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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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域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合理發展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是不均衡的,而且還呈現出擴大的趨勢,東部地區直接面臨國際市場,很快建立了市場機制,產業完成快速的轉型,實現了高速的發展。與此同時中西部市場發展程度低,基礎設施不完善，一系列新的經濟問題與經濟矛盾逐漸展露出來。同時，世界經濟處于低迷階段，經濟復蘇乏力，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下，“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為全球經濟復蘇增添了一股新的動力，面對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一帶一路”成為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徑。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國際間合作的意識越來越強，“一帶一路”在協調自身發展的同時，也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現狀

區域經濟是各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區域經濟的良好發展是建設實現現代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化過程中應當研討和處理的重要課題,我國以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三大區域為龍頭,以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四大區域為板塊的區域經濟格局,以“引進來”、“走出去”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逐步帶動內陸地區的發展,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然而政策實施的偏向性也加劇了不同經濟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短期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時,也不利于長期的發展,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地區差距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區差距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國東部地區的快速轉型,在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經濟主流的背景下,傳統制造業不斷地向內陸遷移,東部地區與中心部差距越來越大。2.區域產業結構的趨同性當下經濟快速的發展,各式各樣的企業表面不同,產業結構類似,低端行業的重復建設,導致了產業資源的極大浪費,行業之間的過度競爭,產業一直處于低級狀態,經濟利益低下的過度競爭,直接導致很多企業的滅亡,這也是產業結構趨同的最大缺點。市場體制的不完整性,不健全的審判制度,都有可能造成產業結構的趨同性。由于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特點,產業結構的趨同無法完全消除,根據獨特的經濟形勢,結合現階段的各區域經濟實際特點,把產業趨同帶來的損害降至最低。3.地區的分割化與貧困地區發展問題在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逐漸擴大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的割據現象非常嚴重,所謂地方割據,是指城市的發展保守性,地方保護主義嚴重,而不允許其他地方的更有競爭力的商品進入市場,這種顯現象不僅導致了商品的流通阻塞,還使得各行業之間無法進行有效的交流,地區、企業、行業之間也無法優勢互補,造成資源的浪費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將對我國的經濟的發展造成嚴重的問題。

三、我國區域經濟存在差距的原因分析

1.改革開放下東部地區比較優勢明顯在改革開放政策的領導下,在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帶、沿海開放城市的戰略作用下,東部地區集中式的發展,大量的資金融入其中,產業轉型速度快,相比較而言西部地區專業轉型速度緩慢,而且基礎設施不完善,經濟與科技領域的交流無法與直接和國際溝通的東部沿海城市相提并論,憑著改革開放的政策,東部地區擁有著集中的生產要素,生產要素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在沒有人為操控下,只會使得東西部的差距越來越大。2.縮小區域經濟差距的一系列政策未能取得良好效果上世紀90年代末,國家就已經意識到區域經濟差距有逐漸增大的趨勢,2000年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比如西氣東輸、西電東送,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作用,但是未能解決東西部經濟差距的根本問題,東部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勢頭不會減緩,西部地區的市場引導力仍然不足,改革開放初,東部地區經濟總量比重占全國經濟總量的50%,中部地區經濟總量比重占29%,西部地區經濟總量比重占21%。到2014年,三個地區分別為55%、25%、20%,相比改革開放初東部與中西部1:1的比例,地區經濟差距仍在擴大。

四、“一帶一路”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作為一個960萬平方千米的大國,各區域的區位條件、資源條件和發達程度差異很大,各個區域也都有各自的優勢,改革開放下,東部地區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樣西部地區在“一帶一路”的戰略下,同樣實行對外開放,中部地區則起著聯通的作用,“一帶一路”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涉及如下幾個方面。1.東部地區的新機遇2014年以來,東部地區快速發展的同時,增長速度卻在減緩,個別省市出現瓶頸現象,經濟增長趨于飽和狀態,“一帶一路”戰略的貫徹落實,為東部區域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為了促進東部區域經濟發展,中國致力于對東盟自貿區的建立,加強了與東盟的經貿往來；在經濟合作上,我國在參與了RECP談判上贏得區域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支持,并且進一步取得了成員國間的政治信賴,為今后區域經濟的全面合作創下了美好的藍圖。國家依照東部地區的詳細狀況,圍繞著“一帶一路”提出了一系列的開放政策、會談、合作和舉措,為新型經濟機制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根底,對促進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2.加強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國際環境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溝通磋商,推動與沿線國家的務實合作,在國內,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一帶一路”戰略計劃的主要任務,“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以來,西部區域化的規劃更加注重對外開放,西部區域直接面臨周邊國家,通過國際合作,西部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國外相結合,經濟增長速度逐漸加快,基礎設施逐步完善,深化體制改革,逐漸縮短與東部地區的差距。3.東中西部之間的互聯互通“一帶一路”戰略規劃核心區域包括18個省市,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包括寧夏、、新疆、內蒙古、廣西5個自治區，重慶、陜西、甘肅、青海、吉林、遼寧、云南8省,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圈定:福建、廣東、浙江、海南4省和上海市。由于產業結構的趨同和地區分割現象嚴重,通過一帶一路,能夠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東部地區嚴重的產業結構趨同性可以快速的轉移至中西部地區,絲綢之路經濟帶圈定的省份之廣,充分地與東部地區相互合作,打破國內的市場分割,推動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五、“一帶一路”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的建議

1.完善基礎建設,提高城鄉一體化水平自西部大開發以來,我國已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行,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方針下,國家應進一步完善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投入大規模的資金,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措施。城鄉一體化水平是區域綜合實力的象征,推進西部地區區域經濟的發展,提高和城鄉一體化水平是必經之路。2.加快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加強金融創新在“一帶一路”戰略方針的引導下,金融體制改革也顯得極其重要,絲綢基金、亞太行等金融機構,應加強金融創新理念,學習和借鑒大型金融機構的成功經驗,堅持專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基本原則,結合“一帶一路”的戰略方針,加強國際交流,為國際間的貿易往來提供綜合人的金融服務,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作用。3.精準區內、區際規劃,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結合我國東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明確區域規劃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總綱領,根據各區域的不同,各區域制定的方針也就不同,介于西部地區基礎設施不全、經濟基礎薄弱,而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借助本身的地域優勢,發展其自然資源,中部地區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產業結構也相對完整;中部地區應大力發揮自身承接的能力,向西擴展,發展綠色產業,向東努力追趕東部地區;東部地區經濟發達,但其資源有限,所以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是東部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

作者:劉大林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孫久文.“一帶一路”戰略與加快區域經濟發展.開發研究，2017.2

[2]鄭志來.“一帶一路”戰略與區域經濟融合發展路徑研究.現代經濟探討，2015.7.

第2篇：區域經濟研究范文

廣州市“十―五”社科規劃項目(08Q13)

作者簡介：

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政治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方向為區城經濟合作、區域經濟政策。

摘要：區域經濟合作進程自身的動態演化路徑是邏輯自洽的，當前泛珠三角地區存在的次區域跨邊界經濟合作現象。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和過渡戰略。在正視區域發展落差與借助比較優勢互補的基礎上，推動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動力是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在考察雙方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為雙方推進合作的重要考慮因素。

關鍵詞：區域經濟合作；泛珠三角；動態演化；治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6-0061-05　收稿日期：2009-02-03

伴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議應運而生。由此，國內市場統合勢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概念一經提出，各種論壇、構想和項目協議不斷展開或簽訂。根據不完全統計結果，從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經舉辦以泛珠為名的論壇共31種46次。泛珠三角區域總計簽署各類合作協議65個，其中官方協議43個，非官方協議22個。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屆泛珠洽談會結束，合作各方累計簽約項目1.4萬個。總金額超過1.6萬億元。

伴隨著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推進。泛珠三角地區學術界和政府，尤其是廣東、香港、廣西、云南等地的學術界和政府對于該項議題的研究方興未艾，其中尤以廣東省為重。例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就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并在《廣東社會科學》上開辟泛珠三角研究專欄，深入探討泛珠三角區域的整合問題，并已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則借助學校中國一歐盟歐洲研究中心項目的資助，成功地舉辦了“歐盟經濟運行機制及其對泛珠三角經濟發展戰略的啟示”的國際研討會。2004年以來，暨南大學就主辦過數次有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國內大型學術研討會，并將參會論文整理成《CEPA與泛珠三角發展戰略》一書正式出版(龔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學珠港澳研究中心則已經在建立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研究數據庫。政府層面，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員會專門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辦公室以協調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問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研究項目仍然是十一五時期廣州市和廣東省社會科學規劃招標的重要選題。

(一)學術研究的現實理性與技術缺陷　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倡導初期，多數學者則對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態度，短期內，學術成果迭出。但也有厲以寧等甚至一度質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與科學性；有的學者則認為泛珠整合與大小珠三角的發展實際上構成沖突，運作好后兩者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近期形勢發生變化，有關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驟然變冷，客觀、理性、冷靜且能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深度研究成果闕如。概括起來現有成果：一類是經濟學、管理學與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以實證性的定量研究為主，但數據權威性且科學性也有待商榷，個別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結論。而另一類是國際關系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穎邏輯嚴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為主.以描述性的經驗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質量的技術手段。從整體上觀之，由于學科壁壘的存在.將戰略研究和技術分析結合起來的高質量研究成果還是非常匱乏。

(二)區域合作的功利導向與戰略缺位　有的省區政府和學術界的公開研究成果顯示，他們對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建設實際上持觀望態度，立場含糊。對于自己在國內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定位不夠清晰理性.對于自己參與國際競爭的定位更為缺失。且研究者多從地區本位或行業本位出發來展開研究，具體表現就是不少省區盤算著如何從粵港澳地區承接產業、資金、技術轉移，通過比較優勢的探討來確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區域治理的利益博弈與機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內生性和外源性動力機制的研究是核心問題。當前各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都存在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的預期，在跨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上，對己有利的就積極參與，不利的就消極對待甚至阻撓拖延。(周黎安，2007)在對外開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區資源與跨國資本融合，這樣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績，雖然會因此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變弱。于是，在招商引資、主導產業選擇、對外貿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競爭與政績沖動(陸銘等，2006)。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區域所屬省區缺乏有效的治理機制，區域整合缺乏明確的利益指向和戰略導向，那么泛珠整合勢必難逃短期行為的發展終局。

