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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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關鍵詞：新興國家 世界經濟 影響
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國家迅速崛起，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現象。“新興國家”是一個廣泛流行于國際輿論和學術界的概念，但究竟哪些為“新興國家”，其標準是什么，國際社會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通常公認的“新興市場國家”、“新興經濟體”、“金磚國家”等概念，就包含人們對新興國家相關特征的認同。總體看，新興國家，是指那些近年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所走現代化道路不同于歷史上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具有較大的全球或地區性政治影響力的非西方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的崛起最突出特征就是這些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導致新興國家所創造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斷提高。當然，“新興”是一個發展中概念，新興國家的組成也并非固定不變的，它反映的是一個正在崛起的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群”。新興國家的崛起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新興國家為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發揮重要作用
近年來，憑借強勁的發展動力以及較強的發展可持續性，新興國家慢慢變成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伴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發達國家的經濟出現衰退，雖然新興國家亦受到了嚴重沖擊，但其經濟率先復蘇并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在世界經濟的復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興國家的典型代表“金磚國家”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金磚國家”領土占全世界面積的30%，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2%，國內生產總值約占世界總量20%，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其中，中國居世界第一。世界銀行及野村證券機構等測算結果顯示，2012年整個新興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將達到75%，其中，“金磚國家”的貢獻最為明顯。同時，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新興國家與各方攜手合作，慷慨相助。2012年，“金磚國家”向IMF增資750億美元，其中增資最多的是中國430億美元，俄羅斯、印度和巴西各為100億，南非為20億。新興國家向IMF增資，宣示共同克服當前世界經濟困境的決心，提升了世界應對危機的能力。
二、新興國家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
隨著新興國家的群體崛起，經濟全球化的主體發生改變。實力不斷增強的新興國家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改變了過去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格局。在國際經貿合作中，新興國家積極參與，為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等充足資源；新興國家為各國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工業制成品；通過進口大量商品和服務，新興國家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市場和動力；通過吸納巨額外資，新興國家為國際資本流動提供了重要目的地。以后在資源、產品、市場、資本等方面，新興國家將為世界經濟發展創造更多機遇。
三、新興國家的崛起加速了世界經濟的多極化進程
2008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面的金融危機。這場宣告華爾街神話破滅的金融領域的“9.11”，嚴重削弱了美國經濟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和美元的強勢地位。這次源于美國的危機，不僅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沖擊，而且對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以及相互關系產生重大影響。例如，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新興國家的崛起及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極大地沖擊著發達國家的經濟主導地位，加速了世界經濟的多極化進程。
四、新興國家的崛起推動了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變革和調整。
新興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相應提高了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他們在國際和地區層面的影響力開始顯現，成為推動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變革和調整的重要力量。崛起的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等，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意愿愈益強烈，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共同治理世界經濟的態勢正在形成，一些治理改革，特別是國際金融組織體系改革出現有利于新興國家的積極變化。面對國際金融危機，G20集團應運而生，作用突顯。該集團成員中，新興國家占據了半壁江山，涵蓋了全世界的主要大國。例如，2010年4月，世界銀行的投票權改革方案獲得通過，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從44.06%升至47.19%，其中，中國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從2.77%升至4.42%，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股東。2010年11月，IMF宣布通過份額改革方案，向新興經濟體轉移超過6%的份額，其中，中國的份額從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3.65%升至6.07%，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位列美國和日本之后，得到在這一國際組織中的更大話語權。世界銀行和IMF的機構改革表明了新興國家地位的提高而發達國家地位下降的事實。
總之，新興國家的崛起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當然，新興國家的真正崛起仍需要一個過程，其間也會遭遇曲折和困難，但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發展壯大的趨勢難以逆轉。可以預見，在未來世界經濟仍將可能延續低速增長的態勢下，新興國家仍會保持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繼續為維護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與繁榮，促進全球經濟治理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2011年《新興經濟體藍皮書》在京[EB/OL].中國經濟網，2011-4-7.
[2]2013年《新興經濟體藍皮書》呼吁設立金磚國家自貿區[EB/OL].光明網，2013-3-26.
第2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外商“垂涎”
如很多外商所“垂涎”和“吹捧”的一樣，首先，新興經濟體38億的人口數量就蘊藏著巨大商機。曾經評價“金磚四國”的崛起就是用超過26億的人口能量推動世界。而據統計，“新鉆十一國”里印尼有2.4億人口，巴基斯坦有1.62億，孟加拉1.44億，人口最少的韓國也有近5000萬。所有新興經濟體加在一起，就積聚了38億人口的經濟總量，一旦進入蓬勃發展期，消費力確實不容小覷。甚至有專家開始預測，到2025年，大多數“新鉆十一國”的個人年均收入將突破3000美元門檻，這個數字將成為消費能否帶動經濟增長的關鍵點。
同時吸引外商注意的，不只中國老百姓銀行的儲蓄，還有整個新興經濟體的居民儲蓄。中國是世界上儲蓄最高的國家，儲蓄率達到50%，而新興經濟體的居民儲蓄平均也達到了32%，普遍高于歐美國家百分之十幾的儲蓄率，可謂使外商垂涎欲滴。
然而，需要特別告誡外商注意的是，新興經濟體內需市場的潛力擴散需要時間，一切需要循序漸進，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直面挑戰
新興經濟體國家雖然發展迅速且蘊藏巨大商機，但社會、經濟面受發展程度限制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擴大內需面臨著許多共同挑戰。
聯合國近日的關于世界經濟狀況的報告和2009年的展望指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使窮人增加，首當其沖的就是新興經濟體中的中國和印度。
根據亞洲新聞社引證的2005年世界銀行的資料，至少有1億中國人和2億5千萬印度人處在貧窮線之下，這些人群每日不足1美元的生活費，4.7億中國人和8.27億印度人每天不到2美元。許多人認為，這些還是低估的數據。人口蘊藏經濟動力的同時還承載著更大壓力。
第3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關鍵詞：量化寬松 新興經濟體 國際金融治理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13）02-0073-79
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大事件。在新興經濟體崛起的大背景下，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過程中的合作如何？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在不斷增強？這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本文以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政策為線索，考察其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以及新興經濟體對量化寬松政策的應對。在此基礎上，本文最后來探討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真正作用。
一、金融危機下發達國家的集體性量化寬松政策
為應對經濟危機，盡早擺脫經濟衰退的陰影，實現國民經濟的復蘇與發展，發達經濟體采取了各種政策措施。其中，量化寬松政策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內容，被美國、歐元區、英國以及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普遍作為最為重要的政策選項而長期持續地大力推行。
