”精神，從節約資源、改善環境的觀點發展中部產業集群、提升中部競爭力、保障中部有序協調發展、實現中部崛起發展戰略和中部經濟、環境和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中部六省產業集群發展不平衡，且各自為政，缺乏合作意識

中部六省產業集群總的說來還處于發展的初期，但是各省發展很不平衡。相對而言，河南、湖北、湖南產業集群發展相對較好，其余三省發展相對較弱。到2007年底，河南省年工業總產值過億元的產業集群共有388個，集群內集聚了14.5萬家企業，占全省中小企業總數的50.3%，年實現總產值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36.35%，吸納從業人員320萬人，占全省中小企業從業人員的38.13%，但集群規模還是以中小規模為主;湖北省銷售過億元的產業集群已經達到80多個;湖南形成了四大類產業集群，紡織產業集群、電子類產業集群、機械類產業集群和化學類產業集群，但是湖南有特色、有優勢、基礎較好的幾個主導產業沒有形成集群，而形成的產業集群尚未有競爭優勢;安徽省產業集群目前尚處在初級形成階段，集群的規模小，產業的附加值較低;江西省近年來出現了產業集聚的趨勢，形成了一些產業集群的雛形，規模小，檔次低，多以低層次企業為基礎;山西產業集群產業結構單一，煤炭開采、焦化和電力產業為主，其它產業集群規模普遍較小，多元化、互補性產業未能形成。這種產業集群的不平衡、多層次性發展不利于中部產業集群整體的發展。

此外，中部各省為了各自獨立的利益，缺乏合作戰略思想，沒有有效地整合資源的理念和動機。他們在對主導戰略選擇上都是各自為政，經濟割據，缺乏橫向聯系，彼此形成市場壁壘。如安徽的東向戰略，湖南的向南戰略，江西的與長珠閩對接戰略等，這些戰略決策使中部作為整體的概念消失，合作和聯系很少，各省之間的協調性和整合度較差，利益難以協調。同時，因缺乏有效的合作博弈關系，致使各省之間的產業結構嚴重“同構化”和“低度化”。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際工業研究中心提出的相似系數計算方法，中部六省除山西之外，工業結構高度趨同。以湖南為參照，湖北、江西、安徽和河南與其工業結構的相似系數分別為0.84、0.94、0.90和0.87。這種工業結構高度趨同現象不僅各省都無法形成有特色的優勢產業集群，而且容易形成需求相同的資源競爭和產出相同的銷售競爭。

(二)集群內產業層次低下，高附加值的核心鏈條薄弱，導致資源消耗過大

中部各省自然資源相對豐富，資源稟賦比較相似，產業集群在發展過程中，除少數高技術產業集群外，大都是基于自然資源(如煤炭、石油、電力、有色金屬、勞動力等)的傳統制造業為主，甚至存在大量個體、家庭企業小生產管理方式，集群內的產業結構僅存在簡單的供應鏈式，對資源與原材料的需求和依賴極大，且很少對資源進行循環再利用，具有典型的資源型、初級化特征，如山西的煤炭類產業集群、湖南的化學類產業集群、河南的紡織產業集群、湖北隨州市三里崗香菇產業集群、安徽的礦產品集群、江西景德鎮陶瓷集群等。這種以資源型為主的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仍然主要體現在低成本、低價格的中低檔產品的生產制作上，缺乏高附加值的核心鏈條，只能以加工制造基地的角色參與全球勞動分工網絡，自我發展能力弱，競爭能力嚴重不足，企業的品牌和知名度都十分有限。加上各地區行政體制的條塊分割比較嚴重，單打獨斗的狀況比較普遍，缺乏有效的合作博弈關系，導致集群產業結構嚴重同構和低水平建設。所以隨著產業集群的不斷發展，資源消耗越來越大，逐漸貧乏。

(三)群內企業間分工協作和關聯度較低，產業鏈較短，產業集群規模小

產業集群的經濟效益，很大程度上是產業集群內企業間的專業化分工生產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實現的。這種分工既包括產品上下游之間的縱向分工，也包括主輔產業之間的橫向分工。在國外發達的產業集群中，主導產業和輔助產業的企業之間是互為平臺的，正是由于大量輔助產業的企業存在才支撐著主導產業企業的發展。而中部的產業集群內集中了大量“小而全”的企業，上、中、下游企業的聯系不緊密，主導產業分工鏈條不完善，多數產成品及零部件都在單一企業內部完成，行業內部缺乏細致的專業化分工與協作關系，使企業在戰略布局上各自圈地，在品牌上各打旗號，在技術上互不往來，在經營上缺乏聯盟，在產業鏈上弱于延伸，又加上產品結構的雷同，最后集群內企業的生存之戰演變成為殘酷的惡性競爭，危及集群的自我發展和競爭力的提升。

