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排放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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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二氧化碳排放現狀范文

關鍵詞：化工行業；二氧化碳；兩階段核算模型；減排潛力；

作者簡介：顧佰和(1987-)，男(滿族)，遼寧丹東市人，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綠色低碳發展戰略與政策分析.

1引言

化工行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柱產業，同時也是耗能和溫室氣體排放大戶。國際石油和化工聯合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460億噸，其中化學工業的二氧化碳排放為33億噸，約占7.1%[1]。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制品國之一。其中合成氨、電石、硫酸、氮肥和磷肥的產量均排名世界第一[2]。2000年到2010年，中國的化工行業工業產值增長迅速，其中幾種主要化工制品例如：乙烯、電石、燒堿、硫酸、甲醇、硝酸等產品的產量在此期間增長了50%以上。2000-2010年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能源消費量逐年上升，年均增長8.86%[3]，占全社會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10%左右。

我國化工行業產品結構不合理，高消耗、粗加工、低附加值產品的比重偏高，精細化率偏低。美國、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化工行業精細化率已經達到60%~70%，而目前我國化工行業的精細化率不到40%。且我國化工行業工藝技術落后，高耗能基礎原材料產品的平均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要高20%左右，因此我國化工行業存在較大的節能減排空間[4]。那么我國化工行業到底有多大的減排潛力，如何預測化工行業的溫室氣體減排潛力成為決策者和研究人員關注的焦點之一。

國內外學者圍繞行業溫室氣體減排潛力評估展開了一系列研究，但研究集中于鋼鐵行業[5-6]、電力行業[7-8]、交通行業[9-10]、水泥行業[11-12]等產品結構較為單一的行業。而由于化工行業的產品種類繁多，且工藝流程各不相同，目前對于化工行業的溫室氣體減排潛力研究，從研究對象上主要集中于少數幾種產品和部分工藝流程。Zhou[13]等全面細致的核算了中國合成氨生產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未來的減排潛力，并據此提出了促進減排的政策措施。Neelis[14]等學者從能量守恒的角度研究了西歐和新西蘭化工行業的68種主要工藝流程理論上的節能潛力。IEA[15-16]在八國集團的工作框架下，評估了化學和石油工業中49個工藝流程應用最佳實踐技術(BestPracticeTechnology)短期內所帶來的能效改善潛力。Patel[17]針對化學中間體和塑料等有機化學品給出了累積能源需求和累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核算流程和核算結果。

就關注的減排影響要素而言，主要涉及技術和成本兩方面。技術層面上，Park[18]等通過調查五種節能減排的新技術，使用混合的SD-LEAP模型評估了韓國石油煉制行業的二氧化碳減排潛力；Zhu[19]從技術進步的視角采用情景分析方法從整個行業的層面研究了中國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減排潛力，并提出一系列促進化工行業碳減排的措施；盧春喜[20]重點概述了氣-固環流技術在石油煉制領域中的研究與應用進展；王文堂[21]分析了目前化工企業節能技術進步所遇到的障礙，并對促進企業采取節能減排技術提出建議。成本方面，Ren[22]等對蒸汽裂解制烯烴和甲烷制烯烴兩種方式的節能和碳減排成本進行了對比；戴文智等[23]將環境成本作為石油化工企業蒸汽動力系統運行總成本的一部分，構建了混合整數非線性規劃(MINLP)模型，優化了多周期運行的石油化工企業蒸汽動力系統；高重密等[24]從綜合效益角度出發提出了化工行業實施碳減排的相關建議以及化工園區實施碳減排的管理模式；何偉等[25]設計了節能績效-減排績效關系圖及節能績效、減排績效與經濟效益協調關系三角圖。

在研究方法上，通過對以上文獻的歸納，不難發現情景分析已成為行業溫室氣體減排潛力的主流分析框架。已有的國內外大部分相關研究都采用情景分析方法[5-12，13，18，19]。情景分析方法是在對經濟、產業或技術的重大演變提出各種關鍵假設的基礎上，通過對未來詳細地、嚴密地推理和描述來構想未來各種可能的方案[26]。相比彈性系數法、趨勢外推法、灰色預測法等傳統的定量預測方法，情景分析法以多種假定情景為基礎，強調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情景分析法在進行預測時，不僅可根據預測對象的內在產生機理從定量方法上進行推理與歸納，還可對各不確定因素(自變量)的幾種典型的可能情況采取人為決策，從而更為合理地模擬現實。因此，情景分析法更加適用于影響因素眾多、未來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問題的分析。此外，情景分析法與傳統預測法還有一點顯著不同。傳統預測法試圖勾繪被預測對象未來的最可能發生狀況，以及這種可能程度的大小。而情景分析法采取的是一種多路徑式的預測方式，研究各種假設條件下的被預測對象未來可能出現何種情況。在情景分析中，各種假設條件不一定會自然出現，但通過這樣的分析，可幫助人們了解若要被研究對象出現某種結果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以及需要何種外部環境。

綜觀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有以下特點：從研究對象上來說，更多側重于化工行業產品層面二氧化碳減排潛力的研究，而鮮有從行業整體層面的研究；從研究要素上來說，一般只考慮單一要素對二氧化碳減排的貢獻，鮮有綜合考慮化工行業內部結構調整、技術進步、政策變動等多因素的研究。鑒于此，本文結合化工行業的產品結構特點構建了一套化工行業二氧化碳減排潛力綜合分析模型：首先結合化工行業產品種類繁多的特點，分別從行業和產品視角構建了一種兩階段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模型；在此基礎上，綜合考慮化工行業的發展規模、結構調整、技術進步等因素，建立了化工行業二氧化碳減排潛力的情景分析方法，探索不同情景下化工行業的減排潛力和路徑。最后運用該方法以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國家首批低碳試點城市———重慶市的化工行業為例進行應用分析。最后提出了我國化工行業低碳轉型的對策建議。

2模型與分析方法

2.1核算邊界

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由燃料燃燒產生的排放，另外一部分是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產生的排放。其中燃料燃燒產生的排放又分為化石燃料產生的直接排放以及電力、熱力消耗產生的間接排放，為了體現化工行業對區域二氧化碳減排的貢獻，本文將電力和熱力消耗產生的間接排放也計算在內。此外，一些化工產品在生產活動中是吸碳的，例如尿素的生產，這部分被吸收的二氧化碳需要在計算中扣除。

2.2化工行業二氧化碳排放兩階段核算模型

為了能夠得到化工行業全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時能夠綜合考慮多種因素探索其二氧化碳減排潛力，本文針對化工行業特點構建了一種兩階段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模型。模型中的主要參數名稱及其含義見表1。

2.2.1基于全行業視角的核算方法

行業視角核算方法主要針對化工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的歷史和現狀。本文所研究的化工行業包括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和橡膠制品業。化工行業是終端能源消費部門，通過能源平衡表，可以得到化工行業分能源品種的能源消耗量，根據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推薦的方法二，化工行業由燃料燃燒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

部分產品在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中會產生二氧化碳排放，這部分排放量為：

此外，一些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會吸收二氧化碳，被吸收的二氧化碳量為：

因此，基于行業視角核算的化工行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表1主要參數名稱及其含義下載原表

表1主要參數名稱及其含義

2.2.2基于產品視角的核算方法

化工行業產品種類雖多，但能耗相對集中在少數幾種高耗能產品上，2007年，合成氨、乙烯、燒堿、純堿、電石、甲醇這6種高耗能產品的能源消耗量占中國化工行業的54%[19]。現有的化工行業節能減排政策大部分集中在幾種主要的高耗能產品上，因此從產品層面探討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更具有現實意義。本文建立一種基于產品視角的核算方法來預測化工行業未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首先將化工行業由燃料燃燒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分為高耗能產品和其他產品兩部分。某種高耗能產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

其中EMi為第i種高耗能產品單位產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方法見式(6)：

由于除主要耗能產品外的其他產品種類多，單個產品的能源消耗量不大，能源利用效率數據難以獲得，所以難以從單位產品能耗的角度對這部分產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進行核算，本文將這部分產品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引入單位產值的二氧化碳排放來解決這一問題。其他產品合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

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排放以及產品對二氧化碳的吸收同基于行業視角的核算方法。

因此，基于產品視角核算的化工行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2.3減排潛力情景分析模型

2.3.1減排潛力的定義

潛力就是存在于事物內部尚未顯露出來的能力和力量。而減排潛力即存在于某一溫室氣體排放主體內尚未發掘的減排能力。為了能夠量化表達，本文將減排潛力進一步定義為某一溫室氣體排放主體通過努力可以實現的減排量。