美國是全球范圍內量化寬松政策的最主要推行者。奧巴馬2009年就任總統后，美聯儲先后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QE）政策。在2008年10月開始的第一輪QE期間，美聯儲一共購買了1.725萬億美元資產。從2010年11月開始，美聯儲再次宣布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決定至2011年6月底前購買6000億美元美國國債。到2012年9月，由于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及日益放緩的經濟增長率，美聯儲宣布實施第三輪量化寬松。美聯儲沒有明確第三輪量化寬松的總規模，僅表示每月將購買400億美元的機構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直至實現美國的失業率降低到7%以下以及美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雙重目標。僅僅3個月之后，美聯儲又宣布開啟QE4，每月除了繼續購買40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外，還將額外購買約450億美元長期國債。
自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央行也持續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以防止歐元區經濟形勢的不斷惡化。歐元區量化寬松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1、啟動長期再融資操作計劃，以此向金融業提供了近萬億歐元的流動性；2、啟動證券市場計劃，直接購買超過2千億歐元的歐元區債務；3、重新將政策基準利率調低至1%的歷史最低水平；4、調低歐元區的法定準備金率至1%。
獨立于歐洲央行之外，但和歐洲央行高度類似，英國央行也先后采取了數輪量化寬松政策。英國央行的第一輪量化寬松于2010年2月施行，當時英國央行購買了以英國國債為主的近2000億英鎊資產。其后，英國央行又推出了兩輪量化放松，截止到2012年10月底，英國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總規模達到了3250億英鎊。此外，英格蘭貨幣政策委員會還宣布將主導利率保持在0.5%的歷史最低水平，這一利率水平還將延續至2013年。
日本實際上是量化寬松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和實施者。早在2001年3月，為應對國內持續的經濟衰退，日本政府就實踐了量化寬松政策，并將這一政策持續到2006年3月。2011年福島大地震后，日本經濟更加惡化，日本繼續加碼量化寬松。在2012年3月的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會議上，日本央行宣布在當前55萬億日元資產購買規模的基礎上追加10萬億日元用于購買長期政府債券。2012年9月和10月，日本央行連續兩次宣布追加QE規模，使得日本QE總規模達到91萬億日元。在不斷擴大的資產購買和信貸計劃之外，日本還把基準利率長期維持在在0-0.1%不變。
發達經濟體之所以要集體性地采取量化寬松政策，是因為量化寬松政策是這些經濟體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最后可以依托的有力政策選項。雖然量化寬松政策沒有取得最優政策效果，未能有效地幫助發達經濟體強勁的經濟復蘇，但不容否認的是，其最低程度的政策目標，即在防止經濟陷入衰退和避免經濟進一步惡化等方面效果已經基本實現。在推出量化寬松政策數月后，美國的經濟即走出了衰退，并且在2010年實現了2.4%的經濟增長。歐元區、英國和日本在同年也分別取得了2%、1.8%和4.5%的經濟增長率。如果沒有不斷推行的量化寬松政策，這些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很可能陷入通貨緊縮的危險當中。
發達經濟體之所以能夠共同采取量化寬松政策，其重要原因在于它們的貨幣都是國際貨幣。事實上，IMF的特別提款權主要是由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這四種貨幣構成。在IMF的國際儲備貨幣統計中，也不難發現這些經濟體的貨幣程度不一的被其他國家作為重要儲備貨幣。由于有了國際貨幣的身份，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諸多經濟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被轉嫁至其他國家，特別是本國貨幣還不是國際貨幣的新興經濟體身上。
二、量化寬松對新興經濟體的雙重影響
發達經濟體制定量化寬松政策的最初動因是為了緩解金融危機的沖擊，刺激本國經濟的增長。在全球經濟相互依賴的背景下，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對于全球經濟仍有關鍵性影響的前提下，發達經濟體旨在促進本國經濟穩定以及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的量化寬松政策理論上會給新興經濟體經濟帶來以下兩方面的積極影響。其一，出口穩定。對外出口是拉動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之一，而目前新興經濟體的對外出口迄今依然高度依賴發達經濟體市場。發達經濟體通過量化寬松穩定了國內市場需求，將會因此穩定新興經濟體的對外出口。其二，外資引入。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對外直接投資）仍然是推動新興經濟體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新興經濟體吸收的FDI主要也是以來自于發達經濟體的FDI為主，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投資仍然較少。正是基于這種邏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曾公開表示，量化寬松政策“不僅有助于加強美國經濟復蘇，而且通過提振美國的支出和增長，也具有幫助支持全球經濟的效果”。
但是，對發達經濟體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對新興經濟體未必是負責任的，對發達經濟體有益的政策也并非必然會對新興經濟體有益。由于國內經濟形勢和國家經濟結構的差異，量化寬松政策在給新興經濟體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現實經濟挑戰，甚至是政策風險，加劇了新興經濟體治理本國經濟的困難，限制了新興經濟體制定各項經濟政策的空間。
第一，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導致新興經濟體面臨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力。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所創造出來的大量流動性無法在其內部被消化，必然外溢出至國際層面，并因此推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進而給新興經濟體帶來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雖然2010年以來發達經濟體處于經濟困難當中，對國際大宗商品的消費減少，但同期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價格、能源產品價格以及金屬礦產品價格總體上卻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上升勢頭。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重要原因是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過剩。然而，同樣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由于發達經濟體的內部主要經濟問題是通貨緊縮，所以這一問題并不嚴重，但由于新興經濟體本已面臨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給新興經濟體帶來了要嚴峻得多的經濟挑戰。
第二，“熱錢”流動使得新興經濟體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難度大為增加。在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濟形勢不佳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復蘇相對較快，這對于國際投資者而言是一種吸引。同時，由于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政策使得國際市場上有著大量過剩的資金，這些資金也需要尋找投資機會。在兩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有大量“熱錢”涌入新興經濟體。以亞太地區的新興經濟體為例，亞太新興經濟體在美國第一輪量化寬松期間每季度就新增16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在第二輪量化寬松期間，這些國家每季度新增18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中，大量是以“熱錢”的方式存在。熱錢的性質決定了其不會長期存在于新興經濟體內部，必然要通過快進快出的方式追求短期利潤，這會給新興經濟體維護本國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帶來問題。尤其是當大量“熱錢”涌入到股票和房地產行業，并進行炒作的時候，會給新興經濟體國內的資產價格帶來劇烈波動，引發嚴重金融問題。
第三，在發達經濟體貨幣超發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擁有的發達國家債權縮水。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流動性過剩現象，使得發達經濟體的貨幣總體上出現貶值趨勢。由于美國、歐盟以及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均面臨債務問題，是全球主要的債務國，而新興經濟體是債權國，因此發達經濟體的貨幣貶值客觀上使其債務負擔減輕，同時導致新興經濟體所擁有的債權受損。特別作為世界第一大債務國的美國，量化寬松引發的美元貶值會給持有美元資產的投資者帶來潛在的巨大損失。截止2012年11月底，在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當中，中國、巴西和俄羅斯分列第一、第四和第八位，總共持有超過15912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如此巨量的債權規模下，美元匯率的略微貶值都會給國債持有國帶來巨大損失。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量化寬松所發行的大量美元在全球貨幣體系的存在，長期來看，會給美元匯率帶來壓力，使得美元貶值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第四，量化寬松政策限制了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不但使得新興經濟體更多是依據發達經濟體的利率水平和量化寬松政策的步驟來制定本國的貨幣政策，而且給新興經濟體帶來了貨幣政策制定上的悖論。由于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普遍把本國利率壓低在1%以下的極低水平，這使得已經步出復蘇的新興經濟體無法通過提高利率水平來吸收過多的流動性，否則就會產生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利差”效應，帶來更多的“熱錢”涌入，從而加大本國政府控制通貨膨脹的困難。在這個意義上，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已經被發達經濟體綁架，新興經濟體的利率只能在一定的利率范圍內浮動。如果不進行政策創新的話，將會降低本國貨幣政策的效果。
三、新興經濟體的政策應對及其局限