一、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態演化

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的推進曾經如火如荼。在地區政府層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關泛珠三角區域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討也是方興未艾。但是，這種區域合作形勢的背后實際上自其一出現起就存在重重隱憂，畢竟區域經濟合作進程自身的運行規律是邏輯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當不存在發育良好的市場機制的時候，如果政府出面解決市場機制缺失或不完善問題，用政府職能發揮出類似市場機制的作用，填補因為市場機制不完備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會加速經濟發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過現代經濟發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強迫舊的社會經濟結構趨于解體，采取強制性的行動來完成制度變遷.并克服制度變遷中的搭便車問題。但是，政府層面的干預效應和影響多是雙重的，有時可能會產生諸多負面效應。尤其是中國政府管理體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績沖動與發展戰略調整往往會帶來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擾甚至中斷，進而導致上屆政府的決策給下屆政府留下很多發展隱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區已經具有相對比較成熟穩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積極發展涵蓋粵港澳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處理不好，三個“成長三角”之間必然互相影響，抓不住區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微觀激勵機制的改進，借助增量改革進而松動資源配置制度，通過雙軌制形式推動價格體系的改革，與此同時通過新增資源的配置實現結構調整的漸進過程。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變革引發市場逐步成為調節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區經濟利益主體地位不斷加強，區域利益格局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基于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的區域分工與產業布局分散化平行發展，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不均和產業偏好，拉大區域之間產業發展的差異性。區域之間的交流合作發展變快，區域沖突開始日益嚴重(張可云，2005)。各種層次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大量涌現，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就是協調區域經濟關系的重要嘗試。泛珠三角區域

整合戰略首倡以來，不可否認，由于國內權威主義導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國家或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中不可忽視的關鍵干預變量。

其實，政府與市場是區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動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顯然就不會有泛珠三角區域今天的快速發展形勢，背后越來越起支撐作用的變量還是市場機制與經濟利益。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自然有針對咄咄逼人的長三角等地區合作形勢的考慮，然而與長三角地區穩妥漸進的誘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區域經濟整合則帶有明顯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烙印(青木昌彥，2004)。從根本上說，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是我國市場經濟不完善的產物，在一個區域經濟體系中，發展的進程是趨向均衡還是極化取決于擴散效應占據優勢還是回流效應占據優勢(陳秀山等，2003)。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共同的利益訴求會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就是要為區域合作各方提供一個有效的利益交換和利益補償的平臺。哪個區域經濟合作體系對參與方更加有利與合適，他就會更愿意參與和推動該合作體系的建設進程.這實際上是一個合作契約的自由選擇過程。2009年1月8日國務院頒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其中將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納入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則時下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中面臨的尷尬問題與不確定因素勢必將會有所緩解。作為一種相對開放松散的區域合作組織體系，未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成員可能會有所變更，不能排斥會有成員的增減和進退。其實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市場統合不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層，也需要圈層。然而，只要核心緊密圈層成員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保持相對穩定.并通過擴散效應逐漸外延(克魯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圈層的次區域經濟合作能夠深化與推進，形成次區域的經濟增長極，這反而會推動未來泛珠三角區域更有力的經濟整合。國內的區域融合應該與市場統合協調并進(徐現祥等，2005)。所以，當前泛珠三角區域存在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現象不是國內的區域分割和制造區域大戰.而是在認同國內區域經濟發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區差距的基礎上，實現國內市場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和過渡戰略。

二、區域合作的治理機制

從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經驗來看.要確保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的順利進展，除了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來約束與引導區域經濟合作的良性發展。任何區域經濟關系的發展嬗變，首先是政府內部與相互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如果沒有政府間的協調，區域經濟的合作發展最終會導致無序發展和惡性競爭(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區域的建立和運作。需要考慮建立政府間的協調機制。這種協調可以體現在中央政府的區域戰略規劃和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方面.更體現在泛珠三角區域各地區中長期規劃的協調、大型基礎設施的協調、大型項目的協調、產業發展方面的協調、政府間產業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協調、建立有序的產業轉移協調機制等(梁慶寅等，2007)。關于區域內部治理問題，筆者已經另有專文闡述。因此，下文主要側重外源性動力機制問題的研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國內特定區域發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在區域分工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與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強度的正相關。基于此，筆者判斷，推動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動力就是及早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在正視區域發展落差和借助比較優勢互補基礎上.謀求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和地區制度安排來實現區域戰略利益。在國際和區際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國家和地方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必然在區域合作中謀求地區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中，中國與東盟在主導產業選擇和產業轉移、吸引外資和國際市場開拓等方面的競爭有增無減。加速地區經濟整合.不僅要靠中國與東盟之間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觀戰略利益捆綁，在區域合作的深化過程中，更加需要實實在在的區域性和次區域性合作的微觀經濟利益推動。合作與競爭是加快雙邊經濟一體化的兩個方面.關鍵在于秩序與利益、公平與效率的合理結合。

泛珠三角區域是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影響深遠的國內區域組織.從戰略和技術層面研究泛珠三角與東盟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無疑將為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提供實質支撐和必要合作平臺，更是加快泛珠三角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銜接進程的重要路徑選擇。而且客觀上來說，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有著相通之處，前者作為國內的區域經濟戰略，將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與東部開放結合起來，實現東中西互動，尋求國內區域經濟的均衡良性發展與經濟增長。伴隨國內區域經濟梯度的拉大，彌補地區差異，協調國內區域平衡發展就具有國家戰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沒有進入國家戰略的規劃層次，一方面說明中央政府的審慎態度，泛珠三角整合還存在諸多戰略和技術障礙，需要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不能變成政績項目和短期行為。另一方面意味著中央政府對于國內不同行政區域的自發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其中可能既有權力分配方面的考慮和對地區自治傾向方面的顧慮，涉及到一些體制改革中的敏感問題(布羅姆利，2006)。同時也是保持對地方自行發展的理性態度：鼓勵探索。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實際上是中國參與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嘗試，具有先行區的功能.帶有實驗性質，是我國從相對內生型的大國封閉模型逐漸向外向型的大國開放模型轉變。兩大戰略的核心目標都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中國自身的發展問題。且泛珠三角區域也有對外經濟戰略.但是對外開放優勢的重要影響因素是區域經濟優勢。所以從地緣經濟上來說，泛珠三角區域對外開放的主要戰略方向應該首推東盟。這樣就出現了泛珠三角區域與東盟的區域經濟合作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區域和東盟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來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將泛珠三角區域的地緣優勢和區位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這勢必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在戰略層面加強協調和規劃，謀求實現公共權力對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與調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慮華南和西南地區的發展時.要注意將其和中國與東盟間的整體戰略以及政策進行協調安排，而在考慮和實施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時.泛珠三角區域的市場統合、產業發展政策的制定則要注意放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進行籌劃和實施。泛珠三角區域在加強與東盟的區域合作時。則要注意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對接。

對于東盟國家而言，由于他們越來越將重點放在集體聯合自主的區域政策上，區域一體化不再將

國家經濟作為惟一的合作內容，東盟國家傾向于采取共同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來應對第三國或區域外集團，并希望協調立場與政策。爭取在更廣泛的包括貿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領域內重新定義區域合作的內容(Narine.shaun，2002)。與發達國家的區域一體化進程相比較而言.東盟國家與泛珠三角在區域經濟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當的戰略風險，原因在于：第一，本國或者地區的發展目標和戰略取向成為東盟和泛珠三角地區采取區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動機，只有與本國或地區發展戰略相符的區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現實意義；第二，東盟部分國家內部近年來陸續出現嚴重的政府治理危機，維護政府權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區域合作的影響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東盟之間區域經濟合作建設進程勢必受到干擾；第三，伴隨東南亞部分國家與區域外部的美國、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國的關系演變。東盟和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是逐漸趨向戰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雙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動力，因此，當內部約束條件和外部戰略形勢發生改變時.與泛珠三角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雖是東盟的其中一個重要選項，但可能不是最優選項。

三、余論

要確保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的順利進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來約束與引導區域經濟合作的良性發展.而推動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動力就是及早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從地緣經濟層面分析，泛珠三角區域對外開放的主要戰略方向應該首推東盟。在考察泛珠與東盟未來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為雙方繼續開展合作問題的關鍵。從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對比或力量格局來看，西歐國家在區域合作下的機會成本比較確定.而東盟國家與泛珠三角乃至中國的合作情況則比較微妙復雜，當相對獲益不利于東盟國家時。區域經濟合作可能會受到影響甚至停滯。因此，滿足東盟國家的發展目標需要，又能確實對泛珠三角區域各個省區的經濟發展具有相當程度的促進作用.既不會造成各自部分國家或地區在區域利益分配中的邊緣化，又能提高整個區域的整體利益和實力的區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員或地區的大力支持和熱情擁護。東盟國家和泛珠三角地區在區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間的關系上.省略)

注釋：

①數據來自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秘書處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工作簡報[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國內學術成果眾多，代表性研究參見趙偉、汪全.2005.產業轉移方式的動態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3)，程玉鴻，2005，長江珠三角經濟圈區域差異分析[J]，學術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獻如朱羿錕、馬慧凌2005.泛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法律保障[J].財貿研究(1).王麗.2006.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的利益沖突與政府協調[J].特區經濟(7).韋以明、周毅.2006.區域合作經濟的國家立法回應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為主例[J].學術論壇(10)等。陳瑞蓮、劉亞平.2007.泛珠三角區域政府的合作與創新[J].學術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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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區域經濟研究范文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

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

。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第4篇：區域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 區域經濟 發展路徑 產業結構 調整經濟 驅動因素

一、前言

低碳經濟的發展是基于環境保護、知識經濟、資源約束及可持續發展的宏觀背景不斷引起人們關注的，也是我國在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必經途徑之一，學術界也因此對其進行了廣泛的關注。發展低碳循環經濟，應該說是一場涉及生產模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國家權益的世界革命。對于區域經濟發展來說，低碳是實現其可持續發展的必然之路。只有積極發展低碳經濟，才能實現環境保護、促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區域低碳經濟的發展路徑

（一）產業發展方式調整

區域經濟產業發展方式的調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進行：第一，調整消費、投資與出口之間的結構；第二，調整三種產業之間的結構；第三，提高產業技術水平。

1.轉變需求分配的結構

需求分配結構的調整，主要指投資、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及出口在總需求中比例的調整。消費、出口及投資等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這三個因素的變動區域低碳經濟的發展水平會產生影響。投資的增加會帶來區域碳排放的明顯增加，發達區域資產投資率低，碳排放相對較低，欠發達區域發展基礎設施的現實需要亟需資產的投入，以帶動區域經濟增長及發展，從而帶來區域碳排放的急劇增長，當區域基礎設施能基本滿足區域經濟未來發展需要時，應逐漸降低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另外，在碳排放強度上，居民消費明顯高于政府消費，因此，應合理降低居民消費的比例，以降低碳排放水平。