本文所關注的是化工行業未來的二氧化碳減排潛力，這里為化工行業設置多種不同的發展情景。不同情景下的行業內部結構、技術水平、所面臨的宏觀和微觀政策各不相同，相應的會得到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路徑。其中一種情景稱之為BAU(BusinessAsUsual)情景，也叫照常發展情景，該情景下化工行業現有的能源消費和經濟發展趨勢與當前的發展趨勢基本保持一致，沿用既有的節能減排政策和措施，不特別采取針對氣候變化的對策。其他情景中化工行業分別針對氣候變化做不同程度的努力。所謂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減排潛力，針對關注的指標不同，有兩類不同的含義。一是絕對二氧化碳減排潛力，即目標年份中其他各情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BAU情景的減少量；二是相對二氧化碳減排潛力，即目標年份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相比基準年份降低的百分比。

通過同一年份各情景與BAU情景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橫向比較，以及同一情景不同年份間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縱向比較，便可分別得到化工行業的絕對和相對二氧化碳減排潛力。

2.3.2情景分析模型

根據減排潛力的定義，y年份化工行業的絕對二氧化碳減排潛力為：

其中CEyBAU為y年份化工行業BAU情景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CEly為y年份化工行業情景l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相對二氧化碳減排潛力是針對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設置的指標，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為：

，其中V為化工行業的工業增加值。由此可以得到，y年份化工行業的相對二氧化碳減排潛力為：

其中，為基準年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CEIly為y年份化工行業在情景l下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

3案例分析

3.1對象描述

本文應用上述模型方法以重慶市化工行業為例展開分析。化工行業是重慶市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2011年重慶市化工行業實現工業總產值902億元，占重慶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7.6%。重慶市缺煤少油，但天然氣資源豐富，重慶市是國內門類最齊全、產品最多，綜合技術水平最高的天然氣化工生產基地。但重慶市化工行業部分產品的工藝技術路線落后，產品結構有待調整優化。2009年重慶市化工行業的精細化率僅約20%，低于全國的30%-40%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的60%-70%的水平。

根據重慶市化工行業發展現狀和趨勢，本文選取了合成氨、燒堿、純堿、甲醇、石油加工、乙烯和鈦白粉這七種產品作為重慶市化工行業的主要耗能產品。其中，2005年合成氨、燒堿、純堿、甲醇和鈦白粉這五種產品合計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化工行業總體排放的46.5%，而石油加工、乙烯將是重慶市化工行業“十二五”期間重點發展的石油化工產業鏈中的上游產品。本文利用前文所述的化工行業二氧化碳減排潛力分析模型，分析了重慶市化工行業分別到2015年和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變化情況，并通過不同情景間的比較得到其減排潛力。

3.2情景設置

化工行業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以下幾方面因素決定：產業發展規模，產業內部結構，高耗能產品的產量，技術結構的調整，產品的技術進步率等。本文根據以上這些因素為重慶市化工行業設計了三個發展情景。

在這三種情景中，重慶化工行業未來經濟發展變化的基本趨勢保持一致。2005—2011年重慶市化學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29.5%，未來重慶化工行業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根據《重慶市化工行業三年振興規劃》，到2015年重慶市化工行業總產值將達到2000億元。由此本文設定2011-2015年重慶市化學工業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為23.0%，2015-2020年年均增長率降低到20.0%。與此不同的是，為了支持這種經濟的發展需求，三種情景分別設定了不同的能源消費增長和利用模式，具體描述如下。

表2情景定性描述表下載原表

表2情景定性描述表

3.3數據來源及處理過程

重慶市化工行業總產值和增加值現狀數據來自《重慶市統計年鑒》(2005-2012)，化工行業未來總產值數據來自《重慶市化工行業三年振興規劃》；行業內部結構現狀數據來自《重慶市化工行業統計公報》(2005-2010)；化工行業分能源品種能源消耗量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5-2012)；各主要耗能產品產量數據來自《重慶市統計年鑒》(2005-2012)；各主要高耗能產品綜合能耗參照《中國化學工業年鑒》、《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1~2012》、高耗能產品能耗限額標準(由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制定和頒布)和《能效及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指導手冊(2008)》，各主要高耗能產品未來所采用的工藝比例和能源消耗參考《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中的設置，不同的情景將設置不同的技術參數；各種一次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及各主要耗能產品工業過程與產品使用的排放因子均來自《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電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參考中國國家發改委每年公布的“中國區域電網基準線排放因子的公告”，蒸汽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通過重慶市的能源平衡表間接計算得到，單位尿素吸收的二氧化碳量用尿素的碳含量(12/60)乘以二氧化碳與碳的轉換因子(44/12)得到。主要耗能產品的單價參照中國化工產品網的報價。

3.4結果分析

3.4.1絕對減排潛力

(1)行業總體排放情況

通過模擬計算，重慶市化工行業未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下圖1所示。

圖1重慶化工行業各情景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圖1重慶化工行業各情景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下載原圖

隨著石油化工的引進，未來重慶化工行業將進入一個飛速發展的階段。三個情景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都呈明顯的上升趨勢，但由于所采取的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進措施不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上升的幅度有所不同。

BAU情景中，由于精細化工比例不高，到2020年只為45%，技術進步率有限，二氧化碳排放上升幅度最大。2015年和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為2005年的7.5和13.3倍。

節能情景中，化工行業的精細化工比例相比BAU情景有所提高，到2020年達到50%，工藝設備的技術進步也更顯著。2015和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比BAU情景分別低492萬噸和1338萬噸。

低碳情景中，化工行業的精細化比例進一步提高，到2020年達到55%左右，主要耗能產品的技術水平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2015年和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比BAU情景分別低985萬噸和2644萬噸。

(2)主要耗能產品排放情況

2005年，合成氨、燒堿、純堿、甲醇和鈦白粉這五種主要耗能產品合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重慶市化工行業總體二氧化碳排放的46.5%。未來由于化工行業產品結構的調整，高能耗產品產出占化工行業的比例越來越低，加上化工行業工藝技術的改善，尤其對主要耗能產品進行的技術改造，使得主要耗能產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重慶化工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見下圖2：

圖2八種主要耗能產品合計二氧化碳排放占化工行業總體比重

圖2八種主要耗能產品合計二氧化碳排放占化工行業總體比重下載原圖

BAU情景中，2015年八種主要耗能產品占化工行業總體二氧化碳排放的比重為29.7%，到2020年降低到18.4%。

節能情景中，2015年八種主要耗能產品占化工行業總體二氧化碳排放的比重降至26.2%，到2020年進一步降低到16.7%。

低碳情景中，2015年八種主要耗能產品占化工行業總體二氧化碳排放的比重為22.0%，到2020年進一步降低到15.2%。

雖然未來各情景主要耗能產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化工行業總體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在化工行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未來在進行產品結構調整的同時，主要耗能產品的節能減排仍將是化工行業實現二氧化碳減排的重要方面。

3.4.2相對減排潛力

(1)行業總體相對減排潛力

重慶市化工行業未來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萬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下圖3所示。

圖3重慶化工行業各情景二氧化碳排放強度

圖3重慶化工行業各情景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載原圖

與排放總量顯著上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重慶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明顯。原因在于重慶化工行業在未來十年將進入一個飛速發展的階段，2020年重慶化工行業的增加值相比2005年將增加30倍。而由于對高耗能產品規模的控制，精細化工比例的大幅提高，化工行業內部結構得到不斷優化；同時由于化工行業的能效水平不斷提高，到2020年逐步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使得三個情景中，2020年重慶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相比2005年分別只增加了13.3、11.6和9.9倍。從而導致三個情景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各情景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相比2005年降低幅度見下表3。

表3重慶化工行業各情景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相比2005年降低百分比下載原表

表3重慶化工行業各情景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相比2005年降低百分比

(2)主要耗能產品相對減排潛力

隨著節能減排技術的不斷改進和推廣，未來重慶市化工行業各主要耗能產品的單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將不斷降低，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僅以合成氨為例進行分析。

重慶市合成氨均以天然氣為原料，2005年重慶市大型天然氣制合成氨的比重僅為3.8%。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0噸。若扣除末端尿素固碳量，則2005年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量為2.7噸。未來由于大型天然氣制合成氨所占比重越來越高，使得重慶市未來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顯著降低，見下圖4和圖5。

圖4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量

圖4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量下載原圖

圖5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凈排放量(去除尿素固碳)

圖5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凈排放量(去除尿素固碳)下載原圖

BAU情景中，2015年大型天然氣制合成氨的比重達到50%，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占化工行業總排放的6.7%，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到2.2噸；2020年大型天然氣制合成氨的比重達到80%，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只占化工行業總排放量的3.8%，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進一步降低到1.8噸。

節能情景中，2015年大型天然氣制合成氨的比重達到60%，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占化工行業總排放的5.3%，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到2.0噸；2020年大型天然氣制合成氨的比重達到90%，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占化工行業總排放的2.9%，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進一步降低到1.6噸。若扣除末端尿素固碳量，2015年和2020年重慶市合成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可減少117.3萬噸和146.7萬噸，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到1.1噸和0.7噸。

低碳情景中，2015年大型天然氣制合成氨的比重達到70%，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占化工行業總排放的3.8%，單位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到1.8噸；2020年大型天然氣制合成氨的比重將達到100%，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僅占化工行業總排放的2.3%，噸合成氨二氧化碳排放進一步降低到1.5噸。