(四)集群內粗放式的經營模式，造成對環境污染的疊加，超越了集群的生態承載能力

由于受計劃經濟時期傳統經濟模式的深刻影響，中部的很多集群在發展過程中還是沿襲數量型、粗放式的增長方式，尤其是那些由中央政府扶持起來的區域產業集群，如煤炭、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等產業，本身就屬于高污染產業，而這些產業的管理者環保意識比較淡薄，以不斷追求個體經濟效益為第一目標，很少會增加投入購買先進的環保、去污的技術設備，甚至很多企業根本沒有這樣的考慮，比如:許多集群廢氣廢水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放、廢棄物未經任何處理隨處堆放等情況比比皆是，導致了集群內對環境的集中污染，往往超越了產業集群所在地區的生態承載能力。

(五)集群內以中小企業為主，專業人才和專業技術匱乏，創新能力不足

目前中部產業集群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無論是高技術產業集群還是傳統產業集群以中小企業為主，如河南是中部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省份，到2007年底，河南省年工業總產值過億元的產業集群共有388個，集群內集聚了14.5萬家企業，但是吸納從業人員只有320萬人，每個企業平均吸納從業人員22人左右;江西產業集群，年銷售額超過千萬元只占10%左右;據安徽省經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底，安徽共有產業集群176個，其中超過10億元的集群有23個，集群中的企業共有1.9萬個，其中規模以上的企業1 712個，超億元的有142個等等，而其它省份如湖南、山西有很多是以家族型企業為主的小型企業，所以總的來說，中部產業集群是以中小企業為主。而這些中小企業往往缺乏高素質人才，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大多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復式生產上，抗風險能力較差。而且這些企業研究與開發經費的投入較低，自主研發能力弱， “產學研”機構亦尚未建立，因此作為技術創新基礎的勞動力技能普遍低下，不少產業還停留在模仿、低價競爭階段，創新能力與競爭能力不強，產業集群層次較粗淺，缺乏發展后勁。

二、循環經濟理念的指導作用

循環經濟其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 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 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Reducing)、再使用(Reusing)、再循環(Recycling)”為原則(稱為3R原則)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它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進入生產和消費系統的物質和能量，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使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諧循環，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發展循環經濟的實質是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和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獲得最大的發展效益，從而達到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相統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它是對“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倡導的是一種人、社會與自然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它對中部產業集群生態化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循環經濟理念是指導中部產業集群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客觀需要

長期以來，中部產業集群建立起了以資源為依托的產業格局和生產力布局，對自然資源的超強度開發和低水平利用，使中部面臨著資源危機、生態環境逐漸惡化及企業危困的嚴峻局面。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下進行中部產業集群生態化發展正是要在轉變傳統發展觀念的基礎上，以循環經濟理念和生態學原理為指導，以實現經濟、社會、生態三個效益的協調發展為目標，以優化資源配置、改善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為宗旨的發展模式，將對促進中部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改善、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永續利用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循環經濟理念是指導中部產業集群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強大動力

一方面是可以把優化中部產業集群產業結構與生態環境保護有機結合起來，統籌考慮、協調發展，避免走先破壞后治理的老路，減少生態環境保護成本;另一方面建設中部產業集群需要增加投入，可以擴大內需、拓寬市場并促進環保產業等新興產業的發展，為結構調整開辟新的領域和途徑。

(三)循環經濟理念是指導中部產業集群改善投資環境、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重要運作手段

環境問題己成為國際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獲得了寶貴的機遇，同時也帶來嚴峻挑戰。只有以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環境技術為基礎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才能應對世界貿易活動中綠色壁壘的挑戰，與國際市場對接，使更多產品順利進入國際市場。另一方面，環保產業是國際資本投入的一個重要領域，一些國際援助活動也把環境保護作為主要投資方向或援助的基礎條件。中部通過建設生態產業集群，可以樹立和提高綠色形象對于招商引資、發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將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此外，在循環經濟理念下指導中部產業集群發展是立足中部現狀，把握規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中部崛起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決策;是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具體實踐;是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本質要求;是增加就業的重要途徑;其發展水平是中部綜合競爭力的體現。