總體而言，量化寬松政策為新興經濟體帶來了金融危機以來金融領域的重大不確定性。雖然其影響尚沒有美國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那樣直接，但對新興經濟體也提出了持續的嚴重挑戰。新興經濟體必須采取各種政策措施避免遭受量化寬松政策的負面影響，維護本國金融體系以及經濟體系的穩定。新興經濟體針對量化寬松政策制定的政策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首先是貨幣政策。如前所述，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在量化寬松之下受到了較為嚴重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貨幣政策仍然是新興經濟體應對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的最重要經濟手段。新興經濟體必須通過以利率變動為關鍵的貨幣政策來抵御量化寬松政策的負面影響。當然，貨幣政策的空間在發達經濟體的擠壓之下，已經變得非常狹小，這更需要新興經濟體政府的技巧以及智慧，通過利率水平的合理變動來實現政策目標。值得注意的是，應對量化寬松絕非簡單地提高利率。事實上，從2009年各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政策至今，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利率呈現出了降低，提高，然后又降低的趨勢性變化。新興經濟體力圖通過這種利率變化既實現經濟增長，又能抑制通貨膨脹，壓縮“熱錢”獲利的空間。
其次為匯率政策。新興經濟體也利用本國政府所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積極購入美元等貨幣，通過防止匯率過度升值的方式來抵消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的負面影響。在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政策之下，新興經濟體面臨本幣升值的巨大壓力。為緩解升值壓力，新興經濟體普遍采取了穩定本幣匯率的政策。在2009年至2010年期間，中國考慮到金融危機對本國經濟的沖擊，停止了進一步人民會匯率改革的步伐，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維持在6.8左右。巴西貨幣雷亞爾同樣面臨著嚴重的升值壓力，這抑制了本國產品的對外出口。巴西政府采取各種措施來控制雷亞爾的匯率，減緩其升值的速度。俄羅斯也于2009年實施了盧布“平穩貶值”的匯率政策，希望通過匯率的貶值來實現經濟穩定。
最后是資本管制措施。面對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新興經濟體必須依靠資本管制這一措施筑起政策大壩，放緩資本賬戶開放步伐。很多已經開放資本賬戶的新興經濟體也在重新啟用資本賬戶管制。總體上，雖然臨時性的資本管制無法根本上阻止熱錢的跨國境流動，但會通過減少新興經濟體國內與國外金融環境之間的聯系以及限制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動，避免短期內大量“熱錢”集中涌入或者流出新興經濟體的情況出現，從而為新興經濟體政府提供必要的緩沖時間。在量化寬松期間，泰國、土耳其、中國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均采取了新一輪的資本控制浪潮。
雖然新興經濟體力圖通過上述主要經濟政策來妥善應對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政策，但是從已有的應對效果來看，這些政策由于受到內外因素的牽制，帶有一定的局限性。
外部因素主要是發達經濟體對新興經濟體若干經濟政策的制約。這集中體現在匯率政策方面。美國對于主要新興經濟體試圖通過穩定匯率來應對量化寬松的政策，均采取了施壓態度。例如，進入2011年之后，美國明顯加大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施壓，希望借此迫使中國政府進一步放松對人民幣匯率的管理。事實上，政府導向的匯率貶值并不帶有道德劣勢，這是任何國家都可以采取，并且在歷史上均采取過的政策，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的重要表現。只是如今在發達國家的指責下，貶值性匯率政策被描述為一種不公平的競爭行為。
此外，發達經濟體為推動經濟發展所采取的其他經濟政策，也干擾了新興經濟體為應對量化寬松所制定的政策效果。其一，產業政策。發達經濟體在金融危機之后普遍制定了以再工業化為核心的制造業重振戰略。這使得新興經濟體的制造業優勢受到削弱，面臨著來自于發達經濟體制造業的激烈競爭，從長遠看，也導致了新興經濟體產業升級困難加大。其二，貿易政策。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均重視出口在平衡本國經濟以及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美國奧巴馬政府2009年明確提出了“五年內出口翻番”的貿易目標，力圖到2014年使美國對外出口翻番。為了擴大本國出口，發達經濟體還普遍對新興經濟體的產品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些貿易保護主義部分抵消了新興經濟體通過出口來抵御量化寬松政策的努力。
就內部因素而言，新興經濟體在應對量化寬松的過程中突出暴露了國內金融業欠發達這一最大障礙。面對全球貨幣體系中的過多貨幣，且本國貨幣不是國際貨幣的情況，新興經濟體無法通過國內高度發達的資本市場和證券市場把外來游資吸收和鎖定在本國的金融體系內部，最終只能更多地依靠負面效應可能更大的貨幣政策以及效果較為受限的匯率政策來加以應對。失去了國內金融市場調節這一重要工具，新興經濟體的應對政策既無法充分發揮效用，同時也帶來了通貨膨脹等經濟政策風險。
四、新興經濟體與全球金融治理
金融危機之后，在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金融治理這一問題上，通常的情緒是較為樂觀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在金融危機之下，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擁有更多的共同利益；發達經濟體會更多地和新興經濟體進行政策協調，并通過取得共識的政策來實現共同利益；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上升，它們的參與保障了全球金融體系的公平性；反映新興經濟體崛起的G20提供了多邊性的制度平臺，能夠有效地協調各主要經濟體的金融政策關切。在很大程度上，它們分別暗合了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四大關鍵要素：利益認知、政策取向、主體作用以及治理機制。但是，從量化寬松過程中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經濟體的實際表現來看，上述判斷存在可疑之處。
從利益認知來看，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在量化寬松的政策后果上存在重大分歧。發達經濟體主張，推行量化寬松政策是拉動經濟復蘇的有力嘗試。由于該政策符合發達經濟體的利益，因此也符合新興經濟體的利益。但是新興經濟體卻認為量化寬松更多的是以發達經濟體自身利益為根本導向，很難說真正照顧到了新興經濟體的利益。不僅如此，量化寬松在很大程度上是發達經濟體的危機治理成本轉嫁策略，發達經濟體通過有意犧牲和損害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利益和金融利益來謀求自身利益的實現。因此，兩者對于量化寬松的利益認識存在重大差異，對于利益的達成彼此沖突，很難說有著一致的利益。
從政策取向看，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沒有進行良好的政策協調，而是分別以自身經濟最優化為起點，各自針鋒相對地采取了一些單邊政策。具體而言，發達經濟體依靠量化寬松政策來解決本國經濟問題，新興經濟體也試圖通過包括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在內的一系列政策組合來抵御量化寬松政策的不利影響。這些政策從單個國家來看，似乎都能發揮效果，但從全球層面來看，由于政策制定缺乏有效的溝通，出現了相互抵消的結果，因此不利于主要經濟體通過全球金融治理來實現共同利益。此外，不同的政策取向還引發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爭執。新興經濟體指責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政策損人利己，并試圖以包括競爭性匯率政策在內的各項政策來對沖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的不利影響。新興經濟體的應對政策同樣遭致了發達經濟體的批評，認為后者不遵守相應的規則。總體上，量化寬松政策反映并且加深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在貨幣政策以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上的互不信任，給未來的國際金融治理帶來了挑戰。
在主體作用方面，新興經濟體已經大規模參與到國際金融體系的治理過程當中，這一點沒有疑問。然而，主體的含義不僅體現在參與方面，更體現在治理過程中是不是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從量化寬松的實施過程看，發達經濟體在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中仍然占有主導地位，可以不必顧及新興經濟體的利益和感受，幾乎不受約束地直接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發行超量貨幣。盡管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實力已經顯著提升，但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仍然較為受限，無法影響或者塑造發達經濟體執意制定的量化寬松政策，更多的是體現出被動應對的特征，因此只能承受量化寬松的不利政策后果。
在機制建設領域，量化寬松政策的推行也反映了目前仍無有效治理國際金融體系以及監督重大國際金融政策的全球性機制。量化寬松會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以及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被賦予國際金融體系監管作用的IMF卻未能對該政策進行事前預警、事中監測和事后控制，基本上處于不應有的缺席狀態。被寄予厚望的G20同樣如此，除了在若干次會議公報中呼吁發達經濟體應制定審慎的貨幣政策之外，該機構未能提出具體的建議，遑論制定推行實際的措施。
結語
第4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2014年一開始，新興經濟體遇冷，短短一個多月從股債市場流失的資金就超過了2013年全年，更多國家加入了貨幣貶值的行列。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困境與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有不少相似之處，因此，很多人判斷類似于東亞金融危機的風暴正在新興經濟體頭上集結。
東亞金融危機是一場區域性的危機，并在俄羅斯、巴西等國引起連鎖反應。而當下人們所說的新興經濟體并不是一個地區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發達國家之外，那些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的國家都被列入了新興經濟體的行列，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5年來，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人們也逐漸習慣了這種高歌猛進的情勢。當新興經濟體增長面臨外部動力減弱和周期性衰退的雙重壓力之后，神話就破滅了，世界經濟增長回歸常態。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與其說類似于東亞金融危機，不如說是經濟增長的回潮，有些國家將從增長的螺旋上甩出來，而少數國家有望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新興經濟體分化正在進行中。
誰是新興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一開始被稱作新興市場國家，是一個投資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資公司將具有投資前景的國家列為新興市場國家，這并不是一個經濟增長或者發展的概念，而是關乎投資與收益的概念，很多國家剛剛進入全球市場，資產升值的空間要遠遠大于成熟市場經濟體。冷戰結束之后，有30多億人加入了市場經濟體系之中，進而帶來新一波經濟增長的浪潮，新興市場國家也就從投資概念變成經濟增長的概念。