4結語

第2篇：二氧化碳排放現狀范文

碳排放是環境問題的核心，與經濟發展和人口變動密切相關。四川省人口變動（包括人口總量、人口城鎮化、人口老齡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和人口消費）與碳排放關系密切。

四川省碳排放現狀趨勢：增長較快，人均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其對能源需求的不斷增長，我國碳排放量也呈快速增長態勢。2010年，我國能源消費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達到了20.75億噸，人均碳排放為1.55噸。與全國一樣，四川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增長較快。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了9248萬噸，人均碳排放量為1.15噸。雖然四川的人均碳排放量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隨著四川城市化工業化的加速推進，未來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量還會快速上升。

四川人口變動與碳排放的關系：人口消費關聯度最大，人口總量最小

灰色斜率關聯度是根據曲線的接近程度來計算關聯度。對于離散變量，如果各時段上曲線斜率相等或相差較小，那么兩序列之間的斜率關聯度就大；如果各時段上曲線斜率相差較大，那么兩序列間的斜率關聯度就小。通過對四川省1997～2010年各指標（見下表）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然后通過公式計算各因素關聯系數序列。為了反映兩序列間的關聯程度，需要進一步計算灰色斜率關聯度，即是求各年份關聯系數的平均值。

人口消費與碳排放

1997年，四川省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5533.48元，到2010年時，四川省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達到每年16001元，年均增長達到747.7元。根據前文測算得出，四川省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與二氧化碳排放量灰色斜率關聯度最大，為0.9445，經統計分析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9703，相關性高，說明居民的消費觀念與消費行為依然是影響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人們的消費水平會不斷提高，消費類型也會發生改變。

居民消費對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影響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通過增加對能源的直接消費來增大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汽車消費的日益普及，暖氣和電器設備的廣泛使用會帶來能源消費的大量增加；另一種方式是通過對能源的間接消費導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如住房消費、家居裝飾、服裝購買支出的增加會加大這些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對能源的消耗。

人口城鎮化率與碳排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水平從最初的20%左右提高到2010年的49.68%。與全國一樣，四川省城鎮化水平也從最初的14.27%提高到2010年的40.18%。根據計算，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城鎮化水平的灰色斜率關聯度為0.9153，呈顯著正相關，隨著四川省城市化的發展，二氧化碳排放量將繼續增加。首先，伴隨著人口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改變，這使得居民對生活性能源消耗的直接與間接需求增長。在目前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條件下，城鎮化水平加快將會大大促進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其次，伴隨城鎮的建設與快速發展，城鎮建筑物建設必然加大對能源的消耗，特別是對水泥、鋼鐵等原材料需求的增加，這無疑會增加在生產原材料過程對能源的消耗。

家庭規模與碳排放

人口的消費常常以家庭消費的方式展開。家庭規模對于人口的消費具有重要影響。對中國1988～1990年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戶抽樣統計年報數據的研究顯示，家庭規模越小，人均消費傾向越大。1997年到2010年短短的14年中，四川省家庭規模縮小了18.31%，這勢必會帶來人均消費的增加。根據計算，四川省家庭規模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灰色斜率關聯度為-0.8929，呈顯著負相關，說明家庭規模對二氧化碳排放有顯著的影響作用。隨著家庭規模的日益縮小，人均居住面積會不斷增大。四川省2007年與2000年相比，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就增加了近2倍。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人均對水、電、氣等資源的消費會增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無疑會增多。

人口老齡化率與碳排放

1997年，四川省老齡化率（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0.20%，到2010年時，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了16.30%，表明四川省老齡化的壓力和挑戰越來越大，老齡人口比重的日益上升也將產生更多的老齡人口消費問題。根據計算，四川省老齡化率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灰色斜率關聯度為0.8435，呈顯著正相關，說明四川人口老齡化問題正影響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老齡人口是一個特殊的人口群體，他們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與勞動年齡人群和少兒人群有著較大的差異。當人口老齡化程度不太嚴重時，人們在進入老年人的行業后，會減少在交通、飲食和服裝方面的支出，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碳的排放，但當高齡老人不斷增多，人口老化日趨嚴重時，大量高齡老人會增加對取暖和醫療服務的需求，同時，更多的人會加入老齡服務業，這會間接增加對能源的消費和對碳的排放。目前，四川正處于日趨嚴重的老齡化階段，人口的進一步老齡化無疑會加劇碳的排放。

人口總量與碳排放

從計算結果看，人口總量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灰色斜率關聯度為0.7064，低于其它因素的灰色斜率關聯度，這說明，人口總量變化對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定的影響，但其影響不如其它因素產生的影響明顯。事實上，由于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人口出生率在不斷下降，人口雖然在增加，但增長的速度已大大下降。不僅如此，自2005年后，四川常住人口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呈現下降的趨勢，這與大量農村人口外出務工不無關系。四川常住人口的下降標志著四川人口總量對碳排放的影響將逐漸減小。

第3篇：二氧化碳排放現狀范文

根據配第—克拉克定律，隨著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第三產業占比也會逐漸提高。因而，服務貿易占GDP比重也隨之增加。表1顯示了不同收入水平國家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高收入國家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比明顯高于其他收入水平國家，且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與高收入國家服務業相對發達、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較高有關。其他收入水平國家的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GDP比重均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且中低收入水平國家的占比高于中等收入國家占比，而中等收入國家占比又高于中高收入國家占比。這說明，除高收入國家外，服務貿易進出口占比并未呈現出隨著收入水平的減少而降低的現象。圖2顯示了世界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噸數）。從圖中可知，高收入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噸數約為12噸，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及其他不同收入水平國家。值得注意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與收入水平之間表現出較強的規律性，即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隨之升高。從趨勢上看，中高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和中低收入水平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逐年遞增的態勢，特別是在2002年以后，表現得更為明顯。從表1和圖2的結果可知，高收入國家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比相對較高，但是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相應較高。中高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和中低收入水平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其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比沒有表現出與高收入水平國家類似的規律。本文接下來提出預期假設，然后利用實證檢驗服務貿易進出口額與二氧化碳排放之間的關系。

二、模型構建和實證檢驗

（一）計量模型設定本文的計量模型首先將碳排放作為因變量，服務貿易開放度（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GDP比重）作為自變量。為檢驗二者的非線性關系，加入服務貿易開放度的平方項作為自變量。其中，poll為環境污染，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噸數）代替，X為影響碳排放的其他控制變量，為誤差項。根據已有研究，影響一國環境的因素包括經濟規模、技術進步、產業結構等。因此，添加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fdi）、技術水平（tech）、工業規模（scale）、收入水平（lngdp）作為控制變量。為減小異方差，對人均GDP取自然對數，其余指標為百分比，不做對數處理。因此，模型（1）擴展如下。

二）數據和變量解釋本文的計量分析數據使用的是1995~2009年50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其中包括高收入國家20個，中等收入國家30個，樣本總容量為750。選擇1995~2009年這個區間是因為1995年《服務貿易總協定》正式生效，服務貿易開始進入大發展時期。碳排放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碳氧化物，本文選擇二氧化碳作為因變量（人均公噸），基于兩方面考慮：一是二氧化碳是最常見和最主要的溫室氣體，具有代表性；二是根據數據可獲得性原則。服務貿易開放度（open）用各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占GDP比重代替。一般而言，一國服務貿易開放度指數越高，其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中的占比會越高，從而對環境的影響會越小。但是，服務貿易中的運輸服務所需的交通工具以及旅游服務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均會產生二氧化碳等氣體，對環境構成影響。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國內外學者如郭沛等（2013）、Acharyya(2009)、Hajkova和Nicoletti(2006)、Grosse和Trevino(2005)等研究發現，FDI對環境具有影響，且以間接影響為主。如一國或地區所吸引的外資投向化工等易產生污染的行業，對環境造成影響；再比如，一國或地區吸引外資投向清潔行業，由于該行業的發展，帶動下游原材料或中間產品的發展，但其原材料或中間產品卻易對環境造成污染。因此，本文將FDI占GDP比重納入模型。技術水平tech用GDP單位能源消耗代替，指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的能源消耗所產生的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一般而言，技術水平的提高能夠有效地減少環境污染（曾波等，2006；李從欣，2009；李國璋等，2010）。收入水平用人均GDP代替，是國內生產總值除以年中人口數。現有研究結果趨于一致，即收入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改善環境（陳紅蕾等，2007），但是在不同收入水平國家其作用并不一致（黃順武，2010）。經濟規模scale用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代替），因為此處考慮的是經濟規模對環境的影響，因而工業增加值能很好地滿足模型的要求。此處的工業與《國際標準行業分類》（ISIC）第10~45項相對應，增加值為所有產出相加再減去中間投入得出的部門的凈產出。這種計算方法未扣除裝配式資產的折舊或自然資源的損耗和退化，增加值來源是根據ISIC修訂本第3版確定的。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網站（）和世界貿易組織統計數據庫（），數據的統計描述如表2。