三、循環經濟理念指導下的對策建議

(一)貫徹科學發展觀和生態學理念，健全系統的制度保障體系

科學發展觀是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生態學認為，互利共生是兩物種相互有利的共居關系，彼此間有著直接的營養物質的交流，相互依賴，相互依存，雙方獲利。這兩種觀點和循環經濟在本質上是一致性，都是尊重生態原理和經濟規律的理念，把自然、經濟、社會和環境作為一個系統工程統籌考慮，實現經濟發展、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相互協調和有機統一。且這些觀點都是產業集群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要想成功地貫徹這些理念，最重要的是以公眾參與為保障，進行制度創新，建立健全系統的制度保障體系。如:全社會，多形式、多層次地開展全民動員教育機制，樹立起科學發展觀和生態發展理念;改革領導考核機制，構建綠色考核指標;健全執法監管機制，加大環保執法力度;建立環保激勵約束機制等等著力營造有利于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政策環境。

(二)遵循循環經濟“3R”原則，合理利用資源，保持與生態環境和諧協調關系

產業集群因為產業的聚集，它對自然資源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污染是疊加的。為了實現產業集群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遵循循環經濟的“3R”原則，就是“減量化(Reducing)、再使用(Reusing)、再循環(Recycling)”，它是最大限度地利用進入生產和消費系統的物質和能量，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使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諧循環，維護自然生態平衡。

(三)注重發揮政府的協調作用，科學進行產業集群生態規劃和分工協作，優化產業結構

產業層次低，結構趨同，布局不合理是影響產業集群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方面。這主要原因是“政府主體缺位”。產業集群內部結構功能分工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和制約產業集群的整體功能發揮，其整體發展的戰略定位又直接影響和制約產業集群區域與各行政區域之間、產業集群內部各企業之間的協調發展。因此，在制定產業集群生態發展戰略時，必須注重發揮政府主體協調作用，通過產業集群經濟整合，加強生態規劃規劃和科學分工協作，提高產業的集約化程度，優化產業結構，達到有效配置經濟資源和產業集群內優勢互補，增強經濟競爭力，對其經濟的組織結構、產業組織、發展模式、經濟資源利用等進行戰略性重組和調整，逐步實現資源共享、產業互補、生態共建各具特色、協調發展的產業集群經濟發展機制。

(四)加強中部產業集群的環境建設

區域環境是產業集群產生和發展的有力支撐和重要影響因素，推動區域環境建設應側重于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要抓好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地方基礎設施對產業的發展有巨大的支撐和帶動作用，是重要的硬環境。道路交通、電力、供水、通訊、互聯網等地方基礎設施作為公共物品，應以地方政府投資為主導進行建設，并且以免對使用者收取過高的費用。第二，要推動專業化服務機構的建設。中部地區應制定和實施調動社會力量舉辦服務機構的相關政策，大力發展服務于企業的各類專業化中介機構，諸如:資產評估、信息咨詢、物業管理、律師、倉儲物流等機構。同時，推動行業自律組織的建設，以增加企業間的交流溝通，增強企業之間信任合作的基礎。第三，要推動多元化的投融資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建立以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銀行貸款為支撐、社會集資為補充的多形式、多渠道的風險投資體制。加快建立各種信用擔保機構和融資租賃機構等，拓寬資金來源渠道。第四，要推動區域文化建設。產業集群是大量企業的有機聚集，企業是構成產業集群的主體，企業家的知識素養是產業集群得以發展壯大的關鍵要素。因此，政府要在全社會樹立崇尚創業的氛圍，培育城實守信、尊重知識、勇于創新、敢于冒險、進取務實、寬容失敗的社會道德新風尚。通過宣傳教育，使新的社會道德深入人心，營造適合集群發展的良好人文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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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顧強.提高產業集群生態效率促進循環經濟發展[J].中國科技投資，2006(8):36-38.