進入21世紀，新興經濟體集體發力，除了中國、印度等大的發展中國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區也進入高速增長的軌道，年增長率超過5%的國家將近100個，遠遠超過成熟的歐美經濟體的增速。這一輪增長并沒有因為華爾街金融風暴而中斷，相反，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發達經濟體，世界經濟中心轉移的說法也就變得流行起來。甚至很多人樂觀地估計，新興經濟體正在與發達經濟體“脫鉤”，所謂的脫鉤就是新興經濟體有了獨立自主增長的能力與空間，這也是對二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長期的依附性增長的修正。經濟快速增長期間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實際的樂觀情緒，而這些樂觀情緒讓人們忽視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風險，一旦風向大轉，增長勢頭逆轉，由樂觀驟然進入悲觀，企業或者政府會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釋放信號要改變美聯儲第三輪量化寬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羅斯等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一改升值勢頭，調頭貶值。為了維持本幣幣值，新興經濟體一方面不愿調高基準利率，另一方面賣出美元資產，買入本幣資產。
美聯儲主席的一句話改變了全球的資金流向，新興經濟體在2013年6月集體面臨“錢荒”的危機，之前人們津津樂道的“脫鉤論”顯得過于樂觀和沒有根據。美國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核心樞紐，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危機中的快速增長有賴于廉價美元的供給，寬松的信貸環境讓企業和政府大量舉債，因此，新興經濟體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債務基礎之上的。當信貸環境和利率水平發生變化，債務經濟就會難以為繼，尤其是以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為代表的國際“基準利率”不斷上升之后，全球會自動出現避險情緒，經濟增長基礎不牢固的國家將面臨資本外逃的挑戰。
美聯儲從2014年開始減少購債規模，新任美聯儲主席耶倫蕭規曹隨，堅持縮減購債的政策不變，她并不認為新興經濟體的波動會影響美國經濟復蘇。可以預見，2014年新興經濟體將過緊緊巴巴的日子，經濟增速下滑也是難免的，新興經濟體集體飄紅的日子已經不存在了。當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會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興經濟體也會出現結構性的分化，外匯儲備不足、舉債過多、經濟結構單一的國家將面臨著危機的壓力，從貨幣貶值延伸到貿易，直至實體經濟領域，最終可能會引起社會與政治的動蕩。
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高歌猛進的標簽已經慢慢褪色了，金磚四國的發明者吉姆?奧尼爾又提出一個新的概念“薄荷四國”（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和土耳其。從“金磚四國”到“薄荷四國”，經濟增長的引領者只是少數國家，涵括幾十個國家的新興經濟體本身就沒有同質性，除了經濟增速較快之外，共同點太少。這與發達經濟體有很大不同，發達經濟體的數量比較少，經濟增長水平都比較高，在社會發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報告認為，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將回歸常態。何謂常態？就是經濟增長由美國、歐洲及其他高收入國家來牽引，全球化的動力從新興經濟體轉向發達經濟體。2013年美國、日本、英國的對外出口都有較大幅度增加，發達經濟體將再次成為經濟全球化的牽引動力。從另一方面說，常態意味著危機時代的終結，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群體將在危機的考驗下出現結構性分化，也許未來幾年人們會逐漸淡忘新興經濟體這個概念，或者會賦予它新的含義。
經濟增長波浪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其歸咎于美聯儲的政策調整，不如說是世界經濟增長潮起潮落的自然反應。世界經濟史上還沒有出現過幾十個國家集體崛起的現象，更引人關注的是很多國家經過一段時間經濟增長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濟增長的奇跡并不可能偏離經濟規律的軌道，反倒是很多奇跡都會遭遇泡沫破滅的窘境。
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高歌猛進，其實是21世以來新一輪經濟增長波浪的延伸，在這一輪增長中，大宗商品出口國獲得較長時間的增長，弱勢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直接拉動原料生產國的經濟增長。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國。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開啟了長達十年的高速增長，同時中國也經歷了一場工業化的，中國對煤炭、石油、鐵礦石的需求拉動拉美、非洲、澳大利亞等原材料生產國家和地區的增長，從而形成世界經濟中的“中國周期”。中國經濟從兩位數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這對于原材料出口國的增長來說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聯儲改變持續數年的貨幣扭曲政策，拉動新興經濟體增長的外部動力正在減弱，甚至逆轉。
2013年下半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的疲弱態勢也代表著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正處于下行狀態，經濟減速甚至經濟衰退的危機正在叩響新興經濟體的大門。經濟增長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經濟低落期間正是改革與轉型的良機，縱觀世界的改革史，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壓力倒逼。而經濟周期的形成與產業變革息息相關，抓住世界產業變革契機的國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頭之上，成為新的引領者。
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既有賴于外部動力的牽引，也有內部工業化的驅動，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沒有越過中等收入階段，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潛力巨大。但新興經濟體同樣也面臨著后發劣勢，處于趕超狀態意味著無法獲得技術領先優勢，而任何產業在初創階段都會存在巨大的壟斷租金，等到技術大規模擴散之后，利潤水平自然會下降。形象地說，創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創意與技術，而當這種技術被大規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利潤被攤薄，因此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市場網絡中處于下游狀態。而隨著生產的分解與服務業的轉型，無論國家還是公司都需要在價值網絡中尋求最佳的位置，維持創新的能力，顯然，新興經濟體在這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劣勢。
正因為新興經濟體無力定義和規范未來產業發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而幾十億人加入全球市場網絡之中，供需失衡的結構性矛盾嚴重，產能過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舊厚重的產業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額利潤的產業集中于發達經濟體，比如蘋果手機，在最開始幾年獲得了巨額利潤，隨著三星以及中國手機廠商的跟進，蘋果的超額利潤被擠壓，但后來者也只是依靠低價戰略贏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經打破了政治與經濟的界限、國內與國際的區隔，國家的競爭最終要分解為企業之間的競爭，具有創新產業集群的國家自然就成為創新型國家。而如何打造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需要政府與企業不斷對話，識別出新的具有發展前景的行業。一個親市場的政府是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卻不擁有這樣的政府，一旦經濟增長下滑，失業率增加，社會震蕩，進而引發政局不穩定，政府的產業政策無法一以貫之地執行下去。毋寧說，政府被利益集團或者大眾綁架，一些無效的補貼不僅犧牲了本國的財政資源，還制造了通貨膨脹，犧牲了市場效率。
經濟增長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處于高速增長的社會或者國家往往會習以為常，形成較高的增長預期，恰恰是在過于樂觀之中喪失了創新的機會，當一個新時代來臨之后，增長周期遽然終結。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終結，與其追憶過去的美好時代，不如盡快融入到一個創新時代。
中國例外？
當人們論述新興經濟體的危機的時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語“除中國之外”。在24個主要國家貨幣中，除了人民幣之外，其余兌美元都處于貶值之中，有些國家還出現暴跌的狀態。人民幣已經逼近破6的關口，預計2014年破6將是大概率的事件。從貨幣來說，人民幣確實例外了，這是否說明中國經濟可以繼續一枝獨秀呢？
經濟總量巨大、宏觀經濟穩定都是中國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國增長是這一波新興經濟體增長的一部分，中國也受惠于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紅利，同樣，中國經濟增長也受益于寬松的信貸資源支持。從經濟增長的周期而言，中國并不是一個例外。而中國現在有機會從即將到來的危機中脫身，關鍵還在于改革議程已經啟動。
第5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摘要：
世界競爭格局正步入一種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對弈，其間的結構變遷效應需給予特別的關注與重視。運用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工具，對IMD國際競爭力數據庫中342個指標進行系統分析，得出中國和美國近20年來國際競爭力的結構性變化情況。結果顯示:1995年以來，中國國際競爭優勢凈增加，競爭劣勢凈減少，而美國則恰恰相反。中美國際競爭優劣勢對比變化主要源于全球化競爭、模仿趨同、發展轉型、科技革命、危機沖擊等五種效應。在這五大效應的持續作用下，以中美競爭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競爭將推動全球治理、全球經濟循環、國家經濟模式變革等方面的二元化。
關鍵詞：
中國;美國;國際競爭力;全球二元化;結構變遷
一、引言