（三）實證檢驗首先利用stata軟件對二氧化碳排放量（CO2）與服務貿易開放度（trade）、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fdi）、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scale）、收入水平（gdp）、GDP單位能源消耗水平（tech）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線性擬合。發現二氧化碳排放量與trade、scale、gdp呈顯著的正向線性關系，而與fdi的線性斜率則較小，與scale則呈負向的線性關系。由此形成如下預期：第一，服務貿易開放度與二氧化碳排放量呈正向線性關系。當加入服務貿易開放度的二次項時，預期呈倒U形，即服務貿易開放度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關系。第二，GDP單位能源消耗水平、收入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對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正向影響，即tech、gdp、fdi的增加會引起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第三，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對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負向影響，即scale的增加會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接下來，本文分別從全樣本、依收入水平分組的樣本對各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以檢驗是否與預期一致。1.全樣本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本部分利用軟件stata11.0對服務貿易開放度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依據前面設定的模型（2），對1995~2009年的跨國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我們在服務貿易開放度和服務貿易開放度平方項的基礎上逐步加入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在計量方法上，經Hausman檢驗，拒絕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因而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同時，我們還依次檢驗了模型的異方差、序列相關性和截面相關性，發現方程（1）~（5）均存在異方差、序列相關和截面相關。為消除上述影響，最終統一使用D-K①校正的固定效應模型對方程進行估計（易行健等，2013）。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盡管不斷加入控制變量，但服務貿易開放度系數一直為正，并且在10%水平下均顯著，表明服務貿易開放度的提高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為正。這一結果與劉華軍和閆慶悅（2011）利用我國1995~2007年省級面板數據對貿易開放與二氧化碳排放的協整檢驗結果一致。可見，服務貿易并非傳統觀念中所認為的“清潔行業”，它與貨物貿易一樣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服務貿易開放度平方項的系數在5個方程中均為負數，且都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服務貿易開放度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是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即在服務貿易開放度較低時，隨著服務貿易開放度的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會隨之上升；當達到一定臨界點時，服務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會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技術水平的系數為負，均在1%水平下顯著，這與我們線性擬合結果預期相左，但是與現實更趨一致，因為一國技術水平的提高會有效地降低碳排放。收入水平和經濟規模的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前者與我們的線性擬合預期一致，而經濟規模與預期相反。事實上，本文選取的衡量經濟規模的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因而占比越高，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隨之增加，這是符合現實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系數為正，但是不顯著。2.依收入水平分組的實證檢驗本部分在計量方法上首先直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①進行實證檢驗，分高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3組。此外，為檢驗模型的穩健性，本文在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的基礎上，還加入了OLS回歸。由表4可知，高收入國家服務貿易開放度對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正向影響，但是不顯著，而服務貿易開放度的平方項卻與其呈顯著的負相關。可見，高收入國家的服務貿易與碳排放是非線性關系，且服務貿易能顯著地改善這些國家的碳排放。原因可能是高收入國家一般而言都是服務貿易進出口的大國，而且一般處于服務貿易的上游，即提供資本、技術密集型的服務，而傳統服務貿易占比較低。對中高收入國家而言，服務貿易開放度與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顯著的倒U型關系，即隨著中高收入國家服務貿易開放度的提高，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呈先增后減的趨勢。對中低收入國家而言，服務貿易開放度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不顯著，但是經濟規模、收入水平和技術水平均在1%水平下顯著影響。這一結果與我們的預期是一致的，因為中低收入國家一般還處于工業化時期，與高收入國家相比，無論是在服務貿易的規模還是技術水平上均存在較大差距，影響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主要是工業，因而服務貿易開放度對其影響尚不顯著。此外，從穩健性檢驗可知，OLS回歸的結果與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的結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回歸結果是穩健的，偏差較小。

三、結論

第4篇：二氧化碳排放現狀范文

關鍵詞：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強度 產業結構 節能減排

一、緒論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暖引起的“氣候危機”成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話題，與此同時，

我國經濟“高消耗、高排放、低產出”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能源效率低、環境污染嚴重”的局面未有根本改善。這不僅給環境帶來了消極的影響，更是制約了國內經濟長期的發展，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內涵。《2010年中國低碳發展報告》提出2015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達100億噸，相當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第一大國，與此相關的能源消費也急劇增長，并顯現出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目前，二氧化碳的減排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環境技術問題，從根本上講，是經濟發展產生的問題，必須在“經濟——能源——環境”（3E）框架下研究和解決。

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模式是導致我國二氧化碳高排放的重要原因，本文將探索能源消費模式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以及節能減排的有效途徑，為實現節能減排的低碳經濟增加內在動力，并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構建兩型社會，實現低碳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均衡經濟增長提出積極的政策建議。

二、我國碳排放以及能源消耗現狀

（一）我國碳排放現狀

根據統計，1960年到2009年間，中國年均能源消耗的增長率為7.2%，溫室氣體CO2的排放量從1960年的1.72億公噸增長到了2009年的65.3億公噸，增長近40倍，有學者預測，2020年我國的CO2排放量將達到峰值約120億噸，在此之前，很難降低中國人均CO2排放量。在中長期內，中國CO2排放量有顯著增長的趨勢，甚至可能超過京都議定書中的規定量。這證明了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對全球“溫室效應”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二氧化碳排放量隨著經濟飛速發展而快速上升。

（二）我國能消費現狀

1、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消費結構

從經濟總量上看，1979—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約為9%，期間消費總量的增長速度約為5.4%。這說明經濟的迅猛發展產生了我國對能源消費的巨大需求。1980—2009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及構成如表1所示。不難看出，雖然水電、核電和風電所占比例逐年增加，但我國的能源消費結構仍然以煤炭和石油為主（基本保持在90%）。這不僅僅制約了我國能源效率的提高，而且高碳的能源消費模式導致了我國環境質量的不斷惡化。

2、能源消費效率

能源效率是指能源投入與產出之比，通常以能源強度（單位GDP耗能）來衡量。我國2000年單位GDP耗能為1.46噸標準煤/萬元，2009年為0.89噸標準煤/萬元，9年間下降幅度達到64%。然而，從國際水平來看，我國的能源強度仍有比較大的下降空間，中國的能源綜合利用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同時，與美國相比，2010年我國第三產業產值比重為42.6%，相當于美國的53.7%，第二產業產值比重為46.8%，相當于美國的2.5倍， 工業能耗占總能耗的比重高達66%。可以看出，我國能耗低的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較低，能耗高的第二產業所占比重高，直接導致了我國單位GDP能耗較高。

三、我國碳排放多因素分析的實證檢驗

本文采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建立多因素線性對數模型，探究能源結構效應和能源效率效應對碳排放量長期變動的邊際貢獻程度。

（一）碳排放模型

碳排放量的基本公式為：

C=（C/E）（E/Y）（Y/P）P （1）

C表示碳排放總量，E代表能源消費總量（萬t標準煤），Y代表國內生產總值（億元），P代表人口總數（億人）。將方程兩邊分別取自然對數可得到：

lnC=ln（C/E）+ln（E/Y）+

ln（Y/P）+lnP （2）

其中，ln（C/E）代表能源碳排放強度效應（單位能耗釋放的碳），每萬噸標準煤燃燒的碳釋放量為0.748噸，為等量石油的1.28倍，等量天然氣的1.69倍，這說明各種一次能源的相互替代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ln（E/Y）代表能源強度效應，反映出提高能源效率對節能減排的影響。ln（Y/P）代表經濟增長效應（人均GDP），說明經濟增長對碳排放變動的影響。 代表人口總量效應，即人口增長對碳排放量的影響。

將上式改寫為：

lnCt=β0+β1lnC1t+β2lnC2t+

β3lnC3t+β4lnC4t+ut （3）

Ct為第t期的碳排放量，C1t為t期的煤炭消費比重，C2t為t期能源強度，C3t為t期人均 GDP ，C4t為t期人口總量，β1、β2、β3、β4為待估計的參數，代表各因素對碳排放量的單位彈性。ut表示模型的隨機誤差項。

（二）數據說明

二氧化碳排放量：數據來自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包含石油燃燒、水泥生產、天然氣燃燒等所產生的CO2排放總量。

煤炭消費比重：由于各種能源單位消耗釋放的二氧化碳是固定的，因此，可以用煤炭在化石燃料類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代替能源碳排放強度效應。

能源強度：代表單位GDP耗能，測算式為能源消費總量除以國內生產總值（GDP）。

人均GDP：采用了人均GDP的對數形式測量經濟增長。

（三）多因素計量回歸

第5篇：二氧化碳排放現狀范文

[關鍵詞]低碳化；低碳經濟；山東省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一、研究背景

碳排放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已經成為當前人類面對的最大的挑戰和威脅之一，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短缺成為全球共識。2009年以來全球低碳化浪潮的 興起，為解決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提供了一條根本途徑，成為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信息化浪潮之后的第四次世界浪潮。“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經濟模式和生活方式已成為地球和人類自身的殺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成為人類的必然選擇。低碳經濟不但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更成為全球經濟新的支柱之一。