2.優化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的調整極大地促進了欠發達區域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比例大幅下降，第二產業比例不斷上升，第三產業比例上升但漲幅低于第二產業，這表明了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第二產業的碳排放強度比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都要遠遠高出，因此，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導致碳排放水平的上升[1]。在三大產業結構中，三個產業的發展都會帶來碳排放量的上升，但第三產業的單位產出的增加量普遍小于第二產業[2]。只有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升級，第三產業的比例超過第二產業并成為區域經濟中的主導產業時，區域碳排放的強度才會有效降低[3]。因此，應不斷地對區域經濟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最終達到以第三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的產業結構體系才能能適應低碳區域經濟的發展。

（二）進出口結構調整

在國際貿易活動中，商品的交易必然會引起依附于商品的碳排放的轉移。商品的生產、消費及碳排放的區域分離，也會對區域低碳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由于國際產業的分工，發達區域主要集中于提供知識、技術及服務密集型產品，而欠發達區域主要集中于生產并提供資源及能源密集型的高碳型產品，從而使得發達區域高碳型產品的進口多于出口，而欠發達區域高碳型產品的出口多于進口，依附于進出口商品中的碳排放對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欠發達區域高碳型商品的出口支撐了發達區域對資源及能源密集型商品的消費需求[4][5]。在國際貿易體系中，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區域低碳經濟的發展，應以優化進出口結構為核心，從而降低依附于出口商品中的碳排放水平。

（三）能源結構調整

發展區域低碳能源供應，有以下三種途徑：一是在區域能源供應中，提高能源開發、生產、輸送、及利用過程中的使用效率，以減少能源消耗，降低區域經濟發展中能源使用過程的碳排放；二是大力發展綠色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構建清潔能源產業體系，多元化區域能源結構，并不斷優化能源供給結構，使得區域經濟逐步向低碳化甚至無碳化的方向發展。三是積極研發和應用一批新型低碳材料及核心低碳技術。

（四）調整區域經濟發展的驅動要素

在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和人力資本等這四種傳統要素中，以資源及資本的投入為主體，而勞動和人力資本在區域經濟的產出貢獻比例比較低，傳統區域經濟增長是以資源及能源投入為基礎的。在過去幾十年發展歷程中，我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以土地等自然資源的超額利用、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氣等）的大規模投入及政府大規模投資來拉動的。這不僅造成了經濟內部結構的失衡，而且給資源、能源及環境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因此，在區域低碳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應不斷增加勞動和人力資本要素投入的比例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重，使其成為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增長驅動要素的調整和轉變。

三、區域低碳經濟的發展框架

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是一個系統的過程，其發展框架包括以下四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國際行動。包括國際低碳發展談判與決策機制、國際低碳技術發展體系及國際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等三個方面。

第二個層面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產業發展方式的調整，區域經濟的發展需要進行需求分配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進出口結構調整及能源結構調整等；（二）區域經濟發展驅動要素的調整，在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創新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來源。

第三個層面是區域間系統優化。低碳城市的規劃主要關心區域公正，主要體現為在公共空間、公共住房、公共交通設施建設及相關政策機制等方面綜合考慮社會不同階層的差異化需求。區域空間的發展主要由緊湊型城市空間的規劃來決定；區域公共住房體系主要取決于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及低碳建筑技術的創新與應用。區域公共交通建設，主要堅持以軌道和公共交通為主，倡導以步行及自行車為主的慢速交通體統，并提高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比例。另外，在城市道路的建設中，利用高新技術降低碳排放，極力降低交通工具引起的碳排放。

第四個層面是區域治理模式的創新。構建評價指標體系，規范低碳城市的建設行為，引導低碳城市的建設方向，并指導低碳城市的建設進程。構建區域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服務機制、生態環境型的區域商品和服務市場體系及區域低碳經濟發展的利益協調機制，充分調動居民參與區域低碳的積極性。

四、結論

伴隨著低碳經濟概念的提出，區域經濟的發展目標不再是傳統的以經濟增長為導向，而是以經濟和生態環境等多目標協調綜合發展為導向。與之相適應的，區域間影響社會經濟關系的要素也由過去的區域勞動力資源、資金及能源等經濟要素轉變為區域成果共享與公平等民生民權要素及碳排放權等生態環境要素；區域之間的關系也從過去的基于產業價值鏈分工協作的垂直型關系轉變為基于創新協作的橫向型關系。因而，傳統的對區域共用生態環境進行破壞及對區域資源進行掠奪式的發展模式將逐步被淘汰，合理的區域間生態補償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將逐漸被人們接受并成為主流。

參考文獻：

[1]張友國.經濟發展方式變化對中國碳排放強度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0（4）：120-132.

[2]劉再起，陳春.低碳經濟與產業結構調整研究閉[J].國外社會科學，2010（3）：21-27.

[3]趙敏，上海碳源碳匯結構變化及其驅動機制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0.

第5篇：區域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增長；GRP；泰爾指數；Moran's I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地區之間經濟增長具有明顯差異。在本文筆者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經濟增長所呈現的統計特征進行分析，以便對我國經濟增長有更全面的認識。

一、 區域經濟增長的整體特征

1978年以來，我國區域經濟增長在總量表現上非常明顯。如圖1所示，無論是31個省份名義GRP（Gross Regi-onal Product，地區生產總值）的平均值，還是實際GRP（以1978年的不變價格換算）的平均值，在30多年中均實現高速增長，二者的年均增速分別達到了16.22%、11.13%。簡而言之，名義GRP與實際GRP的均值在這35年中分別增加了164倍與35倍。同時，人均名義GRP與人均實際GRP也由1978年的457.13億元人民幣增長分別以年均14.30%與9.30%的速度增長至2012年的43 045.02億元與9 390.27億元。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經濟增長在整體上都表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同時，各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的差異也日趨凸顯。從圖2可以看出，31個省份名義GRP與實際GRP的變異系數值的在1978年～2007年之間呈波動上升的趨勢，由最初的0.65分別上升到最高時的0.85與0.88，其中是在20世紀90年代上升最為顯著，2008年之后變異系數值有所回落。可以看出，整體上而言，我國各省份經濟在顯著增長的同時，區域間的經濟差異也具有擴大的態勢。

具體來看一下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差異狀況。1978年東、中、西部省份的名義GRP之和的比值為2.61∶1.59∶1，而到了2012年三者的比值也變為3.27∶1.61∶1。可以發現，一方面與全國情況一樣，三個地區的經濟增長都比較迅速，1978年～2012年間東、中、西部名義GRP之和的年均增速分別達到16.58%、15.84%和15.80%，都超過了10%；而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之處已經存在的東、中、西部之間階梯型（或俱樂部型）經濟差距，由于近30多年來的平均增速的差異而使得東部與中西部、中部與西部之間進一步拉開差距。

同時，從GRP的人均值來看，1978年，東、中、西部省份的人均名義GRP分別為158.51億元、118.30億元和60.72億元人民幣，到2012年則分別達到5 219.27億元、2 838.09億元和1 430.66億元人民幣，三個地區之間的人均名義GRP不僅在絕對值方面不斷拉開差距，而且在相對值方面的差距也逐步擴大。1978年東、中、西部地區之間人均名義GRP的比值為2.61∶1.95∶1，而2012年三者的比值則變為3.27∶1.97∶1，可以看出1978年以來東部省份與中西部省份、中部省份與西部省份之間的人均名義GRP差距都具有逐步加大的趨勢。這表明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存在類似“俱樂部趨同”性質的差異。

二、 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性特征

對于衡量變量差異性的統計指標，除了前文提到的變異系數以外，常用的還有全距、平均差、差異系數、泰爾指數等指標。其中，泰爾指數（Theil Index）因為具有可分解性的特點，不僅可以反映總體的差異，還可以衡量樣本內部的差異，因而得到較為廣泛的應用。

泰爾指數是由H.Theil（1967）提出的，是一種廣義熵指數，可寫為GE（1）。以人均GRP差異為例，泰爾指數常用的計算公式為：

T=■■（■）ln（■）=■■■■ln（■）=Tw+Tb（1）

Tw=■（■）Twi=■■（■）（■）ln（■）（2）

Tb=■（■）ln（■）（3）

其中，T、Tw、Tb分別表示總體泰爾指數、組內差距和組間差距；Y、N分別代表整體（如全國）的GRP之和與總人口，Yi、Ni代表第i組（如東、中、西部）的GRP之和與總人口，Yij、Nij代表第i組中第j亞組（如省份）的GRP和人口， ■ij為第i組第j亞組的人均GRP，■為全國的人均GRP。

這樣，根據公式（1）～（3），筆者計算了1978年～2012年中國各省份人均名義GRP與人均實際GRP的泰爾指數。圖2與表1是人均名義GRP泰爾指數的基本情況。由于人均實際GRP的泰爾指數與之非常類似，限于篇幅，在此筆者就不再列出。

從圖2與表1可以看出，我國各省份人均名義GRP的泰爾指數呈現出“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變動趨勢。具體來看，1990年以前，泰爾指數從1978年的0.155 5不斷減少至1990年的0.076 3；而1991年～2003年之間則呈現一直上升的態勢，到2003年回升至0.142 0；2004年之后泰爾又開始回落，到2012年為0.078 0，基本與1990年的數值持平。這表明我國區域經濟水平的整體差異在1978年～1990年、2004年～2012年間有下降趨勢，而在1991年～2003年期間呈擴大趨勢。

同時，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的組間差異，在2003年之前基本呈擴大態勢，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取代區域組內差異，成為區域經濟整體差異的最主要因素。同時，2004年之后東中西部之間經濟差異有減小趨勢，2012年的差異水平已回落至20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

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東中西部區域經濟的組內差異則大體表現為縮小的趨勢，期間在2000年前后有所回升，但2003年之后又開始下降。具體來說，從表1中可以發現，我國東部省份內部之間的經濟差異雖然在東中西部三者之中最為顯著，但其縮小趨勢也最為明顯，其組內泰爾指數由最開始的0.21（1978年）持續縮小至0.03（2012年）；中部省份內部的人均名義GRP差異在東中西部三者中大致處于中間水平，但與西部差別很小，并且中部西區的組內泰爾指數大體上也有所下降，由最初的0.039減少至現在的0.023；西部省份之間的差異變化很小，且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略有擴大。總體來看，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組內與組間兩種差異變化進一步反映了我國區域經濟增長具有“俱樂部趨同”的特點。