第9篇：計劃經濟研究范文

1.會計國際化的含義。

會計國際化的含義雖然并沒有在會計界中達成共識,但通過對學者討論結果的資料收集和分析,筆者認為,會計國際化是指各國在制定會計準則和處理會計事務時,相互溝通,相互協調,逐步采用國際通行的會計慣例,使各國會計信息相互可比,以達到全球會計一體化、統一化,它背后的實質則為各國利益之爭。一般地,它可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會計準則的國際化,二是會計實務的國際化,通常又以會計準則國際化為其核心內容而引起各方更多關注。會計準則國際化作為一種持續地過程、一種互動的過程、一種變遷的過程,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影響,這些影響則通過經濟后果體現出來。

2.對經濟后果的思考。

怎樣來描述經濟后果呢?最早為人們接受,且學術界已達成廣泛共識的,是美國會計學者澤夫(Stephen.A.Zeff)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經濟后果觀,以《經濟后果學說的興起》一文的發表為標志。澤夫在文章中將經濟后果定義為:會計報告將影響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這些個人或團體的行為又可能對其他團體的利益產生影響。

它具體可描述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公司財務報告等會計信息的接受者如公司股東、其它投資者、債權人決策的影響。面對不同信息內容的財務報告,股東將會做出不同的決策行為。二是對搭便車者的影響。在公司財務報告公開后,不但法定使用者可獲取會計信息,那些并非公司法定財務報告的接受者,也可以輕而易舉取得公司報告信息,如競爭對手、供貨商、顧客、勞工等。三是對報告公司自身的影響。報告公司為了取得市場的正面評價,而選擇使得財務報告更易為人接受的經濟行為。

二、我國會計國際化及經濟后果的特征

1.會計準則國際化的特征。

(1)新準則的出臺有其創新性。

2006年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會計審計準則體系會上曾提出新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蘊含著四大創新理念,筆者認為,更具創新意義的一點在于“強化了為投資者和社會公眾提供決策有用會計信息的新理念”。隨著我國市場理性的投資者不斷增多,會計信息使用者變得更多元化,要求上市公司提高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和有用性,日益成為資本市場監管者、投資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2)新準則的國際趨同性。

從微觀層面上,它的內容不僅新增了22項具體會計準則,還對基本準則和16項具體準則作了全面修訂,恢復引用了曾備受爭議的公允價值,增加了新的財務會計信息披露領域,這與IASB越來越傾向于采用公允價值作為主要的會計計量屬性的國際發展趨勢是相吻合的;從宏觀層面上,20世紀90年代前,會計制度是我國會計規范的最主要形式,90年代以后我國便開始著手會計工作的改革,由于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是強調財務信息主要為投資者、債權人等使用者的經濟決策服務,資本市場相對發達的歐美等國都相繼制定了本國會計準則,所以我國在保留一些會計制度的基礎上,加大了對會計準則的制定,“兩則兩制”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的,這也正是我國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性的表現。

(3)新準則的“中國特色”。

我國的《會計準則》在很多方面也體現了會計的中國特色:新的會計準則體系的建立是與我國的會計環境和法規體系相適應的,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習慣尚未完全改變的情況下,繼續保留一部分會計制度,制則并存的逐漸過渡更易于人們適應與操作,同時也是在充分考慮我國市場經濟尚欠發達的現狀這一國情的情況下逐漸與國際會計慣例接軌的必然選擇。

2.經濟后果的特征。

(1)經濟后果的微觀性。

會計國際化經濟后果的微觀性直接表現在對各種公司、企業甚至個人價值的影響上。企業在實施會計準則時,會對其會計報告產生影響,不同會計準則會產生不同會計報告,不同的會計報告又會對相關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產生不同的影響,結果又導致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損。

(2)經濟后果的宏觀性。

經濟后果的宏觀性是指會計國際化會對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產生影響。會計的國際化意味著會計準則和實務都會有所轉變,不論是要制定,修改還是廢除,都會伴隨著成本的增加,首先是社會中以個體存在的企業,包括機構運行成本,企業遵行成本以及準則制定失誤給社會帶來的間接成本等,進而影響會逐步擴大,最終將是整體社會成本的提升。但是,由于我國是政府有關機構制定會計準則,有利于促成參與準則制定的各利益相關者達成一致,節約談判成本和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從而整個社會效率便會提高。另外,按照國際慣例重新確認的會計報告收益將低于我國按原有方法確認的會計收益,這樣直接導致企業稅收負擔降低,政府稅收減少,這樣也會對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