自1995年以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的最大變化之一就是新興經濟體的崛起。1995年金磚五國GDP總和不到美國的1/3，到2015年已經接近美國水平。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世界競爭格局逐步進入到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經濟體和以金磚五國為主導的新興經濟體的對弈。這種變化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2001年，美國高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首次在研究中使用“金磚四國(BRICs)”指代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個新興經濟體大國。200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世界經濟展望》中引入新興經濟體概念。在國內，博鰲亞洲論壇從2010年起每年《新興經濟群體發展年度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從2011年起每年《新興經濟體藍皮書•金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報告》，國家統計局從2011年起金磚國家聯合統計手冊。從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比較視角探討這種格局的演變已成為一個重要研究方面。近期典型研究有:股市波動比較(Khandaker和Islam，2015)［1］、經濟增長方式比較(汪濤和趙彥云，2015)［2］、人力資本在服務業協同作用比較(張如鵬，2015)［3］、外資流動對經濟增長影響比較(Sawalha等，2016)［4］、經濟全球化對收入不平等影響比較(Baek和Shi，2016)［5］。從某種意義上講，世界格局的這種變化主要源于這兩大經濟體國際競爭力的變遷，尤其是中美國際競爭力的變化。比較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也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內容。20世紀90年代以來，WEF(世界經濟論壇)和IMD(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致力于研究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韓國產業政策研究院(IPS)與其它機構合作從2001年起每年發表《IPS國家競爭力研究報告》;李永剛(2012)［6］通過構建指標體系，研究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綜合競爭力。中美在兩大經濟體的對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IMD《世界競爭力年鑒》數據，1995年在46個國家中美國國際競爭力排名第1位，中國排名第34位，2015年在61個國家中美國仍然排名第1位，中國排名第22位。這20年間美國排名一直沒有大的變化，除2010年排名第3位、2012年第2位之外，其余年份排名均是第1位;但中國排名卻上升了12位(見圖1)。美國雖然仍舊排名第一，但其競爭力的優劣勢結構發生了變化。對比分析中美國際競爭力變化特征、變化趨勢、變化原因和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對于認識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變化具有重要的價值。目前研究中，汪濤和趙彥云(2015)［7］運用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方法，發現1995年以來中美國際競爭力變化主要來自硬競爭力的變化。而當前世界經濟進入漫長的恢復增長階段，軟競爭力將成為雙方角逐重點。本文試圖厘清20多年來中美國際競爭力結構變化特征和趨勢，并重點分析變化的產生原因以及這種變化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二、數據和分析工具
本文主要利用IMD《世界競爭力年鑒》和世界競爭力數據庫，借助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工具，對中美1995－2015年國際競爭優劣勢變遷進行對比分析。
(一)數據說明
IMD與WEF在上世紀80年代合作《世界競爭力報告》。由于在國際競爭力理論和方法上有較大分歧，從1996年始，兩家機構每年獨立國際競爭力報告，即IMD的《世界競爭力年鑒》和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8］。IMD(2015)［9］認為，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國為企業和個人提供一個創造可持續價值環境的能力，主要體現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由經濟運行、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基礎設施四大要素組成，每個要素分別包含5個子要素:(1)經濟運行方面，包括國內經濟實力、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就業和價格子要素;(2)政府效率方面，包括公共財政、財政政策、制度框架、企業法規和社會框架子要素;(3)企業效率方面，包括生產效率、勞動市場、金融、管理實踐和價值系統子要素;(4)基礎設施方面，包括基本基礎設施、技術基礎設施、科學基礎設施、健康與環境基礎設施、教育子要素。各子要素由系列代表性指標體現，代表性指標組成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以2015年《世界競爭力年鑒》為例，20個子要素共包含342個指標，其中硬指標①138個，軟指標118個，另有背景指標86個，硬指標采用上一年的數據，軟指標采用當年的調查數據。經過1995年以來的積累，這些代表性指標的數據集成形成了國際競爭力數據庫。為了便于分析，將基礎設施中有關科技創新的部分單獨形成科學技術方面，其余歸為基礎設施方面，即把競爭要素分為五大類。
(二)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
工具經濟體競爭力結構的動態變化可以從原有競爭優勢、新競爭優勢、原有競爭劣勢、新競爭劣勢等四個方面描述:原有優勢的變化，包括保持、增強、減弱、消失等情形;新優勢的出現;原有劣勢的變化，包括保持、增強、減弱、消失，乃至向優勢轉化等情形;新劣勢的出現。
1．競爭優勢(劣勢)的確定依據
依據IMD和WEF在判斷競爭優劣勢上的有關理論，將指標排序中前后兩個四分位點作為競爭優勢、劣勢的臨界點。如果一個國家在某項指標的位次，按照大小排序，處在前四分位點上或者之前，則為競爭優勢;處在后四分位點或者之后，則為競爭劣勢。如在61個經濟體組成的總體中，排名前15位是競爭優勢，排名45位之后是競爭劣勢。由于不同年份評價的經濟體總數不同，為了便于比較，先將其排序位置值除以當年經濟體的總數，將其轉化為對應在［0，1］上的位置值。如果它的位置值小于等于0.25，則為競爭優勢，大于等于0.75則為競爭劣勢。硬指標中缺失的數據用最近一年數據代替。
2．競爭優勢(劣勢)變化的判斷
依據判斷經濟體競爭優劣勢變化主要基于對硬指標和軟指標的分析，兩大指標體系分別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對于硬指標，主要通過對比1995年和2014年的位置值(即期初和期末位置值)變化，衡量其競爭優勢(劣勢)變化。同時考慮期中(1996－2013年)變化。對于軟指標，由于指標本身具有明顯的波動性，分別用期初、期末的前后三年位置值的平均值作為對比的主要依據，同樣也會結合期中變化情況。原有優(劣)勢是增強，還是減弱，用期初與期末位置值的差大于3%或者小于－3%作為判斷尺度。前提條件是原有優(劣)勢沒有消失，即期末位置值仍處于前(后)四分位點內。3．競爭優劣勢變化的“有利”和“不利”定義競爭優劣勢的變化，從方向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提升競爭力，包括新增優勢、原有優勢增強、原有劣勢減弱和消失，即“有利”;一類是降低競爭力，包括新增劣勢，原有優勢減弱和消失，原有劣勢增強，即“不利”。
三、1995－2015年中美國際競爭優劣勢變化對比分析
利用上述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方法，通過對IMD競爭力數據庫中342個指標逐一進行分析，得到中美1995－2015年競爭優劣勢的變化情況，見表1和表2。
(一)競爭優劣勢數量變化的對比分析
從優勢變化來看，中國競爭優勢凈增加，美國凈減少。1995年中國原有優勢指標68個，二十年來新增優勢21項，消失18項;美國原有優勢指標146個，新增優勢14項，消失27項。中國原有優勢增強的有22項，減弱的9項;美國增強的只有11項，減弱的29項。中國原有優勢增強項數大于減弱項數，美國卻恰恰相反是減弱項數大于增強項數。從劣勢變化來看，中國競爭劣勢凈減少，美國凈增加。1995年，中國劣勢指標114個，二十年來新增劣勢25項，消失46項;美國原有劣勢指標40個，新增劣勢7項，消失5項。中國原有劣勢增強17項，減弱的33項;美國原有劣勢增強6項，減弱9項。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原有劣勢減弱項數都大于增強項數，但中國減弱力度明顯大于美國。整體上看，從1995年到2015年，中國有利變化指標122個，不利變化指標69個;美國有利變化指標39個，不利變化指標69個，中國有利變化指標數量明顯大于不利變化，美國不利變化指標數量明顯高于有利變化，這從一個側面證實了近20多年來中國國際競爭力顯著上升，美國隱性下降。
(二)競爭優劣勢要素結構變化的對比分析
從優勢變化結構來看，中國新增優勢、原有優勢增強主要集中在經濟運行，共計24項，超過了這兩項合計的一半;與之相反，美國原有優勢減弱和消失兩項之和在經濟運行方面最大，共計17項。中國原有優勢減弱和消失兩項主要集中在政府效率和企業效率，合計為19項，超過了這兩項合計的2/3。從劣勢變化結構來看，中國新增劣勢、原有劣勢增強主要體現在政府效率，共計18項，其次是經濟運行11項;美國新增劣勢、原有劣勢增強也主要集中在經濟運行和政府效率。中國原有劣勢減弱和消失主要體現在基礎設施，為29項，接近合計的一半，其次是企業效率24項。美國原有劣勢的減弱和消失也同樣集中在基礎設施和企業效率，但整體數量不多。從結構的整體變化來看，在有利變化結構中，中國有利變化指標首先集中在經濟運行，其次是在企業效率和基礎設施;美國集中在企業效率，其次是在基礎設施。中國政府效率有利變化指標最少，美國是科學技術。在不利變化指標結構中，中國首先體現在政府效率，其次是企業效率和經濟運行;而美國首先體現在經濟運行，其次是政府效率和企業效率。從結構的凈變化來看，中國的基礎設施、經濟運行、企業效率和科學技術都是有利變化指標大于不利變化指標，尤其是基礎設施最為顯著，凈變化指標為21項，只有政府效率是不利變化指標多于有利變化指標;美國與中國相反，除了基礎設施之外，其它四個方面都是不利變化指標個數大于有利變化指標，尤其是經濟運行，凈變化指標為－18項。
四、中美競爭優劣勢結構變化的因素分析
20年來，引致中美競爭優劣勢結構變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1．全球化競爭效應
不斷加劇的全球化競爭，使得中美在一些競爭要素項目上對抗加劇，導致各自一些競爭優勢逐漸喪失，而一些劣勢更加突出。邁克爾•波特(2009)［10］在《競爭論》中指出:隨著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人類逐漸進入競爭加劇時代，競爭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競爭不僅已滲透到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所有領域都呈現出越來越激烈的趨勢。競爭對于國際競爭力指標的影響強度和方向不盡相同。按照受競爭影響程度和方向的不同，通常可以把指標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對抗型，主要集中在經濟運行、政府效率、企業效率三大競爭要素;第二類是互利型，大量集中在基礎設施類;第三類兼有對抗和互利，主要體現在科學技術;第四類是無關型，分散在四大競爭要素之中。對于對抗型指標，競爭容易出現此消彼長。而對于其它三種類型指標，競爭會促使所有經濟體都在追求不斷進步，但如果進步幅度小于其它國家，其結果是相對退步，原有優勢會減弱，甚至會消失;原本非劣勢，則有可能變成劣勢。如美國在基礎設施的三個優勢指標(航空能力、每千人寬帶用戶、25－34歲已獲得高等學歷的比例)2015年數值比以前都有明顯提升，但與有些國家相比進步相對較慢，因此從優勢地位中消失。在經濟運行中，中國在生產、出口、吸引外資等對抗型指標上形成新增優勢和原有優勢增強，與美國在這些指標上優勢減弱或者消失形成鮮明對比。這些都與全球化下競爭不斷加劇有密切關系。
2．模仿趨同效應