三、 區域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特征

除了差異性之外，區域經濟之間的相關性也需要關注。而Moran's I統計量則是檢驗經濟現象全局空間自相關特征的一種常用指標（P. A. P Moran，1950），其計算公式為：

Moran′s I=■（4）

式中，■=■■Yi，S2=■■■（Yi-■）2。

其中，Yi、Yj分別表示第i、j個地區的觀測變量（如人均GRP），N為地區總數，Wij為空間權重矩陣。Moran's I取值范圍為[-1，1]，其大于0表明變量之間存在空間正相關，小于0表明變量之間存在空間負相關，而等于（或近似為）0，則說明變量為空間零自相關（即在空間上隨機分布）。同時，如果Moran's I的絕對值越大，表明變量在空間分布的（正/負）相關性越強。同時，對于Moran's I顯著性，可以通過Z值及其對應的P值進行檢驗。

根據（4）式，筆者以各省份省會之間距離的平方為權重，構建了空間權重矩陣W，進而計算了1978年～2012年我國人均名義GRP與人均實際GRP的Moran's I值。具體見圖3。其中，兩種人均GRP的Moran's I值均至少在3%的水平上顯著，且顯著水平也同Moran's I值一樣不斷提高。

從圖3可以看出，不論是人均名義GRP還是人均實際GRP，兩者的Moran's I值在改革開放之后均呈現出不斷提高的趨勢。其中，人均名義GRP的Moran's I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有略微下降，但整體而言其上升的幅度更大，由最初時的0.09（1978年）逐漸上升至最高時的0.45（2010年）；而人均實際GRP的上升過程則相對平穩一些，其最高值為2010年的0.32。綜上所述，我國各省份之間的人均GRP（包括名義與實際）具有比較顯著的全局正相關性（或空間集聚性）。

在分析全局空間自相關之后，可以再考察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局部自相關特性，這主要通過Moran散點圖進行分析，具體如圖4所示。可以看出，擬合曲線的斜率逐漸變大，表明省份人均實際GRP的全局自相關特征日趨明顯。同時，第一象限與第三象限（表示存在局域空間相關）的點逐步增多，而第二象限與第四象限（表示部存在局域空間相關）的點則有減少的趨勢。同時，1978年～2012年間我國各省份的名義GRP與實際GRP的Moran's I均為正，且都至少在10%水平下顯著。綜上所述，我國區域經濟增長具有空間自相關特征。

四、 基本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經濟增長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各省GRP均得到大幅度提高，無論是名義GRP還是實際GRP增長率都超過10%。同時，在這一增長過程中也伴隨著各省份之間的經濟差距經歷了“縮小――擴大――縮小”的變化，然而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組間差距日益凸顯。而在區域內部的經濟差異中，東部地區內部的差異最為明顯，但1978年以來具有明顯的縮小趨勢，中西部地區內部的差距則在數值與波動幅度上都較之于東部要小一些。同時，我國各省份經濟增長之間的空間相關性日益顯著，為此在進行關于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最好能考慮相關變量的空間自相關問題。

參考文獻：

1. 蔡，都陽.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趨同與差異.經濟研究，2000，（10）：30-37.

2. Theil H.， Economics and InformtationTheo- ry.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3. Moran P.A.P.， Notes on Continuous Stoc- hastic Phenomena. Biometrika，1950，（6）：7-23.

4. 周衛峰.中國區域經濟增長收斂性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位論文，2005.

5. 鄭凱捷.分工與產業結構發展.復旦大學學位論文，2006.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項目“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研究”（項目號：11JJD790038）。

第6篇：區域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產業集群；經濟增長；醫藥制造業

產業集群是產業在發展壯大過程中在空間上集聚的經濟現象，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一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明顯存在。產業集群已成為一個區域發展經濟、提高自身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和企業的發展形式。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區域經濟增長一直是經濟學者和經濟地理學者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增長表現為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加，而人均國民收入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區別。

一、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增長實證研究理論

對于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Nicholas Craft和Anthony J.Venables（2000）利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探討產業的區域集聚對經濟績效、規模和區域的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并從區域角度回顧了歐洲的衰落和美國的興起以及未來亞洲的復興，他們認為盡管缺乏好的制度是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忽視產業的區域集聚在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作用。Catherine Beaudry和Peter Swann（2001）對產業集群的程度影響產業集群內企業績效的途徑進行了研究。他們用雇員數量作為衡量產業集群程度的指標，對英國幾十個產業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得到在不同的產業存在著產業集群正效應和負效應，在計算機、汽車、航空和通迅設備制造業存在非常強的集群正效應。Cendy Fan和Scott（2003）研究了東亞和中國的產業集群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發現二者之間具有很強的雙向促進關系，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都利用產業集群策略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加速地區經濟發展。

我國的實證研究以北京中關村、吉林、江浙和廣東一帶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集群發展研究為主。如朱華晨、蓋文啟和王緝慈（2001）對浙江省諸暨大唐襪業集聚群，魏守華（2002）對嶸州領帶產業集群，周兵（2004）對重慶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有關數據來分析產業集聚狀況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劉斌（2004）對北京中關村IT產業群的實證研究。張良明（2006）采用吉林省的有關數據來分析產業集聚狀況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等等。

綜上，產業集群效應有利于地區產業的經濟增長。國內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產業集群的技術創新、規模效應以及集群政策面上，或者著重研究某些已經相對成熟并完善的產業集群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且，多以案例分析為主，雖然具有很強的應用性和現實意義，但由于各個地區的發展狀況不可避免地存在差異，因此很難具有普遍適用性。本文重在研究一個新興的產業集群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看其與傳統的產業集群與經濟增長理論之間是否有所不同。

二、產業集群與四川省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在前人實證研究的成果上，可以采用相對差異較大的四川省醫藥制造業的有關數據，來分析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首先，四川省雖然是西部地區的大省，但在各項經濟指標上與東部沿海地區仍存在較大差距，研究四川省的產業集群有利于給中西部地區起到研究典范以及發展參考的作用。其次，四川省的產業集群發展已進入從起步向發展提升的新階段，而醫藥制造業為當地經濟發揮起著重要作用，亦已成為支撐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增長的刻畫可以采用不同的產業集群指標來進行，不僅可以用勞動力雇傭情況方面的指標反映，而且可以用諸如國內生產總值GDP、產業內的企業數、資產總額、工業總產值、利潤等相對指標來刻畫。

產業集群的指標用四川省醫藥制造業的企業單位數、職工人數、工業增加值、工業總產值以及資產合計等統計指標與全國醫藥制造業的企業單位數、職工人數、工業增加值、工業總產值以及資產合計等統計指標的相比的相對指標來表示。

建立四川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產業集群指標之間的模型：

SCPGDP=β0+β1SCPGDPR+β2SCER+β3SCWR+β4SCAR+β5SCPR+β6SCCR （1）

注：式中各項變量含義如下：

SCPGDP=四川省的國內生產總值/四川省人口總數；

SCPGDPR=SCP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SCER=四川省醫藥制造業企業單位數/全國醫藥制造業企業單位數；

SCWR=四川省醫藥制造業職工人數/全國醫藥制造業職工人數；

SCAR=四川省醫藥制造業工業增加值/全國醫藥制造業工業增加值；

SCPR=四川省醫藥制造業工業總產值/全國醫藥制造業工業總產值；

SCCR=四川省醫藥制造業資產合計/全國醫藥制造業資產合計。

由于1997年原屬四川省的重慶市、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合并成為重慶直轄市，為避免因統計口徑不統一而影響模型結果，本文采用1998年后9年的數據。所有數據根據1998－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及《四川省統計年鑒》的數據整理而得：1998-2006年四川省醫藥制造業各項指標以及國內生產總值情況；1998-2006年全國醫藥制造業各項指標以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情況。

根據公式（1）里各項指標的運算方法，計算整理得到四川省醫藥制造業產業的集群指標。

運用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5回歸得到四川省醫藥制造業產業集群四川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六個產業集群指標之間的模型：

其中，（2）式的R平方為0.998，調整的R平方為0.994，說明模型的擬合度相當高，但是企業職工人數和工業增加值這兩項指標不顯著。剔除這兩項集聚指標重新回歸得到模型，見（3）式：

其中，（3）式的R平方為0.998，調整的R平方為0.996，說明模型擬合度相當高，F值為463.28，D-W值為2.1489。接近于2，說明變量之間無自相關現象。

由上表可以看出，四川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產業集群指標之間系數都顯著。并且當SCPGDPR（四川省人均GDP/全國人均GDP）、SCER（企業單位數）產業集群指標每上升（下降）一個單位時，四川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上升（下降）534.43，3449.80個單位，而SCPR（工業總產值）、SCCR（資產合計）產業集群指標每上升（下降）一個單位時，四川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下降（上升）993.30、1479.22個單位。

三、結論與建議

西部的產業群不僅在集聚的程度上較低，而且在產業集聚的速度上比東部、沿海地區慢，隨著東西部產業的集聚非均衡程度的加劇，產業集聚帶來的東西部區域經濟增長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

從實證模型可以得出：區域經濟增長率與區域人均產出集群指標、企業單位數集群指標都呈正相關關系，而與工業總產值集群指標、資產合計集群指標卻呈負相關關系。究其原因，初步設想如下：褚淑貞（2007）對中國醫藥造業產業集聚實證研究中，對醫藥制造業集聚程度的分析數據表明，我國醫藥制造業產業集聚水平較低，布局分散，還沒有實現真正的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1995年-2003年間，從各省份醫藥制造業產品銷售收入所占比重來看，四川出現在前八強的次數有四次，并且是唯一的西部省份，而在1997年重慶成為直轄市后，四川則逐漸淡出前八強。說明四川省的醫藥制造業并未真正形成完備的產業集群。僅管在成都，醫藥制造業已經成為支柱行業，但四川省的醫藥制造業占全國的比重并沒有逐年擴大，也并沒有明顯的表現出集聚水平的提高。因此一個不成熟的產業集群對經濟增長不一定有促進作用。

醫藥制造業本身是高技術密集的行業，具有高投入、高產出、高風險、高技術密集型的特點。四川省醫藥產業具有小而全的特色，中小型企業在工業總產值的實現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其規模效益不明顯的現象依然會阻礙四川醫藥制造業的發展。四川省的醫藥制造業在西部地區仍有絕對的優勢，集聚和規模效應在西部都是最強的，是一個內地型醫藥大省。因此應該繼續發揮這個優勢，擴大四川省醫藥制造業的規模，要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首先可以提高區域現有企業的產出，有一個高的企業產出率，才有利于產業的集聚；其次，通過制定相關政策促進企業或產業的集聚，提高產業集聚度，從而帶動區域經濟的增長；再者，創新是能使一個產業持續發展和保持競爭優勢的動力源泉，作為高技術產業的醫藥制造業尤其如此，而目前在四川醫藥業生產的藥品中，仿制品占生產藥品的絕大部分，自主研發的藥品很少，因此四川省藥制造業必須走集聚式發展道路，以提高創新能力。事實上，由美國硅谷產業群、法國的香水玻璃瓶產業群、廣東的家具產業群、北京中關村電子及計算機產業群的實踐證明，加快培育區域產業群將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1]褚淑貞,張麗麗,韓之俊.中國醫藥制造業產業集聚實證研究[J].經濟問題,2007,5:53-55.