(3)經濟后果的非公平性。

經濟后果的非公平性,至少從兩個方面看出。關于會計信息,企業一方具有信息優勢,他們能夠根據自身需要有選擇性的披露會計信息,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會計信息使用者則處于劣勢,他們只能被動的接受企業披露的信息,他們可能會受到失真的會計信息的誤導,利益因此而遭受損失,因而是不公平的。關于對經濟后果的預測上,企業的判斷標準直觀而具體,通常以是否影響自身利益為標準,易于預測經濟后果。但會計信息使用者由于難以預測企業是否能嚴格遵守會計準則等,更難以預測即使企業嚴格遵守會計準則,又能否生成理想的會計信息,從這點上看,也顯然存在不公平性。

四、我國會計國際化經濟后果的現狀

我國會計的國際化進程總體來看是順應國際趨勢的,發展到現在所產生的經濟后果既表現出了其有利的一面,也反應出其存在的種種問題。所以我們在關注會計國際化的發展現狀時,既應看到它表現好的一面,也應正視它存在的問題。

1.經濟后果的表現。

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會計的國際化引起的改變,所造成的經濟后果已逐漸體現在會計環境的改變,會計模式的轉換,會計制度的修改,新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完善,以及會計觀念的更新中。

(1)會計環境。

為適應正在改變的國際大環境,我國改革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發展飛速前進,投資環境大大改善,跨國公司及跨國集團紛紛投資中國市場,隨之帶來優秀會計人才和先進管理模式,且要求公司財務報表國際化,特別在跨國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跨國流動時,他們所推薦的都是大國的會計規范形式,客觀上促進了會計人才的“西方認同”化。另外,我國的民族性格原本是趨于傳統、保守的,不易接受新事物,當世界上其他國家向國際會計準則靠攏時,我國卻依然保持原有制度形式,會計信息的披露與國際上公開透明的信息要求不相符,使用者對信息不夠重視,但如今不僅我國政府在不斷與國際會計組織進行磋商協調,積極推進新會計準則與國際趨同,而且科技革命的突飛猛進,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互聯網的應用使信息資源能在世界范圍內實現及時傳遞與共享,我國會計信息使用者對于信息質量要求也逐漸提高。

(2)會計模式。

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度》(1985年3月4日)是會計制度國際化的一個重要開端,90年代的《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對于推行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和發展我國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2000年出臺的《企業會計制度》(2000年l2月29日)巧妙的將會計準則所規范的主要內容納入了會計核算制度之中。顯然,我國是采取會計制度為主的模式,政府以其會計制度改革的策劃者、推動者以及制度設計者的身份,正在為會計制度的國際化作出積極的努力,但這些工作離國際化仍有很長距離,畢竟大多數國家會計規范形式早已采用會計準則,并且是民間會計組織制定的,代表的是更廣大投資者的利益。

(3)會計觀念。

會計的發展,會計環境和模式的改變,伴隨著會計思想、觀念的進步,意味著會計觀念不能再停留在以前的傳統觀念上。例如,我國其中一種傳統思想“收入費用觀”,特點在于“面向過去而計量”,堅持收入實現原則和穩健原則、以歷史成本為計量屬性,以交易法來確定收入,對于資產或負債價值的變動,若無客觀事實發生,不予確認。會計收益只確認已實現收益,不確認未實現收益,不能如實反映企業的全面收益。而財政部2006年2月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18號――所得稅》中規定我國企業對所得稅的核算采用債務法。而“資產負債表觀”的實質是,在分析企業財務狀況和業績時,重點是看凈資產是否增加。這種觀念下,利潤代表凈資產的增加,虧損代表凈資產的減少,對現金流量的關注以及資產減值會計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資產負債表觀,從理念角度要求不追求虛假利潤,要求將企業的發展落在實處,這樣才能更好的反映企業收益。我國正是以頒布準則的形式明確了我國企業所得稅的核算已由“收入費用觀”向“資產負債觀”的轉變。

2.會計國際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1)準則制定的公開性不足,民眾參與性不強,會計國際化的溝通和協調不到位。

由于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主要是財政部和專家組在研究和編制,而相對弱勢的工商界、金融界等各種利益集團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愿,參與制定工作,使得為準則執行預期效果的實現增加了難度。

(2)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資本市場規模有限,對企業經濟行為與會計行為的監督,采用的方式是行政監督,但并非有效的監督機制,在無法通過介入會計準則制定程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的情況下,有的企業就有可能通過違法的方式來實現其利益。

(3)準則差異的存在成為我國招商引資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