在競爭過程中，中美雙方通過借鑒和模仿對手，實現競爭優劣勢轉換，雙方在競爭優劣勢結構上相似部分越來越多，甚至呈現出趨同趨勢。趨同理論認為，社會發展趨勢是落后經濟體與先進經濟體都朝“某種最優狀態”發展，共同的相近的結構成分日益增多和強化，通過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使兩者之間的差別逐漸縮小，各自弱點不斷克服，以至于完全消失，最終發展為本質上同一類型的社會。后發優勢理論也持有類似觀點。具體到國家競爭，阿爾文•托夫勒(1980)［11］認為在第三次浪潮沖擊下“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有全球意識，都有趨同傾向。伴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入，各種競爭要素流動和擴散加快，使得借鑒和模仿變得更加容易，擁有競爭優勢的經濟體獨占優勢難度加大，就會出現某一指標上一國的優勢減弱或者消失，另一國的劣勢也在減弱或者消失。比如在企業效率中，原來美國在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等方面指標上，如金融技術人才易得性、人才外流、人均銀行卡擁有量、股票市場提供充裕資金等具有明顯優勢，與之相反中國處于明顯劣勢，但在這20年中，中國通過學習和借鑒，原本劣勢明顯減弱，甚至成為優勢項目，而美國這方面不少優勢項目相應減弱，甚至消失。同樣，美國也在向中國等其它國家學習，以減弱或消除其競爭劣勢。比如，美國長期以來在數學教育上處于劣勢，這引起了美國教育界反思。2006年美國權威的教育思想庫亞洲協會《全球化時代的數學和科學教育———美國能向中國學習什么》報告，并專門組織美國教育代表團到中國取經。美國在PISA教育評估中數學劣勢上的消失以及在2015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數學世界杯奪冠絕非偶然，是其學習和借鑒中國等國家經驗的結果。
3．發展轉型效應
中美盡管發展模式不同，但都處在發展轉型時期，轉型會促進優劣勢結構調整，某些原有優勢逐步弱化消失，新的優勢逐漸建立，原有劣勢弱化甚至消失，但由于目前兩個國家轉型進展較慢，某些原有劣勢被強化，甚至會產生新的劣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1995年以來，中國處在從低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邁進，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階段。發展轉型不可避免地使得原來的優勢項目如勞動力成本優勢、稅負優勢逐漸減弱，甚至消失，而有關政府運作效率的一些劣勢項目變得更為突出。伴隨著工業化的加速，對生態環境重視不夠，環境方面的優勢減弱，劣勢出現，如污染問題。上世紀80年代美國實現創新驅動，1995年以后，美國逐步從創新驅動向可持續驅動轉型，這對推進綠色化發展，構建與之相適應的競爭力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為了適應這種轉型的需要，美國經過努力，原來在能源消費、生態環境保護和開發方面的某些劣勢正在減弱。但是，美國在有些方面變革步伐較慢，沒有跟上這種轉型的需要，比如在資源產出強度、資源利用率、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目前還沒有形成競爭優勢。而更大問題是在政府治理體系重塑方面進展遲緩，導致一些原有優勢消失，如競爭立法、商業自由度、匯率穩定性等指標。
4．科技革命效應
科技革命首先給美國帶來了競爭紅利，進一步強化其科技優勢，同時由于科技革命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其影響會擴散給中國這樣的發展后來者，形成后來者的競爭優勢，同時削弱領先者的比較優勢。從三次工業革命的實踐來看，科技革命對兩類經濟體的作用時間、路徑有所不同。科技革命往往產生于發達經濟體，首先使其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或者強化其原有優勢，接著促進其在產業、商業模式、企業生產經營等方面競爭優勢提升，然后影響范圍逐漸擴展到經濟社會方方面面，最終使其競爭力結構出現質的變化。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交叉融合所引發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使得美國通過實施諸如《美國創新戰略:努力實現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就業》(2009)、《美國創新戰略:保障經濟增長和繁榮》(2011)、《美國國家創新新戰略》(2015)等科技戰略首先從中獲益，不僅使其在科研領域的某些競爭優勢(如科研支出、專利申請擁有和實施等方面)得以鞏固，在科研立法、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優勢得到加強，還使其在技術開發和應用的法律支持、電子商務、社會信息連通性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優勢。同時隨著溢出效應不斷顯現，中國通過大幅增加科技投入，持續實施973計劃、知識創新工程、《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等一系列科技計劃，新增高技術出口占比、企業研發支出等優勢，強化了一些原有優勢(高技術出口等)，消除了一些原有劣勢(人均研發支出等)，縮小了與美國的科技差距。
5．危機沖擊效應
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不僅大大沖擊了中美原有競爭優劣勢結構，同時也下了一味清醒劑，警醒兩國自身存在的競爭劣勢，倒逼兩國化解競爭劣勢，優化競爭力結構。阿諾德•湯因比(1966)［12］在《歷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戰－應戰”模式:即任何發展都是通過人們對外部環境(人為環境、自然環境)的挑戰所作的必要回應。面對危機，從競爭力視角來看，經濟體首先對觸發危機幾個少數關鍵要素(競爭劣勢)進行應戰，接著對關聯劣勢項目進行改造，對關聯優勢項目進行培育和強化。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金融領域監管不力、創新過度等隱藏問題浮出水面，使得原有優勢減弱(如風險資本、股票市場籌資額占比等)、消失(如銀行和金融服務、股票市場提供充裕資金等)，甚至成為劣勢(如金融和銀行制度)，并逐步波及經濟社會其他方面，如政府負債占比的劣勢擴大，公共財政管理有效性成為新劣勢，失業率近乎劣勢。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積極應對，加緊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先后公布《現代金融監管構架改革藍圖》、《金融監管改革框架》和《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等改革方案，采取一系列舉措使金融體系逐步恢復活力。到2015年，作為競爭劣勢的金融體系風險因素消失，股票市場籌資額占比不僅重新成為競爭優勢，而且還有所增強，風險資本又重回排名第1的位置，作為競爭優勢的公司債對公司競爭影響的排名比危機前還有所提高，會計和審計成為新的競爭優勢。為應對此次危機，中國政府啟動了四萬億計劃，盡管帶來了地方債務、產能過剩等不利影響，但通過加大對基礎設施、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投資，推動了基礎設施等競爭劣勢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五種效應對中美國際競爭優劣勢變遷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機交融、相互疊加的，很難一一分開，比如學習模仿趨同與科技革命溢出擴散。同時，由于兩國國情不同，所處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不同，每種效應對中美的作用大小也相異。對中國，發展轉型、結構趨同效應更大;對美國，全球化競爭、科技革命、危機沖擊效應更大。
五、中美競爭優劣勢結構變化對全球的影響
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作為經濟實力最強的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中美競爭力優劣勢數量和結構都發生了明顯變化。可以預見，未來在五大效應的持續作用下，以中美競爭為代表，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之間通過對抗、合作等多種方式開展的競爭將對今后全球發展和世界競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突出體現為推動未來全球向二元化格局方向發展。所謂全球二元化，是指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原來由傳統發達經濟體獨霸世界的一元格局將被打破，全球發展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諸多方面都將由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共同主導，雙方會形成一個獨立且相互關聯的發展體系。由于兩類經濟體競爭力的客觀差異，全球二元化格局完全呈現尚需一個較長過程，但目前“二元化”趨勢已在以下三個方面顯現。
一是全球治理二元化。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由發達經濟體主導。近年來，隨著多哈談判陷入僵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多邊開發組織變革難以滿足世界轉型發展的需要，該體系問題日益突出。盡管面臨經濟，尤其是貿易、投資、服務業等方面競爭優勢下降的壓力，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為了繼續獨占世界治理主導權，在治理方面不斷推出新的改革舉措，比如加快建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TPP)、歐美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多邊服務業協議(PSA)三項自由貿易協議等，并把中國等主要新興經濟體排斥在外。伴隨經濟優勢增強，以及著眼于為經濟持續增長贏得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必將對現行全球治理體系提出變革要求。一方面，希望能夠參與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對原有世界治理體系的修改，另一方面，現實倒逼中國與其它新興經濟體加快構建新的公正開放的世界治理框架，比如推動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雙方治理訴求的激烈碰撞將導致未來全球治理體系出現二元化:以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強權治理和以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主導的公正治理并存和相互作用(鮑盛剛，2013)［13］。
二是全球經濟循環二元化。依附理論認為，長期以來全球經濟循環體系是一個單一的“中心－”循環模式:以美國為中心，尤其是以其金融體系為中樞，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主要負責提供資金、高技術及設備，中東、蘇聯等主要負責提供石油等能源資源，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主要負責制造或提供服務，全球產品主要由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消費，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貿易逆差則通過發行國債由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購買得到彌補，資金又回流到美國，通過其金融體系進入到下一次循環。這種循環是不平等的，是發達經濟體對新興經濟體、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掠奪。但隨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高新技術及產業化的競爭優勢培育(增強)、競爭劣勢弱化(消失)，原來由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獨占產業鏈高端的格局逐步被打破。楊盼盼和徐奇淵(2014)［14］認為中國能夠在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家的增長趨勢脫鉤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雖然目前中國金融體系競爭力還不強、優勢項目還不多(只有5項:銀行部門資產占GDP比重、人均銀行卡擁有量、股票市場籌資額、國內上市公司數量、企業并購規模，而且都屬于新增優勢)，但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加速金融體系國際化，其金融體系競爭力將逐步增強，足以與發達經濟體金融體系相抗衡，屆時全球經濟循環將向二元化發展:一個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掠奪式經濟循環，一個由新興經濟體主導的平等經濟循環，兩個循環之間有交叉重疊。姜洪(2013)［15］、王躍生和馬相東(2014)［16］都提出了類似的全球經濟雙循環觀點。之所以用二元化，而不是雙循環，是因為雙循環不足于表現它們之間在出發點和機制上的差異。