[2]周兵.一個基于產業集聚的西部經濟增長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3(8).

第7篇：區域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人力資本；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 F061.5［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4－0042－03

河北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0609001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從總體上來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具有明顯的差距。除物質資本、就業人數、開放程度及市場化程度外，人力資本因素也是影響這一差距的重要因素。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個體人力資本增加，會提高人對信息、知識、技術的獲取、運用和轉化能力，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帶來社會經濟的增長。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力資本較大的地區有可能在長期內保持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因此，人力資本是影響地區經濟差距長期趨勢的因素。另外，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結論是資源應該流動到最有生產效率的用途上，如果一項政策能平衡各地區之間的回報率，那么該政策就會加速經濟增長。目前中國的政策趨向于忽略這項基本的投資原則，致使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人力資本，這種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會降低中國的經濟增長，加劇不平等。人力資本理論為研究區域經濟差距的長期影響提供了一種思路。

一、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

1956年，索洛放松了資本與勞動不可替代的假設, 提出了他自己的經濟增長模型。索洛在他的模型中引入了新古典生產函數，在生產函數中使用勞動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并且假定兩者可以互相替代，同時假定規模報酬不變以及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產品遞減。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索洛模型為：

從該生產函數出發，可以得到包含人力資本的C-D生產函數。因為任何勞動都包含人力資本水平，勞動的差異體現為人力資本水平的差異。用人力資本代替勞動不僅能體現出勞動量的差別，還能體現出勞動質的差別。因此，用人力資本代替（1）式中的勞動更能反映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用人力資本代替（1）式中的勞動，便可得到反映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模型（2）。

式中，Yt為產出水平，Kt為物質資本水平，Ht為人力資本存量，At為索洛余項，ut為隨機對（2）式兩邊取對數，可將其轉換成線性形式：

LnYt=LnAt+αLnKt+βLnHt+ut（3）

由于中國數據樣本的時間較短，另外各省份的情況也千差萬別，采用面板數據分析方法可將時序分析和截面分析結合起來，將那些因省份而異且不可觀察的因素控制住，盡量減少結果的偏誤。

一般情況下，如果僅對樣本本身的個體差異情況進行分析，可以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如果是用樣本推算總體的個體差異情況，則應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由于本文采用了中國大陸的所有省份，所有不涉及到推算總體情況，故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是適合的。具體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LnYit=LnAit+αLnKit+βLnHit+uit（4）

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1.變量與數據說明

關于物質資本存量，我國并沒有有正式的官方數據，只能通過估計的方法來得到。許多專家學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對我國物質資本存量進行了估算，典型的有：鄒至莊以1952年為基年，根據1952年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凈值，按一定比例測算出全社會的資本存量，同時利用積累指數計算出積累隱含平減指數，對各期各累額進行平減，從而測定出1952～1980年各期的資本存量[1]；賀菊煌假設資本在1964～1971年間的平均增長率等于它在1971～1978年間的平均增長率，然后利用迭代方法計算出1964年的資本存量，進而推算出1952～1990年的資本存量[2]；王小魯和樊綱采用上年資本存量加本年固定資產凈值除以價格指數的方法推算各年資本存量，但其對基年資本存量的推算方法并沒有進行說明[3]。郭慶旺、賈俊雪以1978年為基期，推算出1978年的全國固定資產凈值為3,837億元，通過采用5%的固定資產折舊率和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得到了1978～2004年的資本存量[4]；張軍和章元也是以1952年為基年，利用上海市的相關歷史數據并根據上海市GDP占全國GDP的比重估算出全國的資本存量，同時以1952～2001年的上海市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作為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序列，對名義投資進行平減，從而得出1952～2001年物質資本存量[5]，在此研究基礎上，張軍等人又測算了1952～2000年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的估算[6]，另有兩位學者將張軍的研究延續到2005年。由于本文采用面板數據進行估算，且張軍的研究具有較大的代表性，因此本文直接采用張軍等測算出的物質資本存量。由于張軍的研究中沒有包括重慶的數據，而是把重慶的數據合并進四川省，本文根據重慶GDP占四川GDP的比重分離出重慶的物質資本存量。

產出水平Yt，用各地區國內生產總值表示。

關于人力資本的測算有多種方法，主要有教育年限法和教育成本法[7]。教育年限法的測度方程為：

ha=3×ha1+6×ha2+9×ha3+12×ha4+16×ha5（5）

教育成本法的測度方程為：

至ha5為文盲、小學、初中(含技校)、高中(含中專、高職)、大專及以上等5類接受不同教育層次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求出人均人力資本后，再用從業人員人數乘以人均人力資本，便可得到人力資本總量。本文計算人力資本水平的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樣本為中國大陸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2001～2005年期間的面板數據。

2.計量分析及結果

由于面板數據包括時間和區域兩個層面，可能產生異方差問題，從而使最小二乘法失效，因此本文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以消除異方差現象。為了研究不同區域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將按全國、西部、中部、東部四個層面進行分析。根據模型（4），具體回歸系數及統計量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1為從全國層面進行的分析，模型2、3、4分別為從東部、中部、西部層面進行的分析。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山東、海南、廣東、福建，中部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黑龍江、吉林和山西，其它省份屬西部。

第一，物質資本仍是決定中國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由模型（4）可知，變量資本前的系數為資本的產出彈性，在四個模型中，α均是顯著的，從數值來看，東部的資本產出彈性最大（1.0920），中部的資本產出彈性(1.0174)居中，西部的資本產出彈性最小（0.9459）。資本產出彈性的差異體現了各地區生產效率的差異。另外資本產出彈性之所以比較大，其中還包含了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一方面，人力資本的增加可以提高物質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從而提高整個生產過程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投入的增加使物質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下降趨勢減緩。從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許多用一流設備只能生產出二流甚至三流的產品的事實中，可以從反面證實人力資本所獨具的這種效率功能。[8]

第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由四個模型的估計結果可知，除模型4外，前三個模型中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系數均是顯著的。從數值上來看，東部的人力資本產出彈性最大，中部的人力資本產出彈性居中，西部的人力資本產出彈性最小。不同地區人力資本產出彈性的差異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各地區之間工資差異顯著，東部地區的平均工資遠遠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平均工資，以2005年為例，北京、上海的平均工資達3萬元以上，天津、浙江、江蘇、廣東平均工資達2萬元以上，遼寧、福建的工資水平也具全國前列，只有河北省比較例外，屬于高GDP低工資的特例。工資水平的高低體現了教育回報率的高低，東部較高的工資水平吸引就業人員或企業自發的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可以和物質資本達到相對均衡，提高各自的生產率；二是各地區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水平不同，東部地區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程度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高度自由化的勞動力市場可以使人力資本投資的私人激勵發揮作用，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不但會創造更多財富，而且也能擴充稅基，提高財政收入。

3.區域人力資本邊際生產率分析

邊際生產率是指增加一單位的某種要素所導致的產出的增加數量，而人力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是指每增加一單位人力資本，產出增加多少。估計出生產函數后，可以用公式（7）計算人力資本的邊際生產率：

根據式（7）和估計出來的生產函數，我國31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力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總體上來講，東部省份（海南例外）的人力資本邊際生產率遠遠高于中部省份，中部省份的人力資本邊際和平率遠遠高于西部省份。這主要是由于東部省份人力資本存量普遍高于中部省份、中部省份的人力資本存量普遍高于西部省份造成的。另外，中西部科技成果市場化程度很低，也嚴重影響了人力資本的生產率[9]。值得注意的是，東部省份中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的人力資本邊際生產率并不太高，這和邊際生產率遞減有關。由于邊際生產率遞減，人力資本并不是越多越好。由于這三個直轄市聚集了過多的人才，造成人力資本相對于物質資本過剩，人力資本邊際生產率并不是太高。而西部地區則是物質資本相對于人力資本過剩，人力資本也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論何種形式的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不均衡，對經濟增長均是不利的。

三、提升人力資本的對策

根據第二部分的實證分析結果，提升人力資本，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增加教育投資。教育投資是一種對人力資本的長期投資，也是最重要的投資。教育投資的結果是凝結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是經濟增長的強有力的動力，是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源泉。2005年，我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為2.82%，低于世界各國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4.1%的平均水平。由于教育投入的主要責任由地方政府承擔，而全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及其財政收入存在重大差距，東部、中部、西部教育投入差距日益增大。因此要縮小區域收入差距，必須在總量上加大教育投資，并向中西部傾斜，實現教育平等到。國家也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專門用于中西部地區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

第二，提高教育投資的回報率。中國的低工資政策壓低了高素質人力資本的回報率，使個人對提高人力資本的投資動機變得很低。弗萊舍和王的研究表明，中國教育回報率高達30%或40%，在1992年，支付給高素質工人的工資僅僅是其邊際生產率的10%，而低技能工人的工資更接近其邊際生產率[10]。由于職工得到的工資僅是其人力資本投資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他們投資于人力資本的動機很弱。因此一方面要提高教育投資的回報率，增加工人工資；另一方面，促進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使人力資本投資的私人激勵發揮作用。另外允許勞動力合理流動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第三，提高勞動者受教育的機會。加大社會多元化投資辦學力度，關鍵是營造寬松有效的激勵微觀主體投資教育，特別是非義務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加大社會民辦學院的運作，建立有效率的教育基礎設施。加強高校和企業之間的聯系，開發二者之間對員工進行培訓的合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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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gional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Li Congxin, Li Guozhu, Han Yu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Shijiazhung 050031，China）