為順應全球低碳經濟發展趨勢，我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在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2010年兩會上，全國政協“一號提案”的內容就是低碳經濟發展。2010年中國低碳發展論壇上，國家發改委發言人表示，我國將在廣東、遼寧、湖北、陜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慶、深圳、廈門、杭州、南昌、貴陽、保定八市開展低碳城市試點工作。2012年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議通過，決定自2013年起將每年6月全國節能宣傳周的第三天設立為“全國低碳日”，低碳化發展已經成為推動中國未來發展不容小覷的力量。

二、魯蘇浙粵經濟發展現狀比較

山東省是我國東部沿海的重要省份，位于黃河下游，東臨渤海、黃海，與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相對，環抱渤海灣。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山東省成為沿黃河經濟帶與環渤海經濟區的交匯點、華北地區和華東地區的結合部，加之又是農業大省，在全國經濟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江蘇省地處中國大陸沿海中部和長江、淮河下游，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江蘇省的經濟、教育等各項指標都位于全國前列，有“東方硅谷”的美譽，是名副其實的強省。浙江省地處中國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東臨東海，南接福建，西與江西、安徽兩省相連，北與上海市和江蘇省接壤。浙江經濟規模在全國僅次于廣東、江蘇、山東，位列第四。廣東省是中國大陸南端沿海省份，人口已超1億高居全國第一位。廣東省商業蓬勃發展，是中國經濟最發達，人口最多，文化最開放的省份，經濟總量居中國各地之首。

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而產業結構也能反映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均衡狀況。以2010年數據為研究對象，從表1中可以發現，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四省都屬于GDP大省，而且四省2010年的人均GDP也均超出全國2.22萬元/人的平均水平。同時，從GDP構成來看，四省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均最高，都超過了50%，而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最小，浙江省僅為4.91%，這說明四省的經濟尚處于由第二產業為主導向第三產業發展的過渡階段。此外，四省中山東省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最高，說明與其他三省相比，山東省更應該對產業結構作出進一步的優化調整。

三、魯蘇浙粵低碳化水平比較分析

（一）計算方法和數據來源

本文關于碳排放量的計算方法主要參考《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第二卷的詳細介紹。由于能源部分的碳排放主要來源于含碳化石燃料的燃燒，因此碳排放量可以根據燃料的數量和不同燃料的排放因子來確定。對于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燃燒條件相對來說不重要，因此，排放因子主要取決于燃料的含碳量。基于上述分析，能源消費的碳排放量的計算公式為：

能源消費碳排放=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主要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的統計年鑒。選擇化石燃料時依據IPCC清單中的能源缺省碳含量系數對能源進行了分類，分別核算了“能源平衡表”中原煤、洗精煤等13種一次能源以及電力、熱力兩種二次能源的碳排放。核算方法采用了基于終端能源消費量的計算方法。

（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比較

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一個地區發展低碳經濟的基礎數據和關鍵指標，如圖1所示，2000―2010年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四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現增長趨勢，這種現象的產生歸因于經濟快速膨脹式發展和生活消費水平提高，帶來了能源消耗的不斷增加。同時，在四省中以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趨勢最為明顯，這與山東省“二、三、一”的重型化產業結構特征有關，因此調整產業結構是山東省促進低碳化發展的有效途徑。

（萬噸）

圖1 2000―2010年魯蘇浙粵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三）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和碳生產率比較

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是指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于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變化能夠反映出一個地區能源利用的程度以及經濟效益的變化。本文計算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時所用的GDP值都是利用消費價格指數進行修正后的實際GDP值，避免了經濟發展中價格不斷變化的影響。從圖2可以看出，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四省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總體趨勢類似，2005年之后都呈現出降低的趨勢，這是由于各省產業結構的調整帶動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強度，提高了二氧化碳的生產率。

圖2 魯蘇浙粵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和碳生產率

碳生產率是一段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與同期碳排放量的比值，反映單位碳排放產生的經濟效益。由于碳生產包含了“低碳”和“經濟發展”兩大目標，所以它成為衡量低碳化發展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其年增長率常被用于度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或取得的成效。從圖2中可以發現，2005年后，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的碳生產率都有所提高，這反映出四省生產力水平的提高。2004年之后，廣東省的二氧化碳生產率超過了江蘇和浙江兩省，成為碳生產率最高的省份，這表明廣東省在低碳化發展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并取得了顯而易見的成績。

（四）產業結構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較

通過產業結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夠比較直觀地觀察影響一個地區產業發展的因素，同時反映該地區產業的低碳化發展水平。根據能源平衡表中終端能源消費產業部門劃分，可以將二氧化碳產業排放涉及的部分劃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和生活消費。從圖3可以看出，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四省在產業結構碳排放上有許多共同點：首先，第二產業碳排放量最多，并且遠遠高于一、三產業以及生活消費；其次，第二產業碳排放變化最明顯，一、三產業和生活消費碳排放波動曲線比較平穩；第三，第一產業碳排放量最低。這些共同點反映的不僅僅是四省的產業結構狀況，也間接地折射出我國在產業結構碳排放上的整體趨勢。

綜合四省的產業結構二氧化碳排放情況，可得出結論：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四省雖然在產業結構方面做出了有效調整，并逐步從工業等高能耗行業向以信息技術等科技含量較高行業為主的現代服務業轉變，但是經濟發展的“高碳化”特征仍然十分明顯，產業結構轉型任重道遠。

圖3 2010年魯蘇浙粵產業結構碳排放量分布

四、結論

通過對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四個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碳排放強度、碳生產率以及產業結構碳排放進行比較，得出以下結論：

1.控制碳排放要從源頭抓起，要盡可能減少高碳排放因子能源的消耗，同時提高能源消耗的效率，避免不必要的消耗。

2.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00―2010年間，四省產業結構的小幅調整對低碳化發展來說成效甚微，要認識到產業結構調整緊迫性，淘汰落后產能，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升第三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重。

3.雖然本文從多個方面比較分析了四省的二氧化碳排放狀況，但這些因素還不能全面具體地衡量四省低碳化發展水平。社會發展的狀況、分行業產業結構碳排放等因素對于一個地區低碳化水平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今后的研究中還需不斷深入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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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二氧化碳排放現狀范文

新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三第六章涉及關于生物多樣性的內容，這部分內容的教學難點在于：概念過于抽象，書本表述過于簡單，使一線教師在教學中很難將其與社會、科技的發展聯系起來，學生也只能死記硬背，學習效果較差。實際上，在高中進行生物多樣性概念學習時，完全可以引用書上的內容引申開去，啟發學生進行發散性思維，考慮學生已經具備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教師可設計相關問題，引導學生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中邏輯的正確性，進行深入思考。

以下介紹一種通過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引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進行深入思考的教學過程：

一、生物多樣性的分布格局

在介紹清楚生物多樣性概念的基礎上，強調生物多樣性受到氣候因素的影響，產生了生物多樣性在全球分布模式的不同。從赤道到兩極，生物多樣性隨溫度的降低呈現遞減趨勢。沿海拔高度的上升，氣溫下降，生物多樣性亦呈下降趨勢。沿海水深度，光線減弱，溫度降低，生物多樣性同樣下降。由此可見，在水分充足的情況下，生物多樣性應該與溫度正相關。

媒體關于氣候變暖對生物多樣性影響的報道，主流媒體認為，人為地大量排放CO2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由此得出物種將在全球氣溫上升的大背景下加速滅絕，生物多樣性將呈迅速下降趨勢。

矛盾產生了：生物多樣性在全球的分布模式是與溫度正相關，為何全球氣候變暖反而導致生物多樣性下降？

二、分析以上結論的邏輯關系

人類工業活動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持續增加二氧化碳不阻擋太陽輻射中的可見光，吸收紅外線，地面熱輻射無法逃逸外太空，大氣溫度逐年增加冰川融化，不能再反射太陽光兩極地區的陸地和海洋底部永久凍土層融化，大量比二氧化碳級別更高的溫室氣體甲烷被釋放出來地球加速升溫，一發不可收拾過度炎熱的氣候摧毀岌岌可危的生物圈生物多樣性下降，人類生存受到威脅。

三、請學生分析上述邏輯鏈條的漏洞

引導學生思考以下問題：（1）目前的地球大氣溫度在地質史上處于什么狀態？（2）全球氣候是否在持續變暖？（3）氣候變暖是二氧化碳引起的嗎？（4）生物多樣性與氣候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

在這個環節，教師需要對有關上述問題的各種不同觀點加以了解。

距人類最近的第四紀大冰期于200萬年前開始，截至目前，第四紀大冰期中至少有6個冰期，依次上溯分別為：玉木、里斯、民德、貢茲、多瑙、比貝等。目前，人類還遠遠沒有走出第四紀大冰期，甚至極有可能尚未走出玉木冰期，目前不過處于玉木冰期所屬的最近一次亞冰期和下一次亞冰期之間的一個氣候相對溫暖的短暫亞冰期內。