三是國家經濟模式變革二元化。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英美等資本主義推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引領人類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即便是在上世紀20、30年代出現了經濟大蕭條，但在凱恩斯革命引導下，歐美資本主義仍然實現了向現代市場經濟模式的轉變，并在與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較量中勝出，才有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也有了后來“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爭論。經濟模式的核心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里存在政府效率與市場效率的兩難問題。林毅夫(2010)［17］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認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發揮作用，才能構建起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機制。前面分析表明，中美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結果并不理想，在政府效率與企業效率的競爭優劣勢凈變化中，美國分別是－9、－3(見表2)，中國是－18、15(見表1)，美國在政府效率上優勢消失了10個，在企業效率上優勢消失或者減弱了14個;中國在政府效率上劣勢新增了12個。當然也有好的一面，中國企業效率劣勢減弱或者消失了24個，美國企業效率新增劣勢、原有劣勢增強均為0。從理性角度，結合中美競爭優劣勢變化實際，未來中美在經濟模式變革上將采取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國將強化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重點培育和強化企業效率優勢，削弱和消除政府效率劣勢;美國將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重點培育和增強政府效率優勢，防止企業效率出現新劣勢，削弱和消除現有劣勢。同時，中美在經濟模式上的變革必然會被其它同類國家所效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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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關鍵詞：新興市場國家；資本逃離
自8月中旬以來，許多新興市場出現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嚴重的拋售。一些經常項目赤字的新興國家再次出現資金外逃和本幣暴跌的現象。以美元計價，印度、印尼、泰國和菲律賓股市分別下跌了13%，21%，12% 和13%。這難免令投資者回憶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而且各國央行不得不開始為了保護各自的貨幣而緊縮。回顧新興經濟體的“黃金十年”，以“金磚五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南非和巴西）為代表的幾個發展中國家發展迅猛，并且改寫了世界經濟格局。在此期間，中國打破發達國家長期壟斷的經濟總量排名前五位的格局，上升為全球第二，在全球十大經濟體中，新興國家更是占據3席。隨著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言論提出以來，涌入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資本開始大量回流，如果應對不當，就有可能重復亞種金融危機期間的教訓。（如圖1.）
從目前經濟數據來看，印度是受美聯儲（FED）退出QE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9月13日，印度總理經濟顧問小組大幅下調本財年經濟預估，預計本財年經濟增長5.3%，遠不及年初預估的6.4%，為經濟危機以來，最低的增長幅度。物價飆升、盧比貶值、出口乏力、經濟下滑……按英國《金融時報》的說法，近一年來，印度正由“一炮走紅的國家”淪落為“一敗涂地的國家”。當前印度的經濟增速已經降到10年來的最低點，自今年以來，印度盧比兌美元匯率下滑近20%，降到60盧比兌1美元的最低紀錄。貨幣貶值加劇了印度國內的通脹，加快了外資逃離印度的步伐，進而嚴重打擊市場信心。這些因素疊加，造成印度經濟每況愈下，一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印度正在滑入嚴重的經濟危機。
據印度相關部門近期公布的數字，本財年第一季度（4月—6月），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為4.4%，是自2008年以來的最低值，低于上一季度的4.8%和去年同期的5.4%；自6月以來，印度流出的外國機構投資已超過75億美元。據印度經濟事務局近期公布的數據，上一財年印度外債同比增長13%，達3900億美元。而截至8月30日，印度的外匯儲備卻下降至2754億美元。通貨膨脹方面，自2010年以來，印度的CPI指數一直維持在7%的高位；盡管今年年初有所下降，而7月份迅速回升到5.79%。另外，雖然現在距離本財政年度還有7個月，但是，印度的債務已經達到年度赤字目標的62.8%。同時，國債收益率也逐步攀升。而敘利亞危機有進一步加深這個石油進口大國的危機。
巴西
巴西，金磚國家頭牌，全球投資者們曾經的寵兒。2010年以來，結構性問題漸漸顯露，經濟增長停滯不前。2009年金融危機結束后，巴西經濟迅速反彈，2010年增長率更達到7.5%，創下25年來最高紀錄。這一年，巴西GDP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這一年，里約熱內盧的甲級寫字樓年租金超越曼哈頓，傲視西半球。可就在一片經濟榮景、歌舞升平之中，巴西工業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局。2010年初之后，巴西工業產出就一直止步不前，3年來居然倒退了近3%。伴隨著工業生產的萎靡不振，投資增速也大幅放緩，政府對保增長的憂慮更是與日俱增。2011年7月，更進一步對外匯衍生品市場中的雷亞爾多頭頭寸按日征稅。 2011年8月，巴西央行不顧高達7.3%的通貨膨脹（通脹控制目標4.5%，目標區間上限6.5%）， 降息50基點，此后更連續降息525基點。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簡單的目標：救工業，投資、穩增長。
原因分析
首先，引發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集體遭受沖擊的根本因素是市場對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預期和由此而來的大規模國際資本流動。對美國而言，QE的負面影響可能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持續寬松可能培養的又一次泡沫，第二則是對于儲蓄的負面影響。隨著資本形成瓶頸的消除，內生經濟足以支持美國經濟的增長，資本供給不足的問題將會得到解決，美國經濟潛在增速將會上行，則合適的時機美國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北京時間9月20日晚間，圣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表示，美聯儲可能在10月政策會議上做出開始放緩資產購買步伐的決定。雖然美國經濟數據仍有波動，但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已是必經之路
其次，新興市場經濟體結構性矛盾突出，內生增長動力不足。印度經濟結構中服務貿易比重過大，以軟件外包為主的服務業是印度經濟騰飛的支柱，但經濟危機以來，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低迷，外需乏力，這樣為印度創造外匯儲備的能力減弱。相反，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發展相對不足，第二產業不僅能吸收大部分就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能作為實體經濟，在國家經濟運行過程中起支撐作用。
第7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首先，從經濟角度看，這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美、英等西方國家推崇的新自由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總爆發，集中暴露出它們所推崇的金融領域“去規制化”進程嚴重忽視金融全球化發展本身的規律和特點，缺乏對金融體系運行的有效監管，喪失了應有的預警功能。其次，當前的金融經濟危機是經濟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現的全球經濟的嚴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機的政治原因本質上是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凸現的結果。一方面，世界經濟體系的全球性市場運行對資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而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卻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為國際經濟的本質特征之一的經濟政策制定的國別化，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矛盾的累積和激化。
二、世界經濟格局新的結構性調整和重組拉開序幕
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走勢有五方面的影響：
其一，從危機發生至今全球工業產值和貿易規模的萎縮比例來看，此次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程度已經超過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蕭條時期。
其二，貿易保護主義勢頭在各國經濟衰退的陰影下有所抬頭。
第三，美、歐、日等國經濟實力都因受到危機的直接嚴重影響而削弱，但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的勢頭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來新興大國的增長態勢將更大程度取決于各自完成經濟刺激和結構優化調整的政策效應和時間長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機無法改變全球化經濟深入發展的大趨勢，包括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大國等所謂“全球化中心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相互密切關聯和影響將持續加深。
最后，從整個世界范圍和中長期的影響來看，金融危機對于“全球化邊緣國家”的經濟打擊將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國家”。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力量發展差異將在短期內繼續擴大。金融危機同時全面啟動了新一輪國際金融乃至全球經濟體系的改革進程。一方面，金融危機標志著美獨霸金融體系格局的結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經濟體系改革和過渡是一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變革正在加速