第8篇：區域經濟研究范文

［摘 要］隨著品牌的發展，品牌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我國東中西部地區2004―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對三大區域的品牌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比較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品牌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系，且對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各地區品牌發展的不同是導致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區應重視品牌價值建設，實施品牌發展戰略，以品牌發展帶動區域經濟協調、快速發展。

［關鍵詞］品牌價值；區域經濟增長；區域品牌；品牌建設；資源稟賦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833(2012)01009907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推行梯度推進戰略，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培育了眾多的知名品牌。而中西部地區雖然資源豐富，但發展卻相對緩慢，品牌的發展也比較滯后，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區域經濟發展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一個地區知名品牌的數量和質量會影響著該地區的發展趨勢，從而進一步影響著我國地區經濟的格局。各地區品牌發展的差異是導致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要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就要重視品牌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把區域品牌價值建設作為地方經濟建設的一個拳頭項目，打造優勢品牌行業和高附加值產業，然后通過產業間關聯帶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

二、 相關研究文獻

品牌價值建設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產品的多樣化、買方市場的形成，品牌建設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關于品牌價值建設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之間關系的探討，國內外相關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Porter指出國家的成功不是來自某一項產業的成功，而是來源于國家內部眾多的產業族群，區域品牌可以帶動一個產業族群，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1]。Johnson和Bruwer研究品牌的形象以及品牌形象對消費者的影響，他們認為消費者對不同區域的同一種產品的品質期望影響消費者的感知，品牌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消費者的購買過程[2]。Durst等人提出了跨區域品牌的概念，指出區域品牌研究的新發展方向，認為跨區域品牌的理論研究并沒有跟上跨區域品牌發展的步伐[3]。Bhardwaj等人研究了在印度市場上美國全球品牌和區域品牌的差異，他們認為區域品牌和全球品牌都能夠影響品牌的資產價值[4]。國外對品牌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市場營銷理論的延伸；第二，多采用案例研究和文獻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但是國外從品牌的角度來研究區域發展差異的相關文獻卻比較少，大部分只是從市場營銷的品牌延伸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地區的發展。

國內關于品牌與經濟的相關性研究文獻較為豐富。夏曾玉通過考察“溫州現象”來檢驗區域品牌建設的好處，并且在此基礎上總結了溫州區域品牌建設的成功經驗，不過他研究的只是一個微觀的城市，并不具有宏觀方面的代表性[5]。楊曉光提出品牌的地區差異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規律基本一致的看法，認為品牌的地區差異對中國區域經濟格局有重要的影響，另外他還從地理學的視角對品牌價值建設進行分析，對進一步的研究區域品牌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6]。高杰、彭紅霞認為地域品牌是一定區域內眾多企業品牌的精華濃縮和提煉，能夠顯著地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因而他們重點分析了地域品牌的識別、搭載、集聚、刺激等經濟效應[7]。肖志明以品牌帶動為視角研究區域經濟的增長問題，通過研究晉江區域經濟增長的模式，發現品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從而為其他區域通過品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提供一些啟示[8]。胡志剛、孫曰瑤提出了品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和外在機制，并指出要積極發揮品牌效應，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9]。

總體來說,現有的文獻主要是從宏觀的層面對品牌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但關于品牌對縮小區域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實證研究比較缺乏。這主要表現為缺乏從空間角度對區域品牌建設進行研究,且研究集中于理論層次；缺乏利用數據對我國不同區域的品牌發展狀況和其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分析。

三、 計量模型及數據說明

（一） 計量模型

因為模型中數據的考察期相對較短，相同地區的政策、文化和自然條件變化不會太大，差別也不會太大，所以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問題進行分析。從截面和時間兩個層面來體現研究對象的變化規律，相對于只是利用截面數據或只利用時間序列數據對經濟問題進行分析來說，面板數據具有更多的優點。與截面數據模型相比較，面板數據模型控制了不可觀測的經濟變量所導致的OLS估計的偏差，從而使得模型的設定更加合理，模型參數的樣本估計量更加準確。與時間序列模型相比較，面板數據模型擴大了樣本的信息量，降低了經濟變量間的共線性，提高了估計量的有限性[10]。同時，截面變量和時間變量的綜合使用能夠顯著降低缺省變量導致問題的可能性，而且面板數據模型可以同時反映所研究的經濟問題在時間和截面兩個方向上的變化規律以及不同時間、不同截面的特性。因此，我們的分析采用基于線性回歸的面板數據模型。

面板數據模型為Yit=αi +Xitβi +μit ，i=1，2，…n，t=1，2，…T。其中，Xit為1×k向量，βi為k ×1向量，k為解釋變量的數目，擾動項μit相互獨立，且滿足零均值和等方差。

本文預期品牌能夠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回歸方程對這一預期進行實證檢驗。

PERGDPi,t=C+αBVi,t+ξi,t（1）

其中，下標i代表相應的省份，t代表年份，方程左邊的PERGDP代表各省的人均GDP，以此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采用人均GDP可以消除各個地區人口規模的影響。方程中BV代表各省區的品牌價值的總量，采用品牌價值可以將品牌量化，可以更好地測算品牌的經濟績效。ξ是誤差項。

為了避免變量數據的劇烈波動，減少潛在的異方差問題，本文對上述公式進行自然對數的處理，得到以下的方程：

LN(PERGDPi,t)=C+αLN(BVi,t ) +ξi,t（2）

（二） 數據來源及說明

所構建的方程中人均GDP的數據取自2005―201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品牌價值（BV）的數據取自世界品牌實驗室公布的2004―2009年的中國最具價值的500個品牌。

對品牌的評估，世界品牌實驗室采用的是目前通行的“經濟適用法”。通過對企業銷售收入、利潤等數據的綜合分析，判斷企業目前的盈利狀況；通過運用EVA確定企業的盈利水平。 同時，世界品牌實驗室運用具有世界領先性的“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計算品牌對收益的貢獻程度，通過數理分析的方法客觀地預測企業今后一段時間內的盈利趨勢以及品牌貢獻在未來收入中的比例。最后通過對市場、行業競爭環境的風險分析，計算出品牌的當前價值。品牌價值＝E×BI×S，其中E為調整后的年業務收益，它是通過對包括當年在內的前三年的營業收益和未來兩年的預測收益施以不同權重后，得出的平均收益；BI為品牌附加值指數，主要指用“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計算得出的品牌對當前收入的貢獻程度，表現為品牌附加值占業務收益的比例，這其中包含了對品牌附加值在經濟附加值中的比例計算； S為品牌強度系數。

本文以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人均GDP與品牌價值（BV）的面板數據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分析品牌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 數據采用2004―2009年東部11個省份（包括直轄市）、中部7個省份和西部10個省份（包括直轄市、自治區）的人均GDP和品牌價值的數據，其中東部11個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8個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11個省市自治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新疆。由于和青海缺乏品牌價值的數據，因此未將其納入研究的范圍之內。下面三個圖是我國東中西部地區2004―2009年品牌價值（單位：億元）的變化趨勢。

圖1 東部地區2004―2009年的品牌價值趨勢圖

從圖1可以看出，東部11個省市的品牌價值總體處于上升趨勢，北京市品牌的發展最為迅猛，遠遠超過其他省市。北京遠遠領先于其他省市，主要因為北京是許多壟斷行業的總部所在地，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人壽保險、中國石油、中國移動等集團公司的總部都位于北京，所以北京擁有的品牌數量就比較多。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的品牌發展雖然不如北京，但仍然表現出明顯的增長趨勢。廣東是我國改革開放最早的省份，在外資的帶動作用下，自主品牌的發展非常迅猛。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和山東是我國經濟發展相對比較發達的省市，而上海曾經是我國自主品牌發展最好的地區，但是由于遭到國外品牌和浙江、廣東等地區的新生品牌的強有力的競爭，因此導致上海的自主品牌價值縮水。相對來說，天津、河北、遼寧、海南品牌的發展相對緩慢，但是這并不會影響東部地區整體的增長態勢。整個東部地區的品牌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雄厚的實力，截至2009年整個東部地區品牌價值總量是31372.25億元，年平均值2582.07億元，品牌價值的基數是比較大的。

由圖2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品牌發展比較迅速，但因為它們品牌的發展相對滯后，品牌發展的基礎比較薄弱，所以品牌價值總量仍然比較小。吉林省品牌的發展相對較早，基礎相對中部地區的其他省份來說也比較雄厚，但是從2005年開始吉林省品牌價值的增速卻明顯放緩。中部地區其他省份品牌價值的增長速度比較緩慢，品牌建設基本沒有太大的進展。2009年中部地區品牌價值總量為2914.3億元，年平均值為364.29億元，品牌的發展遠遠小于東部地區。

由圖3我們可以看出，整個西部地區內蒙古、四川、云南的品牌發展態勢良好，增速明顯，其中四川的品牌增長速度最快，品牌價值也最高，遠遠超過中西部其他地區，這主要是因為四川白酒企業的發展相當好。廣西、重慶、貴州的發展在整個西部地區處于中等層次，而陜西、甘肅、寧夏、新疆2004―2009年品牌卻幾乎沒有發展，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2009年整個西部地區品牌價值年均值達到295.37億元。

綜合分析東中西部地區品牌價值建設的整體情況可知：東部地區品牌的基數最大，品牌數量最多，品牌發展得最好，但區域內部的發展存在較大差距；中部地區整體發展比較平衡，但是中部地區品牌的基數太小，發展速度緩慢；西部地區內蒙古、四川等省份的發展速度雖然比較快，但由于其他省份的發展比較滯后，且地區間發展差距較大，致使西部地區品牌的發展整體處于較低層次。總體來說，東中西部地區品牌的發展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品牌價值量呈現出依次遞減的態勢。

四、 計量分析

本文使用2004―2009年的面板數據，其中東部選取11個省市、中部選取8個省，西部選取10個省市自治區，對品牌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為了克服單一的單位根檢驗所帶來的偏差，本文采取LLC檢驗、IPS檢驗、ADFFisher檢驗、PPFisher檢驗四種方法分別對LN(PERGDP)和LN(BV)進行單位根檢驗。

（一） 東部地區的計量分析

先對東部地區的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東部地區人均GDP與品牌價值的水平值經過以上四種檢驗方法檢驗以后發現，數據是不平穩的。而人均GDP與品牌價值量的一階差分值經過以上四種方法檢驗以后，結果都表現為沒有單位根，拒絕單位根的假設，這表明兩個變量是一階單整的，數據是平穩的。