氣候變暖的權威數據來自“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年，其第一工作組的第四次評估報告稱：由于自1750年以來的人類活動影響，全球大氣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濃度已明顯增加，目前已經遠遠超出了根據冰芯記錄得到的工業化前幾千年中的濃度值。全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主要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土地利用變化，而甲烷和氧化亞氮濃度的變化則主要是由于農業。氣候的變暖是毫不含糊的，目前從全球平均氣溫和海溫升高、大范圍雪和冰融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的觀測中得到的證據支持了這一觀點。在大陸、區域和洋盆尺度上，已觀測到氣候的多種長期變化，包括北極的溫度和冰、大范圍的降水量、海水鹽度、風場以及包括干旱、強降水、熱浪和熱帶氣旋強度在內的極端天氣方面的變化。但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召開之前的“氣候門”事件（涉嫌操縱氣候數據）影響了該報告的可信度。

大氣二氧化碳與氣溫變化的因果關系學術界并未形成定論。究竟是人類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導致氣溫升高，還是太陽輻射增強導致氣溫上升，從而加大了海洋、凍土層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就此問題學術界一直在爭論。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日前公報說，該校研究人員通過分析歷史觀測數據發現，自1850年以來，留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占其總排放量的比例長期穩定，幾乎沒有什么變化。但從那時到現在，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已從每年約20億噸增長至約350億噸，這意味著地球吸收了越來越多的二氧化碳。另一種觀點認為，氣候變暖的主導因素是太陽輻射的增強和氣候自身活動性的影響。

生物多樣性與氣候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目前主流觀點是生物多樣性受到溫度上升的影響會加快喪失速度。主要的原因有：生態環境的退化與喪失；物種向更高緯度和海拔遷移；生物物候期的變化，這種變化正造成生態紊亂；動物繁殖受影響；病蟲害增強。但反對的聲音也存在，即生物多樣性在氣候轉暖時可能有所增加。證據主要有地質史上的泥盆紀、侏羅紀、新生代等溫暖期都伴隨著生物多樣性的極大豐富；另外，最新研究表明全球變暖對熱帶雨林的生物多樣性沒有影響，二氧化碳濃度的升高以及氣候變暖有利于那些生長迅速的樹木，升高的二氧化碳濃度是否扮演了一個肥料的角色而提高綠色植物的光合效率，尚是一個未解之謎；較高的溫度可能加速產生新物種的進化速度。

四、師生辯證分析、總結

通過對以上問題的思考，學生應該對生物多樣性與氣候的關系得出自己的結論，形成自己的認識。在生物教學中處理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的相互關系時應持的態度：重視現狀，“不能無憂，不必過慮”，而不必過慮的前提是不能無憂。特別是在很多現象尚未得到合理解釋，人類對自然所知甚少的情況下，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節約資源，保持環境，保護珍稀瀕危動植物資源，保護森林、草地、濕地等自然生態系統等做法，仍為明智之舉。為了人類的未來，采取謹慎的態度總是有益無害的。

同時應告知學生，目前人類對自然界，尤其是生態系統中基本問題的認識還非常淺薄，在很多問題未得出明確結論的情況下，面對海量的媒體報道，要學會篩選合理的信息，對任何問題都要關注其正反兩方面的觀點，從而避免陷入認識誤區。

參考文獻：

[1]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辦公室，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全球氣候變化：人類面臨的挑戰.商務印書館，2004.

第7篇：二氧化碳排放現狀范文

關鍵詞：碳稅；經濟低碳化；政策選擇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我國的碳稅途徑研究和經濟低碳化下的碳稅政策選擇——基于國際碳稅征收經驗

收錄日期：2013年1月31日

一、引言

隨著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國際上普遍開始注意環境對經濟的反作用力并著力采取環境政策來改善環境狀況。環境經濟學家認為，既然市場機制是分配社會資源的最有效途徑，那么只有將環境政策與市場機制相結合，把污染環境的成本加以經濟的約束，那么才能形成有效的環境資源配置，促進節能減排。基于這種經濟思想，環境稅作為一種經濟手段，被國際普遍接納并用于各種環境污染下的環境保護。

環境稅的概念最早出現于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強調存在環境負外部效應下政府采取的征稅環保措施。目前，學術界對環境稅并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概念，但從其根本目的廣義地來看，只要具有環境保護、消除不利環境因素的稅收或補貼政策，都屬于環境稅范疇。隨著不同時期的環境問題和保護治理目的的不同，環境稅的主要表現形式也呈現不同。從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全球氣候變暖為特征的“溫室效應”成為新一輪的環境挑戰，因而針對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碳稅成為新時期最主要的環境稅之一。

二、國際上的碳稅征收經驗

從1990年開始，以丹麥、芬蘭、荷蘭、瑞典和挪威等為代表的一些北歐國家陸續開征碳稅，并在此領域取得一定經驗，從而為其他國家考慮征收碳稅提供了操作上的借鑒。

（一）丹麥。早在20世紀七十年代，丹麥就開始了針對家庭和非增值稅納稅企業的能源消費稅征收。為了將200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刺激能源節約和替代消費，丹麥于1992年將其碳稅的征收范圍擴大到除了石油、天然氣等以外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中去。后又經過對碳稅收入的合理利用，不僅逐步提高了碳稅稅率，還促使更多的家庭和企業加入到自愿減排的計劃中來。

（二）芬蘭。1990年芬蘭為了在九十年代末實現碳排放0增長而正式引入二氧化碳稅收，并以含碳量為稅基對礦物燃料征稅。在之后的實踐中，芬蘭逐步調整稅率和征稅范圍，根據二氧化碳排放不同對不同燃料分項分稅率征收，實現了一定碳稅減排的目標。

（三）荷蘭。荷蘭在20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實施環境稅，但真正開征碳稅始于1992年。其二氧化碳稅的征收范圍包括任何使用能源的行業，包括家庭和小型能源的消費者，但一些大型天然氣消費者在征收碳稅的基礎上可豁免一定能源稅。通過稅收調整和自愿減排協議，芬蘭在能源替代使用上取得一定成效。

（四）瑞典。瑞典的二氧化碳稅是作為能源稅的部分補充和替代于1991年引入的。為了維持其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瑞典決定對私人家庭和各產業消費的含碳燃料征收一定碳稅，但出于企業競爭和技術革新的考慮，對部分工業企業實行部分的稅收減免或全部豁免。鑒于國際經濟競爭的壓力，隨后瑞典又適當地對工業碳稅稅率實行一定下調，對私人家庭稅率實行上調，對工業部門減免力度也進一步加大。

（五）挪威。挪威維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計劃也是始于1991年，但最初的征收范圍僅限于汽油、天然氣和礦物油，直到1992年才又擴展到煤炭類燃料。挪威的碳稅征收更為細致，不僅在含碳燃料類別上有較多種征收稅率，在不同行業或同一行業的不同企業也都有不同的征收標準。

除了上述國家，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等也在國內能源消費的基礎上相繼開征碳稅，不僅在二氧化碳減排上取得一定成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進了企業環保技術革新和新能源替代使用。Nakata和Lamont（2001）基于偏均衡模型對存在碳稅情況下的日本能源體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碳稅除了有降低碳排放作用外還使得日本能源利用結構由煤炭向天然氣轉移。Wissema和Dellinke（2007）也對碳稅在愛爾蘭二氧化碳減排中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經CGE模型量化的指標數據表明，與同一價格的單一能源稅相比，碳稅導致碳排放更大程度地降低。此外，美國和部分歐盟國家甚至考慮是否要對來自沒有強制減排國家的進口品實施碳關稅壓力。在這種情形下，國際二氧化碳減排趨勢下的碳稅改革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

三、我國的碳稅途徑研究

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的國際承諾使我國在二氧化碳減排上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和壓力，因此碳稅改革也是我國環境政策實施的重點研究方向。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關注到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并在治理環境污染（尤其是二氧化碳減排）方面堅持不懈地努力著。實踐中，除了采取社會公益宣傳和自主激勵措施外，我國還從行政命令的角度制定了有關碳排放約束措施。2009年正式出臺的燃油稅既是我國積極致力于二氧化碳減排的一方表現，也是我國碳稅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過渡。

基于國際經驗，學術界對我國碳稅改革也有較多的研究和探索。賀菊煌等（2002）對碳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探究，通過CGE模型對我國1997年投入產出表分析，他們認為碳稅的征收將對我國GDP沒有較大影響，只是會造成煤炭等燃料價格上漲，能耗下降，進而促使產業結構有所調整，勞動力也由高能耗工業向低能耗工業及第三產業轉移。林柏強和何曉萍（2008）估計了我國油氣資源的耗減成本，并據此分析對油氣開采業征收資源稅產生的經濟效應。研究表明，20%以下的資源稅征收在宏觀層面上對我國經濟影響不大。王金南等（2009）也研究了碳稅的二氧化碳減排效果，研究得出低稅率的碳稅方案不僅能大大減緩二氧化碳碳排放增長，而且很小程度上影響我國經濟的結論。姚昕和劉希穎（2010）探究了我國最優碳稅征收路徑，結果表明，碳稅征收在節能減排、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和可再生能源開發使用等方面有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有效手段之一。