第一，盡管金融危機不同程度地制約了當前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等核心成員的對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內向性有所加強，但主要國家仍表現出強烈的化危機為機遇的意愿，力爭以改革國際金融機制為突破口，在國際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的變革進程中占據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再次使國際社會認識到全球化時代跨國性問題的復雜性和各國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國合作的緊迫性和可能性，G7等發達工業國家在這次危機中已經難以獨自應對，不得不在半年內連續召開兩次G20峰會進行全球范圍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新興大國不但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架構中嶄露頭角，而且相互機制化合作意愿明顯增強。
第三，金融危機在世界地緣政治層面引發深層次調整，它降低了俄格沖突的全球性戰略意義，但卻導致更多“全球化邊緣國家”的國內動蕩和危機，使地區和國際安全局勢更趨復雜。金融危機使俄格沖突的影響更多地局限在地區范圍之內。一方面，俄羅斯已經認識到它與格魯吉亞的沖突已在俄國內以及烏克蘭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乃至全世界造成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美歐也認識到，在北約東擴問題上要對波蘭及波羅的海國家與格魯吉亞等同俄羅斯聯系密切的國家加以區別。
第8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電商作為新興經濟體
促中國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轉型
“最近這兩年，電子商務成為互聯網最激動人心的領域，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和轉型的最大動力。今天的電子商務所涉及的已不僅僅是行業本身的發展，而是應該把它擺在中國經濟未來增長和轉型核心動力的位置上來看待。”阿里巴巴副總裁、阿里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曉談了電子商務經濟體的崛起和未來，電子商務作為新興經濟體成為中國未來經濟體當中增長最快、最有活力，促進中國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轉型的最大動力。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預計，2013年上半年網絡零售市場交易規模為7542億元，同比增長47.3%，預計2013年全國網絡購物交易額有望達17412億元，2013年中國服裝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將達4076.1億元，服裝服飾已成為網購的第一大商品。電子商務的改造和促進作用，或將有助于紡織服裝業走出低迷。
梁春曉表示，電子商務不僅僅是工具、是渠道，電子商務作為一個新的商業基礎設施正在崛起，需要通過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徹底重構體系，一些企業已經開始領跑整個行業。
目前，在中國整個網絡品類中，服裝占26.5%，家電占24%，化妝品占5%。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加速發展，移動端的交易額占網絡交易額的比例越來越大。對此，艾瑞咨詢集團研究院院長兼首席分析師曹軍波談道：“人們拿起手機和IPAD的效率比PC高，移動端購物用戶的訪問次數占到26%～30%，為電子商務的發展注入新的變化和動力。今年中國網絡購物將超過美國，雖然我們整個零售的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我們的滲透率只有40%，因此待開拓的市場仍然很大。”曹軍波說。
團購網商改變運營模式
未來服務業電商格局多業態
前兩年，團購作為一個風潮迅速崛起，讓大家領教到了O2O的價值，團購在生活服務業電子商務中是功不可沒的。團購和實物類電子商務一樣，通過解決信息對稱，使生活服務商家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聯動，優化流通效果，實現價格便宜，以改變消費者的購買習慣，從線下遷徙到線上。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團購的問題。盡管團購幫助商戶出售商戶的剩余能力，但還是粗放式的。對此，窩窩團董事長兼CEO徐茂棟分享了服務業電子商務的經驗。窩窩在團購當中不隨波逐流，當行業模仿窩窩一日多單和一單多日時，窩窩又探索出了一店多單的形式。“前年年底，窩窩推出了商城，進行了平臺化和商城化運作。商戶在窩窩商城開專賣店，自己定價，自主銷售自己的剩余服務能力。團購是窩窩的通道，是我們提供的若干服務中的一個，窩窩商城幫助商戶實現分銷。”徐茂棟還談了定位問題，窩窩把自己定位為移動互聯網公司，通過移動互聯網技術打通供應鏈，把商家與消費者聯系起來，將商家的生產能力與消費者的消費能力進行匹配。
“未來服務業電商的格局是多業態市場。傳統零售行業和實物類電子商務都是多業態并存的。服務業電商也是多業態并存的，有平臺的窩窩模式，有聚劃算的模式等。”徐茂棟說。
傳統企業紛紛“觸電”
線上線下親密擁抱
電商熱使得傳統企業紛紛“觸電”，完成了從店商到電商的跨越。
單仁資訊董事長單仁表示：“電子商務是所有企業面臨的信息時代生產和經營方式，而且將成為主導。目前，隨著消費者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向互聯網的遷徙，傳統企業必須要提前布局。”對此，特步CIO張婉軍說：“消費者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向互聯網遷徙，這是已經發生的趨勢。我們要做的是什么？提前撒網，在物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撒網，才能捕到更大、更多的魚。”
很多企業把電子商務當成甩庫存渠道，其實這不僅僅是簡單的零售或簡單的電子商務，而是一個新興市場。傳統市場有商場、服裝城、專賣店、工廠店及街邊攤，互聯網有淘寶、一號店、京東、當當、淘鞋、名鞋庫，有品牌獨立官網，還有聚劃算等。騰訊廣點通產品總監趙艷說：“歡樂淘的模式值得推廣，每天就推薦15個單品，可能有化妝品、服裝、鞋子，應用上線之后，它的留存率甚至比一些游戲的留存率還高。因為在這幾款當中，總有用戶喜歡的，并且整個單品的價格也不斷滿足用戶的喜好，并在電商領域通過APP做更多的嘗試。”
第9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
我們最近在做一個全球的世界經濟相關性、相聯性的研究，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如果用各個國家貿易的權重來重新劃分世界金融地圖的話，這個地圖會變得怎么樣？大家會看到這個地圖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北邊的俄羅斯正在崛起，但中國和美國仍然是世界貿易中心的兩極。在過去20年全球貿易的相連度增長了70%以上，世界政治通過貿易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如果用全球金融的實力來重新畫一張地圖，會發生進一步的變化。大家會看到中國變得很小，歐洲逐漸變得大起來了，表明在今天的世界里，歐洲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美國的金融中心也是非常重要，而相對于亞洲會變得非常的小。
在過去20年里，全球的金融相關度也增長了70%以上，所以這個世界今天通過貿易、金融、信息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且在全球的格局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所看到的通過地理位置形成的國家配置，正在經濟格局上發生轉移。轉移的結果是世界上形成了三大板塊：第一大板塊是發達國家；第二大板塊是能源板塊，它有科威特、俄羅斯和非洲的奈杰爾，還有沙特；第三大板塊是泛亞洲板塊，在美洲以巴拿馬為界，北部的跟美國（發達國家）走，南部的跟亞洲走。大家不會想到巴西、智利、坦桑尼亞、加蓬屬于亞洲經濟金融圈，因為我們講的是新的經濟金融地理，它不是按照傳統的地理位置劃分的。
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變化。三大板塊國家的經濟周期是一致的，這導致整個世界的戰略完全變了，這和你的地理位置沒有關系。全球的關聯度進一步加強，這些經濟體共享共同的經濟周期，他們的經濟政策是一樣的，他們的很多經濟變量是并行而動的，這已經完全打破了傳統的地域概念。
這就促成了一個新結構的形成。與此同時，在大亞洲板塊里，它正在形成一個垂直交融的全球供應鏈，這個變化是非常厲害的。整個亞洲的行業和企業，現在都在盡可能地融入垂直供應鏈和產業鏈這樣一個過程里。整個泛亞洲經濟金融圈，越來越多地變成了制造業圈。這是全球經濟金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原因。
而股票市場、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相關性，這十年間發生的變化也特別大，整個亞洲區的黏合度從0.42%上升到81%。這是我們在分析產出波動的時候，有多大的比例可以用外部的沖擊來解釋。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危機以前，產生波動的30%可以用外部的影響和沖擊來解釋，危機以后僅僅三年半以后，波動的60%都是由外部的沖擊來運行的。發達國家在經濟危機以前，它的產出波動只有20%可以用外部的因素解釋，今天翻了一番，40%！當然，這其中也有包括新興經濟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影響。這以前是從來都沒有的。所以，整個世界經濟版圖發生了變化，三大板塊之間的互聯加強，而且它的交換也產生了很多變化。
經濟增長重心的變化
我們也看到，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重心也發生了根本變化。2011年年底世界上第一次新興經濟體和發達國家占全球GDP的比重達到了50%，這是第一次兩個經濟體的總量幾乎達到了一半和一半，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當兩個經濟體的總體量相一致的時候，整個世界的需求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發達國家有10億人口，GDP的增長是每年1.5%左右，人均GDP幾乎沒有增長，消費和需求結構沒有很大變化。而其它30億人口生活在新興經濟體，30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這60億人口的人均收入每天在增長，GDP以6%的速度在增長。這個增長在根本上改變了全球的需求結構，整個世界資源產品的需求變成了由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主導。
需求結構的改變，對食品加工、制造業產業鏈的重新定位都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也引起金融業的巨大變化。這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第一次引起的這種變化，它們有比較低的政府赤字，比較高的利率，比較高的增長率，而發達國家第一次處于比較高的政府赤字，比較高的失業率和比較弱的增長，所以資本追求利潤、追求增長，我們估計資本也在大規模地離開發達國家，走向發展中國家。這個規模是非常厲害的。
總之，全球經濟重心的轉變導致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轉變，對資源產品的需求產生了改變，對實體和農業產生了改變，導致了制造業的重新定位以及金融資產在全球的流動性，這也是巨大的變化。
“三大技術”推動IT業巨變
在全球的格局下，IT行業會發生哪些變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