檢驗結果還表明，人均GDP與品牌價值量都具有時間趨勢，因此本文在進行回歸分析時選用固定效應的面板數據模型，以LN(PERGDP)為因變量對東部地區的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見下頁）所示。

由表2的結果可以看出，東部地區人均GDP與品牌價值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品牌價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55%。這說明東部發達地區憑借改革開放的契機在品牌的創建方面已擁有雄厚的實力。東部地區品牌價值高，擁有眾多的知名品牌，該地區品牌的發展能夠有效地帶動區域經濟增長，品牌已經成為影響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表明品牌的價值和數量與該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是緊密相關的。

（二） 中部地區的計量分析

對中部地區的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

表3的結果說明中部地區人均GDP和品牌價值量的水平值也是不平穩的，因此本文需要對數據進行差分處理。在對這兩個變量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后的數據顯示拒絕單位根的假設，這表明沒有單位根，數據是平穩，可以進行變量之間的回歸分析。以LN(PERGDP)為因變量的中部地區回歸結果見表4。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

由表4的結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區人均GDP與品牌價值之間存在比較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品牌價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48%，這表明品牌可以帶動中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但是中部地區品牌的發展要滯后于東部地區，各個省份品牌價值量相對比較低，這樣就難以提高區域生產的集約化經營，也難以轉變區域的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導致新生的品牌發展也比較緩慢，對經濟的帶動作用自然也就弱于東部發達地區。

（三） 西部地區的計量分析

對西部地區的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5（見下頁）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西部地區與東部和中部地區相同，人均GDP和品牌價值量的水平值是不平穩的，在經過一階差分以后，檢驗結果顯示沒有單位根，兩個變量是一階單整的，這表明數據是平穩的。因此，本文采用LN(PERGDP)為因變量對西部地區的相關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見下頁）所示。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

表6的結果表明，西部地區人均GDP與品牌價值存在著正向的相關性，對區域經濟增長有一定的帶動作用。在5%的置信水平上，品牌價值變動1%，人均GDP就變動0.40%。西部地區品牌對人均GDP的作用系數明顯小于東部和中部地區，但是二者的相關性仍然比較顯著。這是因為雖然西部地區整體品牌的發展比較滯后，但是四川憑借白酒產業、內蒙古憑借乳制品創立了眾多的知名品牌，對當地經濟的發展表現出積極的帶動作用，進而對西部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五、 結論及建議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國品牌發展的地區差異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基本一致，品牌與區域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品牌是導致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因素，品牌是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

第一，對我國500強品牌的地區分布與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性分析證實了品牌價值與區域之間的經濟差異有較大的相關性。區域的品牌數量和品牌價值與區域的競爭力緊密相關。一個區域擁有的知名品牌越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越能占據優勢，所以未來區域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總量上的競爭，而會更多地表現為品牌的競爭，品牌是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

第二，品牌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呈現東、中、西依次遞減的趨勢。品牌無論是對東部發達地區還是對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對東部的帶動作用更是非常明顯，但是由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品牌數量和品牌價值的絕對值都比較小，品牌的發展比較滯后，品牌對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總量的促進作用也就小于東部地區。這說明東中西部品牌價值的差異是導致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因素。因此，實施品牌戰略是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措施。

針對上述結論，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東部地區要保持目前的品牌發展態勢，進一步加強品牌的建設，提升品牌的價值，憑借優勢的品牌進一步加強自身的競爭能力，鞏固東部沿海地區在經濟格局中的主導地位，繼續發揮品牌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中西部地區要積極樹立品牌意識，在發展當前品牌的情況下，積極培育新的品牌，大力發展有競爭力的企業。在品牌創建方面，企業要加大對品牌的創新投入，只有通過產品生產工藝的創新、設計開發的創新和在生產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的創新，才能在發揮傳統優勢的基礎上，推出能夠迎合市場需要的新品牌產品；同時，企業要通過兼并、控股等多種方式對品牌進行重組，加快生產要素向名牌企業聚集，增強名牌企業的實力從而打造區域經濟的優勢品牌。

其次，區域品牌的創建要突出區域的特色。每個區域應該有自己的戰略定位，重點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創建區域獨特的優勢品牌。這種具有特色和競爭優勢的品牌企業在空間上形成聚集，從而形成本地化的產業品牌，這是其他區域很難效仿的，并且這種特色產業能夠對區域經濟產生乘數效應，是區域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由于不同的區域在空間、資源稟賦等許多方面都存在差異，各個區域所具有的優勢也各不相同。東部地區要利用社會資源比較豐富的特點，依托高科技人才的優勢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繼續利用外資促進本土產業的發展，培育更多的世界性的知名品牌。中西部地區品牌數量和品牌價值比較小，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要低于東部地區，但是自然資源和旅游資源卻非常豐富，因此中西部地區要依托本地區的特色，積極延伸資源性產業的產業鏈，同時大力發展旅游業，創建優勢的區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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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仲林.面板數據的計量經濟分析［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15.

An Empirical Study on Brand Value Cre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Growth Differences

LI Xingjiang, ZHANG Yujie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第9篇：區域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區域金融發展;區域經濟發展;文獻綜述

Abstract:The paper reviewed the recent studies on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including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causal relationship,the specific mechanisms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t described the representative articles and opinions,and conducted a brief evaluation.

Key Words: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regional economic growth,literature review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2265(2010)06-0013-05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歷來是經濟學家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自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經過眾多經濟學家如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King和Levin(1993)、Rajan和Zingales(1998)、Allen和Gale(2000)等人的出色研究,形成了金融發展理論,人們深刻認識到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學者就利用金融發展理論對我國日益擴大的地區間經濟金融差異進行研究,取得了豐富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區域金融理論成果。近年來,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作為區域金融理論的核心研究內容,無論是在研究方法上還是在研究視角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拓展,本文試對此進行簡要述評。

一、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研究

在我國區域金融研究領域,有一大批文獻是對各個地區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因果關系進行的實證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從國外研究文獻看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已經被人們廣為接受,但是跨國實證檢驗對二者的因果關系卻沒有一致的結論。早在1966年,Patrick就用“需求導向”觀和“供給導向”觀來區別人們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不同認識。這表明金融發展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它們之間可能并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是一個具體的、有條件的長期過程。探究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對深化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制定相應的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的研究進展體現在數據的選擇和計量方法的改進上。從數據選擇上看,學者們放棄了早期的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改用包含更多統計特征的面板數據。從計量方法上看,格蘭杰因果檢驗、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向量自回歸模型等先進的統計分析方法和計算軟件工具應用于研究當中。例如宋艷偉(2007)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分布對東部和中西部地區1985―2004年的數據進行驗證,并分別針對東部和西部地區建立了向量自回歸模型(中部地區不符合檢驗要求),兩項檢驗結果一致:東部地區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經濟增長不是金融發展的原因,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沒有因果關系。西部地區金融發展的變化主要受自身影響,經濟增長的變動也是受自身影響較大。王景武(2007)的研究利用了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對我國東西部1990―2006年的整體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東部和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而中部地區不存在這種協整關系。東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而且存在格蘭杰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而西部金融發展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抑制的關系,而且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顯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此外,從影響作用力來看,東部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大于西部地區。冉光和等(2006)運用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與誤差糾正模型,從長期關系和短期關系兩方面對我國東部和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比較研究。結果顯示東部和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具有明顯差異: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金融發展引導經濟增長的單向長期因果關系,而無明顯的短期因果關系;東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明顯的雙向長期因果關系和雙向短期因果關系。周好文等(2004)運用多變量向量自回歸模型,基于1988―2002年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數據,對金融中介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在東部地區,金融中介的規模和效率都與地區非國有工業生產總值互為因果關系,但是金融中介的效率彈性系數更大;在中部地區,金融中介規模是非國有工業企業生產總值增長的原因;在西部地區金融中介的規模和效率與非國有工業生產總值之間沒有因果關系。

從以上文獻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學者們幾乎都認同我國各地區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有所不同的。對于其中原因,陳守東等(2008)從地區金融發展水平這個角度進行了分析。他們指出區域金融發展影響該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大小由該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決定,即存在著門限效應。他們通過應用門限回歸模型對1990―2004年間中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金融水平較低的地區,金融發展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出現負相關關系,當金融發展水平處于中等時,金融發展速度對經濟增長速度作用最大。冉光和等(2006)認為東部地區市場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均高于西部,市場機制在東部地區的資源配置中已發揮明顯作用,經濟與金融之間的關系比較密切。對于西部而言,國家政策性投資長期會帶動經濟增長,但短期內效果不明顯。以上的研究對我們有很大啟示,但是要想深入了解我國各地區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呈現的不同關系的原因,還需要從金融發展促進經濟發展的具體機制和渠道著手分析。

二、區域金融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具體機制研究

Merton和Bodie(1995)認為金融功能相對來說更穩定,因此從功能角度衡量金融發展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揭示金融發展的意義和本質。胡亮(2006)分析了金融深化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渠道和實現機制。金融深化有四大功能:信息生產功能降低信息生產成本,風險管理功能加速技術創新,儲蓄動員功能有助于資本積累,公司控制功能改善公司治理。這些功能通過資本清算機制、資本形成機制、企業家創新和技術創新機制等渠道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Levine(1997)指出金融系統的功能是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來實現的。近年來我國學者對區域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具體機制研究也是通過技術進步渠道和資本渠道來進行的,其中資本渠道又可以分為反映資本形成數量的資本聚集渠道和反映資本形成質量的資本配置渠道。這一部分文獻的研究視角有別于前期只考慮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的單一視角,它們研究的是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間接作用,即區域金融發展對相關要素的影響,是一種細化了的視角。

(一)技術進步渠道

在實證研究中,技術進步渠道是通過考察區域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關系來進行說明的。張軍、金煜(2005)用去除了國有企業貸款部分之后的非國有企業部門獲得的銀行貸款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作為“金融深化”的指標,使用1987-2001年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來檢驗各地區“金融深化”的程度對于地區經濟效率(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表示)差異變化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響以后,中國的非國有部門獲得的銀行信貸支持對于經濟效率的貢獻顯著為正,這個結果無論是對全要素生產率還是其增長率來看都成立。但是陳剛等(2006)以國有銀行貸款占GDP的比值作為金融發展的衡量指標進行計量檢驗時,卻發現金融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僅僅停留在提高了資本積累上,而對實體經濟部門的效率提高作用不大。