根據上述研究可知，碳稅的開征雖對我國經濟有一定影響，但影響并不大，且碳稅的環境效應卻是可觀的。所以，未來我國碳稅改革具有較大的可操作性。但是，國際經驗和我國實證研究均表明，碳稅的實施必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征收對象到稅基稅率都必須符合國家經濟實際發展情況和社會經濟特征，由窄到寬，由低到高，逐漸推進，而操之過急或準備不足只會適得其反。由于一國的碳稅體系不僅會直接影響產業、能源政策的調整，還會影響一國消費、財稅和金融體系，所以選擇正確的碳稅途徑顯得尤為重要。

四、我國經濟低碳化的碳稅政策選擇

碳稅是實現二氧化碳減排和發展低碳經濟的有效手段，因此確立我國合理碳稅途徑，實現經濟低碳化，政策實施是首要考慮的問題。在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可確定碳稅的開征主要涉及家庭、產業、能源、國家財稅和經濟等幾個方面因素，從這幾個主體出發，可總結出我國開征碳稅、實現低碳經濟的宏觀政策選擇。

（一）家庭碳稅政策。家庭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碳稅征收范圍之一，因此合理實施家庭稅收政策是碳稅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家庭燃氣等消費雖是維持家庭正常生活的必要消費，但征收一定合理碳稅不僅能夠引導家庭節能減排，也能起到引導家庭低碳消費的理念。因此，制定家庭碳稅政策主要以引導為目的，從而在社會范圍內倡導低碳消費風尚，進而引導企業的低碳化生產。

（二）產業碳稅政策。工業產業是我國碳稅征收的重點對象。目前，我國的工業多以高消耗、高污染為主，因此針對我國工業產業制定合理碳稅是實現我國碳減排目標的最直接手段。產業碳稅政策應以征收為主、獎勵為輔，不同產業區別對待，實現“誰排碳，誰交稅，多排碳，多交稅”的政策體系；同時，針對重點產業實施稅收減免用于低碳排能源替代使用研究。除此之外，通過碳稅的征收可提高高碳排產業的進入門檻，優化產業結構，增強二氧化碳減排的市場調控機制。

（三）能源碳稅政策。針對能源的碳稅政策是以能源消費品種確定碳稅稅基和稅率的政策，對高碳排的能源消費實行高稅率，低碳排的能源消費實行低稅率。這樣不僅能夠從能源替代使用的角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使我國經濟的碳因素減少，而且能積極促進我國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

第8篇：二氧化碳排放現狀范文

從享用貝類海鮮話說“海洋碳匯”

“如果你酷愛食用貝類海鮮，那么在享受美食的同時，你可能正在為低碳事業做出貢獻。”2011年在滬舉行的“低碳之道”環保沙龍上，有專家告訴公眾：在海洋生物大家族中，貝類、藻類看來不起眼，其實它們是擁有強大“捕碳、固碳”能力的“高手”。

覆蓋地球表面71%面積的海洋，是大量吸收人類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減緩氣候變暖的頭等“功臣”。人類燃燒礦物燃料向大氣每年排放百億噸的碳，其中約三分之一被海洋吸收，陸地生態系統僅吸收約五分之一。海洋中浮游生物、海藻、貝類、海草、鹽沼植物和紅樹林等生物碳捕獲、碳匯集的數量超過陸地生物。有數據顯示，地球上生物約55%的碳捕獲是由海洋生物完成的。單位面積海域中生物固碳量是森林的10倍，是草原的290倍。

人工大規模養殖貝類、藻類，明顯有利于淺海區域的碳捕獲。尤其是貝類，其吸收的碳有相當一部分被固化在貝殼里，很長時間內不會重新回到大氣中。收獲一批貝類后，還可以繼續養殖新一批貝類，繼續“吸碳”，從而減少大氣中的碳總量。1999年到2008年間，通過收獲養殖貝類，我國每年從近海移出的碳量為70萬到99萬噸，其中67萬噸碳以貝殼的形式長期封存。 據此，有專家認為海洋能夠成為一個巨大的固碳容器，通過發展水產養殖和漁業生產促進海洋生物吸收海水中的二氧化碳，發展“碳匯漁業”。

“藍碳”美景面臨碳排放帶來的雙重困境

“海洋碳匯”，其實就是國際科學界所稱的“藍色碳匯”或“藍碳”——藍色大海中的碳捕獲和碳儲存。然而，人們向往的“藍碳”美景近年來遭遇碳排放過度帶來海洋生態退化的雙重困境。

第一重困境是海洋酸化日趨嚴重，海洋生物深受威脅。

最近，國際海洋現狀計劃和國際自然保護聯合會的報告令人震驚：由人類燃燒礦物燃料每年釋放的二氧化碳約達300億噸，這至少是大約5500萬年前地球上一次大規模物種滅絕之前的碳排放速度的10倍。海洋作為天然的二氧化碳儲存庫，其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吸收的二氧化碳與海水反應后會形成碳酸，使本來偏堿性的海水不斷酸化。科學家測算，至2012年海水的酸度已經比工業化初期的1800年提高了30%，并且現在仍以每小時約100萬噸的速度吸收著。如果過量碳排放趨勢延續下去，預計到本世紀末海水酸度將比1800年高150%。該報告警示，目前海洋酸化程度至少是3億年以來絕無僅有的。海洋酸化使海水中碳酸鈣含量不斷降低，而碳酸鈣則是貝類、甲殼類海洋生物吸收用以生長外殼、珊瑚制造骨骼的原料。日益酸化的海水使以鈣元素為主的貝殼面臨著巨大威脅。五年多前，英國南極考察隊就發現南冰洋部分海域中貝類生物出現貝殼溶解現象。珊瑚在酸化海水中不但難以生長，而且易遭溶解。目前世界20%的珊瑚礁已被嚴重破壞。海水酸化已干擾了海洋甲殼類磷蝦卵孵化的能力。

近期國外海洋生物學家測試高濃度二氧化碳海水中珊瑚礁魚類行為，發現它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出現嚴重混亂，聽覺和嗅覺變差，躲避天敵的能力變弱。諸如小丑魚和少女魚的幼魚嗅覺下降，很難找到珊瑚礁或聞到天敵的氣味。聽覺變弱的魚極易成為天敵的口中美餐。科學家還發現在酸度高的海洋環境中，烏賊的孵化速度變慢。尚未完成孵化的小烏賊沒有任何防御能力，易被天敵吃掉。即使它們完成孵化后，體型比在正常海水中生活的烏賊小，易受捕食者傷害。

第二重困境是海水含氧量下降，“海域死區”猛增。

海洋作為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步伐的頭等“功臣”，還在于它吸收了90%以上因溫室氣體排放而困于地表的熱量。但這一功勞的代價卻是隨著海洋上層水溫升高，海水溶氧量降低。魚類在升溫的海洋中代謝率會加快，需求更多的氧。而升溫的海水中含氧減少，影響魚類生長。加拿大海洋研究團隊考察了世界各海域600多種魚類生長和分布狀況，發現不少魚類體型縮小與海水溫度上升存在密切關系。他們用計算機模型預測，如溫度持續上升，到2050年魚類體型將縮小14%～24%。英國科學家發現，由于水比空氣的含氧量低，在同等升溫狀況下，相比陸地動物，海洋動物更難獲得充足的氧氣。科學家比較了不同溫度條件下百余種陸地動物和海洋動物成年體，發現每升高1攝氏度，海洋動物體型縮小5%，而陸地動物體型僅縮小0.5%，兩者縮小比率相差10倍。

近年來，海藻成為人們心目中“海洋碳匯”的理想主角之一。不錯，海藻在生長過程中會通過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氣，將太陽能轉化為化學能，以碳水化合物和油脂形態儲存起來，成為可供開發的生物質能。如海藻纖維素可制成乙醇燃料，海藻油可以提煉成生物柴油。然而，凡事都有個限度。二氧化碳排放增量過度，海溫升高過快，促使海藻大量瘋狂生長和繁殖，爾后又不斷死亡，沉入海底并腐敗，成為海底泥潭中細菌豐富的食物來源。細菌在分解這些海藻時會大量消耗水中的氧氣。而海藻生長中產生的氧氣比細菌消耗的氧氣少得多。再因氣候變暖加劇暴雨洪澇災害，更多的農田肥料被沖刷入海中，促使浮游生物大量生長，進而引發海底細菌分解浮游生物腐敗物，大量消耗水中氧氣。海水含氧量減少使魚類等海洋生物無法生存，形成“海洋死區”。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海洋調查報告，最近十年全球海洋中這樣的“死區”面積翻了一番，死區數量超過400個。