(二)資本積聚渠道

資本稀缺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阻礙或約束條件。金融通過在區域資本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來促進地區經濟增長。范祚軍等(2008)實證檢驗了我國各地區資本形成中金融要素的貢獻度,發現總體而言,我國金融信貸對資本形成的貢獻明顯,但在不同地區差異較大,如廣東省的資本形成對金融信貸的依賴最大,海南省的資本對金融信貸依賴度較弱。這大概是因為海南行政區域較小,且設省時間較晚,財政在支持地方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區域資本形成的數量來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資金的跨區域流動。祝曉波(2004)基于麥金農模型分析了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假定在經濟體內部存在金融發展水平高低不同的兩個區域。在金融發展區域水平高的A區域,投資者可以比較容易地獲得外源性融資,突破自有資金的限制,選擇代表更高生產技術的投資收益曲線,區域的平均收益率就會超過金融發展水平低的B區域。因此在資金可在區域間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資本的逐利性使得資金會從B區域流向A區域,同時資金所附帶的新的生產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人才也相應流入A區域,促進A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兩個地區間的經濟差距會進一步拉大。然而,該文是假定在市場機制下考慮一國資金的跨區域流動,沒有考慮中國資金流動的主要載體――國有商業銀行以及政府主導下的金融體制改革的影響,這削弱了其研究的價值。按照王小魯等(2004)的估計,在二十世紀90年代我國東部地區多數年份有數千億的資本凈流入,中部每年有幾百億元的資本凈流出,而西部地區一直是資本凈流入。文章進一步分析了資金流動渠道,認為大量屬于市場主導的資金在利潤吸引下通過外資、民間渠道和資本市場渠道等流入東部地區;由政府主導的資金,包括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和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卻是由東部地區流向中西部地區。王景武(2007)的研究認為不僅銀行信貸資金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干預,我國股票市場從建立之初,國家就沒有將其運作完全納入市場機制。政府通過對上市資源的行政性分配和額度控制實行有差別的區域股票籌資政策,以上海、廣東兩個省市為代表的東部地區在這一爭奪中獲得了大量上市公司資源,而中西部地區僅獲得了少量上市資源。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建立吸引了大量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源向這兩個地區的集中,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區域金融差距的擴大。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2001年中國加入WTO迫使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步伐加快,國有商業銀行運作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同時區域經濟增長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導致區域內資金的流動出現新的趨勢。如廣東省已經連續多年成為資本凈輸出省份,浙江省和山東省成為全國信貸資金的主要流入地。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2009)指出,國有商業銀行經過財務重組、再資本化和公司治理機制改革之后,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逐步得到強化,各銀行總行均強化了集中管理,并主要依據地區間金融風險收益的差異進行跨地區資金配置,信貸資金形成了依憑地區金融風險差異從高風險地區向低風險地區流動的趨勢。王小魯(2004)也指出,從2000年以來商業銀行為了規避風險采取了較審慎的信貸政策,銀行資金出現了向東部轉移的趨勢。

(三)資本配置渠道

對于區域資本形成的質量,多位學者參照Wurgler(2000)提出的測度資本配置效率的方法進行了研究。潘文卿(2003)首次提出用各個地區的資本對當地GDP變化的彈性代表資本在不同地區間的配置效率。其面板數據模型研究發現,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資本配置效率呈東、中、西梯度遞減特征,但是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波動性很大。然后,文章進一步研究資本配置效率和金融發展的相關關系,最小二乘回歸結果顯示:中國金融發展,包括信貸市場和股票市場發展,對資本配置效率變化的解釋能力都較弱,且在東、中、西部之間不存在明顯差異,而地區人均GDP等非金融要素對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是顯著的。曾五一(2007)對Wurgler模型進行擴展,將企業的盈利情況、金融機構貸款、政府的支持力度、企業扣除盈利因素之外的其他自發投資激勵等影響因素納入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各個因素對地區和行業投資的影響,結果發現,在短期的月度分析中,無論東部、中部還是西部,行業盈利因素對資本形成的影響相當微弱;金融機構貸款因素對短期內區域資本形成所施加的影響,體現出了由西向東逐次遞減的態勢,較之于東部地區,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固定資本形成,更多地依賴于金融機構的支持。同樣是借助Wurgler模型,李青原等(2008)運用系統廣義矩以1999-2006年間我國30個地區27個工業行業為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響以后,地區非國有部門獲得的銀行信貸支持、地區銀行信貸規模及地區金融市場化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該地區實體經濟資本配置效率,初步意味著國家隱性擔保的數量型擴張金融正在逐步向市場配置型金融轉變,且從信貸的角度看,已從信貸規模簡單擴張轉向效益優先。但地方政府的干預卻妨礙了其功能的有效發揮。

對于我國不同地區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均較為低下的原因,學者們也進行了深入研究。張軍、金煜(2005)認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有利于發達地區的金融深化,但是助長了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對當地銀行系統的信貸決策與信貸行為的干預。從“金融深化”指標上來看,沿海地區總體上來看比內地表現出更高的程度,尤其是1996年以后。內地金融深化程度的不足不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經濟增長,進一步拉大了與沿海地區的經濟差距。潘文卿(2003)指出國有銀行的信貸行為抑制了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非國有銀行金融機構的信貸與投資行為對資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一方面,由于政府對國有經濟的保護和傾斜,國有銀行將更多資金貸放給低效率的國有經濟部門(曾康霖,2005),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外部治理機制還是內部治理機制都存在巨大的改進空間(鄭志剛、范建軍,2007),所有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虛位和國有銀行的軟預算約束,導致國有銀行內部人控制問題,經營者為了獲取業績激勵,存在著過度放貸的動機。蕭安富等(2005)認為不同地區的金融生態,包括經濟結構與制度環境因素,制約著社會資金配置的總量和效率。萬良勇(2009)在研究了資本市場上河北擔保圈債務危機后更是指出,地方政府的本位利益驅動是導致金融生態失衡的主要因素,面臨政府干預和市場競爭雙重壓力的商業銀行既是債務危機事件的受害者,同時又在危機形成過程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地方政府干預下的監管機構獨立性受到較大侵害,導致對違規事件處理的延遲和乏力,失衡的金融生態環境及上市公司治理缺陷最終導致了信貸資源的低效配置。

三、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早期區域金融理論研究側重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及其因果關系,而忽視了研究金融適度發展和金融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近年來我國學者對區域金融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進行了研究,這也是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研究領域一個新的內容。

米建國(2002)指出,金融適度發展是經濟實現最優增長的必要條件。在此基礎上,杜朝運(2007)指出在任一經濟增長水平上,都應該有一個與之相對應的金融發展水平,這樣經濟體就可以從金融發展中得到最大凈收益,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達到均衡。據此他認為我國區域金融發展不能與相應的經濟增長水平配合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內在原因。文章指出,當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金融發展超過了實體經濟發展的要求時,一般資金需求者所能夠承受的利率水平較低、信用體系缺失、信息不對稱更嚴重、新投資有較高風險等原因造成當地儲蓄無法順利地轉換為投資,并且資金大量流失,這進一步抑制了本區域的經濟增長,造成國民收入增長缺乏動力,使得儲蓄率降低,金融體系的資金供給萎縮,從而引起金融發展水平的下降,即該區域陷入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惡性循環之中。而發達地區卻恰恰相反,其高投資造成的資金缺口可以通過外來資金和金融體系的完善得以補充,從而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相互促進。王景武(2007)分析了海南省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房地產泡沫期間金融機構過度擴張的案例,指出地方政府干預金融必須以區域經濟發展為“度”,不切實際的金融擴張不僅不能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反而會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極大危害。李洪慈(2006)通過構建模型說明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著相對穩定的“兩重均衡”,即:由于欠發達區域金融規模過小而處于較低發展水平,無法發揮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應有作用,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更難以支付金融體系組建所需要的固定成本,使得兩者容易陷入“貧困陷阱”,最終向區域經濟增長停滯和金融體系規模萎縮的“低均衡”點收斂;只有當區域金融體系規模突破臨界點,才能實現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并沿著遞增的軌跡向一個高水平的穩定均衡點靠攏,直至實現區域經濟最優增長和區域金融適度發展的“高均衡”狀態。

除了金融整體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需要協調以外,還有學者從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的協調發展角度進行了研究。林毅夫等(2003)對全球制造業1980―1992年數據進行分析,其結果表明:只有當金融結構和制造業的規模結構相匹配,即在一個以大企業為主的經濟中,存在一個市場型的金融結構,或存在一個較高的銀行集中度時,才能有效地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從而促進制造業的增長。范方志和張立軍(2003)從理論上探討了金融結構轉變與實體經濟部門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聯機制,即消費結構升級――高質量高檔次產品行業投資增加,傳統部門投資減少――資金流向新興部門及為新興部門服務的金融部門――金融部門結構升級,他們還實證分析了1978―2000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中西部地區金融業發展的落后,不僅限制了資源的充分有效配置,從而束縛經濟總量的提高,同時也制約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四、簡要評價

本文從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因果關系實證研究、區域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具體機制和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三個方面綜述了國內近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當前該領域的研究概況,比較充分地介紹了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觀點。縱觀現有文獻,筆者認為該領域的研究還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模型建立針對性不夠。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是我國學者借鑒金融發展理論針對我國特殊的國情進行的,但國外文獻中對金融發展構建的模型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場經濟和市場化的調控手段基礎之上的,我國學者在借鑒模型過程中較少考慮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制度變遷等制度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價值。

第二,實證研究規范性不夠。在區域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實證研究中,盡管有大量的數據、先進的統計分析方法和計算軟件工具,但不同的實證研究所取得的結果有很大差別。現有的實證研究無論是從樣本選取、分析方法、實證過程還是從實證結果的理論解釋方面都存在著很多有爭議的問題,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目前理論界在這一研究領域的不足。

第三,研究內容全面性不夠。從現有的文獻看,多數研究成果從方法上是屬于“供給主導”的,即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少有人從經濟增長需要什么樣的金融系統這個角度去研究問題。

第四,區域劃分科學性不夠。現有研究一般是按照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模式進行區域劃分,這種劃分過于籠統,因為三大區域本身內部差異就比較大,采用平均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會使技術度量失真。另外有部分文獻是按照省份劃分區域,雖然區域內部的差異被極大地消除了,但是我國有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這么大數量的區域份額,需要考慮的區域差異變量如此之多,很難準確進行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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