“藍碳”之外，碳匯出路何在

“藍碳”困境逼促我們加快減碳、低碳的行動步伐。加緊改變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的“高碳”狀況是當務之急。目前我國使用礦物燃料占能源消費總量的90.9%，其中碳排放量最大的燃煤占68.5%（年耗煤36億噸，遠超過北美、歐洲和前蘇聯地區年耗煤總量的19.8億噸），而同等熱值比煤減排一半二氧化碳的天然氣僅占4.7%。非礦物能源只占9.1%，其中核電為0.8%，水力發電為7.1%，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清潔能源只有1.2%。我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比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40%～50%，非礦物能源上升到15%。然而，應看到非礦物能源中核電發展受核燃料供應、核安全等不確定因素制約，水電建設受干旱天氣、流域生態破壞和移民困難的制約，積極開發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清潔能源是大勢所趨。令人憂慮的是，我國到2020年礦物能源比重仍占85%，如此比重的碳基燃料所排放的巨量二氧化碳如何處置？

你也許會說，擴大植樹造林，發展“綠色碳匯”是解決“藍碳”困境的好出路。不錯，我國早已規劃到2020年完成造林4000萬公頃，而且鼓勵生產礦物能源的大企業捐資數億元營造“碳匯林”。然而，你別忽略除了海洋、森林兩大“碳庫”之外，還有第三大“碳庫”——濕地。全球濕地面積有514萬平方公里，雖然僅占地球表面的6%，卻生存著地球上20%的物種。我國有記載的濕地植物達2760余種。濕地吸收碳的能力超過森林，碳儲量約為770億噸，占陸地生物圈碳元素的35%。保護和恢復濕地就是低成本實現“綠色碳匯”的途徑。

“綠色碳匯”的更深意義在于讓碳匯植物成為開發綠色新能源的原料庫。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眾偉生化科技公司在外省不宜種糧食的鹽堿地、荒地種植纖維素含量高的麻類植物，既擴大了“綠色碳匯”，又可將麻類植物纖維素煉制成清潔的“生物汽油”——乙醇燃料。

無疑，火電廠和鋼鐵、水泥等制造業燃煤大量集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僅靠林地、濕地植物吸收是遠遠不夠的。目前國內外正開展“碳捕獲和儲存”工程建設，將收集的二氧化碳輸入采空的油氣田、廢棄的煤田地下封存。有趣的是，碳封存與油田二三次開采可以一舉兩得。當二氧化碳被200個大氣壓注入油田千米深處，原本黏稠厚重的石油迅速稀釋、膨脹，紛紛從巖石孔隙中溢出，變得更易開采。美國共有70多座油田注入二氧化碳驅油，年封存二氧化碳達3000萬噸，增產石油10%。我國先后有六七座油田嘗試了這一技術，二氧化碳一次性最大封存量達11萬噸。

碳匯出路不僅是碳捕集和和封存，更在于碳利用。藻類確實是生長最快、碳匯效率較高的植物，是煉制生物柴油和乙醇的理想原料之一。目前國外利用海藻捕碳、固碳的方法是，將工廠集中排出的二氧化碳廢氣與含養分的水混合，在透明的人造閉合水渠中，或在封閉的池塘等水體中養殖海藻。這比完全自然放養效率高，也避免了造成海水缺氧后果。

目前全球回收的二氧化碳約有40%用于生產化工產品，如作為能源的甲烷、甲醇，以及具有永久固碳性質的碳纖維、工程塑料、瀝青、建材等。回收二氧化碳還可用于制冷和碳酸飲料生產。

第9篇：二氧化碳排放現狀范文

關鍵詞：排污權 國際交易 科斯定理 清潔發展機制

排污權國際交易的理論依據和背景

（一）排污權交易的理論基礎

排污權交易制度是指根據污染控制目標發放排污許可證，并允許許可證在各污染源之間交易的制度。

排污權交易的思想來源于科斯定理，這已達成了共識。科斯定理認為，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無論初始產權如何界定，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和自愿協商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為零，就可以通過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和經濟組織的優化選擇來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而無須拋棄市場機制。企業或個人在追求利潤或利益最大化時，會持續向環境排污，而不顧是否超越環境的自凈能力，從而將生產成本轉化為社會成本，即企業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犧牲社會的環境容量或資源為代價的或其一部分生產成本轉由社會或其他主體承擔，結果便形成負外部性。而實行排污權交易是將外部性轉至企業內部的有效途徑。

比如，對于某企業來說，由于治污成本太高，進一步的投資和擴大生產得不償失，于是只好控制規模。但是與此同時，另外某個企業，可能由于引進先進治理技術，排污大大降低，于是“污染指標”部分閑置。對于前者來說，生產潛力遠遠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對于后者來說，尚存的“污染空間”也是一種浪費。而從社會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則是一種生產效率的損失。污染權市場的建立將使得這一難題迎刃而解。在這個市場上，排污權成為一種商品，可以進行自由交易。那些用不完排污權的企業，可以有償轉讓給那些排污權不夠用的企業，轉讓方因此喪失部分排污權，而受讓方則由此獲得更多的排污權。如果排污權的市場價格高于治污費用，排污企業則會因轉讓或出售排污權而積極治污。該制度的實質是運用市場機制對污染進行控制管理，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又實現了環境保護的目的。

（二）排污權國際交易的背景

污染權的市場交易于上世紀80年代出現在美國，隨后這個新興的市場迅速擴展，在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推行。污染權的交易也從某個行業和區域的市場，逐漸演變為跨行業、跨區域的大市場，甚至發展成國與國之間的全球化市場。而排污權的國際交易主要源于《京都議定書》的生效。

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為了扭轉全球變暖趨勢，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其中明確約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數量要比1990年減少5.2%。如果發達國家不履行承諾，將面臨嚴厲處罰。例如歐盟規定：如果企業溫室氣體排放超標，在2005年至2008年3年的過渡期里，每多排放1噸二氧化碳，企業將被處以48美元的罰款，2008年至2012年間，處罰的標準將加重到每噸120美元。發達國家既要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又要完成減排任務，解決辦法之一就是向國外尋求污染排放權。

《京都議定書》同時允許發達國家向沒有減排義務的發展中國家購買排放權——幫助后者每降低1噸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獲等量排放權，這種合作機制也被稱為清潔發展機制(Cleaner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CDM)。另外，發展中國家減排成本相對較低，如減排1噸二氧化碳，在發展中國家只需5-15美元，而在發達國家則需要10倍的成本（50美元)。所以發達國家為了完成減排任務，通常向發展中國家購買排污權。

排污權國際交易的現狀和特點

當前，排污權交易在國際上發展非常快，例如在《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前的2004年底，在聯合國注冊的溫室氣體減排項目僅有1件，而現在已超過了200件，且數量還在快速增長。據世界銀行估算，2008年至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作為新興的市場寵兒，全球每年的需求量達到7-13億噸，由此形成了一個年交易額高達140-650億美元的國際溫室氣體排放配額的貿易市場。從排污權交易發展的特點來看，其既存在于發達國家之間，更存在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

首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排污權交易是排放權市場的一大特點。因為絕大部分發達國家根本無法單獨完成《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減排任務。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排污權交易源于清潔發展機制，該機制鼓勵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幫助后者削減排放量，有關項目在獲得該發展中國家和聯合國有關部門的認證后，可以抵扣發達國家的排放量。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賣出的排放權，現在主要由一些國際碳基金和公司通過世界銀行等機構參與購買后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從中賺取差價。

這是一種國際合作的雙贏機制。一方面，發達國家的企業支付更少的成本，履行了減排“廢氣”的義務；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降低了污染，免費獲得了治污經驗，甚至還能從廢氣利用中獲益。而歸根結底，這種制度安排從總體上減少了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改善了全球的大氣環境，落實了《京都議定書》。

其次，兩個發達國家之間可以進行排污權額度的買賣。比如，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后，由于大量工廠停產，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但它分配到了比較多的排放份額，且不必在履約期間減少排放，所以它在簽署后就可以大量向西方國家出售排放權。另外，歐盟國家之間的排污權交易也屬于這類方式。最后，就是類似西歐與東歐的聯合履約模式。所有歐盟成員國可視為一個整體，實行內部調控，在總體上完成減排任務。

我國排污權國際交易現狀分析

我國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潛力很大，也是最有潛力的排污權提供方。目前，不少發達國家通過技術和資金來幫助我國“減排”，以換取二氧化碳排放權。我國政府于2006年10月起，正式施行《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辦法》，對有關溫室氣體排污權交易的規定進行了調整，以鼓勵進行更多此類交易。

2006年4月，日本JMD公司不僅無償提供資金和技術幫助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改造治污設備，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還花數億元巨資向巨化公司購買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這是迄今為止國際上最大一筆跨國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交易金額大約為每年3億元人民幣。據統計，目前我國每個月都有1000多個清潔減排項目達成合作，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簽定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最多、減排量最多的國家。